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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荟” 系列№ 30
2023年5月
目 录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宫京艳、刘向峰：
建设廉洁文化，强化派驻监督” 在基层的探索与实践 1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徐飞亚：
“五共携进”校企合作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6
中国外文局中国企业全球形象研究课题组：
2022年中国企业形象全球调查分析报告 14
广东理工学院何仕贤：
2023年广东省房地产行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9
应急管理部机关X委X建研究课题组：
持续推动对X忠诚教育走深走实的路径探析 24
西江日报首席记者陈洁：
从“产城融合”到“城产融合” 把握好“青年友好”这把钥匙 29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大庆分院课题组：
大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问题与对策 35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大庆分院课题组：
大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问题与对策 41
马福运、卢晓涵：
大中小学法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问题及对策 47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大中小学如何携手上好“大思政课” 52
陈家刚：
X领导人大工作的现状调研报告 59
湖北省宜昌市国资委佘荣波：
地方国有企业X委前置研究的探索与实践 66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孟庆超：
地方小微企业融资风险问题与应对思考 基于济南的实验调研 69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农业农村局王相杰、徐雪：
东部沿海乡村振兴探索实践 以盐城市大丰区为例 74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袁宇阳：
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78
运城市委政研室、绛县县委联合调研组：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益尝试 关于绛县南永青村的调研 96
湖南大学黄婷：法治保障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的湖南模式及其持续优化
路径 基于湖南省脱贫攻坚基础数据的调研分析 10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满意度研究课题组：高等教育发展现状
与问题的实证研究 基于2021年全国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分析 107
山东大学韩秀峰：
高等学校实践育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 120
东莞理工学院成洪波：
高校X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实践探索 127
南宁师范大学徐玲：高校基层学生X组织X员培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研究 以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思想为引领 132
西南大学程龙：
高校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以西南大学为例 138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胡艳玲：
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综合能力提升路径实践与探索 146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零春晴：
公立医院廉政档案管理问题及对策 152
中共共和县委组织部张岽、马麟：
共和县基层X建工作调研报告 157
西江日报首席记者陈洁：
构建现代化设施体系 支撑产业园高质量发展 161
何少锋、孙博：
关于个人养老金发展的若干思考 基于个人养老金融认知的调研分析 164
西藏民族大学财经学院张金玲：
广西南宁市万力社区老年人社会保障问题实践调查报告 172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临汾公司卫武：
国有企业公司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 179
鹤壁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任文杰：
鹤壁市探索推进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盘活利用实践 185
光明日报调研组：
绘就千里海景图 山东建设海洋强省的实践和启示 189
许建宇：
基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实践与探索 以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为例 196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龙滩水力发电厂孙婧： 集团化全员绩效考核评价探索及其在基层企业的实践 203
中共上海市委X校社区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X建工作研究 以饿了么平台为例 209
江西省纪委监委课题组：
坚定不移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 218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张加春：
煤炭行业“智改数转”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21
贵州镇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王婷：
农村商业银行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224
任少琦、王丽民：
企业数字档案室建设探索与实践 229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庞海萍：
浅谈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33
赵巧娟：
浅谈国有企业基层X建工作的问题及对策 236
兰竹、徐希：
浅析“双一流”背景下高校人才流动问题及对策 238
内蒙古地质测绘有限责任公司韩达古拉：
浅析土地利用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固阳县为例 243
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谢素军：
青年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探索 246
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洪慜：
全面深化上海工会改革：实践探索、问题挑战与路径思考 256
苏海新：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探索 以市Y镇P村为例 272
王怡溦：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融资问题及对策研究 280
刘锐、马源骏、李鑫：
商业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探索与实践 以中国银行保定分行为例 28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南省分行刘宏海、刘鹏：“双碳”目标的创新
路径探索 来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南省分行的调研与实践 289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刘晓刚：
双碳背景下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中的几个问题及对策建议 295
安徽省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管理局吕永生：
探究巢湖流域防汛的几点问题及对策 304
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慧玲：
探索人才振兴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之路 309
中共天津市河西区委X校课题组：
天津市河西区发展数字经济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314
周建华：团队融合聚力量微型改革促发展 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
贵州五县调研报告 320
刘芳、李宁：
推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实践探索及反思 325
农业银行武汉金融研修院课题组：
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杜堂村模式 334
苏齐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衔接机制探索 县大营镇赵楼村
脱贫实践为例 341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冼海茵：
乡村振兴背景下粤西地区乡村人才振兴调研报告 346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课题组：
小微企业一季度运行企稳回升 352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何钦锋：
新时代地市级大型公立医院清廉医院建设的实践探索与思考 355
中石化茂名分公司物资供应中心蔡兴俊：
新形势下强化“三基”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360
范祥：
新形势下三级公立医院 366
于涛：
新形势下银行的财务转型探索与实践 370
安徽省铜陵学院朱敏：
信息时代高校问 策理工作面临的 375
向冠宇、鲜文丽：
星级达标、晋位升级基层X支部标准化建设的探索实践 380
卢晓娜、景晓琳：
医院廉洁教育存在的问题 383
自治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以更实举措激发中小微企业发展活力 387
泽库县委书记王吉德、泽库县县长尼玛才仁：
泽库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调研报告 390
沈阳大学胡春丽：
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396
长沙理工大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刘飞：
制造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400
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杜彩英：
重大主题宣传报道项的实践与探索 404
建设廉洁文化，强化派驻监督” 在基层的探索与实践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宫京艳、刘向峰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ZZ基础，是我们X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做好新时代国有企业廉洁文化建设和派驻监督工作，对有效防控各类风险，预防和惩治腐败行为，防范国有资产流失，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X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要坚持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基础性工程抓紧抓实抓好，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实起来、强起来，为推进全面从严治X向纵深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指出，要健全X和国家监督体系，以X内监督为主导，不断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 各项监督协调贯通，形成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要充分发挥监督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推动监督落地，让群众参与到监督中来；要加强上级纪委监委对下级纪委监委的领导，指导丰富完善监督向基层延伸的有效途径。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X委派驻文昌油田群纪检组（以下简称“纪检组”）深刻把握纪检监察机关在X的自我革命中的职责任务，自觉在思想上ZZ上行动上与X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体推进“三不腐”，推动全面从严治X在基层走深走实；开展系列活动不断加强企业廉洁文化建设，做实派驻监督。经过近一年的实践探索，广大X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明显增强，廉洁价值理念进一步树立，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面对推进全面从严治X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有必要进一步转化思路、创新方法，进一步加强企业廉洁文化建设，做实做细派驻监督。
一、面临的问题
（一）“前哨探头”作用发挥仍有差距。纪检组在督促文昌13-1/2油田作业公司X委（以下简称“作业公司X委”）落实从严治X主体责任，领导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方面，压力传导不够。在对作业公司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X的二十大精神，在ZZ学习的效果方面监督手段单一，对作业公司X委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落实情况监督不够到位，仍存在群众反映解决问题不够及时的情况。
（二）对廉洁教育的认识不足。部分员工对廉洁教育的意义认识不足。部分基层员工对“小微权力”认识有局限，认为“腐败”离自己太遥远，参与廉洁教育的热情不高；忽视廉洁教育的内涵，导致参与廉洁教育积极性不高。
（三）对于青年员工难以做到有效监管。作业公司青年员工约占人数70%， 由于基层员工工作的特殊性，出海工作28天，陆地休息28天，居住地遍布全国各地，日常生活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难以做到有效监管。如何加强青年员工的教育管理监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厚植廉洁奉公文化基础，是公司仍需解决的问题。
（四）基层监督力量还需加强。纪检组人少事多、监督力量较薄弱、监督能力不够强。一方面，部分人员“身份”意识不强，主动担当作为意识与行动有脱节现象，对同级存在不敢监督思想；另一方面，部分人员对X纪政纪方面的最新规定、公司相关规定理解不透彻，不能清晰了解基层生产经营过程中易出现的廉政风险点，日常监督不到位。
二、主要做法
纪检组通过突出抓好“一纲两目”的落实，做实作业公司廉洁文化建设， 做细纪检组监督工作，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作用，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贡献力量。一纲，即以作业公司ZZ监督清单为纲， 抓住“关键少数”，督促X委和班子成员将主体责任落到实处；两目，即协助职责、监督责任，管住绝大多数。
督办项目主要有：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对X忠诚、践行X的宗旨情况的监督；对ZZ学习的自觉性以及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的力度进行监督；对落实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进行监督；对压紧压实“两个责任”的情况进行监督；对坚持“标本兼治”进行监督；对重大决策事项进行监督；对制度的完善以及落实情况、教育、管理员工情况、选人用人情况、民主集中制落实情况
进行监督；对作业公司生产、维修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对作业公司安全管理的情况进行监督；对作业公司X委所统筹的作业公司疫情防控的疫情防控情况进行监督；对X委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纪检组以ZZ监督清单为纲，定期督导作业公司X委落实“ZZ监督清单” 情况，抓住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督促X委和班子成员将从严治X主体责任落到实处，推动全面从严治X向纵深发展。通过抓住“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
（二）通过“两大安全周周讲，本质安全人人抓”，推进派驻监督向纵深发展。纪检组为持续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ZZ、生产两大类安全思想教育，强化警示案例学习，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和员工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提高预防和消除各种隐患的能力，不断提高应急处突的见识和胆识，形成“两大安全周周讲，本质安全人人抓”的良好氛围，促进管理提升，增强本质安全，完善作业公司安全生产周例会学习制度。
安全生产周例会每周召开一次，由作业公司X委书记（或授权人）主持； 第一议题由X委主要负责人领学；ZZ安全类领学由纪检组人员领学；生产安全类领学由各领域专务负责领学；领学顺序按照《安全生产周例会领学计划表》。作业公司机关全体人员以及油田代表参加。“第一议题”领学内容主要包括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ZZ安全类领学主要根据上级要求和工作需要，合理安排学习内容，包括但不限于X管意识形态、保密、网络等安全知识和案例以及X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警示案例；生产安全类领学内容主要包括事故案例但不限于安全生产事故、重大险情以及工程建设、开发生产、设备设施等业务领域发生的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容易疏忽的事故事件，事故案例要具有典型性、警示性。
通过开展“两大安全周周讲，本质安全人人抓”活动，分析学习典型案例， 不断加强作业公司领导干部和全体员工ZZ、生产两大类安全思想教育，激活基层监督“神经末梢”，提升廉洁教育质效，提醒大家坚守廉洁底线，杜绝不正之风，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三）开展“青廉行动”，扣好“第一粒扣子”。纪检组为强化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厚植廉洁奉公文化基础，守住拒腐防变防
线，开展“青年员工廉洁行动”（以下简称“青廉行动”），扣好年轻干部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擦亮青廉底色。该行动由签订“青廉行动”承诺书、参观廉政建设基地、烈士陵园网络祭扫、集体重温入X誓词、发送风纪宣传册等五个活动组成。
签订“青廉行动”承诺书活动。在“青廉行动”启动仪式上，作业公司X委书记宣读“青廉行动”号召书，机关及油田现场各X支部派出代表，集体宣读“青廉行动”承诺书，机关及油田现场所有青年员工在承诺书上签字；油田现场全体人员在“扎实开展青廉行动，厚植廉洁文化基础”横幅前合影留念。
参观廉政建设基地活动。组织机关、油田青年员工开展云游览湛江市反腐倡廉教育基地活动，活动将清风林、赤坎区廉政教育基地、霞山区廉政教育基地等全市19个廉政教育基地，通过H5趣味互动页面，结合VR技术全方位展示， 着力打造“以文化人、以廉育人”的立体廉政教育创新模式，引导大家时刻绷紧纪律之弦。
开展“网上祭英烈”活动。清明节前夕，组织全体员工登录“中华英烈网”， 开展“网络祭英烈”活动，通过网上鞠躬、献花、留言等形式来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追思；重温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学习英雄事迹，汲取奋进力量。
此外，作业公司可在重要纪念日开展重温入X誓词、定期发放风纪宣传学习手册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以“青廉行动”总方案为指引，扎实开展各项活动并确保活动取得良好效果，从而不断提高青年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 提高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培养健康生活情趣；使他们以更高的思想境界、扎实的群众观念、服务意识、崭新的精神面貌，为推动作业公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四）建立“风纪观察哨岗队”，保障油田中心工作高质完成。为进一步提升基层监督质效，整合资源配置，有效破解纪检组人少事多、监督力量薄弱、监督能力不强等诸多难题，推动全面从严治X真正延伸到基层，加强对基层生产经营过程中易出现廉政风险的点的日常监督，不断强化监督质效，推动基层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存在的廉洁问题在监督中整改落实到位。纪检组在深入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在各支部开展风纪观察哨岗队活动，设立纪检组组长为队长，作业公司X委所属各支部纪检委员为副队长的风纪观察哨岗队。具体是由每个支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重点监督项目清单，围绕清单，建立队伍，开展日常的风纪观察和监督，建立观察清单，明确整改责任人，定期组织
召开分析会进行分析、跟踪、落实，确保所观察到的问题及时整改并确保此类问题不再发生。通过建立“风纪观察哨岗队”，进一步增强员工的廉政意识， 激发群众积极参与风纪监督活动，努力在油田营造齐抓共管促进风气建设的良好氛围。
三、结语
X的各项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把派驻监督做实，是推动纪检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纪检组以抓好“一纲两目”的落实为抓手，制订ZZ监督清单，推动ZZ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通过开展“青廉行动”“两大安全周周讲，本质安全人人抓”等活动，将廉洁教育与作业公司中心工作、企业文化建设、职工教育培训等各项工作有机结合、逐级渗透、深度融合，大力营造“以廉为荣、以廉为美、以廉为乐”的廉洁文化氛围，不断强化干部员工廉洁自律意识，形成牢固的“不想腐”廉洁从业共识。不断做实做细监督职责，着力在ZZ监督、日常监督上探索创新、实现突破，使监督更加聚焦、更加精准、更加有力。
“五共携进”校企合作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徐飞亚
0引言高职院校承担着培养新时代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职责，如何突破传统的教育培养模式，探索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已然成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1-2］。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2021 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3］。因此，随着现代产业链的延伸和信息技术的嵌入，需要通过校企合作探索构建适应现代产业发展需求的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鉴于此，本文以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黄河水院”）与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集团”）共建的黄河明珠产业学院为研究依托，论述校企合作共建产业学院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提出校企院区共建、师资共组、科研共进、人才共培、国际共行的“五共携进”产业学院建设新范式，探索构建产教融合背景下校企深度合作育人机制，共育新时代水利工匠，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
产业学院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校企合作发展现状
自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大获成功以来，英国、澳大利亚相继结合本国的教育特点推出“三明治”、TAFE体系模式，这些都是校企合作发展职业教育的成功范例［4］。职业教育需要行业的参与、配合已成为世界性的发展趋势。在2002-2004年普及西部农村职业教育大讨论中，学者首次提出校企合作， 建议政府推动学校与企业合作办学，校企双方互相支持、互相渗透、双向介入、优势互补、资源互用、利益共享，走产学研相结合的现代职业教育道路［5］。2005年10月28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文件提出要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密切结合，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自此，我国校企合作研究开始蓬勃发展［6］。
近年来，专家学者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7-9］。刘佳佳、孙翠香［10］从制度建设、合作模式、组织
结构等方面对校企合作进行研究，认为要实现校企深度合作，需要对传统的校企合作模式进行完善和综合，而不是单一地通过“校中厂”“厂中校”来共建实训基地、合作园区等。随着校企合作的发展，学者们更加注重对校企双方深入合作的体制机制进行研究。马树超［11］、余祖光［12］、许士群等［13］ 结合江苏盐城纺织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经验，提出政、行、校、企合作办学的体制机制。王振洪等［14］提出主要从利益观念导向、利益激励驱动、利益诉求协调、利益保护等四个层面进行校企合作利益机制构建。周建松［15］提出， “双高”建设背景下深化校企合作体制机制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探索行业办学体制改革、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机制建设和以专业群为基点构建校企合作共同体。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对校企合作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校企合作模式、体制机制。从校企合作实践来看，进展情况并不理想，校企合作还处于浅层次、低水平状态，产教融合还存在松散式、“两张皮”现象。究其原因，是学校和企业还没有找到利益的结合点，教育的供给侧和产业的需求侧还没有同频共振，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长效运行仍举步维艰。在此背景下，国家层面就产教融合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组合式激励政策，鼓励地方开展校企共建产业学院的探索，为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找到了一个新的平台和载体。
产业学院发展现状
2006年，我国高职院校中首所产教融合式产业学院（由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与浙江物产集团合作组建的物流产业学院）成立。学者俞步松［16］、徐秋儿［17］等结合所在学校的专业、课程、实践等工作实际，认为产业学院作为校企深度合作的载体，是实现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同频共振的重要方式，对产业学院的研究自此开启。2017年12月，在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18］中，“产业学院”的概念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出现， 并由此掀起了关于产业学院研究的一波热潮。而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19］《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20］等文件的陆续出台， 国家从顶层政策设计层面鼓励企业依托或联合职业学校、高等学校设立产业学院，我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日益成熟。
从查阅文献可知，我国产业学院大多于2018年之后建立，高校分别与行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地方政府联合共建形成了“校－企”“校－政”“校－ 政－行”等多种类型的产业学院。张志东等［21］通过问卷调研及深入访谈等形式，对全国高职院校71个产业学院的建设、运营、管理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
认为高职院校在产业学院运营管理中普遍存在政策文件不明确、行业企业参与度低等问题，并提出必须明确产业学院的主体地位等具体意见。曹元军等［22］ 结合泰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提出，以“五融合”办学特征为基础，构建高职产业学院“五业贯通”人才培养模式，认为校企共建的产业学院需要将专业与产业、实践教学与产业实训实习基地、校企合作课程与产业技术发展、专业教师与高水平产业大师、学校治理模式与产业要求等五个方面高质量融合起来， 才能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专业、就业、产业、职业、创业”相互贯通。
产业学院建设面临的问题
经过全国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艰苦探索，产业学院建设已由追求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但依旧存在着政策顶层设计不明、独立性不足、行政化突出、现代治理方式不完善、运行成本较高、难以实现校企共赢等问题。特别是涉及传统工程类专业的产业学院，更面临着校企产权界定不明、体制机制方面障碍过大、深化合作共赢“续航”能力不足等诸多困境。
校企双方利益冲突
校企合作在高速发展的同时，问题也愈加凸显。部分学者认为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校企双方利益冲突。张勇忠等［23］提出，校企合作不稳定的变动态势除了与行业发展有关之外，主要原因是校企合作的利益双方目标不同。杨进等［24］认为，职业教育校企双主体在合作过程中存在组织、利益、政策、理念等多元博弈，使合作过程中出现政策不落实、模式背离、政府缺位和实践无突破等问题。
师资力量薄弱
2019年3月，教育部、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中对师资队伍的创建提出了明确要求，要以“四有”标准打造数量充足、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双师队伍［25］。因此，教师作为职业院校办学的核心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职业院校的办学实力， 师资力量薄弱，就意味着学校的办学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从目前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办学发展现状来看，教师的数量不足、师资力量薄弱、团队结构不合理是严重制约校企合作办学质量的关键因素。很多学校与企业的合作是短期的、不规范的、低层次的合作，学校派到产业学院任教的教师权益不明、时间不一， 而从企业聘任的兼职教师缺乏执教经验、教学水平较低，在实际教学过程及学生顶岗、跟岗实习过程中，很难达到预期教学效果。
缺乏法规政策保障
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办学在制度设计、政策引导、体制机制等方面一直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学校对产业学院的核心诉求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而行业企业对产业学院的核心诉求是提升员工专业水平，储备所需的专业人才。由于缺乏法律、法规的约束和保障，校企共建的产业学院的法律主体地位又无法明确， 导致学校与企业之间的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都难以协调，任何一方都可以在不需要付出太大代价的情况下随意退出合作，给对方造成严重损失。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双方都如履薄冰，艰难前行，合作的风险贯穿合作全过程，致使校企合作的稳定性难以保证。
“五共携进”构建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
在职业教育发展的新阶段，进行产教融合背景下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将是当前及未来高职院校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努力的方向。黄河水院与明珠集团通过深度合作交流，共建黄河明珠产业学院，努力构建新时代产业学院新范式，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助力、为企业技术创新注入活力、为学校人才培养增添动力、为行业发展提升影响力，促进校企合作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黄河水院与明珠集团在治黄事业上同频共振、同向共行、同业同兴。学校筛选水电站动力设备、港口航道与治河工程等水利类骨干专业，与明珠集团的水力发电、水电施工咨询等板块深度对接，围绕黄河水沙治理、大坝安全监测等问题，深入研究，锐意创新，探索兼顾双方权益责任、校企共管的办学体制机制和双主体育人模式，形成黄河明珠产业学院“五共携进”建设思路，即共同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实现“院区共建”；共同创建一支专兼结合师资团队， 实现“师资共组”；协同开展科技攻关技术服务、解决企业生产实际问题，实现“科研共进”；共同探索人才育训机制，实现“人才共培”；联合开展国际化水利人才培养，实现“国际共行”。
院区共建
目前，国内的产业学院大多依托学校，坐落于校园内，设置在企业或产业园区的例子很少，也就是说，“引企入校”依然是当下校企合作办学的主流模式。这种模式大多以学校为主体，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企业场地不足、学校实习实训设备不足的问题，减少了前期的建设成本。但这也是造成校企合作“两张皮”问题的主要根源。当产业学院与真正的产业环境距离较远时，以盈利为
目的的企业会认为自己所掌握的产业资源共享到产业学院的成本较高，因而其参与产业学院建设运营的积极性不高，这就造成“学校主动，企业被动甚至不动”的不和谐现象。
有鉴于此，黄河明珠产业学院另辟蹊径，开创了“校方出资、企业出地” 的校企合作办学新形式、新方案。产业学院建设选址在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大坝附近，院区占地面积为12153m2，由明珠集团提供；黄河水院先后投入资金1000 余万元进行院区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园区绿化及配套设备建设，双方形成黄河明珠产业学院院区共建的新模式。这种校企合作共建产业学院的办学方式在全国水利行业比较少见。从参与主体来看，校企双方都是产业学院真正的“主人”， 共同参与产业学院的建设运营；从学生培养来看，学生从校内理论学习走到了企业中、走到了大坝上、走到了实际生产中，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目前，院区内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报告厅等基础设施改造和相应的配套设备建设已基本完成，黄河水院水电站专业的学生已经入驻产业学院并进入实训实习阶段。
师资共组
黄河明珠产业学院构建了一支“专职教师＋兼职教师＋岗位导师＋工位师傅”梯级化教师队伍，师资团队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学校派出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职教师负责理论教学；明珠集团选派岗位导师，一名岗位导师带领五至六名工位师傅，工位师傅对学生进行一对一实习实训指导， 同时选派兼职教师结合生产中的新工艺、新技术实施专项教学。在师资共组条件下，依托黄河明珠产业学院，结合机组大修项目，可以由企业兼职教师负责现场指导，专职教师协助管理，学生参与完成生产任务，从而达到校企双赢、学生受益的效果。
科研共进
当前，我国水利事业发展已进入新时代，智慧水利建设在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中变得非常迫切，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尤显重要，这对新时期水利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门峡水利枢纽大坝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基础深厚、历史悠久，但是在水利技术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急需寻求合作以破解现场技术难题、技术服务转化等问题。校企双方针对这些问题，依托黄河明珠产业学院中的研究院，发挥学校科研平台和人才资源优势，在水电机组安全评价、水电机组运行与安装检修、专业设备
制备研发、智慧水利等方面协同开展科技攻关。目前已获得多个国家级、省部级项目立项，逐步形成新一代水电运维及智慧水利工程技术协同创新成果，既彰显出校企科研共进的优势，又能助力新时期水利人才的培养。
人才共培
校企合作共同培养应用型人才是高职院校实施协同育人、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破解办学同质、低效及优质办学资源相对不足等突出问题的重要制度创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学生既要拥有扎实的本专业基础知识，同时又要了解其他相关专业知识，最好还能具备朝着纵深方向深入研究的能力，凸显自身的亮点。黄河明珠产业学院整合校企双方优势资源，充分挖掘明珠集团的企业优势和黄河水院的办学优势，以三门峡水利枢纽为基础、以多学科交叉融合为途径、以水电机组厂房振动稳定及智慧水利建设研究为特色、以技术技能培训为手段，秉承新时代教育背景下“厚基础、宽口径”的大类人才培养理念，构建了一种“多样化、有特色、求创新”的学科交叉、跨界融合的多元育人模式（如图1所示）， 切实将课堂设在工程上、将实训置在工位上、将实践放在岗位上，拓展校企协同育人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使培养的学生与员工能满足水利行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黄河明珠产业学院自正式成立以来，校企双方优化、组合、遴选各自的师资团队，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建立合理可行的培训计划，依托产业学院实施实践教学。目前已有6批学员在该产业学院进行专业实习，并已开展多个班次的员工培训，双方在学生培养、员工培训等方面形成了人才共培的新模式。2．5国际共行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为促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国家层面出台了系列政策，鼓励地方院校与企业合作，设立培训、实践基地，联合培养当地急需的各类“一带一路”建设者，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为企业提供国际化人才、为学生提供国际化发展平台。黄河水院在多年办学实践中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形成了职教国际化“黄河水院模式”。依托大禹学院和中国水利职教集团，创立了水利国际职教委员会，促进水利专业留学生培养互联互通，服务“走出去”水电企业。开发了《国际工程项目试验检测标准指南》等行业标准，并应用于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等工程中。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水电站动力设备专业标准通过英国学历学位评估认证中心（UKNARIC）认可。专业群累计培养印尼、老挝、巴基斯坦等国家来华
留学生100余名，有力地促进了本地经济发展和中外人文交流。
黄河明珠产业学院依托大禹学院的留学生、境外本土学员的培养经验，实施全球融智、布局海外研培、留学黄河水院、资源融合等计划，结合明珠集团海外项目，有针对性地开展国际化水利运行与检修人才培养，切实推进双方在国际水电运维领域的同向共行，为国际工程建设提供中国标准和中国经验。
“五共携进”模式的实施成效
在“五共携进”模式下，黄河明珠产业学院的建设并不是单纯追求一个实践培训基地的成立，更不是“口头上、名义上”的校企合作，而是对产教融合背景下校企深度合作、协同育人模式及体制机制的全面探索，是对产业学院建在工程上、学校外的一次大胆尝试，为全国传统行业产业学院建设提供了一种范例。在产业学院共建框架协议的签订、实施方案的执行、相关制度的制定等事宜方面，双方始终坚持“共建共享共赢”原则，通过多次深度交流，产业学院实际运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共商机制谋发展
为突破职业教育在政策引导、体制机制上的困局，双方深入交流，请示相关上级主管部门，共同探索办学机制，协调区域政策、国企管理、学校管理等三方制度体系，整合双方分散的人才培养硬条件和资源软条件，形成一套兼顾双方权益责任、校企共管办学的体制机制，创新推进黄河明珠产业学院建设。2021年1月，双方按序发文成立黄河明珠产业学院，该学院由黄河水院主管，双方共同建立黄河明珠产业学院管理委员会，共同决策黄河明珠产业学院的建设、运行、管理等事宜，并负责监督黄河明珠产业学院的运行和财务状况。黄河明珠产业学院构建双主体共建共管的运营模式，实行院长负责制，聘请明珠集团人员担任产业学院院长，学校选派人员担任产业学院常务院长。目前，经过双方多次沟通协商，黄河明珠产业学院已成立学校校园改造管理领导小组等专项工作机构，建立《黄河明珠产业学院用章管理制度》《黄河明珠产业学院实习管理办法》等制度，明确了黄河明珠产业学院、明珠集团、黄河水院三方的权责，为黄河明珠产业学院的有序运行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合作企业提声誉
黄河明珠产业学院成立以来，已培训大批企业员工，有效提升了员工技术水平，其典型经验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双高100》栏目专题、水利职业教育大会、全国高等职业院校院校长联席会、中国职业教育博览会等媒体、会议上进行了
展示。同时，黄河明珠产业学院代表在全国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和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建设会上交流发言，明显提升了企业在职教领域的知名度。
适用应用范围宽
黄河明珠产业学院的建设真正实现了“将学校建到企业中，建到大坝上”， 能够作为范例应用在以功能多、规模大、结构复杂著称的已建或者拟建的大国重器类工程项目为核心的产业学院建设上，不仅能服务于水电站动力设备、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技术等水利类专业，结合合作企业特点，也能服务于测绘、机电、信息自动化等其他传统工程类专业。
结语
在当前产教加快融合、校企深度合作的社会背景下，黄河明珠产业学院率先提出院区共建、师资共组、科研共进、人才共培、国际共行的“五共携进” 产业学院建设新范式，努力探索适用于新一代产业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五共携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实现了专业与产业、教学与生产、课程标准与岗位技术标准的精准对接，缩短了学生技能培养与岗位需求之间的距离， 不仅对培育具有工匠精神的新时代水利人才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全国传统行业产业学院的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22年中国企业形象全球调查分析报告
中国外文局中国企业全球形象研究课题组
一、调查基本情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的认知与评价，2022年7月至9月，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发展中心）、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联合凯度集团（Kantar）开展了第9次中国企业形象全球调查。
2022年中国企业形象全球调查覆盖全球12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意大利、肯尼亚、南非、巴西、美国。访问样本共计6，000个，每个国家500样本。男女比例为1∶1。受访者年龄为18岁至65岁。
本次调查遵循定量研究方法，采用在线问卷填答的方式，通过全球样本库进行数据收集，并严格执行在线调查的国际标准。
二、主要调查发现
全球受访者肯定中经济发对全球及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
2022年，中国有力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等不确定因素冲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成绩，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货物进出口总额、工业增加值均首次突破40万亿元。①中国经济在拉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亮眼表现也得到了全球受访者的认可。调查显示，近七成全球受访者肯定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及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分国家看，泰国、印度尼西亚受访者最认可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及地区的贡献。分年龄看，18至35岁的青年受访者更认可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及地区带来的积极影响。
全球受访者普启遍认可中国企业的成功形象，未来更期待与中国企业在科技、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开展合作。
当前，中国企业国际化已由“产品国际化”“资本国际化”进入到“能力国际化”的阶段。②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持续性影响、国际经济复苏乏力、全球市场复杂多变且不确定性风险进一步增加，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仍得到了海外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受访者的认可。调查显示，73%的全球受访者对中国企业的整体印象良好，与2021年相比增加了2个百分点。从具体维度看，全球12国受访者对中国企业在责任、公平、可信、成功四个维度表现的整体认可度都达到或超过了78%。分维度看，全球受访者对中国企业的“成功”
维度评价最高，达到84%。其中二级子维度“拥有精心设计的产品及服务”（88%）、 “是行业领先的”（85%）的表现更为突出。分国家来看，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受访者更加肯定中国企业在责任、公平、可信和成功各方面表现。从年龄来看，海外18-35岁的青年受访者对中国企业分维度积极评价均高于中年和老年群体。
调查显示，45%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国企业能给当地经济带来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带来先进的技术”（46%）、“带来新的资金投入”（42%）和“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42%）。整体而言，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受访者对中国企业的积极评价更高。分国家来看，肯尼亚（76%）、南非（52%） 和沙特阿拉伯（51%）受访者较为认可中国企业给本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海外受访者认可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 给当地经济带来积极影响。
调查显示，45%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国企业能给当地经济带来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带来先进的技术”（46%）、“带来新的资金投入”（42%）和“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42%）。整体而言，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受访者对中国企业的积极评价更高。分国家来看，肯尼亚（76%）、南非（52%） 和沙特阿拉伯（51%）受访者较为认可中国企业给本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海外受访者期待本国在科技、能源资源、 基础设施领域与中国企业展开合作。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进一步加快。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中国新兴产业与新消费品牌走向海外。这也与海外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转型和发展需求相契合。从合作领域看，科技、能源资源、基础设施是海外受访者最期待能与中国企业加强合作的领域。调查显示，海外受访者期待本国同中国企业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平均选择比例高达50%。其中，南非和巴西受访者选择比例分别为63%和65%。此外，与2021年相比，海外受访者与中国企业加强在金融方面的合作意愿明显提升，平均比例从24%升至30%。其中，印度尼西亚受访者提升最多，从2021年的17%升至2022年的54%。
超过半数全球受访者对全球发展倡议有较高关注度。
全球发展倡议秉持开放包容的伙伴精神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区域和次区域平台凝聚共识，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助力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自提出以来，国际社会的关注度不断增加。调查显示，
54%的全球受访者对全球发展倡议有较高关注，其中20%的全球受访者表示非常关注。其中，“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受访者对全球发展倡议的关注度更为突出。分国家看，印度尼西亚受访者对“全球发展倡议”的关注度最高（86%），其次是泰国（82%）和肯尼亚（68%）受访者。从具体内容看，超七成全球受访者认为全球发展倡议将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的新阶段。74%的全球受访者认为全球发展倡议对推进实现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发展有积极作用。在全球发展倡议各项原则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受到的关注度最高，均有75%的全球受访者选择。
全球受访者对中国企业维护和支持可续发展的整体印象和信心程度均较高，认可中企业在绿色低碳领域和科技创新领域的贡献。
当今世界气候变化日益加剧，能源价格不断飙升、经济增长乏力等多重危机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带来挑战。在此背景下，“出海”的中国企业践行“双碳”目标，加速绿色转型，推进可持续发展受到了海外民众的积极肯定。调查显示，73%的全球受访者积极认可中国企业在维护和支持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贡献，相比2021年提升了6个百分点。73%的全球受访者对中国企业维护和支持可持续发展信心程度较高，且相较2021年提升3%。分国家看，印度尼西亚、印度、哈萨克斯坦、意大利、南非受访者对中国企业在维护和支持可持续发展相关方面的信心程度相较2021年有所提升。调查还显示，全球受访者认可中国企业在绿色低碳领域和科技创新领域的表现。认可中国企业“以绿色发展为目标，推进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探索科技创新合作模式，提升创新合作水平”“共建联合实验室或联合研究中心，搭建科技创新合作平台”的受访者比例都达到了41%。
过半数全球受访者认可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意义，中国企业其中的 作用获肯定。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正在不断地改善、升级全球治理体系。倡议提出以来，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为共建国家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调查显示，54%的全球受访者认可共建“一带一路”对个人、国家、地区及全球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在各项成果中，全球受访者对共建“一带一路” 在“加强了基建规划建设，实现设施联通”（66%）和“消除了投资贸易壁垒， 构建良好营商环境，实现了贸易畅通”（64%）等方面的成果认可度更高。分国
家看，印度尼西亚受访者（71%）最认可“深化了金融合作，推进金融体系建设， 促进了资金融通”，泰国（77%）、沙特阿拉伯（74%）、肯尼亚（74%）受访者最认可“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哈萨克斯坦受访者（68%）最认可“促进了投资贸易发展”。
作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国际产能合作等领域，完成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和工程，有力推动了共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海外受访者对此给予积极评价。调查显示，认可中国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贸易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的比例分别为41% 和39%。此外，全球受访者认可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发挥了较好的文化交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中国企业推出数字文化产品（65%）、发展文化贸易与区域特色文化产业（63%）、创新开拓线上文化交流渠道（62%）等。
三、思考与建议
中国企业形象是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聚焦国际传播，持续以企业形象展示中国形象也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的重要职责之一。虽然中国企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依然存在找不准站位、对不准频道、发不准声调、讲不好故事等问题，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等现象，制约其进一步国际化。③新征程上，中国企业在推进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不仅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一贯宗旨、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不懈追求，也要把共同发展作为目标方向，不仅让中国产品、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向世界， 也要推动中国文化、中国理念、中国形象更加融入人心。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中国企业全球形象建设也迎来了新的机遇。结合本次调查结果，课题组提出以下建议：
加强人文交流，不断拉近中国企业同当地社区、民众的距离
中华文化是中国企业的根和魂，塑造了中国企业的精神底蕴，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以人为本”的经济与文化的内在统一，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中国企业国际化不仅需要实现良性互动，也能够实现良性互动。
④在中国企业“出海”过程中，要将公司经营发展与中外人文交流深度融合。这不仅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对象国推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培育知华友华的朋友圈，也有助于改善当地民众对中国企业的看法，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具体渠道上，除了传统的展示、参观外，更要深层次加深中国企业同当
地社区、民众的链接。本次调查显示，海外受访者认为“提供实习、就业、助学奖励”（48%）、“建设面向当地的企业社交媒体账号”（45%）、“加强与当地媒体、社区的沟通与合作”（42%）是加强中国企业与海外民众文化交流、提升当地民众了解度和好感度的较为有效的途径。对于企业自身而言，加强与对象国的人文交流，要完善顶层设计，明确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工作方法， 机制化、常态化开展相关活动，以确保企业同当地人文交流的效果更为深远和可持续。
利用好对象国本地传播资源，进一步提升精准传播效果
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要善用当地政府、媒体、智库、学者、行业组织、意见领袖等传播资源来塑造良好形象。在提升精准传播效果方面，要抓住当地受众的兴趣点去产生关联，做好议题设计，采用受众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交流。认真研究不同国家受众的接受特点，踏踏实实做好调研工作。采取精细化、差异化传播策略，打造适合中国企业的属地化传播新模式。要结合对象国受众的关注点，从单向传播向多向、互动、融合、可感知传播转型。特别是在互联网成为海外民众获取中国企业信息最主要渠道的背景下，企业要积极利用各类互联网传播平台加强用户链接，拓展内容垂直投放的精准度，有效延伸企业“情感价值链”，增进和保护用户对企业所输出内容的认可和忠诚度，提高企业国际传播的整体效能。
完善中国企业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讲好共同发展的故事
中国企业全球形象的塑造离不开中国企业在话语表达和叙事体系方面的持续优化。后疫情时代，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共享价值，更希望中国企业能够在推动世界发展方面贡献更多。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要放下“我”和“你”的心态， 用“我们”去传播企业的使命和发展目标。企业全球形象需要更多地从跨文化、跨地域、跨世代的角度，思考如何更好生成和传播同对象国的利益相关群体产生共鸣和共情的内容。在话语方面，中国企业可以在企业形象建构和传播中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传统中华文化智慧与现代中国发展理念，对于中国企业做好国际传播工作具有引领和指导作用，企业应该主动深刻用好这一“话语富矿”。⑥中国企业全球形象的塑造和维护，不仅在于要讲好自身的发展故事，也在于倾听对象国的声音，加强沟通和交流，讲好共商、共建、共赢的故事。
2023年广东省房地产行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广东理工学院 何仕贤
近三年，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依然保持在全国第一。但是最近三年，广东省的经济增长开始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1年全年，广东省DP增速低于全国增速0.1%，2022年，广东省DP增速依然没有明显提升。
2022年广东省房地产行业迎来了“寒冬”，近三年来首次出现增加值减少的情况。因此广东省房地产行业亟需找到目前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找到解决的思路与对策。
广东省经济发展状况概述
自2019年以来，广东省各行各业都面临不同的困难，本文通过政策的解读以及数据上的分析，力求找到广东省房地产行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2020年、2021年与2022年，国内社会生活变化较大，不同的时间点，对经济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我国社会生活改变经历三个阶段，阶段一是为时不长的全面封锁管理阶段。当时各城市、各县区、各村镇及各社区被严格控制人员流动，除保障市民生活和城市基本运行的水、电、燃油、燃气、通讯、环卫、粮油肉菜供应、生活超市（含农贸市场）、药店、医疗机构、餐饮类企业（只提供快递外卖服务）等行业和场所正常运行外，其余经营性场所一律暂停营业， 各行各业处于居家办公或集中封闭办公的状态。该阶段下，对经济的打击是极大的，各行各业均受到打击。
阶段二是全国恢复交通流动，境外流入严格控制，仅对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的地方进行封锁的动态清零阶段。阶段二面临的社会生活变化持续时间是最长的。阶段三则是完全恢复到疫情开始之前的生活状态。广东省作为全国经济发展领头羊，在这三个阶段中，也经受各种挑战和困难，但总体而言，经济总量并没有下降，依然保持着增长趋势。2022年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为129118.6亿元，同比增长3.8%。2020年、2021年以及2022年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2.93%、11.89%以及3.82%。广东省在近三年，经济发展保持逐年增长态势。
2022年广东省房地产业增加值10450.6亿元，同比增长-3.28%；其中，2020 年至2022年其增长率分别为8.74%、4.12%以及-3.28%。由此可知广东省房地产业近三年以来的发展态势是逐步回落的，尤其在202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在广
东省行业增加值统计数据中，房地产业在近三年增长率是倒数第二名，仅比受疫情严重影响的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高。
广东省房地产开发企业待开发土地面积常年均维持在4000万平方米以上， 2021年达4787.06万平方米；
同时房地产开发企业购置土地面积每年均在1500万平方米左右，从2019年至2021年是逐年增加的。可知广东省房地产开发企业仍有投资购地意向。从施工及竣工房屋面积数据上可知，施工房屋面积以及竣工房屋面积均逐年上升， 但是房屋建筑面积竣工率却逐年下滑，由2013年的13.5，下滑至2021年8.5。房地产施工单位往往并不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般是外包给施工公司。因此工程进度快慢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付款有关，若施工款能及时到账，那么施工进度会加快，房屋建筑面积竣工率则会有所提升。因此房屋建筑面积竣工率数据的下滑，表示广东省房地产开发企业普遍有资金方面的问题，导致工程进度缓慢，从而影响竣工率。从商品房销售面积与销售额上也能发现，广东省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受阻，2021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相比2020年减少了约900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相比2020年减少了约250亿，可知近三年来广东省房地产商品房销售已明显下滑。但是广东省近年来总人口是呈现上升趋势的，2021年年末常住人口已达到1.26亿；人口自然增长率4.52%，虽然相比往年数据下滑较大，但在全国各省份仍是排列前位。因此，房地产行业在广东地区发展受阻并不是人口减少的缘故，而是需求量下滑了。
影响广东地区房产需求的因素
投资属性：在房地产行业迅猛发展的年代，房产具有了投资属性，大部分购房者都认为房子能保值，而且未来会升值。广东地区作为人口大省，一直吸引着全国各地人才在广东就业并且长期居住，那么房产自然成为必需品。房产就像黄金一样，买了就不亏，因此需求旺盛。但是投资属性是建立在房产人人都需要的情况下，广东地区虽然仍然具有较强人才吸引力，但是房产的供应量却在近几年大量增加，房价也顺应供求关系开始下跌。这时候房产的投资属性就逐渐减弱。同时政府坚持“住房不炒”的政策，也进一步降低房产升值的动力。
社会属性：人们的思想观念会影响对房产的需求。曾经大部分人认为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是必须的，这种观念体现在毕业以后进入社会希望能跟父母分开居住，或者新婚夫妻希望能有自己的房屋，因此刚需还是存在的。但是这里
也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拥有自己的房屋，或者说与父母分开居住并不是特别急迫。不少本地人在未婚之前仍然会与父母同住一房，结合当下晚婚晚育的思想， 现今人们对房产的需求并不紧迫。二是租房能解决人们想独居的问题。由于广东地区吸引全国人才的力度依然十足，所以外地来广东地区就业的人群也不少， 而这类人群往往以租房为主，对购房有需求，但也不紧迫。
经济属性：目前房价依然是较高的，普通人要想购房需要付出较多的金钱。因此个人的收入、家庭的财产也影响对房产的需求。从数据上可知，广东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速度尚可，在2021年广东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一年平均工资达到11.81万，增长率为9%。而广东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21年为5.48万，增长率同样为9%。但是相对于个人来讲，依然需要花费多年积累的财富才能全款购入房产。所以在经济属性上也影响着对房产的需求。
地区属性：广东省虽然是全国生产总值第一大省，但各个城市的发展极不平衡。房地产行业发展也在各个城市差异巨大。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其房产的投资属性就会相比小城市要强势，所以房产市场交易会比小城市要更加活跃， 需求也更旺盛。大城市具有虹吸的效应，会把人才、企业聚集在大城市，当大城市无法容下后，才会惠及周边城市，因此房地产行业会在大城市蓬勃发展。但是小城市、偏远城市则会为此出现人口流失的情况。小城市的房产需求低， 甚至出现房价连年下跌的情况。因此广东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也影响到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情况。
综上，广东地区房地产行业的社会属性、经济属性以及地区属性均对房地产整体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因此广东地区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属性在不断减弱， 人们的需求就逐渐减少，所以房地产行业发展开始放缓。
广东地区房地产行业受国家政策的影响
广东多地已经相继出台政策来稳定房地产市场，虽然都是利好的政策，但实际上对广东地区房地产发展的作用还有待市场验证。政府所出台的政策其实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是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完善优化房地产调控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激发房产市场需求是最重要的，但是也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所以房产的投资属性是不会被刻意加强的，而激发需求是满足居民职工首次购房的需求。这就需要改善房地产行业市场的经济属性，降低购房的门槛， 从而让购房者都能购房。
二是支持房地产业合理融资需求，支持开发贷款、信托贷款、公司债券等存量融资政策，支持房地产企业用好股权融资政策措施。房地产行业要重新焕发，需要房地产开发企业能重新焕发，因此企业的利好政策是不能少的。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问题是头等大事，从数据上也可得知，广东省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周转面临不少的难题，导致房产竣工率下滑。企业缺少资金， 会导致房地产开发受阻，同时房产施工进度也较为缓慢，这也导致市场上的购买者需求难以满足。但是即使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打通了融资渠道，也需要这些企业愿意继续在房地产行业发展。所以如何激发房产需求还是重中之重。
三是支持租购并举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鼓励银行机构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和长租房市场发展提供多样化信贷融资服务。由于租房能解决大部分住房的问题，因此房地产开发商也可以进行租售并举的发展模式。但是由于融资渠道的限制，导致租赁房产的资金回笼要求过于苛刻，所以无法大面积推广。现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支持租购并举的房地产发展模式，这也是有利于房地产企业发展的。在广东地区，租房是有较大需求的，因此该项政策也能有助于改善广东地区的房地产行业发展形势。
上述政策都能利好广东地区房地产发展，但是广东地区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房地产发展受阻问题却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广东地区各城市房地产行业发展不平衡问题解决对策
广东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一直存在，而且从2022年的数据看，依然无法顺利解决。2022年广东省21座城市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前两名的依然是深圳、广州，分别为3.23万亿和2.88万亿，同比增长分别为3.3%和1.0%。排名最后两名分别为云浮市1162亿和河源市1294亿，差距甚远。同时2022年揭阳市还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广东省拥有四座万亿产值的城市，分别为深圳、广州、佛山与东莞，其他城市产值远远落后于这四座城市。同理，这四座城市拥有较强的人才吸引力与企业吸引力，这也使得其房地产行业发展较好。全国排名第一的碧桂园房产企业就在佛山。相比大城市，其他小城市、偏远城市没有足够的人才及企业吸引力，例如肇庆市虽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成员之一，却是一座人口流失较大的城市，在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上仅排名第12名，落后于非大湾区成员的茂名市、湛江市。
广东省政府为了改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在2018年提出“一核一带一区”的发展格局，由珠三角九座城市构成核心，向沿海经济带进行产业
引资，同时带动北部生态发展区共同发展。但是这样的发展战略，无疑还是把城市划分为了多个层次，大城市依然优先得到发展，然后依靠大城市帮扶带动周边偏远小城市发展。这对于房地产行业发展虽说是有利的，但是无法有效改善地区属性问题。因为房地产市场需求是依靠人口来带动的，没有人才及企业的吸引力，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而企业与人才依然会优先前往珠三角九座城市，当无法在珠三角九座核心城市扎根，才会被分流到沿海经济带以及北部生态发展区。
要解决地区属性问题，重点在于如何才能把人才和企业直接吸引到目前发展相对落后的偏远城市。为此就需要全面提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鼓励企业优先落地，再由企业吸引人才前往，由此来提升当地房地产行业的需求，从而提高广东落后地区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第一，提高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是交通互联互通。这能有效解决企业落地问题，只有方便企业业务运营与信息沟通交流，才能鼓励企业离开大城市，而选择小城市及偏远城市落地。第二，当地的医疗、教育、休闲三大板块的公共服务必不可少，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可让企业知悉该城市具备了吸引人才的条件，这也让企业顺利落地更具信心。第三，优先让政府单位、国有企业落地偏远城市，进行经济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政府的力量，建设多个新区、开发区，吸引企业落地，从而吸引人才到来，激发当地房地产需求，最终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造成的房地产行业发展受阻问题。
总结
2023年广东省房地产行业面临的问题在于房产的投资属性正在减弱，大部分地区的房价已经下滑一段时间，房产逐渐失去了保值及投资的功能；社会上对于购房的观念正在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急于购买新的房产；同时广东地区职工平均工资并没有特别提高，房产对于普通人来说依然是昂贵的资产，所以房产的需求正逐渐下滑。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政府提出了多项举措，对个人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都有利好的政策，但是由于广东省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缘故，所以对于政府相关政策的适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大城市。因此本文认为要改善广东地区房地产发展，重点在于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要想解决该问题，则需要全面提高各个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尤其是交通、医疗、教育、娱乐等公共服务亟需提升，同时政府可设置新区、开发区来吸引企业落地，从而吸引人才前往，激发房产需求。
持续推动对X忠诚教育走深走实的路径探析
应急管理部机关X委X建研究课题组
（2023年4月17日）
应急管理部门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都应急值守，随时可能面对极端情况和生死考验。应急管理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和消防救援指战员时刻保持应急状态， 随时准备应对各类突如其来的灾害事故，加强对X忠诚教育尤为重要。
应急管理部机关X委X建研究课题组深度挖掘对X忠诚的本质内涵及核心要义，在全面准确把握教育重点环节的基础上，对持续推动对X忠诚教育走深走实的路径进行了深入调研和探析。对于课题组的调研成果，本报予以摘要刊发，以飨读者。
对X忠诚，是共产X人首要的ZZ品质，也是对共产X人最根本的ZZ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X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带头做到“两个维护”，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做到对X忠诚。新形势下，要大力加强对X忠诚教育。作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门，应急管理部承担重要职责，肩负重要使命，是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一以贯之把对X忠诚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作为对X员干部最重要最根本的ZZ要求，持续加强对X忠诚教育，引导X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ZZ立场、ZZ方向、ZZ原则、ZZ道路上同X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一、深刻领会对X忠诚的本质内涵及核心要义
X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关于对X忠诚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什么是对X忠诚和怎样对X忠诚的重要问题，深刻阐明了对X忠诚的具体内涵和实践要求。X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呼唤担当，奋进新征程、夺取新胜利的历史宏愿和现实需要对对X忠诚提出了新要求。
对X忠诚是第一位的ZZ标准。突出ZZ标准，是X选人用人的一贯方针， 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把好对X忠诚这一关。对X忠诚，是X员干部的首要ZZ品质和ZZ生命线，是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根本保障，是确保干部队伍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根本因素，必须确保X员干部时时处处事事把对X忠诚体现在对X的信仰、X的组织、X的事业的忠诚上。
对X忠诚是第一位的信仰信念。对X忠诚，是坚定ZZ信仰的前提，是共产X人一生的追求，要忠诚于X的信仰，自觉为实现X的理想信念而奋斗。当前，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然在继续，只有做到对X忠诚，才能确保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发自内心、坚定不移；只有做到对X忠诚，才能始终在ZZ立场、ZZ方向、ZZ原则、ZZ道路上同X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只有做到对X忠诚，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
对X忠诚是第一位的纪律规矩。ZZ纪律是X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对X忠诚是ZZ纪律的核心和基石。X员干部是否真正做到严守X的ZZ纪律和ZZ规矩，首先要看是否做到对X忠诚。作为X员干部，必须一以贯之把对X忠诚作为最重要的ZZ纪律，主动接受监督，确保队伍纯洁可靠，在对X忠诚上不讲价钱、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
对X忠诚是第一位的道德品质。对X忠诚是共产X人必备的优良ZZ品质， 是每个共产X员入X宣誓时作出的庄严承诺。对X忠诚在共产X人的道德修养中居于统领地位。X选拔和任用干部历来重视察“德”，选人用人的原则和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突出德的优先地位和主导作用。要具备德，首先就要对X忠诚，要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X性，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到旗帜鲜明讲ZZ，听X话、跟X走，时刻做到心中有X、心中有民、心中有责，真正将对X、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化为奋进的实际行动。
对X忠诚是第一位的担当作为。对X忠诚必须始于足下。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贯彻落实X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先一公里”，要带头把工作岗位作为对X忠诚的检验平台，作为为X尽忠、为国奉献、为民造福的实践舞台，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责任感和“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 的事业心，把忠诚和担当转化成爱岗敬业、履职尽责、奉献社会的具体行动， 把心思和能力转化成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具体行动。
二、准确把握对X忠诚教育的重点环节
对X忠诚教育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重大问题和时代课题，是X员干部首要的ZZ原则、首要的ZZ品格和最根本的X性要求。
在主体对象上，必须做到全面覆盖。对X忠诚是对各级X组织和全体X员的基本要求，更是时代赋予每一名共产X人的最崇高的ZZ责任。全面从严治
X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在每一名X员干部心中厚植不可动摇的理想信念， 培养对X忠诚的品格，牢固树立真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念，坚定X的理论、路线、纲领不动摇的决心。
在检验标准上，必须保持“绝对”“纯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X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对X忠诚是中国共产X人的ZZ本色和ZZ灵魂， 更是ZZ是否合格的根本检验标准。X员干部是不是对X忠诚，主要看对于X中央决策部署是否不折不扣地落实，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实现X的根本宗旨、巩固X的执政基础。
在实施方式上，必须注重持续深化。中国共产X始终把对X忠诚置于重要地位，高度重视X员干部忠诚教育，构建起精神同源同核、内涵与时俱进的对X忠诚观。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必须着眼理想信念坚定、组织体系严密、纪律规矩严明的马克思主义政X建设要求，坚定不移推进新时代对X忠诚教育， 把推动对X忠诚教育作为系统化、长期化的ZZ任务，围绕ZZ教育和红色教育，形成对X忠诚教育培训联动工作格局。
在推进手段上，必须强化学思践悟。对X忠诚需要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全面审视，将其有机融嵌于具体的ZZ学习与ZZ历练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把对X忠诚落实到坚决贯彻X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中，落实到履职尽责的全过程，把履行好岗位职责作为对X忠诚教育成效的检验。把急难险重任务作为对X忠诚的试金石和练兵场，把解决具体业务问题作为对X忠诚教育的发力点。将对X忠诚的情感和义务具体落实到真心爱X、时刻忧X、坚定护X、全力兴X的ZZ实践中去，以实际行动践行对X忠诚。
在保障机制上，必须激励约束并重。加快建立健全X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教育引领和激励保障机制，夯实X员践行对X忠诚义务的制度基础。要优化用人激励机制，把对X忠诚作为ZZ上的“硬杠杠”融入选人用人全过程，形成最大的正向激励。全方位加强对X员的管理，注重考察X员的ZZ表现，既要留意日常ZZ言行和一贯ZZ表现，又要掌握重大事件和紧要关头的ZZ态度和ZZ立场。
三、持续推动对X忠诚教育走深走实的路径探索
推动对X忠诚教育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坚持立足实际、把握规律，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综合运用ZZ引领、教育培训、实践历练、正面激
励等教育方法路径，持续推动对X忠诚教育走深走实，确保践行对X忠诚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在加强ZZ引领上持续用力。要牢牢把握ZZ工作生命线地位，持续强化ZZ机关意识教育，教育引导X员干部充分认识讲ZZ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的第一属性，始终做到在ZZ立场、ZZ方向、ZZ原则、ZZ道路上同X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以深化模范机关创建为契机大力加强ZZ机关建设，坚定不移走好“两个维护”第一方阵，在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坚定不移贯彻落实X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要强化纪律规矩意识，坚守对X忠诚的ZZ承诺，把严守ZZ纪律ZZ规矩作为检验X性的重要标准。
在强化理论武装上持续用力。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全面系统、及时跟进，深入思考、联系实际，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引导广大X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原义。要充分发挥X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示范引领作用，坚持带着问题学习、联系实际思考。要强化X的创新理论学习，深入领会贯穿其中的中国共产X人的ZZ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界、作风操守等要求，不断涵养ZZ定力，炼就ZZ慧眼，恪守ZZ规矩。
在深化教育培训上持续用力。要深入推动X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在学X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生动实践中检视忠诚。学习X章、尊崇X章，严格执行各项X纪X规，规范X内组织生活。要坚持把对X忠诚纳入各级X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干部教育培训、院校教学等内容，定期开展大教育大培训，坚持把X的二十大精神作为X员干部、团员青年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 并适时举办集中学习班、网络培训班，广泛开展学习宣讲，分层次对全体人员进行系统化培训。要把对X忠诚教育融入“三会一课”、主题X日、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X员等组织生活。每年定期开展以对X忠诚为主题的X内ZZ生活、主题教育活动，专题集训培训，自觉把“绝对忠诚”举高、擦亮。
在注重实践锻炼上持续用力。要把经受ZZ历练和岗位锻炼作为对X忠诚最现实最直接的检验，围绕建设一支ZZ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全面加强思想淬炼、ZZ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要注重培育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做ZZ立场坚定、勇于斗争、善于
斗争的“战士”。要坚持把急难险重任务和重大关头、复杂局面等作为检验是否对X忠诚的主阵地、“试金石”，鼓励X员干部向大事、难事、急事请战， 把对X忠诚的生动篇章书写在履职尽责的第一线。
在正面激励引导上持续用力。要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用好各类红色资源深化X史学习教育，广泛开展红色主题教育。要重视加强年轻干部教育培养，组织学习百年X史中的革命先辈英雄故事。要大力培育积极健康的X内ZZ文化，开展形势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要广泛开展英模、先进评选表彰活动，大力宣传先进典型的光荣事迹。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应急管理系统将深刻把握对X忠诚的极端重要性，持续加强对X忠诚教育，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培根铸魂，筑牢思想根基，把对X忠诚作为第一位的ZZ标准来衡量、第一位的ZZ能力来锻炼、第一位的ZZ纪律来遵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履职、不负重托，为建立完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贡献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从“产城融合”到“城产融合” 把握好“青年友好”这把钥匙
西江日报首席记者 陈洁
（2023年4月12日）
“产城融合”是当前产业园建设的必然要求，结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市管起步区和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两项战略工作，工业化与城镇化将相互促进，走向“城产融合”新阶段。
基础设施的配置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其关系着人口集聚能力，而后者又将不同程度影响着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在推进相关工作时，应始终将“以人为本”作为重要原则，并把握好“青年友好”这把钥匙。
一、提前规划配套四会大沙将变“城市客厅”
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市管起步区（以下简称“市管起步区”） 规划总面积52.25平方公里，包含市管起步区四会大沙片区、鼎湖莲花-富溪片区，其中大沙约占规划面积的79%，是市管起步区发展主要阵地，目前规划新增的生产、生活设施配套也将集中在大沙。
根据规划，市管起步区按照3.0产业园标准打造，相关建设以生产功能为主， 并综合配套研发、办公和生活等功能。其以东进大道、263省道为联系规划打造两大主导产业集群，并集中在大沙片区内规划打造富溪科创公园、四会TOD综合服务中心、马房滨江客厅、滨江乐活宜居服务中心等多个重要节点，完善相关功能服务配套。
按照计划，今年将推动多项公共服务类拟建项目动工，包括大沙集贸市场改造提升、大沙休闲文化公园建设、大沙镇中心卫生院升级建设为肇庆市第五人民医院、大沙中学扩建等配套项目。从远期看，大沙镇域北向的安平和岗美、西南向的富溪、东南向的马房，将分别集中配套相关服务功能，形成一个交叉三角区域，支撑周边产业集聚区域生活或商务需要。多年以来，这几个地方只有镇级配套，规划落地后，这些片区将实现“焕然一新”。
二、聚焦特征人群需求科学把握建设时序
菜市场、公园、医院、学校，市管起步区第一批投入建设的项目可谓日常生活“刚需”。这也是“产城融合”的要求，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提高集聚性， 促进产业发展。但因其投入大、周期长，关于如何做好建设期初期的衔接过渡， 正涌现越来越多探讨，各地亦有不同的实践模式。
譬如在西安高新区的规划中，就有研究机构提出更细化、更具体的意见， 从“关注配套”进一步至“关注生活”，如根据生活圈内特征人群的不同，明确差异化的建设重点及时序引导。青年人为主的生活圈优先保障创新创业、交通物流、邻里生活类设施建设，中年人为主的生活圈优先保障全龄教育、邻里生活、养老卫生类设施建设，老年人为主的生活圈优先保障养老卫生、邻里生活、交通物流类设施建设。
青年人的需求与肇庆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坚持制造业当家的鲜明导向下， 肇庆要引进具有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项目，而越是这样的项目，就越多生活品质追求高的高学历创新人群。过去，肇庆产业园区发展中“吃过的亏”就证实了重视相关需求的重要性。高要金利是其中代表，其基础设施配套已跟不上产业的发展步伐。在西江日报调研组调研中，当地不止一个企业负责人坦陈年轻人实在“难招”，滞后的配套已经影响到金利的制造业升级。金利化工产业园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招聘博士时，为表重视，总经理带队早早在工业园门口等候， 但年轻专家一见面却说不满意生活环境，随即转身离开。正因为这个普遍“痛点”，金利现在大力开展“补短板”工作，以新型城镇化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在大沙，市管起步区同步建设同步招商，目前已经有项目准备投产，青年人群的需求也将释放。
在调研中，娱乐休闲、医疗、子女教育等都是新落户人群反映的需求。虽然大沙已同步开展生活配套项目建设，但至建成还需一定时间，面临着不确定性。
华昌集团是中国铝型材领军企业，其位于市管起步区的新项目计划7月试产，年底全面投产。调研组前往采访时正降雨，下车时车身已染上一层黄泥， 放眼看去，周边一片建设初期的景况。
该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介绍，项目规划配备1500名员工，年龄集中于22 岁至45岁，公司自建的员工宿舍楼可容纳1200人。按照以往经验，园区内能够满足基层员工基本食住需求，但其他生活及娱乐服务需要员工自行解决，或者园区发展逐渐配套。中高层员工对于环境和公共配套的需求会更高，多选择在外居住。
某公司车间主任马明虎也有同样的看法。他所在的公司位于市管起步区内某个产业园，园区能够满足食宿等基本需求，但如果要运动或购物等，他一般选择到10分钟车程的圩镇，或者20分钟车程的周边城区进行。他表示，其他同
事一边十分理解初创园区生活配套不完善的情况，一边期待着未来能够配套城市公园等文体场地。
年轻人有多元化的需求，特别是在休闲娱乐、精神文化方面，即使在一些生活基础设施相对成熟的区域，相关服务还需不断完善。梁凯然（化名）每周都到肇庆高新区举办活动，包括联谊、体育、文艺等活动，合作对象包括多家头部企业。她表示，现在年轻劳动者的流动性很大，过去都觉得是待遇因素导致的，但她观察后发现待遇只是其一，还有诸如生活服务、感情联系等影响因素，“所谓感情联系不一定是婚恋，还有同龄人的圈子，能够一起干点什么”。虽然肇庆高新区近些年在不断进步，但公共供给还是更侧重于生产，离年轻人品质生活的追求还有差距，她服务的企业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因为关系着员工队伍的稳定性、积极性，“地方和企业必须考虑到年轻人的需求才能把人留下来。”
三、城产融合依托已有配套满足青年需求
肇庆市委、市政府非常关心青年的安居乐业，把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放到重要位置来推进，出台并实施《肇庆市创建青年发展型城市实施方案（2022-2025 年）》，旨在推动城市建设融入更多青年元素，城市面貌变得“更年轻”，积极推动青年主题街（社）区、青年文化体育综合体、青年剧场、青年大舞台等一批体现青年特点、适应青年需求的配套设施陆续展开建设。
从去年开始，肇庆已进行了不少成功尝试，但主要还是依托一些成熟的区域、场地实现落地。对于刚刚起步的大型产业集聚区，在这个“交接期”，有什么途径可以满足落户青年的需求呢？
或者可以先从“小而美”开始。论文《园区配套的业态组合分析》通过模型分析提出，园区配套应最先满足包括食住行购的必备型需求；其次可与园内企业同步引进运动健身、交友娱乐、中高档餐饮等配套，满足期望型需求，提高园区生活工作品质；而后随着园区不断成熟，可逐步引进大型商业、高端商务、高端休闲等更高级配套，满足兴奋型需求，提升园区高效活力形象。
另一方面，或可依据已有的园区进行服务供应。市管起步区位于“环江产业轴”的中心位置，可以实现和不同区域的有效链接。大沙当前通过东进大道、原321国道、迎宾大道等道路，往西可抵肇庆新区，往东可达肇庆高新区，向北则可至四会城区。多年发展，上述三个区域在教育、医疗、娱乐等方面已具有一定成熟的生活配套设施。
这也符合省的规划思路。省《支持高标准建设承接转移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的实施方案》中，提出了四条基本原则，其中一条是“坚持城产融合、创新引领”，通过优化主平台空间布局，推动城镇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完善主平台周边配套设施。方案进一步提出，主平台应选择在距离城镇较近的区域，具备相当良好的交通条件、基础生活配套和较好的产业承接能力，允许主平台规划区域内存在村庄、城镇及农用地，以完善生活配套、优化生活环境。从“产城融合”到“城产融合”，语序改变的背后是更科学、更循序渐进的思路。
四、重视公共交通配套提高区域流动性激发内生动力
美好愿景的实现极大依赖一个条件——公共交通配套。这也是在调研组调研中，企业年轻员工提及较多的制约因素。
“等车（公交）等不到、打车打不来、停车没车位。”同宇新材料（广东）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宇”）的员工如此向调研组概括现在的出行难题。该公司位于马房，属市管起步区一部分。虽然马房相关园区已运营多年，但还属镇级配套水平，员工的日常商场购物、聚餐等休闲娱乐需求都需要外出，每到这个时候，大家就犯难；“公交站一等就是半小时起步。”即使愿意花高价打车，还是得等待一段时间，“车得从镇里来到厂里”。
同宇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正处于业务增长期，需要招揽高层次人才。去年毕业来到同宇的李焱宇对交通问题颇有感触。博士学位的他起初也想申请人才公寓，但经查询发现离公司最近的人才公寓都要十几公里，这对于刚就业无车一族的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看到公司提供宿舍，不用考虑通勤问题，他索性放弃了申请。公司还考虑到年轻人的需要，提供了健身房，但对李焱宇和另外一些年轻同事来说，闲暇时间始终需要外出，就遭遇到“出行难” 这个问题。
有时候一条公交线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位于金利镇的嘉利车灯在市委、市政府的一次座谈会上就这个问题进行反映，表示公司所在的汽配产业园离镇区距离远，而员工需要到镇上娱乐活动，希望增设公交线路。座谈后， 金利镇专门开设一条公交专线，由嘉利车灯厂门口直达镇中心。实际上，这并非小问题，而应引起重视。产城融合的相关研究把“园与城”之间的可达性作为一个考察指标。有研究指出，路网的密集程度、交通的便捷性可以带来另一种成本更低、效果更好的“产城融合”。通过强化路网和公共交通，产业园可以提供基本的配套设施，而主城区则提供更高层次的配套设施，产业园的就业
岗位则“反哺”主城区，在便捷的交通的助力下，新城和旧城区可以有机融合， 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产城融合。
在这个视角下，市管起步区有丰富的资源可以统筹利用。其所在的大沙镇至四会城区、肇庆高新区、肇庆新区三个重要生活配套节点，自驾车车程均在半小时内，部分大型基础设施甚至在20分钟内也可到达。譬如麦伟杰表示华昌经常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希望周边有高端酒店配套，而记者尝试驾车从项目出发，经东进大道到达肇庆新区的喜来登酒店，仅用时24分钟。
不过，公共交通是“短板”。调研组了解后发现，当前几个区域间的公交线路匮乏，特别是点与点之间没有直达专线，目前也未提出相关公共交通规划。
加强区域沟通始终是大势所趋。《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市管起步区城市设计及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提出，未来依托肇庆新区综合服务核心这个市级公共服务核心、四会市综合服务中心和肇庆高新区综合服务中心等区级公共中心，以及多个区级公共副中心、片区级公共中心、组团级公共中心，共享共建区域公共服务中心体系。市管起步区主要负责生产，更高级别的生活配套则由建成区提供，各有分工，各展所长。
记者手记
牢牢把握青年需求安居才能乐业
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人，“城产融合”的要求正体现了“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思想。肇庆的“筑巢行动”对产业园的工业配置进行了高标准的规划， 对生活配套也作出提前安排。规划需要落地，落地必然要以满足需求为标准， 青年正是这种需求的“关键词”，是解题的钥匙。
作为一个急盼发展的城市，肇庆离不开和青年携手同行。今年以来，我市各级召开多场青年座谈会，市委、市政府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增强做好青年工作、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域市的责任感使命感，关心青年朋友的学习、工作、生活，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在“筑巢行动”中，肇庆也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年轻人的要求。诚如西安高新区的规划方案就提出了要根据目标人群的不同年龄层次进行项目的时序安排。而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时，也发现广东中心城市的工业园以各种形式“问需”青年，并作为园区提质改造的重要依据。
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市管起步区位于“环江产业轴”的中心位
置，几个建成区有文化娱乐、商超购物、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在推进内部配套建设前期及期间，可以尝试加强和这些地区联系的公共交通，通过增强“可达性”为新落户人群创造便利。譬如设置城市快速公交，并在周末等人员流动大的特定时间段内增加班次。此外，将以上快速公交的站点设在周边城区的主要生活配套区，如肇庆新区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肇庆市文化馆新馆等，四会市四会广场、四会市体育中心等，肇庆高新区的大旺广场等。
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也符合市委、市政府所提出的“推动园区滚动式发展， 坚持集约节约配置资源，算好投入产出账，因地制宜推进园区产城融合”要求。
据预测，市管起步区产业人口14万，居住人口20万，乡村人口1.3万，将形成不小的人口规模。这些新落户人群若能够在东南板块间有效流动，利于激活区域消费潜力，增强区域间发展的内生动力，带来“1至N”的乘法效应。
大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问题与对策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大庆分院课题组
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与重要意义
近年来，越多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相关问题，但是关于其确切内涵，学界目前并无统一的理论界定。代表性观点认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涵摄了空间融合、组织协同、社区导向、技术嵌入等基本要义。”这一观点指明了治理现代化涉及的主要领域。X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以下简称“四化”）的要求，则提供了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点位。“四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意蕴。社会化强调的是，在坚持X和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的前提下，整合各种资源，动员各方力量，特别是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进而突出社会治理的社会化发展方向。法治化彰显的是市域社会治理的法治底色，不仅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智能化突出的是，在社会治理面临网络化数字化时代的诸多新挑战时，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信息技术手段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专业化则是要求市域社会治理应该体现专业水准，同时应该有专业人才保障。
X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X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 并着力推进治理创新，同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X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处于改革发展关键时期， 我国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有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并且将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与社会治理工作相结合，营商环境建设成效更是成为评价市域社会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其次，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即意味着引入新的治理理念、新的治理主体和新的治理工具。从管制到治理，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必要的观念转变，引入社会组织广泛参与
社会治理则是社会更加成熟的表征，也是民间自治能力提升的体现，而新的治理工具的运用则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必然，这些因素都将带来社会治理效率的显著提高。最后，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反映的是特定时空之下的法律运行情况，以及社会治理方式。市域范围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省级行政框架内，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法治建设和发展情况总体上可以反映出整个社会的法治发展水平。“法治化”在市域范围内，其本质要求就是依法治市，进而避免出现人治及人治之下的腐败与秩序失范，在这个意义上讲，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社会建设一脉相承。申言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符合法治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则有助于更快更好地建设法治社会。
二、大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
市域社会治理的直接目标是化解市域社会矛盾和解决市域社会问题，终极目标则是促进市域社会的和谐与良性发展。自大庆成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之后，大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试点城市建设工作，经过3年多的努力，大庆市域社会治理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 大庆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与“四化”要求之间尚有一定的差距。
第一，依然存在政府缺位与越位的现象。梳理市域社会治理现状，不难发现治理中存在的难点痛点问题，很多都与政府本身定位不清晰有关。从结果上看，无论是不作为还是乱作为，都严重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影响了市域社会治理效果。第二，市场主体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不足。由于灰色或者不法利益驱动，部分市场业主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甚至铤而走险突破法律底线，进而形成社会风险点，威胁社会秩序。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不足对市域社会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重点关注。第三，社会组织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社会组织的良性运作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结合大庆实际，从市域社会治理需要看，无论是社会组织数量，还是实际扮演的角色都有欠缺。一方面，数量不足降低了社会组织的存在感；另一方面，部分社会组织成立时间较短，囿于人员数量有限和工作经验不足等因素，导致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较小。
大庆目前的治理队伍建设还存在一定的滞后现象。第一，部分干部对市域
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认为治理工作只是阶段性任务，属于“运动式”工作，因而不能做到全力以赴。第二，少数干部工作能力有待提高。市域社会治理定位市域空间，处置的矛盾常常敏感复杂，需要较强的综合工作能力，既要精准理解相关法律，又要熟悉X和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同时还要掌握必要的工作技巧。严格来说，少数干部距离能力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制约了治理队伍的战斗力。第三，治理队伍资源分配不尽合理。人员配置方面，城区多于县域，中心城区多于偏远城区，因人手紧张，削弱了社会治理应对能力。第四，专业人才不足。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如果不能配齐与工作相适应的专业人才，不仅会导致部分工作处置滞后，而且也无法保证那些需要较强专业知识储备的工作能够高质量完成。严重情况下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阻碍治理工作的顺利推进。
目前，大庆已经初步形成“网格化+数字化”治理格局，建成投用“一网统管”平台，全面实现城区网格员专职化，在科技赋能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距离智能化还有一定的差距。第一，数据信息共享存在难点。由于信息化建设统筹规划和数据共享机制建设存在短板，造成市域范围内跨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过程中产生不愿共享、不能共享等问题，从而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孤岛”的存在，一方面，提高了社会治理成本；另一方面，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原则，不符合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第二，智能化过程中存在监管难题。监管难题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技术水平限制；另一方面，智能化以复杂的数据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为基础，极强的专业性也给监管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三，对于技术公平赋能缺乏关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大庆因为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老龄人口比例更高，这是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疫情期间，老年人出入扫码和居家网购等环节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反映出技术公平赋能有待改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首先是依法治理。近年来，大庆在依法治市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还存在法治保障力度不够的问题。第一，地方立法未能充分开展。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及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大庆市于2016年正式获得地方立法权。2017年以来，
地方立法涵盖物业管理、露天市场管理、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机动车停车场管理等领域。但是，对于日益重要的社会组织、网格化管理和历史文化保护等领域，还没有考虑进去，造成市域立法供给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第二，行政执法规范性有所欠缺。法的生命在于实施，行政执法工作在法的实施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大庆行政执法情况来看，多数时候能够做到规范执法，但也确实还存在选择性执法、多头执法和推诿扯皮等现象。成因不仅包括同级机构间及同一系统内上下级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明，也与部分执法人员的违规操作有关。第三，司法保障能力有待提高。司法承担着守护法治底线的重要职能，在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其作用不可替代。从法院视角看，近年来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这些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
三、大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对策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城市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也是大庆加快“三个城市”建设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庆新篇章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大庆应该珍惜近年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取得的成果，同时以“四化”为标准，针对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以期进一步提高治理成效。
第一，在X的坚强领导下，政府要以权力清单为基础，明确自己在社会治理中的职责。X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X对一切工作的领导。X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X是领导一切的。”可以说，坚持X的领导是政府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中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虽然在多元共治治理体系下，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均要发挥相应作用，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政府这一维度至关重要，必须发挥引领作用，担当作为，针对治理实践中存在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要严格依据X纪政纪，追究问责。第二， 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市场主体的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在现有的治理体系之下，从政府“放管服”改革视角看，市场主体更多时候是作为服务对象出现的。为了更好地获得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的各项服务，市场主体具备良好的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也是必要的。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各种渠道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教育帮助市场主体合规运作；另一方面，市场主体也要积极主动学法用法，
严禁违法违规，争做践行法治的模范主体。第三，培育充实社会组织力量，助力市域社会治理。社会组织在目前的治理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起到连接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纽带作用。当前，要在法治框架下采取相应措施，指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快速成长。一方面，提高社会组织数量，扩大其影响面和受益面； 另一方面，加大对社会组织骨干力量的培养，提高其工作能力，更好地支撑社会组织高效运作。
有专家指出：“发挥地市一级在治理资源和能力方面的独特优势，从而有效应对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各类新型社会矛盾风险的挑战”。这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治理队伍建设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第一，要提高ZZ站位，充分认识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是X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的决策部署，也是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将要长期坚持的重要工作之一。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所有干部都要摒弃错误观念，自觉提高ZZ站位，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治理工作中。第二，着力提高干部治理能力。针对能力不足的问题，要做好干部队伍的能力培养提升工作，将治理能力作为干部培训的重要模块，同时将培训效果作为干部使用和提拔的重要参考，以此为抓手促进干部主动学习，提高治理能力。第三，优化治理队伍资源配置。要树立全市一盘棋的思想，科学统筹治理队伍资源在市域空间的配置，避免资源错配，进而实现治理队伍与治理实践需要之间相互匹配。第四，充实社会治理专业人才。强调治理专业化，必然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对此，需要充分调研， 精准分析现有队伍结构，科学评估专业人才缺口的方向和数量，从而有序充实队伍。
就大庆社会治理科技赋能方面存在的难点问题，应该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应对，以提高治理质效。第一，合力消除数据共享障碍。调查研究表明，跨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之所以存在不愿或者不能的情况，既有技术原因的障碍，也涉及到智能化环境下数据权利归属，数据共享风险处置等现实难题。对此，政府层面要加强统筹协调和优化资源配置，为跨部门数据共享提供政策支持，创造有利条件，做到应享尽享，同时确保数据安全。第二，积极研究，改进监管。对于社会治理智能化场景下存在的监管难题，一方面，要通过持续的技术进步，
强化智能化进程中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要对市域社会治理实践进行细致梳理，精准识别监管难题，相关职能部门要在职责范围内制定处置方案，必要时由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合力解决。第三，重视技术公平赋能。一方面，要从技术入手，“降低”技术门槛，使老年人更容易获得社会治理智能化带来的便利，避免出现“出不了门”“上不了车”等类似的窘境；另一方面，政府层面要积极开展与智能化社会治理相关的技术宣传和教育， 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老年人熟悉和拥抱新技术，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治理智能化需要。
X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好的法治保障。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 第一，用好地方立法权，增加市域立法供给。人大应该就《立法法》授权范围内涉及的相关领域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在充分考虑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 确定优先立法选项。用好地方立法权，就是要以地方立法作为关键抓手，发挥地方立法优势，突出问题导向，强化优选意识，增进域内协同。第二，明晰部门权责，规范行政执法。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给传统的行政执法工作带来了挑战，尤其是新业态如何归口管理，以及监管交叉情形下如何在部门之间分配监管权，都要研究解决。一方面，各部门要坚持守土有责，抓好自己的主要工作， 涉及跨部门监管执法的，要以人民为中心，精诚协作，无法协调时，报上级机关及时处理；另一方面，上级机关要加强业务和政策指导，提高下级机关的监管执法能力，同时依法合理确定纵向机关之间的权责分配。第三，提高司法保障能力。要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契机，打造忠诚担当作为的政法队伍，提高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强后盾。
大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问题与对策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大庆分院课题组
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与重要意义
近年来，越多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相关问题，但是关于其确切内涵，学界目前并无统一的理论界定。代表性观点认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涵摄了空间融合、组织协同、社区导向、技术嵌入等基本要义。”这一观点指明了治理现代化涉及的主要领域。X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以下简称“四化”）的要求，则提供了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点位。“四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意蕴。社会化强调的是，在坚持X和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的前提下，整合各种资源，动员各方力量，特别是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进而突出社会治理的社会化发展方向。法治化彰显的是市域社会治理的法治底色，不仅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智能化突出的是，在社会治理面临网络化数字化时代的诸多新挑战时，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信息技术手段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专业化则是要求市域社会治理应该体现专业水准，同时应该有专业人才保障。
X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X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 并着力推进治理创新，同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X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处于改革发展关键时期， 我国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有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并且将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与社会治理工作相结合，营商环境建设成效更是成为评价市域社会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其次，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即意味着引入新的治理理念、新的治理主体和新的治理工具。从管制到治理，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必要的观念转变，引入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则是社会更加成熟的表征，也是民间自治能力提升的体现，而新的治理工具的运用则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必然，这些因素都将带来社会治理效率的显著提高。最后，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反映的是特定时空之下的法律运行情况，以及社会治理方式。市域范围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
在省级行政框架内，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法治建设和发展情况总体上可以反映出整个社会的法治发展水平。“法治化”在市域范围内，其本质要求就是依法治市，进而避免出现人治及人治之下的腐败与秩序失范，在这个意义上讲，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社会建设一脉相承。申言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符合法治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则有助于更快更好地建设法治社会。
二、大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
市域社会治理的直接目标是化解市域社会矛盾和解决市域社会问题，终极目标则是促进市域社会的和谐与良性发展。自大庆成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之后，大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试点城市建设工作，经过3年多的努力，大庆市域社会治理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 大庆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与“四化”要求之间尚有一定的差距。
第一，依然存在政府缺位与越位的现象。梳理市域社会治理现状，不难发现治理中存在的难点痛点问题，很多都与政府本身定位不清晰有关。从结果上看，无论是不作为还是乱作为，都严重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影响了市域社会治理效果。第二，市场主体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不足。由于灰色或者不法利益驱动，部分市场业主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甚至铤而走险突破法律底线，进而形成社会风险点，威胁社会秩序。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不足对市域社会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重点关注。第三，社会组织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社会组织的良性运作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结合大庆实际，从市域社会治理需要看，无论是社会组织数量，还是实际扮演的角色都有欠缺。一方面，数量不足降低了社会组织的存在感；另一方面，部分社会组织成立时间较短，囿于人员数量有限和工作经验不足等因素，导致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较小。
大庆目前的治理队伍建设还存在一定的滞后现象。第一，部分干部对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认为治理工作只是阶段性任务，属于“运动式”工作，因而不能做到全力以赴。第二，少数干部工作能力有待提高。市域社会治理定位市域空间，处置的矛盾常常敏感复杂，需要较强的综合工作能力，既要精准理解相关法律，又要熟悉X和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同时还要掌
握必要的工作技巧。严格来说，少数干部距离能力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制约了治理队伍的战斗力。第三，治理队伍资源分配不尽合理。人员配置方面，城区多于县域，中心城区多于偏远城区，因人手紧张，削弱了社会治理应对能力。第四，专业人才不足。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如果不能配齐与工作相适应的专业人才，不仅会导致部分工作处置滞后，而且也无法保证那些需要较强专业知识储备的工作能够高质量完成。严重情况下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阻碍治理工作的顺利推进。
目前，大庆已经初步形成“网格化+数字化”治理格局，建成投用“一网统管”平台，全面实现城区网格员专职化，在科技赋能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距离智能化还有一定的差距。第一，数据信息共享存在难点。由于信息化建设统筹规划和数据共享机制建设存在短板，造成市域范围内跨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过程中产生不愿共享、不能共享等问题，从而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孤岛”的存在，一方面，提高了社会治理成本；另一方面，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原则，不符合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第二，智能化过程中存在监管难题。监管难题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技术水平限制；另一方面，智能化以复杂的数据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为基础，极强的专业性也给监管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三，对于技术公平赋能缺乏关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大庆因为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老龄人口比例更高，这是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疫情期间，老年人出入扫码和居家网购等环节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反映出技术公平赋能有待改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首先是依法治理。近年来，大庆在依法治市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还存在法治保障力度不够的问题。第一，地方立法未能充分开展。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及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大庆市于2016年正式获得地方立法权。2017年以来， 地方立法涵盖物业管理、露天市场管理、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机动车停车场管理等领域。但是，对于日益重要的社会组织、网格化管理和历史文化保护等领域，还没有考虑进去，造成市域立法供给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第二，行政执法规范性有所欠缺。
法的生命在于实施，行政执法工作在法的实施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大庆行政执法情况来看，多数时候能够做到规范执法，但也确实还存在选择性执法、多头执法和推诿扯皮等现象。成因不仅包括同级机构间及同一系统内上下级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明，也与部分执法人员的违规操作有关。第三，司法保障能力有待提高。司法承担着守护法治底线的重要职能，在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其作用不可替代。从法院视角看，近年来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这些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
三、大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对策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城市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也是大庆加快“三个城市”建设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庆新篇章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大庆应该珍惜近年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取得的成果，同时以“四化”为标准，针对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以期进一步提高治理成效。
第一，在X的坚强领导下，政府要以权力清单为基础，明确自己在社会治理中的职责。X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X对一切工作的领导。X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X是领导一切的。”可以说，坚持X的领导是政府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中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虽然在多元共治治理体系下，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均要发挥相应作用，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政府这一维度至关重要，必须发挥引领作用，担当作为，针对治理实践中存在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要严格依据X纪政纪，追究问责。第二， 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市场主体的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在现有的治理体系之下，从政府“放管服”改革视角看，市场主体更多时候是作为服务对象出现的。为了更好地获得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的各项服务，市场主体具备良好的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也是必要的。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各种渠道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教育帮助市场主体合规运作；另一方面，市场主体也要积极主动学法用法， 严禁违法违规，争做践行法治的模范主体。第三，培育充实社会组织力量，助力市域社会治理。社会组织在目前的治理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起到连接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纽带作用。当前，要在法治框架下采取相应措施，指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快速成长。一方面，提高社会组织数量，扩大其影响面和受益面；
另一方面，加大对社会组织骨干力量的培养，提高其工作能力，更好地支撑社会组织高效运作。
有专家指出：“发挥地市一级在治理资源和能力方面的独特优势，从而有效应对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各类新型社会矛盾风险的挑战”。这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治理队伍建设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第一，要提高ZZ站位，充分认识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是X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的决策部署，也是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将要长期坚持的重要工作之一。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所有干部都要摒弃错误观念，自觉提高ZZ站位，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治理工作中。第二，着力提高干部治理能力。针对能力不足的问题，要做好干部队伍的能力培养提升工作，将治理能力作为干部培训的重要模块，同时将培训效果作为干部使用和提拔的重要参考，以此为抓手促进干部主动学习，提高治理能力。第三，优化治理队伍资源配置。要树立全市一盘棋的思想，科学统筹治理队伍资源在市域空间的配置，避免资源错配，进而实现治理队伍与治理实践需要之间相互匹配。第四，充实社会治理专业人才。强调治理专业化，必然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对此，需要充分调研， 精准分析现有队伍结构，科学评估专业人才缺口的方向和数量，从而有序充实队伍。
就大庆社会治理科技赋能方面存在的难点问题，应该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应对，以提高治理质效。第一，合力消除数据共享障碍。调查研究表明，跨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之所以存在不愿或者不能的情况，既有技术原因的障碍，也涉及到智能化环境下数据权利归属，数据共享风险处置等现实难题。对此，政府层面要加强统筹协调和优化资源配置，为跨部门数据共享提供政策支持，创造有利条件，做到应享尽享，同时确保数据安全。第二，积极研究，改进监管。对于社会治理智能化场景下存在的监管难题，一方面，要通过持续的技术进步， 强化智能化进程中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要对市域社会治理实践进行细致梳理，精准识别监管难题，相关职能部门要在职责范围内制定处置方案，必要时由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合力解决。第三，重视技术公平赋能。一方面，要从技术入手，“降低”技术门槛，使老年人更容易获得
社会治理智能化带来的便利，避免出现“出不了门”“上不了车”等类似的窘境；另一方面，政府层面要积极开展与智能化社会治理相关的技术宣传和教育， 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老年人熟悉和拥抱新技术，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治理智能化需要。
X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好的法治保障。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 第一，用好地方立法权，增加市域立法供给。人大应该就《立法法》授权范围内涉及的相关领域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在充分考虑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 确定优先立法选项。用好地方立法权，就是要以地方立法作为关键抓手，发挥地方立法优势，突出问题导向，强化优选意识，增进域内协同。第二，明晰部门权责，规范行政执法。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给传统的行政执法工作带来了挑战，尤其是新业态如何归口管理，以及监管交叉情形下如何在部门之间分配监管权，都要研究解决。一方面，各部门要坚持守土有责，抓好自己的主要工作， 涉及跨部门监管执法的，要以人民为中心，精诚协作，无法协调时，报上级机关及时处理；另一方面，上级机关要加强业务和政策指导，提高下级机关的监管执法能力，同时依法合理确定纵向机关之间的权责分配。第三，提高司法保障能力。要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契机，打造忠诚担当作为的政法队伍，提高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强后盾。
大中小学法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问题及对策
马福运、卢晓涵
X和国家十分重视思想ZZ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的教学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ZZ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中推进法治教育一体化，重在整体协调、上下贯通，坚持内涵式发展， 打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狭隘格局，实现螺旋式发展、递进式上升。
一、推进法治教育一体化的规律遵循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进行法治教育是思政课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中循序渐进地推进法治教育，对提高各级各类人才的法治素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尊重学生成长规律，科学分层法治内容。法治教育以增强受教者法治素养、养成法治意识为目的。法治意识的养成应遵循个人的成长规律，通过学习法律知识、掌握法律方法、参与法律实践等多种途径循序渐进逐步养成。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感性思维较强，记忆能力突出，学校可以安排一些法律基础知识的内容，让学生明白法律“是什么”，从而在记忆中增长法律知识，逐步提高法治素养。初、高中阶段，学生的思辨能力进一步加强，学生开始关注“为什么”，思索知识背后的深层含义。这个阶段应做到知识传授和价值涵养并重， 在学习相关法律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法治精神。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心智基本成熟，已经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法律知识，初步具备了辩证认识、理性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他们开始思考“干什么”。这个阶段的法治教育应引导学生以饱满的热情和扎实的能力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大学《思想道德与法治》的“法治”部分以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为重点，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展开，在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思维过程中激发学生自身责任意识。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中分层推进法治教育，尊重学生认知和成长规律，符合科学的教育逻辑。
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共同涵养学生的法治素养。在不同学段，思政课的教学目标各有侧重。小学阶段以启蒙教育为主，而铸牢思想基础则是初中学段的课程目标，在高中学段更加注重提升学生的ZZ素养，大学阶段则要强
化学生的使命担当。在小学阶段思政课中开展法治教育，应以法律规则和常识为主，启蒙学生养成遵法守法的行为习惯。初中阶段要增加宪法教育的内容， 强化学生对国家的认同，铸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基础。高中阶段要增添法治精神、法治原则的内容，引导学生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 形成正确的法治观。高等教育阶段要引导学生熟知全面依法治国等相关制度安排，将理论学习和实践探索相结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学校应落实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意见要求，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中分阶段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尊重教学规律，共同涵育学生的法治素养，一体化培养助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合格人才。
二、推进法治教育一体化的现实困境
推进大中小学法治教育一体化，应整体考量、合理安排整个教学过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评价等。当前，还存在着诸多制约思政课教学内涵式发展的问题。
总体教学目标一致，但学段目标不够清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旨在发挥协同效应，形成“1+1>2”的育人效果。《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ZZ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加强了顶层设计， 规定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总体教学目标。由于教学时段与教学安排的差异，有些教学目标未能体现出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的认知规律。如统编版八年级《道德与法治》（下册）“维护公平正义”单元的教学目标是“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公平正义”， 而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将“公平正义”作为法治思维的一个内容，仅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救济公平”展开详述，其目标定位甚至低于基础教育的安排，在学段上区分不够清晰。再如《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要求高中阶段要“理解民事活动的基本法律原则和核心概念，了解调解、仲裁、行政复议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而《普通高中思想ZZ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将这些目标要求纳入“选择性必修课程”模块，只供学生选择性学习，没有达到该学段的整体教学目标要求，不利于学生的法治素质的提升。
教学内容存在不必要的重复现象。教学目标需要依靠教学内容来落实，教学内容体现着教学目标的具体要求。思政课内容应紧扣法治教育的目标要求，在大中小学不同学段统筹安排适合学生成长特性的教学内容。德育教材体系属于国家事权，必须由国家一体化考虑。[1]涵养法治素养、培育法治精神
离不开法治知识内容的学习。由于法治知识有浅有深，学习存在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因此，相同的教学目标可以设置近似的教学内容，在大中小学思政课的法治教育中教学内容的必要重复是可取的，是符合学生认知成长规律的。那种认为“现有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体系中存在法治教育内容重复交叉性与学生成长阶段性之间的显性矛盾”[2]的认识是不科学的。但必要的重复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教学目标指引下教学内容的螺旋递进、次第上升。
教学评价方式单一，制约着总体目标的实现。思政课是铸魂育人的课程，培养的是与X同心、与X同行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涵养的是学生的ZZ认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法治意识和文化素养，高中思政课程核心素养的培养效果很难用单一的方式予以概括。而不同学段的教学任务千差万别，特别是初中和高中阶段都有升学任务，现阶段还存在着以升学率或分数评价学校和老师的现象，这两个学段思政课的教学评价均以分数为唯一指标，学生以考试分数为目标，以死记硬背为学习手段，未能充分发挥出思政课的价值引导功能。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虽然没有了升学压力，但在本科阶段的思政课教学中，考核形式多数还是试卷考试，以获得相应的学分作为该课程是否合格的主要依据， 未能凸显思政课在价值引领方面的重要功能，制约了思政课总体教学目标的实现。
教师教学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协同效应。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存在各学段教师沟通交流少、教学信息不互通、教学条块分割的情况。由于各学段思政课教师缺乏共同教研的条件，对其他学段的教学目标或内容了解不够，高等教育阶段教师对中小学段思政课教学情况缺乏认知，极易造成大学思政课重复讲述中小学的知识和内容，致使协同育人的效果大打折扣。再者，有些思政课教师的思政理论扎实，但专业法律知识相对匮乏，且与法学等专业课程教师缺乏沟通，不能有效吸收借鉴法学类教师的专业知识深度、拓展广度、最新法治前沿动态等方面的经验，横向跨学科交流研讨少，制约着教育教学效果。
三、推进法治教育一体化的实践路径
共同的教学目标决定着在大中小学应整体布局教学内容，综合评价教学效果，各学段教师应协同教研，合力培育具有法治素养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各学段教学目标协调一致，分层递进。思政课的ZZ属性和价值引领功能决定了大中小学不同学段思政课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但整体不等于部分的
简单相加，关键在于将整体教学目标贯彻统一到不同学段的思政课教学中。《意见》要求“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既强调了思政课教学目标的整体性，又突出了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和课程的特征，更凸显出不同部分教学目标的层次性。高层目标统摄底层目标，底层目标服从高层目标。在整体设计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教学目标时，要以大学阶段的目标为高层次目标，培养学生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的法治素养，让学生初步了解法律知识，树立依法维权的法治观念。教学目标分层应关注各层次之间的协调性，从初中阶段到高中阶段学生的思维方式逐渐由感性思维过渡到逻辑思维，高中阶段培养学生的法治核心素养离不开初中阶段对法治基础知识的灌输。高中学段学生的法治理论知识尚不丰富，自觉践行法治实践的能力欠缺，还不能以大学阶段的“责任担当”目标指导此阶段的教学。因此，设置大中小学不同阶段法治教育教学目标，协调一致是目的、是根本，分层递进是过程、是手段。
整体布局教学内容，减少不必要重复。遵循课程自身的内在逻辑是课程一体化建设的基本要求。[4]推进法治教育一体化，要以培养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和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为统领，普及法制知识，明晓行为规则；增强法治观念， 规范自身行为；树立法治信仰，践行法治理念；坚定法治自信，投身法治实践。从知识的协同性来看，法治知识的核心理念、重要概念等内容是不变的，每一个学段都要学习，但内容安排和学习方式应符合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课程特点，不能简单地复述、机械地罗列。以宪法教育为例，宪法中公民权利义务教育要覆盖各阶段，中小学阶段，只需要让学生了解公民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高中阶段，需要让学生知晓权利和义务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等关系； 大学阶段，要让学生明晰行使权利的界限，从目的、方式和程序等不同方面规范权利界限，越界即越权。遵循知识的协同与递进规律设置教学内容，符合“结构合理，功能互补，减少重复”的要求，是科学的、是合理的。
以总体目标为指引，丰富评价方式。思政课的ZZ认同和价值引领功能决定了课程评价不能单纯地以理论知识水平为标准，还要将能客观反映学生思想动态的其他因素作为评价标准。即要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全面评价学生的思想ZZ素质。[5]思想ZZ教育的本质是实践，
思想ZZ教育实践活动及学生的实践能力是思政课程评价的根本标准。[6] 思政课中法治教育效果的评价，可以秉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过程与终结相结
合的原则，通过自我评价、教师评价、同学互评等不同方式，增强学生法治素养。在大中小学不同学段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式，评价检验立德树人的教育教学效果。小学阶段重在实践性评价，以同伴参与、家人互助等形式，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增进知识、增长能力。初中阶段的评价以过程为主，知识终结性评价相辅助。高中阶段过程评价与终结评价并重，还要注重知识的终结性评价， 考核学生能否运用法治知识分析复杂社会问题，应对生活挑战。大学阶段则应以终结性评价为主要形式，过程性评价参与其中。过程性评价旨在通过参与法治实践活动，考查学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是否能够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习惯。
各学段教师协同教研，发挥协作效应。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是一个完整的动态运行过程和建设范式，实现教师培训的同频进度、营造教师互动的共振频度，是现阶段思政课教师队伍一体化建设的重中之重。[7]其一，完善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协同备课机制。大学思政课教师备课资源相对丰富，如“全国高校思想ZZ理论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等，为高校思政课教师提供了教学资源、备课工具、有效研讨的共享平台，实现了大学生思政教育资源的“共建、共管、共用、共享”。而中小学段尚未形成思政课教师集体备课机制。因此，可以将现有的高等教育思政备课资源向中小学教师开放，与中小学教师一同教研，让大中小学思政课内容紧跟时代。由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同一城市的大中小学校可建立思政课协同备课机制，就相似的教学目标共同备课， 互相听课，互通教学内容，共享教学资源，解决不同学段教学条块分割的“梗阻”现象。其二，建设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培训一体化机制。思政课教学应做到与X的理论创新同步同行。教育部面向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开设了“周末理论大讲堂”，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可参与其中，共同研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校思政名师工作室可吸纳中小学思政教师参与，中小学开展的“国培计划”也可适当让高校思政课教师参加培训，补齐不同学段教师的知识短板。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同心同行，协作配合， 共同放大思政课教师的整体功能，推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
大中小学如何携手上好“大思政课”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2023年4月27日）
一年前的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青少年思想ZZ教育是一个接续的过程，要针对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ZZ教育。X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大中小学思想ZZ教育一体化建设。这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部署。当前，我国思想ZZ教育已整体进入质量提升和内涵发展的新阶段。为深入了解思政教育发展特别是大中小学思想ZZ教育一体化建设情况，光明日报记者会同中国人民大学团委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北京、上海、福建、陕西、四川、新疆等16个省区市30多所大中小学，面向近百名思政课教师、大中小学生、专家学者开展专题调研，在深入分析大中小学思想ZZ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实施状况、重点难点的基础上，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对策建议。
新学期伊始，广东省深圳市赤湾学校的思政课堂上，二年级小朋友崔伯函在亲手绘制国旗、了解“五星”含义的过程中，加深了对祖国、“爱国”的理解；在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一（2）班陈文杰上完思政课后，兴奋地告诉调研组：“我们的‘小梦想’和中国梦密不可分！”；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刘路午，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深刻地理解了坚持中国共产X领导的内在逻辑和显著优势。
从小学到大学，从孩童到青年，按照不同学段学生身心特点和成长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螺旋上升、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ZZ教育，是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久久为功的庞大系统工程。
一、护航青少年“拔节孕穗期”，一体化建设成效显著
2021年年底以来，由大中小学、教育行政部门、教研机构共同组成，覆盖全国32个省区市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相继获批立项建设，这是各地突出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推动“大思政”建设的缩影。近年来，各地着眼于循规律、建体系、强机制、重保障，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育人实效更加明显——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课堂是主阵地。如今，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不断得到改革创新。
在新疆塔城，乌苏一中的老师们把思政课开在了闻名遐迩的小白杨哨所， 带领同学们“沉浸式”体验边防战士的一天。“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让学生耳目一新，受到更深刻的思想洗礼。”蒋欣洁老师说。类似的情景模拟、实践锻炼等“互动式”“体验式”“案例式”教学
手段，如今被各地广泛引入课堂教学。在湖南常德，河洑镇汇华聚宝小学的老
师正在给学生分发蚕卵。一直到6月末，老师都会带领孩子们孵卵、采桑、养蚕、缫丝，最后制成桑蚕制品。学校将劳动教育融入课程思政，在校园设立“劳动小能手”光荣榜，打破了以往将学业水平作为评判学生能力的唯一标准。
随着“大思政课”建设深入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有机结合、同向发力的育人效应充分显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青年教师释启鹏告诉调研组，在专业教学中，他运用中国丰富的历史实践来解读ZZ学理论的新概念新范畴，“把课程思政理念融入ZZ学专业教学，让思政教育润物无声，与专业教育形成协同效应”。
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随着北京高校思想ZZ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的教育教学资源面向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开放，“周末理论大讲堂”“青椒论坛”等活动吸引了大量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参与。涵盖集体备课、培训培养、实践研修各环节在内的大中小学一体化教研机制的确立，让教师能够有机会了解其他学段思政课程的知识结构，提高适应一体化建设需要的教学素养和教学能力。
“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陕西省第十三次X代会代表、中学思政课教师包丽筠告诉调研组：“与高校的专家学者交流学习、同堂备课的机会变多了，这为我们基础教育阶段思政课教师拓宽了职业成长空间。”
一体化建设效果，归根结底要由立德树人成效来检验。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发展追踪调查数据显示，当代大学生普遍认为自己的爱国意识、社会服务与奉献意识、集体观念、社会公共意识等能力素质较强，对德育的自我评价显著高于智体美劳等其他四个方面。
思政课办得怎么样，学生最有发言权。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华山路小学六年级学生张宸东觉得，现在的思政课亲切有趣：“老师会给我们讲故事，带我们做体验活动。”调研组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爱上思政课，对思政教育
不抵触，以往思政课“呆板说教”的刻板印象逐渐被打破。
中国人民大学延河讲师团两年多来已通过“送课上门”形式，向全国3000 余所中小学开展宣讲。“在四川省马边县民建小学的一次活动结束后，有个小朋友跑过来告诉我，长大了他也要成为一名共产X员。”青年讲师薛思齐说： “那一刻，感觉自己为孩子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余秀兰教授表示：“未来，接受从小学到大学完整阶段的学历教育将是每个中国人可预期的教育选择，势必会对大中小学育人体系的进一步融合提出更高要求。”
资源统筹更加有效——
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到“思想ZZ教育”一体化，内涵和外延的变化意味着从“思政小课堂”到“社会大课堂”的转变，必须更加有效调动各方面思政要素，构建起结构优化、层次衔接的“大资源”平台。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X委书记张晓京看来：“高等院校智力资源密集， 发挥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论及相关学科的支撑作用，能够在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中起到重要引领作用。”目前各地建设“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均由高校牵头，“这将充分释放高校资源优势”。
上海高中生小姚，已经“刷”完了好几门“中国系列”思政课选修课程， “很过瘾，因为每堂课都是由一所大学里最专业的老师来讲”。该系列课程全部依托上海高校打造，“一校一课”，目前已经面向中小学延伸。
得益于天津市设立的思政课协同创新基地，天津小学生小刘走进天津科技大学的生物实验室，接受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启蒙科普课程。“这堂课由大学老师给小学生讲，看起来高大上，其实很接地气。”相关负责老师说，“这既是为了科普，更重要的是帮助同学们从小点燃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
“班会课也是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大学和我们建立了帮扶关系，开展‘手拉手·心连心’远程班会课，请大学生们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激励大山里的孩子们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目标。”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兰坪一中班主任郝亮告诉调研组。
构建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还充分激活了“社会大课堂”。最近，北京光明小学四年级学生梁铸德带着弟弟，来到了中轴线上的大栅栏胡同，参加古建筑参访活动。在实践观察中，他们认真了解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对于尚处于认知发展阶段早期的青少年学生，将思政教育融入现实场景中，会产生更
真实的触动。
无独有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专业学生邢梦姗最近正在修改关于古都历史文化传承的论文，即将投稿参加一场学术赛事。这些活动都来自不久前启动的“北京中轴线上的大思政课”，把北京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沉浸式” 传统文化体验课堂。
像这样的“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近年来全面铺开，为思政教育提供贯穿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的鲜活教学资源。
平台机制更加完善——
“X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X中央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充分体现在X的教育方针中，把对思想ZZ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这也成为开展大中小学思想ZZ教育一体化的理论支点和本质要求。”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专家指导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秦宣说。
2021年年底，教育部成立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各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等机构陆续组建，充分发挥统筹协调、咨询指导功能。“专家委员会就各学段思政课讲什么、怎么讲、讲多深等问题提出极具针对性的指导意见。”贵州省毕节市第二实验高中X委书记蒋刘恩在访谈中提到，“这种关于教法的指导很有必要，对一线教学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各地把“大中小学思想ZZ教育一体化建设”作为打造“大思政课”的重要抓手。在浙江嘉兴和陕西延安，两地利用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成立了大中小学红色文化一体化传承联盟。全国青少年延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吴蓓老师介绍，他们致力于突出延安精神主题，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不同学段的青年学生定制不同的红色文化体验方案。这些创新，为健全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的平台机制提供了保障。
二、贯通衔接困境仍存，一体化建设亟待迎难而上
兼顾“整体”与“分段”的教育理念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思政课教师对大中小学思政课程体系缺乏整体把握。一些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反映“只熟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且“自身的理论基础也不够厚实”“往浅讲没意思、往深讲没底气”。大中小学对思政教育工作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认识还有待加强，“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各人自扫门前雪”，只
强调实现本学段教育目标的情况依然存在，影响了“贯通”的有效实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思政课教师虎旭昕认为，“一方面，思政教育知识体系内在贯通，价值观念内在自洽。另一方面，人的成长是一个不能被人为‘割裂’ 的连续过程。因此，大中小学不能忽视个体发展的连续性，如果各学段的思想ZZ工作出现断层，将会导致学生在进入下一学段时身心适应困难”。
基于“共识”与“辅助”的互信关系尚需完善——
在思政教育的现实场景中，学校引导力不强、家长参与度不高、社会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学校历史老师张萌坦言：“要让刚从小学升中学的孩子了解晦涩的、远离他们实际生活的历史知识是很困难的，孩子们总是会问你为什么。可以让他们问问家里长辈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诸如改革开放等，增加孩子们的感性认识。”此外，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学校是教书育人的主阵地，社会是育人资源的宝库，“除了课堂教学，最好能够带领同学们去博物馆、档案馆好好看一看”。
各教育主体之间的责任模糊、错位甚至缺位，影响了思政教育的实效。“家校社都是青少年成长的真实环境，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思政教育中， 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至关重要。”蒋刘恩表示。
“学科”与“学段”的匹配衔接不够顺畅——
长期以来，由于学段分割、学科壁垒，思政课形成了各讲各的、“单兵作战”的局面。广西科技大学团委书记朱广生坦言：“各环节都在使劲儿，但是形成的育人合力却打了折扣。”
在思政课教材中，知识内容简单重复、缺失脱节的现象同时存在。上海市位育中学学生发展中心副主任、ZZ教师徐振霖在访谈时指出：“有的知识初中讲过了，高中继续讲，在学生看来就是一遍遍刷存在、搞记忆，弱化了思政课教学的层次性；有的内容想要联系社会现实问题，却往往落后于现实，未能直击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有时过分淡化学科理论，导致基本原理解读不够， 好似‘躯体失去了骨架’。”教师们普遍认为，各学段、各学科的思政教育内容缺乏匹配与衔接，不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也就很难达到启智润心、培根铸魂的教育目的。
三、统揽全局、多元共治，谋划一体化建设未来之路
在顶层设计上下功夫，精准把握一体化建设的题中之义——“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增强教师培养、教材编写、课程标准、评价机制等各方面的整体性、
系统性、协同性。”秦宣告诉调研组，成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就是为了“着力解决衔接性不足、区分度不够、资源整合不充分、协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实现思政课教学在功能定位、目标指向、内容供给上的同向发力”。
要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前提是要在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等根本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央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胡静认为，关键是要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形成互补互助、相互支撑的育人协作，“为大中小学思想ZZ教育一体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学校生态和家庭氛围”。
在育人阵地上下功夫，促进思政课程的内涵式提升——
要以课程改革作为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抓手，稳步推进各个阶段建立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发展的“大思政”格局。“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张晓京指出，青少年的身心和认知发展是一个由稚嫩到成熟的过程，必须依据人的成长发展规律和教育立德树人的内在规律，分学段、分层次地设置思政教育目标、选取教育内容，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育人成效。“要从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段出发，从日常体验和成长经验出发，从好奇心和求知欲出发，从每个人个性发展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推出一批立意站得住、老师讲得通、学生学得进的‘思政金课’。”
“要处理好‘要我学’和‘我要学’的关系，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的深度融合。”教育部高校思想ZZ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郑州大学）办公室副主任聂娜认为，要让故乡的一草一木、熟悉的街道乡村、耳熟能详的贤士英模、有形无形的非遗瑰宝走进思政课，在课堂内外实现思政要素的渗透，实现通俗化和深刻性的协调统一。
在育人队伍上下功夫，推动思政教师队伍的融合式发展——
要构建全员参与的“综合性”“立体式”思政育人工作体系，开展全周期、系统化的思政教师培训。“有好老师，好课程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张萌立志把自己的历史课讲生动、讲鲜活，“我从大学图书馆中借出一些革命时期的漫画、图集，向学生们展示这些文献资料，就是为了让他们在真实感受中理解祖国的伟大历史变革。”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鑫告诉调研组，可以通过教师交流、轮值轮岗、集体备课等方式在大中小学不同学段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建好“接口”， 相互输送人才、成果、资源，促成合作，“尤其是充分发挥高校、社科院等马
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的‘传帮带’作用”。
要讲好“大思政课”，就要有“大师资”，除了思政课教师，其他专业课教师、教辅人员、离退休老同志等都有可以发挥的优势，还可以扩展到“自带流量”的专业大咖、行业模范、平凡英雄、朋辈榜样等，让他们走进思政课堂“开讲”“圈粉”，真正引领各年龄段学子自发求真向善、有所作为。
在育人要素上下功夫，探索思政教育载体的立体式拓展——
扎根“千里沃野”，才能“茁壮生长”。对于正在接受教育的“00”后、“05”后甚至“10”后而言，他们对国家的发展和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有所感知的，但要有更深入的认识，就需要更丰富的载体和场景。要充分把握育人规律与个性化成长需要的协调统一，主动挖掘和整合育人资源，搭建各种充满人文关怀的学习、生活、成长平台，满足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层次学生的现实需求。
“要让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共同走进历史遗迹、重大事件现场，感受城市乡村的变化，引导青年学生把时代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体验结合起来，在国家发展和事业推进中找到自己成长的历史坐标，感悟自己的历史责任。”常年负责学生社会实践工作的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程正雨指出。
专家、教师们还提到，要主动占领网络阵地，创新思政教育方式方法，提前预判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更有效地开展思政教育，使信息技术发展和实际工作格局协调同步，线上资源和线下教育双线协同发力。
X领导人大工作的现状调研报告
陈家刚
X对人大工作的领导现状究竟怎么样？目前无论是基于实证调研的研究报告，还是系统的理论研究，都比较缺乏。为此，课题组设计了一份问卷，希望通过问卷调研，能够对现状进行一个初步的评估。课题组除了对X领导人大的力度与效度进行了初步的测评，还对X领导人大的一些体制机制进行了调研分析。现对调研情况简要分析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为了深入了解和研究X对人大全面领导的状况，我们课题组2022年5月-7 月，通过问卷星，开展了问卷调研。填写问卷的受访者总共575人，有效问卷575 份。问卷受访者除了云南、贵州和内蒙古以外，覆盖全国主要省份，其中来自广东的受访者为主要构成。性别结构方面，男性382人，占66.43%，女性193人， 占33.57%。年龄构成方面，30岁以下受访者占10.26%，30-40岁的占25.39%，40-50 岁的占41.22%，50岁以上的占23.13%。身份结构方面，人大机关工作人员占21.04%，其他X政机关工作人员占42.61%，人大相关主题的研究人员占5.39%，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23.65%，其他身份人员占7.3%。人大代表身份人员占43.65%。受访者所在单位的级别构成方面，中央部门占3.13%，省级占19.48%， 地级以上市25.04%，县级占27.3%，乡镇一级占19.65，其他没有单位级别的占5.39%。总体上来说，受访者在区域结构、年龄结构、身份结构、层级结构等方面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
二、认知与评价
如何判定大家是否了解人大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人大工作常识的了解，可以侧面反映大家对人大工作熟悉的程度。我们设计了一个题目，“据您了解，人大常委会一般每隔多久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据此来判断对人大工作情况的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临时召集会议。而地方人大常委会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所以，一般而言，
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对人大工作有所了解的人，一般都会比较清楚这一点。受访者中，41.57 %的人选择了两个月。这些对人大工作了解程度比较多的人， 知晓有关法律规定。31.3%的人选择根据需要召开，这些人是对人大工作有一定了解的人，知道人大常委会实际运作的状况。但是也有18.96%的人选择了一个月，8.17%的人选择了一个季度。相较而言，这些受访者对人大工作就没有那么熟悉了。总体上来说，绝大多数受访者对人大工作都是有一定了解的。但是受访者中，也有一些人对人大工作了解不多。
X领导人大工作的现状如何，可以进行主观评价，也可以进行客观评价。主观评价可以通过大家的满意度来测量，客观评价可以通过一些量化的运转指标来衡量。在满意度方面，48.17%的人表示非常满意，40.35%的人表示满意。选择“一般”的人只有10.26%，而选择不满意的人仅有1.04%，完全不满意的为0.17%。所以，总体上来说，绝大多数人对X领导人大工作的情况是满意的，只有极少数人不满意。因此，对X领导人大工作的总体满意率还是比较高的。这表明X领导人大工作的总体方面是得到肯定的。
X的十八大以来，X对人大工作领导工作是否取得了进展呢？我们从有无的性质和工作程度两个方面设计了问题。从有没有加强的问题来看，针对“X的十八大以后，各级X委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否加强了”这一问题，98.26% 的人，选择了“是”这一选项。所以，X的十八大以来，各级X委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已得到加强是普遍的共识。从程度方面来看，83.3%的人选择“全面加强”，14.09%的人选择“部分加强”，选择没有加强或不清楚的人是极少的。因此，绝大多数人是认可X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已经得到全面加强或部分加强的。
地方各级X委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呢？我们用0代表不力，10代表十分有力，在程度上，数字越大越有力，对各级X委对人大领导工作是否坚强有力进行了测量。
省委（直辖市市委）对人大工作领导的情况测量。有364人（占比63.3%）给了10分，有83人
（占比14.43%）给了9分，54人（占比9.39%）给了8分，27人（占比4.7%）
给了7分，16人（占比2.78%）给了6分，15人（占比2.61%）给了5分，5人（占比0.87%）给了4分，给1-3分的都是1人，分别占比0.17%，还有8人给了0分，占比1.39%。总体平均分为9.05分。所以，从大家的评分来看，大部分人还是对省委（直辖市市委）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情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对此评价不高。
市（副省级、地区级）委对人大工作领导的情况测量。有322人（占比56%）给了10分，有95人（占比16.52%）给了9分，61人（占比10.61%）给了8 分，41人（占比7.13%）给了7分，18人（占比3.13%）给了6分，22人（占比3.83%） 给了5分，给3-4分的都是3人，均占比0.52%，给2分的1人，占比0.17%，给1分的2人，占比0.35%，还有7人给了0分，占比1.22%。总体平均分为8.65分，比省一级要低一些。所以，总体上，市（副省级、地区级）委对人大工作领导的坚强有力情况方面，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也应该注意到，个别受访者对市委的领导力度方面还是不太认可的。因此，在领导力度方面，市委还需要继续加强。
县（县级市、区）委对人大工作领导的情况测量。有289人（占比50.26%）给了10分，有89人（占比15.48%）给了9分，64人（占比11.13%）给了 8分，56人（占比9.74%）给了7分，32人（占比5.57%）给了6分，22人（占比3.83%） 给了5分，给4分的10人，占比1.74%，给3分的3人，占比0.52%，给2分的1人， 占比0.17%，给1分的0人，还有9人给了0分，占比1.57%。总体平均分为8.61分， 比地级以上市略低一些，总体上差距不大。
乡镇X委对人大工作领导的情况测量。有258人（占比44.87%）给了10分，有76人（占比13.22%）给了9分，69人（占比12%）给了8分，34人（占比5.91%）给了7分，47人（占比8.17%）给了6分，35人（占比6.09%）给了5分， 给4分的23人，占比4%，给3分的13人，占比2.62%，给2分的6人，占比1.04%， 给1分的3人，占比0.52%，还有11人给了0分，占比1.91%。总体平均分为8.1分， 远远低于地级以上市和县区一级大，和省一级的差距更大。
从省一级到县镇一级，大家对X委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力度测量，总体上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级别越低，大家的打分越低；级别越高，大家的打分也越高。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这表明越是基层，X领导人大工作的力度方面越需要加强。
地方各级X委对人大工作领导的效果如何呢？我们用0代表无效，10代表十
分有效，在程度上，数字越大越有效，对各级X委对人大的领导是否经常有效进行了测量评估。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省委（直辖市市委）对人大工作领导的效果测量。受访者中，有354 人（占比61.57%）给了10分，有97人（占比16.87%）给了9分，53人（占比9.22%） 给了8分，22人（占比3.83%）给了7分，16人（占比2.78%）给了6分，18人（占比3.13%）给了5分，给3-4分的都是3人，占比0.52%，给1-2分的都是0人，还有 9人给了0分，占比1.57%。总体平均分为9.04分。所以，和X委对人大工作领导的力度相一致，省委（直辖市市委）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是否经常有效也获得了较高的评分。
市（副省级、地区级）委对人大工作领导的效果测量。有323人（占比56.17%）给了10分，有98人（占比17.04%）给了9分，70人（占比12.17%）给了8分，28人（占比4.87%）给了7分，18人（占比3.13%）给了6分，21人（占比3.65%）给了5分，给4分的有5人，占比0.87%，给3分的3人，占比0.52%，给1-2 分的都是0人，还有9人给了0分，占比1.57%。总体平均分为8.89分。所以，市
（副省级、地区级）委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比省一级要低一些，总体上也是比较高的。
县（县级市、区）委对人大工作领导的效果测量。在所有受访者中， 有299人（占比52%）给了10分，有91人（占比15.83%）给了9分，66人（占比11.48%） 给了8分，51人（占比8.87%）给了7分，26人（占比4.52%）给了6分，22人（占比3.83%）给了5分，有8人给4分，占比1.39%，给3分的3人，占比0.52%，给2分的是0人，给1分的2人，占0.35%，还有9人给了0分，占比1.57%。总体平均分为8.7分。所以，县（县级市、区）委对人大工作领导效果评价比上一级也是稍微低一些。
乡镇X委对人大工作领导的效果测量。有266人（占比46.26%）给了10分，有91人（占比15.83%）给了9分，64人（占比11.13%）给了8分，45人（占比7.3%）给了7分，41人（占比7.13%）给了6分，35人（占比6.09%）给了5分， 给4分的10人，占比1.74%，给3分的9人，占比1.57%，给2分的4人，占比0.7%， 给1分的2人，占比0.35%，还有8人给了0分，占比1.39%。总体平均分为8.35分， 与地级以上市和县区一级的差距要相对大一些。
从省一级到县镇一级，各级X委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效果方面，也是总体上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级别越低，大家的打分越低；级别越高，大家的打分也
越高。从总体的情况来看，各级X委对人大工作领导的效果似乎和领导的力度呈现正向关系。领导力度越大，领导的效果评价也就越高，因此以积极的态度推进X领导人大工作还是很有实效的。
三、X领导人大的制度保障与组织基础
X领导人大制度方面，究竟有哪些重要的制度呢？针对“X领导人大的最主要制度有哪些”的问题，大家给出了答案。选择最多的是X委人大工作会议制度，有76.7%的受访者选择。所以，这一制度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不管这些受访者是否真正了解这一项制度。X组制和请示报告制紧随其后，都有72.17%的受访者支持。X组制和请示报告制度，一个是X领导人大的重要组织基础，一个是X领导人大制度的重要制度基础，两者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X管干部制度、全面领导制度和X委制，也都获得了超过半数以上的支持，分别是68%、62.96%和54.78%。X委制毫无疑问是X领导人大制度的核心支撑，全面领导制度是X领导人大制度的最新发展，而X管干部制度是X领导人大制度得以落实的重要体制机制之一。在给出的选项中，X政兼职制度只有29.91%的支持率。这是很让人意外的。可能在于这一选项存在模糊性，不同的人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也有可能在于，这一制度还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不管怎样， 这些都是X领导人大的制度基础，正是在这些制度的支撑下，X领导人大的工作才得以顺畅运转。
X领导人大要有制度保障，也要有组织支撑。调研表明，X领导人大工作有四大组织基础：各级X委、人大常委会X组或人大常委会机关X组、人大会议期间的临时X组织以及人大代表中的中共X员和人大常委会中的中共X员。各级X委是同级政权机关的领导核心，代表X组织实施领导行为，获得了78．78% 的受访者支持。人大常委会X组或人大常委会机关X组获得了91.48%的支持率， 可以说已经达成了最为广泛的共识。人大常委会X组由同级X委成立，受同级X委领导，各级X委通过人大常委会X组内嵌于人大机关中，来落实X委的意图，在人大机关中把握方向，决定重大决策。容易被忽视的是人大代表中的中共X员和人大常委会中的中共X员，事实上，他们也是X领导人大的重要组织基础之一，获得了64%的受访者支持。这些X员们通过X的政策文件学习等方式会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在人大开会时，还会成立一些临时X组织，它们是大
会期间，统一X员行动的重要组织载体。这一选项获得了56.52%的支持率。有了X领导人大制度的组织基础，X领导人大的制度机制才能够真正运转起来。
四、X领导人大工作的发展空间
针对X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哪些方面最需要加强的问题，受访者也给出了自己的选择，从中可以看出我们需要强化的方向。从人大的四大权力来看，74.78% 的受访者选择了重大事项决定权，74.61%的受访者选择了监督权，随后是人事任免权，也有64.17%的受访者选择，最后是立法权，有62.61%的人选择。由此可见，X对人大四项职权的领导，最需要加强的是重大事项决定权和监督权， 有更多的人支持，而人事任免权和立法权方面，支持的人相对少一些。此外， 代表工作和人大机关建设方面，也获得了半数以上受访者的赞同，也是需要加强的工作。
57．04%的受访者选择了代表工作，54.43%的人选择了人大机关建设。尽管相比前面几项支持者相对要少一些，但是也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同它们是需要加强的。所以，X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在以上这些方面，还是存有不足的，是需要进一步强化的。
确定了X领导人大工作需要强化的内容以后，那么，从方式上，如何进一步加强X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呢？一是优化X的领导方式，有89.57%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所以X对人大的领导方式还有进一步创新优化的空间。如何优化X的领导方式呢？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二是强化组织体系建设，有85.57%的受访者赞同这一选项。因此，X领导人大的组织体系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需要探讨的是人大常委会X组或人大常委会机关X组、大会期间的临时X组织的运作情况如何，是否需要进一步丰富组织体系。三是加强制度建设，有83.3%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项。这意味着X领导人大的制度方面还有不够健全的地方，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目前，X领导人大的制度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有人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来概括[1]，也有人从国家治理、执政和具体工作等[2]三个方面来概括，但是总体上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共识的达成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至于X领导人大制度如何具体完善，还需要深入的研究。四是将人大工作纳入对同级X委的考核指标体系，有68.52% 的受访者支持这一举措。通过考核，来强化X委对这一工作的重视程度，这是
一个制度化的举措，可以避免X委领导因人而异的现象存在。五是优化X政兼职模式，有60.35%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采取这一举措。所以，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在X内的兼职模式以及人大常委会X组成员等方面，都有进一步优化考量的空间。
小结
调研对象大部分对X领导人大工作有所了解，这为我们评判X领导人大工作的现状提供了可能性。调研发现，总体上来说，绝大多数人对X领导人大工作的情况是满意的，X领导人大工作的总体方面得到肯定，尤其是X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加强X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当然，不同层级的情况可能会有所差异。研究发现，不同层级X领导人大工作的力度与效度呈现明显的不同。总体上来说，层级越低，X委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力度越是需要强化，相应地，X委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效度也越是需要强化。
那么，X领导人大工作是如何运转的呢？有哪些制度或者组织支撑呢？调研表明，全面领导制度、X委人大工作会议制度、X委制、X组制、请示报告制度以及X管干部制度是X领导人大工作的主要制度基础；各级X委、人大常委会X组或人大常委会机关X组、人大会议期间的临时X组织，以及人大代表中的中共X员和人大常委会中的中共X员，是X领导人大的主要组织基础。
未来X领导人大工作强化的方向有哪些？从职权的角度来说，尤其要加强对重大事项决定权和监督权行使的领导；从工作的角度来说，要强化对代表工作和人大机关建设的领导。从具体举措的角度来说，加强X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最受推崇的有三大举措：一是优化X的领导方式；二是强化组织体系建设；三是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多措并举，将能够进一步完善X领导人大工作，将X的全面在人大工作中落到实处。
地方国有企业X委前置研究的探索与实践
湖北省宜昌市国资委 佘荣波
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X建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明确X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近年来， 各地从主要内容、程序要求、配套保障、责任追究等四个方面探索落实国有企业X委前置研究，有效推进了X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有机统一。
一、前置研究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X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中提出的国有企业X委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六个方面的规定，成为各地制定X委前置研究讨论事项文本的“立足点”。一是聚焦重点难点。例如，北京市从战略规划类、规章制度及管理类、生产经营类、职工权益和社会责任类、其他类等五个方面明确X委前置研究的20项内容。同时，考虑到首都国企老字号多、品牌多，但有的企业X委对企业品牌等无形资产转让的审核把关不严，专门将“企业品牌等重要无形资产转让或让渡使用权等重大问题”列入X委需前置研究事项清单。如浙江省将前置研究讨论事项集中在战略方向、宏观层面，提出19条需要前置研究的事项。二是体现分层分类。各地紧贴企业股权结构、主责主业、规模大小、管理模式等实际，细化X委前置研究讨论事项清单。例如上海市区分市场竞争、金融服务、功能保障三类企业。市场竞争类企业重点关注企业资产调整、产权转让、对外投资等，细化90个具体事项。金融服务类企业重点围绕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等重大战略决策等，细化34个具体事项。功能保障类企业针对企业安全风险控制等工作确定32个具体事项。三是建立负面清单。为更好发挥X委把关定向作用，各地还制定了X委前置研究事项的负面清单，列出不需要X委前置研究事项。例如北京市列出负面清单7项；陕西省列出负面清单5 项；山东省全面建立国有企业X委研究决定、前置研究和负面清单“三张清单”。
二、前置研究的程序要求
各地从会前、会中、会后3个层面落实国有企业X委前置研究讨论重大事项程序。一是工作流程精细。各地将前置研究讨论程序细化为“提出事项、研究讨论、落实执行、结果反馈”等环节，并要求企业X委对前置讨论事项进行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分析论证。例如重庆市实施“X委会先议、会前沟通、会上表达、会后报告”“四步工作法”。江苏省从议题组织、会前准备、会议通
知、会议召开、意见提出、会议记录、存档归档等7个方面进行规定。二是把握讨论要求。各地重点围绕“四个是否”是否符合X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契合X和国家的战略部署，是否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否有利于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和职工群众合法权益）进行讨论研究把关。陕西省提出“五个不能”，即不能以其他形式的会议代替X委会议， 不能把X委“参与决策”变成“陪衬决策”。不能以X委书记或X委班子其他成员个人参与决策代替X委集体研究讨论，不能以个别征求意见、领导圈阅等形式代替X委集体讨论决定，不能把X委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决策和指挥中心。三是注重结果反馈。各地强调X委领导班子成员要把董事会、经理层的决策结果反馈给X委。如发现董事会、经理层办公会拟作出的决策不符合X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或可能损害国家、社会公众利益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时，应提出撤销或缓议该决策事项的意见。如得不到纠正，要及时向上级X委或者出资人报告。例如辽宁省出台《关于强化国有企业X委领导作用建立“三议一报告一执行”决策机制的意见（试行）》，推动落实X委“前置程序”。
三、前置研究的配套措施
各地在落实X委前置研究时，注重制度衔接，及时修订完善公司章程、X委会会议议事规则、“三重一大”事项决策规则等内部相关管理制度，明晰各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一是进一步推进“X建入章”。各地把X建工作总体要求写入公司章程，进一步明确X委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例如湖北省在印发省属国有企业X委前置研究讨论事项清单指导文本》的同时，一并印发《省属国有企业X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修订指引》。二是完善X委议事决策机制。各地要求企业明确X委议事原则、议事范围、议事程序、议事规则、议定事项落实等内容。例如湖南省出台《省属监管企业X委会议事规则修订参考模板（2020）》，指导推动监管企业明确X组织的决策事项、职责范围和履职程序；广东省制定《省属企业议事决策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操作规程》， 对X委会如何研究决策重大事项、如何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进行明确，并推动各企业全部建立健全X委会议事决策规则。三是建立健全“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各地根据企业实际细化“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进一步厘清X委和董事会、经理层等其他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例如广西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监管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要规范X组织参与“三重一大”决策程序；深圳市国企制定详细的“三重一大”决策权责
清单，明确X委自主决策、参与决策、审议决策的职责边界，并在此基础上制定X委会议题申报研究决策落实工作指引，将X委会前置决策制度化、程序化、科学化。
四、前置研究的责任追究
为落实好X委前置研究，各地采取多种形式切实加强贯彻执行。一是明确责任。例如厦门市在《厦门市国有企业X委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示范文本（试行）》中提出建立“X委组织部门、国资监管机构X组织、国有企业X委”三级职责体系，明确各级职责来推动工作落实。二是调研检查。各地组织部门和国资委X委对落实情况进行调研督导，要求各企业的前置研究讨论事项清单报本级国有资产监管部门X组织备案。江苏省组建督查组采取“四不两直”调研、工作调度等方式开展督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三是责任追究。各地以X建责任制考核为手段，以问责机制为抓手，对国有企业X委前置研究讨论工作进行考核问责。例如河南省提出对违反“前置程序”要求、性质恶劣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严肃追责问责。对出现的不属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当谋利等失误的，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予以容错纠错。拉萨市将X委前置研究讨论重大事项制度建立和落实情况作为X组织书记抓基层X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纳入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之中。
地方小微企业融资风险问题与应对思考 基于济南的实验调研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孟庆超
小微企业数量多、活力强，是发展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国家高度重视小微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金融行业支持小微企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2021年， 在山东省济南市本地企业贷款余额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说明小微企业存在的融资难问题比较显著。2020年以来，“入不敷出”是当前众多企业面临的主要财务困境，资金流入持续缩减、成本费用持续支出，导致企业财务压力持续增大，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机构要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既要支持小微企业的有序发展，又要有效规避风险。鉴于此，对济南市的小微企业就融资现状与风险问题进行调研，发现部分银行通过有效的机制与方法在融资风险规避方面探索出了新的路径，获得了可行经验。基于此， 本文对济南小微企业融资风险的应对策略进行针对性分析，以期对小微企业规避融资风险与建设征信体系提供思路。
一、小微企业融资现状
首先，目前市场情况下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近年来，随着货币政策持续收紧，银行陆续调整了经济政策，减少对小微企业的放贷，总量供给越来越少；银行为了规避风险、降低成本，更愿意为财务透明的大中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市场上一些利用不动产抵押物的小微企业存在资金流动不明、信评等级低等问题，使得小微企业贷款的门槛逐渐变高，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申请多持回避态度，审批经常拒批［1］。同时，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与中间环节支出在无形增加了贷款成本，而从民间渠道获取借贷需要付出较大代价，但得到的款额扣除利息与人情成本之后也所剩无几。
其次，小微企业的经营资金大多为自有资金与银行贷款。据调研可知，济南市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资金主要来源为自有资金与内部留存收益，近年来基本保持在60%左右。由于依赖内部融资与自身经营，小微企业受盈利、净资产数量与预期收益等方面的影响较大，无法长久生存，只能选择借贷方式从外部融资。调研显示，目前济南市诸多小微企业通过银行借贷形式进行了外部融资。
再次，小微企业不良贷款逐步增加。2021年年末，济南市小微企业贷款中， 排名前列的为批发零售业（35.82%）、制造业（14.72%）、公共设施管理业11.87%）、农林牧渔业（10.56%）、交通运输业（7.35%）。综合而言，小微企业的信贷资
源多集中于传统行业与第二产业，科技类与现代服务类行业较少。虽然受益于国家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优惠政策，但受大环境影响，小微企业的不良贷款在近些年有所上升，由6.89亿元上升为8.52亿元，不良资产净增1.63亿元，贷款不良率在整体上也处于上升态势。
二、地方小微企业存在的融资风险
小微企业如果在可控流动资金管理方面存在问题，就会导致自身无法按时还款，银行就会下调小微企业的信评等级，小微企业便会失去贷款机会，从而出现缺乏资金维持企业运转的情况。还有部分小微企业作为担保人受到牵连， 导致企业账户被冻结而无法正常经营。调研发现，济南部分小微企业为了获得发展机会，不仅向正规银行进行借贷，还向小额贷款公司借贷，试图在获取利润后偿还［2］，但多数小微企业在未获得利润之前就已背上巨额债务，导致无法偿还短期负债，这不仅增加了小微企业的经济压力，还使其资金链断裂，最终不得不面临破产局面。此外，部分小微企业未考虑自身情况与时机，在没有准确判断市场风险与自身实力的基础上就盲目扩张，给企业带来了较大的融资风险，直接引发了小微企业的经济危机。
小微企业存在的资金回收难、应收账款多等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信贷风险仍在加剧，贷款质量也在持续下降，银行对其融资风险防控仍有较大难度。首先，小微企业存在生命周期短、经营不稳定、受政策影响大等问题。小微企业因自身实力弱、技术与人才匮乏，破产可能性较高；小微企业存在缺乏抵押物与担保人的风险，并兼有信息失衡问题，因财务信息不明、管理粗放， 真伪难辨，给银行识别信用风险带来较大困难。其次，银行还要面对信贷管理技术缺乏的问题。与大中型公司业务相比，小微企业存在信贷金额少、笔数多等问题，风险管理的核心差异较大，且缺乏成熟技术借鉴。而银行信贷管理主要依靠地缘优势的经验法，在异地经营时容易出现“水土不服”问题。许多银行在信贷服务中缺乏信贷技术，并且小微金融单笔融资耗费的成本较高，银行不愿过多浪费时间，部门壁垒难以突破，再加上审批时间较长，部分小微企业宁愿选择民间贷款也不愿去银行贷款，此种情况的存在导致银行至今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小微金融服务体系。
分管理者自身素质差，仅重视效益，缺乏法律素养。在贷款过程中，部分小微企业试图掩盖负债情况获得银行审批［3］，由于征信体系有待升级，银行无法全面了解企业信息，再加上小微企业融资信息真假难辨，提高了银行调查审批工作的难度和信用风险，这样不仅增加了银行调查企业融资信息的成本，还带来了诸多隐性问题，使得更多银行开始对小微企业贷款持谨慎态度，小微企业贷款难度持续增加。此外，由于金融市场起步晚，我国虽然出台了部分优惠政策与管理方法，但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与小微企业融资缺乏有效的监管，再加上小微企业融资风险较大，即便有政策规定，银行也不敢轻易落实，导致部分政策未能有效执行，因而难以扶持小微企业正常发展。
首先，信贷风险补偿的流程与操作不规范，各类风险基金的补偿流程不一致，实际操作细则不明确。信贷风险补偿一般在每年第四季度，虽然管理办法中列明了补偿流程，但要想真正启动风险补偿，经办银行需要就具体操作细则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反复协商。其次，信贷风险补偿的范围与标准不明确。在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中，大多只明确了对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贷款损失给予补偿，而对于贷款能否纳入风险补偿范围，以及该如何补偿等却并无明确规定。再次，信贷风险补偿资金难以覆盖贷款集中到期风险。以济南为例，其贷款实际投放比例达到风险补偿基金的8.23倍，其中，有50%以上的贷款将于2023年到期，当贷款集中到期后，如果不良贷款率突破了临界值，现有的风险补偿资金将无法完全满足其风险补偿需求。
目前，小微企业不太重视征信工作，仅依靠销售人员和财务人员进行征信管理，并未在企业内部引进征信人才。部分小微企业虽然引进了征信人才，但并未对征信人才进行专业化培养，使得小微企业在征信管理方面较为落后，这是小微企业在征信管理工作中缺乏专业人才的主要原因。
三、应对小微企业融资风险的策略
首先，合理分配可控资金，确保资金应用到位。小微企业应在账目上留有资金，将资金作为风险准备金与偿还金，不能另作他用，并定期对资金进行审查，以此确保资金链处于稳定状态。其次，小微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与市场所需展开合理投资，不可盲目认为可控资金越多越好，以避免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再次，小微企业应尽可能增加对固定资产的投入，以不断增
强小微企业的实力与底蕴，尽可能在投资时保持资金分散，多在小项目上投资， 以减轻投资失败对企业造成的影响［4］。
首先，壮大资本实力，放大担保倍数。明确通过财政注资、收益转增等方式壮大担保机构的资本实力，融资担保机构要在保余额的前提下放大倍数，在监管政策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扩大业务规模，以此推动更多市场主体获得资金支持。其次，降低担保费率，加大降费补贴力度。围绕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降低平均担保费率的要求，融资担保机构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对于纳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业务，保证年化担保费率不超过0.5%。其次，落实风险责任，深化银担合作。银行应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签订风险分担协议，对纳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业务，银行与融资担保机构实行“二八分险”模式；对于未纳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业务，通过招标方式选择银行业金融机构，探索开展银行不低于50%风险责任的融资担保业务。
在创建小微贷款担保体系方面，我国应尽早出台相关法律，通过对小微贷款担保行业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担保责任承担、财务及风险控制等做出明确规定促进行业规范发展，从而确保担保机构能够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其次， 我国应建立有效的小微贷款担保补偿机制，政府可从财政收入中提取一部分资金向担保机构注资或实行优惠政策，通过适度扶持推动担保行业发展。再次， 担保机构应留有足够的自供资金，以应对担保期间可能发生的风险事故带来的赔偿损失或者弥补担保机构在未来可能产生的亏损。最后，担保机构应不断增强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防范风险事故的发生，从而避免自身出现经济损失。
首先，我国可参照其他市场草拟出信息披露的细则，明确规定责任主体、披露原则和披露标准，同时结合当前市场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信息披露细则， 以此为小微企业披露信息提供依据。其次，由于融资信息披露制度较为特殊， 其重点反映资产运营是否良好和现金回流的可能性，因此，信息披露内容必须包括资产的选取、信用增级的风险隔离措施等。
此外，还要加大政府监管力度，提供政策扶持。政府应不断加强市场管理， 通过宏观调控引导市场逐步走向正轨，并通过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让其满足小微企业融资的需要，从而避免出现执法不严、法律法规条款模糊等问题。政府应加大对银行的激励与监管力度，对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银行给予政策性扶
持，以此促使更多银行推出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的信贷政策；政府还要不断推出优惠扶持政策，通过助推小微企业快速发展与良性扩张，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提供政策指导。
小微企业在构建风险预警体系过程中要多方衡量，通过充分考虑代表性与典型性，尽可能选择准确性高、便于计算的相关指标。在构建预警系统后，小微企业应根据所选指标间的关系构建预警机制，并逐步收集数据，选择合理方法找出模型参数，直到检测合格后方可通过［5］，随后对融资风险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此外，小微企业还应完善预警机制后续运作的管理工作，如更新预警临界值、财务数据等，以此做好日常的维护与监管工作。
在征信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首先，应增强征信从业者的认同感，通过宣传动员、专题讲座、理论研讨、实践活动等形式，让广大征信从业者认同征信文化，并将其转化为群体意识与整体行动。其次，应通过加强征信人才培训提升征信从业者的整体素质。为提升征信人才队伍的综合素质，相关部门应组织开展专业化、多元化的培训，以此培育既精通金融业务又熟悉征信业务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从而确保征信人才的业务素质符合征信事业发展的要求。
四、结语
小微企业存在的来自多方面的融资风险对小微企业的信用评级、资金周转与财务管理产生了严重影响，给小微企业的融资造成了阻碍。鉴于此，小微企业应正视这些已存问题，通过不断更新理论知识，探索出更多实用型的对策从根本上遏制风险与隐患，以此真正解决存在的融资难问题，从而实现良性发展， 进而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东部沿海乡村振兴探索实践 以盐城市大丰区为例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农业农村局 王相杰、徐雪
农，天下之本。最简单质朴的一个字，背后是民生之要、执政之基。2013 年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深刻阐释强农与强国之关系。在X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旗帜鲜明地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对新征程上“三农”工作作出新部署，为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换挡提速。两次重要论述，相隔近10年。这10年来，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坚持以农业农村“112233”工程为抓手，统筹推动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和农村改革等重点工作，全面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使得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障能力越来越强、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越来越多、群众脱贫致富的歌声越唱越响，精彩演绎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大丰样板”。
1 .千方百计抓好粮食生产
藏粮于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在盐城市大丰区近海的盐碱地上， 一条条顺流相通的渠道，一条条笔直宽阔的机耕道，一块块平整肥沃的大田， 一片片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撑起了农产品供应“大伞”，更托起了百姓的致富希望。在该区新丰镇长坍片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建设现场人头攒动、“铁牛”奔跑，修路、桥梁混凝土浇筑、灌溉泵站建设等各个环节有序推进，呈现一幅火热的“闹春图”；田间上千亩绿油油的小麦苗迎着春风舒展枝叶，焕发勃勃生机。这里以前是无人问津的盐碱荒滩，上世纪初，南通实业家张謇成立大丰盐垦公司，带领启海移民和本地灶民共同废灶兴垦，同时邀请荷兰年轻水利专家特莱克在新丰镇建立区、匡、排、条四级排灌水系，利用雨水淋浇使土壤脱盐，渐渐地，这片盐碱地逐步变成粮田，农业现代化日益发展。近年来， 大丰区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国内知名院校、农科院所合作，采用引淡灌溉和秸秆还田的方法，去盐碱化，改良土壤，加上推广使用新的耐盐水稻品种， 让这片不毛之地变身沃野百里。
多年来，大丰区坚定不移把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扛在肩上、抓在手中，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巩固提升粮食产能、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工程来抓，突出集中连片建设、耕地质量提升、农田生态建设，高站位规划、高效率推进、高质量管理，结合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发展基地大量农田、水网分布其间的实际情况，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生态河道
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渠相连、路相通、田成方、旱能灌、涝能排”的农业生产新格局，极大改善了交通和耕作条件， 提高机械化生产水平，为农业生产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让“粮田”变“良田”。通过全方位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大丰区粮食生产实现“十九连丰”，省农业农村通报表扬数量全省最多；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显著获省政府办公厅真抓实干督查激励，连续2年获省农业农村厅通报表扬；大丰港区高标准农田项目入选省首批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项目；连续2次被认定为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县， 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居全省第一。
2 铺展村美人和幸福画卷
住房，在老百姓心中，不仅是一个遮风挡雨的住所，更是承载希望的港湾。初春时节，满地和暖的阳光，满天柔软的白云。走进大丰区西团镇众心新型农村社区，一栋栋白墙黛瓦的农民连体住宅错落有致，在绿树掩映下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宜居宜业的景象，仿佛一幅展开的诗意水墨画。该社区环境优美， 群众安居乐业，社区配套文化大礼堂、村史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有“面子”更有“里子”。该社区西临镇工业园区，北靠牛湾河生态农业园，已入住308户，既方便了群众就业，又美化了生活环境，该新型农村社区获评省特色田园乡村和省健康村等荣誉。
变化始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近年来，大丰区按照一个规划引领，紧抓农旅融合、绿色发展两条工作主线，实施人居环境整治、多产融合兴旺、全方位壮大村组集体经济三大重点工程。同时以“优化提升特色产业、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完善治理体系建设、提升服务能力体系”四个重点，开展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环境美、产业旺、文化兴、群众乐”的美丽村庄遍地开花，展现了乡村振兴的现实模样。5年来，大丰区改善农房14782户， 建成新型农村社区22个，创成省级特色田园乡村11个，新建和提档升级农路1878km，改造农桥617座，实施农村公路生命防护工程744km，城乡客运一体化改造完成。与此同时，文明乡风吹遍美丽乡村，X建引领、一村一法律顾问、村民说事、数字乡村治理等创新性做法层出不穷；通过开展优秀村规民约和移风易俗案例评选活动，选树文明社区、身边好人、好邻居、好媳妇、好公婆、文明家庭等典型模范，老百姓的精气神实打实地提升。
全面推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示范县建设，全域推进富民强村工程，全链条发展现代高效农业。2022年，全区村集体经营性年收入1.56亿元，村年平均72
万元；大中街道泰西村入选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村级典型案例、恒北村获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南阳镇诚心村入选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大丰麦仁”荣获全国首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形成了品牌效应、农旅融合、集群产业、渔港经济、红色文化为引领的乡村振兴新典范。
3. 共同致富托住稳稳幸福
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落脚点。在大丰区万盈镇文达村境内，有一片X徽闪耀的“百亩扶贫林”，如今已是“致富林”。115名X员曾在这里挥洒汗水、播撒希望，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蒋清夫妇一直参与这片林的长效管护。前人栽树、后人乘凉，X员们种下了这片林，让不少贫困户摘了帽，蒋氏夫妻在这里干活，一年能有1.4万元的收入。该镇紧紧抓住X建引领脱贫攻坚“牛鼻子”， 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方法，充分激活X员“红细胞”，将X旗牢牢插在脱贫攻坚最前沿，着力把X的ZZ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脱贫攻坚工作优势，确保小康路上一个不少、脱贫路上一个不落。
近年来，大丰区紧紧围绕中央、省市扶贫开发战略部署，按照“一人不少、一户不落”的要求，瞄准低收入群体和经济薄弱村2个重点，以“阳光扶贫”系统为抓手，以提高脱贫质量为导向，精准发力，强势落实，扎实推进该区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2017年底，大丰区省定经济薄弱村全部达标；2019年底，该区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全部实现脱贫；2020年该区脱贫巩固率达100%，脱贫攻坚奔小康工程取得了决定性成效。“十三五”期间，大丰区扶贫开发工作由依靠政策扶持向激发内生动力转变，由消除绝对贫困向减少相对贫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转变，走出了一条具有大丰特色的共奔小康之路。
大丰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集聚科技、人才等各种先进生产力要素，在优化完善产业布局方面起着“窗口”、“样板”作用。通过发挥农业产业园区的示范引领作用，依托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光明食品产业园两大载体，以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为重点，推动农业“接二连三”，完善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不断提升现代农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大力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农业物联网等新业态， 通过一二三产业不断融合发展，形成“特而强、聚而合、精而美”的产业集群， 以多元化生态品牌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发挥“大丰仓”品牌效应和“沪丰优粮” 产业生态联盟优势，打造“明星”产业，做大做强“大丰仓”等区域公共品牌， 打响大丰大米、恒北早酥梨、裕华大蒜等特色品牌，提升品牌市场竞争力。大
力实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提升工程，打造更多农旅融合示范标杆，为实现现代农业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袁宇阳
一、问题的提出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在数字化快速发展背景下，需要以数字乡村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提出，要“让广大农民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参与者、受益者”。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之一在于以数字化为方法促进农民全面发展［1］，不断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2］。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化赋能农民群体，培育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型农民，激发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和基本路径。
平台经济是数字技术发展与变迁下的新经济形态［3］，促进农民融入平台经济对于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 平台新农人的影响力不断凸显。以抖音平台为例，“张同学”“康仔农人”“乡愁”等平台新农人已经拥有百万级、千万级的粉丝与受众，这群新农人依托互联网短视频平台呈现乡土生活，集聚网络注意力，推动全社会聚焦“三农”问题，引导激发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源“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助力乡村振兴。据光明网报道，根据抖音电商发布的《2022丰收节抖音电商助力乡村发展报告》，抖音平台中的新农人群体已经成为促进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坚实力量［4］。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发布的《短视频为新农人搭建平台，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报告指出，以抖音为主的短视频平台成为互联网新农人的“新农具”［5］。光明日报同样为网络新农人“点赞”， 认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农人在一定程度重塑了农业发展面貌［6］。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已经成为促进和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力量。为此，农业农村部在2022年11月下发《2022—2023年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青年主播”培育工作方案》，将培育互联网新农人和农村青年主播作为重要工作之一。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将会日益发展壮大。
短视频平台新农人是新农人群体中的一种类型。从狭义层面来看，新农人主要指的是以互联网为工具从事农业生产、流通、服务的人［7］。相较于普通农民，新农人在技术、理念、管理等多个方面具有创新特征［8］。新农人类型
众多，分类标准多样，包括农业技术型、农业运营型、农业管理型等。而在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时代，短视频平台新农人逐渐成为新农人群体中的主要类型之一。关于这一群体，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本文认为，短视频平台新农人主要指的是依托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应用智能手机、互联网等现代化数字设备与技术，以乡村社会为实践场域，围绕“三农”主题进行内容生产，通过拍摄短视频、直播带货、当主播、组建团队等实践方式，在网络平台展现与传播乡村生活和乡土文化的群体。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对于重塑乡村面貌、促进农民转型具有重要驱动作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应该积极发挥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的主体作用。
短视频平台新农人作为网络社会中的新兴群体和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一群体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论述平台新农人群体的价值与意义。例如， 相关研究认为短视频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平台“新农人”这一“草根网红”群体
［10］，该群体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11］，要积极挖掘平台新农人通过短视频实践推动乡村发展的路径［12］。二是探讨平台新农人短视频实践的传播机理及其深层次内涵。例如，相关研究发现农村青年短视频实践具有城乡关系再造的意义［13］；平台新农人短视频传播形塑了全新的农民叙事模式［14］； 平台新农人短视频展现了呈现、连接以及整合的功能，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再造
［15］；新农人短视频实践促进了乡村数字空间生产以及乡村文化激活［16］。总体来看，一方面，既有研究大多聚焦短视频这一新型媒介之于乡村发展
的意义，强调短视频的重要价值，以媒介为中心而非以新农人为中心展开研究， 忽视了作为短视频实践主体的新农人的实践主体性。事实上，人们的反思性实践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驱动［17］，尤其需要注重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往往只关注平台新农人的单一化实践形态，即要么只关注短视频拍摄、要么只关注带货，忽视了平台新农人打造角色、组建团队等更为丰富的实践内容，对短视频平台新农人这一新兴群体的全面认知不足，尤其缺乏从整体性、系统化的维度对短视频平台新农人作为实践主体的一系列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内在逻辑关系及两者互动的研究，这与当前大力建设数字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不相适应，也与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发展迅猛势头不相匹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应该彰显平台新农人的主体性特征，从整体性的视角与维度分析
短视频平台新农人之于乡村振兴的多元化意义与价值，发挥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基于此，结合对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的长期观察，以短视频平台新农人为研究对象，从整体性、系统化的维度呈现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的系列实践探索，分析平台新农人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推进路径，以此促进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健康发展，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二、乡村再造：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通过对抖音、快手等平台新农人的长期观察发现，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充分发挥自身的实践主体性，在短视频平台中展开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和再造了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具体来看，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在其一系列作为主体的实践中，以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为载体，以乡村社会为主要行动场域与实践空间，通过拍摄短视频、参与直播带货、打造多重角色、组建团队等实践方式，实现乡村印象、农产品销售模式、农民身份和乡村社会关系的再造，从而助力乡村振兴。
受到长期城乡二元化发展的影响，我国乡村社会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生产结构、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均较城市落后，整个社会形塑了“乡村贫穷落后”的消极刻板印象。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刻板印象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态度与评价，较为消极的乡村印象阻碍了人才与资源进入乡村，乡村劳动力和相关资源要素“逃离乡村、进入城市”成为主流趋势，由此带来了乡村发展动力不足以及内卷化等问题，引致乡村衰败现象，不利于乡村振兴。
而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与创造性，利用网络社会的“过滤性”特点，通过拍摄具有创意的乡村题材短视频的实践方式，创造了媒介衬托和技术包装下的“令人向往的乡村”，营造了有利于吸引外部资源要素的网络舆论环境。具体而言，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经常会以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为内容创作主题，通过画面调色、镜头设计、音乐穿插、（田野、蔬果等）景观展
示、“现场”生活再现等方式，并应用技术进行后期再加工，“制造”了积极的乡村印象。例如，“李子柒”通过拍摄创意乡村短视频的实践方式营造了唯美的乡村场景，尽管具有一定的失真和渲染特点，但突破了社会大众关于乡村的传统刻板印象，展现了乡村景观的多元化面向，赋予了社会大众关于乡村社会更多的想象空间。再比如，“张同学”通过拍摄短视频的实践方式呈现了较为“粗犷”和“惬意”的乡村生活内容，他以日常的乡村生活为内容主题，以乡村景观为主要拍摄空间，以玉米辣椒等农作物和传统挂历、脸盆、农用三轮车等生活用具为辅助拍摄资源，以村民为拍摄搭档，以经典的《AohaHejaHe》为短视频BM，以连贯的镜头翻转进行内容衔接拍摄短视频，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关注和观看，让乡村生活成为部分网民心中的“向往的生活”。“康仔农人” 同样也通过创意拍摄和画面营造的短视频创作思路，呈现了温馨、安逸、美好的乡土生活内容与乡土文化，营造了具有相当吸引力和趣味性的乡村“前台” 形象，吸引了众多网友的点赞。
戈夫曼认为，表演者往往会隐瞒或掩饰那些与理想化表演不一致的活动与事实［18］47。短视频平台新农人通过拍摄短视频的实践方式，主动融合乡土生活与自身创意，积极探索解构传统乡村刻板印象的内容，塑造更具吸引力的乡村“前台”形象，并“过滤”和“隐藏”部分消极落后的乡村“后台”景象， 着重突出“淳朴的”“田园风的”“惬意的”的乡村面貌，引导社会大众将消极的乡村刻板印象重塑为积极美好的印象，从而再造社会大众关于乡村的印象管理，吸引众多网民关注“三农”，在一定程度激发了大众对乡村生活的向往以及“回流”乡村的意愿，为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提供社会基础。
短视频平台新农人通过参与直播带货的实践方式进行农产品的推广、销售与流通，积极推动乡村农产品融入数字经济体系中，突破了传统小农经济体系中以村落或集镇为中心的市场范围与规模，提升了乡村农产品的流通效率，构建了新型的农业销售模式与带货产业链，助力了乡村振兴［19］。
农业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需要以激发要素流通活力的方式促进产业振兴［20］。在传统小农经济体系下，农产品，市场规模较小，流通渠道狭窄，大部分小农户难以通过农业生产获得足够的收入，导致部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乡村社会的农业经济发展处于内卷化困境中，阻碍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推进。在黄宗智看来，破解之道可能在于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构建新型的“纵
向一体化”流通体系［21］，从而让小农户与现代技术进行有效衔接，激活和促进农产品的销售与流通。而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积极利用直播带货这一功能， 引领和带动村民共同参与到农产品直播带货中，促进农产品融入到更为广泛的数字市场中，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以平台新农人为主体的纵向一体化流通体系， 再造了农产品销售模式。
短视频平台新农人之所以将参与直播带货作为重要的实践方式，来自于政策支持、平台扶持、流量经济、乡村道义等的共同驱动。首先是政策驱动，2022 年一号文件指出要促进农副产品直播带货规范健康发展，吸引了平台、新农人、企业、网民等行动者的积极参与。其次是平台驱动，近年来，抖音平台开启了“山货上头条”“农民丰收节”等带货活动，并推出了“新农人计划”，以12 亿流量作为对“三农”主题内容创作的补贴，激发了新农人参与直播带货的热情与动力。再次是流量经济驱动，直播带货是将“虚拟的”流量转化为“实在的”经济利益的重要途径，在经济理性化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开始参与农产品直播带货，将带货视为实现个人利益增长以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式。最后是乡村道义驱动，詹姆斯␎斯科特的道义论［22］是农民
行动的经典解释框架之一，在道义的驱动下，部分新农人发挥“领头雁”作用，
帮助村民进行农产品的销售与推广。以抖音的“谷哥”为例，谷哥身兼多职， 短视频平台新农人是其身份之一，他依托自身的流量与影响力，通过直播带货的实践方式，助力村民进行农产品销售，在一定程度带动了村民的集体发展。
在多重因素驱动下，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积极探索农产品直播带货实践活动， 实现“自利”与“共益”，将农产品销售链条延伸至广泛的数字经济体系中， 拓展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与市场规模。例如，广西横州市果农通过一天的直播， 最多能吸引5万多人观看、销售300多单［23］；重庆市新农人通过平台直播带货获得了单场最高1.1万销售额的农产品销售成绩［24］。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的农产品直播带货实践极大提高了乡村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增进了区域内农民福祉。
在数字经济重要性日益提升的背景下，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充分应用自身的影响力，发挥自身的实践主体性，积极探索新型农产品销售模式，通过参与直播带货的实践方式，突破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发展桎梏与市场局限，再造了乡村农产品销售模式乃至农业发展模式，改变了部分村民的市场行为逻辑，促进了乡村地区的农业数字产业链发展，助力了乡村经济社会振兴。
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经过长期的平台实践，将自身打造为不同于传统小农的多重角色，逐渐从传统的“种田人”“农业从事者”“外出务工者”转变为“网络主播”“网红”“农业知识传播者”甚至是“特聘村主任”，改变了传统农民的身份和形象，提升了自我身份认同感，实现了农民身份的再造，构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型主体力量，激发了农民群体与乡村社会的内生发展动力。
从身份认同的视角看，身份认同会影响农民的自主行动力［25］。在传统的分工结构与阶层体系中，农民身份处于弱势端，从事农业、留在农村被认为是“文化水平不高”“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的表征，传统农民身份限制和制约了人们参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动力，也不利于农民权益的保障［26］，阻碍了乡村人才振兴与经济社会发展。
而短视频平台新农人通过长期的短视频与直播实践，不断挖掘自身的内在潜能，积极探索自身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农民身份的多样性可能，改变了既定社会分工制度下农民固有的社会分工与身份角色定位。目前来看，短视频平台新农人会依托平台实践将自身主要打造为以下几种类型的角色与身份：一是“演员”和主播的身份。平台新农人往往在短视频拍摄中充当出镜的“演员”， 在直播中以“带货主播”的身份与网友互动，将自身打造为“演员”与“主播”。二是“网红”身份。在流量社会背景下，拥有较高粉丝数量的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经常也被称为"网红"，通过该身份可以以接广告、直播PK、做推广等方式盈利，具有较强的变现能力。三是农业知识传播者身份。部分新农人会在视频内容中进行农业知识与乡土文化科普，实现了乡土知识在网络社会中的传播与推广。以抖音新农人“康仔农人”为例，他们在短视频中会呈现不同类型的农作物及其采摘方式与烹饪方法，吸引了部分网民进行学习与借鉴，在一定程度成为家乡地区乡土文化与农业知识的传播者。四是乡村发展带头人身份。部分平台新农人通过自身在网络社会中的影响力，推进自身身份的现实转型，逐渐成为助农带头人。例如，在抖音平台中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大表哥Vo"在2022 年10月1日发布的短视频中，表示自己被聘请为村庄的“特聘村主任”，成了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重要带头人。由此可见，平台新农人通过长期的短视频平台实践，将自身逐渐打造为类型多样化的身份角色，展现了农民身份的可塑性， 实现了农民身份与角色的现代化转型。
积极身份认同有利于激发农民群体与乡村社会的内生发展动力，对于乡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27］。短视频平台新农人通过平台实践塑造了多样化身份角色，并将自身在网络社会中的影响力逐渐扩散到现实社会中，将虚拟网红身份进一步转变为类似“特聘村主任”的现实身份，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农民身份桎梏，增强了新农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助农动力，同时也为广大农民的身份转型与职业再造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意义，这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价值。
短视频平台新农人为了不断提升自身在平台中的创作质量、竞争力与影响力，会积极寻找和招募拍摄搭档、内容编辑、摄影师、电商运营者等，构建适度规模的团队，从而不断拓宽自身发展能力与业务范围。新农人组建团队这一实践方式为不同行动者之间的社会互动提供了“契机”，有利于破解乡村个体化、原子化难题，从而再造乡村社会关系。
随着个体化浪潮的不断扩散与蔓延，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当前我国乡村个体化现象较为显著，乡村社会人情往来日益淡薄［28］，农民之间的社会交往逐渐弱化，乡村原子化等现象不断凸显，乡村社会关系呈现出颓败趋势，不利于乡村组织化建设以及各种集体行动的开展，使得乡村振兴缺乏社会行动基础。而短视频平台新农人通过组建团队的实践方式，在发展过程中吸引和招募异质行动者，以多元行动者共同构建的行动者网络形式而非个体化形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乡村内部以及乡村内外部之间的连接与交流。
数字社会中的分工结构日益凸显，组建适度规模的团队是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的惯常实践方式，以此整合资源、持续创新、提升效率和影响力。例如，“张同学”在短视频拍摄过程中，除了其本人之外，还有其他“出镜演员”与摄影师作为团队成员共同参与，构建了由张同学为关键行动者、多位本地村民为主要行动者的行动者网络；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康仔农人”在抖音平台首页说明，“我们几个伙伴在一起就是团队”，表明“康仔农人”这一短视频账号的背后是由几个伙伴共同参与和运营的小团队，而不仅仅只是两位出镜演员；以抖音平台中拥有1000多万粉丝的“三根葱”为例，在2021年12月10日发布的短视频中，三位出镜老人揭秘了团队运营情况，主要由两位20多岁的年轻人带动三位60多岁老人共同参与其中，从而构建了一个由2位运营者和3位参演者为核心组成的“五人团队”，并偶尔带动部分村民参与到农产品带货中，构建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农产品销售团队，促进了村民之间的社会互动。由此
可见，平台新农人往往会招募异质性的行动者，组建有利于自身长期发展的规模大小不一的团队，以此保持稳定的内容创作与业务开展，保障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平台新农人组建团队的实践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乡村内部社会资本的流动，将个体化的农民和原子化的乡村社会“链接”成为新型共同体，重塑乡村社会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乡村社会关系的再造。
人是社会实践和所有创造性活动的主体。在互联网时代，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平台技术人员、广大网民共同成为构建平台经济的主体力量，人们之间的关系纽带与社会关联在平台经济运转中发挥重要作用。借鉴拉图尔和卡龙等学者的行动者网络理论［29］分析，在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以乡村振兴为强制通行点（ObiatoryPassaePoint），征召了其他异质性村民、专业技术人员、短视频平台、乡村资源、网民等行动者共同参与到乡村振兴过程中，构建了集合多元异质行动者的行动者网络，打造了行动者利益相关且发展目标一致的平台新农人团队。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组建团队这一实践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日趋“原子化”“个体化”的乡村社会，激活了新农人与其他部分村民的合作与联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性”条件。
三、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短视频平台新农人作为互联网时代与平台经济背景下的新群体，不可避免面临诸多发展困境。结合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的实践方式，通过对平台新农人的长期观察发现，当前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主要面临内容创作过度“剧本化”、潜在的信任流失风险、消极示范效应以及团队成员利益冲突等多重现实困境，这些现实困境阻碍了新农人及其助力乡村振兴行动的可持续发展。
（一） 过度“剧本化”：短视频内容创作的失真困境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传媒展现出来的内容越来越具有“拟像”与“仿真”等特征［30］，这也是网络传播时代的发展趋势，换言之，包括短视频等平台在内的互联网世界所呈现的内容具有一定的“过滤性”与“失真”特点。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三农”主题是当前平台的“流量密码”，网民对平台新农人、农民主播、农村题材内容具有更多的认同偏好与关注倾向。为了吸引更多“三农” 流量，平台新农人需要通过适当“剧本化”的手段“制造”和“创造”更符合网民期待的乡村“前台”面貌，着重塑造和突出乡村所具备的质朴、田园、惬
意等印象，以此吸引和集聚网络注意力。短视频“剧本化”有其必然性，但需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目前短视频内容过度“剧本化”成为部分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面临的一大困境。
当前平台流量竞争激烈，为了呈现更具吸引力的短视频内容，部分平台农民主播试图通过过度“剧本化”的方式将自己打造成与自身完全不一致的人设， 并以助农为“幌子”获取网民的信任和关注，创造出“前后台”差异极大的虚假短视频内容，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带来了一系列“人设翻车”事件，产生了较为消极的社会影响。在各大搜索引擎以及抖音、快手等平台搜索“农村剧本人设”“假农民”“农村网红剧本”等词条，诸如“网络上假穷、现实中住别墅”“剧本摆拍”“卖惨博取同情”“骗粉丝”等“人设翻车”现象时常发生。这些过度“剧本化”的操弄行为，本质上是企图通过欺骗网民的方式获取流量与利益。戈夫曼认为，前台行为往往不允许有冒犯他人的举动［18］123，过度“剧本化”乃至虚假的身份塑造与内容创作容易引起网民的抵制和反感，让部分网民形塑关于平台新农人群体的消极印象，弱化平台新农人群体的价值与意义。不仅如此，在流量与利益的驱动下，部分农民主播的行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化，存在“丑化”乡村社会与农民群体的短视频实践，旨在通过夸张的“剧本化”手段博取网络关注与注意力，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反感，影响了平台新农人群体的健康发展。
值得思考的是，按照鲍德里亚的“拟像”论点，短视频内容创作“剧本化” 是一种常态现象，但为何平台新农人、农民网红的剧本化行为更容易受到批评与抵制？究其原因，一方面，真实性是平台新农人获得群众基础的本质属性之一。研究表明，乡村记忆对于短视频平台中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具有影响作用
［31］，感知情感价值是促进短视频用户产生持续关注行为的驱动性因素［32］。短视频平台新农人通过创作有利于激发网民乡愁情绪和情感认同的内容，
“引导”网民激活乡村记忆、激发对乡土生活的想象，而网民则基于类似的乡村生活体验或追求“返璞归真”式的乡村生活，产生相应的情感认同与关注行为。由此可见，真情实感是“三农”题材短视频吸引网民的关键所在，过度“剧本化”的虚假内容创作会“消费”网民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平台新农人属于“被帮扶”群体，虚假内容创作意味着资源分配错位，即原本应该帮扶农民的资源被部分“假农人”攫取。在当前倡导“助农”的背景下，农民主播以及“三农”类短视频内容受到了平台一定的流量补贴，网民对新农人群体
的关注和支持具有一定的“帮扶”心理。而以助农为由创作虚假内容吸引网民属于欺骗行为，极易引起舆论争议与道德抨击。
概言之，为了展现可以吸引更多流量的“前台形象”与“舞台效果”，部分平台新农人通过创作虚假内容的方式，形塑了同“后台”内容完全不同的“前台”内容，将自身打造成为过度“剧本化”的人物，从而利用质朴的农民身份以及剧本化的乡村生活短视频获取流量和收益。其“后台”形象一旦暴露，剧本化、人设化的“前台”形象反而会催生人们对新农人群体和乡村社会的消极印象，甚至会影响平台新农人群体的整体风评，阻碍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的推进。
短视频平台新农人之所以可以通过直播带货促进农产品的快速流通，激发网民的购买欲望，进而助力乡村振兴，主要原因在于网民对新农人的信任而非对特定农产品的信任。保障带货农产品的品质、为网民塑造良好的直播消费体验是维系信任关系的重要前提。然而，由于当前平台直播带货处于高速发展期， 规范化程度并不高，直播带货比较容易引起各种纠纷与争议。据报道，我国2020 年12315受理的直播举报案达2.55万件，直播带货占比接近80%［33］。不仅如此，在网络搜索“新农人直播带货翻车”词条，也会出现一系列真实案例，这些数据和案例足以体现农产品直播带货可能具备的风险。因此，对于短视频平台新农人来说，参与农产品直播带货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让新农人实现“自利”式盈利和再造农产品销售模式的“共益”效果，同时也可能面临由于农产品脆弱性、规模化不足、规范化水平不高等原因带来的信任流失风险，导致直播带货业务受阻，难以助力乡村振兴。
农产品的脆弱性特点容易让新农人在参与直播带货过程中遭遇信任危机。不同于工业制品，农产品具有较强的脆弱性，极其容易受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等的影响，在生产、采摘、挑拣、存储、包装、运输等过程中，均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导致带货农产品与消费者的购买产品具有一定的差异，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从而产生信任流失问题。
小农户分散式农业生产模式难以适应大规模的数字经济市场。“大国小农” 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基本特征是以小农户为主体进行小规模农业生产，兼具生产与消费的双重目的，往往缺乏统一的生产标准与质量认证。从市场流通的层面来看，带货产品需要具有一定的标准化与规范化特征，而小农户生产模式在适度规模化与品牌化建设方面存在不足，使得带货农产品存在一定的“规格不一”问题，容易产生带货产品与消费者购买产品不一致的现象与问题，从而引起网民的质疑甚至是抨击，造成信任的流失。
部分平台新农人在直播带货实践中规范化水平不高。农产品直播带货本身容易受到脆弱性与分散化的制约，部分平台新农人处于身份转型初期，缺乏足够的带货实践经验，在选品、监督、售后等方面缺乏准备，更容易产生“卖家秀”与“买家秀”大相径庭的问题。
相关研究表明，带货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可能在网络社会中产生相关主体负面信息扩散的现象［34］。平台新农人在参与直播带货过程中可能引起的产品质量问题，会导致新农人面临信任危机，弱化“新农人-粉丝”之间的社会关系， 影响新农人直播带货这一实践活动的可持续推进与发展。当前网络社会中频频出现“新农人带货翻车”“助农直播翻车”等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反思。光明网评论员特别指出，直播带货作为新业态具有重大价值，但目前还存在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和克服［35］。与此同时，通过对抖音平台新农人带货的长期观察发现，不少参与直播带货的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的“视频评论区”“直播弹幕区”以及“店铺评价区”时常会出现网民对产品的质疑甚至是对新农人的“攻击”。
“制造”信任、积累社会资本是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在平台经济中的“生存法则”和主要行动策略，在带货“翻车”现象频现的平台直播带货实践过程中， 如何规避由于农产品脆弱性、带货不规范等可能引起的信任流失风险，是平台新农人需要不断反思的问题。
（三）消极示范效应：平台身份再造的现实隐忧平台新农人的身份转型与再造产生了较强的示范效应，容易激发其他村民产生类似行为［36］，促使村民参与到拍摄短视频和网络直播中。示范效应具有积极与消极的二重性特征， 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的身份再造实践既可以激发其他村民投身“三农”事业的动力，促进乡村人才振兴，起到积极示范效应。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一定的消极示范效应，引起部分村民产生非理性模仿行为，甚至带来竞相争当网红的现象，
反而阻碍乡村振兴的正常推进。这是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现实隐忧。
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部分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爆红、通过拍摄乡村题材的短视频和参与农产品直播带货获取大量流量和经济收入的相关信息频繁出现在网络社会中，粉丝量较高的短视频平台新农人通过一场直播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收入已经成为平台中习以为常的现象。而这与低收入的传统农业生产和进厂打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平台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强烈反差下，平台新农人与传统农民之间存在显著的身份区隔，形塑了两极化的收入水平与社会地位， 对乡土社会和农民群体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按照社会比较理论，如果人们觉得差距巨大且不公平，更可能产生消极情绪和比较行为［37］。面对巨大的身份反差，不少农民尤其是具备一定数字化基础的农民容易产生一定的“上行社会比较”［38］，与平台新农人进行收入比较与地位比较，从而带来一定的自我负面评价［39］。在虚拟流量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的强烈差距的刺激下， 部分村民难以在实体经济工作中获取认同感与幸福感，会逐渐产生非理性模仿行为，不切实际全身心投入网络世界中，可能选择放弃现有工作争相进入到数字平台场域中竞争流量，呈现一定的“只想当网红”的乡村图景。
近年来，这种由包括平台新农人在内的“网红文化”带来的消极示范效应时常出现。据报道，某地一村民在通过短视频平台转型主播身份并获利后，吸引了村里30多位年轻人模仿，竞相争当网红，试图通过平台实现身份转型，带来了一定的消极社会影响［40］。据《半月谈》报道，“直播热”正在冲击乡土文明，在缺乏有效引导的情况下，可能产生低俗炒作、无序化竞争流量等现象，反而影响乡村社会健康发展［41］。在平台经济发展背景下，农民短视频实践是积极的社会流动尝试，这是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渠道，给予了农民相对均等的发展机会，吸引了不少农民参与其中。但当前流量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相当“内卷”，只有少数农民可以在流量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进而实现收入提升、身份转型甚至财富自由，而多数农民难以通过直播等方式获利，甚至毫无经济回报，从而形成了流量市场中的阶层分化。这可能加剧人们心理层面的不公平感与不平衡感，使得部分村民进一步增加投入短视频实践的时间与精力， 甚至为了追求流量产生如上所述的行为。因此，在平台新农人与传统农民强烈的身份反差下，受到“上行社会比较”压力，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的身份再造实践可能对部分村民产生一定的消极示范效应，使得部分村民的唯一志向就是“当
网红”，忽视现实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从而可能对乡村秩序与乡土文化产生冲击，反而阻碍乡村振兴的推进。
综上，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的身份再造实践既为广大农民实现身份转型与自我发展提供了积极的示范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民和乡村的数字化转型与现代化发展。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缺乏正确价值引导的情况下，“网红-农民”之间强烈的身份反差也给部分村民带来了消极的示范效应，可能引致非理性模仿行为，形塑不利于农民和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浮躁、务虚、逐利的乡风环境和文化氛围。这也成为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所面临的一个“隐性”困境。
利益纠纷与冲突是短视频平台较常发生的现象与问题，是平台新农人健康发展面临的一大障碍。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出发，利益赋予是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决定因素，合理的利益分配是保持团队长期可持续运营的关键所在。然而， 当前部分平台新农人团队缺乏合理且明晰的利益分配机制，导致团队成员之间可能产生一些利益冲突。
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数字社会中，团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异质行动者相互博弈的过程。如果合作可以带来全体异质行动者的利益最大化， 会激发成员的行动积极性与能动性，如果合作仅带来少数个体的利益最大化， 则会产生成员“摸鱼”“抵制”甚至冲突等问题。因此，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团队不仅要思考如何“做大蛋糕”，不断提升新农人影响力与竞争力，持续扩大新农人团队整体收益，更要思考如何“分好蛋糕”，合理协调与分配成员之间的利益。利益分配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社会关系、价值观念以及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复杂社会问题，在当今观念多样的环境中，构建得到公认的利益分配机制比较艰难［42］。通过对网络平台的长期观察发现，在平台中经常会出现“网红与经纪公司互告”“过河拆桥”“吃水忘了挖井人”“利益大于感情”等案例，展现了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带来的利益冲突问题。
平台新农人往往会选择“新农人+异质性村民”的自我团队运营模式或“新农人+经济公司”的公司化团队运营模式。一方面，从平台新农人与搭档伙伴自行组建团队的模式来看，可能面临由于前期缺乏合理的利益分配协商机制而带来的利益冲突这一非预期后果。相关研究表明，创意短视频的成功主要依靠的是勤奋、创意和运气［43］，具有较强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融入短
视频平台的新农人最初往往很难预测自身转型为“网红”并发展出较强变现能力的可能性，难以提前协商和制定团队成员的利益分配机制，忽视了利益分配的重要性，导致在持续发展过程中可能带来利益纠纷、团队散伙等问题。当前部分平台大主播团队散伙的案例给平台新农人团队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从平台新农人与公司签约的模式来看，可能面临由于新农人缺乏合同意识而带来的利益冲突后果。在短视频平台新农人与公司合作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提前签订合同协议，但非法律专业人士的新农人难以识别和发现合同陷阱， 容易陷入到利益纠纷甚至官司中。目前来看，抖音、快手等平台中发生过部分“网红公司闹翻”的相关案例，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现象时常出现。这种非预期的利益冲突困境实际上也是悬在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合理的利益分配协商机制是规避异质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产生利益纠纷与冲突的根本前提与重要基础，明确的利益赋予方案可以防止新农人团队内部矛盾的产生，从而维系以平台新农人为主体的行动者网络的健康运转。目前，短视频平台经济快速发展，而相应的利益分配机制比较滞后，新农人相关法律知识也比较欠缺，导致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利益纠纷与冲突的非预期后果，可能阻碍平台新农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影响助力乡村振兴的进程。
四、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的推进路径
要通过优化平台新农人内容创作治理机制、促进乡村直播带货规范化发展、塑造积极的平台新农人发展观、完善新农人团队利益分配机制等方式，不断推进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的健康发展，切实助力乡村振兴。
第一，强化短视频平台新农人身份审核，避免“假农人”挤占“真农人” 的“三农”流量与“助农”热度。当前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推出了一系列助农措施，对平台新农人具有一定的帮扶政策与扶持策略。在此背景下，平台需要增加对争取和申请平台助农流量补贴的新农人进行一定的身份验证和资格审核，确保主播不存在身份伪造以及过度虚假内容创作的情况，避免助农流量补贴资源错配，实现助农流量补贴的精准供给与分配。
第二，平台要制定约束新农人内容生产的相关制度，规范平台新农人的内容创作行为。平台要以“网络翻车”案例为鉴，明确新农人“助农”主题内容创作的边界，设置具体的行为准则，以制度嵌入的方式约束部分新农人的内容
造假、丑化乡村以及“过度剧本化”行为，对以“助农”名义的过度“剧本化” 并引起社会消极影响的主播，取消其平台流量支持与曝光度。要加大对真诚守信、遵守创作规则的新农人的奖励帮扶力度，保障“真农民”以及真正助农的平台新农人群体的健康发展。
第三，平台要提供一定的内容创作培训指导，提升新农人的内容创作水平。过度“剧本化”的原因之一在于部分平台新农人缺乏丰富的内容创作灵感与思路，只能依靠剧本来吸引网民观看。因此，平台可以为新农人群体提供一些“三农”内容创作的培训指导课程，并开发内容创作辅助工具，不断提升平台新农人的内容创作能力，从根本上规避内容创作过度“剧本化”问题。
（二）促进平台新农人直播带货规范化发展其一，加强对带货农产品的选品把控以及品质检测。选品直接关系到新农人的直播带货效果与口碑，这是平台新农人形塑良好形象、与网民建立信任关系的前提。当前，直播带货处于高速发展期，带货产品存在“鱼龙混杂”的情况，这给平台经济带来消极影响， 不利于平台新农人的发展。因此，平台新农人团队需要将带货农产品的品质作为第一考虑，亲自参与到选品与测评过程中，严格甄别和确定带货产品，保障带货农产品的品质与质量，避免带货翻车现象的产生。
其二，提高乡村直播带货组织化水平，促进农产品直播带货规范化发展。平台新农人可以联合其他新农人与小农户，展开深入的市场调查，建立适度规模的“带货联盟”，推广特定带货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和流通模式，加强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化建设，构建完善的农业数字产业链。从而保障带货农产品的规范化生产与流通，尽量规避带货农产品可能出现的“良莠不齐”“规格不一” 等问题，降低参与直播带货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信任流失风险。
其三，平台新农人要强化直播带货售后服务。参与直播带货的新农人需要完善售后机制，保持畅通的客户服务渠道，提供合理的售后保障措施，为消费者塑造良好的消费体验，以此加强粉丝对新农人的信任度，保障新农人直播带货实践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不断助力乡村振兴。
在平台经济日益发展和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社会中越来越多村民尤其是年轻村民参与到短视频创作和直播中是一种必然趋势，这是农民数字化转型和社会流动的积极探索，需要给予关注与支持。为了避免平台新农人的身份再造实践可能带来的消极示范效应，营造良好的新农人发展环境，国家、地方、
平台以及转型成功的新农人需要共同加强对村民的引导，塑造积极的平台新农人发展观。
国家需要加强培育平台新农人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推行和实施多样化新农人培育政策，加大对平台新农人支持力度，畅通农民平台身份再造的官方渠道，以此规范和正确引导平台新农人实践活动。如《2022—2023年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青年主播”培育工作方案》，即倡导以规范化的模式促进农村主播培育，为农民主播发展提供“官方”渠道，可以较好引导平台新农人的发展方向，从而减少村民的非理性化模仿行为。
地方相关政府部门要注重推进网络知识下乡，提升农民对网络社会的认知水平和参与网络行动的理性化程度，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网红观”和“平台发展观”，让村民务实理性地参与到短视频创作中。
平台需要优化有利于新农人发展的环境，设计和推出更加丰富的新农人培育活动，拓宽农民主播培育渠道，大力推广与宣传具有榜样示范作用和正面导向价值的新农人发展案例，发挥其良好示范效应，塑造积极向上的新农人发展平台环境。
平台新农人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身作则，主动组织和开展助农直播、平台实践经验交流等乡村公共活动，积极传播正能量，引导村民有序参与短视频平台实践，充分履行自身的道义责任，带领农民共同发展，从而实现新农人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协调发展。
一方面，短视频平台新农人要通过明确分工、建立共识、设置动态调整方案等措施协商制定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一是要明确成员分工。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团队的可持续运作需要不同成员的合理分工，按照成员各自的特长与兴趣，确定成员在团队中的定位与职责。二是要达成利益分配共识。要加强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协商制定团队发展的短期、中期以及长期目标，设置达成共识的利益分配方案，并签署正式协议作为证明。三是要设置利益分配动态调整机制。随着平台新农人的日益发展与壮大，团队成员及相关业务会不断增加，“蛋糕”份额会逐步扩大，平台新农人团队需要结合新的成员结构以及收益状况进行利益分配方案的进一步调整。
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平台新农人的法律知识培训力度，增强平台新农人的现代法律意识，规避新农人与经纪公司合作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合同陷阱”。
例如，可以尝试推行法律知识下乡、平台法律知识培训等活动，加强新农人的法律知识学习，增强新农人的法律意识与合同意识。与此同时，平台还可以专门提供具有公益性的或性价比较高的法律支援服务，让平台新农人在与公司签合同的过程中，由专业的法律从业者帮助审核合同内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等等。
五、结语
短视频平台新农人作为近年来平台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形成的新兴群体， 在互联网社会中的影响力日益凸显，逐渐成为推进乡村数字化转型以及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的出现，是我国经济与技术发展全面进步的结果。从社会转型的层面来看，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的实践探索是促进我国乡村发展逐渐突破传统小农经济局限的积极尝试。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乡村社会以及农民群体长期置身于传统小农经济运行范式及其逻辑下，尽管具有一定的稳定意义与安全价值，但农民与乡村的全面发展受到了一定的结构化制约，难以适应当前快速转型的社会阶段以及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形势，导致农民群体和乡村社会的发展陷入一定的内卷化困境中。从结构二重性的角度来看，积极的行动有利于促进结构的正向变迁。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积极接触和应用短视频平台，展开了一系列的平台实践探索，利用平台经济和数字化技术解构了传统小农经济发展逻辑，逐渐突破了传统小农社会的局限，激发了乡村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乡村社会获取了“破内卷”机遇。短视频平台新农人通过一系列平台实践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身份从传统“小农”到“新农人”的现代化转型、农业模式从“小农经济”到“平台经济”的变迁，从而推动了乡村社会再造，构建了更有利于农民群体和乡村发展的社会结构。作为实践主体的短视频平台新农人让乡村社会和农民群体融入到了数字经济中，共享数字红利，从而有效助力了乡村振兴。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对现实的观察还是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均可以发现， 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的一系列实践探索，其内容相当丰富和广泛，单一的理论和概念难以对其进行充分解读。本文讨论和呈现的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的一系列实践方式，建立在一定的“网络平台扎根”基础之上，需要多视角的理论与概念进行研究，针对特定问题展开特定分析。本文运用戈夫曼的符号互动论分析短视频拍摄、用社会比较理论分析身份再造、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直播带货、用行动者网络分析组建团队，等等，是一种尝试，未来需要针对特定实践活动进
行进一步理论研究。
另外，本文坚持从实际出发以及问题导向原则，聚焦并讨论了作者在长期的短视频平台观察中发现的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多重现实困境，并就如何破解困境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对策。这些基于作者的观察和思考， 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平台新农人作为实践主体在进行创造性的短视频平台实践中，一方面在不断探索和“创造”出新的平台实践方式，另一方面又在产生与实践相对应的新矛盾、新困境，这就需要更多学者聚焦和关注类似现象， 针对特定的问题展开具体的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进一步拓宽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的相关研究议题，不断深化对短视频平台新农人与数字乡村、农业强国、乡村振兴等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认识，从学理上进一步阐释培育短视频平台新农人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并在问题和对策研究方面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益尝试 关于绛县南永青村的调研
运城市委政研室、绛县县委联合调研组
（2023年4月24日）
X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在哪里？怎么发展？绛县南永青村从培育壮大设施蔬菜产业入手，探索建立了支部引领、公司助推、合作社经营的“村集体+公司
+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一年时间集体收入增加20万余元。近日，我们对南永青村进行了实地调研。
一、可贵的实践
南永青村位于绛县西北，与闻喜县接壤，距离两个县城均超过20公里，地理位置偏僻。全村294户1096口人，现有X员32人，耕地面积1940亩。其中，水浇地900亩，产业以小麦、玉米、中药材种植为主，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传统农业村。2021年之前，该村集体经济主要来源于土地、水井等有限的资产出租收益， 一年收入10万元左右。2021年10月村“两委”换届后，新班子把发展集体经济作为重中之重，围绕“有心服务、无钱办事”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和探索。
一是支部引领，发展设施农业。X支部经过研究认为，在缺乏原始积累和工业项目的情况下，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只能依托土地。但是传统农业受气候影响大，产出效益低，因循守旧没有出路，必须在发展设施农业、释放耕地潜力上做文章。为此，他们组织30余名干部群众先后赴山东寿光、新绛县等蔬菜产业先进地区考察学习，结合当地气候条件适宜、农业用水方便、交通状况较好的优势，决定以设施蔬菜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致富。南永青村有土地、有劳动力，变现的途径就是与市场主体合作，但有限的集体资产又无法吸引资本投入，现实逼迫他们“造船出海”闯市场。X支部领办永庆种植专业合作社，村X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曹小明牵头投资组建山西青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合作社、农户组成利益共同体，签订三方协议，明确各自权责。同时，通过“四议两公开”，建立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将每年60 万元的大棚租金收入和0.2元/公斤的蔬菜管理费作为收益，企业、村集体按6∶ 4的比例分成，调动各方积极性，共同助力产业发展。任何产业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X支部牵头抓总、逐个解决，为产业
发展铺平道路。与17户农户协商，按照亩均600元/年的价格，流转整合132亩土地，作为产业建设用地。面对村民“投资大、有风险”的顾虑，村“两委”班子成员挨家挨户做工作，并带头承包大棚；实行包联责任制和X员积分管理制， 每人包联4户承包户，提供全链条、全方位服务。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9月开始种植至今，村“两委”班子成员人均到承包户棚里现场指导近百次，解决问题40多个。
二是企业助推，激活资源要素。设施蔬菜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资金需求量大、技术要求高。南永青村以山西青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主导，发挥企业在整合资金、盘活要素方面的优势，补齐短板，推动产业“从无到有”。公司筹资金、搞建设，出资600万元，并以资产为承包户抵押，向银行贷款154 万元，全部用于产业园区及大棚建设。经过考察研究，采用最新技术（第五代温室技术）设计建成24个大棚，单棚覆盖种植面积2.5亩，空间开阔、便于管理， 配套卷棚、卷帘、灌溉、温度监测等自动化设施，足不出户即可浇水、施肥、控温，极大降低了劳动强度。公司择优与山东企业签订协议，引进蔬菜种植、幼苗供应等技术，以8000元的月薪聘请具有20多年种植经验的山东籍技术员邱圣乐，全程提供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经过十多次的集中培训，承包户基本掌握了种植技术，部分承包户已经能够独立开展种植管理。
三是合作经营，抱团对接市场。规模化、标准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基础。X支部领办的永庆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公司、牵农户，解难题、抓管理，推动“小农户”与高度分化的“大市场”有效衔接。协调贷款。种植设施蔬菜投资大， 除了每亩1万元/年租赁费用以外，底肥、棚膜等农资费用一亩也需要1.3万元左右，按一个棚2.5亩的面积算，前期投入就需要6万元左右，这让很多农户望而却步。鉴于此，他们经过商议，明确农户自愿向合作社申请租赁后，短缺资金由公司担保贷款，3年内还清贷款，还负责贴息。目前，累计为16户承包户协调贷款160万元，为他们解了燃眉之急。确定品种。紧跟市场行情动态，引导农户调整蔬菜品种，最大限度提高收入。去年9月，在了解市场规律、分析市场行情后，合作社决定种植黄瓜，抢抓过年节点，实行反季销售，一茬卖了42.5万公斤，每公斤卖到了4块多，销售额达到183万元。单棚产量最高达到1.7万公斤， 销售收入7.82万元，产量最少也有1.35万公斤，销售收入6.21万元。规范管理。根据天气、节气、农事经验等信息，制定《农事操作规程》，按照种植统一、管理统一、采收统一、运输统一、结算统一的“五统一”模式进行管理，为农
户提供“一站式”服务，降低种植成本，提高蔬菜质量。据估算，种植上每亩节约近2000元，销售上每亩增收约5000元。这样，60亩的种植面积，一茬就增收40万余元，一年两茬，增收80多万元。
二、可喜的成效
南永青村发展设施蔬菜产业，在做大集体经济蛋糕的同时，推动农民增收、人才回流，增强了X组织的凝聚力，起到了“一子落、全盘活”的效果。一是集体经济明显增长。村集体按40%的份额分成，得到20.2万元，集体经济收入从2021年的10万元增长到2022年的30.2万元，今年预计达到40万元。集体收入增加了，村“两委”为民办事也更有底气了，积极争取上级支持、整合资金，将环村路由3.5米扩宽到6米，新建绿化带3.5千米，翻新广场1130平方米，新建村卫生室和老年日间照料中心，为全村更换智能水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二是村民收入明显提高。据估算，扣除租金、底肥、农资等费用后，承包户每年亩均纯收入可达3万元，户均收入7万余元。贫困户李官军过去家庭年收入仅1万多元，如今种植2.5亩黄瓜，一茬赚了3万多元，预计年收入在6万元左右。李改慧以前养殖生猪，收入不稳定，经常干五年亏三年，转包大棚后学技术、抓管理， 种植的黄瓜产量高、质量好，不到半年时间收入4万余元。三是务工人员明显回流。承包户中有14户常年背井离乡在外打工，得知村里有这样的好项目，纷纷返乡承包大棚，在家门口就业致富。在江苏无锡企业上班的曹旺杰、毕立彪等4 名村民，放弃月薪5000元的工作，组团回家承包大棚。四是X组织号召力明显增强。村“两委”班子的辛勤付出，得到了干部群众的点赞支持，各项工作开展起来更加顺畅。郝庄乡X委书记席枫评价道：“如果每个村‘两委’干部都像他们一样讲ZZ、讲团结，顾大局、干实事，乡村振兴的目标一定能够早日实现。”村民们说：“村‘两委’班子为村里费了心、办了事，他们要求的事， 我们当然全力配合。”
三、有益的启示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X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的一件大事，也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所在。当前，各地都在按照要求，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成功的经验很多，但失败的教训也不少。南永青村在资源、资金、产业、区位等方面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为什么能够成功？根本在于因地制宜，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路子，其做法具有较为普遍的借鉴意义。
X建引领是前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关键在X。《中国共产X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提出，X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X建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既是《条例》的明确要求，也是农村发展、现实选择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各级各部门按照市委打造“旗耀河东、全域强基”X建品牌要求，深化抓X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农村X组织软弱涣散的情况有了很大改观。在竞相发展、追求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 X的ZZ优势、组织优势如何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南永青村X支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找方向、定思路，解难题、建机制，作出了良好示范。全市农村基层X组织要像他们那样，扛主责、抓主业、当主角，把能够调动的资源和力量集中起来、统筹起来，破除制约改革发展的瓶颈，推动集体增收、农民致富。像他们一样闯市场、创收益，补齐市场经验不足的短板， 提高领导经济工作、带领群众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和水平，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引领带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人才支撑是关键。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从发展的规律来看，城镇化的演进必然带来人口人才的流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利用自身优势从欠发达地区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和资源。这种“虹吸效应”加剧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和欠发达地区的陨落。在这方面，南永青村也深受其害。所以他们痛定思痛，依托本土人才，发展特色产业， 再通过特色产业吸引人才回流，形成良性循环。从该村的实践可以看出，随着农村基层X组织力量的增强和农业产业的回暖，这种势头会越来越好。农村要发展，集体经济要壮大，必须发挥人才作用。要坚持育才、引才、用才、留才一体推进，在加强本土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企业家入乡，放宽政策环境，加大扶持力度，鼓励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当地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同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帮助解决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等后顾之忧，用乡村广阔天地的发展机遇吸引人，用乡村田园宜居的优美环境留住人。
产业振兴是根本。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只有做强产业，集体经济才能根深叶茂，农民才能共享红利。如何发展农村产业既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更是亟待解决的难题。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全力推动农业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设现代农业强市，打造“果品蔬菜、饮品酿品、主食糕点、药材药品、肉蛋制品”五大产业集群等一系列思路举措。但部分地
方在落实上缺乏创新性做法，相当一部分农村的产业陷入了低端同质竞争，甚至反复调产的窠臼。该村之所以能够通过发展设施蔬菜产业，壮大集体经济， 带动村民致富，吸引人才返乡就业，就在于创造性贯彻市委决策部署，根据市场需求选准一个好产业，实实在在地抓起来。各地要立足当地实际，认真研究市委思路，依托资源禀赋、条件优势，选择适合种养的类型、发展的方向，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打造为广大消费者所认可、能形成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全力做好“土特产”这篇大文章。
模式创新是保障。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探索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落实中央政策要求，必须把握好“新”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多种方式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高效配置资源要素，发展壮大一方产业。比如，浙江省余杭区采取村集体组建公司，聘请职业经理人的模式开展经营；江苏省昆山市采取村级联合、抱团发展，多个村社共同组建投资开发公司的模式参与市场竞争。无论采取哪种模式， 必须要坚持统分结合、取长补短，这也是南永青村“村集体+公司+合作社+农户” 发展模式的精髓。既要发挥“统”的优势，推动土地、资金、技术、管理等多种要素联合，实行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经营，精准对接市场；更要“分” 得合理，科学建立分配收益，调动各方积极性，推动利益均沾、共同富裕。同时，要注意加强监管，对流转土地审批、股份认定、收益分配等环节实行全过程管控，及时纠偏，防止资产流失。
法治保障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的湖南模式及其持续优化路径 基于湖南省脱贫攻坚基础数据的调研分析
湖南大学 黄婷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胜利后，“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就是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振兴，其前提就是建立防止返贫困的长效预防机制，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脱贫成果巩固、防止返贫、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不能仅仅依靠现有产业、经济政策的推进和保障，更要依靠国家法律的保障和巩固。严密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政策法律保障机制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制度基础和重要保障。
一、湖南省脱贫攻坚显著成效的基础评价湖南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首倡地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十八洞村视察时首次做出“精准扶贫” 重要论述。在这一重要论述指引下，湖南省坚决贯彻X中央、国务院部署，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要求，紧紧围绕“五个一批、六个精准、四个切实、四个不摘、异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扶工作‘四个跟上、三个覆盖'”的政策体系机制，扛劳扛实精准扶贫首倡地的责任担当，走好“精准、特色、可持续发展的脱贫路子”，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就。2012—2020年， 全省共实现741万人脱贫，51个贫困县、6920个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从13.43%降至0.36％；贫困县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4.6％，高出全省平均水平3.66个百分点；2018、2019年连续两年获得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综合评价好”的省份。贫困地区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
2012—2020年脱贫的51个县、6920个村地域资源不同质、有特色，武陵山
片区县（31个）水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丰富；罗霄山片区县（6个）是跨湘、赣两省著名革命老区，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旅游资源丰富；片区外3个国家级贫困县江华、新田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平江位于湘赣边区域两省24个县（市、区）示范区内，红色文化资源丰富；8个省级贫困县及3个比照片区执行县涵盖吉首、常德、怀化、永州等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政策支撑体系相对完善湖南省已经出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方位扶贫、产业振兴政策。宏观方面，出台了《湖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湖南省“十四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规划》等政策；财政支持方面，制定了《湖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保障扶贫主体方面，下发了《关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产业扩大就业的若干政策》等；兜底政策方面，出台了《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通知》等。
道路交通方面，全省51个贫困县实现25户以上自然村100%通硬化路，通车总里程11.1万公里，占全省46.14%；垃圾集中处理方面，2011年建成垃圾中转站103座；饮用水方面，已建立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水源地定期监测制度；污水处理方面，到2022年年底实现脱贫地区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教育方面，2021年共建成并投入使用101所面向51个脱贫县的芙蓉学校，为脱贫地区提供优质学位14.6万个，已招收12.87万名脱贫家庭学生。
脱贫地区的茶叶、油茶、水果等特色主导产业迅速发展。据统计，2020年全省茶叶、油茶、柑橘分别达24.55万吨、110万吨、585万吨，比2015年分别增长40.0%、33.5%、28.1%；脱贫地区“一县一特”优势产业发展迅速，涵盖123 个县市区主导特色产业8大类别，已成为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扶贫产业，其中安化县扶贫产业“安化黑茶”2020年全县茶叶产值达230亿元，15万贫困人口中有9.6万人靠茶产业实现脱贫。
2014—2020年，全省51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5元提高到12406 元，增长141.50%，增长率高出全省农民收入平均增速水平76.64个百分点。2021 年，全省51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13553元，比2020年增长13.5%， 增长幅度高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 3%。其中，十八洞村通过发展猕
猴桃、苗绣、休闲农业等特色产业，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369元，是2013 年的11倍。
二、湖南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法治保障的主要做法
在坚持与上位法“不冲突、相一致”原则基础上，湖南省根据脱贫攻坚实际情况，突出脱贫攻坚地方立法“可操作、有特色”。湖南省是脱贫攻坚的重要省份，农村贫困人口位居全国第五，其贫困成因及地域环境具有特殊性，脱贫攻坚法治保障也面临着求同存异、个性与共性互融的困境，亟须通过地方立法对脱贫攻坚战中相关权利义务予以立法规定。根据精准扶贫工作的实际需要， 湖南采取扶贫领域地方立法先行先试模式，秉持“可操作、有特色”的地方立法基本原则，加快推进湖南省扶贫领域地方立法。2016年1月1日，颁布并施行了《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条例》，弥补了脱贫攻坚相关权利义务划分无法律依据的困境，实现了有法可依。
湖南坚持用好并进一步优化返贫监测帮扶管理平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制定兜底政策，防范化解潜在返贫风险。充分运用省级预防返贫监测与帮扶管理平台，尤其是12个行业部门的23类数据、10类返贫致贫和9类政策未落实风险监测，吸取全省监测对象中66%因病因残返贫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脱贫户参加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资助政策，允许基层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过渡性办法， 严防因病因残返贫风险。
（三）压实各级涉贫主体责任压实各级扶贫主体责任是湖南省法治保障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的关键。脱贫攻坚进程中主体法律责任压实与否，直接影响政策推进实效，影响涉贫资金、涉贫项目的合理合法使用和推进。
一是依托法律法规压实涉贫领域法律责任。《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的《全国检察机关、扶贫部门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方案》（2016年）就扶贫项目和资金管理、监督与考核、法律责任做了相应规定。湖南省依据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对于截留、套取、冒领扶贫资金等扶贫领域的违法行为，依法移送检察机关， 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二是依托涉贫政策压实涉贫领域纪律责任。湖南省各地按照“县负总责、乡镇主体、部门联动”的脱贫攻坚领导体制和“村为重点、工作到组、扶贫到
户、责任到人”的工作机制，进一步优化脱贫攻坚常态化督查与指导机制，完善县、乡（镇）、村各级脱贫攻坚责任人员台账管理机制，压紧压实全县各级各部门单位和广大扶贫干部工作责任，全面形成县、乡（镇）、村三级书记抓扶贫，各级干部X员齐心协力攻坚的生动局面，促进各级层层压实扶贫领域中法律责任。
三、湖南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仍存在的法治保障困境
湖南省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依托《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结合扶贫政策规定，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扶贫规范、实施、保障、监督体系。但不可忽视的是，湖南省脱贫攻坚法治保障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
涉贫领域微贪腐问题处理多以X纪处分为主、刑事处分为辅，纪法边界并不特别明朗。涉及的违法违纪案由各异，涵盖扶贫领域的各个方面：有虚报出差帮扶补助的，有非法侵占扶贫资金的，有挪用扶贫资金的，有套取移民后期扶贫资金的，有违规发放产业扶贫资金的，有在贫困户安全饮水项目中优亲厚友的，有冒领扶贫专项资金的，有违规操作扶贫项目的，有截留扶贫项目资金的，有骗取危房补助改造金的，有虚列支出套取扶贫资金的，有对贫困户认定把关不到位的，有对易地搬迁贫困户摸底不准的，有违规办理异地扶贫搬迁手续的，有将不符合条件的村民纳入精准扶贫对象户的。针对以上扶贫领域存在的违纪违法案件，虽然依据相关政策法规做了处分决定，但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主要是非法侵占等涉及刑法规制的相关案例，移送司法机关比例极低，刑事处分形同虚设，难以受到刑法的有力制裁。其余涉贫领域违纪违法案件多以X内法规进行纪律约束，如记过处分、X内警告处分、X内严重警告处分、政务警告处分、诫勉谈话处理、撤销X内职务、开除X籍处分等。
涉贫领域违纪违法案件涵盖市、县、乡（镇）、村四个层级，其中以村级层面案件居多，占案件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村级涉案主体中，有村X支部涉案的，有村委会涉案的，有村X支部村委会同时涉案的；涉案主体主要是村干部。涉贫领域违纪违法案件在村级的频发，其根源在于违纪违法责任追究机制尚未实质波及村级层面，责任压实还有待向村级实质延伸。
（三）涉贫信访化解方式单一，责任落实欠佳涉贫信访化解的效果直接影响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的成效。当前，各地涉贫信访案件量大，仍存在化解模式
单一、责任落实不明朗困境。如疫情期间，由于疫情的影响，部分脱贫人员有返贫风险，与之相对应的，涉贫信访案件数量也有一定的增长，涉贫案件的内容也有新的变化，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管各地纷纷采取有效措施化解涉贫信访问题，但由于责任落实和回头看尚未真正落地，兼之老百姓法治水平参差不齐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部分涉贫信访问题未能得到真正解决。
四、持续优化法治保障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效能的对策建议
一是压实村主任、村支部书记扶贫法律责任。根据《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第5条、第6条相关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扶贫开发工作，即精准扶贫主体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扶贫开发工作机构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或工作人员，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贫困户识别、退出，扶贫措施的落实等相关工作。但随着扶贫领域法治化逐渐健全，村级脱贫攻坚领域腐败案件逐渐呈现出以村主任、村支书为主的现象，因此有必要抓住这一关键主体要素，落实责任到关键人员。
二是压实村级涉贫项目资金违规使用这一重要领域法律责任。违规挪用扶贫项目资金案件在村级层面频出，是压实责任的重要领域，要重点发力。根据精准扶贫法律政策的相关规定，精准扶贫专项资金来源之一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来确定的财政预算经费；来源之二为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由于村级层面主体法律意识相对淡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等因素，村级层面存在对涉贫项目资金钻空子等现象，有必要加强监督，从而有效减少违纪违规使用涉贫项目资金案件。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的法律责任监督机制，是确保精准扶贫工作落到实处的有效保障。根据《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规定，一旦发现有骗取扶贫开发政策待遇的；违法占用、变卖或者毁坏扶贫开发项目设施、设备的；截留、挪用或者侵占扶贫资金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一是推进监督主体多元化，形成监督合力。当前，涉贫法律责任监督主体以上级主管部门、扶贫对象、社会公众为主。在监督主体上，应当充分发挥多方合力，充分发挥人大、检察院、法院、社会团体的监督作用，实现监督主体
多元化，从根本上保障涉贫工作依法依规正常推进。
二是推进村务公开，增强村监会监督效能。在村级层面，有数起案件是村主任、村支书所为，村监会在一定程度上形同虚设，更有甚者，有的村监会成员直接参与到涉贫领域贪腐案件中。因此，应当从规范村监会监督工作、切实提升村监会监督能力着手重点突破，通过推进村务公开等措施，倒逼村监会发挥监督效能。
涉贫信访是反映脱贫攻坚成效的一个窗口，折射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困境，对涉贫信访事项处理有必要压实各级主体责任，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分流，依法化解。
一是加大调解模式引入化解涉贫信访的力度和广度。以湖南省某县某镇为例，该镇14个村（社区）共有94个网格、94个网格员，设置了86名人民调解员， 坚持以“一个村一本台账，一项工作一组资料”的原则。2019年，镇村两级调委会共受理各种类型的民间纠纷167起，调解率为100％，调解成功率为100％， 化解易激化纠纷5起，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难事不出镇”。同时，每月要求各村对涉贫信访同步排查，并组织统一调度办理，办结率为100％， 办结成功率为100％。此外，在全镇范围内广泛宣传、张贴“12345”服务热线和扶贫热线“4688033”，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
二是落实涉贫信访领导责任制。分管领导要亲自抓，纪工委、信访办、扶贫站等部门形成联动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严格落实领导包保责任制。对上级交办件、领导批示件和重大信访件严格落实包保责任，杜绝集体访、越级访、重复访等现象。以镇为单位开展信访化解月活动，每月对涉贫信访进行摸排，对交办的信访件做到有包案领导、化解责任人，及时化解处置，及时清零。
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与问题的实证研究 基于2021年全国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分析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满意度研究课题组
一、调查总体设计
全国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以顾客满意度理论、态度理论、期望理论为理论基础。
顾客满意度理论
顾客满意度理论是学生满意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顾客满意概念最早是1965年由美国学者Cardoo引入市场营销领域的，顾客满意度是指顾客对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满足其要求的程度（汤俊，2010）。此后顾客满意度理论取得了长足发展，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顾客满意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在顾客满意度测量模型方面，经历了Cardoo（1964）、Oshavsky Mier（1972）、 Anderson（1973）、Oiver（1980）、Churchi Surprenant（1982）、Parasuraman， eitham Berry（1985）和Cronin（1992）等人的不断优化与改进后，使得测量模型更加完善。目前具有影响的顾客满意度模型是美国密歇根大学费奈尔教授研制的基于因果关系的顾客满意度模型。伴随着顾客满意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与完善，国家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应运而生，比较经典的是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是用来评价组织绩效的一种测量体系，现已成为各领域研究顾客满意度指数的基准模型。高等教育满意度模型是顾客满意度模型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拓展和应用。
态度理论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态度理论不仅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更是学术界认可的研究个体和群体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弗里德曼（Freedman）认为：“态度是个体对某一特定事物、观念或他人稳固的（由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成分组成的）心理倾向”（侯玉波，2013，第112页）。一般意义上来讲，态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随着个体主客观因素的改变，现有态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学生满意度调查就是大学生对其所有学习经历和所处生活环境持有的态度，对学校提供教育服务的心理倾向。然而随着环境的变化，态度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为弥补学生态度变化带来的不确定，学生满意度调查
适宜进行连续调查及测量。
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是组织行为学中的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属于一种激励理论。1964 年，由著名的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弗鲁姆在《工作与激励》中提出（Vroom， 1988）。按照期望理论，学生满意是指学生的感觉状况水平，这种水平是学生对高校提供服务所预期效果和学生期望进行比较的结果。如果所预期的效果与期望一致甚至超过期望值，学生就会有满意感。那么，如何提高学生的这种满意感呢？那就是高校的服务要尽量贴合学生的期望，因为学生满意的程度并不完全由高等教育提供的绝对供给量来决定，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对这一供给量的期望，因此，可以通过期望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来解释学生的满意程度。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时代要求，也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规律。近年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多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为新时代教育工作的新使命。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社会活动既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推力。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靠共同奋斗，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然要求充分发挥高质量教育的引领带动作用。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前进道路上， 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动力和保障。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能仅停留在政策文件上，还需体现在实践探索方面。目前，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来看，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学生满意度方面。学生满意是人民满意的基础和前提，国际上学生满意度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并且主要以大学生满意度测评为主，此后英国、日本等国家相继开展大学生满意度调查研究。如美国大学生满意度调查（RN）、英国的全国性大学生满意度调查（NSS）、日本的全国大学生调查（CRUMP）。国内提出学生满意度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30年的发展，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指标体系和较大规模的调查范围。其中，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自2016年以来持续开展的全国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着重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各方面的满意状况。
二、理论模型、工具与方法
2021年5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开展了第三轮全国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 调查发现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一些新变化、新问题，可为“十四五”时期
推进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提供依据和参考。
在模型设计上，调查采用了我国高等教育满意度理论模型，具体包括教育期望、教育质量感知、教育公平感知、教育环境感知和教育总体满意度五个维度（该理论模型是连续三轮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持续使用的基础模型），其理论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课题组设计了《全国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问卷》，问卷内容覆盖高等教育满意度理论模型中的五个维度，问卷题目涵盖选择题和专项题，采用了李克特
（ikert）七点量表。《全国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问卷》经过专家咨询、认知调查和多轮试测等环节最终成稿。
课题组面向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本科／高职院校进行抽样调查，共获得347所样本高校及4.4万份抽样学生（本科生2.3万，高职生2.1万） 有效问卷。另作为参照，课题组还分别实施了其他人群的调查，共回收约2万份教师、1万份研究生及1万份企事业用人单位的有效问卷。本轮调查继续采取网络问卷填答的方式进行。
从调查样本特征来看，一方面，本科和高职院校学生特征相同的包括：本科和高职院校担任学生干部的占比均高于非学生干部占比、学习成绩排在前20% 的学生占比均明显高于其他组别、毕业后有就业打算的学生占比均为50%以上。另一方面，本科和高职院校学生特征不同的是，本科男生占比低于女生，而高职男生占比高于女生；本科入学前常住城镇的学生占比高于农村，高职则相反； 东部地区本科生的占比明显高于西部，而东部地区高职生占比和西部几乎持平， 见表1。
模型检验
运用SmartPS3.0软件对本科/高职教育满意度模型质量进行检验，包括对信度指标、效度指标和模型整体适配度指标等进行检验。与前两轮一样，通过Bootstrap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后可知，本科/高职教育期望、教育质量、教育公平、教育环境和总体满意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约大于等于0.7，组合信度（CR） 均大于0.8，区别效度（AVE）约大于等于0.6；各维度测定系数约大于等于0.4，
各指标基本符合模型质量检验要求。另外，为确保满意度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要求总体满意度R2值要大于0.65。此次调查，本科/高职教育总体满意度R2 分别为0.729/0.790，均大于0.65标准（表2，表3）。总体来看，模型中的各指标均能较好反映潜变量（维度），在实际运算过程中可纳入PS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运算。
高等教育满意度指数计算方法
高等教育满意度总指数由本科教育满意度指数和高职教育满意度指数加权计算而成。具体过程是先分别依据PS结构方程模型得到本科和高职学生每个测量指标的权重系数，利用每位学生的测量指标值和权重系数进行加权，可得到每位本科学生和高职学生各潜变量指数值。计算公式为：其中，yi是学生满意度的测量指标，wi是各个测量指标对应的权重，k是满意度测量指标的个数，以总体满意度为例，k=3。
若将潜变量中各显变量的权重进行归一化之后，该方程可进一步简化为： 全国高等教育满意度总指数，采用加权系数进行计算，加权系数是各地区当年毕业生人数占全国毕业生总人数的比例。高等教育满意度指数采用百分制表示。
质性分析
2021年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新增了质性分析方法，运用Nvivo软件对抽样本科生和高职生的开放性问答题进行了质性编码分析和关键词提取，从大量开放性问答题中提炼出学生最关心、最希望学校改进的问题，以便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下一阶段发展提供建议参考。据分析，开放性问答题的前十关键词包括学生、学校、希望、加强、教学、实践、课程、设施、专业、管理。在对学校工作的改进建议中，累计被提及超过100条建议的维度（由多到少排列）见表4。
作为补充，分别对研究生和教师的开放性问答题也进行了相关分析，累计被提及超过100条的改进工作建议的维度中，相较本科生和高职生更加关注实习实践、教学、师资、就业、设施设备，研究生对校园内资源信息的公平公开以及心理教育则更为关切。本科教师和高职教师均关注教师队伍建设、学校管理、教学和人才培养理念，回答主要包含教师队伍建设、学校管理、教学、人才培养理念、实习实践等问题，其中，高职教师比本科教师更加关注实习实践工作的改进。
显著性检验
从样本显著性检验分析结果来看，一是东部和中部地区、东部和西部地区、
三、基本结果
2021年全国高等教育总体满意度得分为76.09分，与2018年和2016年相比，
2021年全国高等教育总体满意度实现稳步提升。与前两轮一样，2021年总体满意度得分依然高于教育期望，且高出12%。这表明，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给大学生带来了越来越多满意的学习体验和收获。
一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满意度最高。2021年高等教育质量满意度得分（77.46 分）已超过教育环境满意度得分（76.63分）和教育公平满意度得分（75.58分）， 成为满意度得分最高的维度，分别较2018年、2016年提高9.11%、13.73%。与其他维度相比，高等教育质量满意度也是增长最快的维度。高等教育质量维度所涉及的“大学生综合素养”“自主学习能力”“教师教学态度”等方面的满意程度在三轮调查中持续上升，尤其是大学生综合素养的满意度提升最快，2021 年提升到最满意的第三位。而大学生对“实践与理论课程结构”“教师教学方法”“师生课外交流时间”等方面的满意程度却持续偏低，尤其是实践教学机会、学校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在三轮调查中的满意度均不高。但近几年在校企协同育人的推动下，来自行业企业的教师教学质量在本轮调查中得到了60.94% 高职生的认可。
二是高等教育环境的满意度提升较快。本轮高等教育环境维度得分（76.63 分），较2018年（71.56分）、2016年（69.70分）都有较大幅度提升。高等教育环境维度包含学校管理、校园环境、学校资源等方面，校园环境在三轮调查中的满意度得分都最高，尤其是“校园安全”得到了师生的高度认可，成为满意度排序之首。校风学风的满意度也在继续提高，本轮得分排在第七位。学校管理水平虽有改进，但大学生不满意学校的“后勤管理工作”“心理健康教育” 等。而学校资源方面仅对“学习场所”有略好认可，对“开拓国际视野机会” “校友资源”等方面的满意度一直偏低，本轮也排在倒数二、三位。
三是高等教育公平的满意度稳定提高。本轮高等教育公平维度得分（75.58 分），较前两轮均高出约3分；且在三轮调查中的增长率均保持在4%左右，满意度呈现“等阶式”增长。高等教育公平维度所涉及的“参加活动被一视同仁”
“考试评分”等方面大学生满意度较高，而“参与学校管理机会”“反映意见和建议渠道通畅”等方面满意度较低，这个现象在三轮调查中都有所显示。
四是全国本科总体满意度得分高于高职。全国本科总体满意度得分（76.45 分）高于高职总体满意度得分（75.69分），相较于前两轮全国本科总体满意度得分低于高职的得分状况发生改变。
五是高等教育满意度的区域差异依然存在。中部地区总体满意度得分
（76.55分）最高，东部地区（75.81分）次之，西部地区总体满意度得分（74.07 分）最低，西部与中部、东部的区域差异依然存在。本轮与前两轮调查相比， 高等教育满意度“中高西低”的区域格局没有改变。
六是学生和教师在学生能力与品质发展方面认知一致。75%的师生都认为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在大学期间得到较大提升； 65%的师生都认为大学生的责任心、主动性和集体意识在大学期间得到较大发展。而师生也共同认为大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外语能力在大学期间提升最弱，好奇心和勤俭又是大学生没有得到很好发展的品质，均排在所有选项的末位。总体来看，这些感受与上一轮师生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
七是雇主对高校人才培养水平认可度有所提高。71%的雇主认为近三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总体水平持续向好，且67.8%的雇主认为毕业生的综合素养较高，上述比例均比上轮调查有大幅提高。同时，64.4%的雇主认为高校毕业生入职后的表现符合单位期望。在高校毕业生“实践能力”和“理论掌握程度”的选择上， 67%的雇主觉得满意，打破了上轮这两项满意度“双低”的现象。
四、满意方面
总体来看，大学生对高校立德树人、师德师风、信息技术、育人环境、就业创业等具有较高的满意度。与上一轮相比，校园安全、思想ZZ教育的满意程度持续稳定，而对教师的满意度提升较快。
一是学生的家国情怀得到有效培育。高校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X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一方面，高校成为厚植学生家国情怀的沃土。调查显示，74.75%的大学生认为大学教育增强了自己的家国情怀。“国家需要” 成为大学生认为继学习兴趣、就业前景之后，选择专业时最为看重的要素。大部分教师和雇主也认为大学生具有国家意识，“有爱国情怀，懂得感恩”“爱国并且三观正”。另一方面，高校思想ZZ教育成效显著。调查显示，思想ZZ课继上一轮调查后再次入围大学生最喜欢的课程榜单，并且继英语课和高等
数学课之后位列第三，大学生对思想ZZ课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提升。同时，有近六成的大学生认为思想ZZ课很能打动自己，其思想性、感召力和吸引力在不断增强，持续引导新时代大学生心怀“国之大者”。
二是师德师风得到学生高度认可。X中央与国务院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 并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高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全面提升教师思想ZZ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调查显示，72.54%的大学生非常满意教师的教学态度；69.31%的大学生认为高校教师对待工作非常尽职尽责； 63.1%的大学生非常愿意视教师为榜样。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办好教育的基础与前提，我国要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高素质师资队伍是关键。调查显示，许多学生认为教师重视并很好地培养了自己的“爱国情感”及“协同合作”等精神和意识。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尤其是教师教学态度和职业道德水平得到了广大学生的高度认可，发挥了榜样示范引领作用。
三是学生认为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育“质”“量”并进。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成为国家竞争的关键，也对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带来明显冲击，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成为大势所趋。一方面，疫情防控期间，我国高校实施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在线教育实践，创新教育教学样态，促进线上线下教育融合，“质” “量”并进。调查显示，学校应对疫情的管理“快速有效”得到学生高度赞誉， 线上教学因“反馈及时”“教学方式新颖”等明显优势受到学生期待；69.84% 的大学生对疫情以来学校的课程及教学安排感到满意，排在最满意项目的第五位，且57.8%大学生对学校安排的在线课程教学效果表示很满意。另一方面，智慧经济时代，以新兴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我国结构性变革， 教育新基建成为助力智慧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调查表明，“新基建” 通过5、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促进学生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多样化，激发学生沉浸式学习体验，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调查显示，66.33% 的大学生认为涉及在线平台、资源库等方面的学校数字化建设能满足学习需求。
四是校园育人环境的感受良好。高校紧密围绕环境育人理念，统筹推进校园安全和制度安全，共筑和谐安全校园环境，建设成效显著。调查显示，78.1% 的师生对学校的安全性表示很满意；69.05%的大学生认为校园学习风气积极向上，学校努力学习的学生多。高校在“丰富的校园文化”“平安有序的校园环境”等方面营造了有利于学生主动学习、健康成长的良好育人生态。
五是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得到提升。增强高校学生就业和创新创业能力，是
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保障平稳就业的重要途径。高等学校扎实推进国家相关就业创业政策落实落地、积极助力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做好重点人群的帮扶就业，激发了大学生就业创业热情和创业能力。调查表明，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关注了雇主的需求，着力提升了学生职业发展所需的关键能力和品质，有效促进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和综合素养的提高。数据显示，与学生就业创业相关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主动性，均排在对应题项的第二位；同时，近六成大学生对高校就业指导工作成效表示非常认可。
五、主要问题
从调查结果看，大学生认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高校创新能力和品质培养不足、学生专业认同度低、教师教学方法吸引力较弱、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脱节等问题，影响了学生学习效果和全面发展。其中对“教师教学方法”的不满意被高频提及。与上一轮调查相比，开阔国际视野机会、师生课外交流依然是大学生满意度偏低的突出方面。
第一，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责任心提升较快，但创新能力和品质培养不足。调查表明，自主学习能力和责任心是学生在大学期间发展最快的能力和品质。而学校对学生“好奇心”“批判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却不足，满意度分别排在末位和倒数第四位。数据显示，48.36%的大学生对参与课题创新研究机会的满意度偏低，53.29%的大学生对学校提供开拓国际视野机会的满意度偏低， 46.7%的高职生对参与企业技改、工艺创新机会的满意度偏低，60.5%的研究生对教学内容涉及“卡脖子”核心技术创新方面的满意度偏低。开放题分析发现， “教材内容更新不及时”“教师教学方式落后”“抽象思维培养欠缺”等被高频提及。
第二，学生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但对专业的认同度偏低。学校良好的学风不仅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成才，也有利于未来职业发展。调查显示，近七成大学生认为学校里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学生多，位居满意度排名第七。学生虽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但却出现专业认同总体水平不高的现象。数据显示，仅41．87% 的大学生认为所选专业与自己期望很相符。49.6%大学生对所学专业不够热爱， 41.01%大学生对从事与专业直接相关工作的意愿不高，46.44%的高职生认为自己的专业职业素养提升不足。开放题分析发现，部分大学生对所学专业存在“认识不清”“就业前景迷茫”等问题，同时，高校部分专业设置也存在与社会需求匹配度不高等现象，可能是导致“毕业即失业”“就业困难”的主要影响因
素。
第三，学生高度认可教师的教学态度，但认为教学方法吸引力不足。高校教师的教学态度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意识，还能保障课程教学改革、教学质量提高以及增强教学体验。调查表明，学生高度认可教师的教学态度， 排在最满意项目的第四位。良好教学态度的形成不仅有赖于师德师风建设政策的“硬杠杆”，还取决于教师综合素养的“软实力”。相较于教师的教学态度， 学生对学校教师教学方法满意度不高，数据显示，49.4%的大学生觉得教师教学方式的吸引力不足，53.87%的大学生对任课老师课外与学生沟通的时间不太满意。在多选题中，多数学生选择“最在意教师的是”要教书教得好，但开放题分析发现，当前高校教师在教学改革中存在“惯性思维”“路径依赖”等问题， 使得教师的“思维保守”“教学方式呆板”“课外沟通少”等都是不能满足学生需求的短板。
第四，学生认为理论教学能够适时更新，但实践教学仍是薄弱环节。调查显示，60.15%的大学生认为学校的课程内容能充分体现专业的新知识/新动态， 说明课程理论内容能适时反映出前沿性和时代性。实践教学应与理论教学相辅相成，进而通过“知能同构”促进学生理论知识内化。但开放题分析发现，不少大学生反映，学校的“实习实训教学设备数量不够”“实践教学机会少”、实践教学存在“知能”“理实”分化等问题。数据显示，41.9%的大学生对学校安排实验/实践课程量的满意度不太高，且认为对实践操作的原理掌握不太好。48.37%的大学生觉得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的企业不多。雇主也认为毕业生的实践能力与工作需求还存在一定程度脱节现象，是毕业生比较欠缺的能力。
第五，学生对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满意，但认为教学科研设备不能完全满足学习需求。近年来，高校为提升育人质量不断优化办学条件，因此，学生普遍认可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调查显示，65.79%的大学生认为学习场所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学生在对“大楼”表示满意的同时，对教学科研设备的满意度却较低，在“学生认可学校方面”的题项中排序末位。开放题分析发现，大部分学生反映学校仪器设备的开放性、实用性和专业性不够，甚至存在某些重要仪器设备短缺、老旧、损坏、无人会用等问题，这不仅影响学习效果，也不符合智能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的需求。
第六，学生对校园安全最为满意，但认为校园治理在规范化和人性化方面存在短板。教育部高度重视学校安全工作，坚持把各项安全工作抓好、抓到位。
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着力构建起了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校园安全防控体系， 营造了和谐平安有序的校园环境。调查显示，近八成学生认为校园很安全，在满意度题项中排名首位。校园安全是高校治理的内容之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因高校治理机制的复杂性，高校多元治理理念应渗透到学校教育与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校园安全。调查表明，高校在治理能力、治理规范等方面存在短板。数据显示，43.72%的大学生认为向学校反馈意见和建议的渠道不太畅通，42.25%大学生认为后勤管理工作（食堂/宿舍/生活服务等）做得不够好。开放题分析发现，大量学生不满学校的管理制度，主要集中在后勤管理过于形式化、办事效率低以及心理健康教育不足等方面，这反映出了高校整体治理能力偏弱的问题。
第七，高职教育质量在不断提高，但学生对职业教育的认可仍然不够高。近几年，职业教育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政策高度，相关政策密集出台。随着2022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和“职教高考”“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分互换”“1+X”证书等政策落地，职业教育质量也有所提高。调查显示，高职的教育质量维度得分为76.13分，比2018 年提高3.76%。59.78%的高职生对在学校里获得的成长感到很满意。虽然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有所提高，但也有不少高职生表示“生源质量偏低”“教育资源匮乏”“就业环境不理想”等会成为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重要因素。数据显示， 46.55%的高职生不太愿意推荐亲友报考本校。职业院校毕业生能否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成为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实现“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最大期待。
六、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及分析，着力从提高师生满意度的视角，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一是统筹推进创新人才培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切实提高创新人才培养成效。我国高等教育已从大众化发展阶段过渡到普及化阶段，创新人才的培养理念和教育方式都在与时俱进，需要各方面统筹推进，切实提高创新人才培养成效。一是高校应以“创新”理念统领人才培养全局。在人才培养方案设计、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环节渗透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加强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将创新理念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二是要改变以项目为牵引的改革方式带来的高校主体作用发挥不足、改革措施分散化的现象，转而形成改革合力。三是发挥“双一流”高校引领带动作用。“双
一流”高校应充分发挥师资和学科优势，实施“重基础、跨学科、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在人才培养上进行系统性改革，瞄准世界前沿，突破学科壁垒、建立跨学科课程体系，探索个性化专业设置模式，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基础学科创新培养人才。四是围绕“强基础、重交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根据知识生产模式变化，对人才培养方式、人才培养组织等进行相应变革；鼓励学生依托基础学科知识进行交叉学科领域的学习与研究，拓展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辐射范围和实践宽度。
二是以交叉学科建设为基础探索新型实践教学模式，建设产教融合创新生态系统，提升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重构实践教学体系，打造新型实践教学模式。依托实践基地，在校内实验、校外实训的基础上，将创新项目、创新竞赛与实践实训相结合。二是以交叉学科建设为基础，注重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深化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实践手段的改革，探索多样化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三是支持高校改善实践教学环境，协同校内外资源，完善实践教学评价标准，有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四是着力构建校企协同创新、价值共创的“产教融合”创新生态系统。构建集成化大平台，突破以往通过师资、课程、实践实训基地等点对点的校企合作项目对接模式，通过平台经济模式实现产学供需的高效匹配和资源要素对接。五是打通产教融合链条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