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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材料需“四有”：眼里有活 胸中有谋 腹内有货 笔下有法
工作中，我常常带着下级同事一起推稿子、写材料。看到我总是能又好又快地把材料写出来、改出来，一些年轻同事往往会问：“怎样才能达到您这样的水平呢？”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笔力也不是一天练成的。长期的实践磨练和经验积累，是写好材料的根本所在。但是，如果这样去回答年轻同事的提问，肯定不能让他们满意，甚至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在敷衍他们，因为这样的答案不够具体，指导性不强。怎样才能写好材料？这是个开放式的问题，一千个写手可能有一千种答案，没有也不可能有标准答案。今天我想给出一套新解，概括起来就是写好材料需“四有”——眼里有活。写材料，首先要解决“有得写”的问题。“有得写”不是有话说、有词用，而是有深刻认识、独到见解、实质内容。材料是用来部署、指导、推动工作，抑或是总结、宣传工作的，从根本上说，写材料就是写工作。所以，“有得写”的关键是有具体工作、具体任务、具体事项可写。写材料，一具体就实在，一具体就深入。这些具体的工作、任务、事项，通俗地说，就是我们要干的“活”，也是材料中可见的“料”。写入材料的事项，有的源于上级部署，有的源于领导布置，特别是“受命写作”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无需扬鞭自奋蹄”的“职守写作”，或者领导只是简单地下了个任务点了个题，没有交代具体写什么，就需要材料写手自己拿主意、定内容。这种情况下，眼里有没有“活”直接决定着写作思路有没有逻辑起点、所写材料有没有真材实料。现实中，有的人一看到工作，满眼都是活——需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我会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切入点、突破口、创新处在哪里，都会自然呈现、跃然眼前。反之，有的人不仅对摆在眼前的工作视而不见，你就是一五一十地把任务分派给他（她），他也如同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一事当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根本在于人与人不同——表面看是眼力不同，实质上是工作态度不同，思维方法不同，能力素质不同。一个人如果想干事，眼里就有活；善观察，眼里就有活；肯动脑，眼里就有活。工作中的“活”，是用眼睛观察、分辨、识别出来的，更是脑子过滤、选择、分解出来的。而要做到眼里有活，不仅要练就“瞻山识璞、临川知珠”、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慧眼，还要培养心念一动就能即时激活大脑这部“智识系统”的能力。当然，“智识系统”的开发是一项永续工程，从小就要打牢基础，随着年龄增长、心智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升级。写材料的时候，准确地说是开始构思的时候，首先要把工作这个抽象、笼统、宽泛的概念转化为一桩桩、一件件具体的“活”。所谓“具体”，就是看得见、行得通、干得了。比如，组织工作，这个概念比较宽泛，写入材料的时候，我们要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把它进一步具体化甚至具象化，具体为选人用人、基层X建或者人才引育；也许这样还不够具体，那我就再往下落，落到什么地方、什么单位，出于什么需要，选用什么人，选用多少人，这样就把抽象的工作变成了眼里看得见的“活”。胸中有谋。“活” 是拿来干的，不是用来看的。所以，光是眼里有活还不行，还得解决怎么干的问题，这就需要胸中有谋。接着上面的例子来说，就是要把选人用人的任务书变成清晰的路线图、施工单、时间表。路线图，就是要解决按照什么程序、遵循什么步骤来选人用人的问题；施工单，就是要解决谁来选、依据什么标准、采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渠道的问题；时间表，不仅要解决工期长短的问题，还要把时间合理分配到每个工序。这样的任务书、路线图、施工单、时间表，不是有了就行，还要考虑是否符合上级精神，是不是最优设计、最佳方案，有没有创新之处、改进之法。把这些统统考虑清楚、安排妥当，做到胸有成竹，才称得上是有谋。腹内有货。眼里有活、胸中有谋，解决的都是“写什么”的问题。接下来还要解决“用什么来写”的问题，这就需要肚子里有货——腹有诗书气自华，腹有金玉文风实。有货，最基本的是有词汇、有墨水、有文采，最重要的是有情况、有素材、有实例。货有多少之分，也有新旧好坏之别。我们不仅要多囤积一些干货、新货、好货，还要有选择、勤整理、常更新，以备不时之需。比如，关于选人用人，现行X内法规有什么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有哪些重要论述，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掌握的，经常对一对标，我们做事行文才不至于跑偏走笔。“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清·龚自珍《定盦文集·续集·尊史》）不仅我们的百年X史是选人用人的思想富矿，古代先贤的识人之法、用人之道也有很多可取之处。比如，从庄子的“九征”到荀子的“四观”，从《吕氏春秋》的“八观六验”到《人物志》的“八观”，都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写材料的时候，适当掉一掉书袋子，向前人古人借一借智慧，既可启思，又能增色。再有，从本地到外地，从过去到当下，在选人用人的实践中有哪些新探索、有什么好经验好做法，也都是我们应存可用之货。笔下有法。写材料，最后才是解决“怎么写”的问题。一篇材料，章有章法，段有段法，句有句法，相互衔接还有衔接之法。不同的文体文种，在写法上既有相同相通之处，又有各不相同的特殊要求。无论起草什么材料、运用什么方法，须谨记“文有大法，无定法”（元·郝经《陵川文集·答友人论文法书》），不能墨守成法、不思变通；须先以“学法”求“知法”，次以“习法”促“得法”，再以“悟法”行“变法”，直至“舍法”“忘法”而笔笔合法、文成法立。总之，眼里有活，材料才有得写；胸中有谋，材料才行得通；腹内有货，材料才撑得起；笔下有法，材料才立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