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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荟” 系列№ 2 9
2023年4月
目 录
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王中华：
“双减”政策实施的问题、影响因素及对策 1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舒波：
“一地”生“五金”山村气象新 清镇市犀牛村探索乡村振兴新路调
查报告之产业篇 11
中矿（北京）煤炭产业景气指数研究课题组：
2022－2023年中国煤炭产业经济形势研究报告 16
李慧英、高尚：
2023年春节后四川制造业企业复工返岗情况调研报告 24
太原市小店区文化馆王燕萍：
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28
湖北省丹江口市纪委监委调研组：
点题整治群众身边“蝇贪” 34
上海市农村经济学会课题组：
关于本市农村村民建房问题的调研报告 35
吕梁市人社局局长刘智平：
关于吕梁市农民务工就业情况的调研报告 43
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广德福：
关于意大利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48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桑均尧：
国资运营平台助力共同富裕的路径探索 基于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的实践探索 53
新疆金沟河流域管理局白西辉：
河长制在金沟河流域的实践探索 58
广州华商学院广东乡村振兴金融研究中心刘少波：
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问题及对策基于广东若干地市的调查分析 64
深圳新思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樊小妹：
民营企业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73
云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窦智：
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79
杨香军：
破解农村相对贫困问题的对策思考 84
普洱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曾蓉：
普洱市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探索与实践调研报告 88
徐州矿务集团第二医院陆洁：
青年X员思想ZZ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97
宁波市工商联课题组：
让民企在甬江科创区建设中“策马奔腾” 101
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课题组：商业银行全力支持实体经济疫后复苏
2023年商业银行运行展望报告 106
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药与大健康发展研究院上海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田娜、邹秀清：
上海市土地财政发展特点、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119
云南省社科规划项目课题组：
深入开展云南基层精准普法的路径探索 124
中共安阳市委X校常素宁：
深入推进安阳乡村产业振兴的问题及对策 129
经济日报调研组：
石家庄赶考 135
中国县域经济报调研组：树起县域金融发展新标杆 江苏沭阳农商银行
以普惠思维赋能高质量发展 147
云南师范大学赵蕾：
苏北农村电商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51
农发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课题组：
推进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155
云南省社科规划项目课题组：
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新方向 160
秦尊文：
我国“公园城市”内涵辨析与实践探索 165
贵州工程职业学院徐艳：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80
李开宇：
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 185
北京物资学院张亚男：
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189
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杨媛：
县级市工业用地出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湖北省枝江市为例 194
中共崇信县委X校李宏峰：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探索 以崇信县为例 199
中国共产X榕江县委员会X校罗康勇：
乡村振兴视域下X员教育培训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贵州省Y县为例 205
天津市大数据管理中心高级经济师赵滨元：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践探索与借鉴启示 以天津市为例 211
国家信息中心方景鑫：
因时因势适度超前开展数字政府建设，着力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
感 山西省运城市返乡调研报告 220
农发行工会团委工作部课题组：
增强基层工会工作的ZZ性先进性群众性 224
湖北省南漳县财政局税务局联合课题组：
政策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湖北省南漳县减税降费政策实践调研 232
计琳：
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239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舒波：筑堡垒聚民心强根基 清镇市犀牛村探索乡村振兴新路调查报告之X建篇 251
“双减”政策实施的问题、影响因素及对策
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王中华
近年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繁重的课业负担与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背道而驰，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政策以“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 为核心内容［1］，是保障教育公平的重大举措，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正确途径。“双减”政策是坚守立德树人教育初衷、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的必要举措，继续全面推进“双减”政策势在必行。当前学术界对“双减”政策众说纷纭，学者潘莉、丁曦在《“双减”政策的价值取向、实践挑战与应对策略》一文中讨论了“双减”政策“减什么”“怎么减”等问题。同时，为更好推进“双减”工作，文中对相关教育部门、社会、学校、教师、家长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2］。为了“双减”政策更好落地，学者周洪宇和齐彦磊聚焦学校课后服务和校外培训来分析“双减”政策，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3］。在全国各地落实“双减”政策的过程中，面临各种困难及怎样让“双减”政策更好地落实等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从探讨“双减”政策存在价值取向的误解、实施环境的空缺、运行监督机制的缺乏、实施与反馈的缺位等现实问题入手，来探究影响“双减”政策实施的因素，提出“双减”政策需要明确价值取向、改善实施环境、加大监督力度、加强反馈与评估、调动“双减”政策参与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协调好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等对策，以期继续推进“双减”政策更好地落到实处。
一、“双减”政策的实施现状
202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政策正式出台。关于当前教育状况，我国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曾分析，“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还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短视化、功利性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一方面是学生作业负担仍然较重，作业管理不够完善；另一方面是校外培训仍然过热，超前超标培训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双减”政策立足于教育实践，在实施过程中注重以人为本，具有全局性、操作性、针对性和指向性的特点［4］。“双减” 政策出台的初衷就是为解决时下的教育问题，其出发点是为民生好，为国家好，
但其现状却不容乐观。
首先，教育管理部门。“双减”政策是基于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繁重的课业负担而实施的，“双减”政策本着“以人为本”的初心，最直接的目的在于让教育回归立德树人的使命。我国在不同时期都有出台过相应的“减负”政策，但与以往的减负相比，这次的“双减”政策更具全局性。国家为有效推进实施“双减”政策，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措，无论是学校内部还是校外培训机构都有涉及。2021年8月，我国教育部发布《“双减”和“五项管理”督导情况》文件，其中把“双减”督导列为2021年教育督导工作“一号工程”、建立“双减”专项督导半月通报制度、将“双减”工作纳入省级政府履职督导评价、设立“双减”问题专门举报平台、发布预警提示家长校外培训缴费风险、组织开展实地督查。同时，对中小学生手机、睡眠、读物、作业、体质管理也作出了规定。从“双减”工作实际实施情况来看，地方教育管理部门阳奉阴违的行为屡见不鲜，要做好“双减”工作需要不断总结经验，立足实践，切实做好每一步，从根本上杜绝“新瓶装旧酒”的现象。
其次，学校与教师。自“双减”政策出台后，学校仍然有许多问题，即“唯升学率”、学生考试有增无减、教师根据成绩区别对待学生等。“双减”政策目标明确，具有高度的操作性，在作业总量时长、课后服务、规范校外培训、校内教学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教育部要求全国各地各校实行5+2课后延时服务，对学校教师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但这样一来，就在无形中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教师群体中消极怠工的行为便悄悄滋生。据报道，一位教师因发布关于课后延时服务的不当言论引发家长怒火，该教师也因此被开除。由此可见，“双减”政策在学校和教师方面相关配套措施和工作还有待完善。
最后，社会与家庭。在家庭方面，首先“双减”政策有利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家长为教育子女不仅要付出精力和时间，还需要大量的经费。“双减” 政策出台后，对存在虚假宣传的教育机构采取打压措施，避免了家长盲目选择培训班。其次，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让学生拥有更多活动的时间。学生辗转于学校作业和课外培训之间，活动时间少之又少，“双减”政策实施后增加了学生的课后活动时间。另外，缓和亲子关系。繁重的课业负担使亲子关系异化， 孩子认为父母一味地要求自己写作业，导致亲子关系矛盾激化。社会方面，我国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我国的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公平仍有待实现，社会办学的培训机构便由此产生。培训机构的初衷是帮助学生补
上在学校内教育“跟不上”的内容，但现在培训机构为追逐利益并逐渐资本化， 这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教育体系。
二、“双减”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自实施“双减”政策以来，国家相关部门明令禁止校外培训机构在假期开设课程培训班（除了艺术类和体育类课程之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据报道，2021年8月，浙江省温州市11名在职教师被严肃处理。这些在职教师在“双减”政策实施后仍然在假期给学生补课。此类新闻频频爆出，其原因与误解“双减”政策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部分家长认为孩子一定要参加辅导班才能取得优异成绩，把孩子的成绩与辅导班直接联系起来。同时，部分教师不遵守职业道德，在“双减”政策实施后仍然顶风作案给学生补课。“双减”政策减的是学生的课业负担而不是学生的学习成绩，家长对“双减”政策的价值缺乏科学的认识，一味地把学生成绩的高低与报辅导班的数量直接挂钩，认为学生参加的辅导班越多就能学到越多。家长往往忽视了过多的辅导带给学生的不一定是学科知识的积累和答题技巧的掌握，也可能是对学习的厌倦和力不从心。家长对学生的学习切勿急功近利，与暂时提高的学习成绩相比，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良好的习惯更为重要。此外，部分教师职业道德失守。“双减”政策出台后，国家严厉打击违规补课行为，部分在职教师对“双减”政策置之不理， 仍然在假期进行违规补课，无视政策法规的权威性。
在“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误解价值取向的问题，主要是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反映出来。首先，家庭方面，家长只通过孩子一两次成绩来判断其在学校总体的学习情况。对于“双减”政策部分家长持反对意见，在他们看来孩子只有通过作业和补习才能提高学习成绩，这也解释了“双减”政策开始实施时出现“骂成一片”的现象。其次，学校方面，学校过于注重升学率， 教授超前过量的课程和布置过量的作业［5］。“双减”政策虽然已明确要求学校实施“减负”，但是仍然有学校对国家政策置若罔闻，奉行唯升学率。最后， 社会方面，如社会企业用人不断提高学历门槛；评价“好孩子”用学习成绩作为评判标准等。
落实“双减”工作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目前，大街小巷各类培训机构的广告随处可见，而且宣传形式夸张多样。校外培训机构数量不计其数、质量良
莠不齐、资本运作、在职教师开补习班进行违规补课等问题突出。由此可见， 社会大环境不利于“双减”工作的持续推进。这些现象主要是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和培训机构追逐利益所致。首先，家长望子成龙的愿望十分迫切，认为孩子不上课外辅导班就跟不上，并害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而让孩子过早地学习下一个阶段知识，参加各种各样的辅导班。由于家长心存顾虑，对推进“双减”政策造成了许多困难。在“内卷”社会大背景下，家长更注重孩子的教育，想方设法买学区房、辞职陪读只为孩子能一举高中，金榜题名。其次， 校外培训机构为追逐利益最大化和扩大招生进行虚假宣传。让家长产生“别的孩子都报班，如果我孩子不报就可能跟不上”诸如此类的想法［6］。对此，家长望子成龙的迫切想法和校外培训追逐利益使“双减”政策缺乏良好的实施环境，势必会对继续推进“双减”政策产生不良影响。最后，社会舆论也影响着“双减”政策的实施成效。“双减”政策正式实施后，社会新闻和媒体推出有关于“双减”的新闻遍地开花，“双减”政策成为热门话题。“双减”政策实施后，引发了诸多社会舆论，同时也给教育培训行业从业者和部分家长带来了焦虑情绪。“双减”政策落地后，随之出现“内卷”“教育焦虑”等热词，社会舆论聚焦于“双减”政策，并借此贩卖焦虑，鼓动家长为孩子报校外辅导班。校外培训机构在资本运作下受利益的驱使，忽视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以牺牲教育的公益性为代价谋取经济利益，致使教育培训行业乱象频发。教育改革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本身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适应的过程。
“双减”政策出台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运行监督机制有待完善，中小学违规补课、校外培训机构违法违规收费、无证非法补课等现象仍然层出不穷。2022年1月，广东多名教师被查，涉嫌违规补课。“双减”政策实施后，校外培训机构开始销声匿迹，一些家长便把目光看向了在职教师。在职教师比起培训机构更了解孩子的学习。由于缺乏监督机制，此类事件屡见不鲜。
虽然国家大力推进“双减”政策，打击不法培训机构，但“地下”教育培训机构和在职教师以家教、住家培训进行违规补课和培训的现象仍然存在，这背后的原因是监督的缺乏。有效遏制此类现象的根本方法就是建立长效的监督机制，让“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发挥各自作用。按照“双减”政策要求，
国家为有效地继续推进“双减”政策在全国各地中小学实施，应建立“双减” 监督机制，确保“双减”工作落实落地。
“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生是否真“减负”，“双减”能否使教育回归立德树人的初心等问题都还有待证实。据报道，2022年1月迎来了“双减”政策之后的第一个寒假，河南省教育厅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督促每一名学生签订承诺书，拒绝寒假期间参加学科类培训，坚决抵制违规培训，如有违反，自愿纳入学生个人管理档案。此新闻一出，在网上迅速发酵，“在寒假培个训，咋就成了人生污点？”有人评论“学生寒假参加培训就会纳入学生的个人管理档案， 此做法过于生硬，太‘一刀切'”。此次事件从侧面反映出“双减”政策实施和反馈的缺位。
“双减”政策的实施和反馈缺位表现在家长对“双减”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取得的实际成效方面。“听基层的声音”，通过反馈来判断“双减”政策的实际效果和成效。其一，家长对“双减”政策的理解程度。部分家长认为“双减”政策不利于孩子提高成绩，在学校学习之外，还应该参与校外培训，校内校外兼顾才能使孩子真正掌握知识，提高孩子成绩。其二， “双减”政策实施的情况。“双减”政策出台后，相比以往学生活动时间有所增加，校外培训机构也逐渐规范化，但是实施情况总体上还需要社会各方面再接再厉。
三、“双减”政策实施的影响因素
“双减”政策自身方面的影响因素。首先，在“双减”政策下，课后服务带给学生和家长更多的便利。学校放学时间和家长工作下班时间相冲突，课后服务延长学生在校时间，让学生在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里完成课后作业，老师针对学生疑难直接解答。课后服务既满足了家长延时接孩子的需求，又解决了孩子课后作业的疑惑。因此，增加了教师工作时间和工作量，原本教师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便可离校。但课后服务需教师留校指导学生，所以教师的工作时长便增加了。对教师群体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增加的问题缺乏思考，这也是“双减”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能发挥良好作用的原因。其次，“双减”政策实施速度过快，在实施过程中各种配套措施跟不上，未能及时在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的同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这违背了“双减”政策出台“减负提质”的初衷。
最后，“双减”政策推动了教育教学的革新，革新势必会影响到现有的常规教学。在改革过程中高效的课堂教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高效的课堂离不开每个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总之，“双减”政策自身存在的因素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克服才能真正发挥“提质增效”的作用。
“双减”政策实施者方面的因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第一，“双减” 实施者———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是推进“双减”政策的主导者，在推进“双减”工作中具有绝对权威性。政府部门需要做到权责统一，指导政策的执行和监督，同时还需要做好相关的反馈工作。第二，“双减”政策实施者———学校教师。学校在教育教学的第一线，教师是“双减”政策执行的第一负责人。“双减”政策实施的情况与一线教师密切相关。教师高效的课堂教学是推进“双减”政策的重要法宝，教师积极主动构建高效课堂，使学生在课堂上吸收更多的知识。由此避免学生带着疑惑转向校外培训机构，也能及时地促进学生知识的掌握。第三，“双减”政策实施者———家长。每位家长都希望子女出类拔萃，成绩优异，其想法难免会被校外培训机构抓住机会，在家长面前夸大成绩对孩子的影响，借机宣传报课外辅导机构的必要性。总之，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也是继续推进“双减”工作中的重要一环。第四，“双减”政策实施者——
—学生。学生是“双减”政策的对象，为学生摆脱繁重的课业负担，“双减” 政策应运而生。学生在这场“减负”的运动中是积极的配合者，学生课业负担减轻后才能真正地使教育回到正轨。
教育减负需要良好的实施环境才能尽其所长，营造良好实施环境十分重要。教育减负一直都在进行中，从自1985年普及义务教育以来，教育部门已经陆续下发了若干次“减负令”。然而想象中的减负效果并没有看到，学生依旧负担沉重，反而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即“校内减下去，校外增上去”[7]。在我国这个大环境下，对“好孩子”的评价标准就是学习成绩、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等，这是整个社会固有的方式。家长希望子女出人头地，学校紧抓升学率， 社会对高学历人才的要求，让孩子“累倒在学习之中”。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一直“被压在繁重的学习中”，“双减”政策要做的就是把“压在学习之中”的孩子解救出来。繁重的课业负担让读书不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中小学生当中有高达24%左右的学生在某
种程度上有情绪和心理的问题。抑郁症也正在成为学校标准体检的一项规定项目。“双减”政策的目的是给学生减负，减轻家长的焦虑，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要让“双减”发挥其作用需要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实施环境。
“双减”政策主要是为解决“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 的问题，其目的在于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激发潜能。但“双减”政策出台后“几家欢喜几家愁”，有拍手叫好的， 有置身事外的，也有更加焦虑茫然的。“双减”政策牵扯到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这也是影响“双减”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首先，家长和学生是“双减” 政策最直接的对象，“双减”政策实施以后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在保证子女教育质量的前提下极大地降低了教育成本。其次，培训机构也是“双减”政策最主要的对象，在“双减”政策实施后，一些违规的校外培训机构被取缔，对学科培训机构也有相应的措施。校外机构之间恶性竞争严重破坏学校教育体系， 违背教育规律，“双减”政策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之举。最后，学校方面，从提高校内课堂教学质量入手，让学生在课堂中掌握所学知识。同时，通过课后服务进行查缺补漏，使学生在学校完成学习任务。这样学生才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去创造未来。总之，国家推进“双减”政策的有效实施，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
四、继续推进“双减”政策实施的对策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8］教育是培养具有个性的人，而非整齐划一的个体。
首先，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元化的，不能把高学历作为唯一的标准，要打破这种固有的思维模式，使教育回归立德树人的初衷。其次，家长不能把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对孩子的评价应采取综合的方式，转变家长传统的思想观念也是“双减”政策的任务之一。最后，学校是实施“双减”政策的主阵地，要促进教育公平，合理分配教育资源，转变“唯升学”的传统价值取向。同时，学校应采取综合的育人方案，而不是以考试为指挥棒，要摒弃以升学为准的“一刀切”育人模式。对此，“双减”政策实施应注重转变传统的教育评价方式，从根本上转变单一评价方式，解决价值取向问题，做到“标
本兼治”，真正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促进教育发展。
“双减”政策落地，改善实施环境刻不容缓。从家校共育入手，学校与家庭达成共同培养学生的共识，为继续推进“双减”政策需要营造良好的大环境。
首先，在家庭方面。家长要主动进行家校沟通，全面了解孩子，及时分享孩子的快乐、纾解孩子成长的烦恼［9］。另外，家长抽时间多陪伴孩子，一起体验各种活动，塑造孩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家长摒弃以成绩为标准的评价模式，如果孩子在学习中确实存在不足，可以从培养兴趣爱好入手， 培养孩子自主学习习惯和高尚的人格品质。其次，学校通过高效的课堂，结合线上线下资源合理安排学习，教师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布置个性化作业， 给予不同的指导和鼓励。最后，社会方面，转变职业要求“唯文凭”的传统模式，主张以能力为重。另外，还需要对校外培训机构加大监督力度，采取全民监督，让学生实现真正减负。
“双减”政策的实施应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进一步加大对校外违规培训和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的培训行为及在职教师有偿补课行为的监管力度。为更好地推进“双减”工作，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市政相关部门建立专门监督“双减”工作的组织机构，以此协助教育部门加强对“双减”工作的监督，继续推动“双减”工作任务落实。为方便监督工作的开展，有关部门应公示群众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让人民群众拥有多种途径参与“双减”政策的监督。
第二，招募志愿者参与监督“双减”工作。面向全社会选聘志愿者，动员全社会参与监督“双减”工作，鼓励志愿者对“家政服务”“住家教师”“众筹私教”等变相的违规操作进行检举。相关部门为志愿者工作的有效开展，可以出台相应的志愿服务指南和政策，保护志愿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第三，加强网络监管，打击违规网络教育培训机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线上教育随之发展起来，一些教师往往利用网络直播软件通过直播和录播等形式开展学科类培训。对此，要加大对网络治理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网络授课等违规操作。
“双减”政策关系到我国教育的未来，“双减”工作好不好、行不行、怎
么样等问题，都需要给出答案。“双减”政策是减轻学生负担，而不是降低学生的成绩，“双减”政策计划在一年之内要有效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及家庭支出和家长相应的精力负担，在三年之内大见成效，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要明显提升。对“双减”政策取得的效果以及“双减”工作实施的效率进行反馈和评价，可以从学校、校外培训机构两个方面来展开评估。
首先，降低学校课业负担。第一，看学生的作业量，严格执行“双减”政策的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再布置书面作业，三至六年级作业量不能超过60 分钟，初中的作业量不能90分钟。”第二，通过从课后服务的质量和时间来评估“双减”政策的实施情况。
其次，通过整顿校外培训机构的效果来评估“双减”政策的实施情况。通过比较“双减”前后校外培训机构的数量和收费标准及培训内容来评估“双减” 政策的有效性。
教师作为“双减”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在“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生作业量减少，随着“双减”政策课后服务时间延长，质量也得到了提高，但这也在无形中加重了教师的负担。我国义务教育阶段采用的是班级授课制，教师“一对多”的工作量很大，除了做好教学工作，还有班级管理工作等。“双减”政策实施后，学校增加了素质教育课程和课后托管服务，教师的工作量更大了， 在工作积极性方面势必会有所挫伤。总之，调动“双减”工作参与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继续推进“双减”工作的主要保障。
首先，教育部门可以采取给教师发放津贴、轮班轮岗、招募志愿者等方式来调动教师投入“双减”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学校可以组织教师加强学习“双减”政策相关理论和政策知识，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提供“双减”工作进修的机会，增加相关的岗位，鼓励教师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提高教师参与“双减”工作的主动性。
其次，让家长理解“双减”政策的益处。学校要做好家长工作，为家长解读并分析“双减”工作的相关内容，动员家长积极主动配合学校展开“双减” 工作。
“双减”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各个利益共同体，需要政府、学校、校外机构、教师、家长、学生等通力合作才能完成[10]。首先，政府需要紧跟“双
减”工作具体实施的情况，以便及时调整政策方针，把握主导方向。其次，学校是“双减”政策的主战场，学校教育坚持把握教育规律，坚守教育初衷。同时，学校教师自觉遵守“双减”政策的相关规定，不给学生布置过多的作业， 做到及时解答学生的疑难，让学生在学校“学得好”。另外，校外培训机构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检查，杜绝违规补课及变相违规补课等不法行为。最后，学生需不断提高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双减”政策减的是学生的负担而不是学生对学习的热情。总之，“双减”工作需要政府、学校、校外机构、教师、家长、学生等主体始终把工作重心放在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上，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目标。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继续推进“双减”工作任重道远，每一次改革都需要在实践中反复验证，不断总结经验。要切实解决“双减”政策存在的误解价值取向、实施环境的空缺、运行监督机制的缺乏、实施与反馈缺位等问题，就要从影响“双减”政策实施的因素入手，针对不同的影响因素提出不同的解决策略。让“双减”工作落到实处，需要明确价值取向、改善实施的环境、加大监督力度、加强反馈与评估、调动“双减”政策参与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协调好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如此才能扎实推进“双减”工作。
“一地”生“五金” 山村气象新 清镇市犀牛村探索乡村振兴新路调查报告之产业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舒波
（2023年3月24日）
“杨首富要回来投资了。”一个消息在清镇市卫城镇的四村八寨不胫而走。原来是在深圳开公司的犀牛村村民杨传军联合在外打拼的同乡，准备回村
投资1500万元，开发1000多亩荒山，与村里联合打造归山秘境旅游项目。杨传军是犀牛村外出创业人员中的佼佼者，被乡亲们称为“杨首富”。
“归山秘境是集红色文化、农耕文化、归山文化于一体，囊括音乐艺术、体育运动，联动一产种植、养殖的农旅项目综合体。村集体以土地和水、电、路配套入股，占比34%，主要建设资金由杨传军提供。这是我们乡村振兴工作中正在实施的一个重点项目。”犀牛村X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丹介绍。
通过脱贫攻坚，犀牛村全面落实“两不愁三保障”，通了5信号和百兆宽带，贵黔高速公路通到镇上，在建的乌长高速公路在村内设有通行匝道。犀牛村正迎来发展新机遇，如何更好地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摆在犀牛村“两委”面前的新课题。
乡村振兴，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产业振兴。但是，看到附近村投资产业失败的例子，大家都心有余悸。有的村以集体经济模式建大棚基地搞蔬菜种植，却因管理不好、不懂市场、激励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后继乏力，基地变成了荒地。有的村引资建设中药材种植基地，缺乏和村民的利益联结，前来投资的企业好似村中的“孤岛”，生产成本增加，丧失竞争力被市场淘汰。此外，也曾有小企业找到犀牛村，想要开发荒山搞旅游，却因资金不足而中止。
怎样才能破解“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利益相联结”、“引资进村难”等难题，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犀牛村“两委”请农业部门专家支招，上网查阅资料，去外地学习考察，举行坝坝会征求老X员、村民的意见，向在外面打拼的乡贤求教问计。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在卫城镇X委、政府指导下，犀牛村结合实际制定了发展路线图：发挥好X组织的主心骨和桥梁作用，整合“打包” 村内土地、资金、人力、房产等基本生产要素，联手有资金、有资源、懂经营的本村乡贤和有实力的企业，实施村集体和民间社会资本共同发展的“1+1”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构建“X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多方利益联结经营主
体，培育“五金”农民，加快乡村振兴提质增速进程。
一、“股金”农民：投资产业拿分红
首先，犀牛村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上大胆闯大胆试，把村庄打造成以村集体为核心、具有强劲市场竞争力的实体，让农民变身“股金”农民，更有积极性地抱团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去。2022年4月，清镇市第一家X组织领办的专业农机合作社——清镇市黔耘农机专业合作社在犀牛村启动运营。该合作社启动资金100万元，犀牛村集体投资占股51%，11位参与“众筹”启动资金的农民占股49%。经过一番运作，农机专业合作社当年就盈利。村民曾提军是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起人之一，他以自有农机折价4万元入股合作社。2022年，曾提军仅靠“股金”分红就增收1.7万元，这是他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2022年3月，犀牛村成功引进社会资本，以“村集体+企业+农户”的形式打造清镇黔农耘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粮油种植项目。在该项目土地流转过程中， 有10户农民并未像往常一样收取地租，而是将土地折算成股权入股。尽管该种植项目的收益在第一年没有达到分红条件，但这10户农民仍然收到了每亩600元的保底股份分红。该种植项目负责人测算，今年的利润至少有15万元，股东分红肯定会有所增长。
最近，犀牛村村集体以同样的方式和该村牛奶村民组联合在村内投资发展肉鸡养殖项目，该村民组的53户农民全体变成“股东”。该项目已经选好址， 与当地养殖龙头企业商定具体细节后即可落地。
目前，犀牛村70余户农民率先“尝鲜”当上“股金”农民。与此同时，犀牛村还通过“1+1”混合所有制灵活参股其他“接地气”的产业项目，包括省内市场需求旺盛的“三文鱼”养殖，以及粮油加工、新型建材、陶瓷制造、农事综合服务、归山秘境等，村集体参股项目达9个。“村集体参股原则是‘风险大就少投一点，风险小就多投一点’，保证集体资金投资的安全性。”林丹说。
二、“租金”农民：盘活闲置资源“收租”
犀牛村在发展壮大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需要将因劳动力偏少而闲置的农户土地资源集合起来，推动农业生产迈向产业化和规模化。一些产业项目需要流转农民的土地，由此，犀牛村的“租金”农民应运而生。
主要种植油菜和油葵的粮油种植项目，犀牛村流转了500亩土地；建集农技培训、农资供应、农事全程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农事综合服务项目，流转7.2 亩土地。目前，村里投资最大的归山秘境旅游项目，除开发荒山外，还将流转
80余亩土地。通过土地流转，犀牛村已培养“租金”农民80余户，每年可获保底收入30余万元。
由于村集体参股，土地租金更有保障，让农民对流转土地的态度悄然发生变化。“过去要流转一小点土地，甚至要我们往贵阳城区跑，给村内老人在城市的子女做工作，才行得通。现在的情况是，农民争先恐后地想把土地流转出去。”犀牛村X支部副书记徐松对农民态度的变化印象很深。
在犀牛村，可用于出租的不止土地，正在集中建设的56套“宜居农房”， 设计之初就考虑到将来可能的出租需求。“犀牛村的‘宜居农房’已被列入贵阳市农村‘治房’集中建试点，我们反复征求了建筑行业专家、住建部门、农民的意见，认真测算建设成本，在保证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基础上，全方位统一房屋风貌。”卫城镇X委副书记、镇长田萍介绍，这些“宜居农房”功能配套齐全，单套面积接近300平方米，房间布局合理、大小适中，兼顾了居住和出租的需求。犀牛村依靠集中的土地和农房资源，让“租金”农民足不出户就能“收租”。
三、“薪金”农民：家门口就业机会多
随着禽类养殖、粮油加工、农旅项目综合体等9个村集体参股项目的先后签约落地，犀牛村的产业呈现“接二连三”的发展势头，为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创造了大量机会，使其变身“薪金”农民。
清镇市黔耘农机专业合作社开始“接单”后，其服务视频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迅速传播，一下就挖开了市场“口子”，黔西、大方、金沙、平坝、花溪、安龙等地的订单连续不断飞来。该合作社迅速组织17位农民到清镇城区一家农机驾校参加培训。这些农民均顺利考到“农机驾驶证”，驾驶农机耕、种、管、收的日薪至少300元，一下就成为全村薪资最高的一批农民。村民杜国华当上农机手之后，再也不种烤烟了，因为烤烟品质受天气、病虫害、种子等影响而非常不稳定，导致他家收入也不稳当，他说：“开一年农机的收入，胜过种一年烤烟。”
村内的粮油种植基地用工需求大，每年需要用工1000人次以上，这些新的产业工人日薪至少100元，而且在基地基本上是“即来即用”，便于农民制定自家的农事计划。粮油加工基地则为大家提供更为长期稳定的岗位，村民安美琼是粮油加工基地的长聘工人，日薪100元，每年的工作日稳定在100天以上。这段时间，犀牛村正在为归山秘境项目建设水、电、路等配套设施，每天都有十
余位本村村民在现场干活，安昌书也在其中，他在现场帮忙干点杂活就有150元的日薪，技术工的薪水更高。
“薪金”农民的出现，让犀牛村村民增加了收入渠道。据统计，犀牛村有70余位村民因在村内务工增收，预计今年可增加务工收入超20万元。
四、“现金”农民：提质传统产业鼓腰包
犀牛村附近有一些厂矿、企（事）业单位，如何改变传统农业“种地靠天气、销售靠运气”的现状，发展订单农业，成为犀牛村促使传统农业提质增效、帮助村民致富的又一个途径。犀牛村积极发挥合作社作用，通过市场调研，“盯”住村子附近三家企业200多名职工的餐桌，通过组织农民按照严格的规范生产农产品，由合作社集中收购大家手中的粮油、土鸡蛋、糟辣椒等农产品，与周边的厂矿企业签订保底销售协议，打通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帮助村民把农产品变现，仅此一项就为村民增加收入20余万元，50多户农民受益。
下一步，犀牛村还打算发动农户生产咸鸭蛋、土蜂蜜等产品，提高油菜、白菜、蜂糖李、晚熟李、水蜜桃等农产品的品质，组织村民学习制作卫城镇“辣子鸡、什锦火锅、八大碗”等系列家常菜的技艺，借卫城镇和村里发展旅游业的东风，通过电商直播、线上销售、线下购买等多种形式，不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让村里的田土变得更加“金贵”，培养出更多“现金”农民。
五、“养老金”农民：为生活添保障
“组织发动村民购买养老保险，让农村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让特殊困难群体应对天灾人祸时能得到帮助。这是我们为全村今后的发展构筑的一道‘防护墙’。”徐松说。
“养老保险有政府补贴，就算你一年缴纳300元，到年纪后每月可领取约220 元，相当于本金的8倍有余，很划算。”在各种场合，犀牛村“两委”成员都在动员大家购买养老保险。
随着村里各项事业的发展，犀牛村农民购买养老保险的热情明显增长。两年前，犀牛村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只有70多人，现在增加到700多人。村民杜国华家就曾因为收支问题一度断缴，现在给全家3口人都续缴、补缴或新缴养老保险， 为未来的老年生活增添一份保障。
六、“五金”农民引关注
据统计，2022年，犀牛村有大约15%的农民因参与培育“五金”增收，今年这一数据预计提升到20%以上。通过培育“五金”农民，犀牛村的土地亩均收入
从2021年的1250元提高到2022年的2450元。林丹估计，这一数据今年有望突破3000元。
犀牛村培育“五金”农民的做法，正在引起越来越多关注。
“乡村振兴事业，如果以村为单位来讲，就相当于经营一个企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引进市场经济机制，需要运用符合市场规律的制度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会变成吃大锅饭、搞一阵风，难以为继。培育‘五金’农民，就是把乡村振兴和农民利益‘粘黏’到一起，可以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 让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更高，让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杨传军说，这是他和同伴回乡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支部领办、X员带头、企业助力、群众参与，是犀牛村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明显成效的成功做法。而通过引进企业助力乡村振兴，将有助于弥补村级组织承担市场风险能力弱、对市场判断不准确等短板，有助于加速乡村振兴的步伐。”田萍说。
贵阳市政协副主席、清镇市委书记付涛一直关注犀牛村培育“五金”农民助力乡村振兴的进程，多次到卫城镇、犀牛村调研。他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乡村振兴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明确了发展方向。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和要求，需要我们在发展中勇于创新和实践。在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以市场机制为纽带，将资金、土地、人力等资源连接起来，通过完善制度设计，构建新发展模式，犀牛村正在进行一系列创新实践、做出有益尝试。
2022－2023年中国煤炭产业经济形势研究报告
中矿（北京）煤炭产业景气指数研究课题组
煤炭产业景气度
2022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俄乌冲突爆发，新冠疫情跌宕起伏，全球经济发展遇到严峻挑战，世界能源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国内经济顶住压力持续恢复，保持了经济社会稳定大局。煤炭产业承继了ZZ、经济和社会制度优势，特别能战斗的煤炭产业大军砥砺前行，“危”中寻机、稳中有进，产业景气度基本与本课题研究小组2022年年初预期的情况一致。
2022年中矿（北京）煤炭产业景气指数整体呈回落趋势，年初景气指数随着先行指数开始掉头向下，三季度回落幅度增大，滞后指数按已形成的趋势运行。四季度景气指数为97．83，较上季度下降1．36个点，较2021年同期下降5．34 个点。中矿（北京）煤炭产业景气指数变化如图1所示。
2022年，煤炭产业深入贯彻落实X中央、国务院关于能源保供各项决策部署，紧抓安全供应不松劲，加快释放先进产能，保供成效显著，生产保持稳定增长，产量创历史新高，供需矛盾趋缓，并保持相对平衡，煤炭价格在长协稳价作用下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与国外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形成鲜明对比。
景气指数指标运行情况
供给
生产
2022年，我国规模以上原煤产量45．0亿ｔ，同比增长9．0％，增速较2021 年同期加快4．3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10．8亿ｔ，同比增长10．3％；二季度11．1亿ｔ，同比增长13．5％；三季度11．2亿ｔ，同比增长14．3％；四季度11．8亿ｔ，同比增长3．5％。近5年我国规模以上原煤产量及同比增速情况如图2所示。
进口
2022年，我国进口煤炭2．9亿ｔ，同比下降9．2％，降幅较2021年同期扩大15．8个百分点。
其中，一季度5181万ｔ，同比下降24．2％；二季度6319万ｔ，同比下降11．1％；三季度8592万ｔ，同比下降5．4％；四季度9228万ｔ，同比下降0．6％。
近5年我国煤炭进口量及同比增速情况如图3所示。
库存
2022年末，全社会煤炭库存2．99亿ｔ，同比增长2．8％。秦皇岛港库存煤炭560万ｔ，同比增长18．1％。煤炭产成品资金占用为768．3亿元，同比增长23．3％，增速较2021年同期加快12．9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末为617．2亿元，同比增长12．9％；二季度末为664．9亿元，同比增长23．1％；三季度末为693．0亿元，同比增长17．5％。近5年我国煤炭产业产成品资金占用及同比增速情况如图4所示。
需求
营业收入
2022年，我国煤炭产业实现营业收入40222．2亿元，同比增长19．5％，增速较2021年同期放缓38．8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9446．1亿元，同比增长60．8％；二季度10736．1亿元，同比增长64．2％；三季度9707．4亿元，同比增长8．2％； 四季度10332．6亿元，同比下降12．2％。近5年我国煤炭产业营业收入及同比增速情况如图5所示。
出口
2022年，我国共出口煤炭400万ｔ，同比增长53．7％，增速较2021年同期加快72．1个百分点。
其中，一季度67万ｔ，同比下降13．2％；二季度141万ｔ，同比增长193．8％； 三季度111万ｔ，同比增长56．3％；四季度81万ｔ，同比增长26．6％。近5年我国煤炭出口量及同比增速如图6所示。
价格
2022年末，环渤海地区发热量23．0ＭＪ／ｋｇ动力煤综合平均价格为734 元／ｔ，同比下降0．4％，降幅较2021年同期扩大26．4个百分点；较一、三季度末分别下降4元／ｔ、1元／ｔ，较二季度末上涨1元／ｔ。出厂价格指数为97．3％（2021年同期为100％）。近5年我国煤炭价格走势情况如图7所示。
效益
利润
2022年我国煤炭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0202．0亿元，同比增长44．3％，增速较2021年同期放缓168．4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2357．0亿元，同比增长189％； 二季度3012．1亿元，同比增长139．1％；三季度2476．4亿元，同比增长22．3％；
四季度2356．5亿元，同比下降19．6％。近5年我国煤炭产业利润总额及销售利润率情况如图8所示。
回款
2022年末，我国煤炭产业应收账款为5320．1亿元，同比增长23．1％，增速较2021年同期放缓37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末为4632．4亿元，同比增长51．9％；二季度末为4904．9亿元，同比增长46．6％；三季度为5254．8亿元， 同比增长33．2％。近5年我国煤炭产业应收账款及同比增速情况如图9所示。
2022年末，我国煤炭产业从业人数为259．7万人，同比下降2．4％，降幅较2021年同期收窄0．8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末为256．8万人，同比下降1．4％； 二季度末为259．2万人，同比下降1．0％；三季度末为261．1万人，同比下降1．1％。
近5年我国煤炭产业从业人数及同比增速情况如图11所示。
煤炭产业运行分析
2022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能源形势，我国煤炭产业积极发挥主体能源的重要战略功能，克服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的不利影响，积极落实保供稳价政策要求，切实发挥兜底保障作用，产业运行呈现出“稳、顺、归、韧”的特征。
能源安全保障稳健有力
2022年，受新冠疫情、地缘ZZ波动、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极端天气等多重超预期因素反复冲击，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粮食、能源、债务多重危机同步显现，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我国经济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二季度经济增速下滑至0．4％，X中央、国务院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扭转下滑态势，三季度经济增速快速回升至3．9％，四季度抓住窗口期进一步回稳向上，全年经济增长3．0％，实现了回稳向好。
在我国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整体运行韧性彰显的背景下，煤炭产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为宏观经济运行提供了稳健的能源安全保障与支撑。
顺应产业发展周期
煤炭产业顺应产业发展周期，基本沿着走出“十二五”时期长时间深度调整的“隆冬季”形成的趋势发展。2011年四季度，煤炭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产业几乎全面亏损，陷入极度困境，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大打煤炭产业脱困发展
政策组合拳，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煤炭产业自2016年起进入相对平稳区间。虽然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出现短暂下行，但随着及时有效的“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等政策的实施，煤炭产业转危为安，重回常态轨道。走出“隆冬季”后，即使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煤炭产业运行依然延续整体平稳态势，并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趋势。
以煤为主、多元发展的能源政策归位
中央多次强调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从2022年的国家发展改革委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二十大报告，都可以看出以煤为主、多元发展的能源政策逐渐归位。尽管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呈逐步降低趋势，但作为我国能源安全自主可控的首选，煤炭的主体能源地位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
产业发展韧性增强
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性问题以及人们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局限性，时常会有市场失灵的情况发生，导致商品价格严重偏离价值暴涨暴跌，不利于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2021年煤炭价格曾出现“短缺性上涨”，价格异常波动后，产能核增、电煤长协全覆盖等各项增产保供稳价措施相继发力，“煤超疯”被遏制。
2022年保供稳价成为煤炭产业的主旋律，煤炭市场保持平稳运行；稳价措施贯穿全年叠加长协价格上调，煤价处于相对历史高位，但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与国外煤炭价格上涨1倍以上形成鲜明对比。
这些成绩的取得，源于“四个得益于”：即得益于中国共产X的坚强领导， 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益于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得益于特别能战斗的煤炭产业大军［2］。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煤炭产业上下齐努力，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产业发展；面对“煤超疯”卷土重来，坚守产业战略定位，坚定刚性、增强韧性、加大弹性，审时度势及时纠偏，保障能源供给。煤炭产业一直默默奉献，努力做好自身的事，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积极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产业发展韧性增强，任凭风浪起，稳做压舱石。
煤炭产业经济发展预期
当前外部环境动荡不安，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煤炭产业发展压力依然较大。但要看到，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2023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煤炭产业只要准确、全面、及时落实有
关政策，仍能实现稳中有进。
国际形势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与俄罗斯展开制裁与反制裁，导致能源和粮食等价格在市场供需趋紧中震荡上行，屡创新高，其他地区和国家也陆续受到一定影响，导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能源和粮食短缺问题，国际能源、粮食危机接踵而至，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破坏。地缘冲突风险加剧使得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发达国家积极收紧货币政策，推出扩张性财政政策，以缓解通胀压力。目前，俄乌冲突尚未出现和平解决的迹象，这将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变数。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全球通胀仍有黏性。能源危机爆发以来，低碳转型最激进的欧盟多国采取重启煤电、核电等措施，俄乌冲突的影响使全球能源格局重塑，未来能源市场或依旧处于相对紧张状态。
国内形势
2022年我国ＧＤＰ增速为3．0％，超过121万亿元，经济“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态势更加显著，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持续优化，2022年以来实施的“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效应持续显现，2023年经济有望持续恢复发展。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预测，2023年我国经济将明显好于2022年，经济潜在增长率预计将处在5％～6％的区间。回顾我国经济近3年来的表现，2020年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经济规模占世界比重超18％，3年来年均增长4．5％， 明显高于世界增长2％左右的平均水平，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能源安全将会取代能源结构调整成为能源领域的首要任务，必须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煤炭产业经济形势
随着国际能源危机持续，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煤炭产业景气具备持续性。
从煤炭生产端看，我国煤炭供应保障能力继续增强。2022年在煤炭长协保供以及产能释放政策影响下，煤炭企业生产积极性高，叠加铁路运力提升，港口煤炭中转作业增加，带动煤炭产量大幅增长。2023年煤炭保供稳价工作依然
是一项重要工作，根据煤炭主产区的产能规划和煤企在建煤矿项目的落地情况， 全国煤炭生产具备1．5亿ｔ／ａ左右的增量能力。
从煤炭消费端看，2023年我国煤炭消费仍将保持增长。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强、潜力大，宏观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进入“后疫情时代”，经济存在恢复性反弹的预期，这将进一步拉动能源电力需求增长。预计2023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6％左右，煤电仍是电力增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电煤消费增量有望达到0．7亿ｔ左右，并成为煤炭需求增量的主要驱动力。二是煤化工产能快速增长。截至2022年底，现代煤化工四大主要产业———煤制油、煤
（甲醇）制烯烃、煤制气、煤（合成气）制乙二醇产能均创新高，随着原料用煤不再纳入能耗控制政策的实施，化工用煤消费将持续提速。预计2023年，煤化工产业煤炭消费量将明显增长。三是虽然房地产市场支撑偏弱，但在基建明显增长的支撑下，短期内钢铁、建材等行业的产能规模不会大幅缩减，钢铁、建材用煤仍将保持平稳。
预期2023年全年，煤炭作为我国能源的压舱石地位稳固，煤炭市场供需关系预计由偏紧逐渐走向适度宽松。短期看，煤炭价格中枢下移但仍具备相对高位运行的基础。中长期看，煤炭产业仍将负重前行，需提防一旦周期反转情况下部分煤企运行的较大波动，尤其要警惕杠杆处于高位且业务较为分散的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
政策性建议
2023年，煤炭产业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有望延续，应该继续发扬煤炭产业大军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坚持“固基、稳价、保供、发展”八字方针，保持煤炭主体能源战略定力，巩固产业健康发展环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迈向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保持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战略定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
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2022年煤炭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较2021年提高0．2个百分点，保持56％ 左右的份额。长远看，我国煤炭消费占比趋降，但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现阶段，要坚持煤炭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定位，坚持以煤
为主、多元发展的能源政策。发挥好以煤炭保能源安全的重大作用，着力增强保障能源安全供应的主动权［3］，确保“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煤炭产业要坚持创新驱动，不断夯实能源供应保障基础的同时，积极把握现阶段政策、资金、通道、区位等优势，加快由燃料向燃料、原料并重方向转变，全面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加强理性预期巩固产业健康发展环境
在经济复苏道路上，可能面临国际国内ZZ、军事、经济、气候、能源等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发生的风险，煤炭产业发展环境和战略落地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持续上升。要加强理性预期，正确对待经济复苏道路上可能面临的诸多风险，坚持底线思维，稳定发展。根据二十大报告精神、各行业的发力点以及国内外供需环境，科学把握煤炭真实需求，不断推进煤炭供需分析体系建设， 强化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研判，健全数据信息报送及分析机制。坚持高效保供和双向稳价，促进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相对平衡，引导煤炭价格向价值回归，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安全生产投入、生态无损害和绿色低碳生产的完全成本，防止市场供给和价格的大起大落。坚持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从资源落实、基础设施布局、新建产能等方面提前谋划应对措施， 加强煤炭储运、调节和需求侧快速、及时、有效的综合响应能力，全力保障能源稳定供应。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新内涵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必然对煤炭市场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在“双碳”目标下，煤炭消费达峰后将长期趋降。受国际能源危机持续影响，煤炭保供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并将在我国新型能源体系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煤炭产业要“危”中寻“机”，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4］，并为其注入新的内涵。
注重发展先进产能。在低效无效产能加快
退出的同时，积极发展优质产能，实现煤炭产能有序和高效衔接。
着力解决杠杆过高问题。以债转股、资本注入等方式，将负债率控制在安全水平，防范煤炭产业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资本风险。
落实脱困承诺的各项政策。着重抓好制度性、政策性降成本，降低流转税、资源税、煤炭深加工的油气税费等。
补足产业发展短板。加强产业基础理论研究，促进“软科学”和“硬
科技”深度融合，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努力吸引人才，强化科技创新， 增强核心竞争力。
发挥资本作用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十九届中共中央ZZ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煤炭产业发展和转型都离不开资本的支持与助力。一段时期以来，国际国内煤炭投资意愿不足，我们应该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指引下，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促进煤炭产业转型升级。首先，加大对煤炭保供产能建设、智能化改造、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等项目的资本支持力度，优化资本供给问题， 保障能源稳定供应。其次，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增强投资信心，改善产业融资环境，推动绿色低碳项目建设、投产、运营，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最后，煤炭产业自身要抓住景气期，提升投资管理与资本运营水平，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实施减人、增安、提效，探索矿区新能源产业发展新路径，践行煤炭与新能源优化组合新理念。
结语
2023年是X的二十大召开后的红利窗口期，新发展格局将带来新发展机遇， 形成新发展动能。煤炭产业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进中提质、进中降碳的主基调，巩固回升好趋势，保持合理区间运行，继续做好煤炭产业自身的事。把深化煤炭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提高需求侧服务水平统一起来，更好统筹产业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以质取胜，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2023年春节后四川制造业企业复工返岗情况调研报告
李慧英、高尚
为了解2023年春节后制造业企业员工返岗复工情况和一季度企业用工情况，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于1月28日—30日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对全省15个市（县）的148家制造业企业开展了快速专题调研，调研的148家工业企业中，外向型企业49家，非外向型企业99家；大型企业35家，中型企业62家、小型企业45家，微型企业6家；涉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27个行业。
结果显示：春节后制造业企业返岗复工势头较好，生产经营形势稳中向好， 用工需求稳中有升，政府对企业扶持力度明显，但还存在用工缺口、经营成本持续增加、招工难、外向型企业经营受困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生产发展。
一、复工复产情况较好
调查结果显示，73.6%的受访企业已开工，其中开工情况较好的行业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13.8%；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占10.1%；医药制造业，占9.2%。尚未开工的39家企业中预计在两周内开工的占
%，而尚未开工的主要原因是正常的生产经营周期所致。员工到岗率与去年相比“基本持平”的占95.4%，“有所增加”的占2.9%；空缺岗位预计半个月之内能基本到位的占50.0%。
调查结果显示，37.9%的受访企业预计今年一季度生产经营形势与去年同期相比为“非常好”“比较好”，48.0%的预计“差不多”，仅有14.1%的预计“比较差”和“非常差”。72.3%的受访企业表示一季度订单情况与去年同期相比为“有一定增幅”“基本保持稳定”，16.2%的表示“订单量有所下降”，11.5% 的表示“情况尚不明朗”。
49家外向型企业中，65.3%的表示下一步海外订单“会有一定增幅”“基本保持稳定”，16.3%的表示“订单量有所下降”，18.4%的表示“情况尚不明朗”。
调查结果显示，82.4%的受访企业预计今年一季度用工需求与去年基本持
平；9.5%的预计同比上升，上升的主要原因为企业订单增加以及疫情政策调整， 企业运转恢复常态；8.1%的预计有所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前期疫情影响企业订单减少以及数字化改造，生产效率提高。62.2%的受访企业表示在春节后会新招聘员工，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的占66.2%，“提高”的占6.8%。
调查结果显示，71.0%的受访企业表示“了解政府为企业纾困的相关政策， 并得到扶持”，12.1%的表示“不了解”，10.8%的表示“了解政府为企业纾困的相关政策，但所从事行业未出台政策”，6.1%的表示“了解政府为企业纾困的相关政策，但相关政策未落实”。在用工方面，企业已经获得政府帮助的项目中，排在首位的为“稳岗资金补贴”，占63.5%；其次为“社保费及税费减免”， 占35.1%；再次为“帮助企业招工”，占31.1%。
二、多重因素致发展受困
企业生产发展等多因素影响，导致用工缺口继续存在调查结果显示，46.4% 的受访企业表示仍存在用工缺口，用工缺口量多数在10%以下，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56.5%，“研发人员”占54.2%，“一线工人”占53.6%，“管理人员” 占37.7%。针对用工缺口，企业主要采取“招聘时承诺提高员工待遇”“将订单分包给同行”的策略进行缓解。据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反映，因新厂新生产线投产，当前一线员工缺口在10%-20%左右，该企业招聘员工主要通过老员工介绍和厂区招聘为主，不容易招到合适的新员工，导致一线机械加工工人老龄化突出。某水工机械有限公司反映，水电机械行业技术要求很高，部分出口的产品需要符合欧洲电气标准，通常普通一线工人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满足岗位的技术要求，加上人员的正常流动，企业一线岗位长期处于缺工状态。某药业有限公司反映，受市场因素影响，订单量增加50%，为扩大生产公司前后多次召开专项招聘会，但由于薪酬等原因，短期内一线工人的缺口量达到20%。某丝绸工业有限公司反映，2022年一线工人较2021年流失超过50%，剩余一线工人平均年龄达到了54岁，且难以招到新人。
调查结果显示，71.6%的受访企业表示用工成本与去年基本持平，27.0%的表示用工成本较去年有所上升，多数企业认为上升幅度在2%-10%之间。在用工成本中，76.4%的受访企业表示缴纳社保变化情况与去年基本持平，22.2%的表示缴纳社保较去年有所上升。据某饲料有限公司反映，2022年企业实发工资总
额810万元，员工平均工资为5820元，其中185万元为社会保险费用，社保缴费比例随着工资的上涨也随之增加，较去年上涨了4.0%。某科技有限公司反映， 为了留住专业技术人员，其工资薪酬由2019年的7000元涨到2022年的10000元， 用工成本的增加一定程度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调查结果显示，42.6%的受访企业表示当前招工存在难度，其中难度排在首位的为“符合岗位要求的应聘者不足”，占28.4%；其次是“高学历高技术等特需人才紧缺”，占20.3%；再次是“应聘者对薪酬待遇不满”，占19.6%。据某油脂化学有限公司反映，高学历、高技术研发人才招工难度较大，主要原因是企业所处地理位置偏僻，受国企体制制约不能给相关研发人才提供更高的薪酬待遇，对高学历、高技术科研型人才缺乏吸引力。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反映， 企业以经营生产危险化学品为主，对入职员工具有一定的硬性要求，招聘员工主要以年轻、高学历为主，但近年“谈化色变”现象较重，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化工行业。
调查结果显示，受制于经济衰退预期、贸易摩擦和全球疫情形势等因素影响，企业出口方面存在一定障碍，外向型企业受影响程度最大的是“订单减少、需求下降、产能闲置”，占53.1%；接着为“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占44.9%； “汇率波动带来财务风险”，占34.7%。据某机械有限公司反映，受俄乌冲突影响，2022年出口欧洲的小型农用机械订单全部取消，目前仍未有恢复迹象。某丝绸有限责任公司反映，受前期疫情影响，丝绸类产品外贸缩减，成品绸库存积压超50余万米，由于工人均按计件制发放酬劳，订单量不足导致出现工人收入大幅下降、熟练工人流失等现象。某动力系统有限公司反映，企业主要从事液压零部件的进出口业务，产品主要流向欧美等国家，由于贸易摩擦等原因， 从2021年开始出口美国产品层层叠加关税，税率较此前上升25%左右，企业经营压力增大。
三、为企业“减负”需多方提升
调查结果显示，68.2%的受访企业表示希望继续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56.1%的表示希望延长社保费、税费等减免期限。未来，需继续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各级部门需进一步制定发展资金、稳岗资金、专项补贴资金政策，加
强补贴政策的兑现力度；继续执行疫情期间税费减免政策，对企业适当延长社保费、税费等减免期限；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指导作用，一方面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另一方面满足涉汇企业多元化汇率避险需求，降低因汇率波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
调查结果显示，42.6%的受访企业表示希望适当提高人才引进补贴标准。未来，需搭建跨区域人才输送桥梁，研究出台人才引进或留住的相关配套优惠政策，努力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需求，增加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适当提高人才培育招聘补贴标准，定期收集发布企业需求清单，引导人力资源机构定向服务；倡导企业建立相应的技术工人薪酬激励导向机制，鼓励通过提高技能考取资质增加薪酬，提高从业积极性。
调查结果显示，26.4%的受访企业表示希望加强官方主导的职业技能培训。未来，需构建和完善职业培训体系，开展制造业从业人员专项职业培训，提高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引导劳动力合理地进行产业间转移；健全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组织开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在线学习等活动，加快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培训，鼓励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和高校毕业生。
调查结果显示，29.7%的受访企业表示希望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设施，10.8% 的受访企业表示希望帮助企业调剂用工。精准识别制造业企业不同规模市场主体的“急、难、盼”，根据反馈的信息及时对政策范围、力度等细则进行调整， 实现差异化、有实效的对口扶持；提升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条件、生活场所、娱乐休闲等基础设施，尤其是一些企业园区和开发区的功能配套，为企业员工提供休闲、运动、娱乐、交流的场所；加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建立线上就业招工信息平台，保障企业招聘信息发布及时、准确，为企业招聘进行多元化、多渠道宣传，便于企业跨区域引进更多需用的人才。
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太原市小店区文化馆 王燕萍
近年来，国民生活水平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得到了显著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度也进一步提高，其中以乡村旅游的发展最为迅捷。大体来说，我国的乡村旅游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观光型，即以观赏风光为主，体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贴近自然的生活；文化型，主要以当地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为导向，鼓励人们弘扬优良传统文化；康乐型，通过体验当地的疗养及娱乐项目，达到放松身心的目的；体验型，寓乐于劳，体验农事活动、民间传统手工艺等。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2021年上半年，全国48%的游客中有74.5%选择了乡村旅游，我国城乡居民的乡村旅游消费需求正不断增加。乡村旅游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中，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别具一格，由于其区位的优越性、旅游资源的丰富性，在假日经济的催化作用下，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
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有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在X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三个问题——“农业、农村、农民”，因此，需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X工作的重心［1］。城市近郊作为连接城市与农村的重要交接地带，推动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市近郊农民富足、农业强健、农村美丽具有重要作用。
发展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有利于促进城市近郊农村产业兴旺
城市近郊乡村旅游是城市近郊依托于“三农”资源的新型业态，其主要支撑点是城市周边乡村的自然景观、田园风光，以及基于各类农业资源开展的旅游经济活动，其产业链长、产业关联度高、产业带动能力强。而大力推进“三种农业”（包括城市现代化农业、休闲娱乐农业、观光游览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城市近邻乡村旅游业的全面推进，有力地促进城市近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农村产业振兴。
发展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有利于拓展城市生态宜居空间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奠定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石，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到尊重自然、保护生态，乡土风情与乡愁才能得以保留。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将有力推动农村村容改变，推动环境治理，有效提
升乡村生态品质，营造优良的生态家居环境，将城市近郊农村建设为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
发展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有利于实现城市近郊乡村的乡风文明
发展乡村旅游经济，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充分挖掘、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崇德向善、尊老爱幼、勤俭持家、邻里互助等传统美德，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
发展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有利于形成乡村治理有效格局
在发展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中，可以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发挥当地群众的首创精神，引导城市近郊农民积极参与城市近郊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充分征求农民意见后，在保障农民自身利益的基础上，着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此外，还要进一步提高当地农民的法律观和大局观，推动农村向治理民主化迈进。
发展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有利于实现城市近郊农民生活富裕
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必将进一步带动城市近郊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并能有力地促进当地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帮助农民致富。
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为今后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但在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制约着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经济特色不鲜明，同质化现象严重
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在开发形式上，主要集中在观光旅游方面，旅游度假、旅游康养、旅游创意等乡村旅游产品相对较少，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偏向游乐开发，设施趋向人工化、商业化，农味不强，体现不出差异化和个性化，乡村旅游特色产业支撑不够，对本地特色民俗农耕文化没有深度挖掘，忽视了本地资源与特色优势，不能满足市场的多元化需求。
公共配套服务水平低，影响高品质旅游经济发展
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随着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得到了更好地发展，但在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方面还较为滞后“，食、住、行、游、娱、购”六大旅游要素不够配套，更谈不上商、养、学、闲、情、奇”等新型旅游业态的拓展，
在实现城市近郊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上还需下大功夫。
传统文化缺乏，导致城市周边乡村旅游经济缺乏内蕴
乡村要想发展和延续，离不开本土文化，文化为一个地区注入了灵魂。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原汁原味原生态”，但在一些城市近郊农村发展乡村旅游经济时，当地为了迎合游客的伪需求和口味，而大拆大建，将乡村传统面貌破坏殆尽。传统的农家小院、富有厚重文化气息的古宅古院古建筑和传统民俗文化、生活习惯遭到严重破坏，致使乡村传统文化传承遭到不可逆转的毁灭，导致乡村旅游经济的内涵明显缺失，乡村旅游的品位很难得到提升。
旅游人才匮乏，缺乏专业化旅游经济人才
目前，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专业人才缺乏，还需要增强技术服务和管理水平，同时村民们作为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的主权参与者，缺乏专门的乡村旅游专业知识培训，致使城市近郊乡村旅游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同时，导游对当地风土人情和文化传统的了解度不够，在向游客展现文化涵养及旅游特色产品时有一定困难。
运营方式不合理，制约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发展
一方面，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多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缺乏专业的旅游开发和运营，乡村旅游开发多停留在餐饮、游乐等农家乐式的初级形态；另一方面，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依托引进外来企业，一味追求盈利，片面强调迎合市场需求，缺乏对传统文化的保护。
加快发展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的对策及建议
科学定位规划，优化城市近郊乡村旅游资源配套
加强规划引领，实现可持续发展
根据当地“十四五”规划，将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纳入整体规划。一方面，依托城市近郊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科学谋划，以糖葫芦的形式，推进城市近郊乡村旅游业集聚发展；另一方面，重点培育大型乡村旅游项目，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利用其辐射效应，依托较为成熟的旅游景点发展乡村旅游，做到辐射联动、点面结合、重点突出。比如太原市晋源区依托晋祠、天龙山景区， 深入挖掘当地乡村旅游资源，在晋祠镇花塔村建起占地1600多亩的稻田公园， 有力推进农旅融合，成为城市居民乡村旅游的网红打卡地和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资源配套
优先帮助有旅游资源优势的农村，加强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游客咨询中心、垃圾集中收集站、医疗急救点、农副产品商店，开通城市到主要乡村旅游点的旅游公共交通专线，优化乡村旅游的出行条件［2］。加强对乡村旅游点的卫生监管，及时处理生活垃圾和污水，以免影响环境。
立足特色优势，优化城市近郊乡村旅游产业
立足特色产业，推进产业融合
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必须立足当地实际和资源禀赋，选择观赏性强、互动体验强的特色产业作为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的立足点，延伸农旅结合全产业链。如太原市小店区在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中，可以依托东山五龙城郊森林公园和若干传统村落，充分利用该区域较好的生态环境、传统村落民居及相关文化资源开发生态康养度假、特色民宿等文旅产品，打造东山生态康养区。在南部依托城市近郊都市现代农业发达的优势和刘家堡、王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以寺庙文物古迹、历史名人王琼、传统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专业博物馆等特色资源为依托，开发相关文化体验旅游项目；以传统民居、村庄内闲置院落为依托，开发特色民宿体验项目；以区域特色美食牺汤为主题，结合绿色果蔬、民俗文化，开发美食体验旅游村。
保护生态环境，挖掘自然优势
在现代生活中，绝大多数游客渴望欣赏田园风光，以优美风景作为选择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参考条件，要坚持生态优先、秉承绿色发展的理念， 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农业资源，积极发展健康食品产业。打造农田景观，结合文化创意，形成具有独特吸引力的农田大地艺术景观，举办农业艺术节庆活动。推进农村民宿建设，利用乡村的茅草庵、土坯房、石磨、碓臼、篱笆墙， 营造出原生态的农家生活场景，开发多样化的乡村休闲产品。
挖掘民俗文化，增加乡村旅游人文底蕴城市近郊乡村旅游要充分挖掘本地的民俗文化和人文内涵，与自然景点进行融合，广泛收集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名人轶事来增加地方特色的魅力，打造有“灵气”的乡村旅游品牌。比如在太原市小店区，可依托狄仁杰、王琼博大精深的文化优势，着力提升项目参与性和体验性，丰富旅游产品结构［3］，挖掘狄仁杰、王琼名人文化。同时，深入挖掘小店特色民间民俗资源，开发小店民俗休闲产品，体验地方文化特色，并将民俗文化引入乡村旅游。
强化政策引导，优化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发展环境
加强政策扶持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委等17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支持旅游业发展用地政策的意见》［4］，这些文件的出台，有力地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在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中，各级政府应当坚持从本地实际和长远发展出发，大力扶持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
完善乡村旅游机制
由文旅、农业等部门主导，鼓励有条件的乡村成立合作社，制定社规民约， 充分发挥合作社组织协调、行业自律、服务培训、整体营销等功能［5］。大力扶持乡村旅游发展重点村创新发展经营模式，鼓励“企业+农户“”政府+企业/ 合作社+村级组织+农户“”政府+企业+旅行社+农户”等多种经营方式，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开发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积极性。
加大对外招商力度
要充分挖掘城市近郊乡村旅游资源，加大对外宣传和招商引资力度，全方位开展对外招商引资，吸引实力雄厚的旅游龙头企业投入城市近郊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引导优质乡村旅游项目落户本地，高质量推进城市近郊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可以依托城市近郊独特的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和日渐成熟的乡村旅游景点，大力引进外来资金、人才、技术，全方位拓宽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发展渠道，鼓励工商资本投资，通过独资、合资、承包等形式开展各类乡村旅游项目建设，推动当地乡村旅游发展。
打造乡村旅游品牌，推进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发展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服务品质人才是第一资源。一方面，要坚持请进来。依托人才强区战略，做好文化和旅游人才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综合配套保障，以一流人才政策、一流事业平台集聚优秀人才。大力培养和引进旅游管理、创意策划、项目开发、宣传营销、酒店经营、中高级导游、智慧旅游、乡村创客和新兴业态等方面的人才，不断优化旅游人才队伍的年龄、学历、专业和职称结构；另一方面，要坚持抓培训、建基地。通过市场化机制创办旅游培训新型基地，推动旅游相关培训，针对文旅局及相关部门领导、旅游企业管理经营者、一线员工等不同岗位人员开展精准培训，开设景区经营管理研修班、文旅融合发展专题研修班、乡村旅游发展专题研修班、康养旅游发展专题研修班、研学旅游发展专题研修班等专项系统培训课程。
健全完善旅游要素，丰富旅游形式
围绕“食、住、行、游、娱、购”六大旅游要素，一是发展特色美食，引进具有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特色的农家美食，培育乡村旅游餐饮拳头产品，重点研究和完善各地乡村地方菜，形成“一区一品”的城市近郊乡村美食地图；二是发展多元化住宿，支持自驾游露营、房车、帐篷等住宿方式，发展特色民宿、 主题酒店、创意客栈等，完善配套旅游服务系统；三是培育一批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及衍生品，放大旅游土特产品的品牌效果，依托当地独特农产品，进行精深细加工，与民间传统手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与农村电商结合，提高传统农业的附加值。
结语
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大有可为。各级各相关部门应从各地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科学谋划，高起点定位规划，全方位支持配套，多样化特色化发展，不断推动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经济做优、做大、做强。
点题整治群众身边“蝇贪”
湖北省丹江口市纪委监委调研组
（2023年3月30日）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坚决整治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着力消除基层消极腐败现象。今年以来，湖北省丹江口市纪委监委持续深化“群众点题、部门答题、纪委监督、社会评价” 工作机制，点题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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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发现，当前点题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工作中，存在靶向聚焦、责任传导、工作合力等方面的薄弱环节。一是监督方式有待优化。有的点题内容泛化，切入点不够精准，通过表面现象揭露深层次问题的能力有所欠缺，通过个案整治带动行业或领域全面治理的效果不佳。二是监管责任缺位，职能部门领题答题意识有待加强。部分职能部门担心影响年度工作考核，参与整治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对发现问题避重就轻，仅报送易整改的共性问题，较少报送实质性具体问题。三是协调联动机制不完善。部分职能部门在数据共享、联动核查上存在“堵点”，整治工作合力有待加强。
针对存在问题，调研组提出建议。一是汇聚民意精准锁定点题范围。在精准点题、科学定题上下功夫，综合公开征集选题、走访调研、民生热线、信访举报等工作情况，梳理群众反映强烈、具有共性的突出问题，确定整治的重要领域重点问题。二是压实监管责任促进源头治理。各牵头部门根据整治项目成立领导小组，细化工作举措，逐项进行分解，确保责任到人。督促相关配合单位明确阶段目标、制定“施工图”，层层推进、逐项落实，确保点题整治工作有序推进。通过不定期召开推进会，建立下沉督导、挂牌督办、通报曝光等抓落实机制，对整治工作进行全过程、全链条监督，夯实监管责任。三是同频共振提升整治合力。进一步完善数据共享机制，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健全顺畅信息共享、情况互通、力量互联渠道，充分运用好电子监管平台、问题线索双向移送、大数据比对等有效措施，打破信息壁垒，不断提升整治合力；通过制发纪
检监察建议书、一把手谈话、约谈提醒等方式，督促案发单位抓好警示教育和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实现“查处一案、治理一域、教育一方”的治本功能。
关于本市农村村民建房问题的调研报告
上海市农村经济学会课题组
为贯彻实施《乡村振兴促进法》，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和《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管理办法》（市政府16号令），上海市农村经济学会联合市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对本市农村村民建房问题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赴金山、浦东、崇明、松江等区， 实地察看规划保留村农村住宅修缮使用、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等情况；召开相关座谈会和专题研讨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形成了本市农村村民建房问题的调研报告。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本市各级X委、政府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农民住房建设管理，各职能部门细化政策措施、加强协同联动，不断满足农民建房需求，统筹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在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上取得新成效。
为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郊区乡村成为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打造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亮点和美丽上海的底色，进一步加强本市农村宅基地管理，规范农户建房秩序，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市政府颁布了《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管理办法》（市政府16号令），于2019年5月5 日施行，同步印发《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改善本市农民生活居住条件和乡村风貌进一步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若干意见》，为全市面上开展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撑与操作规范。根据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土地管理法》以及2019年9月以来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等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精神， 2020年6月，市农业农村委会同市规划资源局、市住建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就完善宅基地审批程序，强化农房建设管理，促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提出了明确要求。
各区认真研读政策，在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由区农业农村委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实施细则和配套文件，进一步明确宅基地审批和农民建房
政策路径，推动市政府16号令等政策文件的贯彻落实。一是出台配套文件。松江、闵行、宝山、嘉定、青浦、金山、奉贤等区相继出台了本区村民住房建设管理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二是区镇给予补贴。在市级补贴的基础上，区镇两级积极配合，在减量化补贴、节地补贴、基础配套费用等方面给予相应补贴。例如，松江区区层面的补贴主要有与市1∶1配套补贴（上楼30万元/户、平移5万元/户），减量化补贴（200万/亩），实效奖励（30万元/亩）。
各级政府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加强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引导农村村民科学合理建房，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各区加大工作力度，稳步推进上楼平移等集中居住点位建设，以“三高两区”和规划农村居民点外零星散户作为推进重点，将符合条件的农村危旧住房改造优先纳入。一是对“三高两区”沿线农民主要采取集中上楼方式，改善农民住房条件。各涉农区围绕从2018年至2022 年完成5万户农民的集中居住目标，开展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推进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签约3.9万户。二是在一些地区采取平移集中方式，建设质量较高的农村新社区。各涉农区集中建设或者引导将农民将房屋翻建到规划居住区，如松江区泖港镇黄桥村农民集中居住、嘉定区华亭镇联一村“乡悦华亭”、宝山区罗店镇天平村农民集中居住等，农村村民住房建设典型引路作用得到较好发挥。三是部分地区探索农村宅基地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方式。对一些已在城镇有商品住房的农户，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其放弃宅基地使用权。例如崇明区积极支持基层探索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加快落实配套资金，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逐步推开，2019－2021年16个涉农乡镇完成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5612 户，补偿金额34.4亿元，核减宅基地面积992.7亩，减量化面积2037.7亩。
市、区相关部门加强精细化的分类指导、分类施策，统筹做好乡村规划， 积极探索“一镇一策”“一村一策”，直至“一户一策”，解决农民住房问题。据市农业农村委统计，自市政府16号令实施到2021年7月，全市9个涉农区共审批农村宅基地建房申请1619户，其中改建7户，新建59户，翻建1553户。一是统筹规划。在综合考虑上位规划要求、村庄发展条件和镇村意愿的基础上，各区不断优化完善城市开发边界外村庄布局，因地制宜引导农户向保留（保护）村归并。如崇明区以组团式布局为主的规划设计方案，每个涉农乡镇选定1－3个周边配套设施与人居环境较好的集中居住点，全区共规划29个点，同时选定了
城桥镇、陈家镇、堡镇、新河镇和庙镇等实物置换区。二是开展农民建房试点。通过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设计、统一图纸、统一管理等，同步实施乡村规划师和乡村建筑师制度，注重公共服务配置，加强整体环境营造。房屋建设由农民自行委托施工队伍开展实施或统一建设，既保障保留村内村民建房的合法权益，又保证建设合规、村貌统一。部分保留村如松江区泖港镇黄桥村、嘉定区华亭镇联一村等，通过平移建设，村民已经住进了新房。三是试点开展宅基地相关信息的补充调查。为摸清宅基地底数，逐步建设全市基础信息数据的人地房管理“一张图”，探索符合村情民意的农民建房发展管理新路径。2020 年8月至2021年7月，市规划资源局会同市农业农村委开展了全市农村房屋专题调查。结果显示，全市宅基地上的房屋总计811745户，占地面积119.27平方公里。此外，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农村宅基地行政执法等日常监管，做到行政管理“一张网”。
二、存在问题
虽然本市采取多种方式保障农民居住权益，但是农村居民住房权益尚未得到全覆盖，农民建房问题尚未得到真正解决，农民群众对建房的诉求仍是农村较为突出的矛盾。
由于受土地用途等严格限制，按照《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编制的村庄规划，为乡村预留中长期发展空间有限，前瞻性、可操作性不强。一是上位规划问题，农民住房建设难以落地。上海目前有1577个村，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其中，规划保护村98个，保留村730个， 撤并村749个。根据市政府16号令，农民住房建设仅限定于保护保留村。市规划资源局和市农业农村委调研结果显示，全市保护保留村宅基地上房屋仅有236069户，而全市非保护保留村现有宅基地上房屋575676户，占比超过70%。目前非保护保留村既无中长期开发计划，又不批准农民新建、扩建和改建住房， 农民意见较大。此外，崇明、金山等区反映，部分集中居住平移点因本轮永久基本农田规划划定，划入永久基本农田范围，规划调整手续繁琐、周期长，影响了集中居住工作进度。例如，根据最新版永久基本农田规划，目前金山工业园区规划中的立新集中居住点（二期）、高楼居住点（二期）、长楼小区扩容范围均涉及约80余亩的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二是集中居住安置点承载量有限， 无法满足井喷式的安置需求。多个区反映，农民集中居住意愿强烈，目前没有
办法满足实际需求。例如金山工业区内危旧房比重高，规划的非保留点宅基数多（现有宅基数2346个），能够承载上楼、平移安置点的资源紧缺，已经无法满足农户日益迫切的安置需求。按照工作计划，至2025年计划完成778户农民相对集中居住，还剩余1568户农民非保留宅基地缺少安置点位。三是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失衡，部分宅基地难以落地。各区加大力度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大部分都将有限的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平移集中点，导致保留村新增宅基地建设指标匮乏。例如崇明区16个涉农乡镇，把建设用地指标全部安排给6个安置点，而这些安置点整个地块利用率可能只有30%－50%。
市政府16号令中农村村民的含义是指具有本市农业户口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现实中的村民类型更为复杂多样，基层执行政策时难以把握。一是土地尚未征用但已农转非的村民（因土地被征用转为城镇户籍的除外）建房资格问题。部分因各种原因解决职保（原镇保）的“农转非”人员，仍然居住在农村，还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宅基证上也保留名字，但因为非农户籍而没有建房资格。二是“小市民”的建房资格问题。2000 年1月1日起，本市新出生的农村家庭的子女全部登记为非农户籍，根据市政府农村村民建房管理办法（市政府16号令），非农户不享有建房资格。目前这一群体已陆续成年，结婚分户建房等需求迫切。三是由于婚姻关系、宅基证登记、分户等造成的建房问题。对于部分婚前未享受过建房资格，离婚后回到原户籍地的村民，以及部分因结婚到配偶家生活，但户口仍保留在原家庭未迁出的村民，基层对其建房资格如何认定认识不一。对于子女成年与父母分户、兄弟间分户等农村村民面临的现实问题，基层的操作口径不一。例如，部分1991年颁发宅基证时，兄弟两人获得两块相邻宅基地，却只取得了一张宅基证，其建房资格目前难以界定。金山区目前对于分户的审批标准以房屋现状“四开间”为界线，“三开间”及以下的不能进集中居住点分户建房。此外，1992年以后建房但未取得宅基地证的农户，在参与集中居住时，资格权无法认定。
《土地管理法》明确农村宅基地管理职能由农业农村部承担，市政府16号令明确市农业农村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农村宅基地使用的主管部门。实质上， 农民建房涉及规划资源部门规划、供地管理及产权登记、住建部门建设质量和风貌管控、农业农村部门资格权管理等多方面，如何形成统一的规范、建立全
过程监管体系还有待探索。一是建房面积管理。目前基层对超出审批面积和范围等违法违规建房行为如何制约尚无定论，实际操作中大多采取取消有关建房补贴方式，执法依据、执法程序不明确，难以实行执法监管。二是风貌管控。虽然住建部门提供8套基本建房图纸供选择，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让每栋建筑物的高度、颜色、材质均符合总体要求进行设计还存在一定难度。三是建设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监管。目前农民建房的施工队伍未纳管，且街镇一级没有建筑业管理机构，村民建房过程中缺乏监理人员，对于质量安全和人身安全的监管难度大。四是建设施工竣工验收。目前村民建房竣工验收主要由规划资源部门负责，重点是对占地面积、高度等进行验收，并不涉及建筑方面。在目前房地一体颁发不动产证背景下，房屋竣工验收需要住建部门一同参与。五是基层执法监管。长期以来，农民建房以自我管理为主，市、区农业农村部门宅基地执法方面缺乏专业执法队伍，相关业务还不熟悉，缺乏具体执法依据和参照。
2020年底基本完成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是X中央部署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本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发证工作一直停滞不前。一是集中居住平移点确权发证问题。市不动产登记部门尚未开展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颁证工作，平移点宅基地新建房屋至今尚未发放不动产证。松江区泖港镇黄桥村集中居住一期项目，农民已经入住2年了，但产权登记部门还没开展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二是老宅基地确权发证问题。1992年后，本市未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开展确权颁证工作，许多新建的农村住宅成为事实上的“无证建筑”，一旦遇有征地开发存在被认定为违章建筑的风险。
由于市财政补贴资金有限，集中居住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成本过高，基层反映经济负担较重。一是集中居住项目建设资金压力大。集中居住项目建设涉及大量资金，调研中各区镇普遍反映市财政补贴资金有限，区镇财政自筹资金压力过大。由于目前市、区配套资金拨付进度与项目建设资金使用节奏难以完全匹配，项目滚动开发和资金周转使用方面存在较大矛盾。例如金山工业区至2021年集中居住工作整体资金倒挂规模约在1.61亿元，涉及总投资约50932万元
（包括参与农户的搬迁补偿费用及项目配套建设等费用），其中区级补贴34873 万元（根据项目推进情况分期拨付）、工业区自筹16059万元。二是市政配套费用高。平移集中点土地“七通一平”、公共配套等高额支出均需由乡镇政府承
担，因农村建设缺乏相关费用标准，收费标准参照城市别墅区标准收费，造成集中居住配套成本过高。如据松江区新浜镇南杨村反映，平移点相关配套费用包括污水管网7000万元，天然气1000万元，强电弱电500万～600万元。
（六）农民自建房历史“存量”多，政策上陷入“两不靠”困境上世纪80 年代，为响应国家号召，各地开展农民就近向小城镇集中居住的探索，但由于配套政策及历史遗留等原因逐渐陷入困境。如松江区洞泾镇现有农民集中自建房小区8个，自建房共937套，总建筑面积22.82万平方半。以建于1989年的玫瑰小区为例，建筑面积0.87万平方半，54套住宅中的44套由政府建造出售，10套为自建房。此类小城镇的自建房既不符合当下乡村振兴的扶持范围，也难以享受城市旧改的政策支持，陷入“两不靠”的尴尬境地，集中动迁财政压力大， 长期由镇政府托底维护和修缮；同时还存在房屋质量、安全隐患与环境卫生等一系列管理难题。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建设既有农民集中自建房的“和美家园”，需要在立法和政策扶持层面进一步“破题”。
三、相关建议
《乡村振兴促进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和服务，强化新建农村住房规划管控”。针对以上问题，调研小组建议， 在制定《上海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时，应当妥善处理好充分保障农民住房权益和有效节约集约土地资源两者关系，建议设立农村宅基地管理的专门章节， 对以下问题应予以明确规定。
一是要明确职能权限划分。建议从法律层面明确农业农村、规划资源、住房建设等部门管理职责，健全农民自建房全流程监管体系，明确用地保障、资格审批、施工审批、风貌引导、质量安全、确权颁证等方面的对应部门及各自职责界限。二是要明确执法管理。要明确宅基地管理中的执法内容、执法程序， 解决好宅基地审批下沉到镇级层面后，审批权在镇里、监管在区里这一审管分离体制上的矛盾。建议依托宅基地管理联动的信息化系统，将宅基地等“三块地”联动进入到国土资源管理的大系统里，实现资源共享。三是要明确集体经济组织在宅基地管理中的地位。建议农户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宅基地使用合同， 作为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前提和依据。要通过合同约定的民事权利和义务，赋予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其成员宅基地使用的职责，从而正确区分政府管理责任和村民自治责任，以政府监管、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村民自我管理三者相互配合，
形成农民建房管理的合力。
一是郊野单元规划要满足农民建房需求。建议在地方立法中明确市、区规划资源部门定期开展乡村规划、郊野单元（村庄）规划的实施评估工作，依据评估结果适时启动郊野单元（村庄）规划等调整修编，从规划层面充分保障农民建房所需的建设用地，确保本市农民建房的合理需求。二是要解决集中居住供地问题。建议相关部门优先满足农民集中居住点用地指标，允许优先使用占补平衡指标，增加周转指标。
一是要明确取得和持有资格权。农民经申请后批准取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 依法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后，不能因为其身份发生变化剥夺其权利。建议通过地方性法规，清晰界定谁有资格取得宅基地和谁有资格继续持有宅基地。二是要妥善处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户口的问题。农村是村民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要保障农民的住房权益，建议农民建房资格与其户口性质原则上脱钩，保障土地尚未征用的村民的居住权。建议对于仍居住、生活在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相关部门核定，可仍以农民身份给予其建房资格。三是政策要覆盖特殊群体。建房政策要覆盖全部类型村民，建议对分户、无房户、“小市民”等， 要给予上楼或平移等通道，缓解居住困难，保障其权益。对于适婚年龄的“小市民”，建议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允许作为无房户申请保障类住房或购买商品房。
一是要明确建房申报流程。建议街镇政府对建房规划选址、建设项目报建许可等审批内容进行整合，提供一站式审批服务。二是要加强建房管控。建议实现农民建房全过程监管，申报审批部门要设立相应监管制度，建设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监理委托第三方进行，由街镇政府负责落实。竣工验收由建房户主共同参与，要签字认可才可申请办理不动产证。以区为单位设置农民建房保险， 建房户主出资投保，区镇两级政府按比例补贴，以保障农民建房过程中的质量安全和人身安全。三是要加快落实农村宅基地确权颁证工作。建议按照中央要求，抓紧做好本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颁证工作，切实解决农民群众的后顾之忧。平移集中点新宅基地根据审批面积核定，颁发不动产证。其余宅基地中， 有老宅基证的按照宅基证上面积核发新宅基证，1992年之后建房的宅基地有相
应审批手续的，按照审批面积核发不动产证，剩余宅基地按照现有建房资格规定核发宅基证。在此基础上，鼓励地方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盘活农村宅基地，按照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的原则，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农房，从事符合规划要求的乡村产业，搞活农村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一是要加大市级财政拨付力度。针对区镇两级政府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中资金严重缺乏的问题，建议加大市级财政资金扶持政策支持。同时支持发行乡村振兴农民集中居住建设的专项债，以缓解农民集中居住的资金保障困境，加快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工作。二是要降低市政配套费用。建议制定《农村居民点市政配套建设标准》，其中明确平移集中点的供电配套由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全覆盖，排水、燃气、生活垃圾处理等配套设施由政府协商减免，费用减半；明确上楼集中居住小区的市政配套减免力度不低于动迁小区。三是要明确其他费用标准。对于农民相对集中居住项目涉及到的其他收费项目，要明确收费主体，给予农民一定选择权。拆旧地块土壤检测由相关部门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确定一定数量第三方检测机构，村委会可自行选择符合要求的检测机构。
关于吕梁市农民务工就业情况的调研报告
吕梁市人社局局长 刘智平
（2023年3月5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X的二十大关于“就业优先战略”的重大部署，按照省委“推动农民务工就业稳规模、强技能、提质量”工作要求，切实为农民务工就业提供精准、优质、高效服务，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就业重点群体实现就业创业，2022年，我带领市局就业指导科、市创业就业服务中心、市人力资源市场等部门负责人，组成一支“就业服务队”，深入全市经开区、产业园区、创业孵化基地、重点企业、高校、社区、乡镇（街道）、农村、就业特色小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开展就业政策宣讲、实地调查研究、用工需求摸排、结对就业帮扶等系列活动，打好“稳就业、促增收”组合拳，推动我市农民务工就业工作措施落地见效，以农民高质量务工就业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现将有关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全市农民务工就业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底，全市农民务工就业规模达到83.4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72.7万人的114.81%，其中，省际输出就业8.01万人，省内转移就业32.5万人，在乡创业就业人数42.9万人，均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2405人，完成目标任务35500人的119.45%。
一是由低收入型向高收入型转变，劳务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逐年技能提升培训和在外务工经验的积累，使得农民外出务工就业规模增大；二是由季节型向常年型转变，务工报酬比起务农收益更为可观，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闲时务工多转变为常年在外打工做生意；三是由体能型向技能型转变，通过技能提升培训，有一技之长的砖工、焊工、装修工、家政服务工、厨师等技能型农民工比例大幅度提高，有各种专业职业资格证书的技术型农民工越来越多；四是由无序型向有序型转变，随着各级X委政府进一步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政府引导、部门组织、中介参与、职业培训、安全护送、维权服务等一系列劳动保障体制更加完善，全市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 农民打零工也通过建设外出务工市场和零工市场进一步规范。
二、推动农民务工就业的具体做法和成效
（一）做到“三个加强”，夯实工作基础。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周密安排部署，细化落实举措，统一指挥调度，市本级和各县（市、区） 分别成立了农民务工就业工作专班，市局专班办公室设在市创业就业服务中心， 严格执行“双周调度”和“月通报”制度。二是加强宣传引导。通过《人民日报》、《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报》、《山西日报》、《吕梁日报》、山西新闻联播、电视台等主流新闻媒体以及人民网、吕梁人社公众号、抖音、直播带岗等新媒体平台开展政策宣传，刊登、发布支持复工复产和农民工返岗就业的经验做法，提高社会知晓率。三是加强就业服务。依托全市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14支“就业服务队”300余名“就业服务专员”、152个乡镇（街道）就业服务站456名工作人员、82个易地扶贫搬迁点就业服务站200余名工作人员、乡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等力量，摸清辖区内脱贫劳动力技能培训意愿和务工就业情况，建立务工就业数据库，提供“131”服务。
（二）打通“三个渠道”，有效促进工作。一是打通省外输出就业渠道。拓宽省外和省际劳务输出途径，与辽宁大连、山东青岛、浙江平湖、新疆克拉玛依等地人社部门以及人力资源机构开展劳务交流合作，设立知行教育大连就业服务工作站、山西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太原就业服务站，搭建两地企业招工和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可持续发展平台；发挥“吕梁山护工”等知名劳务品牌效应扩大有组织转移就业，截至2022年12月底，全市共培训45期吕梁山护工86304人，实现就业46699人；“十三五”期间贫困人口参训26153人，实现就业13158人。二是打通省内转移就业渠道。稳定扩大省域内就业岗位，支持农民工通过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落实好市场主体吸纳就业阶梯性补助、人力资源服务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等政策措施，实施稳岗援企助力市场主体倍增。截至2022年12月底，全市实现稳岗返还涉及932户，惠及135050人，返还金额为
6068.98万元；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839户，惠及59763人，补助金额为
2988.15万元；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480户，惠及1387人，补助金额为208.05万元。三是打通在乡创业就业渠道。把建设零工市场作为稳就业的重要举措，大力探索推进高标准零工市场建设，2022年建成1个市区零工市场城中驿站，彻底改变了过去“民工站马路”的传统招工模式；推动公益性零工市场县县全覆盖， 全市建成6个公益性零工市场，为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农村劳动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各类灵活就业群体和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搭建对接交流平
台，并着力打造成为用工放心、就业安心、群众省心的就业服务平台。
（三）强化“三个一批”，精准帮扶就业。一是市场配置一批。畅通岗位供需对接渠道，省市县三级联动、线上线下结合、省内省外招聘一体推进，2022 年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招聘会、惠民生促就业系列活动、“云招聘” 直播带岗等活动226场，其中线下招聘会113场，线上招聘会106场，直播带岗7 次，5000余个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3.5万个，求职人数达62556人，浏览访问量累计11.68万人次；开展两次职业指导、两次政策宣讲直播，吸引了近3.5万余人次观看，点赞次数超过8.9万。二是组织转移一批。做好人岗对接和用工服务， 对务工地相对集中农民工制定了“点对点、一站式”输送计划，确保农民工“出家门、上车门、进厂门”。截至目前，“点对点”输送34车次1018人，保障了农民工成规模、成批次安全有序务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任忠代表市委、市政府欢送我市113名吕梁山护工赴北京、青岛返岗就业。三是就近安置一批。打造特色就业小镇和领军劳务品牌，拓宽就业渠道，推动以产业发展拉动就业、以投资项目带动就业、以创新创业促进就业。截至目前，全市共打造了6个省级创业孵化基地、3个省级劳务品牌、5个市级劳务品牌、15个县级特色劳务品牌， 带动就业10万人以上；打造了临县青塘小镇、中阳木耳、岚县沙棘等8个就业特色小镇，每个小镇直接带动就业500人以上，促进了更多的城乡劳动者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四）开展“三个行动”，保障务工就业。一是开展推动提质增效行动。持续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开展普惠制培训和订单式、项目制培训， 引导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开展培训，推动标准化培训、规模化输出，不断提高劳动者稳定就业、持续增收能力。截至2022年12月底，全市完成培训40673 人，完成率116.21%；新增技能人才49461人，完成率235.53%；新增高技能人才1875人，完成省下达任务的187.51%；成功举办了参赛人数1026人、参赛项目40 个的第三届吕梁职业技能大赛。二是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整治行动。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人力资源劳务派遣机构开展了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监察执法，全市保障职工休假方面共检查企业62户，涉及劳动者12825人，对违反工时制度等规章制度的5户企业下达整改文书，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方面检查企业31 户，涉及劳动者1136人，发现违反相关劳动法律法规6件，责令改正和仲裁解决6件。三是开展联动执法行动。建立联席会议、信息通报和联合惩戒机制，下发了《吕梁市2022年度劳动保障监察全覆盖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关于建立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社部门、公安部门、信访部门根治欠薪工作联动机制的通知》，提升了根治欠薪行政司法联动效能，有效解决移送难、执行难的问题。
三、农民务工就业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虽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调研中也看到我市农民务工就业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民工创业就业能力方面。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强力推进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对创业者和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包括返乡农民工在内的农村劳动力与过去相比，虽然在素质能力上有了很大提高， 但就创业就业技能而言，离产业发展和企业转型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二）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方面。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服务农民务工就业的能力和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在政策宣传、摸排统计、就业指导、“131”服务等方面的范围不够广、力度不够大，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和水平亟待提升。
（三）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方面。外出就业的脱贫劳动力存在动力不足、就业后易返岗失业等问题，省外劳务服务工作站利用率不高，当前9个山西省外出务工工作站、37个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就业服务站、“吕梁山护工”6个服务部、17个服务站的作用发挥的不够明显。
四、推动农民务工就业工作的建议和措施
做好农民务工就业工作是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农民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的具体实践。下一步，全市人社部门将持续推进“10+N”就业服务专项活动，聚焦农民工和困难人员两类群体，完善技能培训和创业就业两个体系，搭建求职招聘线上和线下两个平台， 精准开展零工市场和劳务协作两项对接，依托全市就业特色小镇、特色劳务品牌、创业孵化基地、返乡入乡创业园、零工市场、帮扶车间等平台，为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提供多样化、多门类的就地就近就业选择，开展更有效率、更稳定的就业帮扶，高质高效推动农民务工就业工作，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一）发挥主体作用，进一步支持农民实现高质量务工就业。动员政府、企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力资源市场等各类力量，努力做到“五个持续”。一是持续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大订单定向式、项目制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
（二）强化就业服务，推动农民务工就业工作措施落地见效。发挥就业服务队、乡镇（街道）就业服务工作站、易地扶贫搬迁点就业工作站、社区就业服务站的作用，努力完成“四项服务”。一是开展就业服务、创业扶持、就业培训、劳务输出等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法规宣传和咨询；二是征集辖区内劳动者就业需求，发布就业培训、劳务输出等信息，开展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组织实施就业培训和输出就业等工作；三是对辖区内的就业援助对象开展摸底调查和跟踪服务，配合做好城镇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实地调查和资格初审；四是建立农民务工就业台账，调查辖区内劳动力资源情况，采集基础信息，摸排居民就业状况、就业及培训需求情况，针对性地向有用工需求的企业推荐，帮扶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
（三）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支持农民工创业干事的环境和氛围。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主流新闻媒体和人民网、公众号等新媒体开展政策宣讲，营造舆论氛围。一是通过开展以“技能吕梁、成就未来”为主题的吕梁职业技能大赛，广泛宣传农民工工匠精神，大力宣传“吕梁技术状元”“吕梁技术能手”的典型事迹，壮大技术工人队伍；二是推荐和选树一批优秀青年创业典型，特别是返乡创业青年，组建青年创业带头人巡回宣讲报告团，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宣讲活动，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发挥青年创业带头人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发广大农民工就业创业热情和投身乡村振兴的激情。
关于意大利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 广德福
2022年10月，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大使广德福带队赴意大利西西里大区调研当地特色农作物种植、农产品加工和贸易情况。调研组深入考察当地血橙和橄榄油农业龙头企业，参观种植基地、加工车间、储存仓库，深入农户家里了解当地民众生产生活情况，与部分农民企业主、农业技术人员进行座谈，对意大利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情况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基本情况
意大利是世界传统农业大国和农业强国。“地中海饮食结构”是整个欧洲， 甚至世界都推崇的饮食结构，以低脂、低能量、高营养的健康和天然食品为主要特征。意大利在这些特色产品上下大功夫，创出了许多世界级的品牌，农产品质量享誉世界。意大利现有农业企业约160万家，2021年农业总产值643亿欧元，同比增长6．3％，是欧盟内仅次于法国的第二大农业生产国，是欧洲头号有机食品生产国，也是欧盟内部获得“原产地保护”“地理标志保护”和“传统特色产品保护”认证最多的国家。西西里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自治区，总面积27708千米2，占意大利总面积的8．5％，是意大利20个区中最大的区，首府为巴勒莫。
西西里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具有独特优势：一是具备发展农业的良好自然环境。这里土地辽阔富饶，兼有亚热带和地中海气候特征，历史上就被称为“金盆地”。二是特有的肥沃火山土壤。西西里岛大部分为山地，地震和火山活动相当频繁，境内有埃特纳等多座活火山，频繁的火山喷发带来肥沃的土壤，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三是农业发展历史悠久，物产丰富融合多样。早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殖民者就来到这片富饶之地，带来橄榄、石榴和葡萄以及大量农业耕作方法。罗马共和国时期，西西里是第一个行省，成为罗马粮仓。后来的阿拉伯人为西西里注入更多东方特色作物和农业技术方法。
调研情况
调研组先后来到西西里卡塔尼亚省和巴勒莫省，分别参观当地血橙和油橄榄种植基地、加工车间、储存仓库，全面了解血橙和橄榄油企业生产经营、市场营销和出口贸易情况；深入农户家里了解当地民众生产生活情况；与部分农民企业主、意大利科研机构农业技术人员进行座谈。通过调研，突出感受到意
大利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有以下特点。
强调品质优先，对质量与安全标准的严格追求是西西里打造农业特色产业“名片”的基础。西西里具有悠久的农业文化传统，注重依托本地资源优势，结合地形和气候，发展当地农业特色产业，具有代表性的有柑橘类水果、葡萄、橄榄、番茄、杏仁、开心果等。西西里农业从业者严格践行“可持续” 的座右铭，对绿色农业、质量标准、食品安全的尊崇也淋漓尽显。调研组所到的奥朗弗林泽尔公司（ｏｒａｎｆｒｉｚｅｒ）位于埃特纳火山附近，这里被誉为全世界最好的血橙产地。该公司管理着1928多公顷的种植园，生产约6．7 万吨柑橘、水果和蔬菜。其首席执行官ＮｅｌｌｏＡｌｂａ介绍，公司的核心理念是热爱西西里，每天照顾自然，从田间到餐桌，奉献最好的产品。企业采用严格而有效的检测方式，实时监控产品质量，确保使用农药的柑橘产品能够符合严格的规范要求。该公司陆续获得了全球良好农业规范（ＧＡＰ）认证、地理保护标识（ＩＧＰ）等国际水平认证证书。位于巴勒莫省的橄榄油企业Ｆ ｅｕｄｏＤｉｓｉｓａ种植70公顷橄榄园。该企业有专门团队负责橄榄树管理利用，包括在土地和树干上耕作的所有阶段。来自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的检验数据显示，意大利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复杂、严格、有效，意大利农产品的化学残渣只有0．3％，比欧盟国家平均比例低5倍，比非欧盟国家的平均比例低26 倍，这也让意大利成为欧洲甚至全世界食品安全最好的国家之一。
重视品牌建设，对标国际市场是农业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支撑。西西里血橙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目前市场上常见的血橙包括美国、南非的品种， 国内以四川安岳及湖北秭归为代表的血橙，其品种大都引进自西西里。奥朗弗林泽尔公司生产的新鲜水果，最初以“奥朗弗林泽尔”品牌在大型连锁销售商处进行分销，在长期合作和相互信任的宗旨下，公司业绩不断增长，市场信誉逐步增强，创立了完善的企业价值和目标共享理念。公司注重在欧盟和世界范围内推广活动，还在世界范围内参与最重要的农业国际活动，提高供给以便产生协同效应，共同创建新的市场。奥朗弗林泽尔公司高度重视开拓中国市场。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到访意大利期间，中意双方签署了有关西西里产柑橘输华的协议。当月奥朗弗林泽尔公司生产的首批1个集装箱共计18．7吨意大利血橙在上海、宁波上市售卖，受到消费者热烈欢迎。时任意大利副总理迪␎马约表
示，这是期盼已久的中意经贸合作成果。“本次出口仅仅是初次尝试”，负责
首批血橙运送工作的首席执行官ＮｅｌｌｏＡｌｂａ说，“我们非常希望在不
远的将来出口量能达到20个集装箱，甚至200个集装箱。”
在注重农业文化遗产传承的同时不断开拓创新，是农业企业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来源。根据欧洲统计局数据，欧盟大约有1050万家农场，其中家族企业占绝大多数（90％以上），意大利西西里也不例外。调研组到访的两家农业企业均为家族企业，其祖辈在此创业耕耘，后辈传承事业和家族文化，勤奋努力做大做强。奥朗弗林泽尔公司是由Ｃａｖａｌｉｅｒ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Ａｌ ｂａ于1962年创立，随后在其儿子Ｎｅｌｌｏ和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的领导下发展壮大。在意大利果蔬服务中心和果蔬物流协会举办的评选活动中，奥朗弗林泽尔公司夺取了意大利果蔬行业优异生产商桂冠———“全国水果行业奥斯卡奖”。作为打开意大利橙子销往中国市场的公司，奥朗弗林泽尔赢得了“Ｃ ｈｉｎａＡｗａｒ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ｌｉｔｅ（中国资本精英奖）”。Ｆｅ ｕｄｏＤｉｓｉｓａ是西西里地区ＤｉＬｏｒｅｎｚｏ家族的企业。该家族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12世纪英国贵族血统。该家族始终以创新和前卫的选择直接管理每一项活动，同时保持对传统和领土的尊重。
依托市场力量，更好地发挥政府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助力农业企业发展壮大。2020年Ｕｎｉｆｒｕｔｔｉ收购奥朗弗林泽尔公司。Ｕｎｉｆｒｕｔ ｔｉ是国际新鲜农产品行业中最大的私营集团之一，该品牌和集团诞生于1983 年，拥有从生产到自己的航运公司的综合链，以及遍布全球市场的各种配送中心。这次收购极大地扩展了奥朗弗林泽尔公司产品范围，让这些原产于全世界的柑橘产品得以走向各国大众。意大利政府对农业高度重视，除执行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外，还出台了农业企业税收减免、促进农业产业链竞争力、农业企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等方面支持措施。疫情后，意大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及时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减少疫情对农业和农民造成的损失，包括提前向农业企业发放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补贴资金、设立2000万欧元蔬果产品推广基金、政府对在疫情期间仍在岗的农业劳动者一次性发放600欧元津贴等。作为发达的欧洲农业大国，各类农业协会在意大利农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前意大利第一大农民协会组织是意大利农业联合会（Ｃｏｌｄｉｒｅｔｔｉ），在20个大区都有分会，该协会收取会费并提供各类服务，包括ZZ事务、税收事务、雇佣事务、技术培训、设备购置、法律援助、价格协调等。
工作启示和思考
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X的二十大明确把“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主题，提出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X的二十大闭幕后，10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外出考察就来到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意大利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农业产业发展优势明显、特色突出，对中国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坚持绿色发展优先，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加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要途径和长久之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是个生态产业，农村是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绿色发展之路，是以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意大利一直把“特色农业与环境保护相结合”作为一张名片，发展绿色经济在意大利企业发展中日益成为主流认识。中国要加快全面构建有利于乡村产业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通过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和示范推广，着力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和生态产品供给，提升农业绿色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以支撑引领农业绿色发展为主线，以绿色投入品、节本增效技术、生态循环模式、绿色标准规范为主攻方向，全面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技术体系。
依托资源优势，坚持市场导向，培育壮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中国幅员辽阔，地理自然条件多样，农业历史悠久，注重农业文化传承，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条件优越，各地也已有很好的发展基础。借鉴意大利农业特色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全链条拓展发展经验，中国要走以资源优势为纽带，以产业融合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农业特色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合理整合优势资源、适度规模经营，合理布局现代农业特色园区建设，以现代化生产经营手段推动特色龙头企业发展，拉动形成现代化的农业特色产业集群产业，加快构建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的特色产业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建设立体化、多层次的市场品牌系统，培育名牌产品市场建设，从生产、销售、溯源等环节协作配合，构建乡村特色知名品牌协作机制，以特色产业产品的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加强政府支持引导，健全行业协会功能和农业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按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完善政府支持农业产业发展的政策，在编制产业发展规划、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促进产销有效衔接、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创新财政金融支农体制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参与，着力破解发展中难点和困难。鼓励建立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农业行业协会、行业联盟等，发挥其联系政府、服务会员、整合资源、自律规范的功能，开展行业规范、技术服务、市场推广、品牌培训等服务。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农情，大力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发展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以服务带动型规模经营的快速发展，促进产业提档升级。
适当增加配额，提供贸易便利，积极拓展中意双边农产品贸易。意大利是中国在欧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意大利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一带一路”的走深走实和中欧班列的畅通运行，两国农产品贸易持续延伸拓宽。即便受疫情影响，2021年中意农产品贸易额仍接近11亿欧元，同比增长21．85％。意大利同中国签署多项农产品输华协议，成为签署同类协议最多的欧盟国家。调研过程中，意大利农业企业普遍看好中国市场，表达了扩大对华出口的强烈愿望，同时也反映了物流运输、市场推广等方面的困难。鉴于意大利农产品质优安全，国内市场需求大，今后可考虑通过增加进口配额、加强各类展览会对接、拓展冷链运输渠道、探索地方层面交流合作等，进一步扩大双边农产品贸易额，推动中意农业领域全方位深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国资运营平台助力共同富裕的路径探索 基于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的实践探索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桑均尧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2017年2月改建以来，忠实践行“国企担当”、奋力打造“一流平台”，形成国资运营平台“浙江模式”， 得到国家、省有关领导肯定。公司勇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结合自身实际探索走出了一条促进共同富裕的“五富”路径。
一、“五富”路径的理论来源和实践依据
古代先哲对共同富裕有了粗浅认识，如农家的“并耕而食”、道家的“小国寡民”和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①等。当代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和分析，如胡承槐、陈思宇（2022）从词义理解角度深入分析共同富裕的内涵； 李实和朱梦冰（2022）提出共同富裕是发展与共享的有机统一，是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张占斌（2021）提出共同富裕要从时间维度、程度维度、实现手段维度以及来源维度上深刻把握。在对共同富裕理论认识的道路上，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为我们揭示共同富裕的理论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实现共产主义，在那时将建成“自由人联合体”并在物质生活资料上实行“按需分配”。毛泽东同志首先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概念，他提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公有制基础上，才能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绝不能动摇的社会主义原则，但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妥善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思想，强调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①。这些思想理论为公司提出助力共同富裕“五富”路径提供思路启发和理论支撑。
202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的意见》，2021年7月浙江省委、浙江省政府出台《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0;2025年）》，构建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1+7+N”重点工作体系、T+5+N”重大改革体系。公司X委带头
认真学习这些政策，明确了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坚持X的领导，充分发挥X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优化布局，构建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协调共进、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优化互促的良性循环；完善帮扶机制，持续推进智力支援、产业支援、民生改善、文化教育支援，大力推进产业合作、消费帮扶和劳务协作；坚持共建共享，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等。X委又组织公司上下积极研讨共同富裕相关政策，最后研究制定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助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行动计划（20210;2025年》，形成助力共同富裕的“五富”路径。
国有企业助力共同富裕具有天然的逻辑基础。浙江省国资委2021年9月制定发布《国资国企助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行动方案（2021～2025 年》，，明确了其后五年国资国企助力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浙江国资国企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展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践探索。如浙江省国贸集团与江山市共同设立“乡村振兴产业基金”、推出“整乡帮扶”模式；浙江旅游投资集团全方位推进“诗画浙江␎百县千碗”工程；浙能集团打造全省“村企”合作共赢示范地，
下属7家公司X组织与新昌乡10个村X支部开展X建共富联盟签约。我们把这些
好经验、好做法吸纳到公司“五富”路径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公司助力共同富裕的有效方式。
二、“五富”路径在公司的积极探索和生动实践
公司坚持“X建强、资本强”的理念，在公司X委的领带下专门成立助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制订相关行动计划，从发挥平台功能、完善国资运营浙江模式、建立健全改革发展共享机制、建设责任型人本型企业等方面具体落实。开展服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专项行动，
在奋进两个先行”中彰显更大国企担当。充分发挥省市国资运营联盟作用，牵头成立浙江省市国资运营X建联盟，推进“X建+公司治理”“X建+项目合作” “X建+资源共享”“X建+系统集成”活动。充分发挥公司各支部作用，如发展资产公司第一X支部与魏村村支部签订X建共建协议书，，推动组织共建、活动共办、品牌共创、廉洁共维，打造结对帮扶共同体。驻村干部充分结合结对村发展特色和优势，把乡村振兴工作和村两委的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提升村两委班子的战斗力。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创新，增强企业造富活力。加大数字化改革力度，谋划制定《数字化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确定数字化改革“1233”的目标体系，大力推进公司治理数字化建设。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深入推进“一类一策”“一企一策”，实施差异化、个性化的考核；全面推行企业用工市场化招聘、中层管理人员竞聘上岗、不胜任退出制度；积极探索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公司的项目跟投和超额利润分享被纳入省国资委新型考核分配体系改革试点；加强职业经理人建设，实行契约化、规范化管理模式，严格按照考核结果刚性兑现。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公司各级企业中（按穿透式口径》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80%以上；推进“混股权”和“改机制”紧密结合，优化领导班子结构。
积极践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有序推进长三角临港新片区浙江国际金融贸易服务中心建设。积极践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牵头4家省属企业和7个地市，组盘150亿元参与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十三五”期间，累计投放项目约195个，金额约280亿元，项目覆盖省内各地市，涉及先进制造、生命健康、信息技术、数字经济、新材料、民生基础设施等多个产业领域，其中，投向战略新兴产业占比超过40%。积极践行共同富裕理念，联合丽水、宁波两地共同成立浙江丽水两山转化基金，领投并推动盾源聚芯项目成功落地衢州，助力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积极践行国资国企专业化整合，推进省科技厅下属7家企业划转接收工作，配合完成省建设集团和多喜爱吸收合并相关工作，配合支持物产中大分拆物产环能上市等，切实守护好发展好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
依托国资运营平台优势，发挥基金对社会资本的撬动作用和对新兴产业的投资引领作用，通过基金运作扶持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带领共同富裕。
谋划共同富裕基金，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打造“5+2”基金集群，即浙江省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浙江新兴动力基金、浙创好雨新兴产业基金、浙江省国有资产证券化母基金、富浙战配基金，以及国同基金、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探索国资基金“12345”管理体系，国有资本投资“四系四化”体系，推进投资业务市场化、专业化发展。充分发挥基金带动作用，公司直管或参与设立基金30多只，带动社会资本超过300亿元。引领资本向山区26县倾斜，如丽水莲都区落地金额为40亿元的中欣晶圆外延片项目，建成后将以年产值超50亿元规模助力丽水市打造“国际外延之都”。依托省市地方国资运营联盟，深化省方国资+地方国资+产业头部企业”联动模式，先后落地合作项目近10个，累计合作金额近37亿元。
结合山区26县发展需求和公司平台功能定位，引导央企、省内国企、大型民企、金融机构等对接，促进项目落地见效，实现多跨联动合作“带富”。积极响应浙江省“千企结千村、消灭薄弱村”专项行动号召，助推乡村振兴，如公司总部、下属公司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分别与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岩头村和魏村村结对，形成“点对点”帮扶机制。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参与救灾帮扶等救助活动，通过捐赠支持教科文卫体、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公司与省内外10多个村结对，落实帮扶项目10多个，累计捐赠2000多万元，如向丽水市慈善总会捐赠100万元，用于支持丽水市山区儿童音乐教育项目。
三、“五富”路径优化的深入思考和建议思路
X的二十大和浙江省委第十五次X代会胜利召开，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今后，公司将坚持1234”发展路径，更好地助力全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围绕一条主线：指坚持ES理念。在发展过程中，既考虑财务绩效， 还重视企业活动和投资行为对环境、社会及更广阔范围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主动担负环境和社会责任，追求可持续发展和长期价值。
明确两大定位：指服务战略和市场运作。不断深化改革，处理好国企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关系，既积极服务全省重大战略部署、全省国资国企改革、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又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
提升三大能力：指变革重塑能力、创新引领能力、协同联动能力。提升变革重塑能力，聚焦高质量发展、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先行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推进公司功能重塑、优势重塑、体制机制重塑。提升创新引领能力， 既创新平台发展工具，又创新业务投向，助力全省产业结构高级化、高端化发展。提升协同联动能力，强化省市县三级国企联动，推动产业联动、项目带动、资金互动，集聚国资国企服务共富更大合力。
实施“四个工程”：指变革重塑工程、产业富民工程、基金精品工程、多跨联动工程。实施变革重塑工程，将公司功能定位和业务板块划分为战略投资、资本运作、资源配置、科技创新四个部分；大力提升国资运营平台专业化、市场化运作水平，全面增强企业经营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持续优化完善授权经营机制、市场运作机制、容错免责机制三大机制。实施产业富民工程， 培育打造一批高端产业集群，助推全省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发展；助力山区26县培育和引进更多优质产业，提升产业造血能力，培育内生增长动能。实施基金精品工程，根据所属企业主体业务功能不同和团队差异化从业基础， 分别主导发起或参与功能相对明确的政策性基金、特色鲜明的产业型基金和区域聚焦的市县子基金；对重点产业，探索按照“一产业一基金”的模式，设立相应的主题基金；争取省级功能性母基金，适当布局天使、风投基金或参与中早期项目投资。实施多跨联动工程，继续深化与央企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基金设立、项目投资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参与省市县国有企业围绕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开展的上下游垂直整合和水平横向整合，在产业园区建设运营、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加强联动合作；加强与民企之间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带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河长制在金沟河流域的实践探索
新疆金沟河流域管理局 白西辉
金沟河位于中国新疆沙湾市境内，地处天山山脉的北支依连哈比尔尕山北麓西侧，北望准噶尔盆地，干流全长136km，流域总面积2626km2流域水资源总量3.87亿m3。是一条跨兵团、地方的河流，在行政区域上归属塔城地区沙湾市及兵团第八师。
1． 1压实主体责任，积极推动河长制工作落实落细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长制实施方案，组织建立了自治区和兵团、地（市、州、师）、县（区、市、团）、乡（镇、连）河长管理体系，对各级河长的职责进行明确。采用常态化督查、“四乱”问题实行销号式管理等方式，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协调督促各级河长认真落实自治区总河湖长1号令和河长巡河制度，确保河长制在金沟河稳步推进。各河长、成员单位履职尽责，积极推进金沟河采砂整治、“四乱”清理工作，金沟河河道面貌得到较大改观。
第一，积极推进金沟河地表水水量分解，编制了《新疆金沟河地表水水量分配方案》，提出了灌区社会经济用水量、跨流域工业供水量和生态水量等指标。第二，积极推进水资源统一调度管理，依据水量分配方案和比例，结合灌区种植结构，对金沟河渠首断面引进水量进行统一调度分配，并逐渐将金沟河上游大南沟团结渠首和西戈壁灌区引水量纳入流域水量统一调度。第三，进一步落实取水许可和有偿使用制度，对金沟河河道内28个地表水取水口、温泉旅游区1个地热水取水口办理取水许可证。
1． 3坚持严管严控，全面加强水域岸线与采砂管理
依据《金沟河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落实河道管理范围上图及界桩埋设， 目前第八师与沙湾市界桩埋设完成率为100%，管理范围公示牌埋设完成率100%。全面清理河湖“四乱”，多次向相关部门下发清理料场以及河道内“四乱”问题书面通知，在各级部门有大力支持下，河道管理范围内5个采砂场和3家拌合站完成了采砂坑、成品料堆及弃料堆的清理整治，采砂“四清”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4统筹流域综合治理，大力推进重点工程建设
大力推进红山水库工程建设，彻底扭转金沟河流域无控制性水利枢纽的现状。新疆金沟河红山水库工程是金沟河中上游一座具有灌溉、发电、工业供水兼顾防洪等综合利用的控制性枢纽工程，库容5344万m3，工程已于2022年3月15 日正式开工建设。
1．5严格执法监督，强化水行政管理职能强化河长制宣传教育，利用多种方式向河道周围群众普及水法律法规及河长制相关知识。加强涉河项目的审批管理，严格审查项目合规性，科学论证对河道防洪和河流生态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了流域治理管理职能。
存在的问题由于历史沿革过程中存在的管辖范围、权限、职责不明晰等客观原因，造成了一些历史性遗留问题，制约新疆金沟河流域管理单位进一步发挥好流域治理管理职能。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河长制工作机制给予逐步协调解决。
2． 1整体规划不到位，协同保护治理有差距流域整体规划是指导流域开展综合治理，实现流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根本保障。金沟河虽然制定了流域规划、防洪规划、岸线规划、采砂规划等，但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多头管水、分片治理的问题，规划推进不统一、不协同、不到位，效果不明显。
输水系统中，干渠为流域管理单位建设管理，支渠以下为地方和兵团建设管理，造成干支渠防渗率高，斗农渠防渗率低，不利于灌溉渠系的统一调度和管理。
防洪系统中，流域管理单位负责所辖段金沟河渠首至大渡槽段和景观河下游段的堤防建设，其余河段由沙湾市建设管理，河道防洪堤建设不连续，不利于流域防洪统一调度和治理。
水资源管理中，流域管理单位只管理调度了87%的地表水，未对地下水进行监管，不利于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
2． 2河道未实行统一管理，权责不清流域管理单位作为河道主管机关， 仅管理了渠首上下近8km的河道。由于管理体制不顺，各单位在河道内随意打坝， 修建引水工程。在渠首以下几公里的河床内建有4个引水渠首，在下游建有一座引水闸。目前，流域水利管理水平还较低，既难以维持正常的供水秩序，更不可能发挥全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的综合效益。
圾，特别是在上游温泉旅游区私建临时厕所的情况非常普遍，乱倒矿渣的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城乡结合段乱倒动物粪便及生活垃圾的情况屡禁不止，随着河长制的不断推进，水政监察人员不断强化打击力度，此类情况有所好转，但仍有部分人员和水政监察人员捉迷藏，在深夜没人时违法倾倒垃圾。
2． 4河长办有头衔无编制提起河长办的工作，领导都觉得流域的统一治理很重要，事关整个流域的健康发展，但是由于编制的原因，河长办的人员指数没有落到实处。目前金沟河流域管理单位河长办工作人员由2名水政科人员兼任，沙湾市和兵团河长制日常工作人员仅为1人，乡级河长均为兼职人员，落实河长制明显人力不足。
2． 5水价调整不到位，资源合理利用有差距水价是调节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杠杆和必要手段。2008年以来，维修养护经费一直未予调整；公益性人员经费多年来未予调整，以2010年运行成本为基准年测算的现行农业水价， 既要确保水利工程的安全运行，又要保障干部职工的基本收入，还要承担单位的正常运行，流域管理单位长期亏损运行。为了正常运行，在水资源分配上存在布政不均、厚此薄彼的问题，造成部分区域水资源使用超过“三条红线”控制指标。因缺少经费，在水资源监管中缺乏有效管用的信息化手段，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低。
6违法情况时有发生经过多年宣传与执法，涉河建筑未经审批开工现 象大幅减少，但仍然存在一些部门不经审批擅自修建涉河建筑情况，特别是下游平原区。2021年金沟河全线禁采以来，河道盗采现象时有发生。随着灌区滴灌的不断普及，大量的土地进行整合，原有的毛渠遭到严重的破坏，当机电井水位下降不能满足要求时，村民就会继续私自打井。在执法过程中，遇到私自打井时，更多的是对打井的公司进行处罚，对村民的处罚存在执行难等问题， 由于违法成本低，所以村民私自打井的情况屡禁不绝。
解决的方案
3． 1从政策制度的层面落实河长制
3．1.1领导高度重视各级X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河长制的重要性，要把推行河长制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十六字治水思路”和生态文明思想有机结合起来，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狠抓责任落实，细化工作进度安排，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和考核办法，配齐工作人员，拨付必要的工作经费，明确河长制办公室及相关工作人员，做到组织体系健全、工作方案的责任落实到位，确保河长制工
作有人管、有人问，有人去落实。3．1.2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全流域要建立河长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流域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定期通报工作情况，对表现良好的河长及责任单位给与通报表扬，对失职失责的严肃问责。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举一反三，共同研讨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把落实国家、水利部、水利厅及上级河长办的交办的工作为依据，定期对各级河长的工作进行考核，把河长制工作作为地方X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利用每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节水宣传周”等重要节点，深入基层，通过自主开展、联合开展，充分利用现代新闻媒体的宣传影响力，发挥电视、网络、报纸的作用，不断提高宣传效果，提高河长制的社会地位。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沿河各乡村有针对性、有重点的开展水法规宣传， 达到人人知法、懂法、守法，从而提高群众对水行政法规的认识。
对已制定的《金沟河流域规划报告》《金沟河防洪规划报告》《金沟河岸线保护和利用规划》《金沟河采砂规划》等进行梳理，认真进行学习，严格抓好贯彻落实。对正在修订的《金沟河地表水水量分配方案》和《金沟河生态流量（水量）目标制定与保障方案》责任到人，加强与设计单位对接，争取早日获得上级批复。
强化流域统一治理
充分发挥流域综合规划约束作用，不断健全完善流域工程体系，积极推进红山水库工程建设，着力构建以蓄水为基础、节水为关键的水资源配置工程体系。加快推进水闸除险加固等已完工项目验收进度，提高流域水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推进落实《金沟河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报告》，持续开展河道管理范围内违法违规建设、占用河道、倾倒矿渣、排放污水等行为的执法监查和清理整治。进一步推进落实“清四乱”专项整治行动，严格采砂项目审查审批，严厉打击违法采砂、未批先建、边批边建等行为，确保恢复河道自然生态。
强化流域统一调度积极与兵团第八师及沙湾市政府和水利局对接， 进一步规范流域水资源调度程序，根据每日大河来水量，及上下游、左右岸用水需求，统一调度各取水口配水量，统筹流域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生态等目标，做好水资源合理配置大文章。
强化流域统一管理严格落实三条红线、严把许水许可、涉河建筑物审批关；开展“碍洪”专项行动开展回头看，确保动态清零；对拦河水利枢纽、水库等河道控制性工程，对下泄生态水量进行有效监管，从而达到上级批复的生态流量目标。
4设立民间河长，拓宽监管渠道河长制的贯彻落实不仅仅是流域管理单位和政府的工作，同时也依赖于社会各级力量的大力支持。引导公众参与和监督河长制工作。带头遵守水法律法规，协助和参与宣传河长制工作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环保知识，收集、了解人民群众对河长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检举水环境污染和破坏水环境的违法行为对河湖进行巡查，监督周边企业污染排放，对河面漂浮物、倾倒垃圾、围垦、破坏管理设施、河湖违建等有关情况及时上报；对各级河长办工作人员作风纪律和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搭建起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桥梁。
进一步强化水行政执法能力
加强培训，提升执法能力水平对执法人员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地下水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培训，掌握水行政管理专业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和业务知识，增强法制意识，提高运用法律法规和政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加强巡查检查力度坚持每个月对全流域进行无缝隙巡查，做到问题早发现、早防范、早处理。切实提高工作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发挥主观能动性， 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形成巡查、日常执法和专项执法活动相结合，上下和部门联动的执法模式，巡查中密切关注河道状况，以零容忍态度严打各类水事违法行为。
加强执法装备建设
充分运用无人机、视频监控等信息化手段，从技术层面管控，人防技防相结合，为及时发现查处打击水事违法活动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
规范执法程序，提升办案质量规范水行政执法程序，执法过程中主动亮明身份，做好执法过程的告知说明，主动向社会公布行政处罚决定、行政
征收及行政审批情况等执法结果，接受群众监督。3．5.5加强信息共享
加强信息共享，联合沙湾市河长办、检察院、交警部门、食药环、自然资源等执法队伍，共同解决在巡查中发现的妨碍河道行洪、影响水库大坝等工程安全的违法行为。
结语
河长制工作是一个系统河流治理工程，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单靠一个流域部门或者任何一级政府部门都无法完成，因此我们要树立系统治理的发展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效调动一切有利的因素，只有大家一起齐心协力，认真履责，才能发挥河长制的积极作用。新疆金沟河流域是新疆天山北坡的中型流域，所涉及的问题只是国家河长制工作的一部分，希望能够对类似的流域起到一些参考作用。
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问题及对策基于广东若干地市的调查分析
广州华商学院广东乡村振兴金融研究中心 刘少波
一、引言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但目前该领域仍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信用构建难题始终制约着农村信贷市场的发展，加之农村地区存在基础设施薄弱和需求主体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导致农村金融长期缺位。近年来，金融科技因能缓解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解决金融服务地理可及性等问题，被视为是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排斥、提升农村生产水平、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广东若干地市的调研情况，梳理了当前农村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机制，证明了金融科技的应用可以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支持。同时，本文也针对金融科技在乡村振兴中仍面临的诸多难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二、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现状
2021年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同年，乡村振兴接过脱贫攻坚的接力棒，农村发展进入新纪元。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要工具。人民银行牵头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明确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总体要求、重点领域和主要举措。
随着全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序推进，全国乡镇基本实现银行全覆盖，每万人拥有的银行网点数基本保持稳定。截至2021年末，全国乡镇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率达98.17%，较上年进一步提升；平均每万人拥有银行网点1.55个，与上年基本持平；全国累计1.56亿农户开展信用评定；收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62.81 万个；大力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的评定和创建，评定信用户1.07亿户，信用村24.5万个，信用乡（镇）1.29万个。此外，金融机构积极强化信用评价结果应用，对于信用评价良好的农村经济主体，在授信额度、贷款利率、贷款手续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带动更多农村经济主体主动守信， 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信用环境。
2022年上半年，清远市银行业涉农贷款余额905.8亿元，同比增长14.21%；
韶关市银行业涉农贷款余额618.24亿元，较年初增长10.13%，比各项贷款增速高3.37%；汕头市银行业涉农贷款余额391.24亿元，较年初增长11.84%。②清远农商行推行“金融村官”机制，优选派驻金融村官到辖内行政村，累计走访客户约9万户，完成个人建档约8万户，深入推进“农村金融（普惠）户户通”工程。乐昌农商行创新提出“金融副镇长+乡村振兴特派员”模式，向乐昌市辖内17个乡镇、215个村委会共派出17名金融副镇长和91名乡村振兴特派员；与17个乡镇建签订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战略协议；在所有乡镇装备政务一体机（当地政府+农商行金融服务），切实解决村民出门办事不方便的问题，半年中，通过一体机完成的业务交易超过13万笔，全省第一。潮阳农商行紧密围绕当地政府乡村振兴规划、优势产业布局、特色小镇建设、重大民生等项目，建立了政银、银农合作机制；深入乡村、社区、企业，摸清金融服务需求，确保金融支持措施接地气、见实效；推进信用村建设工作，确保户户有信用。
尽管金融机构多措并举助力农村金融发展，但主要以银行为主，非银金融机构的缺位致使农村金融业态单一。同时，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有限，尤其是贷款业务主要集中在经营类贷款，对普通农户的消费金融需求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此外，银行“嫌贫爱富”的特点也使得农村金融存在供给不平衡问题。
非银金融机构依旧难下乡，农村金融业态单一。
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谈论金融服务总是以银行为首要切入点。但是金融机构按照业务类型可以大致分为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金融机构，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非银金融机构也应该积极响应。截至2022年9月末，清远、汕头和韶关3市实现银行网点支付清算系统乡镇100%覆盖，农户在村里即可享受基本的银行金融服务。但非银金融机构依旧游离在县乡区域以外。上述3市共有非金融机构及类金融机构1072家，设在县域地区的机构数量为401家，其中保险机构329 家，小贷和汽车金融公司共33家，③鲜有证券机构在县域地区开设营业网点。
城乡差距依然明显，农村金融供给不充足。虽然银行网点覆盖了全国所有乡镇，但所涉及的业务主要以个人储蓄为主，并没有覆盖农户的消费需求。2021年末，全国农村地区累计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48.7亿户，占全国累计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总量的35.86%，城乡拥有活跃使用账户④的比例仍存在差距，农村地区比城镇受访者低7个百分点；全国个人消费贷款余额54.89万亿元，其中农户消费贷款余额6.63万亿元；农村地区累计发行银行卡数量39.2
亿张，同比增长3.16%，其中借记卡、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的数量分别为36.4亿张、2.8亿张。⑤据调查，25.67%的农村受访者最近两年有过办理或使用信用卡的行为，比城镇地区低16.49个百分点。此外，农村地区购买银行理财、国债、基金、股票等金融资产，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以上。⑥
县域农商行贷款增速放缓，存贷比例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韶关市农信社在2019年完成改制化险工作之后，贷款平均增幅一度超过25%，此后逐渐回落，2022年上半年，韶关市县域7家农商行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约为7.5%，远低于全省银行业12.89%的增长水平。存贷比方面，韶关县域农商行平均存贷比约为60%，其中乐昌农商行的存贷比仅有40%；清远农商行的存贷比约为77%，同清远地区银行业整体存贷比接近90%相比，仍然属于落后的一方；潮阳农商行改制之后存贷比不足20%，只能依靠资产业务实现保值，未能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有效的金融支持。
农贷“精英俘获”现象加剧，信贷配给成农村金融主要问题。早期农村金融服务为寻求低成本，而委托以乡绅和村支书为代表的乡村精英完成贷款资质的审核和推荐，甚至资金发放。农贷“精英俘获”指的是描述乡村精英在上述过程中利用自身信息优势侵占银行贷款的问题。随着乡村建设的推进和“三农”问题研究的深入，“精英俘获”也从早期的精英主动占有，延伸出外生资源对精英的俘获。
具体而言，银行现有贷款业务可以按照零售业务和公司业务划分。其中， 零售业务一方面会依托银行派遣的驻村工作人员进行入户调查，另一方面则是依靠当地精英对村民进行信用评级。这为乡村精英主动占有信贷提供了机会。公司业务方面则存在显著的被动型“精英俘获”现象。由于县乡区域成规模的企业数量稀有，加之当下金融机构大规模下沉，农贷资金全部向仅有的几家成规模企业聚集。银行所谓的产品创新也都是针对园区企业展开的，对于园外企业和自主经营的农户依然有着抵押担保的要求，亦或者是提供额度有限的信用贷款。
正是由于大量“精英俘获”现象的存在，“融资难、融资贵”和“金融缺位”等问题仍旧是农村金融讨论的热点。
农户自身需求存在的问题也是导致农村金融市场不发达的一大原因。
农户金融认知有限，杠杆使用比例不高。我国农村居民对金融的认
识主要集中在银行储蓄和汇款业务，即使银行为其建立了授信档案，其对于杠杆的使用也十分谨慎，甚至不了解自己有向银行借贷的能力。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广东千村调查（2019）”数据显示，清远、汕头和韶关3市下辖乡镇拥有股票账户的农村家庭占比为0.83%，使用过手机银行转账的受访者为17.94%，使用过支付宝或者支付的受访者为40.86%，有向亲戚朋友借钱或者银行借贷历史的家庭占比为51.99%。近1年有借钱行为的家庭有76户，其中仅8户向正规金融机构借款，1户通过互联网借贷，其余67户均向亲朋或好友借款。
此外，通过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调研发现，农户用信占授信比不高。以翁源农商行为例，该行预授信客户覆盖全县156个乡镇，授信规模达10.4亿元，但是实际用信客户大约为1800户，用信规模为4亿元，用信额度仅占授信额度的40%。这是韶关县域地区7家农商行中表现最好的，其余农商行的实际用信授信比例在10%-15%之间。此外，产业园用信情况也不乐观。新丰农商行对县内茶产业园有
5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园内的企业可以直接用信，但是几年过去，前来咨询相关贷款业务的企业很少。清远农商行开发的清远鸡产业贷，自2021年3月推出后， 截至2022年9月末，仅发放两笔贷款，合计金额2000万元。
原因分析。农村居民金融需求弱可以从其自身原因和外部原因分析。
农户的自身原因。在中华民族传统观念中，“透支消费”“借贷享受”都被视作陋习，只有走投无路时才会被迫借贷。虽然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借助金融工具实现资金的跨时空调配，可以有效支持个人或企业发展， 但是这样的认知并没有影响朴素的中国农民。在“广东千村调查（2019）”中， 受访者存款目的涵盖生产经营、医疗和日常生活开销等。但是仅有12.62%的家庭近1年有借款行为，近1.32%的家庭通过银行获取贷款。此外，农村居民不能正确认识现代金融对生产和生活的积极作用。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发布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农村受访者中仅有36%在近两年有使用过银行自主设备。
外部性问题。一是农村人口结构空心化，主力用信人员缺失。据韶关市第7次人口普查统计，城镇常住人口有163.69万人，占57.33%，居住在县域的人口为121.82万人，占42.67%。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15.21万人，县域人口减少12.32万人，城镇人口比重提高4.8%。大量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造成农村人口性别年龄结构恶化，留乡人员除了老年人与儿童
少年外，大都是缺乏知识和文化的农民。金融机构很难对这部分留守人员进行风险识别，更难防范道德风险。二是银行贷款提供的贷款项目与农民需求有错配。“广东千村调查（2019）”数据显示，在近1年里有贷款的76户家庭中，借款用途多用于看病，有17户，用于农业生产或个体户经营的一共有6户。反观银行开发的贷款产品，主要集中在经营贷和部分购买商品房的客户，对于农村居民需求更为频繁的医疗和日常消费领域存在缺位。三是正规金融合约复杂，农户更愿意以口头形式向亲朋好友借钱。由于正规的金融合约涉及期限、利息、年化利率等对农民并不熟悉的金融知识，加之广东地区家族和宗族文化盛行， 亲朋好友间的借贷行为通常以口头约定为主，大多没有明确的还款日期及确切的借贷利息。⑦两相权衡之下，使得农民向金融机构贷款的概率并不高。
三、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机制与面临的问题
理论分析。信息不对称是制约金融发展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加大了金融机构的搜寻和运营成本，使得金融机构降低服务覆盖面，另一方面迫使需求主体提供更多抵质押物或信息，增大了金融服务的获取难度。金融科技则是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前沿信息技术，通过信息挖掘、传递与处理改善交易双方信息非对称结构，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扩大金融服务可及性，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降低信息不对称，帮助村民突破传统信贷约束。金融科技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首先，在信息搜集方面可以做到更加广泛和全面。相较于传统贷前调查搜集的信息，利用贷款申请人在互联网上留下的数字足迹可以为银行提供更为全面的参考信息，降低逆向选择风险。其次，随着数据量的提升，银行的风控算法借助人工智能可以不断迭代，进而使银行具有更强的信息硬化能力。最后，银行可以利用前端感应设备，对包括土地和农作物在内的抵押品进行实时监控，从而对潜在的道德风险进行管控。
优化信贷管理，降低运行成本。传统银行信贷管理流程冗长，对信贷专员要求较高，同时还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使得传统信贷业务运营成本较高。金融科技的运用，降低了银行的搜寻成本，减轻了一线信贷专员的工作压力， 使需求主体可以事先通过手机App了解借贷过程以及必要的申请材料。同时，金融科技的使用减少了信贷专员对业务的干预度，可以有效防范委托代理问题。
扩大金融机构覆盖率，增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金融科技有效控制
金融机构在信贷业务上的运营成本，使得金融机构可以扩大自己的服务范围， 将金融服务的触角深入乡村，让金融服务变得更加普惠，让村民在“村口”就能获得金融支持。
实际应用分析。正如上文理论分析所述，金融机构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可以缓解金融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极大地改善金融服务乡村面临的难点。根据实际调研情况可知，银行借助金融科技缓解了农村空心化问题，解决了部分农户的贷款需求。
利用大数据网络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授信评估，缓解农村空心化问题。由于农村主要劳动力，也是信用主力军，大多在城市里务工，银行很难对留守农村的未成年子女和老人进行授信评估。但是借由大数据，通过对家庭外出务工人员进行风险评估，将其授信结果赋予家庭里的其他留守人员，可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授信工作。清远市农商行、潮阳农商行、韶关县域农商行借助省联社统一数据平台，已完成各自辖内乡镇100%授信覆盖。
打造数字供应链金融，丰富中小农户软硬信息。各地政府积极建设符合当地特色的产业园区，引导龙头企业和配套企业入园。金融机构利用金融科技打造数字供应链金融，对产业园整体授信——只要是入园名单上的企业都能直接用信。此外，针对没有入园，但是属于供应链上的个体农户，金融机构依然可以为其发放信用贷款。对于产业园内企业的职工，金融机构也为其开通了信用账户。这个信用账户类似于支付宝的“花呗”，在授信额度内可随时用于支付。
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阻碍金融科技应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支撑农村数字经济增长，但会对数字基础设施、金融生态和客体认知禀赋等提出更高要求。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22年6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82.9%，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58.8%，虽然互联网覆盖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但贫困地区网络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仍未完全打通。区域间数字化发展的异质性催生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地域分化、服务深度不足、数字金融排斥、潜在金融风险升高等问题。
数据质量与整合不佳，弱化金融科技效果。金融机构在服务农村金融市场时很难高效获取有用的数据。由于金融科技在移动化和便利化等特征上优于传统金融，在移动支付普及的同时构建了尽可能多的金融场景，覆盖了线
上借贷、信用卡还款、理财、社交关系等用户行为，而这类场景目前在农村数据积累不足，尚不能完全刻画农村的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就调研情况而言，广东地方农商行主要依托省联社统一数据平台，其他的数据来源十分有限。
除了数据获取低效以外，数据质量是影响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另一大原因，尤其是数据颗粒度问题。以农商行推广的“户户通”为例，该产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授信评估，数据来源一是省联社的统一平台，二是乡村信贷员入户采集。要想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力量，信贷员采集的数据要尽可能细致、全面、准确。这对于信贷员的能力有较高的要求，但在人才紧缺的农村金融机构， 该问题在短时间内很难解决。
产业化程度有限，供应链金融惠及范围有限。当前农村产业化发展刚刚起步，存在产业化水平低、结构单一等问题，无法为金融科技在农村金融中的运用提供有力支撑。金融科技支持供应链金融发展的基础在于将链上的企业各自拥有的非结构化数据转化成结构化数据，再通过风险识别模型对企业进行估值。这一过程具有规模效应，当链上企业达到一定数量后，模型识别能力才能达到合理阈值。此外，由于产业结构单一，链上企业会过于集中在一两个行业，可以提供的数据维度可能不及模型需要的维度，这也意味着银行必须面临较大的系统性风险。综上，由于产业化程度有限，相关企业数量少，且行业集中度高，一方面降低了金融科技的有效性，限制了数字供应链金融可以惠及的企业和农户范围，另一方面则使得银行面临信贷行业集中度过大的风险。
传统农业生产不确定性高，金融科技无法规避贷后风险。金融科技可以将软信息硬化，识别传统金融模式下较为隐性的信用能力。但是识别信息不等于规避风险或者消除风险。传统农业生产容易受到气候、极端天气、市场偏好等多维因素的影响，加之“谷贱伤农”的特点，农产品价值波动极大，防范道德风险的难度较大。即使拥有大数据风控系统的银行能在第一时间作出风险提示，但如何将风险化解对金融机构而言仍非易事。此外，考虑到农村金融市场尚处在发展阶段，相关的风险转移机制并不完善，且随着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对应的监管要求也随之提升。种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尽管有技术支持， 针对传统农业生产的贷款还是会让农村金融机构望而生畏。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不足，制约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金融科技的应用建立在海量金融交易场景的基础上，但是近年来“空心村”现象越发严重，加
之农村地区消费者金融素养偏低，对金融的认识较为局限⑧。此外，正规金融服务需要签订标准合约，相比之下，亲朋间的口头借贷协议更易被村民接受。再者，由于金融科技更多使用场景是在手机端上的，而村民对于手机的运用远低于城镇居民，因此，在城镇看似便捷的操作到了农村反而成为新的“拦路虎”。
四、对策及建议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乡村数字化转型，首先要加大基础配套设施投资， 发展智慧农业，充分利用遥感、无人机等信息技术，收集农村“空、天、地” 数据，建设互联网数据库。其次，加速推动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利用云计算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广泛和深度融合运用，推进大数据技术赋能乡村实体店，有效推动乡村线上线下渠道融合发展。再次， 完善老年人支付便利化程度，银行和支付机构要做好线上、线下服务的适老化改造。最后，要培养和引进服务乡村振兴的大数据人才，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加强对村民的信息化技能培训，使之成为真正具有信息和数据素养的“新农民”。
展的“基石”。乡村数据零散、质量不高是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面临的最大难题。近年来，政府一直致力于打造的数字政务系统，即使是县域政府也在水电缴费、税务系统等场景积累了一定的元数据。因此，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必须深化合作，将政府现有的数据库和金融机构自身的数据打通，打破数据孤岛。此外，引入第三方数据平台，加入尽可能多的数据资源以解决数据制约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难题。最后，藉由多方数据整合，可以对信贷员采集的数据进行交叉检验，从而提升数据质量。
（三） 积极引导乡村产业发展，丰富数据维度一个结构合理且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既可以促进乡村发展，又可以为金融科技的使用提供数据支撑，进而发挥金融的放大效应。积极引导乡村产业发展。首先，要让乡村产业链横向融合发展，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将自然、社会、历史文化、互联网等元素注入到乡村产业发展中，以传统种养殖业为基础，形成特色产业、乡村旅游和电子商务等多业态多产业融合的模式。其次，乡村产业链要纵向深入发展。需要深入拓展乡村产业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做好产业的分工与合作，实现产业兴旺和高质量发展。要提升农业产品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形成
品牌意识，打造特色农业品牌，保证产品质量可以满足人民生产生活的需求； 充分利用互联网及电子商务，开拓多渠道的销售模式，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销售，深入挖掘农业产业的纵向融合。
传统农业生产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即使有金融科技的支持，也依然存在较大的贷后风险。因此，要加大非银金融机构下沉力度，在乡村大地上构建多元金融体系。综合运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不断拓宽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为普惠群体提供与其风险程度和承受能力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帮助更多普惠群体获得正规金融服务。
（五）引导村民正确认识金融杠杆，提高用信授信比金融资本属于农户的一种关键生产因素，对农户增收起到积极作用。引导村民正确认识金融杠杆， 高质量、持续性、系统性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高质量强调有效性，要先弄懂村民的需求，然后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活动；持续性要求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制定工作计划，持续向村民传递基础的必要的金融知识，将宣传教育作为一项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开展；系统性则是要以村民易于接受的方式， 渐进式地将金融知识普及给农民，让村民认识到合理使用金融杠杆有益于增加收入。
民营企业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深圳新思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 樊小妹
民营企业是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柱，保障与扶持民营企业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工作内容。我国虽出台了众多的民营企业扶持、福利政策，保障了民营企业的市场发展。但目前，民营企业的运营与发展往往存在资金供求失衡等众多问题，直接影响了民营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民营企业加强资金管理的重要性
首先，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无论是何种规模的民营企业，若想确保顺利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则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构建科学合理的资金管理制度。资金是民营企业日常生产和经营以及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条件，企业日常活动， 如生产、销售、原材料购入等均离不开资金的帮助。民营企业基于自身实际情况与发展规模以科学合理的资金管理方式对资金进行管理，可以确保及时了解资金使用状况并预测未来使用方向，对现有资金进行合理规划并要求相关资金管理人员严格按规划方案调动资金，以此保障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状态。
其次，合理开展资金管理工作可以确保民营企业有效避免并控制日常经营与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财务风险。若民营企业无规划地借入大量资金，则会大幅提高民营企业的财务风险。结合实际情况科学开展资金管理工作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民营企业的变现能力、资金周转速度以及资金存储充盈度， 同时也可以做到提前识别并管控财务风险，切实提高民营企业日常生产与经营过程中资金链的稳定性，避免或降低财务风险出现的可能性。
最后，加强民营企业的资金管理力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通过结合民营企业实际情况构建科学合理的资金管理制度并在企业日常经营与管理中深化资金管理制度的应用，则可以实现全面、实时地监管企业日常经营中的资金支出与收入情况、经济业务进展情况等，实现及时掌握资金动态与实时状况并严格控制或合理调整超出实际预算的业务。此外，当民营企业资金剩余过多时也可以避免大量资金闲置而导致企业实际收益受损的情况，可以选择性的购买一些理财产品或对风险较低的项目进行投资，以此增加企业的额外收益。
民营企业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资金预算管理力度不足
资金预算管理的本质是一种规划资金用途的手段，其已被广泛应用于各大企业之中。但在现阶段我国部分民营企业中并未足够重视资金预算管理工作也并未认识资金预算管理工作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仍缺乏科学完善的资金预算管理体系。目前在我国民营企业中多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采用的是家族制的经营模式，企业资金的使用方向与使用用途通常会由投资者的一面之词而决定。民营企业中资金管理方式不科学，管理层并未结合企业实际发展情况与发展方向对企业资金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部分民营企业中还存在管理层对企业资金以“想用就用”的态度进行使用。除此之外，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与发展方向相关的决策时仅基于经验制定，决策具体内容并无相关依据支撑，致使企业在发展与运营过程中缺乏明确的方向和目标，阻碍了企业内部资金的科学合理使用与有效规划，大幅降低了资金对民营企业的作用。虽然部分民营企业存在资金预算管理意识，并在企业日常运营过程中有效将资金预算管理工作落实，但却缺乏一定程度的全面性、系统性以及可操作性，所构建的资金预算管理制度并未充分结合自身企业实际规模与发展方向，导致资金预算实际效果无法满足企业日常经营的需求，预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性，间接对民营企业内部的经营决策、生产决策以及财务成本控制工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误导。
风险意识有待加强对于多数民营企业而言，其实际规模较小且企业框架模糊、内部组成简单，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与风险管控能力不强。此类民营企业的决策权与经营权往往存在高度集中现象，通常在决定、商议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时由一个或几个投资者拍板决定，这种“一言堂”现象十分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企业管理人员并未接受过系统、正规的培训，加之自身知识水平与管理经验有限，导致其在实际管理过程中缺乏足够的风险防范意识，在投资决策中也无法基于现有条件对企业未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