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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囊团” 系列№ 40 1
2022年6月
目 录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
澄清关于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几个认识误区 1
湘潭大学商学院张磊：
构建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发展格局：逻辑方向、堵点及路径 7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韩志明：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22
安蓓、杨思琦：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何深意？ 29
佛山日报记者刘蓉）：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佛山企业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32
新华社记者：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 37
人民日报评论员邱海峰：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利好双循环 41
凡一：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意义何在？ 43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帆：
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逻辑探源 48
每经评论员胥帅（2022年4月13日）：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促进资本市场更有效配置资源 54
刘馨蔚：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破与立 56
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杜刚：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须铲除地方保护“土政策” 60
张东锋：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须立破并举 61
每经特约评论员张敬伟：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须疏通内循环梗阻 63
中共中央X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王小广：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坚决拆除两道“围墙” 65
《法人》全媒体记者贾宝元：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重在法治保障 71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文娟：
立破并举：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原则与方向 73
金观平：
立破并举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82
陆铭：
陆铭：统一大市场下的区域经济和县城 84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ZZ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张福军：努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93
乔晓楠：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与中国经济循环的重塑 98
苏剑、邵宇佳：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涵、现状与政策建议 109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安宁：
全国统一大市场将为市场主体发展提供更优环境和更大舞台 专访国
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有关负责人 120
本刊编辑部：
全国统一大市场利于促进“双循环” 123
浙江省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张国云：
全国统一大市场能撑起服务业天空 126
金融时报记者谢晶晶：
如何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33
沐凡：
统一大市场符合高质量发展趋势 141
郑俊镗、郑文焱：以变应变 着眼战略 体制支撑 夯实基础 加快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意义解读 142
新经济杂志社社长、广东省市场经济促进会会长杨明：
以创新作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突破口 157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关利欣：
以消费为支撑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159
刘青青、石丹：
余淼杰：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实现中国内循环的关键 162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碚：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思维 兼论市场体
系演化的自发性与建构性 165
澄清关于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几个认识误区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陆铭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也产生了一些误解。那么，为什么要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当前中国难道不是统一大市场吗？建设统一大市场是要重回计划经济吗？对于这些问题，有必要加以分析和澄清。
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原因
要理解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性，就要首先理解国家发展的目标。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实现长期和全局的发展目标。
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中投资和消费的比率要处在“黄金律”之上。投资过多，虽然短期能带来GDP的增长，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缺乏消费的支撑则投资回报必然下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损。在2008年之前的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依靠大量投资拉动增长，国内消费相对不足，需依赖出口来消化国内的产能。在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依靠别国来消化自身产能的增长，必然会伴随着其他国家的外贸赤字。在这一背景下， 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在2009年之后逐步得到了改变。当前， 虽然中国经济仍然高度开放，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与GDP之比）仍然很高，但外贸盈余（出口减进口）对GDP的贡献降到了1%左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主要依靠内循环，国内大市场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
经济发展要有全局视野。生产要素在一个国家内部自由流动，能够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劳动力的流动尤其重要，它能够使得城乡间和区域间实现人均GDP差距缩小。不同地区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走向分工协调的发展格局：一些地区自然条件、区位条件、人力资本条件较好，引领国家现代化发展；而另一些地区发展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条件相对较差，则更多为国家提供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的功能，中央政府提供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让这些地区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
要实现长期和全局的发展目标，本质上是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市场经济拥有价格机制，帮助我们判断哪些领域投资回报更高，收入更高，因此， 价格引导生产要素流动，提高配置效率。同时，生产要素流动，特别是劳动力
流动，还可能形成对于经济发展的“用脚投票”机制。如果人们对一个地方的发展质量、公共服务、生态宜居、营商环境等方面不满意，就可以选择离开， 从而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形成约束力。当然，市场是有缺陷的，特别是在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公共品问题方面，需要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对于一个大国来讲， 统一大市场可以解决跨界的外部性和公共品问题。例如，在河流的保护方面， 需要上下游统一行动治理污染，否则，很容易形成上游地区只管经济增长，不顾污染治理的局面。另外，在基础设施方面，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需要进行网络化的建设，仅局部地区发展是不够的。在市场体系的建设方面，需要有统一的监管标准、行业进入的负面清单等，否则就会出现各个地区所谓“逐底竞争”，纷纷降低监管标准，牺牲发展质量。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世界上大的经济体尤其重要。例如，在美国没有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的障碍，也没有类似于语言、宗教这样的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商品在国内自由流通，因此美国是世界上大的经济体里统一大市场建设最好的国家。二战以后，欧洲从推进贸易一体化走向推进欧盟内部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和跨境投资自由，上世纪末一些欧洲国家成立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但是至今欧洲国家之间仍然面临着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障碍，市场一体化水平远不及美国。相比之下，中国早在秦朝就已形成语言、文化等方面差异较小的国家，同时，当代中国还在不断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制度来推进商品市场的统一，未来还要通过生产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和统一市场体系来进一步建设统一大市场，使得“大市场”变得更强，享受大国的红利。
二、建设统一大市场的体制机制和观念障碍
当前中国面向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发展目标，仍然存在一些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体制障碍，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要理解这一点， 就需要从最基本的经济增长理论入手。
经济增长的来源包含生产要素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方面。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导致投资回报不高；在土地要素方面，也存在城市面积扩张远远快于人口城市化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就需要人口、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再配置，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然而，现实情况是，当前我国仍然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例如，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由于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革，对劳
动力的流动产生阻碍作用；土地要素市场化仍面临诸多障碍，一些人口流入多的地区建设用地指标不足，而另一些人口流入少甚至人口负增长的地区则出现建设用地指标富余，已经开发建设的城市建设用地闲置。在资金方面，也存在着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之间的再配置障碍，一些地区出现投资回报下降和企业亏损的局面，但地方政府仍然在不断对企业输血，形成了所谓“僵尸企业” 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国家整体的资金利用效率。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除了生产要素市场存在不足的问题之外，中国的商品市场一体化也存在不足。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总体上来讲，商品在地区间的流通已经通畅了很多。但仍有研究发现，在2005年之后，省和省之间的产业同构现象又死灰复燃。我们团队利用上海评驾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汽车大数据，研究了地理距离和省际边界对于城市间货车车流的影响。结果发现，省际边界效应仍然阻碍车流。对于相距200公里的城市而言， 如果它们不在同一个省，它们之间的车流数量相当于同省内相距约300公里的城市间车流。
除了旧有体制遗留下来的影响外，以上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地方政府最大化本地的经济规模和税收有关。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考核和激励体制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实际上，有不少经济学研究指出，在考核和激励机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经得起考验的因果关系。即使地方官员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带来的也只是短期的、局部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规模经济效应不强，短期、局部的经济增长和整个国家长期、全局的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矛盾。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整个国家对市场一体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时，地方政府不顾本地条件，过度追求本地经济增长，就有可能损害整个国家长期、全局的发展。
除了转型期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外，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些发展观念，至今仍然对中国社会存在影响。这里以三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不利于构建统一大市场的观念障碍为例。
第一，社会公众普遍未能很好地区分均衡和均匀的关系。现代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经济要素和人口集中在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相比之下，在农业社会，人口跟土地资源绑定在一起， 哪有土地哪里就有人口，人口是天然分散的。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到了现代化发展的阶段，农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大约只有7%，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但是至
今，人们仍然担心经济的集聚会导致相对欠发达地区资源流失。事实上，这种担心没有意识到，人口从发展条件不好的地方向条件好的地方转移，恰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伴随着人口流动，城乡间和地区间要实现的是人均收入水平意义上的相对均等，而不是要维持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均匀分布。
第二，人们普遍担心人口集聚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在人口集中的地区， 的确存在例如房价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但我们需要理性思考的问题是，当集聚带来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去“解决集聚”还是“解决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在当前中国，集聚所带来的好处被大大低估了，而集聚产生的问题却是可以治理的。近年来，环境污染就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交通拥堵问题也在轨道交通建设等综合手段的治理下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高房价的问题也正在通过增加人口流入地区的住房供应，特别是租赁房市场的发展来加以治理。当前，中国需要做的是两手抓，一方面，进一步治理人口集聚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打破制度障碍，畅通生产要素的国内大循环，获得大国发展红利。两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在土地资源上，增加人口流入地的土地供应，能够更好地为这些地区缓解高房价和增加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创造条件。
第三，社会公众普遍对国际移民和国内人口跨地区流动的问题缺乏区分。人们对现实中存在的劳动力未能自由流动的现象往往习以为常，甚至为户籍制度的存在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而且人们经常把国内的户籍制度和国际上存在的对跨国移民的制度障碍放在一起加以类比，而没有看到两者本质的差异。在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是因为作为移民流入的国家，没有必然的责任考虑其他国家的福利，除非是像欧盟这样结成一体化的区域。但是， 对于国内发展而言，就需要把发展的目标设定在整个社会的全局发展之下，要看到国内人口跨地区流动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
同时还要看到，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所形成的“用脚投票”机制，是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治理机制。
三、发展趋势：空间变局与改革举措
虽然当前仍存在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和观念障碍，但全国统一大市场仍然处于不断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中。因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逐渐形成，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大变局。
由于经济的现代化，人口已经出现了从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趋势，当前，中
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65%，未来还将进一步提高。这个过程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体现。
与此同时，人口在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向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围集中的趋势。全国已经形成了大小规模不等的城市群，城市群内部形成了中心城市引领， 中小城市和农村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中心城市及周围地区正在逐渐形成现代化的都市圈发展状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年来正在不断出台一些都市圈规划，推进大城市向都市圈形态发展。
不仅如此，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向着沿海城市群集中的趋势仍然会持续。中国经济仍然是高度开放的，未来还要推进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只要中国仍是世界工厂的定位不发生改变，只要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运输成本最低的海运， 那么，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等沿海地区就仍然是引领全中国发展的引擎。而成渝双城经济圈以及以武汉、郑州、西安等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以及其他以省会为核心的区域经济板块，又各自在所在的区域成为当地发展的增长极，从而在全国形成不同城市群梯度发展的格局。
有一些地方成为人口流入地，就一定会有一些地方出现人口流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地级市和直辖市层面，大约有40%的中国城市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但是这种现象并没有那么可怕，上海海事大学李杰伟老师的团队发现， 在全国范围内，有大约80%的城市，它们中心城区的人口是正增长的。换句话说， 即使在有些城市管辖范围内人口负增长，其实主要是郊县和农村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而中心城区人口是正增长的，这恰恰是经济现代化和人口城市化的表现。
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的模式有三类。首先，一些各方面综合发展条件比较好的地区，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促进发展。其次是人口迁徙，发展条件不够好的地区的居民可以通过流动到发展条件更好的地区来增加收入，平等地享受发展的机遇。第三，在人口流出的过程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将越来越集中在农业、生态旅游和自然资源产业，在人口逐渐减少的过程中，相关行业必然会出现逐步规模化和现代化的趋势，也同样能够逐渐提高收入水平。同时，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还要通过转移支付来让人口流出地区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主要是帮助他们改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如果我们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去看不同国家的发展，就可以看到，在统一大市场下，经济和人口出现向少数地区的集中，同时，全国范围内出现人均GDP 的差距缩小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经济和人口是同步
集中在少数城市群的，特别是大城市周围，而不同城市之间的人均GDP差距非常小。从经济集中的指标来看，中国的经济集中程度仅相当于日本的水平，明显低于美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出现的情况是，人口的集中程度明显低于经济的集中程度，城市间的人均GDP差距明显高于美国和日本。同时，从趋势上看， 中国的人口正在向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集中，最近20年来，城市之间的人均GDP 差距正在慢慢下降。在这个意义上，当前中国已经走在了在发展中实现相对平衡的道路上。而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恰恰有利于为这条现代化道路扫除障碍。
当前，中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根本上是一场国家治理方式的改革。其中的关键点就是改革中央地方关系，从而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要通过激励机制的调整，引导地方政府更多地追求多元化的发展目标，而不仅仅是最大化本地的经济增长和税收。要通过强化问责制，来对地方经济发展中偏离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后果，如债务风险和环境恶化等进行追责。中央要逐步打破刚性兑付，以此来破除地方政府和一些低效率的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强化地方政府和企业发展的主体责任，避免低效率的投资及其恶果。
同时，在中央政府更好地发挥统一大市场的制度建设过程中，要把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当作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价格机制本身就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要避免行政力量对于价格机制的不当干预。同时，要下定改革的决心，破除一切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其中，改革的难点在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进一步加快特大和超大城市的积分落户体制改革，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加快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在未来统一市场的监管、负面清单等制度建设方面，要注重保护产权，实施不同市场主体的所有制中性政策，避免各级政府的发展政策产生对一部分企业的歧视，事实上形成市场的不公平竞争。
只有坚定市场化改革的决心和行动，才能在全社会凝聚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的共识，使得中国发展能够充分发挥全球最大市场之一的大国红利。
构建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发展格局：逻辑方向、堵点及路径
湘潭大学商学院 张磊
2022年4月10日，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及财富不平等状况趋于恶化，各国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愈发充满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大循环动能有所弱化。在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客观条件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X中央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谋划，旨在进一步扩大内需，打开多元化开放新局面， 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整体统筹发展与安全，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意见》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了一项系统性的市场建设工程任务。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在坚持改革开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三统一、一联通”要求，实现供给与需求互促匹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的一种良好市场运行状态。其核心是“三统一、一联通”，即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要素资源市场和商品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市场竞争和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以及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打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居民收入增长通道，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供需互促匹配，更好地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见》从制度体系层面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规则、设施、体制机制要求，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方向和基本遵循。
一、新发展格局研究：基本内涵和功能作用
学术界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既有研究主要围绕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内涵、思路要点及功能作用等方面展开分析，但迄今未见文献从“全国统一大市场”视角出发来进行系统化审视。
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涵是社会再生产循环畅通无阻，这是大多数研究已经
形成的共识。新发展格局是一种“整体发展格局”，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形成国民经济循环，是微观经济循环与宏观经济循环、国内经济大循环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有机统一。另有研究认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实质是在实现国内经济繁荣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协调发展[5]；其本质特征是高水平的自强自立[6]；关键条件是实现制度开放，以制度型开放打破联通内外循环的制度性壁垒，打造开放度更高、规范性更强的国际化营商环境[7]， 不同国家形成适应本国国情的规则，并且全世界不同规则空间实现有效衔接。总体来看，新发展格局是系统性、深层次的变革，其“新”涉及或体现为新供需格局、新分配格局、新生产格局、新流通（贸易）格局，深刻反映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动态调整过程。
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思路或着力点，既有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并形成了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是统筹发展与安全说。随着外部环境由量变转向质变，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强，构建新发展格局绝非局限于经济视角、宏观调控政策调整，其核心要义着眼于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相关战略部署也不能局限于经济领域、经济体制层面，需从系统性、全局性视角出发找准着力点。二是经济现代化（产业链现代化）说。有学者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相适应、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而探索的、充分利用大国经济优势的经济现代化路径、模式和战略，要系统构建安全、可控、富有弹性和韧性、以内为主、控制世界经济关键环节的经济体系，推进供应链、产业链现代化。三是供给与需求协调说。持此论者主张要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同时发力推进国民经济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以创新为导向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重点修复社会再生产失衡，加快提高生产部门对于中高端消费品供给增速和质量；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实现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畅通。四是科技创新说。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关键维度是科技自立自强、自主创新。新型科技体系与企业家创新活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素[4]，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集中力量突破和实现“卡脖子”技术领域的自立自强，以内循环为主建立高效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自我循环。五是市场一体化和市场规模效应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认为，从客场全球化转向主场全球化，要打破区域分割，促进市场一体化，畅通国内大循环，发挥大国经济市场规模效应和要素集聚效应，形成全球创新要素资源的强大向心力，培育内需主导型的全球价
值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大市场动能。
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功能和作用，学者们的相关论述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助推区域协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内大循环有助于增强全国经济联系的平衡性，推动南北之间、东西之间强化高质量、系统性的经济联系[26]。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内外协同开放、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整体要求，它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为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二是有助于主导全球价值链治理和塑造国际经济竞争新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重组国内价值链的过程， 最终结果将表现为国内价值链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持续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循环中的话语权及影响力。三是有利于更好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提升中国经济韧性。在世界不确定性和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的交叠影响下，国家之间的科技、产业竞争不断加剧，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出现新变化，我国产业链在全球循环中面临地位不高及断链风险的双重压力[24]。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是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韧性、增强应对各类挑战和风险能力的必然路径。
新发展格局不但事关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韧性，而且关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等世界经济层面的稳定。新发展格局理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以及当代世界经济形势的特殊实际出发，深入研究国内国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性质、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同时体现了中国促进全球平衡发展、包容发展的价值观，是对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的深刻理解和运用[28]；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及世界市场理论。
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对于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内涵、推进思路及着力点、功能作用等方面的认识较为丰富，但也存在一些分歧。关于基本内涵的提法涉及内涵实质、本质特征、关键条件等，对推进思路和着力点的认识也存在一定差异，牵涉面较广，这反映出作为一场深刻变革的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复杂性、系统性。已有研究认识到市场一体化和市场规模优势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但迄今未见文献将“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逻辑起点对新发展格局构建的主要方向和现实堵点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分析原点，系统探究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理论逻辑和主要方向，进而
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认识框架，以期为更好地疏通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堵点提供可能的路径选择。
二、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发展格局：逻辑与方向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逻辑起点，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进行系统性解析，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前提，有助于更好地明确新发展格局构建的主要方向。
循环：市场经济的本质
从社会再生产总过程来看，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各环节都有赖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经济循环本质上是商品交换、价值实现的过程，它与市场经济的运行高度融合统一。尽管新发展格局在空间维度上包括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两个方面，但不论是哪一方面，经济循环归根结底不是取决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环节中的某一节，而是依赖于市场经济运行整个过程的耦合协调度。例如，以创新为导向的生产结构能够引领新消费，与时俱进的流通体制可以扩大消费量，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分配方式有利于促进消费升级；反之， 消费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又能促进生产结构优化、收入分配公平、流通体制革新。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4个环节更多地依托国内大市场进行，但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对内循环的有益补充，它丰富了内循环中生产与消费的内容、扩大了流通范围、拓展了分配来源。
一方面，面对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挑战，我国需要立足国内大市场，提升供给创新能力、夯实经济基础和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提高国内大循环的内生能力、防范化解外部风险，这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伴随着新兴国家市场蓬勃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东升西降” 的演变趋势，经济循环需要进一步充分利用国际要素资源和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高质量结合，提高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韧劲，这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应有之义。
畅通：循环的内在要求
畅通是经济循环的内在要求，而市场是实现经济循环畅通的空间载体。任何区域壁垒的存在都可能阻碍经济循环畅通，因此市场畅通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序衔接和循环的核心前提。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和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假设前提，论证了区际间要素自由流动会促
进区域经济差距收敛[30]。有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扩大市场规模能够吸引全球价值链高端生产环节落地本国，推动价值链攀升[31]。上述分析表明，新发展格局的国内循环应是在全国“这一整盘棋”上形成循环， 即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而非仅仅局限于区域内、省内甚至市县内搞封闭低效小市场和自我小循环。经济循环畅通要求进一步破除妨碍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壁垒，建立健全公平统一的市场制度体系，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全国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畅通高质量的国内大循环进而推动双循环。畅通内循环要求实现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有效匹配，进而达致要素和商品市场的动态均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供给与需求两者是畅通经济循环的两个基本面，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供需之间的动态综合作用，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但需着眼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供应链产业链现代化，还要注重需求侧管理实现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
内循环畅通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前提。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之上依托禀赋、制度等优势统筹配置国内外资源，能够充分发挥需求引致创新机制的作用，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破除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约束，攀升全球价值链，畅通良性双循环。
开放：内外循环畅通的关键
内外双循环有赖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开放发展。开放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转型升级、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关键前提，更是在国内大循环基础上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机互动的起点。在开放经济中，要素资源和商品服务得以在更大市场范围内流动和配置，国际分工推动各国生产专业化，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国际经济竞争对国内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现代化形成“牵引”与“倒逼”双重机制，有助于产品供给结构优化。同时，要素所有者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公平的要素报酬，品类丰富的商品和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实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畅通国内国际循环。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开放建设绝不局限于空间开放、区域开放，更重要的是规则、政策层面的制度型开放。新发展格局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并非追求封闭性的内循环，它要求通过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和外循环来避免“低水平畅通”的内循环。更高水平的开放经济以提升经济循环的效率和水平为出发点，意味着分工更加精细、市场更加开放、资源配置更加高效，有助于产业
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攀升。有关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践证明，地区开放程度与产业集聚程度呈正相关，而产业集聚程度则与国际竞争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32]， 这表明开放对于一国参与国际竞争具有重要作用。过去我国普遍依靠投资驱动实现“斯密式增长”，现阶段则需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和分工深化进一步提升区域性的专业化程度，通过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自贸区、构建城市群等途径发展沿海和内陆的开放型经济，吸引全球先进要素落地，作用于全国统一大市场，丰富资金和技术供给，降低生产成本和优化供给结构，最大程度地发挥要素集聚效应、专业分工效应和超大市场规模效应。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要素需求扩大及结构调整，会引致各行业工资水平普遍提高，实现国民收入持续增长、居民购买能力增强，促进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规模和质量提高， 这有助于增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动力和活力。
互促：新发展格局的核心
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并不是孤立的，二者相互促进的关键联结点在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国内国际要素资源和商品服务的公平竞争提供广阔的舞台，从而有效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列宁指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33]。要素和产品的进出口双向流动从来都不矛盾， 国民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发展也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国内经济良性循环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为基础，反过来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又是国内经济良性循环作用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经济正如我们身边的太平洋，汇聚千流、连通四海，铸就了浩瀚宽广的胸怀，孕育了波涛澎湃的活力”。国内供应链产业链现代化可以减少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在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竞争摩擦，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以及内外循环联动效应的发挥。一个国家或地区若充分利用经济体自身的比较优势，通常可以成功地发挥后发优势、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并进一步培育先发优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家间经济关系上的生动体现，有助于实现不同国家的互利共赢。新发展格局在内外互促的过程中实现内循环能力的提高、双循环动能的强化以及内外循环的动态平衡。
市场需求战略：从以出口市场导向为主转向国内市场需求为主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出口市场导向特征，实施“以外为
主，以外促内”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现如今，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博弈加剧等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国际市场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与驱动力趋于下降，国内可持续稳健发展不可能长期依赖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对外贸易。比如，2018年受美国执意挑起的新一轮贸易争端影响，我国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由2017年的4.7%降为2018年的
-7.2%，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作用则由0.3%变为-0.5%，呈现负向贡献①。再者，由储蓄和出口“双盈余”所积累的大量外汇资本的回报率低于国内资本的回报率，无异于一种无形的资本浪费。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负反馈机制，若一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与不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之比表现为相对于其他国家发生增长，就会造成本币升值，进而影响出口，这一结果会随着中国实现后发赶超的事实而避无可避。
净出口需求应当是可贸易品基于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获得的产品竞争优势和国际市场份额，它只是总需求的一小部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我国外贸依存度呈下降趋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则显著提升[35]，2009-2020年间平均水平达到102%，同期最终消费需求的贡献率平均水平超过了50%。2000-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标准差分别为10.08、15.41、12.19，消费部分波动幅度最小， 消费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稳定器”作用。这意味着国内市场需求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部分，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更为突出。需求战略由外需驱动型转变为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解决我国已发生根本变化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对外需走低以及世界市场不稳定性增加的有力应对。
市场竞争优势：从要素低成本优势转向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尽管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尚未充分发挥。过去三四十年中，经济增长在较大程度上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环境等要素低成本优势。劳动人口规模攀升叠加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对中国城市经济部门的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目前这一“人口双转型”的红利不断减少。同时，南亚、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更为低廉，逐渐挤占了中国的要素成本优势。部分地区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以及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也有悖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一般地，若长期依靠低要素成本或资源禀赋优势维系经济增长，可能陷
入“资源诅咒”和比较优势陷阱。
转向超大规模市场竞争优势，是扩大内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内在要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一份报告中提到，市场规模是影响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因素[36]。所谓新发展格局下超大规模市场的竞争优势，是指重组国内价值链以充分结合各地区的后发优势或先发优势，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 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提高国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从供给端看，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我国具有丰富的资本存量，工业经济规模跃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有实现规模经济的条件。这为我国塑造超大规模市场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提供了重要支撑。从需求端看，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人均国民收入在全球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根据WTO提供的数据， 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口额达到2万亿美元，占据了11.5%的世界市场份额，服务贸易进口额达到3775亿美元，贡献了全世界8.2%的市场份额②，我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2020年我国跃升为全球最大的FDI市场，中国市场对国外资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外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管理技术的流入，也有助于拓展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与深度。这一系列条件充分表明，我国具备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竞争优势的强大能力。
市场价值增值：从以技术引进为主转向科技创新自立为主
市场需求可以引导创新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实现“引致创新”和价值增值。然而很长一段时期，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是连接国内国际循环、推动国内产业链嵌入全球产业链的一种发展方式，加工制造曾是我国部分沿海和内陆地区的重要产业形态。现阶段这一方式难以为继，一方面，低附加值的加工和组装环节进入壁垒低，众多新兴国家加入竞争，易诱发利益争端，不利于国内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国家间的互利共赢；另一方面，嵌入全球产业链中的国内产业链受到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形势下高端产业回流以及低端产业转移至新兴国家的叠加影响，存在着断链的压力。
由“技术追随者”转变为“世界科技发展的领跑者”，实现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是促进国内市场供给与需求高质量匹配、抢占国际大市场的根本途径。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是突破当前经济发展瓶颈的重要支撑，是供给结构优化、价值链攀升、大国经济竞争的必然走向和核心所在。增长理论表明，在平衡增长路径上，人均产出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率决定。
实践同样证明，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所带来的长期回报是一段时期内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以英国工业革命为例，受限于过高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营利者转而研发纺织机，以资本要素取代劳动力，能源的低价格使得蒸汽机等先进机器得以大范围推广应用，使得英国在17-18世纪近百年内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37]。需要明确的是，“以市场换技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理念在工业化中后期难以再发挥效用。关键核心技术既买不来，更要不来、讨不来。2018年以来美国限制与中国在芯片等关键原材料领域的贸易往来，直接导致中国相关上下游产业产出大幅下降，其中仅汽车产量就减少了10%。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早已表明，产业部门在国家竞争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着力强化产业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立起能够替代存在断链风险的外循环环节的产业群，进而提高国内价值链在全球循环中的附加值和自立性。
市场开放策略：从以对外开放为主转向对内和对外开放协同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内外协同开放。对外开放是国民经济更好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并且只是开放发展战略的一方面， 若只注重对外开放则是本末倒置；对内开放既是新发展格局下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更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首要要求。在对外开放策略下，我国沿海地区依赖外向型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内外开放不协同导致内陆与沿海地区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差距逐渐拉大，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内大循环畅通。在一个国家内部，虽然能够通过牺牲部分地区、部门和群体的利益快速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嵌入全球价值链，但能否达到世界先进制造水平、跨入高收入行列和实现国民经济由大到强，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劳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那部分地区和产业的发展水平。只有国内各区域之间的开放交流更加频繁、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国内大循环的整体能力才能得到提高，在国际循环中才具有竞争优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两者协同，是开放发展的重要考量维度。
内外协同开放不仅是破解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的有力手段，也是应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必要举措。李克强总理曾强调：“随着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