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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8 月/24 日/第 003 版经济学
切实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吕越 马明会
当前,面对全球价值链重构挑战,以新发展格局构建为引领,切实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
控水平,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已成为事关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
全球价值链重构加剧产业链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以及俄乌冲突的持续加剧,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各国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注重心从“ 效率” 转向“ 安全”,进一步加速了全球价值链向短链化、本地化、分散化、绿色化等方向的调整与重构,进而使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遇到全新挑战。
首先,从短链化来看,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跨国公司纷纷调整全球价值链布局,愈发谨慎地对待关键领域的技术、零部件等方面的输出,加剧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 卡脖子” 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存在“ 大而不强”、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缺失的问题,这与我国被动融入价值链分工体系,以至于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掣肘于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微利化的中低端生产环节存在很大的关联,甚至导致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 低端锁定” 的风险。2018 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调研了全国 30 多家大型企业 130 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情况,发现 32%的关键基础材料仍为空白,52%则全部依赖进口。当前,伴随疫情的全球性蔓延,各国愈发谨慎地对待关键领域的技术、零部件等方面的输出。2022 年 2 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将 33 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 未经验证清单”,意味着美国出口商需要获得许可证,才能向其出口产品或关键的零部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部分产业链供应链的“ 卡脖子” 风险。
其次,从本地化来看,发达国家对本土制造业振兴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进行深刻反思,致力于将关键性产业或生产环节迁回国内,加剧了中国面临的产业转移风险。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开始全面反思“ 脱实向虚” 的发展模式,纷纷实施“ 再工业化” 战略,推动高端制造业“ 回流” 本土。欧美等经济体为降低本土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产业回流的优惠政策。如 2010 年 8 月,美国出台《制造业促进法案》 ,希望通过大范围减税降低制造业成本,以吸引在海外的美国制造业企业回归本土。特别是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暴发,各国愈发意识到由外部冲击导致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局部“ 断裂”,将迅速蔓延至整个生产分工体系,甚至引发全球生产分工的失灵,进一步加剧了发达经济体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本土化的进程。其中,以美国、日本、欧盟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为构建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纷纷推动关键产业回迁本土。例如,2020 年 4 月,日本政府出资 2435 亿日元,以推进“ 供应链改革” 项目,其中 2200 亿日元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迁回日本本土,导致我国面临的产业链转移风险进一步攀升。
再次,从分散化来看,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形成的国家间高度依赖的产业链供应链逐渐暴露出脆弱性,各国逐渐意识到对单一国家过度依赖可能引发的“ 断供” 风险。一方面,中美经贸摩擦提高了中国关联产业链的贸易壁垒,加大了全球产业链的贸易成本和地缘ZZ风险,全球产业链出现向贸易壁垒较低的地区分散转移的趋势。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性的城市封锁、生产中断和供应链停摆,暴露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过度集中的脆弱性,加强供应链韧性的需求日益迫切。各国为规避过度依赖单一国家所带来的风险,纷纷致力于加速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散化布局。例如,2022 年 5 月举行的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第二次会议决定,美欧将在太阳能电池、稀土和芯片等领域扩大来源地,并准备将其关键产业供应链转移至印度,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掣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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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绿色化来看,俄乌冲突引发全球能源危机,导致全球能源投资体系出现重大转向,绿色能源转型迫在眉睫,加速了全球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