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复制

“ 调研荟” 系列№ 41
2024年2月
目 录
1．光明日报调研组：“源头活水”引来山乡巨变 福建省南平市推进科技特派
员制度不断深化拓展的探索实践 1 2．大连银行博士后工作站课题组：
2023年中国城商行发展评述 8
赛迪智库数字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
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形势展望 14
南宁师范大学冯治涛：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振兴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中的实践探索研究 以云南省西畴县为例 20 5．黑龙江省黑河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常态化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 28
6．武汉大学社会学院任亮亮：城乡两栖：返乡青年的生产生活实践及其形成
基础 基于中部地区B镇的调研 30 7．三明市融媒体中心张新武：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问题及对策 47
8．光明日报调研组：春拂天山满芬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动农牧业绿色高
效发展的探索及启示 50 9．淮北市委政研室：打造皖北一流新能源汽车后市场 关于做大做强我市
二手车市场的调研报告 57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鲍计国：
大连市职业教育的问题与对策 60
支雪梅：
电子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67
王菡：
“东北振兴”20年：进展、问题及对策 72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春梅：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加强耕地保护的对策探究 基于成都市的调研分析…83 14．“居民增收对策研究”课题组：
福建居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95
重庆开放大学姜丽霞：
高校思想ZZ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主要问题、困境及对策 101
杨飞、赵欢春：
高质量X建引领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106
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王勇：
共同富裕背景下乡贤治村内生动力与法治化路径 基于T市Y乡的调研…111 18．广东南方金融创新研究院课题组：
广东省城市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研究 122
何冠文：
广东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文旅”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130
海口市乡村旅游协会邓灿芳：
海口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134
汉阴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李小勇：
汉阴县观音河村农旅融合发展调研报告 141
镡鹤婧、张站闻：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探索 146
聊城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王振鹏：
红色研学高质量发展问题及路径研究 基于鲁西革命老区的个案调研…150 24．光明日报调研组：建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家园 青海西宁文亭巷社区
以X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探索实践 160
中国建筑集团课题组：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精神密码”… 167
王枫：
辽宁省农业领域未来产业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170
刘晓颖：
美丽中国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174
广州新穗巴士有限公司王穗斌：民营公交企业思想ZZ工作的改进与
加强 以广州新穗巴士公司实践探索为例 182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谭爽：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186
李权：
农村“三变”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以河南省新安县为例 191
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洪凝街道办事处赵纪宝：
农业农村经济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195
淮北市委政研室：
破解“用水之困”的淮北探索 关于我市地下水水权改革的调研报告…198 33．中南民族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熊芳：普惠金融
参与影响农户内生动力吗？ 基于宁夏575位农户的调研数据 202
连查庭：
企业团队股权激励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213
深圳市碧园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张波：
深圳市重点排污企业生态环境治理需求调研报告 220
吉林省教育科学院申寅子：
省属高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初步共识、问题审思及发展对策……226 37．西安财经大学法学院王园：
“双碳”视阈下陕西绿色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35
北京磐石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武汉燃气工程分公司张攀：
探讨市政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242
汤原县审计局孟凡成：
汤原县经济责任审计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247
中国物流X委常委、副总经理梁伟华：
完善我国物流体系降低物流成本的调研与思考 250
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马传智：
我国政府采购中的问题和对策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视角 256
江苏省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张元清：
我国中医药服务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262
江苏省丹阳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系统施策激励干部敢为善为 268
郭俊朝、尹雨晴：
县域高职学校发展40年：实践成就、问题成因与对策建议 270
尚永犇：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问题及
对策 以台江县旧州村为例 278
哈尔滨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乔婉婷：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三农”经济发展问题对策研究 284
青海师范大学王海洋：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乡村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293
光明日报调研组：
向海图强，拓宽发展新通道 广西高质量发展向海经济的生动实践…299 49．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课题组：
新时代地方（县乡）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研究 306
卢婉琪：
新时代少先队组织联建共育的动因、问题与对策 311
肖正德、谢宜珍：
新时代乡村教师理想信念教育：价值意蕴、现实问题及破解对策……321
长江大学郭冀宁：
新时期大学生就业工作问题及对策分析 334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徐爱军：
新形势下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339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万科紫郡姻韩晔、麻文平：
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344
洛阳市社会科学院杨静怡：以乡村振兴视角探究乡村高质量发展动力
系统 以河南洛阳30个村实证调研为例 34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院高飞：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城市土地
再开发的法治困境与出路 以深圳市的实践探索为中心 357 57．青海民族大学ZZ与公共管理学院赵睿涵：
智慧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 以西宁市城东区为例 370
宁波祥路中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冯宗金：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对策研究 375
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郑丹：
中小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382
宿迁学院季哲凡：
中学生逆反心理调查报告 387
曾佳：中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 以四川
省为例 390
重庆市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汪应钦：
重庆市互联网医院现状调研及分析 397
“源头活水”引来山乡巨变 福建省南平市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不断深化拓展的探索实践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24年3月22日）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南平武夷山市星村镇燕子窠生态茶园考察时强调，“要很好总结科技特派员制度经验，继续加以完善、巩固、坚持” “要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让广大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武夷山燕子峰下，绵绵春雨中的燕子窠生态茶园鲜翠欲滴、生意盎然。 “茶者，南方之佳木也。”武夷山是乌龙茶、红茶的发源地。武夷山市茶
业同业公会会长、南平市首批科技特派员刘国英打着伞，边走边向调研组介绍： “过去，由于当地茶树品种搭配不够合理，加工水平总体偏低，茶叶产量不高， 茶农收益少。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一批批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茶园突出生态种植，不断提高茶叶品质，极大带动了茶农增收致富。”
变化，得从一项创新机制说起。
1999年，福建省南平市在全国率先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首批科技特派员佩戴大红花，带着“科技兴农”的使命下到村里开展科技服务，他们还有一个诗意的称谓——“科特派”。此后20多年，南平市与时俱进推动科技特派员制度创新发展。一批批“科特派”入乡村、进田野，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绘就一幅幅科技兴农的壮美画卷。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制度。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南平武夷山市星村镇燕子窠生态茶园考察时强调，“要很好总结科技特派员制度经验，继续加以完善、巩固、坚持”“要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 让广大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科特派”在新时代的今天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作为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源起地，南平市在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创新发展方面作了哪些新的探索实践？取得哪些新的成果？有哪些经验与启示？近日，光明日报调研组来到闽北大地，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调研。
让科技像种子般在广袤田野生根发芽
仲春时节，穿过乡间阡陌，调研组一行来到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仁山村。
这里，草木萌新，一棵棵嫁接的桔柚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我们对这棵桔柚树进行了2次嫁接。你们瞧，这里就能看出嫁接的痕迹。” 在仁山村采摘点，南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应薛养一头扎进大棚里，轻轻拨开枝叶，耐心地介绍着。
2017年，已有多年“科特派”经验的应薛养来到仁山村，推广先进的果树嫁接技术，并带领农民修建大棚，改变了果农“靠天吃饭”的局面。“现在当‘科特派’，不仅要帮助解决生产技术难题，还要着眼产业全局，注重产品质量提高与品牌引领，推动实现科技与产业融合。”他说。
像应薛养一样，扎根在仁山村的“科特派”们多年如一日，持续接力，让葡萄、桔柚成了仁山村的“致富果”。
正如仁山村驻村第一书记游珊所说，在“科特派”团队的帮扶下，仁山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目前，仁山村的巨峰葡萄年产量达360万斤，纯利润1000 多万元，村民们的人均年收入突破了3万元；常住人口在村百分比达88.84%。
“科特派”让科技像种子般在广袤田野生根发芽，架通了农民增收致富的桥梁，推动南平山乡巨变。
改革开放以来，南平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很大进步。同时，作为山区农业大市，南平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农业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农民普遍缺乏科学种植技术、农产品销售难问题突出。
如何解决？南平市开出了科技兴农“药方”！
1999年2月，南平市委、市政府从市县两级涉农部门、农业科研院所以及部分乡镇农技站中，选派首批225名农业科技人员到215个行政村担任“科特派”。
岁月如歌，一批又一批的“科特派”们牢记初心使命，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助农兴农的精彩篇章。
南平市，地处福建北部、闽江源头。作为万里茶道的起点，中国茶香从这里飘向世界。南平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刘梦莹，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生物技术专业，于2017年成为“科特派”，在我国小白茶发源地
——建阳区漳墩镇开展农业技术服务。“过去，由于价格低，茶农收入微薄， ‘小白茶都不如小白菜了’。通过调研，我们提出从品种选育等方面着手，推动小白茶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现在，当地茶农人均年增收达5000元。”刘梦莹说。南平市小城故事生态农业公司总经理叶雅英担任“科特派”后，指导南平市顺昌县埔上镇果农发展电商销售，拓展市场空间，进一步打响埔上柑橘品牌，
带动了果农增收。叶雅英很自豪地说：“果农们很开心，因为产品再也不愁卖了。”
落日余晖下，青山绿水间，南平市浦城县仙阳镇阳墩村升起了袅袅炊烟， 在四周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掩映之下，宛如世外桃源。
在由阳墩村一所小学旧址改造而成的展馆里，福建浦城闽越山水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安森一边向调研组介绍谢华安院士专家团队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一边由衷感叹：“当初回乡创业时我真没想到，企业发展能这么快，多亏了‘科特派’团队。”
走进位于浦城县石陂镇的再生稻科技小院，七彩油菜花、绿油油的秧苗映入眼帘，分外惹人喜爱。浦城县石陂镇农技站站长李炜轩介绍，再生稻具有产量高、米质优、一种两收、节本增效等特点，大大提高了种粮效益，带动增收致富。
“现在人工成本高、粮食价格低，如果没有科技力量支持，根本赚不到钱。在‘科特派’的帮助下，我们种上了再生稻，一亩能赚1000元。”石陂镇种粮大户陈兆武高兴地告诉调研组。
如今，南平的“科特派”队伍不断壮大，他们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让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推动人才与乡村“双向奔赴”促双赢
细雨刚停，顺昌县科技特派员团长高允旺就带着菇农和青年“科特派”下了地，手把手传授竹荪种植新技巧。
“我当‘科特派’23年，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就是专心从事竹荪栽培技术创新与推广，带领乡亲们致富。”高允旺回忆起他当年主动请缨当“科特派” 的情景时很是感慨。他说，南平市很重视“科特派”，第一批“科特派”下乡时佩戴着醒目的大红花，大家都觉得当“科特派”很光荣。
“科特派”下乡后唯一的使命就是科技服务，技术人员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专心地做好一件事情。而且先前的待遇、工资、职务等都不变，还能优先晋级提拔。在高允旺看来，这就为科技人才下乡解除了后顾之忧。
“我的技术变成了菇农白花花的银子，菇农都说看见高老师就像看见‘金蛋蛋’，他们的肯定是我前进的动力。”如今年过六旬的高允旺，组建了一支“师带徒”队伍。“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要给予‘科特派’更多的正向激励和帮助支持，让他们在基层一线留得住、干得好。”他说。
“科特派”与农民或企业建立利益共同体，是南平市引才留才的一个创新举措。
据介绍，刚开始“科特派”下乡传授种植技术，农民担心亏本不敢种，于是一些“科特派”自己出钱买原材料，和农民一起入股。等到丰收，这个利益共同体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不过“科特派”们觉得拿着工资，又和农民一起受益，心里不太踏实。但南平市委市政府肯定了这一方向，不断完善相关机制，支持“科特派”兼职取酬，或以技术入股、资金入股等方式与服务对象建立利益共同体。如今，全市完成利益共同体备案262个。
走进永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展厅，一坛坛颗粒饱满、色泽透亮的优质大米和一面整齐陈列着优良稻种的展示柜，吸引了调研组的目光。“这些都是我们‘科特派’团队的研发成果。”公司董事章忠洲介绍道，企业与“科特派”优势互补，助推科研成果即创即推、即推即转，极大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一旁的南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江文清随即告诉调研组：“我们‘科特派’团队以技术入股的方式与公司建立利益共同体，在给农户和企业带来效益的同时，团队每年也能有200多万元的收益。开展服务和利益分配依法依规， ‘科特派’放下了思想包袱，能够更好发挥效能。”
在交谈中，调研组发现南平市发改委重点项目管理科三级主任科员张斌对南平“双碳”产业发展方向、科技前沿动向、政策资金投向等情况了然于胸。
“我们是产业与‘科特派’之间的桥梁。”作为南平市工业园区“科特派” 团长，张斌以服务当地产业发展的站位，放眼全国，寻找可以攻克关键技术瓶颈的“科特派”，同时为“科特派”与所服务企业、单位创造更多支持条件。
刚刚结束企业调研返回南平市区的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赵志军坦言，南平市对“科特派”的全方位服务是吸引他的重要因素。“无论我们在区县企业调研，还是参加各种产业技术论坛，区县政府部门都会安排专员全程为‘科特派’服务，使我们在服务企业时，可随时获得各级政府部门的帮助支持和贴心保障。”他说。
“近年来，我们还注重加强对‘科特派’的金融支撑，推出‘政银担’科特贷、科特e贷、科特兴贷等金融产品，累计放贷11亿元。”南平市科技局X组书记、局长谭树龙介绍。此外，南平还通过举办“科特派”创新创业大赛、技术成果推介会，以及遴选打造282个“科特派”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吸引了越来越多优秀人才到广袤乡野绽放芳华。
以机制创新全面激活乡村振兴“科技引擎”
实践无止境，创新不停歇。科技特派员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人才机制，关键是要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面对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诉求，如何更好地引才、用才，南平市不断进行着探索。
推动“单人单点”服务向“组团联动”服务转变、从服务一产到三产融合、不断创新“科特派+”模式在南平市科技特派员学院的展示馆，通过工作人员生动清晰的讲解，调研组详细了解了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来龙去脉，感悟到南平科技兴农富民的不变初心。
“最初‘科特派’的服务方式主要是‘点对点’进行农作物种植技术指导。随着农业产业发展需求的变化，我们突出以产业链思维布局‘科特派’。”谭树龙补充介绍，比如，针对茶产业生态种植、智能加工、衍生品开发、品牌打造等全产业链科技需求，南平引进了10余名产业高端人才加入“科特派”队伍， 推进茶产业转型升级。
“科特派”团长、“科特派”联络员、乡土“科特派”推广员南平市不断夯实“科特派”服务的“基层堡垒”，将多支力量拧成一股绳，朝着共同目标前行。
建阳区鲜美家庭农场负责人刘贵道，是村里第一批靠种葡萄发家的村民， 当过村委会主任、村X支部书记，现在是一名乡土“科特派”推广员。他把自己的角色比作科技进村入户的“临门一脚”。“有了这个角色，‘科特派’做工作能够事半功倍，省去了跟农户一一沟通的时间。”他告诉调研组。
信息技术也为科技特派员制度注入新的动能。科技特派员信息化服务平台、慧农信等线上平台的启用，极大提高了对“科特派”工作的考核管理效率，也方便了“科特派”线上指导解决大多数常规技术问题。“订单式”需求对接、“菜单式”服务供给的模式，让“科特派”服务更加精准。
在南平市绿色产业创新中心，工作人员向调研组展示了“南平市绿色产业创新平台”的功能作用。平台围绕竹、茶、白羽肉鸡等南平市重点产业绘制了创新链图谱。工作人员点击选择产业领域“竹”，大屏幕上随即显示出产业链链上企业分布、关键技术类型统计、人才分布、金融产品和机构推荐等信息， 通过深入查找最新前沿技术与产业关键技术“链接点”，可破解“企业找不到专家、成果找不到转化”的难题。
调研组了解到，为进一步激活乡村振兴“科技引擎”，南平市持续在政策
上突破、机制上创新。近来在省内首创推出工作经费包干制度，更加方便“科特派”到基层一线开展服务。
“面向未来，南平将持续做好‘总结、完善、巩固、坚持’四篇文章，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不断深化拓展。期待更多‘科特派’到农村广阔天地施展才华，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翅膀’，催生更多精彩蝶变。”南平市委书记袁超洪说。
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经验和启示
25年弹指一挥间，科技特派员制度已由南平的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制度安排，见证了伟大思想历久弥新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调研组认为，南平科技特派员制度星火燎原的生动实践，源于当地X委政府始终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深化落实“高位嫁接、重心下移、夯实农村工作基础”的工作思路，打造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南平样板”，实现了搞活机制、用活人才、放活市场、激活品牌的多赢效应。其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高站位谋划，坚持科技兴农不忘初心。体制顺、机制活，则人才聚、事业兴。南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作为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出发点和原动力，把“机制活”放在首位，成立市委书记、市长任“双组长”的科技特派员工作领导小组和“7+X”联席会议落实机制，搭建市、县、乡镇、村四级“科特派”管理服务架构，推动“科特派”与下派村支部书记和驻村蹲点、挂钩帮扶、挂企挂项等干部整合，逐步形成了“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互动联动、一体运作”的新的农村工作机制，带动各种资源和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农业农村，培养和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的新型农民，让农民有更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前瞻性布局，推广新质生产力到田间地头。南平发挥“科特派”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先进、成熟、适用技术的应用和集成示范，服务范围从过去单一的农业产业向全产业、多领域综合性服务转变，推动一产“接二连三”， 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融”，逐步形成了“科特派”全产业链服务新格局。变“单人单点”服务为“组团联动”服务，通过高水平科技团队与乡土人才深度结合，组建行业科技服务组，抢占农业科技竞争制高点，把新质生产力推广到田间地头，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机制化放活，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动能。“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得人之要， 必广其途以储之”。南平以科技招商的思维创新“科特派”选认机制，通过高
端“引”、机关“派”、基层“培”、社会“聘”，构建了上有高校院所专家、中有企事业专技人员、下有乡土人才的“宝塔形”科技人才服务体系。“科特派”通过技术入股、知识产权入股、领办创办企业等方式，与农民、企业等服务对象结成利益共同体。整合“政策+项目+金融”服务包，推出“政银担”“科特e贷”等金融产品，深化“揭榜挂帅”机制，开展“科特派”联合技术攻关， 促进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制度化保证，擦亮“科特派”金字招牌。南平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制度发源地的优势，在全省率先发布和推广实施福建省地方标准《科技特派员服务规范》，并推动上升为国家标准，助力全国“科特派”工作走向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建立首个科技特派员学院、首个全国骨干科技特派员培训基地，建成“科技特派员制度展示馆”，构建专任教师、客座教授、聘用人员“三位一体” 的师资队伍，打造了建阳仁山、武夷山燕子窠、延平溪后等10个现场教学点， 引导广大“科特派”秉持初心，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为乡村振兴提供科技支撑。
2023年中国城商行发展评述
大连银行博士后工作站课题组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X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我国城商行坚守定位，聚焦主业，优化业务结构，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推进数字化转型，积极应对资本计量规则变化，主要经营指标总体符合预期。
增速放缓：结构优化
资产负债规模增速放缓。2023年，城商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增速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也低于2022年的增速。2023年，城商行资产规模同比增速为10.66%（2022年的增速为10.68%），银行业同比增速为11.1%（见图1）；城商行总负债同比增速为10.7%（2022年的增速为11%），银行业同比增速为11.3%（见图2）。在利率下行的大背景下，城商行根据自身经营情况，理性看待业务规模，不再片面追求规模扩张。
结构优化，服务实体。城商行存款占负债的比重有所下降，负债来源多样化水平有所提升。样本银行①存款占负债的比例均值同比下降0.37%，其中，西安银行和北京银行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下降3.55%和3.23%（见表1）。随着居民资产配置多元化以及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商行对存款的依赖度有所降低，多元化的负债来源有助于城商行降低资金成本，提高经营灵活性。
城商行贷款占资产的比例有所上升，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加大。样本银行贷款占资产的比例均值同比上升了0.53%，其中，贵阳银行和成都银行的上升幅度较大，分别上升了4.59%和3.84%（见表1）。为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金融监管机构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政策，包括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进行定向降准等，为城商行提供了更大的贷款空间。
息差收窄：拖累营收
息差持续收窄。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城商行的净息差为1.6%，同比降低0.14个百分点，既低于大型商业银行
（1.66%）和股份制银行（1.81%），也低于民营银行（4.21%）、农商行（1.89%） 和外资银行（1.61%）。监管和货币政策引导银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城商行资产端的收益率受到影响。城商行受资金结构、存款市场竞争以及定价机制等因素制约，负债端成本也难以有效同步同幅度下降。二者共同作用，导致城
商行息差收窄。
非息收入增长乏力。在净息差持续收窄的情况下，城商行寻求扩大业务增量，增加非息收入，但是非利息收入的占比情况却不尽如人意。2023年，样本银行非息收入占比均值与2022年同期相比，降低了0.93%。非息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有南京银行（44.29%）、宁波银行（36.05%）、杭州银行（35.87%）以及上海银行（30.62%），均在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地域性（见表2）。城商行非息收入增长任重而道远。
营收指标增速放缓。2023年第三季度，样本银行的营业收入增速和净利润增速均值分别为1.45%②和7.99%③。与2022年同期相比，样本银行的营业收入增速和净利润增速均有所下降，营业收入增速均值下降了6.58%，净利润增速均值下降了3.99%（见表3）。息差水平收窄以及非息收入增长乏力等因素，共同对城商行的营收造成拖累。
风险管控：喜忧参半
不良贷款率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且地区分化明显。2023年前三季度，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9%、1.9%和1.91%，明显高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 且与行业均值差距持续拉大（见表4）。按不良贷款率计算方式看，分子端的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增速达12.83%，分母端的各项贷款余额增速为11.58%，分子端增速更快，说明不良贷款余额大幅增加是城商行2023年前三季度不良贷款率提高的主要拖累因素。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上看，长三角地区的宁波银行、杭州银行、南京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和结构显著优于其他区域，不良贷款率均低于1%；西南地区的成都银行的资产质量保持良好水平。
风险资产呈向下迁徙态势。样本城商行中，除长三角地区的四家城商行外， 其他城商行2023年上半年次级类贷款迁徙率均有所上升；过半数的城商行可疑类贷款迁徙率高于同期次级类比率，说明风险资产呈动态下移趋势（见表5）。
拨备覆盖率处于合理区间。城商行2023年前三季度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86.05%、185.8%和186.07%，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且较2022年同期稍有回落（见表6），亦呈现区域性分化特征。样本银行中，长三角地区的杭州银行、宁波银行可用于计提拨备的财务资源较为丰富，拨备覆盖率均高于450%。
流动性管理：总体可控
流动性分层依然存在。同业业务是银行流动性管理的主要手段，从2023年同业银行拆借利率来看，不同类型银行机构之间仍存在流动性分层问题。表7为
近三年商业银行同业拆借情况，城商行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显著高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存量同业存单规模整体增长乏力，说明城商行为维持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需要付出超额成本。
流动性合理充裕。2023年，央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如降准0.25个百分点等，释放长期流动性，补充金融机构资金来源， 保持银行业流动性合理充裕。2023年前三季度，城商行流动性比率分别为77.03%、77.29%和78.06%，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见表8）。样本城商行的流动性覆盖率均不低于100％，满足监管要求，有能力抵御流动性风险及特殊事件的冲击。
优质稳定的流动性资产有待补充。在低息差的新常态下，城商行受经营区域范围和客户规模条件限制，同业融资便利性弱化，如何更好地平衡流动性和盈利性，是城商行主动管理风险、实现内涵式资本补充的关键。从样本城商行的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总量上看，2023年上半年较2022年末相比，均具有较大波动。例如，长沙银行和北京银行该指标分别为下降16.44%和提升20.5%。趋势分化主要与业务投向及所处地区经济环境相关，北京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更加丰富，通过利润留存及发行资本补充工具等方式提高自身流动性水平；而部分地区城商行因受发行主体资质及评级难度制约，资本补充渠道相对有限。从净稳定资金的比例动态变化视角看，吉林银行、长沙银行、郑州银行该指标降幅均超过5个百分点，分别为11.68%、5.63%和5.32%，资金波动性较大；其他样本城商行变动幅度基本在2个百分点以内。可见，少数银行优质稳定的流动性资产仍需补充（见表9）。
零售业务：全面提升
城商行零售业务提升。安永《中国上市银行2022年回顾及未来展望》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度，我国上市城商行零售业务营收占比为27.19%；2023年上半年，这一比例将上升为28.98%，零售业务贡献度小幅提升。从样本城商行来看，截至2023上半年，北京银行、江苏银行和宁波银行的零售业务收入分别为119.95亿元、119.57亿元以及109.27亿元，均超过百亿元；其中青岛银行、长沙银行零售业务增速分别为37.57%、22.69%，零售业务扩张迅猛（见表10）。
零售存贷款结构持续优化。存款定期化趋势延续。2023年，样本城商行2023 年中数据显示，零售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占零售存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18.8%、81.2%，定期存款占比较之前两年同期有所提升（见图3）。导致这一现象的原
因可能是居民避险偏好延续下，存款定期化趋势仍然较强④。同时，也可能与国家推进个人养老金发展有关，居民的养老金储备意识增强，增加长期储蓄。
个人经营贷和消费贷呈上升趋势。从近三年数据看，个人经营性贷款占比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由2021年的13.43%增长到2023年上半年的17.18%（见图
4），城商行坚守“支持实体、服务中小”的定位，有效解决了小微企业主融资难题。个人消费贷款所占比例较高且增长趋势平稳。近三年个人消费贷款占个人贷款总额的32%左右，也是贷款新增额的主要来源，且增长趋势平稳，由2021年的31.77%，增长到2023年上半年的33.65%。
个人住房业务呈下降趋势。样本城商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近三年下降了5.31%。这一趋势和银行业整体情况趋同（图4）。在房地产行业整体下行的趋势下，房价走低，同时伴随提前还款，使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普惠业务：持续发力
普惠金融服务持续发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3 年三季度末，城商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3.8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7%， 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为13.4%。城商行践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三个服务”定位，全面落实原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2023年加力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量的通知》精神，支持普惠金融，提供更多有效信贷支持。
普惠金融业务客户群体整体下沉。普惠小微企业户均贷款余额可以粗略衡量一家银行普惠小微企业客户群体的下沉程度。从总量来看，8家样本城商行户均贷款余额不足100万元，只有2家超过200万元。从普惠小微企业户均贷款余额变化情况来看，3家银行的户均余额都下降显著，上海银行（-12.3%）、南京银行（-3.91%）、宁波银行（-2.34%）的户均余额增速为负，说明三家银行的普惠金融客户群体下沉趋势明显。特别是上海银行户均贷款余额仅为37.12万元， 环比增速为-12.3%，说明其普惠业务下沉程度较高（见表11）。
数字化转型：稳步开展
完善顶层设计，制定数字化转型规划。2023年，城商行认真落实原中国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主动完善数字化转型工作整体布局，持续强化数字化转型组织推动，力争在数字化转型的行业分化格局中先行一步。一是成立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和数据管理委员会，部署
夯实基础，积极构建数字化能力中台底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明确提出“中台”概念。城商行落实央行要求， 纷纷架设连接“敏前台”和“稳后台”的“大中台”，实现业务、技术、数据的有机融合，以便快速响应需求变化和业务创新（见表13）。
净值化理财：成功转型
新发理财产品占比提升，经受住净值化转型的挑战考验。截至2023年12月中旬，银行理财市场全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30395个，其中城商行（不含理财子公司）一共新发了7686款理财产品，占全市场理财产品发行量的25.28%（见图5）。与续存产品占比相比，城商行的新发产品占比略有提升，从24.48%提升到25.29%。城商行理财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经受住了净值化转型的挑战考验。
城商行系理财子公司经营效率较高。从资产净利润率（净利润/资产总额） 的平均值来看，城商行系理财子公司（7.74%）略高于股份制银行系理财子公司
（7.59%），远高于大型银行系理财子公司（4.7%）。其中，杭银理财的资产净利润率最高，为12.27%，宁银理财、青银理财和光大理财的该值也高于9%（见表14）。
资本管理：积极应对
资本充足率水平稳中有降。截至2023年三季度，城商行资本充足率为12.54%，低于大型银行（17.1%）和股份制银行（13.22%）的资本充足率，也低于2022年和2021年的同期数据（2022年为12.85%，2021年为12.96%）。近年来， 城商行净息差压缩幅度较大，资产质量边际弱化，加之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匮乏，导致城商行内外资本补充能力都相对不足（见图6）。
资本饥渴问题依然存在。样本城商行资本净额增速低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 导致资本充足率偏低。从2023年中报和2022年中报的数据对比来看，样本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均值下降了0.21个百分点，资本净额和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速分别为12.1%和12.27%，即在二者都增加的前提下，资本净额增速低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
积极应对资本计量规则变化。2023年2月，原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后，城商行积极着力部署资本新规落地工作：一是投入专业的人力资源，对新规要求进行详细解读和实施方案设计；二是对现有资产、业务和数据等方面进行全面梳理，研究现状和差距，按照新规口径开展定量测算与影响评估工作；三是对信息系统进行优化改造，夯实信息系统与数据治理基础；四是制定配套制度和改造配套流程，确保能够及时、充分地掌握客户风险变化情况。
结束语
2023年，面临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多重困难挑战，城商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2024年，我国经济发展虽然仍将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较多等不利因素，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城商行要坚守“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 三个定位，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力求实现突破式发展。
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形势展望
赛迪智库数字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
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持续释放经济增长“第二曲线”效能，带动投资、消费、贸易、就业等领域持续增长，助力经济固本培元，加速向内生式增长模式转变。展望2024年，算力经济将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我国将加快布局数字经济要素、产业、应用新赛道，不断释放数字产业发展新动能，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引领新型工业化建设，全面推进数字经济高水平开放。
对 2024 年形势的基本判断
数字经济持续保持增长韧性，要素、产业、应用新赛道将加快创新
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在小幅波动中稳定增长，成为国内经济回升向好的主要增长引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前三季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10.2%，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1.2个百分点，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相关设备的生产持续快速增长，为新动能成长壮大打下了良好基础；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3.5%，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60%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1—10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8.4%，“新主播”“新消费”“新国潮”等模式再度激活网络消费空间；以智能网联汽车为代表的优势数字产品出口增长加快，10月同比增长88.5 %，进一步突显了我国数字经济优势产能“走出去”的显著成效。
展望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增长态势和发展活力将持续彰显，并在数据要素、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数字经济新赛道加快布局步伐，各地方将围绕中国式数字经济发展路径大胆探索，协同推进数字生态升级。一方面，地方将以国家数据局工作体系构建为引领，加快构建广覆盖、全要素、深融合、促共享的数字经济发展格局，推进数据要素市场机制创新，突破技术产业发展“无人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各地将进一步把数字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数实融合领域，协同推进各类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活力，推动数字贸易高水平开放，提升数字经济整体发展质量。
机
2023年，“东数西算”工程各大枢纽节点建设进入提速升级新阶段，一批
重大示范项目开工建设，以绿色低碳、集约高效、自主可控为特点的数据中心
建设运营新模式不断涌现，行业生态不断完善。
一是政策支持“有力度”。8个算力枢纽节点地区相继成立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专班，制定出台实施方案、专项规划、相关支持政策等，形成工程建设统筹发展格局。
二是重大项目“上规模”。节点地区统筹中央预算内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 支持数据中心、直联网络、绿电供给、网络安全等工程专项及配套项目建设， 吸引各类要素资源加速汇聚。
三是网络跨域互联“提速度”。东西部重要节点城市间的直达链路大量开通，光纤直连传输时延降低至20毫秒以内，互联网接入成本显著降低。
四是产业生态“现活力”。各节点地区积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优秀应用实践，围绕数据和算力加快建链强链，搭建多层次交流促进平台，逐步形成创新活跃、主体多样、互促共进的生态体系。
展望2024年，随着行业数字化转型需求的大量释放，各地将进一步加强智算中心、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等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全国算力总规模年均增长预计达30%，从“通用算力集中部署”向“多样性算力按需供给”加快转变。互联网络架构持续优化，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和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将加快建设，促进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网络互联架构加速形成，助推多样化算力融入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支撑算力高效互补。同时，围绕算力协同融合的产业创新动力持续增强，计算架构、计算方式和算法创新加快，算力相关软硬件生态将不断丰富。
2023年，多地探索落实数据基础制度，加快数据服务生态建设，推动数据应用场景创新，不断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一是数据基础制度“地方方案”加快出台。20多个省市发布数据条例，在数据确权、流通、使用、治理等方面探索适用本地的措施。25份以上的行业数据流通规则发布，推动大数据在交通、医疗、金融、农业、工业等领域的流通应用。
二是数据流通服务生态正在形成。多地加大“数商”生态培育力度，以专业化服务促进数据高水平流通利用，如上海举办2023首届全国数商大赛，杭州开展基石数商、星火数商分类标准研制。
三是数据场景创新不断突破。公共数据开放、行业数据开发、数据出境等
场景建设成为趋势。例如，厦门开放45个部门5亿多条数据，支撑普惠金融、信易贷等52个应用场景及中国人工智能大赛等赛事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线全国首个工业数据交易专区；上海建设国际数据港，开展全球供应链数据流通与信息共享、文化与数字内容出海、跨境电商直播等场景创新试点。
展望2024年，国家数据局将围绕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以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为切入口，全面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建设发展。在此基础上，各地将推动数据治理机构调整优化，建设央地协同、纵横贯通的数据治理体系，细化落实确权授权、供给流通、收益分配、安全监管等基础制度。先行地方将深入探索大数据集团运行模式，推动政府数据资源统建统管， 培育打造数据要素集聚区，引导数据流通交易平台规范建设，发展数据经纪人、数据超市等新模式，加速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构建。
2023年，数字产业整体保持增长态势，“硬制造”类行业恢复相对较慢， “软服务”类行业成为主要增长引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热度提升， 不断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
一方面，核心产业“软硬分化”趋势明显。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电信、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等行业收入增长较快，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6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相比之下，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持续承压，规模以上行业收入有所下降， 智能手机、微型计算机设备等主要产品产量增长速度减缓，部分重点省市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均明显下降。
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布局热度持续提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应用的快速演进，智算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模型等领域创新动能积累增强。全国已有超过30个城市正在建设或提出建设智算中心，浙江、北京等地均提出要加快建设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平台；重点企业纷纷加大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和应用投入，政务、金融、科学研究、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大模型应用项目大量涌现。
展望2024年，在以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代表的新技术赋能下，消费电子、智能装备、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的新产品、新应用快速发展，将有可能催生更多的数字经济新动能。Gartner预计，AIGC行业将在2~5年内进入成熟期，发展潜力和应用空间巨大。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模型全链条和专用化布局将引领行业
持续增长，阿里、百度、华为等领先的科技企业加大从芯片、平台到终端、应用的投资力度，智源、商汤、科大讯飞等企业注重专用领域的垂直应用场景建构。另一方面，“AIGC+”产品创新将引爆行业新的增长点，苹果正推动“AIGC+” 应用向手机、头显等终端延伸，这也将成为数字企业产品创新的重要途径。
2023年，各地相继开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从政策支持、供给优化、标准引导等方面系统构建产业转型服务生态。截至目前，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增长至59.4%和77.6%。
一是转型支持不断加大。多地发挥政府资金引导作用，大力建设数字化转型标杆项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启动，政府通过中央定额奖励、城市专项支持等方式为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提供资金支持。
二是转型供给持续丰富。多地大力建设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汇聚和培育领域专家、专业机构、解决方案等优势资源，深入企业“把脉问诊”，提升精准服务能力，加快推广面向中小企业的“小快轻准”解决方案。
展望2024年，人工智能大模型将引发产业创新范式根本性变革，基础支撑、开发框架、模型服务等多层次产业布局加快，政务、办公、娱乐、教育、工业等领域多样化应用场景将逐步探索建设。
面对国际竞争加剧、产业外迁隐患加大等风险，我们要加快数字产业高端化发展布局，快速推进以人工智能大模型为引领的开源创新，带动消费电子等领域新一轮软硬件产品升级换代，促进产业链网络化协同、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供应链调整优化，不断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面对国际格局调整大势，我国立足于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以共享数字经济红利为前提，致力于推动全球共享发展，共建数字经贸合作机制平台，倡导数字治理国际规则的“中国方案”，持续探索数字经济高水平开放发展路径。
展望2024年，世界主要国家将立足本国数字化战略自主诉求，输出符合本
国价值观的规则和治理主张，推动以利益为导向的数字经贸合作，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碎片化、数字贸易内向化发展态势依然明显。
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2024年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期，各国之间围绕数字竞争力的博弈将持续加剧。与此同时，国内经济支撑动能将逐步恢复，优势要素加快向数字经济领域集聚，发展新动力正在形成，但仍面临制度不清晰、市场不统一等约束，新动力传导、放大、带动效应释放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从国内环境看，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需求叠加，制度缺失、供需错配等因素制约快速发展。
在国内外发展大环境下，产业投资扩张期尚未到来，企业新服务、新业态增长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挤压，加之相关市场配套制度不完善、过度竞争加剧，短期内难以快速形成大规模的发展势能。
一是新兴业态发展相对缓慢。例如，数据资产评估、确权交易、流通服务等领域的新兴企业成长周期较短、规模体量较小、业务不成熟，尚未具备大企业、大平台、大生态能力。
二是基础制度实施路径仍不清晰。例如，数据训练、数据流通、数据使用等配套制度缺失，合法合规边界不清晰，服务商受限于数据来源和内容限制等方面的要求，需先行筛选数据再使用数据，很有可能会降低数据使用价值。
三是过度竞争激化要素矛盾。例如，“百模大战”导致高性能芯片争夺加剧，越来越多的地方和企业更倾向自行部署用于AI训练的智算中心和云平台， 反而促使技术、应用、基础设施难以形成强大合力。
应采取的对策
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我国需要立足自身大市场大应用优势，更深刻地认识数字经济创新规律和变道机遇，把握新市场孕育、新优势构建机会，系统布局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优化发展环境，争取更多发展机遇。
一是推进新兴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开展新一轮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工作，推广扩大试点示范效应，提高大数据领域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发展水平，开展星级基地遴选评价，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引导各地特色化、 差异化发展。
二是支持地方发展数据标注、数据评估、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等新型数
据产业，加大数据产品供给，推动数据产业赛道新蓝海的形成。
三是促进平台企业创新发展，鼓励平台企业参与国家科技创新项目，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平台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攻关项目，促进科技创新和平台经济健 康发展。
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化
一是提升企业数据管理能力和数据供给质量，推动各地开展数据管理国家标准（DCMM）贯标，推进企业首席数据官（CDO）制度建设，推动企业构建数据 驱动的管理体系和决策模式。
二是加快数据资源标准体系建设，推进大数据领域全流程相关的国家标准构建，强化数据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撑作用。
三是不断丰富数字化转型供给。依托“链主”企业、平台企业、转型促进中心等各类主体，打造数字化解决方案资源池，研制并推广行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评估标准，引导和带动多层次数字化转型实践。
一是加强数据要素资源供给，鼓励互联网企业、电信运营商、大型工业机构开放数据资源，探索建设全国统一的数据登记平台。
二是推进国家基础数据制度的落地实践，推动数据资产评估等国家标准研制，在重点地区开展数据资产登记试点，支持各地出台各自的落实文件，鼓励开展跨境数据流通的创新试点，探索打造自主可控的工业数据空间。
三是深化数据要素的市场化运营，探索非公共数据的交易模式与合同模板， 制定数据交易场所服务规范，拓展数据要素的应用场景，分行业、分领域制定场景应用指南。
优化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环境
一是加强统筹布局，实施重大领域和关键事项“挂图作战”，明确责任主体和执行方，常态化跟踪工作进度，推动技术、数据、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向重点产业加快汇聚和转化。
二是推进生态构建，围绕重点产业链“强链补链稳链”，发挥“链主”企业、平台企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带动作用，协同打造产业应用和服务生态，贴近产业数字化关键领域，部署关键技术、集成解决方案。
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振兴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实践探索研究 以云南省西畴县为例
南宁师范大学 冯治涛
引言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广大农村最天然的优势，是支撑农村发展的最宝贵财富。在乡村振兴“五位一体”战略中，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则必须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西畴县属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辖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下辖2个镇、7个乡，总人口26.8万人，幅员面积1506ｋｍ2，地形封闭破碎，耕地零星分散， 土地贫瘠。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畴县受战争、喀斯特地貌等影响，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县森林覆盖率仅为25％，全县石漠化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75.4％，人均耕地不足0.053ｈｍ2，曾被外国专家判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可见其生态环境的恶劣。经过近30年的发展， 西畴县生态环境成功地得到改造，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石漠化治理面积达到290ｋｍ2，森林覆盖率提升了24.83％［1］。通过将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修复与脱贫攻坚协同推进，2018年云南省政府宣布西畴县达到脱贫标准，退出贫困序列，实现了从基本温饱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历史跨越，对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振兴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借鉴意义。
西畴县生态振兴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的逻辑
历史发展延续的时代逻辑
从西畴县发展的历程来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其生态减贫理念呈现螺旋上升的趋势，即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在不同时期背负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并为下一个发展目标奠定基础， 实现了理念和制度的可延续性。
1949年10月—1956年底，在X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
合作化运动。西畴县人民在合作社实践过程中，由于缺乏组织，社员无法形成合力，农耕活动因此滞后，直到县委派出驻村干部组织起社员，农耕工作才得以顺利完成。根据西畴县“东升初级合作社”的具体实践过程，工作组长撰写了《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是怎样整顿好的》一文，后被收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得到毛主席批示，孕育出“西畴精神”的红色根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全X工作重心，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当全国上下都在如火如荼进行经济建设时，西畴县人民进行了长达13 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至1992年全县工作重心才由“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转移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上来。在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的指导下， 领导干部带领西畴县人民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三十年绿化西畴大地” 的战略目标，秉持“搬家不如搬石头，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的精神，对生存条件、生态环境恶劣的西畴县进行了炸石修路、造田等改造。X的十八大后，西畴县干部群众认真落实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态文明思想，恪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继承中不断发扬“西畴精神”，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积极向省级生态文明示范县推进，实现了西畴县的脱贫摘帽。
时代是思想之母。几十年来，西畴县的发展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 成立初期政府引导农民互助合作发展生产，到改革开放时期解放思想，将全X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两山”理论，这段发展历程反映了西畴县在历史延续中，随着指导思想的不断进步，其发展理念也不断汲取时代养分，紧跟时代潮流，回答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如何平衡这一“时代之问”。本着改善恶劣自然环境以谋发展、追求人民群众向往的美好生活的愿望，在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的同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西畴县率先在文山州实现了脱贫摘帽，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
实现生态振兴的理论逻辑：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理论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思想
异化的本意是指事物脱离自身实际变得疏远化、陌生化，表现的不是自身而是其对立面。劳动者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其劳动的整个过程，经劳动生产的产品，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人所结成的联系理应是属于劳动者自己的，但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发生了异化，成为无法由劳动者自己主导的外在对象。在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对德、法、英3国ZZ经济的密切关注和研究双重因素的影响下，马克思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概念。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资本家把工人当作为自己牟利的“工具”，其生产方式破坏了除金钱关系外的一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工人的劳动背离了劳动者自身的自由意志，工人的劳动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劳动；虽然工人生产了产品，但却不占有产品，并且生产过程是强制的、折磨的， 劳动者不能选择劳动方式、强度，体能和智力无法得到自主支配，以至于只有脱离劳动才能让其作为一个“人”活着，而劳动中对于美、自由等意志的追求被剥离，沦落为劳动者寻求存活的生存手段。这些劳动异化的表现可以被概括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作为人类的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2］， 其后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们自然观念的片面化和单向度化［3］。在资本逐利性的特点下，资本家为了巨额利润无视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工人和生态进行双重剥削，把自然当作资源库和垃圾桶，而沦为资本家赚取利润工具的劳动者迫于生存的现实，早已失去了对自然的追求［4］，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分离中，工人成了资本家的“帮凶”。资本家为了加快资本周转速度，创造更多剩余价值而推崇“消费主义”，在商品拜物教下消费的目的成了消费本身， 而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产品和需要的范围扩大，要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5］，而资本的扩张和无节制的消费无疑加剧了对自然的消耗。想要消除异化问题，必须通过实践，实践是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只有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消除异化问题， 以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劳动异化的思想也成为了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
“物质变换”原本是生物学中的概念，是“生命活动过程中有机体从外界摄取营养和从体内排除废料的过程”［6］，马克思首次将这一概念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受到进化论、人类学及有机化学的影响， 后者为前者的形成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其中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对土壤中的养分在植物生长过程的作用进行了科学的解释，并阐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乡对立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掠夺破坏了土壤的肥力，带来一系列污染问题，他揭示了“在相互依赖的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存在不可挽回的断裂，
导致土壤在生产的必须条件持续被切断，进而打破了新陈代谢的循环”这一事实［7］，受此影响，马克思进一步提出“物质变换断裂”的概念。
马克思认为，物质变换包含3个层次。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变换，意指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有机物、无机物等物质变换，如花和叶在凋谢后经土壤的分解会转化成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以“铁会生锈，木会腐朽”来阐述这一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循环；以劳动为中介的社会与自然的物质变换，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8］；社会层面的物质变换，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在人类社会早期表现为“以物换物”的形式，在货币出现后演变成以货币为媒介、以所有权变更为目的的商品交易，这种通过劳动将自然价值转化为商品独有的交换价值从而进行物质变换的行为，是自然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在人与自然之间、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人如果为了一己私欲而忽视外部自然，打破了生态循环的平衡，那么两者之间将会出现“裂缝”，导致社会层面物质变换的异化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的继承与发扬，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中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和生态智慧的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9］。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乡村振兴“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准确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业生产是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农业发展实践中要不断加深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将过去对自然资源“量”的依赖向“质” 的高质量、可持续转变，构建与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农业发展新格局；践行新发展理念，全面激发农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自觉践行“两山”理念，“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变为生态经济优势，实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加快突出环境问题治理，推进
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让自然生态环境优美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0］。
西畴县生态振兴与脱贫攻坚成就
成功实现脱贫摘帽
作为一个深度石漠化地区，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历经多年自卫战争，“老、少、山、穷、战”是西畴县最醒目的标签。1987年的西畴县按当年的标准全县仍有60％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尽管发展迅速，到2014年仍有近4万群众缺衣少食。十八大以来，西畴县政府始终听X的号召跟X走，在继承、创新中不断赋予“西畴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探索出
“四轮驱动”修公路，“五法治水”兴水利，“五分钱工程”“六子登科” 治石漠的减贫扶贫新路子，2018年全县62个贫困行政村、9929户37303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退出贫困序列，同时对人均纯收入低于
1万元的2905户11642人实施一对一分类施策，坚决防范返贫返困，实现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0年前的4722元增长到12748元，率先在文山州实现了脱贫摘帽，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岩头村村民李华民在采访中说到，“车子开到家门口了，打开龙头就有水了，读书、看病不出村， 这种好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西畴县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以不断提高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目的，在基建的规划、项目、投资、成效上“专手专抓”。在“四轮驱动”模式下，通过群众主动、干部带动、精神鼓动、X政推动，西畴县累计修建农村公路3298 ｋｍ以上，村组路面硬化率达
99％，密度是云南省平均公路密度的3倍以上，接通了孩子的求学路，铺就了生病就医的及时路，架起了经济发展的高速路，贯通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助路。水体方面，通过“引、建、蓄、治、活”五法治水，建成以人饮为主，灌溉、发电、供水相结合的区域性供水体系，改变了从前“吃水贵如油” 的窘境，全县用水保障率达到100％。用电供给方面，实施城乡电网改造，城乡综合供电可靠率达99％，广播电视实现“户户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上， 在农村深入实施“七改三清”“五治三改一拆一增”专项整治，建成农村卫生户厕50918座，覆盖率达89％，1710个村小组实现生活垃圾“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全覆盖。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西畴县坚持统筹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恪守“两山”理念，探索了一条优生态促发展的“六子登科”石漠
化治理模式新路子。通过“山顶戴帽子”，通过封山育林、人工造林、退耕还林，恢复森林植被，全县森林覆盖率达53.3％；“山腰系上银带子”，充分利用退耕还林的土地培育特色经济林，1.89万ｈｍ2的经济林木成了农民的“绿色银行”；“山脚搭起金台子”，通过炸石造田、“坡改梯”，确保人均667ｍ2 农田地，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有了盼头，产业发展有了奔头；“平地铺上绿毯子”，改造中低产出田，建设高稳产农田，万亩良田保丰收；“入户建起小池子”， 每家每户建1口水窖，1个沼气池，燃料饮水不用愁；“村庄敢于移位子”，将村庄从生产条件恶劣的地区向发达地区输出，缓解人口对生存环境的压力，增强村民自我发展能力，“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曾经的西畴县可以说是“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喝水贵如油”，在X的领导下县政府带领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实践，西畴县的人居环境得到巨大改善，经济发展形式不断向好。在“优产业，调结构”的政策指导下，西畴县大力发展“农林复合”产业模式，形成集一县一业、一村一品、万头猪场、万亩果园、万亩药园等为一体的农林产业示范带，西畴乌骨鸡、三光猕猴桃等产品相继出圈。此外，西畴县工业的发展也迈出了“从无到有”的坚定一步，各生产企业相继落户，实现了外资利用、总部经济“零突破”，成为西畴县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西畴县的第三产业也闯出了新路子，建成三光国家石漠公园4Ａ级景区1个，香坪山、汤谷等3Ａ级景区4个。2012—2022 年，西畴县的三产结构比从34∶【联系微信dadawk*01&】
衔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经济增长受阻
从全县地区生产总值来看，虽然农业总产值稳中带升，农业投资率增速显著，但全部工业降幅收窄，社会消费总额小幅度下跌，固定投资呈不稳定态势。因为工业规模小、弱、散的根本原因未得到改善，当支柱企业效益低下或是退出时，整个工业结构和规模波动幅度较大，难以维持稳定运行态势；受疫情影响，居民收入虽然提高，但出于防患于未然的心理，居民大都选择将收入存入银行，同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社会供给出现偏差，新型消费方式、
商品受区位条件限制难以得到满足，造成社会消费热情下降的现象；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靠高速公路建设带动增长，但在运行过程中受到项目推进缓慢、项目规模小及项目审批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结构不稳，投资难以稳定增长的问题。此外，财政收支持续下跌，同比降幅大，财政压力增大显著。
农业生态文明建设和文旅融合度低
虽然西畴县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产业发展比较完善，但与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业发展的融合程度较低。作为一个典型的散杂居住民族地区，县域内居住有壮、苗、彝、瑶、蒙古族，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底蕴醇厚，但政府前期的工作重心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产业发展上，其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优势没有得到开发，也未能将农业生态文明建设同民族文化产业开发和自然观光景区旅游协同发展，对应的旅游配套设施缺乏、管理缺位［11］，制约了生态文明建设同文旅结合对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力。
人力资源流失严重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强农兴农，人才是根本。当前西畴县人口结构中虽然受教育年限提高，高学历层次人口增加，但人力资源流失严重，表现在常住人口减少，大量人口流向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减少，向城镇转移。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人口数量减少，人口红利降低。从人口外流的类型来看，以外出就业、求学、外迁为主，其中因外出务工在户籍地居住不足半年的占比最高。纠其根本，问题在于区位条件和发展的限制，县域内收入渠道单一，就业岗位少，医疗教育条件相对较差，和发达地区尚有差距，人们更愿意向城镇和发达地区流动，以寻求更高的劳务收入和更多样化的就业方式。
生态振兴视角下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选择
“对症下药”稳经济
对工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政府要推动惠企助企政策落地，切实为企业解决部分实际困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知名企业和社会资本对西畴工业开发投资；扩规模、稳结构，以提升企业质量、体量为基础扩大工业规模，防范化解工业结构的大幅波动。对社会消费存在的问题，要缓解居民的焦虑心理， 通过引导、宣传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强化企业转型升级，促进传统消费企业向现代化消费转型，在供给侧将产品精细化，针对性地与市场接入，有效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新兴消费产业和新兴消费方式的发展，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 有效发掘居民潜在购买力。
对固定资产投资存在的问题，政府要简化项目审批过程，加快项目推进效率，始终把抓项目、稳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推手”。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文旅融合协同发展
充分利用好自然景观优势，如万亩石漠梯田、观光栈道等，合理开发其旅游观光价值；宣传少数民族文化、节日，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根据不同的需求建设民宿、野营营地、酒店等，为经营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条件。
强化人力资源规划配置
政府要加强人力资源规划配置意识，在思想上引导居民，改变居民对乡村乡镇的固有传统印象，尤其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政策对乡村振兴的扶持及新兴信息技术为农村发展带来的机遇，乡村将不再带着“脏、苦、累”的标签，要顺势而为做好人力资源规划工作。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仅要“留住人”，更要“吸引人”。政府在政策上要加大引进人才力度， 强化人才发展的激励保障，通过吸引有知识、有才华的人才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有梦想、有激情的创业者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活力，有乡愁、有情怀的归乡学子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12］。
常态化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
黑龙江省黑河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2024年3月7日）
将查办案件与推动改革、完善治理、促进发展有机结合，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推动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是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抓手。实践中，黑龙江省黑河市纪委监委常态化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打通“惩、防、治”内在联系，形成办案、治理、监督、教育的完整闭环，努力做到既善于发现问题又善于推动解决问题。
严肃查办案件，提供以案促改精准靶向。将“全周期管理”方式贯穿审查调查全过程，在办案时同步挖掘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针对性地查找案发单位在X风廉政建设、思想教育、权力制约、监督管理、制度执行、履行职责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以问题为导向统筹部署以案促改工作。注重让“案中人”讲“案中事”，教育引导被审查调查对象结合自身经历和思想蜕变过程撰写忏悔书、家书、预防问题建议书，剖析违纪违法根源，查找所在单位和领域的制度机制漏洞和廉洁风险点。按照“谁办理、谁提出”的原则，案件承办部门在对案件深入剖析的基础上，与监督检查、X风政风监督、信访、案件监督管理、案件审理等部门以及派驻纪检监察组共同会商，结合掌握的发案单位ZZ生态情况，把问题找准找实，把原因分析透彻，有针对性地提出以案促改建议。
全程跟踪整改，推动发案单位堵塞漏洞。聚焦根源剖析问题，全程跟进督促整改。注重发现和纠治个案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深入剖析系统性、行业性、地域性等易发多发腐败问题根源，精准提出整改治理的意见建议，推动发案单位健全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切实提高治理效能。监督检查部门同步发挥监督作用，构建发现问题、整改问题、复查问题的监督闭环。前期会同发案单位围绕已查明的负面问题及廉政风险，制定问题整改台账，督促责任单位及主管部门逐一细化问题内容，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期限和整改责任人，逐条对账销号落实整改。后期会同派驻纪检监察组采取随机复查与专项交叉监督检查等方式，对整改后发案单位权力运行、制度执行、风险防控等方面情况进行复查了解，确保整改取得实效。
推动系统治理，释放标本兼治综合效能。依托联动监督和专项治理成果，
监督检查、X风政风监督等部门围绕典型案件暴露的突出问题，对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行业领域集中力量开展专项整治，将以案促改的最终成果体现在提高治理效能上。如，2023年，针对基层一些单位财政资金管理漏洞较多、一人分管多种业务等问题，开展了农村资金安全专项监督；针对教育领域腐败和作风突出问题，启动市委第四轮专项巡察，并对重点领域单独巡察，确保巡深查透， 努力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规范一方的效果。贯通从严惩、精准治、有效防的实践要求，创新廉洁教育方式，建立健全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机制，通过制作警示教育专题片、编撰警示教育教材、开展X风廉政宣讲进基层等方式，将廉洁要求、纪法知识、法规制度、责任担当等内容说清讲透，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ZZ生态，推动形成廉荣贪耻的社会氛围。
城乡两栖：返乡青年的生产生活实践及其形成基础 基于中部地区B镇的调研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 任亮亮
一、引言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2年，中国每年返乡入乡人才数量持续上升，2022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1220万人，预计2025年有望达1500万人以上。“乡村回流”的势头正在显现。针对青年回流、返乡
就业社会转型现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返乡回乡下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青年人才开发行动。” 研究发现，青年群体返乡就业创业、生活居住的地点不局限于乡村，不是将生产生活落地于乡村社会，而是在县域范围内展开生产生活实践。本文所指的“城” 是县城，“乡”包括乡镇和乡村，城乡两栖是指这一群体在县城和乡村的家多次往返、流动。
返乡青年也是返县青年，县域范围内返乡青年主要为新生代农民工①、小镇青年②、农村大学生③和城归青年④。对于乡村来说，城乡两栖青年是农村发展的内生主体，他们回乡后在村集体引领、自发带动和自组织影响下广泛参与村庄产业兴旺发展和公共服务提升⑤，在促进现代农业、重塑乡村社会秩序和提升治理效能方面发挥作用⑥，作为中坚阶层将村庄盘活，既是参与者、担当者，也是受益者⑦。有学者从村庄本位提出，即便是人口流出的空心村，在青年城乡两栖的生活状态下，村庄也仅仅是一种季节性的房屋空置，青年群体作为兼业农民和兼业市民，空心村和县域城市是这些两栖人生活场所或生活环境的内在部分⑧。
对于县域而言，农村青年群体本身就是县域买房的主体，因为县域就业机会结构的问题，他们难以在县域安居乐业从而流出①。人口红利转向、城市消费转型与乡村建设累积效应等成为青年农民返乡创业的宏观社会性条件②。县域的经济机会空间释放出来，要素在城乡间配置活跃，城乡分工与融合增强， 乡村在分化的同时也迈向业态、产业、功能多样化③。返乡青年群体回乡创业、就业的同时，由于交通、通讯革命的发展，从家庭视角来看，城乡的家以代际分工协作的方式实现半工伴读、半工半商、亦工亦农等，生成了一种“工农兼
业”“城乡两居”的生计生活方式④。在县域范围内经历乡城迁移，人们依然可以维持原有的熟人网络，保留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根”⑤。县域的优势是在经济、文化、社会交往、价值观等方面尽可能缓和现代化和城市化对社会和个人的冲击和震荡。同时也存在着发展空间不足、缺乏社会保障以及城乡户籍人口之间产生心理隔阂问题⑥。
有学者指出，中西部地区的城乡两栖式的县域城镇化具有消耗性、过渡性、符号象征性等特征，它仍然是一种半城市化⑦。城乡融合应该是城乡要素的交互，是城市资源下乡和乡村人财物进城的同步发生，因为缺少人作为载体，在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普遍有城镇化诉求的情况下，城市在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配置方面具有天然的“虹吸效应”和“极化效应”，与城市对乡村的“输出效应”呈现的巨大鸿沟将进一步扩大，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仍然难以发生⑧。城乡两栖青年群体的规模性生成仍然有不少壁垒。从发展视角来看，他们一方面居住在城镇，享受城镇化的便利，另一方面居住在农村，在农村获得发展机会。也就是说，这一群体撑开了农村的地理边界，通过个体的流动带来了城乡的融合①。他们在生活、就业、交往和文化观念上，契合国家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关于城乡融合和产业融合之理念②。从问题视角来看，青年群体又面临身在远方与心怀故乡、社会融入与孤独内卷以及消费旺盛与消费不足等多方面矛盾， 突出表现为参与乡村振兴的理想偏差③，容易变得游民化④。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对返乡青年回乡的生产生活有充分的讨论。然而，对城乡两栖这种回乡青年群体的县域流动关注不多，有观点认为青年群体享受一种慢生活的同时对促进新型中国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转型的良好有机结合发挥作用⑤。
事实上，城乡两栖并不是新近发生的现象，大量的研究讨论立足于农村外流青年，这种城乡两栖是指农民外出务工享受城市福利的同时保留农村的土地和房屋。本文所讨论的城乡两栖，是指返乡青年将在农村土地种植、规模养殖、在村工作作为经济机会，在农村、乡镇地区寻求发展的同时居住在县城。与外出青年的生产生活相比，这是一种倒置。返乡何以不归乡，离土为何又入乡，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农民向外迁移过程中的城乡两栖实践与返乡青年主动选择城乡两栖的原因既有相同，也有不同。本文的研究即立足于此，瞄准返乡的城乡两栖青年群体，重点关注返乡青年何以生成了两栖式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什么样的结构在与之耦合。
城乡两栖的实践既是返乡青年主体能动的自我行动，也离不开制度、文化、资源等外在结构的支持。本文尝试借鉴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出“结构—行动”的分析框架。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结构是“作为社会系统特征而得到组织的规则与资源”，行动是指“连绵不断的行为流”。一方面结构是行动的中介，对行动具有使动性和制约性，另一方面行动对于结构也具有调节或重塑作用。
结构为个体的能动提供了行动空间，个体微观的能动性要求是内在的动力机制。从结构的视角来看，城乡融合视野下，乡村社会的土地规模化发展、治理行政化趋势和市场产业链下沉延伸作为一种结构为返乡青年进入提供了创业就业机会。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发展、婚姻梯度匹配结构的市场化发展、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的城乡差异作为外在引力吸引青年进入县城生活。从行动的视角来看，个体能动视野下，选择归乡创业发展既是个体价值所在，也是理性考量。教育观念的转变，享受更完善的公共服务等都作用于个体作出既要在乡村谋发展，也要进城享受生活的决策。从发展来看，城乡两栖的产生符合当前县乡非均衡性特征的实际需要，也必然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到来而成为历史性产物。
二、谁在返乡：类型与特征
B镇地处江汉平原，为工农结合型乡镇，下辖20个行政村与3个社区，户籍人口约2万人。该镇距离县城30公里，地处全国水果主产区之一，有水果加工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为主的工业园区，可吸纳就业5000余人。之前，各村青年外出就业是主要趋势。近几年，各村都有年轻人陆续回乡就业、创业谋发展。根据统计约有四五十人回乡从事村干部、经商、规模养殖和种植。对他们逐一了解之后，为保证研究的代表性和科学性，根据受访对象回乡后从事职业的不同， 分职业类型共选取其中10名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做了深入的访谈。
外出经商群体的返乡
原外出经商青年群体返乡后从事县乡商业服务和担任村干部。农民外出经商会遭遇技术和成本瓶颈，经商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低成本行业。收入往往与打工经济持平，但是在城市生活中的“做中学”获得了学校教育无法提供的就业技术、沟通技能和社会性知识，为返乡创业提供了主体性条件①。在返
乡后，他们相比于本地的经商群体或者其他返乡农民，更善于捕捉经商机会和渠道，多数仍然会继续经商。也不乏经商者在锻炼了社会交往能力，积累了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后转型到村庄担任村干部。
案例1：白某，34岁，中专毕业后一直在广东从事服装行业工作，2014年与妻子共同创办一个加工企业，每年收入达25万元。2020年，在村干部的动员下回村担任后备干部，2021年通过选举担任村支部书记。他回乡后维持与销售链条的联系，在镇上开了一个小的加工厂，由妻子管理。
案例2：李某，36岁，26岁起在东部地区的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工作，先后担任销售员和副店长，对水果经销的环节比较清楚。2020年回村承包了80亩地种植阳光玫瑰、奶油草莓等水果。同时，妻子在县里自家住宅小区附近经营了一个小的水果销售和批发店。目前，全县的奶油草莓都由他和另外一个亲戚作为供货方。
案例3：张某，34岁，23岁跟着同学去深圳进厂打工，后跟着叔叔在深圳做水果批发生意，27岁结婚，结婚后跟着父亲在镇上做水果收购加工生意。当前， 不同镇主产的水果不同，成熟的季节不同，他按照季节在县域范围内的各个镇租了民房用于收购。妻子在县城居住，全职在家带娃。
案例4：高某，36岁，退役后与战友在省城经营烧烤摊近10年，2021年考虑到老人多病需要伺候，就在家承包了百余亩面积的荒山，盖了养鸡场，目前父子二人在家养鸡。市里买了房，准备将其作为婚房。
外出求学毕业群体
这一群体有知识，擅长撰写文字材料和能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向往体制内工作，更愿意担任村两委成员或者后备聘用干部。一方面以在村工作作为长期发展路径目标，另一方面也将其作为过渡性工作安排继续考取体制内工作。
案例5：刘某，25岁，未婚，大专毕业后在省城文印店做打印设计工作，月薪3500元。2021年，以聘用干部的方式到村委上班，担任书记助理，被当作村后备干部培养。
案例6：高某，26岁，未婚，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做文员，2021年回到村里以边工作边备考公务员的方式参加村委工作。考公务员两次均失败，目前仍以在村工作为过渡，继续考试。
案例7：钱某，34岁，大学毕业后在科技公司从事技术员工作，2019年，公司倒闭，也正逢村庄换届选举，村里书记上门动员，因此他回来村里担任书记
助理，去年正式担任村书记兼主任。妻子也随同返乡，联系微 信rcjubi3，她在县城住宅小区附近开了一家美甲店。
宝妈群体
宝妈群体包括因生育而回村接受父母照料的年轻宝妈和因为子女教育回县城长期带娃的“陪读妈妈”。过去，这一群体是阶段性在乡生活，回乡让父母帮忙带娃，等到一定时候，她们就继续外出务工。如今，随着教育观念转型， 陪读妈妈成为一种现象。她们会在陪读的同时选择在附近务工，生成了“半工伴读”的生计模式。也有一些人接受了高学历教育，会选择进入村委或者镇上的公司担任文员。
案例8：李某，28岁，县城有房，结婚后和丈夫在深圳务工，因生育原因回村里居住。如今小孩一岁半，白天由婆婆照顾，自己则在村委作为聘用干部上班。自己估计将来还要陪读，可能要一直在老家工作到小孩上大学后再出去。
案例9：刘某，38岁，县城有房，在乡镇和县城陪读6年，之前和丈夫在武汉打工，因为小孩学习成绩一直下降，自己辞了工作回县陪读。现在自己白天在乡镇的工厂上班，晚上到县城陪孩子写作业。丈夫一同回乡，在村承包了400 亩土地，种植白菜为主。刘某本人农闲务工，农忙时帮助丈夫一起务农。
案例10：司某，34岁，之前在湖南某快递公司做文员，因为生育原因回到娘家让母亲伺候自己坐月子。后来通过考试在镇上的政务中心做了临聘人员。考虑到要生二胎，还要陪读，就不打算再出去了。她将丈夫也带过来，在县城买了房，丈夫开了一个菜鸟驿站。
从返乡青年群体的共性特征来看，经商和学生群体普遍有高阅历和高学历特征，属于农村青年中的精英群体，他们返乡之后对在乡村发展有长远和稳定的预期。宝妈群体则是生计和生育策略下的阶段性返乡，但随着陪读时代到来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下沉，宝妈群体返乡的时间也在延长。
节点性返乡
从该镇青年的返乡时间来看，存在一定的节点性特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不同人生阶段如求学、结婚、生子、教育、养老等重要的生命节点期，个人生活目标、生活预期、心理定位是不同的。返乡青年作出回乡发展的决策也多数是在节点性时期下定决心的。例如，大学毕业在城市就业不顺利，回乡就业成为一种可替代的选择。以家庭化为契机，个体会在家庭绵延、血缘传承、重新
嵌入亲属体系等过程中实现消费化生活向集约型过日子生活的转型①。结婚后迫于婚姻挤压和保卫家庭压力，夫妻共进退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计考量基本原则，返乡生活的压力更小②。生孩子之后的陪伴、陪读等作为节点是科学育儿和精细化培养子女观念的重要考量内容。随着父母的逐渐老化，回乡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可以兼顾照料父辈，也成为他们重要的返乡原因。除了个人生命历程的重要时间节点，村庄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也会带来青年返乡的高峰期。如村庄自治组织临近换届，村委会有意识地鼓励和号召一部分年轻人回来参与竞选，带动集体发展。或者村庄土地规模化整治对规模经营者有需求， 乡镇有相关企业落地产生了配套性的市场服务延伸的机会，一部分年轻人也会返乡。
发展性返乡
从返乡青年回乡意愿和实践来看，回乡之后的生产生活、就业收入等相较于在外发展来看，都呈现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特征。一是从家庭工作相分离到家庭工作两兼顾。返乡前的青年群体多数是个体化或者以年轻子代为核心的家庭外移，父代与子代家庭有经济上的合力，同时父代还要在农村种地、照料留守孙代面临城乡分离问题。回乡后，农村青年可以实现对下教育和对上照料的兼顾，实现家庭的完整。二是收入单一到多元化的发展。外出务工收入是通过劳动力换取的，经商存在准入和发展的壁垒，主要是小本经营的小店铺，收入并不高，还面临房租水电和生活开支的压力，攒不下钱。回乡之后，这一群体继续务工、务农、经商等，竭尽所能捕捉本地区的获利机会，收入来源多元化。三是价值重建的发展。在外青年面对融不进的城市与回不去的乡村，面临文化上、心理上的双重脱嵌，容易陷入内卷和内耗的生活状态。回乡之后，推动家庭发展和乡村社会发展的价值感自然产生，会有心理上、文化上、社会上的多重意义满足。
无利可图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回来，回来至少要比城市挣得多，这是最基本的条件。所以，回来的人能够待得住，是因为回乡之后的发展并不差。其中， 当村干部挣钱不多，但是能顾家，也能体现价值。剩下的搞规模养殖和种植甚至经商的，都是挣钱比较多的。反过来说，即便挣钱一般，在县城范围内花钱的地方也少，综合算下来还是有性价比的。（访谈资料20230708）
县乡流动
总体来看，返乡青年在县城或者市里买了房子，对城镇化有预期。但是回
乡之后并没有稳定地定居在城镇或者乡村，不存在因为农民或者市民身份而在生产生活场域低度流动的锁定，而是呈现出一种高度流动、多频次城乡往返的特征，表现为县乡生产生活的两栖性。一是工作与生活的城乡分离，一部分青年人如村干部、规模种植者白天在村里处理相关事宜，晚上下班后驱车到县城的家里居住，村庄成为打卡上班的场域。也有一部分人是周一到周五在村里居住，周六日进城生活。二是生产环节的城乡流动，一部分青年回乡规模种植和养殖，从事生产端经营的同时也会拓宽销售链条，自己在城市经营水果店、零售店或者与县级批发市场建立联系，向上拓宽销售渠道，避免生产售卖过多中间环节的他者分利。所以，他们自己驱车将农产品和养殖物送到县城销售的情况比较多见，这就意味着县乡之间的资源在高度交互。
我们村回来的几个年轻人都是在城市有房的，对他们而言，在村里就是挣钱的地方，不论是种地、养殖、经商还是当村干部，都是工作的一种方式。天天住在村里，年轻人是不习惯的。所以，不少人是白天在村，晚上回城市。有些种植和养殖的，都是父母在帮忙，他们在需要时回来，平时在县城还要做别的。（访谈资料20230706）
三、返乡何为：生产在乡村，生活在县城
土地规模化发展与青年职业农民形成
随着人口外流的加剧，村庄空心化日益严重，作为种植主体的青壮年流失导致谁来种地成为一个问题，这对家户经营的土地种植形成挑战。以解决土地平整和细碎化问题为目标，地方性自发的土地流转和政府大力推动高标准农田整治，共同推动土地种植的规模化发展。现代农业的发展对传统家庭承包、分散种植的农民造成冲击。技术更新迭代的农机设备使用和先进的生产管理应用作为保障规模化种田有利可图的必备要素，其存在的风险和较高的成本投入对传统的中老年农民来说形成了准入挑战。这种情况下，规模化的土地经营发展为青年职业农民的形成创设了发展空间。返乡群体中的经商人士或者大学生学习能力强，其对于经营、管理和销售的适应速度快，也愿意从事农业种植。
B镇经过高标准农田整治的上万亩土地主要由在乡长期发展的青年农民、返乡青年和下乡资本在种植。作为返乡青年，他们一方面对于农业经营有长远的预期，家中的长辈可以较快地帮助他们熟悉种田规律；属于本乡人，在种植过程中的雇工监督不成问题；自购的农机也会给小农户提供社会化农机服务。另
一方面，他们注重农业产业链和附加值的挖掘，以观光农业、休闲农业、有机农业，创办农产品加工厂、直接对接更高级的销售链条，保障农业种植的利润。他们从事农业种植，但又区别于传统的以种地为生的单一收入，而是多方路径发展农业种植的盈利空间。
治理行政化趋势与专职干部产生
区别于农业税费时期，基层自治面向更强。当前资源下乡，国家对基层的行政介入和服务提供以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式落地。随之而来的是基层村干部的职业化，他们失去了兼业种植土地和其他手段谋生的机会，被纳入基层财政供养人员序列中，成为专门从事基层治理的村干部，被要求在村庄的X群服务中心坐班打卡来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类任务，基层治理呈现出行政化面向。行政化对材料，报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设备的使用要求较高。如此一来，上年纪的中老年村干部因为对电脑、手机等使用不熟练而面临“数字鸿沟”。地方政府有动力选拔更稳定、更契合治理目标的年轻村干部。如后备干部、聘用干部等制度的设立。由此，拥有现代化思维、熟悉信息技术设备、对类体制工作有向往的青年毕业学生群体和拥有较高文化、懂管理的经商群体与之构成了匹配。
B镇各村干部的配置呈现出中青结合，乡镇干部介绍说，考虑到村干部做群众工作需要丰富的经验，年轻人上手慢的原因，就在换届时保留了一部分老干部。调研发现，这部分老干部以主要干部或者聘用顾问的方式继续在村庄发挥作用。青年人则大量地以副职干部、聘用后备干部在村庄工作。由此也形成了分工①，即老干部做群众工作，年轻干部处理到村的条线工作；老干部对下回应，年轻干部对上负责。
产业链向下延伸与经营获利发展
从宏观结构上来看，由于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等一系列“化”力量的存在，县域社会的内外世界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代际之间、亲缘业缘网络之间，原本相对静态的县域社会经历一轮社会重组②。表现为县域全域性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与整合③。也就是说，县域社会成为信息、资源、物流等的集散地，既作为大城市的脚对外联结城市圈，又作为乡村的脑对内服务镇、村两级④。资本规模性下乡推动了市场体系在村一级纵向到底的建构。这就使得地方性的资源和社会资本有利于转化为经济资本，令地方性的产品参与到更高和更多层次的市场销售体系中。一方面是农产品的对外倾销， 例如在“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另一方面是县域社会内
的服务行业的空间发展。长期在外发展的青年天然具有开拓市场的动力和为村庄做贡献的较高层次需求动机。回乡创业既有本土社会资源的帮助，又有在外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经商知识，从而使他们回乡创业有了发展的空间。
B镇有水果、药材种植的区位条件，镇里有工业园区，也有四五千外来人口在此地务工，农产品的倾销、工业园区的采购中介、外来人口的日常生活需求产生的餐饮、商品服务需求，令青年回乡创业经商有较多的机会。从实践来看， 小饭馆、商店、美甲店、中介所、农产品加工厂、物流站等多数都有返乡青年的身影，仅仅是农产品采购经销公司在镇上就有20多家。宏观来看，他们通过市场化的经营手段，推动了交易行为在县域范围内部和内外发生着多频次的交互。
教育观念转变与在城陪读
近些年，国家与地方政府在教育资源投入中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城乡失衡的问题，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教育资源和受教育学生不断向县城集中①。这一方面是政策上的教育规模化发展理念推动，另一方面是受教育学生的家庭在经济收入、教育观念和教育责任上都有所改善。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意识到教育是阶层跃迁的重要通道，教育“天赋论”被“养成论”取代，乡村教育的公共性式微且被污名化，越来越多的家庭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让小孩接受更好的教育。由此带来县乡教育的进一步失衡。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将教育资源获取与房地产和户籍绑定，不少农民家庭在县城买房落户以参加教育竞争。或出于主动，或出于被动，教育城镇化的特征愈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