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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钥匙”系列№ 4
2024年3月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公开发表的讲话文章，共319篇165 万字。
推荐理由：
文字功底扎实。一直以来，黄奇帆都以金融专家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他的文字能力。黄奇帆是工人出身，文字功底弱一些，但是出众的学习能力有效弥补了短板。在上海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和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时，文字水平有了较快提升。自1995年起，身兼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副秘书长双重职务，还兼任市委研究室主任，使他对文字的理解和掌控日趋圆润。
文风刚正质朴。他从基层一线到企业管理层，从X政部门到X委政府， 从普通工人群众到高级领导干部，每一步都走的很坚实稳重。这些经历也锻炼了洞察世事的睿智思维和卓越不群的领导能力，使他的文章很接“接地气“，尤其深入浅出的写作技巧，更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他对“八股文”异常排斥，谈问题喜欢直奔主题，讲话喜欢直截了当，因此，他的文章一般都比较简洁明快。在2008年，他在重庆市提案现场办理会上，曾经打断正在念稿的政府官员，呵斥“ 这种场合就不要说这些官话了！没有必要！”下面的发言便纷纷改变了“风格”，跳过“高度重视”，发言变得简明扼要。
工作能力突出。他在重庆任副市长、市长长达15年，先后曾历经贺国强、汪洋、张德江等六任重庆市委书记，被称为“六朝元老”。靠的是什么？就是过硬的实干能力。尽管重庆近年来风云突变，但依然得到中央的长期表扬，这最合理的解释或许也与主抓经济的黄奇帆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有关。正如媒体评论： 他“精力充沛，满腹经纶，往往在会议上脱稿讲话数个小时，引用的数据很多而少有错误”，堪称官场上难得的“既懂经济、又熟稔于行政操作的官员”。这些能力最终都体现在了文字上，值得我们去学习。
经济管理高手。秘书必须懂点经济学。跟着“金融市长”的文章学习， 就会发现实用经济学并不难。对于目前的经济型高官，各界比较认可的是中央ZZ局委员刘鹤、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但是，谁都没有黄奇帆
基层“野路子”的经历，拥有从摸爬滚打中领悟到的现实经济学——就像独孤九剑一样，不花哨、没新词但绝对有效。他学历并不突出，但学习能力极强，将知识转化为执行力的能力更甚。在上海，他一手操作了上海本地股重组工作，创造性地推出了“净壳”概念，被称为“上海模式”。在重庆，他主推金融业和发地产业改革，又打造了“重庆模式“。2003年以来GDP增长率始终保持在两位数， 2014年跃过天津成为全国第一；房价即使在全国增长最为疯涨的2016年，也仅仅增长0.4%。他还曾经参与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入选中央宣讲团成员，是其中仅有的两名地方主官之一，这一殊荣也被外界解读为中央对重庆改革探索认可的佐证。
品行值得敬佩。电子脑壳、黄大嘴、重庆CEO、资本市长、学者官员、技
术官僚，等等，都是媒体用来描述黄奇帆的名词，但这些都是对他能力方面的肯定。但他的为人也令人敬佩，心直口快、敢作敢为、勇于担当。他曾在当选重庆市长时踌躇满志地说：“我热爱重庆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要像黄桷树一样扎根重庆。”他又在离任重庆市长时说饱含深情地说：“在重庆的15年，是自己呕心沥血、全身心工作的15年。”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我们能够通过他的文章能够感受到他的付出和奉献，感受到他的责任和担当，更感受到他的睿智和力量， 不管别人看没有看到，至少重庆人民看到了，学习研读他文章的人更看到了！
目 录
1993年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有关金融战略指示有感：
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是搞好金融 1
1998年
在任上海市经委主任时的讲话：知难而上开拓进取… 5
2000年
在《工业工程与管理》理事会首次会议上的报告 7
2001年
关于市经委主任黄奇帆同志履行职责情况的调查报告 15
2002年
在中国重庆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当代科技发展前沿报告会”上的讲话…23
上海培育跨国公司的探索实践 26
论企业文化 29
重庆经济发展对房地产业的影响 31
2003年
在2003年重庆全球采购会举办的国内外专家、企业家论坛会上 36
在2003年重庆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43
在渝开发调研时的讲话… 44
重庆房地产业发展趋势研究… 47
论重庆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52
2004年
在第四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的讲话… 60
2005年
在方正集团捐赠仪式上的讲话… 79
投融资改革和资产重组的五点意见… 82
建设服务型政府 构建和谐重庆 91
2006年
在力帆轿车全球同步上市仪式上的致辞… 97
在市环保局调研时的讲话… 99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演讲 101
接受《证券日报》专访——渝富模式… 105
2007年
在市政府北部新区开发建设工作会上的讲话 110
在“一小时经济圈”区县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24
在解决“两基”遗留问题和新问题会议上的汇报… 134
在全市迎接国家“两基”督导检查暨教育督导工作会上的讲话 137
掌握规则改进方法提高投资融资和招商引资水平 144
2008年
在全市人事局处长会议上的讲话 155
在市管领导干部现代经济知识强化培训班上的报告：解放思想 以改革创新解决疑难杂症扩大开放 以求真务实搞好招商引资… 162
在长安CV8志翔下线仪式上的讲话… 177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推进重庆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79
如何推进重庆国有骨干企业整体上市 185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治理对策 189
坚持科学发展观管好用好土地资源 193
推进民办教育大发展加快建设西部教育高地 204
2009年
在重庆国企开放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210
在第八届重庆市民营企业家年会上的讲话 213
当选重庆市代市长时的发言 226
重庆市政府管理创新经验介绍 228
三大战略举措成效显著重庆经济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 232
2010年
在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致辞 247
在重庆国资工作会上的讲话 253
当选重庆市市长时的发言：担当时代重任不负人民期望… 268
在公共租赁住房工程开工典礼上的致辞 274
在市环委会三届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75
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表彰会暨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动员会上的讲话…282
在成渝客运专线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致辞 289
在主城区城市环境综合改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90
在千万千瓦电源项目签约仪式上的致辞 295
在2010年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296
在涪陵、长寿、彭水灾情汇报会上的讲话… 298
在华岩片区公租房建设开工典礼上的致辞 301
在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峰论坛的讲话 303
在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公共租赁住房开工仪式上的致辞 310
在重庆市人民政府与环境保护部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上的致辞 311
在第二届世界城市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312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315
在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317
在主城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情况座谈会上的讲话 322
在江北嘴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奠基仪式上的致辞 325
在市公租房管理局成立挂牌仪式上的讲话 326
在重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联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上的致辞……327
在全市村镇建设工作会上的讲话 328
在重庆大学报告会上的报告：户籍和金融… 334
在璧山隧道通车典礼上的讲话 347
在茶园新区公租房建设开工典礼上的致辞 349
在果园港区二期工程开工仪式上的讲话 351
在重庆航运交易所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353
在畅通重庆“二环八射”高速公路全面建成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355
在重庆机场专用快速路北段工程开工典礼上的致辞 358
在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上作总结讲话 360
在全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366
在三环高速公路永川至江津段协议签约暨开工仪式上的讲话 369
在重庆市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371
在江北国际机场第二跑道及配套设施工程竣工典礼上的讲话 374
在疆渝能源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上的讲话 375
在重庆铁路开（竣）工庆典大会上的讲话… 376
在全市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78
在与中交集团高速公路投资协议签约仪式上的讲话 388
在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上的致辞 389
接受《经济参考报》专访——房地产调控… 390
接受《杨澜访谈录》——专访谈户籍改革破冰尝试… 404
接受财新传媒胡舒立专访——“新经济政策” 411
接受《凤凰卫视》吴小莉专访——建公租房不是摆噱头… 434
城市房地产市场要分类施策 440
城乡统筹的重庆策略 442
攻坚克难 创新突破 确保教育优先发展… 445
大力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努力扩大住房保障覆盖… 447
写在第八届中国(重庆)国际园林博览会筹办之际：
荟萃世界园林精品共创城市美好未来… 454
加工贸易在内陆地区发展的模式探索 458
加工贸易：8000万台笔记本电脑背后的重庆逻辑… 463
推动“西三角”成为中国内陆增长极… 469
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全覆盖 472
体制创新结算类金融中心的重庆路径 474
构建住房“双轨”体系努力实现“住有所居” 480
农地交易的重庆实验 487
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完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 491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494
建设有重庆特色的现代人民防空体系 500
努力建设“廉洁重庆” 502
实施“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夯实城乡统筹一体化基础… 504
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全覆盖… 510
2011年
在全市工商工作会上的讲话… 513
在全市户籍制度改革工作推进会议上的讲话… 531
在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36
在全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的讲话… 542
在MDI一体化项目开工暨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仪式上的致辞… 546
在中国浦东干部管理学院的演讲：民生导向发展之路的重庆实践… 548
在重庆渝德科技股权收购仪式上的致辞… 561
在长安福特马自达变速器项目签约仪式上的致辞… 563
在首批外资股权投资基金试点签约仪式上的讲话… 564
解读《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 566
在加快推进全市户籍制度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591
在全市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97
在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602
在重钢建厂1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致辞… 603
在世界500强企业两江行项目签约仪式上的致辞… 605
在重庆市市管领导干部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暨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精神专题培训班上的辅导报告… 606
在第十二届亚洲艺术节暨第三届重庆文化艺术节开幕式上的致辞… 627
在第十二届亚洲艺术节欢迎晚宴上的致辞… 629
在第四届中国西部国际合作论坛上的演讲… 630
在沙特基础工业公司重庆基地投资协议签字仪式上的致辞… 632
在2011年国际知名研发机构重庆行动开幕典礼的致辞… 634
在中国市长论坛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636
在全市传达贯彻X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641
接受《人民日报》专访——群众满意是政务公开的“试金石”… 649
接受《人民日报》专访——建设文化的持久竞争力… 653
六项举措促“三农”发展缩小“三个差距”… 657
政府如何平衡公租房的建设资金… 660
反腐倡廉是国企发展的根本保证… 664
立足创新打造重庆文化新高地… 668
经济发展教育为先… 673
加强宏观调控化解金融危机… 677
构建有重庆特色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 683
加强应急管理 推动科学发展促进富民兴渝… 685
以改革创新推进重庆生态文明建设… 688
政府如何平衡公租房的建设资金… 692
2012年
在2012年重庆市金融工作座谈会的讲话… 695
在中国企业家年会暨两江论坛上的演讲… 698
在全市地质灾害防治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702
在2012年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708
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解读“重庆模式”… 710
接受《新华网》专访——改革开放和民生建设的“重庆探索”… 718
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和反思… 728
将体制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的重庆实践… 732
以创模为动力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新路… 737
2013年
在“欢迎‘渝新欧’首趟回程货班列活动”上的讲话… 741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演讲… 744
在新型城市化战略论坛上的讲话… 747
在第十六届中国(重庆)国际投资暨全球采购会上的演讲… 750
在重庆京东方项目启动仪式上的致辞… 755
在深化对口支援和经济协作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759
在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763
接受《中国经营报》专访——炒作重庆债务这是新世纪的冤案… 767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实施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772
155．2013年新年致辞… 778
解析重庆市土地及房产管理20条规则：让广大人民群众“住有所居”…779
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国家中心城市… 785
改革完善企业股本补充机制 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791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 799
开垦“五低”开放高地 重庆工商法人五年翻番… 802
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810
制度安排是决定开放的关键因素… 817
2014年
在讨论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发言… 818
在中国500强企业高峰会论坛上的讲话… 822
在2014年重庆市科技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828
在2014年全市科技改革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832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重庆国资改革再出发… 835
接受《学习时报》专访——以改革创新促内陆开放… 846
169．2014年新年致辞… 852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内陆扩大开放… 853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促进重庆文化发展繁荣… 857
用足用好用活国家金融政策 推动重庆金融业加快发展… 864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开启智慧城市新时代… 869
内陆地区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一个直辖市例证… 873
管好用足城市土地资源… 883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考与实践… 884
重庆将建立自贸区… 892
2015年
在2015年重庆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893
在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的讲话… 899
在重庆市级两会上谈“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903
在“全市开放型经济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907
在重庆市开放型经济2015年迎春座谈会上的讲话… 923
在2015年全市金融工作会上的讲话… 940
在首届一带一路检验检疫高层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955
在第十八届渝洽会上的讲话… 958
在马上消费金融公司上线仪式上的讲话… 965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深化综合改革国际研讨会
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5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968
在投资融资、招商引资专题课上的讲话… 980
在全市危险化学品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动员部署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988
在北汽集团战略研讨会上的讲话… 993
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上的演讲 1016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尤需防风险 1024
重庆土地交易制度创新之思考：地票制度实验与效果… 1028
五种融资性措施缓解地方债负担 1033
黄奇帆重庆十四载功与名 1038
2016年
在水利部定点扶贫暨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上的致辞 1054
在推进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交流会讲话… 1056
在市政协经济形势情况报告会议上的讲话 1065
在2016年市场监督管理论坛上的讲话… 1091
在2016年全市金融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096
供给侧改革关键在落地 1106
黄奇帆与“他的重庆” 1107
金融市长黄奇帆的上海岁月 1113
2017年
在复旦大学演讲：关于建立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的若干思考…1121
在南通市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的专题报告 1138
在2017年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上的讲话… 1170
加强金融企业和金融活动全生命周期风险防范 1175
建立房地产调控五大长效机制 1180
高度重视解决金融“虚火过旺”问题… 1187
2018年
在“亚布力论坛理事张家港行暨第四届‘港城合伙人’峰会”上的演讲:
新时代的企业战略转型… 1189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启动会上的演讲:
“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型经济全球化… 1195 212．在“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的演讲: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 1200
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主题论坛的演讲：
如何防范宏观经济去杠杆和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 1203
在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1209
在第12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论坛上的演讲：
关于资本市场发展的功能意义及基础性机制性制度的若干思考 1213
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在逻辑 1219
房地产业发展的六种趋势及开发企业要摒弃的八种运行方式 1223
在2018年中国管理会计论坛上的演讲：
“大智移云”背景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新特征新趋势… 1229
在2018上海全球金融论坛上的演讲：
近十年美国政府债务演变格局和风险含义… 1251
在2018复旦• 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演讲… 1256
在2018沈阳• 第五届中国智慧城市创新大会上的演讲：
扩大开放是辽宁振兴和沈阳发展的关键一招 1266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的演讲 1273
在2018第十届全球PE北京论坛上的演讲… 1278
浦东开发：一盘大棋中的重要一步… 1282
在双12创客日暨第四届中国创客领袖大会上的演讲… 1290
在中国经济年会上的演讲：在长三角地区协同推进建设开放新高地……1295
在第十七届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 1301
2019年
在第二十三届（2019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的演讲：
对资本市场的六大建议… 1304
在2018城市发展年度论坛上的演讲：
关于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思考… 1309
在《中国经济大讲堂》栏目上的演讲：
新特征 新任务 开放之门越开越大… 1314
在“全球金融格局变化和中国金融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
推进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319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演讲：
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 1326
在第三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上的演讲：
加快形成跨境电商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1349
在“2019中国营商环境研讨会”上的演讲：
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会带来进一步的改革… 1352
在“中美经贸摩擦关键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1355
在第七届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交易会上的演讲 1359
在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暨房地产业高质量转型发展国际研讨会演讲…1365
“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新特征和中美贸易摩擦”主题演讲… 1370
在首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的演讲：
区块链将引领金融业进入全新时代… 1380
在2019（第十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的演讲：
自贸试验区的探索和推动 1386
在“2019（第十六届）中国并购年会”上的演讲… 1391
在第十八届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围绕具有重大潜在红利的供给侧问题 推动一批聚财型、生财型、资源优化配置型的改革事项… 1399
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原则、特征和发展路径… 1403
美国政策制定者犯了六个错误 1411
关于中国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建议 1420
区域中心城市郑州的战略定位与发展重点 1429
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与中国的应对… 1436
培育创新型企业，靠给补贴、给土地那一套行不通… 1449
完善行政体制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456
2020年
250．对2020年经济增速6%左右有信心 1460
公共卫生领域需要供给侧全面改革 1465
数字化为何具有颠覆性 1469
对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复工的几点建议 1471
新冠肺炎疫情下对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改革的五点建议 1476
完善行政体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482
对制造业复工的三个建议 1485
疫情对全球制造业未来趋势的影响 1488
改革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发展企业年金奠定充实基础 1494
在市北高新产业空间项目云上推介会上的演讲 1501
关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六个战略思考 1503
在浦山讲坛上的演讲：疫情之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1511
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开启中国第三次土改新元年 1519
在2020新浪财经云端峰会上的演讲：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空间巨大…1535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三点思考 1540
新基建有助于推动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1543
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
的思考和建议 1548
在上海鼎翊国际保险节协办的中国寿险百人峰会演讲：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1563
授业解惑是人生再学习再研究最好的生活方式 1566
《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后记：
我对自己每篇文章开列5条“负面清单” 1568
金融创新与风险管控之间平衡的艺术：花呗、借呗是如何诞生的？……1571
在央企投资协会2020年度大会上的发言：“ 双循环”战略的国企力量……1573
在2020中国母基金峰会暨第二届鹭江创投论坛的演讲：
“内循环”经济的实质与未来 1579
在“新基建新经济高峰论坛”上的讲话：新基建、新经济、新文明 1581
在2020中国资产管理武夷峰会上的演讲：
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六条建议 1586
在第四届中国金融教育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框架思考 1592
信息技术革命迫切需要寻找下一个潜在增长点
一个不可阻拦的大趋势 1599
如何理解内循环、双循环发展战略？ 1601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1604
在“2020中国未来独角兽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培育引领科技和产业变革的“独角兽”助力“十四五”提升创新能力……1609 279．国有经济的比重底线与国企混改路径 1615
在第五届全球跨境电商峰会上的演讲：自贸试验区的八个政策 1621
2021年
在2020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上的演讲：
新发展格局是助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药方 1624
关于深化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 1627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认识和体会：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 1633
在2021（第二十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上的演讲：
今后十年互联网垄断、杀熟等不讲道理的盈利模式行不通 1641
285．数字金融 1642
在中国数字建筑峰会2021上的演讲：
聚焦“双循环”格局下 建筑产业数字化发展 1650
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1655
在第六届复旦大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演讲：
未来15年，中国5个新的战略路径变化 1650
着力打造数字化赋能的智能建造产业体系 1671
在2020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上的主旨演讲：
新发展格局是助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药方 1674
在“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21次研讨会”新闻发布会上的演讲：
南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现实条件与重要举措 1677
在复旦大学的授课讲稿：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去、现在和未来 1686
2022年
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实现路径 1701
“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主题：
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演讲 1716
在第四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建设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性、关键性举措 1718
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2年中期）上的演讲：
稳有基础、稳中求进，构建更具竞争力和进取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1724 297．在“2022宏观形势年度论坛夏季年会”上的闭幕演讲：
改革开放创新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1729
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演讲：
当前中国经济的五重挑战与金融对策 1737
在第三届中国能源化工30人论坛上的演讲：“双碳”目标下
我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以及能源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1741
在“2023年资本市场投资策略会”上的演讲：
中国式现代化的市场体系 1747
在第七届中国制造强国论坛上的演讲：
要主动布局今后能形成万亿美元级别的五大件 1756
2023年
在读懂广州高质量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弄潮儿要向潮头立 1762
在明珠湾金融峰会（2023）上的演讲：
产业数字金融发展的重点和建议 1768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
依托大市场潜在优势把握产业链布局主动权 1773
在第二十届中国百货零售业年会暨商业创新峰会上的讲话：
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重心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1776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增强内外双循环联动效应 1787
在“读懂中国湾区对话”专题论坛上的致辞：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1791
幸福生活是城市核心竞争力 1797
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城市的主战场 1800
在“中国数字建筑峰会 2023”上的发言：
人工智能时代的城市数字化发展路径与治理模式 1806
在品牌卓著发展论坛并作主旨演讲：
发力“四化”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812
在2023（第十届）苏商发展大会的演讲：
围绕“四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820
在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消费分论坛上的演讲 1827
在2023第八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的论坛上的演讲 1831
在2023（第八届）制造强国论坛上的演讲：
着力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比重，推进中国制造业强国发展 1840
在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上的主旨演讲：
未来的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主力军 1846
新一代“五大件”，将成为全球产业竞争主战场 1851
新时代、新格局下，中国开放的新特征、新任务 1857
2024年
在第二十五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的发言：
新质生产力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新增长极 1860
以先立后破推动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 1864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有关金融战略指示有感
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是搞好金融
（1993年）
小平同志于1991年2月在上海听取朱镕基市长关于浦东开发的工作汇报时， 针对浦东新区在开发中实施“金融先行”的方法，说过一段极为精辟的话：“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小平同志以历史伟人深邃的思维，用短短一段话，道出了四层含义：一是说明了金融在国有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二是指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向，即重点要抓好金融的改革和发展；三是提出了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在于各种货币可自由兑换；四是希望上海按国际惯例办事，尽快成为金融中心。
小平同志对金融工作的重要指示言简意赅，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对我国经济建设至关重要的金融战略，指明了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其意义极其深远。
一、小平同志的金融战略指明了加强宏观调控的有效途径
根据小平同志的金融战略，整顿金融秩序，运用金融杠杆调节宏观经济，将改变金融发展滞后状态，突破经济建设中的资金瓶颈制约，实现经济的有序发展， 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今年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显著特点是以金融为主要手段，从整顿金融秩序入手。针对“乱拆借、乱透支、乱集资”问题，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短时间内已初显成效。一是金融、财税秩序明显好转。各种名目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现象得到初步制止。银行拆出资金加快回流；外汇调剂市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逐步趋于稳定与合理；城乡居民存款大幅增加，到9月底，全国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3867亿元，比去年底增加2322亿元， 定期存款比重提高到78.8%；银行货币大投放势头基本得到遏制；同时清理不合 理减免税，严厉打击偷漏税行为取得成效。二是各类市场趋向规范和稳定。房地产市场日益规范，房地产价格明显回落；生产资料市场炒买炒卖行为大大收敛， 钢材、建筑材料和部分机电产品价格明显下降；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走向规范化轨道；消费品市场的高档商品价格开始回落。三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增幅有所回落，固定资产投资超高增长势头有所控制；开发区热开始降温， 结构调整呈现良性变动；城乡居民收入稳中有增。凡此种种，都证明了小平同志
金融战略的正确性，为建立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相结合、逐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奠定了基础。
二、小平同志的金融战略指明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
金融改革是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为保持经济发展的好势头， 为今后经济运行开拓康庄大道，国家正在不失时机地深化对金融、投资、外贸和财税等宏观经济体制改革，而其核心就是金融体制改革．例如：投资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开发银行，作为长期开发信用银行，对重大项目投资资金需求和来源进行控制，从而有效地控制投资规模，改善投资结构。外贸改革的要点是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实行人民币与外汇并轨，从而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财政体制改革要克服财政向银行透支，通过国债市场来平衡收支。这些改革都是以金融改革为核心，“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从而带动各类体制的改革．
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强化中央银行职能，建立由中央银行领导下的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相分离、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以及统一、高效、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推动投资、外贸等体制改革，形成宏观经济良性循环系统．通过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将真正成为中央银行，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将转成为全国性大规模的国家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地方银行的健康发展将受到鼓励，同时将建立长期开发信用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实行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完善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金融市场将通过再贴现、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业务进行调节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将更为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将随之确立，逐步完善．
三、小平同志的金融战略促进了我国经济蓬勃发展
金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造血”和“输血”以金融业为支柱产业，形成活跃的金融市场，畅通融资渠道，这是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腾飞及保持优势的关键所在．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无不与金融输血息息相关．以上海为例，近年来，在开发浦东、振兴上海的伟大实践中， 高举“金融中心”的旗帜，支持“金融先行”的战略方针，利用浦东开发的政策环境，大力发展金融业，开拓多种融资渠道，使金融成为社会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现有26家外资银行落户浦东两岸，它们参与的外国政府贷款已协议生效6亿多美元。同时，上海金融业吸收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已达20多亿美元，通过发行B 股股票和金融债券吸收外资数十亿美元．所筹资金大部分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对上海经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进作用．此外，上海在发
展金融市场和开拓多种融资渠道等方面也有显著成果，使上海经济发展速度攀上20年来的最高峰．这些成就无不得益于“金融先行”的战略指导。
四、小平同志的金融战略确定了中国金融的中心所在
“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这是小平同志金融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小平同志对上海的殷切期望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在科技人才、经济实力、地理位置和金融发展等方面具有综合优势。近年来认真贯彻小平同志的金融战略，上海积极向国际金融中心迈进，初步具备了形成金融中心的一些基本条件：
第一，各类商业银行初具规模，随着浦东开发的进展，目前上海已拥有五十多家具有法人资格的著名国内和国外的银行总行、分行或财务公司、保险公司二其中，外资银行已达26家，居国内前列，在今后若干年内，浦东两岸有条件也有可能每年再增设10家以上中外资商业银行或财务公司。
这样，到本世纪末，当上海拥有一百几十家著名中外资商业银行，金融业增加值占的比重随之大幅增长，再配之以其他发展，将为建成金融中心创造更良好的条件。
第二，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一是尤其是证券市场发展更为迅猛，199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模760亿元，今年预计达到4000亿元以上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达到500多家，席位达到2118个，交易市场运作方式也日趋规范。近日又正式推出国债期货，丰富和完善了证券市场的品种。二是资金市场方兴未艾， 初具规模．资金拆借额从1990年的100亿元猛增到1992年的1600亿元，规范率高达99%以上，为全国之最，这证明上海完全有可能成为区域性的资金吞吐中心，并由此逐步形成全国性的货币市场。三是外汇市场初具雏形，扩展有望．上海外汇调剂市场1992年成交30多亿美元，初具雏形，交易规模居国内各外汇调剂市场之首，现正在积极推动外汇调剂中心逐步转变为全国的多功能外汇交易市场。四是黄金市场深具潜力。颇具规模的上海黄金饰品交易市场即将成立，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建成一个与国际市场接轨、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的统一的黄金市场。
第三，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在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应发挥上海的综合优势和浦东开发的龙头作用，支持推进上海的金融改革，率先实现与国际金融接轨。一是率先实现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轨，实施商业银行所通用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等，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全方位的国际规范化管理，支持交通银行等股份制银行的健康发展，并且争取几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总部设在浦江两岸。二是率先
完成计划利率向市场利率的过渡，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同时在汇率并轨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目标。三是建立离岸金融市场，浦东外商桥保税区可率先试行离岸金融业务，并把放开外资经营人民币业务和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结合起来，最终在上海CBD地区形成离岸金融中心。四是允许企业或民间集资开办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同时允许商业银行向国有重点企业投资，组成银企渗透的集团公司，可以先在浦东新区试点， 成熟后推广到上海乃至全国，推动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
在任上海市经委主任时的讲话：知难而上开拓进取
（1998年）
由徐匡迪市长提名，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我担任市经委的主任这对我来说，既是考验，更是责任。当前，上海国有企业改革正进入攻坚阶段，工业发展中也有许多棘手问题需要解决我探知，我所担任的工作任务重、难度高，但我有决心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上海工业系统的广大干部群众，以不畏艰难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知难而上、开拓进取、兢兢业业、揭尽全力地做好工作， 努力实现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上海工业“面向新世纪、建立新高地、再创新辉煌” 的发展目标。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九十年代以来，上海工业在全市产业结构调整中得到很大的发展，支柱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工业发展的主体，工业在上海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前，上海工业要努力实现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发展目标在这新一轮发展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六大支柱工 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需要加快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换代的步伐，集成电路与计算机等三个高新技术产业还没有形成规模；企业经营机制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企业下岗职工增多，再就业压力加大我们必须奋发努力，才能求得新的发展，否则，上海工业在全国的地位就要下降。
今后三年，是上海工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到经委工作以后，我将重点抓好以下三方面工作：是以高科技产业化为重点抓好工业发展。按照上海工业“三个新” 的发展目标，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进一步明确需要加快发展和及时淘汰的行业和产品，特别要集中资金、技术、人才，并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 支持和扶持几个关系上海工业发展后劲的大项目，形成上海创建工业新高地的代表性行业和产晶，加快支持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增强上海经济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能力二是以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抓好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政府职能转变按照中央的部署和市第七次X代会、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要求，积极推进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各项综合配套改革，形成“五个机制”，体现“五个加强”，打好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积极探索国有企业的多种实现形式，到2000年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竞争主体。同时，结合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理顺工业管理体制，打破条块分割，拆除各种“围墙飞加快从原来的系统内管理向对全社会的大行业管
理转变，从原来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形成上海工业发展的整体优势。三是以再就业服务中心建设和纺织行业扭亏为重点，抓好工止调整。按照中央提出的在三年内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的要求，坚持抓大放小，坚持资产重组，坚持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加快工业组织结构调整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转移。重点是完善再就业服务中心的运作机制，加强转业培训和技术培训，多渠道分流安置下岗人员，为工业调整创造条件；以纺织行业作为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突破口，以点带面，加快仪电、轻工等困难行业的调整，用好用足兼并破产等有关政策措施，力争使纺织业年内实现主业扭亏，其他行业尽早走出困境，进一步优化配置国有存量资产。【联系微信dadawk0*1】
市经委作为市政府主管全市工业发展的职能部门，要认真贯彻X的十五大精神，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转变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把企业的权力完完全全地交给企业，把工作重心放在加强宏观管理、综合管理、产业管理和资产管理上，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努力成为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机构。
这次市人大常委会向我颁发了任命书，我深知权力是人民赋于的，必须对人民负责，对X和国家负责。作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 我将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使命，做到：第一，密切联系基层，关心群众疾苦，艰苦奋斗，廉洁从政，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第二，恪尽职守，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做好工作；第三，加强学习，团结一班人，不断提高ZZ素质和业务能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第四，坚决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增强依法行政的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自觉地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我一定以实际行动不辜负X和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在《工业工程与管理》理事会首次会议上的报告
（2000年12月29日）
我想与大家沟通一下上海企业改革发展的一些情况。
面临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即将加入WTO和“十五”计划行将启动，“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命题显得更加重要。回顾1994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来的7年中，上海究竟取得什么成果，这是大家所关心的。以下报告将论述上海工业企业在企业制度建设中已取得的成果和建设工业新高地的情况。此外，还将谈到总量数据指标和今后目标以及尚存在的问题，最后对《工业工程和管理》提些建议。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资本结构变化
资产负债率降低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历来是很高的。上海1994 年的资产负债率约为75%，近年来则大体保持在50%水平。1998年为52%，1999年为50.2%，2000年己降至48%以下，这比其他类型如民营、三资、集体等企业的平均值51%还低。
净资产利润率提高
上海工业企业总资产为80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净资产4000多亿元，2000年的利润为370多亿元，净资产利润率达到9%。这已是全国乃至亚洲的最高水平， 远超过目前的银行利率（5年期为5%）。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利润率如达到10%，即具备了增资配股的条件了。
劳动力结构变化
1994年，上海国有企业的情况是：冗员多，负债高和社会负担重。经过优化结构，下岗分流了100多万员工，目前是200多万员工，销售额则增加一倍以上， 达到7000多亿元，人均30多万元，居国内前列。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增加值已由1994年的3万元增长至8万元，约1万美元，比国内平均水平高3倍以上，比1994年高2倍以上。因此，按当前情况，总体上劳动力与工业经济规模已大致平衡，不能再说是“人浮于事，2/3富余人员”，今后是正常的人才流动，不再是结构调整了。
社会负担结构变化
1994年以前，作为一名员工，“人”是企业的人，生老病死均由企业负责。
现在彻底变化了，“人”是社会的人，企业只管工作、工资和支付部分医疗、养老、失业保险费等，摆脱了沉重的负担。
企业组织结构变化
过去的企业均为国有独资，现在90%改制为多元化投资组合，这包括中外合资、国有私有合资、几家国有合资以及股票上市公司和发起式股份有限公司等。也就是说，企业组织群体的佣%是多元投资法人结构。1994年以前的企业制度是实行《企业法》，1994年以后则按照《公司法》。
现代企业由以下4个方面16个字来体现：
“产权清晰”——核心的标志是授权，授权才能清晰产权。私有解决不了产权清晰问题。现在是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或两个授权（资产经营权和房地资产授权），法人治理结构得到建立完善，即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进行资产经营，并有监事会实施监督，董事会授权总裁进行日常经营，并有财务总监实施监督，从而体现双向授权，双向监督。
“政企分开”——经典的说法是企业自治制度，政府不能干预企业经营活动。“权责明确”——企业按自己的章程制度办事，有自己的宗旨、营业范围等，
不再干诸如办医院、学校和养老医疗等社会事业。
“管理科学”——这涉及企业内部各个职能部门的职责明确和执行国家财务会计准则等。
1994年～1995年，上海已撤消了19个企业主管局，成立了40个控股公司和企业大集团，象征国有财产人格化。简要说来，80年代是改革，由企业实施生产经营权；90年代是授权，由董事长实施资产经营权。
企业优胜劣汰的结构变化
企业实际上是生死运作的结构。过去企业是生得出，死不了。所谓“老板老板，开开关关”，若是私人企业、三资企业，一旦亏损出血，消耗资金，老板就要关厂；而国有企业则很难关门，即使已成了奄奄一息的植物人，也往往退不出市场。1994年前，我国无企业破产，之后才实行有额度破产，如1994．1995年和1996年破产企业资产分别为200亿元，400亿元和800亿元；而中国企业的银行贷款有10000亿元，按国际惯例，以1%坏账计，就有1000亿元。以上两者的差额，说明该倒闭的不倒闭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该死的就死，就可形成正常的新陈代谢、优胜劣汰机制。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标志是优胜劣汰。在公司出生时想到死，即公司登记时
就说明“有限责任”，为一旦死亡作准备，银行只凭“有限”额贷款，这是保护债权人的重要一环；而死亡时则是保护出资人，亏损只能以企业范围内的资产来赔偿，与老板家产无关。过去，我们往往未能把这点作为重要的法律概念来认识。
上海在这方面理解得稍透稍早一些，这几年重点在劣势企业市场退出通道上作文章，努力形成两个机制。其一是动力机制。搞清动力责任主体，出资人即老板是开开关关企业的第一动力，债权人也是动力之一；其二是成本机制。要有破产成本才能使退出顺畅进行，这包括安置职工、赔偿债务和了结各种资金托盘、担保等。
规范退休是劣势企业退出的保证。如只想赖中央银行的帐，想把安置职工的钱从资产中扣除，导致清偿率为零，债权人一分无着，显然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上海目前为双轨制：实施按计划有额度破产，也依法实施计划外破产。如国家审批的额度为20亿元，余下的则按破产法，该死的就退出。因此，关停并转通道较畅，使企业亏损面明显下降。这并不只是大都市条件好，也不是政府行政意志， 而是市场法律行为。
解决了以上5个方面的问题，就凸现出上海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内涵。
创新的制高点和竞争能力
制度理顺了，还有创新、发展的问题。这几年，上海的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步子加快，工业综合竞争能力明显提高，可从下列几个方面来观察。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是首要的方面。上海产业结构在50年代是纺织（占51% 产值）、轻工（占21%）为主，60年代出现了钢铁、仪表行业，70年代诞生石化， 80年代突出的是宝钢和汽车。直至1朔年，传统产业还占70%，支柱产业（钢铁、石化、装备、轿车等）为30%，高科技产业低于1%。真正的大调整在最近10年， 特别是近5年。这10年有两个阶段的重大变化，前5年，即“八五”期间上海大力推动支柱产业发展。1995年底，支柱产业上升到了50%，但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技术的比重仍较低（信息产业约占3%），“九五”把这看作是潜在的战略性产业，提出高科技产业化和支柱产业升级换代。“九五”期间，上海在高科技产业化上下了大工夫，至2000年，高科技产业已增加到22%（其中信息13%，生物医药6%，新材料3%），连同支柱产业已达到66%。其余的则为轻工、纺织等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这里特别要指出，信息产业从1995年工业2000亿元产值中占3% 发展到2000年7侧亿元产值中占13%，产值每年增长30%。由上可见上海工业产业结
构得到了明显的优化调整。
高科技产业
以信息产业为例来考察上海工业在国内的地位。分析一下信息产业的产品， 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除了高技术含量外，也包括劳动力密集、低技术、低档次的部分。生产电脑、电视机的整机厂并不都是高科技。实际经济生活中，在信息领域生产整机的恰恰是劳动密集的组装工，整机厂不生产玻壳、电子枪和彩管，只是简单装配，难言高科技。拿年产400万台彩电的整机厂来说，全部销售出去得到的利润是3亿元，而生产同样数量的彩管和玻管，利润均为6亿元。生产软件、核心组件和持有技术创新的总是居于产业垂直链的上中游。上海在1996年以后在上中游的部件生产方面作了努力。试看上海的广电，以前生产彩电，从1994 年～1996年，每年亏损2亿元，濒临倒闭。经重组后生产上中游核心部件，当年即产生效益，1997年～2000年，逐年利润为2亿，7亿，17亿和26亿元。2000年的净资产为110亿元，利润率已达20%以上，每年销售增长率为35%，利润增长率为70%。总的来说，上海产业结构以向高技术产业和向上中游产品转移为明显特征。
工业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
从全国来看，外资投资的增幅从1995年1996年的22%降为1999年2000年的10% 左右。上海则是持续稳定增长。从1995年2000年，上海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 始终保持着外资、企业自有投资和银行贷款各三分之一的比例。2000年，工业利用外资出现新的趋势，外资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40%，特别是2001年将签的合同又比今年增长50%，外资在工业的投资力度继续不断加大。
究其原因，关键是外资在沪能获得10%以上的高回报率，有吸引力。其技资方式主要有3种：
对3万多家的原投资企业追加投资；
收购国有企业的部分股权，而不是象过去那样一昧地采用合资建新厂的办法；
点对点地谈判引发组合效应。过去招商是骤马大会，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但项目之间互不相关，现在则是谈成一个项目，还涉及它的上游和下游项目，例如生产集成电路就涉及上游的硅片厂和下游的后道封装线。这种上中下游的组合一一组合招商一起进入，已越来越多了。
目前，上海工业销售中的70%均与三资企业有关，但国有企业还是占大头。以产权来说，全部8000多亿元资产和4000多亿元净资产中，国有分别占5000多亿
元和2700多亿元，均为60%左右。然而，国有资金和外资不是相互独立的。以广电集团为例，最上层为国有集团化，由5家国有企业投资组成，净资产30多亿元； 中间层为市场化，有两个上市公司，计为60多亿元净资产；第3层为国际化，即上市公司又与外商组成40多个合资企业。与世界资本融合在一起，这正是国有企业改革最典型的集团体制模式。
关于技资，各地有不同方式，各有千秋，各有优劣。北京是高科技、支柱产业和装备产业，是中科院的中关村、大专院校和民营企业吸引千千万万的小企业， 宏观力量壮大；深圳是几万个三资企业，进行来料加工；上海则是跨国公司投资几亿到几十亿元，上几千人的大项目。上海除保持开放度外，还应取长补短，例如学习北京，发挥大专院校的作用，区县则可学习深圳的模式。
技术进步
企业的长远发展、资本和产量的竞争，最终还取决于内部的技术创新。近五、六年，上海积极建立、健全创新体系。这表现在：
(1)工业企业技术开发费近3年在销售总额的比重中以每年0.5个百分点提升，如1997年至2删年，逐年分别为1%，1.5%，2%和2.5%，2001年估计为3%。2000 年销售额达到7000多亿元，则开发费为170亿元左右，2001年销售额为8则亿元， 则开发费达240亿元，一年间就将增加ω亿元。以后还将逐步增长到5%，以1万亿元销售额计算，开发费将达到500亿元。由此体现企业是技术进步的主体。
整个工业体系开发中心建设的步伐加快。
目前已有集团级、市级以至国家级开发中心100个，今后3年还将增加100个。开发中心的形式有企业自己办、与大专院所联合办，以及开门办——在国外有先进产品或行业的地方办。
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其重要性越来越被意识到，它表现为如下情况：
①社会的支持和容忍。如政府、社会中介和银行支持的风险创业基金，这是社会环境；
②有雄厚资本的大企业，收购元数个社会科研机构或科技公司上市的发明成果，以及未上市的专利及知识产权，予以企业化，这是风险投资的主体。比尔• 盖茨每年收购技术专利就花费200多亿美元。我们过去只是花钱合资或引进生产线，从未购买国内外以高科技创业的小企业的专利，不敢冒风险。其实，这恰恰是风险投资中重要的一环。目前已有许多成功的典型案例，而且这种情况和趋势
正在增加、发展。例如先进的可嵌人壁内的数字液晶反射式电视机，其关键技术是集成电路。广电集团花了200万美元购买了专利并获得16个国家和地区的销售权，现为一年10万台的产量，每台售价2万元，其中利润可达1万元。相比之下， 日本松下的同类产品质量就跟不上，现在该公司已下令只要有广电产品展示的地方均将松下产品撤走。
技术创新开始注重人才
技术竞争、产品竞争和企业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问题一方面是待遇问题，待遇低的地方，不可能凝聚人才。上海的工资递增还是比较快的，这表现在老总的工资和职工人群的平均工资的提高上；与此同时，还有工资结构的因素，如年薪制、期权期股以及福利，主要是如何体现激励，按要素分配；再有一方面是招聘，内部封闭式的选人最多是系统内人才，而不可能是全市、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才。国有企业是否可以聘请外国人或私人老板当经理，这涉及人事体制改革和政策，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可以说，目前上海在以上5个方面中，前3个方面的工作已经到位，效果显著， 产生了重大作用；而后两个方面则是开始重视，今后会越来越到位，而成为决定上海工业新高地建设成功或综合竞争能力提高的最关键因素。
上海工业发展目标
总量数据指标
目前，上海工业主要经济指标实现情况良好，其中有5个重要总量指标已与国际接轨，今后重点是保持稳定的问题。这5个指标是：
资产负债率50%。
净资产利润率9%～10%。
工业产品产销率已连续3年保持在98%以上。这个百分比是合理的，如果是100%，说明存在供不应求现象；如果低于95%，则说明有库存积压。
企业亏损面已连续两年低于20%。这也是合理的，因为竞争总有亏损， 元亏损必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说明通道有弹性。当然，过去的亏损面是不能接受的。
上海工业劳动力总量保持在230万人。这已是总量平衡，今后只是正常地有进有出的问题。
今后目标
作为今后的目标可列出以下各项，这些在过去是没有条件去争取的，甚至被
看作是不可想象的，面目前我们已有条件努力去做。
加大工业投资。以往5年，在上海城市总技资10000亿元中，工业投资为2500亿元，占25%。今后5年有必要把工业、高科技的投资增加到4500亿元，比重提高到30%以上；由于工业信誉好，银行也乐于贷款，外资愿意加人，增大投资完全是有可能的。
增加技术开发费。在销售额的比重中，以2000年的2.5%为基础，按0.5 百分点递增，到加5年达到5%。
提高工业系统职工的工资收人。理论上，上海的工资应较外地平均水平高3倍以上，逐步与国际接轨，这实质也是加大人才资源开发力度、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加大工业资产在股市中的比重。要把资产向上市公司集中，用上市公司机制改造上海工业，用资本市场基金发展上海工业。目前工业上市资产为700 亿元，约占净资产4000多亿元的1/6，至2005年要增加到1/2，即5年上市500亿元， 该流通资本乘以3，就相当于1500亿元净资产，再加上原来的700亿元，就是2000 多亿元了。按股市市值计，将相当10000亿～20000亿元，这是非常雄厚的资本力量，可用于收购国内股票，支持西部建设，走向全国以至跨国运作，加快发展上海工业经济。
加大走向世界的力度。今后要到海外布点，培育一批跨国公司，有条件的宝钢、汽车、广电等大集团要努力向世界500强进军。
有关问题
从体制上看，国有控股公司、企业大集团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存在“壳”公司。为了上市、合资或是转制，一些公司把它的精华部分抽掉，留下的母公司成了“壳”体，没有灵魂，没有活力，或是说留下不会经营的一批老人和团体，且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不稳定，产生腐败、蛙虫、亏损和产权不合理等等问题。
“重孙”公司增加。一般母公司派生子公司、孙公司，计3代。由于投资主体不清，多级法人又向外投资，造成“重孙”公司繁殖，产生不少“出血点” 和漏洞。
控制力不够。如汽车集团，按行政统计，销售达800亿元，但汽车公司仅25%控股。
融资问题。要改善子公司的股权结构。
控股公司本体形象问题。如联想集团、长虹和海尔，它们的老总名气很响，而广电集团，资产相当这3家之和，却不闻老总其名。其实老总的声望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应按国际惯例，应按名牌宣传。
最后，我建议《工业工程与管理》可以做一件事，就是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做点工作。
利用信息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把其中的系统集成技术为传统工业中的组合机床、机器人和生产线的系统集成服务。装备需要组合，这是系统集成的体现，也是装备工业的灵魂。
以信息技术中的过程控制和自动化控制技术，提高大型连续生产工业
（钢铁、石化、发电等）过程技术的水准。例如控制热钢水的温度和流速，直接制成薄铜板，而不再是经过浇钢镜、冷却、挤压等工序。
使散装的家用、商用工业产品以至办公用品智能化，成为网络中的终端。
把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为工业垂直管理（母子公司、办事处等）、决策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服务。
用网络技术对工业中的物流、采购、销售和电子商务B2B、B2C进行改造。
(6）传统工业为信息提供材料和制造装备。总的说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不是抽象的，这是技术、管理与经济融合在一起的系统工程。



关于市经委主任黄奇帆同志履行职责情况的调查报告
上海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
（2001年8月16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2001年度开展对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市政府组成人员述职评议工作的实施意见》，在常委会述职评议协调小组的领导下，黄奇帆同志述职评议工作小组从今年4月份以来开展了对黄奇帆同志履行职责情况的调研活动。现在我受工作小组委托，就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述职评议调研工作的基本情况
述职评议工作小组学习了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有关国企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文件，借鉴过去三年常委会述职评议工作的经验，根据市经委工作的特点， 结合常委会同时进行的关于本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工 作监督和调研，制定了黄奇帆同志述职评议工作实施计划。在调研活动开始前， 沙麟副主任及工作小组成员与黄奇帆同志及市经委领导班子成员就述职评议的 基本要求及做法进行了沟通，交换了意见。召开了市经委机关处以上干部参加的述职评议动员会，沙麟副主任作了动员讲话。在此基础上，工作小组开展了述职评议工作的各项调研活动。向863名市人大代表发放了征询意见表，听取市人大 代表对黄奇帆同志及市经委工作的意见，共收到反馈征询意见表357份；分别召 开部分市人大代表、企业负责人、市经委机关干部、熟悉市经委工作的新闻记者、区县人大及部分区属企业负责人等7个座谈会，共有76位同志参加座谈；通过走 访、座谈等形式分别听取了市委、市政府12个相关部门对黄奇帆同志及市经委工作的意见，还与市工业X委、原市经委“三讲”巡视组组长进行了沟通；组织部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考察上海工业发展和国企改革的情况，听取了黄奇帆同志和有关企业负责人的情况介绍。
工作小组在对调研情况进行综合归纳后，向黄奇帆同志及市经委领导班子作了反馈。
二、对黄奇帆同志履行职责情况的综合反映
综合调研情况，大家认为，黄奇帆同志任市经委主任以来，努力贯彻执行X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的方针政策，带领工业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开拓创新，知难而进，扎实工作，在上海工业新高地建设、国有大中型企业扭亏解
困、国有企业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等各项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较好地履行了市经委主任的职责。大家对黄奇帆同志在组织、推进上海工业改革和发展中所体现出来的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公仆意识以及工作的开创性、坚韧性和操作性， 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一）敢于大胆探索，勇于攻克难关，善于协调操作，体现出较强的改革创新意识。黄奇帆同志思维敏捷，宏观思路清晰且具有前瞻性，敢于大胆探索，勇于承担风险。在推进工业企业改革、转制和重组的过程中，带领经委系统的干部积极探索，提出并组织实施了许多创新的思路和措施。在调研中，许多同志都提到了广电集团的资产重组。黄奇帆同志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着眼于广电集团资本结构的优化和产业规模的扩张，指导企业采取了优势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等措施，两年内先后筹集到36亿元资金，许多重点项目获得了宝贵的资金来源，集团规模迅速壮大，这几年每年产值增长在30%以上。也有同志列举了上菱电器、真空股份等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上菱电器97年亏损10亿元，每股净资产亏0.10-0.20元。黄奇帆同志带领有关部门到上菱集团调研，指导企业从产业结构调整上求发展。经过调整，上菱股份成为投资控股型的上市公司，企业效益明显提高，去年每股税后利润提高到0.62元，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好评。真空股份以前被称为是“真空真空真正空”，是“垃圾股”。黄奇帆同志在对真空公司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议把真空公司对永新彩管的股权转让，由此得到增配股13亿元，在此基础上又上了平面显示器等一系列新的项目，企业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为了加快工业新高地建设，上海工业要加大投资力度，资金来源是个难题。黄奇帆同志到市经委后，按照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要求，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工业系统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措施。组织制定了《上海工业系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国有资本金管理的意见》，加强对国有资本金的使用管理；指导各集团公司探索出存量资产变现、证券市场融资等多种投融资渠道，使上海工业投资的资金来源基本上形成了引进外资、银行贷款、企业自筹各三分之一的格局；组织制定了上海工业“投资项目三年滚动计划”，建立投资的项目库，做到每年有计划、有项目， 为上海工业建设项目筹措资金、招商引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三年来，上海工业系统累计完成投资达到1840亿元的规模，对上海工业新高地建设、上海工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新的六大支柱产业的培育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国有企业扭亏解困工作，是一项艰巨的战略任务。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黄奇帆同志带领市经委一班人敢于攻坚、善于啃硬骨头，抓住国企“债转股”
等政策机遇，积极主动地落实了“债转股”、计划内破产和计划外破产相结合等一系列解困措施，到困难企业具体指导脱困工作。如，有色金属公司前几年相当困难，黄奇帆同志按照市政府领导的指示精神，具体指导企业采取优质资产上市、不良资产剥离、“债转股”等“三管齐下”的措施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通过努力，公司终于初步摆脱了困境，99年减亏3500万元，去年实现利润1154万元。又如，机床集团十几年前借了1.2亿美元外汇，合人民币3亿多元，现在要还16亿元人民币，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黄奇帆同志在听取企业汇报后，即召开专题会议帮助解决，他提出在机床行业试行上海地方政府的“债转股”，把机床集团的债务转成“上国投”的股权，为企业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在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各方方面面的支持下，黄奇帆同志带领经委系统干部职工经过几年坚持不懈地攻坚，上海工业企业的扭亏解困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由97年的36．5%下降到去年的15.8%。
黄奇帆同志讲究操作策略、注重操作效果，在企业破产、“债转股”等许多改革难点问题的解决过程中，直接指导协调，体现出较强的斡旋能力和协调能力。在座谈中，不少同志列举了双鹿重组、水仙退市、上海化学工业区招商引资、汽车集团与上国投股权重组、造纸机械总厂实施破产、天原化工厂搬迁等许多具体事例，反映黄奇帆同志在这些项目的协调和操作过程中，身体力行地具体指导、协调，使一些难题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二）维护群众利益，善于为企业和职工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体现出较强的公仆意识。黄奇帆同志注重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努力增强市经委为企业服务的意识，为企业、尤其是困难企业排忧解难，帮助企业协调、处理了许多难题，企业感到在困难的时候市经委是企业的依靠。
在调研中，飞人协昌缝制机械公司、太平洋机电集团、第一铅笔股份公司、机械设备成套公司、钟表公司、焦化公司、民光集团、轻工装备公司等许多企业的同志用他们亲身经历的具体事例，对黄奇帆同志及市经委干部急企业困难所 急、想职工群众利益所想，深入基层，为企业及职工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作风和公仆意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在调研中，一些企业负责人反映，黄奇帆同志经常与他们晚上商量工作，双休日、节假日研究工作，体现出忘我的工作作风。黄奇帆同志经常带领市经委同志到基层企业、最困难的企业现场办公。每年的大年夜，他和工业X委领导一起请困难企业负责人吃年夜饭，困难企业的干部职工非常感动。
黄奇帆同志关注在改革过程中企业及职工群众碰到的实际困难，注重研究群众性的难点、热点问题。对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比较集中的实际问题、历史遗留问题，黄奇帆同志亲自阅处。三年来，市经委共处理人民群众信访件3700多件， 其中黄奇帆同志亲自批阅了300多件。如，职工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三金两款”
（养老金、公积金、医疗保障金、集资款、医药费）问题的解决，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涉及上千家企业、25亿欠款、25万职工。黄奇帆同志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实施“以土地换稳定”的操作思路，把这一问题作为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ZZ问题，从根子上、源头上、政策上采取措施解决，较好地完成了清欠任务。到去年年底，历史遗留的25亿元“三金两款”基本清欠完毕，职工群众对此十分满意。
（三）注重维护国家利益，把依法行政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准则，体现出较强的全局观念和法律意识。在组织实施上海工业企业资产重组的过程中，黄奇帆同志强调规范资产重组行为。在干部群众中强调宣传资产重组要坚持贯彻“三个不”（国有资产不能流失，银行债务不能逃避，职工利益不能侵犯）的原则，引导国有资产向优秀企业家集中，资源向优秀企业集中，资金向优秀产品集中，坚持提高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在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过程中，他明确强调一不搞伪装，二不搞泡沫，三不搞短期行为，重在机制，重在质量，重在发展，努力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黄奇帆同志对中央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对市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坚决贯彻执行。在关停“五小”企业、水仙股份退市、上海冶炼厂下放到地方等许多具体项目的操作中都能顾全大局，坚决执行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决定。对人大通过的决议、法规等很重视，把办理人大代表的议案和书面意见作为市经委的一项重要工作，三年来他亲自处理和督促办理了市人大代表的书面意见88件。
黄奇帆同志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特别对企业改革及经济建设的有关法律法规比较熟悉，重视依法行政。市经委机构“三定”过程中，他提出把政策法规处单列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的职能处室，加强依法行政工作。在市人大《节约能源条例》和《鼓励引进技术的吸收与创新规定》两个法规的起草过程中，他专门听汇报、抓进度。在他的组织下，去年市经委制定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
《机电产品招投标规范》等规章。
在抓上海工业的改革和发展中，黄奇帆同志强调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办事。在实施工业企业破产的过程中，严格按《破产法》的规定和程序办事，使上海的企业破产工作进行得比较平稳。在企业改革过程中强调依照《公司法》的规定，推动建立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相互制约的机制。在实施再就业工程中，黄奇帆同志一再要求企业领导要严格按《劳动法》、《公司法》办事，在依法办事的前提下进行大胆的探索研究，体现出较强的法制观念。
（四）注重发挥班子的整体合力，以转变市经委的管理职能为抓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黄奇帆同志重视领导班子建设，注重发挥班子的整体合力。他和市经委、工业X委领导班子劲往一处使，整个班子比较协调。在工作中，他比较注意发挥“两委”班子和各处室负责人的作用，尽可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黄奇帆同志在市工业X委的组织领导下，对上海工业系统的X风廉政建设提出了许多有效的措施。99年提出要建立和完善10条制约机制（即：重大问题集体讨论的制度、预算制度、建立和完善采购管理制度、企业年报经济责任审计和企业领导离任审计制度、财务总监和财务主管委派制度、监事会运行制度、“厂务公开”制度、效能监察制度、企业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度、重大案件和重要事件报告制度）。2000年提出要重点抓住8个环节（即：现金流量、基础设施和技改 项目建设、进出口、贸易交往、资产重组、资本市场运作、企业改制、制度改变时的利益再分配等环节）。今年又提出要做到3个同步（在制订企业改革和发展 的有关政策时，必须同步考虑防止出现腐败滋生的土壤，避免产生严重问题；在企业改革发展具体方案出台带来相关方面变化，可能出现腐败现象时，必须同步采取相应的治理办法，避免造成批量犯罪现象；在推进改革转制和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同步强化人、财、物的管理）。由于这些措施有力，贴近工业的实际， 反映在效果上出现了几个方面的下降：一是职工上访明显下降；二是工业系统经济纠纷案件大幅度下降；三是法人违纪案件大幅度下降；四是企业领导干部个人违纪案件也大幅度下降。
黄奇帆同志任市经委主任以来，依靠班子成员的共同努力，坚持抓市经委机关的政府职能转变。到市经委不久，他就把市经委的干部组织起来到基层调研， 到工厂、车间、班组，了解实情、民情。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市经委抓工业必须坚持全社会工业管理，大中小企业都要抓，都要服务好。要做好服务员、裁判员， 不当运动员，少做教练员。对市经委机构改革以后如何转变政府职能，他提出了“三个转变”（即：由原来直接管理经济转到间接管理经济，由原来微观经济管
理转到经济调控管理，由原来计划管理转向市场经济管理），“五个不分”（即： 不分企业的隶属关系，不分企业所有制，不分是中资还是外资，不分是上海企业还是外地企业，不分企业的规模大小，均一视同仁），“八个导向”（即：投资政策导向，资本运作导向，产业发展导向，劣势企业退出市场导向，市场机制导向，综合环境导向，社会稳定导向，安全环保导向）。
在调研中，基层企业和区县的同志对市经委这几年转变政府职能所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总之，黄奇帆同志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方针、政策，在组织、实施上海工业改革、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工作是出色的，是一位称职的市经委主任。
同时，在调研中，大家对黄奇帆同志在履行职责及具体工作中的一些不足和薄弱环节提出了意见。一是国有企业扭亏解困工作的成果有待进一步巩固。上海国有企业中还有一部分企业没有完全脱困，许多中小企业的处境仍然比较困难， 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企业的竞争能力、技术创新能力还不强， 企业扭亏的基础比较脆弱。二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控股公司和集团公司的管理体制还未完全理顺，运行机制还不够完善，一定程度上还带有行政性公司的痕迹。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还不够合理和优化，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状况仍然存在，跨行业、跨部门、跨所有制、跨行政区的资产重组还不够多，由此带来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还不够完善。在推进非公经济发展、重视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的改革和发展、指导区县工业的改革和发展等方面的力度还不够有力。三是市经委机关的政府职能转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在管理职能方面，存在着有些管理过于具体、分类指导不够等问题。在工作作风、工作效率、工作方法和服务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调研中有的同志对市经委在为基层和企业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
此外，也有的同志指出，黄奇帆同志有时脾气比较急躁，在工作的部署和实施过程中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加强与下属在工作思路上的交流，加强与班子成员在重大问题决策前的研究和沟通，注意谦虚谨慎，倾听不同意见。
三、对黄奇帆同志的几点建议
根据调研中大家对黄奇帆同志履行职责情况所提出的意见，述职评议工作小组向黄奇帆同志提出以下建议：
（一）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推动企业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整体竞争力。上海工业系统的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尚待解决。从此次市人大代表征询意见表的反馈情况来看，人民代表对上海近年来国企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尚有13.7%的不满意。希望黄奇帆同志和市经委进一 步解放思想，继续发扬敢于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在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控股公司和集团公司的深化改革方面有新的突破，尽快形成和发展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控股公司和企业集团。要学习兄弟省市的经验，在推进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发展非公经济方面有新的突破，培育一批不同领域、不同所有制的“小巨人”。要更多地关心区属“放小” 企业、区属集体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加强对区属工业调整、定位和发展的指导， 在各区县发展“一业特强”中发挥指导作用。
（二）要继续花大力推动工业新高地建设，加快工业发展。加快工业新高地建设，是上海工业面向新世纪加快发展的关键。希望黄奇帆同志在抓好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项目的落实，推进项目的实施，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各项工业投资目标的实现。要强化品牌意识，注重产品开发， 集中力量抓好一批有规模、有市场、有效益的上海名牌企业的市场拓展工作，提高上海工业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要继续加大工业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力 度，着力提高上海工业对外开放的程度，增强上海工业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三）要高度重视工业系统改革发展中的社会稳定工作，创造更加有利于改革发展的稳定局面。黄奇帆同志和市经委在组织、实施上海工业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要切实把握好改革力度、发展速度与职工群众对改革的承受程度的关系。在实施资产重组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强调思想ZZ工作方案和稳定工作方案的配套和保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尤其要切实抓好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稳定工作、再就业人员的分流工作和职工医药费的清欠工作，确保工业系统的整体稳定。
（四）要着力抓好市经委的职能转变，切实履行好全社会大工业管理的职能。黄奇帆同志及市经委要继续加大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切实提高市经委机关为基层服务、为企业服务的主动性、广泛性。要强化对全社会大工业的管理，强化服务意识，努力为各种所有制的企业服务好，为各类规模的企业服务好，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要加强对工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指导，发挥其在
行业管理方面的作用，探索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要按照市政府的要求，改革审批环节，规范办事程序，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要加强工作督办的力度，狠抓落实，扎扎实实地推进上海工业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
（五）要进一步加强经委系统的干部队伍建设，以适应上海工业新一轮发展的需要。上海工业新一轮的发展，对市经委系统的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黄奇帆同志及市经委领导班子要继续花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严格要求， 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教育干部。要加强对市经委机关干部的业务能力培训和考核，使干部的整体能力有较为明显的提升。要进一步加强工业系统的X风廉政建设，完善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制约机制。要采取措施加快建立经营者择优录用的竞争上岗机制，努力在实践中培养一批能适应我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经营管理人才，在上海工业系统形成一支品行正、懂经济、善管理的企业家队伍，为上海工业新的腾飞打下良好的基础。
总之，希望黄奇帆同志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再接再厉，不断进取，为再创上海工业新的辉煌，增强上海经济的综合竞争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第四届中国重庆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当代科技发展前沿报告会”上的讲话
（2002年11月30日）
一、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含义
十六大提出了新型的工业化，我的体会是，新型工业化很重要的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电子技术提升、改造传统工业，但又不仅限于此。从电子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来说，我们用现代的信息化中的信息集成技术来改造生产线、组合中心、加工中心等，这是一个方面;将现代的电子产品、智能化产品嵌入装备和消费品， 使这些设备产品，硬件或者软件，变成智能化设备或智能化产品;用过程控制技 术来改造生产过程，比如电力、化工、冶金等等连续生产的过程;等等。从管理 来说，用电子商务来改造销售系统，用ERP来改造决策管理系统，用我们的计算 机辅助系统来改造我们的设计过程，等等，都是信息化改造传统工业的过程。但不仅仅限于此，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还包括现代工业、新型工业、人类全部的高技术、各种领域的管理理念等在工业化中的集成。比如石油化工，传统的石油化工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水平表现为园区发展模式。一个化工园区可能是几十平方公里，聚合200亿、300亿美元的投资，这样的投资已经不是一般的一个老板、跨国公司、500强所能做到的，而可能是十几个国家、几十个石油化工大集团从 不同的角度组合在一起，好像有人在指挥，把上游、中游、下游的产品一体化， 把能源、物流一体化。从能源角度讲，化工产品的上游可能是一个消耗能源的过程，到了中下游是释放能源的过程，那么，这个上游、中游、下游之间的联系使得它变成了消耗能源、释放能源到吸收能源的一体化过程。本来各管各搞的化工可能要1000吨煤，集合在一起就只需要300吨煤的能源就够了，这就是能源的节 约。从物流方面看，一个几百亿美元投资的化工基地可能有几亿吨的货物进来， 又有几亿吨的中间产品出去，这里面就有个物流组织，这个物流组织是几十个大集团之间的统一的物流组织。这就实现了包括生态环保在内的整个化工基地的一体化。所以，现代化工是五位一体的化工，即:上游、中游、下游产品链的一体 化;能源流量的一体化;物流产品运输的一体化;生态环保和加工过程的一体化以 及基础设施的一体化。这里边有信息技术，也有环保技术，也有我们人类最近几十年发展的最现代的管理技术。所以，我感觉，这些方面是我们重庆在改造传统工业中值得好好汲取的营养。
二、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信息产业发展
现在，整个中国信息基础设施是比较奢侈、比较发达的，但是，信息化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信息产业本身还是比较弱的。重庆就是如此，现有的信息基础设施，跟上海、北京没什么两样，有500多万手机用户、500多万座机用户、300 多万电视机用户。但是，在基础设施利用方面、信息资源开发应用方面重庆与上海、北京相比差得实在太远。在电子工程方面，重庆也是差得太远太远。中国在信息化发展方面存在六大问题，这六大问题重庆都有，怎么去克服?世界工厂要 在重庆、在西部搞起来，我觉得这很重要。作为老工业基地改造以后，重庆可能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制造工业基地。这个重要的制造工业基地如果要成为世界性的基地，就必须有三个补充:一个开发平台、一个物流平台、一个金融平台。首 先，要建立一个开发平台。如果你的产品是给世界所用，那就要世界的各大超市、各大商业集团、各大需求系统购买你的产品。你的产品要进入它们的市场，你首先必须拿到订单。怎么才能拿到这个订单?你必须开发出它所需要的产品。因此 必须搭建一个设计平台，设计平台设计出来的产品应是像沃尔玛这样的销售系统所能接受的。第二，要有一个物流平台。比如，你在把几百万台DVD或者电视机 发包给各企业去生产组装的时候，只有生产基地还不行。产品的零部件不是从头到尾全都自己造，而是将全世界最便宜的、最好的产品通过物流运输到你这些加工点来，加工后再运输出去，所以要有一个物流平台。第三，创建一个金融平台。在整个经营过程中，生产过程需要资金，物流过程也需要资金，而资金是要通过金融平台来聚集的，包括商业贷款，包括保险公司的担保，包括它们之间的周转等都需要金融平台。重庆要做世界的制造基地，如果只是加工而没有这三个平台， 就只是末端的加工基地，是相当悲惨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做加工基地， 我们就要把三个平台拿在自己手上才能够真正干好。
三、加强科技创新，促进科技发展
怎么加强科技创新，促进科技发展呢?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加强科技投入。 首先，从重庆来说，现在重庆市政府一年对科技投入的财政性拨款约2亿元，占 当年重庆市地方财政支出1%左右。我们设想，今后5到10年，这个比例要逐年增 加，到2010年争取达到3%，这个设想是能够实现的。重庆市的财政收入从现在的200多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600多亿元，那么，重庆市科技投入会比现在增长9倍， 由2亿元变成18亿元。第二点，实现投资结构多元化。科技投入的增加仅靠政府 财政投入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靠企业。根据2001年的统计，重庆市企业研究开发费占企业销售值不到1%，这个比例非常低。因此，我们要采取措施强力推进企
业逐渐提高研究开发费的投入，到2010年，研究开发费占销售值希望达到3%。2010 年的工业销售值，大概在6000亿元，而科技投入也差不多180亿元至200亿元，这才是真正巨大的投入。第三点，着力提高投入产出率。科技开发光靠投入不行， 投入必须有产出，资金变成技术，技术变成利润，形成生生不息的循环，才会真正有高科技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技术领域本身就要转变机制、改变体制，要增加技术投入以后的产出效益、技术生钱的效应。技术产权交易所和高科技的产品交易会本身就是一个技术生钱的过程;高科技的孵化器和孵化基地也是钱生技
术、技术生钱的一个过程;增加一些风险投资基金，这种基金也是一种钱生技术、技术生钱的循环过程;发展一大批高科技产业园区，也将推动高效、快速的钱生 技术、技术生钱循环。因此我们也希望，国家科技部等有关部门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增加一些力度，使我们的风险投资、高科技投入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循环起来。虽然现在股票市场跌得很厉害，但我相信，2～3年以后中国股市会出现2000多点的新高，10年以后一定会达到10000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如果 不在资本市场融资，那么钱生技术、技术生钱的大循环就实现不了。所以，重庆市的政府和广大企业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联系微信dadawk01】
上海培育跨国公司的探索实践
（2002年）
上海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也是我国最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目前， 上海工业拥有9000多亿元的总资产，4000多亿元的国有资产，2000多亿元的国有净资产。近年来，上海积极开展企业资产重组，在加快发展大集团，努力培育跨国公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
通过将企业主管局改制为国有控股集团公司和企业大集团，进行授权经营，为企业集团实施资产重组提供了前提条件。进行授权经营、剥离社会职能和建立退出机制，是上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兰项重要工作，也是企业开展资产重组的前提条件，其中建立以资本授权经营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区别于传统企业制度的一个鲜明特点。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向国有控股集团公司和企业大集团授权经营固有资产，是上海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开展资产重组，加快培育大集团的一项重要探索。1993年，上海建立了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随后陆续建立了区县一级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初步形成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框架。同时，结合政府机构改革，上海将19个企业主管局改制为国有控股公司和企业大集团，在此基础上，把约2000多亿元的地方工业国有净资产向国有控股集团公司和企业大集团进行授权，并与授权企业全面签订资产保值增值协议书，依照科学的考核办法，强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推动国有资产重组。目前，上海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已占全市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的90%以上。
通过对国有控股集团公司和企业大集团授予资产经营权和房地产经营权，国有资产具有了产权代表，资产重组的主体得到了落实。在此基础上，上海采取了加快建设以剥离企业社会职能为核心的经营制度和以承担责任为核心的退出制 度两项重要措施，加快企业的内部重组。一是通过推进“三个转移”，即把控股集团公司和企业大集团原来的行政管理职能逐步移交给政府部门，把企业的行业管理职能逐步移交给行业协会和其他中介组织，把企业的社会性职能逐步移交给社会相关的部门和地区，使这些企业的非经营性资产得到了剥离。二是建立企业退出通道，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为企业内部资产重组扫除障碍，提高企业的资产质量。通过这些措施，上海的控股集团公司和大企业集团强化了投资功能、融资功能、资产重组功能，增强了资产经营能力、战略规划能力和资本融通能力，
为实施并购重组，加快朝着成为跨国公司的目标迈进提供了有利条件。
经过对困难企业和上市公司的重组，为企业集团发展成为跨国公司打下了良好基础。前些年，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全国情况一样，上海的国有企业存在着冗员多、债务多、负担多的“三多”问题，全市国有企业亏损面徘徊在40%左右，资产负债率平均高达80%，利息负担沉重，企业集团下属的许多企业陷人历史债务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的企业集团不要说发展成为跨国公司，就是连基本的生存也成了问题。因此，上海在企业改革中首先把对困难企业的重组放在突出的位置。
对困难企业的重组，我们主要是从四个方面盘活企业的存量资产：一是土地资产的盘活重组，采取土地批租、出租厂房、厂房变性、土地置换等方式。二是多元投资的盘活重组，在新设的企业实施多元交叉投资、存量转让和发起设立股份公司。三是劣势企业退出重组，主要是实施破产兼并和核销不良资产。四是债转股和债务重组，进一步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减少企业各类费用支出。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劣势企业退出了市场，不符合市场需求的过剩生产能力得到压缩， 多余劳动力进行了分流和下岗，企业债务中的坏帐和所有者权益中的泡沫资产得到了核销，从而使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结构得到明显优化。上海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从1994年的8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50%左右，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亏损面已下降到15%左右。
在对困难企业实行资产重组的同时，我们还对上海本地上市公司中业绩比较差的公司进行了重组改造。
上海工业系统尽管上市公司数量比较多，但其中大多数是90年代初上市时， 由于受非经营性资产没有剥离、股本结构欠合理、大部分公司集中在传统工业等因素的影响，较大部分上市公司效益较差，丧失了进一步融资的功能。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状况，这几年，我们通过采取股权转让、资产置换、泡沫资产核销、资产剥离、并壳让壳、增发新股等各种方式，并在政策上引导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将优质资产逐步向上市公司集中，使上海工业系统上市公司的整体资产质量、产业布局、股本结构、筹资能力、市场形象有了明显改善，上市公司的业绩得到提升。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增强。目前，上海工业系统共有70多家上市公司，累计从资本市场筹资500亿元，约占全市总额的一半。大量资金的募集， 明显增强了企业的发展后劲和活力，为上市公司的母公司发展成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有利条件。
总的看来，上海经过对困难企业和上市公司的重组，长期以来困扰企业的债务沉重这一历史性的难题得到有效破解，上海企业集团利用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在资本市场进行并购重组的能力大为提高，从而为上海一些大集团通过更高层面的并购重组，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发展成为跨国公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使上海企业的资产重组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通过集团层面的资产重组，一批企业集团正在努力成为跨国公司。近两年，上海开始探索在集团层面进行较大规模的资产重组，以进一步发展壮大企业集团。
我们已对仪电、电子信息、电气、医药、化工、钢铁多行业进行了多家持股的重新整合和资产重组，同时，结合国家债转股政策的实施，开始引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进一步进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
上海在企业集团层面进行并购与重组，是根据各个企业大集团自身的情况， 采取不同的方式。有扩张型的，如广电、医药；有扭亏型的，如电气、物资和有色；有联合型的，如宝钢与上钢；有回购、财务并表型的，如汽车；有消灭壳体公司和重孙公司型的，如纺织控股，等等。
通过集团层面的资产重组，有效提高了上海一些企业集团的资产质量和市场竞争能力，扩大了企业规模。目前，上海广电、汽车、电气、宝钢、石化等近些年资产重组力度较大的五家大集团，其利润总额已占全市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40%，新增利润总额占全市工业新增利润总额的60%以上。这些大集团初步具备了冲击世界500强的实力，正在努力发展成为跨国公司。
论企业文化
（2002年）
什么是企业文化？理论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一个企业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形成的一种稳定的观念、传统、风格，并用这种风格、观念和精神来统一职工的行动规范，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激励职工奋发努力，以实现企业的目标。成熟的企业文化在企业中无形无声，但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员工的思维、行为和价值观。企业文化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首先，涉及企业的目标定位， 即根据自己的资源、力量、条件等，确定符合自身发展的经济目标和组织目标。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环节。其次，涉及企业精神。企业精神不仅是领导者的精神、企业家的精神，而且是企业上下一种共同的信念，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再次，涉及员工的价值观和企业的对外形象，对外形象包括产品形象、老总形象、集团形象以及企业领导人的领导方法、领导风格。综合以上内容，就形成一个企业的文化。
企业文化结构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层，包括企业经营作风、精神面貌、人际关系、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二是企业文化的制度层， 包括企业领导体制、企业组织机构和企业管理规范。三是企业文化的外在层，包括企业的外在形象等。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之一，是企业具有强劲的文化力。在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中，无形资本起的作用更大；在经济能力和文化能力中，文化能力起的作用更大。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特定阶段形成的传统、观念，并以此来统一全体员工的行动，实现既定的目标。企业文化不是先天就有的，它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经过100多年企业活动的大规模发展逐步形成的。20世纪初，企业管理中 没有企业文化的概念，那时盛行“泰勒制”，把劳动者当作一种机器，当作机器的附属物；到了40年代，行为科学进入企业管理领域，开始强调人的精神作用， 人的需求受到重视；60年代，发展到人力资源理论，企业管理开始把人力资源作为一种战略要素当作一种重要资源；80年代后期，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感觉人比一般资源更为重要，是各种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进而产生了人力资本理论，把人的才能看作是与货币一样可以创造出价值的“资本”。这一思维体系的变化过程，实际上是人在企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的过程，也是孕育企业文化的过程。
纵观企业文化发展的历史，大致可以区分为四种类型的企业：第一种是推销产品的企业，这类企业适合于“卖方”市场；第二种是推销形象的企业，这类企业不仅推销产品，更主要的是推销自己的品牌、形象，以适合于“买方”市场； 第三种是推销文化的企业，这类企业十分注重自己的文化、品牌、宗旨和价值观， 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形象，如可口可乐、麦当劳等，这类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己不仅是一个品牌和一个产品，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无形资产； 第四种是推销战略的企业，这类企业不是在卖他的产品，而是在卖他的战略，最适合未来的市场竞争，现在国际上很多制造业的跨国公司都开始向这个方面转 型。
企业文化建设涉及许多方面。以下两方面的工作尤为重要：一是建设企业形象，包括集团形象、老总形象、品牌形象，二是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当前，工业系统要认真贯彻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以德治国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推进企业文化建设，联系工业改革发展的实际，坚持以德治厂、以德经营、以德做人，以实际行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企业的资金、技术、专利、先进设备都能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采购或转让，唯一不能转让的是具自己特点的企业文化、以及企业职工的文化技术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企业的竞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品竞争、市场竞争、技术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企业文化的竞争。一个企业有无发展潜力，主要看这个企业人才体系有无优势，企业文化有无优势。
企业文化尽管不像企业生产经营那样具体，但它是企业经济管理中较深层次的东西，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因此，在知识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任何企业集团要在全国有一定地位，想到国际舞台崭露头角，就应该在企业文化建设上狠下功夫。
重庆经济发展对房地产业的影响
（2002年）
中国的西部开发不仅是一个基础设施的开发、不仅是西电东送、西气东送、青藏铁路等等基础设施的开发，也不仅是生态保护、环境保护，而且还是一个大规模的长周期的经济开发。90年代的长江流域的开发是和浦东开发和上海作为龙头的大都市开发及苏州、无锡、杭州城市群的发展有关系的，90年代渤海湾的开发和北京城市大规模的发展及周边城市群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因此西部开发一定是西部的重庆、西安、成都等城市群一起发展带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把重庆作为直辖市、作为龙头城市、作为重点的城市来推进发展，这是2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所在，也是国际惯例。重庆今后10年20年发展的重要主题，就是怎么把重庆变成我们长江上游的经济、贸易、金融的中心。
一、重庆经济发展前景和房地产业的关系
总体上说，重庆面临三大机遇：西部大开发的机遇、WTO的加入机遇和三峡建设的机遇。重庆之所以能够直辖是因为西部大开发的需要、三峡建设的需要， 是因为整个经济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的基础，重庆直辖和经济发展为重庆未来带来非常好的前景。
现在与房地产相关形势是：城市化率会有较大的提高。现在的城市化率33%， 到2010年城市化率市委市府确定的目标为50%。这一目标确定的依据是：整个国 家城市化率是37%，高于重庆的33%，国家目标2010年大体上每年增加一个多百分点，那么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到2010至少应是50%。如果按照这个目标，到2010 年重庆会略高于全国平均城市化程度，直辖市也应该是这个水平，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城市化率的背后就有房地产开发的需求。现在整个重庆的人口是3100万人， 其中城市化人口1000万，2010年重庆有3200万人口，如果城市化率达到50%就有1600万，这600万人大体需要城市化面积400多平方公里，加上现在重庆城市化面积上的欠账，要增加100多平方公里。现在重庆城区有800多平方公里，一共就有1400多平方公里。那时1600万人人均不到100平方米，小城镇大约70-80平方米， 大都市可能100多平方米。根据建设部规范指标的测算，这600平方公里新的城区， 就有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的需要。如果按照老百姓人均2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需 求，600万人要1.2亿平方米的住房需求；再加上现有1000多万人并没有达到人均
20平方米，还有人均4平方米的欠账，就是4000多万平方米；另外还有大量危棚简屋，一般来说拆1平方米危棚简屋，需要3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来替代，这样又有几千万平方米。因为重庆主城区有400多万平方米危旧房，郊区的20多个县镇也有600万平方米左右危旧房，总体上危旧房方面要增加4000万平方米。加在一起，10年里重庆大体上要建差不多2亿平方米的住宅，每年建2000万，10年还不够建。总的意思，重庆房地产未来的大需求是与重庆直辖以后的大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同时，重庆经济的GDP是1700-1800亿元，现在按9%的增长速度，如果按10年来算，大体上到2010年将有4700-4800亿元的GDP，接近5000亿元。这样一个工商经济城市，与现在的上海（4700-4800亿元的GDP）是差不多规模的经济城市，这个城市就会有大量的写字楼、百货商店、宾馆、会议中心、活动场所，那么这些房屋建设至少也要建几千万平方米。
重庆房地产形势跟重庆直辖以后的战略目标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个经济发展周期是长周期的，是一个长周期性拉动重庆经济发展的产业，城市发展也将长周期拉动房地产业发展。这就是我讲的重庆经济发展的前景和房地产的关系。
二、房地产的发展趋势良好
最近几年房地产形势是比较好的，但是大家有一种担心，这会维持几年，这是开发商都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管理部门研究和担心的。1992-1996年的房地产泡沫经济的发展和1996年烂尾楼的情况会不会重演，大家不应该有这种担心。如果对1992-1996年房地产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深入一点的了解，对历史过程中那段时期特征有仔细一点的回顾，就不会有这种担心，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1992-1996 年时期有6个问题与现在情况不同：
一是中国市场化进程8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房地产市场进程是1990年刚刚开始。那个时候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大规模的泡沫或者盲目的开发和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经过10年的国家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导向、跳跃，应该说基础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二是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土地批租、转让也刚开始，政府部门乱批地、不规范的批地，或者说土地储备不足，批地时候没有招标、往往都是议标。那个时候政府控制土地的能力，对土地市场垄断的能力、管理的能力，或者对整个开发的规划控制能力都是比较的差的。但是经过10年，现在管理土地的能力，经营城市能力、管好城市规划应该说是今非昔比。三是那个时候整个金融系统也是很不健全的，金融系统乱贷款，乱放高利贷，给房地产贷款要15%-20%的利息，房 地产开发商除了投机之外，正常的房地产开发商是没法承受这种利息的。现在我
们的金融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四是国家对老百姓的物业、房地产消费政策有了重大变化。以前我们有一个感觉，人民银行是为企业服务的，怎么能借钱给个人， 现在当按揭贷款系统与老百姓消费能力有个非常强的敏感性联系的时候，整个房地产市场有任何波动就会有非常健康的信号传递到金融界和政府管理高层，就会有效的控制市场，控制土地出让，控制整个房地产的波动。这个意义上讲消费信贷这个系统，和10年前完全不相同。五是中国房地产企业进步了、提高了。1992 年出现开发热，盲目开发、乱开发。现在房产商90%和私人产权是联系在一起，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房地产商的规模效益、开发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及企业制度，内部法人制度，从整体上有很大的提高。六是房产开发的品种有很大的变化。1992-1993年开发比较多的是写字楼、宾馆。现在房地产的结构是以住宅为主，如重庆去年1000多万平方米90%是住宅，宾馆、写字楼等占10%左右，所以，现在的房地产形势不能简单套用1992-1996年的经验，不然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房地产形势总体是规范的、健康的，那怕有这样哪样的问题，但这些问题跟我们1992-1996年那段时间的问题比，是比较小的问题，那时候是体制性、基础性的问题，现在经过10年调整，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重庆发展房地产业的措施
一是进一步加强重庆的城市规划。我们现在的目标要把重庆主城区300多平 方公里的城市建设区中的100多平方公里没有搞过详规的要把详规搞好。有200多平方公里搞了详规，但有一半要修改，在今后一年里，我们要对主城区200多公 里详规进行重新大幅度的编制，要加强规划编制，规划编制好了，土地才能批租， 因为土地批租的基础就是详规，有详规才能批租。另外，还要加强专业规划。如地铁的规划等等，这种基础设施规划是对房地产商的一种导向，基础设施比较密集和比较好的地方，房价就会高一点好一点，开发比较合理一点，这是一个专业规划。
二是对特殊的、重点的、重中之重的标志性地段要做出景观规划。比如说渝中半岛现在有300多栋楼，整个8公里的岸线上这个300多栋楼还要增加100多栋是什么图形？这个新增的100多栋和老的300多栋构成了渝中半岛的一个未来的图 像。楼群形态、天际线、楼际线或者水际线，那么这种形态经过合理的规划确定下来以后，就应该按照这种规划下的形态来建楼。全市几百个集镇、小城镇的规划也要加强编制和控制，为了搞好房地产市场要加强规划。二是要加强土地批租工作。要按规划批土地，按总规、详规、专业规划来批地。批地的时候要多卖熟
地，少卖生地，熟地就是把已经征地动迁、基础设施做好了的卖给房产商，不是让房产商去征地动迁、搞基础设施。要多招标，少议标。要搞好土地的储备工作。
三是规范房地产的价格。定价不合理，这也是一个方面。要对乱做广告，乱做中介，或者整个价格销售收费系统上面的不确切、不统一、不规范进行整顿， 使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二、三级市场体系。
四是加大危旧房改造力度。我们过去搞危旧房改造的基本方法，就是希望天下的房产商来对这个成片的危旧房进行拆迁改造。因为成本很高，房产商提出要求免配套费、免税、免土地批租费等等，但免了以后还不够，往往做不起来，有时候房产商敲政府竹杠，有时候是政府欠了房产商，使得房产商做不起来，最后变成个“胡子”工程。这个是我们过去搞的一种基本做法。这些危旧房改造里的油水大的，或者做得成的，能循环的，逐渐逐渐做掉了，剩下来都是“骨头”。如果不把它搞掉，对不起这个城市，对不起老百姓。现在要利用中国50年来最低的银行贷款利率，现在是利息最低的时候，重庆房价也是相对低的时候。现在拆迁这400万平方米危旧房可能花100亿元，5年以后要200多亿元。5年以后利息可能比现在高三倍，通货膨胀也会来的。现在如果能够利用金融工具，把危旧房整体的解决掉，那么房地产的土地成本的增值5年涨一倍完全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有一个时间换空间，借资金来解决房地产的危旧房的问题，这里面要用金融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五是解决“四久”工程。在沿海地区叫“烂尾楼”，在重庆叫“四久”工程， 这些项目要分门别类进行整治，因为它可能背后是一个企业破产了，是一个项目重组，资产重组的问题，是房地产开发公司重组的问题，所以重组的问题不能一刀切，不能定一条什么政策来解决，否则都会办冤案，必须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具体的项目来解决。争取用一到两年时间把这六七十个案子解决掉。因为这六七十个案子涉及到重庆房产商的基本信用，我们重庆房产商一共借了银行200多亿元 资金，这六七十个项目压了银行100亿左右的贷款，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金融信用， 房产商信用在北京的银行管理部门概念是40%的呆账率，但是我看了一下，1998 年以后重庆的房产商几乎没有坏账、呆账，我们重庆发展商是不错的。但是1998 年以后做得这么好的那些房产公司要跟银行借钱还不大容易，因为现在不是了解情况的当地银行借给你钱，而是北京总行，北京总行看宏观，一看重庆房产压了他50%的呆账，你前账不还他就后账不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为了房产商的 形象改变，要把这件事解决，为了城市的形象改变，要把它解决掉。六是我们要
推进房地产的产销分离业务。就是说房产商自己策划营销自己的房子，但是房产商发达到一定阶段，可能房子逐渐造得到少了，你的营销的经验放在那里干嘛？ 你可能也要为天下的房产去营销了，所以即使好的房产商也要发展自己的营销系统，并且不仅为自己的营销服务，而且为天下的房产商做营销。
同时，专业的营销公司也该成长起来政府在这个方面主要采取五项措施:一是降低存量房屋交易的交易税费；二是简化各种各样的手续；三是要规范各种各样交易的制度；四是提供融资，就是我们房地产中介存量房产的买卖也要融资， 因为如果老的房子卖掉了，新的人家来买二手房，旧房子也有抵押贷款或者按揭贷款；五是鼓励中介机构的推进发展。中国房地产的主流系统就在存量房的买卖当中，房地产的支柱，GDP的比重也在存量房的销售当中，是个最大的蛋糕，是块未来的蛋糕，一个成熟的房地产市场，成熟的重庆的房产市场系统，一个能够为西部周边地区服务的重庆房产商的体系，应该是一个很成熟的在房地产的流通领域能起作用的这些公司产生，这些公司的产生才是我们重庆房地产成熟的真正标志。
在2003年重庆全球采购会举办的国内外专家、企业家论坛会上的演讲
（2003年）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热诚地欢迎和衷心感谢海内外朋友光临重庆，参加2003年中国重庆全球采购会。受市长王鸿举委托，我代表重庆市人民政府同参加本次论坛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在座的各位朋友，共同研究和探讨全球采购的最新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能够更好的借鉴和学习现代国际商业采购的理念、方式和运行规则，促进我国、我市企业更有效的参与国际分工协作，进入全球采购的体系，走向世界。大家知道这次全球采购会是在国家商务部的支持下召开的。重庆和上海一个在长江头， 一个在长江尾，在同一个月里，同时推出了全球采购的活动。这个活动的举行得到了国内外采购商的广泛关注，重庆的这次采购总的订单，采购商提出了45亿美元。我认为，这样一种比较新型的、合乎国际商贸潮流的采购活动，反映了宏观和微观两个背景的变化。首先，这几年我国进入了WTO，使我国的宏观贸易环境 大为改善，在五个方面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个是关税壁垒方面，在十年前， 我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在80%左右，有的甚至100%到200%，现在我们的关税税率已降到12%以下，预期在两三年后降到9%以下，这样，关税壁垒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其次，是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在十年前中国贸易进口中有1000多种大类产品是要许可证和配额的。现在我们已降到了100种以内，再过二三年会降到四五十种以内。所以，基本上贸易的自由化、货物的自由进出已经在大幅度的范围内能自由通行。
第三个是服务贸易的开放。进入WTO以后，我们国家允许外资搞金融、搞贸 易、搞流通、零售、搞交通运输、搞各种中介机构。现在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开放。这也为贸易的自由化提供了基础。
第四个方面，是整个国家的同等国民待遇的推进和落实相关的游戏规则的制定方面，这两年有了大幅度的进展。过去对内资、外资、国有企业、私人企业等不同类企业有不同的待遇、不同的政策。现在这一类的文件、规则已大批量的注销。现在让各类企业有同等国民待遇的理念已经成了中国政府主导的理念。
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在信息产品领域、在专利产品领域，我们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宣传，这几年达到了新的高潮，这使我们国家在国际范围交往的过程中这方面的障碍在消除，外资投资者或贸易商的疑虑大为减少。由于有以上这
五个方面的变化，国际采购商和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越来越看好。所以这两年， 进了WTO以后，中国大陆外资投资大幅度提升，使中国成为第一大外资投资国。 贸易进出口量也是每年大幅度的提升。WTO对中国贸易宏观上的改善起了实质性 的推进作用。
在微观的企业的操作层面，最近几年，企业进出口贸易的形势、企业在产品生产方面的目标也发生了实质性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我认为至少有六种：第一种变化，是从以产顶进转变为全球采购。我们过去考虑的是以产顶进的方式， 比如引进生产一种汽车，汽车零部件70%—80%最好能国产化，以产顶进。现在， 越来越开始考虑全球采购的模式。如果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生产是优秀的、价廉物美的，还是当地生产；如果外地比本地更优秀，那就采购外地的，如果外国比本国更优秀，就采购外国的，在全球的产品背景下来配置自己的零部件体系。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模式改变。最近像上海汽车集团、一汽、二汽包括重庆长安汽车集团都开始把采购零部件的模式从以产顶进转化为全球采购。
第二个变化，是产品制造商有了更广阔的国际眼光，不再满足于产品供应本土，而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一个具体的零部件厂的生产，他除了为了能够自己本国配置、本地区配置以外，他还要考虑往全球配置。要么不做这个零部件， 要生存下来的零部件厂，就不仅仅是能供应本地、本国的产品，而且能供应全球的同类产品的需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小巨人”，一个有专业深度的，成本和质量等各个方面都非常好的企业。做的产品只是一个，但批量非常大，以全球为背景来供应。采购以全球为背景来采购，供应也以全球为背景来供应。这是我们最近工业企业发生的一个深刻变化。
第三个变化，在组织产品生产的时候，企业能以全球为背景，把这个产品的上游、中游、下游的产品链按全球的背景来组织配置，形成一个产地和销地跨国跨地区布局的产业链。比如搞一个电视机，可能用的是美国芯片，日本的关键部件，台湾的某些一般的零部件，然后在中国某个地方大批量的加工、组装形成整机。而这个整机又大批量的卖到美国、欧洲，最后形成了整个产品的大进大出。这种模式现在越来越被我们企业集团、重要的产品制造商所采用。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模式上的变化。
第四个变化，是现在有许多跨国公司到中国大陆来建立跨国采购中心、研发基地和生产基地。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全球配置的基地。这个也是最近几年在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些跨国公司的采购中心、研发基地和生产基地的工作方式
对中国工业产品制造者、贸易经营者带来了观念和运营方式的冲击和改造。
第五个变化，是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多的把金融的平台、物流的平台和生产基地的平台进行有机组合，把这三个平台三位一体地形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成功的OEM的系统，但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跨国产品交易的 系统。组成这种交易系统，核心组织人员可能只有三五个人，甚至用过去的观念说像个皮包公司，但它实际掌握着重要的资源。比如它可能掌握着沃尔玛的500 万台电视机的采购订单，有这个订单他怎么组织生产呢？他可能招标发包给五个企业，形成中国的生产基地，然后进行生产，这是通过设计、考核招标形成的生产平台。这个产品的各种型号的零部件，可能从日本来、美国来、各个方面来， 它的加工后的成品、可能运到活尔玛在世界各地的商场，形成了一个物流的体系， 这是物流平台。另外方面，它还需要有个金融平台，就是说沃尔玛采购这500万 台彩电，从中国大陆发货到几十个国家的大商场去销售，这个过程的流动资金可能是美国银行提供，并由美国的保险公司进行了信用保险，然后用仓单作质押， 在中国方面，公司可能把五个工厂生产这500万台电视所需要的流动资金跟工商 银行借贷，由中国的的保险公司进行担保，也是以跨国公司的合同、仓单进行质押。这么个过程，从生产企业、物流企业、金融企业、商业企业互相连锁，依靠一个有信用、有效率、有系统的公司进行配置组织，类似这样组织功能的企业， 现在在中国沿海地区已经较多出现，这种形式越来越成为跨各个行业的一个中介的平台。我们过去国内企业把货物卖给贸易公司，贸易公司又卖给国外的进口商， 这些进口商可能是低层次的贸易公司，也可能是跨国公司的外围公司，这样我们许多货过去了，辛辛苦苦谈判做的生意到国外只是在地摊上或低层次的商圈里面进行销售。这种传统的贸易方式现在越来越受到上述贸易方式的冲击。
第六个变化，就是最近十年国内超级市场、连锁商店的发展。这些连锁商店的发展，促使零售百货商的物流配送体系、采购体系发生重大变化，这种重大变化也影响到进出口，因为他也要采购国外货物，也要采购各省市的货物，最后我们的企业供应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总体上说，最近几年，我们国家在商务领域、外贸内贸领域六个方面、六种类型的贸易方式的变化，对我们许多的工业企业、贸易公司和商业企业在观念上、经营方式上是有冲击的，这种冲击把我们过去各种骡马大会式的交易逐渐的进行调整。我们这次组织的全球采购会，实际上就是适应了宏观层面WTO的推进，微 观层面操作模式的变化。当然，我们现在的全球采购会，因为是第一次组织，可
能有许多地方还不尽如人意，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通过像今天这样的研讨会， 以便加深理解，总结经验，使我们以后能更好的组织这种交易活动。
以上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即我们举办这次全球采购会的背景及意义。下面我谈谈重庆这几年的发展情况，以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一些发展措施。重庆既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有5000年的历史，又是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
也是中国西部内陆的码头城市、开放城市、老工业基地的城市。这个城市这几年发展是很快的，去年全市GDP增长10.3%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4%，达到了1000 亿元，财政收入增长27%，今年1—6月份GDP增长继续提升，增长11.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2%，今年的投资预计在1300亿左右。财政收入今年1—6月份增长43%。所以，总的来说，现在的重庆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活跃的、向上的城市。我们认为由于重庆面临着直辖的机遇、西部开发的机遇、三峡工程建设的机遇，所以重庆现在这种发展势头，预计在今后八—十年还能继续保持下去。
重庆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这种潜力和市场空间表现在重庆的投资领域、工业品市场和发展环境三个方面。
在投资方面，今年重庆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预计为1300亿元，如果今后十年投资一点不增长，十年总投资也要13000亿，如果这十年内，每年还要增长百分之 十几二十的话，十年将形成二万亿人民币的投资市场，这是个非常现实的市场， 比如说高速公路，国家批准今后8年内要建1600公里，那就要700多亿投资；高等级公路要修3000多公里，需要130多亿投资；还有港口、机场、铁路等，上述各 方面整体需要1300亿的投资。电力方面，重庆今后十年包括水电、火电在内，要建设一千万千瓦的发电厂，需要700亿投资；电要流动，就需要电网，建设从50 万伏到22万伏到11万伏到3.5万伏各种等级的输配电网至少需要300亿投资，这样电力建设1000亿投资就又放在大家面前了。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重庆在今后的20年至少要转移1000万农民进城市，我们知道一个农民进城，一般要占一百平方米土地。一千万人就要一千平方公里的城区，现代的城市，一平方公里基础设施的投资需要五亿左右，一千平方公里投资就要五千亿元左右。这是20年的大账，摊到近十年，就是2500亿城建投资。另外，在工业投资领域，重庆的北部新区和40个区县工业园区，各有一千亿的工业投资需求，再加上老工业基地的改造， 首先是包括汽车、摩托车在内的折旧、技改方面，10年至少需要一千亿。这样的话，工业总体有三千亿。这么粗略地把账算一算，就有8—9千亿的投资空间，如果再加上学校、医院、文化设施等各类社会项目、农业项目、第三产业项目，就
可以算出个一万亿的帐来，市场潜力巨大，这是重庆发展的一个方面。
在工业品市场方面，重庆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工业发展在老支柱工业的升级换代、资源加工的深度开发、劳动密集的都市工业、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四个方面有广阔前景。支柱产业有个升级换代、结构调整的需要。从汽车工业来说，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上汽、一汽、二汽，去年他们都各生产了30多万辆，重庆去年也生产了30多万辆汽车。数量差不多，但价值很不相同，上汽的30多万辆整车加零部件有一千亿销售值，一汽、二汽的三十多万辆整车加零部件总销售值700多亿，重庆的30多万辆整车加零部件通通加在一起销售值才300多亿。重庆的汽车三年以后预计到五六十万辆，五年以后到七八十万辆，2010年到一百万辆，可能生产的数量应该跟上汽、一汽、二汽并驾齐驱，但重庆汽车的质量、档次在这六七年里应该有所提升，跟他们逐渐接近，这应该是重庆汽车的发展目标。在摩托车生产方面，去年整个中国生产摩托车一千二百多万辆，重庆就生产了500多万辆，占了整个中国的40%多，所以重庆的摩托车也是全国的支柱产业。但是也同样有个结构提升、有个产品多样化、有个核心技术的进步、有个国际市场的开拓问题。总之，整个支柱工业也有个升级换代的需要。其次，重庆是中国的工业资源丰富的地区，地下有天然气、煤矿、各种矿物，这些矿物应该深加工或者局部的深加工，资源深加工的工业应该发展。第三，重庆有三千多万人，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要发挥，劳动密集的都市工业要发展。第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推进。重庆有40多个大专院校，这个数量在西部是比较名列前茅的。这些大专院校的科研成果怎么转化，怎么产业化，怎么跟工业结合起来，也是我们要推进的。总之重庆的工业应该在这四个方面来推进，形成每年有效益、有市场的产品产出。在这个推进过程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重庆的发展潜力，看到重庆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在发展环境方面，重庆的发展环境、投资环境在区域竞争中有五个有优势。一是我们国家给重庆一个西部开发和直辖市的政策优势，现在可以这么说，上海浦东和深圳有的政策，在重庆都找得到，所以，重庆某种角度不叫特区，但是西部政策等于把沿海80年代特区政策搬到了西部，对西部投资的企业来说有优惠。二是重庆作为一个西部老工业基地，劳动力素质比较高，成本又比较低，大体上现在重庆的产业工人每个月的成本是上海的40%，成本比较低。三是重庆的交通区位优势比较明显，是整个西部交通区位最好的地方。因为在西部，只有重庆是水路、空路、铁路、公路、管道五种交通形式并存的，完全有条件形成长江上游
的交通枢纽。第四是重庆作为西部最大的城市之一，有比较好的金融商业贸易等服务业的配套优势。第五重庆有众多的大专院校可以为投资企业提供各种人才。总体而言，重庆既有巨大的投资发展空间，又有巨大的工业品市场需要和供
应，还有较好的发展环境。重庆将给境内外的投资商、贸易商、制造商等带来投资的机会、采购的机会、销售的机会。作为重庆政府来说，也同样珍惜和把握这三种机会，我们怎么把握呢？大体上重庆政府考虑两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个方面，作为这么好的一个投资环境、投资场所，有这么大市场潜力， 怎么增加外资、内资到重庆投资的数量，招商引资怎么突破？我们可以也应当采用八种现代世界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招商：一是尽量用优惠政策、低成本来招商引资，二是政府用规范高效的审批来招商引资。三是我们可以用市场空间、以有效益、有市场、有回报的优质项目来招商引资。四是以龙头企业和核心企业招商。对于在一个重要行业或重要产业中起核心作用的企业，进行重点招商，点对点的专题招商，而后由这个核心企业来帮助招商，把他的中游、下游企业拉过来，他如果是中游核心企业，由他帮助把他的上游、下游企业拉过来，促进核心企业在他上下游之间招商引资，从而形成了对一个行业、一个重要的产业链的招商。五是以“二地主”的方法来招商。作为一个开发区，除了开发区管委会，通过直接招商，按规划带项目批土地，一块地一块地的转让给内外资投资商以外，对有特殊组织能力、有产业资源、有投资商脉络的有信用的投资者，也可以由他们参资、合资搞一个开发园区。形成日本投资商园区、新加坡企业园区、韩国企业园区、台商园区以适应外商的文化习惯。六是用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来帮助招商，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用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帮助把他们的客户拉过来，这也是一种重要方法。七是以连锁商方式进行开发区招商。英宇航是世界知名的公司，大家都知道它开发了“鹞式”飞机，但他也是很成功的英国高科技园区的投资者。先后在伦敦剑桥等英国十八个城市搞了十八个高科技园区，每个园区都不太大，约0.5平方公 里左右，每个园区投资几亿美元，产出二、三十亿美元的高科技产品。最有意思的是它的招商方式，是连锁商店式的招商机制，它把这个园区内吸引的欧美各类高科技企业，滚动连锁地吸引到它下一个园区，以致它组织的十八个园区，几乎有相同的投资贸易客户。八是以良好的商务环境、生活环境招商。总的意思，就是重庆政府，要推动重庆的企业在招商引资上用现代的、合乎国际惯例的各种方法，尽可能多的把外资内资吸引到重庆来投资，利用重庆市场环境为这些内外资
服务，创造效益。
另一方面重庆作为中国商务部确定的国内七个利用外资进行综合物流、第三方物流的试点城市，重庆在全球采购、综合物流的发展方面也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这种措施大体上有六条：一是我们要扶持一批重庆的各种优势产品的供应商，比如像长安汽车、重庆力帆、渝钛白等厂商，要组织一批在市场上有信用的、有实力的优质的重庆供应商，来为全球的采购商服务。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更好的把重庆的交通组织好，刚才谈了，重庆是西部唯一的拥有五种交通的城市，但现在的问题是大交通、小交通，铁路和公路，航空运输和公路运输，管道运输和公路运输之间的有机组织、有机构成不够，我们的物流体系、仓储体系、各种物流的配套体系、适应多式联运的中介机构的组织体系还未到位。这方面恰恰是需要各种物流企业到重庆来发展，来填补这个空间，最后使我们五管齐下的交通能够有一个综合的物流效应。三是推进3C认证，我们这次开全球采购会，国家质量监督总局也来参加了。从8月1日以后，达到3C认证的产品就可以上货架，进入整个世界，可以说有没有通过3C认证是能不能畅销中国、进出世界的通行证，是一个绿色环保的通行证，质量保证的通行证，也是信息安全的通行证，所以这方面我们也要配合国家质检总局强制地进行推进。四是推进先进的电子商务，把这个公共的信息体系，利用互联网的商务体系推进好。五是加大重庆会展中心展览活动场所的硬件软件的建设。重庆目前会议中心、展览中心这些硬件设施还不足，全部只有几万平方米，我们的目标是五年内建成20万平方米的展览场所。另外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会议中心，比如希尔顿会议中心实际上只能开四五百人的会，既是开会的地方又是宴会的地方，很不方便，那种包括大到1000人大会场，中到100 人—500人，小到20—50人的大大小小的会议室组合的会议中心还没有，这种情 况不适合全球采购商贸活动，这方面硬件要上去，和这些硬件匹配的中介机构、服务机构也要上去。六是重庆政府要使自己的工作效率提高、使自己信用提高、使自己各种审批环节减少，真正变成一个公开、公平、合理规范的依法行政的政府。如果这六个方面我们搞得好，重庆在综合物流、全球采购方面一定能够得到较大发展。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重庆直辖、三峡工程建设给重庆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给跨国公司提供了巨大商机，此次全球采购在重庆召开无疑给重庆发展开放性经济、参与全球化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全球采购增进了解，广交朋友，有所收获。
在2003年重庆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2003年）
重庆的经济发展需要巨大的投资，解决好投融资问题是重庆发展的关键。一个地区的总投资主要通过GDP转化、银行和资本市场融资、吸引内资外资
和本地企业的投资而来。搞好一个地方的投融资体制，就要搞好政府板块和企业市场范围的投融资体系。这两个方面性质有所不同，但又是互相补充的。
首先，政府要发挥投资主导作用。这就需要手中有部分资金，它来自于政府财税和规费。但这是不够的。要做到财政不赤字，又能够四两拨千斤，壮大政府主导投资的能力，就需要发挥政府放大投资的作用，即政府手中必须有一批投融资信用很好的企业集团，代表国有资本在政府主导的领域发展投资。
第二是社会的投融资，主要是企业的投融资。要继续欢迎银行到重庆发展， 把外资银行吸引到重庆来，同时要做大做强本地银行，除重庆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外，还要改造重庆的信用社。在资本市场，企业上市不仅是转制、筹集资金，而且是一个优势资产向资本市场转移的动态过程，一个资源配套合理化的过程，要把ST股票重组好，把优势的上市公司培育好。重庆企业既要争取在国内筹资融资， 还可以争取到香港、新加坡、美国上市融资。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要提高自己的信用，培育良好的融资能力。
第三，投融资环境建设还需要组外力，招商引资非常重要。要有敢益、有前景、有回报的好项目储备，要用足用好国家给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要有规范高效的政府服务，要有比较好的投资商生活环境。要采用合理的有效的招商引资方法。重庆可采用八种点对点的招商方jk一是重大项目二是具有核心、头作用的项目；三是具有枢纽功能、辐射功能、聚核功能的房地产项目，第四是股权合作； 第五个是反收购；第六是利用园区，以商招商；第七是利用中介单位；第八是连锁商店。
在渝开发调研时的讲话
（2003年）
就政府来讲，一般不会为一个具体企业的发展作专题研究，对渝开发进行专题调研主要是想通过渝开发的重组找出经验，为改善重庆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做一个示范。
一、对渝开发的重组和发展，要放在改善重庆所有上市公司质量的高度来认
识
从重庆市政府来讲，要改变重庆上市公司的质量，有三个方面：一是ST亏损
的状况；二是上市公司没有融资能力、成为僵化板块；三是重庆市的支柱产业， 特别是优势企业，几乎没有上市公司。市政府研究这些是希望把优势产业，优势资源向上市公司倾斜；在同等条件下，优惠政策向上市公司倾斜；对重庆上市公司过去遗留的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要本着向前看的原则，来对待过去遗留问题。
新一届市政府要成立专门机构——重庆市资产重组办公室，与证管办搞监管
不同，它是研究上市公司如何做大做强，促进优势上市公司更好发展，配合证管办努力把上市公司做好。
作为渝开发来说，半年时间进行了重组、资产置换，都是按市场规则运作的， 债务重组不通过外科手术是不行的，要使一个困难的企业，陷入泥潭的企业爬起来、站起来，不重组就无法解决，渝开发的重组主题是债务链的重组。有的是股抵债、有的是债转股最终是消灭不良债务链；对建行的债务，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加以解决，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年的重组，总体是规范的，这样的过程无道德危机，既不存在大股东向上市公司送利润、做假帐，也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 国家受益、企业受益、股民受益，去年重组是大家比较高兴的。比如奉节长江大桥的债转股，原市委书记贺国强、原市长包叙定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后，他们听了也很高兴。渝开发的重组是规范的、是符合国家政策的，渝开发重组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这样一个重组一定会得到国家支持、股民支持。净资产从年初的2800 多万元提升到1.2亿元，净资产大幅提升，资产负债率降到30%，减少了利息成本， 渝开发的重组是成功的，每股盈利3分，按高标准不算高，但按年初的2800万就 是10%，渝开发摘掉ST帽子，的确去年打了一个胜仗，整个过程是健康的。
渝开发去年的重组使企业站起来，主要是董事会、大股东和外力的作用，去
年尽管经理班子很努力，但主要靠的是外力支持。下一步的发展要靠经理层去努力，真正的考验是今后。
二、关于对渝开发发展的战略定位
对渝开发的战略定位，要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渝开发过去是重庆房地产 开发的龙头，在城市建设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今后要成为重庆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在投融资渠道上，渝开发要成为重庆市城市建设重要的融资渠道，要有一定的融资能力。政府要建立七、八个上100亿元的投资集团公司，如城投公司、水务集 团、高等级公路发展公司。重庆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建设1000多亿元，政府拿出200 多亿元，占整个建设投资的大约1／5，才能主导建设方向，这是战略导向。
渝开发的主业：一是土地整治，全国只有重庆市政府花了100亿元储备了
5万亩土地，市城投公司有2万多亩，土地储备中心3万多亩。渝开发无论是打工 或是经营承包，要按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参与土地一级开发。市城投公司的土地整治，应是渝开发的主业，城投公司拿1/3的任务给渝开发，就不是你们说的每 年1000亩的概念，而是6000-7000亩，按2-3年完成，一年也是2000-3000亩左右， 市土地储备中心的土地整治，渝开发也可以干，有能力再加1000亩；二是重庆房地产开发市场潜力很大，房地产市场有三个游戏规则：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地区， 房地产投资，一般占这个地区投资的1/3，只要不超过1/3，就不存在泡沫；如果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0平方米才会出现下降，现重庆人均仅19平方米，要达到人均30平方米，每人每年增加1平方米，每年就是1000万平方米，从人口增长看，重 庆房地产的快速发展空间至少还有10年；房地产的产值大体与当地GDP水平持平， 房地产的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同步增长的。房地产业在重庆是朝阳产业，渝开发应占有一块。关键是要作战略性的研究。
发展要有好项目，渝开发现在资产负债率在30%，可以把资产负债率保持在50%左右，有好的项目可以找银行借款，但贷款不要发生坏帐，渝开发在银行没有欠款，是有条件贷款的。烂尾楼也是房地产，烂尾楼里有黄金，有的烂尾楼有价值。如有的烂尾楼已投资8000万或1亿元，通过司法拍卖，只拍卖3000-5000万元，如果有利，就可以参与。
三、强化内部管理，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在新的一年，渝开发要加强内部管理，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要按照《证券法》、证监会制定的各项游戏规则，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必须严格按游戏规则办， 严格按照政策及《证券法》的规则办事，要把关系弄清，股东大会、董事会与经
理层之间的关系，董事会的权力、职责，经理层的权力、职责，要理清楚，要在法人治理结构上下功夫，要把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搞清，子公司也要按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子公司盈利不上交是不行的，若发生亏损也不能吃母公司的大锅饭。
加强职工队伍建设，对土地整治七通一平要有专业队伍，从项目的策划、设计、招标要有专业人才，人不一定要多，但一定要精干。要形成战斗力，队伍的血液要新陈代谢。在待遇上，作为上市公司，待遇偏低，这是与业绩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要艰苦奋斗，但应适当改善员工的待遇，才能留住人才，新的血液才能补充进来，才能一顺百顺。从今年开始，应认真抓好内部管理，抓好内部建设， 总之今年重点是将经营搞上去。
重庆房地产业发展趋势研究
（2003年）
房地产业在人类经济社会生活中处于重要的支撑地位，各国都高度重视房地产业的发展，并将房地产业是否良性发展，是否出现泡沫，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在判断标准上，有三条主要标准：
一是看房地产投资占一个城市总投资的比例。从经济运行的规律看，个较快速度发展的城市，房地产投资在城市总投资的比重30%以下，是正常和良性的； 超过30%，就要警惕泡沫产生。
二是看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住宅需求规律看．一个城市的居民对住宅的需求一般在人均建筑面积30平方米左右，当处于30平方米以下时，就会有较强的住宅消费需求，在消费需求的剌激下，房产业就会有相应的增长空间。
三是看房地产结构的合理性。即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与高档房的比例是否合理。一般地讲，房价与工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一个地区白领、蓝领的平均月收入与该地区高、中、低档房平均单价比例大体是1:1，符合这个比例，房地产市场就没有结构性问题。
重庆直辖以来，房地产业发展非常迅速，已成为全市经济的重要支柱。1996 年以来，重庆房地产开发投资连续七年保持年均25%左右的高增长，年度施工面 坝、竣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均呈现大幅度增长，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也充分说明重庆房地产行业投资回报好，市场投资主体有很强的信心。
重庆房地产业虽然连续高增长，但总体运行是健康、良性的，是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相适应的。首先，重庆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投资比重不到25%， 低于30%的标准；其次，到去年底，重庆1100万城市人口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只有17平方米，远低于30平方米的需求标准，同时在今后一个时期还有1千多万农村人口需要转化为城市人口；再次，去年重庆主城销售了800多万平方米新房， 平均单价是1700元／平方米，而重庆的白领、蓝领去年平均月收入是1600多元， 基本上是I:1的合理结构。从而我们a可以看出，重庆房地产业的发展是健康的， 没有泡沫。
为了进一步推进重庆房地产业的发展，本文就房地产业的地位和作用，重庆房地产业的市场前景以及政府如何为房地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等问题作些分 析研究。
一、房地产业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房地产业是社会的支柱产业。无论世界发达国家，还是中国，都是如此。比如在美国，房地产业是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其增加值占GDP的14%贷款占银行信贷的30%，投资占私人投资的50%。在中国，房地产及建筑业增加值达9000 多亿元，在GDP中的比重接近9%。从上海、香港、纽约、伦敦等大城市看，房地产一般都占到GDP的6%8%左右。我们知道，能在GDP中的比重达到5%阳10%左右的产业就是支柱产业，因此说房地产业是经济支柱产业当之无愧。
第二，房地产业是“龙头”产业。房地产业直接或间接联系着建筑、冶金、建材、化工、机电、装饰、家电、商业、交通等数十个行业，拉动很长的产业链， 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龙头”作用，房地产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整个经济的繁荣发展。
第三，房地产是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房地产作为大规模使用抵押和按揭贷款的产业，与金融的关联度十分密切，具有资本的属性，房地产业的发展状态， 直接关系到金融业的兴衰，如果房地产出现泡沫和崩盘，将会造成金融坏帐，对金融安全造成极大的冲击。
第四，房地产是家庭财富的象征。房地产是不动产，与千家万户的财产直接相联系。就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有不少人一辈子都在为房子打工。在当今中国，流行这样一句话：“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房产在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总资产中的比重已接近一半，已经成为居民家庭中价值量最大的财产。
第五，房地产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有句成语叫“安居乐业”，就是说有了自己的房屋，居有定所，才会安安心心地干事业。在中国人的传统中， 一般有了自己的房子，才算真正有了“家”，家庭才会稳固。家庭稳则社会稳。从这个意义上讲，房地产是社会的稳定剂。
第六，房地产业是扩大就业、推动科技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放途径。中国房地产业年均就业人员增长4.5%，目前各类房地产企业从业人员和物业管理人员已超过500万人，还有约3000万人直接从事与房屋建设相关的工作。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还有利于推进住宅产业技术进步，有利于节水、节地、节能、节材、治污和环境保护。
二、重庆房地产的市场前景分析
到2020年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是重庆发展的宏伟目标，也是城市的战略定位。围绕这一定位，重庆根据自身幅员面积大，城市呈多层次组团结构的特点，
确立了构建大都市连绵带的发展思路。
一般来讲，大都市连绵带有四个特征：第一，连绵带里边有70%左右是城镇 人口，30%是农村人口。第二，连绵带里大、中、小城市之间人口规模的比例是 25倍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大城市是500万人，那么第二层次的城市就可以是一、二百万人口，第三层次的城市人口就是有三、四十万。第三，城市之间有高度发达的交通连在一起。第四，产业结构上互相辐射，互相补充，各有分工。这四个特征如果能够匹配，就形成了大都市连绵带。
按照构建大都市连绵带的思路，我们确立了把重庆建设成为“一中心、多组团、城镇群集合的现代化大都市”的城市发展定位。一个中心就是指主城区；多个组团，是指几个重要的大城市，加上各种各样的城镇形成群体，共同连接成一个城市群。城市群大致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主城区构成的都市发达经济圃， 逐步建成有600万左右城镇人口的特大城市；第二层次是6个区域性中心城市，逐步建成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第三层次是25个县城，逐步建成2030万人口以上的中等城市；第四个层次是上百个中心镇，形成l2万或23万人口的规模。按照未来20年每年转移50多万农村人口计算，城镇将新增llOO万人，其中30%将进入特大城下，30%进入6个大城市，40%进入中等城市和小城镇。
根据上述发展要求，今后十年重庆经济年均增长将努力保持在两位数以上， 完成1.5万亿元的投资总量。重庆的大规模建设和快速发展，无疑会带来众多的商机和巨大的投资需求，也为房地产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预计房地产投资将不低于4000亿元。具体一点讲，房地产需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弥补城市住宅建设“欠账”将产生巨大需求。按照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的基本消费标准，全市现有1100万城市人口人均增加13平方米，就是近I.4亿多平方米的住房需求。
第二，加快城镇化将产生巨大需求。重庆正处在加速城镇化的过程中，目前城镇化率是379毛，到2020年将提高到70%左右，也就是说至少将有1100多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这又会新增3亿多平方米的住房需求。
第三，旧城改造将产生巨大需求。今后10年，重庆旧城改造将拆迁2000多万平方米，涉及近30万户居民拆迁，其中将有2/3的家庭即20万户左右会购置新房， 按每户120平方米计算，会有2400万平方米的新增住房需求。
第四，提升城市综合功能将产生巨大需求。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意味着重庆将成为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科教文化信息中心，由此对各类商业用房产生
巨大需求，包括会展中心、商铺、写字楼、文化娱乐设施等。
初步对以上几方面综合测算，未来20年重庆至少需要再建造4亿多平方米左右的新房，年均新增2000多万平方米。同时，从房价看，2001年重庆商品房平均价格为1443元／平方米，其中写字楼和商业营业用房平均价格分别为2622元／平方米、3548元／平方米。未来重庆的人均收入会有较大提高，消费能力有较大提升，重庆房产有很大的升值潜力。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重庆的CBD规划建设情况。重庆规划中的CBD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包括隔江相望、相映成辉的三块地区，一是以渝中半岛的解放碑为核心的中央商业区，目前有几十家大型商店云集，年交易量上百亿元，是相对成熟的商业区。二是以江北嘴为核心的中央商务区，目前整体规划已经完成，拟建成以金融、商务为主，以商业、娱乐为辅的中央商务区，预计需要总投资300亿元，建成后将成为重庆的“曼哈顿。三是以长江南岸弹子石为核心的商务体闲服务区，目前己启动规划，拟投资100多亿元。重庆中央商务区建设，也蕴藏着房地产业投资的巨大商机。
因此，重庆的房地产市场还远远没有饱和，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投资潜力， 可以这样说：至少今后二十年，重庆房地产业都将是欣欣向荣的“朝阳产业”。
三、政府如何为房地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近年来，重庆大力改善发展环境，从2000年开始连续四年持续开展发展环境综合整治，今年又制定、启动了“建设服务型政府”五年规划，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投资环境的不断优化，努力把重庆打造成为中国西部投资机遇最多，投资环境最好的地区。在支持房地产业发展方面，我们将按照“积极引导、大力扶持、稳步发展”的原则，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服务工作：
第一，坚持规划先行，科学制定城市建设的各类规划。规划是所有房地产建设的前提条件c我们已经和正在抓好五项规划：一是总体规划，这是切规划的基 础。二是详细规划，是实现总规意图的根本措施。在城市发展和改造的重点地区，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详细规划，按照“七通一平”的标准，把各种功能、管线的位置、绿化率等规划指标都已确定下来。三是重要的标志性建筑设计。即要对重要的标志性建筑进行设计，比如楼应是多高，什么形态．与周边是否协调。四是基础设施专业规划，包括绿化规划、下水道规划、电力电缆规划等各种专业项目规划。五是在重要的标志性地块土进行形态策划。比如，重庆市政府花了1000 万做了渝中半岛的形态策划，花了400多万做了江北嘴片区的形态策划，等等。
第二，改革土地供应方式。一是抓好土地招标、拍卖。由市政府统一完成征地、拆迁、规划、七通一平，然后由招标选定的专业招标公司向全社会进行招投标，选定开发建设单位，限期按质按量完成。二是抓好土地储备。重庆目前已储备了6万亩土地，主要集中在主城环线内部两、二百平方公里以内．这也是城市开发建设的重点地块。我们将通过市场化手段逐步将这些土地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商。
第三，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我们已明确，国土、规划、建设、市政等涉及房地产建设管理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事项，提高审批效率。比如，中标取得建设用地项目的单位不再办理任何立项、规划、批地、开工等审批手续，直接按招标要求开工建设。
第四，建设优良的市场环境。一是破除各种资源垄断和服务垄断，打破市场封锁和地区保护，鼓励外资和多种所有制企业进人重庆房地产市场。二是实行内外资企业同等待遇，规范公共投资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三是加快政府、企业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风尚。
重庆的良好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和投资环境，使重庆房地产商充满信心。目前， 重庆共有房地产开发企业，1559家，从业人员达7.7万，其中拥有一级资质的企 业9家；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148户，私营企业1257户，分别占开发企业总数的9.5%、80%；拥有房地产专业评估机构19家，房地产经纪咨询机构285家，其中A级7家，B级18家，C级260家；拥有916家物业管理服务公司，其中一级资质73 家。同时，重庆的良好投资环境，也使海内外投资商纷纷看好争先投资重庆。重庆正在成为内外商家投资的热土。展望重庆房地产业发展的美好前景，我可以肯定地说：投资重庆，是每一位富有战略眼光的房地产商的智慧的选择。
论重庆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2003年）
重庆直辖以来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困难。重庆要大发展．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加大教育工作力度，办好重庆教育，为建设全面小康作贡献。
一、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把教育事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与十六
大
精神的贯彻落实结合起来，必须把它跟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和全面建设小
康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把教育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贯彻“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的要求。X的十六大报告中对教育工作具体地提出了个很重要的纲领性提法，就是要坚持教育创新，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我们应该把它作为教育工作的要务认真落实。在工作目标定位上一定保持清醒头脑，不仅要了解困难，了解我们发展的需要，更要充分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给予重庆教育事业的机遇。
第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现在已经成为国家宏观调控、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重要增长点。这不仅在我们国家是这样，在发达国家同样如此。我曾经跟英国教育大臣会谈过，他跟我不是只讲教育，还特别骄傲地和我讲教育对英国经济的贡献，教育是怎样帮英国赚钱，拉动了英国GDP增长。再看美国，美国每年从中国招数万研究生，每个研究生至少要准备50～60万元，这是最起码的投资。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上百亿的GDP拉过去了。美国有3000多个大学面向全世界招生，这是美国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不仅是从消费角度拉动了经济，还有人才留在那里为他所用的问题。因此，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一个地方有没有好的中学和大学，也越来越成为招商引资的个重要方面。
第二，世界经济加快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过程中，重庆经济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日趋迫切。急需培养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和紧缺人才，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为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提供智力和人力资源。
第三，建设教育新高地的需求。随着我国加入WTO，重庆市场与国内市场、
国际市场的全面对簇，我们面临着严峻的人才竞争。教育改革和发展不仅在速度上要加快，而且在现代化水平上也要大大提高。也就是说这个竞争还不是指一般企业中的人才竞争，教育领域本身的人才竞争也加剧了，教育领域的人才流动也加速了。这种加速流动既可能是东部往西部来、世界往西部来．更有可能是西部的人才往东部走．到外国去，从而导致人才流失。你要留住人才，光用行政管理、档案管理手段不让他走是没用的，关键是要加快我们的教育发展速度和教育改革的力度，提高教育现代化的水平，尽快成为一个教育新高地。这样不但人才不走了，而且还可以吸引人才过来。建设教育新高地既包括硬件设施问题、机制改革问题，也包括教育手段的现代化问题。
第四，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需求。重庆正处在推进建设长江上游经济贸易金融中心的关键时候，必须全面提高城市综合竞争能力，这对教育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经济中心城市也应该是个教育中心，教育本身能够辐射西南和长江上游。例如美国有3000所大学，有水平有能力、成绩优秀、经济条件好的中国留学生做梦也在想着前20名的美国大学。实际上前20名美国大学所在的城市就是美国的教育高地，也是世界的教育高地。如果成为教育高地，就会成为人才聚集、科学研究的高地。
二、教育工作的目标
第一，长远目标。到2020年，重庆的教育应该建立完善的高素质的运行机制， 总体应该达到东部发达城市的教育水准。基础教育普及率和教育质量要达到国家一流水平。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应该达到50%。这个指标我们现在是15%。
我们原来有个目标，2005年达20%，2010年达30%。到2020年我们的城市人口已经到了60%以上，大概2000万城市人口。城市人口的毛入学率一般会比较高， 上海、北京都是按照60%的城市人口提2010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的目标，那我们到了2020年比上海2010年的水平还低一点，但已是东部以上水平，我觉得是可以的。总体上讲是要建成与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相匹配的学习型城市，教育对重庆全面发展的贡献率有较大提高，并为重庆科技发展、经济增长作出突出贡献。同时重庆教育对我国西南、长江上游地区要形成强大的辐射能力，成为我国西部的教育和人才高地。
第二，近期目标。到2010年，我认为有几个层面要把住。一层是远郊区，应该全面完成“两基”任务，文盲率全面控制在1%以内，农村学校的危旧房全部消灭掉。初中的入学率要在90%以上，2005年高中的入学率应该达到30%以上，2010
年争取在60%以上。第二层是主城区和渝西地区。它们的教育总体水平应该适当 地超前经济发展，基本形成开放的、各级各类教育合理和相互衔接的体系。主城区1～6的学前教育也应该有体系，有托儿所、幼儿园的学习，初中、高中、大学整个来说应该达到比较高的水准。我们原来计划2005年研究生达到1.5万人，大 学本、专科生达到22万人；到2010年研究生达2.5万人，大学本、专科达到30万人， 各类高等教育算在一起，2005年是36万，2010年是45万，那么高等教育人学率2005 年达到20%，2010年达到30%。总的来说，这些指标应该根据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强一点，比原来的“十五”计划那个指标应该有所加强，有所提前。
三、实现被盲工作目标精力抓好五项工程
第一，中小学的标准化建设工程。要通过撤并村小、调整布局、调整合并、改建翻新等措施，在2007年前改造完成300万平方米中小学危旧房屋。如果按每年改造50～60万平方米的速度继续推进，那么大约5～6年就改完了。当然这5年里又会冒出一些新的危旧房，也要在2010年前全部解决，2010年后全市中小学不能存在危旧房屋，全部都应达到国家的、二类学校标准。
第二，高中学校的建设工程。一是主城区的中学特别是质量很好的那些中学， 应该推进初中、高中办学分离，然后在主城环线周边去新建100多亩地的寄宿制 高中，不仅可解决主城各重点中学发展的需要，而且可把榆西地区、其他地方的学生吸引过来，形成辐射能力，形成教育产业。二是要求每个县城至少有1所比 较好的高中。县城里建寄宿制高中，对解决农村学生的读书问题是很重要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些高中，一些中心镇也应该配置高中。象巫山、奉节等地的领导对教育就很重视，他们作了建设一流离中的规划，并且已经开工。巫山的一所学校要投入到3000多万，奉节的一所学校投入是2000多万元，都有100多亩地， 可以容纳2000多学生，各种设施也比较齐全。这么困难的地方，敢做这个事，就是有魄力，有远见。我们建重点中学是为了提高重庆的教育水平。当然不是全部建重点、条件特别好的高中，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要把主要力量放在普及高中上，措施要进一步落实和加强。象城口这样一些有大量初中生无法入学的地区，应该加快高中或其他学校的改造扩建另外，主城区有许多过剩师资．而远郊区县教师又不够．这里面也有教师如何调配使用的问题从主城跑到远郊去，好像插队落户，一般不容易，这里边就有一个人才交流的待遇问题。硬件要上，软件也要跟上，人力资源更要跟上。
第三，大学园区建设工程。建设若干个大学园区，是“十五”期间包括到2007
年我们本届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不仅仅是“十五”期间大学发展的一个项目， 也是整个城市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是远度超前发展高等教育、积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重要举措二这个工作搞得好，可以深化高校的投资、体制、机制三位一体的改革。所谓大学城不是一个学校建一个大学城，4个大学城内一般有若 干个大学在一起，大学城的后勤就把几个大学包下了，单个大学的投资方式和学校体制跟几个大学在二起的体制会有所不同，这就使得投资、体制、机制三位一体进行改革。所以大学城建设本身是对现有大学体制、投资方式、机制的一种调整和冲击。大学城可以促进师资、信息、资料、设施等教育资源的共享，可以推进高校后勤社会化，同时对促进学科交叉，开发新学科和推进产学研一体化都有好处。所以大学城建设的确好处很多，眼下比较现实的就是重大在歌乐山下西永地区投资建设，大约2000多亩地。如果西师、西政等其他的大学也能过去．就可能形成上万亩地的大学城。现在，沙区已成立一个管委会和大学域开发公司，由公司来搞，从现在起我们就要组织力量研究虎溪大学城的具体规划，从校园用地规划、建筑面积和布局、学生生活区域以及征地动迁、施工招标等工作都要实打实地展开。要具体地调度虎溪大学城的投资，多渠道进行资金匹配。从重大来说， “21l”和“985”这些资金．有几个亿，再把渝北的一块地置换掉，也可以拿到几千万或一个亿加进去，这样就可以推进了。其他的学校也可以把主城里边某块地置换掉，如果没有人买，可进市土地储备中心来收购，实际上就调动一批流动资金建设大学城。
第四，教育信息化工程。在主城的各个大中小学，要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实施计算机网络工程，要在目前“校校通”的基础上，以“管理通、资源通、教学通”为重点，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把这个“三通”体现在“校校通”的内涵里边，就是把信息资源利用、服务工作搞上去，把信息化应用平台摘上去要开发大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资源，学校要有一定数量的计算机跟学生数的配比。在主城小学每20个学生有l台计算机，初中每15个学生有1台计算机，高中每10个学生有 l台计算机，大学每5个学生有1台计算机。按这样的目标来配，当然不一定2-3年内实现，但争取2007年达到。为什么这件事可以超前一点呢？因为重庆虽然很多方面都落后．恰恰在计算机通信网络、信息港的建设、硬件资源平台上，跟上海、北京水平相当，条件特别好，这是硬件，落后在软件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如果用上、中、下来分的话，我们的通讯硬件基础设施是上、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是中、信息产业制造业是下。找们把“校校通”搞上去，把教育信息化搞上去，实际上
是适应重庆的基础设施硬件的一流水平，又为这个基础设施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具体的途径，扩大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这方面应该有志气超前一点，把这项工作搞上去，这是第四个工程。
第五，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工程。要建设一批具有国家先进水平的优势、特色学科，一批重点学科要进入全国一流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使重庆大学等一些大学整体办学水平在国内达到一流水平。在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队伍的建设过程中，关键是不能闭门造车，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充分利用社会的、企业的资源，国内的甚至国际的资源。要开放，要交流合作。
四、加大教育领域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扩大教育经费筹措渠道
第一，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按照中央确定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的原则，每年要有1%的增量，每年财政收入中要拿出1个百分点的增量，投入于教育， 那么，财政教育经费在GDP的比重就会逐渐提高到4%，这是个总目标。重庆的教 育经费支出占重庆财政支出的比重要达到教育部的要求，全国的平均水平。我们不仅应按财政收入的20%左右来安排教育经费，而且应该按照实际财政支出的20% 来安排教育支出。当然这个不能一步到位，但还是可以实现的。这里边有两个因素，一方面估计5年以后重庆的本级财政收入将达到300亿元，加上中央转移支付的150-160亿，重庆整个财政支出就是460-470亿，跟我们现在在160亿里的支出20% 相比，以后就变成整个支出中的20%。但我们不能等，每年都要在财政预算中增 加1个点到教育上去。
第二，依法多渠道地筹措教育经费。征收教育附加和其它的税费，除了税以外还有许多费，也是教育经费一个重要的来源，要把它管好、用好。
第三，就是市级配套经费的问题。教育部的经费总是要求配套，要重庆配多少，我们就配足。我配你l亿，你拿1亿，实际上我们就有2亿了，我不给这1亿， 结果你也拿不到这l亿。我好像省了l亿，实际上丢了2亿。大家要多向中央争取．能要得到的，如果要求地方配套，决不打回扣。千万不要因为地方配不上，结果就没去多耍。我觉得重大还可以多要点。我们教委、大学，都应该去争取。
第四，探索教育产业发展的运行机制，增加教育投入。非义务教育就不能靠财政了，那是社会有没有这种需求，有没有人、有多少人愿意不愿意读这种书的问题。我印象中在上海5年前上MBA是5万学费，后来变成10万，最近变20多万了。这种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反正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厢情愿，当然也不能乱收费。总的来说要有市场，价太高了，质量不好，就没有市场。非义务教育
阶段要探索教育产业发展运行的机制和规律，要按照这个规律来增加教育投入。
第五，建立和完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合理增加学费在教育培养成本中的比例，有些费该家长出，有些该社会和政府共担，困难学生可以减免。就是说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应该提高一些标准。但提高标准后贫困家庭学生通常可以减 免．同时又可以把富裕家庭学生的钱收上来。否则的话我们为了贫困人家降低标准，结果让富裕人家也享受低标准的好处，那又何必呢？从这个角度讲，有必要研究如何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
第六，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大力提倡鼓励民间机构、企业公司、个人投资办学。对于个人办学的捐资，税务上可以抵扣，总的来说政策上要引导国有民办、民有公助各种各样的入股合作，鼓励引进外资办学、鼓励对一些国有学校采取股权转让等方式来增加投资办学的力量。要大力推进大学和一些寄宿制中学的后勤社会化，在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办学过程中，要注意在教师的社会待遇方面形成一个合理的标准和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教师在各种体制的学校中流动。否则，我们只是在嘴上高唱鼓励社会各种力量办学，实际上南辗北辙，教师队伍就不会流动起来。
第七，盘活教育资源的问题。市里实际上有这个政策，或者说我们今后也要贯彻这个政策意图：凡是已经进入大学、中学、小学的教育资源都归教育系统利用，如学校己经占有的土地，如果退出摘商业产生了增值，所有的钱都应该归教育系统，归这所大学、中学或小学。教育资源不能流失应该成为一个基本政策。在增加教育资金投入的同时，对己有教育资源的存量资源要注意盘活，存量资源盘活用于再投入，这方面的政策要写明，变成个口径，教委可以考虑这件事。有时候这所学校关停并转了，那么这块土地就可能被人家拿走了；有的可能是一个大学要搬迁，那么其原来的土地增量应该成为新的大学建设中的重要资金来源。除了这个存量资源不能流失以外，增量也就是对教育投入所需要的合理的土地部分也应该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税费优惠，这也会变成一个重要的投入来源。还有一个就是教育投入本身可能带出1000～2000亩的土地升值，你如果在它没开发之前就平价把它买了，然后由于大学城的形成，地价涨了，增值部分可以留给大学城作为补充。在这个意义上讲，大学城规划时适当多圈一点地也是合理的，但这个地应该是按现在的市场价去买下来，以后增值的部分就留给你了。
实际上，许多的投资是要通过银行贷款来周转的。你这个大学城要先建，建了以后原大学校区才能关，然后才能把这块地卖掉，才能得到这笔钱补充原来的投资， 这中间谁来垫钱周转呢？就是银行贷款。包括学生、家长的教育保险等方面，在金融上面我们也要加强鼓励。
第九，完善和落实资助困难学生上学的政策和制度。坚持教育的公平性、公正性，关注处境不利人群受教育的需求。通过奖励、贷款、补助和减免等多种形式来资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市政府“八大民心工程”的其中4项就是对低保人群子女的九年义务制教育，要通过减免学杂费等优惠政策，让贫穷学生能够上得了学，读得了书。
第十，继续确保企事业单位提取的职工教育经费达到职工工资总额的1%，以后逐渐增加到1.5%，并切实用于职工教育。实际上，一个好的企业，应该在工资总额里边拿1%～1.5%投入企业职工的培训教育，这种投入虽然是企业给自己投入的，但这些钱最终流到了我们教育单位。因为教育单位办了大量的成人高校、成人技校、成人职业训练中心等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五、深化教育其他领域的改革
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第一个是就业和创业能力培训工程，就是在就业和创业中的培训问题。第二个是科教兴农富民培训，就是对农村农民技术培训的问题。第三个是库区移民子女的培训。除了这3个以外，还有整个重庆工业系统所需要的高技能的紧缺人才的培训问题；外来务工人员的培训问题：终身教育培训体系的构建工程，也就是对各种成人的不同层面上的终身培训体系的构建问题；推进职业资格证书的工程，现在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都要职业证书。当然，乱发证书乱培训、乱收费也不行，要规范；职业学校重点建设工程，我们要建设一批高质量的职业学校。
学校后勤社会化。包括宿舍、食堂、卫生和其他的硬件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水平、服务态度等方面的标准化的建设。要通过规范建设、检查评估，使后勤社会化有序发展，这也是我们破除旧观念、引进新思路的重要方面。要把国外有关大学后勤社会化的有效措施和东部地区的有效措施借鉴过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教育现代化人力资源的管理。现代教育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怎么管？要全面推进以教师岗位聘任制为代表的学校人事制度综合改革，建立富有竞争性的用人制度和人员流动机制，完善人员中介机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都应该实行聘任合同制，用人单位还应制定支撑聘用制运行的内部配套规章制度，促进形成岗位能
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人员能进能出的机制。这实际上是我们学校很难的一件事，想叫出去的出不去、水平不够的想叫下岗下不去、工资待遇上去了又下不来。怎样形成一个竞争流动、能上能下、能高能低、能进能出的机制，建立健康的、科学的人才流动体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工作。解决好这个问题，才有利于形成人才高地。
在第四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的讲话
（2004月12月12日）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第四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暨2005年重庆民营经济发展分析预测会，首先我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元旦佳节即将来临，借此机会，向全市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们致以新春的祝福和良好的祝愿！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就当前经济形势和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等问题，与大家一起探讨、沟通和展望。
一、今年以来国家宏观调控的有关情况
今年经济的主调，是宏观调控。国家实施的宏观调控，主要包括项目调控、土地调控、金融调控、财政调控、粮食调控和油电煤运调控六个方面。我着重谈谈项目调控、财政调控、粮食调控和油电煤运调控。
关于项目调控。今年以来，国家针对过去几年各地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大幅度增加的情况进行了调控，对问题比较明显的12个方面的投资项目进行清理整 顿，关停了一批项目。调控的方式一个是总量调控，通过对投资项目的清理、整顿和处置，防止投资过快增长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努力促进总生产能力与总需求基本平衡；一个是结构调控，就是优化投资结构，把过热的调下来，把短缺的调上去。比如钢铁，全国各地年初准备上的项目生产能力有3亿吨，如果任其上马， 这些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就会生产能力过剩、出现失控。所以国家今年采取严厉调控措施刹住了。
关于财政调控。财政是进行宏观调控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为控制投资过快增长，与产业政策相协调，国家今年适当减少国债发行规模，推迟国债资金下达时间等。但同时改善了支出结构、加强了重点薄弱环节。比如出口退税问题。由于前几年国家财力还不雄厚，全国外资、内资企业出口退税该得的钱有3000亿元左右一直没得到。这两年，国家一直在想办法，每年财政安排了几百亿元。到去年， 还有1700亿元没有了断。
关于粮食调控。中国13亿人，按照一年人均需要700斤粮食计算，总共需要9700亿斤。这个粮包括把猪、牛、羊等各种肉类转化成粮食的当量、工业粮及老百姓的口粮。国家粮食产量最高的年份是1996．1997两年，达到1万亿斤左右。粮食多了以后，大家对种粮有所忽略，结构也不佳，导致最近几年粮食产量下降。去年粮食产量跌破9000亿斤，只有8600亿斤，与需求有较大缺口。如果中国出现
粮荒，后果将不堪设想。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果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进行调控：对种粮农民进行扶助、对退耕还林措施进行局部调整、对撂荒地鼓励复垦、严格管治房地产和城市建设对农田的蚕食、对农民农业税进行减免等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增加粮食产量，而且事实证明积极有效。今年全国粮食产量，将比去年增加500亿斤，达到9100亿斤，如果明年再增加500亿斤，粮食供求基本上就平衡了。
关于油电煤运调控。2002年，我国进入了重化工时代。所谓重化工时代，是相对消费品时代来说的。国际公认标准，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叫温饱社会， 1000-5000美元叫小康社会，5000美元以上叫发达社会。对应这三个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特点也不同。1000美元以下是消费品拉动阶段，1000-5000美元是重化工阶段，5000美元以上是后工业化时代，即第三产业、信息产业占主导的时期。2002年，我国人均GDP过1000美元，进入重化工时代，主要特征就是汽车和住房进入家庭消费。这种家庭消费不像过去住房靠单位分配，而是居民自己掏腰包购买消费。去年我国销售400多万辆车，其中200多万辆轿车，多数是老百姓自己消费的。汽车、住房都要消耗不少石油化工产品，包括电力、煤炭、石油等， 这就使油电煤空前紧张。今年全国生产1.7亿吨煤，增加了1倍以上，但还是供不应求。到年底，因为缺煤，许多电厂发电受到影响，许多城市出现了拉闸限电。石油方面，2000年我国只有1.5亿吨油，今年自己能生产1.7――1.8亿吨，但全国用了3亿吨油，进口了1.2亿吨。尽管量上翻番了，还是不够用。所以能源资源高度紧张，国家于是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调控。
总体上说，这次国家宏观调控有两个比较显著的特征：一是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调控方式和手段三管齐下；二是有保有压，不“一刀切”，不一杠子插到底，分阶段进行。去年年底到今年一季度是一个阶段，二季度到三季度是一个阶段，8月份以后又有所不同。在不同的阶段，宏观调控的分寸、口径、侧重点是 不同的，在不断进行微调。所以总体上说这次宏观调控是很成功的。由于这种成功，全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GDP预计增长9.3%以上，这在宏观 调控中是比较高的增速；经济效益也有五个大幅度的提高：一是工业企业利润今年有望突破1万亿元，这很了不起，是中国几十年历史前所未有的新突破。二是 全国国有企业利润前所未有地增加，可以达到6000多亿元。三是国家财政收入今年新增5000亿元，总量达到26000亿元。四是银行利润进一步提升。五是老百姓收入，包括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都将在10%以上。
二、重庆以宏观调控为机遇加快发展
对中央实施的宏观调控，重庆是怎样认识和贯彻的呢？总体说，市委、市政府把宏观调控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主线，在指导思想上牢牢把握了三点：
第一，坚决贯彻中央宏观调控精神。凡是中央确定的宏观调控指标，我们令行禁止，保证操作到位。比如，冻结土地审批半年；金融贷款余额增长严格控制在17%以内；认真进行投资项目清理，对不符合国家规定的62个在建、37个拟建项目，实行整改、停建和取消立项；关停了21条小水泥生产线等等。当然，总体来看，重庆在建、拟建的各种固定资产项目投资总量3400多亿元，按国家规定严格清理下来有问题的项目投资额不到100亿，3%都不到、影响不大，97%的项目投资是规范的，并且还应加快发展。
第二，根据中央“五个统筹”、宏观调控的总体要求，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实事求是地处理有关问题。比如这一轮宏观调控中，国家对高尔夫球场项目有很严格的调控要求。不少在渝外商到周末经常飞海南或沿海地区去打高尔夫，为什么？就是因为重庆基本建成且投入使用的高尔夫球场只有一个，确实太少，这已经影响到了重庆的投资环境。所以我们实事求是，在项目调控中保留了四个高尔夫球场项目。5月份在西南片区六省市长座谈会上，鸿举市长向家宝总理汇报重庆的调控情况时就特别说到了：重庆有四个高尔夫球场正在建设中，是有必要的建设，不是盲目的乱占耕地的建设。家宝总理也没有否定我们的做法。
第三，把宏观调控当作新的发展机遇。不少同志总觉得宏观调控是压力，是一种约束，往往把宏观调控当作发展放慢的代名词。市委、市政府经过冷静、认真分析，鲜明提出要把宏观调控作为重庆新的发展机遇。因为投资项目清理结果， 重庆不合规在建、拟建项目不到3%，影响小；国家冻结土地审批半年，但对西部“4+3”项目网开一面；沿海地区在调控中出现电荒、煤荒、民工荒、土地缺等 现象，而这些要素保障正好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可以吸引更多投资商来渝发展。因此，宏观调控在给重庆带来一些新要求、新挑战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带来了发展新机遇。
在具体工作中，重点是搞好六大调控。
（一）搞好投资调控。现在重庆的投资率偏高，去年底是57%，今年底可能达到60%，如果继续高下去，就可能出现经济泡沫，必须进行调控。另一方面， 重庆正处于大开发、大建设阶段，需要投资来拉动。现在重庆经济增长大约80% 靠投资拉动，20%是出口和消费拉动。如果把投资控制得过急，投资率和投资拉
动力下降太快，就会造成重庆经济大幅波动、滑坡。因此，必须对投资总量适度调控，既要保持较稳定的拉动力，又不能增长过快。今年预计投资增幅与去年基本持平，规模达到1600亿元，应当说调控是很成功的。
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对投资结构进行调整。比如工业投资不足是重庆的突出问题。加大工业投资，是我们近几年的一个工作重点。在今年调控中，全国工业投资较大幅度下降，但重庆全年工业投资增长将超过50%，去年是260亿元，今年近400亿元，一年净增幅过100亿，以这样的力度，明年就会过500亿，到2006．2007 年，就可能是700亿的投资。到2010年这七年就会有4000多亿元的工业投资。4000 多亿投下去，就会有6000―7000亿元的工业产出，加上现在的3000亿元，到2010 年就会有1万亿元左右的工业产出。那么，整个重庆经济就会有一个持续的很好的发展。预计今年1600亿元投资中，基础设施建设占比大体为47%，下降了5个百分点左右，工业投资将从去年的20.7%上升到25%，同时第三产业中教育、文化、卫生的投资都有较大增加，整个投资结构得到了调整优化。我认为，重庆合理的投资结构应该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投资和第三产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大致为40%、30%和30%左右，即“433”的结构。我们争取再经过23年的努力，基本达到这个比例。
（二）搞好土地调控。土地调控方面，事实上重庆在全国先行一步。从2002 年以来我们就采取了对出让土地实行招拍挂制度、土地必须由政府做好控制性详规后再出售、生地整治后再出让、处置“烂尾楼”、“四久”工程、实施土地储备制度等规范土地市场秩序的五大措施，自觉实施土地调控。所以今年我们是全国第一个通过国家检查组的验收的。在调控中我们重点抓了两件事：一是清理、整顿开发区，撤销了126个名不副实的工业园区，核减规划面积371平方公里的土地。二是规范运作北部新区和区县31个特色工业园区。31个园区每个平均两平方公里左右，这样就是60多平方公里；北部新区，去年上半年把它扩大了50平方公里。这样，工业区面积总的增加了100多平方公里，这些土地手续早在去年5月前， 我们就依法办妥了。1平方公里如果有30亿的投资、30亿的产出，这100多平方公里建成后就有3000多亿元的产出，等于再造了一个重庆工业。
（三）搞好金融调控。这方面我们除了落实中央要求以外，也结合重庆的特点进行适度调控。比如说，随着国家银根抽紧、贷款总量下降，在基层出现了一个问题：资金向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集中，民营企业、区县企业、农村乡镇贷款难。这个倾向原来也有，今年特别明显、特别突出。市里也认识到这个问题
的严重性。现在3000多亿元贷款，76%是主城企业使用，24%在库区、渝西地区来分布使用。大家想想，库区、渝西地区涉及到重庆60%的经济总量，但只用了24% 的银行贷款；越穷的地方，还越要靠自己的钱来发展，这个经济循环就会有问题。
当然，现在政府也不能强迫银行贷款给区县、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你也强迫不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按经济规律、用市场的方法来办事。所以，今年市里让几个市属大集团承担了一个转化的任务。比如说，各区县在过去10年负债修了1600公里的高等级公路、二级公路，200万元一公里总是值的吧，1600公里就值30多亿。于是高投集团就向银行借了30亿把1600公里区县公路收购了。区县得到了这30多亿，实际上是“一举四得”：第一，还一些到期的负债；第二，还拖欠的民工工资、工程四，这些路桥区县无钱维护和建设，市里收购后既可以加快建设，又切实减轻了区县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大集团等于把区县分散的小项目集中起来，变成大项目，帮区县融了资，作了资金周转。
任何一个地方，金融好不好，看不良贷款率。重庆前年是30%多的不良贷款 率，去年下降到18%左右。全国十大商业银行，去年利润2000亿元，今年2600亿元。银行利润会用到哪儿？首先就是消化历史包袱，冲当年的坏帐和历年的潜亏。怎么冲呢？31个省，几百个城市，几万个企业，都去冲？还是集中优势兵力“搬大户”呢？肯定愿集中优势兵力，一块一块地撬。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去年年底我亲自出马跟工商银行总行行长讨论，一拍即合，达成意向：按照21%左右 的综合清偿率，重庆出30多亿现金，冲掉在工行的157亿坏帐。后来签成协议上 报，经国务院批准试点。为此，我们成立了渝富集团，渝富集团向工商银行支付30多个亿，拿回来157亿的债权。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我们类似操 作，今年也处置了80亿坏帐，这两项加起来就是230多亿。去年我们的不良贷款 大数是500亿，去掉200多亿，只剩300亿左右。今年贷款余额3900亿，不良贷款率就下降到10%以内。现在全国不良贷款率是14%，西部12个省平均20%，上海3%，沿海八个省在10%左右，重庆就成为全国金融信用最好的地区之一。
与此同时，我们积极推进地方金融机构重组，支持它们做大做强。一个是农村信用社。重庆上千个乡镇和自然村，拥有的贷款余额400亿元左右，而农信社就占了300多亿，举足轻重。把农信社搞好，就是支持“三农”，支持郊区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支持库区、渝西地区的发展。为此我们“三管齐下”：一是规范法人结构。把729个乡镇信用社独立法人取消，建立39个区县级联社统一法人。二是增资扩股。农信社原来只有2亿多资本金，坏帐倒有100亿。一旦有个风
吹草动、发生挤兑，不得了呀！从去年到今年，它增扩股到了12.8亿的资本金， 扩张了6倍。三是处置不良资产。农信社原来300亿贷款中有100亿的不良贷款， 2002年不良贷款率高达36.9%。今年我们向中央争取了25亿的票据，市政府贴了5 个亿的费用，再加上各种税费优惠和减免相当于4个亿，这样就冲掉34亿农信社的不良资产。冲掉以后，还剩下66亿多不良贷款，贷款余额又增加到400亿，不良贷款率就降到15%左右。
再一个就是重庆商业银行。去年有80亿的贷款余额，只有3亿资本金，资本金少于6%；80亿贷款里有30%左右不良贷款，信用差、规模小、坏帐多，困难重重。但商业银行在重庆城里对中小企业、对社会是起到很大支撑的，应该下决心把它改造好。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增资扩股，从3亿扩大到15亿，这15 亿里有7亿就是在座的民营企业参股；剥离、消化不良资产，今年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将从去年的20%下降到12%左右。
一般来说，不良资产率低的地方，贷款规模大的地方，人均贷款比例高的地方，一定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我们希望到2010年，重庆有1万亿的贷款余额， 这样综合实力就会上一个大台阶。调控就要按这个要求去调控。
（四）搞好财政调控。我们重点抓三个方面。第一，促进财政增收。今年重庆财政收入增长40%，创历史新高。增速仅次于内蒙古，为什么内蒙古高呢？内蒙是出煤出电的地方，今年全国煤、电极为紧俏，相应税收自然就高。我们财政能有40%的增长，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农业比重下降、工商产业快速增长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效应。农业产生100亿GDP一般只有1个亿的税收，而工业则会有20亿左右的税收。今年我们工商企业销售值27%的快速增长，销售值增长多，增值税自然就涨得多。二是企业利润大幅度增长40%左右，所得税自然也会同比例增长。三是预算外基金大幅度上升。预算外基金包括土地出让金、配套费、各种城市管理规费。比如土地出让金，2001年才2亿多，2002年10亿，2003年30亿，今年能收到80亿，四年长了40倍。
第二，优化支出结构。我们按照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和宏观调控要求，着力加大了公共财政支出力度。在继续加大重大项目建设投入的同时，重点向“三农”、财力薄弱区县、社会事业等倾斜。比如投入农业和扶贫近17亿元，增长20%；用 于教育支出22.6亿元，增长22%。前面讲到的大幅增长的预算外基金，主要用来 做什么呢？用来搞城市建设和社会公共支出。比如，重庆现有的大田湾体育馆、工人文化宫、大礼堂都是五十年代建设的，近二、三十年几乎没搞过一个大的新
的文化设施，因为文化项目不赚钱，不会有老板来投资，这应当是公共财政来承担。所以市委、市政府决定，建设大剧院、科技馆、国泰大戏院，会展中心、植物馆、美术馆等十大社会文化项目。这所需要的60多亿投资，就用预算外基金收入、用土地储备收益来支出。再比如说，半小时主城30多个项目，一共要花80多亿，主城九个区共承担20多亿，市政府承担60多亿，这60多亿也要靠城维费。这种运作模式有点类似香港的土地储备资金。
第三，努力保持收支平衡。重庆的财政，总体上还是小财政，需求大、欠帐多、困难多，必须量入为出，保持收支平衡。既要注意静态平衡，也要注意动态平衡，否则也会造成资源浪费。比如今年300多亿财政收入，借50个亿10年债务， 是六分之一的负担，但如果10年后有1000亿的收入，同样还这50亿，就只有百分之五的负担，就会很轻松。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动态平衡， 就可以借一定中长期债务，但短期债务要少借、控制，最好不借，这是财政的一个原则。
从市与区县的财力分配来讲，目前总体是平衡的。重要原因在于，直辖体制也给财政方面带来了巨大的体制优势，更通俗地讲，就是重庆市政府用的钱可能是中国31个省市政府中最少的。这话怎么说呢？比如四川省财政收入的40%，是 四川200多个区县及乡政府使用的，60%中大约地市政府、省政府各用一半，也就是“四、三、三”比例。而重庆因为没有地市，这一级的钱全部给了区县使用， 区县及乡政府用了全市全年财政收入的75%，市政府仅用25%。同时，重庆财政供养人口比大致为60:1，相当于60个人中有一个“吃皇粮”的，但全国这个比例达30:1。所以相应重庆区县和企业在这方面的负担都比别的地方低。现在重庆财政平衡的困难和问题集中在区县，原因主要是历史积累的财政欠帐。全市财政欠帐总数400亿，其中300亿是区县政府欠的。300亿里有70亿左右是乡镇政府欠的，200 多亿是区县级政府欠的。他们财力困难，平衡起来比较难。到底是些什么债务呢？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1998年“三金三乱”的历史包袱，这也是很深刻的一个教训。“普九”欠帐也不少，各种欠款达26亿元，当然这是为群众、为社会办好事负的债。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新规定、新措施，严格控制区县新的负债，并对历史欠帐要逐步平衡、缓解。
（五）加强和支持“三农”。所谓宏观调控“有保有压”，“三农”就是重点要“保”而且要加快发展的对象之一。今年我们重点实施了扩大种植计划、加大生产扶持、改革流通体制“三大举措”，出台了安排10%15%的土地出让金投入
基本农田建设、对复耕撂荒地给予每亩15元种子和肥料补助、降低农业税1个百 分点等“六项政策”，有效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农业农村经济形势之好多年未有。预计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150万吨，增长5.8%，创近六年来新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4.5%，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为了进一步加大“三农”支出 力度，国家已经宣布，2005年贫困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税全部减免，其他地区的农业税减免5%，还剩2%。市委、市府根据重庆情况，决定市财政补贴几个亿， 明年40个区县农业税全部减免，提前一步到位，目的就是乘势而上，加大扶持， 尽快把农业搞上去。
（六）搞好油电煤气运调度。今年能源、运输紧张可以说全国性的，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能源运输调控，市主要领导亲自抓、直接抓。我们有2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现在每年生产60亿立方米，自己实际使用30亿立方米，输出30 亿立方米；有几百亿吨煤储量，每年开采量不到2000万吨，自己用1000多万吨， 输出几百万吨；电力方面，现有450万千瓦装机容量，需求600万千瓦，从四川、贵州、湖北、湖南输送150万千瓦进来，也基本能够保障。因此整体而言，重庆比沿海、比其他地区，水、电、煤、运保障都相对有力。
当然，从战略上讲，到2010年，我们至少需要一千多万千瓦的电，如果没有新的电厂建设，会成问题，工业要振兴是不可能的。去年以来市委市政府狠抓电力发展，规划了总共1000多万千瓦建设项目，已陆续开工。到2007年，就会有300 万千瓦投入使用；2010年，共有800万千瓦投入使用；到2012年，1000万千瓦的电全部投入使用，加上现在的400多万千瓦，再加上外来电力、假如有300万千瓦， 就有了1700多万千瓦的电，长远看也是能够予以保障的。
长远要把电厂搞上去，短期要把电力平衡搞好。在今年夏天电力需求最大的时候，市政府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大量购买外来电，四川的水电、湖北的水电、贵州的火电等。二是消峰填谷，搞峰谷电价。原来谷高电价比是1:3，5月1号后 改成1:5。利用这个价格杠杆，引导许多企业包括民营企业错开生产时间，相当 于消了30万千瓦的一个峰。三是有效进行需求侧管理。由于采取这些措施，今年夏天有惊无险，基本做到没有拉闸限电。但是进入冬天，比如近期以来一些区县出现拉闸限电，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第一是水少了。四川这样一个输出电的大户，到了10月就变成电力输入大户。第二，最近煤炭紧张，四川的火电厂因为缺煤停产了，重庆珞璜电厂、开县电厂也因为缺煤而受到一些影响。第三，电煤价格不合理。电价是受控制的，但煤炭价格完全是市场价，在市场紧俏情况下，
煤炭企业就卖高不卖低，就会外流去卖高价。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电紧张的原因是煤，煤的原因是价格，这是主要矛盾。对如何解决电与煤的矛盾，我们已经进行了研究并采取了针对性措施。同时，我们到贵州买了15亿度电，最近几个月会供应我们。所以大家从报上可以看到，拉闸限电不发生了，缓和了。
因此重庆的油电煤运，总体上是有惊无险。所以我们招商引资时就敢对客商承诺：重庆不缺电、有土地供应，还能保证运输，劳动力又便宜、价格是沿海的一半。今年招商引资形势好，工业投资大幅度增长，都和上边说的这些要素平衡得好有关。明年我们还要更好地协调，要让重庆的油电煤运，变成加快重庆发展的有利条件，再加上宏观调控等其他措施到位，使内部经济循环更健康、外边招商引资更顺利。
正是由于市委、市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落实坚决，应对有力，和谐、平衡， 所以今年重庆经济没有放慢脚步，在宏观调控中发展更快、更健康，形势为直辖八年来最好，主要指标再创新高。预计全年GDP增长12%；财政收入增长40%、突破300亿；工业销售值突破3000亿、利润过百亿大关；城市居民收入增长13%，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4.5%，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
三、重庆民营经济发展策略
当前，民营经济在重庆经济总量中已近半壁河山，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近年来不断推出新政策和新举措。那么，在当前这样好的形势下，各位民营企业家们应怎样抓住机遇、开拓领域、乘势而上， 进一步加快发展呢？我谈点看法，也可说是建议，供各位企业家们参考。
今年6月，市委二届五次全委会专题研究了重庆加快新型工业化的问题，出 台了有关决定。到2010年，工业销售值要达到9000亿元以上，力争突破1万亿元。也就是说今年3000亿元出头，今后6年，争取增加两倍，有6000亿元的增长。增长的源泉主要在四大重点产业：汽车工业、装备制造业、石油天然气冶金等资源深加工工业和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如果到2010年有1万亿元销售值 的话，那么，四大支柱产业应该占三分之二，即6000多亿元。其中，汽车、摩托车2000亿元，装备制造、资源加工和高科技电子工业各有1000多亿元。因此在工业领域，特别是四大重点产业的发展空间和商机巨大，民营企业应积极参与、大显身手。关于汽车工业。重庆汽车工业去年在全国排第四位。今年有三个月排在第三位，有五个月排在第四位，不断交替，到第四季度，我们坐定第三名。上海
和吉林是第一、二名。如果按企业来排名，上汽集团第一，一汽集团第二、重庆长安第三。我们希望重庆位列三甲十年不变。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重庆汽车工业有三大优势：
第一，汽车品种齐全。重庆微型车、轿车、重型车、客车、轻型车五大种类都有，而上海主要是轿车，一汽、二汽有重型车和轿车，但没有微型车。中国有八亿农民，有广阔的农村和许多县城，主打的车辆是微型车，第三世界的主打车辆也是微型车，这一块恰恰是重庆的强项。
第二，重庆装备制造工业很发达。摩托车工业领先全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已经形成气候，体系健全，有400多个零部件企业，能生产汽车70%的零部件，又因为劳动力便宜，竞争有力，不仅供应重庆，而且供应全国。
第三，重庆汽车的合资伙伴选择得好。长安选的是福特和铃木，二汽选了日本的尼桑和法国的雪铁龙，上海选了通用（GM）和大众，长春选了大众和丰田。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汽车业的竞争，说穿了就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竞争。不是我们兄弟之间的竞争，而是兄弟之间娘家的竞争，竞争的成败，重要的是看谁娘家的钱多、法宝多。高档轿车里福特是强者，卡车、微型车里铃木是世界强者。GM 的车欢庆、正宗，福特车流行，更适合青年。中国最初引进外资时，为什么福特输给了GM？因为那时政府、单位用车是主流，政府、单位买庄重一点的车，GM自然占上风，但是全世界流线好的都是福特车。一到家庭消费的今天，福特车就卖得比较好了。福特和铃木这两大企业给我们带来的品种多、财力多。上海大众是很强的企业，在20年前就与外国企业合资了，这五、六年推出的车型好象不太符合中国人的习惯，销路不好，所以最近压车压得厉害。GM高档车是凯迪拉克。我最近跟上海的凯迪拉克老总半认真地开玩笑：“你们当心，凯迪拉克在中国不会卖得太好。美国电影中，只有黑帮老大才坐凯迪拉克，出租车是凯迪拉克，还有艺术人士坐凯迪拉克。中国企业家中文化程度高的，一般就不会买凯迪拉克，要买宝马、奔驰，因为凯迪拉克好象是暴发户的一种车型”。一汽合资选的大众、丰田车是比较好的，二汽的合资对象就没选好，被这两个汽车公司拖累了。所以我认为重庆汽车有三大强项，前景看好。
在座的民营企业家可以围绕重庆到2010年的100150万辆汽车和几百个、上千个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大做文章，也可以后来居上搞汽车。如果有人说现在有民营企业家准备拿5个亿、10个亿到贵州搞汽车，我不会相信。因为搞汽车要有两大要素：一是自己要有核心技术、高素质人才和雄厚资本；二是要有与地区产业
匹配的条件和氛围。中国现在符合条件的，只有上海、一汽、重庆、二汽、广州、北京。也就是说在中国，不管民营还是国有，如果以后还会有新的汽车大老板出现的话，那总会出现在以上这些地区。民营企业家集聚在重庆这个地区，匹配得好再出现新的汽车大老板是完全有可能的。轿车需要零部件，重庆从零部件到发动机的供应是配套的，只要设计组合得好就行。作为一家摩托车生产企业，摩托车发展到100多万辆，销售值50亿元，再要上台阶比较困难了。销售要搞到200300 亿元，除非把全中国的摩托车包了，造300万、500万辆，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民营企业不可能把市场全部销售额的60%、70%垄断，15%―30%是个合理的边界。因此力帆搞轿车，跟重庆的组合有关；宗申，现在收购安徽一个微型车基地，适应农村市场，三五年后弄到20―30万辆是有可能成功的。
关于装备工业。重庆是偏重型的老工业基地，装备工业基础好。重庆的机床工业、仪器仪表工业，环保设备工业，各类电力电器工业，发展势头很好，已经有700800亿元的销售值，六、七年里再翻番是不会有问题的。这几年军工产品订单翻番，技术改造任务大，也是翻番。同时，发展装备工业也可以帮助军工技术民用化，进一步推动军转民。
关于资源加工业。目前有300多亿元的销售值，今后六、七年翻一番或一番 半，300亿变成1000多亿，是有条件的。我们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可以把三种 项目搞起来，一是化肥，二是醋酸，三是二甲醚。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北京开人代会，碰上老朋友、中国中化集团的总裁，就拉他到重庆投资，收购涪陵化肥厂， 在那儿投资建150万吨的化肥基地，接着又在建峰厂建设30万吨的化肥基地。我 们还谈了协议，将来再搞一个150万吨的化肥基地。这样，仅中化一个集团就在 重庆要搞300多万吨，再加上我们原有的化肥生产能力，总产量将可以达到400万吨。整个中国需要3000万吨化肥，2000万吨国产，1000万吨靠进口。如果我们生产400万吨，就占了全国的百分之十几，就成了中国的一个重要化肥基地。
另外，天然气还产生醋酸，产生二甲醚等等。所以天然气是催生三大化工的源头。大体上1立方天然气能产生10元钱的化工产品销售值。我们的目标，在今年32亿立方米天然气供应量的基础上，明年达到35亿立方米，2006年、2007年， 中国石油要供应我们45亿立方米，2010年增加到70亿立方米。此外，我们还要把中石化拉到重庆来。过去国家几大石油公司的格局范围大体上是中石油在西南， 中石化在华中、华东，包括在沿海，海上石油。现在重庆8万平方公里，有5万平方公里是中石油负责打气、开矿。还有两、三万平方公里，我们就请中石化来勘
探，让两个企业来竟争一下，产气就会增加。争取中石化每年帮我们搞20亿立方米。重庆自己也要增加产量，目前只有1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是重庆企业开采的， 如果能增加到10亿立方米，这样到2010年后每年至少就有100亿立方米供应量。如果民用用掉20亿立方米，用80亿立方米来搞工业，也就是在现在20亿基础上增加60亿立方米，就可以增加600亿元的化工工业产值。再加上我们的有色金属、氧化铝、黑色金属、钢铁，以及各种稀有金属的深加工，实现资源加工业1千亿产值的目标应该是没有问题。
关于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最难的是电子工业，但同时也是最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增长的工业。这方面目前我们只有100亿元的销售值，只占 全国3万亿销售值的三百分之一，微不足道。如果要变成1000多亿的话，就要增 加十几倍，六、七年增长十几倍，确实很难。但是，国际经验证明，只要运作得好，电子工业可以在原来没有什么基础的情况下，跨越式100亿、100亿地跳跃发展。这与传统工业发展模式是不同的。所以，对电子工业，我们这些作领导的， 有时候就“赤膊上阵”，直接操作了。因为要超常规发展，是需要破常规去做嘛。
电子工业，不管一千种、一万种产品，一分类，就四大核心环节。第一是“脑子”，也就是芯片。芯片以前做几微米，现在到了0.18微米，到0.1微米以下线条更细的时候，就变成12英寸的盘片，以后又产生几十种、上百种的产品链。第二是“脑浆”，就是记忆，也就是存储卡。第三是“眼睛”，就是电子工业中的各种屏，比如电视摇控、手机的液晶片、等离子的屏……，这个屏的生产，30年前做黑白管是一流企业，20年前做彩管是一流企业，10年前做液晶、现在做等离子屏的是一流企业等等。第四是“神经”，就是通信网络。在末端搞电子工业是没用的，必须在核心环节上冲上去。我们不能说信息产业4个核心板块都去做， 但把芯片、存储卡、通信网络抓住就很好，只要有了一、二个环节，后边一串， 就拉起来了。
所以，我认为重庆要在有条件的地方突破，要重点抓核心大项目：
第一个是存储卡项目。我们把北京的普天集团原来邮电部下边最大的电子集团，是国家存储卡标准的定型单位，请到重庆来搞存储卡项目。现在厂房都造好了，明年一生产，可以有10个亿的销售值。2006年会有3040亿的销售值，到2007 年就有100亿元。存储卡综合基地建起来后，上下游的各种电子产品会有一串。
第二个是集成电路芯片项目。现在全国有十几个厂家在生产，沿海地区在酝酿中的还有17个，加在一起是29个。有个老板在大连、宁波在这方面搞研发两年，
我们今年把他引了过来。明年3月开工建设，争取到2006年有4亿美元的产出，2007 年就有10亿美元，差不多有100亿元的销售值。这个项目一上去，就成了西部唯一的一个芯片生产企业。
第三，我们正在积极引进美国及台湾等几家在中国有几亿美金投资的硬件生产企业。来了以后，又可以形成一个百亿元基地。
第四，深圳TCL集团也将到重庆投资搞500万台手机，也会有上100亿元的销售值。如果这四个“百亿级”全部搞上去，加上原有的100亿元，到2007年就是500 亿元，5倍就上去了，如果后边三年再翻一番，1000多亿就出来了。
上边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势在必得的。在座的企业，如果有兴趣、有实力、有能力，不管招商引资，还是自己投资直接运作发展，市政府都会大力扶持。
当然，我们还要大力发展都市型工业。都市型工业指劳动密集的、没有污染的、轻型的、在城里楼堂馆所搞加工的工业，比如珠宝加工、印刷品、服装、食品等，民营经济在这方面也可以有所作为。
重庆，是一个正在快速成长的城市，城市开发建设和房地产领域中蕴含了无穷的商机。未来的重庆大都市，将形成四个层次的城镇体系：一是主城区，到2010 年会发展成8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二是六个卫星城（万州、涪陵、黔江、永川、合川、江津），要发展成50100万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三是25个县城， 要发展到1020几万人的中小城市；四是上百个中心镇。这四个层次的城镇体系建设需要大量的房地产，大约每年2000多万平方米左右，到2010年，差不多就有2 亿平方米左右。可以说房地产业方兴未艾，各位民营企业家可以大显身手。
在房地产结构中，大约15%的面积要用于商业房地产。目前全市每年2000多万平方米的房地产中，应该有300万平方米左右的商业用房。商业房地产除了零售商业用房外，还包括宾馆的用房、写字楼的用房、会展中心的用房、其他各种娱乐场所的用房、文化体育产业的用房。从这个角度讲，商业房地产领域发展前景也是比较好的。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未来房地产走势到底是跌还是涨，房地产到底有没有泡沫等问题。专家学者所持观点也是各不相同。民营企业家自己要心里有数。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总体上是方兴未艾。这方面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判断标准：一个地区的住房均价，原则上与其当地人均月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比如2003年重庆城镇
职工平均年工资收入1.2万元，也就是月收入2000多元，所以我们住宅均价就在2000多元/平方米。这是合理的，没有泡沫。如果以后重庆人均年收入达到2万美元，房价就会到涨到2000多美元/平方米，相当于人民币1.7万元。中国老百姓今后十年、二十年工资收入一定是会翻番、翻两番的。重庆老百姓月收入一定会到八、九千块的。当然这是平均数，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从长远来看，随着收入增加，房价肯定会等比例的往上升。当然短期内房价和房地产供求及各种经济因素有关。比如最近，很多人认为人民币要升值，外国的炒房团拿了美元来赌人民币升值，换成人民币去买股票不好买，直接换人民币不好换，于是就来投资买房， 而且是买高档房。所以上海的房子，到三万块/平方米已经够贵了吧，但突然几 个月，最贵的到了五万/平方米，糊里糊涂地就涨起来了。越好的房子，越可能 被人炒作。长远来看，由于国家土地控制越来越严格，地价只会越来越贵，再加上中国人多地少，房子只会越来越贵的。所以，民营企业应关注房地产业的发展。这是目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内重要的战略资源、战略市场。
基础设施领域也是今后民营经济应当考虑进入的重要行业。到2010年以前重庆要建2000公里高速公路，今年已经通车730公里，明年上半年，余下近1300公里的所有项目要全部开工。开工就没有回头箭，到2010年，2000公里高速公路要全部竣工，形成二环八射高速公路主骨架。现在我们正在酝酿完善2010―2020年重庆高速公路规划，准备在2010年2000公里高速公路基础上再建1600公里，到2020 年高速公路公车里程达到3600公里，形成三环十射三联线。这意味高速公路这一块需要有1800亿元的资金投入。这一块肯定要走市场化、民营化的路子。建设高速公路，高发公司肯定是义不容辞，没社会资本老板来的时候，自己想方设法借几百亿也要开工起来。一开工就有人气了，就会有社会资本来投资。现在有5个 民营企业来收购我们已经建好或者正在建设的高速公路，一投就是几十亿。只要有老板愿意来投资，我们肯定欢迎。这就是市场化、民营化的过程。此外，我们还要建3000公里高等级公路，这个档次低一点，每公里成本约400万元，总共120 亿元。只要民营经济愿意来投资或收购，高投都可以考虑转让。铁路方面，当然是国家垄断，我们的目标是到2010年形成一环八射的铁路骨架。现在有三条铁路在建，还有两条铁路在筹划，五年里五条铁路建起来，就是八条铁路，加上环线， 就是一环八射的概念。另外，城市的垃圾污水处理、自来水供应等领域都有许多的投资机会。
总的感觉，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很大的投入量，商机无限。从现在到
2010年，重庆全市投资总额累计将达到1.4万亿元左右。其中，40%是投资于基础设施，也就是大约有5000―6000个亿是城市基础设施；30%是工业投资，大约4000 亿；还有25%是房地产投资，大约3500亿元。这些投资，除了靠国有、政府投入以外，70%要靠社会、个人、企业，包括外资企业来投资。所以，市场就在这些投资领域，大家都要关注。对这些领域，市场准入条件都是一样的，只要满足这个领域、市场的游戏规则，无论国有、民营都可以去搞。
放宽民营经济市场准入条件，既可以说是新话题，也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但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搞清楚这句话的内涵。有的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老是觉得政府不支持民营企业，或者说在市场准入上不公平，甚至有抱怨。但是事实上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多次发文件，一再强调和明确要给民营经济同等国民待遇，要在市场准入上放开。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或认识差别？我认为，有关部门在说把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条件放宽的时候，可能也并不知道具体要放宽些什么；有的企业负责人，想提这个意见，也不清楚这个意见的内涵在什么地方，对一些领域准入的概念不清楚。
实际上，我们讲准入就是平等的，就有一个行业边界条件，如果企业不符合准入条件，不管什么所有制都不能进入。如果边界条件满足，而在所有制上进行歧视，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但反过来我们也不能走得过了，认为不能歧视民营企业就是不讲边界条件，最后必定会造成混乱。
我举几个例子讨论讨论，可能对大家今后的发展会有好处。比如说，1992年后，重庆在民办教育问题上比较开放，胆子也比较大。有的民营企业家觉得教育很赚钱，就开始办小学、初中、甚至办大学。当时冒出了十几个很有名气的学校， 也没有任何部门去管制它，但到2001年、2002年后就几乎都“崩盘”了，办不下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政府歧视他，不让他办学？不是的。你如果办得好好的，谁会来歧视你？它们的病根是在启动的时候就落下的。六个民办初中、小学学校，如璧山的华桦学校、南岸的方倩学校……，都是一个模式，就是用教育储备金制度来办学的，结果都在去、前年倒闭了。
我们说办学就要有办学的条件，就像办企业一样，至少要有三到四成的资本金，然后可以到银行贷一点款，如果没有资本金，全靠银行贷款，怎么会转得动呢？我看了一下上边这些学校的章程。1992年启动的华桦学校定了个游戏规则： 小学一年级学生，每人交十万元钱，到九年级，初三毕业后，学校把十万元的本
还给你。当时的银行利息很高，学校得到这个钱，就用利息来养学校，用本金来添置教学设施。这个学校在第一、二、三、四、五年级的时候不会出事，因为还没到还本的时候。就这样下去，每年都招生。招到第九年的时候，如果进来100 个人，交来1000万元，那么九年前那个班，100个人毕业，要还他们1000万元，这样是可以生存循环的。但是，如果第九年只收进来50个人，只拿到500万元，还就不得了了，资金链就“崩盘”。大家搞企业的都知道，只要有现金流，债务少债务多都没有关系，如果现金流一“崩盘”，债权人一逼债，再好的企业也会倒闭的。学校每年收上来的资金，聘老师发工资都用掉了，添置的许多设备，也变成了不动产。没有了现金流，就只有一年一年地拖。最后实在就拖不起了，就只能“崩盘”，造成未领到教育储备金返还的学生及其家长半年多十几次大规模堵马路的上访事件。最后只能找一个有实力的学校来接盘，因为学生已经付足了这个钱，必须要读完小学、初中。为此，我专门开了七、八次协调会，专门研究找学校接盘。如果在这个时候有民营企业家说要买这个学校我肯定会同意转盘，条件都是与公立学校来接盘一样的：不要让财政补贴，必须把学生的教育储备金都还掉，然后学生按期付学费；教育部门该补助公立学校的钱，照样补助给民营学校。但是事实上，没有民营企业或民营学校愿意来接盘。为什么不愿接盘呢？市场准入把握不准是根源。当然这也不是民营企业家的问题，当时的政府、教育管理部门也没有搞清楚，办这样的学校需要什么游戏规则，民营学校和国有学校的游戏规则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必须相同的地方。
因此，游戏规则设定以后，任何所有制包括外资、内资都应一视同仁。在一样的行规下，如果对不同的所有制有不同的待遇，那不行；但是，如果违反了行业的游戏规则，不管什么所有制，都是要被整顿的。这就是中小企业局、工商联要监督的事情。
又比如出租车行业，1992．1993年的时候，重庆也很放得开。全市有150多个出租车公司，4000多辆出租车，平均每个公司二、三十辆，多的有几百辆，少的只有几辆。90年代末重庆出现了几次出租车司机较大规模的上访事件。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游戏规则上。所以2001年后政府对游戏规则作了调整。主要就是整合、减少出租车公司。现在已减少到30多个。全市的出租车数量从2001年的6000 辆增加到现在的7000多辆，这30个公司仍然拥有7000多辆，80%的民营企业没什么变化，但是从数量上来说，150多个变成了30来个。这是一个进步，是把鸡零狗碎的一个混乱局面规范了、整合了。
对这个问题，大家要弄清楚几个概念。第一，一个500万人的城市，只需要1 万辆左右的出租车，如果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发放3万个执照，那么这3万辆出租车都会亏损。第二，如果1万辆出租车，只需要50个出租车公司，结果政府批了500 个公司牌，500个公司去管1万个出租车，也会混乱。第三，如果现在出租车牌照是6000个，市场需要变成7000个，要增发1000个，为了同等国民待遇，那应该拿出来拍卖，卖给谁呢？如果现在有50个出租车公司，那么，50个公司里边的任何公司都可以来竞买这个牌照，这就叫同等国民待遇。但是其它行业的企业家，比如搞房地产的，也想来竞买。如果政府允许这样的企业竞买，今天是50个出租车公司，明天有20个房地产公司来竞买，买了十块、二十块、五十块牌照后就变成了出租车公司。这样糊里糊涂地，三年后又变成1万辆出租车，100个出租车公司。美国纽约市8万辆出租车就20个出租车公司。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如果要加5 个、10个出租车公司牌，必须经市政府议会讨论决定后才能增加，绝不让市场上糊里糊涂地长出30个、50个来。
那么，是不是房地产商、银行家就不能办出租车公司呢？可以。途径就是后来者收购前人的公司牌。如果有人想退出，可以把公司牌卖掉。没有人想退，有人若想来接，就只能提高门槛来收购。为什么李嘉诚买英国的一个牌照花100亿 美元呢？因为整个英国就5个牌照，再不准多的。市场是平等的，人人都可以来 竞买，先来先就位。牌照号是资源嘛，如果你想退出，你可以当资源卖掉。如果大家都不想要，你这个资源就一钱不值；大家都想要，你卖这个公司牌就可能卖一个亿。所以说这件事大家要理解。有时候我也听到一些民营企业家在说：我是个房产公司，我想来买，为什么不卖给我？大家想想，这里边有个游戏规则，的确有个先来后到，这样数量管制就到位了。老的牌子卖掉，新的牌子接管，互相之间转让，公司牌、出租车牌、线路牌也可以转让，对所有企业是平等的。之所以出现误解，应当说责任不在企业，主要在于政府和中介组织、行业管理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工商部门也好，行业主管部门也好，对各种市场准入的边界条件，都要把它弄得清楚一点。清楚后，游戏规则公开了，所有企业一视同仁， 大家意见也会少了。每个企业自己也会心里有数，我是什么条件，我能做什么， 是金刚钻就做瓷器活。这样大家的效率会更高。
类似的还有关于中巴车退出的问题。现在有个误解：国有的怎么不退了？怎么只有民营的退？是不是欺负民营经济？大家要知道，2002年全市柴油中巴车一共2100辆，其中国有的700辆，民营的1400辆左右。当时市政府定了一个游戏规则：
国有中巴半年内全部退出，六、七百辆国有中巴在半年内就都退了，然后民营中巴分几年逐渐退出。到上个月底时，最后一辆主城中巴车退出，报纸还报道了一下。这一年来好象只有民营在退，其实国有的在2002年一下子就退了。总的来说， 这是针对社会交通运行的车主、行规上的调整，不是对着所有制来的。这类事情， 大家可以多讨论。
当然如果的确是有所有制歧视，一定要修正。最近我跟市中小企业局的同志说，要把民营企业、政协等有关方面专家、企业家提出的对所有制歧视确切的那些事一一梳理出来，要认真整顿。
怎么解决好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的投融资问题，非常重要。有些问题， 民营企业家也是要动点脑筋的。
第一，做大和提高中介担保能力。这两年，市里很重视帮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做点担保。但实话实说，这件事效果不很理想。目前市里面十几个担保公司统统加起来，担保的量没超过20个亿。我们现在全市有3400亿的贷款规模，20个亿的担保数量，从全社会层面来说，意义不大。如果达到100亿元的担保量，就有一定的规模了。所以，怎么扩大担保面和规模，是我们要务实做的事情，而不是要增加担保公司。目前，市里将主要抓三个100亿的贷款担保平台建设，为中小企业逐步形成300亿元以上的融资担保能力。一是加快推进国家开发银行向我市中小企业贷款100亿的试点工作，争取明年能大面积推开。明年规模达到20亿， 到2006年达到60亿，到2007年达到100亿，也就是说，本届政府要达100亿元。二是30个特色工业园区。要运用各工业园区拥有土地资源的信用，赋予有条件的园区开发公司融资担保功能，每个园区开发公司能大体形成34亿元的贷款担保能 力，总体上达到100亿元。这个100亿只要两三年就能推开。三是对现有的十多家贷款担保机构进行扶持推动，提高资信能力，形成100亿的贷款担保能力。最近我们准备召集市里已建起来的担保机构一起来研究研究怎么做大做强，怎么加快发展。
第二，农信社和市商业银行要加大对中小企业和区县的服务力度。市商业银行和农信社作为重要地方金融机构，应该以这方面为重点，而不要到基础设施、大项目上去花精力。应该说，目前这方面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过程。我们还准备把万州商业银行做大做强。此外，信投公司也要为重庆各类企业的信托发展创造各种新的品种。总的来说，就是要让地方金融机构更好地发挥支持地方经济发
展的作用。
第三，鼓励市属的、中央的、外地的股份制银行增加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融资。在贷款方式上，要起到引导和产需对接的作用。
第四，要争取让邮政储蓄资金，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三农”发展所用。现在重庆的农民有350亿的邮政储蓄，但是，邮政局自己不能开银行，也不能贷 款，钱都调到北京，邮政总局把全国上万亿的资金存在北京的国家大银行。我们最近与邮政总局商量，明年能不能把这350多亿邮政储蓄，拿一部分存入重庆的 银行，然后由重庆银行来贷款。另外，把重庆新增邮政贷款转过来，成立一个邮政银行。或者国家邮政银行成立时在重庆设个分行，为中小企业服务。
第五，要加强民间融资的管理。今年以来，由于信贷管控趋紧，民间金融越来越活跃。银行不贷款，企业互相调济、借来借去是一种状况；利用地下钱庄搞体外循环，又是一种状况。这样，会有两种危险：一种是企业借高利贷一旦还不了，会逼着民营企业家跳河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利用非法手段讨债、逼债，破坏经济和社会秩序。这一块我们一定要加强管理。民营企业家们也要提高警觉。
第六，要创新金融服务方式，采取点对点的封闭贷款方式解决季节性产品收购流动资金短缺问题。国有银行，包括股份制银行，正规的金融机构，要实事求是地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这一块贷款适当松动。比如需要钱收购农产品的企业， 从银行贷款，进了产品到市场上周转，产品卖了资金收回来以后，仍然还给银行， 这是一个封闭周转的过程。而且时间短，一般只有半年时间。至于抵押物，有当票或者桔子买卖之类票据抵押就行，企业信用好也不一定要实物抵押。
总之，我们不仅要把全社会的投融资体系搞好，而且要把农村、中小城市、中小企业的投融资体系逐渐加以规范完善，务实地作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使我们的民营企业在这些环节上受惠。
重庆正处于大开发、大发展时期，形势喜人，前景美好。我也坚信，重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们一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在方正集团捐赠仪式上的讲话
（2005年1月24日）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周年庆典仪式，同时也是北大方正集团进一步向重庆教育界捐赠价值50万元电脑设备这一义举仪式。我联想起一年前，北大方正集团在收购重庆西南合成的签字仪式上，同样方正集团捐赠了100万元人民币给重庆聋哑学校。从这个方面来讲，可以看出方正的办事风格， 在经济发展领域、公司业务有重大发展的时候、在举行公司重大庆典仪式的时候， 往往不铺张浪费，只是搞一个很简洁的仪式，而同时又很有社会意义的捐助教育这样一个形式。
我首先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对方正集团对我们重庆教育界的捐赠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对今天的方正科技20周年庆典活动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也想起方正科技转轨的过程，早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第一批上市公司中就有方正科技的前身延中实业，当时在中国80年代中期，最早的有四个上市公司，延中实业就是其中之一。到90年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后，开始有了更多的上市公司，现在有了一千多家上市公司。所以说这个中国股市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方正科技的前身延中实业开始的。
这个股票的发展过程，最初的产业是卖水的，当时并不是很景气。方正集团入主以后，实际上进行了一个脱胎换骨式的、置换式的重组，方正集团把高科技产业置换到上市公司里面去。使得这个上市公司成为了高科技产业板块中非常优秀的上市公司。公司的股票价格、每股净资产回报率、公司资产布局都相当的不错，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我们看到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新的上市公司。方正科技的发展之路是中国的上市公司中200-300多家垃圾股、ST股票、微利或者是产业发展前景不明朗的上市公司的出路所在。
中国股市要重振雄风的话，很重要的就是要改造一大批在90年代初期上市的公司，当时上市的一部分公司只知道融资、不知道回报，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上市的一大批公司。现在那些1块多的股票、价格很低的垃圾股票，如果不采用方正科技的置换重组方案的话，是没有出路的。我觉得纪念方正科技股票上市20周年，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这一置换方式。当然方正集团不仅在股市创造了方正科技式的资产置换模式，也同时在重庆创造了一个债务重组、股权重组和业务重组的新模式，就是重庆西南合成制药的重组。西南合成这个股票包括它的股东合成
总厂也属于困难的国有企业。西南合成是亏损多年，ST多年的困难企业，母公司也是一个亏损的国有企业。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方正集团重组了西南合成。三管齐下，处理了6-7亿的不良银行债务，通过债务重组，用20%多的现金置换了100% 的债务，并用3亿现金增资获得其母公司70%的股权。为这样一个困难的企业变成一个正资产的企业打下了基础。然后进行股权重组，把一家国有独资企业变成了一家方正集团控股70%，重庆化医控股30%的合资企业。对上市公司进行了业务改造，进行了市场开拓。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重组，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进行改变，还是原来的合成制药。但对它的债务链、它的企业文化、它的股权结构、它的运营方式进行了根本性的重组。
我们看到有两种重组，一种是整个产业都进行重组，置换新的产业，另一个是产业不变，但对债务、对股权结构进行重组，对整个法人治理结构、经营方式进行重组。这两种方式都创造了中国股市由绩差股票变成优秀上市公司的范例。我想方正集团对一个20年前的上市公司在7年前进行了重组，1年多前，方正集团又对西南合成进行了重组。这两个案例对中国股市都非常有意义。所以我觉得方正集团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经营方针，它的名副其实的方方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的理念对上市公司中的垃圾股的重组有着启示意义。第二，方正集团是教育领域重要的高科技企业，现在大学办公司的非常多，20年来大学办的公司浮浮沉沉、生生死死，太多太多了。真正留下来的佼佼者超不过十个。在这个意义上讲， 方正集团又是这20年来大学办企业中的佼佼者。现在200多亿的资产、200多亿的销售值，负债率在60%左右。一方面立足于高科技，另一方面在产业链上也相对 多元化。它的多元化经营，突出主业，相对的多元化，非常有特色。今天魏董事长是代表公司在说，我说的是我代表一个地方官员对方正集团的判断。我觉得方正集团在多元化经营和超常规的发展过程中，他们抓住了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利用资本运作的手段，包括上市公司的运作，资产的重组、收购兼并。不管是对上市公司的债务重组、融资过程中的重组，还是对国有企业的收购兼并，对各种垃圾股的置换式重组和产业的重组。在收购兼并，资本运作方面是做的非常不错的。收购兼并、资本运作在近十年来是非常时髦的一个词，但真正能够抓住一个个案例的，一个个把它办成的，还是不多的。往往进去的时候会描述一番灿烂的前景，到了里边，最后脱身的时候，惨不忍睹。这个意义上讲，资本运作本身代表了一个企业家精神的升华，一个上层的运作。
金流的管理。会重视投资、会重视收益、会重视增长，但是对企业的现金流不重视。一个企业，销售额、利润年年10%、20%的增长，但是如果它的现金流没有跟利润同步增长，那么那怕它的报表没有作假，它的利润真的是年年在增长，最后这个公司也是要崩盘的。现在的经营管理理论就是企业的现金流必须和它的效益增长同步。所以美国最著名的企业GE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他一年有九千万美元 的年薪。他每个月就拿几万美元过过日子，如果他的利润增长一定比例以上，他拿4500万美元，如果他的现金流增长再超过一定比例，他再拿第二个4500万元。如果两个指标达到一个，他拿一半，如果两个指标都达不到，他统统都不拿。他就是这样庄严地向资本市场宣告，我就是这样来保证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那么我们国家许多企业，包括德隆，许多出现经营危机的企业，都在收购兼并过程中， 多元化过程中，现金流出现了问题。我认为，魏新董事长，在这个环节上，控制的很好。方正集团年底的报表它的现金流总是可以和它的利润增长叠加在一个曲线上。总的来说这一点也是方正集团的经验。
第三个就是方正集团非常注意人才的积聚，企业文化的沉淀。方正集团方方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这样一个企业文化，对每一个被收购的企业都进行企业文化的交流、熏陶。包括重庆的西南合成，在进入方正集团一年多后，每月的报纸都寄到我的桌上，我有空会看一看，觉得这些报纸宣传的企业文化，实际上都把我们西部重庆的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进行了很大的改造。所以方正集团收购了企业后，这些企业人才磕磕碰碰、跳槽了、离开了这一类事情好像比较少。总的来说企业文化来推动企业发展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第
四个就是多元化过程中突出主业，突出高科技，在IT、生物医药这两个产业中重点推进。在房地产曾经有过涉及但及时退出，在金融领域也有涉足，一些不合理的逐步退出了，留一些好的金融机构把它继续改造、推进、发展。方正控股的一些金融企业，也没有那种，我控制了这家企业，这家企业的钱就是我的，占了10%的股份，就想占用90%的钱的情况。任何一家企业，控股了公司，就不能说这个钱就是我的，这个恰恰是我们一些民营企业出问题的地方。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方正集团在一元化和多元化过程中也是发展的比较好，比较合适。方正集团这四个方面的特色，使得方正集团这十几年，在校企中名列前茅，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作为一个高科技集团应该说发展的也是不错的。所以对方正集团发展的成效表示衷心的祝贺。
新春快要到来，我在此对来参会的方方面面的同志表示新春的祝贺。
投融资改革和资产重组的五点意见
（2005年）
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投融资和资产重组的认识全面而深刻，达到了新的高度。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涉及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企业资本运作和产权变动的共有6个章节和12款，归纳起来主要有5个方面：
一是大力发展国有、集体、私人参股的棍合所有制，使股份制经济成为市场运作的主体混合所有制形成的过程就是产权整合、资本运作的过程。二是关于发展资本和其它要素市场。三是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四是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都要形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服务和效益良好的企业，要加快处理不良资产，要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这方面对金融企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五是提出了要实现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保险市场兰结合，使资源配置更合理，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两个市场资源配置的能力更协调。
《决定》中这些条款，为我们下一步深化投融资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整合，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依据和理论指导，对此，我就投融资改革和资产重组谈五点意见。
一、关于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与资产重组的关系
投融资体制和机制的调整以及资产重组，涉及市场的微观制度和宏观制度。一般来说，整个市场制度可以表现为从微观到宏观的几个层次。
首先，做现制度涉及工商企业、金融企业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产权结构都属于微观制度，表现为内部管理的控制，也表现为企业的产权。不管是企业还是金融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涉及这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涉及国家投融资体制调整中的投资管理制度和投资控制制度。计划经济时期，什么项目都由国家批；改革开放后逐步进行了调整，一些项目不用具体审批，由企业自己做主，但国家有一套投资管理制度进行监管，第三个方面有一个金融监管的制度。投融资有个融，就有个融资以后的监管，包括商业银行的监管，保险公司保险市场的监管，资本市场、证券公司的监管，三大市场都有一个监管问题，第四个方面是有一个宏观调控制度。
企业的资产量组，亦称责产经营，就是指以追求最大利润和促进资产最大增值为目的，以价值形态经营为特征，通过对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资产结构的动
态调整等方式和手段，对企业资产（内部的、外部的、有形的、无形的）进行综合运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经营模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就必然要提高资产的运营效益，要从生产经营型向生产经营和资产经营并重型转变资产经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国民经济的宏观，角度看，资产经营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有利于防止国有产隐性流失；从企业的微观角度肴， 责产经营有利于资产的迅速增值，有利于企业迅速做大，有利于生产经营的改善。所谓资本重组，是指通过不同法人主体的法人财产权、出责人所有权及债权人债权，进行符合资本最大增值目的的相互调整与改变，对实业资本、金融资本、产权资本和无形资本的重新组合。简言之，资本重组就是通过对资本所有人权力的重新组合，达到对资产的重新组合，从而使财富增值。资本重组的最终目标是寻求最工商好的方式达到资本在不同所有者之间流动、转让和组合，使责源配直更合理，贵本效益更高。因此，总体上看，资产经营涵盖了资本重组，资本重组走资产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当我们讲资产经营或资本重组的时候，一般是针对企业，包括国有或者私有的工商企业、金融企业，讲企业自己的产权调整、产权多元化、独资转为多元投资、转制或者是内部的资源配置的优化，这些都属于微观的企业内部的事。所以资产经营和资本重组的涉及面比较微现，当我们讲投融资问题时，涉及到国家的投资管理，融资的监管，还有整个宏观的各大市场的调控，涉及面比较宏观。
企业资产重组和一个地区的投融资体制，两个方面是互相补充、互相支持、但又是不能相互代替的。如果微观的企业技有好的资本运作，要很好地利用投融资市场来发展自己也是很难的，比如信用不好就借不到银行的钱，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企业股票就无法上市融资。反过来企业融了外国投资者的资金，就变成外资企业，就要按外资企业法规来管理；融了股民的资，就变成上市公司，按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套制度来管理；如果国有企业跟私人老板合了资，就变成混合所有制，按混合所有制的制度来管理，而不是国有股一股独大，自己说了算。
二、把握关键环节全面深化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
最近两年，重庆市商业银行体系的贷款增长量和人均贷款余额在西部均名列前茅，金融资产增加了一千多亿，到2003年年底，预计贷款余额将达三千亿元左
右，与此同时，这几年重庆市金融资产中的不良贷款的总量和比重出现了令人高兴的双下降，总量从2001年的600亿左右下降到2003年的430亿，比重从26%下降到15.5%。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方面，金融搞好了、搞活了，是为重庆经济的加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投融资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也使得重庆成了金融业发展的沃土。一般来说，投融资体制、机制涉及到投资项目、投资资金来掘和结构比例、投资去向、融资平台以及企业和地区的融资信用等五个方面的关键环节。
首先，一个企业或地区要建立项目库，并以此形成明确的技融资目标。一就是解决钱往哪儿去，派什么用途的问题。对一个地区而言，就是要做好项目前期准备，没有项目前期准备和行业策划，是摘不出项目库来的。现在这个世界不缺钱，沿海许多地方的钱都在寻找一个好的投向，金融系统的钱也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效益、有回报、有前景的项目就变成大家追逐的对象。你只要有好的项目，国内外的钱都会来找你。因此，摘活投融资的前提就是要把项目策划好。
其次，要把握好投融资渠道、结构和比例。现在来看，重庆市从2001年到2010 年大体会形成15000亿的投资，解决这么大的投资需求，就需要把握好合理的投融资渠道和资金来源。
天下的钱是从GDP——百姓收入、政府收入、企业利润和固定资产折旧中转 化而来，具体讲在四个方面：银行、资本市场、投资者和政府手中。银行包括商业银行、政府性银行、外资银行、内资银行；资本市场包括债券市场、股票市场； 投资者包括内资和外资；政府资金包括税收、规费和中央政府的各项专项补助， 也包括政府转让土地、拍卖专营权等等收入。
一般讲，一个地方自身的投资能力不能长期超过GDP的40%，重庆现在是2200 多亿GDP，1200多亿的投资，已经接近60%，如果没有外来资金（包括外地、外资企业投资，和开发银行、证券市场融资，或其他非本地资金）输入，光靠本地的资金怎么循环也循环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拓宽融资渠道，努力使外来资金和本地资金形成三七开、四六开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结构。
三是把握好投资结构。对一个地方而言，比较稳健的、可持续的、合理的投资比例结构，一般是4:3:3，即号40%是基础设施投资，30%是工业投资叫属服务业投资，服务业包括房地产，金融服务、贸易服务、商店服务等。如果一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长期在60%以上，就会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果一个地区工业
投资长期保持在60%以上，就会出现GDP增长、生活环境改善不多，人均GDP很高、人均实际年收入不高的情况；如果一个地区房地产投资长期占大比重，一定会出现房地产泡沫问题。均衡的投资比例既涉及投资效益回报问题，也涉及到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
四是关于融资平台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商业银行的平台、资本市场的平台、保险市场的平台和产权交易的平台等四大平台。这四大平台如果搞得好，就会有一个较好的融资环境。因此，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四大市场的建设密切相关。
五是政府和企业都要不断增强自身的信用。企业也有个信用，企业借了银行的钱如果不还本付息，上市后又老是亏损，不仅资本市场无法再融资，商业银行也不会贷款给你，你就是有好项目，也融不到资。社会和政府的信用最终要落实到融资信用上，体现在金融资产的质量上，表现为这个地区金融的不良资产率的下降。从政府角度讲，应该加快推进“诚信重庆”建设，今后几年争取重庆的银行贷款中，不良资产比例每年下降几个百分点。各个集团，也要尽可能使自己的不良资产率往下降，微观上我们每个集团的呆坏帐比例、不良资产泡沫资产往下降，宏观上就表现为我们整个金融信贷、不良资产比例往下降，就会产生一个好的社会的融资环境。
结合投融资体制改革。发展壮大国有建设性投资集团深化重庆市投融资体 制、机制改革，当前阶段，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塑造一批有诚信、有实力的国有建设性投资集团作为融资的载体，发挥重大投资导向作用。
我们认为，要培植和壮大交通、电力、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建设性投资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固定资产的划转、授权和财政性规费等各类专项资金的拨付、注入，以及土地储备等多种方式，壮大国有建设性投资集团。从而使原来由政府出面举债为主的投资方式转变为以建设性投资集团作为企业向社会融资为主的 方式，从根本上改变我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体制，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资格局。
这两年我们组建和壮大了城市建设、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水务、地产、电力投资、水利投资等八大国有建设性投资企业集团。这八个建设性投资集团是为适应重庆开发建设新形势而发展起来的。为政府所有，授权经营。
集团资产的来源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政府多年来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划转注入；二是国债资金或财政资金拨付等方式注人，我们将这些年中央支持重庆发展的一百几十亿国债，按使用性质分类注人相应的企业集
团，如污水、自来水国债注入水务集团，农村电网国债注入电力集团，公路国债注入公路建设集团等等；三是政府所储备的土地资产的直接注入；四是对企业集团实行税费优惠减免所形成的资产。目前，7大集团（新成立的水利投资公司未纳入）的资产总额已达728.5亿元，占市国资委重点监管企业资产总额的28.8%； 全年资产总额同比净增255.6亿元，增长54.1%；实现融资额209.7亿元、投资额185.7亿元，同比增长74.8%、101.3%。由于这些集团自身负债信用良好，银行综合授信总额已接近2000亿元。
实践来看，这些集团不仅具有融资功能，而且具有其他一举多得的好处。当然，要强调的是，虽然八大投资集团起着重大的项目支撑作用，但市政府并不以此垄断市场，排斥市场上各类企业对项目的投资要求。比如高速公路建设主要由高发公司承担，但凡外来老板愿意来投资的，就放开市场，让他们投；或者由于市场信号不发达没有老板来投资的时候，为了解决老百姓的交通，投资集团挺身而出，先行进行投资，以后市场信号发展了，私人老板、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愿意收购这条路，就可以把它转让掉。所以说，我们的投资集团起着主导作用，对重庆的发展起着中流砾柱的作用，但绝不是垄断市场，也不会与民“争食”。同时，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对这八大公司采取“三不”政策：一是市级财政绝不对这八大公司作任何担保。任何企业融资由财政担保不仅是政企不分的管理问 题，还会模糊企业实际资产、信用状况，混淆市场信号。现在这些企业集团之所以能够从银行贷款，可以到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是因为企业自己的信用到位；二是八大集团之间般不作互相担保。第三，这些公司都拥有一定的财政资金扶持专项，各种专项互相之间不能拆借，专项的使用互不交叉。这“三不”，是八大集团之间防范金融风险的防火墙。
实践证明，这些建设性投资集团的成立和壮大，不仅有效地缓解了政府建设的资金缺口，大大加快了建设进度，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开发建设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通过市场行为，推动和促进了我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逐步成为支撑和带动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深刻理解资产重组和资本运作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主要方式及类型
资产重组和资本运作必须坚持“三个目的”、“三个集中”和“三个不”的原则。“三个目的”即：为超常规扩张发展、收购兼并、跑马圈地占领市场而进行的资产重组；为企业资源配置优化、企业内体制机制转变而进行的资产重组；
为企业的优胜劣汰、劣势企业关闭破产、泡沫资产和坏账债务退出市场而进行的资产重组。“三个集中”即：资产要向优势企业集中，资金要向优秀行业、优秀产品集中，资本要向优秀企业家集中。“三个不”即：不能逃废银行债权人的资产，不能流失股东的财产，不能侵犯职工的合法权益。
企业的资产重组可以在证券资本市场上运作，也可以在非证券的产权市场上运作。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资产重组通常使用的有以下几种方式：
上市。包括企业的整体或部分重组上市；
配股。公司可以通过配股来增加资本；
增发新股；
买壳、卖壳；
资产置换或重组；
分拆。指已经上市公司将其部分业务从母公司独立出来单独上市的行为；
股份回购和出售。一般是指大股东通过二级市场上的股份回购和出售来实现降低所控股份戚本或实现资产价值增值的行为。
CB（可转换债券），CB是上市公司发行的，在特定时间内可依据约定的条件转换成股份的公司债券，CB具有股票和债券的双重属性。企业在非资本市场上的资产重组的方式。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主要是通过企业与企业间的合作与合资、兼并与收购、参股与合并、联手收购参股、股权转让与转制等方式，通过合同契约，在无形市场上实现资产（包括有形与无形等各类资产）及产权的流动及重组。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十种方式：
一是股份制改造；二是MPO改造；三是破产；四是兼并；五是债转股和债务剥离；六是合资；七是BOT；八是租赁，包括企业租赁和设备租赁；九是承包经营；不变更企业资产的所有者，通过招标等办法，产生承包人，进行生产经营， 十是托管。
在具体实施中，要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问题实行分类指导，采取不同的重组方式予以推进。从我市目前操作的案例看，
主要有五类：
第一类是为了促进资源更加合理配置的优化型重组。既包含各企业集团间的资产重组，也包含企业集团下属子公司间的重组。
比如我们对国资委直属的重庆机电设备招标局（公司）、机械成套局和市政府采购中心进行了整合，组建了市招标采购集团。对重庆钢铁集团下属重庆钢铁股份公司、重庆恒达钢业股份公司和重钢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从治理结构、资本运作和体制上实施资源整合、优化重组既推动了重铜集团核心企业重钢股份的发展，又促进了恒达公司的规范和重钢非钢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石三鸟”之功效。
第二类是为了企业实现产权多元化的转制型重组。如我们成功引进郑州宇通，对重庆客车总厂实施公司制改造，到2005年项目全部建成后，重庆宇通全年销售收入可达40-50亿元，利税可达4-5亿元。目前全市地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面已达73.2%，企业运营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
第三类是为促进上市公司做大做强的发展型重组。上市公司是一个地区优秀企业的代表，也是带动区域发展的骨干力量，抓好其发展型重组十分重要。比如， 我们主动出击，鼓励和支持美国福特、日本铃木进一步扩大与长安的投资合作， 去年长安福特15万辆、长安铃木20万辆汽车扩产项目顺利启动，长安集团正在向“三年再造一个长安”的目标迈进。
第四类是为了扭亏脱困的改革型重组。对暂时面临困难但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企业，我们采取综合性改革重组措施，使其重新“焕发青春”。如曾是渝股龙头的渝开发，2001年公司净利润为1.03亿元，总负债3.08亿元，近10起债务诉讼缠身，2002年4月被ST（特别处理），公司生产经营几乎停滞。我们充分运用其母 公司的信用优势和资晾优势，以债务重组为基础和核心，通过以股换债、债转股、剥离不实债务等方式重组其2.5亿元左右的债务，盘活其债权。多次债务重组后， 渝开发净资产提升至1.2亿元，负债总额下降为5000万元。2002年盈利870万元， 2003年3月一举摘掉ST帽子。
第五类为优胜劣汰的退出型重组。我们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困难企业积极稳妥地推进关闭破产，自1997年以来，重庆已完成66户企业破产终结，今后三年内我们还将推进50户左右企业的破产工作。通过资本运作和资产重组，有力地促进了我市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调整，促进国有经济向关键领域、重点行业集中，股份制正在成为主要实现形式，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明显增强， 效益也明显改善。
合理处置历史债务和不良资产，是当务之急直辖以来，重庆国企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部分企业债务沉重、筹资能力弱、信用状况差的问题并未得到
根本政变，目前已成为制约我市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比如国企三年扭亏脱困时期，经国家批准的重庆国企债转股和债务剥离的320亿不良资产， 一直未得到有效处置；同时圄于当时的额度限制，1999年以前历史形成的一大笔不良资产又没有纳入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范畴，目前仍滞留在四大商业银行。对这些债务和不良资产如何用市场化的方法加快处置，从而降低企业负债比例、减轻债务压力、提升企业信用，为国企改革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是目前市国资委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又迫切的任务。我们认为，企业集团债转股和债务剥离后在资产管理公司形成的债务，作为股权和债务是客观存在的，对属于需要发展壮大、需要国有经济控股的企业，可以以缩水打折的方式从资产管理公司回购股权和债务，只有这样，国家给予国有企业债转股和债务剥离的优噩政策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而妥善处置企业集团在商业银行的不良债务，也可以达到企业集团与商业银行政赢的目的。从债务构成来看，主要有三大块，大体上有300多亿元的不良资 产。如果能够依法、依政策、依市场化方法逐步核销，宏观上就会使在座企业集团的资本结构优化，资产负债率下降，整个经营能力、综合竞争能力大大提升。这件事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争取明后年彻底操作好。
目前，我们正抓紧推进市级国有企业不良债务的收购和处置工作。一方面， 积极配合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缩水打折的方式对债转股和债务剥离后的不良资产进行处置。已完成西南合成制药在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回购，正在推进重庆钢铁集团等企业在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回购工作。另一方面，积极与商业银行协商合作。比如我们已经与工商银行达成基本意向，拟对我市市属国有企业在工商银行的157亿元不良债务，按照整体打包、先市级后区县的总体思路，由市国资委负责统筹资金安排。在一次性现金支付银行受偿的前提下，以贷款本金加表内欠息受偿率30%、表外欠息受偿率12%的比例予以收购。
为处理好上述债务重组工作，市国资委将组建一个新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 负责筹措收购资金和处置不良资产。资产经营管理公司通过向市属国有重点企业或其他企业转卖所收购债权、处置土地等抵押资产实现收支平衡。此次收购和处置工作结束后，该公司作为市国资委今后处置其他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的平台，逐渐开展资产管理业务，逐步完善市属金融企业股权的管理， 为形成各类金融业务联系纽带和推进金融控股公司的逐步形成打下基础。
新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成立后，将对其收购后的不良债权进行分类运作处置。
一是发展一批。对有生产经营能力，产品有市场、能够继续经营的市属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采用核减债务本息、处置不良资产的方式处置。企业支付其不良债务本息的30%，减免70%；减免的债务用于消化企业的不良资产和呆坏账，以此手段培育发展、做大做强一批优势企业。二是关停并转一批。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产品无销路、经营能力弱，或处于国有经济宜退出行业的企业，结合我市国有经济调整的要求，实施关停并转。三是卖掉一批。对有一定资产潜质的企业， 通过对其土地、房产等资源的有效运作，卖掉一批，收回部分资金，以增强自身实力。
建设服务型政府 构建和谐重庆
（2005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类。其实，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的本质都是公共服务。因此，本届市政府履职之始，就把政府自身建设的目标和任务确定为建设服务型政府，并制订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5年计划，提出“一年重点突破，三年基本到 位，五年规范完善”的目标。两年多来，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四个方面重点推进并取得阶段性成绩。
（一）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直辖市行政管理体制优势渐显。通过先后三次行政区划调整，形成了市直管40个区县的体制，已基本建立起主城“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和远郊区县“三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行政管理体系。通过两轮乡镇机构改革，107个县辖区工委全部撤销，撤并435个乡镇，乡镇数量精简了29.5%。目前全市财政供养人口比例为1:52，低于全国1:35和西部地区1:20的平均水平，行政管理成本大大降低，而行政管理效率大大提高。
强化区县政府统筹能力。科学划分各级政府责权，将政府行政资源向区县政府倾斜，先后将原地市级管理权限、46项市级机构管理职能、25个政重管理部门的干部管理权限下放，以增强区县统揽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改善财政管理体制。统一了区县财政体制，变“一市多制”为“一市一制”。加强市级财政的分类收支管理，建立了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保政府运转，一般预算外的各种规费收入保建设，土地储备收入保特定的重大项目投资，分类收支、内部平衡、互不挤占的财政收支管理制度。帜极建立公共财政框架，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科技、教育、社保、“农”等方面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初步建立。设立了市国资委和万州、涪陵等区县国资委，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建立了市、区、县分级管理或国资委与部门之间共同管理的国资监管模式，实现了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全覆盖。创新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和方式，建立国有产权交易平台和资产周转平台，大力推动国有资本优化配置，国有经济质量和放益不断提高。到2004年底， 全市37户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达到3255亿元，3户企业集团年销售收入突 破100亿元大关、1O户企业集团资产总额突破100亿元。着力培育的高投、域投等
八大建设性投资集团快速发展，已成为支撑和带动全市基础建设、公用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加强行政立法工作。近年来，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四次大规模清理，累计废止已不适合新形势要求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6.39万件。先后出台了行政决策听证、政务信息公开、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审查登记、行政首长问责、行政审批违纪违规行为责任追究等一系列新规章以及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八项配套制度，制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五年规划》。政府法律责任机制的强化和政府规章立、政、废工作的开展，为我市创建法治政府构筑了基本框架。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开展行政审批项目的重新申报、审核和处理工作，共清理市级行政许可实施机构100余个，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322项，分丘批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547项，减少幅度达50%左右。创新行政审批运行机制， 积极探索建设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企业设立环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制定实施“五段式并联审批”和“工商注册登记并联审批”改革方案，形成了市级部门“一个窗口”对外、区市县行政审批服务大厅集中办理、乡镇统一代办式服务的审批运行格局，审批程序不断简化，审批透明度得到增强，审批效率得到提高。
稳步推进电子政务建设。优化了行政机关运作方式和工作流程，行政效率和信息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服务群众更加方便、快捷、高效。目前，全市所有民县和市级部门以及部分乡镇均已建立了公众信息平台，市政府门户网站综合排名位居全国省级政府门户网站前列。
初步建立重大决策咨询公示、听证制度。在总结政府法律顾问、参事和科技顾问团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重大决策论证和专家咨询制度，成走了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重点加强了发展战略的超前咨询和重大决策事前咨询， 促进科学决策：完善了政府常务会列席制度、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和群众接待日制度，政务信息发布机制和社会信息反馈机制日益健全，行政决策的透明度、公众参与度、有效性显著提高。在基层，开县麻柳乡探索出的充分发扬民主、体现民意的“八步工作法”，得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
积极推进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坚持“两个相对分开”、权责一致和精简、统一、放能的原则，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试点与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合二为一，努力探索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积极推进渝中、大渡口、梁
平等七个区县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开展交通、农业、文化等重点领域的综合行政执法试点，组建了农业行政执法总队、文化行政执法总队和统一的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通过综合行政执法，降低了执法成本，行政执法层次过多、职能交叉、重权轻责、多重多头执法等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制定出台《重庆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案》，力争通过三至五年的努力，逐步建立“一个保障、两个平台、三大体系”的社会信用体系框架。实施《重庆市政府信用建设工作方案》，从决策、执行、监督、服务和商务五个环节入手，全面加强政府信用体系建设，政府公信力明显提高。加强部门和行业信用资源整合，制定了企业征信评估标准和监管办法，开通了企业信用网络，切实加强重点行业诚信建设，企业信用环境明显改善。积极探索个人信用体系运行模式，加强个人征信数据库建设，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有序推进。
积极破除行政性和行业性垄断。以中介机构、行业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为突破口，大力破除行政性垄断；以供水、供气行业改革委突破口，吸引海内外投资， 积极破除行业垄断；推动金融、公交、市政等行业投融资改革，引导社会资金、外资参与建设和运营。垄断行业和垄断服务的市场化改革，为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造了有利条件。
市场整顿取得良好成效。开展了食品市场、建筑市场、文化市场、旅游市场等专项整治工作，依法严厉打击以走私贩私、偷税逃税、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 市场经济秩序进一步规范。
建立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建立了行政投诉中心，建立健全了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全面启动首问负责制、公开承诺制。创新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积极探索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联动机制，建立了行政执法“四大联席会议”制度和行政执法考核奖励体系，行政执法监督力度进一步加大。
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设立了市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 编制了《重庆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公共卫生、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及社会安全等方面的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分预案和46个专项子预案。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的建设，全面提升了我市突发事件的预测、预警和应急能力， 并在预防和处理开县天然气井喷、天原化工厂氯气泄漏、开县——万州洪灾、猪链球菌病疫传播等突发事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力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统一了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筹管理模式，建立了城镇职工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失业保险制度。实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积极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开始启动。
二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目前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但离实现目标还有很大距离。而且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越到后期，越到深处，阻力会更大，工作会更难。因此，在今后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管和正确的政绩观为导向，始终坚持以制度建设为支撑。以人为本，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为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科学、规范、便民、高效的原则，坚持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健全和完善制度体系，保证政府行政朝着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方向发展。
理顺政府与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把企业生产经营权和投资管理权真正交给企业，把社会可以自我调节和管理的职能交给社会组织，把群众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交给群众自己依法办理，将政府职能真正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原则，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科学划分部门职能，合理设置机构， 优化政务人才资源配置。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基层政府职能定位，完善乡镇机构改革，打造服务型乡镇政府。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关政务环境优化和行政管理效率提高的全局。必须按照
《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创新和改进行政管理方式，简化行政审批项目和程序，提高审批工作透明度，建立与服务型政府要求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将部门职能从侧重于行政审批，转到主要做好监管和服务上来。继续完善行政许可配套制度建设，改革审批方式，减少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敢率。推动审批内容、审批条件、审批程序、审批时限、责任部门和监督渠道透明化；探索建立部门之间并联审批制度，形成结构合理、管理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行政审批制度、全面规范行政许可行为。
按照公共财政要求，调整公共支出范围，把生产投资型财政转变为公共服务型财政。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加大对农业、生态、教育、科技和社会保障、就业等公益性、基础性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入，并不断加大对三峡库区、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等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建立政府重大决策立项调研制度，行政决策之前必须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开展翔实的调查研究。严格执行调查研究、综合分析、拟定方案、评估论证、筛选择优的决策程序，提高行政决策科学性。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民主决策机制，健全决策信息发布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进步提高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度和有效性。
强化政府对人大负责的法律责任意识与政协ZZ协商的制度意识。健全政府法律责任机制，依法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大力推进综合行政执法试点，探索集中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制度，依法逐步扩大行政复议范围， 提高公开性、保证公正性。进→步改进和加强行政监督，实行执法责任制、过错追究和行政赔偿制和行政首长问责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
要按照“政府启动、整合资源、权威发布、信息共享”的方针，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法规体系、信用信息、基础平台和监管平台建设，构建以政府信用为主导、企业信用为重点和个人信用为基础，三大信用体系有机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 推动政务环境、法律环境和信用道德环境不断改善。当前尤其要加快建立企业联合征信系统平台，建成全市企业信用信息中心数据库，推进守信激励机制和失信惩罚机制，为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继续完善失业、工伤、生育、养老和医疗等保险制度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推进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保障制度，加快以教育、医疗、住房、法律等为重点内容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健全完善公共卫生、自然灾害、安全生产及社会治安等方面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充分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继续抓好年度“民心工程”建设，重点解决一批与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饮水、住房、杜保、就业与再就业等突出问题。
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录用、竞争上岗和考核制度，加强在职学习、培训和多岗位锻炼，全面提升公务员业务素质，提升公务员ZZ鉴别能力、依法行政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和学习创新能力。加强公务员理想、信念教育，提升公务员的ZZ觉悟水平。提高公务员思想道德素质，培养公务员职业操守，增强公务员的群众观念和服务意识，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形成优良的行政人格。
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健全政绩考核机制，完善政绩考核办法， 尤其要将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履行情况纳入政绩考核范畴。进一步充实和细化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敬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加强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机制建设，引导各级政府努力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2003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工作意见》，提出的只是在这5年内我们的目标和任务。到2007年，本届市政府完成这些任务，实现过些目标，仍然只能说我们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道路t取得了阶段性成绩。要真正建设一个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和谐杜会建设的服务型政府，还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努力。
在力帆轿车全球同步上市仪式上的致辞
（2006年1月19日）
各位来宾、各位女士、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首先我代表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对力帆轿车全球同步上市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对出席发布会的各位来宾表示诚挚的感谢。重庆力帆轿车的核准使我市汽车的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共同发展，轿车、微型汽车、客车、轻卡专用零配件齐全，自主品牌和合资品牌相互促进，扩大国内市场，扩展国际市场已有良好的开头，这一切为我市打造中国汽车名称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在这里解释一下，我国发改委我国为什么在2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核准新的 汽车公司，又为什么批准了力帆这一家新的汽车公司，我国到2004年差不多有160 多家独立法人的汽车公司，整个汽车产量达到了520万辆，就规模来说已经是比 较大的量，就160多个汽车公司生产500多万辆来说，我们的汽车公司太多，太杂， 各种类型形形色色，实力、规模、技术水平，特别是自主开发水平不强，这是中国汽车工业普遍存在的毛病，中国汽车工业下一步的发展，一个是在自主创新上下工夫，第二个就是汽车公司的数量，一定要消减，一定会消减，我相信5年后 会减少一半，通过兼并、收购而减少，这是必然的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都在想制造汽车，还会有很多汽车公司想注册登记，想有新的车牌目录，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发改委会严格控制新的汽车公司的核准，新的汽车的品牌的产生。在这样方面，应该是非常严格的进行管理。为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2年来力帆汽车作为第一家被核准的呢？
我知道，去年由全国范围内至少有7．8家新的汽车公司想要诞生，在报国家发改委希望核准，为什么力帆被核准了？我想原因有四个。
一、力帆汽车作为西部、重庆一个民营企业，它的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个摩托车的公司，一年上百万辆摩托车，几百万台摩托车发动机的生产和销售，从技术、开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国内营销以及国际营销，有比较好的制造业的基础。
二、力帆汽车的品牌从产品的设计、模具的开发、各方面的制造，在短短的几年中，整个的体系是自主创新，在这一点上说，我认为是打动国家发改委得到核准的最根本的原因，自主创新是产生力帆汽车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被国家发改委核准的基础的基础。
三、力帆汽车在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同步进行了营销方面的策划，已经得到了一定量的定单，力帆汽车作为一个自主创新的品牌，在国内得到认可的时候，也在国际上同步得到了认可。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国家发改委希望核准后的力帆汽车，不仅是在中国市场上作为价廉物美的一辆车， 而且在第三世界，整个世界汽车市场上也是一头野马，一头可以帮助中国汽车增加出口的新的生力军，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四、力帆汽车有尹明善这么一个老当益壮的董事长，不仅是重庆的名人，中国的名人，有经验，懂市场，而且可以拼搏，有这样的董事长，也是得到大家认可和尊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想有这么四个原因，是力帆汽车产生今天全球同步、营销重要的活动的根本的基础。
2005年重庆市已经生产汽车68万辆，名列全国第四，刚刚闭幕的重庆市人大二次四次会议，通过了我市的十一五规划，要将重庆建设成创新型的城市，汽车打造成创新型的产业，市委决定用减少税收的办法鼓励市民购买汽车，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指引下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市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市的十一五规划一定会实现，对汽车工业的布局，有一个目标，力争在五年内使重庆的汽车工业产能翻一番，从现在的68万辆达到130万辆，这其中长安集团的汽车我们目标是100万辆，力帆的目标是15万辆的产能，还有其他的各类汽车厂也是15万辆，我们希望力帆汽车15万辆的产能最终由力帆公司来证明政府是保守的， 不是15万辆，而是20万辆，谢谢大家。
在市环保局调研时的讲话
（2006年1月24日）
新年伊始，市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即将召开，会议将审议通过重庆市“十一五” 规划。环保部门如何落实“十一五”规划非常重要。市政府分管环保工作的赵公卿副市长由于年龄原因，于12月31日辞去了副市长职务，这段时间，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还未明确。汪洋书记、王鸿举市长也在北京参加全国科技大会。所以， 我利用这个时间到环保局来做点调研。年关将至，借此机会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辛苦了一年的环保战线干部职工表示慰问。
刚才，曹光辉同志汇报了“十五”期间的环保工作，以及“十一五”环保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和2006年的工作计划。有关内容在前不久的市政府常务会议以及市政府环保工作专题会上汇报过，王鸿举市长也几次亲自主持对其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过研究，很多工作比较清楚。下面，我讲两层意思。
一、“十五”期间，我市环保工作取得巨大成就
总的来说，“十五”期间，重庆的环境保护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在市环保局的推动下，在有关单位的大力配合下，通过全市上下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十五”期间，市委、市政府对环保工作的重视前所未有，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主观觉悟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因为X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重庆的环境保护，这不仅表现在指导思想和对我们的工作要求上，还表现在中央对重庆环境保护工作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环保总局以及方方面面的国债和专项投入，其中有130亿元是国家直接投入，是刚性投入。因为重庆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关系着三峡库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水环境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让三峡工程建成后形成一池400亿立方米的污水。近五年来，重庆本着对国家负责、对整个长江流域负责、对重庆自身负责的态度，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关注和要求下，在国家重大投入的支持下，在环境保护及生态建设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999年，原市长包叙定在重庆就开始实施“清洁能源”工程和“五管齐下” 工程，对主城区空气污染进行治理，包括燃煤锅炉茶水炉改用清洁能源、治理采石厂粉尘污染、控制汽车尾气污染、对污染企业实施搬迁等。包叙定市长离开重庆后，这项工作没有停顿，通过继续推进、操作到位，发展到现在的包括这五项
内容在内的主城“蓝天行动”。重庆风小，周围有山，像个盆地，不象上海、北京等地有西北风、有台风吹来吹去。因此，重庆的空气交换差，污染物不容易离散，这是个缺陷。为此，近几年，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治理大气污染，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创建了很多基本无煤区或无煤区，关闭了采石场，搬迁了一批污染企业，在全国率先推广使用CNG汽车，3万多辆车使用CNG创造了全国记录。当然，主城区的扬尘污染，建筑垃圾污染很严重，这是令人不满意的。环保部门要和建委、市政等部门联手进行严肃查处。总之，要从高标准严要求的角度，自我加压，通过环保部门的辛勤努力推动，社会方方面面的配合，重庆主城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
重庆库区水环境保护是中央交办的四件大事之一。X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曾培炎副总理几次讲话也专门谈到这个问题。这方面，我们投入了130亿元的资 金，建成了一批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加大了污染整治力度，取得了重要进步，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水体水质至今没有出现恶化的情况，库区周围的移民城镇也没有出现乱排污水、乱倒垃圾污染江水的现象。重庆库区的水环境保护基本符合X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总体上，重庆现在拥有每天160万吨的污水处理能力 和7000吨的垃圾处理能力，算总量的话，处理率接近50%。而5年前，我们10%的污水处理率都达不到。这160万吨和7000吨的处理能力都是这几年里形成的，所以 这方面也是个巨大的成就。
市、区县（自治县、市）政府及环保部门对企业和排污单位的监管，对噪声、水、大气污染及废弃物特别是危险物品、医疗废弃物的污染、核辐射污染或者化学物品的管理体系比较完善，符合直辖市的要求，管得比较具体，比较到位。
环保部门的工作体系特别是环境影响评价体系比较健全，环保“三同时”制度执行到位。我们的许多工厂及各种项目完成的时候，环保都与其同步到位。各方面检查表明，环保“三同时”这个问题经得起检查，经得起考验，出问题、出纰漏、挨批评的较少。各种地方标准的制订，清洁生产的管理等工作体系也比较严密。环保执法力度大，在依法行政、联合执法等方面推进比较好。在全市范围内，环保执法的声音比较响亮。以上几个方面共同形成了环保部门健全有效的工作体系，取得了很重要的成就。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演讲
（2006年5月10日）
我们工作中的大多数问题都是事务性的，只要依靠基本的素质和责任心，按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就能解决。但是，实践中也会遇到一些特殊问题，靠一般的方法解决不了，必须通过改革和创新才能解决。
根据我的体会，所谓特殊问题大致有3大类：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大面积存在的问题、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些特殊问题，要么是在原有的体制、政策和实际条件下无法解决的，要么是突发性的，没有先例可循。要解决，就必须改革和创新。
基于重庆市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经验，我总结出改革和创新的5种方法论， 实际工作中的改革创新，一般都可归结到这5种。至于具体适用哪一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的举措。
方法论一：改变体制和机制
有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体制、机制上。在原有的体制、机制条件下，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解决矛盾和问题。这时，我们就要从体制、机制入手来改革和创新。体制、机制理顺了，这些矛盾和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比如，“两江四岸”的特殊城市建设格局，使得重庆市的路桥建设任务特别重。上世纪90年代至2002年以前，政府财力薄弱，于是引进投资者建路桥。路桥建好后，投资者设卡收费。由于收费站点太多，每辆车每年的汽油费大概为1万元，路桥费却要1万元以上，从而增加了市民用车成本，影响了城市通行效率和路桥等公共资源的充分利用，造成渝中区和其他几个区房地产价格的巨大差距， 市民反映强烈。
城市路桥是市政工程，国际惯例是由政府公共财政投资建设，运行中基本是不收费的。因此，我们的路桥收费问题本质上是投融资体制问题，并不是技术和方法上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改革城市路桥建设投融资体制入手，确立政府公共财政的投资主体地位。
按照这个思路，重庆市制订了新的方案，由市政府的建设性投资集团出资70 多亿元，把主城的7桥1隧13条路全部从投资商手中回购，并取消收费站点，车辆通行实施每年缴纳2000元过桥年费。
回购路桥的70多亿元资金是政府建设性投资集团的银行贷款，需要考虑投入
产出平衡。重庆的方案是先用路桥收费偿还回购资金的利息，再用不断增加的车辆保有量来平衡项目本金，最终按约定期限偿清了贷款。
过去的问题解决了，未来架桥修路仍需要资金。从2002到2007年，重庆主城区路桥建设共投资200多亿元，全部是由政府出资的。
依靠制度创新，重庆解决了城市路桥建设投融资体制问题，居民交通成本明显下降，城市空间大幅拓展。
方法论二：调整政策和管理方法
有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不在体制、机制上，而在政策和管理方法上，那么就要通过调整政策和管理方法来解决。
重庆的房地产调控就是如此。过去几年，全国房价飙升，而重庆房价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这得益于政府在政策上的创新。主要是稳定5个指标：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25%左右。根据数学模型测算， 房地产投资占比控制在25%左右，就能使房地产供求保持大体平衡。
二是按照人均30平方米住房(建筑面积)规划建设房地产项目。政府完全有办法控制和规划城市扩张的速度，不切实际地提高规划建设标准，肯定会出现泡沫。
三是楼面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面粉不能比面包贵，地价是制定房价的基础，影响着房价走势。这几年我们坚持按照楼面地价原则上不搞房地产是一个社会中产阶层的支柱性、基础性财产。如果房价不稳定，白领阶层的家庭财富就会出现波动，从而既影响社会稳定，也影响国家的金融稳定。
方法论三：调整资源配置
既有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固化状态，导致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那么， 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就需要调整资源配置方式，改变现有的固化状态。
以重庆市解开坏账“死结”为例。2000年，重庆市全市贷款余额为1600亿元左右，其中不良贷款就有500多亿元，不良贷款率高达30%以上。银行拒绝再贷款， 企业资金周转不灵，政府城市建设缺乏资金，地区经济受到很大影响。【联系微信dadaw*k01】
2004年前后，全国金融机构经营效益普遍向好，银行利润达到2000多亿元， 仅中国工商银行利润就有600多亿元。按照规定，银行业利润可以冲抵坏账。重庆市政府抓住这个时机，主动与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联系，希望它拿出一部分利润集中解决重庆分行的157亿元坏账。
如果中国工商银行在全国各地冲坏账的话，破产官司一路打下来最多能达到5%的清偿率，而且还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重庆市和中国工商银行谈判的结
果是，由重庆市按照18%的清偿率收购这些坏账。这个方案得到央行、银监会和财政部的一致认可，并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但是，如果让中国工商银行与1000多户企业分别签协议，工作量非常大，时间会拖得很长，并且未必能达到18%的回收率。
这就要创造性地改变资源配置。重庆市于是专门组建重庆渝富资产公司，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30亿元专项贷款，打包收购了中国工商银行的债券。收购之后，渝富资产公司用同样的办法，把这些不良资产整体打包、集中处置给重庆的国有企业集团。用这样的办法，渝富资产公司只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收回了30多亿元的收购资金。
按照这个经验和模式，我们又处置了其他银行的坏账，一年时间共处置了近300亿元银行坏账。这样，既帮助企业化解了巨额不良债务，企业不破产，职工不下岗，维护了社会稳定；又帮助银行收回了较多资金，减少了银行金融资产的大量损失，推动了全市金融环境的改善。
到2007年底，重庆市银行贷款余额增加到5200亿元，但不良资产率下降到5.5%，成为全国金融生态较好的地区之一。
方法论四：改变边界条件
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边界条件，从而形成一定的格局和体系。要想解决某个问题，创造新的局面，就要改变原有的边界条件，创造新的条件， 构成新的格局和体系。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重庆的工业企业严重亏损，经过直辖初期几年的努力， 2000年实现整体扭亏为赢，但全市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只有20多亿元，而且每年工业投资总额仅有100多亿元，只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6%。
一系列的瓶颈制约着重庆工业的发展，为此我们不断地去改变这些边界条 件，如降税、销坏账、储土地、建基础设施、拉长产业链。以降税为例，2000年国家就宣布西部地区所得税率降为15%，但到2002年时，重庆1.3万个工业企业中97%的还在按33%的税率缴纳所得税。工业企业回报率一般只有10%左右，缴纳33% 的所得税后，净利润只有6.7%仅比银行利息略高一点。2003年，重庆市决定把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全部降为15%，这样一来，净利润就有8.5%，投资者会更愿意来投资。
方法论五：改变利益格局
从经济和社会管理的角度看，改革和创新本身往往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现
实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实质上是利益的冲突和利益格局的失衡。只要我们重构利益格局，兼顾各方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就可以很好地解决矛盾和问题。
重庆市的垃圾股重组就是例子。重庆市有30多家上市公司，2002年有1/3的是ST股，还有7-8家效益很低。ST股既害股市也害股民，但如果让它退市、破产又会形成震荡。最近这几年，重庆有11只ST股被重组，变成货真价实的好股票。
在重组ST股时，我们确定了一个“平行四边形原则”，维护好四个方面的利益：一是不能让战略投资者吃大亏。如果战略投资者不进入重组，其他各方利益都将是空谈。二是不能让债权人吃大亏——债权人不同意，重组推进不了，但也不能让债权人全身而退，把一大堆坏账都摊到股民头上。三是大股东作为公司的决策者和管理者，要承担经营亏损的主要责任。四是重组后的上市公司股东也会承担相应的损失，并通过市值溢价来冲抵。
比如ST星美(S*ST星美000892.SZ)和ST朝华(S*ST朝华000688.SZ)，首先是进行债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销掉不良债务。假如债务有12亿元，由战略投资者1：1出资全部销掉，成本太高，投资者不会愿意。但如果以1：3的比例出4亿元销掉12亿元债务，投资者就会愿意。银行也会愿意，因为这12亿元中本金可能只有7-8亿元，利息有3-4亿元。收回4亿元，就有50%左右的清偿率。
其次是股权重组。以ST星美为例，公司有1亿多法人股，如果按照股权分置 改革政策，要对流通股股东对价，即法人股拿出20%-30%的股份给股民分配。但 由于股权已经是负值了，就算分给股民，分的也是负资产。因此，法人股不分给股民，改为送5000万股给战略投资者，作为对战略投资者出4亿元销坏账的回报。股民虽然没拿到这5000万股，但是负资产变成正资产，也得到巨大利益。
这个方案是一个各方妥协的方案，实质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从表面看，好像大小股东、股民都吃了亏，但其实都在负资产变成正资产中受益。从长远看， 通过重组使公司新生，健康发展，各方得到更大利益。在这个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中，政府作为第三者要当好裁判，做好平衡。
接受《证券日报》专访——渝富模式
（2006年3月17日）
“如果成功，重庆渝富资产管理公司可能成为一个颇具价值的样板。重庆国资委下属的渝富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支持下，以人民币22亿元的折扣价格购得了667家当地企业欠中国工商银行的107亿元的债务。如果该资产管理公司能够成功地对这些企业实施运行和财务方面的重组以及所有制转型，那么‘渝富模式'可能为中国东北很多破产国有企业的重组、关闭和转型提供借鉴。”
世界银行日前发布关于中国近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报告——新一期的《中国经济季报》。在谈到中国经济政策时，报告列举了2005年以来的主要政策发展的三个方面，重庆市政府成立并成功运作渝富公司作为国企改革的平台是其中之一，报告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本报记者在“两会”期间，对“渝富模式”的主要创造者——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进行了独家专访。
记者：“十五”期间，重庆国资保值增值方面成就非凡，国企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西部乃至全国范围，都是令人瞩目的。
黄奇帆：“十五”期间，重庆国企改革发展取得历史性的进步。五个主要指标显著改善。国有资产总量翻了一番多。2000年是1500多亿元，2005年是3686亿元；净资产翻了一番多。2005年底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净资产902.5亿元，2000年时是410亿元。资产负债率方面，40家企业集团资产负债率71.8%，比2000年时的85.2%下降了13.4个百分点；企业利润明显提高，2005年达到38亿元；国资布局更加合理。
改革是沿三条主线进行的。一是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调整。二是帮助企业核销债务、剥离社会负担，减轻和解决包袱。三是完善企业治理结构。这其中渝富公司可以说是重庆市国资委的预备队、别动队、突击队。当然这是从渝富公司的功能定位来概括的。简单地讲，渝富公司的功能可用三句话概括：一是企业不良债务处置功能；二是企业资金周转和托底功能；三是企业发展投资和资产重组的杠杆作用。
一、卸“包袱”：处置不良资产
记者：企业不良债务的处置功能，好像是渝富公司成立的初衷，其处置不良资产的模式也被誉为“重庆模式”，尤其是对不良资产打包处置，是其成名之作。
黄奇帆：直辖以来，重庆市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是，国有企
业三年扭亏脱困时期，国家批准债转股和债务剥离的320亿元不良资产尚未有效处置；还有1999年前的一大笔历史不良资产，因额度限制没有纳入资产公司处置而滞留在四大国有银行，其中仅在工商行就有157亿元的不良资产，涉及企业1160 户。
面对债务“死结”，商业银行只能通过法律诉讼解决问题，但打官司时间漫长，即使打赢了官司，债权变现至少需要三四年。此外，打官司成本相当高，银行要清理上百亿元债权，诉讼费至少上亿元，资金清收率也很低，一般仅为3%-5%。
与其这样，不如由重庆市政府出一笔钱一次性买下这些债务，按照债务总额的20%-30%一次性把一笔钱给商业银行，然后重庆市政府再来处理这些“债务包”。2003年，重庆市政府主动与工商银行商谈，用缩水打折的方式回购股权和债务， 处置工商银行157亿元的不良资产。这既符合国家对国企的优惠政策，也能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共赢的事双方一拍即合。
2003年12月25日，重庆市国资委就与工商银行重庆分行签署了《整体打包处置工商银行重庆分行不良贷款债权意向书》，协议中所涉及的不良资产是157亿元，重庆国资委是以43亿元的价格打包买下。
但是重庆市政府作为一级政府机构，不便于进行相关操作，因此设立渝富公司，将其作为当地政府及国资委的债务化解平台。2004年组建时有10亿元资本金， 到去年底有47亿元资本金，61亿元债务，108亿总资产。
2004年渝富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协议，采取打包打折的方式，把这157亿元不良贷款买过来。渝富得到这157亿元债权后，渝富公司再向这些企业要回20多亿元的本金，加上10%的利息，总共30亿元。市属各工商产业集团都跟渝富公司达成了协议。有现金的用现金还债，也有的企业用地还债。到2005年底，基本完成157亿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其中市级债权完成处置95%，区县(自治县、市)债权处置完成83%。从这里可以看出，渝富公司充当了国有工商企业重要的债务周转和不良资产打包打折的工作平台。如果没有渝富公司这个平台，工商银行在1000 多个企业的157亿元债权根本无法推动，银行不良债务居高不下，企业融资困难， 发展举步维艰。这些债务处理后，重庆机电控股、化工、轻纺三大国有集团负债率分别下降了30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和19个百分点，企业发展良好。同时重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由2000年的36%左右下降到8%左右，成为全国金融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二、解“死结”：周转与托底
记者：一些企业在搬迁、破产等过程中，需要首先解决职工安置问题，但企业不破产、不搬迁又无钱安置职工，形成一个死结，就像鸡和蛋谁先谁后似的。渝富把这个结解开了。这也是渝富的第二个功能即企业资金周转和托底功能。
黄奇帆：在环保企业、退二进三企业搬迁和国有企业破产关闭过程中，渝富公司以土地作抵押，提供给企业搬迁资金或者破产周转金和托底资金，帮助企业建设新厂，安置职工，等到环保搬迁、退二进三企业搬迁以后，或者破产关闭企业法院宣判以后，渝富公司再到土地交易市场公开拍卖抵押土地，收回垫付资金。
比如，2004年重庆市政府确定了29家环保企业必须在2007年底前搬出主城区。企业搬迁，首先面临职工安置和建设资金问题。职工未安置，企业就不能关闭拍卖，而老企业不关闭拍卖，就没有资金安置职工，当然更没有资金建设新厂。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导致企业搬迁困难。市政府依托渝富公司，采取以地换资金， 以时间换效益的办法，帮助企业搬迁。由渝富公司先筹措一笔钱，按当前市场价格收购搬迁企业的现用土地，并先行支付土地出让金。企业利用这笔钱，安置职工，建设新厂。一两年后，企业完成异地新建、转产后，渝富公司再招标拍卖老企业的占用地，收回先前支付的资金。由于建设用地逐年升值，渝富公司偿还贷款后还略有微利，目前已完成19户企业搬迁，今年底完成4户，2007年完成余下的6户企业搬迁。
去年渝富公司就拿出50多亿元，帮助特钢破产、天原化工厂搬迁、其他六七个企业环保搬迁等等的周转。
三、杠杆：助推企业发展
记者：杠杆是渝富公司的又一个功能。如果说，处置不良资产是对企业减负， 提供周转金是托底，那杠杆作用应该是更多地用在发展企业上吧？
黄奇帆：渝富公司的利润，上缴财政返还后，专门用于支持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用于向工商企业注资或推动资产重组，在实现企业资产重组中有不可或缺的杠杆作用。因此也可以说，渝富公司是重庆国有工商企业发展的综合性投资公司，目前主要是参与各种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在重钢股权回购、重庆实业股权回购、ST东源重组、重庆市商业银行的重组、西南证券的重组等方面都体现了这一点。
比如，对工行20亿元债转股形成的占重钢70%的股权进行回购，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保证国有资本的控股权。
以渝富公司参与重庆市商业银行战略重组为例。重组前商业银行净资产只有
2亿多元，有100亿的贷款，没有达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2004年重庆对商业银行实施增资扩股，银行资本金由2.7亿元扩大至16亿元，2005年进一步扩大到20亿元。在此基础上，由渝富公司用现金收购了商业银行33亿元不良贷款中的24亿元(9亿元可以清收)，使不良贷款率下降到1%以下，成为信用良好银行。
渝富公司收购商业银行的24亿元缺口从两方面处置：一是明年上半年，渝富公司、商业银行股东共同缩水5亿元股本，向战略投资者溢价转让，大致能冲销掉12亿元；二是另外的12亿元，由政府帮助消化。一方面政府划2000亩地给渝富公司，一亩地赚30万，2000亩就是6亿元；二是把商业银行6年的地方税返回给渝富公司。商业银行的税收地方部分大致是每年一亿元，6年差不多6亿元。这样就把12亿元补了。目前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和规模进入了全国商业银行前20位。
四、融资方式创新
记者：财政不出一分钱，渝富公司作为一家没有任何积累的新公司，如何能拿出二三十亿元现金去回购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当时渝富公司的融资方式也是一种创新？
黄奇帆：简单地讲就是“搭桥贷款”。去年4月，渝富正式向开发银行申请贷款，开发银行用1个多月时间对“打包”资产进行了全面评审，很快就批复下来。6月29日，开行向渝富提供了第一笔贷款5亿元，7月1日又贷款十几亿元，提供了共计21.7亿元的贷款。渝富在两个月内就把当年全部贷款拿到了手上。开行贷款后就派人到渝富做财务顾问，参与制定处置不良国有资产的方案。
这是国内金融界第一次为处置不良国有资产提供贷款，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金融工具。在国外，这种贷款被称作“搭桥贷款”，开发银行则是以“组合贷款” 名义批准的。以往开行贷款往往针对具体的大中型项目，此次则开辟了一种支持国有企业债务重组的新方式，给其他地方的国企债务重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搭桥贷款”这种新的金融工具，化作了周转资金，给渝富这个资产魔方提供了运转变化的动力。现在，渝富公司收购不良资产的贷款申报及信用审查模式， 已经成为国家开发银行在全国推广的范例。
五、市场原则运作
记者：您曾给渝富公司制订了一个运作原则：“财政不补贴，政府不干预， 国企要满意，渝富有盈利”。渝富作为市场主体，自行融资回购债权，自行处置
不良资产。
黄奇帆：这是渝富公司的工作原则。
第一，坚持市场化原则。渝富公司作为法人实体和责任主体，市政府明确提出“政府不补贴，财政不补贴，企业要满意，渝富有赢利”的工作原则。渝富公司以市场化原则和方法，直接融资、收购债权和处置债务。严格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金融管理原则，严格按照市场化规范操作。
第二，坚持专业化原则，银行金融机构几百亿元的不良资产，涉及几千个小企业。若这几千个企业分别与银行谈判，那将是一项非常浩大、艰巨、复杂的工作！况且，信息严重不对称，专业人员又缺乏，导致时间长、谈判成本高。由渝富全部回购债权后，再分别与企业处置债务，就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回购处置成本。
第三，坚持自主融资原则。这是坚持市场化处置原则和方法的根本体现。为了减少银行的压力，确保融资到位，国资委牵头，渝富公司设计了低成本的信托产品融资方式和国家银行贷款两种融资方式。在信托产品批准困难的情况下，渝富公司迅速落实了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成为开发银行进行“开发性融资不良债权收购”在全国的首次试点。
第四，坚持严格审慎的原则。在国务院批准重庆整体处置不良贷款的方案后， 在购买债权前，在工商银行的支持下，国资委组织渝富公司对不良债权企业认真进行了审查，保证了债权质量。
在市政府北部新区开发建设工作会上的讲话
（2007年4月20日)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一年一度的北部新区工作部署会议。今年的工作部署， 应该说比往年显得特别的重要，一方面今年是本届政府最后的一年，同时全市第三次X代会在今年召开，又是重庆直辖的10周年，应该说大事、喜事不断；另一方面，今年也是重庆认真贯彻锦涛总书记"314"重要讲话精神的起步之年。怎么 样把重庆加快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级、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目前全市上上下下都在动员和讨论学习之中，大家对照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工作要求，查找和分析本单位、本战线、本领域的差别和不足，采取一些新的措施，要把这方面的工作搞好。在这样一个氛围和背景下召开这次工作会，我想本质上就是要在北部新区落实体现锦涛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抢抓机遇，开拓创新，全力推进北部新区又快又好发展。结合今天会议的主题，我讲三方面的意见。
一、全市综合经济总体发展情况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完全有信心，也有条件把锦涛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落实好，实现总书记要求的三个定位和一个目标，完成好总书记交办的四个方面的重要任务。
经过直辖10年的努力，重庆的综合经济总体情况应该说是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去年在遭受百年一遇大旱的情况下，全市GDP实现了12.2%的增长，是重庆直辖10年来增长最高的一年；财政收入529亿元，实现31%的增长，连续第五个年头增速超过30%；固定资产投资去年增长26.7%，总的讲实现了2500亿左右的总投资，连续五年增速超过25%。工业销售值去年突破4000亿元大关；工业利润突破了155亿元，比直辖初期整体亏损和2000年的15．16亿元的利润来说，这五年增加了10倍的利润，工业效益也非常好。重庆的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整个城乡结构都有历史性的进步。
在新的起点上，重庆有着西部周边省区非常独特的四个方面的有利条件。正是这四个有利条件可以推动和加快重庆成为西部地区的增长极，使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能够有条件实现城乡统筹的战略目标，加快实现小康的步伐。第一，交通枢纽的地位已经初步形成。两三年以后，2010年以前，我们有条
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既然是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当然也是西部长
江上游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有了这个交通枢纽，自然就带动经济、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各方面的发展。一是直辖初期，我们有1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到今年 可以达到1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另外，还有1000公里高速公路在建设之中，到2010 年全部竣工，有8条高速公路通向全国，这是高速公路网。二是直辖初期，我们 有500里铁路，这10年我们建了500公里，在建差不多600公里，加在一起现在差不多是1100公里。今后几年我们还会再建设1000公里，所以加在一起，重庆的铁路里程到2010年会达到2000公里，跟高速公路一样多。这2000公里同样是8条通向全国，形成全国的铁路枢纽，而且这8条铁路中有4条属于高速铁路，每小时250公 里，所以，重庆在这个意义上讲它的铁路物流各方面会大发展。三是我们的长江水域，直辖初期的长江水域一条铁路的运能都没到，一条铁路运能一年一般是3000万吨的货物。直辖初期时长江水域一年就是1000多万吨，92年时才200万吨，
年也就是1000万吨，过三峡宜昌的可能实际就是几百万吨，还有一部分是比如说从九龙坡运到万州，从万州运到涪陵自己区域内循环的。而现在已经到了6000万吨了，相当于两条铁路的运能，而且这6000万吨通通是经过三峡大坝从重庆运往宜昌，运往上海的。估计到2010年可达到1.2亿吨，集装箱从原来几千箱到2000年才1000多箱，在2006年已经到了30多万箱，到今年年底可达50万箱，2010 年会有100万箱的集装箱运输量。集装箱代表口岸的概念，一个集装箱一般是2万美元，100万集装箱一般意味着有200亿美元的进出口概念。那么，我们集装箱也不一定全部都是进出，有的是从我们运到了武汉，或者运到了合肥，或者运到了上海，最后上海消化了再出口等等。从这个角度，我觉得重庆现在有30万的集装箱应该是兑60亿美元，去年我们进出口57亿美元，基本对应好象还少了一点，估计是内陆里面有一些循环。如果说有100亿美元进出口就可以相信我们的港口有50万集装箱，反过来集装箱到100万吨就有200亿美元进出口，这个概念也非常重要。四是我们的空港，去年突破800万人次，今年突破1000万人次，到2010年预计1600．1700万人次，这个预计还永远是保守的，放开思想的话，今年如果能加200 万，明年就可能250万，后年就可能300万，依次类推，2010年2000万人次也有可能达到的。你如果想着2000年的时候重庆空港才100多万人次，你怎么能想象哪个专家能预测今年会有1000万人次，谁能想出这么一个加速度的算帐，所以在发展速度面前，任何经济专家都是保守的，都是算不准的，算不准不是算了过头， 就是算得过低。这个交通枢纽呼之欲出，重庆已经形成了西部12个省唯一的有条件这么说的一个地区，那我们做增长极理所当然。在这个意义上中央赋予我们做
增长极，是有它的内在条件的，看到了这个有利条件，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重庆能源建设突飞猛进。过去10年，过去的几年重庆能源建设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今后几年还会有国家战略性的推进。这样五年以后，重庆有可能成为中国西部一个能源集输运的一个基地，这个能源是指石油、天然气。一是石油。现在可以这么说，两根原油管道已经形成，两根成品油管道建设即将完成。（因为从兰州到重庆的200万吨成品油已经建成，前两年间建成。从广西、贵州到重 庆的成品油现在已经施工，已经要到重庆境内，也就是到明后年会竣工。）二是天然气管道。重庆有两根天然气管道，一根是从云南方面过来的，一根是从达州方面过来的，都可以输送百亿方气，两根天然气管道就是200亿方气。重庆原来 全部天然气探测蕴藏量是4000亿方，探明蕴藏量每年生产60．70亿方预计到2010 年会有100亿方。加在一起，有300亿方集中到重庆，然后再从重庆输送到长江领域中部地方。100亿方天然气相当于1000万吨原油，如果我们这儿有300亿方天然气的集输运，相当于这地方有3000万方的原油。再加上原油管道本身又拉了2000 万吨，这个地方出现5000万吨的原油了，原油当于存量，重庆这个地方就成了国家战略要地。现在这个世界，一离不开大脑工业，即高科技的电子工业，二离不开能源工业，即地球资源的工业。所有的工业都建立在这两个一头一尾，一个基础，一个高端，这两端是现代社会赖以生存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一块我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发展石油化工和天然气化工。
第三，重庆的工业很有特色。重庆是西部老工业基地，工业规模虽然不算大但是有特色，在它的特色的产业中，所形成的规模可以在西部做很好的导向。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4000多亿，到2010年预计会再投资6000多亿，达到1万亿左右的规模，1万亿规模也不算大，四川我估计那个时候工业会接近2万亿。但是， 就规模而言，在西部12个省里面我们预测2010年的时候可以排名前4位。但是， 更重要的不是这个规模，而是这1万亿的集中度会很高，会形成五个产业集群， 每个产业集群会有1500亿到2000亿。就这个产业集群而言，我们可能会成为西部最大的。一是汽车摩托车，到2010年我们会有1500万辆汽车，然后还有700．800 万的摩托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产业集群，就产出来说2000亿，但是形成了2000亿的产业集群，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西部老大。二是石油化工，现在重庆把石油化工放在最重要的三个高端产品上，一个1000万吨炼油，一个100万吨乙烯， 一个40万吨的聚氨酯，这三块集于一身来进行推动建设，我们要力争2010年前把这些项目竣工。目前在中国只有上海有这三位一体的集群。如果这一块建成，会
成为率先的石油化工的产业集群。三是要争取在电子工业方面有1000多亿的投 资，成为西部最重要的电子工业基地。电子工业的运输工具，一个是飞机，一个是通信。恰恰在这两样运输工具上面，重庆跟深圳、上海、北京没有任何的劣势。比如现在北部新区、西永电子工业园区主要承担这一重任，投资上千亿。从通信产业，芯片产品到软件各种外包产品。如果有几条线50、60亿的芯片投入，再加上其他的家电、电子零部件，汽车电子各种产品，搞1000亿投资，至少在这个板块上，在西部形成一个第一位的集群。四是设备制造。重庆老工业基地传统优势就是重庆的成套设备制造，不管是机床设备制造，还是仪器仪表设备制造，还是各种各样的兵工设备制造，这方面是有一些优势的。抗战的时候，国民X内迁带来了几百个大的兵工企业集中到重庆，我们现在又在进行高密发电，到2010年可以形成年产500万千瓦的工业。另外也在搞高压输电设备，它也是一个基地。再 有就是重庆特有的轨道车辆，车流国产化到70%，通过这个配套体系，轨道车流 成套配套也是我们设备制造业一个新的集群。五是材料。材料工业就是指加工， 我们有西南中国最大的加工基地，到2010年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加工基地之一。
第四，重庆目前的财政、金融、资本的效应在西部是高地。一是财政，我们已经连续五年增长30%，在西部连续五年增长30%的就是重庆。2000年我们有100 亿财政收入，现在有500亿财政收入，相信今后三年至少每年还会增长30%，2010 年有1200-1300亿了，至于2010-2015年会怎么样那时候再说，至少现在是看得见摸得着。有了这个财政，支持城乡统筹、支持公共服务就有很多实力。二是金融， 目前重庆的金融有三个方面，即商业银行、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都是西部第一。在商业银行方面：首先是贷款余额，重庆贷款余额连续几年都是17%、18%的增长， 是西部增长最高的地方，现在到5500亿，超过了GDP，到2010年我们贷款余额会涨到11000亿，而全国贷款余额这几年平均增长15%左右。今年四川GDP可能是11000 亿，贷款也是11000亿；全国也是20万亿，贷款20万亿，比例基本上是1：1。上海有1万亿GDP，有2万亿的贷款；北京有1万亿的GDP，2万亿的贷款；重庆现在出现了3500亿的GDP，4500亿的贷款，到2010年估计会有5500亿的GDP，1万亿的贷款， 这叫什么？叫金融辐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重庆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很好的趋势。其二是不良资产率，如果贷款增加很多，不良资产很多也不行。在2000 年的时候，重庆贷款余额中出现了30%的不良资产，到去年我们已经降到6.4%， 到今年3月底降到6.2%，预计在今年年底会降到5%左右。全国现在20万亿不良资产的平均率是在9%，去年我们是百分之六点几，是西部不良资产率最低的地方。这
个是金融诚信，钱借得多是好事，借的能还本付息是更重要的好事，更重要的是诚信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国内有多少金融机构重庆有多少个分支机构，中国现在20多个银行在重庆都开了分行。另外，外资金融机构最近三年每年增加2个， 现在已经有8个外资银行，还有9个外资保险公司。所以说重庆金融机构众多。重庆的金融机构多的效应在于不良资产是金融环境，金融生态比较好，增长率高， 市场需求大，有市场好做。其三是效益汇报很高，重庆的银行整个的四千几百亿的贷款，有400多亿的资本金，去年70亿的利润，资本回报率在16%、17%，资本回报率很高，所以银行更愿意来投资，更愿意来开张。在保险市场方面：重庆在中部加西部20个省区中保险深度最深，保险密度最大。保险额的保费收入增长率， 我们已经连续四年全国第一，今年1－3月份保险额增长百分四十几，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在1000美元到10000美元发展过程中，作为白领阶层，中产阶层是最最需要保险的，所以这个阶段也是发展最快的。重庆正处在1000美元阶段，现在到了人均1500美元，往后是3000．5000美元，这个过程保险业也是会很快发展，我们这个保险的服务搞得比较好。在证券市场方面：重庆这几年证券市场上形成了一个重庆板块效应，重庆的几十个股票，市值增长快，近10个垃圾股经过重组以后都便成了优质股票，市值增长快。去年全国的上市公司市值涨了50%，我们涨了 一倍。总的来说，重庆的老百姓的股票市场的开户帐户数量和总人群的比例、总的交易量以及各种比例在全国30个省的排名也是在前面的。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金融体系发展得也不错，我们整个的财经效应好，财政是社会公共服务的能力基础，金融是企业、工商，企业市场领域的核心环境。这两个方面比较好， 一个是对着公共服务，社会事业方面，一个对着商业领域，市场经济范围，有两个好的支撑，两个火力点，那么我们推动经济中心、金融经济的发展，增长极发展就有良好的基础。
我讲这个概念，一方面是为了让大家了解重庆的市情；一方面是增加我们对打造增长极和经济中心的信心。重庆的事情要抓两头，一头是要抓我们现在认识到的好的这一面，就是刚才说的四个方面。另一头又要了解我们是大城市带大农村带着大库区，有二元结构的困难一面，有一个整个的土地资源、生态环保，各个方面比较短缺的地方。重庆说起来有8万平方公里，真正可用地只有7－8%的8 万平方公里，只有6000．7000平方公里是人群适居的环境。我们生态环保的要求也特别高，使我们发展一件事的成本要增加很多。我们一头要了解困难一面，一头要了解有利的，然后发挥有利的条件优势，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北部新区发
展处在全市的总体要求、总体环境、总体的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一环，所以了解全局有重要的意义。
二、北部新区发展的条件和指导思想
刚才小平也说了，汪洋书记在去年12月专门到北部新区来调研，针对北部新区的发展状况作出了北部新区奋斗目标的重要指示，北部新区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树立更高的标杆，完善更科学的思路，采取更得力的措施，更加突出地抓好产业发展特别是第二产业发展这个工作重点，坚定信心，创造更大的成绩，把北部新区打造成重庆市思想观念最解放、开放意识最浓、投资环境最佳、创新氛围最优、服务发展水平最高的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前沿和首善之区。这是汪洋书记对北部新区的重要讲话。这个目标性的、纲领性的要求，是北部新区干它五年， 干它十年的重要指导思想。北部新区贯彻"314"的内涵也同样是这个要求，如果 我们把这个要求做到了，"314"内涵在北部新区一样也落实到位了，所以这是完 全一致的。从北部新区来说，要落实好汪洋书记这个讲话要求，我觉得北部新区有五个有利条件，在指导思想上有五个更加注重，也可以逐步推进形成五个方面的改革发展的成果。
一是北部新区有西部最好的优惠政策。北部新区是各种优惠政策的叠加，拥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同时有西部大开发的各种政 策。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特区，政策跟北部新区一样。北部新区不是一般开发区的概念，一般开发区是10平方公里，我们是100多平方公里，是个城区，是个城市地区，是个区域。在这个意义上讲，西部有其它开发区，但是没有这种区域性的一个板块，北部新区类似于滨海新区、浦东新区，有上百平方公里，但是又把各种政策集于一身，这是一个有利条件。
二是北部新区有机场、有铁路、有港口。北部新区的港口不是一般的港口， 寸滩港以后是100万的集装箱，再加上50万的滚装船和其他的散货码头，至少是西部12省最大的港口。这个在上海、深圳都不算，那是海港区，都是以千万个集装箱算帐的，但是内河航运几千个、几百个来算，有100万吨集装箱的码头，那就不得了，那是西部之最，这个"之最"在哪儿，就在北部新区。我们刚才说重庆的铁路将是中国铁路枢纽的铁路，这个铁路枢纽的枢纽点在哪儿？在龙头寺。在现在龙头寺的重庆北火车站已经是西部最好的火车站，但是还不够，以后肯定要造大的。我们的空港，眼下已经是全国130多个机场第9号了，也不小，我们原来
是12号，这几年追上了海口，追上了厦门，一个个追，去年追上了海口后就成了第9号。我跟机场方面讲过，你们今年如果能把西安追上，超过西安以后可能就 是第8位，赶上西安以后下一个赶昆明，赶上昆明上以后杭州，重庆这一块再赶， 如果再过两三年可以进入前6名，到前6名到此为止再也不要赶了，够进前6名就 是重庆机场的目标，北京、上海、广东是前3，然后深圳、成都是前五。不管赶 上没赶上，现在是第9位，到了2010年就是1600．1700万，以后是2500万、3000 万，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西部枢纽机场，大概念就在北部新区呀。有这三个有利条件的拉动，这在全国开发区，我可以这么说，连滨海新区也没有到这一步，我们有这个集中点。
三是北部新区顺应了重庆主城区域拓展的潮流和总体趋势。10年前重庆主城200平方公里的建成区，直辖10周年后的今天是400平方公里，400公里上集聚着500万常住人口，区域翻了一番。再过10年，我们主城还会扩大到600-700平方公里， 到2020年，按照国家给我们的规划，重庆主城会有1000平方公里左右的建成区， 也就是说差不多今后的15年，可能投资力度加大了，每五年平均扩大200平方公 里，有600平方公里可以扩。这个"扩"有个方向，东南西北都可以扩呀，但大方 向是"重庆向北"，这个方向不会变，江北区、北部新区和渝北区也就是我们说的 "三北地区"一起推，整个"三北地区"的核心板块就在北部新区。从这个大走势来说，北部新区合乎了这个潮流，合乎了重庆人整个白领阶层、高尖人群的生活、居住、娱乐和各种商务活动、各种生产事业活动的走势方向，这个很重要。如果你区位不在这个点上，硬要推进，硬是靠政府去推也很难，北部新区的出现也不是政府长官意志随便圈出来，是和重庆整个风水，这几十年、几百年的走势有关系的，条件变化有关系的，地理风貌有关系的。
四是北部新区在重庆实施"314"战略部署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重庆是国家定位的增长极、经济中心、城乡统筹的直辖市。在这样的定位下，北部新区要承担更重的任务。很自然，汪洋书记讲的这些要求，是因为北部新区的特殊性， 它的性质、定位决定的，意味着在"314"总体部署的推动过程中，北部新区自然就会有更多的推力，更多的作用要发挥。
五是北部新区经过五年的发展自己创造了一个基本的平台。可以这么说，北部新区的基础开发已经完成或者基本完成。一般来说开发区要经历基础开发、形态开发、功能开发三个阶段，如果10年来算帐的话，每个阶段是3年、4年。我们基础开发阶段基本完成以后，已经进入到了第二、第三阶段。
有了这五个有利条件，我们更有信心把汪洋书记的指示落实好，把总书记"314"指示的内涵在北部新区体现出来。
一是更加注重综合性的制度创新。以前基础开发主要是征地动迁，搞各种各样基础设施建设。到一个区域深度发展的时候，功能性发展的时候，这个区域的制度创新显得更加重要。开发区最初招商引资，金融政策、财经政策十分重要， 但到了后来人家之所以大规模的还往你这儿集聚，和你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有关，所以要更加注重北部新区的各种综合性的制度创新。
二是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基础性的作用。在北部新区各种活动中，不管是科研创新还是生产服务、各种贸易活动，要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的作用。
三是更加注重先行先试，按国际惯例来做事。重庆按国际惯例做事首善之区应该在北部新区，重庆或者我们国家先实验的一些新政策，北部新区应该先行先试。
四是更加注重统筹协调和整体设计。这句话我也不是随便说的，北部新区有两个开发区，有经开区、高新区两个管委会，两个管委会与北部新区也是平起平坐的，一面红旗两个推土机开发北部。在基础开发阶段，两个积极性，两条腿走路一起干也是很好的。但是，作为一个城市，一个"中央政府"，一个指挥体系， 在北部新区的整体布局方面，这个协调性、统筹性、整体设计性是很重要的。经开区如果摆一个什么工厂在高新区的商业区的旁边，也会影响高新区的服务，商业区的发展，互相之间是有平衡的。
五是更加注重体制创新，体现各种示范的作用。北部新区干什么活，不能光低着头自己干，要想想你这个活干了之后对全市是什么带动，要想想你是全市各种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或者产业活动、社会活动，你做得要最好，一般做10件事有六七件是示范，不说是全国示范，也是全市的示范。因为不管怎么说你是一个首善之区，汪洋书记讲的，把北部新区打造成重庆市思想观念最解放、开放意识最浓、投资环境最佳、创新氛围最优、服务发展水平最高的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首善之区和前沿之区。
这五个更加注重做得好，汪洋书记讲话的要求就落实下去了。
通过五个更加注重发挥自己的五个优势，使北部新区到2010年的时候要实现五个方面要基本形成。
一是到2010年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各个区都在改进、改革，北部新区要在白纸一张上搞出一个最国际化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经济体制，北部新区的经济体制是比较完善的社会制度市场经济体制。
二是基本形成能够充分激发自主创新活力的有效机制。在科研活动、创新活动这个方面，北部新区、高新区应该更活跃一些，各种各样的孵化器在这个方面应该有能够基本形成激发自主创新活力的有效机制。
三是基本形成统筹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的制度环境。北部新区经济条件好， 发展水平高，你这个地方城乡，老百姓住在你这个地方应该是和谐、统筹发展， 应该是比较最迫切的地方了，首善之区嘛。
四是基本形成与现代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开放经济相适应的体系。在重庆开放度应该是北部新区形成，就是开放度要高，能适应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
我想，如果把这五个局面形成的话，北部新区贡献就不仅是生产力的贡献， "再造一个重庆工业"，还有制度创新。这五个方面我讲的全是制度，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一个是制度创新活力的制度机制；一个是统筹和谐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一个是开放的运行体系；还有个是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的示范引领优势。就是说，你们不仅促生产力，还要促社会关系，还要形成领先的制度，有制度创新意义。在生产力方面，就是四个数据：
第一，产值。北部新区之所以要建它，就是"再造一个重庆工业"。这个"重庆工业"2000年是1500-1600亿销售值，我们当时的算法是北部新区有1000亿，然后经开区、高新区在外边的两个拖斗，一个在南岸、一个在九龙坡，两个区加在一起1500亿。现在我是觉得外边的两个拖斗，现在要让它到2010年有500亿、600 亿问题一点没有，问题不大，北部新区现在290亿销售值，要到2010年要有1000 亿，那还要涨三倍，这个有点难度的。到今年假如说再涨100亿有400亿，那只有明年和后年了，明年后年要翻一番，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有一定的压力，但是这个目标必须实现。
第二，GDP。我看了一下"大城崛起"里讲了你们的GDP说去年是86个亿，可能是统计算法上的问题，少算了。因为一般工业销售值30%是GDP，290亿的工业销售值就差不多已经80多亿。这个地方那么多的房地产有GDP，基础设施有GDP，第三产业服务业也有GDP，就算里面有一些农民做农活，也有一些微量的GDP，这个加起来加个40．50亿肯定也有，你们肯定没加，只是算了工业增长值。我自己认为
北部新区的增加值，如果搞得好，1000亿工业销售值有了，那么你可能有270亿
-300亿的工业增加值。但是你怎么说到2010年那么多房子里面有人活动，第三产业服务业起来，如果也能够有200亿，你可能就是500亿的增加值，少算一点，400 亿总有。如果用400亿来算80亿要翻两番呀，这个压力不小的。当然可现在就不是80亿、100亿，可能现在已经有130亿、140亿，如果到400亿，你要涨3倍，到500 亿，你要涨4倍。既然成了一个大城崛起，有500亿GDP，按四六开的话，工业如果占60，第三产业服务业也会有40，你有300亿的工业增加值，加上200亿的服务业就很正常，否则这里变成城市大墙背后的山沟，变成了一个工厂区了，这个搞10平方公里工业区，20平方公里开发区可以这么讨论，但是你搞100平方公里， 你就是一个城区，所以这方面GDP也要算上。
第三，投资。我赞成你们这个目标，投资1000亿。去年160亿，今年如果200 亿，2008年可能到240亿，这样三年平均就是200亿。然后2010年还会有所增长， 目标定1000亿，干他1200亿很正常。我们原来重庆的目标，投资定了5000亿，" 十一五"规划，这一次增长极、经济中心，"314"内涵一出来，大家觉得还要逐步逐步加快，今年1000亿，明年就可能1300亿，后年就可能1600亿，到2010年当年就可能是2000亿，如果这么想，这五年加起来6500亿是做得到的，只要今年1000 亿干得到，明年1200．1300亿肯定一样干出来，这机器一旦滚动，它就有惯性， 所以工业也加码了，北部新区加点码1100变1200亿也很正常。我的意思是什么 呢？今年200亿一定要完成，今年如果完不成，明年就可能压力大了，后面五个200亿不能出来了，所以第三个指标，定它投资1000亿这也是需要的。
第四，财政。去年已经到了40亿－50亿，应该说到那个时候有150亿以也是 可能的。这个财政包括税收、土地出让金、归费一起。你们现在定位，税收一块有40、50亿，今后的几年如果翻一番有100亿，加上其他的150亿是可能的。那么， 你在500亿的GDP里面有1/3是和财政有关的，这个结构财富效应都会比较好。
总的要求，经济指标必须做到，然后五个改革性的、制度性的、创新性的、体制机制性的要求，对北部新区不能漠视。我们北部新区的领导，两个管委会， 整个的北部新区管委会，在制度建设上面也一样要懂得精，就是北部新区的领导不光是一个我们沿海那种经济开发区的领导，开发区领导就管10平方公里的招商引资，把这个填满了就行了，他没有太多的事。北部新区是一级政府，是一级政权，是一个X委，是一个社会管理的体系，政府有的一切职能它都有，而且还赋予改革开放前沿的政府，当然要想这些事了。在这方面，最初阶段谈不上，到了
2010年就有了需要，就要考核，有这个要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三、北部新区发展的工作环节
我想，北部新区有五个工作环节在今后几年要加强：
第一，抓好工业。工业的发展是立市之本，立北部之本，就是"再造一个重 庆工业"，特别是着力发展第二产业。有这么几个事情要做：一是投资总量。北 部新区的工业如果到2010年有1000亿，全市的工业这时候1万亿，差不多占了10%， 这是一个很大的块头，这个目标我们要把它实现。二是投资结构。在这个实现过程中，主要靠投资，不是靠技改，因为它不是老工业基地改造，是一个开发区， 完全要靠增量，所以北部新区的投资结构，过去几年如果说基础设施建设各种城区建设是挑大头的话，"十一五"期间的1000亿的投资结构应该是3．5．2，就是可能30%是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二个就是工业投资500亿，剩下的200亿就是房地产投资。这房地产投资不光是住宅，因为你的商品房，住宅商品房是房地产，商业、商务房地产也是房地产，商务楼也是房地产，你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就是造房子，学校是第三产业，办学校最初的硬件就是造房子，办宾馆也是造房子，搞展览馆也是造房子，搞文化，造个剧院还是造房子，总而言之，房地产这块是比重不小的，至少用200亿。到一定阶段，基础设施可能比例下来了，比如说由30%变25%了，那房地产这块比重加大也应该。但5年工业投资500亿是要的，你招商引 资如果500亿投下去，加上前几年已经投了的200亿，整个加起有那么700-800亿， 产出上千亿的产出，就会形成一个秩序。不可能工业投资如果只有200-300亿， 要它产出1000亿是不可能的。这是投资结构上面是工业的要求。三是工业结构。工业的产品结构，不管是高新区还是经开区，还是整个北部新区管委会，招商引资的时候一定要加强工业结构的调整。汽车是我们第一支柱，拼命的发展，但怎么发展？全市汽车到2010年最多汽车摩托车2000亿；汽车整车有700-800亿，汽车零部件有300-400亿，加起来就是1200亿。我们现在大致是三个1/3，就是700-800 万辆的摩托车是1/3，汽车整车1/3，汽车零部件加摩托车零部件也1/3，这是现在1000亿的构架是这样，以后2000亿也还是这个构架。从这个角度，我自己感觉全市的汽车、摩托车2000亿的话，我讲整车范围讲的话应该形成至少50%在北部新 区，400亿在北部新区，400亿在渝北或者其他地方。摩托车也是这么分布，零部件也是。我觉得你们1000亿里面，北部新区到时候500-600亿的汽车及零部件，另外有40-500亿应该努力的推动，比如仪器仪表、生物制药、电子通信。目前结构还没有达到这个理想状态，至少一半对一半，去年292亿，汽车一块就是220，应
该说很高的比重了，3/4是汽车。今后的增长过程中，更多的加大非汽车类的高科技的装备工业的各行各业的招商引资，加大这一块发展。四是工业布局。北部新区的工业的布局要有远见，一方面工业要1000亿，另一方面10-20年不会有二次搬迁，不要有这个感觉。你们要把这个定位规划一下，10年以后没有人要想拆迁这里的工业，不值得放在这块土地的，就要放到渝北，放到二环周围去，支持" 一小时经济圈"里面去，这个方面要有这个意识。
第二，注重长期发展。这个大城的崛起不光是北部新区的崛起，应该是说主城环线，最重要的一个西部城区，这个很重要。这个城区有城市建设的概念，就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开发区是一个城区建设，不能够简单的用10平方、20平方 公里的那种技术开发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开发区的要求来概括，还要考虑城市规模、城市集聚区、城市的各种道路交通。这种道路交通不光是工业开发区所需要的卡车、货车、运输车的要求，而且是老百姓生活娱乐的公共交通服务，我们要考虑这些。在这里面，我现在觉得特别重要的是里面集聚区的概念，商务集聚区要有。现在北部新区，高新区有一定的商务集聚区，但是商务集聚区是集聚在开发商那里，毕竟是一个老板搞的一个集聚区。现在重庆商务圈，解放碑是一个， 北城天街观音桥算是一个，南岸南坪算一个，九龙坡杨家坪和沙坪坝的三角碑算一个。我觉得大学城应该是一个商圈，北部也应该是一个商圈，不是中央商务区的话至少也是中央商务的分中心。我们中央商务，弹子石、江北嘴和解放碑，三点一圈。那么，五个对角分中心区，北部应该形成一个分中心。这实际上带动江北、渝北这一块，这个分中心不光是靠一个房产商，他造几十万的商品房，然后造几十万方的住宅楼。整个的规划，假如100万平方的商圈，可能引10个老板来， 一个老板办不起来，可能按规划办项目，10亩地一个楼，20亩地就是两个楼，按项目投资一块一块做好。我现在觉得这一块要加强，这一块你是经开区搞一个， 高新区搞一个，还是整个北部新区是一个，放在哪个位置就全力以赴来做，这个要搞清楚，就是商务集聚区。另外还有，就是说北部新区的这么一个功能，100 平方公里可以集聚几十万人，就有一个商务娱乐的集聚区，娱乐集聚区可以和商务集聚区放在一起，但是你要注意什么？目前，比如像解放碑这样的商务、休闲、娱乐，老百姓消费的集聚区。这样，整个物流服务、生产性服务等，要使各个方面合理的连接起来。我有时候在想我们空港新城，北部新区就是空港新城的集聚区。空港新城有几公里就过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空港物流的集聚区在北部新区应该有，寸滩港的服务区、龙头寺火车站的物流服务区，就是水、陆、空的三个
物流集聚，这三个物流集聚区，商务集聚区和休闲、娱乐、文化的集聚区一起打造。总而言之，这个地方是开发区，但是没有城区，大型的商务区、功能区还没有形成。
第三，推动服务外包的发展，扩大服务贸易的开放，先行先试。要成为最大的外包服务，就要先行先试。服务外包包含哪些东西呢？汪洋书记请大家看一下
《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书中讲的把世界搞平，有十大趋势、十大动力。十大动力，从计算机上讲，一个是微软的操作系统；第二个是互联网；第三个应用开发软件，各种软件包，各种机器在这个下面很普通；第四个是每个网点上行，这个上行使得对话形成了潮流，每个人既是观众也是电视台的发布，这造成了一个互动。这四个是世界推平的技术基础。另外有四个就是业务，哪四件？一个经济业务，经济业务一个是外包，一个是内包；再有一个就是物流配送；再有一个咱们平常讲"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我们这个第三产业服务业要在这个里面展开。还有两个趋势就是手机、移动，个性化的发展，还有其他的一些。《世界是平的》就讲这十大趋势，在这中间，四种技术是学习应用能力的问题，我们搞经济的更关注的是推平世界的四大业务，就是外包。一是软件外包。这个外包，首先是讲计算机的软件问题，我们目前重庆到去年我们是差不多有100亿的软件服务业。但是，我们的外包业只有那么20多亿，内部服务有70-80亿。我们的目标到2010 年争取有300亿的软件开发业务，最好是超过300亿。那么300亿里面，我们设定了150亿的软件发展为重庆本地的各种单位，各种企事业单位软件应用服用产生的销售额。还有150亿就是为外地，外包服务，其中150亿一半是境外的外包，就是10亿美元，70．80亿人民币，然后，还有一半是我们重庆为全国的各地的外包服务。这个软件外包，包括各种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芯片的软件开发，各种各样的机器的软件开发，也包含我们数据处理，各种技术业务的外包，这是一块。这个外包业务如果说有150亿，北部新区是不是该摊75亿，内部服务的业务如果有150亿，北部新区也应该再摊75亿。如果说全市2010年真的有300亿的软件业务， 如是那么150亿应该在北部新区发展，这个应该成为北部新区抓服务业、抓外包业的一个重要措施，作为一个定量目标去硬干。二是整个的服务业外包还不仅是软件外包，也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公司。现在数据处理，电子，各种各样我们通信中的呼叫，主叫中心业务，打电话、接电话这种业务，这个在本地、外地都是一样的，都把它移到北部来，这个就比较好，把这些外包服务拉过来，这个是一个方面外包。
还有就是内包，内包就是第三方物流。什么叫第三方物流，我们讲很简单， 企业生产自己需要有物流，做采购推销还得有物流，专业的运输公司包括铁路， 这也是个物流，但不是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物流就是像美国的科配中心、联邦快递、VPS这些公司，它在帮你运东西的时候，运送到后来不仅是帮你发货对口， 而且对你这个企业的生产链、服务链，整个的供应链息进行几十个环节的分析， 分析之后帮你把这个供应链的布局结构都调整了。我的意思就是外包、内包、配送中心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里可以把它展开，争取北部新区成为国家级的外包服务基地。
第四，深化口岸管理与改革，推进资源的建设，吸引各种跨国公司总部或者分支结构集聚北部。一是保税区，我们要进行贸易通道的管理台；二是要扩大对外开放，重视金融和物流、咨询等服务贸易等方面的先行先试；三是推行寸滩港和九龙坡港的港口的制度管理，包括集装箱、货物集装箱的标准；另外把空港保税园这个要建起来。也就是说重庆海关不光是一个海关，应该重庆海关下面设四五个海关，北部新区要有，空港要有，寸滩港要有，铁路集装箱要有，几个物流通道上都有。都有了之后，和整个北部新区的保税区形成一个集体，我们推动保税物流园区的建设，推进建立空港、水港，包括集装箱物流的建设。
第五，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个工作对北部新区管委会至关重要。北部新区管委会怎么转变，要从开发区的管理机构逐步转化为一级地方政府。北部新区是100多公里的政权机构，地方政权，不仅仅是10平方公里、2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的管理机构。这个转变是个深刻的转变。开发区的管理机构实际上管开发区，一级政府它是要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大职能来摆正自己的机构问题，这不倒不是要把开发区政府一个变成一个官僚政府，而恰恰是要体现出开发区的管理政府，政府的管理创新。从这个角度上，可能北部新区本届政府有着什么样的调整，比如说现在是三个管委会联合协调，以后三位一体直接是一个管理会，这个三位一体怎么体现政府的四大职能。如果真的形成这样的一级政府，北部新区最重要的就是怎么一个两级构成的关系，什么权利都应该下放到北部新区来，政府让他们有这个权来审批，甚至把土地用地指标都是单列，而不是每一块都是北部新区的土地管理部门和市政府土地的部门一起来敲定。这个我仔细想了想，这个题目不是今年要做完，而是说换届了，到下一届政府肯定要做，但现在要深入作一些研究，2010年肯定要做，现在至少要做出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如果这几方面做得好，北部新区将会建设得更好。
在“一小时经济圈”区县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07年8月17日，根据录音整理）
按照汪洋书记、鸿举市长的指示精神，今天我们召开“一小时经济圈”区县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一小时经济圈”专题会议精神， 总结前段工作，研究部署下一步产业的发展。刚才，市发展改革委和市经委讲了工作意见，六个区县作了发言，都有明确的方向和具体的措施。远牧和小平同志的讲话，我都同意。下面，我谈三点意见。
一、当前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大好
今年1—7月，全市GDP增长14.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4.2%（其中工业投资增长35.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3.3%，地方财政收入增长4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6.9%，工业和金融机构利润都增长了40%左右，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均增长20.4%，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8%，农村居民收入增长22%。预计全年GDP将增长14%以上，总量突破40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保持30%以上增长，总量达到3200 亿元左右；地方财政收入增长40%以上，达到750亿元以上；工业销售值增长27% 左右，总量达到5200亿元左右；工业投资增长33%，总量突破1000亿元；工业利润总额增长30%以上，总量突破200亿元；本土金融机构的利润会突破100亿元，力争达到120亿元。
除了直辖、西部大开发、三峡工程建设等三大历史机遇外，重庆又拥有了三大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第一，3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发展提出了“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发展“定向导航”。直辖之初，中央交办重庆的四件大事是以扶贫脱困为主的任务，是基础性的要求。两相对比，“314”总体部署是发展性要求。所以“314” 总体部署，对重庆来说是新的发展机遇。
第二，6月7日，国务院批准重庆成为全国惟一以省级为单位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给了重庆探索统筹城乡发展的权力和空间，是改革发展的机遇。
第三，6月27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了《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这一新的总体规划是国内第一个覆盖全省级辖区的城乡规划，体现了加快把重庆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中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
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等要求，对重庆城乡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直接、长期的推动意义。
3个多月时间内，X中央、国务院连续3次对重庆发展作出重大决策，表明了中央对重庆的重视和信任。这三大决策在全市、全国乃至全球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必将引导国内外资源要素向重庆加速流动。三大新机遇加上继续发挥作用的三大老机遇，重庆进入了一个中长期的、可持续的、更好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第一，能源保障有力。能源是工业的血液，能源供应足，意味着这个地区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好。目前，重庆能源供应已基本突破瓶颈限制，进入总体平衡阶段。一是煤炭紧张状况显著改善。今年全市主力电厂电煤储量超过100万吨， 创历史新高。随着一大批煤炭项目建成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市内明后年煤炭产能可以达到5000万吨，加上市外可为我所用的煤炭资源，全市总计会有六七千万吨煤炭供应，未来几年我市煤炭供应压力进一步缓解。二是电力保障比较充分。今年新增200多万千瓦装机容量，共有1000万千瓦的装机能量，上半年发电量增长29.2%。加上下半年还将有一些机组投运，全年电力供求基本平衡。2010年前，全市装机容量将达到1300万—1400万千瓦，是“九五”末的五六倍，完全可以满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三是石油天然气供应形势不断好转。经过与中石油、中石化的协调，今年天然气供应量将达到45亿立方，明年可能达到60亿立方。预计到2010年天然气供应能力将达到90亿—100亿立方。四是成品油供应也比较宽松。随着贵州方向中石化的成品油管道的接通，重庆每年将有5万—6万吨成品油的供应能力，再加上将要建设的1000万吨炼油厂项目，工业供油将会比较充足。
第二，交通运输条件持续改善。重庆正成为西部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综合交通枢纽。高等级公路已超过5000公里，高速公路有800多公里，铁路有1200多公里，港口货物吞吐量有6600多万吨，航空旅客吞吐量达到1000万人次左右。到2010年，8000多公里高等级公路连接大中小城镇，“二环八射”近20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主骨架连接东西南北，“一环十射”2000公里左右的铁路网络连接全国，长江港口货物吞吐能力将达到1.25亿吨，集装箱达到160万标箱，江北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1500万人次左右。
第三，金融发展环境更加宽松。重庆金融机构齐全，外资金融机构数量、金融机构网点和从业人员密度居中西部前茅，票据市场、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交易在中西部地区最活跃。融资环境尤为宽松，人均贷款余额1.6万元左右，银行存
贷比80%左右，不良贷款率降到了5.6%。预计今年贷款余额将达到5400亿元左右， 2010年有望突破1万亿元。
第四，优惠政策富集。重庆拥有的优惠政策是国家普惠政策、西部地区优惠政策和三峡库区特别政策的叠加，是内陆地区优惠政策最集中的地方。比如税收政策，不管园区内还是园区外，不管老企业还是新企业，不管国有还是民营，不管外资还是内资，所有工业企业都享有15%税率的企业所得税政策，税率比东中 部地区低10个百分点；外资企业自获利年度起，2免3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另外， 企业雇用移民、下岗工人或残疾人达到一定比例后，还可以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第五，劳动力资源丰富。重庆每年有六七百万的农村劳务大军外出务工，其中400万到沿海，300万在市内，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足。重庆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技工培训、职业培训、继续教育环境都比较好，劳动力整体素质比较高，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优质、丰富的人力资源保障。
第六，大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完善。重庆作为西部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和工商业重镇，长期以来一直是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和商贸中心，城市商贸、物流、中介等综合服务功能强大，现代化商贸设施建设居我国西部地区之首， 服务贸易业态完备。比如各类批发市场400多个，辐射周边地区3亿多人口，有方便快捷的商品进出口检验检疫系统和高效通关能力。
第七，工业产业基础雄厚。重庆是中国内地、长江沿岸最早开埠的城市，近代工业起步早，行业门类齐全，二产内部乃至二三产业之间配套体系比较健全， 几大支柱产业集群之间互相配套。
第八，工业用地保障有力。重庆40多个工业园区，共有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供应。与其他地区相比，工业用地条件相对宽松。
二、“一小时经济圈”经济发展目标和任务
产业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重庆实现“加快”、“率先”的前提。“一圈”作为全市区位条件最好、资源环境承载力最强、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最高、优势最突出、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其产业发展状况决定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
今年1—6月，“一圈”GDP增长14.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8.3%，地方财政收入增长48.6%。“一圈”对全市GDP贡献率达到8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贡献率达到85%，地方财
政收入贡献率达到97%，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89%。全市工业产值92.5%、工业增加值90%、工业利润92%、工业投资77%都集中在“一圈”。“一圈”的良好表现，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到2010年，“一圈”GDP达到4600亿元以上，其中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92% 以上，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65%左右。工业销售值达到9000亿元左右，年均 增长25%左右；工业增加值达到2300亿元左右，年均增长21%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2100亿元左右，年均增长14%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000亿元以上， 年均增长16%左右。
到2020年，“一圈”GDP达到1.8万—2万亿元，其中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96%以上，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85%。工业总产值达到3万—3.5万亿元，工业增加值达到1万亿元左右。
第一，加快建成综合交通枢纽。到2012年，重庆要建成西部地区的综合交通枢纽，要提速完成“二环八射”2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建设任务，实现“4小时重庆”。要加快十大出境干线铁路建设，完善2000公里的铁路网和全国铁路枢纽建设，实现1小时到成都，3小时到兰州，5小时到广州，8小时到上海，朝发夕至北京，建成中国五大铁路枢纽之一。进一步完善“一大三小”机场，加快江北机场第二跑道等重点项目建设，把江北机场培育成国家区域性枢纽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1600万人次以上。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构建“一干两支三枢纽”水运体系，建成长江上游航运中心。
第二，加快建成长江上游地区现代产业基地。到2010年，基本建成五个西部地区集群效应最突出的工业经济板块。一是汽车摩托车板块，工业销售值要由现在的1200多亿元提高到2000亿元以上；二是装备工业板块，工业销售值达到1500 亿元左右；三是石油天然气化工板块，销售值达到1500亿元左右；四是高新技术产业板块，包括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等产业，总投资100亿美元以上，销售值达 到1500亿元左右；五是材料工业板块，销售值要达到1000亿元左右。再加上能源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市型工业等销售值1000亿—1500亿元， “一圈”工业销售值要达到8500亿—9000亿元。
在产业发展上，我们要有核心高端技术，要占据产业链的高端，要把握住市场主动权，这样才能体现又好又快。作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作西部地区重要增长
极，经济总量、规模虽然重要，但关键要看我们经济的质量、结构、效益，看产业集聚、看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只要我们的产业占据了产业链中的核心高端，掌握了生产链中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对周边地区能产生比较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 就建成了区域经济中心，建成为了区域性增长极。
第三，加快建成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借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之机， 深入开展金融市场、金融企业、金融业务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改革创新，积极培育壮大地方金融机构，促进金融机构、金融产业和金融资源加快集聚，逐步形成辐射功能强大的现代金融产业体系。力争到2010年，全市金融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达到8%左右；贷款余额达到1万亿元左右，与GDP的比重达到1.7∶1左右；股票市值达到4000亿元左右，达到全国资产证券化平均水平；保费收入年均增长30% 左右，占全国的比重提高到1/40。到2015年，全市金融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争取达到12%，贷款余额与GDP的比重达到2∶1左右，基本建成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中心。
要利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机遇，开展金融改革创新试验。推进银行间市场产品创新，开展各类资产支持证券、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等各类银行间市场交易产品的试点，允许信托产品在银行间市场交易转让等，以解决基础设施投资大量依赖银行信贷资金的现状，缓解银行机构贷款中长期化的矛盾。推进金融综合经营改革试点，允许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引进信用评级、保险代理及货币经纪公司等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组建西部租赁公司、评估师事务所，开展银保合作、企业年金信托、银团贷款等创新业务，鼓励开展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产业投资信托、资产证券化、受托境外理财等业务或进行试点。
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都表示支持重庆开展金融改革创新，已同意将重庆列为银行间市场产品创新试验区和金融综合经营改革试点区域。一是支持重庆商业银行年内上市，改名为重庆银行，今后存款余额只要超过500亿元就可以辐射到全国， 成为全国性银行。二是支持重庆农村信用社改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三是支持万州商业银行重组。现在正由渝国投、市国资委、金融办直接推动，争取年内改造成为三峡银行。四是支持重庆建立规模20亿元的金融企业——西部租赁公司，从事中西部地区租赁业务。五是支持西南证券年内上市。中国证监会已经在6月份 正式批准西南证券成为西部仅有的规范类、创新类的合格证券公司，这种证券公司现在全国只有20多家。
第四，加快建成长江上游地区的商贸物流中心。最近几年我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每年都增长16%左右，批发贸易也相当活跃。我们必须结合大都市的发展， 交通枢纽的形成和工商产业发展，突出抓好主城区各大组团和各区域中心城市的商贸集群建设，完善现代商业设施网络，发展一批商业特色街、批发市场群和专业市场群，尤其抓好主城五大商圈以及“一圈”四大中心城市的商业贸易批发市场建设，体现强大的辐射能力。依托大型连锁经营集团，开展各类跨省市的连锁经营。丰富商业零售业态，形成从百货商店、连锁超市、精品专业商店到大卖场或者mall的各种业态配置。尽快规划建设寸滩港、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渝北空港等物流园区、物流基地，重点培育一大批大型第三方物流企业，积极构建口岸物流、工业物流、城市配送物流和电子商务相结合的现代综合物流体系，力争到2015 年建成名副其实的长江上游地区商贸中心和现代物流中心。
第五，加快打造国家级外包产业基地。业务外包，是现代制造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时代特征。现在的跨国公司往往注重抓住生产中的关键环节或核心资源，把不擅长的或者投入产出效益不理想的环节外包出去。HP、IBM等巨型跨国公司收入一半左右来源于外包业务。外包产业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而且业务范围日益多元化。比如，生产基地外包、仓储物流外包、研发外包、劳动力和人才外包、财务外包、数据处理外包、软件开发和信息服务外包等等。
近几年，重庆各类产业发展都比较活跃，但真正的外包业务范围还很窄，业务量还很少。目前只有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里的几家公司做得比较出色，承接HP 等知名企业的人才外包业务。要顺应国际制造业发展趋势，引导企业认清自身优势，找准市场和产业链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走专业化、集成化、精细化道路。要在发展本地配套加工服务业的同时，积极发展各种生产性外包或中间转包业 务。目前，商务部已把重庆列入重点建设的12个国家级外包基地之一。我们必须以软件开发和信息服务外包为突破口，抓住时机，加倍努力，做大规模，形成特色，力争2010年外包产业销售值规模达到300亿元（1/3来自国外外包业务，1/3 来自市外外包业务，1/3来自本土软件开发业务），真正建成国家级外包基地。
三、大力推进六项工作
对于“一圈”产业发展，市委、市政府总的指导思想是加强产能调整，鼓励有序竞争，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形成良性发展环境。市政府主要根据城乡规划、产业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进行指导和调控，促进产业优化布局和结构升级。主城
区内环以内，主要发展金融、商贸、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以及珠宝首饰等都市楼宇工业、高科技产业，搞好中央商务区建设。内环至外环之间，重点发展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等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现代仓储物流业、创意产业和都市楼宇工业。外环以外到整个“一圈”，主要任务就是发展工业、现代农业以及休闲旅游业。工业方面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化工、金属材料、汽车摩托车零部件配套、能源工业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纺织服装、皮革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生产力科学布局，总体上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一心四带”产业格局。
在优化产业布局时，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现有产能结构调整。对主城区分布分散、存在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不符合产业政策以及缺乏发展潜力的工业企业，市政府继续引导他们实施环保搬迁、“退二进三”和“退城进园”，腾出空间发展高端产业或房地产。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产生的收益，又可以作为工业发展资本推动企业发展壮大。比如重钢迁到长寿，长安特种产品生产线迁到渝北区、天原化工厂迁到潼南等等，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路作出的选择。
各区县要按照市里的产业规划和自身的区位、资源禀赋等条件，加强辖区内的产业布局规划，集中精力打造一批重点支柱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务必站在“一圈”发展大局，统一思想认识，突出优势、错位发展，以合理的产业分工促进共同发展。市发改委、市经委要加强指导、协调和服务，和各区县一道妥善处理好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圈”是全市工业投资的主力军，“十一五”期间累计工业投资要达到5500 亿元以上，平均每年投资1000亿元以上。
第一，围绕大项目建设，提高投资集聚度，培育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支柱产业。“策划一批、启动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着力增强大项目的支撑带动效应，千方百计提高工业投资产业集聚度，努力培育几十个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带动性强、有核心竞争力的重点产业集群。比如，1000万吨炼油厂项目一投资就要两三百亿元，100吨乙烯下游项目也要投资30多亿美元，巴斯夫年产40万吨MDI和BP醋酸项目加起来也要投资50亿美元左右。这些项目都应该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争取明年能够开工，“十一五”期间就能投产。
第二，进一步抓好工业项目储备库建设，前瞻性、高起点地策划一批影响面广、带动力强、支撑作用大的重大核心项目及一大批配套项目，特别是策划储备
一批投资10亿、50亿、100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级重点项目，确保年底“一圈”储备工业项目投资总额达到6000亿元以上。
第三，依托市里的“1311”工程，抓好一批投资规模50亿、100亿级别的大项目建设，力争今年“一圈”市级重点工业项目完成投资400亿元以上。积极推进8英寸集成电路芯片、重钢搬迁、年产6万吨精密铜管、徐工大型工程机械、80 万吨氧化铝、百亿川维、玖龙纸业、万盛煤化工等项目建设。作好前期工作的要加快开工，已经开工的要加快建设，已经竣工的要加快投产，早日达到产能。
按照工业投资向支柱产业集中，向重点工业区县集中，向工业园区集中的原则，园区工业投资必须集聚80%以上。2010年，1万亿元工业产能的50%左右要来自园区；2015年，2万亿元的工业产能70%左右要来自园区。
第一，提高工业园区单位土地投入产出强度。每平方公里园区工业用地产值， 主城9区必须达到50亿元以上，其他14个区县至少达到30亿元以上，“两翼”区 县也要达到20亿元以上。要用这一指标考核园区工作，以推动土地集约化利用。
第二，搞好园区的基础设施等配套体系建设。要先搞好开发区的征地动迁、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七通一平”，开发商投资到位后，就可以迅速开工、竣工投产，形成产能。
第三，合理确定园区的地价。过去，在招商引资竞争中，有的区县以很低地价吸引投资商，有时地价甚至低于基本的征地动迁费用，结果就出现降低农民征地补偿标准等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情况，引发许多信访、上访等不安定问题。这种现象坚决要杜绝。哪怕由财政补贴，征地动迁也一定要确保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在这个过程中，投资商特别是国有企业，不管是出于友谊、爱心，还是出于社会责任，也应适当承担一部分责任，帮助区县政府渡过难关，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认真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7月来渝视察期间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加强促进先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设计，坚持先进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积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努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一般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工业投资大体有新建项目基建投资、技术改造、研究开发、购买技术成果等三四个板块。但重庆目前购买技术、研究开发比较少，
投资主要集中在新项目基建上。虽然这个阶段免不了，但一定要加大力度，努力把研究开发投入在工业投资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到三分之一左右。
第一，加强能源供应保障。虽然我市电力供需矛盾大大缓解，煤电油气运形势大大改善，但局部性、时段性矛盾依然存在。要加强电力调度和电网建设改造， 确保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用电需求。随着工业项目在“一圈”内的加速建设，要考虑天然气管网在圈内的建设和联网问题。
第二，加强交通运输保障。“一圈”交通条件是比较好的，但是要使这个区域有最大程度的发展，还需进一步搞好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比如，成渝之间的城际快车、南川到涪陵的环城铁路、主城到万州的城际铁路、二环以内的轨道交通、区县的长江大桥等的布局要加快论证，论证完了要加快实施。
第三，加强金融支持保障。为了产业有很好的融资能力，要充分发挥保险市场、金融市场、证券市场配套作用，搞好融资担保平台建设，帮助落户园区的部分企业融到资、融好资。
第四，加强财税优惠政策的保障。要将已有的财税优惠政策真正地、逐一地落实到位。比如，落实吸纳农民工就业占员工总数25%以上的企业享受税费减免的政策、吸纳一定数量残疾人就业的民政企业享受增值税减免的政策等。
“一圈”发展产业，必须与“两翼”产业发展、与对口区县帮扶任务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产业联动、协调发展的格局。
今天会上，发了三个文件讨论稿征求大家的意见。其中之一是“一圈两翼” 工业园区对口帮扶工作的意见，主要精神有三点：一是“一圈”工业园区吸收“两翼”劳动力；二是“一圈”17个区县要对口帮扶“两翼”17个区县，包括帮“两翼”搞工业园区，比如建标准厂房等园区基础设施；三是“两翼”四区县到“一圈”对应的四区县共同搞四个开发区，对应的区县之间分产值、分GDP、分税收等等。其中的政策很具体，请大家提修改意见，最后市政府常务会讨论通过后下发执行。
大家要结合双方的产业发展，在对口帮扶中寻找“共赢”的结合点。要主动帮助“两翼”区县尽快搞好标准厂房等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为“两翼”区县产业发展创造条件。要创新产业帮扶机制，提高帮扶成效。比如利用“两翼”地区的优惠政策和宽松的用地条件，吸引项目到“一圈”区县落户，产生的税收返还给
“两翼”对口帮扶的区县，但项目融入了“一圈”产业体系。积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引导和鼓励企业到对口区县寻找商机，拓展业务。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吸纳结对区县的劳动力转移就业，缓解对口区县就业压力，同时充实本区县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队伍。没有对口帮扶任务的区县也要加强与“两翼”区县的产业合作，共同发展。
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和视察重庆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市第三次X代会和“一圈”专题会议精神，深化认识、统一思想，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一圈”的产业发展，不断增强产业综合竞争力，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和全市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解决“两基”遗留问题和新问题会议上的汇报
（2007年11月28日）
重庆直辖时，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0%，地方财政收入仅55亿元，所辖40个区县中，有14个国家级贫困县、4个省市级贫困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达366万人，全市"两基"人口覆盖率仅18.87%，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直辖十年特别是近五年来，我们按照X中央、国务院要求，坚持把发展教育作为建设新兴直辖市的重点战略和基础工程，重点支持，优先发展。坚持把义务教育作为全部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城乡共进、统筹发展"。经过十年两阶段坚持不懈的努力，完成了全市"两基"人口全覆盖的历史任务。
第一阶段是1997年至2001年，我们高速度、超常规推进"两基"工作，使全市34个区县初步实现"两基"，"两基"人口覆盖率提高到87.87%，基本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但在高速度、超常规推进"两基"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五大遗留问题：一是学校大量建设形成了19.45亿元的巨额债务；二是校舍维修改造不及时形成了大 量危房库存；三是学生大量增加导致普遍出现了"大班额"、"大宿舍"现象；四是学生剧增造成农村边远贫困地区学校教师严重缺乏，代课教师大量出现；五是由于教育投入不足，个别学校乱收费现象不同程度存在。这五大遗留问题的存在， 使我市当时的"两基"质量不高、水平较低，潜伏着一些社会问题甚至不稳定因素。
第二阶段是2002年至2007年，我们一方面强力实施6个边远贫困县的"两基" 攻坚。另一方面大力解决前一阶段的五大遗留问题，及时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农村教师津补贴和学生生活服务费来源减少的新问题，推进" 两基"向优质、均衡方向持续健康发展。2007年9月，重庆"两基"工作通过国家验收。
下面，我重点就解决"两基"遗留问题和新问题，作扼要汇报。
一、创新思路，整合资源，全部清偿"普九"债务
2002年底，重庆全市"普九"欠债19.45亿元，涉及1，000多所学校1.1万个项目。巨额"普九"债务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农村教育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也影响社会稳定和谐。虽然重庆市财力薄弱，近40%的区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而且还 承担了三峡库区100万移民和库区经济重建的艰巨任务，要在短期内偿还全部"普九"欠债，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们认为，尽快偿清"普九"欠债，既能保证 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又能促进社会安定团结，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构建和谐社会的大事。因此，我们从2004年开始，组织市级财力，通过三年努力， 到2006年底帮助区县偿还了全部"普九"欠债。我们的具体作法是：
第一，实行债务分担、分类帮助原则。财力较弱的18个国家级、市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市里承担50%，区县承担50%；财力较强的主城9个区，市里承 担20%，区县承担80%；其余财力处于中间水平的区县，市里承担40%，区县承担60%。
第二，实行先区县资金后市级资金、欠债偿还销号制。为督促区县偿债，实行先区县资金后市级资金的办法。区县先将本级应承担的还债资金拨付到债权人账户后，市财政再将市级资助比例的资金拨付到债权人的账户上。集中火力，分批销号。
第三，加大专项转移、扩大区县偿债资金来源。市政府将中央给予重庆的" 三奖一补"资金给予区县，其中80%首先用于偿还"普九"欠债，市里仍然按照原定比例进行配套，大大加快了"普九"偿债步伐。
二、改造危房，扩建校舍，全面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
"黑房子、土台子、泥桌子"，曾是过去我市农村很多中小学校舍的真实写照。为广大中小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2004年以来，我市大力实施中小学校舍建设和危房改造方面的一系列工程，统筹校舍建设专项资金、城市教育费附加、城市住宅建设配套费、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和奖补资金等各项资金73.7亿元，新建和改扩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舍869.5万平方米。
到2006年底，全市库存D类危房全部改造完毕，中小学布局结构明显优化， 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小学和初中一年级基本消除了"大班额"问题，其他年级"大 班额"问题得到了重点治理，"大宿舍"现象明显缓解。校舍危房比例由2000年底 的12.4%下降到现在的1%以内。307所寄宿制学校全部竣工，覆盖学生32.12万人， 新增寄宿学生6.26万人。远程教育覆盖率达100%，受益师生超过350万人。
三、公正遴选，公平补偿，彻底解决农村代课教师问题
我市农村有代课教师1万多名，80%分布在三峡库区和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代课教师为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这些代课教师工资很低，没有任何福利和社会保障，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旦退休就是农民。从推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必须妥善加以解决。今年8月，我市按照积极稳妥、定向招聘、统筹兼顾、公正遴选和公平补偿的原则，通过统一考试，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代课教师中择优录取近8000名公办教师，全部就近补充到农村边远贫困地区学校。未被招聘代课教师的
辞退、补偿、养老保险办理等工作也全面展开。今年我们还将在大中专毕业生中为农村边远贫困地区学校定向招聘3000名小学教师。我市的代课教师问题将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四、以人为本，促进公平，切实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的遗留问题
重庆从2006年春季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整个改革，坚持从实际出发，适当扩大改革实施范围；特别关注特殊群体，对困难女童实现零收费；鼓励增加免费项目，部分地区实行"三免一补"。全市40个区县共有378万学生享受了改革政策，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94.7%。
实施新机制后，严格规范了学校收费行为，得到广大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和拥护。但同时也带来了农村中小学教师收入水平下降和中小学一些必须的工作没有经费来源，一些为学生服务的工作不能开展的问题。针对这两个新问题，我们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一是增加农村中小学教师津补贴。2006年，市财政安排资金2.5 亿元，为14万农村中小学教师每人每月平均补助150元。2007年，市财政又增加投入5亿元，将农村中小学教师每月人均补助费增加300元。二是增加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2007年市财政增加投入1.54亿元，其中8700万元用于提高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和免杂费的补助标准；3000万元用于改造师生饮水设施；1700万元用于给师生放电影；2034万元用于改造黑板。两项措施的实施，使广大人民群众对保障机制改革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下一步，我们将在X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建设完善城乡均衡发展的国民教育体系，力争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高水平、高质量的九年义务教育。
在全市迎接国家“两基”督导检查暨教育督导工作会上的讲话
（2007年）
今天我们召开全市迎接国家“两基”督导检查暨教育督导工作会议，目的就是要借国家“两基”督导检查的东风，以“两基”督导检查为动力，自查自纠， 全面整改，切实解决“两基”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巩固“两基”成果，提高“两基”水平，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让教育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老百姓。智勇同志刚才的总结和部署我都同意。在此基础上，我强调四点意见。
一、负重拼搏，开拓进取，全市“两基”工作成绩突出
我市“两基”工作起步很早，从1992年大渡口区第一个实现“两基”，到2006 年巫溪、城口两县“两基”达标工作顺利通过验收，全市“两基”人口覆盖率由直辖之初的18.87%上升到了100%，比全国提前一年实现了“两基”全覆盖的目标， 广大干部群众为之付出了许多汗水和心血。
近几年来，我们针对加速推进“两基”工作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补课”。实践证明，“补课”效果良好，群众是积极拥护的，中央是充分肯定的。
第一，偿清“普九”欠债全国领先。经过努力，去年底我们全部偿清了核定的19.1亿元“普九”债务，搬掉了压在教育头上的大山，包工头不再锁门，校长们不再躲债，在全国创造了率先偿还“普九”债务的典范。
第二，中小学库存D类危旧房全部消除。2006年，我们锁定全面消除库存危房的目标，突破工作常规，加大经费筹措，加快危旧房排除进度，排除了剩余的80万平方米的库存中小学危房。至此，我们累计投入资金20.47亿元，全部消除了442.9万平方米中小学库存D类危房。我市消除中小学库存D类危房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为人民群众子女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
第三，库区移民迁校补偿资金得到落实。我市三峡库区淹没学校搬迁总投入需20多亿，由于多种客观因素，移民迁校产生了较大的资金缺口。通过多方多次努力，国务院三建委对移民迁校补偿投资进行了调整审定，去年我们拿到了7亿多元的补偿资金，维护了库区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和社会稳定。
第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全面实施。去年，我们落实资金13.9 亿元，全面免除了388.6万学生的学杂费，对43.3万农村困难家庭女童实行了“零学费”入学，“两免一补”受益比例达到95%，超过国家考核指标54.61个百分点，
使农村适龄儿童少年“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同时，由于我们在2004年就根据重庆义务教育的实际运行成本，实事求是地确定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收费标准，这个标准比原收费标准要高。但由于实行“一费制”，不允许再收其他杂费，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并不比过去重，甚至还有所减轻。今年国家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杂费，中央按照这个新标准的80%给我们补助了9亿元左右。这个标准比四川、贵州等周边地区每年要多4亿元，而且一直要维持到2010年。这样，今后4至5年，我市义务教育运行经费将比周边地区多投入20亿元。这件事情的意义在于，教育投入上我们抢了领先优势，义务教育发展上也理应比周边地区搞得更好。
第五，中小学教师待遇有所提高。针对取消服务性收费后农村教师收入不同程度下降的情况，市政府按在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人均150元/月、1800元/ 年的标准，对区县农村中小学给予转移支付2.3亿元，确保了全市农村教师的待遇不受影响。这个钱是教师津补贴的补充资金，决不能挤占挪用，在5月1日前必须落实到到位。
二、突破难点，扎实工作，全面提高“两基”工作水平
我市“两基”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为我们推动新阶段教育大发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我们对顺利通过国家“两基”督导检查充满信心。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市“两基”工作还是低水平的达标、低质量的普及，尤其是2002年以前的“两基”达标带有明显的突击性，城乡之间、区县之间、学校之间办学条件不均衡，对照国家“两基”评估验收标准，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认真解决好这些问题。这绝不是为了应付国家“两基”督导检查，而是为教育的长远发展，为重庆的长远发展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一是要解决好寄宿制学校建设问题。一般来讲，学校与住家距离3—5公里， 学生就应该寄宿。按照这个标准，全市还需建2000个农村寄宿制中小学，这是我们教育工作当前要重点解决的几个主要矛盾之一。根据规划，到今年底，全市寄宿制小学将达到630所、初中达到480所，到2010年，全市寄宿制学校将达到2000 所。目前，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的开工面以及建设进度还不理想，与中央的要求、与老百姓子女寄宿上学的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我们要拿出去年排除危旧房、解决“普九”欠款的劲头做好寄宿制学校建设工作。要加快寄宿制学校的建设进度，做好新规划的1000所寄宿制学校的报批工作。在寄宿制学校规划建设时，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充分考虑农村城镇化建设、人口增长与流动等因素，
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使之既能适应当前“普九”的现实要求，又能适应当地基础教育未来发展的长远需要，避免资源浪费。
二是要解决好中小学远程教育问题。重庆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的直辖市，区县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办学水平、师资水平、教育质量悬殊。实施远程教育是提高农村教师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有效途 径。我们要总结和探索现代远程教育建设、应用和运行的新模式，强化资源整合， 建设硬件、软件共享的网络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有效解决教学资源匮乏和教育质量不高等问题，让城乡孩子能站在同一条义务教育起跑线上，从起点上促进教育公平。
三是要解决好大班额问题。目前，全市小学50人以上的大班比例达40%以上， 初中55人以上的大班比例达45%以上。产生大班额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 方面是校舍不足。一般来讲，一名学生应占1平方米教室面积。目前，我们相当 数量的城镇学校现有教学用房、功能用房、生活用房数量不足，实验室、图书室、阅览室等功能用房被挤占的现象比较严重，有的农村学校甚至挤到走廊上都坐满了学生。另一个方面是教师数量不够。因为只有一个教师上课，本来应该分几个班的学生都挤到一间教室来了。对此，我们要分类统计，分类解决。因校舍不足造成的大班额，我们可以采取争取企业对口捐助、政府筹集部分建设资金等办法， 争取一两年内彻底解决。因教师短缺造成的大班额，我们应充分用好国家特设教师岗位政策，将特岗教师主要安排到大班额多的地方去，力争近几年补充一万名教师到农村去。
四是要解决好农村中小学基础条件差问题。我们许多农村中小学校教学仪器设备、音美体器材、图书配备等陈旧率高、配备标准低、缺口较大，多数区县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生活设施简陋，学生宿舍拥挤不堪，学生食堂严重不足，学生的安全、卫生、医疗、管理等缺乏必要的保障。我们要加强教学仪器设备的配备、更新，加强寄宿制学校的宿舍、食堂、厕所等配套设施建设，绝不能出现不收服务性收费就不给学生蒸饭的现象。要切实加强寄宿制学校的管理，让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真正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
五是要解决好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我市农村教师数量短缺和结构性矛盾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代课人员在一些地方还大量存在，全市还有一万多名代课人员，部分教师素质还不能满足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要在下一步重点加以解决，力争在近年内基本解决代课教师的问题。
要解决好这五个问题，资金投入是关键。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筹集资金：
一是用好“普九”欠款偿还中央补助资金。财政部、教育部将于近期在重庆召开全国“普九”欠款工作会，用重庆偿还“普九”欠债的典型案例来推动全国各省市、区县解决“普九”欠债的问题。为推动这项工作，中央肯定会响应地安排“普九”欠债偿还补助资金。重庆偿还“普九”欠债近20亿元，如果按中央出70%、地方出30%的比例分担债务，中央至少要补重庆6亿元左右；如果按中央出
50%、地方出50%的比例分担债务，中央要补助我们10亿元。尽管我们已提前偿清了“普九”欠款，但我们争取到中央补助资金不会挪作他用，还将用在教育上， 重点解决以上五个问题。
二是用好市财政“普九”欠债偿还补助资金。从前年开始，我们按照市和区县各出一半的办法，每年偿还“普九”欠债5、6亿元，其中市财政每年安排的资金有2亿多元。现在不还债了，但着笔钱不会缩水，还将继续安排给教育，也要留一块出来重点解决上面的五个问题。
三是市财政还将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我们在“普九”偿债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财政运作机制，要把这个机制运用在教育系统中去解决其他一些问题，每年几个亿，把教育的事情做好。各区县千万不能有等、靠、要的思想，要积极主动地去解决教育工作的困难和问题。市里将建立激励机制，将有限的资金安排给那些教育工作做得好的区县。
三、突出重点，全力攻坚，切实做好“两基”自查整改工作
确保我市“两基”顺利通过国家督导检查，是今年全市教育工作的“五项目标”之一，已写入了市政府工作报告，也是市政府对国家和全市3100万人民的庄严承诺。目前，我市迎接“两基”督导检查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时间十分紧迫， 工作头绪繁多，查漏补缺的任务非常艰巨。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查漏补缺，填平补齐，扎实做好自查和整改工作，坚决反对各种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行为。结合重庆的实际，我们在迎接“两基”督导检查中要具体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确保普及程度全面达标。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既是教育部门、学校和家长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责任。各区县要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分解任务，落实责任，妥善解决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女童等弱势群体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切实解决好学生学习、住宿、就餐等方面的具体困难，依法严惩非法使用童工的单位和个人，确保每一个儿童少年
都能上得了学、上得好学。
第二，要确保教育投入落实到位。教育经费问题是“两基”国检的重点。要确保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各项政策的落实，市和区县政府及财政、税务、教育等部门要逐项进行自查，对不到位的教育经费必须立即补拨到位，绝不能打折扣，努力保证达到“两个比例”、“三个增长”等法定投入要求。2001年以后拖欠教师工资的，必须马上补发到位。要足额安排“两基”巩固提高和迎国检工作专项经费，确保学校不因接受“两基”国检而造成新的债务。
第三，要确保办学条件得到改善。要以改善农村学校和城镇薄弱学校办学条件为重点，实施好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建设、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农村教师素质提高、农村教育扶持等“五大工程”，下大力气解决好农村初中容量不够、农村寄宿制学校生活设施不配套、村级小学办学条件差等问题，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大幅度降低大班额比例，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要建立健全学校危房改造长效机制，坚决禁止使用D级危房，凡新增D级危房， 必须及时拆除，并调剂安全的校舍或其他用房过渡，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对C级危房要及时维修和加固，为学生创造安全的学习条件。
第四，要确保师资水平有所提高。要进一步完善教师编制管理办法，按照动态管理的要求，做好中小学核编定岗工作，坚决纠正“有编不补”或“教师在职不在岗”现象。要足额预算和安排教师培训经费，积极稳妥地清退代课人员，优化农村教师队伍结构，制定引导和鼓励城乡教师双向交流的政策措施，促进县域内教师均衡配置。要依法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积极落实农村边远贫困地区和山区学校教师岗位津贴，主城区、渝西地区等财力较好的区县今年内要解决农村教师津补贴问题，贫困地区适当放宽时间，争取三年内全市补足实施新机制后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津补贴缺口。不断改善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让广大教师热爱教育、安心从事教。
第五，要确保学校安全稳定。各学校要建立健全安全制度和应急机制，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常规管理，及时消除隐患，预防发生事故，确保校园安全。各区县政府要把学校安全管理纳入目标责任制，从制度、教育和管理等方面入手，全面加强学校安全工作，不定期开展安全整治和隐患排查，特别是要重视农村寄宿制学校和民工子弟学校的安全管理，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安全、文明、和谐的环境。
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开创教育督导工作新局面
直辖以来，各级教育督导机构履行督政和督学的双重职能，在推动全市各级政府依法治教、落实教育优先发展地位、履行教育工作职责，推动学校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推进“两基”工作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6年《重庆教育督导报告》，对全市“两基” 的各种情况、成果和问题都做了比较全面、专业的表述，特别是书中提到“两基”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在迎接国家“两基”督导检查工作中必须认认真真解决好的问题。我们要借这次督导检查的东风，把教育督导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第一，要在加强教育督导领导上采取新措施。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教育督导工作，把教育督导作为政府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有力抓手，切实加强对教育督导工作的领导，定期研究教育督导工作，及时解决教育督导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把教育督导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力争逐年有所增长，不断改善督导工作条件，加快教育督导的信息化、现代化建设。
第二，要在促进教育公平上取得新成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将促进教育公平纳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督导检查、区县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考核、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双高普九”督导评估等工作的重要内容，经常开展对弱势群体入学、教师均衡配置、教育重点工程实施、薄弱学校改造、教育经费投入等方面的督导检查和专题调研，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群众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平等机会。
第三，要在推进实施素质教育上取得新成果。要建立和完善对普通中小学的督导评估制度，科学制订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教育发展水平与质量监测网络，依法开展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督导评估试点工作。要将中小学校的督导评估与考试制度改革结合起来，推动和指导各级各类学校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规范办学行为，加强教育管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加强素质教育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四，要在教育督导队伍建设上取得新突破。各级政府要从转变政府职能、强化行政执法监督的高度，切实解决好督导机构的编制问题，探索建立注册督学制度，按照学校或教师的数量配备相应比例的专职督学，严格执行督学“先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制度，加强和完善督导人员岗位培训，尽快建立起一支数量足够、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专业化教育督导队伍。
同志们，重庆教育的发展形势大好，我们肩负的任务异常艰巨。我们要在市
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振奋精神、鼓足干劲，齐心协力、扎实工作，确保顺利通过国家“两基”督导检查，为重庆直辖十周年献上一份厚礼，为贯彻实施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推进重庆教育改革与发展，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谢谢大家！
掌握规则改进方法提高投资融资和招商引资水平
（2007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314”总体部署， 又好又快地促进重庆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资金保障。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强投资融资的平台建设，改进招商引资的模式和于段，提高投资融资和招商引资质量和效率。
一、加强学习，掌握投融资的基本原理和主要规则
世界上可以利用的资金很多，招商引资不要局限于狭义的投资商投资，要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资金的配置和使用。一般说来，一个地区发展所需要的市场化资金主要有四大来源：一是银行融资；二是资本市场融资，到证券市场发行股票、债券或融资券；三是包括私募基金、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在内的各类基金投资；四是招商引资，即吸引工业、房地产、服务业等各类产业投资商直接投资。
银行资金是最充裕的，也是获取起来最便捷的。银行融资一般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
一是资本金要求。银行根据是否有抵质押物以及抵质押物的折旧周期，对不同融资项目有不同的最低资本金要求。比如对一般的高速公路类项目，由于有高速公路可作质押，只要有20%资本金就可以贷款3对一般的房地产类项目，由于有房产可作抵押而且可能升值，资本金达到35%左右就可以贷歉。工业项目资本金 必须达到40%左右，集成电路类的高科技项目由于设备折旧周期短，资本金要求 更高达到60%。二是企业资产结构优，信用条件好。如果企业自身的资产负债率 太高，不良贷款多，甚至上了银行的黑名单，即使你有项目的资本金，银行为了控制凤险也是不愿放贷的。三是要有良好的融资担保平台。对于一些达不到授信条件的项目，银行通过担保公司提供的担保或者再担保，担风险控制在较低的范围。如果搭建了这方面的融资担保平台，可以便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融资更加通畅。四是要有良好的投资前景。银行对融资项目要了解具体的资金用途，知道项目预期的投入产出率，只有银行认为项目前景看好才可能发放贷款。
一个公司要发行股票、债券，一般要具备四大条件：
一是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如果是国有独资企业，必须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按照公司制的要求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良好的企业资产结构，企业债务负担合理。三是良好的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一般能连续几年保持在10%以上，至少要高于银行储蓄利率。股民的资金事实上就是企业的资本金，追求投入后的回报，股票交易实际上交易的是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四是企业发展前景值得期待。融资资本的投入方向具有良好的回报预期。只有企业资产结构改善了， 法人治理结构规范了，公司产品结构、效益结构合理了，投资回报率提高了，才可能成为绩优股吸纳更多的公众资金，成为公众公司。
目前有几万亿美元的私募基金在全球流转，在中国及周边地区至少已形成了总量近千亿美元的三四十个私募基金在寻找投资项目。私募基金投资一般具有四大特点：
一是资金规模比较庞大。少则几亿美元，多则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二是有一个3-5年的投入产出退出运作要求。这类基金一般对5年以上投资回报期的项目不感兴趣，希望投入后一两年内就形成产能，3-5年就回收全部投入，并取得相应的回报。三是资金不属于借贷，投入不需要担保，作为投资者，除了财务管理外，一般也不参与工商产业项目的具体业务管理。四是投资方比较注重项目的赢利模式和发展前景，一般要求10%以上的投资回报率。房地产等有升值空间的资本晶项目，成熟的盈利企业的部分股权的战略收购，集成电路类投资大、建设周期短、上市前景好的电子高科技项目等等，均比较适合找私募基金融资。
各类产业的直接投资商，一般比较注重投资环境的四大要件：
一是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拥有良好的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条件， 保证原材料、产成品及时便捷的运输和信息流通共享。二是项目所需的原材料、半成品供应充分，资源要素配套、零部件配妻条件良好。三是市场空间广阔，产品适销对路。四是具有要素成本、物流成本、运营戚本低，投入产出率高等比较优势。
二、改进方法，提高投资融资和招商引资水平
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银行资金的支持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要创造条件， 解决银行融资瓶颈问题
遵循市场规律，构建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建设的融资平台。对于基础设施、
公益设施建设，不能全靠政府直接投入，必须培植和壮大相应的建设性投融资主体，将由政府出面举债为主的投资方式转变为以建设性投资集团作为企业向社会融资为主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体制，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资格局。重庆市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先后足见了八大建设性投资集团，采取三大保障措施，增强投资集团的资本实力和投融资能力：
第一，“五大注入”充实资本金。一是国债注入。把分散到各区县200多亿元的几百个国债项目的资金所有权，统一收上来，按项目性质归口注入相应的投资集团。二是规费注入。将路桥费、养路费、部分城维费等作为财政专项分别归口注入投资集团。三是土地储备收益权注入。赋予部分投资集团土地储备职能， 将土地增值部分作为对投资集团的资本金注入。四是存量资产注入。将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上百亿元存量资产，比如路桥、隧道、水厂等等，划拨给各有关投资集团，成为投资集团的固定资产。五是税收返还。通过对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实施施工营业税等方面的优惠或税收，作为资本金返还给投资集团。
“五大注入”总体上给八大投资集团带来了700多亿元的资本金。如果没有这“五大注人”，八大投资集团的资本实力就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就不可能获得银行2500多亿元授信额度和1000多亿元实际贷款，也不可能实现近四年每年投资300多亿元摘基础设施建设的局面。
第二，“三个不”构筑防火墙。一是财政决不为投资集团作担保。虽然政府及各有关部门都要支持投资集团发展，但政企之间必须保持严格的界限，防止财政债务危机。二是投资集团之间不能相互担保，避免出现连环灾难，造成大面积金融风险。三是各投资集团的专项资金不能交叉使用。财政拨付的专项资金虽然放在投资集团，但使用范围受财政掌控，必须专款专用，不准交叉使用、互相挪用。
第三，“三大平衡”防范经营风险。‘三大平衡”是投资集团必须牢牢把握和严格遵守的最基本的经营原则。一是净资产与负债的平衡，即把资产负债率控制在50%左右。作为投资集团，没有必要把资产负债率控制到30%以下，否则就没有利用好可以利用的信用资源。但也不能把资产负债率提高到80%以上，那样就有崩盘的危险。我们始终把贷款额度保持在授信额度的l/3左右，随着资本逐步增加再相应扩大债务规模，始终维持净资产与负债1:1的水平。二是集团现金流的平衡。搞好现金调度，保证现金需求和供给的基本平衡，实现现金流的良性周
转，保证企业正常运转。三是投入与产出或资金投入与来源要平衡。各投资集团在接受政府部门下达的具体投资建设任务时，也要坚持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和市场原则，接受能够胜任的任务，必须要有相应的资金注入或者通过特定的赢利模式回收投资，否则就可能出现巨大的融资困难或信用危机。
八大建设性投资集团通过三大保障性措施规范运作，既避免了政府直接与银行发生信贷关系，又提高了企业资本金规模，降低了企业债务风险，投资集团融资能力大幅度提升。目前八大投资集团资产规模达到2000多亿元，资产负债率已下降到559岛，承担了全市70%以上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成为重庆市基础设施、公益设施建设的中坚力量。
培育主体，构建工商产业和企业的融资平台。企业是市场主体，当然也就是投融资主体。提高工商企业的融资能力是提高一个地区融资水平的根本。从2003年起，我们着力降低工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降低工商企业的不良债务率， 提高工商企业资本运作能力，取得了重大成效。近4年全市累计处置了各类不良债务450多亿元，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到60%以内，工商企业不良债务率由2000 年时的30%以下降到了6%左右。为什么能够取得这
么明显的成效呢？我们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实施破产关闭劣势企业，大体上消除50-60亿元的坏账；二是处置各个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债务100亿元左右； 三是打包打折集中处置包括国有和民营在内的工商企业在过去10多年向各大商 业银行融资形成的300多亿元不良债务。
改善金融生态，一户一策组建和重组地方金融机构。这几年，我们根据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组建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按照一户一策的方针改革重组其他地方金融机构。使其成为市委、市政府驾驭市场经济、调控经济社会事务的有力工具，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一，组建渝富公司。为了处置国有企业的巨额不良资产不良债务，建立市属国有资产资本的运作平台，健全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投资保障机制，我们在2004年组建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并赋予四大职能：
一是处置不良债务、不良资产的平台功能。市政府借与工商银行形成打包打折处置方案的契机，组建渝富公司，并由渝富公司整体承接银行的不良贷款，再由其逐步向各个企业收取本金和10%的利息，这样就畅通了不良债务处置的通道。二是企业搬迁、破产的资金周转、土地置换的托底功能。市政府依托渝富公司， 采取以地换资金，以时间换效益的办法，帮助企业搬迁，实际上就是融资。由于
有了这个融资平台和机制，企业破产、搬迁步伐大大加快。三是企业资产重组的杠杆功能。利用渝富公司作为杠杆，帮助国有企业收购、兼并、破产过程中的资产重组，企业信用重组，等等。目前渝富公司在回购工商银行在重钢的20亿元债转股70%股权、以300万元购买华融公司托管的3100多万股重庆实业股份以及西南证券注资、重汽注资、ST东源重组、商业银行重组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托盘、支持作用。四是地方金融资产的管理功能。渝富公司作为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相当于重庆的“汇金”公司，代表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控股、参股地方金融企业，推动地方金融的发展。
到2006年底，渝富公司资产规模已达到150亿元，净资本达到44.3亿元，已帮助企业累计处置不良债务200多亿元，参与了市商业银行、西南证券、重庆实业、重庆东源和重庆普天等企业的重组以及三峡库区担保公司、安诚保险公司的组 建，先后为重钢、建设、嘉化等50多户国有企业破产周转、土地置换和改革发展提供了130多亿元周转资金，初步形成覆盖银行、农信社、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担保公司、租赁公司的“渝富系”金融体系。
第二，重组市商业银行。市商业银行重组前净资产只有2亿多元，有100亿元贷款，其中33亿元不良贷款，不良资产率33号也左右．没有达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盈率标准。我们用“龙虾三吃”战略推进市商业银行重组。
一是实施增资扩股，资本金先由2.7亿元扩大到16亿元，再扩大到20亿元， 按资本充足率的标准，放贷能力就提高到200多亿元。二是剥离不良贷款。33亿元不良贷款中，除能够清收的9亿元外，其余24亿元不良贷款，由渝富公司用现金收购，不良资产率一下就降到2%以内。渝富公司收购这24亿元不良债务形成的缺口，通过股权溢价转让收入冲销、注入土地增值和市商业银行近6年的税收返还这三个途径来解决。三是引入战略投资者并上市。现在国内有14家金融机构引人战略投资者，让对方持有20%左右股份。去年底，市商行与香港大新银行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大新银行以战略投资者身份，以近7亿元的价格从渝富公司手中收购市商行3.4亿股股权，每股价格2.02元，远高于国内同类城市商业银行股权交易价格水平。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后，我们原计划在香港H股市场上市。但现在内地资本市场红火，银行f股价格高于香港，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在A股上市，一旦上市成功资本金就可能从目前的20亿元增加到50亿元。
目前，重庆市商业银行综合实力在全国70多个地方商业银行中排名前5名， 在全国所有银行中排第25位，已进入“全球银行1000强”的第830位。
第三，改革重组农信社。2003年以前，市农信社系统2亿多元资本金，但有300亿元贷款，100亿元不良资产，典型的资不抵债。从2003年开始，我们分三步推进对信用联社重组。
一是增资扩股。把资本金由2亿多元提高到16亿元，可以支撑500亿元左右贷款余额。二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将原来700多个乡镇农信社整合为39个县级联社，改善法人治理结构。现在武隆农信社已改成农村合作银行，下一步的目标是把主城区和六个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信用联社都改组成农村合作银行。三是消化不良资产。农信社100亿元不良债务中，约有50亿元坏账。我们争取到央行25亿元禀据，冲抵了25亿元坏账。另外25亿元通过四个渠道解决：政府优惠有关税费5 年5亿元左右；农信社挖潜清收5亿元左右；各区县用土地换取渝富公司5亿元现金抵消5亿元历史债务；信用联社用三四年的利润冲销10亿元。目前市农倍社按四级分类的不良资产率从40%左右降到10.5%，资产总量达到1000亿元，是重庆20 多个银行机构中规模最大的银行。
第四，重组西南证券。从2000年到2005年底时，西南证券16亿元资本金中， 经营亏损15亿元，只剩1亿元净资本，原大股东又抽逃5亿元资本金，资本金事实是负4亿元。而且有160多个方面违反了证监会的证券公司管理条例，随时面临关闭。我们采取“三个关键”措施，推动西南证券重组。一是追讨抽逃资金，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把大股东抽逃的5亿元资金收回来。二是做实资本金，改善法 人治理结构。将原来的16亿元股本缩水为8亿元股本，渝富公司注入3亿元资本金， 取代原大股东的地位。同时借7亿元给原来的股东，将亏空的7亿元资本金做实， 在资本收入和溢价还清这7亿元债务本息之前，股权押在渝富公司。三是争取中 央支持。引进中建银注资11亿元作为资本金，并提供9亿元低息贷款，相当于中 央企业有20亿元现金注入西南证券。西南证券已于去年底重组完毕，成为有30亿元以上资产规模、综合排名西部第一的证券公司，综合实力在全国130多个证券 公司中名列前茅。目前正在积极准备上市。
第五，重组渝国投。渝国投原有16亿元资本金，15亿元债务，5亿元亏损， 共有30多个子公司。最近几年通过两次增资扩股、业务支持等措施，三次重组渝国投，改善产业结构、资金信托结构，使其成为市国资委控股的多元投资金融企业。现在15亿元债务全部偿清，5亿元亏损全部核销，子公司己减为8个，而且都是国家导向的、鼓励信托公司参股控股类型的公司，综合实力已名列全国70多个信托公司的前5位。
资本市场融资一般有两大途径：一是发行企业债券或融资券。目前重庆发行债券融资券业务走在西部地区前列，近5年国家每年批准发行六七百亿元企业融 资券债券，在西部地区12省区市中，惟有重庆年年都被批准发行几支企业债券融资券。二是发行股票。目前国内资本市场全面复苏，未来几年市场行情趋势看好， 资本市场融资空间比较广阔。市政府把握这个机遇，从2005年开始，一方面推进已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同时推动优质的有条件的上市公司增资扩股、增发新股，积极推进垃圾股重组，包括垃圾股的债务重组、股东重组、业务重组和企业文化重组，把垃摄股变成潜力股甚至绩优股；另一方面，又根据企业上市要求， 处置企业坏账，优化企业资产结构，积极推进十大优质骨干企业集团整体上市。同时也鼓励龙湖、力帆等一批民营企业到资本市场崭露头角，上市融资。
一是学会运用各类基金融资。随着国际金融市场日益成熟，国际性的融资渠道也日益多样化，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各类基金融资渠道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比如私募基金融资，越来越引起国外企业的高度重视。目前，欧美地区大约有几万亿美元的私募基金在寻找投资项目，我国周边地区也大约有1000多亿美元在观望。私募基金资金比较丰富，融资潜力广阔。现在集成电路商大部分都是与私募基金战略性合作，一方出技术，另一方出资金，共同把项目搞起来。对这类资金来橱，大家一定要关注，能够利用就一定要利用起来。二是学习掌握运用现代金融工具。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重庆民间也有句老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过去，在招商引资工作中，我们由于欠峡知识，不会使用工具， 错过机会，造成损失，教训不少。我们要搞好融资工作，就要学习现代金融知识， 懂得现代金融理念，掌握现代金融工具。资本市场上有许多金融工具，利用得好， 既可以规避融资风险，又可以降低融资成本。
招商引资即直接寻找各类工商产业内外资投资商，是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重要措施。
实事求是，全面准确宣传发展优势。发展优势，就是投资者的商机，就是财富增长的空间。宣传自身的发展优势要全面、准确，实事求是，要令对方信服。目前重庆有八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优惠政策富集。重庆拥有的优惠政策是国家普惠政策、西部地区优惠政
策和三峡库区优惠政策的叠加，政策优势十分明显。比如重庆工业企业享有159 岛企业所得税政策，税率比东中部地区低10个百分点：外资企业自获利年度起， 2免3腻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雇用移民、下岗工人或残疾人达到一定数量比例后，也可以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二是直辖市体制。直辖市在国内的ZZ经济地位比较高，有省级审批权限，审批环节少，办事效率高。三是区位和交通。重庆位居中国大陆版图的几何中心，东传西递，承北接南。到2010年将形成“二环八射” 的2000公里高速公路主骨架和“一环九射”的2000公里的铁路，港口货物吞吐能力将这I.2亿吨，机场旅客吞吐量将达到1600万人次左右，形成长江上游地区的 综合交通枢纽。四是大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强大。重庆作为西部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和工商业重镇，主城区人口超过了500万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强大。比如各 类批发市场400多个，辐射周边地区3亿多人口，现代化商贸设施建设居我国西部地区之首：有方便快捷的商品进出口检验检疫系统和高效通关能力。五是产业基础雄厚。重庆是我国近代工业发展较早的、较成熟的城市，行业门类齐全，配套体系比较完善，是我国重要的汽车摩托车产业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综合化工基地、医药工业基地、仪器仪表基地。六是要素成本较低而且保障有力。在东部地区土地、能源等要素紧缺，建设成本、生产营运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重庆生产要素成本优势更加突出。目前，重庆平均地价仅是东部地区的339岛左右，工业用电、用气、用水价格仅是东部地区的60-709毛，劳动力戚本是东部地区的60%左右，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成本仅是东部地区的50-60%0并且， 重庆正成为国家重要的石油、天然气、电力、煤炭等能源集输运基地，用电、用油、用气、用水环境都比其它地区宽松。七是金融匹配能力强大。重庆金融机构门类齐全，外资金融机构数量、金融机构网点和从业人员密度居中西部前茅。是西部地区的重要票据结算中心，票据市场、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交易中西部地区最活跃。保费收入连续四年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均领先于中西部地区。融资环境宽松，人均贷款余额1.58万元，银行存贷比保持在80% 左右，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率只有6%。未来10年，重庆将建成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八是科教资源丰富。重庆现有57所高等院校，在校生近60万人；356所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也有近45万人。大中专院校每年向社会输送各类人才30 万人以上，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人才供应基地。全市共有各类研发机构1000多个， 其中市级以上研发机构百余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达到70多万人。
筑巢引凤，摘好开发区配套体系建设。搞好开发区的基础设施等配套体系
建设，是招商引资的先决条件。一是要先搞好开发区的征地动迁、基础设施开发， 实现“七通一平”，开发商投资到位后，就可以迅速开工、竣工投产，形成产能。二是要搞好土地保障。重庆这几年工业发展比较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03 年前后规范审批了30多个工业园区100多平方公里的用地需求，为工业项目落地 提供了有效的空间。这里关键是投入产出率的问题，我们要求，主城区每平方公里要形成40亿元投入，产生50亿元产出；渝西地区每平方公里要形成30亿元投入， 产生40亿元产出；库区和渝东南地区每平方公里要形成20亿元投入，产生30亿元产出。三是搞好开发区融资担保，帮助到开发区落户的部分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四是搞好生产性的服务体系建设。五是要把开发区新增税收，至少市区（县） 两级地方留成部分，用于开发区建设。六是合理确定开发区的地价，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赔本，要以时间换空间，平衡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一般征地动迁成本应纳入工业开发区土地买卖的起步价，基础设施开发成本则以时间换空间，通过未来的企业税收来回收。
掌握规律，提高招商引资的针对性。我们要善于对项目进行分门别类，总结规律性的东西，针对不同的项目，采取不同的招商引资策略：
一是大化工项目。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化工产业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企业在各自资源所在地投资设厂，各建各管，彼此毫无关联。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化因素，全世界的化工大量集中在三大基地：一是美国体斯顿石油化工基地， 100平方公里的区域聚集了几十个跨国公司，形成500多亿美元的投资；二是荷兰鹿特丹到比利时安特卫普之间70平方公里、300多亿美元投资的化工区；三是新加坡10平方公里、形成150多亿美元投资的裕廊化工区。跨国化工企业大量聚集在这些基地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基地实现了基础设施体系一体化，上中下游产业链一体化，物流运输体系一体化，能源供应体系一体化，社会服务体系一体化等“五个一体化”。这“五个体化”的结果，使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大大降低，形利用国内外投资商抱团抱群的心理，依靠他们的特成了良好的规模放应。二是芯片项目招商。芯片行业最显著的特征是竣工投产快，毛利比较高。要搞这个产业， 必须要向投资商讲清楚自身的交通区位优势（主要是空运和通讯条件）、人才配套条件、优惠政策、融资模式、产业构架等。招商模式可以是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收购别人的生产线再转移到本地生产，当然也可以通过股票上市筹措资金。现在全中国每年芯片实际消费量，相当于50条8英寸生产线的年产量，但国内目前投产的只有17条生产线，每年要进口500多亿美元的芯片。到2010年，国内将至少
投入500多亿美元，新增50条芯片生产线。但那时市场需要量也可能升到了100条生产线产量，进口和国内生产各占一半。重庆如果能摘5一10条生产线，就会成 为中国西部的芯片加工基地。三是汽车产业项目招商。以前，福特公司从美国总部到亚太区总部的人都认为，中国西部的高档汽车消费市场不大，重庆生产汽车物流成本比沿海高，效益比沿海地区低，综合配套条件没有沿海好。我们得知这一信息后，与福特公司谈了重庆的优势，福特公司重庆的投资发展环境非常满意， 基本同意把福特马自达第三工厂放到重庆。
讲究策略，提高招商引资工作的有效性。招商引资的策略，有八条特别需要注意：一是充分了解开发商的心理。对各种各样的开发商，不能只抽象地谈自己的投资环境，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开发商最关心的、最需要的是什么，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果开发商缺资金，就帮他投融资；如果开发商缺原材料， 就帮他们解决原材料配置，这样才能增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同时，要牢固树立诚信意识，严格履行承诺，千万不能把投资商引来后就忽视服务，甚至因为出现某些原因就随便违约。二是学会用产业链、产业集群招商。用产业链的延伸集聚相关项目，形成上中下游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滚动效应和集群效应。三是用龙头企业招商。针对龙头企业制订点对点的优惠政策，等龙头企业到位后，带动配套项目群一起进入，形成投资集聚。对龙头企业给特殊政策，是招商引资通行的一种策略，大家一定要理解。四是收购、兼并盘活存量，实现招商引资。利用现有的国有、民有企业资产，转让部分或全部股权，引人战略投资者，是国内外流行的发展方式。五是激励中间人或中介机构招商。光靠我们自己招商，毕竟人于有限， 精力有限，信息有限。只有给中间人或中间商相应的报酬，才能激励更多的人帮助我们拉资金、拉订单或者包装上市。过去浩梅地区招商一般按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五的比例发酬金，重庆也有这样的规定，但没有实施好。出现过别人把项目介绍过来后，部门、企业赖账的事。软件开发类的外包业务，本身不需要投资，需要的是市场订单，别人帮助我们拿到订单，也应该按业务销售值的一定比例作为奖励。六是学会“二地主”招商。比如在开发区内摘德国工业园区、台湾工业园区、奥地利工业园区等等，定关系网组织一批投资项目。七是激励入驻企业再投资。对已经引人的企业，要加强服务，增强他们投资扩张的信心，使其再增资扩产。比如北部新区2004年引进的法国高科技的石墨电极生产企业，产品能起比较高但污染很少，用于航空、航天等各类高科技产品上。今年6月就要竣工投产了， 因电力公司输变电供应站设建好，电力供应不上，他们很着急。市政府专门找电
力部门协调解决了电力保障，投资商很高兴，今年4月份该公司董事长专程来重 庆表示，准备年内再投资5000万美元摘二期工程，建成全球最大的电极生产基地。八是帮助本地开发商到海外投资收购，再把海外的资产、基地转移到重庆来，这也是招商引资的一种策略。
在全市人事局处长会议上的讲话
（2008年1月11日）
这次全市人事局处长会议，是在全市上下认真学习贯彻X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积极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加快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首先，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你们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人事人才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过去五年，是人事人才工作极不平凡的五年，是人事人才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取得显著成效的五年，是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取得良好开局的五年，是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的五年，是人事制度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五年，也是人事部门自身建设取得明显进步的五年。五年来，全市人事人才工作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和科学人才观，全面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公务员法平稳入轨运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稳妥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全面推行聘用制度和公开招聘制度，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高层次人才显著增长，人才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人才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人事人才公共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功能不断增强。各级人事部门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重点产业和优势产业，大力加强引才引智工作，引进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有力地提升了我市的产业竞争力，同时，人事人才服务库区发展、服务新农村建设、服务社会和谐稳定成效显著，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五年来， 人事人才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值得充分肯定和认真总结。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各级X委政府高度重视、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级人事部门改革创新、团结奋斗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事系统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刚才，姜平同志全面总结了五年来我市的人事人才工作，提出了未来五年的工作思路，部署了今年的工作任务，我都赞成。有关区县和部门也作了很好的发言，展现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作作风。下面，我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充分认识人事人才工作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去年，锦涛总书记为重庆发展作出了“314”总体部署，国家批准重庆为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务院审定通过了重庆城乡总体规划，这新的三大历史机遇蕴含了X中央、国务院对重庆的“五个新的定位”：一是西部地区的重要增
长极；二是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三是中西部地区的综合交通枢纽；四是重庆主城核心区要发展成为占地1000平方公里、人口规模上千万的特大城市；五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这“五个新的定位”给重庆未来发展带来新的重大机遇，也给重庆人事人才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阶段的宏伟目标使人事人才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大格局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凸显。我们要从贯彻落实X中央、国务院给重庆这“五个新的定位”的高度，重新审视加强新时期人事人才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探索创新人事人才工作的发展思路、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
第一，加强新时期人事人才工作是落实“314”总体部署，实现“加快”和“率先”发展的必然要求。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凸显了重庆的战略地 位，是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纲。被国家批准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又为重庆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重大的历史机遇。市第三次X代会立足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对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共建共享和谐重庆作出了全面部署。客观地讲，直辖十年来，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但由于历史和自然等方面的原因，要达到“加快”和“率先”的要求，任务繁重， 压力很大。要实现新时期的宏伟目标，人才是最薄弱环节。因此，各级X委和政府必须充分认识人才在实现“加快”和“率先”中的先导性、战略性和基础性作用，切实增强做好新时期人事人才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人事人才工作的“加快”和“率先”，推动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加快”和“率先”。
第二，加强新时期人事人才工作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迫切需要。X的十七大作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 市第三次X代会提出了“保持综合科技进步水平在西部地区的领先地位，努力建成长江上游科技中心”的奋斗目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是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城市综合实力的关键。去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来重 庆视察时，一再叮嘱我们要把握经济全球化大背景，趁现在市场行情好、外汇储备多、企业利润大幅提升、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时候，抓住机遇，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方面狠下功夫，实现突破。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 迫切需要一大批创新型人才尤其是科技领军人才，这对新时期的人事人才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三是加强新时期人事人才工作是加快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保障。去年10月，重庆成为内陆首个部市共建的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试验田。加快发展内陆开
放型经济使我们与世界发展“零距离”对话、与全球经济“无缝”对接的进程日益加快。重庆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根本出路在扩大开放，最大动力也在扩大开放，开放不仅仅是吸引资金，更重要的是技术、市场和人才。发展开放型经济，最核心的问题是人才，最关键的是要提高我市人才国际化水平。虽然经过多年努力，我市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具有开放意识、战略思维、世界眼光的人才相当匮乏，远远不能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需要，迫切需要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大、结构优、素质高的开放型人才队伍。因此，必须积极适应应对国际竞争、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的迫切需要，加快培养和引进一大批开放型人才，为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二、以X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准确把握人事人才工作的重点
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十七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ZZ任务。X的十七大对人事人才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任务、新要求，为人事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各级人事部门要按照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加强组织领导，注重学习效果，把广大人事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七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十七大赋予人事人才工作的各项任务上来。新时期、新阶段人事人才工作任务繁重，各级人事部门一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人事人才工作，围绕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紧密结合重庆实际，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努力在重点方面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促进人事人才工作科学发展、创新发展。
（一）加快人才高地建设步伐。落实“314”总体部署，实现“加快”和“率先”的总体要求，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加快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对人才高地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顺应新形势，适应新要求，必须结合重庆实际，着力加强两端人才即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与农村基层人才队伍建设，以此带动整个人才队伍的协调发展。在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各级人事部门要立足国际国内人才资源，紧扣人才引进、培养、使用三大环节， 加快人才国际化步伐。一是着力抓好创新型领军人才培养。要围绕我市优势学科、支柱产业、高新技术等领域，大力培养造就一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学术技术水平处于领先地位的创新型领军人才。二是稳步推进“千名优秀人才引进计划”。要在去年已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积极争取中央和国家部委以及相关单位，在职能转换、编制配置、职称评聘等方面给予特殊优惠，不断拓宽引才渠道，研究制定高层次人才柔性引进政策，建立有利于产学研结合、创新团队建设和创新成
果转化的机制。三是加快海外高层次人才集聚。要通过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大型企业等提供的教学科研平台，以及部市共建的“中国重庆留学人员创业园”平台，从世界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世界500强，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 人才；要突出服务产业发展、服务城乡统筹、服务和谐社会，依托我市重点产业、优势产业和50强企业集聚外国专家。在农村基层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要坚持统筹开发城乡人才资源，以建立乡镇人才队伍优化机制、乡镇人才队伍素质提升机制、以城带乡人才支援机制为重点，以加快建立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就业的导向机制为关键，统筹解决农村基层人才严重匮乏和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值得肯定的是，人事部门积极服务发展大局，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在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和农村基层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了好的思路，精心谋划了几大人才项 目。实施好这些人才项目，将为重庆实现新跨越新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这些人才项目的实施，需要各级X委、政府的高度重视，需要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也需要各方面的密切配合。因此，全市各级各部门、高校、科研单位和企业，要充分认识这些人才项目在加快人才高地建设中的重要支撑作用，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加大工作力度，加大经费投入，切实加强人才的培养、吸引和使用工作，确保这些重大人才项目顺利实施、早见成效。
（二）切实提升公务员队伍行政效能。目前，我市公务员队伍在观念、意识、素质、能力和作风等方面，与重庆肩负的历史使命相比，与大力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落实“314”总体部署，发展内陆开放型 经济，迫切需要一支具有开放意识、国际视野和开放技能，作风过硬，行政能力和执行能力强的高素质公务员队伍。人事部门作为公务员的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好职能，按照十七大关于“完善公务员制度”的要求，深入实施《公务员法》。要以能力和作风建设为核心，以培养、引进开放型人才为关键，以基层公务员队伍为重点，以思想作风建设为保障，努力打造一支ZZ坚定、视野开阔、开拓开放、业务精湛、作风过硬、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队伍。要不断探索创新公务员选拔机制，坚持“凡进必考”，扩大“阳光面试”，不断提高考录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尤其要注重从基层和生产一线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各级X政机关。要切实开展好政府绩效评估工作。国务院已明确政府绩效评估工作由人事部门牵头， 这是人事部门承担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要积极争取国家人事部将我市纳入政府绩效评估试点省市。各级人事部门要在X委、政府领导下，积极主动开展这项工作，按照“试点先行、逐步完善”的思路，加大调研和指导力度，抓紧研究
建立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框架，扩大绩效评估范围，总结交流经验，推动绩效评估工作深入扎实开展。
（三）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目的在于，不断增强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事业单位的活力和创新力，不断增强人才向基层流动的驱动力。今年是全面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关键之年，要以国家出台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暂行条例为契机，着力推行岗位设置管理制度。按照创新管理体制、转变用人机制、整合人才资源、凝聚优秀人才的要求， 以推行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为主要内容，重点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和机制建 设，建立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要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进一步规范进人行为，逐步实行“阳光面试”，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广揽优秀人才。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尤其要结合规范事业单位津贴补贴，尽快研究制定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分配政策，充分激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创新创造活力。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结合重庆实际，在加快职称制度改革政策研究上下功夫，在积极推进职称改革试点上下功夫，在改革评审办法、创新评价方式上下功夫，建立健全以品德、知识、能力、业绩和贡献等要素构成的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激励各类人才创新创造。
（四）大力强化人事人才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增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水平， 是新时期人事人才工作的必然走向，必须加快职能转变，以解决人民群众在人事人才领域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为重点，建立运转协调、务实高效的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体系。要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人才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按照“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要求， 突破行业壁垒和地区分割，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才市场体系，积极推进区域人才市场一体化进程。要在人才信息、人才培训、人才咨询等平台建设上向农村延伸，构建覆盖农村、企业和社区的人才服务工作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功能。要大力强化政府人事人才公共服务能力。切实加大对人事人才公共服务的投入，加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好人才交流、人事考试和人才培训等公共服务平台，通过逐步整合人才交流、人才就业指导、人才招聘、人事代理、人才培训、人事考试等服务职能，不断提高人事人才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要切实加强政府对人才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加强人才市场监管，加大执法力度，推动人才市场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要充分发挥人事部门作为人才服务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制定发展规划，完善政策法规，完善服务标准，创新
服务机制，鼓励非公有制人才服务机构在更多领域参与人才服务业发展，加快推进人才服务专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和国际化。
（五）努力维护和谐稳定。人事人才工作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稍有不慎，极有可能引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人事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 人事部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肩负重任。因此，各级人事部门要高度重视稳定工作， 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把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关口前移，切实增强预见性、敏感性和应急能力，针对人事人才工作推进过程中的热点、难点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及时梳理排查，加强调查研究，严格依法行政，推行政务公开，强化舆论引导，增强服务效能，努力把不和谐、不稳定因素消除于萌芽状态。企业军转干部维稳工作是目前的一个难点问题，我们对出现的一些影响稳定的情况，平时见招拆招的多，工作的主动权把握不够。因此，要从全局的高度，努力探索建立企业军转干部维稳工作长效机制，确保军转安置工作顺利实施。同时，要认真做好人事信访、人事仲裁、人事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健全人事纠纷调处、人才权益保护、舆情引导、突发事件预警等机制，及时研究解决人事制度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切实加强对人事人才工作的组织领导
人事人才工作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级X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
（一）提高认识，强化责任。各级X委、政府要从深入贯彻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314”总体部署、积极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加快发 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的战略高度，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强领导、统筹规划，按照“一把手抓第一资源”的要求，把人事人才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听取人事人才工作汇报，定期研究人事人才工作，及时解决实际困难和重大问题，支持人事部门认真履行公务员队伍建设、实施人才强市战略、人事制度改革、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政府绩效评估等方面的综合管理职能。要加强统筹协调，遇有重大问题，X政主要领导要亲自出面，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动员各方面力量支持配合人事部门工作，尤其要抓好规划协调、制度协调和政策协调，形成人事人才工作的强大合力。要选好配强各级人事部门领导班子，关心人事干部成长进步， 健全人事干部培养、选拔、使用、交流机制，让人事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要加强人才工作考核，把人才工作纳入各级X委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奖惩的重要依据。
（二）整合资源，加大投入。要有效整合组织、人事、劳动、民政、教育、卫生、科技、农业、扶贫等部门的人才开发资源，统筹规划，综合实施。各级政府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年加大对人才开发和人事人才公共服务的专项投入，尤其要加大对“百名创新型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千名优秀人才引进计划”、“百名海外高层次人才集聚计划”、“万名外国专家集聚计划”和“农村乡镇基层人才队伍建设计划”等重大人才项目的投入，要重点解决人事人才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培养高层次人才、博士后科研资助、海外留学人员来渝创业资助、奖励优秀人才和鼓励到艰苦地区工作骨干人才等方面的经费需求。
（三）建设队伍，提升效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人事人才工作，目标任务已经明确，关键是要狠抓落实。各级人事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下功夫；要切实转变职能、转变作风，加强调查研究，强化服务意识，多办实事，务求实效；要大力优化队伍结构，着力提升能力素质，尤其要在增强开放意识、强化服务开放型经济能力上下功夫，努力提升服务效能；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公道正派、廉洁自律，努力把人事部门建设成为X和政府信赖、人民群众满意的部门，为重庆人事人才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同志们，新时期新阶段，人事人才工作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人事部门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周围，以X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定信心，求真务实，创新开拓， 努力开创人事人才工作新局面，为促进重庆又好又快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解放思想，以改革创新解决疑难杂症扩大开放，以求真务实搞好招商引资
在市管领导干部现代经济知识强化培训班上的报告
（2008年3月5日，根据录音整理）
X的十七大之后，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市委举办这次市管领导干部现代经济知识强化培训班，旨在推动全市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扩大开放， 更好地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发展新阶段“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四大任务”的总体部署。按照市委的统一安排，今天我就改革创新和扩大开放问题和大家作一些探讨。
一、解决哪些问题需要改革创新？
一般情况下，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充分借鉴汲取历史经验，认真踏实办事，就能够解决日常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但是，实践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特殊问题，必须通过改革创新才能解决。根据我的体会，特殊问题大致有三大类。
第一类，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这类问题，已经存在三五年、十来年甚至更长，在这漫长的时间内，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解决，肯定已经解决了。既然遗留到现在，肯定是在当时的体制、政策和实际条件下不能解决。我们现在要解决这类问题，沿用既有政策和措施肯定是不行的，这就需要改革创新。
第二类，大面积存在的问题。大面积存在的问题，是大家都面临、大家都试图解决但大家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既然如此，这就说明大面积存在的问题中，可能有体制、政策的束缚和局限，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体制、政策方面的改革创新。
第三类，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必然会遇到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之所以叫新矛盾和新问题， 当然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往往是突发的，前人没有面临过也没有处置过，我们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循。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改革创新。
二、改革创新从哪里入手？
改革创新不是抽象的东西，是知识和智慧的密集型活动，是具体的理性思维和感性实践。改革创新不仅需要魄力和勇气，还需要对历史经验、国际惯例、方针政策、实际情况的全面把握，需要对经济、法律、文化、历史、社会等各类知识的融汇贯通和灵活运用。
具体说来，改革创新可从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从体制和机制方面入手。有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体制机制上，在原有体制机制条件下，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解决矛盾和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从体制机制入手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理顺了，这些矛盾和问题就迎刃而解。
第二，从调整政策和管理方法入手。有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不在体制机制上， 而在政策和管理方法上。因此，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就需要调整政策和管理方法。
第三，从资源配置方面入手。既有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固化状态，这种固化状态导致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因此，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调整资源配置方法，改变现有的固化状态。
第四，从改变边界条件入手。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边界条件， 一定的边界条件形成一定的格局和体系。要想解决某个问题，创造新的局面，就要改变原有边界条件，创造新的条件，构成新的格局和体系。
第五，从利益格局调整入手。从经济和社会管理角度看，改革创新本身往往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现实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实质上是利益的冲突和利益格局的失衡。只要我们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整利益格局，兼顾各方利益特别弱势群体的利益，就可以很好地解决矛盾和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的改革创新，一般都可归集到这五类中。至于具体适用哪一种， 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的改革创新举措。
三、重庆改革创新案例举隅
改革创新是为了解决具体矛盾和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这方面，市委、市政府近几年有许多经典案例。下面，我对应五种改革创新方法， 给大家作一些介绍。
重庆“两江四岸”的特殊建设格局，路桥建设任务特别重。上世纪90年代至2002年以前，由于政府财力薄弱，所以引进投资者来投资建设，建设好后投资者设卡收费。虽然路桥建设提速了，但收费站点太多，增加市民用车成本，影响城市通行效率和路桥等公共资源的充分利用，造成渝中区和主城其他几个区房地产价格的巨大差距。市民反映强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建议和提案，要求政府解决路桥收费站点多、收费重问题。有关部门曾经提出过使用电子收费卡等方案，但这些方案主要着眼于从技术角度，不能从根本上全面解决问题，因此不能付诸实施。
如何从根本上全面地解决问题，我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认真分析。城市路桥是市政工程，国际惯例是由政府公共财政投资建设，运行中基本是不收费的。因此，我们路桥收费问题本质上是投融资体制问题，并不是技术问题和方法问题造成的。要解决路桥收费问题，必须从改革城市路桥建设投融资体制入手，确立政府公共财政的投资主体地位。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制订了周密的方案，从根本上解决主城路桥收费问题。一是收购现有的路桥。由市政府的建设性投资集团出资70多亿元，把主城的7桥1 隧13条路全部从投资商手中回购。二是取消收费站点，车辆通行实施年费制，根据经济发展和老百姓收入水平，合理确定年费标准。三是用“时间换空间”的办法平衡收购资金。回购路桥的70多亿元资金是政府建设性投资集团必须偿还的银行贷款，需要考虑投入产出平衡。我们的方案是先用路桥收费偿还回购资金的利息，再用不断增加的车辆保有量来平衡项目本金，最终按约定期限偿清贷款。几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预测是准确的，方案是科学的。
主城路桥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创新，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主城路桥收费问题， 也从根本上解决了重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问题。从2002—2007年，重庆主城路桥建设共投资200多亿元，全部是由市区两级政府出资。到2012年前主城一环二环之间的路桥建设还将投资160多亿元，也将全部由市区两级政府出资。现在和将来，重庆主城路桥再不会出现设卡收费现象。实现这个目标，除改革了投融资体制外，政府财力的大幅增长也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加强宏观调控，国家连续几年清理整顿房地产和土地市场，建设部、监察部等七部委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先后四次到重庆检查，每次都肯定和表扬重庆，认为重庆房地产市场结构合理，价格适中，秩序规范。这几年，在城市化步伐加快、各地房地产价格高攀、市场波动的情况下，重庆能够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协调健康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管理创新。我们坚持用五条原则进行调控。【联系微信dadawk0*1】
第一，把房地产投资严格控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左右。控制房地产投资占比，是从根本上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节奏。城市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过高，一定会造成房地产泡沫，上世纪90年代的北海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房地产投资比重过低，城市发展活力不足，又不能适应市民的住房需求。根据数学模型测算，房地产投资占比控制在25%左右，就能使房地产供求保持大体平衡。如果政府不把握这个规律，不作为或过度干预，都不能促进
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协调健康发展。
第二，按照人均30平方米住房（建筑面积）规划建设房地产项目。一般来说， 城市人均享有建设用地100平方米，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是30—40平方米（欧洲城市居民人均住房是40平方米，中国城市居民住房的小康标准是人均30平方米）。这是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房地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政府在规划建设房地产项目，调控房地产市场发展时，必须遵循这个规律，有效地控制年度房地产建设量和最终规模，科学地把握城市扩展的规模和速度。违背这个规律，不切实际地提高规划建设标准，肯定出现泡沫。
第三，严格控制楼面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地价是制定房价的基础，地价决定房价，影响着房价走势。地价不是越高越好，政府在土地拍卖时要把握尺度。如果地价拍卖价格太高，虽然政府当期会多有一点收入，但几年后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导致投资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受到影响，造成的损失会更大。如果政府又要抬高地价，又要批评房价过高，是不实事求是的。这几年我们坚持按照楼面地价原则上不高于该地段房价的1/3的标准调控地价，实践效果是显著的。比如某地段房价每平方米3000元，就要把楼面地价调控在1000元左右。
第四，政府每年建设的低收入房面积占当年房地产竣工面积的20%以上。居民住房完全由政府保障和完全市场化都不对。社会中总有20%—30%的低收入群体，努力保障这些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是政府的责任所在。因此，房地产市场的合理结构，应该20—30%是政府保障的低收入房，70—80%是市场供求主导的商品房。过去五年，重庆主城区共新建6000多万平方米住房，其中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各类集资建房等一共1600多万平方米，大体占25%，基本保证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第五，严格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房地产是老百姓安居乐业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一个社会中产阶层的支柱性、基础性财产，是国民经济中跟金融密切相关的资本性设施。同时，房地产业是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直接和间接影响几十个工商产业的发展。因此，保持房地产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障房地产的平稳协调健康发展，非常重要。这几年，我们正确理解和执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房地产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没有左右摇摆、忽冷忽热、时紧时松。
2004年前后，全国金融机构经营效益普遍向好，银行利润达到2000多亿元， 仅工商银行就有600多亿元。按照财经政策，银行利润可以冲坏账。市政府抓住这个时机，主动与工商银行总行联系，希望工商银行拿出一部分利润集中解决重庆分行的157亿元坏账，市政府按一定比例收购。工商银行同意我们的建议，最后达成以18%的受偿率处置这157亿元不良债务的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财政部一致认可并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方案批准了，如何实施呢？如果让工商银行跟1000多户企业分别签协议，工作量非常大，时间会拖得很长。而且这1000多户企业良莠不齐，根本不可能全部执行18%的偿还标准，有些企业连1%的债务都还不起。如果不能设计一个科学平台和实施机制，很难达到这个方案的设计效果。为此，市政府专门组建重庆渝富资产管理公司，授权其代表这1000多户企业，整体打包打折、集中处置工商银行157亿元不良债务。渝富公司用开发银行的30亿元专项贷款，收购工商银行157亿元债权。渝富公司收购这157亿元债权后，也采取同样办法，整体打包集中处置给企业集团，不直接面对这1000多家企业。集团内部企业的债务，由集团自己平衡。用这样的办法，渝富公司用很短的时间完成157亿元的债权收购，只用了半年左右时间就基本收回30多亿元的收购资金。
此后，按照这个经验和模式，我们又处置了其他银行的坏账，一年时间共处置近300亿元银行坏账。既帮助企业化解了巨额不良债务，企业不破产，职工不下岗，维护了社会稳定；又帮助银行收回较多资金，减少银行金融资产的大量损失，推动全市金融环境的改善。2002年以前，全市1900亿元银行贷款余额，有30% 的不良资产。到2007年底，银行贷款余额增加到5200亿元，但不良资产率下降到5.5%，成为全国金融生态比较好的地区之一。
我们创造的由渝富公司统一收购金融不良资产的模式、渝富公司的贷款申报及信用审查模式，成为国家开发银行“开发性融资支持不良债权收购”向全国推广的案例。
重庆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工业企业严重亏损。经过直辖初期几年的努力， 2000年实现整体扭亏为盈，但利润只有20多亿元，而且工业投资仅有100多亿元， 只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6%。加快工业发展，振兴老工业基地，是市委、市政府的一项重要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依靠市场主体——千千万万的企业的发展，企业要快速健康发展，又有赖于良好的发展环境。基于这样的认识，这
几年我们从五个方面大力改善工业发展环境。
第一，给政策。严格实施西部大开发15%的工业企业所得税政策。到2002年时，重庆1.3万个工业企业97%还在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2003年，市委、市政府决策，所有的工业企业全部实行15%所得税政策。工业企业回报率一般只有10% 左右，缴纳33%所得税即扣掉3.3个百分点后，净利润只有6.7%，仅比银行利息略高一点。缴纳15%所得税即扣掉1.5个百分点后，净利润就有8.5%。
第二，销坏账。通过打包打折集中处置等措施，为工业企业处置300多亿元不良债务，全市工业企业不良贷款率下降到5%左右。工业企业债务负担减轻，积欠的10多亿元“三金两款”全部解决，基本消除拖欠水费、电费、税费的现象， 企业信用水平大大提高。这也是重庆近五年贷款余额保持18%左右增长的重要原因。
第三，给土地。2003年以前远郊区县基本没有工业开发区，招商引资老板选址，任意布点，临时开发，自成体系。等项目建起来，市场已经饱和，商机已经失去，挫伤了老板投资积极性，造成负面效应。因此，2003年上半年，我们按规划规范地审批了30多个开发区，总共近200平方公里面积。由于我们启动及时， 取得了近五年工业大发展的主动权。这200平方公里土地，至少可承载6000多亿元的工业投资，为我市工业发展开辟了很大空间。
第四，保能运。近五年，重庆能源运输保障条件大大改善。2002年前，重庆人均电力装机0.1千瓦，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3。到去年，全市电力装机容量由300多万千瓦增长到1000多万千瓦，加上外购电200万千瓦，人均装机达到0.4千瓦左右，大体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全市天然气消耗量从20多亿方增加到近50亿方， 其中工业用气达到37亿方。“二环八射”高速公路正在形成，通车里程突破1000 公里。
第五，储项目。发展工业经济，搞好招商引资，做好项目的策划和储备是前提和基础。2002年时，全市工业每年只有100亿元左右投资，基本上没有形成项目库。2003年市政府要求市经委等有关部门搞项目库，当年储备项目投资总额就达到1600亿元，2004年达到2500亿元，2005年达到4000多亿元，2006年达到6500 亿元，现在维持在6500亿元的规模上滚动运行。
给政策，使企业投资有动力，发展有活力；销坏帐，提高企业资信水平，搞活融通；给土地，使项目有承载空间，集聚发展；保能运，加强企业的生产要素保障；储项目，保障工业滚动持续发展。由于这五个方面的措施，推动这五年重
庆工业大发展。年度工业投资从100多亿元增长到1000多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8%提升到33%。工业企业年度利润从20多亿元增长到238亿元。工业销售值从2000多亿元增长到5300多亿元。
重庆30多家上市公司，有10多支ST股，亏损了许多年，既害股市，也害股民， 但如果让它退出破产又会形成振荡。过去一个时期，曾有若干投资者对这些ST股进行重组，进入后又发现是陷阱，出现重组再退出、退出再重组的现象。最近这几年，重庆有11支ST股被重组，变成货真价实的好股票，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特有的重庆现象。什么原因呢？关键就在于我们在重组ST股时，确定了一个“平行四边形原则”，科学合理地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维护好四个方面的利益。重组过程中，一是不能让战略投资者吃大亏，如果战略投资者不进入重组，其他各方利益都将鸡飞蛋打。二是不能让债权人吃大亏，债权人不同意重组推进不了；也不能让债权人全身而退，把一大堆坏账都摊到股民头上。三是大股东作为公司的决策者和管理者，要承担经营亏损的主要责任。四是重组后的上市公司股东也会承担相应的损失，并通过市值溢价来充抵。这四个方面，责任共担，利益共享。从长远来看，在发展中共同得利。
比如ST重实、ST农药、ST西南合成、ST朝华、ST星美，每个企业坏账都在5
—10多亿元，企业根本就没什么资产。大股东把股权拍卖了，坏账都分散到中小股东头上。如果不重组，债权人倒大霉。如果破产倒闭，全体股民倒霉，债权人倒霉，大小股东一起鸡飞蛋打。真要重组，又有一堆债权人的问题，还有一大批大大小小法人股东的处置问题。我们采用债务重组、股权重组、股权分置改革重组三位一体的办法来化解这些棘手问题。比如ST星美和ST朝华，首先是进行债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销掉不良债务。假如债务有12亿元，由战略投资者1:1出资全部销掉，成本太高，投资者不会愿意。但如果以1:3的比例出4亿元销掉12亿元债务，投资者会愿意，银行也会愿意的，因为这12亿元中可能本金只有7—8亿元， 利息有3—4亿元。收回4亿元，就有50%左右清偿率。
其次是股权重组。公司有1亿多法人股，按照股权分置改革政策，本来对股民要对价，即法人股拿出20—30%给股民分配。但由于股权已经是负值了，就算分给股民，分的也是负资产。因此，法人股不分给股民，改为送5千万股给战略投资者，作为对战略投资者出4亿元销坏账的回报。股民虽然没拿到这5千万股， 但是负资产变成正资产，也得到巨大利益。这个方案是一个各方妥协的方案，实
质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从表面看，好像大小股东都吃了亏，但其实都在负资产变成正资产中受益。从长远看，通过重组使公司新生，健康发展，各方得到长远的更大的利益。在这个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政府作为第三者要当好裁判，做好平衡。
四、用改革创新思维解决统筹城乡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
把重庆建设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发展新阶段“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四大任务”总体部署中，对重庆的三大定位之一。按照胡锦涛总书记这个定位，国家批准重庆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我认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当前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有土地流转、农民工、大城市带大农村、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等五个问题。解决这五大问题，同样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改革创新。
中国的改革，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的。农村改革， 把土地的使用权交给农民，土地承包制几十年不变写进宪法。现在大家讨论的主要是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
涉及农民土地使用权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大城市扩张、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非农用地会有较大幅度增加，通过占补平衡，弥补占用的耕地，土地总量没减少， 但有一部分农民会失去土地。二是大量农民进城后，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怎么退出，可否以农村的宅基地换城市的廉租屋，以农村的承包地换城市的养老保险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保护耕地的目标就容易实现。按照目前中国城市发展水平， 城市居民人均约占用100平方米建设用地，而农村居民人均占用宅基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约300平方米。全国如果有3亿农民进城就可减少用地600亿平方米， 现有耕地会从18亿亩增加到20亿亩。关键是进城农民的宅基地要能退出，农民的非农业用地要随着农村人员的转移回归农村。三是现在的农业用地是分户分散使用，以后土地使用权要向大户集中，由龙头企业规模经营。这个集中是用经济的方法，通过土地租赁，推进农业产业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怎样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需要在城乡土地流转的体制机制上改革创新。
现在重庆每年有四五十万农民进城，到2020年总计将有上千万的农民工进入城镇居住就业。解决农民工的问题，首先是发展问题。当重庆工业发展到有4万亿元销售值，需要七八百万产业工人时，不仅重庆本市的农民工就业问题解决了，
还将大量吸纳周边地区的农民工就业。直辖以来，重庆城镇化、工业化大发展， 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达到48%以上，但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有26%左右，10年时间仅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这里面明显有管理政策调整的问题， 目前农民工户籍、社保、培训、住房、农村土地流转等管理办法，均不适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趋势，需要从政策和管理方面入手进行创新。
重庆既不同于上海、北京，也不同于各省。大城市怎样带大农村，这是重庆统筹城乡发展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大城市集中了人才、金融、贸易、物流等各种要素资源，投入产出率比较高。如果把资金大量投入大城市，城市加快发展，又更加拉大城乡发展差距，加剧了两极分化；如果把资金投往大农村，投入产出低， 发展又相对慢了。这就有一个大城市带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带小城市，小城市直接带农村的一个城市群发展模式，以及相应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
社会保障，在城市是参保覆盖率高低问题，在农村是财力大小的问题。目前重庆城市低保标准每人每月200多元，农村低保标准70—80元。如果把农村低保提高到200多元，一个月增加100元，一年1200元，90万人就要增加10亿元。养老保险也一样，城市居民养老保险一个月七八百元，一年1万元左右。农村居民要实行养老保险，如果也像城里一样交保费，政府补贴可能要更多。解决这个问题， 就要改变边界条件，这里的边界条件主要是财力水平。财力较低时，实行低水平的城乡统筹；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后，就实行高一点的城乡统筹。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经济。同时，我们一方面要制定符合重庆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统筹标准， 让城乡社保在现阶段就开始统筹。另一方面要向中央多争取资金。
过去，城市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包括教科卫文体事业和市政设施、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等，都是公共财政出钱。在农村，公共财政投入一部分，农民自己投入一部分，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公共产品的品种，都远远低于城市水平。在现实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巨大的情况下，目前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最应该最现实最可行的就是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也就是说，农村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也主要应该由公共财政投入。我们目前提出的现阶段的目标均衡化，就是基于我们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太大，而我们公共财政实力还很薄弱的现实。
五、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搞好招商引资
XXX书记到重庆后，要求我们继续扩大开放、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市政府已把扩大开放、招商引资作为今年的五件大事之一。扩大开放，一个重要工作是招商引资。怎么招商引资，这些年大家都有丰富的实践。我个人体会，招商引资要注意把握六个方面。
投资者有比较才会有选择。“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招商引资过程中需要对自身比较优势进行宣传，让投资者关注、信服并作出决策。比如，我们给外商介绍重庆有八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重庆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重庆位居中国大陆版图的几何中心，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国务院批准的《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将重庆定位为我国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铁道部将重庆定位为我国五大铁路枢纽之一。这一优势意味着重庆交通运输的效率相对较高，成本相对较低。
第二，大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强大。重庆是西部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和工商业重镇，主城区人口数超过500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强大，商贸、物流、进出口能力居西部地区之首，辐射周边广阔地区和3亿多人口。新的重庆城乡总体规划将重庆定位为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主城核心区要发展成为1062平方公里、上千万人口规模的特大型城市，加入世界千万级人口的超大城市序列，意味着重庆城市功能的超常规发展和完善。
第三，老工业基地产业基础雄厚。重庆是我国近代工业发展较早的、较成熟的城市，行业门类齐全，配套体系比较完善，是我国重要的汽车摩托车产业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综合化工基地、医药工业基地、仪器仪表基地。
第四，要素成本较低而且保障有力。目前，重庆平均地价仅是东部地区的33% 左右，工业用电、用气、用水价格仅是东部地区的60—70%，劳动力成本是东部地区的60%左右，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成本仅是东部地区的50—60%。并且，重庆正成为国家重要的石油、天然气、电力、煤炭等能源集输运基地，用电、用油、用气、用水环境都比其他地区宽松。
第五，金融匹配能力强大。重庆金融机构门类齐全，外资金融机构数量、金融机构网点和从业人员密度居中西部前茅，是西部地区的重要票据结算中心，票据市场、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交易在中西部地区最活跃。保费收入连续几年远高
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均领先于中西部地区。金融生态良好， 去年不良债务率5.5%，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融资环境宽松，人均贷款余额超过1.8万元，银行存贷比保持在80%左右。
第六，劳动力资源丰富素质较高成本较低。重庆有户籍人口3200万、常住人口2800多万，748万农民工，加上四川、贵州等地近百万外地务工人员，劳动力资源丰富。有56所高等院校，65万在校生；300多所职业学校，84.5%的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继续学习，大学毛入学率达到23%，每年为社会输送10多万大学毕业生和20万职业学校毕业生。
第七，直辖市体制优势。重庆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XXX书记作为中央ZZ局委员兼任市委书记，重庆ZZ地位比较高。全市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是1:5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低于西部地区1/2。行政成本低，审批环节少， 办事效率高。
第八，优惠政策富集。重庆拥有的政策是国家普惠政策、西部地区优惠政策和三峡库区优惠政策的叠加。一是重庆所有工业企业全部实行企业所得税率15% 的政策，远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25%的所得税率。二是新产品减免税政策，新产品不仅免增值税，有的还减免所得税和营业税等。这几年重庆新产品产值增幅居全国第一。三是鼓励就业的财税政策，吸纳残疾人就业的福利企业、吸纳下岗工人和库区移民达到一定数量的工业企业，都享受了优惠政策。四是工业园区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重庆工业园区的政策环境与沿海开发区一样宽松，等等。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先有大码头才有轮船泊，先有梧桐树才有凤凰栖。要想在招商引资中得到更多的机会，就要作好充分的准备。
比如工业开发区招商，一定要先搞好开发区基础设施配套体系建设，让园区等项目，而不是项目等园区。这既为投资者节约了资金、时间和精力，也显示了我们的诚意和决心。工业开发区的基础设施等配套体系建设主要有六个方面。
第一，搞好土地保障。只要项目满足我们规定的投入产出强度条件，我们就要保证项目的土地供应，不能让优质项目因为用地问题而流失。当然也要节约土地，每平方公里投入产出强度，我们要求主城区至少是投资35亿元、销售值50亿元，渝西地区是投资25亿元、销售值40亿元，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是投资20亿元、销售值30亿元。
第二，搞好园区的征地动迁、基础设施开发，实现“七通一平”，开发商投
资到位后，项目就可以迅速开工建设投产。
第三，搞好园区标准厂房建设等前期工作。中小企业需要标准厂房，有的大企业也不愿意自己投资修建厂房。政府要尽可能用一笔资金先行投入园区建设， 把标准厂房、职工配套用房建起来。
第四，加强园区融资担保平台建设。园区具有融资担保资质和能力，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现在每个园区基本上都有园区担保公司，要加强建设，搞好服务。我们正在筹备组建一个10亿元资本金的伞形的工业发展担保公司，为各开发区提供100多亿元反担保，放大信用担保的额度。
第五，搞好生产性服务体系建设，包括工业园区内的物流、贸易、海关、商检和其他服务等等。
第六，园区内5—10年的新增税收(至少地方留成部分)留用于园区建设。这条政策是深圳、浦东等沿海所有开发区都有的一条基本政策。我们的北部新区、高新区、经开区也有这个政策。
项目储备是招商引资的前提和基础，有了项目储备才能有针对性地招商，也才能从“招商”进步到“选商”。战略上我们鼓励招商，战术上我们提倡选商。比如，2002年时，全市工业每年只有100亿左右投资，基本上没有形成项目库。2003年市政府要求市经委等有关部门搞项目库，当年储备项目投资总额就达到
1600亿元，2004年达到2500亿元，2005年达到4000多亿元，2006年达到6500亿元， 现在维持在6500亿元的规模上滚动运行。到2012年，我市要形成汽车摩托车、石油天然气化工、装备工业、资源加工、电子信息工业以及能源基础工业、劳动密集型和都市型工业的“5+2”工业体系，力争建成四五个西部最大的工业板块， 形成庞大的产业集群，工业销售值达到1.5万亿元。区县要围绕市上的产业导向， 结合本地实际，发挥自己优势，立足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建立和丰富自己的项目库，使招商引资成为“有米之炊”。
招商引资的方式很多，要善加利用。一是用产业链、产业集群招商。用产业链的延伸集聚相关项目，形成上中下游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滚动效应和集群效应。二是用龙头企业招商。针对龙头企业制订点对点的特殊优惠政策，等龙头企业到位后，带动配套项目群一起进入，形成投资集聚。三是收购、兼并盘活存量，实现招商引资。利用现有的国有、民有企业资产，转让部分或全部股权，引入战略
投资者，也是国内外流行的招商方式。四是激励中间人或中介机构招商。给中间人或中间商相应的报酬，激励更多的人帮助我们拉资金、拉订单或者包装上市。五是用“二地主”招商。比如在开发区内搞德国工业园区、台湾工业园区、奥地利工业园区等等，利用投资商抱团抱群的心理，依靠他们的特定关系网组织一批投资项目。六是激励入驻企业再投资。对已经引入的企业，要加强服务，增强他们投资扩张的信心，使其再增资扩产。七是帮助本地开发商到海外投资收购，再把海外的资产、基地转移到重庆来，这也是招商引资。
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招商，都要注重谈判技巧和重点，否则会“因小失大”。一般有三个层面的谈判。一是与技术层的谈判，这个层面的人往往会提很细很多的问题，你可能要面对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表格认真逐一回答。二是与经理层的谈判，这个层面的人对你的税收政策、物流情况、劳动力成本、各种原材料的供应、市场营销管理等会非常关注，我们要很生动、很具体的回答、介绍，与对方坦诚地交流、沟通。三是与决策层的谈判，决策层更注重你对ZZ大势、宏观经济的把握，可能会和你商讨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等问题。倘若你能把这些情况讲清楚，并且巧妙地与他的项目利益联系起来，让他看到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利益预期，你就胜券在握了。
对各种各样的开发商，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开发商最关心的、最需要的是什么， 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按照谈判时的承诺，如果开发商缺资金，就帮他投融资；如果开发商缺原材料，就帮他们解决原材料配置；如果开发商有资金和项目，缺技术，我们就用有技术的企业和他配置。只要我们掌握对方情况，理解对方苦衷，尊重对方立场，有针对性地提供帮助，合作成功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同时，要牢固树立诚信意识，严格履行承诺，千万不能把投资商引来后就忽视服务，甚至因为出现某些原因就随便违约。
最近两年，我们在微电子产业、软件开发和数据处理方面的招商引资取得很大的成功，就在于我们采取了针对性极强的政策。比如，软件产业是智慧产业， 相同的销售产值所产生的工业增加值，软件业产出是一般制造业的3倍以上。而发展软件业的要害不是投资而是人才，软件开发和数据处理商企业不会有几十亿元投资，但是它会带来几百亿元的销售值，而且软件产业销售值80—90%是GDP。针对软件产业特点，我们采取了四条政策措施。
一是为他提供标准写字楼，所有的房产、土地，甚至机房都按他的要求准备
好，出租给他。企业节省基本建设投资，租金在运行成本中支出。企业起步成本低、时间快。
二是拉订单。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最重要的就是市场订单。我们制订一个激励政策，谁拉来订单奖励他投资总额的5‰。对软件产业来说，按订单总额支付5‰的报酬，可以大大激发中间人拉订单的积极性。
三是高层次人才吸引政策。企业一般人才可以通过国内常规教育和企业自己培训来解决，但高管、总工等高层次人才则更多的要通过全球招聘。因此，就要有针对性地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比如个人所得税减免和一定形式的资金补助等政策。
四是加强人才培训和人事管理外包服务。人才培训方面，政府要通过适当形式比如按人头给予适当补贴。对惠普、IBM、微软等用人机制很灵活的企业，我们为他招揽人才、完成订单，为他管理工资人事，也就是说员工由我们组织和管理，但全部为他服务。在三年后，这批人才都培养成熟了，才变为这些集团的正式员工。
招商引资既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也要高度警惕，小心谨慎，注意防范风险。一防皮包公司。有些公司既没有钱也没有技术，利用我们招商引资的迫切心理，这儿骗点补助，那儿骗点优惠，赚到手后就走人。我们在电子信息产业尤其是芯片产业招商引资时就坚持了“三不”的原则：不和没有专利、没有技术产权的芯片投资商合作；不和没有搞过芯片产业的企业合作；不和不带资本金的企业合作。二防泡沫性融资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1亿元资金办1亿元的事有点保守，用1亿元资金办3亿元的事合情合理，用1亿元资金办10亿元的事只能在特殊机遇下偶尔为之，但在任何情况下，想用1亿元资金办100亿元的事，不是疯子就是阴谋。三防故弄玄虚。一些投资商神神秘秘的，装作来头很大，高深莫测， 但公司名头、业务领域、财务账目等什么都看不到，最好不要理这些人。四防垃圾公司。一些企业本身坏账很多，资产负债率极高，他来和你合作就把坏账转移到你头上，不但浪费优惠政策资源，还把你拉入泥潭。五防空壳公司。有的公司名头很大，子公司很多，体系混乱，资产关系紊乱，实际上空壳公司。六防糖衣炮弹。招商过程彼此公开送点公务礼品很正常，但如果对方礼品贵重，必然有特殊企图。
以上讲的招商引资是指直接投资，事实上对外开放不仅要吸引老板的直接投
资，我们还要扩大金融系统开放程度，更好地利用金融资源、银行贷款，包括产业基金、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为我们加速发展创造条件。
实践无穷期，创新无止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部过程，都要求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以改革创新解决疑难杂症；都要求我们扩大开放，以求真务实搞好招商引资。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 为实现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发展“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四大任务”的总体部署而努力奋斗！



在长安CV8志翔下线仪式上的讲话
（2008年3月26日）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我首先代表重庆市市委市政府对长安集团又一个自主品牌下线表示热烈的祝贺。
过去的五年，特别是在去年，长安集团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首先是在销售规模上，去年突破了500亿人民币，成了重庆第一自主产业的第一自主集团，第一个销售规模过500亿的工业企业集团。
第二就是，长安集团的汽车产量去年突破了80万辆，生产的能力已经具有了100多万辆的能力，这是重要的规模化汽车企业的标志。第三，去年重庆长安集团在自主汽车知识产权的品牌上连过三个台阶，在前几年推出了奔奔以后、杰勋以后，又推出了今天我们看到的CV8这么一个车型，应该说这是长安集团自主知识产权研究开发新车核心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
汽车产业是重庆的第一支柱产业，目前的规模包括汽车、摩托车和零部件的规模，超过了1500亿元，再过我们的五年我们的目标就是2012年，重庆市的汽车产业规模销售过3千亿，产量要过200万辆，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依托长安集团，长安集团是重庆汽车工业的脊梁骨，长安集团也是我们重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上市公司，在众多的汽车产业的上市公司中，它在股民的心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印象。长安集团也是跟美国福特汽车、日本铃木有很好的合资合作的一个汽车集团，但是他们在合资合作的过程中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搞好合资企业的产品、规模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没有一头扎在合资合作的道路，努力的推进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开发，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最近在今年年内还会在重庆境内启动三个重要的项目，一个就是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所需要的发动机，搞200万台发动机的生产线，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主知识产权品牌汽车体系的一个技术基础。第二，还要准备搞50万台的新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整车生产先，也将在渝北区内展开。第三，长安集团今年还要跟福特三工厂进行开展各方面更大的合作合资的活动。有这么一些重要的项目落地， 我们可以预示长安集团到2012年，在重庆的汽车产量就有可能达到130万、甚至150万辆，在全国的范围内达到200万辆以上。重庆本土的汽车产量，长安有了130
万到150万辆，其他的各个汽车公司也会有几十万辆，所以到2010年长安汽车会有200万辆的汽车规模，重庆本土的汽车体系也将会有200万辆的规模，这是我们的基本目标。
在这样的发展中大家都看好长安集团，看好重庆汽车的脊梁骨长安集团。我们说一个企业好不好，要看它的经济效益，看它的产品质量，归根结底要看这个汽车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技术开发的能力，要看这个汽车企业的领导班子，看它的董事长、总经理，买一个汽车企业股票是买它的利润、买它的效益、买它的核心技术竞争能力，事实上归根结底是买这个企业的未来，买它的领导班子，买它的董事长，刚刚大家看到了徐留平先生风度潇洒、口若悬河，非常有才气，我就相信徐留平先生会像志翔这样一个名称的汽车品牌这个名称的含义，志存高远， 带着长安汽车集团飞翔，飞向世界，祝长安集团发展更好，也祝长安汽车推出的新的品牌志翔这款车，在市场上卖的更好。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推进重庆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008年）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保证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是X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近五年来，在X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重庆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重庆的要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教育问题，努力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教育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改善民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发展，始终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五年来，重庆教育坚持通过深化改革来促进发展，通过发展来确保改革的深化，教育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基础教育实现历史性突破。一是“两基”目标全面实现。2002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云阳、秀山、酉阳、巫溪、城口五个县的“两基”攻坚任务，同时推进“两基”向优质化、均衡化方向持续健康发展，人口覆盖率从2002年的89.3% 上升到100%。二是偿还“普九”欠债开创全国先河。2004年到2006年，我们偿清了19.6亿元“普九”历史欠债，在全国创造了率先偿还“普九”债务的范例。三是中小学D类危旧房全部消除。五年来，我们投入22亿元，全部消除了442.9万平方米中小学D类危旧房。四是“寄宿制工程”取得阶段性胜利。完成投资4.49亿元，中央下达的307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全部竣工，项目覆盖学生32万多人。五是库区移民迁校顺利推进。已投入38.6亿元，争取到国家5.1亿元新增补偿资金，迁建三峡库区学校295所，占计划的83.6%，保证了库区孩子的正常入学。六是高中阶段教育“瓶颈”实现突破。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规模持续扩大。建成重点高中80所，重点普通高中在校生占总数的50%以上。
职业教育实现全面快速发展。五年来，我市职业教育步入改革发展的快车道。一是规模不断扩大。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连续5年大幅增长，由2002年的13万 人上升到20.2万人;在校生规模由2002年的27万人上升到49.4万人，净增22.4万 人;5年共培养中等技能型人才近60万人。二是布局结构得到优化。中职学校由2003年的347所调整到274所，校均规模由原来的600—700人提高到1200人，办学实力和办学效益明显提高。三是基础能力明显增强。建成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45 所，市级重点中职学校33所，各类职业教育实训基地348个，县级职教中心29个。
四是在全国率先对中职“五类学生”实行了全额资助。2006年，市政府统筹资金2.1亿元，对就读中等职业学校的“五类学生”实行全额资助学费，惠及4.7万学生。重庆资助中职学生的做法，推动了国家职业教育资助体系的建立。
高等教育实现历史性跨越。高校布局结构调整基本完成，在渝高等学校由2002年的46所增加到56所。高校规模总量实现大幅度扩张，在校生规模从2002年的37.6万人增加到62万人，年均增长10.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2年的16%上升到23%，增长7个百分点，跨入了大众化阶段。高校办学条件发生巨大变化，与2000 年相比，高校校园面积由1059万平方米增加到3692万平方米，增长249%;校舍建筑总面积由474万平方米增加到1293万平方米，增幅为173%;教学及辅助用房由166 万平方米增加到562万平方米，增幅为239%;学生宿舍由90万平方米增加到369万平方米，增幅为310%。“三重”建设取得较大进展，建成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3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31个，国家精品课程27门，国家重点实验室3个，博士学位授予单位7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5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99个，硕士学位授权点644个。
成人教育实现稳步持续发展。全市有41所高校开展成人教育，其中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8所，成人本专科学生12.8万人；成人中专54所，在校生6.5万人;成人中学59所，在校生6913人。同时，全市基本建立起区县、乡镇(街道)、村三级实用型、开放型的成人文化技术教育培训体系，建成乡镇成人学校1032所，其中市级示范乡镇成人学校16所，区县级示范乡镇成人学校74所。全市青壮年人口非文盲率达到99.58%，脱盲人员巩固率达到99.52%以上。全市乡镇(街道)、行政村(居委会)扫盲验收合格率达到100%。
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当前，重庆教育已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实现我市从人力资源大市向人力资源强市的根本性转变，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的伟大使命。
通过五年的努力，目前，我市国民教育体系日臻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初步形成，学习型社会正在逐步建立，全市人均受教育年限由2002年的7.64年上升到8.4 年。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从人口大市到人力资源大市的历史性转变，重庆教育已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最基本的阶段性特征， 就是进入了从人力资源大市向人力资源强市转变的新阶段，进入了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新阶段。现在，有学上的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今后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重点都要放在提高质量上。
在新的历史阶段，教育面临的各种矛盾都在转化，教育改革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正在全面显现，如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问题、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问题、进城农民工子女入学和留守儿童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要求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行系统的、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提出在新的历史阶段科学发展的思路和办法。
X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的奋斗目标，集中到一点， 就是要优先发展教育，加快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步伐。今后五年，是实现“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关键时期。
因此，在这一阶段，重庆教育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是: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提高重庆教育的发展水平，把重庆加快建成西部地区的教育高地、长江上游地区的教育中心，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城乡教育统筹发展，在推进素质教育、和谐教育、满意教育上取得新突破，成为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支撑、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科技创新与服务的重要支撑，发挥重庆教育在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辐射作用、示范作用。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新的历史阶段，教育系统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教育改革发展的各个方面，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8月31日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多的财力支持教育事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要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要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各级X委、政府要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把教育优先发展落实到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科学谋划，努力实现“三大目标”
（一）高水平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大力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提高义务教育的普及水平和质量，力争在长江上游地区和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双高普九”。到2012年，16个区县实现“双高普九”，人口覆盖率达到45%左右，其中主城九区、万州区、黔江区实现“双高普九”;到2020年，全市40个区县(自治
县)实现“双高普九”目标，人口覆盖率达到100%。
（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今后一个时期，要不断扩大高中阶段教育资源， 大力推进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2008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达到35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比例达到86%左右;到2012年，高中阶段在校生规模达到115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比例达到95%左右，率先在西部地区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到2020年，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比例达到99%左右，高中阶段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达到发达地区水平。
（三）普及高等教育。坚持内涵发展与外延扩张相结合，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重点，加快重庆大学城及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力争在西部地区率先跨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2008年，高校招生15万人，在校生规模达到63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4%;到2012年，高校在校生规模达到7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争取达到30% 以上;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争取达到50%，基本实现普及高等教育的目标。
二、真抓实干，抓好“四大任务”
第一，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大力实施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寄宿制学校建设、现代远程教育、教师素质提高、农村教育扶持等五项工程，加快完善农村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努力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在办学条件、师资水平、管理水平、教育质量等方面的基本均衡。到2012年，全市75%左右的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达到办学条件标准化，其中，“一小时经济圈”达到85%，渝东北地区达到70%， 渝东南地区达到65%。
第二，加快提升普通高中办学水平。采用扩建、改建、联办、迁建等形式， 把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与改造薄弱学校相结合，科学配置普通高中教育资源，支持优质高中采取兼并、联办、共建等形式，与薄弱高中学校合作，以强带弱，共同提高，实现普通高中教育资源总量的稳步增长。到2010年，建成市级重点高中110 所，在市级重点中学中建设示范高中60所，优质高中比例达到60%，力争使每个区县都有1所以上。
第三，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以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完善覆盖城乡、面向人人、面向产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网络。到2012年，通过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 建设国家示范性中职学校20所、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65所、市级重点中职学校45 所;全市40个区县都建成县级职教中心;建设区域性、开放式、资源共享型实训基地10个和职业教育重点实习实训基地40个。
力争在现有基础上净增本科院校7所，高职专科院校16所，在渝高校数量达到70 所以上。二是推进高校基础设施建设。2008年，高校在校生将达到62万人以上， 计划新建校舍150万平方米，需投资20亿元。2010年，在校生将达到70万人，计划新建校舍400万平方米，需投资50亿元。2015年高校在校生90万人，计划新建校舍1000万平方米，需投资120亿元。三是加快大学城建设。推进大学城基础设施、文化体育艺术设施、后勤生活资源、教学资源、信息通讯系统“五个一体化”建设，2008年争取实现大学城学分互认、课程互选、教师互聘等部分教学资源一体化。2008年，我们将召开首次重庆市高等教育工作会，启动“重庆高校西部教育高地行动计划”。
三、创新思路，推进“五项改革”
第一，改革教育管理体制。一是要探索市、区县、乡镇政府城乡教育统筹管理模式，完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二是要调整优化各级教育行政管理职能，要大力推进市教委下设重庆考试院、教育评估院、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三是改革市、区县教育行政管理方式，调整教育行政管理职能，优化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提高管理水平和效能。
第二，改革学校办学体制。一是鼓励和积极发展民办教育，进一步完善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形成民办教育发展的良好环境。二是允许投资兴办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重点支持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推动有条件的公办职业学校与企业合作办学，形成前校后厂、校企合一的办学实体。引进外国一流大学与本地高校联办股份制独立学院。三是建立民办学校专项风险防范保证金，制定民办教育合理回报比例。四是要规范民办教育的管理，努力提高民办教育的办学水平和质量。
第三，改革教育投资体制。一是要健全城乡公共教育投资体制，统筹安排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经费。二是增加教育投入，力争通过3年左右的努力，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三是调整教育投资结构，教育建设项目和资金重点向三峡库区、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四是探索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途径和办法，落实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出台的教育经费筹 措、教育建设项目税费减免政策。
第四，改革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一是在发展布局上，要抓好各类学校统筹规划，进行合理调整，加强城乡、区域教育和各类教育之间的统筹，使学校分布相对均衡、稳定，确保城乡受教育者都能获得相对公平、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二是
在教育投入上，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相应工作机制，通过财政扶持，对教育发展落后地区形成强有力的财力支撑，促进办学条件的迅速改善。三是在师资配置上，要建立城乡教师均衡配置制度，调整并完善城乡教师配备编制标准和农村教师补充机制，实施教师全员培训计划，重点提高农村教师整体素质。
第五，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在基础教育方面，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深化教学内容、方式和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在职业教育方面，要推进职业教育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从传统的升学导向向就业导向转变，建立弹性灵活的课程系统，推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人才培养模式，加强紧缺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以满足社会对紧缺人才的需求。在高等教育方面，要深入推行学分制改革，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加强创新人才培养，开展专业设置模式的改革，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培育特色专业。
2008年是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是全面贯彻X的十七大和我市第三次X代会精神的关键之年，既充满机遇，也面临挑战。全市教育系统要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扎扎实实地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教育工作，加快发展步伐， 扩大改革开放，不断开创全市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局面，为把重庆建设成为西部人力资源大市、人才资源强市作出新的贡献！
如何推进重庆国有骨干企业整体上市
（2008年8月14日）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市场功能，坚持走市场化改造之路。资本市场在现代市场体系中集聚要素多、资源配置功能强、市场化程度高、经济元素活跃，因此利用资本市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整体上市成为重要路径。
近年来，重庆市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为重庆国企上市奠定了坚实基础。从2006年开始，重庆市着手规划国有骨干企业整体上市。经过几年努力，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重钢增发A股实现A+H股；机电股份在香港上市；西南证券即将借壳上市；重庆银行、水务股份进入证监会审批程序；商社集团、四联集团、建工集团、重庆国信、能源集团等基本完成上市准备工作。到2012年，重庆将实现适宜上市的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全部整体上市。
一、深化改革为国有企业上市铺平道路
在推进国有企业整体上市之前，重庆市通过种种努力，采取资本注入、集团重组、债务处置等手段，彻底改变了国企的生存状况，使国企经营进入到了一个崭新阶段，已基本具备了整体上市的条件，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
——国有资产质量明显提高。自2003年重庆国资委成立以来，市属国有经营性资产规模翻了两番，资产总额达到6631亿元，全国排名从第19位跃升至第6位。净资产达到1742亿元，相当于5年前的资产总额。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03.2%。资产负债率整体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到60%。基础设施投融资集团、工商产业集 团的资产负债率和地方金融企业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从72%、83%、34%降至62%、63%、4%。
——企业经营状况逐步改善。目前，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集团34户，户均资产规模达到204亿元，其中有20户资产总额超过100亿元。去年，国有重点企业销售值超过100亿元的集团已达11户。实现经营性利润总额81亿元，是5年前的13 倍，净资产回报率保持在10%左右。
——资产布局更加合理。重庆投融资集团、地方金融机构迅速崛起，推动市属国有资产形成了基础设施投融资集团、工商产业集团、地方金融企业按“4:3:3” 布局的新格局，有效改善了金融生态和基础设施条件。
——国有资产配置不断优化。推进集团重组和缩短集团组织链条，将市国资
委成立时直管的47户集团，整合为29户。缩短企业集团管理链条，5年共销掉505 户各集团下属二级公司、三级及以下子公司，基本解决了国有资本布局太散、战线太长，企业核心主业不突出的问题。
——国企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不断增强。重庆国企过去连续4年承担了 全市75%以上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在重庆整个“十一五”以及“一圈两翼” 规划的重大项目中，国有企业承担了总项目数的51%，总投资额的72%。此外，得益于国企成功重组、上市和上市公司成功改造，国企已成为促进社会稳定、改善投资环境、带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国企改造的成效决定整体上市的成败
国有企业整体上市，如果只搞虚假包装、玩数字游戏，一定会危及证券市场， 也会损害股东利益，最终损害国企自身利益。因此，在推动国有企业整体上市的过程中，必须认真负责地按照上市的要求，对国有企业实施市场化改造，绝不把没有改造好的企业推向市场。
重庆市在推进国有企业整体上市之前，从2003年开始，重点推进了壳资源重组和股权分置改革。重庆市树立“四边形模型”理念，即债权人、原股东、战略投资者和股民4方先作部分牺牲，通过债权重组、股权重组、引入新股东等，保护小股东利益，平衡各方得失。如2004年对濒临破产退市的重庆实业的重组，是通过“债务重组+占款清欠+引入重组方”3步曲，用10%左右的成本化解了银行债务，用300万元从托管方手中拿下了ST重实的控股权，并将重组减债纳入股权分置改革的内容，积极引入新的大股东，使其实现脱胎换骨的改变。
近年来，重庆通过类似方式，又先后对ST渝开发、ST农化、ST合成、ST东源等近20家上市公司进行了重组改造，使其重新焕发了生机，并成为重庆国企及其他企业上市的重要壳资源。经过这一系列的手术后，拯救并保护了一大批壳资源， 有效防止了优质壳资源的流失，为推动国有企业整体上市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完成壳资源治理后，针对当时资本市场逐渐复苏的状况，重庆市又通过市场化手段改造国有企业，实施债务、组织结构和资产等三大重组，为国企整体上市作好准备。债务重组方面，通过与银行协商，采取不良资产集中打包打折等方法，既把企业从债务的泥潭中解救出来，又大幅降低了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如2004 年把工商银行历史形成的157亿元不良债务打包打折，用27亿元化解，工商产业集团资产负债率因此整体下降了20个百分点。又如，资产重组方面，通过有针对性地剥离不良资产，合理注入优质资产，重组了一批面貌一新的企业集团，实现
了资源、资产、资金向优势企业集团集中。经过近5年努力，重庆已基本完成国有集团的市场化改造，一大批国有集团已经初步具备了整体上市的条件。
重庆的实践证明，这一改革路径是行之有效的。如重庆银行等在推进上市过程中，引进了香港大新银行等股东，既改善了股权结构，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治理， 健全了内控机制，又较好地提升了公司的营运质量和效率，2007年，实现营业收入21.2亿元，同比增长54.7%，实现利润8.7亿元，同比增长107.5%。
国企整体上市要重点把握6个环节
在实施国企整体上市过程中，一方面要积极改革，另一方面要谨慎进取。因为对未来上市公司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众多。根据现有经验，在今后工作中重庆市还将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谨慎选择战略投资者。实施国企整体上市，首先面临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问题。对引进的战略投资者的背景、实力和相关优势要进行较为深入的了解，对未来合作伙伴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重点引进在资源、技术、人才、营销网络等方面具有较突出优势的战略投资者，推动企业实现产业升级，提升在行业中的地位。正确识别投机投资者，防止“资本玩家”借国企改制上市之机，为短期获利而取得股权。另外，要明确战略投资者应履行的责任义务，明确股份转让的限制条件， 帮助国有股东巩固控股地位，调动战略投资者的合作积极性，共同推进上市工作。
——合理确定国有股份比例。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要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带动力和影响力，发挥主导作用”的要求，在实施国有骨干企业整体上市过程中，对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涉及国家安全、重大基础设施、重要矿产资源，以及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国有上市公司，都应当确保其国有控股地位，牢牢掌握其控制权。要科学、合理地确定上市公司股权规模和国有股份持股比例，既要考虑到初始股权设立时国有控股的股比，也要考虑到公司上市公开增发股份后，带来稀释股份的影响。要通过合理确定国有股份比例，确保上市公开增发股份后，国有控股权不受到影响。同时， 对不属于上述行业的国有上市公司，在上市初期，也应当保持国有控股地位，确保上市公司平稳、有序的发展。
——合理安排国有股份持有人。国有企业整体上市后，国有股份持有人问题， 需要认真思考，正确决策。目前，国资委作为国有股份持有人，虽然没有禁止性规定，但在行使股东权利义务方面存在一定障碍和诸多不便。国资委不适宜直接持有国有上市公司的股份，而通过组建资产管理公司或指定国有全资企业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由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或国有全资企业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实际运作上，都更为科学、合理，有利于规范、有效履行控股股东的权利义务。同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或国有全资企业可以根据需要，将所持上市公司股权用作贷款抵押，充分发挥所持股权的经济效用。
——规范开展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国企实施整体上市，按照相关规定必须开展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结果，反映企业国有权益的最终数额，直接决定国有股权的比例。由于现行财务会计制度的要求，国有企业的资产增值，部分土地、商标等无形资产和已摊销完毕的费用性资产，其价值未能完全体现在账面上。因此，在资产评估和财务审计过程中，不仅要全面、真实地核实资产数量和价值，更要重点关注资产增值和无形资产作价问题。目前，虽然有很多企业的商标，是无偿转移到上市公司的，但从维护国有权益的角度出发，对转移到国有上市公司的商标，应当公平、合理的作价，做到既维护好国有权益， 又不损害未来股东的权益。
——妥善解决人员分流、业务整合问题。国企在采取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非主营业务整合及相关人员的分流问题。一是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关联的资产，应全部纳入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问题。二是对不纳入上市公司的非主营业务，应由母公司或指定的国有独资公司承接，防止资产的流失。三是对不纳入上市公司的非主营业务涉及的人员，可以按照“人随资产走” 的原则，由承接资产的母公司或其他公司接收管理。对拟关停子公司的人员，可以按照各地区人员下岗分流的相关政策，妥善进行人员分流。
——正确处理职工持股问题。部分国有企业在上市前实施了职工持股模式。由于职工持股人数较多，不符合公司上市的要求，且企业领导与职工所持股份数量悬殊，故必须在公司上市前予以彻底解决。重庆市将通过引进社会投资机构， 以合理的价格予以收购，或者由国资委指定国有公司统一进行回购，消除上市障碍，确保上市工作的稳步推进。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治理对策
（2008年12月1日）
2007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今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明显增大。如何迅速遏止金融危机、迅速遏制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当前世界各国的头等大事和一致行动。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有其必然原因。从本质上看，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问题，从体制机制方面看，金融疏于监管，存在六个环节上的重弊。
第一个环节，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是20%— 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但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在过去10年里购房实行“零首付”，半年内不用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购房按揭贷款制度， 让美国人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穷人都住上大房子，造就了美国经济辉煌的十年。但这辉煌背后就潜伏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关联的坏账隐患。
第二个环节，房贷证券化。出于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考虑，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将购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按揭贷款打包证券化，通过投资银行卖给社会投资者。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转嫁到资本市场，并进一步转嫁到全社会投资者——股民、企业以及全球各种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第三个环节，投资银行的异化。投资银行本是金融中介，但美国的投资银行为房贷证券化交易的巨额利润所惑而角色异化。在通过承销债券赚取中介费用的同时，大举买卖次级债券获取收益。形象地说，是从赌场的发牌者变为赌徒甚至庄家。角色的异化不仅使中介者失去公正，也将自己拖入泥潭不能自拔。
第四个环节，金融杠杆率过高。金融市场要稳定，金融杠杆率一定要合理。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过度扩张，用极小比例的自有资金通过大量负债实现规模扩张，杠杆率高达1:20—30甚至1:40—50。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金融机构以这个过高过大的杠杆率，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虚假的繁荣。比如雷曼兄弟就用40亿美元自有资金，形成2000亿美元左右的债券投资。
第五个环节，信用违约掉期（CDS）。美国的金融投资杠杆率能达到1:40—
50，是因为CDS制度的存在，信用保险机构为这些风险巨大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若融资方出现资金问题，由提供保险的机构赔付。但是，在没有发生违约行为时， 保险机构除了得到风险补偿外，还可将CDS在市场公开出售。由此形成一个巨大 的规模超过33万亿美元的CDS市场。CDS的出现，在规避局部风险的同时却增大金融整体风险，使分散的可控制的违约风险向信用保险机构集中，变成高度集中的不可控制的风险。
第六个环节，对冲基金缺乏监管。以上五个环节相互作用，已经形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而“追涨杀跌”的对冲基金又加速危机的发酵爆发。美国有大量缺乏政府监管的对冲基金，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对冲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场，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价；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冲基金又疯狂做空美国股市，加速整个系统的崩盘。
这六大环节一环扣一环，形成美国金融泡沫的螺旋体和生长链。其中一环的破灭，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演变成今天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
二、走出危机需要三阶段统筹
2009年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一年。遏制危机并早日走出困境，必须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当前燃眉之急是解决美国2万亿美元的金融坏账，中期是防止金融危机变成经济危机，远期是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这三招，一是股权重组，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注入资金，解决流动性。首先，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把私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把银行的坏账剥离，打包放在一边，银行复苏后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由政府埋单， 将坏账清零。第三，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老百姓挤兑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增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让其他银行拆借。根据测算，美国大约有2万亿美元坏账，今年通过采取这三招大体解决了1万亿美元坏账，明年还将要解决剩下的1万亿美元坏账。
如何遏制实体经济下滑，是全球高度重视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 仍然是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加大出口的三条途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各国政府都启动了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并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而采取共同行动。
在中期，各国政府会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其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补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增强活力。第三是培育市场主体。抓住目前大批企业减产停产、破产关闭的时机，推进并购重组，推进企业改造发展。作为美国政府，除了启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推进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 振兴实体经济之外，还要亡羊补牢，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滋生金融六个环节弊端的根本问题，健全金融制度。
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趋向恶化， 出现全球性“美元过剩”，美国黄金大量外流，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能支撑美元的泛滥。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美元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日强，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者，本应该恪守世界金融制度，增强美元的货币责任意识，防止滥用货币发行权。但从这几十年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实践看，美国没有肩负起职责，利益和责任失衡。2005年，美国GDP12.5万亿美元，贷款余额18万亿美元，超过GDP50%，股票市值20万亿美元，超过GDP60%。美国政府欠债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3万美元。各项金融指标的狂涨意味着大量的泡沫，必将带来金融动荡。从宏观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现有世界货币体系的积弊所致。因此，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是必然趋势。
怎样的世界货币体系才是合理的？我认为，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三大主体货币对应的国家应实行“G本位”——以GDP为本位。即GDP与银行贷款余额、与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市值应该大致相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
三、中国经济有强大的抗危机能力
目前，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股市、房市回调，沿海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停产破产关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但是，
从总体上看，在世界经济加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风景尚好。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六大优势：
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目前已有1万9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足可抗御外来风险的冲击。
第二，传统的储蓄美德和较高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有储蓄的传统美德。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达到17.2亿元，储蓄率达到50%以上。中国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财政负债风险不高。
第三，审慎严格而又灵活，既管制又自由的外汇管理政策。资本项下实行管制，外国资本不能随意地进出中国，而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进出又较为自由灵活。
第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均GDP10年后会突破1万美元。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内需，不仅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五，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严格的金融监管。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几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已经基本完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国金融制度健全管理严格，且严格控制金融衍生产品，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金融体系那样的问题。
第六，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社会稳定、ZZ稳定，法制逐步健全，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中央政府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见事早、行动快， 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比如今年，上半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9月以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实施灵活审慎的宏 观经济政策；11月份以后果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等等，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有所放缓，2009年上半年惯性下滑，下半年开始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国际金融危机则到2009年底见底，经济危机到2010年底左右见底，2011—2012年开始复苏。
坚持科学发展观管好用好土地资源
（2008年）
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全X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帮助全体X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和水平。X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2020年前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对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发展作出部署，特别强调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本文结合学习X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重庆的实践，就健全严格规范的土地管理制度方面，谈几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体会。
一、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X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个阐述，精辟地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和核心内容，准确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第一，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切活动都要围绕发展来展开，一切矛盾和问题（比如贫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都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们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怎么发展的理论体系。贯彻科学发展观，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探究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第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一是发展目的，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发展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三是发展成果由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促进社会的共同富裕。所以，我们贯彻科学发展观，路线怎么选择，方法怎么设定，都要围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等来展开。第三，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所谓全面，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经济、ZZ、文化、社会、生态等共同发展。所谓协调，要求改革发展各个方面协调推进，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所谓可持续，要求我们的发展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第四，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求我们运用全面的、系统的、联系的观点，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当前改革发展中的种种关系。要统筹城乡发展、区
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切实做到总揽全局，兼顾各方，针对其中的关键环节、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如何用科学发展观管好用好土地，我个人理解：土地是发展的基础，科学发展必须科学地利用好土地资源，提高土地的利用水平。土地是民生之本，在发展农业林业生产、推进城乡建设、土地流转、征地拆迁等各个方面，必须切实保护群众利益。土地资源是有限的、稀缺的资源，必须切实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因此， 要统筹兼顾优化城乡土地资源布局和各行各业用地结构。可以说，管好用好土地资源，关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大局，是科学发展观体现最直接、最彻底的领域。管好用好土地资源，既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宏观上，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统筹用好城乡建设用地。微观上，要管好城市土地开发、管好工业和房地产用地，形成土地资源利用和发展产业、改善民生的良性互动。
二、科学编制和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重庆市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公里，山地、丘陵占90%以上，人均耕地少，2007 年末全市人均耕地仅有1亩左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5%。而且很多耕地分布在山区和丘陵地带，质量较差。耕地后备资源不足5万公顷，且分布在生态脆弱区， 土地开发和后续利用难度较大。
现行土地总体规划是直辖之初编制的，规划期为1997年～2010年，很多控制指标设计还立足于小重庆基础。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建设用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2004年年初，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
2005年完成了修编前期重大问题研究，2006年完成了总体规划大纲，2007年又根据“314”总体部署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新形势，结合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对原规划大纲进行了修改完善。目前，已形成《规划》文本和《说明》征求意见稿。区县级规划修编工作也同步进行，已有23个区县的规划编制工作基本完成，其余区县重点乡镇的规划也已编制完成。目前，在我们先审查重庆2006年～2020年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
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和交通、水利等专项规划协调，充分体现保护资源、
保障发展、维护权益的总体要求，特别强调保护耕地特别是保护基本农田，特别强调节约集约用地。有一个好规划是科学管理土地的前提和基础，切实贯彻实施规划方能达到科学发展的目的。
一要严格执行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要严格土地用途管制，落实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责任制，建立完善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责任考核体系，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控制作用。其他相关规划必须与土地总体规划衔接，符合土地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规模和布局安 排。凡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必须及时调整修改。
二要严格执法监察，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执行力。近年来，国家针对土地方面的督察和审计、财政监督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去年以来，市政府和国家土地督察机构领导多次交换意见，对全市土地管理措施不断完善。各地各部门必须认真执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违背。
三要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重庆市2004年开展征地补偿费专项清理，实行征地补偿安置资金前置审批制度，有效防止新的拖欠；2005 年、2007年两次调整提高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今年年初建立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为实现新一轮规划维护权益的总体要求，我们将进一步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对征地信访矛盾突出的区县暂停办理新增建设用地审查报批。
四要大力实施造地工程，确保耕地占补平衡。2003年重庆市在全国较早推行了跨区县的耕地异地占补平衡制度，通过新增耕地指标收购和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至2007年年底分别投入渝东北、渝东南地区15.4亿元、6.1亿元。全市土地开发整理工作不断加强，2003年以来完成投资37.89亿元，其中争取国家投资18.1 亿元，实施了库区移土培肥工程等重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累计新增耕地45万亩， 实现了耕地占补平衡。我们对全市耕地后备资源进行了初步调查，全市实施造地工程补充耕地潜力为282万亩，其中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补充耕地潜力为177万亩， 宜耕荒草地、裸土地和滩涂地补充耕地潜力为77万亩，自然灾毁耕地整理复耕潜力为15万亩，废弃工矿用地整理复垦补充耕地潜力为13万亩。目前，市国土房管局正在抓紧编制规划、进行资金测算。造地工程是关系到能否把重庆市建成耕地保护模范城市的大事，我们一定要认真组织实施。
五要科学利用土地，尽量减少建设对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占用。近年来， 我们加强对“四荒地”的利用，鼓励开发建设单位利用地下空间，在建设高速公路时尽量修建桥梁、隧道等，减少了建设对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占用。我们要
继续总结这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在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时，尽量避开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尽量利用“四荒地”和未利用地。
六要帮助区县解决实际问题，为区县发展营造宽松的环境。国家批准重庆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后，市里也要根据规划批准各区县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加快组织实施。目前，39个区县中已有23个区县的规划编制工作基本完成。一定要加快区县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力争明年内全部区县均完成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进入全面实施新土地总体规划的轨道。在审核修编和组织实施过程中，将结合区县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决客观存在的问题。
三、积极探索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途径和方法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一方面进城就业、居住的农民日益增多， 一方面大量的乡镇工矿企业或倒闭或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闲置浪费。重庆按户籍人口计算，2007年末城镇人均建设用地84平方米，农村人均建设用地153平方米，加上宅基周围闲置用地人均建设用地达到250平方米左右，是城市人均建设用地的3倍。其结果是，一方面城镇建设用地普遍缺乏，一方面农村建设用地大量闲置，明显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今年春天，XXX书记提出，重庆要探索组建农村土地交易所，在建立城乡一体的土地市场、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方面为国家作出贡献。我们用了半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的方案设计。目前，土地交易所的方案设计已经得到国土资源部和国家调研组的支持。
在设计农村土地交易所方案的过程中，我们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恪守四条原则：一是严格保护耕地，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有效保护基本农田；二是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 三是稳定完善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四是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目的：
第一，有效保护耕地，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与现有“先占后补”的用地模式相比，我们设计的建设用地挂钩指标交易是“先造地后用地”的模式，对耕地的保护力度更大、保护效果更好。同时，有效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确保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一方面农村闲置土地资源依法有序退出，解决农村建设用地浪费问题；一方面城市建设用地有比例有节奏增加，解决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的矛盾，但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
第二，有效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土地以指标形式进
行交易，实现远距离、大面积流转，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才能提升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土地价值，实现农民增收和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的目的。
第三，激活城乡要素市场，完善城乡市场体系。在现行制度下，农村闲置的集体建设用地是沉睡的资本。在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前提下，使土地资源转化为可以流动的资本，通过土地交易所流动配置，必然带动城乡要素市场的发展， 有力地促进资本、产权、技术等其他要素市场建设。
当然，建设用地挂钩指标的自由交易中也可能产生一个弊端——由于巨大的购买力差别和巨大的级差地租原因，导致建设用地挂钩指标向发达区县过度集中而欠发达区县用地指标紧张。这也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准备实行“双轨制”。一方面，国家计划外的建设用地挂钩指标，在土地交易所交易，通过市场手段优化配置，实现市场价值，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另一方面，国家计划内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市政府实行奖励性调配，与各城镇吸纳农民工就业、农村人定居的规模挂钩，用计划调配的手段解决公平问题。
四、创新制度统筹兼顾管好用好城市土地
近五六年来，重庆地方财政收入保持年均增长40%左右，除了工商产业健康 发展之外，土地出让收益高速增长是一个重要因素。2000年全市土地出让金收入 2亿多元，大量国有资产流失。近几年，我们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五项措施 加强城市土地管理，到2007年土地出让收入达到276亿元，7年里增长了130多倍。
第一，坚持严格实行经营性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十五”以前，重庆的经营性土地出让除主城区有10%左右是“招拍挂”外，都是协议出让。从2001 年开始，市政府全面推行“招拍挂”出让制度，2003年、2004年主城区和全市经营性土地出让先后实现100％“招拍挂”。制度的完善，不仅规范了土地出让行为，避免了财务黑洞和腐败行为，而且提高了效益，全市土地出让收益2001年4 亿元，2002年增长到15.4亿元，2003年增长到27亿元，2004年增长到78亿元，2007 年增长到276亿元。
第二，坚持先做详细规划，完成规划后再出让土地。控制性详细规划主要是研究和确定城市地块的使用性质和使用强度。没有进行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底价就无法确定，也就无法进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以前由于没有统一做好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协议出让的价格就低。也有开发商出资委托规划部门进行规划， 但规划的主导权就掌握在开发商手中，城市规划对土地市场应有的调控就大大削
弱了。从2002年开始，我们改革经营性土地先出让后规划的方式，由国土部门预垫经费，规划部门先编制好控制性详细规划后，再推向市场“招拍挂”；地块出让后，国土部门再从出让价款中收回垫支的规划费用。实行这一改革后，政府一方面能够充分运用城市规划权主导城市的建设，另一方面能够实现城市土地价值的最大化。到目前，国土部门已累计垫资8400多万元，完成主城区836平方公里建设用地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为“招拍挂”出让创造了条件。下一步，对敏感区域的土地，出让前还要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促进宜居城市的建设。
第三，坚持整治土地，不卖生地卖熟地。各种经营性用地出让，都统一由政府财政出钱进行土地整治，完成“七通一平”后再“招拍挂”出让。既防止开发商“跑马圈地”，又避免财税流失，提高政府的土地收益。同时，我们在主城区实施“退二进三”，鼓励工业企业“出城进园”，提高企业原有存量土地的价值， 利用级差地租规律推动旧城改造。第四，坚持制度创新，推行土地储备制度。实行土地储备制度，能够增强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宏观调控能力，增强政府对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秩序的规范能力。2002年，重庆市颁布了《国有土地储备整治管理办法》，建立政府土地储备机构，逐步储备拟开发建设的土地，形成“一个渠道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良性循环，增强了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能力，降低了政府建设公益性项目的土地成本。
土地储备制度的本质，是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统一调控土地资源。在土地整治环节，欢迎市场主体参与。但是，在土地整治后公开出让时，参与整治的市场主体只能以同等条件参加“招拍挂”。土地储备取得的增值收益，市里和土地所在区县政府按比例分配。土地储备的方向，首先是储备城市规划建设中具有重要功能的土地，以保证城市规划建设的要求；其次是储备城市中事业企业单位搬迁、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的土地，整治后提升价值。
第五，坚持动态监管，清理回收闲置土地。过去，一些开发商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后，因资金实力不足或囤积炒地等多种原因，超过规定期限不开工建设或未达到规定的建设要求，导致国有土地资产闲置和低效利用。为此，从2001年以后，我们对房地产用地加大动态监管力度，对闲置两年以上的土地依法强制收回， 按规划要求重新出让。处置主城区120多个久划不拆、久拆不完、久拆不建、久 建不完的“烂尾楼”，处置主城区近300宗、770多公顷闲置土地。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城市土地管理方面，今后除继续坚持这五条措施之外，还要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优化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任何优秀的城市
均有合理的功能分区，城市土地利用要按照功能分区做好规划和计划，统筹好商业、居住、绿化、工业、交通等各类用地的布局结构。比如房地产开发中一般商业用地不要超过20%，居住用地中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普通商品房用地比例要达到70%以上。二是继续加大建设用地监管力度。依法分类处置闲置土地， 闲置1年以上的按规定征收土地闲置费，并限期开工建设；闲置两年以上的依法收回。受让土地，必须按合同约定开发建设，严禁改变受让时的规划条件。工业用地业主没有按合同约定的投入产出标准进行建设的，可调整其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五、以节约集约为原则管好用好工业园区土地
2003年，重庆设立30多个市级工业园区，规划用地100多平方公里。2004年国家加强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撤销许多工业园区，重庆市也撤销126个区县工业园区。但是，我们这30个市级工业园区的存在，保证了工业发展的用地需求，推动近5年工业的又好又快发展。按照发展规划，2012年全市工业销售值将达到1.5万亿元左右，相当于再造两个重庆工业。怎样保障工业用地的巨大需求，重要的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管好用好园区土地，提高用地效率。
第一，加强土地投入产出强度管理，促进节约集约用地。重庆市现有37个特色工业园区，已审批征用土地379平方公里，其中工业净用地166平方公里，已出让和安排工业项目用地111平方公里，还有55平方公里。2007年末全市各类工业园区工业总销售值为2679亿元，平均产出强度仅每平方公里16.1亿元。土地利用节约集约程度不够，效益不高，必须加大投入产出强度管理。市里已提出，到2012 年园区工业销售值要达到1万亿元左右，在现有基础上翻两番，占全市工业总销售值的比重达到70%左右。实现这一目标，除了适度扩大工业用地规模外，更主要在于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投入产出强度。要严格坚持市里早已明确的各类园区的投入产出强度标准，确保到2012年，工业用地平均投入强度达到每平方公里投资40亿元左右，其中主城区至少要达到50亿元以上；平均产出强度提高到每平方公里产出50亿元，其中主城区达到80亿元左右。
第二，搞好园区发展规划，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制订科学的规划，确定园区的特色定位，推动园区产业集群发展，是搞好园区开发建设的前提和根本，也是合理利用园区每一块土地，提升园区土地综合利用水平的前提。比如，长寿化工园区产业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开发建设实行基础设施、上中下游产业链、物流运输、能源供应、社会服务等五个一体化，实现生产要素配置的最优化和企业成
本的最低化，形成良好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目前已有13家世界500强企业进驻，基本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又如西永微电园，明确定位、科学规划，发展集成电路和软件开发、数据处理两大产业，围绕这两大产业招商引资。成功引进茂德“811”芯片项目和惠普、微软、IBM、NTTDATA等世界500强级软件巨头。从园区土地利用的角度，发展集成电路和软件开发、数据处理产业是投入产出最高， 土地利用水平最高的。
第三，加强园区硬件设施建设，提高园区土地开发效率。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体系，是提高园区土地价值、加快园区开发进程的先决条件和基础条件。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体系完善，节约投资商的投资成本，缩短项目投资建设周期，必然对投资者形成良好的吸引力。与此同时，自然提高园区土地利用水平，提升园区土地价值。加强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体系建设，着重抓好四件事。一是交通运输畅通，园区实现与交通主干线的无缝衔接，确保园区货畅其流，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二是提前做好征地动迁和基础设施配套，实现“七通一平”。三是统筹建设标准厂房、标准仓库，为企业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创造良好条件。四是配套建设民工宿舍。园区内不搞房地产业，但民工宿舍是必须要有的，特别是距离城镇较远的园区，要统筹规划，统一建设职工宿舍和商业、文化娱乐设施。
第四，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提高园区工业土地价值。有效的招商引资工作， 可以引进更多的投资商，通过投资商的集聚和竞争，大大提升工业园区土地的价值。而且园区开发大招商，集中抓一批单体投资上10亿元、50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的源头性大项目，产生的集群效应和规模效应，也可以使园区地价陡增。面对国内外加工贸易产业加快转移的良机，关键是要创新招商引资手段，提高招商引资专业化水平，学会以要素资源比较优势招商、以人才资源比较优势招商、以市场空间比较优势招商、以整体配套比较优势招商、以财税政策比较优势招商、以服务效率比较优势招商。
园区土地宝贵，地价要合理确定，不能太高把投资者挡在门外，不能太低赔本，不允许“零地价”。有的区县本来财政就“穷”，在招商引资中却盲目地搞不切实际的“优惠政策”，以致出现投资者要哪块地就给哪块地，要多少亩就给多少亩，愿拿多少钱就收多少钱的不合理现象，还有些地方出现“零地价”甚至财政贴钱供地的现象。这都是不善于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表现。今后，绝不允许出现“零地价”，绝不允许财政贴钱供地。另外，招商引资中切忌“大呼隆”， 要组织一批专业化招商队伍，运用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招商、龙头企业招商、点对
点招商、收购兼并招商、中介机构招商、入驻企业再投资等招商引资方式，提高招商引资实效。
第五，以时间换空间的办法，解决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问题。园区有融资平台，是园区开发建设、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一个10平方公里的工业开发区， 从征地动迁到“七通一平”大概要25亿元，即使滚动开发，启动阶段也需要10亿元左右，这就需要银行融资。园区靠什么形成融资平台呢？一是允许园区储备园区内这10平方公里土地，二是将园区10年内的新增税收市区县留成部分给园区，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园区有这两个条件就可向银行融资，进行征地动迁、基础开发。再通过招商引资出让土地回收资金、获取工商税收返还补助，平衡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一般说来，征地动迁成本纳入园区土地出让的起步价，基础设施开发成本则通过未来的企业税收来回收。这就是以时间换空间的概念。
六、统筹调控保障房地产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关联性很强，直接间接影响几十个工商产业，直接关系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房地产业也是关系民生的基础产业，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财富状况。按照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要求，政府必须通过加强和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控，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2003年以来，国家土地管理政策越来越严格，每年进行房地产市场检查。重庆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采取五项措施调控房地产市场，取得良好效果，国家检查组的评价是“市场总体平稳健康，供求基本平衡，价格基本稳定，结构基本合理”。
第一，坚持把房地产投资严格控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左右。科学地控制房地产投资占比，可以从根本上调控房地产业的发展节奏。根据数学模型测算，房地产投资占比在25%左右是保持房地产供求平衡的尺度。超过这个“尺度”，供远大于求，就可能出现“泡沫”；低于这个“尺度”，城市发展活力不足，又不能适应市民改善住房的需求。近5年我们推进房地产投资有节奏地增长， 保持年均增长27%的合理比例，商品房竣工9898万平方米，销售1亿多平方米，供需总量基本平衡。
第二，坚持按照人均住房30平方米规划建设房地产项目。在欧美发达国家， 城市人均房屋面积达到40平方米左右时，房地产市场趋于“饱和”。我国人多地少，发展水平较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30平方米左右是一个重要控制性指标，因此建设部推广90平方米以下的户型。政府按照这个标准规划建设房地产项目时，
可以有效地控制年度房地产建设量和最终规模，科学地把握城市扩展的规模和速度。近5年重庆市商品住房供应结构基本合理，2007年主城区上市的建筑面积90 平方米以下的商品房套数占53%，同期成交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的商品房占总成交套数的51%。
第三，坚持将楼面地价控制在房价的1/3以内。地价是制定房价的基础，地方政府控制好地价才能调控房价。如果地块拍卖价格过高，虽然政府当期土地收入多一点，但几年后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导致投资环境恶化，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损失会更大。这几年，我们通过城市多中心、组团式规划布局， 土地储备和有节奏地投放，控制楼盘容积率等三个方面进行调控，使地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空间，楼面地价原则上不高于该地房价的1/3。当然，这是市场总体标准，高端项目这个比例要高一些，低端项目这个比例要低一些。
第四，坚持保障性住房面积占住房竣工面积的30%左右。居民住房不能完全由政府保障，也不能完全市场化。一个社会、一个城市，除大部分居民自己购买商品房之外，总有30%左右的低收入群体需要租赁市场提供的和政府提供的保障 性住房。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保障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是地方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职责所在。房地产市场的合理结构应该70%左右为市场供求主导的商 品住房，30%左右为政府主导的保障性住房，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动迁安 置房、“阳光公寓”等。过去5年，重庆市主城区共新建6000多万平方米住房， 其中保障性住房1600多万平方米，大体占25%。今后，政府在提供保障性住房方 面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
第五，坚持房价增长同经济增长、同人民群众收入增长协调同步。住房是群众安居乐业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只有房价增长保持合理的速度，市民才可能根据自己财力的增长有计划地改善住房条件。如果房价过高、增长太快，超过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和人民群众收入增长速度，就会产生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但房价大幅下滑，已购房人群的资产大幅缩水或变成负资产，就会影响社会安定， 金融方面也会有大笔坏账产生。因此，地方政府要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保持市场房价的基本稳定。近5年重庆市主城区商品住房价格年均增长9.2%，与同期经济增长、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基本协调。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是X员领导干部必须永远坚持的基本准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我们会面临不同的矛盾和不同的问题。只要我们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就
一定能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又好又快地发展。
推进民办教育大发展加快建设西部教育高地
（2008年）
过去五年，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重庆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最显著的标志是:第一，“两基”人口覆盖率，从全国第26位，到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普九” 目标;第二，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比例，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第三，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十年前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到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位居西部前列。过去五年我市教育的跨越发展，彻底改变了重庆教育是全国“洼地”的落后面貌，为今后五至十年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去年，重庆迎来三大新的重要历史机遇:一是胡锦涛总书记为重庆发展作出“314”总体部署;二是国家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三 是国务院批准《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这三大机遇，蕴含着X中央、国务院对重庆未来发展的五个新的功能性定位:一是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 二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三是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特大型都市，重 庆主城核心区要发展成为建成区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人口规模1000万的特大城市;四是西南地区的综合交通枢纽;五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这五个新的定 位，是X中央、国务院立足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赋予重庆的重大历史使命，赋予重庆的最重要政策。根据这三大新的重要历史机遇和五个新的功能性定位，按照全市“加快”、“率先”发展的总体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庆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认真贯彻十七大精神， 全面落实“314”总体部署，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快西部地区教育高地、长江上 游地区教育中心建设步伐，到2012年形成西部教育高地框架，到
2015年基本建成西部教育高地。从现在起，重庆教育事业发展要力争在西部地区实现“三个率先”:一是率先实现“双高普九”。到2012年，32个区县实现“双高普九”，人口覆盖率达到80%左右。其中“一圈”23个区县全部实现“双高普九”，渝东北6个区县、渝东南3个区县实现“双高普九”。到2015年，全市40个区县全面实现“双高普九”，人口覆盖率达到100%。二是率先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比例，2010年达到90%左右，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2012年达到95%以上，全面实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2015年达到99%左
右，高中阶段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达到发达地区水平。三是率先跨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到2012年，高校在校生规模达到8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5%以上。到2015年，在校生规模达到1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以上。到2020年， 在校生规模达到12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基本实现普及高等教育。
一、民办教育是重庆建设西部地区教育高地的有生力量
仅靠国有教育机构，仅靠政府投资办学，要在西部地区实现“三个率先”， 建成西部地区教育高地，是非常困难的。比如，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从现在的23%提高到50%，高校数量要从现在的56所增加到80所，在校生人数要从现在的62万人扩张到120万人左右。仅靠政府投资，仅靠现有院校，是不能实现这个扩张的。必须依靠社会多方的共同投资，必须发展更多的民办高校。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未来十年不可能让重大、西南大学的学生数量从现在的五六万人再翻番成十一二万人。未来新增学校的主体力量，将主要来自社会力量办学， 包括社会资源与现有高校资源的合作办学，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对民办教育的认识，大力促进民办教育加快发展。
过去五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加强民办教育工作，制定实施《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办学的意见》，各地、各部门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办学，民办教育得到较快发展。各类民办学校达到2482所，占全市学校总数的两成左右。在校生人数达到50.6万人，比2002年翻了近一番。其中，民办高等院校达到13所，本专科学生达到7.25万人，占全市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总数的17.5%。涌现出一批办学思想端正、办学条件良好、教育质量较高、社会效益显著的民办学校，受到社会的好评和群众的欢迎。可以说，民办教育为重庆经济社会和教育本身的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此，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绝非权宜之计，要作为实现重庆教育发展新目标的一项基本政策长期坚持。
第一，促进民办教育大发展，是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重要方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指出， 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国家对民办教 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为此，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社会力量办学，实现政府独家举办教育向政府、社会和群众共同兴办教育的转变。
第二，促进民办教育大发展，能有效扩大优质教育资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人民群众多元化教育需求的增大， 优质教育资源短缺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成为教育事业发展面临 的主要矛盾。过去五年，全市教育财政投入增幅达到2.1倍，但投入不足依然是 制约教育发展的重大难题。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多渠道融通民间资金，是缓解政府财政压力，膨胀优质教育资源规模，满足人民群众优质教育需求，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有效途径。比如，鲁能巴蜀中学就是借助优质学校品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典型。一方面，鲁能集团借助巴蜀中学的名牌效应，所办鲁能巴蜀中学取得巨大成功，生源充足，师资力量强大，管理有序，进入持续健康发展轨道。另一方面，借助鲁能巴蜀中学的资源配置，提升了“鲁能星城”的房地产品质， 提高了楼盘销售价格，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力量投资办学，把有限的优质资源发扬光大，我们都应当支持。
第三，民办教育大发展，将带来全市教育生机蓬勃的改革发展局面。有竞争才有发展的动力。民办教育要生存和发展，在法制逐步健全、管理逐步完善、办学行为逐步规范的今天，更需要在设施、装备、管理、服务、质量等方面上档次、上水平、创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有利于形成公办民办公平竞争、相互促进的改革发展局面，从而推动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影响重庆民办教育发展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一是存在社会偏见。社会公众越来越认同学历教育，对民办学校存有一定程度的偏见。这是困扰民办学校的一大苦恼。二是办学条件总体较差。全市民办学校全部资产仅2亿元，投入严重不足，办学资源不充实，办学条件差。全市民办 教育比重只有8%，总体规模不大，质量和水平也有待提高，中青年骨干教师缺乏。民办高校平均在校生规模5577人，仅为全市高校平均水平的一半。三是管理体制不够完善。法人财产权落实不好，董事会或校委会等学校管理制度不完善，在财务、办学条件等方面还存在比较明显的风险。四是办学不够规范。一些学校办学层次不清，或把高职转为中职，或降低入学门槛，招生宣传不规范，毕业证书和其他证书发放混乱等。五是政府的扶持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对民办学校征地、基建、税收、水电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
三、未来五年重庆民办教育发展目标
按照全市教育在西部地区实现“三个率先”的总体目标，今后一个时期，我市民办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是:
第一，扩大规模。今后五年，力争民办学校在校生人数年均增长10%，到2012 年达到80万人，其中民办中职学校新增10万人，民办小学、初中和普通高中新增10万人，民办高校新增10万人。第二，优化结构。目前全市民办幼儿园占全市民办教育机构总数的87.5%，表明发展民办幼儿园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随着城镇化 进程的推进，进城务工农民幼儿教育需求的增加，民办幼儿园数量还会增多;全 市民办初中、小学200多所，所占比重极低，不到3%，表明民办教育要在国家减 免学杂费的义务教育领域发展，除非独具特色，总体上很难扩张发展;全市民办 中职学校占全市中职学校的15%左右，民办高校占全市高校的11%左右。未来一个时期，重庆民办教育发展的重点是幼儿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领域(但 并不排斥基础教育领域的社会力量办学)。到2012年，社会力量办学要实现各类 比重翻番，占到职业教育的40%以上、高等教育的20%以上、基础教育的10%以上。第三，加大投入。一般而言，学校建设和运转所需投资额，小学每人每年5000元， 初中7500元，高中1万元，大学1.5万元。按照这一标准，到2015年，各类民办学校投入历年累计:民办中职学校20亿元，民办小学、初中和普通高中30亿元，民 办高校30亿元。各类民办学校累计资产应在100亿元以上。
四、以更完善更有力的政策措施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办学
第一，补助办学经费。一是义务教育经费补助公办民办一律平等。国家规定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学费、公用经费都是政府承担。不管是公办还是民办学校，都要按标准由政府补助。如果只补助公办学校，民办学校依然收费，学生就会流向公办学校，大部分民办学校自然就会倒闭。二是中职学校学生资助公办民办一视同仁。市政府对中职学校学生实行资助政策，包括对“五类学生”的生活补助，公办民办一视同仁。三是适当补助民办高校生均经费。现在，公办高校除了学生缴费外，国家还拨付生均经费。由于体制不同，这一政策应该有一些差异，对民办高校可以考虑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总之，从小学到高校，政府的经费支持政策，不能只针对公办学校，整个社会都应该享有，这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根本要求。
第二，办学优惠政策一视同仁。只要是办学，不管是在大学城办学还是在郊区办学，不管是民办还是公办，优惠政策上一视同仁。土地出让金、配套费减免， 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规费、施工费等税费减免，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应该享有同样的政策。但是，决不能借办学之名划拨土地，然后拿去开发房地产。对于这种情况，政府一定收回土地，决不允许借办学之名发不义之财。
第三，允许社会资本办学有合理回报。凡是企业家投资，平均回报率在10% 左右。但是投资教育应该有“菩萨心肠”，不能要求这样的投资回报。当然，如果确实有了赢利，能不能分红？我认为，回报率在3%－5%以内，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实行3%－5%以内免税回报的政策，可以鼓励更多社会资本投资教育。如果回报率超过3%、甚至5%，应当认定企业赢利，就应该征收企业所得税。可以把这个赢利转为投资，继续投入学校，成为学校投资成本的扩张。企业要交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教育一般是免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教学资源与企业资源一定要分开。
第四，教师职称评定政策一致。民办学校的教师和公办学校的教师，都是从事同样的神圣事业，都是值得尊敬的。达到什么水平就应该评定什么职称，公办民办教师应当一样。
第五，学生学籍和学历证书公平对待。对于学生而言，学籍和学历证书是最要紧的。不论是公办民办，只要教育质量达标，学历证书应该一视同仁，这是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学生的关爱。如果民办学校的学籍和学历证书在社会上得不到公平公正待遇，必然影响学生的前途，影响民办学校的发展。
第六，民办学校学生就业一视同仁。要加大社会舆论的宣传和引导，形成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平等国民待遇的社会心理。政府部门和社会企事业单位在招聘毕业生时，不能对民办学校的学生有任何歧视。
第七，民办学校认证、升格同等支持。过去五年，市委、市政府不余遗力地推动一部分学校认证、升格，不论公办还是民办都一样支持，比如帮助永川信息工程专修学院升格。今后，其它民办高校申请升格，只要条件真正具备，经得起教育部专家的审核，我们都大力支持。当然，民办高校要达到公办高校的水平， 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长期积累，逐渐发展。我相信，五年以后在重庆建成一所真正意义的民办高校，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第八，民办教育资本运作和投融资政策扶持。政府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做好投融资工作。一是支持民办学校投融资。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外资还是内资、个人还是团体，都是资金来源。二是政府可给予贷款贴息支持。发展一些政府贴息的基金，封闭运行。三是推动一些有条件的企业设立民办学校基金会。各种形式的基金会是西方国家高校基本的重要的资金来源。哈佛大学有毕业生捐给母校的150亿美元的基金，运作起来有300亿美元，由基金公司管理。斯坦福大学50亿美元、纽约大学30亿美元也由费城的一家基金公司管理，赚来的钱就是学校的发展
资金。社会力量办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要进入这个循环。
第九，在招生计划指标、自主招生上支持民办教育。最近几年，全国高等教育从高速扩张进入平稳发展，从规模的扩大转为质量的提升。我们要积极推进与教育部的战略合作，争取教育部以全国平均增幅2倍的额度下达重庆招生计划指标。市里在调配这个招生指标时，就按照民办高校五年新增10万人、十年新增20 万人这个比例分配，这个指标就会变成民办学校发展的动力。
第十，合理确定高校的收费标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全部是按照国家标准，一律不准乱收费(按照市场原则实行市场运作机制的贵族学校除外)。高校也一样有基本的收费标准，必须严格执行。当然，教育质量特别好或者有特殊原因的高校，收费标准也可以适当高一点。最近在网上看到经济学家茅于轼的演讲， 他认为目前中国高校里贫困家庭孩子比例只占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一些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便车”。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学费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解决贫困家庭孩子上学的问题。从市场的角度看，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
因此，办学有特色、教学质量好、办学水平高、社会影响大、市场需求强的高校可以把学费定高一点，但对贫困学生应当给予资助保障。
我们相信，在X的十七大精神指导下，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全市民办教育事业一定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加快建设西部地区教育高地、长江上游地区教育中心提供更加强大的支撑。



在重庆国企开放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2009年6月13日）
最近6年，重庆国有经济蓬勃发展，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从2002年的1700亿，发展到现在的8500亿，6年时间涨了5倍；净资产涨了6倍，资产负债率下降至60%左右。在此过程中，企业结构和资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6年前，1700亿资产的80%布局在工业、商业、贸易等竞争性领域。目前，40% 布局在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投资领域，30%布局在工业、商贸领域，还有30%布局在金融领域，4：3：3的分布结构使重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影响力大大增强。
6年前，1700亿总资产分布在60多个政府直属集团，平均每个集团不到30亿资产。现在8500亿总资产，只有34个集团。整个资产向优秀企业集中，整个企业的竞争能力、资源配置能力都改善了。
6年前，资产负债率达80%以上；如今，大幅下降到60%左右。
解密增长关键
在坚定不移地搞好国有经济、坚定不移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重庆没有出现国有企业近几年几乎消失的情况，而且出现了5大关键点：
目前，除工商产业外，重庆所有的地方国有金融企业，全部纳入重庆市国资委的管理。其带来的好处有：金融发展中的高回报也有相当一部分回报到国有集团；当需要优化配置的时候国资委可以整体布局；当企业遇上困难需要重组时， 国资委调度的资源空间就更大；金融人才和国有企业资本管理的人才是互通的， 各方面可以交流。
重庆国企的领导干部，由重庆国资X委直接报市委常委会审定。其他省市的一般体制是国资X委报当地组织部，由组织部决定之后再报市委常委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最近几年重庆国有企业得以很好的发展，和国资X委直接管理企业干部、推动一批优秀企业家的成长密不可分。
重庆的国有资产预算几乎成了重庆市委市政府的第三财政。通常各地政府财政预算有2个：一般预算类的财政，也就是平常讲的税收；预算外的基金，包括
土地出让金等。重庆国企目前8500亿总资产，其利润除返还企业继续发展外，相当一部分(主要是8大投)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投资。
重庆的国有资本也成了市委市政府贯彻中央宏观调控的工具、杠杆。目前， 重庆有50亿国有资本在为民营企业做各种融资担保的业务，体现了国资和民营资本共同发展的一种调控。
重庆的国有企业有个类似于中央汇金的公司——渝富公司。渝富现在有400 亿的资产。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为各种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其次是为企业破产、搬迁发挥资金周转作用；第三是在资产重组、企业重组、各种银行重组、证券公司重组、国有集团股权重组的时候进行参与，成为一批国有企业的战略投资者。
国企发展规划
依托现有的经济增长优势，下一步，重庆国有企业将主要围绕以下方向加快自身发展：
将主业和重庆地方发展的主线相结合。重庆要成为西部地区的增长区、成为西部开发的领头羊，成为内陆开放的高地，重庆的国有企业要为这些目标、功能服务，在服务过程中壮大自己。
深化资源优化配置，推动集团整体上市。当真正整体上市以后，国资委就是上市公司的一个大股东，通过股东的管理在董事会中发挥作用，同时这个公司是按照上市公司的管理模式来进行管理。
资本管理的原教条主义就是3条：资本的风险管理；资本的现金流管理；资本回报。这3条非常简单，却引发了现代经济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部原因就是这3条没管好。现在经济的全部核心和管理原则都是这3条演变出来的，国资委万变不离其宗也要按照这3条来进行。
投资优势5大块
重庆的经济发展正走在快车道上，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增长，是因为重庆的投资环境优势明显。
区位交通优势明显。从投资环境来说，重庆地区现在区域交通的条件日益完善。从区域来说，在西部的最东部，承南启北，是一个交通枢纽，国家把重庆作为交通枢纽，所以交通枢纽带来重庆工商经济的发展。
优惠政策富集。重庆是西部政策、三峡移民政策、少数民族政策、各种财税
政策的叠加。特区的各种税收也是25%，现在保留15%政策，一直延续下去的就是西部，重庆包括各种工商企业基本上都是15%所得税，还根据情况“两免”，这样就使得沿海十几年前的特区政策在重庆再次体现出来了。【联系微信dadawk*01】
金融生态比较好。重庆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2%，今年1-5月份贷款余额增长42%，重庆是全国贷款余额排名增长最快的地方。
各种资源比较丰富。包括土地、劳动力成本。总的来说，我们的成本是沿海的60%以下，应该说有比较优势。
人才、教育比较充分。目前可以算是西部的教育高地，重庆有57所大学，现在70万在校大学生，这样各种人才配置就比较充分，重庆已经初步实现了高中教育的普及化，现在基本上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今年可以达到89%，因为教育部规定如果达到90%就实现了普及，我们在全国是率先进入普及状态，在中西部我们在这方面是第一。
实体经济前景广
除了投资优势明显外，重庆的市场空间也蕴藏着巨大的机会。
工业方面。到2012年，重庆工业投资会有1万亿。今年投资预计在5300亿，其中1700亿是工业投资。重庆现在有汽车、摩托车、装备工业、石油化工业、钢铁有色金属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硬件软件方面的优势。这6大支柱产业跟国家现在的10大工业调整振兴计划中8个方面都密切相关，都是可以积极发展的。
基础设施板块。XXX书记努力推动的“五个重庆”建设，其中“宜居重庆” 投资8700亿元、畅通重庆3000亿，“森林重庆”500亿，“健康重庆”350亿，“平安重庆”150亿，加在一起就是12700多亿投资，这些基础建设会吸引方方面面的投资者。重庆的房地产市场空间也很大，重庆是一个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地方， 现在城市化率是49%，力争10年以后达到70%。
总体上，我们既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又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能吸引中央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到重庆实现更好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可以是新的投资，也可以收购重庆国有资产存量，我们的存量有8000多亿，分成各种行业。中央企业集团如果有资产向重庆转移，只要合适也可以和重庆的企业集团一起合作，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我们可以更好地在增量和存量上进行合作，共同把重庆的经济搞好，同时在重庆经济发展中也壮大自己。
在第八届重庆市民营企业家年会上的讲话
（2009年8月16日）
很高兴参加重庆市民营企业家年会，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联合会成立20 周年表示祝贺。来的路上就在想，今天的年会讲什么？因为我已经来重庆几年， 我印象每年都到联合会来一次，今年是第五次。
首先想到今年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当然应该讲一下形势；第二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民营企业下一步发展的策略，同时作为市政府对民营企业应该有的扶持。所以我想了一下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沟通一些情况。
一
今年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现在所产生的后果已经成了全世界老百姓关注，家喻户晓的一件事，他的严重性比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至少大了10倍以上，因为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后果是几千美元的波动，当然亚洲经济的规模小，所以几千万美元就翻天覆地了。现在产生的后果是几万亿美元的后果，从美国本身来说直接的坏账差不多就是2万亿美元，是现在报出来的坏账。其中房地产的坏账有1万亿多美元，然后信用卡危机，信用卡中的坏账有近3千亿美元，另外美国还有大 量的工商企业，中小企业，银行贷款也出现了大量的坏账，有6-7千亿美元暴出 来了，所以美国的直接坏账有2万亿美元。美国人在平时运作的时候有一个很严 重的问题，就是他们是杠杆运作，这个杠杆运作是1：30，1：50的投资，这就出现了在虚拟经济里面由于这种杠杆运作使得美国虚拟经济中的债务，就是CDS的 债务有52万亿，这52万亿债务，可能源头的就是几玩一，可能你牵着我，我牵着你，你不还给我，我不还他，这样一个个串下来，300亿的债务变成3千万的债务， 现在CDS子52万亿也出现了整体的无法周转，如果想象的话，52万亿的债务链出 现了问题。这样惊心动魄，把这个世界兜到海底去的一个危机。
那么创造美国危机的直接原因有六个环节，在座的企业家可能知道，但是不那么系统。
第一个环节，美国在2000前大规模地发放次贷，为了刺激经济发放次贷。什么是次贷呢？正常的按揭贷款就是一个买房的人跟银行首付20%或者30%，剩下向银行贷款，签约以后还本付息。美国发明了次贷没有还款能力，你可以零收费， 就是不出钱，百分之百向银行借了钱买套房。
不了本息，五年还本不还息。所以2000年借钱的人在2003年、2004年没有压力， 市场没感觉是坏账。到了2006年发生了严重的次贷危机，2007年登峰造极，出现了爆发，2008年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影响。就像是重庆搞的教育储备金，从一年级读书到九年级冲三毕业，我把本还给你，一年级、二年级没有什么，到九年级政府要钱了，学校付不出来，美国就干了这么一个傻事。
另一个本来次贷就是发生了，只是银行和买房子人的关心怎么会变成股票市场？整个世界的后果呢，美国又发明了一个把债权按揭贷款债券化，就是不管 你次贷还是正常的按揭贷款，都变成债券卖掉，那些银行家不去下功夫跟还不了钱买房的人要钱，而是他所发放的，比如说100亿贷款变成了债券，卖给了股民， 卖给了投资者，这样在股民身上的钱又贷款出去，再按揭，这样把次贷规模恶性循环越放越大，同时次贷越来越多，把次贷危机引发到资本市场，引发到买世界美国证券的投资者中。
第三，为什么次债会有这么大的规模？就是美国人买债券，比如说有1亿资本金向银行抵押，抵押以后可以放大30倍直到50倍的借款。本来老本是1亿一下赚了150%，这个时候银行会收到银行贷款的利息，同时投资者也会得到超额的回报，超过了以后怎么办呢？
为什么中间可以这样？中间有一个保险公司帮忙，保险公司认为你这个企业有信心，你这笔贷款用途有信心，他帮你保险。如果坏账，我保险公司来赔，但是如果没有坏账，你这个企业要按保险费的费率，按百分点多少呢？这个信用保险的费率就叫信用费率，可以在10%、20%，本来保险是商业保险人寿保险费的，现在做信用保险，他做的是投机的信用保险，所以为什么美国次贷一爆发以后，美国LRG说倒闭就倒闭，LRG在中国做人寿保险，做商业财产保险，做得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世界最优秀的保险公司。但是做信用保险就拖到泥滩去了，由于保险公司做了保险，银行自然就借钱，银钱结欠的杠杆比是1：50倍，这样就可以说做到天昏地暗。这就是第三个情况，雷曼公司为什么在一个晚上倒闭，他拿了40亿美元，做了2000亿美元的次贷，一下子就崩掉了。
第四，大家看到许多的美国证券公司要么改组，要么国有化，要么倒闭。所有的证券公司本来的业务是不做金融，不直接做太多投资，也不做太多的融资， 而是做服务。跟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一样，结果赌场里面发牌的服务员看到赌客赚钱很多，眼红了，自己也下了赌场去赌了，自己发牌，自己赌，出现了这一次后果，如果所有的投行没有干这个活，没有直接投资，只是中介服务的话，
别人倒霉，他至少是站在岸上的。第四个问题就是投资银行直接进入了赌博的战场，直接去大赌，美国出现了很严重的事情。
第五，美国的对冲经济。理论上做多的时候，我在另一个方向做空。我这里赔了，但是我做空的地方赚了。如果跌了，我在做空的地方就会赚了。这中间整个来说是互相对冲的一个关系，数学模型上对冲是合理的，保证市场平稳的一个模式。但是当有几百个，上千个对冲基金，就变成了赌博赚钱唯恐天下不乱的机器，这个时候一看哪一个企业有问题，就顺着这个问题，立马就这个问题打一个洞，最后崩掉了。就像是一家人办丧事了，他不是来安慰你，而是来清算，一下把你家里搞乱，这样使美国金融体系的振荡更加的严重，一个晚上股市下跌了20%，这是对冲经济对冲来的。
大家分析一下，刚才五个问题，从中国人民的意识去想，这五件事都是不健康，不可靠，不规范的。美国为什么干这么傻的事？归根到底是美国政府金融监管不力，整个货币政策太乱，特别是证券公司的行为规范，包括对冲基金等等这些环节都出现了管理混乱，出现了严重的后果。
当然有了这么一个问题发生以后，美国人也很现实，立马采取了非常实际的措施。今年一年以来，美国动用了1万亿美元，都是财政的钱。整个救市经济12000亿美元，这些钱拿来干什么呢？
第一，把要倒霉的，要垮台的，坏账崩盘的金融机构，已经丧失股东的资本金（已经都坏账了）增资扩股，重组公司结构，甚至把部分国有化。这是重组的概念。
第二，坏账重组打包，把几千亿、几百亿各种银行的坏账切割出来，银行的钱是老百姓储蓄的钱，你把坏账拿走，要把真金白银放进去，这是财政资金放进去买坏账的东西，这是政府干傻事。有点像我们中国政府一样，把工、农、交、建行的坏账买回来一样的，但是我们是左口袋右口袋的事。美国的不一样，企业是私人的，政府出去就有一个坏账打包，把国家的钱给了好象是私人老板等等。第三，信用注资。是什么意思呢？当一个银行一丧失能力，老百姓就会去取【*联系微信dadawk01】
存款，挤兑银行，一个晚上就会让银行立马崩盘。政府这个时候可能出来说，你们别去挤兑，我们政府担保，如果以后不倒闭，你们现在的钱就是安全的，如果以后倒闭，你们的存款也是安全的，政府来兜底，政府来还。老百姓一看政府出面了，就不挤兑银行。
还有一个办法，这个银行倒霉了，在另外一个银行把钱借过来，别的银行老
百姓挤兑的话就有钱来支付。难关渡过以后，银行好了以后，再还钱。结欠的银行业会担心，他现在困难，我借他300万，万一他坏账了，倒闭了怎么办？政府说如果他倒闭了我还你。政府就干这些“傻事”。
为什么是傻事还要干？美国就有争论，政府怎么把公共的钱给那些老板解 困？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为什么银行必须救？银行不管是国有控股的银 行还是民营控股银行，实际上都是社会的公共银行。因为银行的游戏规则是银行的贷款资产8%左右，10%左右是股东的钱，资本充足率在8%以上，也就是说老板拿了8%的钱，但是形成的资产可以是100%，92%的钱来自老百姓的储蓄，坏账不光是坏8%，他100亿的贷款坏了20的话，资本金才8亿，实际上是把老百姓社会公共的资本坏掉了。所以政府在救银行是在救社会，是在救老百姓，是让老百姓不受更多的损失。
这个时候那些老板还不知趣，坐一个专机就花了几百万美元，发一个工资也是几千万美元，这些老板也是要挨骂的。所以今年很多银行说我今年就拿1美元， 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说救银行是有道理的，而且必须救，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 还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不管是东西南北都是要救。这个大家要有一个学术上的共识，美国政府出现了双管齐下的措施，大概是行之有效的，这是一个概念。
二
第二个概念，美国的整个危机，事实上有2万亿美元左右，我讲的是金融体系的危机。也就是说要让美国走出金融危机的困境，明年上半年美国政府至少要抽出1万亿去把坏账打包，就是刚才三种处理方法打包。
这些处理了以后，因为金融危机极大的影响了实体经济，把实体经济也带入了困难的境地，要把实体经济恢复的话，还是要从源头上刺激经济。所以美国的货币政策宽松，财政政策不仅对金融企业支持，实体经济也有减税措施，或者有补助的措施。
估计奥巴马上台以后，作为民主X对社会承担的社会公信和责任会更多的表现出来，不像布什政府那么现实，我只救金融，到了工商企业，要200亿、300亿像讨饭一样非常难。美国三大巨头，汽车巨头到议会去，你看他们三个人苦着脸在议会上盘问，还要这个做到，那个做到，做到了那些才给钱，否则还要调整方向，给了你还要收回，美国好象是对工商业很小气，对银行很大气。
从经济学来说有一定的道理，我估计到了明年，奥巴马在工商企业这块刺激经济也会做点事，一做事就有可能再拿1千亿美元，估计会有3万亿美元投进去。
今年是一年，明年是一年，也就是说，最乐观的判断是到了2010年底，美国经济三年危机走出来，如果效果差一点，整治得慢一点也可能四年。
总而言之，对美国经济还是要有一定的信心，这个同样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判断，因为觉得人家倒霉了跟我们无关，我们自己独善其身，不可能。美国经济太大了，他在世界上的核心地位，如果他五年、八年好不了，世界经济五年、八年也会被他拖得不死不活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美国经济的判断就十分重要。乐观的三年，悲观一点的四年。总之，美国经济会走出困境的。我自己认为到明年的下半年，美国的股市会回头，会比较好的回升。到2010年股市的上升，虚拟经济又带动实体经济逐渐回升。
大家有时候说美国几万亿的坏账是不是非常严重？大家想一个概念，美国GDP有15万亿美元，坏账两三万亿占1/5，我们2000年GDP10万亿，中国银行全部坏账3万亿，比30%还严重，那个时候采取了不良资产打包再转股。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三条措施中的第二条，打包。第一条好象不用，因为我们是国有资本。第三要不要信用注资呢？因为我们是国有银行，不需要。当时朱总理在的时候，我们打包了1万亿，我们股东改制，变成股份制；第二，进一步打包拿了1600 亿，就处理了3万亿的历史遗留帐，处理了以后，我们这些年快速发展。
为什么呢？GDP哪怕是两三万亿美元还是可以处理的，刚才说的52万亿的虚拟经济延伸工具的乱帐，坏账，次贷的帐，这个天天50万亿不得了，造成市场体系的混乱和崩盘，但是一旦政府来打理的话，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只要理好乱麻，就比较容易消除。如果没有人理乱麻，让市场随意的发展，你坏账，我打官司，他坏账，他打官司，10块钱当5块钱卖，这样就变成乱七八糟的帐。
这不是完全依市场法制去平衡的，所有的人都是债主。当年都是为了投机， 乱七八糟搅合在一起，现在美国靠政府在协调，意思就是当遇上这样的事情，你想得那么严重，是非常的严重，如果你看得很清楚的话，也不要看得太悲观，还是有几年的时间缓过来的，世界经济也不等于现在这么一搞美国就崩盘，在世界经济中心就转移了。
这是对整个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理解，大家明白这个情况。二，中国本身的经济形势的确遇上了困难。实际上今年年初，沿海地区就由于美国金融海啸，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就受到严重的冲击。到了下半年，各方面的经济指标反映中国的实体经济受到了重创。美国的经济是从金融危机影响到实体经济，把实体经济拉
下水。是先有经济危机，才有实体经济危机。我们金融本身是健全的，没有发生问题，是我们的实体经济受美国的实体经济影响发生了问题。我们的实体经济问题到了明年也会逐渐影响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率上升，也会引发部分金融企业。所以说我们的传导机制是先实体经济出了毛病，实体经济首先是加工贸易，
外向度高的出问题，然后跟着整个内陆的经济出问题。现在表现在一些经济指标上来看，一个是中国股市今年跌了60-70%；第二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销售量降了60%左右，这个量降了60%不等于房价跌了60%，但是这个量长期萎缩。房子卖不出去以后，半年无所谓，一年资金链就断了，有两年以上的话，许多房产公司就会跳楼，价格也会跳楼，房地产就会出大问题；第三是加工贸易的企业，整个中国进出口贸易的50%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企业今年60%以上都受到了严重挫 击，受到冲击以后有的是倒闭，有的停产，有的半停产，整个沿海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第四，企业的利润受到严重的冲击，比如说钢铁企业上半年有一点利润，但是8月份以后，每个钢铁企业的当月，实际上是当月全亏，全行业
亏损。价格5千块，一下子掉到2-3千块，这种价格的下调是瀑布式的下降，而不是缓慢的下降。
由于价格的暴露，化工产品都是40%甚至60%的价格下滑，硫黄本来是5000块， 现在是600块钱一吨；煤炭最贵的是1400块钱一吨，现在600-700元/吨。所有的价格资源包括产品都大幅下跌，这样企业的利润就丢了一大块，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政府的税收也大幅度的下降，去年我们政府税收30%，今年上半年有20%左右。最近的三个月，实际上每个月只有3%或5%的税收，一下子30%的增长，增幅去掉90%变成3%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方面就是整个经济各类企业的库存实际上也是大幅度增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表现为GDP的增长去年是11.8%，今年上半年到10%，就是下降到10%。这一阵子当月的GDP我估计只有6-7%，当然1-6月份，1-8月份还是10%的话，整个就往下拖，拖到今年全年我估计在9%以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保增长，调结构，促发展就成了X中央、国务院紧急动员令，成了新一轮宏观调控的主导方向。从原来的“两防”，去年我们是防过热，防通胀，现在一下子转变了，就是防通缩，防经济下滑。现在我们整个也相当于是世界性的金融海啸，经济危机中国政府要保护好我们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采取措施。所以，中央前一段时间紧接着出台了六个方面的措施。实际上是财政的激励措施；金融的松动措施；固定资产加大投资的调控措施；刺激消费的措施；促进房地产正常发展的措施；也包括对出口鼓励的措施，就六个
方面的措施全方位的展开。
前不久又推出了1.1万亿的财政拨款，我们各个省也拿出了十几万亿的投资概念，当然这是两个概念，国家讲的是含金量高的，4万亿是国民经济中没有的项目，额外地加了4万亿在实施。包括我们重庆在说的项目，本来就要3千亿，5 千亿，三年的帐一算就是1.5万亿，含金量没有政府的含金量高，是响应中央的号召。想不到项目把所有的项目包出来，比如说上海一年有四千多亿投资，五年就是两万亿，你不能说我今后要搞两万亿投资，实际上不讲这些事也有两万亿。
重庆也一样，重庆今后的五年也是两万多亿，我们有时候发改委说1.5万亿 什么什么，实际上地方政府的帐报了十几亿，比中央还厉害，中央是拿的是新项目，是原来国民经济之外拉动经济的，地方这块一般是原有的存量。当然在新的政府指导推动下，我估计在各地也会冒出一批项目出来，因为项目的准备有一个过程。总的来说，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要充满信心。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国家宏观调控有时候是过热的经济，要调得冷一点，有时候冷的经济要调得热一点。事实上，我们国家把冷的经济调热的能力增强，大家绝对要相信国家政策的调控效果，调控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想热的时候，中央政府想热，地方政府是各个想热，上下绝对一致，政令畅通，最后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实施能力。但是有的时候过热的经济想调冷不是很容易，中央政府看到危险过热了， 调冷，地方政府自己认为别人太快，我们实事求是是应该快的，这样就出现了中央政府的措施在地方政府措施打了一个太极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过热经济要调下来，中央要下的功夫更大，更不容易。冷的经济要调上去实在是很快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乐观一点的判断，现在的宏观调控措施渗透到经济体系里面， 当然有个惯性，半年左右。在经济体系里面，把现在过冷的经济，输入型的金融， 外向型的，就是外形输入的冷空气对冲掉，这个过程大概要半年。半年以后，到明年的3-5月份，二季度末肯定会有比较高的回升。所以这件事要说困境，抱团 取暖。在明年一季度就会有回暖。所以我们老百姓要对X中央保持高度的信心， 也是对经济的信心。现在我们经济暴跌，是自己国内发生了经济危机，或者有几万亿银行坏账，或者有几万亿的房地产和工商企业的坏账。如果有了这么一个天灾人祸，把经济拖下来了，那要复苏没三五两年转不过弯来。现在我们本身发展得好好的，我们金融业没有搞次贷，也没有把按揭贷款证券化，也没有30倍、50 倍的炒股票，也没有把证券公司异化为赌博经济，我们货币政策本身都很稳健， 本身很健康；另外我们的老百姓有17万亿人民币的储蓄，就是2万多亿美元。我
们国家30多万亿的金融资产，其中十几万亿是企业的储蓄，十几万亿是老百姓的储蓄。所以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有钱，美国的老百姓是没有钱的。每年的GDP全 年吃光，用光没有储蓄的。美国在十年前的储蓄率就GDP转化为储蓄的比例是9%， 现在是百分之零点几，几乎就是零；另外一个中国政府还有储蓄，中国政府的储蓄就是外汇储备，近2万亿美元，实际上我们有两个两万亿美元的资金量，是储 蓄者。再一个我们有两大内需，所以整个国民经济体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只是要对付外力冲击，从外向型过大转为内向的经济体，从这点来讲，通过宏观调控， 通过这次受到灾难性的困难抵消掉，这点我们搞经济的，搞企业的都要有信心。这次经济工作会定到明年经济增长的目标，保8%，人家看到中国人8%，在世界上是高速度，但是对我们来说，跟去年11.8%来比降了4个点，大家说为什么是8%？ 不是7%？不是6%？这十年，近20年中国的经济始终在8%以上，到了8%以下就要调控了，在10%以上国家是降温的调。所谓宏观调控10%以上是降温性质的调控，8% 以下是升温性质的调控，就是说要刺激它的调控。
小平老人家说过一句话，在80年代中期说的，那时候国务院做了一个方案就是“保四增五”，那个时候GDP发展很慢，后来老人家说了一句话“5%的速度不 是速度，在当今中国没有7%以上的速度，很多问题无法解决，很多矛盾会被激化， 发展是硬道理”。我们都知道“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句话，就是从这里来的。实际上这段话讲了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整个中国在老人家的激励下从来没有在7% 以下，老人家虽然过世了，但是还可以保佑中国100年。我印象“非典”的时候， 2003年3月份是9%左右，4月份交通堵塞，交通一停顿下来了，到4月份是7%左右，
5月份当月到了6.7%，我当时在重庆内部商量，国家到7%以下肯定会拉动经济。果然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要调控，到了7月份又回到了8%以上，所以中国的经济要调上去是比较快，而且有效果的。我讲这么多就是给大家有信心，包括美国人都没有那么悲观，我们更要有信心。
三
重庆民营经济企业的发展。重庆应该说走得比较好，今年1-11月份，最新数据GDP增长14.6%，比去年的15.3%低了0.7%，一个百分点不到。我自己估计今年如果12月份受影响多一点，再下降一点最终回在14%以上，大概比去年降一个点， 当然也是降了。但是全国可能要降3个点，我们只降1个百分点。另外我们有五个指标可能还在30%左右，就是高速度。
比如工业规模以上销售值1-9月份是34%，到10月份是33%，到11月份是32%，
到12月份就算掉一个点，30%总有，这个30%不容易的。因为全国的工业规模以上的增加现在是一位数，百分之几，我们不能要求太高了，有30%就行，20%也是很高。我们幸运还有30%，这是大家应该高兴的，这是大家做的贡献。第二，我们的税收增长全国百分之几，我们还保持30%的增长。第三，固定资产投资预计今年还是会有30%的增长。第四，整个企业的利润，工业企业利润、金融企业的利润到9月份的时候还在40%以上，我估计10-12月会有一些利润会被咔掉，这样利润增幅就少了。比如说重钢1-11月份有10.5亿利润，本来计划一年利润12亿，但是12月份是零，一年10亿还是有，也不会那么容易亏掉的。
总的来说，重庆工业利润今年还是可以在30%以上。银行利润我也认为可以在30%以上，我们的利润也好，工业销售值也好，财政的收入也好，投资增长也好，金融企业利润也好，整个效益指标还是会有30%左右或者以上。
这一点是我们大家比较欣慰的，为什么重庆成了一个避风港？在金融危机当中受到的冲击小一点？客观地说，我认为三个原因：第一，我们是内陆，金融危机在海边，所以沿海地区首先受冲击，我们相对会滞后；第二，去年X中央、国务院给我们“314”的指示精神，增长极，经济中心，城乡统筹直辖市这些要求 的指引下，实际上整个重庆的老百姓也好，干部也好，企业也好，精神十分振奋， 大家都有奋发向上的精神支柱，所以今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展经济的热情更高；第三，市委、市府的确出台了一些化解措施，在今年4月份出台了措施，对 冲了金融海啸的负面因素，起到一定的对冲负面因素的作用。就是我们的地理位置帮忙，重庆老百姓、重庆企业努力，然后政策的效益比较及时，比较早的进行对冲，重庆的经济今年相对比较好。说这些话既是实事求是的，也是一个回顾和分析。但是说这些并不能代替我们现在同样面临着的巨大困难和挑战。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在什么地方呢？从工业产业来说，工业的销售值、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工业销售值的确最近两个月的指标下滑得厉害，各类企业明年的订单大大的收缩，甚至有的已经定了的单，撤单；各类企业的库存比较大幅度的提升，说明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了；各类企业的同样产能由于价格大幅度的下滑，产值缩小了，这个价格下滑就是错掉了你的利润，本来有很多利润的，都被拿掉了。那么，企业一困难以后，裁员的压力、不稳定的压力，各个方方面面的债务链更紧，债务链一紧各方面又雪上加霜。表现为现在市场上的高利贷不是20-30%，出现的高利贷率都是在60-70%，80%都有。就这一类说明市场上有这个行情，有这么一些情况。从具体的工业产业来说，钢铁、有色（今年首先是有色出现了挑战，
不管是氧化铝，还是铝加工的制造都遇到了困难），小钢铁厂也不言而喻，都出现了关闭的状态，船舶制造业也受到冲击，电子类的机电也一样受到消费能力下降的冲击，化工业更是跟世界经济体连在一起，价格下跌，生产开工不足，整个遇到这些困难。大家一想，为什么总不像是全国一样，大众企业有20%以上，规模以上还有30%的增长？这里面东方不亮西方亮，重庆这几年新上的项目特别的多，新产品特别多。
工业的投资五年前才百十几亿的投资，今年我们是1000亿，1300亿的投资， 这些放出来的钱都是根据市场需求放出来的，当然会产生新一年上千亿元的产 出。这几年重庆工业投资加大，结构调整加大，我们原来是汽车、摩托车一棵树上吊死，现在汽车、摩托车是30%，化工产业，机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包括 钢铁、有色及其他的材料工业大幅度的上升。在结构调整上我们下了功夫，所以我们这一块就上去了。这是重庆为什么困难，但是各种产能总体还高的具体原因。针对现在我们遇上的经济困难，这种困难不仅表现为工商企业，工业企业，也表现为房地产企业，也表现为各种第三产业，服务类的企业，包括我们的餐饮业。我相信最近一段时间是很困难的，宾馆也一样，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整个的奥运以后，9月份以后世界各种旅游业大幅度的下降，现在晚上6点钟到万豪去吃饭的话， 这路上的车流量像是10月3-4日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放假，大家没有商务活动， 街上不堵塞，10多分钟就到了。所以说旅游业，宾馆都受到冲击，对于这些冲击我们要冷静的应对，现实的应对。市政府对工商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有五个指导思想或者工作方针。
第一，我们在这个当口要避免政府会做的，很容易做的，很习惯做的，逼产值，逼企业的增加值，政府这个时候为了地区的需要希望GDP高一点，销售增高 一点，这会儿跟企业说，你100亿不够，最好弄到105亿，你这个集团200亿争取到230亿的企业销售值，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经常干的事，这个时候很容易掉到 套里，因为掉得多了，好象不好交代。我们要的增长是自然的，又好又快的增长， 不是靠逼出来的。这个时候政府逼产值、逼增加值是傻的，因为明明市场消化不了，这个时候逼产值是不行的，最后都是库存，抱团过冬的实力减少，说不定到最后还破产，有更多的倒霉。所以重庆政府最近这两个月，从来不对企业说有多少增加值，不管民营还是国营都不讨论这个事。而且有意无意地说这个时候不要增加库存，这会儿要多持有现金，这会儿卖不掉的东西要小产。这会儿是斗灾、抗灾的时候，整个世界管你好东西，坏东西统统下滑，雪崩了。这会儿还跑在外
面避风去，躲在山沟最好，所以我们整个的思路对企业的运行是这样。
第二，在源头上我们要拉动，源头拉动不是靠企业生产，源头生产是末端， 源头拉动是消费，凡是启动消费的政策，增加市场的政策要启动。企业做大了， 企业的订单做了，企业的运转就起来了，这主要是在源头上启动消费的政策。比如说房地产投资量比去年比低了，我觉得低了应该高起来，我鼓励他投资，其实没用。这会儿要启动消费，鼓励老百姓买房，这会儿启动消费，拆危旧房，拆了100万就产生150万房源的硬需求，所以要在这些方面下功夫。
第三，这会儿要帮困难企业解困，多做一点解困的事。他融资有困难，帮助他解决融资的困难。他也不是企业坏账赌博输了，是整个金融危机造成市场体系的错乱，最后造成了现在企业困难，你帮他化解了困难，就等于保住了合作，以后发展，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要帮企业解困。不管是金融的解困，还是财力补助的政策，还是劳动力成本的政策，还是其他各种，反正有困难，很具体的讨论，只要合情合理，能帮忙的就应该帮忙。
第四，要加大政府行为的投入，直接投入，这就是中央已经做了榜样。拿4 万亿，地方政府也同样加大。在加大精气的时候政府尽可能把钱吃喝拉撒过后， 多余的尽可能用到农村，用到扶贫济困，用到社会保障，保护文化等等公共文化， 保证公共财政支出，这是景气的时候；当然危机的时候有人很潇洒，政府少做事， 讲一些空话、套话没有用，这个时候政府不仅要帮忙，赤膊上阵帮忙就是帮企业度过难关，让更少的企业倒闭，更少的企业裁员。这个时候经济发展了就是保民生，因为老百姓如果失业的话，才是最大的灾难。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是说危机的时候，政府是要救经济的，当然不能违反经济规律乱救经济，但是总之看得见的时候要对看不见的时候，不起作用的时候的经济体系起辅助的作用。景气的时候政府要离开市场，多搞一些公共服务的事。
第五，在现在这个当口，实际上是企业重组最好的时候，困难的企业实际上需要优势企业帮助，你重组他就是帮助他，有些房产商如果会倒闭，倒不如让另一个房产商收购他的房产业，这样资源就实现优化配置，使结构更加完善。这个时候政府出台鼓励收购兼并的贷款资金，把这个资金用好了，促进更多房产商之间的整合，工业企业之间的整合，包括中国企业到国外去了，外地企业到重庆来， 这个地方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有各类重组的活动，政府实际上加大力度支持，因为这是使生产力资源更好配置的一些措施。这是我讲的五个工作上对企业、对刺激经济发展的一些指导思想。
讲这个大家愿意听的，但是好象没有直接讲具体措施。我刚才收到大家几张条子，是大家关心的事情，因为涉及面很宽，我讲几个方面：
第一，大家关心金融。因为民营企业金融融资困难，这是全国的一个困难。中小企业融资难是由来已久的一个题目。我们重庆在这些方面实际上采取了很重要的措施，我自己认为，而且我实事求是的认为，重庆目前对中小企业，对民营企业的金融融资，不管他现在存在多少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全国各地，内陆统统都存在，我们尽管有这些问题，但还是可以说这么一句话，重庆的金融业对中小企业，对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相对中西部其他地区来说，我们敢说可能是最好的之一。我讲这个话大家不一定有共识，要有具体事例来说明的。今年或者到年末如果我们点一下重庆对中小企业，对民营企业服务的经济体系做了哪些事？
我们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确年终的时候我们定的方案是20个。20个也是中国国内小额贷款公司最多的一个数量，一般各个省一个一个在批，每批一个就搞一个挂牌仪式，当大事，好象成立500亿的银行一样，实际上就是两三亿的小型金 融贷款公司。我们批20个当时有点魄力，有点快，所以在10月份就批出来了。但是中小企业公司或者各种有名的公司知道重庆在发展小贷公司纷纷到重庆来落 户，要求来开办，来了160家，70%的钱是沿海民营企业来的。沿海经济危机箫条， 有一点余钱就往这些地方来投，这可能是一个出路，可能是这个原因到这里来了。
我们现在批了50个，我们在这个月会搞一个隆重仪式，50个被批准的小贷公司宣布前面已经批的，手续办完的20个集团，他们的贷款利息在20%以上，听起 来也是高利贷，但是我相信把30-60%的典当行给冲掉了。我曾经说了这个东西批了以后典当行会减少，会关掉，结果报纸给我一条消息，黄奇帆说重庆政府将所有的高利贷公司典当行合法地成为小贷公司，把我的话撒下去，种出了一个跳蚤， 然后网上就骂我说，黄奇帆把高利贷公司变成合法公司。实际上我们是小贷公司出来，有相当低的贷款，民营企业困难的时候不会去借高利贷了，至少要批这50 家，这50家的投资者都是民营者，使用者，我相信99%也是民营企业，这就是为 民营企业服务的。
第二，重庆担保公司的体系，目前70多家担保公司，49亿资本金，其中国有资本金20多亿，民有的资本金20多亿，一半的一半。民有的更多是让担保公司担保，我统计了一下，政府办的国有资本的担保公司，担保了130多亿的资金，这130多亿资金95%是民营企业贷的款，因为民营企业信用担保有困难就担保多一 点，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一块也是搞得比较好的，
最近，市政府做了决定，加大对国有资本担保公司的强度，市政府又增加10 亿资本金投入，在明年年底会投入到位。市里面的投资从原来的10亿增加到20 亿，其他的国有投资包括北京、中央企业担保公司也增加10多个亿，所以整个重庆的国有资本担保公司到年底可以到40多亿，有了50多亿，就有50亿为全市的民营企业服务。这也是为民营企业服务的，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把各种私募股权资金、风险股权资金，租赁公司进一步的搞上去，包括现在已经有的信投公司，这些主体很重要的就是为中小企业在服务，为民营企业服务的。我们银行、证券、保险业要更多的为民营企业服务。所以我们最近要组织一个活动，也是在下星期，大体上组织各类金融企业，就是重庆的30来家金融企业跟各种民营企业进行贷款投放的协议活动。现在我得到的概念至少是400亿放贷规模以上的活动，我也在想 民营企业一年从银行里面拿到400亿，大概新增400亿，这一次活动可能把一年的饭都吃了。当然不是为了搞形式，搞这个形式也是为了倡导一个金融支持民营企业的活动，同时也是金融支持困难时期企业渡难关的活动。所以这个活动双重意义，市委、市政府很重视，准备下星期开展这个活动。总体来说，重庆的经济应该处在又好又快的轨道上，在这个轨道上现在受到了外力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们能够渡过难关，能够排除万难， 能够把我们原来的目标，到2012年的各项目标照样实现。因为，有的人说我们现在受到冲击以后，明年经济下来，后年经济不一定那么快上去，2012年的目标可能会受到干扰。我们认为现在的确受到干扰，但是三、五年内的总目标，总进度不会受到干扰，我们会采取各种措施排除干扰，实现目标。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当选重庆市代市长时的发言
（2009年12月3日）
光国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很感动，也很激动!非常感谢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我为重庆市人民政府代理 市长。大家交付给我的，不仅是充分的信任，更是一项崇高的使命。我深知，人民在注视着我，使命在鞭策着我，历史将评判着我。我唯有竭忠尽智，鞠躬尽瘁， 以重庆更好更快的发展绩效，回报大家对我的信任和重托!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由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作为代理市长， 我一定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和政府的同志们一道，恪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充分尊重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各项职权，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决议决定，认真办理人大代表的议案和建议，认真接受人大代表的批评和质询，不断改进政府工作，把重庆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我一定忠实执行X中央、国务院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刻与中央保持思想上、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想问题、谋思路、促发展，思想上始终清醒、ZZ上始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全面贯彻落实锦-涛总书记“314” 总体部署和国发3号文件精神，争取重庆改革发展年年有新变化。
我一定自觉围绕市委的工作大局扎实工作，在以XXX同志为班长的市委的坚 强领导下，扎实推进“五个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统筹城乡改革发展、三峡后续建设等各项工作，为把重庆建成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全面小康，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我一定坚持民主集中制，依法行政，科学理政，努力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我将自觉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社会公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认真倾听各民主X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与班子的同志肝胆相照，对干部群众以诚相待，同心协力开创工作新局面。
我一定牢记宗旨，踏实做事，执政为民。牢记公仆责任，坚持走群众路线， 不怕苦、不畏难，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向人民群众学习。真心实意关心群众疾苦，千方百计为群众谋求福祉，努力解决民生之需，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X和政府的温暖。
我一定廉洁自律，清廉从政。牢记“两个务必”，模范遵守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艰苦朴素，绝不以权谋私。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管好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管好家人和身边的人。请组织和人民监督。
从上海到重庆工作八年，我已深爱上这座生机勃发的城市，爱她的山山水水， 爱她的纯朴民风，爱她的自强不息。今日的重庆，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一良好局面是历届班子薪火相传、创意进取的结果，是全市人民负重自强、奋力拼搏的结果。我坚信，有X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关怀，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全市人民奋发图强，重庆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美好，重庆人民的生活也一定会越来越幸福!





重庆市政府管理创新经验介绍
（2009年）
一、切实掌握实践创新的科学规律，正确运用实践创新的科学方法
在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中，70%以上的工作是常规的、反复的、经验性的， 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充分汲取历史经验，认真踏实办事，就能够解决矛盾和问题。但是，实践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特殊问题，必须通过改革创新才能解决。
改革创新不是抽象的东西，是知识和智慧的密集型活动，是具体的理性思维和感性实践。这不仅需要魄力和勇气，还需要对历史经验、国际惯例、方针政策、实际情况的全面把握，需要对经济、社会、文化、历史、法律等各类知识的融会贯通和灵活运用。具体说来，改革创新可从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从改革体制和机制方面入手。有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体制机制本身。因此，在原有体制机制下，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解决矛盾和问题。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从体制机制入手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理顺了，这些矛盾和问题就迎刃而解。第二，从调整政策和管理方法入手。有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不在体制机制本身，而在具体的政策和管理方法上。因此，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就需要调整政策和管理方法。第三，从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入手。既有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固化状态，可能导致一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因此，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调整资源配置方法，改变现有的固化状态。第四，从改变边界条件入手。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边界条件，一定的边界条件形成一定的格局和体系。要想解决某个问题，创造新的局面，就要改变原有边界条件，创造新的条件，构成新的格局和体系。第五，从调整利益格局入手。从经济和社会管理角度看，改革创新本身往往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只要我们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整利益格局，兼顾各方利益特别是充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就可以很好地解决矛盾和问题。
二、灵活运用实践创新的科学方法，正确解决发展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的改革创新，一般都可以归结在以上五类中。至于具体适用哪一种，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的改革创新举措。在这几年的工作实践中，我们按照以上规律和方法，较好地解决了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和复杂问题。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用地日趋紧张。家宝总理提出，城市化进程中要严格控制土地，要守住18亿亩耕地。这几年，我们国家每年城市化进程要用掉800多万亩土地，10年左右，全国大概要消耗1亿亩。与此同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闲置浪费问题越来越突出。按常住人口计算，重庆城镇人均建设用地81平方米左右，但农村户籍人口人均实际建设用地250平方米左右，城乡人均建设用地面积1∶3左右。所以从理论上讲，8亿农民如果有4亿进了城，就会用掉城里4万平方公里土地。但是如果把农村里的进城农民建设用地土地腾出来，会腾出10万平方公里。所以，18亿亩耕地，不仅守得住，而且会增加。但目前的措施里面， 并没有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农民进城占用了土地，农村的建设性用地又没有腾出来，因而大量闲置。如何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农民和城市双赢，这就涉及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创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件事，在国土资源部的指导和帮助下，去年我们探索成立了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作为城乡之间建设用地交易的平台。我们发明了一个地票，这个地票使得土地的实物交易变成虚拟交易，可以大范围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地票是这样产生的：比如说酉阳，在重庆600公里地方的农村里面，如果有1000亩宅基地、村落用地，如果经过乡政府的集体组织， 有关方面如果把这1000亩地复垦为耕地，国土资源部门验收后发给1000的地票， 拿到1000地票以后，可以拿到交易所挂牌。以前城里的房产商，要在重庆主城征1000亩耕地，要经过市国土局、国土部等花费半年到一年的审批程序，现在可以直接到交易所买这个指标，可能10万1亩，也可能20万1亩。拿到指标以后，征地动迁的过程中，该付什么钱还得照付，然后同样也要作为城市建设用地招拍挂， 这个过程就是多了一个房产商买地票。例如1亩20万，买1000亩，就是2个亿，这2个亿到了酉阳，其中的90％多是给农民的，剩下的一小部分给乡里作为集体经济发展资金。重庆在这方面的探索，得到国家批准和国土资源部、发改委、农业部等大力支持。目前，交易所已举行了多批次的挂牌交易，交易了十几个地块几亿元的指标。
通过这样一个改革创新，逐步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交易得到了广大农村的欢迎，产生了四个方面的积极意义。第一，实现了农村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一方面，农村闲置土
地资源依法有序退出，解决农村建设用地浪费问题；另一方面，城市建设用地有比例有节奏地增加，解决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的矛盾，但城乡建设用地总量并没有
增加。
第二，改善了城市建设用地占补平衡的运行方法。地票交易的土地是先补后占，先复垦，再补征地，改变了现有的建设用地先占后补，占是刚性的，补是柔性的可控性不强的局面。
第三，促进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大城市房产商的大量资金，通过地票远距离投入到农村。如果每年交易二三十亿元，十年时间就有几百亿元城市资金反哺农村。城里的钱通过这种渠道到农村，农民也会跟着富起来。第四，促进城乡要素市场活跃，完善城乡现代市场体系。指标通过远距离、
大范围的优化配置，在城乡之间流转。而且土地指标作为城乡建设重要的生产要素，一旦流动起来，必然带动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有力地促进资本、产权、技术等其他要素市场建设。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出台《教育法》，要求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要达到GDP的4%左右。这个要求尽管提了十几年，但很多地方政府都没有实现，重庆在2002年以前也没有达到。这几年国家一直强调教育投入、公用经费和生均经费的提高和加强，各地也都认认真真地贯彻执行这些措施，为什么4%总达不到呢？有的认为，4%在穷地方实现不了，等到发达了，富裕了，就可实现。那为什么许多沿海发达地区也没实现4%呢？事实上，从国民经济的公共财政格局上看，不论贫富，4%的目标都是可能实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一个地区财政支出占GDP的20%左右，而教育经费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般也在20%左右，两者相乘就是4%。这几年，我们搞清了问题症结在于地方财政的三个环节没有完成好贯彻《教育法》的意图。
我们在预算内和预算外、预算和决算、地方决算和中央决算这三个环节，保持了相同的教育投入比例：一是不管是预算内还是预算外（一般占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都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改变了地方财政收入只在预算内安排教育投入的做法；二是预算和决策。年终财政决算，财政收入超出预算的部分，同样按比例用于发展教育，改变了过去超收收入一般不再考虑教育的做法；三是地方决算和中央财政决算，每年三月中央政府决算后，超出预算的收入也会有一部分分配给各省区市。我们也不忘记教育。由于做到了这三个环节的财政保障，我们保证了每年教育投入占财政支出的20%，达到了教育经费占GDP4%的要求。2008年，全市教育经费财政性投入220多亿元，是2002年的3.3
倍。教育总投入和财政性投入的增幅，近几年均高于GDP增幅和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
由于保证了教育的投入，这六七年来重庆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与直辖时相比， “普九”人口覆盖率从28%提高到100%，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 今年88%的初中毕业生可以升入高中阶段学习，大学毛入学率从7%提高到27%，高校在校生规模翻了一番。与此同时，解决了前几年遗留下来的“普九”欠债问题， 全面改造中小学校舍危旧房，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妥善解决义务教育“一费制”改革后出现的农村教师津补贴下降问题等等，在统筹城乡教育改革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总之，过去这些年，我们紧密围绕X中央发展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实践中突破固有解决问题模式，用思维创新的理论与方法，不断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地解决了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和复杂问题，推进了重庆的改革开放发展。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未来还有许多不可预知的因素。但我们相信，只要积极投入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中去，不断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努力把握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改革创新的精神， 运用实践创新的方法，就能够在金融危机之中捕捉和把握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 实现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的眼前目标和科学发展的长远目标。
三大战略举措成效显著重庆经济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
（2009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中共重庆市委召开常委会，重庆市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了重庆的经济工作，对重庆市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基本估价，对今后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路，这些估价和思路可概括为三大战略举措成效显著，重庆经济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2009年经济工作的基本估价
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给重庆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共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根据情况，灵活应对，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2009年经济的总体情况好于预期，预计全年增长14.5%，名列全国前五。全市GDP有望超过6000亿元，人均GDP迈上3000美元新台阶。GDP、城乡居民收入等22项经济指标，已提前一年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
相对于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重庆是“后入水，先上岸”，晚一个季度受金融危机影响，早一个季度复苏。从2009年11月主要经济指标看，有七大亮点：一是工业逆势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速1月触底后反弹，6月以后各月增幅都在19%以 上，累计增长17.6%。二是投资高位运行。投资总额增长34.6%，增幅同比提高5.7 个百分点。三是消费快速增长。剔除物价因素，社会零售总额实际增长21.9%。 家电、汽摩下乡销售额达到43.2亿元，惠及103万农户，带动农村消费增幅历史 性地超过城镇。四是金融业异军突起。增加值增长34%，存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7.1% 和46%，新增贷款同比增长1.7倍，居全国前茅。金融业占GDP比重提高到5%左右。五是房地产持续向好。增加值增长18.4%，商品房销售量价齐升，销售面积和销 售额分别增长40.9%、71.6%。六是农业稳步增长。在粮食丰收的同时，蔬菜总产量超过粮食，成为第一大宗农产品。七是财政收入恢复到较快增长。在大幅减税让利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收入增速6月起由负转正，11月回升到42.1%，全年拉通预计增长20%。工商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全面回升，投资、消费共同驱动，助 推全市经济步入全面复苏轨道。
从工作层面看，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实施的三大战略性举措取得显著成效。
第一，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加速，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对外开放仍取得突破性进展。利用外资呈现三个特点：一是规模快速扩大，预计全年36～38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的3倍多。二是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引资格局形成，由过去以港资
为主转变为港澳台、欧美日全方位引资；由过去以工业引资为主转变为工业、房地产、金融等各领域齐头并进，大体各占1/3；由过去引进增量为主转变为引进增量和盘活存量并举。三是大项目、大企业带动作用凸显。惠普及富士康、广达等跨国巨头已在重庆建立2400万台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还准备上1200万台，并将再带动宏碁等3000万台电脑以及打印机、路由器等关联设备加工，投产后将一举改变重庆工业格局。仅笔记本电脑项目就将形成800多亿美元进出口，并带动30万人就业。内资也成为引资新亮点，2009年1-11月实际到位1083.8亿元，全年可望到位1200亿元左右，增长40%以上。“走出去”迈出较大步伐，博赛集团收购力拓加纳铝土矿股权、重钢集团收购澳大利亚矿山等项目进展顺利。开放平台建设加速推进，两江新区呼之欲出，西永综合保税区进展顺利，两路寸滩保税港区一期工程2010年一季度可围网封关，新组建的对外经贸集团成为全国最大的地方外经贸企业，为更大力度开放培育了很有实力的市场主体。
第二，“五个重庆”建设发力，打造出内惠民生、外树形象的城市品牌。一方面，“五个重庆”建设本身是投资重点，2009年投入2050亿元，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39%，成为提振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通过“五个重庆”建设改善发展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吸引了更多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宜居重庆方面，拆迁主城区危旧房420万平方米，新建廉租房265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245 万平方米，直接惠及32万人。主城区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300天。畅通重庆方面，主城外环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收费站外移，更加便民利民。7000多公里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全面取消。2500多公里县际联网公路全部建成，覆盖27个区县。重庆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建成投用，襄渝铁路二线全线贯通。森林重庆方面，城市、农村、通道等六大森林工程同步推进，启动一年多来投入资金相当于前10年总和，市民造林绿化积极性空前高涨。健康重庆方面， 惠及城乡居民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完成280个基层医疗设施改扩建项目，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提前两年实现国家规划目标，甲型H1N1流感得到科学有序防控。新建成一批医疗和文化设施、体育场馆、塑胶跑道和登山步道，成功举办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唱读讲传”活动蓬勃开展，市民精神文化更加丰富。平安重庆方面，安全保障型城市建设扎实推进，安全状况持续好转。开展干部大走访攻坚行动，化解了一大批信访积案，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按照中央部署旗帜鲜明“打黑除恶”，铲除了一批黑恶势力和“保护伞”，社会治安持续好转，深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第三，一系列惠民措施让市民享受到更多实惠，同时又带动投资、拉动消费， 刺激了经济增长。2009年，全市民生性财政支出占比达到51%，创历史之最，为 全国最高。在全国率先落实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惠及30.8万中小学教师，并对暂未实行绩效工资的其他事业单位人员津补贴先行补足到每人每月500元，惠 及13.2万人。解决35万关闭解体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和国企“双解”职工医保参保历史遗留问题，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区县全覆盖，比全国提前一年实现“人人享有医保”。97.6万征地农转非人员、19.1万城镇超龄未参保人员和13.8万三峡库区淹没农转非人员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15个区县开展试 点，覆盖农村人口887.2万人。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大额医疗互 助基金最高限额大幅提高。367万回流农民工基本实现再转移。预计2009年城乡 居民收入分别增长11%和12%。重庆经济在全国率先回升，既得益于外部机遇和政策支持，也得益于我们自身的积极努力。一方面，中央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以及国务院3号文件赋予的13个“金帽子”和“12+10”优惠政策支持，都让我们获益不少。另一方面，市委、市政府见事早、出手快、措施实，先后出台“7+5+12” 适应性政策，大力推进“五个重庆”和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更加注重改善民生， 及时稳住了经济的基本面，成为推动复苏的决定性力量。
重庆经济发展取得可喜成绩，但也要清醒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是财政收入增长高位回落，增支因素多，收支平衡压力大。特别是部分区县政府性债务过重，有的负债收入比达到3∶1甚至5∶1以上，潜在风险很大。二是三峡库区和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虽有起色，但问题和困难不小。三是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持续增长难度很大。四是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整体竞争力不强。五是天然气等能源供求矛盾比较突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安全生产隐患较多，地灾防治形势严峻。这些都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
二、2010年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
2010年是“十一五”收官之年和“十二五”奠基之年。做好2010年经济工作， 对于实现全面复苏、争创新一轮发展新优势，至关重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 如果国际金融领域不发生大的意外事件，预计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会好于2009 年，但影响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在中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大环境下，“314”总体部署和国务院3 号文件政策效应将进一步发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启动和三峡工程后续工作全面
实施，重庆会得到更多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
2010年的经济形发展趋势总体比较有利的。我们要坚定信心，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努力做好2010年的经济工作。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 按照X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要求，提速落实“314”总体部署和国 务院3号文件，突出抓好“五个重庆”、内陆开放、深化改革、振兴区县、改善 民生等重点工作，在建设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直辖市的征程中迈出更大步伐。
主要指标是：GDP确保增长13%，力争增长1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 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0%以上；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15%以上； 实际利用外资增长25%以上；外贸进出口增长50%左右；工业销售值增长20%以上； 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11%和12%以上；物价涨幅控制在3%左右；单位GDP能耗下降4.6%，化学需氧量下降1%，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3%；全面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任务。这样的指标，是综合权衡各种利弊因素和发展趋势而确定。
关于GDP，2008年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确定2009年目标为12%。尽管2010年形势比较复杂，但总体会好于2009年。确定13%的确保目标，GDP突破7000亿元，不求过高，为的是把精力放到调结构、提质量上，是稳妥的。同时，2009年GDP实际增长14.5%左右，作为工作目标，2010年15%，只要加把劲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基于重庆特殊的发展阶段和特殊市情，体现能快则快。
关于固定资产投资，我们地处西部，是欠发达省市，现阶段理当保持平稳的投资拉动。2010年“五个重庆”建设，特别是一大批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开工， 总投资近2000亿元，工业投资也会有2000多亿元，房地产和其他第三产业投资至少2500亿元，总起来6500亿元，增长20%以上，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关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9年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市社零总额每月实际增幅都在22%左右。2010年物价增幅由负转正，国家还将采取一系列刺激政策扩大消费，再增长20%以上，总额超过3000亿元，是留有余地的。
关于实际利用外资，2007年利用外资不到11亿美元，2009年36~38亿美元，增长2倍多。2010年，总投资60多亿美元的惠普、富士康、广达等跨国巨头旗下的 笔记本电脑基地全面推进，40多亿美元的MDI项目开工，加上引进外资盘活国企、金融机构存量资产等已有把握的项目，再引进十四五亿增量，达到45亿甚至50亿美元，稳固西部利用外资最多的势头，是可能实现的。
关于外贸进出口，2008年进出口总值96亿美元，2009年受金融危机冲击，下跌20%左右，全国都差不多。2010年争取120亿美元，在2008年基础上增长25%、在2009年基础上增长50%左右。定这样的指标，有的认为过高、有点悬。实际上，
2010年两路寸滩保税港区一期封关运行、西永综合保税区启动，惠普笔记本电脑投产新增三四十亿美元进出口，其他加工贸易、离岸服务外包也会有新的增长。这个目标，对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来说，是必须的，也是有把握的。
三、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消退，国际上，政策退出不是主调。2010年，中央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针对性和灵活性将成为调控的关键词。我们要尽快走出金融危机阴影， 促进国务院3号文件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抓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机遇，推进“314”总体部署，必须结合重庆实际，认真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总体上， 这两年市委、市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7+5+12”政策措施继续执行，同时要进一步创新思路、增添措施，奋力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势头。
继续实施一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政策措施。市委、市政府近期又推出三条政策措施：一是从2010年起，原定支持主城九区以外31个区县各2500万元的专项资金，提高到各3000万元，使用方向和监管方式保持不变。二是在养老、医疗保险企业缴费费率优惠延期基础上，增加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企业缴费费率优惠。4项优惠政策，可为企业减负32亿元。三是2010年起10年内，每年投入3.75 亿元，补贴14.7万国有企业“双解”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市级相关部门，还要再研究提出一些新的政策建议。
对接积极的财政政策。2010年全国财政赤字安排10500亿元，赤字率与2009 年基本持平，占GDP比重3%以内。我们要加强对接，一是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 资。这方面我们与四川、陕西和贵州等省区相比，做得很不够。在继续抓好国务院3号文件追踪落实的同时，一定要高度重视对常规性计划安排的争取，力争总 体份额有较大增加。二是从国家继续代发的2000亿元地方债中，争取更大份额， 用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危旧房改造。三是加大对“三农”、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节能环保、矿产资源勘查等方面和中小企业、居民消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改革。四是加强区县政府性负债管理，引导各区县控制债务风险，积极清偿债务。
对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全国广义货币M2增长17%左右，新增人民
币贷款7.5万亿元左右，加上2009年已发放而企业转存的1.5万亿元，实际规模仍高达9万亿元。我们对接的重点，一是力争新增贷款2000亿元，其中中小企业贷款1000亿元；二是加大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有效满足重点项目贷款需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三是加强企业资金尤其是流动资金供求状况的动态监测，抓好银企对接，及时协调解决贷款问题；四是努力扩大直接融资，企业债券融资规模保持在100亿元以上，同时再推一批企业上市融资；五是加强银行不良资产管理，继续保持不良贷款“双降”态势。
进一步加强投资调控。在保持投资规模合理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优化投资结构。资金来源上，要继续保持10%左右为财政性资金、90%左右为市场化资金的结构，增加银行融资，推进各类企业增加投资。资金去向上，要巩固基础设施、工业、房地产及其他第三产业3个1/3的投资格局，推动各方面协调发展。要保重大项目和存量项目投资，2010年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000亿元，完工50个、开工50 个，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超过2万亿元。要加强和改进投资管理。严把新上项目 审核关，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强政府建设项目全程监管，坚决杜绝“半拉子” 工程。强化土地、能源等要素保障。土地方面，坚持有保有压，优先保障“五个重庆”建设、招商引资重点项目以及投入产出强度高的项目用地需求。市里对提高土地投入产出强度有一个分类区的指导标准，必须严格执行。同时，鼓励企业在存量土地上追加投资。能源方面，坚持保民生、保重点，加强煤电油气运的调度平衡。2010年天然气缺口可能达7亿立方米，电煤供需缺口500万吨，相关部门要早做预案，及时协调，尽量避免拉闸限供，减少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加强物价监测和调控。搞好农产品、农资市场的价格监测和预警分析，加强粮食、食用油等重点物资储备。着力整治医药、教育、保障性住房、物业等收费秩序。相关部门对价格异常波动要及时干预，掌握主动。
四、大力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结构的优化，是要素集成的整体优化。它决定着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抓住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机会，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抢占新一轮竞争制高点。
多管齐下扩大消费，增强消费拉动力。从长远看，经济要持续发展，还得靠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XXX书记要求，重庆应该在这方面多思考、多探索，争取创造出一些经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最根本的是要加大国民收入
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同时，从四个方面促进消费：一是完善市场体系，方便群众消费。从规划和建设抓起，优化城镇商贸设施布局，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开展“万村千乡”工程后期扶持，继续推进家电下乡、汽摩下乡，扩大农民消费。二是培育消费热点，推动消费升级。进一步稳定和扩大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保持对消费的强拉动力。引导群众增加信息、娱乐、休闲、培训、健身等服务消费。三是打造消费平台，扩大外来消费。围绕“消费之都”的定位，加快“购物之都”、“会展之都”和“美食之都”建设，打造一批百亿级的核心商圈、专业市场和商贸企业，建设好悦来西部国际会展城和重庆美食乐园，以品牌建设吸引更多的外来人群消费。四是优化消费环境，促进放心消费。开展消费金融试点，鼓励发展消费信贷。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加强产品特别是食品、药品质量和安全的监管。
实施“大投资、大基地、大支柱”战略，推动工业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今后四年将投入1万亿元以上，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机械装备制造、重化工三大 板块，新增1.5万亿元销售值，成为名副其实的西部工业增长极。2010年，一要 着力抓好大项目。电子信息板块，全力推进惠普及富士康、广达、宏碁、戴尔等笔记本电脑项目，总产能达到6000万乃至8000万台，成为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机械装备制造板块，重点抓好福特三工厂、长安鱼嘴基地等汽车项目建设，培育风电、高压输变电、轨道交通、重型铸锻等9个百亿级装备制造产业 链。重化工板块，全面完成重钢环保搬迁，正式开工MDI一体化项目，搞好万盛、涪陵、长寿等煤化工基地规划建设，争取1000万吨炼油和100万吨乙烯等下游项 目落户。全年工业销售值力争突破万亿大关。二要加强自主创新。开展科技攻关， 争取突破一批信息网络、新能源及装备、新材料、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关键技术， 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进产学研结合，提高核心技术本地转化率。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2.5%以上。实施品牌化、标准化战略，全面加强质量管理，鼓励企业参与各类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加快形成一批以我为主、于我有利的技术和产品标准。三要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加强节能减排检测计量体系建设，完善市场交易机制。推进节能减排目标化管理，加快实施建筑节能、绿色照明等重点节能工程和150个重点节能项目，启动主城第五 批重点企业环保搬迁改造。推广新能源汽车、LED照明等节能产品，积极发展低 碳经济。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关闭1000万吨小煤矿、120万吨小水泥、12.7万千瓦小火电。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重在三方面：一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物流会展、咨询评估、信息中介等产业。尤其要抓住物流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改善的时机，加快推进快速物流通道、大型堆场建设。二是大力发展现代生活服务业。在优化提升商贸、餐饮等服务业基础上，加快发展旅游、文化等休闲娱乐产业以及家政服务、物业管理、养老托幼、食品配送、干洗维修等新型生活服务业。三是积极发展农村服务业，包括农技推广、农资供应、农产品收购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交通通讯、医疗卫生、连锁超市等生活性服务业。
这里特别强调一下旅游业发展。重庆旅游有资源、有市场，但缺乏有震撼力的产品。这几年发展步伐较快，连续4年增幅名列全国前茅。要站在培育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高度，以贯彻国务院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为契机，进一步加快重庆旅游业发展。要继续坚持大项目、大投入、大营销战略，探索区县政府、旅游主管部门、旅游投融资集团、担保公司、银行“五位一体”投融资模式，通过财政性投入引导、市场化融资支撑，实施一批投资规模上十亿、五十亿甚至百亿元的大项目，加快“5+5”主题公园建设，打造山水都市、长江三峡、大足石刻、乌江画廊及武陵风光等“4+1”旅游精品，培育一批游客数量跃居全国同类前列的景区景点。发展高档酒店，既是旅游基础设施配套，又助推招商引资。目前全市五星级酒店有16家，在建24家，拟建16家，明年力争新建成8～10家。
五、以“五个重庆”建设提升城市品质
重庆城镇化的路径，是以特大城市为依托，构建大都市连绵带，形成与增长极、经济中心相匹配的城市发展空间。2010年起，主城将进入“外环时代”，由此拉开1000平方公里、千万人口特大城市的架势，一环与二环之间将成为主城开发建设最活跃的地区，新增500多万人，形成二三十个二十来万人口的聚集区， 带动功能格局大调整；6个区域性中心城市除黔江外，定位为7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其他20多个区县城建成中等以上城市。加上重点集镇建设同步推进，到2020 年前后，城镇化水平将提高到70%左右。相应产业政策和制度安排跟上，不仅可解决新增城市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而且能激发持续的消费和产业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五个重庆”建设不仅是民心工程，也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助推器”、提升城市品质的“金钥匙”。2009年已全面启动，2010年要扎实推进，力争重点项目有大突破、整体效果有大改观。着重强调三点：
更加重视宜居品质提升。城市的宜居品质不仅事关投资环境，而且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发展取向。要在打造宜居宜业环境上下功夫：一是改善居住条件。主城区1200万平方米危旧房拆迁改造任务，已完成800多万平方米，余下的2010 年全部完成。同时，要建设廉租房22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180万平方米。农村危旧房改造、康居工程建设及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2009年刚点题，2010年全面展开，争取三年内完成。二是优化公共空间。严格落实危旧房改造50%面积植绿 的要求，加快滨江地带特色风貌塑造，新建广场12个、城市公园10个、社区公园40个。三是改善城乡生态。主城各组团之间要建森林隔离带，“二环八射”高速公路要消灭沿线绿色景观断带，长江两岸要建成风景带、生态带、致富带。主城启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其余各区县创建市级森林城市。2010年完成森林工程建设50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36%。
更加重视交通功能完善。交通是城乡客流、物流、信息流的“传输带”，也是城市群各个节点融会贯通的大动脉，要进一步加快建设步伐。一是加快主城畅通工程建设，早日建成“半小时主城”。加快185公里轨道交通建设，争取开工4 条延伸段，全线贯通轻轨三号线一期，启动一批跨江桥梁、穿山隧道、快速干道建设。积极推进主城路桥收费改革，完成收费站外移配套建设和二环分流，形成外环之内新主城概念。实行错时上下班，缓解高峰时段市民出行难问题。二是提速城际交通干线建设，推进“四小时重庆”“八小时周边”。力争“一环两射一联”高速公路纳入交通运输部“十二五”规划，全面建成“二环八射”高速公路网，高速公路新增通车里程288公里、新开工200公里。加快1500公里铁路建设， 开工成渝客运专线、渝万城际、渝黔新线、渝怀二线涪陵至怀化段等5条铁路， 建成宜万铁路。三是提升交通枢纽功能。水陆空协同推进，建设“一江两翼三洋” 国际贸易大通道。完成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形成2500万人次的旅客吞吐能力。舟白机场要投入营运。
更加重视人文环境打造。人文环境是城市的“精气神”，是竞争的软实力。2010年，一要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二要加快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川剧艺术中心尽快投入使用，加快国泰艺术中心、自然博物馆等在建重大项目建设，开工建设国际马戏城、群众艺术馆、重庆三线建设博物馆，实施大田湾体育场等改造工程。三要办好首届西部交响乐周、第二届西部动漫艺术节、第四届中国川剧艺术节、第三届重庆市运动会。四要加快构建全民健身体系。中小学塑胶运动场明年再建414片，提前两年
实现1000片建设目标。经常性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2010年力争达到40%。五要确保居民生产生活安全。强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确保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下降2.5%，严格防控重特大事故。坚持打防结合，强化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坚决铲除各种社会毒瘤，使群众安全感指数、命案破案率均保持在90%以上。
六、推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
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是科学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根本。要以城乡协调、区域互动为目标，狠抓“三农”、库区、民族地区等薄弱环节，推动“一圈两翼”协调发展。
夯实“三农”发展基础。一是坚持“稳面、扩产、提质、增效”，稳定粮油生产。抓好1000万亩优质粮油基地建设，建10个粮食生产重点县、100个商品粮基地乡镇，确保粮食总产量稳定在1100万吨以上。二是以柑橘、畜牧、蔬菜、渔业等为重点，加快培育重点特色产业。三是加强农业服务体系建设。推广补贴农机具12万台（套），完成农机作业面积2300万亩，全市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高3 个百分点以上。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试点区县5个，新发展专业合作社600个，农户参合率达到26%。四是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乡镇通畅率、村通达率都要达到100%，村通畅率达到50%。新增旱涝保收、节水灌溉面积各20万亩。
加大“两翼”扶持力度。市级以上财政转移支付继续向“两翼”倾斜，对渝东南和巫溪、城口等困难区县实行特殊扶持政策。抓住武陵山经济协作区规划编制机遇，主动对接国家部委，争取配套政策，打通出境大通道，发展山地特色产业，推动建设武陵山区经济高地。实施烟草产业倍增计划，到2012年实现销售收入300亿元以上，带动三峡库区、渝东南民族地区农民增收致富。“一圈”帮扶“两翼”已形成比较有效的机制，明年还要适当调高考核评价权重，使援建实物量占比达到80%。异地办园要完善园区多元共建和异地投资利益分享办法，增强“一圈”区县和国有企业到“两翼”投资的积极性。市级财政扶贫资金增加到2 亿元，取消区县扶贫资金配套要求，整村脱贫工程启动250个村、推进266个村。
着力解决好库区移民安稳致富问题。根据三峡库区后续工作规划，中央将逐年划拨资金用于库区移民安稳致富，加上还未用掉的三峡库区专项资金，总盘子规模不小。重点用于解决好库区移民搬迁安置遗留问题、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地质灾害防治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争取中央预安排资金先行启动100个后续重点项目，并争取中央企业结对帮扶库区区县，落实对口支援无偿
援助资金2亿元。借助万州“支洽会”等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库区实际利 用内外资300亿元以上。争取中央专项资金解决库区移民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 保问题。加大三峡库区及次级河流水污染防治力度，加强水源地保护和农业面源污染、点源污染、流动污染治理，确保库区水质稳定。强化三峡水库综合管理， 加强库区蓄水安全监测与防范，加强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启动实施“金汤工程”， 推进“消落带”综合治理。
七、加快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内陆开放是重庆跨越发展的必由之路。要抓住国际贸易和投资复苏的新机遇，加快对内对外开放，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
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招商引资。坚持港澳台、欧美日全面出击，引进增量和盘活存量并举，工业、房地产、金融等领域齐头并进，力争各个领域引资15 亿美元以上。要瞄准龙头企业、产业集群，抓住关键，有针对性地开展组合式招商。各区县要稳定招商引资队伍，加强专业知识培训，打造水平高、经验足、资源广的专业化招商团队。
进出口贸易要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三管齐下”。尤其要在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上下功夫。加工贸易方面，重点解决好物流、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配套问题，尤其是降低进向物流、出向物流成本，增强对大项目、大企业的吸引力。比如西永笔记本电脑基地，作为加工贸易的重大项目，要加快综合保税区征地动迁、“七通一平”、围网封关以及专用通道建设等工作，完善整个西永片区的公交、轻轨等市政设施和商业、文化娱乐等配套设施，提前搞好相关专业技能人才的针对性培训。市里已考虑为此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及指挥部，抽调50人左右专司推进，各区县各部门务必密切支持配合。服务贸易方面，坚持离岸与在岸并举，吸引更多国际服务外包巨头进驻。加快发展软件开发及信息服务外包产业， 到2012年形成10万软件开发人才、500亿元销售值的软件外包服务基地。国家对服务外包示范区实行末位淘汰制，我们去年增幅不错，但总量还太小，要千方百计保住这块“金字招牌”，力争更大成就。
打造好开放平台。一是继续加强与国家发改委等部委的对接，争取两江新区早日获批。两江新区汇集了重庆航空、铁路、水路、公路等交通枢纽，配套了金融、商务、会展等服务功能，拉开了汽车装备等工业发展格局，要以国际一流水准规划建设，努力打造成为重庆新兴的现代服务业高地、现代制造业重点集聚地。二是抓好保税区建设和功能发挥。西永综合保税区要力争春节前获批。两路寸滩
保税港区争取2010年一季度封关运行，同时加快完成二期规划。坚持出口加工贸易和保税物流服务“两手抓”，吸引一批世界顶级企业落户，力争全年入驻项目达到100个。在加快开展常规业务的同时，要大胆创新，争取设立整车进口口岸， 开展离岸金融试点，探索内陆保税港区新功能。三是抓好特色园区建设。提升万州、长寿等园区功能，力争获批国家级园区并加快建设。其他特色工业园区要抓好基础设施及配套体系建设，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库区移民生态工业园要落实好补助政策，重点发展生态环保产业和有利于解决移民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出去”能更加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具有战略意义。与沿海相比，重庆在这方面并无劣势。2009年迈出了一大步，2010年要开花结果，争取更大作为。重在四个方面：一是国外稀缺资源和能源开发。重钢收购澳大利亚矿山项目要加快推进，争取国家早日立项。二是对国外优质企业、优质资产的收购，如机电集团并购英国精密技术集团下属企业等。三是国外农业开发，如粮油集团到海外建粮油基地和加工企业，促进粮食安全。四是境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同时带动本地设备出口。
八、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改革出活力，改革促发展，改革是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原动力。作为国家改革试验区，尤需在帮助老百姓聚财致富、财政和政府资源再配置、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等方面，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力争探出新路、创出经验。
努力推进金融业改革创新。金融业发展的关键，不靠投资，而靠改革。要从体制机制变革入手，大力引进国内外金融机构入驻或参与本地金融机构重组，推进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一是大力发展银行、证券、保险三类主体金融业。落实金融机构总部落户激励政策，引进主流金融机构的全国性、区域性和功能性总部。探索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控股公司，搭建金融机构改革重组的战略平台。推进地方保险机构等增资扩股，加快保险创新试验区建设，引导各类保险资金参与重点项目建设。二是创新发展六大要素市场。丰富联交所交易品种，扩大服务范围。农村土地交易所要扩大“地票”交易，全年交易建设用地指标1.5万亩以上，并将 农村耕地、林地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纳入交易范围。OTC市场在年内开业基础上， 要吸引更多企业入市，活跃交易。加快农畜产品远期交易，探索远期交易防控农业价格风险。创建全国首家药品交易所，力争2010年挂牌营业。电子票据交易中心筹建工作要有新的突破。2009年我们引进惠普亚太结算中心，年结算量700亿
美元，产生税收10多亿元，国家外管局也很支持。类似的结算中心，多多益善。三是探索开展农村金融创新。扩大农业保险试点规模和品种。积极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房所有权、林权等质押试点，运用非完全产权担保的杠杆，让农村的资金融通活起来，让群众财产由少变多。
深化农村林权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加快确权到户。全市集体林权已确权颁证面积5110万亩、发证户数538万户，占比分别达到90.8%和95.2%。要加快扫尾， 2010年全部完成，真正实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另一方面，要特别注重林业经济发展。XXX书记特别看重林权改革释放的活力，特别看重林业所创造的效 益和财富。从面积上看，我市农业耕地3000多万亩，林业用地5000多万亩，但林业GDP仅相当于农业GDP的10%左右，可见林业的潜力还很大。要通过林产业本身和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碳汇交易等途径，真正“唤醒沉睡的大山”，让林业为富民作出更大的贡献。比如，拿出500万亩用于发展种植、养殖等林下经济，以每 亩3000元收入计，就有150亿元之巨，在现有基础上翻两番。各区县尤其是“两 翼”区县务必切实抓在手上，包括搞好规划、销售等配套服务，让农民群众兴林致富。
加快农民工管理服务体制改革。促进农村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 既是城乡统筹改革的着力点，又是突破口。一要放宽户籍限制。区分主城区、区域性中心城市、一般县城和小城镇，为农民工制定阶梯式的、更加宽松的户籍政策，吸纳有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户进城。二要制定配套政策。制定科学合理的承包地和宅基地退出补偿、住房保障等政策和社会保险、子女上学等方面的衔接办法，逐步实现城乡同等待遇。三要完善服务体系。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促进新生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市民转变。围绕维权、就业帮扶、公共服务等，继续为农民工办一批好事实事。
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一是国有企业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骨干企业整体上市步伐，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资本结构，推进重组整合，缩减管理链条，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二是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带动力和影响力，发挥好在经济调控和稳定大局中的杠杆作用，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三是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坚持市场准入的同等国民待遇，消除政策歧视，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金融服务、社会事业等领域， 重点从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真正体现平等进入、公平待遇，消除“玻璃门” 现象。鼓励民营企业从家族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支持到主板、创业板
甚至境外上市融资。四是扶持发展中小企业。加快培育担保、小额贷款、信托、金融租赁、私募基金、风投基金等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机构，丰富金融服务产品， 进一步缓解融资难问题。出台资本金扶持、税收优惠等政策，促进小企业蓬勃发展，培育一批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机制。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关乎民生。要有针对性地分类施策，强化保障性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型住房消费，抑制投机性购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一是继续大规模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快城市廉租房、农民工公寓、园区职工宿舍等建设和棚户区的改造，搞好城乡征地动迁安置房、公共租赁房建设。严格执行保障性住房年度建设计划，确保资金、土地供应和优惠政策落实到位。二是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有效供给。适当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提高土地供应和使用效率。在保证质量前提下，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实施差别化信贷、税费政策，严格二套房信贷管理。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合理调控楼面地价，保持商品房价格合理稳定，努力把主城双职工家庭房价收入比控制在6.5左右。三是遏制高档住房价格非理性上涨趋势。当前国际国内游资炒作热点就在这一块，政府必须采取防范措施。在税收、规费、贷款、土地供应等方面采取措施，把高档型住房占比和价格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九、以更大力气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
改善民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2010年财政支出继续向民生倾斜，占比不低于50%，总投入650亿元以上。要集中力量办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实事，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努力稳定和扩大就业。新增城镇就业岗位24万个，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一方面，着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低收入群体三类重点人群就业。采取引导基层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措施，力争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85%以上。新培训农村劳动力40万人、转移富余劳动力30万人，动态消除城镇零就业家庭。另一方面，完善创业融资、培训和服务体系，以创业带就业。新发放小额担保贷款12亿元，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等创业提供更有力的资助。建设一批创业培训和孵化基地，打造一批创业培训品牌，开展创业培训1万人。
提升社会保障水平。2010年新增社保投入重点用于扩面、提标和补助重点人群。扩面方面，实现库区移民农转非养老保险全覆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区
县60岁以上人员全覆盖，城乡低保全覆盖。提标方面，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城镇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待遇水平，城乡居民医保普补标准提高到120元／ 年。补助重点人群方面，国有企业“双解”人员和关闭破产解体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医保补助范围从市级统筹区扩大到全市；农村妇女“两癌”检查覆盖全市，住院分娩保险补助范围扩大到城乡所有孕产妇；将2.1万名散居孤残儿童纳入财政 补助范围，集中供养孤残儿童补助标准提高到7200元/年。此外，新建100个城市社区托老所，新增城乡养老服务床位1.2万张。
推进城乡教育统筹协调发展。一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差距。中小学校舍标准化建设覆盖率达到60%，新建寄宿制学校400所，招聘国家和市级特岗教师1100名，建成5～8个“教育强区”“教育强县”。二是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力争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比例提高2个百分点， 达到90%。免除8000名涉农专业中职学生学费。三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加快大学城校园和配套设施建设，入住师生力争达到15万人。集中办好一批示范性职业院校。四是编制完成《重庆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谋划好新一轮教育发展战略目标举措。
强化医疗卫生保障。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解决好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新开工市级十大公共医疗卫生建设项目4个，改扩建区县医院7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0个、乡镇卫生院50个，完善2000个村卫生室服务功能。推进新生儿保险等公共卫生普及服务，提高新农合参保率和补偿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达到90%以上，儿童“四苗”接种率稳定在97%以上。
“十二五”发展规划编制是2010年一项重点工作。要坚持科学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突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要借此契机，力争将郑渝昆铁路、重庆核电、小南海水电站、中缅油气管道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以及炼化一体化、新能源汽车基地、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等产业项目挤进国家规划总盘子。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重大专题调研要加快推进，赶早拿出规划纲要并征求意见。市级部门既要分工协作，编好全市总规；又要对号入座，编好部门规划，注重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可行性，为新一轮发展勾画好蓝图。
在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致辞
（2010年1月9日）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世界是可以重组的》，这是几个人在聊天的时候谈到世界是圆的，世界是平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后来有兴趣就把它写成了一篇文章，最近财经杂志的记者来采访我，有一个应答，也发表了一下。
我今天借这个题目就是要讲，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整个世界更多的依赖重组摆脱困境，在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的阶段，更要多依靠重组的思维来抓住机遇。
什么是重组呢？从经济学上讲也就是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1+1大于2 的效果，从哲学上讲，重组和哲学上的一个定义，我们说一切事务都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运动，这种运动是有条件的，事务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一定的运动状态或者趋势，条件是可以改变的，改变条件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一种重组，重组就是在改变事务的一些运动的外界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讲，世界是可以重组的。
我们平时讲创新，讲改革，改革和创新也是一种重组的行为。人为什么要重组？作为一个管理者，一个企业家，一个社会的领导者为什么要重组？什么情况下要推动重组？并不是每时每刻每天每个月都要想重组这件事，大部分时间还是按常规办事，如果整天想重组会有精神病的。
在以下五种情况下要考虑重组，第一你如何想超常规的发展，你可能就要超常规的行事，可能要从重组的行为想一些措施。
第二你如果想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长周期的问题，五年十年前就有的问题， 你的前任的前任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现在真想解决，你可能要用重组的思维， 因为老方法不行，如果老方法都行的话，现状的办法都行的话，你的前任和前任的前任可能都解决了。
第三如果是广泛存在的问题，你这个省，他那个省，你这个企业，那个国家的企业，各个地方广泛存在的问题你如果想解决，那可能要重组，因为常规的办法你没有想到别人也想到了。
第四如果你要摆脱危机，不管是经济危机，企业危机还是社会危机，你可能要用重组的思维去想办法。
第五如果在一个新的时期，新的阶段、新的条件下，你要发展，可能要用改革创新的思维，就要用重组的思维去想问题。也就是说大体上可以划出五个情况
下，你可能要启动重组的思维。重组的方法一般也有五种。
第一种就是边界条件改变一下，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几十年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人多、债多、社会负担重的问题，一个企业90%以上的负债率，50% 以上的冗员还承担着各种负担，任何一个企业家当这种企业的经理都当不好，所以实际上是把边界条件进行改革，当年朱总理90年代的企业改革，实际上下岗再就业，帮助消除企业的冗员，债务剥离，去年了1万5千亿的债务，使国有企业负债率下降，把社会负担转移掉，各种社会负担转移给社会，企业不再承担。实际上当把这些边界条件调整了以后，许多优秀企业家脱颖而出，刚才李荣融讲到的这个十年，国有企业的伟大成就应该说是90年代中后期国家把国有企业生存的边界条件调整以后产生的效果。
第二种就是资源优化配置，我们很多企业强强合作，实际上都是资源配置的结果。
第三种就是利益蛋糕重新切分，本来是这么分配的，现在为了一个新的局面和新的目的，把这个蛋糕重新调整，调整了以后形成新的格局。
第四就是企业内部或者一个系统内部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我们企业包装重组上市是一种重组，社会或者各种事业单位都是一种重组。
在重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把握什么方式和原则呢？第一重组要把握机会，稍纵即逝，你过了这一会儿可能成本大大提高，或者是适得其反，所以重组是讲机遇、条件和时机的。第二重组不是群众运动，是有权利的人和有资源的，有实力的人之间的一个合作，不管是对手还是战略伙伴，总之企业之间的重组，社会各个成员之间的重组是这个企业进行的默契和合作。第三重组的时候应该是利益均分，实现多赢的多少，比如说一个原股东可能要退出，债权人不能过分的赖帐， 不能赖债权人的帐，股民的利益你也要保障，那么在这个方面都有利益，都要退一步，都可以进一步有一个利益多赢的。
我们现在看美国金融危机，美国政府拯救各种金融企业的措施，都是和这些重组的概念有联系，我们国内的各种社会改革或者企业改革，经济改革也和重组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这里想讲一个重庆政府在经济危机这一年中我们做的一件事，这是和重组有关的，但是也和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有关的一件事。
就是在金融危机中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危机中有机，危机中往往技术革命会
带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成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技术革命帮助这种经过走出困境，我们现在都在说经济危机中是什么样的技术成果呢？讲到低碳经济，讲到新能源等等，但是很重要的有一个新技术就是信息产业当中，由于集成电路现在的发展，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功能比20年前IBM公司的巨型机还大，这是集成电路的发展产生了这个效果。
另外面板显示屏的发展替代了彩管波扩这样的显示系统，这样就使得台式PC 机都可以变成薄型的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电脑上网不要拖着尾巴用光纤光缆，而是可以像手机一样使用。
所以在金融危机中有一个产业，就是笔记本电脑，不仅没有市场萎缩，每年涨30%，到2012年可以翻一番。也就是说去年2009年电子信息产业几乎都萎缩20- 到40%，笔记本电脑是增长的。08年笔记本电脑市场销售1.6亿台，可以预测，2012 年当年的销售量会到3亿台以上。这个认识是世界电脑巨头的共识，在这个背景 下，我们觉得所谓抓机遇，抓一万亿销售值的机遇就要抓这个，甚至这个比低碳， 比新能源汽车还立竿见影。
所以重庆市政府我们去年应该说直接行动，我自己跑到硅谷跟惠普的总裁讨论这件事，我们经过讨论以后取得了共识。就是在重庆惠普来建立一个360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基地，这个基地不是原有的1.6亿台在沿海分布的再转移到重庆来， 而是新增的1.5亿台里。
惠普认为它是全球笔记本电脑最大、最重要的企业，它至少要囊括三分之一， 就启动新增的36万放到重庆，他们考虑放到重庆自己不生产，设计销售，生产制造外包给台湾，就让台湾三家企业，富士康等三家各做一千万台在重庆，这三家企业到了重庆，他们也不会只为惠普一家，因为他们这三家企业也为宏基、苹果和戴尔、东芝等其他的电脑厂商待工。
所以他们在重庆接受了惠普3600万台，对重庆来说，这样一个产业基地签约、开工意味着什么？有五个积极的意义。
第一重庆的产业结构变革了，重庆到去年为止，8千亿工业销售值，这个8千万台笔记本电脑，如果三四年以后全面投产，它整个的零部件加整机的销售值就是7千多亿，再加上配置打印机就是8千多亿，几乎再造一个重庆工业，如果2012 年工业的工业有2万亿的话，笔记本电脑会占35%以上，也就是调整了重庆西部原有的傻大黑粗的产业结构，把轻工业、电子工业和高科技产品这一块上去了，这个结构调整可以降低能耗，降低各方面的污染，整个的产业结构取得提升。
第二西部一般比较比赛，沿海地区以及整个中国25000亿美元的进出口额， 中西部地区都是很小的一块，重庆在08年全部的进出口也就是100亿美元，但是 这个项目，因为是8千万台电脑全部出口，所以一个项目进出口额就是1千亿美元， 实际上就是重庆成为西部的开发高高，整个的量就调整过来了。
第三不仅是工业发展，会带来航空物流，铁路汽车的各种运输，还有贸易结算，第三产业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也都大量的跟进。
第四也调整了重庆的劳动力结构，这个项目要4万就业的群体，包括大学生和蓝领工人都是信息产业的背景。从这个角度，重庆几十个大专院校，包括中专职业学校，可能培训人员的结构都要调整。第五当然也缩小了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我们整个07．08年1.6亿台笔记本电脑，中国沿海地区生产1亿台，东南亚和印度生产五六千万台，基本分布在沿海，内陆地区22个省一台电脑也没有，如果这些分布在四个地方，重庆就会成为中国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同时也是亚洲世界最大的一个基地。
我们凭什么说讨论一下就可以产生这样一个效果？是重组的效果，我们可以说是三个重组，三个重组的模式吸引了跨国公司在重庆。第一这个重庆搞这个项目不是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也不是沿海劳动力成本各方面邮电煤运要素便宜了， 成本高了，而是金融危机以后新增的电脑市场资源的再分配，格局的再调整，是整个布局的一个重组。所以重庆这个布局实际上调整了欧美笔记本电脑巨头的整个全球格局。第二为什么要放到重庆来？
但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不平了，原油(82.75，0.09，0.11%)价格从20 美元一桶到80美元、100美元一桶，飞机的成本也高了，企业也困难一点，也想 更多的降低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在研究新格局下怎么降低加工的成本， 我们重庆要想做这件事，沿海地区和重庆的差别，你不管重庆成本怎么低，劳动力成本低，油电煤运成本低，或者说税收政策也比沿海地区好一点，但是在重庆离开沿海2000公里的路程，来回4000公里，这个物流成本你如果像沿海那么搞加工贸易，搞一个总装厂，整个全世界各地把东西运到重庆来肯定不行。径向物流成本肯定做不好。我们想了一个概念，就是把水平分工改成垂直整合，
我们这个项目还重组了加工贸易的价值链，中国现在一年进出口25000亿美元，加工贸易几乎是1万5千多亿美元，但是加工贸易当中的设计、销售、物流和金融结算几乎都不在中国，我们只是微笑曲线的最低端，加工和代工的部分，赚取加工费。
12000亿美元加工贸易的结算在哪儿？不在我们各个上海或者广东，或者各个省的沿海各个地方，5千亿美元在新加坡，3千多亿美元在香港，这个结算是税收，包括印花税、交易税，还包括版税。
因为你们要知道，既然惠普把笔记本电脑设计完了，交给各个零部件厂生产， 零部件厂都要付给惠普专利费，那么付这个专门费不是在上海或者广东，而是付在结算中心，付了以后就要交税，所以我们一年结算中心流失的财富要比加工贸易代工的收入多得多，这是我们非常可悲的。
我们20年来加工贸易没有结算中心，我们也讨论了结算中心放到哪儿，他们说在新加坡，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和东南亚惠普有1千亿美元，结算中心在新加坡，我们说不行，要放到重庆来，我们就跟他们讨论了三个月，最后说服了他们，结算中心9月份开张，10月份运转。
一个月几千万美元，一年就有几亿美元的税收，本来这个是统统交给外国的， 现在交到重庆来了，当然这里面我们自己还没有生产一台电脑，是其他地方生产的。结算中心一是结税，
二是结汇，几百亿美元一个帐户，一年进进出出，哪个银行有这个帐户？哪个银行一年多几十亿的中间收入？
第三是结人，几千个上万个高级会计师，纪念几十万的收入，他们都在香港、新加坡，国内很少，什么叫金融中心？结算中心在哪儿，哪儿就是金融中心，跨国公司现在结算中心和总部是分离的，所以以前跨国公司总部集中的就是金融中心，现在跨国公司总部不一定是搞金融，只是一个行政总部，结算在哪儿哪儿才是中心。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可能就会想，我们为什么重庆做成了这样一件事？这就要回过头来说我们刚才重组的观念，重组的时候是要把握机遇的，我们要挖也挖不过来，要当机立断，做这种事是要有实力有资源人的一个组合，这件事如果你不跟惠普的总裁谈，你跟他下边的部门经理、地区总监去谈，跟各种小公司谈毫无用处，因为整个世界电脑的三分之一是惠普生产的，你跟惠普总裁谈，当然谈得成这个事。
第三包括比如说结算中心要从新加坡搬到重庆来，上千亿美元的系统已经是10多年的运转系统，多少会计人员，多少公司，几百个地方的生产和结算，要把这个系统搬过来，不是总裁谁能干这个活？跟下面谈没用，所以重组是要讲级别的，一定层面不是参谋长的测算，而是领导者的决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里
边有资源优化配置，垂直整合水平分工的一摊事情，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效益， 这里边有资源优化配置的效果，同时也要边界条件的调整。
比如说重庆为什么能搞成这个事情？我们跟中央要求搞成7平方公里的出口加工区，中国从06年以后已经有四年时间没有批一个出口加工区，06年以后批了17个出口加工区，每一个出口加工区只有3平方公里，我们这次批了7平方公里， 是王岐山副总理的特批。
我们不是说申请搞一个出口加工区再去招商引资，我们是项目已经在这里， 8千万台电脑，几个老板所干的活就要40万人，就要7平方公里，你只是给了我一个加工贸易的政策，这个保税区就特批了，这是一个边界条件，没有这个边界条件这件事也干不成。
结算中心一个很简单的外汇帐户的结算，中国在过去，也就是在08年以前30 年开放还没有一个规则允许境内的自然然或者法人开设离岸金融帐户，中国大陆没有一个企业和自然人可以开设这个帐户，我们这个就是离岸金融的结算，所以这个是我们重庆政府想到这件事，要跟新加坡一样，他可以开我们不能开，我们把利益拱手送给外国人，这是国家核心利益，加工贸易的结算为什么都要到外国去？应该把它拿过来，我们跟外管局商量，特批重庆可以做这个事情，这是好事情，我们可以有自然人帐户的结算。
所以用这个案例来说明，我们整个世界产业布局结构调整，价值链的结构调整重组，整个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模式的调整，这三个调整都是一种重组的行为， 世界是可以重组的，这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吃饭聊天的一个说辞，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哲学观，是一种方法论，用这种方法论可以引导我们摆脱困境，也可以引导我们在金融危机以后抓住机遇，使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快的发展。


在重庆国资工作会上的讲话
(2010年1月13日，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一、重庆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路径
重庆今年的整体经济形势比较好，国有经济是重庆经济大局的一个部分，国有企业的运行脱离不了重庆市场环境。
重庆2009年的ＧＤＰ增长比预料的还要好一点，达到了14.9%。年初人代会报告中定的是12%，我们内部加劲，考虑的工作目标是14%。7月份以来大家的预估在14.5%，现在实际出来的结论性数据是14.9%，比我们大家预想的还要好一些。之所以有这么一个亮点，这么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跟六个方面的具体经济指 标互相匹配、互相支撑是分不开的。
去年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长在18%以上，服务业、零售业的增长在20% 以上，房地产的增长也在18%以上，金融业的ＧＤＰ增长在31%以上。也就是说， 工业、商业、金融业、房地产业这四大行业都实现了比较高的增长，从而把重庆ＧＤＰ的增长推到了14.9%。
另一方面，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到了5250亿，相比2008年4100亿增长了15%， 所以也是投资强拉动的一年。还有一方面，由于国民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重庆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1%，预算内的财政收入也增长了18%以上。
取得这样的成就，宏观上说是中央政府在三个方面给了我们重大支持：一方面，国家的宏观调控、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整体上的项目投资拉动对重庆是有倾斜、有支持的；另外，中央给重庆定位的“314”部署和国务院3 号文件对重庆的经济确定目标、拉动发展也是强有力的推进。当然，也离不开重庆市委、市政府正确的措施，比如说“五大重庆”的建设，推动了重庆城市建设健康快速发展；开放高地的建设，也推动了重庆的产业经济对外开放发展得更快。
2009年，重庆外资利用达到40亿美元，增长了45%。要知道因为世界金融危机，整个国家去年利用外资是负增长，去年一季度和上半年利用外资实际上是负增长50%，在这个情况下，很多人以为利用外资气数已尽，今年能够打平就不错了。然而我们2008比2007年增长了1.7倍，170%；在2008年高增长的情况下，又是全球金融危机，又都在负增长，重庆最后形成了45%的增长，全国名列前茅。可以说，在西部12省市区中，重庆是利用外资规模最大的地方，第二大的可能是30多亿，第三第四大的地方可能已经变成了10亿美元左右。所以我们在西部遥遥
领先，在全国也排在前十位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就。
总的来说，重庆市委、市政府推动的开放高地建设，“五个重庆”的建设， 以及我们在经济调控当中采取的五条、七条、十二条一共二十多条刺激工商经济发展的各种措施，这些都推动了重庆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宏观上中央政府的“314”定位，国务院3号文件的措施，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都拉动了重庆经济发展。中观、微观上讲，重庆市委、市政府的“五个重庆”建设、“开放高地”建设和我们的对策调控措施都取得推动经济发展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中，当然离不开市区两级各方面的干部、政府部门，也离不开国有、民营各种企业的努力，当然也离不开我们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
作为重庆市委、市政府推动重庆健康发展的战略，主要就是城市化、工业化、城乡统筹一体化。没有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我们跟沿海、跟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就缩小不了。城市化包括主城、区县城、农村乡镇；工业化包括工业、跟工业密切相关的生产型服务业。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动力与源泉，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让城乡差别越拉越大，所以就有一个城乡统筹。
三个战略中，重庆市委、市政府都配置了关键抓手：对应城市化的是“五个重庆”，“宜居重庆”、“森林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是城市化的关键内容。主城要这五项，县城不也同样需要吗？即便乡镇也应该是“五个重庆”的乡镇。
所以城市化的三大板块，“五个重庆”是贯串一体的纽带。是推进城市科学发展，城市化健康推进的一个关键纽带。
扩大开放，建设开放高地是我们推进工业化的一个关键环节。现代工业一定是和全球化有关的，不能因为在西部，我们就“闭门造车”，“闭门造车”造不出现代工业，不管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不管自己原来基础多么好，如果不跟世界市场关联在一起，闭门造车，就算现在强大，以后也要没落。
从这个角度讲，开放是促使我们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开放产生比较、产生差距，开放也吸引了外资，外资进来就与狼共舞，最后重庆产生出有世界竞争能力的企业。所以，开放是我们推动工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乃至整个第三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
我们以前跟沿海的差距，就是沿海开放走在前沿，内陆相对不开放，沿海每年吸引几百亿美元的外资——重庆那时一年才两三亿美元，这就是差距。现在我们40亿，跟原来比长进多了，排到了全国前十位，但是辽宁就有150亿，上海也
有100亿。所以，我们跟沿海比还有差距——尽管我们在内陆已经可以说是一个高地，我们是全西部第一。开放是我们拉动重庆工业化发展的关键环节。
还有就是改革，改革是促进我们城乡一体化的关键环节，所谓城乡一体化， 关键是农民的城市化，城市化过程一定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农民减少的过程，是进城农民城市化的过程。
那么，如果我们的城市化不把农民带到城里来，甚至把10年、20年已经进了城的农民，始终当作另类，号称“农民工”，干活的时候在这里，过年回老家； 年轻的时候在城里，年老就回农村——这不叫善待农民工。
农民工这个词汇以后应该取消，进了城工作，他愿意成为城市居民就是城市居民，不能叫农民工，农民工不应该万岁的，要把他转化，这是我们城市化的任务，工业化的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要有改革措施，没有改革措施重庆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1997年直辖初期，3000多万人中有城市户籍的占25%，也就是说有2300多万人是农村户籍。重庆直辖12年，每年号称有40万农民离开土地进城，离开土地的农民现在说起来有700多万，其中400多万去沿海了，有300多万在重庆城市里面。
在重庆，被征了地，但是还没有城市户口的——这个征地不是昨天征的地， 我说的是十年前、五年前征的地，征了地但是没有城市户口的有150万；有15年以上在城里工厂打工但没有城市户口的有150万，加起来就有300万。
同样在一个工厂干了15年，一般职工是一套社保标准，农民工是另一套标准， 人为分成两类，带来很多隐患，所以要改革。
城市居民有很多福利，但是农民在农村的户口也有待遇，有宅基地的待遇， 流转的农业用地、承包地的待遇。但是，农民的这些待遇跟城市居民待遇互相不流通，形成了两个壁垒。解决户籍问题牵扯到两种户籍的社会资源，要让它流动起来。
所以城乡一体化是改革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城市拿点钱到农村，也不是简单的用财政的钱补助农民，补助农村——这只是救济和解决问题的一个短期措施， 战略上讲，是要让农村的资源和要素、附属在农民身上的资源和要素，跟城市居民的资源和要素流动起来，机制上一体化。
城市化、工业化、城乡一体化，是我们的三个战略，与之相应的，我们也有三个抓手：一个是“五个重庆”、一个是“开放高地”、一个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改革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更重要的是在思维上、智慧上、机制体制上
动脑筋。从这个意义上讲，国企、民企、全社会的企业都应该在这三大战略和三大关键环节上想清楚一些事，看清楚自己的定位，然后适当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发展企业，贡献社会。
这一段算是开场白，跟大家讲讲企业，国有经济、国有企业集团运行的环境， 重庆发展的总体任务。了解了大环境，才能更好地找准企业定位和发展方向，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二、重庆国企的五大特点
回顾重庆国资委成立6年来的重庆国企改革。这位新任重庆市长的回顾因为当前特殊的环境和重庆6年来的扎实探索而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6年来，本报也一直关注重庆国企改革。应该说，重庆的探索在多个方面为中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贡献，比方说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比方说在国计民生关键领域和竞争力行业的“有进有退”，比方说对财政积弱已久的地方经济的财政托底和引导、带动作用，比方说对市场环境健康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贡献，比方说在落实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政策的助力作用。应该说， 重庆是地方国有经济体现中央国企改革精神的典范之一。
除了实现国有经济的带动力、引导力和控制力，重庆的民营经济也从国有经济的运营中受益匪浅，每年获得20%以上的增长，在ＧＤＰ中的占比以每年两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
重庆国企改革也从方法论上丰富了国企改革的理论基础，创造了诸如“八大投模式”“渝富模式”等一批广为兄弟省市效法的好经验好做法。
第二点，给大家讲讲高兴话。重庆的国有企业不管是过去五年也好，还是过去的一年也好，值得肯定的有五条，让大家能够看到有亮丽成就的也是这五条。第一条，我们的国有企业，不管是总资产，还是净资产增长得的确比较快，
从2002年的1700亿到去年9500亿，六年多的时间增长了差不多5.5倍，全国最快
2002年国家国资委刚成立的时候，重庆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第19位，与ＧＤＰ、税收等各种经济指标排序差不多，但2009年已经到了全国第四，中西部第一位，在这个意义上，重庆令人刮目相看。因为这个资产不是强取豪夺夺来的，也不是国家拿了财政资本投资投来的，而是超常规发展而来的。我们的净资产比总资产增长得更快，增长六倍多，达2500亿。
在全国，国进民退也好，国退民进也好，这五、六年里国有资产管理一般是从保值增值角度在考核，大体上这五、六年全国国有资产翻了一番，重庆差不多
翻了两番还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亮点。
第二就是重庆国有资产的布局，体现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在国计民生等关键领域里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布局是“四三三”，也就是说40%左右的资产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摆布，30%左右的资产在金融领域摆布，还有30%左右的资产在工商企业、贸易流通领域摆布。这种布局是我2003年提出来的，当时重庆1700亿总资产，80%在工业商业领域，20%在金融和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此后我们就按“四三三”在调控，所以“八大投”从当时几百亿的资产逐渐扩张到现在的四千多亿。
没人干的高速公路，“八大投”建了1500公里，把重庆高速公路保有量提升了15倍。重庆这样做是不是与民争食呢？没有。因为重庆的基础设施领域从来都是开放的，苦于没人来投资，招投标都没有人来。比如修高速公路——不像广东、上海修高速公路，许多民营企业去追逐，因为那个高速公路效益好。重庆的高 速公路一公里投资七八千万，现在甚至要八九千万，而征地那么贵的上海，修一条高速公路一公里也就3000多万——重庆每建100公里高速公路，几乎要打60公 里的隧道或者修60公里的高架桥。高成本，但是车流量只相当于沿海的1／3。投资大两三倍，车流量小两三倍，这就是赔本的买卖。招投标都没人来，就是来了也是要这个优惠那个补贴。一算账，给他那么多优惠，还不如自己建。
所以，是在没有人干的领域里面，“八大投”奋力拼搏去干活的。但是高速公路如果不建，现在重庆不会有这个局面。六七年前重庆只有100多公里高速公路，今天的重庆有1600公里，就这六七年我们建了1500公里，1500公里是什么代价？七八千万一公里，就是1000多亿投下去了。
高等级公路也是建多少赔多少，我们建了5000多公里。“八小时重庆”，最初的规模是1000公里，当时1／3国家拨款，1／3市里补助，还有1／3叫区县投—
—没有民营企业投的。但是区县拿不出钱，市财政的钱也只能到位一半——中央的钱倒是到位了，开了工，最后成为“胡子工程”，停了。
于是建立了高投公司，把中央给的1／3和市里补助的钱作为资本金，然后银行融资才把这1000公里建了，花了四五十亿。接着又去建了2000公里的区县之间的二级路，然后再把各个区县的1000多公里的公路再收购再调整。
由于有了这个措施，今年重庆干了一个绝活，就是把重庆7000公里的高等级路一股脑儿不收费了，因为一年也就收12亿——实际上投资了360亿，你想，如果这360亿叫民营老板投、叫外资投，他们会来吗？投了以后一年收12亿，维护
费如果去掉6亿，就只有6亿的收入，也就是百分之一点几的回报率，哪个傻瓜愿意干？
国有企业肯干，也能够听政府的话，干不赚钱的买卖。当然由于这么干了， 重庆有条件利用了费改税的机会。国家有规定，高等级公路如果不收费了，原来的投资国家补助60%，360亿补助60%就可以补助200多亿。这200多亿按一年12亿的收，要收20年，20年还要维护呢，可能30年都收不回。索性大气一点，统统不收费，藏富于民，让老百姓开车方便。就干了这么一个好事。
现在在西部12省市区只有重庆所有的高等级路不收费。别的兄弟省区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还有几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的高等级公路要修。国家规定你一旦不收费了，过去修的补你60%，今后要修，国家再也不补，地方财政出， 而且不能再收费。
因为重庆该修的高等级路已经修了7000公里，如果今后还要修的话，最多还修一两千公里，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了。所以我们敢说不收费最好。
可见我们国企在这件事上立了汗马功劳，成就了事业。如果没有这个高投公司，那现在7000公里不收费——大家叫好的这件事就是一场梦。
国企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这个主导作用就是国有企业一马当先，发挥控制力、带动力、影响力，往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国有企业就是干这个活的， 是一马当先，不是逐利而去，奔着在为全社会服务的公共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而去。这使“八大投”从两三百亿资产变成4000亿，这个资产增值的过程也是他们事业成长的过程。
另一个方面就是金融调控。2005年以前，重庆地方国有经济在金融业里面的份额几乎是零。重庆商业银行是不是国有控股？不是，那时候它2.7亿的股权里只有10%的国有股权，其他的两亿多都是各种各样民企资本。西南证券是不是国有控股？也不是，16亿资本金，坏账15亿，只剩1亿资本金，在里面有几个国有企业坏了账，丢盔弃甲；但更多的民营企业，百分之七八十也输得精光。怨声载道， 大家都赔啊！渝国投也一样濒临破产，是珠海国利控股，开始是10亿资本金，后来我们让城投增加了6个亿，变成国有控股。
重庆国有金融资产扩张的过程是增加重庆金融的经济调控能力的过程，是有带动力的。但是，绝不是说，民营企业投资了，政府看着人家赚钱多，眼红，去抢这个市场，垄断，没这回事。
2002─2004年，这些金融机构个个都接到黄牌警告，到了崩盘的边缘，那时
候如果沿海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想要来入点股，任何一家企业想要来入这个股， 政府闭着眼睛都同意，因为你在救灾——但是那时候没有人来，这几个金融企业都濒临倒闭了。
因为任何一个金融企业里面都有老百姓的血汗钱，股东只占金融资产的8%， 有的要倒闭的银行，资本充足率甚至只有2%。真倒闭了，占比98%的老百姓的存款、企业的存款将付之东流，社会马上就不稳定，政府在这个时候救灾也一样要花钱，重组等于把买棺材钱变成医药费。
所以，重庆政府在2004、2005、2006年对农信社、重庆商业银行、三峡银行、西南证券进行重组。这个重组当然是成功的，当时花了几十亿，现在这几十亿 对应的股权增值到几百亿。
现在有人可能会说，重庆政府怎么把民营控股变成国有控股，是不是用权力垄断了？这太不了解情况。资本运作中时间点是关键因素，在这个时间点运作是巧取豪夺，但在那个时间点运作是抗震救灾。大家要理解这个概念，不能用成功以后的新形势倒算三年五年前的危机时候的形势，你要有预测，你要有献身精神， 你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在这个意义上讲，重庆的9000亿国有资产分布在“八大投”和八个金融机构里面的6000多亿，不是简单的政府意志布局出来的，而是根据市场需求、社会需求，政府国有资本挺身而出救灾救出来的，只是“运气”比较好，现在都发财了； 如果“运气”不好，这几十个亿亏掉几个亿，我跟崔坚（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
、国资委主任）可能去坐牢了。那时候大家可能就说你为什么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为什么拿国有资本去救民营资本？
为什么我们这六七年会长出个六七千亿的资产，长在什么地方？现在想到“八大投”变成模式了，想着我们几个金融机构也都很好，私募基金、外国资金都想买我们的股权，大家想着的就是歌舞升平中的好，没看到这都是从血雨腥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在尸体堆里的时候你来爬吗？同时爬的都享受同等国民待遇。
尹明善算是有勇气有眼光的，他当时就对政府有信心。他自己也说，他们在重庆商业银行入1.5亿股，真金白银拿了1.5亿，当时有人说他傻，现在他的股权值15亿；他把股权一抵押，银行至少给他10亿贷款，有了这10亿贷款，才去建了几万台汽车、几百万台通机，才会使他现在的企业一年有3个亿的利润。
如果当时有谁愿意投资西证，不撤资，那他现在也发财了，但原来的股东大
都逃出来了。比如珠海国利，他原来投资了5亿，5个亿损失超过90%。后来在我们要重组，还没有获批的关键时候，他们突然来了一个说法，意思就是5亿股重庆用5亿元买过去，你们买不买？
我说如果我跟你是朋友的话，想着你在这里辛苦一场投了5个亿，放了五年一直输钱，我很同情你。现在你说你想5个亿原本退出，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 我立马给你五个亿，你只要签约我们三天就给你，但是我劝你不要退出，应该对我们有信心。
最后他签约了。我们建议渝富买回了这5亿股。这5亿股现在就值50亿，而且这50亿是可以卖的，这意思就是他肯定卖赔了，但是当年，没有人信这个事，关键是当时当刻。
重庆国有资本的布局是重庆市委、市政府根据改善重庆投资环境的需要，对事关国计民生等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包括金融类企业不能让他简单的倒闭——因为那会造成社会混乱，要救灾，按照这个需要我们进行了布局。“四三三”就是这个道理。标准的表述是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
——这是中央对国企改革的要求。
第三个特点，就是重庆的国有企业，也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落实的一个杠杆。我们所有的企业都要遵守国家的法纪，遵守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这是不言而喻的。重庆的国有集团，不仅自己要遵守调控政策和纪律，同时也要帮助政府推进调控政策，发挥传递作用。
举例来说，国家希望帮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增加贷款，但是，大银行一般愿意贷给大企业，不太愿意贷给中小企业，这当中中小企业自身的确有他的问题， 一个是小而散；第二就是中小企业信用不足，那么需要有担保公司。
重庆现在担保公司共有100亿以上资本金，可以担保500亿以上的中小企业贷款。这100亿当中有60亿资本金是我们国有企业出的，仅三峡担保公司就是30亿资本金。担保公司赚钱是不多的，如果让袁明杰（三峡担保公司董事长）拿30亿资本金去搞小额贷款公司，我可以保证他一年10个亿的利润，但是搞担保公司他最多能够收回不到两个亿的利润。现在的民营企业一般不愿意做担保，我为你去担保，做嫁衣，还不如直接用这个钱干赚钱的活，甚至去放中利贷、小利贷，总之比担保强得多——对民营企业搞小贷我们也支持，他要逐利嘛，逐利的过程中也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我们支持。但是担保的事业涉及大量的中小企业，其中很多是民营企业，所以我们让国有企业承担了最主要的任务，这就是一个桥梁。
比如，国有企业最近又在成立金融租赁公司，这也是一种融资。拟成立的公司资本金60亿，可以融资租赁500亿——租赁的企业一般都是中小企业。我们许多国有企业都往国家的政策方向在努力。
重庆农商行1200亿的贷款余额，70%是“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民营企业贷款。我们去看工农中建交，他们在重庆如果有1000多亿贷款，一般百分之七八十是大企业贷款。
那么我们农信社出身的农商行难道找不到大项目、大集团贷款吗？不是，是你必须针对中小企业，必须在郊县活动，你不要到主城来，这不是歧视你，你的宗旨任务姓“农”。
所以总的意思是我们的国企事实上成了国家政策延伸的杠杆，使全社会受益于国企的这种调控政策的延伸、服务，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他不是与民争食，他是在提供服务，改善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大家要知道， 如果这个地方国企疯狂发展，把民企的生存空间占领了，民营企业怎么会在这 五年里每年增长20%以上？我们的ＧＤＰ里怎么每年有2个百分点的民营资本、民营ＧＤＰ比重的提高——我们直辖初期是25%的非公经济，75%的公有经济，现在是60%的非公经济，每年涨2个百分点。重庆民企的投资环境、发展环境是不差的。至于中小企业融资环境，重庆即便不是全国最好，也是中西部地区最好的。
第四，重庆的国企，也是我们的“第三财政”，是财政预算的一个托底工具。我管了七年财政，从来都是把重庆的财政一分为三，预算内财政保运行、保吃饭， 包括公检法、治安队伍；也包括我们几十万教科文卫队伍、十几万公务员的队伍， 所有这些单位的运行，包括工资、补贴、出差成本等，都是预算内资金做保证的。预算外的基金就是保日常的建设，包括土地出让金、房地产开发费、路桥收费等等，这些就是保运行中的建设资金。但是我们还有第三个财政，就是国有资本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平均下来每年至少有一百几十亿。
比如说重庆“八大投”每年承担400亿左右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项目投资。这400亿中，财政在里面最多有60%做了承诺：以后用财政的基金、配套费、各种各样的建设资金来补偿。还有40%的缺口就是由“八大投”自己以后创造收入也好、运行当中自己平衡也好，这每年有100多亿。
另外一个概念，在没有“八大投”的时候，重庆市修的所有的路……，我刚到重庆来的时候管城建，市政委主任就跟建委主任吵架，整天吵到我这，为什么？ 那么多的城市道路要维护，要几千万，甚至一个亿、两个亿的钱，市政委就说建
委不给钱，建委说我就那么五个亿，有那么多的事要做，我给不出来钱，大家扯来扯去。
这六七年，我们的城市道路维护，路也增加了几千公里，谁维护啊？每年一百多亿的城市道路维护的各种费用。现在因为产权没有划给建委，也不是建委在管，产权在城投公司，城投公司自己维护啊。“八大投”每年维护公路、桥梁、隧道要上百亿的开销，建委是不出钱的。所以，他们每年其实承担了重庆建设口一百多亿、二百亿的维护费用。
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八大投”这200亿，我们是不是真不干了？财政可能拿不出200亿，但是100亿还是要拿的，否则凌月明（重庆市副市长，城建归他分管）肯定要跟我吵架，我怎么说也要在预算内或者预算外基金里再调剂个100 亿来给城建口。
我们财政收入有多少大家心里有数，预算里少了100亿，教育、卫生、文化就潇洒不起来，就玩不转了。西部教育投入都比较少，文化设施比较落后，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重始终只有二点几，超不过三，为什么重庆近几年都超过ＧＤ Ｐ4%，比全国平均多了一个点？这一个点就是50亿啊。
那是因为建设口的钱能够扣100亿下来，你当然就能拿50亿到教育口去了。所以，为什么重庆的教师津补贴一个月有1000来块？一年有一万来块？（也是这个道理）。
这些当然要财政来支付，但你也要付得起啊，2009年付了30多万人，一人一万就30多亿。大家有时候说你黄奇帆管教育又管财政，所以用权力硬帮忙。硬帮忙也要帮得平，因为崔坚这的“八大投”、国有企业，我才帮得上这个忙，才能平衡这个事。
为什么（王）鸿举市长这一届政府保民生的钱占我们预算内财政51%以上？ 为什么很多兄弟省只有30%几、40%几？这是因为我们把基建方面、公共设施建设方面硬投入的上百亿给抠过来了，不支出了才平衡的。但是如果没有“八大投”，没有在座的贡献，那基础设施的这个100亿肯定比我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100 亿还重要——按照一般政府的行事逻辑，就理所当然的把预算内的钱划100亿干那个活，否则社会更不太平。然后，民生事业就一年的事情三年做、三年的事情十年做，慢慢来呗，量力而行。
所以我们的国有资本事实上成了财政的一个重要的托底基本财力。重庆这七八千亿国有资产实际上每年创造的利润至少有100多亿往财政转移了，而财政拿
了这个钱没有再返还给崔坚，又让崔坚去扩张国有资本——而是用到了全社会需要的民生事业上去了。这是第四个特点。
第五个特点，就是国有企业在改革创新中有所发展。重庆国企改革的许多目标模式、操作方法成了国内、国外、联合国方方面面比较肯定的模式和经验。我们当然要谦虚谨慎，我们不是为模式而去创造，也不是为创新而去创新。我们是在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许多模式，这方面我们的确有经验可循，有创新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我们国有集团老总应该各有各的心得。
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对我们国有企业的成就也好，特点也好，作一个归纳。凌月明第一次听我说这些特点，以后他跟你们继续说这些特点。
三、重组的十五条“军规”
我们现在有上万亿的资产掌握在36个集团老总的手中，企业当然要在日常经营中取胜，但是对各位老总来说，手握上万亿资产，资产的优化配置、资产的重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要根据战略目标，在资产运作中扩张。
重庆的国有企业这五六年的超常规发展，除了靠我们大家经营中的小心谨慎、科学合理的布局定位取胜以外，很重要的是我们进行了“八大投”的重组，进行了五个金融企业的重组，进行了十几个垃圾股票的重组，也进行了几十个集团合并整合的重组。
也就是说我们回顾6年来我们在国企改革国资经验方面的实践和探索，重组是我们这段历史的一个关键词。
那么什么情况下要重组呢？一个经理不能坐在那里整天想重组，为重组而重组，这是不行的，重组总得有个目的。
第一个，你想超常规发展要有重组思维。
第二个，你想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要有创新的重组思维。
第三个，要解决普遍存在的问题，要有独特的重组思维——因为既然是一个普遍问题，大家都想解决，大家又都没有想出办法来解决，说明常规的办法解决不了，应该创新重组。
第四，遇上灾难，常规的办法一般不大有用，这个时候也需要重组思维。在金融危机中用重组来摆脱危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用重组来抓住机遇。总之在危机当中，不管是宏观的经济危机，还是微观的企业危机，还是中观的行业危机， 摆脱危机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重组。
第五，遇上了一个新时代、新阶段，怎么与时俱进？比如说背景情况有大的
变化的时候，不管是国家的政策变了，还是市场的条件变了，不能用常规的办法以不变应万变，你可能要有重组创新的思维。
重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重组的目的就是1＋1大于2。毛主席说过一段很有 哲理的话：任何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运动，当你把边界条件调整了，那么运动的状态和趋势就会发生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讲，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在运动。
重组就是改变运动的边界条件，改变事物的外部条件。前两天，北大一年一度的新年论坛，他们叫我去，我因为很忙，本来不想去，后来想，到北大去帮重庆宣传宣传，也不错，所以就去了，去了我就讲了“世界是可以重组的”，就讲这个道理。
对于企业家来说，创新与重组，往往是一回事。你在超常规发展的时候要用改革创新思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要用改革创新思维，解决普遍存在问题的时候要改革创新思维，摆脱困境要用改革创新思维，新时代与时俱进也要用改革创新思维。这样的话如果对区县长说，不一定合适——但是跟在座的企业家说， 重组与改革往往是一回事。
因为金融界搞重组是由投资银行来操办的，所以我原来跟人家开玩笑说我就是重庆市人民政府投资银行的行长，遇上什么事，常常用重组的办法去化解。
我讲这一段就是为了让大家理解，许多困难问题，是可以用创新、改革、重组的思维来化解的。
你也不能整天都想创新重组。正常的人，70%、80%的时间是正常思维，按国家的法制、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生活工作。但遇上了刚才说的五种情况你就要跳出一些框框，与时俱进地去用创新重组的思维想问题，这是我们企业家应该有的一种思考能力，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遇上了重组，应该动脑筋，怎么动呢？实际上有五种方法： 一种是改变边界条件，用哲学的语言说，边界条件调整了，事物运动的方式
和趋势就改变了。
重庆的工业企业2002年以前很糟糕，银行不肯借钱，投资能力极差。2002年上海的工业投资1300亿，重庆的工业投资只有区区160亿，差得很远。什么原因 呢？重庆工商企业的边界条件一塌糊涂：其一，33%的所得税，没有特区、开发区的优惠；其二，坏账、不良资产率达到30%，所有银行都黄牌警告，借不到钱； 其三，工业园区几乎是“白板”，沿海地区几千个工业园区，重庆除了高新区、经开区，40个区县没有工业园区。所以，贺书记在2002年离开重庆之前，专门
交代我说沿海发展的经验之一是有工业园区。重庆工业，区县没有园区，招商引资也招不到，招来的企业要来投资了，一看工业园区也没有，还要叫人家去征地， 去七通一平，搞污水治理，哪个企业肯这么干活？来了之后也走了，这也是一 个问题。其四，工业的要件，煤电油运就那么一点点家底。电力只有300万千瓦 装机，根本满足不了大工业的电力需求。电不够用，天然气不够用，煤炭呢？全国煤炭倒不少，但是重庆企业都不肯买外来的煤，因为本地的煤便宜。还有就是一个项目储备库都没有，投资往哪里投？
2003年以后我们着手改变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五个措施一起来。
第一，渝富帮助工商企业跟工农中建交打包消除了250亿的坏账，把工商企业的不良资产从30%降到了百分之几，银行就愿意融资了。
第二，全部工业企业的税收从33%下降到15%，这是我们2003年操作的。当年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了70%，为什么？33%的所得税，谁都藏头卡尾，利润不“搬”出来；现在只交15%，大家都认为，15%还是应该交的，就不再藏了，所以当年利润就“跳”出来了。利润一“跳”出来，信用就好，融资能力就更强。第三，煤电油运，电力启动了1000万千瓦的装机——本来只有300万，2004
策划到2008年全部建成，电力装机从300多万变成1200多万。
第四，项目储备，项目储备从2003年开始几百亿，2004年就到1000多亿，2005 年到6000亿，现在我们有10000亿的项目储备——大项目会有配套，一个上游项目会拉出一个中下游产业链，一个链一个链地拉，一拉就上千亿，七八个链就有五六千亿的销售值——项目库出来了。有了项目储备库，区县一样去拍胸脯招商， 他可以以宏观去吸引外资内资。另外就是开发区。2003年我跟（吴）家农（原重庆市副市长）一起，4个月时间搞了三十几个开发区，全部的征地动迁、规划手续，通通批好。2003年7月1日国务院下发通知全国各地不能搞新的工业开发区， 然后来检查重庆的几十个开发区，都是合理合法的。这一批批了两百平方公里， 一公里如果有个30亿、40亿销售值就能为重庆增加六七千亿的工业产出——工业发展有了载体。
为什么讲这一段？就是说面对工业范围的重组，你如果想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帮忙，以你市长的能耐，可能能帮10个，但是还有成千上万的企业怎么办？所以，我很少跑到一个工厂去跟厂长经理谈事情——把边界条件重组了，千千万万的企业自会有英雄好汉跳出来。
因为边界条件好了，我们的工业投资从2002年的100多亿上升到去年的1600
亿，2010年，工业投资计划是2000亿。
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确发展了。这个例子说明把边界条件调整好，就会推动整体的发展。
第二个，资源优化配置也是一种重组的方法。我们的企业上市，垃圾股重组， 各种大集团、小集团合并强强联合，或者优势企业结合弱势企业的合并，这里面很重要的不是为合并而合并，而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1＋1大于2。资源优化重组，很重要的是要利益均沾，参与配置资源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好处，形成多赢局面。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就是蛋糕重新分割，既得利益、格局进行调整。这往往是市长、区长、集团老总遇上某种特定情况，解决某个问题时使用的办法。这种重组不是把新的资源跟老的资源优化配置，而是把原有的资源重新调整分配比例，使得资源重新整合，化解一定的矛盾，解决一定的问题。
第四个就是内部的体制机制改革，这个时候往往会把班子进行调整，会把部门结构进行调整，把公司的管理线条、方法进行调整。
第五个就是对管理政策、管理方法进行调整。
这五种情况都涉及到社会改革创新，涉及到企业的重组。在重组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明白，重组是领导人的事情，不是群众运动，重组一定是有一定权力、一定资源、一定资金、一定实力的领导人之间互相默契的行动。你的企业去收购另一个企业，一定是你这个企业的领导跟那个企业的领导讨论磋商过。资源要优化配置一定是有权力的人做的决策，这是第一点。【联系微信*dadawk01】
第二点，重组的过程中是要讲时机、讲机遇的。这个时点重组，成功，而且成本低；那个时点重组，也能做成，但成本可能提高一倍；再换一个时点重组， 同样的方案，结果没准还失败了。所以要及时行动，果断处置。
第三点，重组一定要讲究多赢，重组的各方应该是多赢的。我们原来说过一个平行四边形的概念，上市公司的重组，一定涉及四个方面：第一，原来的大股东把企业搞得一塌糊涂；第二，新的战略投资者、新的大股东，也就是战略重组方；第三，散户股民；第四，债权人，重组垃圾股一定有坏账的，这和债权人有关。这四个方面要利益互补，四方共赢，不能把全部坏账叫战略投资者背，这样人家就不带你重组了；也不能叫银行通吃坏账，那银行不干，也做不成；也不能欺负股民；当然也不能让原来的大股东一点好处也没有就把他赶走了。这里面有间接性的各个方面积极性的调动，所以应该以多赢为行事原则。
再有一条，重组必须是在阳光下进行。合乎法律，合乎市场规则，合乎公共社会利益，否则变成几个有权力的人搞阴谋诡计，然后赚了一把钱把社会给坑了， 利己害人不行。
还有一条，重组要有实力，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你有十块钱的能力，拿出三块钱去重组，这可以；你有十块钱的能力去重组一件事，结果花了一百块钱， 最后一个危机没解决，自己都陷进去了；有时候重组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结果一个公司的危机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危机。这个时候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应该冷静再冷静，审时度势。
我今天有意讲这一段，我们在座的企业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你们管了一万多亿的资产，要懂得重组的目的、重组的方法、重组的原则或者前提，各五条， 总共十五条，你们如果把它融会贯通，就能实现你们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创造新的业绩。
担当时代重任不负人民期望
在重庆市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2010年1月26日）
尊敬的各位代表：
衷心感谢你们选举我担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支持和鼓励！X和人民的事业总是薪火相传。从鸿举同志手中接过市长的接力棒，我深知，这是一份庄严而重大的责任，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我惟有尽心竭力，团结和带领政府一班人，以我们的忠诚与责任、勤奋与智慧、务实与创新， 推动重庆更好更快发展，不辜负大家的重托！
重庆正处于直辖以来最有希望的黄金发展期。经过几届班子的倾情奉献和全市人民的奋力拼搏，直辖12年来，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中共重庆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沉着应对、逆势而进，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为大开放、大调整、大跨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积蓄了发展的能量。当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重庆仍然处在爬坡上坎的历史阶段，实现新的突破和跨越，还需要我们齐心协力，付出超常的艰辛，破解诸多的难题。本届市政府未来几年的任务，已由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确认。今年的政
府工作，也在刚刚通过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中予以批准。可以预见， 未来的重庆，“314”总体部署和国发3号文件将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经济发展提速升档，支柱产业更加强大，经济结构更趋合理，内陆开放高地加速崛起，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将渐具雏形；未来的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将更加协调，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更加健全，“一圈两翼”各展所长、竞相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将探出新路；未来的重庆，发展环境将大大改善，法治将更加健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会进一步迸发出来；未来的重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将承载着巴渝人民更加豪迈的期许，以昂扬勃发的姿态，雄踞于世人面前。我坚信，未来的重庆一定会越来越美好，重庆人民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幸福！
越是机遇汇集，越要凝神聚力；越是关键当口，越要奋发有为。身处这个干事创业的难得时段，身为重庆市长，我将与市政府的同志们一道，义无反顾，知难而进，全力以赴去达成上述目标，以创新务实的理念推动重庆的崛起，以百折不挠的拼搏加快重庆的振兴，以殚精竭虑的努力造福重庆的市民，努力完成各位
代表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始终信守四条基本准则：
第一，摆正位置。坚决贯彻X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坚持中共重庆市委的领导，恪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自觉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决议，认真办理人民代表的议案和建议，虚心接受人大代表的批评和质询。同时，自觉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认真听取民主X派、工商联、无X派人士和人民团体的意见，汇集各方智慧和力量，不断改进政府工作，把重庆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第二，勤政为民。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想问题、谋思路、促发展，以人为本，行政为民。时刻牢记X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基层，体察民情，汇聚民智。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上，放到保障民计民生上，千方百计为群众谋求福祉，让X和政府的温暖惠及广大市民。
第三，力促发展。按照“314”总体部署和国发3号文件要求，紧紧围绕市委工作大局，充分调动各区县和市政府各部门的积极性，一心一意谋发展，突出抓好“五个重庆”、统筹城乡、内陆开放、深化改革、振兴区县、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全面发力，重点突破，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排头兵”。
第四，廉洁奉公。牢记“两个务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模范遵守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修为政之德，怀律己之心，艰苦朴素，克己慎行。从体制机制上，规范和保证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廉洁奉公，做到令行禁止、有错必纠、有贪必肃。
我热爱重庆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要像根深叶茂的黄葛树一样扎根重庆， 与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一道，在这片热土上不懈耕耘，尽忠竭力！
我坚信，有X中央、国务院的深切关怀，有中共重庆市委的坚强领导，有各位代表的信任和鞭策，有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有各行各业的奋发和努力，我和市政府的同事们一定会为山城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主城区主干道综合改造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0年2月22日，根据录音整理）
“宜居重庆”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新年伊始，按照XXX书记“城市建设要有大动作、上大台阶，城市形象要有大改观”的要求，我和市政府部分领导召集有关委办局、主城各区和北部新区负责人，对主城综合整治改造进行了实地考察。坐上大卡车，视角全方位，大家看得很清晰。从考察情况看，主城各区一些路段已先期进行整治，效果初显；对今年要整治的主干道，都亮出了各自准备的改造方案。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看，主城是重庆推进城市化，建设国家五大中心城市之一的主战场。重庆的城市风貌、城市形象、城市规模、城市功能，都要通过主城来体现。总体上，主城区城市化建设要完成五大任务。
一、加快完成危旧房拆迁和城中村改造，夯实城市环境基础
重庆主城在近百年发展过程中，留下大量危旧房和城中村。直辖最初十年， 共拆除危旧房700万平方米，最近两年又拆除700万平方米，加上今年再拆400多万平方米，三年将拆除1200万平方米，累计拆除近2000万平方米，可以完成危旧房拆迁的主体任务。国家新的拆迁法规即将出台，拆迁成本会大幅上升。如果我们没有抓住机遇，在过去七年、十年乃至二十年内努力拆除危旧房，在重庆城乡一体化加速进程中，历史积累的拆迁纠纷就会演变为民生之痛、发展之碍。城中村改造涉及19个片区、53个地块、近万亩土地，一环周边房屋拆迁量约420万平方米。危旧房、城中村改造是本届政府的重要任务，也是重庆主城改天换地的重要战略支点，2012年前必须完成。
二、集中打造两江四岸景观，强化城市功能
搞好两江四岸城市景观，是主城建设的历史性任务。重庆与其他城市不同， 有嘉陵江、长江环绕，两江四岸有400公里岸线，岸边不管是危旧房的拆迁改造， 还是永久性历史建筑的保留存续，都应成为山城特色风貌的集中展示区。江岸形象、功能定位包括亲水河滩的有效利用，都应有高水准的设计，有很具体、很负责的组织实施。媒体有报道，渝中区曾经繁华的珊瑚坝，因湿地公园建设远未达到理想效果，成了“烂尾工程”。沙坪坝磁器口偌大一个河滩，茶座分布杂乱无章，白色垃圾随处可见。武汉对河滩实行整体开发的经验很值得借鉴。他们在建设绿色公园、增加文化内涵的同时，对商业经营的范围和档次也进行了规范。短短两年时间，汉口河滩就成为全国最大的绿色休闲和体育运动场所，成为武汉人
气最旺的景点，曾经一天涌入30万游客。去年武汉河滩的旅游人次突破1300万。除门票收入，餐饮、纪念品销售等附加收入近8000万元，实现了政府、经营者、游客三赢。我们重要的功能区，如解放碑、江北嘴、弹子石等中央商务区，以后的会展中心区和各种经济、商务、文化功能区，其整体效应都与两江四岸的映衬密切相关。是重庆建设新的发展走廊和亮点，是集中体现新城、新市、新面貌的点睛之笔。为此，一定要搞好两江四岸400公里岸线的景观，打造成城市风貌的集中展示区。
三、搞好外环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城市发展大骨架
我们要顺应“外环时代”的扩城机遇，促进局促老城的突围。今后三年、五年、十年要按照城区框架，大手笔、高质量地建设一、二环之间的基础设施。这个区域，原来的农村都要变成城市，应有几百亿投入的道路建设，包括地铁、轨道、快速车道的延伸拓展，以及地下管网和市政设施的布局。“外环时代”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将对老城过于密集的人居环境予以纾解。基础设施率先予以延伸、辐射、分散、拓展，部分主城居民就可以疏散到一、二环之间。这方面投资，今后十年，不会小于2000亿，这将成为规划局、城乡建委、市政委等相关部门工作新的主战场。希望各相关部门提早谋划，提早动手，每年干几件让市民眼前一亮、有利于城市扩容的大动作。
四、建设好外环的居民小区和配套设施，使重庆更“宜居”
主城常住人口现在是500多万人，按照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今后十 几年，主城要突破1000万。新增的四五百万人主要集聚在内环与外环之间。现已规划布局21个大型居民集聚区，平均每个居民集聚区20多万人，总和500万左右， 占地130多平方公里。一、二环之间可建设用地有四五百平方公里，1/3是居民住宅区；1/3是商务、学校、医院、文化等公共设施，也包括无污染的都市型工业 园区；1/3是道路绿化和其他空旷、开敞用地，平均容积率3.8，这样，就能形成布局合理、配套完善、环境优美、人际和谐，并有地域特色的人口集聚区。
五、综合整治老街区，短平快地改变城市面貌
前面四项任务都是以10年时间为坐标。而综合整治老街区这项任务，需要用两、三年时间打攻坚战，尽快达到脱胎换骨、耳目一新的效果。今年，主城九区和北部新区要全面启动12条线路17段主干道的综合整治项目，总长25.6公里。主干道综合整治包括五方面内容：
一是架空线缆下地。城市主干道两侧，还有不少“蜘蛛网”似的管线。随着
城市的发展，不论从安全角度，还是从城市规范、景观效果考虑，这些管网都必须下地。
二是改造房屋立面。不少沿街建筑的外立面，外形陈旧，色彩杂乱，空调乱挂，雨棚残杂，需要用现代建筑理念，系统地进行改造，提升建筑的格调和品位。
三是规范户外广告。城市广告杂乱无章，到处乱贴乱挂。全市有2000多家广告公司在搞城市广告，而整个巴黎市只有五六家，由政府统一招标。世界级大广告公司一旦中标，整个街区的广告由艺术家进行整体的设计，经政府、社会确认后，再由各个企业和店面去做。这样的广告就很有水准和档次。今后，城市广告要一个街区一个街区进行整体设计，不能各自为政。九龙坡、大渡口就是这样做的，就体现出了整体效果。要通过规范，使户外广告上档次、上水准。
四是整治市政环卫。对城市主干道占道的固定摊点，要实施减量、调整；对现有市政设施、车行道、人行道、人行护栏等，进行适度翻修改造；在入口处设立标志性雕塑，增添人行坐凳和过街设施。同时，要健全环境卫生管理机制，坚持二十四小时保洁。还要建设节能公厕，规划、更换垃圾收集容器，完善主城区生活垃圾收运网络系统，加大收运力度，努力营造“洁、净、美”的城市干道新形象。
五是绿化街道景观。沿街单位要尽量拆墙透绿，要注重楼栋的立面绿化、墙体美化，选用时令鲜花，增强街区绿化的观赏性。要注意保护好现有大树和行道树，通过增绿、添景，提高绿化品质和景观质量。要注重行道绿化与道路边堡坎绿化、街边小游园、单位绿化有机结合，形成道路绿化纵深，提升干道绿化的协调性。
总之，主干道综合改造是对城市文化内涵的提档升级，要讲究艺术品位，体现文化特色，昭示时代进步。这项工作投入虽小，但决不能敷衍了事，搞徒有其名的形象工程。要通过这一两年的改造，接近上海、北京、广州的水平。
与此相关联的五件大事，也要及早付诸实施。
机场路车流量已基本饱合。江北机场客流量正以每年四五百万人次的幅度递增，今年将达到1900万，明、后年会进一步上升到3000万。目前，四车道的机场路显然已不能适应需求。尽管今年将开工新修一条机场专用道，但要耗时几年， 拓宽现有的机场路已成当务之急。匡算了一下，需投入七、八亿元。这条路的拓宽，对发挥机场功能、城市功能、景观功能都举足轻重，要尽快实施。具体方案
报市政府常务会讨论审定后就付诸行动。
主城已进入外环时代，机场路需要从高速路转变为城市快速干道。从机场出来，到北部新区再到江北，已经是大都市的核心区，没有必要按高速路方式来配置、管理这条路，包括这条路上的几座立交系统。相关部门要按照城市快速干道的标准来管理，路灯、隔离带、两侧人行道都要按此标准来设计和改造。
现在正值枯水低水位，嘉陵江岸坡上有十几米、二十米的消落带，岩石、泥沙都显露无遗，景观很糟糕。伴随三峡大坝175米到135米水位蓄水涨落，每年有两、三次的高低往返，对嘉陵江两岸景观影响很大。可考虑在嘉陵江进长江口的地方建一个闸门，用于蓄水并兼顾通航，使嘉陵江水位基本保持在172米左右。这样，从渝中区、江北区一直到北碚段，江岸的风景会非常好，社会经济效应也会有很大提升。这是个系统工程，需要考虑蓄水冲沙、生物回游通道等一系列问题。请规划、水利部门及有关专家按此思路一起研究，待各方面达成共识后推动实施。
菜九路通车后，沿线原处于“盲肠终端”被遮盖的大片危旧房屋暴露出来， 严重影响滨江景观。这些危旧房尚未纳入近三年的危旧房改造计划。这个片区， 既是老百姓最穷的地方，又是房屋最危旧的地方，当然也是危改最需要推进的地方。请规划局、建委和渝中区拟定方案，将这片危旧房作为特例纳入改造计划， 年内尽快启动。这个地块拆迁之后，功能定位也要认真考虑。
在主城的一些重要地块，开发商拿地后开发得很慢，或长期不开发，一直闲置。这既浪费土地资源，也影响市容市貌。应采取措施，盘活利用，该回收的要坚决回收，该控制的要严格控制，并从源头上彻底根治开发商的囤地行为。
外环时代城市建设的号角已全面吹响，主城区主干道综合改造工程迫在眉 睫。除了上述五件大事之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各区及市级相关部门务必闻风而动、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完成“临门一脚”，做到“锦上添花”。由月明副市长牵头组织有关专家组,对主城九区包括北部新区的具体行动方案，分门别类地予以论证协调、把关号脉,既找准突破口，又要便于操作。总之，大家一起努力，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在公共租赁住房工程开工典礼上的致辞
（2010年2月28日）
各位来宾，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是阖家欢聚的元宵节！承载市民“住有所居”梦想的公共租赁房建设工程，正式破土动工，为节日的市民又送出了一份新年的大礼包。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工程开工表示热烈的祝贺！
在全国率先开展公共租赁房建设，是市委、市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不仅有利于城市住房制度的探索和完善，进一步促进“宜居重庆”建设，也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公共租赁房意在重点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实现城市住房保障“全覆盖”，有低成本建设、低门槛入住、低价格出租等制度设计，首开内地城市大规模建设“公租房”之先河。我市的公共租赁房，参照商业楼盘进行高规格设计、无差别安排，充分满足“宜居”的要求，成为“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成果让人民共享”的重要体现。大批量公共租赁房进入市场，还可以成为政府调控房价的“稳定器”，调节房市供求的“缓冲器”，推动建立“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撑、高端有约束”的城市住房供应体系。
重庆主城已进入外环时代。按照发展规划，到2020年主城区将达1000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内外环线之间将新增21个居民聚居区。我们要在这些聚居区建设2000万平米的公共租赁房。近三年，先期建设1000万平米，今明两年将各开工建设500万平米。今天开工建设的项目，就是其中之一，年底将向社会投放20万 平米公共租赁房。这既是一项实现千家万户安居乐业梦想的民心工程，也是重庆拉开特大城市架势、构建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基础。希望相关单位和全体建设者牢固树立“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理念，发扬苦干实干精神，精心组织，科学施工，统筹推进，真正把这件好事办实、办好，真正让公共租赁房制度造福于民。
同志们、朋友们：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但重庆经济仍率先走出“V 型”反转；尽管许多城市房价走高已成为社会焦点，但重庆主城双职工家庭房价收入比仍控制在6.5以内。我们相信，随着公共租赁房建设的不断推进，重庆的 住房供应体系一定会更加完善，重庆市民“住有所居”的梦想也一定能早日实现！
谢谢大家！
在市环委会三届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0年3月2日，根据录音整理）
今天下午即将启程参加全国“两会”，上午专门抽出时间召开市环委会三届三次全体会议，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环保工作的高度重视。刚才，市环保局、发改委、经信委等部门分别作了汇报，几位专家提了中肯的建议，月明副市长也讲了很好的意见，我都赞成。这里，讲四点意见：
一、环保工作成绩显著
重庆作为内陆老工业基地，酸雨等污染比较严重，气候、环境比较糟糕，一直被称为“雾都”。直辖12年特别是最近5年来，市政府高度重视环保工作，城市环境有了很大改善。除了2006年气温较高以外，其他年份气温总体较好，“火炉”、“雾都”感觉明显减少，环境保护态势持续向好。这里有三峡工程蓄水后产生的小气候调节效应，但主要还是环境治理的成效。
（一）节能降耗有新进展。去年全市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5.5%，“十一五” 前四年累计下降17.2%，今年可望完成累计下降20%的目标。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下降6.5%以上，四年累计下降27%，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目标任务。2005年确定这个目标时，难度很大，但通过深入实施“十大”节能工程，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开展节能自愿协议试点，大力淘汰小水泥、小火电、小钢材，节能降耗目标如期实现。
（二）防治污染取得新成效。“十一五”前四年，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10.88%和10.86%，分别完成97.14%、91.26%。一是对高能耗和重污染企业，通过工艺调整、技术改造、工程治理等措施，减少了污染物排放。二是调整产业结构，不上重污染企业，多上污染小、产能高的企业。三是强力推进重钢等88家主城污染大户环保搬迁，投资近400亿，实现了搬大、搬强、搬优的目标， 企业搬迁后的排放量下降近2/3，主城空气质量逐年改善与此紧密相关。重钢对主城空气污染很大，今年全面完成搬迁后，主城空气质量将进一步提升，到2012 年空气清洁度将超过天津、北京，升至四大直辖市第二位。
（三）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主城区城市空气质量满足优良天数从直辖前的197 天增加到303天。长江、乌江、嘉陵江水质保持稳定，水质属于Ⅱ类和Ⅲ类的断面比例分别为91.3%和8.7%。这是非常大的成就，不仅有主城区的贡献，也有库区近60多个新建污水治理厂的贡献，可谓市、区协同做好工作的典范。去年城市生
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为79%、89%，位居全国前列。森林覆盖率达到35%，渝北、北碚2个区建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区，大足、巫山2个县建成国家生态示范区。
（四）循环经济有较大发展。最近四、五年重庆循环经济很有起色。一是大力发展农村清洁能源。养猪产生的粪便，发酵产生沼气充当能源，也用于做肥料栽种蔬菜，形成“猪—沼—菜”的循环经济模式。二是坚持“五个一体化”发展工业园区。就是按“能源使用链条一体化、上中下游产业集群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生态环保和社区布局一体化”的“五个一体化”的原则，最大程度地减少污染，提高资源利用率。长寿化工园区正是以“五个一体化”理念吸引了巴斯夫MDI项目，投资达50亿美元，今年就能开工，将建成世界 最大的循环经济项目。三是综合利用，变废为宝。我市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80%以上，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同兴垃圾发电厂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欧洲生 活水平高，垃圾中无机物少、有机物多，还要分拣，垃圾发电厂吃的是“精粮”。重庆垃圾可燃物不到20%，垃圾含水率30%左右，垃圾发电厂是吃“粗粮”和“水料”。同兴垃圾发电厂正是找准了这个关键点，设计的发电设备很适合“中国国情”，在我国沿海城市中标率很高，还开辟了国际市场。
（五）机制体制有新探索。相继出台16部地方法规，在全国率先开展X政一把手环保实绩考核，实行环保双重领导体制，环保占分比重大，大家都很重视。近三年安排市级环保专项资金2.11亿、年递增15%，财政补助环保搬迁企业6.04 亿。建立排污权交易管理中心，在西部地区率先实行排污权交易，成功探索污水和垃圾处理国债项目市场化运作机制、污染企业市场化搬迁运作机制，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环境资源市场化机制不断完善。
二、新形势下环保工作的重要性
当前，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世界潮流。重庆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环保工作尤为重要。
一方面，实现重庆发展的目标定位需要加强环境保护。“314”总体部署赋予重庆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等战略定位，并明确了国家级中心城市、综合交通枢纽、西部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等黄金定位，要求很高，困难不少。但是，市委、市政府对实现这些目标还是有信心、有把握的。仅就经济总量而言，今后三五年可以保持15%左右甚至更高的增速，此后几年还可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速，到2012年GDP可达1.6万亿元、2020
年达2.5万亿。工业产值今年就可过一万亿元，2012年达到1.6万亿元，2020年可能达到四万亿元，并具备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可以说，对经济发展我并不忧心， 真正让我担心的有两件事：一是城乡统筹和“三农”致富问题。XXX书记花大力 气抓渝东南、渝东北“两翼”农民万元增收计划，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主城大发展的同时，防止城乡差距越拉越大。我们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农民工进城，成为正式居民。让农民致富，缩小城乡差别。同时，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使城乡更加和谐。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果只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不管用那种方式都可能达到目的。但是，我们要的是低能耗、低污染的高增长。要转变能源、资源、环境的消耗方式，提高技术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必须高度重视，开动脑筋，软的事情硬做，虚的事情实做，通过一些可操作、可量化的评价指标，衡量落实成效。
另一方面，加强环境保护是我们发展过程中的新坐标。八、九十年代沿海高速发展时期，国际上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不高。去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把地球生命、人类前程和气侯变暖、碳排放量联系在一起。这里面有发达国家炒作和遏制的谋略，企图限制中国未来的发展，但毕竟也有一部分是真理，是人类自身持续发展的需要，给我们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是节能减排已成为各国关注的核心问题。如果不转变发展方式，不推进节能减排，就可能受到国际国内各方面的约束和限制。二是低碳经济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全球低碳经济将形成超过万亿美元的产业链，这不仅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法宝，也必然促进经济增长。三是改善人居环境已成为重要的民生命题。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环境污染与环境需求的矛盾开始凸显，如果处理不好， 将严重影响社会民生，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四是环境保护关系重庆的未来发展。中央对重庆寄予厚望。当前，重庆的“唱读讲传”、打黑除恶、公租房建设等举措全国瞩目，成为正面舆论的焦点，但如果环境保护做不好，则很容易成为反面典型。五是保护库区生态环境是重庆的独特担当。保持三峡库区“一池清水”，不仅关系重庆生态环境建设，还事关全国重要淡水战略资源库安全，影响南水北调和长江中下游可持续发展，这是国家赋予重庆的重大历史责任。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完成好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让X中央、国务院放心，让全国人民放心。
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了
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重庆作为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理应在生态环保上为国家分忧解难，积极呼应国家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要求，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三、今后几年环保工作的重点
今后一个时期，重庆环保工作的重点有六个方面：
（一）优化能源结构。一是推广清洁能源。重庆能源中煤炭约占80%左右、天然气约占20%。要努力使煤炭占比降低到60%、天然气上升到30—40%，争取40 个区县城群众都使用天然气，工业能源也要尽量转变为清洁能源。二是争取国家在重庆布局核电，未来十年形成几百万千瓦核电产能。三是增加水电比重，加快小南海水电站等水电项目，再增加几百万千瓦水电能。同时，适当发展太阳能、风能、智能电网等，加快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
（二）推动产业升级。一是做强信息产业等低能耗工业。信息产业现在有1 千亿产值，争取到2015年达1万亿。届时工业产值翻番达到2万亿，如有1万亿是 信息产业，整个工业能耗就会大幅下降。同时，要协同发展新能源汽车、高档数控机床、节能环保装备等低耗能产业链，继续大力淘汰落后产能。二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这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如金融业就是能耗极低的产业。近几年，我市金融业产生的GDP每年增长30%以上，去年增长35%，占GDP的6%，争取2012年占比达9%。三是建设节能减排示范工程。市经委、市环保局要会同各有关部门在工业、建筑、交通、市政等重点用能领域及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工、电镀、印染、造纸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选择一批优秀示范工程予以重点支持。
（三）发展低碳经济。在城市拓展中捕捉低碳经济发展良机，积极建设智能城市、绿色城市、低碳城市。与北京、上海等城市不同，我市拓展空间大，主城建设面积将扩大一倍，新增版块完全有条件建成真正低碳城区。相关单位要作为一个课题，认真研究、大胆尝试，积极创建全国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示范城市。同时，要积极开展低碳经济试点，探索建立碳交易市场，加大低碳技术研发力度，探索“碳抵消”政策，让现有高排碳企业根据其排碳量大小，拿出相应资金用于“森林重庆”建设。进一步完善排污权交易和绿色信贷办法，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四）倡导绿色消费。通过加强政策和制度引导，加大宣传力度，着力提升群众素质，转变消费观念，倡导绿色消费。积极推进“太阳能下乡”、“推广高效照明产品”等国家财政补贴惠民工程，鼓励市民优先选择节能电器等低碳产品。继续发展农村户用沼气，推进LED技术国家十城万盏试点示范工作。提速轨道交
通建设和大容量快速公交发展。切实抓好新能源汽车试点工作，争取把混合动力汽车大规模示范运行项目纳入国家863计划。
（五）加强生态环保。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对照国家环保模范城市26项指标，目前我市只有14项达标，有5项临界达标、7项未达标，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一定要统一思想、强化认识，正视问题和差距，找准重点和难点， 稳扎稳打，步步推进，确保2012年基本建成，2013年通过验收。深入开展环保“四大行动”，进一步强化主城建筑施工和道路扬尘污染控制，加大人工影响天气的力度。要以改善水质和治理黑臭为重点，转变治理理念和模式，力争次级河流整治取得突破。要大力实施污水处理厂扩建和三级管网建设，保障“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标。要加快推进“森林重庆”建设，特别是营造生物质能源林， 在吸碳排污，改善生态的同时，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
（六）落实目标责任。建立健全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将降耗减排指标纳入目标责任和干部考核体系，不仅要考核经济总量，还要把万元生产总值能耗、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以及水、空气质量等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体系。建立完善地区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绩效评价体系，开展绩效考评， 并将考评结果纳入各级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实行问责。建全“批项目，核总量” 环保审批机制和区域限批制度，遏制“两高一资”行业过快增长。建立电力、钢铁、建材、石化工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新上项目与区县节能减排指标完成进度挂钩、与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的机制。完善发展第三产业、创意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激励机制。
四、全力完成今年的环保目标任务
今年是“十一五”收官和“十二五”奠基之年，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要集中力量，全力攻坚，确保“十一五”环保任务划上圆满的句号，为“十二五”开局起步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确保完成节能减排任务。这是完成“十一五”目标的重中之重，如果完不成，不仅市委、市政府无法向中央交代，重庆还会受到“区域限批”，影响经济发展。因此，今年在节能减排项目的安排上，必须考虑充裕一点，避免个别项目进展不力拖全市后腿。要加快推进小火电和小水泥厂关停，并及时上报国家认可，形成实际减排量。相关部门要保持节能减排核算办法涉及数据的协调一致， 避免统计口径不同造成的核算误差。要加强节能减排的督查督办和考核问责，每个季度都要开展调度，严格实施主要领导行政问责、政绩考核一票否决和建设项
目“区域限批”。重钢搬迁务必在年底前彻底完成。
（二）着力解决两个突出问题。在总体良好的态势之下，绝不能对问题掉以轻心。重点有两方面：一是次级河流水污染综合整治没有真正见效。主城8条次 级河流，越治理越严重，成为贴在主城区的“烂膏药”，严重影响城市形象。比如，主城某区有条河投入近7亿元治理，现在几乎变成了干河沟，治水模式、管 理模式都有问题。渝东南、渝东北地区的次级河流综合整治还没有破题。次级河流治理模式主要有三：其一，在河面加盖，污水通过管道运输，治理成本低、见效快，但影响城市形象。其二，在河道两边截污。其三，禁止工厂向次级河流排污，做不到就关掉。主城次级河流污染的表象在主城，源头却在主城郊区，包括生活污水直排、畜禽养殖污染、农村面源污染等，与群众生活方式和社区管理有关。因此，不能简单采用工业化方式治理，要调整治理思路，采取加强社会教育、创新管理机制等综合措施，系统加以治理。同时，对三种治理模式要科学选用、有机结合，尽可能保持河流的自然生态，对内外环之间的区域要提早按城区模式进行管理。此事请学普、月明同志牵头做方案，把治理情况纳入环保实绩考核指标，由我和主城九区区长签订目标责任书，争取两年左右把河流治理好、恢复生态。二是污水处理厂三级管网建设不足。现在一级管网够用，二级管网基本到位， 三级管网还不健全。由市政委负责，今年全部解决40个区县三级管网建设不足问题。特别是三峡污水治理与三峡工程相配套，国家投入了六七百亿，三峡后扶工程也有上百亿投资与治污相关。如果我们用了资金，污水治理不好，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总之，今年要把这两件事作为硬任务，先制定方案，确保今年启动，争取明年初见成效、2012年基本完成。
（三）确保主城区空气质量达到目标任务。今年我们确定了主城空气环境质量满足优良天数达到300天、力争305天，这是政府的承诺，绝不可失信于民。明年的目标要争取定到325天。要大力开展城市清洁行动，保障城市道路全天候冲洗洒水保洁，加大对冒装撒漏车辆的执法检查和惩处力度，加快建筑运渣车辆软密闭的推行进度。要加强施工工地扬尘监控，更加严格地落实防尘措施，对严重违规工地责令停工整改。要强力推进主城区二度推清工作，尽快研究启动重庆发电厂、中电投重庆九龙电厂的环保搬迁。要完善人工影响天气研究，在临界达标时科学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加快推进机动车环保标识管理，加强机动车尾气污染控制。
（四）全力保障环境安全。环境安全绝对不能出半点纰漏，要时刻绷紧这根
弦，不要当“事后诸葛亮”。要学习借鉴航天部门倒推排查隐患的方法，防患于未然。同时，制定整套应急预案，把工作做细、做实，确保环境突发事件发生后， 能及时有效处理。今年，环保部将在我市举行国家级环境应急演练。应急办、环保局等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进一步健全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机制， 锻炼环境应急队伍，提升能力水平。同时，搞好重金属污染整治等工作，加强环境执法和监管，认真解决环境热点难点问题，切实维护群众的环境权益，营造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五）加快筹备和启动两项创建工作。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创建国家节能减排示范区确保今年启动。市环保局要起草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决定，早日提交政府常务会审议。市经信委要牵头做好创建国家节能减排示范区申报工 作，积极与国家相关部委进行沟通协调。发改委已经着手向国家申报低碳经济试点城市，要与经信委、环保局一道，把低碳经济试点纳入环保模范城市和节能减排示范区进行统筹考虑，形成“2+1”的创建格局。创建低碳经济区试点重庆有优势，尤其是随着“森林重庆”建设和工业结构调整，重庆的条件至少不比上海差。目前成都已经向国家提出了低碳经济试点城市的申请，我们也要加快进度。
（六）探索开展碳汇交易。提倡重庆范围内开展碳汇交易，交易规模小可在现有产权交易所进行，规模大后可单独设碳汇交易所。碳指标通过交易在40个区县中调剂，既有利于推动产业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外地到我市交易所出售碳指标也支持。市环保局、市气象局、市科委要共同研究“森林重庆”建设的碳汇效益，通过科技手段，精确测量碳踪迹及变化情况，测算植树造林每年释放氧气量、吸收二氧化碳量、新增碳汇量等数据，并能够得到国际国内认可信服， 这是开展碳交易的基础。此事做好了，在国际上都会有影响。相关部门要作为一个课题加以推动，报市政府常务会批准，力争今年初见成效。

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表彰会暨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动员会上的讲话
（2010年3月19日，根据录音整理）
2月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式命名我市为国家园林城市，标志着“五个重庆”建设启动以来，园林绿化方面取得了新突破。今天召开的会议，一是表彰国家园林城市创建中贡献突出的集体和个人，总结成绩，激励先进；二是对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开展动员，确立新目标，吹响新号角。刚才，守明同志通报了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工作任务，顺清同志宣读了市政府关于推进创建工作的决定。这里，讲四点意见：
一、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可喜可贺
直辖以来，历届市委、市政府对创建国家园林城市都做了不懈努力。XXX书记主政重庆后，提出建设“五个重庆”，赋予了创建工作更高要求，推进了创建进程。我市在全国44个申报城市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国家园林城市命名，含金量很高。创建过程有五大亮点：
（一）园林绿化水平大幅提高。大力实施园林绿化“五个一批”工程，连续四年开展“春季战役”、“秋季战役”，大力推进园林绿化，栽植各类植物6500 余万株，建成市级园林绿化重点工程321个，新建城市公园55个、社区公园382个。近两年，拆迁危旧房800多万平米，完成拆危建绿亮点工程11个、占地32万平米、约500亩。这类土地每亩至少值1000万元，不算绿化投入本身，也相当于放弃了 50亿元的土地收入搞绿化，整体提升了城市品位。比如，通过拆迁改造城中村建成的鸿恩寺公园，占地75万平米，已经变成了主城的中央绿地。又如，石坪桥矿机村社区公园，以前也是城中村，在拆危建绿中注重了物种生态性与多样性，形成了和谐的绿化广场。去年，我市成功申办2011年第八届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就是在城市园林环境大幅提升背景下，经过激烈竞争，最终获得认可。
（二）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大力实施“蓝天、碧水、绿地、宁静”行动，生态环境极大改善。一是气候条件明显改善。10年前，重庆被称为“雾都”、“火炉”，城市污染比较严重，现在基本甩掉了这两顶帽子。如果在中国找一个360 天四等分的城市，那就是重庆主城。全年四季分明，平均气温比北京、上海低。主城区空气质量满足二级以上天数达303天，超过北京，与上海相当。雾天明显减少，近年，重庆机场没有一天因为气候原因停运。这些改善与三峡成库的气候调节效应有关，但主要归功于城市环保搬迁、烟尘治理等努力。二是水环境保护
较好。长江、乌江、嘉陵江水质保持稳定，长江出境断面水质连续多年满足Ⅱ类水质要求，重庆约600公里长江断面基本没有产生污染物，上游来什么水，出去 基本上还是什么水，甚至因为生态改善、河床沉淀积瘀等原因，水质变得更干净。这与加大主城和库区污水处理厂建设密不可分。2000年前后，重庆主城90%的生 活污水和经过一、二级处理的工业污水直接排入长江。现在长江沿线污水直排基本解决，特别是工业污水经过一、二级处理之后又进入排污管道，再通过两江四岸排污管道进入总污水处理池，经过最后的处理才排放。三是环城绿色屏障建设成效明显。建成主城区环城绿色屏障工程12.8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35%， 在全国排名第14位，如果达到45%会升至前8位，达到50%之会升至前6位。今后3
—5年，再努力新增2000—3000万亩森林，总量可达6000—7000万亩，基本达到50% 的覆盖率，就超过了我们规划的45%目标。四是噪声污染得到严格控制。与北京、上海等城市构造不同，重庆五六百万人分成几个组团，被山水隔开，噪声污染比他们低很多，现已建成环境噪声达标区565平方公里。
（三）居住条件明显改善。近几年，按照建设“宜居重庆”的要求，高质量推进城市住房建设，着力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每年建设住房约3000万平米，大致主城和郊区县城各占一半，居民住房面积从七八年前的人均17平米上升到人均29 平米。同时，抓住历史机遇，大规模拆迁改造危旧房。1998—2007年拆迁700万平米，近两年又拆迁700多万平米，今年再拆迁400多万平米，近三年共拆迁1200多万平米。如果此事放到今后十年来做，耗费的成本会成倍增加。今明两年还要全面整治52个城中村，把涉及一环、二环内约1万亩土地的城中村变为城市区。主城棚户区拆迁已基本完成，但也有整治盲点，如菜园坝火车站旁边的棚户区曾一度被忽视，应尽快拆迁整治。在各种拆迁整治过程中，我们还修建了大量保障性住房，如建设经济适用房200多万平米、廉租屋78万平米、综合整治主城居住小区数十万平米等，“宜居重庆”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四）市政设施不断完善。加大投入、改造、管理力度，建成主城排水三级管网40.3公里，城市装灯率99%、亮灯率99.5%，垃圾袋装率70%以上，生活垃圾清运率98%以上，道路机扫率68%，道路冲洗率55%，城市治污保洁功能逐步健全。可以说，如果三年不来重庆，就会感觉到冲击性的大变化，如果每年都来也会感觉到较明显的进步。
（五）城市内涵有效提升。积极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对湖广会馆、洪崖洞实施民俗风貌建筑恢复性建设，对磁器口古镇、老舍故居、郭沫若故居等进行保护
性开发建设，对渣滓洞、白公馆洪灾受损文物进行修复。注重保护和修复千年古寺、百年教堂。如江北嘴的两个教堂本属危旧房拆迁范围，我实地查看后，发现教堂房屋虽然很破旧，但应有100年以上的历史，非常珍贵。后来研究决定，这 两个教堂不仅不搬迁，而且就在最中心的绿地中修缮，并把绿地面积扩大约10倍， 投资从1000多万增至1亿多元。百年教堂的价值得以彰显，周围土地每平米至少 因此升值1000元，江北嘴600万平米土地就增值了60多亿元。又如，市旅游局对面有一个教堂，规格大小、历史年份都不比上海衡山路教堂差，但被一批牌楼式破旧房屋遮挡，难以展现出来。如果把破旧房子拆除，让教堂面对马路，并把空地绿化，教堂的价值就会体现，附近房地产也会成倍升值。因此，把有历史价值的教堂简单拆除，或是拆除后另选址新建，都不正确。要进行保护和修复性建设， 尽可能彰显历史文化价值。
二、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意义
今天表彰了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功臣，标志着翻过了历史的一页。我们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是继续前进、不停行动。目前，国家将城市创建划分为三个阶段：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宜居城市。如果国家园林城市算大学本科毕业，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就算取得了硕士学位，国家宜居城市则意味着戴上了博士帽。目前，全国宜居城市只有深圳，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有两个，其中之一是杭州，它1000年前就是园林城市，只要做好生态修复就理所当然成为生态园林城市。XXX书记提出建设“宜居重庆”、“森林重庆”在内的“五个重庆”， 都与国家宜居城市的要求相关联。无论我们是否申请创建，都已经围绕国家最高定位的宜居城市目标在奋斗。基于此，我们力争2011年建成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2012年达到“宜居重庆”目标，获得“国家宜居城市”的新定位。实现这些目标， 意义重大。
（一）转变发展方式的有效路径。去年底，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学习培训班上发表了“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在今年全国“两会”报告中，家宝总理也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重庆作为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建设生态园林城市本身就是转变发展方式， 就是呼应国家战略要求，实现以人为本、以自然为依托、以资源利用为命脉的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社会和谐的城市发展模式。
（二）推动产业升级的有力抓手。重庆老工业基地的历史，为城市发展留下了一些缺陷。直辖前，重庆主城范围很小。直辖初期，尽管主城有九区，但人们
普遍只认为渝中区是主城，北面通过黄花园大桥到江北就是出城，南面通过长江大桥到南岸就是出城。市级有关部门的各种规划和政策也只讲主城六区，大量工厂在江北、南岸等地布局。城市范围扩大到内环后，就形成工厂、居民混集一处的状态。近几年的主城环保搬迁，就是把重污染企业搬离主城。重钢的污染占主城工业污染的60%，今年重钢在长寿600万吨生产线全部峻工后，重钢将彻底搬出主城，届时主城大规模环保搬迁任务宣告完成，工厂、居民混集一处的历史也将结束。留在主城的工业主要是电子信息、都市工业、楼宇工业等低污染产业。如已经启动的惠普、富士康、广达、英业达项目，我们称之为“1+3+100”，“1” 就是惠普，“3”就是三家台商富士康、英业达、广达，他们带来100多个零部件厂商，最终可形成七八千亿产值，与全市现有工业总产值相当。到2015年，我市电脑产能如果翻番，达到1亿台以上，将占全世界产能的1/3，重庆主城就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也是建设生态园林城市、宜居城市的题中之义。*【联系微信dadawk01】
（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迫切要求。在50—80年代，国家中心城市只有北京、上海、天津，改革开放30多年，珠三角跃出广州、深圳两个1000万人口级城市。这次国家把广州列为国家中心城市，没有把深圳列入，同时又把重庆列入， 在全国形成了5个国家中心城市，其中4个在沿海、1个在内陆。与沿海国家中心城市相比，重庆还存有不足，如主城人口五六百万，不足上海、广州等沿海中心城市的一半。未来十年，重庆主城规模将扩展至1000多万平方公里、1000多万人口，加上两三百万流动人口，主城实际承载约1200万人口，成为我国内陆最大的城市。作为内陆唯一国家中心城市，我们不但要有经济火车头的拉动功能，还应当有代表现代城市文明的生态园林示范工程，也就需要努力建成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国家宜居城市。
（四）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在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的同时，拥有一个蓝天碧水、花红草绿、清新怡然的人居环境，无疑是对生命最好的关爱，也是以人为本的最好体现。反之，解决了“温饱”、丢掉了“环保”，拥有了“小康”、失去了“健康”，不仅是对现代化的一种歪曲，更是对群众根本利益的伤害。特别是随着经济水平提升，老百姓对生态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人均GDP达到1000 美元以上的温饱阶段，人们只要能吃饱饭、住简陋房子，就没有太多意见；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5000美元以上后，对生态环境的要求就会提高。去年重庆人均GDP已达3355美元，到2012年GDP总量将突破1万亿元、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提
前实现2005年制定的2020年人均GDP达4000美元的目标，达到全面小康标准。到2020年，GDP还将翻番，人均GDP可达1万美元。这个过程中，老百姓对生态环保的要求还会大大提高。因此，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应该成为我们改善民生、加快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工作任务
今年，主城拓展全面进入外环时代，城市发展空间将扩大到二环以内的2300 平方公里范围。这部分区域，除1000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外，剩下的1300平方公里是山地和河流，基本是被绿色植被覆盖。同时，1000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中， 又有20%属于城市绿地。从空中俯瞰，主城应有1500平方公里的绿色空间，也就 是城市面积的60%，这非常符合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框架。与其他城市相比， 重庆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可谓独具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主要抓三方面具体工作：
（一）狠抓城市园林建设，进一步提高绿化水平。根据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进一步完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严格执行。重点实施好五个一批工程：一是建设一批城市生态林工程，继续增加城市绿量，加大环城快速路和绕城高速路的生态景观带和防护林带建设，加强城市组团隔离带、城市生态林建设，在城市转盘、节点、立交、部分城市开敞地、城周建设城市生态林， 特别是建设一批具有震撼力和视觉冲击力的城市生态林。二是建设一批城市公 园，继续提高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结合举办第八届“园博会”的契机，到2011 年建成3300亩园博园、600亩龙头寺公园、1000亩彩云湖城市湿地公园等。三是建设完善一批城市干道绿化，打造城市绿化骨架。充实完善现有城市道路绿化，内扩延伸，添景提档，增加道路绿化的厚重感。四是建设一批拆危建绿新的亮点和社区公园，完善绿地和社区公园功能，实现市民出门500米内一定见绿。五是建 设一批生态修复绿化工程，治理城市硬伤。加强“四山”植被和植物景观培育， 建立复合生态走廊。抓好“两江四岸”滨水湿地绿化工程，按照“因地制宜，修复利用”的原则实施消落带绿化建设。
强调一点，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不能因循守旧。如果只认标准不认事实， 就成了“刻舟求剑”。大家要多动脑筋，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和条件，实现评价“坐标”的转换。如城市增绿方面，如果认为主城拆除房屋后新建的绿地才算城市绿地，那就成了形而上学，应该把“四山”外环以内的部分都算作城市绿地。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人均绿地量应为四个直辖市最高。市园林局要与市林业局
通力协作，在主城“四山”森林中多修建一些公共基础设施，逐步把原先的自然生态转变成城市景观生态，两年建成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三年建成国家宜居城市的目标就应该能够实现。
（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加强大气、水系环境保护和治理，积极推进“蓝天、碧水、绿地、宁静”行动，新建污水处理厂9座、 改扩建4座，新建第二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3座建筑处理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建设符合生态平衡要求、与区域生态系统相协调的城乡一体化的城镇生态体系，不断提高人居环境质量。处理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城市建设的关系，注重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加强文物保护， 突出巴渝文化、革命文物和抗战陪都遗迹的保护。对于这块工作，我既有信心， 又有担心。一方面，随着重钢的顺利搬迁，主城区空气质量良好天数增加到320 天是有条件的，而这个标准就达到了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小流域治理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治理效果不明显，花了不少冤枉钱。比如流经九龙坡、沙坪坝的一条小河，当初治理花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到最后变成了垃圾成堆的干河沟，群众怨声载道。如果梁滩河、桃花溪都用这个模式来治理，那我们真是愧对老百姓。因此，在小流域治理上，无论是环保局、发改委、建委等职能部门，还是相关各区，都要在治理方式、方案选择上多动脑筋、多下功夫，加快扭转不理想的局面。
（三）进一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保持节约、高效、稳定运行，科学有效处理生产生活污染物，全面推进40个区县三级污水管网建设，建设垃圾收集箱100个，小型运送设施56个，新建公厕 70个，配置环卫清运车300辆。与直辖初期相比，重庆污水处理率、垃圾处理率 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其中，全市污水处理率上升至75%， 超过了全国平均值百分之五十几，和沿海地区相差无几，2012年将达到90%以上； 垃圾处理率75%，也超过全国平均值，2012年将达到90—95%。如果上述两项指标都能如期实现，我们离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就更近了一步。
四、创建工作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市政府已经成立了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好宏观管理和组织协调的职能作用。市创建办要加强对全市创建工作的指导，抓好重点和关键项目的实施。创建责任的主城九区和北部新区， 务必将创建工作作为城市建设管理的中心任务，及时组建相应工作班子，做到“一
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认真制定方案，精心组织实施。特别要抓住当前植物栽植的大好时机，大力植树栽花，力求抓早、抓实、抓好。
（二）创新思路，广筹资金。通过市区财政投入、企业融资、社会参与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保障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资金需求。市发改委等部门要积极争取国家专项资金，支持危旧房改造、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环境污染治理等项目；市财政要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增加对已建绿地管护资金的投入；各区县财政也要加大专项投入；对市、区投融资单位加大政策扶持， 增强投融资能力，鼓励通过融资、土地储备等方式筹集建设资金。尤其在融资方面，大家可以各显神通，充分利用与之相符的金融工具“四两拨千斤”。以公租房筹集资金方式为例，尽管公租房的房租只有商品房房租的50%—60%，但投入资金量很大，租金又比银行利息高，产生的资金流也大，保险费投在上面非常稳当。因此，有保险公司看准这个利息差，愿将上百亿的资金投入公租房建设，而我们只需支付5%的租金利息。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融资方式，相当于保险公司在卖债券。
（三）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创建工作涉及近20个部门，各成员单位要树立全局意识，强化协调配合。如修建市政基础设施的配套绿地，不仅事关园林部门， 规划、建设等部门也要密切配合，共同保证城市园林绿化数量和质量。市考核办把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对市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 核范围。市政府督查室会同市创建办加强对创建工作的监督检查。同时，我们把目标管理考核和执政为民、服务发展考核合并，目的就是让各部门有更多精力投入到执政为民、服务发展之中，扎实推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努力完成“五个重庆”和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各项任务，为老百姓多做好事实事！

在成渝客运专线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致辞
（2010年3月22日）
尊敬的铁道部领导，同志们、朋友们：
翠柳闹春，鹊鸟报喜。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好日子，川渝人民翘首以盼的成渝客运专线今天正式启动建设！这是西部大开发和成渝经济区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喜事。在此，我代表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对项目的开工建设表示热烈祝贺！向铁道部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川渝自古一家，重庆、成都更是共同肩负统筹城乡改革实验的国家命题。成渝客运专线是国家“十一五”重点铁路建设项目，是沪汉渝蓉快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连成西、成绵乐客运专线，东接渝万、渝黔铁路，沟通西部两个特大中心城市及沿线城市密集带，是成渝经济区综合交通网中的大骨架和快速客运通道。去年国庆期间，成渝两地开行的“和谐号”动车组，把重庆和成都的时空距离缩短至2小时。客运专线建成后，渝蓉间将形成一个现代化的快速客运通道和1小时交通线，两个姊妹城的同城效应更加明显，川渝间的要素流动更加频繁，浓酽的同胞情将进一步升温。
昔日“蜀道难”，今日“川渝通”。时空距离的再次拉近，必将使“双子座” 城市的集聚辐射效应得以进一步发挥，并有力带动沿线和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加快成渝经济区的快速崛起，携手推进统筹城乡改革实验和西部大开发。
成渝铁路客运专线今天顺利启动，表明前期工作的圆满成功。在此，由衷感谢成都铁路局、铁路沿线各市区县、有关单位部门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今后的工作中，重庆市将与四川省一道，积极筹集建设资金，努力抓好征地拆迁，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希望项目业主和施工单位坚持“高标准、讲科学、不懈怠”的要求， 精心组织施工，高质量推进各项建设工作。
祝成渝客运专线工程建设顺利！
我们共同期待这座“连心桥”建成通车的那一天！ 谢谢各位。

在主城区城市环境综合改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010年4月10日，根据录音整理）
市委、市政府把“城市改造”列为今年必须启动的“四件大事”之一。前不久，XXX书记召开专题会议，明确了城市环境综合改造的主攻方向，也给主城各区的书记、区长提出了具体要求。市政府今天召开的会议，既是一个动员会，也是一个工作布置和落实会。在此，讲三点意见：
一、城市环境综合改造意义重大
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包含“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四大任务”。其中，“全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是四大任务之一，也是实现“三大定位”、“一大目标”的重要支撑。可以说，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改造工作，是一件关乎重庆未来发展全局的大事。
（一）城市品位由量变到质变的迫切需要。城市的品味，不仅要看城市硬件状况，还要看城市综合管理水平。近来年，我们投入几千亿元搞城市建设，大力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和路桥建设，城市硬件明显改观。但是，如果城市管理没有跟上，城市环境就会美中不足，让人感觉就像一个暴发户，虽然全身名牌， 却不修边幅，缺少文化品味。比如，江北嘴在拆迁改造危旧房时，十分注重城市设计和管理，打造有文化品位的城区，从细节到品位都较有档次。而有的地方却不注重细节设计和景观搭配，虽然花了大气力，城市环境仍然很差。因此，我们在城市建设中必须讲究文化品位。如果投入3000亿元搞城市建设，拿出30—50亿元在城市管理细节上做文章，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在前些年斥巨资发展硬件的基础上，切实抓好城市改造和管理，才能实现量变到质变，让城市品味得到质的提升。
（二）建成“国家中心城市”的补修课。国家中心城市是重庆新的历史使命， 包涵成为经济增长极、管理中心、交通枢纽等重要内容。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中， 北京、天津、上海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命名，广州是改革开放30年的重要成果， 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也理所当然。而对于重庆，目前还只有国家中心城市的虚名， 要名副其实尚有差距。城市改造不但可以直接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还能够优化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集聚发展，助推经济实力提升，是构建国家中心城市的基础条件。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城市，面积都比重庆小很多，但却都是国际上响当当的中心城市，很关键一点是城市管理非常出色。可见，构建国家中
心城市，我们不仅要依靠8万多平方公里的广阔腹地，更要倚重经济实力和城市品位的提升。主城区是重庆构建国家中心城市的主要载体，尤需在城市管理方面“补课”，通过加强城市改造，大幅提升城市品位，助推经济发展，力争用5到10年时间，符合国家中心城市的称号，真正成为国际化大都市。
（三）老百姓的强烈愿望。城市是居民共同的家园，其环境状况和品位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群众越来越追求高品质生活，对城市环境的要求也日益提高。无论是外地到来渝人士，还是本地居民，都希望重庆是一个彰显文化底蕴、体现山水特色、和谐秀美的大都市。同时，随着环境不断改善，城市各方面的价值也会随之提高。可以说，实施城市环境综合改造顺民心、合民意，市委、市政府已将其纳入今年的民心工程，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城市环境改善的现实需求。
二、城市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
主城区是全市经济最发达、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也是城市建设管理的主战场。与“314”总体部署的要求、国家中心城市的标准和市民的愿望相比，主城区城市环境状况还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十一个方面：
（一）局部地方脏乱差明显。总体而言，城市主干道环境比较整洁，但在其背后几十米的街巷，脏乱差现象就比较突出。有人讲，重庆的主城宜远观不宜近看，宜夜观不宜昼看。尽管这种说法不尽客观，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背街小巷的脏乱差现象。近几年，主城扩张很快，出现了不少城中村、城乡结合部，脏乱差现象很突出。这既有城市扩张留下的痕迹，也有城乡管理体制的矛盾。在新的城市拓展区，农村和城市管理体制并行，难以统一管理标准，为滋生脏乱差提供了土壤。
（二）缺乏和谐的整体风格。一个城市不能只有一个风格，不同道路可以有不同的品味，但也不能一条街道就有多种风格，需要强调整体的和谐。我们的城市道路就缺乏统筹协调的风格设计。比如，有的一条道路上就有三五种不同风格的路灯，有的灯柱上灯数过多，无法及时维护，造成瞎灯现象。又如，有的道路中间绿化带从两米到几十厘米不等，绿化忽多忽少，造型不一，随意性太强。这些既有建设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有相关部门管理衔接不好等因素。
（三）城市发展遗留的痕迹太重。随着城市扩张和经济发展，一些不宜留存的建筑或饰物没有及时清理。2003年以前，主城一些道路加宽后，路中间的电线杆仍然保留，造成不少车辆与之相撞，之后才做了清除。现在，随着主城进入“外
环时代”，不少高速路变成了城市干道，但隔离带和护栏还没有拆除。诸如此类， 一旦不能及时跟进，很容易给城市管理带来被动。
（四）户外广告比较凌乱。广告是大都市的必然产物，是现代文明的窗口， 其发展水平关系城市前途。好的广告既能传递知识信息，又与周边景观和谐，是城市的风景线。如果广告杂乱无章，就会影响城市形象。我们整治户外广告，不是把广告全部取消，而是要把广告做得更好。目前，重庆户外广告在立面、设计、内容等方面都不上档次，落后于京津沪，与纽约、巴黎等国外城市更是相差甚远。纽约、巴黎每年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广告业务只由几家大广告公司来做，既有品质保障，又有较好的整体衔接。而重庆每年价值不到50亿的广告，却有1700多家广告公司来做，自然显得五花八门、杂乱无章。
（五）小区外墙立面不清爽。很多房屋外墙立面是清水涂料或瓷砖，缺乏城市景观品味。如果贴瓷砖，既不美观，又容易脱落，造价也不低。建筑外立面的空调安装、窗台构造等，也缺乏整体布置，不够整洁，不少还存在安全隐患。
（六）占道亭棚和摊位不规范。各种摊点关系到群众就业生计，不能简单整治、一概关闭，而应进行规范化管理。目前，由于管理滞后，各种流动散摊杂乱无章，既影响环境卫生，又妨碍道路畅通。同时，书报亭问题也较严重。前几年， 我们专门到上海学习经验，投入几千万元设立的书报亭，原本要建成城市风景线和百姓就业平台。但现在，绝大多数书报亭变成了大杂烩，不仅卖书，还卖各种食品，并且在亭外占道拓展摊点，成了城市景观的污染线。
（七）主干道环境整治不到位。有的主干道清洁保洁机制不完善，垃圾清扫和转移不及时，街面不够整洁。有的下水道管理不善，还存在堵塞化粪池等现象。这些是广大市民最关注的问题，一旦管理不善，就容易产生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八）电线电缆有碍景观。各种电线电缆该下地的还没有下地，影响了城市空间的整洁。以前郊区的高压线都架设在空中，现在这些郊区成了主城，高压线依然存在。这里强调，现有的居住区范围内，即使投入巨资，也要完成高压电线下地，其他电线电缆也要尽可能安置下地。未来规划的21个人口集聚区，则应该绕开现有的高压线进行布局。
（九）城区绿化品味亟需提升。有的地方由郊区变成主城区后，还保留了占地和造型都很大的雕塑，既浪费土地资源，又影响绿化效果。有的地方绿化品位不高，只是简单种植了一些植物，没有考虑景观角度、造型设计、种类搭配等因素，虽绿而不美。有的在马路上修建的树池过高过大，变成了占道树，造成城市
绿化新的不和谐。
（十）机动车辆乱停乱放。近几年，机动车保有量急剧增长，但停车场建设和管理滞后，地下停车场利用不充分，车辆乱停乱放现象较为突出，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和交通秩序。
（十一）缺乏“大管家”。城市管理不仅是市政部门的事情，还涉及交委、建委等相关部门，许多工作都需要几个部门共同管理才能见效。尽管各部门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缺乏一个牵头单位，各项工作统筹协调不够，城市管理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三、综合改造的推进和保障措施
主城区城市环境综合改造，既是继危旧房改造之后的又一大手笔，也是对过去多项工作的一次大整合。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今天正式吹响“进军号”，能不能打个漂亮的大胜仗，关键靠大家的共同努力。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我任组长、月明同志任副组长，主城各区、市级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统筹推进综合改造工作。在市城乡建委和市政委各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综合改造日常工作。主城各区是本次改造工作的牵头者，由各区区长负总责，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领导小组和主城各区要目标一致、行动一致，市级部门和各区政府要团结协作，共同努力。
（二）积极宣传发动。主城各区、市级各部门以及各宣传机构，都要积极做好宣传发动、舆论引导工作。主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积极发现各种脏乱差现象， 通过媒体曝光或点名批评，促进整改。二是大力宣传群众满意的工作成效及措施， 让广大群众了解和支持综合改造工作。三是广泛反映群众对综合改造工作的合理建议，集思广益，推动工作。要通过宣传发动，形成浓厚的氛围和强大的气势。
（三）加强督查考核。尽管城市管理永无止境，不能一劳永逸，需要长期不懈努力。但是，城市环境综合改造已经刻不容缓，亟需通过战役式集中行动，推进城市环境的较大提升。对于城市环境综合改造任务，我们要力争一年完成主体、两年基本完成。比如，27个主干道约133公里，力争今年底整治完成最主要的十 几条；明年要基本完成全部主干道整治任务。为此，一方面，市级相关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加快综合改造进度；另一方面，要广泛接受群众监督，共同评价综合改造的效果。同时，城市环境综合改造涉及民生，体现执政能力，要纳入对主城各区和市级部门的目标考核。
（四）确保资金投入。市政、城乡建设、财政、发展改革等部门，要在项目计划、资金安排等方面加强衔接，形成合理的资金配置体系，确保综合改造资金投入。总体上，城市环境综合改造资金要比城市建设资金少得多，大约只有城市建设资金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要切实加强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让好钢用到刀刃上，做到花小钱办大事。
（五）建立长效机制。长期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往往不是道德或管理问题， 而是体制机制问题。城市管理也一样，较长时间存在十多种普遍性问题，表面看是管理不善或管理意识差，更深层次是制度安排不到位。比如，在治理广告淆乱问题上，如果只讲怎样管理好1700多家广告公司，肯定收效甚微。但如果支持广告协会的意见，把现有的广告公司以股份制方式整合为几个大的广告公司，就不但能够大幅提高广告档次，还能够极大提高广告公司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因此， 要提升城市品位，除了发动千军万马加强城市管理外，还要在制度安排上多动脑筋，用改革的措施调整好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提高，努力建立起城市管理的长效机制。



在千万千瓦电源项目签约仪式上的致辞
（2010年4月22日）
各位嘉宾，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国家电投集团、华能集团、华电集团的领导和朋友拨冗赴渝，给重庆电力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千万千瓦电源项目”的大礼包。在此，我代表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对项目签约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
电力是工业的血液，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保障。当前，重庆正处于加快发展的黄金期、关键期，也是用电需求的高增长期。去年，全市经济增长14.9%，工 业增长17.2%，用电量率先于全国由负转正。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19.3%，用电量增长24.2%，工业用电量增长32%，电力的基础性作用逾加重要。不可回避的是， 重庆中长期能源尤其电力资源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预计到2015年，全市有30% 电力缺口、20%电量缺口，到2020年，两项指标的缺口将进一步扩大到55%、46%。仅靠自身努力，远不能弥补重庆电力的巨大缺口。
今天签约的“千万千瓦电源项目”，就是我市能源建设的重大外援。这批项目通过在市外建坑口电站，点对网向重庆送电，或者市外煤炭输入后建设路口电站，总投资超过600亿元，装机建设总规模1240万千瓦，超过我市现有的电力装机总量。建成后将新增年发电能力550亿千瓦时以上，相当于我市2009年全年的用电量。这无异于为重庆中长期发展增添了强大动力。
国电投、华能、华电三大集团，无论研发生产还是战略开拓，一向慧眼独具、高瞻远瞩。此次与重庆市政府亲密携手，抓住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后危机时代的历史契机，在不断拓展发展空间的同时，必将为西部大开发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成功源于开拓，合作成就未来。重庆市政府一向秉承“兑现比承诺更重要” 的理念，我们真诚、务实、高效的服务，一定能让签约项目在重庆早日开花结果！
衷心祝愿各位百业兴旺、诸事顺遂！ 谢谢大家。

在2010年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2010年5月6日）
过去的一年，重庆市科技工作又捷报频传，涌现出国家科学技术奖13页、市级科学技术奖153项。重庆举行全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表彰勤于钻研、勇攀高峰的科技工作者。
今年是“十一五”规划收官、谋划“十二五”发展的关键之年，也是落实“314” 总体部署的提速之年，这对重庆市自主创新发展和广大科技士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坚定不移地离举自主创新大旗。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永恒动力。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还未消除，从不同国家、地区和行业在危机中的表现不难看出， 依靠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是抗御凤暴、降低影响的最佳途。重庆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之一，能够在这次危机中“后入水、先上岸”，既得益于市委、市政府对中央决策的坚决执行，及时出台系列适应性政策，也得益于及时调整了产业结构，用科学发展理念指导了发展方式的转变，用自主创新引领了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企业自身的角度看，住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谁就能在危机中抢抓到发展先机。在后危机时代，重庆要顺利实现中央的战略部署，也必须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加强科技刨新与统筹城乡改革的融合靡。重庆作为全国唯一省级单元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需要在多个领域开展探索和实验，推进全市统筹城乡改革向纵深发展：要加快推进“统筹城乡科技改革与创新综合试验区”的建设， 尽快形成激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要积极探索建立城乡科技资源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促进科技创新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要把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发展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以科技创新带动城乡产业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农民增收致富能力。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步伐。科技成果转化是检验科技进步的试金石。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各类科研机构和企业要共同肩负科技成果转化的重，支撑产业结构调整。
要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五大支柱产业，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成果转化。重点加强电子信息、重化工、轨道和风电装备、机械制造等产业的科技成果转化。
要打造科技园区和特色产业基地，创建科技成果孵化平台。依托北部新区、
西永微电子园、大学科技园等重点园区吸纳和转化科研成果。
要培育和壮大高新技术企业．使其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力军。深化“产学研”机制，推动重点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战略联盟。
要完善扶持政策，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强力保障。充分发挥“投、保、贷” 一体化科技融资体系作用，促进科技金融结合，促成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百花齐放、硕果满园。
大力培养造就批科技领军人才。闻擎鼓而思良将，兴大业当举贤才。重庆正在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和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强力支撑。推动重庆科技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才兴则科技兴，科技兴则重庆强。一方面，要继续实施好科技人才“双千计划”， 推进“百名杰出科技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创新人才工程”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建设。
另方面，要在市内重点科技领军人才、学术技术带头人的培养和市外、海外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引进上求实效、有突破，鼓励中青年专家冲击两院院士。全市一定要始终如坚持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消除任何阻碍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完善科技人才保障制度，为科技人才的创新和创业搭建更为广阔的舞台， 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大的试验田，全力开创人尽其才、才尽所用、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
创新无止境，只要肯攀登。只要充分发挥全市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勇于承担自主创新引领发展的大任，敢于挑战科技创新未知领域的高峰，重庆就一定能够如期建成“一中心、一基地”，就一定能够不负中央的重托。重庆的未来也一定会更加美好！
在涪陵、长寿、彭水灾情汇报会上的讲话
（2010年5月8日，根据录音整理）
从上午查看受灾点的情况看，这次暴风雨灾害的确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 一是飓风风力11级，局部地区12级，直辖以来我市从没有受过如此严重的风灾。二是灾害发生半夜，飓风和暴雨相隔时间很近，来不及预警，大批农舍倒塌，人员伤亡严重。三是风灾所到之处，农作物被损毁，水利设施被冲毁，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也损失惨重。这让我非常痛心！
值得欣慰的是，各项救灾工作及时、有效、到位，令人放心。受灾区县应该安置的群众，都得到了较好安置，风灾造成房屋损毁后的农民、居民，目前没有出现流离失所的情况。卫生医疗机构做出了最大努力，受伤人员得到了及时的救护、治疗，因灾死亡人员的抚恤善后工作也正积极展开。尤其值得庆幸的是：第一，面对自然界最大的风力，我们的城市建设经受了考验。垫江、梁平、涪陵、长寿、彭水等主要受灾区县，乡镇以上的楼堂馆所、住宅包括安置房、商品房， 都没有反映被吹摧毁。如果这里面有“豆腐渣工程”，伤亡人数就大了。第二， 所有最近5年造的学校，没有任何一座校舍反映被风灾摧毁，说明我们的校园工程也是可靠的。第三，凡市政府几大投资集团搞的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在灾难面前经受了考验，没有出现质量问题，相反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基础设施成了救灾工作的重要保障。在此，我代表市政府，向奋战在救灾第一线的所有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向死难者家属和因灾受伤人员表示诚挚慰问。讲两方面的意见：
一、努力做好各项救灾工作
既要抓好当前抗灾救灾的要紧事，又不能为救灾而救灾，要善于在体制机制上超前谋划，纵深推进各项救灾工作。
第一，继续做好救死扶伤的工作。对还在接受治疗的受伤人员，各级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要用最好的医生、尽最大的努力诊治救助，尽量避免因伤致残。
第二，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已安置的受灾居民，每人每天1斤米、10 元钱的补助要确保到位，生活饮水要有保证，帐篷、方便面等救灾物品也要及时足额发放。尽可能借用没有受灾群众的灶台、锅碗瓢盆，找一些有烧饭条件的地方，给受灾的农民兄弟生火做饭。总不能一日三餐都吃方便面，这样不是办法。第三，加快恢复交通、通讯和电力供应。交通、电力、电信等部门和单位，
要尽快把摧毁的道路修平，倒塌的电线、通讯光缆尽快扶起来、恢复好，被冲毁
的自来水站也要尽快恢复供水。总之，要配合有关区县，尽早修复受灾城市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
第四，创新灾后重建思路。从这次受灾的情况看，有大量的农房需要改造， 即使老天爷不摧毁这些房子，有关区县也该为老百姓着想，逐步把农村危旧房改造好、解决掉。反过来说，老天爷也给我们敲响警钟，要求我们加快改造工程。这次没有受灾的区县，也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切不可麻痹大意。农民被损毁的房屋，能不在原地重建的，尽量不在原地重建，可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巴渝新居改造， 选择合适的村落集中连片修建。损毁房屋的宅基地，要利用土交所这个平台，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复垦为农田，一亩地可以置换十几万元，远高于现在一两万元的房屋价值。如果仅靠一些救灾款，那就只能在破旧的房子上涂脂抹粉。这方面既是机制体制创新，也是聚财型、创收型的改革措施探索。
第五，生产自救、恢复生产。落实好农业生产恢复资金，积极组织生产自救， 指导和帮助灾民恢复生产，及时补种补栽农作物，搞好种子种苗调剂、渔业设施修建、农资供应等，力争把灾害损失降到最小，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第六，进一步防范地质灾害。现在正是雨季，要高度重视防范地质灾害发生， 努力排查潜在的危机。特别要做好预警和防范，一旦发现险情，首先要考虑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及时搬迁避让。各级各部门对此绝不能松懈。
第七，确保民政救助资金及时到位。垫江、梁平上报灾情快，我们民政救灾资金下拨也快，第二天1000万元就下去，两个县6、4分了。你们几个区县上报晚一些，没有得到，感觉好像不公平。这里明确的是，根据受灾情况一个标准、一视同仁，该拨给区县的救灾资金要及时足额到位。同时，相关部门要尽快向民政部及时汇报，争取更多支持。
第八，继续加强水利设施建设。近5年来，我们每年投资六七十亿、共近300 亿元搞水利设施建设，蓄水调节、防洪抗旱等功效已经凸显。几个月前的大旱， 从云南、四川、贵州到广西都受灾严重，惟有重庆没有真正形成紧张的局面，这就是我们大力建设水利基础设施的回报。今后两年还要继续强化投入机制，充分发挥投资集团的作用，每年至少投入100亿元水利建设资金，形成可以抵抗天灾的能力和硬件，基本实现保生活、保生产、保丰收的目标。
第九，加快次级灾备中心建设。刚才张鸣同志的建议很好。要加大救灾物资的储备，除市级层面外，推动在六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市政府直属的救灾物资储备中心。这不是眼下救急的救灾措施，但事关长远，请相关部门加快立项等前
期准备工作。
第十，充分发挥土地整治中心和土交所的融资功能。涉及灾后重建，国土局土地整治中心用于耕地垦拓的专项资金，可以准备10—20亿元的计划储备周转资金，预支给区县搞受灾房屋宅基地复垦并到土交所挂牌交易。地票交易完成后， 一部分资金用于农户住房的灾后重建，可以让农户住房舒适的、私有产权安置房， 另一部分用于如数补交土地整治费。
二、关于全市下一步的工作
在切实抓好抗灾救灾的同时，要以务实的态度、改革的精神，继续推进全市面上的各项工作。
第一，要大力抓好发展。今年一季度全市经济走势非常好：经济增速19.3%， 居全国第三、西部第一；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58.3%，其中税收增长53.6%； 工业投资增长39.4%，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增长2倍。持续增长的基础比较稳固， 全年经济增长可望在17%以上。为此，大家一定要增强信心、鼓足干劲，继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特别是大力抓好今年的“四件大事”，继续巩固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
第二，要加大改革力度。今天主要讲5件事：一是公租房建设。这是我市完善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用于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未来三年， 在主城和其他区县各建设1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今年全市开建1000万平方米左右，其中主城开建755万平方米，万州、涪凌、黔江、江津、合川、永川六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和长寿、璧山两个卫星城开建250万平方米左右。二是户籍制度改革。要通过科学设置城镇户口准入门槛，鼓励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户进城，并切实保障他们在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权益。未来三年，重点解决300多万有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和各种征地未转非人群转户进城。今年，要完成“1+6”的目标任务，即解决主城200万左右和六个区域性中心城市50万左右人群的转户入城。剩下25万主要布局在25个区县城，力争明后两年逐步实现转户入城。三是两翼农户增收。这既是农林业发展问题，更是改革问题。针对两翼地区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农林产业链条不健全、市场体系不完善，农民增收较困难的实际情况，今年市政府把“两翼”增收作为重大体制改革范畴，重点从四个方面着力：其一，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让农民的土地和林权变成基本权、融通权；其二，构建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完善市场主体；其三， 培育和引进龙头企业，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其四，大力发展要素市场，促进
生产要素向两翼流动。四是推进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在去年农村养老保险覆盖15个区县的基础上，今年要进一步推开，争取2012年实现40个区县全覆盖。五是土交所的建设。尤其是主城以外的其他31个区县，要利用好这个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平台，积极开展土地整治，以地票的形式参与交易，为地区发展和群众增收聚集财富。此外，我市建立的药品交易所、农畜产品交易所等要素市场，也要充分发挥好作用，以集聚更多的资源促进重庆发展。



在华岩片区公租房建设开工典礼上的致辞
（2010年5月22日）
同志们、朋友们：
华岩作为重庆“主城西进”的桥头堡，正日益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开工的华岩片区公共租赁住房，既承载了市民“住有所居”的梦想，又为华岩新城建设“锦上添花”。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工程的开工表示热烈祝贺！
在全国率先建设公共租赁住房，是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今年2月以来， 已启动鸳鸯片区“民心家园”、大竹林片区“康庄美地”建设项目。随着西永、华岩、蔡家三个片区相继开工，全年将开工建设公租房755.5万平方米、至少投 放20万平方米。“宜居重庆”的建设目标由此拉近，我市住房制度改革也必将翻开新的一页。
建设一座新城，也是开启一个时代。华岩片区公租房总建筑面积123万平方米，建设1.9万套，居住人口4.75万人，是华岩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租房、商品房无差别安排的混居模式，也将在这里逐步形成。希望承建方和广大建设者高度负责，协力同心，保质保量，努力把华岩片区公租房建成外环时代大型聚居区有效融合的范本。也希望市级部门、社会各方鼎力支持、热切关心，共同谱写华岩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崭新篇章！
现在，我宣布：华岩片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项目开工！

在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峰论坛的讲话
（2010年5月27日）
首先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对民进中央到重庆召开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峰论坛表示感谢。感谢严隽琪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以及全国各地教育界同仁对重庆教育的关注和支持。关于重庆的教育，我讲三方面的情况。
过去十年，重庆负重前行，在西部率先全面“普九”、基本“普十二”，大学毛入学率30%，成为西部上大学最方便的地方，实现了三大突破。
一、过去十年，重庆在教育普及上迈出了三大步
第一步，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普九”。1997年重庆直辖时，因为渝东南、渝东北等大量贫困山区，重庆义务教育普及率只有18.87%，在中西部都是最低的。经过8年努力，到2006年，重庆实现了100%的“普九”，2007年通过了全面验收，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第二步，在“普九”基础上用四年时间实现了“普十二”。今年，重庆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比例达到90%。按照教育部的标准，如果一个地区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比例达到90%以上，就算普及了高中教育。目前全国的平均水平在80%左右。作为西部地区，重庆能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跟东部地区一样实现“普十二”，这又是一个重大突破。2005年以前，高中阶段教育一直是重庆教育的瓶颈。2005年以来，我们努力推动普通高中和职业中学两个方面的并行发展，现在高中阶段教育这块也补上来了。
第三步，大学毛入学率达到30%。1997年重庆直辖时，大学毛入学率是8%，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十年来，全国大学普遍扩招，毛入学率增长很快，现在全国平均水平已达到24.2%。而重庆毛入学率从8%突飞猛进到30%，与中部地区相比也是比较高的水平。当然，离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50%以上的毛入学率，还有很大的差距。
以上是重庆的教育的总体情况，这十年的三大突破。解决十大历史遗留问题
二、近几年来，重庆着力解决了十大历史遗留问题
一是中小学危旧房。“普九”难在欠发达特别是农村地区。一个地方本来就穷，又拼命“普九”，扩招了大量学生，遗留下来的危旧房只能继续使用，成为一个大面积存在的问题。2005年以后，重庆花了几十亿，全部消除了中小学一类危房。
二是“大班额、大宿舍”。一边拆危旧房，一边还得继续大量扩招，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班额、大宿舍”现象。有的学校一个教室坐七八十人，一个宿舍要住二十多个学生。2002—2006年期间，我们到重庆主城以外任何一个县城的学校去调研，都会看到这种“大班额、大宿舍”现象。于是我们下定决心，再投入几十亿，新建了很多校舍，使这一问题得到很大缓解。
三是寄宿制问题。重庆农村多是山区，居住分散，过去到处都是“袖珍”学校，一个教室几个年级，两三个老师带几十个学生，怎么保证教学质量？规模化呢，学生每天要走很多的路，不要说影响学习，连安全都是问题——这就需要搞寄宿制。目前，我们已累计建成农村寄宿制学校1600多所，到2012年完成2000所的建设目标，到那时，农村小孩上学一般走路需要半小时以上的都可以寄宿，这就基本解决农村学校寄宿制问题。
四是农村代课教师问题。特别是在中西部，农村缺教师——城里的老师也好、大学生毕业生也好都不愿意到农村去。本来教师就不够，又大量扩招，于是产生了大量的代课老师，全国有几十万代课教师。
代课教师代课十年、二十年，到退休的时候，不像在编教师一样有保障，只能回去当农民——而且，同样是上课，一般编内的中小学老师一个月1000多元， 代课教师往往只有400多元；编制内的教师有津补贴，他们也没有：这是极大的不公平。
为了解决这件事，我们进行了一次考试，把重庆历史遗留的1万多名代课老师，除了考试不及格的以外，90%以上都收为正式编制。此后，同样干这些事， 但是他们的工资待遇一个月至少要加1000元，一年就是一万多，一年就是一两亿教育经费补助——基层区县当然没有这个钱，新增的教育经费全部是市财政出。
重庆市已经彻底解决了代课教师的问题。如果都在“乱收费”，不能怪校长们，那是体制机制出了问题。
五是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问题。虽然现在西部地区都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但重庆的义务教育生均经费保障标准一度比周边一些兄弟省市高出一倍多，现在教育经费保障是中央出80%，地方出20%——大家都一样，为什么会有高低呢？
2004年的时候，情况反映到市政府：到处都在乱收费。调研发现，如果不“乱收费”，学校根本办不下去——校长没有贪污，根本的问题在制度。道德评判也好，把校长们统统撤职也好，都无济于事。所以2004年我们把收费标准统统提高一倍。重庆政府和我这个管教育的副市长为此挨了不少骂。
到了2006年底，国家经费补助制度出台，游戏规则是按过去两年的平均收费标准国家财政补80%，我们撞上好运，重庆教育的日子就更好过一些。
这五件事，都是“普九”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面对这五个难题，绕道行走， 仅仅为完成工作任务和任期目标去“普九”，等于在沙堆上盖楼，是靠不住的。凡是农村学生、城市贫困学生、库区移民子女等“五类学生”就读中职学校
统统不收费，还给补助。
六是大力发展中职学校。把初中的问题解决之后，就着手解决高中问题。除了普通高中，我们也在中职学校上下了功夫。2005．2006年市政府大力推动了这件事。凡是农村学生、城市贫困学生、库区移民子女等“五类学生”就读中职学校统统不收费，还给补助，大体上一个学生一年要补4500元，政府拿了几个亿来干这个事。这样一来中职生源大大增加，中职学校也大大扩张。形成了“一体两翼”——重庆主城加万州、永川，今年招生数达到20万，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重庆就基本实现了90%的“普十二”。
七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一个地区的高中阶段教育上去后，如果没有成规模、上水平的大专院校，也形成不了教育高地。近七八年，市政府投入250多亿元用 于发展高等教育，使在校大学生人数由直辖初期的16万增长到73万，毛入学率也从8%提高到今年的30%。与此同时，重庆出现了大批量的大专院校升格现象：大 专院校的数量增加到61个，其中6个本科学院经教育部批准成为大学，7个大专院校升格为本科院校，还有七八个中专转成了大专——这不是拔苗助长，都是需要硬件投入、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的，教育部专家要对我们进行验收，一般验收要半年。
这种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沿海地区普遍存在，重庆在最近的五六年补了。20年前沿海地区就已完成的“功课”，使得在重庆读书、考大学比较方便。教育部有规定，高考制度是“井田制”，甲省的考生不能到乙省去考大学。这就催生了一个词叫“高考移民”，“高考移民”的背后是教育发展不均衡。比方说，重庆10个考生有6个能上大学，有的省10个考生只有两个能上大学， 考生家长就想办法“移民”到重庆来。
八是义务教育阶段绩效工资，就是通常讲的教师津补贴问题。按照国务院2009年年初的文件，所有的中小学、农村的老师津补贴应该跟同类地区的公务员一样。事实上，这个问题在2005年以前不存在——本来就差不多。但是2005—2006 年，公务员的工资改革了，津补贴普遍提高了，包括西部乡镇的公务员工资都增
加了两倍多，曾经三四百元的都增加到1000多元——原来教师津补贴也是几百元，这个时候差距就出来了。
再就是，过去普遍是通过收杂费、收各种费用发放教师津补贴。教育经费保障，国家财政出钱以后，学生再不交学费，各种杂费也不能收。
于是出现了两个反差，一方面公务员收入涨了一大截，另一方面因为来源不足，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教师连原有的几百块津补贴都保证不了，扣发、少发甚至不发。所以普遍出现教师队伍不稳定的现象。
国务院下文以后，我们算账，重庆有几十万老师，一个老师一个月1000元， 一年就是1万，整体就是几十亿。我们最后下决心干了——重庆是最早执行国家这个文件的。2009年3月市政府常务会、市委常委会通过，6月份操作到位。
再也不许搞乱集资、“老鼠会”的各种民办中小学；对民办中职、普通高校， 有十条实打实的支持政策
九是初中、小学义务教育，幼儿园、职业中专、大学院校鼓励民办。我们有个基本的观点，初中小学义务教育，民间资本可以办，但只能办双语学校之类的特殊学校；幼儿园比较多的是民办；高中和职业中学提倡民办，鼓励民办；大专院校有能力的民营企业来办，我们也欢迎。
初中小学，义务教育不能乱收费，不鼓励民办。重庆有教训，90年代很穷的时候，搞了几十个民办的中小学，都是乱集资，学生家长上访，但是实际上和市政府没有关系。后来我们让公办学校收购了，把学生的账还了。以后再也不许搞这种乱集资、“老鼠会”的各种民办中小学。
但是我们鼓励支持职业中学、大专、普通高等院校民办，其一土地是划拨， 和公办学校一样；其二经费如果有补助，公办学校怎么补，民办学校一样补；其三是各种各样的税收都是优惠、减免的总而言之，我们有十条政策，支持了重庆最近几年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和中职教育的发展。
十是解决教育欠账问题。十几年来，中国教育欠账是一个普遍现象。根据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财政性的教育支出应该保证不低于GDP的4%。这是个很简单的算法，一般来说，财政收入占GDP的20%，财政的20%用于教育。但是十几年来，东部、中部、西部，各个省市区绝大部分都没有做到。
但是重庆最近五年，如果你们查我们的账，每年教育经费财政性支出一般都在4%以上。比如2008年GDP5000多亿，财政性的教育支出200多亿；去年GDP绝对数增长30%，到了6580亿，教育财政支出也达到了280亿，等比例上升——当然额外
涨了几十亿，其实就是教师津补贴这块资金补上去的。我们为什么做到了4%呢？有三个“秘密”：
其一，地方的预算内、预算外财政等比例。常规情况下，地方财政有预算内和预算外，人大常委会和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是预算内财政，预算内财政的20% 是足额写上了，预算外可能30%、15%增长，这一块并没有写，我们重庆是做到了预算内、预算外等比例。这是一件事。
其二，预算和决算等比例。预算通常比较谨慎，比方说预算增长15%，决算的时候可能到了25%——10%的增量部分往往没有补给教育，一般到年底了就不谈了，就用到别的地方去了。也就是说预算和决算要等比例。
其三，中央财政有决算，一般到每年的3月份，人代会开过以后，4月份决算出来就下来了。中央决算也会超收，超收之后财政总是要平衡的，多了就要支出， 支出到平衡为止。中央决算的时候会把超收的一部分分给各个省市区，假如今年四月份分你10亿，你这个省是否会想到教育也该占20%，把2亿给教育？教育专家一般是不知道这些账的。
实际上我们就盯着三个比例：预算和决算、地方决算和中央决算、预算内和预算外，只要都按比例扣除给教育，4%一定能保证。
20年来，4%的法定教育经费不能到位是中国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这里面没有什么诀窍，我们只是比较具体、专业、有针对性进行解决。重庆的三个突破， “普九”、“普十二”、“普大学”能比较实实在在没有水分地推进，这个4%是最重要的保证。
近20年来X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教育普及，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教育最伟大的进步普及是教育公平的第一要义，普及是最大的公平，一半人有书读，一半人没有读书，哪里有公平可言？
X中央、国务院近20年来，抓了义务教育的普及、高中中专的普及、大学毛入学率的提高，这是对中国教育的最大贡献。近百年来，教育最伟大的进步应该就是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前提，一个总的概念，所以我们重庆过去十年努力推进普及。这个阶段，普及就是公平。
第二，普及以后，要讲均衡。这个阶段，均衡就是公平。普及之后，如果农村的教育设施很差，城市的教育设施很好，就是不公平。这十年，我们把教育经费增长的70%—80%都放在农村，就是这个逻辑。让农村的学校都能达到国家教育大纲中标准化学校的条件。如果城乡都达到标准化了，那就公平了。现在教育部
抓标准化，而且主要是抓农村初中小学的标准化，缺什么补什么。这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第三，当你标准化有了，基本均衡了，城乡一体了，这个时候再谈消灭重点中学。重庆今后的教育公平，就是按照这个三步走的节奏，逐次推进。重庆教育还有四个欠账
三、我们有四个欠账。
其一，目前初中小学标准化的程度还没有超过50%，目标是2012年的时候超过50%，2015年争取达到65%以上，2020年达到80%以上。这是一个目标，标准化很难。
其二，重新调整布局。重庆现在还有2000万农民，但是，按照这个数据来规划中小学布局就要上当——城市化在快速推进，十年以后1000万人在主城，1000
万人在大重庆的城市群里，还有八九百万人在农村。学校要相应重新布局，农村山沟里的中小学，新增的扩容要放在县城、城镇，包括主城也要扩大一批学校。上千万的农民工进城变成城市居民，要在城市里为农民工小孩配置一批学校。要动态地根据城市化进程来调整，重新布局。这样既不会浪费教育资金，又能提高教育质量，也有助于实现教育的均衡和标准化。
其三，库区搬迁几百个学校欠账30亿。这是因为三峡工程淹没这些学校之后， 搬迁的时候“三原”标准资金没有到位。政府应该协调三峡办和国家三建委一起把这件事作为三峡后续工程规划，在今后两三年解决好，这件事涉及库区稳定发展和移民生活，一定要引起重视。
其四，学校运行经费问题。刚才说了，这六七年教育方面投入了700多亿， 200多亿投在初中小学，300亿左右投在高等学校，还有100多亿投在高中和职业学校。这是一次性的“硬件”投入，“软件”方面，我们认为要有一个经费的补充。
我们的体会，大专院校可以负债，但是负债绝对不能超过学校总资产的30%， 如果超过了30%，这个学校的校长一定忙于收费、躲债，教学一般不会搞得太好； 高中、职业学校如果负债，不要超过20%；初中小学搞任何工程，有钱就干，没 钱别干，不能负债。只要做到这三条，这个地方的学校教学秩序、经费保障都会比较稳当，凡不符合这个规则都会出事。我们把这三条作为财务制度来约束各个区县。【*联系微信dadawk01】
教育关键还是以人为本，以教师为本，以校长为本不管大学、高中还是初中小学，学校真要干得好，还是得以人为本，以教师为本，以校长为本。如果一个
学校的校长不行，不是ZZ家、教育家，不是一个很热心教育的人，是当不好学校带头人的。师资队伍不行，也培养不出好学生。除此之外，还要有好的校风， 要有创新、活力，要有体育活动、德育培养。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才会大面积涌现。教育的均衡、教育的公平是长期的事，要害不在道德，在制度安排、在经济基础。
把教师作为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学校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六个条件：一是硬件设施，二是资金投入，三是校长水准，四是学科水平，五是学生和教师质量， 六是校园文化。这六个条件中，除了硬件和资金，其他四个条件都与教师密切相关。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就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是学校的品牌。要切实把提升教师的教书育人能力作为一项历史使命。重庆市主要采取五项措施：
一是落实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目前仍有16所高等院校缺编2800名教师，市编办要将这2800个编制足额划拨，相关高校也要在确保教师质量的前提下把编制用足。其他大、中、小学校都要认真执行，并随着学生规模的扩大增加教师编制， 确保师生比例合理。
二是农村中小学教师补充到位。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3年内市政府将为此投入8亿元。
三是大力提升教师队伍素质。把培养名师、大师与引进高层次人才结合起来， 使重庆教育系统名师辈出，形成体系。
四是改善教师待遇。全市教师的津补贴问题已经解决，今后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目前比较突出的是教师住房问题。可以考虑以租住公租房的方式解决，教师群体是公租房的第一考虑对象。乡镇、区县要帮助解决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住房问题。总之，要通过全市住房制度改革，解决教师的住房问题。
五是强化师德建设。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一个优秀教师可以带动和影响千千万万个优秀学生。对不负责任、体罚学生、在学校推销商品、违规补课等行为，教育部门和各区县领导要加强管理，依法治理。
在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公共租赁住房开工仪式上的致辞
（2010年6月20日）
同志们，朋友们：
两天前，直辖13周年纪念、两江新区挂牌成立带给我们双重喜庆。今天，北碚蔡家片区和西永微电园公租房又接连开工建设，可谓凤尾续貂、好事连连。至此，全市开建的公共租赁住房已超过750万平方米。大规模、大体量地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彰显了市委、市政府实现“住有所居”目标的坚定信念。
西永微电园公租房建设工程，是打造亚洲最大笔记本电脑基地的重要一环。未来5年，西永园区将聚集35万左右产业人口，与一座中等城市的规模相当。这片聚居区，既要满足惠普、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企业职工基本的入住需求， 又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和尊重员工的生活和心理需求，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规划，在西永实现商品房、公租房和少量职工宿舍的无差别安排，形成几十万人的城市生活区。职工下班后回归社会，融入城市，并纳入社区管理。同时，对在园区工作一定年限的外来务工人员开放主城户口，实现工业园区与城市的无缝衔接。我们不仅要建设一幢幢崭新的住房，更要为广大职工特别是农民工提供一种崭新的就业和生活方式。
西永微电园公租房工程也是公租房投资建设模式的创新。以前开工的公租 房，都是由市政府委托的国有企业投资建设，并向社会公开配租。西永微电园公租房则由园区自己投资，出租给本园区的职工使用。这就拓宽了公共租赁住房的投资和建设渠道，丰富了公租房的供给类别，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希望承建方和广大建设者精心组织，认真施工， 确保质量，努力把西永微电园公租房项目建成精品工程、放心工程。也希望沙坪坝区、市级有关部门和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共同推动我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现在，我宣布：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公共租赁住房开工！
在重庆市人民政府与环境保护部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上的致辞
（2010年6月28日）
生贤部长，各位领导、同志们：
环保部和生贤部长对重庆的关心、支持始终如一。近三年给予我市环保资金补助4.5亿元，对重钢环保搬迁、MDI等重大项目的环评审批倾注了大量心血，专门印发《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将成渝经济区纳入全国五大区域重点产业发展战略环评。今天，又与我们签订部市合作协议，助推重庆可持续发展。对此，3200万重庆人民永远感激、铭记于心！
今年以来，我们认真贯彻中央宏观经济政策，努力推动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1至5月，全市GDP增速17.6%，工业增长27.2%，投资增长31.4%，社零增长18.8%，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12.6%，税收增长53.4%，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名列前茅。惠普及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重大项目入驻，实现了加工贸易产业链、价值链的垂直整合，西部金融中心、商贸中心和内陆开放高地已具雏形，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我们始终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提前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 森林覆盖率达35%，长江、嘉陵江、乌江重庆段水质保持Ⅲ类以上，主城区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03天，彻底甩掉了“雾都”、“火炉”的帽子，成为国家园 林城市。三天后，我们还将召开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动员大会，为强化环境保护工作再施推手。
“科学发展、生态立市”是重庆长期秉持的理念。随着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和两江新区的成立，重庆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新阶段，环境保护工作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此次与环境保护部携手推进战略合作，将推动完善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机制，创新统筹城乡环境保护模式，加快建设统筹城乡环境保护试验区，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环境支撑。
我们相信，有环境保护部和生贤部长的鼎力支持，有部市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实施，重庆的环境保护工作定会更上层楼，长江上游生态文明示范区的目标定能早日实现，重庆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也定会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在第二届世界城市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2010年6月29日）
各位同仁，女士们，先生们：
“宜居和可持续”是世界城市发展的共同理想。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仁齐聚在“宜居和可持续”发展的典范——新加坡，共同探讨这一关乎人类生存状态以及前途、命运的话题，很有意义。这种交流与碰撞，定会促进各国城市“宜居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诸位同行都来自于不同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自然和人文条件各异，对“宜居和可持续”的深层理解与认识，可能不尽相同， 但作为一种发展目标，大家不会有太大分歧。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 我认为，“宜居和可持续”的首要前提是加速发展，核心基础是认识和行动的高度自觉，实现的路径是坚持统筹协调，发展的方式是坚持外延发展和内涵优质的兼修并举。这也正是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阶段的重庆，矢志追求的目标。
重庆，有3000多年的城市文明史，是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是著名的巴渝文化的发祥地和历史文化名城。二战时期，曾经是中国的战时首都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的大本营。重庆有8.2万平方公里，是拥有3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她既有现代、繁华的大都市，又有着广袤、灵秀的大农村。她还是当今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水电站的大库区。在中国政府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下，重庆不断致力于经济、社会、环境和城乡的协调发展，正朝着“宜居和可持续”的目标快速迈进。
经济持续发展是城市宜居和可持续的根基。直辖以来，重庆经济连续13年保持两位数增速，即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肆虐的2009年，增速仍达到14.9%。今年1 至5月更是高达17.6%。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是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内在动力。过去， 重庆曾经是汽车摩托车产业一枝独秀，现在是电子信息、机械装备制造和重化工三大板块比翼齐飞。今后，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向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发展。未来十年，重庆经济完全有把握保持两位数的增速。
城市基础设施是支撑一个城市宜居和可持续的骨架。近十年来，重庆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700多亿美元，建立了中国西部最发达的立体综合交通体系，拥有长江黄金水道、八条通向全国的高速公路和八条铁路和即将成为中国第四大机场的重庆江北机场。还拥有12条国际专用数据通信通道，成为中国国际互联网接
口最多的城市。在今后几年里，重庆将建成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和通往欧洲的陆上国际贸易大通道，城市基础设施和进出口通道将更加完善。
宜居的主体是人，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脱离了“以人为本”，宜居和可持续都是空谈。尽管重庆发展的任务繁重，但我们仍然坚持把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用于民生。我们已经建立了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全面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实现了全覆盖。公众安全指数接近95%，在中国处于领先水平。到今年底，我们将对都市区1200万平方米的危旧房进行改造，解决20万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今后几年，我们还将建设4000万平方米甚至更多的公共租赁房，圆市民安居、宜居的梦想。
宜居和可持续都离不开生态环境。一座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的城市，注意对生态环境加强保护尤为重要。这些年，重庆坚持不懈的实施“蓝天、碧水、绿地、宁静”四大环保行动，保持了世界最大水库——长江三峡库区的“一池清水”，还彻底甩掉了曾经有的“雾都”、“火炉”的帽子，并成为了国家园林城市。在生产、生活中，我们积极倡导低碳经济，开展节能减排，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我们的贡献。
协调，是可持续和宜居的重要方面。基于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市情特点，解决城乡贫富差距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我们着力破解的重点。我们依托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共同发展。以城市化为例，1997年的城市化率只有27%，我们积极推进人口城市化，2009年达到了52%，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分享到了现代文明的成果。今后3年，我们还将转户入城300万人。在反贫困方面，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重庆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由366万减少到33万。最近三年，重庆农民收入增长始终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城乡共荣的美好愿景已经为期不远。
今后10年，我们将按照中央政府赋予重庆的战略定位，致力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11天前，重庆两江新区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中国第三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花开重庆，重庆在中国发展中的战略中心定位更加凸显。两江新区拥有中国最优惠的政策、最佳的投资环境和最大的商机。十年后，两江新区将成为功能现代、产业高端、总部集聚、生态宜居、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内陆开发开放示范区。在两江新区的带动下，重庆的“宜居和可持续”发展水平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时代，开放合作是一个城市通向“宜居和可持续”的必由之路。开放的重庆欢迎各国朋友到重庆投资发展，共同探索“宜居和可持续” 城市的发展路径，共同分享“宜居和可持续”带给我们的福祉。
谢谢！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2010年7月15日）
各位领导、同志们：
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锦涛总书记和家宝总理都作了重要讲话，就新时期
《教育规划纲要》作了全面部署，必将对未来十年我国的教育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近几年来，重庆认真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推动重庆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两基”覆盖率达到100%，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比例达到90%，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先后推出了化解“普九”债务、解决农村代课教师和农村教师津补贴问题、构建中职学生资助体系、探索民办教育推进机制、建立校园新型警务体制等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被新华社誉为“中国教育的重庆现 象”。重庆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X和国家提出并长期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重大方针是英明正确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X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教育规划纲要》，对于加快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我们一定全面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加快教育改革发展步伐，早日把重庆建设成为西部教育高地，为重庆率先实现全面小康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主要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着力提高教育发展水平。确立“建成一高地、一中心，实现三化”的发展目标，力争到2020年，建成西部教育高地、长江上游教育中心，基本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教育现代化、教育国际化。具体抓好“三个普及”：一是高标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201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覆盖率达到70%，基本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二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到2012年，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比例达到95%。三是普及高等教育。到201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5%左右；到2020年达到50%。
第二，着力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最重要的是加大教育投入。我们将坚持把加大经费投入作为贯彻落实规划纲要的关键性措施。一是继续保证市级教育财政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20%，在最近三年，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4%的基础上，继续做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以上。二是继续坚持从“预算内和预算外”、“预算和决算”、“地方决算和中央决算”三个方面同比例加大教育投入。三是坚持“义务教育学校不负债，高中阶段学校负债率不
超过20%，高校负债率不超过30%”的原则，积极化解教育债务。四是进一步加大教育融资力度，扩大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途径，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
第三，着力推进统筹城乡教育改革试验。立足治本，敢于碰硬，认真解决城乡教育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加快建设“国家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一是适应户籍制度改革的需要，调整城乡教育规划布局，扩容县城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满足300万转户农民工的随迁子女就学需求。二是推进区域内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投入320亿元实施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工程、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等 项目。三是建设“平安校园、健康校园、绿色校园、数字校园、人文校园”，整体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四是优化城乡教师资源配置，到2012年，累计投入8亿元， 专项用于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的补充和培训提高。
第四，着力推进民办教育发展。坚持把民办教育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一是认真落实市政府扶持民办教育的“十条政策”，切实做到在征地上同等对待、在收费上同样标准、在投资回报上允许合理获取、在拨付生均经费上同等待遇、在招生指标上给予保障。二是不断加大扶持力度，探索建立对民办学校的资本金补助制度，政府按照民办学校举办者出资总量的一定比例给予资金补助。三是充分发挥重庆教育担保公司的作用，尽量为需要融资的民办学校服务。四是鼓励和支持民办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 打造品牌，发展民办教育集团。
第五，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实施“教育民生计划”，不断改善民生，保障教育公平。一是完善留守儿童培养模式，新增农村寄宿制学校400所，累计达到2000 所，培养照顾好130万农村留守儿童。二是新建115所中小学，基本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等问题。三是设立学生营养促进专项奖补资金，逐步推行学生免费饮用奶、学生免费鸡蛋计划，为贫困学生提供“爱心午餐”。四是进一步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行中职免费教育。五是促进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建立大学生农村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机制，帮助大中专毕业生申请租住公租房，解决在城镇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70万农村籍大中专学生的户口问 题。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是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将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刘延东同志总结讲话精神，把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攻坚克难，勇于创新，为重庆教育事业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
在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010年7月21日，根据录音整理）
刚才，新元同志代表环保部对重庆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宝贵意见，月明同志代表市政府与相关区县和部门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创模”大幕正式拉开。这里，再强调三点：
一、统一思想，增强“创模”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重庆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是XXX书记2008年在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最早提出的。之后，市政府围绕“创模”组织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并将这项工作写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6月底召开的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又将创建环保模范城市纳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推进的十大民生工程之一。今天召开 “创模”动员大会，既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环保工作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了重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坚定信念。
当前，重庆正处于加快发展、跨越发展、协调发展的关键时期。从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到国发〔2009〕3号文件赋予的黄金定位和优惠政策，再到国家中心城市、两江新区、首个内陆保税港区和最大的综合保税区等重要平台落地，无不体现中央对重庆的厚望。我们也抓住机遇，创新而为，实现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市GDP增长17.6%，西部第一，全国第三；工业销售值达到4600亿，增长31%；金融业增加值增长10.9%，占全市生产总值的8.2%；地方财政收入853.46亿元，增长75.3%。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必须牢记：中央交给了重庆建设“长江上游地区生态文明示范区”的重任，我们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一开始就做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重庆还处于三峡库区，直接影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安全。只有坚持生态立市和环境优先， 我们才能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也才能不辜负中央的期望与重托。
“创模”工作涉及经济、社会、资源、人口等方方面面，其艰巨性、复杂性不言而喻。市委、市政府已经确定工作时间表：2010年—2011年开展“创模”攻坚并实现基本指标达标，2012年全面达标，2013年通过环保部考核验收。对照26 项考核指标，我市有11项不达标，4项难度较大，必须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一 是空气质量全年优良天数占全年天数85%以上，超过311天，三项污染物浓度达标。近年来，为了改善空气质量，我们打出一系列“组合拳”，在企业、家庭和营运汽车中大力推广清洁能源，不断加强建筑工地管理，关闭外环以内的采石场，搬
迁近百个污染企业等，主城区空气质量得到极大改善，满足优良的天数去年达到303天，甩掉了“雾都”、“火炉”的帽子。但是，全市空气质量全年优良天数离“创模”要求仍差8天，受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等制约，在现有基础上每增加一个蓝天，难度都不小，大家不能掉以轻心。二是城市水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100%，且无劣Ⅴ类水体。我市纳入考核的22条河流，只有8条水质满足要求，还有14条需要治理。细算起来，我市次级河流整治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已启动，但至今尚未破题，与治理模式落后不无关系。清水溪、桃花溪等河流，市、区政府都投入巨资治理，现在几乎变成钢筋水泥堆砌的干河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各区县一定要汲取教训，转变治理模式，力求在短期内见成效。三是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5%以上。去年，我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79%， 与十年前比已是“天壤之别”，但要达到“创模”的要求，还急需建设一批城市污水处理厂，主城区现有13座污水处理厂也亟待提标改造。四是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满意率大于85%。2009年，我市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满意率为76%，距离考核要求还相差9个百分点。如果我们把26项考核指标做到位，全方位解决好市民身边的环境问题，相信老百姓会为我们打上一个满意的分数。
二、突出重点，提高“创模”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市委、市政府已经下达了分年度创模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各区县和部门要各负其责，制定倒计时工作表，尤其要抓好六大任务和八大工程涉及的2300多个项目，突出重点，攻坚克难，确保短期内见实效。
（一）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市发改委、经信委牵头拟定综合性产业发展政策和产业准入规定。今后，主城区不得引进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的项目， 一律禁止新建冶金、钢铁、炼焦、火电、水泥、电解铝和化工等环境风险等级较高的企业；在长江、嘉陵江主城区段及其上游，严格限制沿江建设化工、造纸、印染、电镀等项目，禁止建设可能排放剧毒物质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项目。特别是对化工项目来说，一个具有三级环境处理系统的化工园区才是最佳选择：一级处理系统是工厂及车间所有污染物配备污染处置装置，二级处理系统是有囤积工厂及车间污水的大容量隔离槽，三级处理系统是有严格的污水截流处置系统。这三个层级的有效运转，才能保证化工园区对外排放标准高于国家的排放标准， 化工园区内工厂排放标准又高于园区标准，促进水资源的循环利用。要强化节能减排工作，积极开展全国节能减排示范区和全国循环经济试点城市建设，大力实施清洁生产，推进低碳经济试点工作。市经信委牵头落实好主城区环保搬迁任务，
关停“五小”企业，年底全部完成重钢环保搬迁。
（二）着力改善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方面：各区县必须认真落实与市政府签订责任书所明确的任务，逐一研究细化主城区次级河流整治方案。对完不成任务的，市政府将进行问责并实行一票否决。要转变治水模式，不再延续以前修建干河道、护岸、两江截流等方式。重点采取三个措施：一是加强沿河工业排污整治。14条未达标的河流流域面积上分布700多个工厂，布局分散、规模小，大量 污水、废物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必须大力度实施“关停并转”，凡污染严重的落后工艺、技术、装备、生产能力和产品，且没办理任何手续、乱搭乱建的企业，坚决予以关闭；凡不能稳定达标的工业企业，限期达标排放，不能达标的一律关闭或强制迁入工业园区，且园区必须建设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保证达标排放，并通过环保验收。二是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主城外环以内一律不再发展规模畜禽养殖，对现有养殖场（户）要逐步清理取缔。三是重点治理流域内生活污染。外环以内和14条河流周边的城市区域，开发新的楼盘或者改造老街区，都应建好三级管网，生活污水进入三级管网后再接城市主干网，最后进入污水处理厂。14条河流周边的农村地区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或旧村落改造时，所有污水也要进入新建的三级管网或污水处理设施。要确保次级河流整治2011年初见成效，2012年全面达标。空气环境质量方面：要建立和完善空气质量预警控制机制； 抓好小采石场关闭工作，完成主城区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改造；科学合理进行发电调度，严格控制电煤含硫量；加大公交车辆老旧车型的更新力度，公交集团、交投公司要重新投放环保、大型公交车，并做到“车换、价不涨”，让老百姓也能享受“创模”所带来的民生福利。环保、市政、城乡建设、国土房管、经信、公安、气象等部门要各司其责，确保措施落实。
（三）着力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污水处理设施特别是三级管网建设，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率，确保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有效运转。现有城市污水处理厂要按要求达标改造，新建城市污水处理厂必须配套建设除磷脱氮设施，确保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一级标准。对主城两江四岸散排污水口要进行集中整治，在次级河流综合整治中配套建设或改造污水管网。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污泥， 要进行综合利用或妥善处理。要对城区垃圾收集站进行改造，完善垃圾收运体系， 并对渗滤液等二次污染物进行科学处理。巩固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成果，继续实施城市生态林、城市公园、城市干道绿化、拆危建绿靓点、社区公园和生态修复绿化等“五个一批”工程。尤其要重视城市下水道的建设。得益于近几年政府大规
模投入和城市有利的地形条件，今年重庆主城没有出现不少地区“逢雨便涝”的情况。要把建好符合“山城”特点的下水道作为“外环时代”城市建设的重点， 不断完善城市三级管网设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四）着力加强城市环境管理。改变城市环境“脏、乱、差”现象，不仅是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首要任务，也是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重要内容。必须把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安排，科学组织，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强化城市整体功能，健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制度，提高市民文明素质。要加大对背街小巷、城中村、集贸市场和城乡结合部的环境卫生整治力度，建立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长效机制，彻底解决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上存在的弊病。
三、精心组织，强化“创模”工作的领导力和执行力
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按照“重过程、重实效、重民生”的总要求，举全市之力保障“创模”攻坚战取得胜利。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创模”领导小组，我任组长，事忠、小平、月明任副组长，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主城各区和相关部门、单位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署上来，将创建工作作为城市建设管理的中心任务，及时组建相应的工作班子，做到“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统筹协调，精心组织，强力推进，务求抓早、抓实、抓好。
（二）细化实施方案。市政府已经印发“创模”规划和实施方案，今天动员会后，涉及“创模”的各区和市级部门要根据本地区、本系统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层层分解落实。实施方案要逐条量化、具体化，将创建工作的每项指标和任务细化到每个年度，将责任落实到相应的乡镇、单位、处室和责任人。各区和市级部门制定的方案要报送市政府和“创模办”，细化方案的制定和落实情况要纳入考核内容。
（三）健全工作机制。要将“创模”工作纳入市委、市政府重大事项督查督办，并将创建工作实绩作为区县年度考核和X政一把手环保实绩考评内容，相关区县和市级部门每年向市委、市政府报一次总帐。“创模办”要加强日常工作协调，督促解决创模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并通过组织开展专项视察、民主评议等形式，形成激励、监督、协调的有效机制。
（四）加大环保投入。在积极争取国家环保工程项目资金投入的基础上，要
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市财政局拨付专项资金用于“创模”工作， 重点安排大气污染防治、饮用水源保护、次级河流综合整治等重点工程项目，并增加对已达标项目管护资金的投入。各区县财政也要加大专项投入。同时，进一步创新“创模”投融资机制，加大对市、区投融资单位的政策扶持力度，鼓励通过市场融资等方式筹措建设资金。
（五）完善配套政策。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修订完善产业准入政策，确定主城区的产业目录、能耗水耗及污染物排放强度要求、发展规模和门类。加快制订节水经济激励政策、主城区重污染企业退出激励政策和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促进政策，充分发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于“创模”工程建设项目，有关部门要在财政、税收、城建、环保等方面给予支持，简化程序， 特事特办。
（六）充分发动群众。在发达国家，良好的环境管理效果主要依靠社会的广泛参与。兄弟城市的实践经验也告诉我们，市民的积极参与是“创模”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要积极行动起来，举办各种行之有效的“创模”宣传活动，进街道、进社区、进家庭，努力营造人人关心创模、人人支持创模、人人参与创模的良好氛围。要建立有效机制，广泛听取群众建议，加强社会舆论监督，调动全社会参与“创模”的积极性。
在主城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情况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0年7月23日，根据录音整理）
今年是主城进入外环时代的第一年。今天研究的不少项目，都是主城枢纽性、基础性、战略性、标志性基础设施，代表主城的“筋骨”和“血脉”，决定城市站立的高度和最终的功能。因此，今天的会议非常重要。一方面，检查近期主城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建设相关问题；另一方面，部署今后三年主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进一步加快建设进度。
今年以来，重庆经济快速发展，上半年全市GDP增长17.6%，西部第一，全国第三；工业销售值达到4600亿，增长31%；金融业增加值增长10.9%，占全市生产总值的8.2%；地方财政收入达853.46亿元，增长75.3%。受上述利好因素的影响， 今年全市GDP可望达到8000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6800亿。根据以往的经验， 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按一至四季度细分，一季度占10%，二季度占20%，三季度是30%，四季度是40%，也就是说上半年占30%。从今年上半年看，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2554.37亿，同比增长31.1%，大约占到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的40%，已经超出预期， 成绩可喜可贺。当中，主城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拉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上午检查和听取汇报的情况看，近几年开工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都达到了按时序进度推进，有的还超前推进，总体上令人高兴。尤其是这些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布局，历史性地摆脱了内环以内的“小重庆”局限，基本都按照外环时代1000 平方公里、1000万人口的城市构架进行配置。从目前的进度看，这些项目将分三个时间节点推进，今年、2012年、2015年分别为一个结点，五年后主城基础设施将实现“大变脸”：一是11条铁路进主城，其中八条是复线铁路，国家级的铁路枢纽在重庆形成；二是10条高速公路进主城，形成与一环、二环相交错的公路枢纽。三是350公里城市轨道投入运营，城市实现“畅通无阻”。四是建成3个机场跑道，形成上百万吨货物、3000多万人次的吞吐量。其中，江北机场三期项目建成后，将是西部唯一拥有两个跑道投入使用的机场，成为西部机场的坐标。五是3个火车站、4个港区、1个公路运输枢纽、9个换乘枢纽和9个铁路编组站全面建成，形成强大的物流枢纽。
在工作层面，有三点值得欣慰。一是市发改委、交委、规划局、城乡建委、国土局、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及成都铁路局重庆办事处在这些重大项目上不含糊， 统一按照市政府的综合配套协调，整体上加快项目规划、策划、决策以及实施中
的推进，可以说是条理清楚，执行力强。二是相关区县领导身先士卒，任劳任怨， 做无名英雄，成功处置和应对了征地拆迁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促使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三是项目各方面资金调度到位，总体平衡，这很不简单，说明大家都是在千方百计动脑筋干事。
就具体工作，我讲六个方面的意见。
第一，机场及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要实现江北机场功能和地位的提升，主要抓好三个事情：一是江北机场三期扩建项目。按照已确定的时间节点确保按时完成三期扩建工程，通过验收，年底前正式开放投入使用。二是机场路扩建和机场专用快速路工程。三期扩建项目投用后，江北机场客流量将会以每年300—400 万人次递增，预计到2014年达到3000万人次，而目前的机场路只有4车道，已不能满足江北机场的需求。因此，市委、市政府在年初时作出决策，将机场路拓宽至8车道，并确定明年下半年投入使用，保证扩建后机场正常运转。同时，今年还要开工建设8车道机场专用道，不仅为现在扩展之后的机场服务，还要为今后机场进一步扩容服务。三是机场“三横四纵”连接道也要加快推进，力争年内把50 万平方米东航站区、3800米的第三跑道的审批工作完成，并于明年三季度以前开工。
第二，铁路建设。一是力争年内开工成渝客专、渝黔新线和渝万城际线3条铁路，加上正在建设的渝利铁路、兰渝铁路、遂渝二线、渝怀复线，实现7条铁 路同时开工的局面。当中，我们也不会重复建设，如渝万铁路就是郑渝昆铁路的一部分，其提前建设将会带动郑州至万州、昆明至重庆的铁路提前至2012年开工， 比原计划提前5年。二是加快三大火车站建设和改造。龙头寺火车站将扩建，新 建7.5万平方米站场和10个站台。建成后，龙头寺火车站将成为西部最大的火车 站，力争2012年落成。同时把菜园坝站和沙坪坝站的整体改造做好。三是进一步做好编组站和货站建设。另外，对于铁路建设所面临的资金问题，各区县要开动脑筋，充分意识到铁路建设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从当期、近期和远期的角度来平衡建设资金。
第三，港口建设。一是加大果园港建设力度。超前规划和建设基础设施，可以避免投资成本、征地成本和劳务成本拉高带来的影响。果园港地理位置优越， 是进入两江新区的第一站，也是进入外环的第一站，以后进出重庆主城的货物不必再经过市中心，而是在果园港形成货物集散中心，意义重大。因此，项目必须调整进度，加快建设，按内贸港功能初步规划150万标箱，要在2012年前全面开
工建设，其港区外集疏道路等基础设施由也要加紧建设。港口建成后，两江新区物流基地也将在此形成。二是调整寸滩港三期工程。为了支持果园港发展，寸滩港按140万标箱规划建设，一期、二期工程完工后，主要承担外贸港功能，三期工程可不上马。原规划寸滩港三期工程1000亩土地划归市城投公司，由其筹资20 亿元给港务集团，专项投入果园港工程建设。三是暂停放缓黄磏港建设。要结合小南海水利枢纽工程进一步研究论证，科学规划其功能和建设规模，以及建设时序。
第四，主城区综合交通换乘枢纽。按照建设“畅通重庆”的目标要求，2012 年前建成北碚、四公里、西永、两路和鱼洞5个换乘枢纽，2013年后，根据轻轨、城际铁路建设进度和区域经济发展要求，再逐步建成茶园、西彭、白市驿、鱼嘴换乘枢纽。
第五，西永笔记本电脑基地外部物流通道。今年9月份以前，打通曾家—二环—江北机场的通道，确保西永综合保税区至江北机场近期物流通道全线贯通。明年10月份之前，把西永至团结村铁路中心站的通道打通，确保西永综合保税区至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物流通道贯通。另外，远期物流专用通道要结合城市拓展进度和产业发展统筹规划建设，其中城市快速干道一横线中梁山隧道可采用双向6 车道，长远期根据流量再作调整完善。
第六，轨道交通建设。从目前的情况看，一、二、三、六号线进展顺利，上半年投资40亿元，预计全年可达80亿元，2012年前该竣工的轨道交通都要竣工。四号线、五号线、主城环线要加快启动，拿出大干、快干的决心和气势来。由于轨道交通建设资金庞大，为了克服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其资金筹集要按政府出资40%资本金，轨道交通公司筹集60%建设资金。市开投集团为筹集轨道项目资本金在鱼嘴地区储备的25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划转给两江新区后，由市财政统筹安排轨道交通建设项目资本金每年20亿元五年100亿元。市地产集团通过在北部新区储备土地而承担轨道交通100亿元项目资金，要按计划抓紧到位。此外，轨道交通公司可以通过广告、车站经营等方式来筹集部分资金。
另外，两江新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按照“两级、四片”分别负责。“两级”，即按照市、区两级政府“分灶吃饭”的原则和项目管理权限，两江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由市、区两级政府分级负责。“四片”，即由区级负责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两江新区工业开发区178平方公里范围由两江新区管委会直接负责建设和投融资，其余区域按照现行行政区划，分别由江北区、渝北区和北碚区负责。
在江北嘴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奠基仪式上的致辞
（2010年7月24日）
各位嘉宾，朋友们：
鸿基始创，骏业日新。香港九龙仓•中海地产国金中心项目今天奠基，这是两江新区挂牌成立后，江北嘴CBD迎来的第一个开工项目。我谨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项目开工表示热烈祝贺！
近年来，重庆大力推进金融改革创新，不断完善现代金融体系，金融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我市也成为西部金融生态最好的地区。作为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平台，江北嘴CBD大力推进市政、文化、广场等设施建设， 先后引入了15家重点金融机构设立区域总部，金融集聚区的功能初步显现，对全市金融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
此次开工的国际金融中心工程，是江北嘴CBD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开发项目， 对完善CBD功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江北嘴CBD建设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项目。2015年全面完工后，其中300米的塔楼将成为重庆的地标性建筑，汇聚全 球顶尖时尚品牌的高端购物中心也将与观音桥、解放碑共同构成重庆商业的“金三角”，江北嘴CBD届时也将名副其实。
九龙仓集团和中海地产集团都是香港商业地产界的“翘楚”，多年来为重庆建设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相信，香港九龙仓集团、中海地产集团、江北嘴公司的紧密合作，一定能集聚优势、互惠共赢，加速把江北嘴CBD打造成为西部地区的“陆家嘴”，助推两江新区成为汇聚全球要素资源的“聚宝盆”。
祝愿国金中心项目建设顺利，早日投用！ 谢谢大家！
在市公租房管理局成立挂牌仪式上的讲话
（2010年7月29日）
齐骥副部长，同志们：
大规模建设公共租赁住房，需要制度化、规范化和长效化的服务与管理。今天挂牌成立的重庆市公租房管理局，就专司保障性住房的管理和运行，它必将成为推动我市住房制度改革完善的重要平台。在此，我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对市公租房管理局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住房是当前广受关注的民生大事。今年年初，重庆在全国率先大规模开建公共租赁住房，并着力构建城市住房“政府保障+市场配置”的双轨制，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制度体系。6月25日，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又把公租房建设作为近期民生工作十大工程之一，三年内建成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解决30%的城镇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难题，逐步实现城市保障性住房的全覆盖。目前，主城区已开工750万平方米，加上8个重点区县即将开工的250万平方米，今年公租房开工总量将超过1000万平方米，重庆市民“住有所居”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
设立公租房管理局，是我市公租房建设管理的配套措施。市公租房管理局肩负公共租赁住房的规划、政策、分配和物业管理等职能，责任重大。希望全局干部职工认真履行职责，创新体制机制，加强信息化建设，确保公租房有序建设、科学管理、高效运营、服务到位。要善于总结经验，加强监督，杜绝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保证保障性住房分配的公开、公平、公正。要带好队伍，勤政廉政， 心系住户，把保障性住房这件民生大事办实、办好。市级各部门、有关区县，也要积极支持、配合公租房管理局的工作，为其履行职能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
最后，衷心希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继续大力支持和指导重庆的公租房建设！ 希望市公租房管理局以扎实有效的工作，不辜负市委、市政府的重托和全市人民的期盼！
谢谢大家。
在重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联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上的致辞
（2010年8月10日）
XXX董事长、益民总经理，各位来宾，同志们：
中国联通与重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为我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又装上了一只“风火轮”，必将助推“智能重庆”建设，加速重庆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在此，我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中国联通的领导和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
重庆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中国联通的鼎力支持。近两年，联通在渝投资30多亿元，建成覆盖全市的通信传输网、交换网、数据网和支撑网，并建成国内首个省级本地互联网交换中心，3G网络覆盖所有区县，建成4条国际专用数据通信通道。联通重庆公司还积极为我市“传箴言”活动搭建通信平台，促进了红色短信的广泛传播。这些举措，不仅体现了中国联通深谋远虑的发展韬略，还彰显了央企的社会责任。
重庆加速发展的态势，催生了信息服务的巨大需求，也使重庆成为信息产业发展的一方乐土。2009年，全市经济增速14.9%，今年上半年达到17.6%，居西部第一、全国第三，正成为西部乃至全国投资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未来几年，重庆1000平方公里、1000万人口特大城市建设，以及构建西部金融中心，借助“两江新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等重要平台，打造国家现代制造业基地等重大使命和行动，为信息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商机。近两年，以笔记本电脑为主体、通信产品等为支撑的重庆电子工业正在加速崛起。5年内，重庆笔记本电脑产能将达8000万台，成为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以此同时，信息服务业也呈蓬勃发展的态势，重庆勃兴的智能交通、金融结算、服务外包、物流联系和政务服务等领域，为信息服务运营商创造了长袖善舞的大舞台。
促进信息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努力方向。重庆市政府愿与中国联通携手，完善基础网络和信息服务平台，推动NFC技术向笔记本电脑等关联产业应用，形成综合产值500亿元NFC产业联盟，建成WCDMA及NFC等关联技术应用示范区，实现“融合创造新优势、3G实现新发展”的美好愿景。
合作贵在真诚。我们将秉承“兑现比承诺更重要”理念，落实财税、建设、土地、产业等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竭力提供优质的政务和业务服务，早日让框架协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最后，衷心祝愿中国联通的事业蒸蒸日上！谢谢大家！
在全市村镇建设工作会上的讲话
（2010年9月2日，根据录音整理）
今天召开全市村镇建设工作会，专题推进我市新农村和中心镇建设。刚才， 万州、永川、奉节、秀山、綦江等区县和农行重庆分行作了精彩、实在、有针对性的交流发言，市城乡建委安排布置了具体工作。这里，讲三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村镇建设的重大意义
改善民生既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专题研究民生工作，提出用两年半时间，在解决全市群众最关心的十大民生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涉及总投资3000多亿元。今年以来，召开全市性会议重点推进的工作有四项：一是“两翼”农户万元增收。涉及除渝中区外的39个区县，总投入300亿元左右。二是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计划三年投资700多亿元，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7月底，今年1000万平方米的开工任务已经完成。三是户籍制度改革。实现300多万人转户入城，总投资约1000多亿元。四是村镇建设。 到2012年底，建成1500个集中、宽敞、舒适、方便的“农民新村”，改造农村危旧房30万户，新建巴渝新居15万户，打造100个特色鲜明、设施完善、环境优美 的小城镇，总投资400多亿元。之所以将这四件民生大事在全市范围动员和推进， 主要在于它们都属于制度性安排，投资量大，涉及面宽，关系改革发展的全局。
村镇建设是市委、市政府实现城乡统筹一体化的重要抓手。到2020年，重庆主城将建成1000平方公里、1000万人的特大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31个远郊区县将有5、6个100万人口级的大城市和20几个中等城市，也将容纳1000万人居住，剩下的近1000万人口主要集中在镇村，特别是中心集镇，全市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形成有重庆特色的城市群和大都市连绵带。这个过程，贯穿一条工作主线， 就是城市化、工业化和城乡统筹一体化。城市化、工业化固然任务繁重，但重庆发展态势良好，已经处在一个高速稳定发展的平台上。而难度很大的、要费大量精力的是城乡统筹一体化。为此，我们制定了“5+1”的工作措施：所谓“5”就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要素市场和进城农民工户籍制度5项改革，“1”就是“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作为城乡统筹的载体和平台，村镇是落实“5+1”工作措施非常重要的基础环节。在主城、区县城大发展的同时，只有村镇快速发展，农村的居住条件、生活环境，才能不断改善，才能为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奠定基础。
资源优化配置的现实选择，也需要我们加强村镇建设。随着户籍制度改革， 大量农民进城之后，农村散落的庭院会腾出许多利用空间。如果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退出的村落或宅基地整理复垦成耕地，盘活农村建设用地存量，就会产生可以交易的地票，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就可以平衡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土地和资金问题，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中心镇和农民新村建设，还将整合传统村镇体系，调整农村土地使用结构，加强镇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镇村空间布局优化和各类资金的集中有效投放。
二、当前村镇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从目前情况看，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村镇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在巴渝新居建设、农村危旧房改造等方面都可圈可点。但受地理条件、管理水平、历史因素等方面制约，仍然面临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村镇布局分散。村落聚居户数基本代表了一个地区农村的集聚化程度。在沿海或中西部平原地区，50%的村落在100—200户之间。而我市地处山岭重丘， 受基础设施条件、生产服务半径及历史形成的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农村自然村落的布局非常分散。全市自然村人口规模在200人以下的占自然村总数的31.5%， 人口规模在201—600人的占总数的49.9%，人口规模在601—1000人的占总数的14.6%，而人口规模在1000人以上的只占总数的4%。这说明，我市村落主要以60
—70户为主体。由于分散，村落点较多，资金难以集中使用，增加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成本和难度。长此以往，主城、区县城与村镇的“两极化”发展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二是规划管理不到位。村镇规划是村镇建设和管理的“牛鼻子”。我市建制镇功能结构、产业结构、平面布局和建筑设计单一趋同，难以形成自己的风格； 中心村既没有控制性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也没有排水、排污等专业规划，建设随意性大；91.08%的自然村尚未编制村庄规划，建设处于无序状态；即使在已有规划的村镇，由于管理措施难以跟进，也存在用地混杂散乱，抢建、乱建屡禁不止。这里面，有市、区县规划和建设部门没有扎到底、操作到位、形成合力的问题。但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部分区县政府在发展中急功近利，重建设、轻规划，没有集中意志形成全力以赴的工作状态，导致村容、镇貌、功能、布局等， 一开始就输在了规划这条起跑线上，结果是“只见新房，不见新村”。
三是风貌特色不突出。村镇建筑特色主要由群体形象聚合而成的整体环境观感，而不是单一建筑的自我表现。由于缺乏有效的规划指导，不少村镇建设一味
仿古、崇洋，变成了古今中外大杂烩，很多极具巴渝特色的民居逐渐消失。农民建房随意性大，盲目抄袭国内外的建筑样式，不少存在设计水平低、外观不协调、功能不合理、整体景观差的特点。有的村镇在建设改造过程中，主次干道不分， 传统民居和传统风貌受到破坏。有的村镇建设虽做了规划，但设计水平不高，缺乏文化内涵，“千镇一面”、“千村一面”比比皆是，体现不出时代特征、地域特色和乡村特点。
四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总体来看，受村落分散的影响，我市村镇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交通网络不健全，不少村镇道路狭窄、路面破损严重，居民生活很不方便。村镇电网存在变电站布点不足、生活用电与生产用电混杂、设备陈旧等问题。村镇给水设施难以满足需求，自来水普及率低，不少村镇居民饮用水安全存在隐患。污水、垃圾处理设施严重缺乏，许多村镇至今尚未消灭露天粪坑， 部分村镇房前屋后污水乱排，垃圾乱倒，“脏乱差”比较突出。医疗文化教育设施水平偏低，看病难、缺乏文体活动场所等现象仍普遍存在。
五是产业支撑比较薄弱。中心镇作为联系城乡的纽带，是以城带乡、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产业化的重要载体。上海、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的乡镇经济风风火火，镇一级有相当大的人财物等资源调动能力，乡镇发展都很快。我市镇域经济相对薄弱，市场经济意识、招商引资举措、创业就业氛围等与沿海都有较大差距，基本靠财政拨款“过日子”，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产业支撑作用。我们正大力发展微型企业，优惠政策是普惠到小城镇的。它应该成为促进农民工、小城镇居民自主创业的重要依托。只要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都可以试、可以闯。但实际上，乡镇微型企业发展是不理想的。
六是土地集中度不够。重庆城市人均建设用地的标准是100平方米，实际上我们控制在90平方米左右，比审批标准还控紧了10平方米，是非常注重集约利用土地的。但在农村，由于布局散乱，导致耕作、建设和居住用地都比较粗放。全国农村人均建设用地为220平方米，重庆却达到了249平方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30平方米，土地资源的集约度、集中度不高，存在一定程度的土地浪费。
三、全力推进下一阶段村镇建设
各级各部门要针对存在的问题，全面动员，深入推进，打一场村镇建设攻坚战，早日改变发展滞后的局面。
加强规划设计和布局。抓好四件事：一是在深入调研、全面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对村落的未来形态、发展定位、总体布局等都要有一个大的计划。哪些村落
该保留？哪些该调整、合并？都要心中有数。切实将规划工作延伸到村镇，避免乡镇、村落规划发展中自由电子式的“布朗运动”。二是市区两级规划和建设部门通力合作，在规划设计、布局、选址上下功夫，确定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案，落实具体的工作任务，既要拿出全市村镇建设的总体规划，又要制定具体村落的规划建设方案。各个区县及乡镇可以根据本地实际，选择合适的村落设计方案。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与自然环境、本土文化、民族风情等有机融合，体现地域风格，杜绝“千镇一面”。三是同步规划中心镇、农民新村和农村危旧房改造的市政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系统考虑，优化布点，尤其要抓好寄宿制学校的改撤规划。同时，配套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做大支柱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做强产业支撑。四是合理规划新村规模。既考虑农民居住和生产的便利性，又兼顾公共设施的配置成本和效益。我市农民新村建设规模“一圈”地区应考虑在200户左右， “两翼”地区应考虑在100户左右。
以改革办法突破资金瓶颈。改革是新的制度安排，改革出生产力，改革出资金来源。大帐算下来，到2012年，村镇建设投资需要400亿元，甚至更多。这自然涉及资金的筹集和平衡问题。钱从哪里来？光靠财政引导性投入，难以保质、保量完成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大家一定要转变观念，在改革中寻求突破，钱要从改革中来。农村土地交易所就是X中央、国务院赋予重庆的一项“独一无二”的改革试验权。土交所的“地票制度”是我们坚守耕地红线、维护“三农”利益、城市反哺农村、推进城乡统筹的新载体、新平台，一定要充分用好用活。只要运作得法，不管是村镇建设的资金来源，还是村镇建设的用地指标，都可以通过“地票”来实现周转。
“地票”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能够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远距 离、大范围置换，并利用级差地租原理，提升偏远农村的土地价值。配合正在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农民进城后退出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可以变成“地票”交易，获得一笔资金在城里安家落户。留在农村的农民，可以集中住在农民新村， 退出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转化为“地票”，小村落变成大村落。这样， 未来2至3年，全市约有45万户需要新建、改造房屋，涉及农村建设用地50多万亩。推动小村落集中到大村落，至少能够腾出1/5，大约10万亩复垦为耕地，到土交 所交易，按现在价，能筹集到150亿元左右的资金。而且节余的建设用地指标， 还能保证中心镇和农民新村建设用地需要。
部分区县有些顾虑：从哪里找这么多“地票”？造出这么多“地票”后，土
交所是不是能全部“消化”？实际操作看，“地票”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1、 进城农民退出的宅基地；2、小村落变大村落后，节约出的农村建设用地；3、废弃的乡镇企业或者公共设施用地。从以上三类土地挖潜，“地票”来源是有保障的。“地票”产生后的交易问题，大家也不必担心。国家每年下达给重庆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是15万亩，未来十年，1000平方公里的特大城市建设、两江新区发展、大都市连绵带构建等都需要大量的建设用地，仅靠国家下达的指标是不够的， 必须从“地票”中挖掘潜力。区县即使不需要这么多“地票”衍生出的建设用地指标，地产集团也可以通过土交所对剩余指标收购储备。这样，全市“地票”市场就会产生资金、土地有效运转的良性循环。既可以帮助中心镇、新农村建设筹集资金，又能增加农民住宅的财产性收益，还能促进城乡建设用地优化配置，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希望各区县高度重视、大力推进这项工作。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在村镇建设中，必须高起点、标准化地推进一批基础设施建设。一是重点推进中心镇“五个一”工程，即建好一个综合性市民广场、一条绕城公路（过境道路改道）、一座水质达标的自来水厂（站）、一座简易污水处理厂、一个垃圾收运处理系统，到2012年实现全覆盖。二是搞好中心镇公共服务设施“六个有”，即有一个完善的镇级卫生服务体系、有一个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有一所福利院或敬老院、有一个品牌连锁超市、有一个农产品交易市场、有一个汽车客运站，做到配套齐全。三是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实现“六通六有”和“一池六改”，即通道路、供电、给水、排水、广播电视和通信，有一个小广场（村民活动和健身场地）、一个便民商业网点、一个医务室、一个垃圾收运站（点）、一个农家书屋、一个幼儿园。在现有农村聚居点，要建设沼气池，改厨、改厕、改水、改圈、改路、改庭院，形成焕然一新的农民新村。
转变农村危旧房改造思路。全市现有农村危旧房50.22万户，这几年打歼灭战解决30万户，涉及居民100余万人。由于牵涉面广，任务也较重。但部分区县对农村危旧房改造的定义、内容、要求的认识还比较模糊。过去，提到城市危旧房改造，一般是对不适宜居住或年代已久的住房进行拆迁，然后再重新建造。而到了农村，整个危旧房改造就变成了一个“面子工程”，只是从表面上给农房“涂脂抹粉”。实际上农民仍住在有安全隐患的房子里，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也增加了政府负担，而且由于无法腾出土地，难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因此，整个农村危旧房改造的思路要重新调整，在摸清底数的前提下，通过对符合条件的危旧
房拆迁、异地重建，将散落的村庄和住户集中起来，这样既提升了农民的生活水准，也促进了土地资源的集约集中利用，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形成合力攻坚的工作态势。村镇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周密安排， 抓好落实。一是组织协调。市里成立了由正其任组长、月明任副组长的村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区县也应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市城乡建委是该项工作的总牵头，市规划局要负责抓好村镇规划编制工作，市国土房管局要牵头抓好村镇土地审批和供地服务，市发改委和财政局要负责好资金的总体平衡，监管各类优惠政策的落实。各级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形成合力。二是督查考核。相关部门和开发建设单位要认真组织学习政策文件，每个项目都要严格按程序、按政策规范和建设标准操作。市村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适时组织开展村镇建设工作的专项巡查，每年召开1—2次现场会。村镇建设工作将作为市级年度考核和X政一把手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在年底评选优秀村镇建设项目。三是宣传引导。注重从改善民生的角度加强宣传引导，对政府满意、群众满意的正面典型要作深度报道，要请改造搬迁后的群众作对比、谈感受，请专家发表议论，用事实说话， 用真情感召，提升宣传的效果，引导广大群众理解和配合村镇建设工作。四是廉洁奉公。各级干部一定要增强廉政意识，坚持按原则办事、按规定办事、按程序办事，绝不能借村镇建设之名，发放任何形式的奖金、补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检查，坚决打击违反政策、工作渎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在重庆大学报告会上的报告
（2010年9月12日）
当前，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又好又快轨道，经济增速连续三年保持在15% 左右，各项经济指标均衡增长，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社会民生得到进一步改善。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市人民的奋发努力，也得益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改革创新和开放跨越，全面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和城乡统筹一体化“三位一体”战略。一是深入推进改革，建立起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适应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求的制度安排。不能只追求GDP的高速增长，还要让老百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骨头 要坚强，肌肉也要发达”。为此，我们加大民生投入，民生财政支出占比连续两年超过50%。今年，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决定用改革的办法推动实施十大民生工 程，改善百姓生活，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是深化内陆开放， 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加快崛起。实际利用外资，过去三年增长6倍，增速列全国第 一，总量居全国前八、内陆第一；今年有望达到60亿美元，标志着重庆开放度的显著提高。进出口贸易，今后三年将以平均50%的速度增长，到2012年达到300亿美元，到2015年达到1000亿美元，这将成为内陆开放高地的又一重要标志。“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今年国家已批准重庆4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项目，走在全国前列。总体上，重庆正在走出一条从投资拉动转向内需拉动、从基础建设转向民生改善、从内生增长转向全方位开放的发展路子。
下面，我就重庆改革方面的四个案例，和重大的师生们作一交流。一、关于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是今年全市改革的重头戏，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问题，这步棋走好了满盘皆活。年初以来，XXX书记主持两次市委常委会研究决策，市长办公会三次研究部署。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户籍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已召开10多次工作会。今年6月，市委、市政府还向家宝总理、克强副总理、良玉副总理做了专题汇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支持。最后，在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上，全体市委委员以及各区县、部门、高校负责人进行了深入沟通，形成了共识。总之，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不是心血来潮、头脑发热，而是集思广益、审慎研究作出的重大决策，我们有把握实现既定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但出现了与世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相悖的三大问题。三大问题皆因二元户籍制度所致。
世界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是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过程，因为城市人口用地比农村人口少得多。世界其他国家由于没有户籍门槛，农民进城就能定居， 尽管进城后城里会增加100平方米建设用地，但农村可以退出200多平方米宅基 地，“一进一出”耕地会有所增加。由于户籍的阻碍，我国农民进城后不能实现定居，农民在城市、农村“两头”占地，耕地不增反降，使我国守住耕地红线成了一大难题。为了保住耕地红线从严控制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得地价上涨推高了房价。
世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逐步转移，当到达 “刘易斯拐点”时，即占总人数10%的农民通过务农的规模效应可实现与城市务 工相当的收入，城乡一体化将基本形成。由于存在户籍门槛，我国农民进城后不能实现定居，年老力衰后还会返回农村，“刘易斯拐点”不会正常出现。十年前， 全国有八九亿农民，现在依然如此。城市化、工业化并没使农民减少，农业生产也没有实现规模经营，城乡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世界各国只有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区别，我国实际上出现了“非城非乡” 的第三类人群——农民工。每年，农民工“候鸟”一样在打工地和老家之间迁徙， 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由于二元户籍的阻隔，使得长期在城里生活工作的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比如，城市居民子女接受义务阶段教育是免费的，但对收入相对更低的农民工子女却要收取数千甚至上万的择校费，这是不公平的。又如，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因户口不同而不同，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每年少保障1000多元，参加医疗保险每年少保障七八百元。这会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使投资环境更好，但为什么是牺牲农民工而不是城市居民的权利呢？
这“三大悖论”，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违背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实践证明，现行户籍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 如果不能实现改革突破，国家发展后劲将大大减弱，影响今后30年的长远发展。推进改革户籍制度，消除阻碍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障碍，将产生强大的持续拉动力。具体而言，有五大好处：一是社会公平的回归，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权、平等市民待遇；二是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三是让城市更年轻，增加城市人口红利；四是促进城乡资源一体化配置，提高全
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五是扩大内需，持续拉动经济增长。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亦是大局所需。
户籍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换发户口簿，而是要让农民工转户进城后真正与城市居民同等享受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五大保障”。当前，一些城市人对农民工吃苦、没有好待遇，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这不是城市人的“冷漠”，根本上是制度造成的隔膜。不能让农民工永远是社会的“另类”，根本途径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真正享有平等待遇。
户籍制度改革绝不是以土地换户籍、换保障。有人认为，重庆是为了要农民手中的土地才推行户籍制度改革。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没有调查的无稽之谈。如果真是为了要农民的土地，完全可以按照过去30年传统的征用办法实现，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农民工以自己的青春和劳动为城市创造了社会财富， 理应平等享受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我们规定，农民工在主城固定工作岗位上有五年以上工龄，就可无条件转户，并不以退出农村土地为前提。这是农民工的基本人权，是农民工通过有效就业改善了自己的保障体系。而且，在首批338万转 户对象中，约有100万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出生于1984年之后，由 于土地承包实行“增人不增地”，他们实际已没有承包地，但同样可以无条件转户。过去农村孩子读大学“鲤鱼跳龙门”才能转户进城，现在中职学生也可转户进城，这对农村孩子今后的学业、就业、成家都很有好处。
农民转户进城不仅不会让城里人吃亏，反而会让城市受益。有人认为， 由于农民转户进城，城市居民享受的公共资源会被划出一大块而减少。事实恰恰相反。比如社会保障，现在城市原住民平均年龄四五十岁，10—20年之后就会享受养老金待遇，而进城农民工大多二三十岁，他们要30—40年之后才会享受养老金待遇。这是农民工在弥补城市养老金的不足，城里人实际沾了农民工的光。有人认为，大量农民转户进城，城市基础设施就会不够用。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是政府缺乏规划、管理无方的体现。城市化过程是巨大的内需扩大过程。有更多农民工进城创造财富，城市化才拥有更强的动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才会不断提升。有人认为，城市需要的是大学生、投资者这样的白领。其实，城市发展不能寄望于天降精英。试想，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扫地、务工的蓝领，那将是怎样一个乱象迭出的地方。城市化的过程是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减少农民的过程， 绝不是城市人口卡拉OK、自我拔高、自我改善的过程。城市作为一个有合理分工
的有机活体，应该有70%左右的人群属于蓝领，他们在不同岗位贡献力量、创造财富。
转户对象的设定不分重庆本地还是外地，没有歧视外地农民工。重庆是省的构架，农民工转户不是在户籍地，而是在工作地，因此更多的转户是跨区县的，这同沿海城市与内陆农民的关系是一样的。当前，转户对象主要是重庆籍农民工，但出发点没有区分重庆籍还是非重庆籍。事实上，在重庆务工的农民工90% 多都是重庆人。今后，随着重庆经济的发展，就业岗位随之增加，户籍制度又安排得好，不仅在市外务工的400万重庆农民工会有相当部分回流，而且周边省市的农民工也会到重庆。我们的基本理念是，不论外地还是本地农民工，只要城里有需要他的岗位，并且实际工作三年或五年以上，届时就解决他们的户口。
城市户口对农民不仅不是无用，反而是“护身符”。有人认为，现在户口已经无用，农民在农村挺好的，没必要转户。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诚然，对于百万、千万富翁，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对他并不重要，别说户籍，连国籍都无所谓。但对收入较低的农民工而言，只有拥有城市户籍才可以被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所覆盖，才能活得更有尊严。对此，我们要有理性的、富有同情心的认识。
分两个阶段推进：
今明两年“消化存量”338万人。主要包括三类人：一是在重庆务工经商已三年或五年以上的农民工，他们在工作地就近就地转为城市居民。连同农民工家属，这部分群体共有230万左右。二是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和新增农村籍退役士 兵，共有68万人。三是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已征地未转非人员、大中型水库移民等，共有44万人。计划年内转户100多万人，明年全部解决。目前转户总体有序。有人认为，没有出现农民排长队的场面。这是不是农民转户不积极？其实不然， 而是有三个平台分别推进，800多个派出所是基本服务平台，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外资企业是企业组织平台，各区县政府是政府推进平台。不需要他们排轮站队。
往后十年“吸纳增量”六七百万。首先，每年转户农村籍大中专学生20 万人。今后十年，本地生源可能逐渐萎缩，但只要地方政府大气一点，不分本地、外地，只要就读中职校就给予补贴并转户，会吸引更多外地学生来渝读书，校方也愿意配合并乐见其成。其次，每年新增转户符合条件的农民工40-50万人。总
体目标是，到2020年累计转户1000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过去， 国家以常住人口作为城镇化率的衡量指标，只要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就纳入统 计。因此，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却原地踏步的局面。直辖以来，重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8%提高到51%，提高了23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5%提高到27%，提高了2个百分点。二者的差距扩大到20多个百分点，其实质是被户籍制度挡在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之外的农民工。全国亦如此，现在48%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28%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相差20个百分点，涉及2亿多农民工。我们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二者的差距缩小到10个百分点以内。这将成为 重庆实现城乡统筹的主要标志。
X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户籍制度改革，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明确提出要逐步解决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落户问题，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要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市委、市政府在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 不回避矛盾、不作表面功夫，下决心攻坚突破，打一场改革硬仗，不辱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探路的历史使命，不负时代的要求、人民的重托。
二、关于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是当前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XXX书记精辟地指出： “衣食住行都是民生，住房是最关键的民生”；“现在稳天下，民生问题、衣食问题要从住房入手”。房产兼具保障和商品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市场化都存在制度缺陷。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及各企事业单位实行公房分配，导致房源不足，百姓居住拥挤不堪。上世纪80年代后，开始走上市场化轨道，结果出现房价过快上涨，许多大学毕业生、城市新生代等“夹心层”买不起房。尽管国家不断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但房价却一直攀涨。调控失效的重要原因在于把体制性问题当成了政策性问题，只推出应对政策，不做出新的制度安排，治标不治本。为此，我们提出了“235调控体系”，即建立“双轨制”供给体系，实行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遏制的“三端调控”，对房地产市场采取“五管齐下措施”。
所谓“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即政府保障与市场供给双轨运行。城市居民大体有60%—70%能够通过购买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但有30%—40%需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需求群体中，低保户可租住廉租房，但只占整个群体的3%，
还有27%的人群处于“夹心层”，既没有能力购买商品房，又没有资格租住廉租房。为此，市委、市政府本着民生为重的原则，在全国率先大规模建设公租房， 以满足“夹心层”的住房需要。
公租房重点覆盖三类群体。一是人均住房面积13平方米以下的城市居民， 他们住房空间狭窄，可租住公租房。二是进城务工农民，特别是已转为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及家属，可住得较为体面，租金只占其家庭月收入的1/6。三是在重庆 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工作初的三五年需要租房，以后有条件再买房。
大体量建设公租房。重庆现有六七百万城市居民，按30%测算，约有200 万人需公租房，按每人15—20平方米测算，需建3000—4000万平方米。若不从实际出发，只建几十万平方米“摆个样”，会引发新的矛盾，损毁政府的信誉。为此，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决定，三年内建成公租房3000万平方米，每年推进1000 万平方米。年初开始，在主城迅速布局了8个公租房楼盘，每个楼盘100多万平方米，现已全部开工，明年3月可全部竣工。
科学规划布局公租房。主城已进入“二环时代”，按规划内外环之间将布局21个人口集聚区，每个集聚区20多万人，累计新增城市居民500万人。总体考虑，在21个集聚区中各建1个可容纳几万人的公租房楼盘，使公租房住户与集聚区居民共享城市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每个集聚区中可能有10多个楼盘，其中有1个公租房楼盘，可称为“大插花、小分开”，不是一栋商品房中夹杂几层公租房，也不是一个楼盘中修建几栋公租房。
公租房实现“三位一体”保障功能。一是今后不再专门建设廉租房，廉租户租住公租房。过去，由于廉租房安排方式、地方财政紧张等原因，廉租房质量和档次普遍较差，现在安排廉租户住进公租房，但租金仍按原廉租房标准。这是人性化的举措，既改善了廉租户的住房环境，又让他们保持了享受低租金的待遇。二是今后不再建设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的政策是不合理的，因为五年后可以进入商品房系统交易，赚取翻番的收益。这是利益输送。重庆不再建经济适用房，但公租房可作为经济适用房卖给公租房承租人，但如果承租人将来要再卖， 只能由公租房管理局按一定的利息和通胀系数回购，再租给公租房对象。真正的公租房应该姓“公”，不能变成私人产权房；公租房总是起保障作用，不能变成某些人发横财的工具。只要把住“出口”，“进口”宽松点也没关系，因为不会出现利益输送。
低端有保障。即通过税收、土地出让金、城市建设配套费、开发商利润 “四个没有”，保证公租房体量大、租金低。建设公租房，重庆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三年内建成3000万平方米，大体可解决50多万户。按2000多元/平方米，需投入700亿元左右。其中，政府划拨土地3万多亩，按每亩土地出让金60— 70万元算，相当于政府为公租房注入200多亿元；同时，通过每年土地出让金的
5%和今后开征的特别房产税，再注入100亿元左右；另外400多亿元资金，通过银行贷款、信托等方式融资获得。相比其他省市，重庆可以大规模地干，不仅因为有丰裕的土地储备，且资金能够实现平衡。总体看，融资400亿元每年利息约20 亿元。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约60万套，按每套租金6000元，每年约有36亿元租金的现金流，不仅可对冲掉银行利息，剩余部分还可用于房屋维护等。公租房具有不动产的保值增值功能，建设公租房实际上是把优质资产留与了后人，绝不会留下数百亿、上千亿的财政窟窿。
中端有市场。不仅靠市场供给，也给予政策扶持。对老百姓购买第一套 普通商品房给予优惠，即按揭贷款返还个人所得税40%地方留成部分。这个办法 全世界通行，如美国，凡居民家庭购买第一套房，按揭还贷期间，家庭个人所得税可抵扣用于还贷，也是帮助中产阶层增加财产性收入。目前，只有重庆这样做。
高端有遏制。遏制高档商品住房价格过快上涨，单靠收紧信贷，作用并不大。比如别墅，200平方米以上，价格为普通商品房均价的三倍以上，当然应该收房产税。我们拟对高档商品住房开征房产税，其收益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
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控制在25%左右。这个比例是用相关数据模型测算出来的，适用于扩张期间的新兴城市。2002年—2009年， 重庆房地产开发投资均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左右，预计今年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达到6500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仍将保持在25%左右。这不是巧合， 而是调控的结果，全国只有重庆保持这一比重。
房地产建设规模按人均30平方米控制。按人均住房面积30平方米，1000 万人需建住房3亿平方米。建设总量确定后，如果3年建完，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可能达到50%甚至60%，就会产生房地产泡沫；如果30年建完，房地产开发投资力度又可能太少，城市会发育不足。因此，需要合理控制房地产建设规模。
楼面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最近，上海拍卖一块地，楼面地价3.5万元/
平方米，房价肯定超过10万元/平方米。对重庆而言，绝不会让地价先涨，再逼 着房价涨。但房价上涨后，地价应该随之提高，因为地价收益是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为老百姓建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否则就会把利润拱手让给开发商。政府的调控，首先是做好土地储备。当房价达到1万元/平方米时，地价最高不能超过3300 元/平方米。如果房价还是太高，再推出几块地平抑市场。这方面我们做得较好， 所以，重庆房价总体是健康的。
抑制投机“炒房”。温州炒房团或国外炒房团大批量低价买房，然后价高时卖出，大量利润被赚走，这是国民收入和民脂民膏的流失。有人认为，外来人炒高房价，使本地居民财富增长了。其实不然，因为本地居民仍然住原住房， 这种增长是虚无的。美国为了防止外来炒房，对不在本国居住和工作的人的购房行为扣以重税。我们也设想对投机性购房征收房产税，待国家批准后推行。哪怕炒房团减少后重庆房价下降一点，也没有关系，这有利于稳定投资环境。重庆作为国家级中心城市，目前房价比贵阳还低，如果不加强调控，两三年后重庆房价就可能翻番。
稳定的金融政策。利率的高低决定着房产的增值或贬值，除金融危机等特殊情况外，银行利率政策一般应保持稳定，以保证房产财富的稳定性。这涉及中产阶层的利益。
三、关于内陆开放
重庆工业销售值今年可达1万亿元，但缺少加工贸易。到2015年，全市工业销售值达到2.5万亿元，其中电子信息产业占到40%，成为第一支柱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突破，关键在于通过内陆开放，实现了笔记本电脑加工贸易的跨越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工贸易取得了长足进步，去年加工贸易占全国进出口总量的50%，达到1.1万亿美元。但加工贸易主要布局在沿海，中西部几乎为零。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外需疲软，加之沿海地区劳动力、油电煤运等成本提高， 加工贸易有向内陆地区梯度转移的趋势，但由于物流成本高等原因迟迟未能实 现。加工贸易总是大进大出，零部件和产品如果在上海和重庆之间来回运输，会增加2000公里物流成本，这足以抵消重庆煤电油运、劳动力的优势。
2008年，由于遭遇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到一般电子消
费品，市场几乎都萎缩了30%—40%，但唯独笔记本电脑产业保持增长。因为技术革新，2008年前后实现无线电脑上网，第七代液晶面板大规模生产、价格大幅下降，台式电脑被笔记本电脑逐步取代。目前，全世界每年销售5—6亿台手机、1.6 亿台笔记本电脑，一旦实现笔记本电脑手机化，笔记本电脑销售将达到3—4亿台。对此，重庆市委、市政府敏锐作出判断，如果将苏州、上海的原有1.6亿台笔记 本电脑生产转移到重庆并不现实，但全球新增1.6亿台笔记本电脑的市场无疑是 天大机遇，于是毅然组团拜访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品牌商——惠普公司。
沿海加工贸易模式是零部件和销售“两头在外”、加工制造“一头在内”的水平分工，物流成本极高，违背经济规律。合乎逻辑的应是整机加零部件一体化， 实现80%零部件本地造，进项物流成本归零。我们向惠普公司提出，将通过加工 贸易模式创新解决物流问题。只要惠普公司给重庆4000万台订单，零部件厂商就会蜂拥而来，保证在2—3年内实现80%零部件本地化。这一模式创新引起了惠普 公司极大兴趣，也赢得了台湾代工企业的纷纷响应，形成了一个品牌商、三大代工厂、一百个零部件制造厂，即“1+3+100”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原计划80% 的零部件本地化按“三三四”的比例三年完成，但今年已达到48%，明年可全部 实现。今年惠普项目正大规模修建厂房，明年产能将达2000多万台，后年达到4000 万台。由此，我们悟出一个道理：与企业谈判，不要把对方作为对手，而要成为战略混合体，大家共同谋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利益共享，这是招商引资的最高境界。以自残方式压价，拼血本，就算赢了，最多也只能算第二层次。
当前，我国仍处于加工贸易低端，不少专家学者提出批评，甚至提出远离世界加工贸易体系。殊不知，1.1万亿美元加工贸易解决了中国2亿人的就业问题。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引入加工贸易的高端，否则中国制造业是没有出路的。重庆不仅不会扬弃加工贸易，反而会把发展加工贸易作为动力，通过创新加工贸易方式，争取坐到“微笑曲线”的高端，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实现零部件制造的转移。由此带来四大好处：一是降低内陆加工贸易物流成本，这是实现内陆加工贸易的前提。二是零部件不再长距离运输，无形中降低了能耗，更加环保、低碳。三是延伸加工贸易产业链条，带动力增强。过去“零部件在外”，比如1000亿美元出口，其实是购买800亿美元零部件组装后再卖出去，净创汇很低。零部件大量在本地生产，增加了出口创汇量。四是随着越来越
多零部件厂商的集聚，增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实现研发基地的转移。电子产品的核心技术，不在总装厂、代工厂，而 在零部件企业。建出口额1000亿美元的笔记本电脑总装厂，只需投资50亿美元， 但建立为其配套的零部件厂及其研发中心，至少需要投资500亿美元。做电脑芯 片、集成电路、电脑电板的工厂，一般需要投资几十亿美元。重庆与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电池——新普科技公司已正式签约，准备下月开工，总投资几亿美元， 产品占全球的50%。零部件研发基地迁入，也会提升重庆的科技实力。
实现加工贸易结算的转移。一般的结算是采购原材料、销售产成品、中 间物流加工、劳动力的结算，企业在哪里上税，结算就在哪里。但加工贸易不同， 其结算有五个层次，品牌商将电脑卖给商店，代工厂造出电脑交给品牌商，零部件厂把零部件交给组件厂，物流企业对产品进行运输，这些环节都会产生结算。这种结算，不是发生在每个点，而是由它的全球结算中心统一进行。惠普在中国的1000亿美元加工贸易原来在新加坡结算，整个中国1.1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 算也基本都在境外。我们看到了其中的不合理性，于是说服惠普将结算中心转移到了重庆，现已开始运行。这会带来三大好处：一是结税，每年产生税收100多 亿元；二是结利，流动资金都在银行，每年产生几十亿美元的服务费；三是结人， 形成成千上万的会计等白领在重庆聚集。
推进加工贸易发展过程中，国家给予了很大帮助，支持重庆建立了内陆首个保税港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全国面积最大的保税区——西永综合保税区。保税区是关境、边境叠加在一起，货物在沿海一进入保税区就一次报批、一次审检、一次过关。货物在上海港登陆，运往重庆保税区，如果上海已经查过，重庆再查就多此一举；同理，重庆保税港货物运到深圳后，深圳海关再查也多此一举。内陆要建保税区，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两次检查的制度障碍。目前，重庆的两个保税区已经成功实现这方面的突破，不管出口还是进口，都只需在重庆保税区检查一次。这为内陆加工贸易大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加工贸易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围绕产业工人的社会管理具有较大难度，容易出现员工“跳楼”等类似事件。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既管经营，又管工人生活， 结果是管不好。现在如果让企业继续管理工人的生活配套等，不仅管不好，而且影响投资环境。为此，我们努力创新机制，只要求企业依法经营，主要做好企业
内部事务，产业工人的宿舍、城市户口、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配套设施或服务， 主要由政府协调管理，使职工一出厂就进入社区，能够充分融入社会。
加工贸易模式创新的关键，是把加工贸易的“两头在外、三头在外、四头在外”变成“一头在内、两头在内、三头在内”，然后只留销售在外。按照这种模式，除了引入惠普4000万台笔记本电脑项目外，还在推进几千万台打印机、数码相机、3G手机和几百万台路由器、服务器、通讯设备等项目。3G、无线上网技术提高后，笔记本电脑、平板手机、3G手机将实现“三合一”。如果能够和拥有3G 手机操作系统的企业实现战略合作，不仅可以得到订单，而且还能形成战略配置， 推动重庆成为全球通讯系统、3G手机或者未来电脑的制造高地和软件开发高地。这方面我们正在谋划，并与世界最强的通信、电脑、电讯厂商共同推进，两年后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总之，一个在亚洲甚至全球都具有影响力的电子产品加工贸易基地正在重庆悄然崛起。
四、关于金融中心建设
深处内陆的重庆要建设金融中心，绝不能按照常规套路操作，而只能另辟蹊径，走特色之路。
金融中心大致分为四类：一是行政总部集中的金融中心，如北京，国际、国内银行总部聚集。二是要素市场集聚的金融中心，如上海，国家级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石油市场、期货市场等聚集。三是结算类的金融中心，如新加坡，每年有1万多亿美元的结算额。四是混合型的金融中心，如美国纽约和香港，集聚大量的金融总部、要素市场、结算中心，香港是亚洲级中心，纽约是世界级中心。在世界金融中心格局中，重庆集聚金融行政总部不现实，国家级要素市场又是国家赋予的，只有结算类金融中心具有市场竞争性，只要条件具备，努力争取，就可能获得成功。
推动银行、证券、保险业发展。今年重庆GDP将达7000多亿元，贷款余额
万亿元左右，两者比例大体1：1.5，五年前这一比例仅为1：1，到2013年或2014 年可能达到1：2。目前，北京这一比例为1：3，上海为1：2，重庆位居全国第三。由于资本回报率高、银行不良资产率低，贷款迅速增加和集聚，表明重庆金融生态环境较好，与市外地区形成良好的资金互动，具有较强的资金集聚辐射功能。
一般地，上市公司市值与GDP的比例保持在1：1较为合理，预计今年重庆上市公 司市值达到3500多亿元，占全市经济总量的40%，到2012年提高70%—80%，到2013 年或2014年达到1：1。重庆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进入保险业“黄金发展期”。银行、证券、保险的快速发展，有助于结算金融中心的建设。
推动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百业兴则金融兴，金融业与工商业是联系紧密的互动关系。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为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者服务，包括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担保公司、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以及各类财务公司、商品融通公司。政府帮助中小企业融通资金，不仅需要大银行，还需要中间桥梁。当前正在推进的大项目：（1）国家开发银行与市政府共同出资，确保三峡担保公司30亿资本金全部到位，成为中国最大的担保公司。（2）与沿海某知名保险公司联合组建金融租赁集团，总部设在重庆，在全国布局几百家租赁担保公司，既为重庆每年增加几十亿元税收，又增强重庆的金融辐射作用。（3）今年5月已成立资本金60亿元的昆仑租赁公司，其中中石油出资54亿元，重庆出资6 亿元，总部设在重庆，并覆盖全国。（4）准备与德国一家银行合作，专门为老百姓购房提供按揭贷款服务。
推动区域性要素市场发展。包括建立农村土地交易所、产权交易所、OTC 柜台交易中心、航运交易所、药品交易所、畜产品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等，有利于活跃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对区域发展起到很好的平衡和补充作用。
推动加工贸易结算中心发展。目前，全国只有重庆在做1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重庆本土还会产生几百亿美元的结算业务。今后两年争取再吸引两三家企业增加结算业务1000多亿美元，这样重庆将形成约3000亿美元的结算额。全国有1万亿美元加工贸易，重庆结算量就占到1/3，将真正成为我国内陆的国际结算中心。结算中心不一定在沿海，只要具备现代数据通信服务、良好的办公和生活环境以及高素质的会计人员，在内陆同样可以建立。加工贸易结算中心布点，“发点球”不在国家外管局、商务部，而是跨国公司的自愿。关键看我们怎么做工作。
推动电子商务贸易结算中心发展。目前，世界贸易结算已进入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实物贸易进出口结算，是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常规结算，中国有1.1万 亿美元。第二阶段是加工贸易结算，呈网络状，中国1万亿美元结算在海外。第 三阶段是电子商务贸易结算，如淘宝网之类的结算公司，主要涉及外汇结算问题。中国与外国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互购商品，如果像实物贸易一样，先向外管局申请
外汇，再到海关查核验收，手续变得琐碎，交易成本增加。电子商务一般是购买几十元的小商品，每次都进行外汇兑换手续是不必要的。由于我国管理方法不适应，目前这类结算主要靠国外的结算公司、境外人民币交易市场或地下钱庄进行， 并不规范，待结算规模达到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美元时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为此，重庆与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结算公司合作，成立了中国电子商务国际结算中心，预计明年结算额达到100亿美元，后年达到150亿美元，第三年达到500亿美元， 第五年达到1000亿美元。十年后，中国电子商务结算将达到1万多亿美元，与加 工贸易的1万多亿美元、实体贸易进出口的1万多亿美元，形成“三分天下”之势。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重庆能推动国家外汇管理体制创新，率先建立起电子商务结算中心，就可占得先机，提早集聚并形成规模效益。
当今的中国，正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当前的重庆，正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提速落实“314”总体部署和国发3号文件。在此当口，全社会都应牢记小平同志的谆谆告诫，高扬改革开放大旗。改革是对体制机制、制度政策的调整，解决基本的问题；开放能够让我们融入国际市场，在世界格局中确定自己的地位。市场经济有条规律，“先行者通吃”，重庆人要有点战略眼光，就要有通吃的豪气和魄力。
以上四个案例，MBA教程上可能没有，但以后会进入教科书，希望重大的师生们对此作深入研究。一个优秀的MBA学员，毕业三年后应当把课程中的全部案例忘掉，自身培养起创新素质，根据现实条件、国家政策、世界规则和资源配置制定出一个最佳的方案，这才是真正的学以致用。
同学们，你们是民族的希望，只要你们拥有雄心壮志，以过硬的学术底气、坚韧的工作劲头投入到经济社会建设中，就一定能把我们的祖国和家乡建设得更加兴旺发达！
在璧山隧道通车典礼上的讲话
（2010年9月27日）
同志们，朋友们：
历经900多个日夜奋战，璧山隧道今天正式建成通车。这是重庆主城拓展的一个关键项目。市委、市政府感谢建设者们为国庆61周年献上了一份礼物！祝贺这一件开山劈岭的喜事！
璧山县毗邻重庆主城，但受地理条件制约，却难以融入主城。以往经成渝高速或渝遂高速到璧山都需40分钟以上车程。璧山隧道是“畅通重庆”建设的重要项目。隧道的通车，必将有力推动主城西部片区的紧密融合。通车后，从沙坪坝三角碑经渝遂高速到璧山只需20分钟，璧山因此由大山背后的县城华丽转身为主城区的一部分。尤其是随着轻轨1号线延伸至璧山，主城西部的空间发展，将实现一个大突破。这样，大学城、西永微电园和团结村铁路物流园将与璧山实现融合。未来的西部新城，将在原有的大学城、西永微电园、铁路物流园、台资信息产业园、西部新城城市中心区等五大片区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城市拓展区。主城区也因此增加900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面积也会增加50平方公里。
璧山隧道是一条资源要素的大通道。它将有力促进加工贸易供应链的相互联动和配套发展。西永微电园正在建设8000万台规模的笔记本电脑基地，预计销售值4000多亿元，其零部件配套供应链的产值也会有2000多亿元。我们在“一小时经济圈”内、外环周边区域，布局了10多个微电子产业零部件配套基地。璧山是其中之一。璧山隧道建成后，璧山可实现5分钟到大学城、8分钟到西永微电园、10分钟到中国内陆最大的铁路集装箱编组站—西永团结村集装箱站，30分钟到江北国际机场，直达“欧亚大陆桥”。国际公认的最佳电子产业配套区应为8—10 分钟的通勤半径。目前，璧山已布局了6平方公里的西永微电园拓展区，引进了全球最大的电脑键盘鼠标生产商和麦克风、扬声器生产商，完全能够在未来几年形成200亿元以上的产值。
璧山隧道还是一条“双赢大道”。它既是西部新城拓展的“大动脉”，也是璧山“接轨大都市，融入主城区”的“入场券”。希望沙坪坝区、大学城、西永微电园与璧山齐心协力、创新而为，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形成区域联动发展的态势。璧山县更要把握住隧道通车的战略机遇，积极对接产业龙头，努力打造绿岛新区及西永微电园拓展区，全方位融入主城。市级相关部门要以全新的视角来
定位璧山的经济社会发展，按照更高标准，给予更多帮助，支持璧山呈现新的跨越发展态势！
祝大家国庆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重庆发展日新月异！ 谢谢大家。
在茶园新区公租房建设开工典礼上的致辞
（2010年9月28日）
同志们、朋友们：
在国庆61周年来临之际，茶园新区公租房项目破土开工，令人高兴！我代表市委、市政府表示热烈祝贺！向项目建设者致以节日问候！
茶园公租房项目，是今年主城区公租房的“收官”之作。今年2月以来，我们先后启动了鸳鸯、大竹林、华岩、西永、蔡家、西永微电园区等7个公租房建设项目，开工量达到991万平方米，远远超过年初确定的500万平方米和年中确定的750万平方米的开工任务。它标志着市委、市政府解决十大民生问题的公租房建设，取得了超过预期的重大进展。到明年上半年，随着部分公租房项目竣工， 至少有35万住房困难群体可以解决住房问题。
外环时代，公租房建设不仅是扩大保障性住房覆盖、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的有力抓手，也是完善城市功能、优化空间布局、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一方面，主城区公租房布局在城市地铁、轻轨沿线等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参照商业楼盘的标准，配套学校、医院、商店、健身、图书馆等设施，但房屋租金只有同品质商品房市场租金的60%，有利于城市人口集聚，最终形成21个20万人口 左右的城市生活大社区。另一方面，政府推进公租房建设，推进住房需求和生活服务配套社会化，可以让企业心无旁骛地专注生产经营，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 吸引更多资源、要素聚集重庆。为此，我们规划未来3—5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解决200万人的住房问题，实现人口、产业在城市的有效集聚和合理分布。
作为主城规划的城市副中心之一，茶园新区担负着建设高附加值产业、聚集城市人口、辐射带动周边的重要使命，是重庆未来十年，两个万亿级工业走廊的交汇点。在这里，我们要布局电子通讯、装备制造、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集群， 形成1000亿级产业园区。与之配套，茶园将形成3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聚居区。今天开工的公租房建设项目，用地48.2公顷，总建筑面积200万平方米，住宅3.3万套，还配套了小学、商场、公交站场、停车场等公用设施，可容纳近10万人居住。按照公租房与商品房楼盘1：3的配置比例，可以基本满足茶园新区未来3—5年的发展需要，为城市副中心有力的公共服务支撑。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希望业主和广大建设者科学组织，精心施工， 确保质量，把茶园新区公租房项目建成精品工程、放心工程。也希望南岸区、市
级有关部门同心协力，以公租房建设为契机，共同推动茶园新区发展的新一轮热潮！
我宣布：南岸区茶园新区公租房建设项目——开工！
在果园港区二期工程开工仪式上的讲话
（2010年9月29日）
各位来宾，同志们：
果园港区一期工程完工在即，今天又迎来二期工程隆重开工。这标志着两江新区物流基地建设再次提速，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打造再添新辉。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项目的开工建设表示热烈祝贺！向广大工程建设者致以诚挚问候！
港口，是国际物流联系内陆腹地、海洋运输、航空运输的链接端口。随着全球运输服务进入综合物流时代，我国港口业正以锐不可挡之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7年雄居世界榜首，年均增速超过30%，已有8个沿海港口吞吐量跻身世界20强。
重庆枕水而生，因水而兴。不同于以伦敦为代表的服务型航运中心，以鹿特丹为代表的腹地型航运中心，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中转型航运中心，重庆被国家定位为，以货物贸易和物流服务为主、强化集装箱枢纽港功能、具有内陆特色的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按照这个定位，近年来，全市上下以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为契机， 致力于构建“一江两翼三洋”的国际物流大通道，积极依托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发展内河航运，取得了显著成效。水运周转量占全市综合交通的比重由2002 年的36%提高到去年的59%，港口货物通过能力由4900万吨增至1.2亿吨、集装箱通过能力由5.5万标箱增加到170万标箱。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分别占到长江上游地区的65%和90%，周边省市中转量占全港货物吞吐量的35%。重庆已经成为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的集装箱集并港、大宗散货中转港、滚装汽车运输港。并同时拥有一级航道、5000吨级深水码头、水运一类口岸和保税港区。这些鲜活的数据，表明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枢纽港口已具雏形，重振长江“黄金水道”的雄风已指日可待！
果园港区在我市航运中心建设和物流枢纽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拥有主城港口、两江新区、主城二环“三个第一站”的独特区位，还拥有集绕城高速、渝怀铁路、长江水运“三位一体”的交通优势。为此，市里作出了提速建设果园港区的决定。一是将建设规模，由过去的年通过能力140万标箱，增加到200万标箱，成为主城500万标箱集装箱吞吐能力的核心板块。二是建设进度，由过去拟 分三期提前为两期实施，全部完成15个泊位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届时，果园港区将形成年总通过能力3000万吨的内贸货物集散地，与寸滩港区外贸货物集散一
起，形成两江新区港口物流的“两架风帆”。这将极大地提升两江新区对周边货物的集聚辐射功能，重庆也将羽化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和西部地区出海大通道的重要口岸。
果园港是一片风水宝地。建设好果园港区，全市人民期望殷殷。二期工程建设为“弄潮儿”提供了大展拳脚的舞台。人生能有几回搏。希望两江新区管委会、江北区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在行政审批、征地拆迁等方面，继续给予鼎力支持。共同推进与果园港相联系的交通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尽快发挥出集疏功能。希望港务物流集团按照工程设计，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力争早日把果园港建设成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新标志。
现在，我宣布：
果园港区二期工程——开工！

在重庆航运交易所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2010年9月28日）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历经半年的紧张筹备，内陆第一家航运交易所今天在重庆正式挂牌成立,为节前的山城又添一份喜庆。我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对重庆航交所的隆重开张表示热烈祝贺！向交通运输部的倾力支持和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海事局、上海航交所的积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重庆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最大港口和综合交通枢纽，在长江航运市场的地位举足轻重。一是港口吞吐能力强。拥有长江上游唯一的水运一类口岸、内陆唯一的保税港区，以寸滩港为代表的一批5000吨级码头相继建成，港口货物通过能力超过1.2亿吨，占长江上游地区的70%。二是航运企业云集。拥有先进的内河运输船队，货运船舶平均吨位居全国内河第一；世界20强航运企业中，丹麦马士基、日本邮船、美国总统轮船、台湾长荣、中国中远、新加坡东方海皇等17家公司相继落户，正在成为大型跨国航运公司区域总部聚集地；三是对周边辐射作用大。是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的集装箱集并港、大宗散货中转港、滚装汽车运输港、长江三峡旅游集散地和邮轮母港，货运周转量占到全国内河的27%。四是航运需求旺盛。重庆是长江上游内陆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经济发展迅速，航运需求大，近年来水运货运量、货运周转量、集装箱吞吐量的年均增长都在20%以上。这些都表明，重庆拥有良好的航运条件和巨大的航运需求，为航运交易所的设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庆航运交易所的设立具有战略意义。去年的国务院3号文件赋予重庆建设“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战略定位，重庆航交所是“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的基础性平台。这一重要平台的建立，不仅有利于重庆内陆综合交通枢纽、开放高地、物流基地和金融中心建设，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加快重庆开放开发，而且可以与上海航交所互联互通、功能互补，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加快建设江海直达的国际贸易大通道，改善内陆地区运输和物流条件，为西部大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做出贡献。
重庆航交所的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要树立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 立足重庆，放眼全球，完善服务体系，培育交易市场，集聚航运要素，开启长江流域航运发展的新时代。一是运用政策优势等有利条件，进一步吸引国内外大型
航运企业和航运同业组织聚集重庆，发展航运总部经济。二是加快建设船舶交易系统，形成面向国内外的船舶交易市场和船用设备交易市场。三是引进航运公司、船代、货代、理货、港口物流等航运市场主体和金融、保险、海事仲裁、行业协会等社会服务机构，开展航运金融和货物交易综合服务。四是集中发布港口、集装箱班轮、三峡邮轮等船舶舱位及运力信息，以及长江典型航线的货种运价指数等通航信息。五是搭建航运职业咨询和培训平台，促进航运人才合理流动，构建全国航运人才高地。力争三年内，长江上游地区航运货运量的50%、集装箱的80% 以上，长江中上游地区船舶交易的70%以上，通过重庆航交所完成。
实现美好蓝图需要扎实、有效的工作和努力。希望重庆航运交易所严格管理， 规范运作，坚持公开、公正、公平交易，热心、细心、贴心服务，为供求双方搭建良好交易平台。也希望市级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全力支持，为重庆航交所的顺利运行创造最优的政务环境。
祝重庆航运交易所开张大吉！ 祝我国内河航运事业兴旺发达！ 谢谢大家！



在畅通重庆“二环八射”高速公路全面建成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10年10月12日，根据录音整理）
经过全市上下八年的艰苦奋斗，“二环八射”高速公路全面建成，曾饱受交通闭塞之苦的巴渝大地，实现了交通发展的新跨越！
在八年的艰辛历程中，我们得到了交通运输部的倾力关心和支持，开山劈岭的广大建设者以自己卓越的功勋，向全市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在此，我谨代表中共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和3200万父老乡亲，向交通运输部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广大建设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向获奖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二环八射”高速公路全面建成，是历届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的结果，是全市人民团结协作的结果，是所有工程建设者创新奋进的结果。早在1990年，我市就开工建设第一条高速公路——成渝高速公路，拉开了重庆高速公路建设的序幕。1994年，成渝高速公路重庆段建成通车。直辖以后，市委、市政府更加重视高速公路建设，先后提出了“五年变样，八年变畅”和“八小时重庆，半小时主城”等目标。2002年10月，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提出，提前10年，即到2010年建成2000公里“二环八射”国高网的宏伟目标。2008年，“畅通重庆”号召的发出，进一步加快了重庆高速公路建设的步伐。在20年时间里，重庆高速公路实现了从无到有、由慢到快的大提速、大跨越：第一个1000公里，我们用了17年；第二个1000公里，我们只用了3年。目前，全市高速公路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里2.4 公里、位居西部第一，初步实现了“4小时重庆”、“8小时周边”的目标。
这个过程中，有三点值得大书特书：一是开创了工程建设的新奇迹。自古以来，“蜀道难”就天下闻名，“二环八射”高速公路沿线多为高山峡谷，部分路段，桥隧长度占路线总长的比例50%以上，桥隧总数共计1607座，特长隧道、特 大桥梁的数量和长度居全国之冠，桥隧建设的规模和难度全国罕见，在世界高速公路建设史上也不多见。高速公路建设者不畏艰险，奋力攻关，解决了特大桥梁、复杂地质构造带隧道建设和山地高速及安全保障等技术难题，克服了施工环境恶劣等难以想象的困难，确保了“二环八射”如期建成。三次创造并打破亚洲最长在建隧道的纪录。二是实现了工程质量和廉政建设的双丰收。“二环八射”高速公路项目30个、总里程2000公里，建设和管理任务异常繁重。全市上下合力攻坚， 快节奏完成项目审批，高速度推进工程建设，不断加强质量监管和廉政监管，在确保路网建设质量和通车时间的同时，没有发生大的工程质量问题，没有发生重
大违法违纪问题。这与全国高速公路建设领域“前腐后继”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实现了工程项目建起来，干部没有倒下去。得到交通运输部和中纪委的充分肯定。三是探索形成了一整套投融资的新模式。“二环八射”高速公路总投资1200亿元， 而当时的建设主体高发司注册资本仅为20亿。在国家、市级到位补助308亿元充 实资本金的基础上，我们积极进行改革创新，探索通过一系列市场化途径为项目建设融资。比如：依托高发司整合成立了重庆高速公路集团，通过高速集团土地储备职能，实现土地储备变现，并探索将成长性好的路产开展股权融资或转让经营权等方式，破解了建设资金约束的瓶颈。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筋骨”。四通八达的“二环八射”国高网，必将为重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铺就康庄大道。一是拓展了城市发展的空间。高速公路为经济社会的运行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将有力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加速产业集聚和城市群的形成。未来十年，全市将形成以主城区、31个区县城为核心的城市群和大都市连绵带。在1000平方公里、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框架中，高速公路同铁路、港口、机场等交通设施一道构成了城市发展的基础性平台，资本、人才、产业及各种生产要素将迅速集聚，主城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将得到加强。高速公路通达的区县，时空距离缩短，物流成本降低，区县与主城间、区县与区县间的经济交流明显增强，发展环境显著改善，重庆城市群的形成将指日可待。二是打开了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的大门。随着“二环八射” 建成，我市公路运输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地区性市场，而是一个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市场。“二环八射”国高网，具有很强的联通功能，为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如今，重庆到周边省会城市的贵阳、西安、昆明、武汉、长沙的时间，均在8个小时以内。区域经济联动得到明显增强。包茂高速和兰海高 速，沟通了西北、西南与华南，通江达海，是重要的西部开发高速公路通道。渝昆高速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公路通道，为重庆“东南亚出海”增添了重要连接线。沪蓉高速、沪渝高速分别贯通长江经济带北南两岸，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三是促进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二环八射”的建成，为城乡人员、物资等要素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既提高了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有力推动了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也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高速公路通向武陵山区和三峡库区后，“两翼”通行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为农产品进城，促进特色农业经济发展，促进“两翼”农民增收致富和区域经济发展构筑了“快车道”。四是惠及民生，改善了居民出行条件和生活条件。在建设万宜、渝
湘等高速公路过程中，高速公路施工便道与乡村公路“合二为一”，同时设计、同时施工，许多临时性的施工便道都变成了山区群众的致富路、幸福路。“二环八射”的全面建成，打破了沿线农村的封闭状态，带动工程建材、旅游服务、商贸运输、劳务用工等一系列产业的兴起，沿线群众生产生活状况得到根本改善。明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重庆已站到大开发、大发展、大突破的
新起点上。未来五年，全市将重点推进成渝复线、沿江高速等续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新增通车里程1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将达到3000公里以上，建成“三环十射三联线”高速路网体系，基本覆盖所有区县，全面实现“4小时重庆”、“8小时周边”。实现“二环八射”建成，只是我市陆上交通建设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我市高速公路建设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希望全市广大交通建设者继续发扬开拓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团结一心，再创一流。也希望市级各部门、各区县，继续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和要求，做到组织到位、政策到位、管理到位、服务到位，为建设长江上游地区综合交通枢纽， 实现重庆跨越式发展再立新功！



在重庆机场专用快速路北段工程开工典礼上的致辞
（2010年11月8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机场专用快速路北段工程如期开工。这是落实市委、市政府承诺、提升重庆机场配套功能的重要举措。在此，我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工程开工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建设者致以诚挚问候！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座城市的“筋骨”和“血脉”，是城市功能的基本载体和平台。重庆要建设1000平方公里、1000万人口特大城市，必须发展由机场、铁路、高速公路、航运和城内交通为支撑的综合交通枢纽。机场专用快速路工程是我市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年八大“民心工程”之一。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江北、渝北、南岸等区域的交通联系，对推动“畅通重庆”建设、构建外环时代特大城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强城市竞争力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机场专用快速路对发挥和提升江北机场功能尤其具有战略意义。江北机场经过改扩建，已经建成了第二跑道和2号航站楼，旅客吞吐能力和货运能力分别提 高到3000万人次和20万吨。我们还将投入200多亿元，建设T3航站楼和第三跑道， 投入营运后，旅客吞吐能力和货运能力分别达到4500万人次和100万吨，成为国 内四大枢纽机场之一。重庆机场与城内交通的连接通道原本偏少，加之重庆经济的快速发展，210国道等出入通道超负荷运行，严重影响了重庆机场的扩容和发 展。为此，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规划在机场周围形成“一条铁路、两条轨道、三横四纵路网”的综合交通布局。今天开工的机场专用快速路北段工程就是其中一条重要的机场进出道路，将有力推动江北机场建设，为空中枢纽功能的发挥提供支撑。
机场专用快速通道建设对两江新区的开发开放也具有重要意义。开发开放， 交通先行。目前两江新区的开发开放正如火如荼，迫切需要早日形成畅通便捷的交通体系。其中，机场专用快速通道是两江新区交通体系的骨干道路之一，是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的连接线。工程完工后，两路寸滩保税港连为一体，货物通关效率大幅度提高，大宗货运快捷、方便进出得以确保，保税港区功能将不断得到提升和完善。
美好蓝图需要通过建设者的辛勤努力才能变为现实。希望承建方和广大建设
者精心施工，保质保量完成既定任务，把这项“民心工程”建成优质工程、放心工程。希望市级有关部门和江北区、渝北区通力协作，全力以赴，为工程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为建设长江上游综合交通枢纽做出贡献！
现在，我宣布：
重庆机场专用快速路北段工程开工!



在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上作总结讲话
（2010年11月21日）
重庆市委以全委会的形式专题研究“缩小三个差距”这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经济工程、民生工程，具有开拓性、历史性的意义。全委会通过的《决定》顺大势、合民意，只要创造性地落实好，必将推动重庆加快发展，率先“突围”，也将为全国探新路、作示范。
12条举措有理有据，操作性强，不仅抓住了缩小三个差距的“牛鼻子”，而且都是让群众看得懂、摸得着、有奔头的具体措施。
缩小三个差距是世界级命题，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备受老百姓和社会各界关注。市委以全委会的形式专题研究部署这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经济工程、民生工程， 具有开拓性、历史性意义。为期两天的会议，时间紧凑，内容丰富，讨论热烈， 影响深远。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一个好报告。XXX书记代表 市委常委会作的主题报告，是在大量调查研究、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准确把握了规律性，充分彰显了时代性，抓住了重庆发展的关键，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新的课题，新的要求，有高度、有深度，有力度， 令人兴奋，催人奋进。二是有一个好《决定》。全委会通过的《决定》4000多字， 字字“真金白银”，既系统全面又重点突出，既有宏观勾勒又有具体部署，既有定性描述又有定量要求，12条举措有理有据，货真价实，管用、实在、可操作， 不仅抓住了缩小三个差距的“牛鼻子”，而且都是让群众看得懂、摸得着、有奔头的具体措施。大家认为，《决定》是顺大势、合民意，只要创造性地落实好， 必将推动重庆加快发展，率先“突围”，也将为全国探新路、作示范。三是有一个好氛围。一方面重庆经济这些年快速发展，为缩小三个差距奠定了物质基础， 走民生导向的发展之路，本质上讲就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探索；另一方面，会议讨论充分而深入，就“念好共富经、拓宽共富路”，大家联系实际畅所欲言，比学赶超。这次会议，开出了奋勇争先的动力，开出了攻坚克难的决心；是先行先试的动员会，是自我加压的誓师会。
下面，就农村“三权”抵押融资、“地票”交易、户籍制度改革、微型企业发展、市属国企帮扶“两翼”园区建设等事项说明如下：
关于农村“三权”抵押融资。这件事已顺利起步，初有所成，大半年干了100 多亿。但不容忽视的是，区县之间不平衡，有的区县有5亿多，而有的区县仅几 百万，相差100倍，在同样的政策体系和工作环境下，有这么大的差异，说明事 在人为，还是有个认识和操作能力的问题。《决定》提出的目标是，五年后，全市“三权”抵押融资1000亿的目标，其实做到1500亿乃至2000亿都是可能的、应该的。届时，全市贷款规模2.5万亿-3万亿，“三权”抵押融资也就能占4%以上。因此，哪个区县抓得紧，那里的农民一定得实惠，农村经济一定发展得快。下一步，一是简化手续，允许农民经过“三权”确权后，直接与银行打交道；二是要成立专门的担保公司，市国资委拿出20亿元、区县政府拿10亿元，合作成立一个伞形的担保集团，总资本30亿，放大10倍，可担保贷款300亿。1000亿元融资中， 形成三分之一直接抵押融资、三分之一其他公司担保、三分之一市和区县的担保公司担保的格局。三是共担风险，“三权”抵押贷款当然也会产生坏账，但比例不会高，大体在1%-3%以内，但不能因为有这1%-3%，就把97%的贷款挡在门外，这个坏账，财政应适当托底，政策性承担1/3，银行利用提取的1%的坏账准备金承 担1/3，农民作为业主，也承担1/3。
关于“地票”交易。这是重庆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是缩小三个差距，实现“保红线、保民生、保发展”的重要工具，其要义在于远郊区县通过“地票”交易，实现价值发现，提高级差地租增加远郊农民收入，形成大城市反哺大农村的效应。“地票”交易，要与巴渝新居及新农村建设中的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有机结合。全市约有500多万户农户，按平均每户0.8亩宅基地计算，就有400万亩宅基地，如果有10%发生了“地票”交易，每亩“地票”交易近20万，总价值就是800多亿。如果每年循序渐进有5万亩“地票”交易，就有近百亿元，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重要来源。一是价款要直拨。由土交所通过银行，按净收益的85∶ 15的比例，将地票款直接拨付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手中。二是面积要算够。一定要以复垦后形成耕地的实测面积为依据。不仅是农民房地产权证上的房屋滴水为界的面积，院坝等附属设施也应计算在内，只要是复垦为耕地了，就应该算进去。三是要充分利用好“地票”。国家严格控制区县以及地市州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也不允许其他省区市像重庆一样搞“地票”交易，所以，这是国家赋予我们的特殊政策，要充分利用。有些区县不愿意把“地票”拿到土交所去交易，只想在本区县搞增减挂钩。这样做，既不能使“地票”价值发现得到体现， 会减少农民收益，同时，也是违反了国家规定。因此，为鼓励“地票”生成，市
里对提供“地票”较多的远郊区县，将从国家土地指标中给予一定的倾斜，带有奖励性质，也是一种用地指标的统筹平衡。
关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目前已经转户220万人，预计全年达到300万人，与启动时的计划基本一致。总体上讲，转户工作平稳推进，体现了“三个为主”： 转户对象以农民工为主，区域以主城区和区县城为主，以开发区为主，这个方向是合理的、健康的。做到了“五个一步到位”，并严格遵守了农民三块地权益保留的机制。目前转户的70多万户居民中，有20%（约15万户）希望把农村宅基地通过“地票”交易变成现金。按每户0.8亩计算，约12万亩，能形成150亿元的资金给进城农户。针对这种情况，市政府已建立50亿元的户改退地周转金，确保有退地意愿的转户农民能及时拿到退地价款。各区县要做好退地和复垦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是有30%的宅基地是“插花地”、夹心地，要做好调配工作。可以考虑先按每亩10万价格补给转户居民，待宅基地置换出来形成的“地票”交易后， 再把余下部分补齐。
关于微型企业发展。这是活跃区县经济、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的重要载体。到目前，全市已发展微企近3万个，注册资本金28亿多，带动就业22万 人，预计到年底将发展到4万个，这样，群众自筹资金大体有40亿，政府要补助 15亿—20亿。这个补助，是市和区县共同承担，大体“七三”开，而且没有封顶。区县有多少微型企业，市里就按比例补多少。应当看到，政府补得越多，说明群众创业致富的积极性就越高。群众自己投入了资金，总会珍惜，总会好好经营。当然，在市场竞争中，肯定也会倒闭一部分，但绝大部分能生存和发展起来。下一步，一要改善市区财力对微企的补助环节。我们最近研究，补助资金由市工商局和区县工商局直接拨付，注册之后半个月内补助一步到位，让老百姓感受到X委、政府的诚意。二要加强微企融资贷款，力争年内贷款金额超过30亿。这方面， 农商行、三峡银行和重庆银行等地方银行要当好主办银行，全面配合。渝东南和渝西由农商行负责贷款，渝东北由三峡银行负责，主城由重庆银行负责。
关于市属国企帮扶“两翼”园区建设。由市国资委牵头，对“两翼”16个区县和万州、潼南2个特色工业园区的帮扶，第一轮50亿元已全部落实，初见成效。一是帮扶的18个区县园区基础设施、标准厂房基本建成，极大改善了区县的招商引资条件。二是目前已入园企业519户、意向入园企业628户，带动投资2600多亿元，新增工业产值2000多亿元，新增税收上百亿元，解决就业30多万人。三是至今没有一笔坏账。这说明我们融资帮扶模式是成功的。由市国资委牵头，全面启
动第二轮50亿元的融资帮扶计划，按第一轮的帮扶方式，力争年内全部到位。各级各部门把贯彻落实好全委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任务，完整系统地学习
XXX书记的主题报告和《决定》，结合实际，把12条政策深化细化，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形成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强大合力。同时，用改革创新的精神，贯彻落实好12条举措，开动脑筋，在体制机制上下工夫，走出一条上合中央要求，下给百姓实惠的新路，把每条实惠落到家庭、落到人头，让群众真切感受到一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
今年上半年，全市GDP同比增长16.5%，增速位居中西部第一，全国第二。呈现四个特点：一是内需拉力不减，固定资产投资3035亿元，增长30.1%；社零总额1665亿元，增长18.3%。二是内陆开放进一步发力，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29.3 亿美元，增长135%，增幅全国第一；对外贸易超百亿，达到114.7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78.4%，增幅中西部第一。三是工业持续增长，工业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提高到32%，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增长33.3%，其中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值增长123%，笔记本电脑产量达到800多万台。四是财政收入强劲攀升，地方财政收入1318亿元，同比增长54.4%。
上半年全国经济形势比较复杂严峻，物价上涨、银根紧缩、人民币升值、煤电油气要素供给缺口大、房地产调控影响经济拉动力大幅下降，全国以及大多数省份增速放缓，而重庆呈现独特的加快势头，来之不易。这得益于各区县、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也得益于我们针对今年以来经济运行中的一些苗头性困难和问 题，未雨绸缪，从变化趋势中逆向操作，加强了五个调控和调度：
一是电力的调控和调度。上半年，出现全国性“电荒”，装机缺口超过4000 万千瓦，重庆也不例外，3-4月份也有比较严重的拉闸限电。5月初，市政府及时召开电力调度会，出台了12条措施。市财政拿出12亿元，6亿元补贴外购电，6亿元补贴电煤差价。在各省市缺电、缺煤的情况下，我们按照不管东西南北有电就买、不管距离远近有电就买、不管供电时间长短只要半小时以上就买的三项原则， 四面出击，每天外购电从原来的100万千瓦提升到现在的300万千瓦，电煤储量也从5月份的60万吨增加到360万吨，够60天的用量，电力紧张形势得到极大缓解。 5月中旬以来，没有出现拉闸限电，只要不出现发电机组故障，今年后几个月也 可望平安无虞。
二是资金的调控和调度。目前全市有1万多亿工业销售值、1万多亿商贸、地产营业额，我们作了一个判断，8000多亿固定资产投资加上铺底的流动资金，全
年大约需要4000亿元的社会融资增量。3月份开始，我们从四个方面进行调度： 一是银行贷款力争全年新增2200亿元左右。上半年新增贷款近1500亿，增长24%， 比全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二是力争全年实际利用外资100亿美元，这相当于新 增650亿人民币投资。三是非银行渠道融资，包括小贷、租赁、私募、风投以及 各类财务公司，股票上市、发行债券，争取达到750亿元左右。四是争取社保基 金、烟草公司、保险公司的资金进行信托融资，专项注入公租房建设，我们已有把握筹集到400亿元。
三是土地的调控和调度。一般来说，全国31个省区市每年只有700多万亩用 地指标供给，重庆一般十七八万亩。今年以来积极向中央争取，得到25万亩计划指标，加上“地票”交易腾出的五六万亩，“两条腿”走路，全年可用土地30万亩左右，用地计划在全国还是比较宽松的。具体怎么用？三条原则：一是保重点， 国家级基础设施、重点项目优先保证；二是工业项目土地指标也基本保证；三是各类商业性房地产、写字楼及其他商业用地，原则上通过“地票”交易解决。
四是物价的调控。上半年重庆CPI涨幅比全国低0.3个百分点，6月份涨幅在全国排名倒数第四。重庆猪肉价格同比上涨不少，但横比，比周边低30%左右。针对当前食品价格上涨态势，市政府已出台对大中专学生、城乡困难群众发放临时生活补助的政策，市级相关部门要尽快落实到位。
五是外资的调度。过去以港资为主、以工业为主、以增量为主的单一引资模式，目前已经转变为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外资利用新格局。今年上半年已有约30亿美元，根据目前已有项目，全年利用外资规模有望达到100亿美元。大体上四个方面：工业投资40亿美元，房地产投资20亿美元，重庆企业到境外上市20亿美元左右，外国私募基金和企业收购兼并重庆企业还会有20亿美元左右。
下半年，要加快推进两江新区发展。经过一年打基础，两江新区已到全面发力的重要转折期。国家给两江新区的支持政策一定要用好、用足、用活。十年以后的两江新区，城市人口、建成区面积都将占到主城的50%左右。一些重要的战 略性产业，比如汽车、电子信息、云计算、金融服务业，也主要聚集在两江新区。为此，要坚持走西部特色新区之路，建设大都市、集聚大人口、发展大产业。下一步重点抓好三件事：一是进一步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推进公租房和商品房建设，满足到2020年500万人口的住房需求。要搞好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包 括商务集聚中心、换乘枢纽，教育、卫生、文化等各种公共设施配套，以及垃圾、污水处理等。这些都要事先布局，下功夫推进。三是继续加大汽车产业、信息产
业、轨道交通、装备工业、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方面的招商引资力度，形成集团化的产业集群，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
进一步做好危旧房改造。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在今年要完成，今后不要再出现棚户区、危旧房和城中村。城市形态要进行很好的改造，加强城市管理和环境整治，加快完成“创模”，确保国家园林城市通过验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指标全部达到。
进一步推进“两翼”增收。今年是实现“两翼”万元增收的关键年，去年“两翼”农户户均增收3000多元，今年如果再增收3000多元，就会达到7000元左右。增收趋势一旦形成惯性，形成机制，明年就会实现户均增长1万元的目标。到2015 年，实现农民人均1万元的目标，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1的目标就能够实现。
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是高质量抓好笔记本电脑、云计算中心以及汽车、装备制造等产业重大项目，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抓好T3航站楼、第三跑道、果园港以及11条在建铁路的建设。三是开工500公里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加 快成渝复线、沿江高速等项目建设，确保奉节至巫溪、涪陵至丰都、南川至涪陵等项目明年建成通车。四是打造好江北嘴、化龙桥、朝天门、悦来会展中心、西永L地块等五个重要地块。五是办好园博会。8月底基础设施建设和场馆建设要全部完工，精心筹备开幕式和论坛各项活动，确保按时开幕。
下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重点保持“五低”：一是低物流成本，减少各类设卡收费，规范物流公司、仓储公司收费，提高产业链本地化配套率，提高物流效率，挖掘物流成本压缩空间。二是低税负成本。继续用好用足用活鼓励类产业15% 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减轻企业负担。三是低要素成本。煤、电、油、气、水等要素供应，保障要充分，价格要合理。四是低金融融通成本。拓宽融资渠道， 大力发展小贷、担保等非银行业务，用好信托融资，通过外资私募基金、海外证券或债券融资等方式，更多地利用海外资金。五是低土地房产成本。低的地价和房价会使生产成本降低，会使工商经济更加活跃，效益不断改善，持续发展能力就不断增强，就能形成产业充分发展、税收不断增加的良性循环。
此外，还要调控好区县债务，做好资金平衡调度；深入开展大宣教、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几大行动，特别是对森林火灾、矿山事故、道路安全、水上安全、施工安全等方面加大排查力度，杜绝安全隐患。
在全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0年11月23日，根据录音整理）
今天，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铁路项目建设工作。刚才，相关单位汇报了全市铁路建设项目推进情况，小平、月明两位同志讲了很好的意见，我都赞成。这里，强调三点：
一、切实加强铁路建设项目的统筹协调
加快铁路建设是改善重庆区位条件的战略性、基础性举措，也是市委、市政府全力推进的重点工作。“十五”期间，我市境内建设的铁路几乎是前50年铁路建设量的总和。进入“十一五”后，铁路建设再次提速，相继开工渝利、兰渝等10个项目，建设里程1390公里，总投资达1200亿元，建成襄渝二线、宜万铁路等4 个项目，终结了重庆无复线铁路的历史，重庆也从此成为国家级铁路物流基地之一。“十二五”是我市铁路建设的黄金发展期，按照建设国家级铁路枢纽的目标任务，全市将形成“11条铁路、3个火车站、1个编组站”的建设规模。11条铁路既包括了今年年内开工的3条铁路，也包括了“十一五”期间的在建铁路，项目全部竣工后，铁路运输将实现“12345678”的目标，八小时内通达各个出海口的愿景也会成为现实。到那时，重庆将成为联结东盟和欧亚的纽带，由对外开放的“末端”变成“前沿”，对西部经济中心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3个火车站中， 重庆北站、重庆西站的建筑面积都将达到12万平方米，成为内陆最大的火车站。团结村铁路集装箱编组站，也将成为国内最大的编组站。这三个火车站和一个编组站是代表重庆铁路枢纽地位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整座城市的新地标。
“十二五”期间，全市铁路15个建设项目总投资1860亿元，每年的资金投入在300亿元以上，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五年计划的总投入，是近十年来重庆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集群。如此庞大的建设体量，在资金调度、规划布局、工程建设、征地动迁等方面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必须统筹协调做好各项工作， 确保铁路建设项目的顺利推进。一是考虑到铁路建设关系重大，以前的支铁办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市政府决定成立铁路建设领导小组，把各个部门协调起来。同时，领导小组下设指挥部，由童小平副市长任总指挥，抽调有关部门的业务骨干，分成几类协调小组和专题小组协力推进，形成集中办公、集中运作的工作状态。通过领导小组和指挥部的形式，打一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大会战。二是对于铁路项目建设的配套资金，虽然短期内难以收回成本，但是从宏观和长远
角度来看，国家级铁路枢纽建成后，将带动全市工业、物流、服务业的发展，促进经济中心建设和全市GDP、财税总量迈上新台阶。为此，市委、市政府下定决心，倾力配合，未来五年将拿出近400亿元的财政预算来给予支持。三是铁路沿线各区县必须全力配合铁路施工和征地拆迁工作，自觉服从铁路建设指挥部的统一调度，积极支持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确保这一事关全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集群顺利实施、圆满完工。
二、做好动拆迁工作
铁路建设项目中的动拆迁工作量十分巨大，各区县、部门要全力以赴，把工作做细做实，为铁路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是电力线路搬迁。铁路建设肯定会遇到高压电线，电力部门一定要有大局观，积极支持配合，市经信委、发改委也一定要加强协调。
二是工厂厂区搬迁。凡是铁路建设中需要搬迁的工厂，无论是内资、外资， 还是民营、国企，都必须要搬迁，而且搬迁的效率要高。国企由国资委等政府部门来做工作，民企由区县政府来做工作，争取在政策所允许的范围内尽早达成一致。
三是居民动迁。铁路所经过的地方，会牵涉到居民的搬迁避让，这需要有效协调，也需要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妥善安置。
四是土地指标占补平衡。对于铁路建设用地指标，市里不会让各区县到土交所买地票，而是从整体上加以平衡。但是，要明确一点，铁路沿线各区县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至少一半的用地指标要通过耕地复垦产生。更具体地讲，在近10 万亩的铁路建设用地中，至少5万亩需要沿线区县来平衡，还有5万亩让其他不通铁路的区县想办法来平衡。
诸如此类问题，今天参会的各区县一定要高度重视，深度理解，把工作做细做好，确保动迁工作有效率、成本控制有保障、耕地复垦有成果。
三、关于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提前启动主城铁路枢纽东环线。东环线从枢纽南端小岚娅引出，经南彭公路物流基地、东港、果园港、两江新区龙盛片区，接入枢纽北段磨心坡，其线路走向与二环走向基本一致。从目前的发展态势上看，到2012年，果园港将形成200万标箱的港口吞吐量，再加上东港的100万标箱，长江沿岸一个点上就会形成300万标箱的港口吞吐量，铁路接通后将形成水铁联运的新格局。两江新区龙盛片区，未来将形成万亿级的工业园区，也需要铁路与之配套。再往沿线走，就
是扩建后的江北机场、团结村铁路集装箱编组站。从这个意义上讲，东环铁路线对重庆发展至关重要，必须先启动。而西环、南环的建设可以酌情放缓。比如黄磏港，由于小南海水电站的上马，在水电站上游形成大规模吞吐不合时宜，黄磏港原100万标箱吞吐量应全部放到果园港，直接在水电站下游形成大规模吞吐。因此，黄磏港建设应该延后。
第二，加快推进菜园坝站和沙坪坝站“加盖”工作。在城市规划中，铁路上盖物业通过铁路与地上物业的有机结合，带动周边商业的发展，已被国际上很多城市验证为一种成功的商业模式。在纽约、伦敦火车站，加盖之后所开发的物业， 容积率甚至达到了10，为持有人带来了可观价值收益。在菜园坝站和沙坪坝站综合改造中，我们大力推进“加盖”工作，不是为了市容环境整治，而是为了让土地充分发挥其价值。通过上盖及周边物业开发，获取收益，也可为庞大的铁路建设投资承担一部分资金。在这个过程中，容积率的调整是关键，下一步由市规划局牵头，拿出具体方案。
第三，“二环”以内暂不开行城市铁路。在重庆铁路版图中，铁路是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国家干线；二是城际铁路，如成渝、渝万、渝黔等；三是主城到周边区县的铁路。而“二环”以内的城市铁路不应纳入这一体系中。一方面，由于城市土地较为稀缺，铁路的开行将进一步占用土地。另一方面，城市轨道交通和地铁已经可以发挥客运的作用，无须再新建城市铁路。
另外，对于成渝客专引入重庆枢纽客运系统过渡方案，优先考虑延迟关闭菜园坝站方案。即先将沙坪坝站关闭，再将菜园坝站推迟至2013年底关闭。由于不产生废弃工程，该方案可为路地双方节省6亿元的资金。
“十二五”全市铁路建设大会战已经打响。在未来五年中，全市铁路建设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建设热潮。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以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全面做好全市铁路建设的各项工作。这是时代的光荣，也是在座各位的一份荣耀，一份甘苦，一份机会。
在三环高速公路永川至江津段协议签约暨开工仪式上的讲话
（2010年11月28日）
各位嘉宾，同志们：
对重庆“十二五”发展进行谋划布局的市委三届八次全委会十天前刚刚闭幕， 今天，三环高速公路永川至江津段就正式签定投资协议并开工，开启了重庆交通“十二五”大发展的序幕。我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对协议签署和项目开工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广大工程建设者表示诚挚的问候！
作为重要基础设施，高速公路是支撑城市建设和扩张的主骨架，也是驱动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动脉。经过八年艰苦奋斗，重庆“二环八射”国高网全面建成，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000公里，路网密度西部第一，实现了由昔日“蜀道难”到今日“巴渝通”的华丽蜕变。“十二五”期间，我们还将新增三环高速、成渝复线和主城至万州两条射线高速，完善区县高速干道连接线，增加通车里程1000公里，全面建成“三环十射三联线”高速路网，基本实现每一万人拥有1公里高速路，达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水平。届时，主城核心区有内环快速 通道连接，主城外环经济组团有绕城高速联通，主城外围12个大中城市有“三环” 高速串联，10条射线和区县干道高速路联线将各区县交融贯通并通达周边各省， 真正实现“四小时重庆”、“八小时周边”，有力牵动重庆城市群和大都市连绵带的发展，促进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贸易大通道建设。
三环高速公路永川至江津段，是“三环十射三联线”高速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联通渝武、遂渝、成渝和渝泸等射线高速公路，连接渝昆高速公路、铁路直达东南亚、连接兰渝高速公路、铁路到达欧亚大陆桥，将开辟两条陆路出境大通道，确立重庆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门户地位。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功能将进一步增强，有力促进我市永川、江津以及贵州赤水、四川泸州、合江等地区的人员交往和经济融合，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交通大发展离不开工程建设者的辛勤努力和奉献。中交集团是我国水运和公路桥梁重点工程建设的“国家队”，在全国乃至世界水工、桥梁建设史上创造了诸多奇迹。中交集团在渝投建高速路400公里，在勘测设计、工程建设和投融资管理等方面创造了不少经验，为重庆交通跨越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相信， 有中交集团的大力支持，有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建设者的戮力同心，三环高速公路永川至江津段必将顺利建成达效，“三环十射三联线”高速路网蓝图也必将
加快变成现实！
现在，我宣布：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永川至江津段工程开工！

在重庆市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0年12月2日，根据录音整理）
刚才，事忠同志、月明同志就创模工作都讲了很好的意见，我都赞成。市发改委、市环保局、市政委和渝北、大渡口两个区汇报了半年来的工作进展，相关责任单位提供了书面汇报材料。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提高认识，坚定创模的决心和信心
今年，市政府全面启动了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工作。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创模规划等文件后，又向市委做了报告，市委、市政府已经把创模作为“五个重庆”建设和“十大民生工程”的重要内容。为保证创模工作顺利推进，市政府成立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市环保局总牵头，市政府相关部门、主城九区及相关区县分头开展了相关工作。从汇报情况来看，创模工作总体进展顺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成效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其一，积极淘汰落后产能，污染企业关停并转迈出了一大步。包括重钢在内，已经关闭了一批规模较大的污染企业，主城的空气污染和污水排放都减少了。其二，大力开展水环境整治。尽管效果还没有彰显出来，但是已经开展了相关整治工作：一是治理面源污染、养殖污染。二是关闭工业污染源。三是截流污水。四是清淤河道。五是清运垃圾。这些都与14条次级河流水质密切相关，各区都展开了工作。其三，空气质量显著改善。总的来看，经过大家的努力，优良天数年年都在增加。今年的目标已经提前完成。其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三级管网建设等，都有了新的进展。其五，环境综合整治效果良好。今年主城各区都大规模开展了环境综合整治。其六，工业企业达标。企业排放达标和管理要求进一步提高。
创模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当前，时间十分紧迫。我们本来可以2013年、2014年完成创模任务，市环保局原来也是这个计划。但是， 本届政府的事本届政府要干完，市政府常务会还是决定在本届政府创建达标，目标提前一年，时间很紧。如果有三、四年时间肯定也能完成，但两年内要见效， 2012年必须完成，那就必须倒排时间，加大力度。
虽然创模时间很紧，但大家要对按期完成创模目标有信心。重庆天然气使用率高，老百姓也用天然气，没有煤球炉。污染企业搬迁完成了100多家，明年6月重钢集团大渡口厂区也将全部关停。重庆九龙电厂、重庆发电厂也要在2012年底
完成搬迁。这样主城工业污染就会大大减少，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至少可以增加10 天，甚至达到320天。此外，经过努力，主城二环以内的污水处理率达到95%以上， 垃圾处理率95%以上，也是能够实现的。
创模是真正为老百姓做好事，既是保证库区水环境安全的需要，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大家一定要用种树的精神、拆危旧房的精神来搞创模。各区的书记、区长要高度重视创模工作，提起精气神，扎实推进。
二、狠抓关键，着力解决创模突出问题
（一）全力推进14条次级河流综合整治。在各种具体问题中，这是头等重要的、也是最难的问题。这些河流治理主要涉及主城九区，也与周边的江津、璧山有关联。目前，纳入整治任务的14条次级河流中，目前有6条改善，4条恶化，4 条无变化。有的次级河流综合整治项目正在实施，但效果还没显现；有的项目实施进度较快，已有明显变化；有的没有狠抓项目实施，加之一些企业排污量增加， 水质还在变差。
次级河流整治是一项系统过程，一条河通常涉及几个区。市政府常务会已经确定了“一河一策”的治理方案，不搞一刀切。岸坡渠化看起来很好，其实花费大、效果差。比如，前些年花了几个亿整治桃花溪。每条河流怎么治，要论证。璧南河治理的模式值得借鉴，原计划璧南河整治要花5个亿，而实际上只花了几千万元。所以，次级河流必须坚持“一河一策”进行治理，规划局、发改委、市政局、环保局要有一个统一思路，制定科学方案，分段实施。
今天会后，各区要切实抓好河道整治相关工作：一是河道清淤。二是污水截流。三是面源污染治理。规划局要注意规划布局，相关管理工作也要跟进。二环以内都属于城市化地区，要逐步消除“城中村”和养殖场。二环以外养殖户可以外迁，二环以内政府适当给予补助直接关掉。四是关闭工业污染源。对一些没有必要进行搬迁的小型污染工厂，可以按相关政策和法规，直接关停。大规模污染企业环保搬迁已基本完成，相关优惠政策停止执行。14条次级河流污染整治涉及的企业和已列入创模规划的一些企业的环保搬迁，可以个别对待，具体由凌月明同志和市经信委、市环保局把握。希望大家危旧房拆迁改造的精神，力争明年底完成次级河流综合整治，2012年接受验收。
（二）加快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置设施建设。目前，主城九区及周边有的工业园区还没有污水处理厂。一些分散的、小规模工厂，没有独立建设污水处理系统。在此明确：在开发区建设中，任何工业园区必须先完成“七通一平”，再接
纳企业入驻。“七通”就包括污水处理系统及管网连接。每个工厂先自行处理污水，再通过管网进入开发区的集中处理系统，达标后才能外排，这是开发区入驻企业的前提。从明年1月1日起，任何正在运行的开发区只要污水处理厂没建好， 必须停下来直到建好污水处理厂，限期整改。
原有关于工业园区污水排放达到3000吨/天以上才需建污水厂的规定必须立即废除。经信委要立即发文件告知没有建好污水处理设施的开发区，立即整改， 定出计划，利用3—6个月时间把污水管网建好。以后，不管主城区还是渝东南、渝东北，不管化工园区还是其他园区，都要先建好污水处理系统。凡是没有建好的，一律停下来。否则，经信委就是失职，各区县分管工业的区县长也是失职。各区县、各部门都要举一反三，反思这件事。
（三）抓好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建设和达标改造。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建设涉及到规划、选址、征地、动迁及资金安排等环节，部门之间推诿扯皮， 导致一些重点工程进展不大。主要涉及规划局和国土局。今后凡是定位的污水池、垃圾站，只要规划布局合理，审批手续一概以最快速度办好。区县征地动迁也要及时跟上。总之，规划、国土、土地、资金等问题，大家要一路绿灯把它办好。规划、国土、征地、动迁问题，归根结底是工作效率不高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提高办事效率，确保创模建设项目顺利推进。
原有污水厂处理标准低，创模标准提高后，低标准达到80%，换成高标准可 能只有50%，所以要增加处理总成本或者改造污水处理设施。要按照国家的要求， 增加投入，积极推进污水处理厂达标改造工作。水价去年已经调整了，今年的经济形势下，不可能再调。市里也要加大对大工程、大集团的直接调度力度。水务集团作为上市公司，必须加大投入，市政府也补助一部分，共同把这件事情做好。唐家桥污水厂要关闭，污水就要由唐家沱三期来接纳，污泥转运处理也要市里调度。
（四）建好地下管网。地下管网建设的成败，涉及到老百姓的宜居和生活质量。不能只重视种树等看得见的工作，要像种树一样抓好地下管网建设，而且要先抓地下管网。市政委、水务、水投负责的一些市里面的直接项目，由于三级管网很多没接好，导致我们虽然建了污水处理厂，建了一、二级管网，仍有一些小区的污水无法接入市政管网。这方面市政委要加快建设步伐。前两年就论证了主城区还缺几百公里三级管网，要确保在“十二五”的前两年完成，作为一个专项加快实施。市政委是第一责任人，要把我们有限的资金调配到地下管网实施上去。
在江北国际机场第二跑道及配套设施工程竣工典礼上的讲话
（2010年12月18日）
同志们，朋友们：
江北国际机场第二跑道及配套设施竣工，标志着重庆在西部率先迈入机场双跑道时代，也为我市“十一五”航空建设画上了圆满句号。在此，我代表中共重庆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向国家发改委、民航总局、解放军总参谋部、空军司令部、成都军区空军和空军33师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广大辛勤的建设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机场是城市发展的战略要件和重要支撑。“十一五”期间，我市完成航空投资43亿元，扩建江北机场，新建黔江机场，形成了江北机场、万州机场和黔江机场“一大二小”的机场格局。尤其是经过两年多的奋战，江北机场顺利建成3600 米的第二跑道、8万平方米的新航站楼和2万平方米的货站，年旅客吞吐能力达1500万人次，货邮吞吐能力达45万吨，跻身“全国十大、世界百强”机场。“十二五”期间，我们还将投入260亿元，实施江北机场四期扩建，新建3800米第三 跑道及50万平方米T3A航站楼，增开直达欧美等地的航线，实现年旅客吞吐能力4500万人次，货邮吞吐能力110万吨，把江北机场建成内陆最大的复合型枢纽机 场。同时，提升万州、黔江机场设施水平，建成巫山机场，形成“一大三小”的机场格局。届时，我市将形成航空港、航运港、通信港、铁路枢纽、公路枢纽为主体的“三港两路”立体综合交通网络，架起国家中心城市的“筋骨”和“血脉”。
航空是客流、物流、资金流的空中大通道，也是一个地区经济腾飞的羽翼。随着重庆机场的高速发展，以及重庆至欧美多条国际全货机航线的开通，江北机场已成为内陆唯一集交通、保税、物流为一体的综合性空中枢纽，惠普、宏基等企业的最新产品，可以快捷地销往世界各地，有力促进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建设。根据发展需要，我们还将保税港区寸滩水港由6平方公里调整为2公里， 将两路空港由2平方公里调整为6平方公里，并在空港周边布局20—30平方公里的产业配套区、居民生活区和商贸服务区，进一步升级空港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 使之成为吸引各类资源要素集聚重庆的空中门户。
“十二五”发展的号角即将吹响。我们相信，有中央部委和解放军有关单位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有广大建设者们的不懈努力，未来五年，重庆“一大三小” 机场格局必将提早实现，长江上游地区综合交通枢纽也必将加快成型！
在疆渝能源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上的讲话
（2010年12月18日）
艾力更•依明巴海主任，各位来宾，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重庆市人民政府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能源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仪式，这是两地经贸合作的一件大事。在此，我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向协议签署表示热烈祝贺！ 向新疆长期以来给予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新疆是国家重要的能源战略基地和向西开放门户，资源和地缘优势突出。重庆与新疆虽相距遥远，但经济互补性强，人员交流密切，合作基础良好，发展前景广阔。其中，能源合作是重点领域，已初步形成“3＋2”的合作框架。目前， 重庆能源投资集团顺利落户新疆，成为哈密地区打造“疆煤东运”、“疆电东送” 大型煤电基地的生力军；重庆能源投资集团与中船重工合作成立新疆海装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成为全疆第二家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双方在教育、科技、人员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也全面铺开，为渝疆互利共赢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次签署的疆渝能源战略合作协议，为双方进一步的能源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制度保障。重庆市政府将严格履行协议规定的各项承诺，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发展”的原则，进一步增强和拓宽双方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全力支持重庆能源投资集团等企业在疆项目建设，全力支持以海装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装备企业在新疆发展，实现资源优势与市场优势的有效结合。同时，我们将积极向铁道部争取支持，加快推进兰渝铁路、兰新铁路第二双线建设，开通疆煤入渝创造良好的大通道。
我们相信，依托能源合作这个战略平台，疆渝两地将开展更紧密的合作与交流。希望双方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开创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合作的新局面， 加快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促进区域统筹发展和共同繁荣。
衷心祝愿我们双方的合作早日结出丰硕成果！ 谢谢大家！
在重庆铁路开（竣）工庆典大会上的讲话
（2010年12月22日）
尊敬的XXX书记、铁道部领导，同志们，朋友们：
宜万铁路开通、达万铁路电气化改造竣工，为我市“十一五”铁路建设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渝黔新线、渝万城际、三南铁路以及重庆北站、西站开工，又开启了我市“十二五”铁路大发展的序幕。如此高密度、大规模的建设项目汇集重庆，标志着我市铁路建设正进入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在此，我代表中共重庆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3200万重庆人民，对铁道部的鼎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向辛勤奋战在巴山渝水的广大铁道建设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十一五”时期，我市完成境内铁路投资320亿元，开建兰渝、渝利、渝怀二线等11个项目，建成湘渝二线、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等4个项目，铁路营运里程达到1342公里，铁路路网密度西部领先。“十二五”期间，我们还将完成1400多亿元的铁路投资，重点建设11条铁路、3个火车站和1个编组站，实现在建里程1860 公里，营运里程超过2300公里，形成“一枢纽十一干线二支线”铁路网络，建成国家五大铁路枢纽之一。同时，全面实现铁路电气化，高速铁路超过900公里， 干线铁路复线率超过80%，铁路建设和运输都将进入高速时代。
今天，宜万铁路与达万铁路电气化改造同步竣工投运，将襄渝、渝万、渝利三条射线连接成网，并形成连贯中西部的重要交通纽带，必将有力促进三峡后续工作，推动我市万州、梁平及四川达州、湖北利川等沿线区域融合发展。新开工的渝黔新线，2015年投运后，将实现重庆至贵阳2小时内通达，从根本上缓解原渝黔铁路运能不足的困局，促进重庆与贵州协作发展。渝万城际铁路2014年投运后，将实现重庆主城至万州1小时内通达，有力带动库区产业发展和渝东北地区经济繁荣。三南铁路2013年投运后，将进一步完善渝南片区综合交通路网，促进万盛煤化工基地建设，推动万盛、南川等地联动发展。重庆北站、重庆西站建成后，将成为内陆最大的火车站，并形成集城市轨道、城市公交、长途汽车等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换乘枢纽，大幅提升我市铁路客运疏解能力和服务水平。
铁路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也是资源要素的大通道。未来五年，重庆经济将保持12.5%的增速，达到1.5万亿元，形成有重庆特色的大都市连绵带，国家中心城市的支撑要件基本成型。这一进程中，铁路等枢纽型、网络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会促进城市群各个节点的融会贯通，更将全面提升重庆的区位优
势和辐射功能。在铁道部的大力推动下，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五定班列已开始试运行，兰渝铁路、郑渝昆铁路等国际贸易大通道正加快建设，重庆将一举由对外开放的“末端”变身为内陆开放的“前沿”。
重庆铁路大发展离不开铁道部的倾力支持。今后五年，重庆铁路建设项目总投资将达1600亿元，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五年计划，是近十年来重庆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集群。我们将认真落实资金调度、规划布局、工程建设、征地动迁等方面的工作，确保铁路建设项目顺利推进、圆满完工，以实际行动回报铁道部的厚爱！
我们相信，有铁道部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有广大铁道建设者的艰辛劳动和不懈努力，把重庆建成国家级铁路枢纽的目标必将加快实现，重庆交通发展的壮美图景也必将由此翻开新的辉煌篇章！
谢谢大家！
在全市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0年12月25日，根据录音整理）
今天，直辖以来的第三次全市教育工作会议隆重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十一五”和部署“十二五”教育工作， 组织实施《重庆市城乡教育改革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代表市委、市政府，我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重庆教育过去五年取得了重大成就，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普九”。2006年40个区县实现100%“普九”， 2007年顺利通过国家检查验收。直辖前，重庆在西部地区的“普九”程度比较低。直辖初，加上渝东南、渝东北等贫困地区，普及率只有18.87%，中西部最低。我们用了9年时间成为西部领先，西部还有五六个省区要到2012年才能实现全面“普九”。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二是在“普九”基础上用4年时间实现了“普十二”。今年，重庆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比例达到90%，基本实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目前，国家这项指标是80%，西部很多省70%。重庆作为西部地区的省市，能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跟东部地区一样实现“普十二”，又是一个重大突破。
三是大学毛入学率达到30%，西部第一，为今后基本普及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直辖初期，全国大学毛入学率是14%，重庆为8%。这些年来，国家每年增加1 个百分点，重庆几乎每年以2个百分点挺进，今年超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陕西省一直是西部的教育高地，今年大学毛入学率为29%。四川省虽现有110万大学生，但人口比我们多，大学毛入学率不到25%。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是当之无愧的西部教育高地
一是历史性地还清了“普九”欠债。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大规模“普九”，当时国家和地方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地方又必须加快推进，就会产生负债，普遍表现为乡镇政府欠债，影响学校正常教育秩序和社会稳定。“普九”欠债，重庆达28亿元。
2006年，我们清偿了2002年以前形成的20亿元债务，然后，又偿还2002年以后形成的8亿元债务，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部偿还“普九”债务的省市。
二是全面改造中小学危旧房。投入45亿元，2006年底全面消除了420多万平方米D类、200多万平方米C类中小学危旧房，普遍改造农村中小学校舍。汶川地震发生后，投入26亿元推进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今年完成工程总量的60%。
三是解决学生寄宿难的问题。重庆农村多是山区，人口分散，加上大量农村留守儿童需要培养教育，必须大力兴建寄宿制学校。2006年以来，我们投入68亿元，计划到2010年建成2000所。截止今年，已建成2080所，超额完成任务。
四是彻底解决农村代课教师问题。农村代课教师每月收入四五百元，只有在编教师的一半，又没有津补贴，有的上课十年、二十年，退休后还得不到养老等社会保障，很不合理，极不公平。市委、市政府决定，以公开招考形式招录农村代课教师为公办教师。历史遗留的1万多名代课教师，除考试不合格者，90%以上都成为正式教师。
五是解决库区迁移学校的资金缺口问题。按照“三原”标准迁移的库区学校， 本身搬迁经费不足，加之新建学校扩大规模、提高标准，累计欠债31亿元。2007 年，我们配合协调长江委、三峡办进行资金核查、调整补偿投资，得到5.1亿元 补偿投入。其余26亿元遗留欠债，已纳入三峡后续规划予以解决。
六是解决教师待遇问题。一直以来，教师和公务员待遇差不多。2006年以后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方面公务员实施津补贴改革，而教师没有实施；另一方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不再收取学杂费，教师津补贴来源产生缺口，直接导致教师与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出现较大差距。2006年市政府用财政性资金为教师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助150元，2007年和2008年分别提高到300元、500元。2009年，落实资金49亿元，在全国率先落实并兑现31.7万义务教育教师的绩效工资。
七是健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2006年，国家实行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中央财政按过去两年的平均收费标准补助80%。重庆义务教育生均经费保障标准比周边省市高出1倍多。2008年，又提高生均公用经费、校舍维修改造补助等标准，实现农村与城镇学校“同标准拨款”。
八是大力推进中小学标准化建设，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普九”完成后， 投入校舍建设等专项资金100多亿元，今年60%的中小学达到国家标准化要求，建成中小学塑胶运动场1080片，城乡教育差距逐渐缩小。
九是解决高中阶段教育瓶颈问题。过去，“普九”大规模扩张，初中的升学率只有30%?40%。每年全市“两会”有很多提案和建议反映高中阶段学校不足。近五六年，我们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特别是加快中等职业教育，瓶颈问题得
到历史性地解决。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学生规模115万人，比1997年翻两番。
十是解决大学扩招生均经费问题。1997年大学扩招前，国家部属高校的生均经费为8000、9000元，地方大学为5000元。随着扩招规模的扩大，地方财政教育经费没有跟上，所有地方大学生均经费被减半为2500元。2006年我们研究决定， 到2010年重庆所有大专院校生均经费达到原标准，目前超额实现预定目标，达到5600元。做成这件事很不容易，扩招前不到20万大学生，新增了50多万人。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根据1997年的物价系数，当时生均经费5000元，十多年后是否还用这个标准？如果算上通胀系数，1万元的标准也应该，至少应该比全国各个地方率先达到目前部属高校8500元的平均水平。
一是全面实现免费义务教育。从2006年、2008年秋季分别开始实施农村、城市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到2009年，累计投入资金83亿元，每年惠及350万中小学生。
二是健全贫困学生资助体系。目前，资助学生总量400多万人。在全国率先对中职教育“五类学生”实施资助政策，今年推行中职全免费，已在10个区县试点，力争明后年全面实现。
三是健全农民工子女就学保障机制。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纳入义务教育保障机制范围，26万农民工子女享受“两免一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今明两年300多万农民转为城市居民。要新建115所中小学校，解决他们子女的入学问题。
四是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培养关爱机制。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把培养照顾好 130万农村留守儿童纳入“民生十条”，我们采取寄宿制、代理家长、托管家园、“4＋1”教育培养模式等方式，妥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五是实施中小学生营养促进工程。惠及学生270多万人次。市级落实1亿元奖补专项资金，区县投入7亿元，为困难家庭中小学生提供学生饮用奶或鸡蛋。对 寄宿制学生按小学每生2元、初中每生3元的标准补助生活费；对非寄宿困难学生， 免费提供“爱心午餐”。
六是建立新型校园警务体制。今年三月以来，全国部分地区发生校园暴力伤害学生事件。为保障学生安全，我们安排专项经费4.4亿元，建立了新型校园警务体制和勤务机制，配备校警5588名、校园保安26554名，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实现“一校一警”、“多校一警”全覆盖。
七是促进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市政府制定十条措施，通过引导基层就业、定
向培训、就业见习、创业带动就业、加强就业指导等方式，促进毕业生就业。在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三年期间，高校和中职毕业生的就业率基本保持在90%和96%以上。
重庆是山城，建设性用地比较少。为改变高校“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现状， 2003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建设大学城，促进了高校基础设施扩张。截止今年，大学城入住高校15所，13所已正常运转，2所在建，学生规模15万人。在大学城建设驱动下，全市大专院校近30所搬迁、15所就地扩张、西南政法大学等学校异地扩张。全市高校占地40平方公里，比2002年翻了两番，建筑面积由400万扩大到2000 万平方米，生均占地由20增加到60平方米，超过教育部标准10平方米，即使今后几年学生数量达到80万、90万，也是达标的。
随着基础设施的大改造，6个本科学院升格为大学，新组建6所本科院校、24 所高职学院、7所独立学院，高校数量增加到61所。这不是拔苗助长，而是教育发展、学校硬件设施改善、师资队伍和学生规模扩张之后的必然结果。每所升格的大学、新建的学校，全按照国家标准，经过教育部长达半年时间以上的审查验收。类似情况在上世纪90年代，沿海地区大规模推进，而重庆直到2002年还原地踏步，没有一所高校升格。现在我们还了欠帐。
范
一是出台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十条政策。在民办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融资、
收费标准、财政扶持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促进民办教育大发展。目前，全市民办教育机构2954所，在校生60.2万人。“十条政策”在全国有率先开拓的意义， 得到了教育部高度肯定，并全国推广。
二是在全国首创民办教育担保公司，为民办学校融资提供担保。公办学校有专门资金渠道，一般不需要融资，而民办学校的资金来源比较困难。经过调研分析，全市300个中职学校中有70多个属于民办，而其资产总额才2亿元。说明这些民办中专大部分靠租借校舍办学。
如果一个学校发展到一定规模，其教育设施却靠租借，哪怕办学的人出发点很好，也极有可能耽误学生。因此，我们组建了全国第一个教育担保公司，帮助民办学校解决融资难问题。目前，担保公司已与8家银行签订67亿元规模的授信协议，为20多个学校提供了贷款担保。
三是帮助部分民办学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一些民办学校由于办学方针、办学模式出错，最后资不抵债。办学人可以逃债、一了百了，但是几百个学生苦不堪言。我们采取由优质学校并购、政府偿还学校债务的办法，依法并购了十几所民办学校，保障了教师和学生利益。第二种是，民办学校发生产权归属争议，对薄公堂，有的一扯十年，老师学生深受其害。我们协调司法诉讼，解决了他们的债权问题。民办学校历史遗留问题的化解，提高了民办教育的含金量。
“十一五”期间，重庆财政性教育投入年年占GDP的4%。今年全国是3.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教育工作会议都明确要求，从2012年开始，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达到GDP的4%。重庆“十一五”就做到了。我们始终 坚持预算内和预算外、预算和决算、地方决算和中央决算“三个比例”保证教育投入。新增教育经费70%往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倾斜。这几年， 除了六七百亿元正常预算外，基础设施建设有六七百亿硬投入，大学城建设100 多亿元，30个大学改造200多亿元，中小学危旧房改造、寄宿制学校建设200亿元， 土地转让和税收优惠150亿元。还有平时各种各样的资金调度。重庆优先发展教 育理念是牢固的，优先投入教育的资金渠道是畅通的。
过去五年重庆教育的快速发展，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的结果，是全市教育战线广大教职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借此机会，谨向全市教育工作者、向辛勤耕耘在各级各类学校的园丁们表示亲切的慰问，致以崇高的敬意。
二、充分认识发展教育的重大意义，加快建设西部地区教育高地和长江上游地区教育中心
过去五年，重庆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全市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工业销售值今年突破1万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增长4倍；实际利用外资翻了三番多，达到63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增长2倍多。“十二五”时期，市委、市政府的规划目标是：基本建成国家中心城市、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提前五年实现全面小康；GDP年均增长12.5%、翻一番达到1.6 万亿元；工业销售值达到2.5万亿元，财政税收、利用外资等各方面都实现大发展。在一切竞争中，人才是根本，是竞争的核心要义，特别是要在世界大格局发展中抓住机遇、崭露头角，人才起着关键作用，而教育是人才成长的基础。我们
必须牢固树立“经济发展，教育为先”的理念，把投资教育作为面向未来的战略性投资，加快推动教育科学发展。
缩小贫富差距的理论体系包含五个层次。一是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既要讲公平，也要讲效率。如果“蛋糕”分歪，调整起来非常麻烦。1990年，我国GDP 总量不太大，但那时58%左右是老百姓收入。到2000年，这个比例减少到47%左右， 现在到了42%左右，社科院的统计是38%。老百姓分配的“蛋糕”少，消费就少， 经济结构就出现问题。二是国民经济二次分配，包括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财产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等制度。三是财政性转移支付。四是创业和就业。五是教育。教育在缩小贫富差距、缩小三大差距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比如，城市和农村籍大学生，虽然家庭条件等因素可能导致贫富差距，但他们知识水平差距不大，随着就业创业可能由穷变富，不会导致一辈子的差距。如果教育出了问题， 就可能使一代人无法缩小贫富差距。印度的教育体制就不太公平，虽然英语程度高、高等教育不错、大学毕业生工资待遇较好，但是印度10亿人，人分九等，宗教、阶级、等级观念非常严重，如果第八、第九等的人不能读书，父母是洗衣工， 小孩将来还是洗衣工，没有翻身的机会。我们必须确保教育起跑线上的公平，再穷不能穷教育。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认识，重庆未来十年教育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国际化，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把重庆建设成为西部地区教育高地和长江上游地区的教育中心，率先进入全国教育强市和人力资源强市行列。为了实现这个蓝图，教育要在四个方面实现“率先”。
第一，率先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一是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以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为重点，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强区县中职和普通高中建设，高标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二是推进区域教育协调发展。着力提高渝东南、渝东北教育水平，重点在万州、涪陵、黔江布局一批大专院校。三是解决好户籍制度改革中的教育布局问题。随着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农村人口会逐渐减少，现在农村学校已经出现大量的闲置校舍。如果再投入建设，就会造成资源浪费。未来十年， 2000万农民将会减少到1000万。要根据这种人口分布趋势，合理布局城市人口集聚区的学校；调整农村学校布局，一些闲置校舍可作为农村文化活动场所。市教委和市文广局等部门要加紧研究和策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第二，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是实现教
育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水平的人才是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使命。当前，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要求，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抢抓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重大机遇，发展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占领制高点，为西部发展增加体制性、机制性动力。这些大产业、大项目迫切需要人才和教育的支撑。比如，1亿台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将形成1万亿元销售值，占全球笔记本电脑市场1/3的份额，需要集聚研发、设计、管理等各方面人才。再比如，建设数据处理中心和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3万台服务器，需要1000多名信息数据专业人才，如果建成十万、百万台，就需要上万、十万的人才。教育对重大招商项目有时会发挥关键作用。可以说，西永微电园1亿台笔记本电脑项目，就是大学城引来的。我们最近正在竞争一个世界级的集成电路项目，百亿美元规模。优惠政策、配套加工厂等因素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才。最近一个月，重庆邮电大学成立半导体学院、重庆大学成立集成电路和信息工程学院，每年能够输送1500名大学生、1000名研究生，培训几千名相关技术人才。这两个学院就能够提升重庆的信息人才竞争力。我们就是用这种逻辑在推进工作。
六大支柱产业常规发展、增量扩张、升级换代同样急需人才。化工方面，总投资50亿美元的40万吨MDI一体化项目正在推进，建成后销售值可达500亿元，形成2000亿元化工产业集群，急需大量化工专业人才。由于化工专业性强，所以市政府考虑是否建1所化工学院。汽摩产业大发展也急需人才。最近我们引进了一名顶尖人才，湖南大学校长钟志华院士，在全国汽车领域极具影响力。建设西部金融中心，也急需要大量金融人才。虽然企业管理人才可以转换知识结构从事金融，但还是缺少专业匹配的财经学院、金融学院。
第三，率先实现教育的国际化。全面推进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大力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加强高校与跨国公司、科研机构合作。这是我们教育《纲要》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各级各类重点学校、高校要加快推进。美国常青藤大学国际化程度非常高，一是百年历史；二是上百亿美元基金在股市里运作；三是教师、学生全球交流，学术活动非常广泛，各种各样世界级的前沿理论集中研讨。所以， 他们可以获得诺贝尔奖。要学习借鉴世界教育各种合理的先进文化、先进教育思想、先进运行方式，比如民办教育资金来源、公办教育支撑体系等等，促进我们的教育发展。
第四，率先建成学习型社会。为全社会的成年人创造继续学习的条件。一要
发挥普通高校、电大、进修院校、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资源优势，重点抓好以提升应用能力为核心的学历教育、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城乡劳动者就业培训为主的非学历教育。二要充分利用电大远程教育资源，建设以网络、电视等为载体的开放式教育服务平台。三要整合区县、乡镇（街道）和社区的各类教育资源， 积极发展社区教育。四要建立社会教育文化资源定期开放制度，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体育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公益设施定期向社会免费开放。
三、坚定不移改革创新，全面提高教育的科学发展水平
现在已普及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争取2020年基本普及高等教育，2015 年大学毛入学率达到40%。普及学前教育是当前和今后几年的重要任务。目前， 全市4100所幼儿园，60%为民办，40%为公办。如果一股脑把民办幼儿园撤了，全由政府兴办，一是无此必要，二是极不合理。对于主城区、区县城等比较发达的地方，应该鼓励民办；对于农村乡镇等比较落后的地方以公办为主，公办民办协调发展，普及学前教育。
重点是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招生考试评价制度、现代学校制度改革、办学体制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破除影响城乡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增强教育发展活力。在人才培养方面，要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人的知识，20%来自学校，80%来自工作和生活实践。古代人饱读诗书、学富五车，信息量却远没有我们现代人大。但信息量太大，信息垃圾也多。如果一个人整天读书、上网好像很用功，可能最后变书呆子。XXX书记经常告诫大家，不要整天泡在电 视机、网络上，其实很颓废、没有精气神，甚至思维方式都比较呆板。我们的教育就是要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知行合一、学用结合的世界观，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上学期间就能够适应农村、工厂、社会，不要太脆弱，稍微遇上不愉快的事就跳楼或者发生各种异端情况。对学生而言，精神生活、生活环境、师生互相关爱、接受艰难困苦的磨炼都很重要。市委、市政府决定，每逢暑期市区两级机关全部开放，让留在学校的上万名学生实习，每个处室可以安排两三个学生。他们一两个月增长的知识，可能终生受用。实习期间，可以每月补助他们1500元或者2000元。既解决学生的收入，又增长阅历。也可以让学生学军、学农、学工、学商。这些事情不是机械的，可以交叉，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实习时间。总之，要让广大学生形成从基层做起、与社会接触，而不是好高骛远的世界观。
前不久，习近平副主席到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考察，上千名学生争相与领导见面。习副主席即兴演讲12分钟，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念方面的辅导，非常亲切， 也很实用。习副主席的讲话是我们这一代人一生历练精神感受的总结，非常有指导意义，要印发全市所有大专院校，让学生、老师学习。
一是提高教育行政指导水平。我们的校长、X委书记要从ZZ家、教育家角度，以行政管理者的身份，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系统和准确地把握学校发展方向， 不能仅当一名学术专家。二是提高学校科学管理水平。倡导教授治学、教授治校， 让教授参与教育资源分配，让教授、名教授、学术专家担任某个学科发展的领军者、产学研方面的领头羊。这方面，一个顶级人才就能发挥重大作用，促进一个学科大发展，带出一个团队、培养一批人才、获得很多大奖。三是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建立健全有利于教师成长、发展的机制， 加强教师培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一是优化高校和职业学校区域布局。学校布局得好，服务的面就更宽。要把重庆8万平方公里都照应好。二是加快调整学科专业。围绕经济结构和市场需求及时调整新的专业学科，不要总在原来擅长的老学科里打转，最后走进死胡同。三是加强科技创新和产学研结合，创新校企、校地合作。经济发展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科研成果产业化。企业发展过程中更要注重吸收和利用教育资源。比如， 工业达到2.5万亿销售值，以2.5%的比例作为研发费用，就有750亿。如果企业把这750亿落在自己锅里，除开购买新设备，由企业技术人员内部消耗，就比较浪费。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最理想的状态是，750亿研发经费，250亿用于购买设备、进口关键原器件，250亿用于工程师、技术人员研发，250亿转给学校和科研院所，形成产学研平台，以供各种各样技术人员实验、分析。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4%，是对教育重要性理解程度的问题、是一个诚信问题。市委、市政府的决定，无论GDP增长到多大规模，今后十年，财政性教育投入保持4%比例不变，GDP1.5万亿就是600亿，2020年如果GDP达到3万亿，就是1200 亿。如果硬件不需要投入，就转投软件和研发，转投教育均衡发展、学校内涵建设、增加生均经费、补助贫困学生、提高教育民生水平等各个方面。这样，重庆
教育才真正代表未来，代表世界级的发展水平。同时，教育债务要在今后五年彻底化解。现在大专院校200多亿投资，总资产近300亿，欠债70亿，负债率23%，不到30%，总体是安全的。但学校之间发展不均衡，有的学校债务占总资产50%，要严格控制。中职、普通高中负债控制在20%以下。义务教育学校，不管公办还是民办，都不能负债。
一个学校的竞争力包括六个方面特征：一是硬件条件。二是产学研和学科带头人，师资条件。三是学生来源。毕业生的素质，一半靠自身，一半靠学校教育。当然，学校水平高，招收的学生素质就高。四是学校经费。五是校园文化。六是领导班子治校。校长、X委书记所构成的领导集体是学校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讲，首先要建设好学校领导班子，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同时，加强教育系统X团组织建设，发挥组织优势，提高学生思想ZZ素质，使我们的学生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在与中交集团高速公路投资协议签约仪式上的讲话
（2010年12月26日）
纪昌董事长，各位来宾，朋友们：
辞旧迎新之际，我们在这里签订万州至利川、丰都至忠县、开县至开江几条高速公路项目的投资协议，重庆与中交集团的战略合作又掀开了新的篇章。在此， 我代表重庆市政府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并对中交集团长期给予我们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交通建设是城市发展的“先遣队”。直辖以来，特别是“十一五”期间，我市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形成了水陆空立体综合交通体系。“二环八射”国高网全面建成，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2000公里；建成了一批现代化港口，港口货物和集装箱通过能力达到1.3亿吨、200万标箱。“十二五”时期，我市将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启动一批枢纽型、网络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形成以“航空港、通信港、航运港、铁路、公路”为核心的“三港两路”现代化综合交通通信体系，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综合交通枢纽。在港口建设方面，要继续新建和改造一批重点港口，使港口货物吞吐能力达到1.8亿吨、集装箱700万标箱，成为西部内河航运中心。在高速公路建设方面，将投资1300亿元，续建和新开工项目1660公里，竣工1000公里高速公路，形成“三环十射三联线”的高速路网。交通事业的大发展，为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互利共赢，提供了广阔舞台和大好机遇。
中交集团是交通建设的“国家队”，具有雄厚的实力、精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目前，在渝投资项目已达12个，总投资350多亿元，为重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天签订协议的3条高速公路，均以BOT方式建设，将为重庆架起更为便捷的区县连线和出省通道，进一步促进库区产业发展和区域合作与交流。重庆市政府将协调落实好项目建设涉及的相关工作，全力为中交集团在渝投资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我们相信，有纪昌董事长和中交集团的鼎力襄助，重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必将提速建设、加快成型，长江上游地区综合交通枢纽的美好蓝图也必将早日变为现实！
谢谢大家！
在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上的致辞
（2010年12月27日）
左鸣总经理，各位来宾、朋友们：
今天，重庆市与中航工业集团在这里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打造以电子信息产业为先导的产业集群，掀开了航空工业落地重庆的历史新篇。在此，我谨代表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对协议的签署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
电子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性、先导性的战略支撑。近年来，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异军突起，形成了以惠普、宏碁为龙头的“2+6+200”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正致力于打造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将达1500亿元，比十年前增长70多倍。未来五年，在抓好笔记本电脑项目的同时，我们还将建设世界级数据处理中心，力争成为全球“云计算”的开发和处理基地。到2015年，重庆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将达到1万亿元，占全市工业产值的40% 左右，成为名符其实的第一支柱产业。作为电子信息产业的基础，集成电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为此，我们高度重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正全力打造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目前，重庆已经形成了多条6 英寸、8英寸的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并相继成立了重庆国际半导体学院、重庆大学集成电路与信息工程学院、重庆集成电路产业联盟，50多家知名IC设计公司落户重庆，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航工业是国内航空制造和军工领域的“领军者”，也是国内最重要的半导体生产厂商之一，具有很强的设计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此番合作，双方以集成电路制造项目为牵引，打造全价值链的中航西部集成电路产业基地，将进一步完善重庆电子信息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提升重庆电子信息产业的战略地位。与此同时，双方在航空器制造等其他领域的深入合作，将进一步提升我市装备制造业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庆市政府将信守承诺， 积极为中航工业在渝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力争使重庆成为中航工业战略版图上的重要节点。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们相信，在左鸣总经理和中航工业的鼎力支持下， 重庆电子信息产业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灿烂。

接受《经济参考报》专访——房地产调控
（2010年4月2日）
4月2日的山城阴雨绵绵，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重庆的旱情。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下午6点步履轻快地回到市府办公室，连饭都没有吃就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专访。
6根烟、一碗汤圆以及侃侃而谈的自信是黄奇帆在3个小时的畅谈里给记者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房价愈来愈高企的今天，大城市中的不少人不但买不起房，还租不起房，北京、上海等地甚至出现白领出走的情况，他们带着憧憬来到大城市发展，却带着遗憾和无奈离开。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有着清醒的认识——“人才流失对于一个城市来说非常危险。”
近日，在如火如荼的重庆公租房建设正在成为全国焦点之际，《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了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他告诉我们，只要地方政府肯动脑筋，房价是可以控制的。
一、“对高端房我要变本加厉地收税”
《经济参考报》：最近重庆的公租房模式是热点，将其和廉租屋、经适房比较一下吧。
黄奇帆：公租房模式是涉及民生的重大改革。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计划经济搞公房的模式是失败的，搞得天下所有的干部和群众，都没有房子住； 改革开放以后到九十年代开始搞土地批租，把公房都配置给市民，新的房屋都作为商品房，100%的走商品房市场化轨道。同样，100%的商品房配置也不合理。总有30%至40%的人买不起房，刚进城的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就是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也是买不起的。真要让他们都买得起房，就不是市场化的房地产了。
政府好像也想到了一种方法，就去搞廉租屋。但廉租屋的享受人群是低保户， 低保人群在任何一个城市里都只占3%至4%，也就是说廉租屋无法覆盖大部分人 群。
90年代后期推出的经济适用房是一种保障性的产权房，这个房子买来以后， 五年内不能卖。但恰恰就是这个房子发生了重大的利益冲突和灰色交易。所谓的经济适用房，就是土地划拨，不收配套费，也没有房产商的利润，交易过程也不收什么税。市场上5000元/平方米左右的商品房，差不多的经济适用房只要2500
元/平方米。在房价日益高升的阶段，放五年，这房子就变1万元了，业主就可以卖了。再去补点地价，办点什么手续，简简单单就可以翻两番，涨四倍。低保户的低收入是民政部门管着的，作假比较困难。但一般意义上的低收入，谁来管？ 每个单位领导都可以帮着自己的部下开低收入证明，行人情。【联系微信dadawk01*】
我们这次提出一个模式，就是双轨制，30%至40%搞公租房，60%至70%搞商品房。那么，这个30%至40%的公租房，就可以把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统一起来，公租房、廉租屋、经适房三位一体。
如果不把住房制度形成双轨制，即使收物业税也摆不平。因为不管怎么说， 发达国家都有相当比例的人群租房住。美国现在是65%的人买，35%的人租，新加坡也差不多是50%的人租房，50%的商品房。凭什么我们这么一个低收入人群的大国不呢？所以，保障房绝对不能搞私房的保障房，否则就是国家财富的无底洞。
《经济参考报》：我国的经适房模式正是引自国外。
黄奇帆：你得看看人家怎么搞的？美国人的经济适用房有5招。第一，房子 造在城郊结合部，在所谓弱一点的地段规划；第二，造房的开发商不能赚钱，只能赚基本的施工费；第三，卖给考核无误的低收入者；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所有低收入群体买了这个房子，有一天不要的时候，只能卖给当时的新的低收入者。具体操作方式是，纽约的房产局回收以后，再转卖给当时的低收入者。这样就不能当商品房来炒作了；第五，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所有交易费用都不会有什么税收，都作为低收入房自身的循环。也就是政府不会在这个房子系统里收税。这五条多清楚呀。也就是说我们一根筋的走向市场化，所谓的保障，要么保障得太少，要么保障得太乱，所以没有成功。
《经济参考报》：那公租房模式重庆是怎么具体操作的？
黄奇帆：我们就提出今后一共要造4000万平方米，这两三年里先造2000万平方米。重庆的公租房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但也不是最穷人的人，那些最穷的租廉租房的人，也和公租房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只是他的租金是按照廉租房的标准， 一平方米一个月8毛钱，50平方米的房子一个月只要40块钱。公租房的家庭住这个50平方米，一般要500元/月。现在按市场的租金价格，一个50平方米的独套的公寓，可能要花1000元/月。比商品房的租金价格低，体现了公租房的优惠，但又比廉租房要多十倍。
公租房的人住了五年以后，如果想要有产权，也不要再交房租了，可以买下来。他买下来，就相当于买了经济适用房，而他本来已经在这里住了五年了，确
实是低收入群体，政府也不用考核，想买就可以买。但是买了以后政府控制他不可以像经适房一样卖到市场上去，他只能卖给公租房管理局。公租房管理局回收以后还是公租房，否则的话，今天造了1000万平方米，几年以后，都变成商品房， 几年以后，新的低收入人群又需要1000万平方米。
事实上一个社会的低收入人群总归只有20%至30%，这个20%至30%是固定比例的。所以，大体上按照这个逻辑，搞出一个双轨制，这个双轨制的理想境界叫做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遏制，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住房管理体系。
《经济参考报》：您说到双轨制还得有60%至70%的商品房市场，这个市场怎么调控？
黄奇帆：这个市场用税收杠杆控制。三句话：低端不收税、中端税收优惠、高端增加税务。
低端不收税的意思是比如公租房，土地是划拨的，没有出让金，造房子的时候不交配套费，整个施工过程不用交营业税、所得税和契税。造的房子也不能有利润，也不是房产商造的。即使有房子买卖，也不是商品房。在这样的背景下， 没有税、没有利、没有费、没有金，要知道这四个一般占商品房成本40%至50%。事实上就使得公租房的成本比一般商品房低了50%，那相应的租金也自然可以低50%。
商品房呢，有这四个方面的费用，正常的该收就收，但是中等收入家庭还是应该给一些优惠。金融危机的时候，国家为了启动房产市场，就把契税降到了0.5%。金融危机一过，扛过了危机，没理由大家再帮你了，政府就又收税了。所以重庆市政府就在3月份宣布，金融危机期间2008年、2009年所有老百姓自己住的第一套商品房，税收政策不变。这个叫中端有优惠。
高端房上我要变本加厉地收，同时我们建议国家收特别的房产税。我们做了一套方案，如果你这房子是200平方米，但是价格又相当于市场均价的3倍以上， 我就收你1%的特别税。这是每年都要交的。你的房子今年是100万元要交1万元， 你如果买了300万元的二手房，你就得交3万元。比均价高三倍，就收1%，高四倍就收1.5%，高五倍，我就收2%。如果再高上去，就收5%。因为是年年要交，如果300万元的一套房子，2%就是6万元，然后300万元本身还要付利息，利息本身就是
6%，所以就变成8%，然后还要付物业税，一套房子的物业税怎么着也得五六万元
/年，这样一来，一年要10%以上。六七年时间，都能够再买一套房子了。对于炒房团来说，更大的问题在于，一套300万元的房子，六七年以后，别人就要花600
万元买去，这600万元既要付利息，还要付2%的特别税，还要付物业税，别人一算就不买了，这就让房价炒不上去。
《经济参考报》：这个特别税的事很新颖，有什么具体进展么？
黄奇帆：本质上就是物业税遏制高房价。现在物业税还没有收呢，老百姓就很有情绪。美国人是收物业税，但是美国不收出让金，也不收配套费。而我们的出让金和配套费占地方财政1/3，美国人的物业税也占美国州政府税的1/3。市场是平衡的。但是前面没有取消，后面又收，等于政府收2/3，老百姓能没有意见吗？国家可以先在重庆试点，那就是对高房价收税。我们把它叫做特别房产税， 不一定叫物业税，但按物业税的收费每年来收。这么一来，群众的情绪会比较平和，因为没有打击到大部分人头上。炒高房价的动力也没有了。然后我们就把这套方案放到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委会、市人大常委会上去讨论，大家都同意。给高端收税这件事，人大没有批我们就不能收，但只要他们批下来，我们立马就收。
二、“政府不是贴钱搞公租房”
《经济参考报》：建公租房得牺牲土地出让金，这笔账重庆怎么算？
黄奇帆：公租房是一个出租的概念。我们投2000亿元放在公租房里，相当于把2000亿元的人民币变成2000亿元的不动产。我们绝对不会把公租房造成100平方米、200平方米、300平方米的大房子，让低收入人群世世代代住里面，住得很开心。就是让他们住得不那么舒心，只有30平方米、50平方米，最多到70平方米、80平方米，然后你真正富裕了，就不想在这个房子里，就离开公租房。
在这个意义上，这2000亿元就是不折不扣的含金量很高的不动产。只要形成这个状况，就不会变成财政包袱，因为有租金作为现金流在回来，租金利息总比银行高两个点吧。
这就让我想起了金融危机期间启动内需来救市的事情。如果让我来出主意的话，不如拿1万亿元去造公租房，房产本身拉动经济，造起来后低收入人群也要装修，也要买家具，又一次拉动了消费。
至于你刚才问我土地出让金的事，我告诉你，建公租房地方政府不只牺牲土地出让金一项。比如说造2000万平方米，地方政府差不多可以得到600亿元的出让金。现在我们不要这600亿元，可能这个地动迁要花150亿元，我400多亿元的出让金就放弃了。另外2000万平方米，一平方米要交200多块钱的配套费，2000万平方米要交十年的配套费，我也不要了，所以我是500亿元都放弃了。然后我倒过
来拿500亿元造2000多万平方米，我就需要500亿元。所以我一进一出相当于少收500亿元，支出500亿元，就是1000亿元。我这些公租房500亿元所形成的2000万平方米的房子，我每年收租金，这个租金每年有几十亿元收获，足以支撑我500亿元的贷款、保险费、信托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会坏账。
假如15年以后，政府的这些房子收回来可以当商品房卖，我这500亿元可以变成1000亿元等于再翻一番。
《经济参考报》：房源筹集和建设资金来源是怎么样的呢？
黄奇帆：公租房的房源主要通过新建、收购、改建等多种渠道。公租房建设资金主要通过政府注资、依靠商业银行贷款、公积金贷款、发行债券、房屋租售等方式筹集。
我们主城区三年完成工程建设总量1000万平方米的投资预算约为250亿元。 今年开工建设的500万平方米的公共租赁住房，投资总额约125亿元，计划先期筹措并投入资金50亿元，经市政府研究，按以下方式筹措：(1)争取中央资金5亿元； (2)财政预算安排土地出让金收入5亿元；(3)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20亿元；(4)争取政策性和商业性银行贷款20亿元。
《经济参考报》：重庆公租房的面积扩充有计划表么？
黄奇帆：2000万平方米两三年之内就能建起来。我今年大概就能解决一百几十万人的住房问题，现在重庆主城区也就是500万人，能解决1/3。未来重庆到底还需要多少？我的想法是主城区变成1000万人的时候，我就造4000万平方米，这是根据市场来的。
《经济参考报》：公租房会形成新型都市贫民窟么？
黄奇帆：你得看我们的公租房放在哪儿。我们有一个规划图，就是一环到二环。我们有500平方公里的新城区，我们是搞了21个人口居住的集聚区，一个集聚区20多万人，21个就形成400多万人，400多万人总的是要买商品房，21个商品房的聚集区，那么这21个商品房的聚集区里，每个聚集区里就塞一个公租房，公租房比如100万平方米，商品房在这
里面有500万平方米，这样500万平方米可以有20万人住着。那么公租房100 万平方米可能只有3．4万人住着。公租房的人跟商品房的人在一个大的区域里， 可能是不同楼盘，但是在一个方位里，就形成了混居，不造成不同收入人群的心理落差，不形成新的城市“贫民窟”。
三、“一个城市失去中产阶级是很大的损失。”
《经济参考报》：您觉得地方政府在控制房价上涨上应该有什么作为么？ 黄奇帆：重庆有一套管理方法，看三个指标。
第一、每年商品房的建设总量不能超过城市固定资产总投资的25%，但也不能太低，低了会显得供应不足，也会房地产城市发育不良。全中国只有重庆停留在刚性的25%上，其他地方总是高高低低，要么30%、40%、15%。
你找不到一个城市连续六七年城市固定资产总投资以2000亿元、4000亿元、6000亿元的速度递增，其房产投资很精确地压着25%的比例在递增。只有我们重庆是压着这根线的，今年城市固定资产总投资6500亿元了，我闭着眼睛跟你说我们的房产投资是1600亿元。
整个中国的市长、省长和城市管理专家从来没有想过要对这个坐标进行控 制，而重庆在六年前就定了这么一个规定，要把这个指标控制在25%，多也不行， 少也不行。你问我怎么控制？控制起来很方便。如果我发现这个月到30%了，房 产投资大了，而房产商的各种项目开工是要批的，我就放他一个月两个月不批。然后如果发现投资小了，那么进来三分钟就出去，房产商从批到开工很快。批房地产项目我们是可以官僚主义的，房地产这个东西早两个月、晚两三个月没有关系，有时就压他几个月。这方面我们就是刚性的。
第二、每个城市最终规模人均居住面积不能超过30平方米，一个500万人的城市，地就批到1亿平方米；1000万人的城市，就造3亿平方米。供过于求，总量就得控制。
第三、地价不能卖得超过房子销售价的35%。如果一个地方的房价是1万元/ 平方米，那么这个楼面地价一般应该卖到3300元/平方米。如果卖上5000元/平方米、6000元/平方米、甚至1万元/平方米，那政府就有点唯利是图了。地价超过房价，面粉卖得比面包贵，很自然就把面包给炒上去了。不承认这条规律的政府就是狗屎政府。你们可以审查重庆政府批的任何一块地，我们的地价从来没有超过房价1/3。
一个重庆市民现在住的破房子是5000元/平方米，突然周边的土地卖到了1万元/平方米，那他当然会想到，1万元/平方米的地造出来的房子肯定是两万，既然新房子能够卖两万元，我的房子也涨到1万元。就这样二手房市场也炒高了。所以只要动脑筋，比如说我做的任何事，政府是可以控制住房价的。
《经济参考报》：能详细说一下如何不让地价卖得超过房价的35%么？
黄奇帆：其实政府一开始就会知道某个地块会涨得高，那就多拍几块地一起
卖，比如我三块地一起卖，开发商如果把它炒得很高，他一下子拿出来的成本就非常高，就给他抬高了门槛。
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想要把地卖高，可以把这里的前景规划弄得很漂亮，然后只拿一块地出来抛，这样就容易被众家开发商炒高，过了半年，我又拿旁边的地块再抛，这时又能炒高。
还有一招。在旧城改造的时候，政府绝对不能让房产商去拆这个房子。房产商去拆，房子成本会越拆越高，政府应该掏自己的钱去把这个危旧房拆了。政府不能只想着赚钱，他们还得考虑社会环境，香港现在一平方米几十万港币，很多有产阶层或者有识之士都跑到深圳或上海去买房了。一个城市失去中产阶级是很大的损失。
再有就是对高档房要收遏制性的物业税。高档房被我们3%甚至5%的特别房产税一收以后房价就炒不上去。
四、对高端商品住房的税收约束
为节约土地资源，限制高档住房数量，遏制房地产泡沫，重庆市设想：通过征收特别房产税，对高端住房房价和消费加以必要约束。征收的特别房产税收入， 全部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维护。重庆市与财政部税政司共商，特别房产税的政策设计是：
（一）征收对象。方案一：凡城市独栋住房(别墅)或住房建筑面积超过200 平方米，且评估价值达到上年主城区商品住房平均售价3倍以上住房的产权人。方案二：住房评估价值达
到上年主城区商品住房市场平均售价3倍以上住房的产权人。
（二）计税办法。拟按评估价值的70%至80%计算。对评估值实施一定折扣后作计税依据，是国际通行的普遍做法。同时，计税时扣除120平方米基本住房建筑面积。
（三）税率。拟采取分档累进税率。方案一：(1)独栋住房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税率为1%；300平方米至500平方米的，税率为1.5%；50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为2%。(2)建筑面积达到20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评估值在上年主城区商品住房市场平均售价3倍至4倍的，税率为1%；4倍至5倍的，税率为1.5%；5倍以上的，税率为2%。方案二：住房评估值在上年主城区商品住房市场平均售价3倍至4 倍，税率为1%；4倍至5倍的，税率为1.5%；5倍以上的，税率为2%。
“最关键的是，重庆现在做的事对全国都是有推广意义的。如果重庆仅仅把
过去在沿海地区做了十年二十年的模式搬过来在重庆实施，那就毫无重大意义而言。但如果我们结合重庆的实际，做对全国有现实推广意义的大事，而这种事又是沿海地区过去二十年没有干过的，对今后二十年的中国有意义的，那就是改革开放中的新的大事。我们不是在抄沿海(地区)，我们现在做的，正是沿海(地区) 从未做过的事。”黄奇帆直视着《经济参考报》记者，不急不缓地说。
这件事不仅仅是改变了内陆，甚至改变了世界30年的加工贸易模式
我去年2月9号去台湾拜访郭台铭。我进他的会议室不到三分钟，一个开场白就把他给挑起来了，我告诉他今天不是向他招商，而是给他一单生意。
招商不是一个地方政府求着企业的行为，而是一个互惠的概念。
惠普效应的结果就是，一个惠普加三个世界级的台湾电脑加工厂商在这里， 形成了4000万台加工的一个生产线。
《经济参考报》：我国加工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两头在外”，重庆的加工贸易模式似乎有所不同。
黄奇帆：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个转变发展模式的事情。沿海城市30年的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大事项就是加工贸易，从8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长期沿用原料和销售在国外，加工在国内这一类两头在外的项目。一直到新世纪这20年间，“两头在外”的模式为沿海地区创造了差不多1.5亿个就业岗位。加工贸易带来的账单是1.2万亿美元，08年全国的进出口量是2.4万亿美元，加工贸易占了50%。【联系微信d*adawk01】
我国加工贸易的99%或者说全部都在沿海地区，07年的时候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开始发生了。因为油、电、煤运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提高，大家也在说内陆要西部开发，所以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应该转移到内陆。但实际上细细想一下， 如果一直沿用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模式，零部件从全世界或者东南亚运到沿重 庆、武汉，无疑要加上1000多公里、2000多公里的水路、公路、铁路和航运航空运输的距离。这2000公里的航空运输距离带来的物流成本会完全抵消内陆所有劳动力成本低、煤运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的优势。
所以内陆真的要搞加工贸易的话就得创新，我们的创新就是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以笔记本电脑的加工为例，如果电脑的各种零部件原材料80%都能在重庆城里生产出来，那么从零部件运到整机厂，就是从一个城市的这个区到那个区的运输，比东南亚运到沿海还要近，在这个意义上就能一下子跳出两头在外的模式，就能大幅降低上面提到的物流成本。
《经济参考报》：怎么让零部件商跑到你这儿来呢？我看到重庆引进了惠普、
富士康等IT企业。
黄奇帆：这里有一个鸡和蛋的关系。如果有一个总装厂在重庆，那么零部件厂就会过来，反过来零部件厂在重庆，总装厂看到物流成本的优势，它也会过来。
此外还有一个综合规模问题。全球有2亿台电脑的产量，如果有1亿台电脑放在了重庆，这个时候零部件厂就会过来。
《经济参考报》：金融危机里，您找到了笔记本电脑的商机。
黄奇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抓住危机当中高科技带来的机遇。笔记本电脑恰恰是高科技领域产生的新的机遇。为什么笔记本电脑会多呢？是因为无线上网技术出来了，手机能够无线上网，是传统的第二代手机多媒体的转型。现在的多媒体信息，都能够在无线网上传输。每个人把手机当电脑，电脑当手机，笔记本电脑手机化了。手机人人有一个，一年要生产7亿台。笔记本电脑本来当桌上的东西，如果可以无线上网的话，也变成了人手一个，所以这个量也就大了。
《经济参考报》：所以您第一步先和惠普谈，再和台湾的代工厂和零部件厂商谈？
黄奇帆：惠普是世界级的电脑公司，全世界在08年1.6亿台电脑生产量，惠 普占了30%，也就是说有5000万台。09年年初惠普正在筹划增产问题，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所有的电子产品都会受到销售量下降的冲击，唯独笔记本电脑因为技术进度不降反升，三至四年会翻一番，也就是说大约2012年会达到3.2亿台。这新增的1.6亿台产能是继续放在中国沿海，还是放到哪儿？惠普也正在找一个 地方能扩大其产能，如果他们用老思路就可以在中国沿海继续搞两头在外的加 工，原来在上海有5000万产能的就继续在上海加单子下去，加到8000万台。但是毕竟上海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日益趋高，在这个时机上如果有一个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各项成本比上海还低的地方他就会心动。
2009年年初我们就找到惠普谈，当时对方认为我们的物流成本高，要我们补贴。我们就把这个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模式抛出来，让他知道我们的物流成本只会比沿海城市低。同时和惠普说，如果你只搞几百万台的订单在重庆的话，零部件厂商是不会过来的。但如果惠普和重庆下4000万的订单，那零部件厂商一定也会过来。集群效应就会产生。
整机加工从来都是台湾干的。世界级的整机厂商、代工厂都在台湾，所以跟惠普谈好以后，我去年2月9号就去了台湾拜访郭台铭。我进他的会议室不到三分钟，一个开场白就把他给挑起来了，我告诉他今天不是向他招商，而是给他一单
生意。惠普搞了4000万台笔记本给重庆，理由是重庆要办理整机一体化。富士康是全世界笔记本电脑最大的零部件制造商，你们在沿海地区一年造了5000万台笔记本的零部件，但没有造一台整机。重庆现在手中有惠普的4000万台订单，如果拿1500万给你，那富士康就到重庆可以做整机。但我要求你把在沿海做的零部件一股脑儿都带到重庆去加工，因为重庆加工零部件的成本也比沿海做零部件的成本低。郭台铭当场就和我一拍即合。
招商不是一个地方政府求着企业的行为，而是一个互惠的概念。去年8月10 日重庆这边和惠普签约，那边就跟富士康签约，9月10号就开工。12月26号，我又开始和英业达讨论，当天就签约，然后1月26号英业达就开工。然后1月18号跟台湾广达签约。惠普效应的结果就是，一个惠普加三个世界级的台湾电脑加工厂商在这里，形成了4000万台加工的一个生产线。
4000万台差不多就是2000多亿的销售值，他们的零部件如果做80%，也有1600 亿的销售值，所以一些小的零部件厂商就跟着来了。这些零部件厂商不是重庆政府出面去招商，而是富士康、广达等利用其产业影响聚拢起来的。等于是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他们在帮我忙活，我只是下命令，所有重庆一小时经济圈里的区县， 你做100，他做100，重庆就出现了你追我赶的局面。
你追我赶的场面甚至还出现在加工商身上。富士康、广达、英业达这三个竞争对手，现在被我拉到一个桌子上吃饭。如果某一家手长脚快，那么次年新增的6000万台产能就会落到他手里，其他两家就会吃亏，所以他们三家也是你追我赶。
《经济参考报》：这三家代工厂解决了不少就业岗位吧？
黄奇帆：他们一下子干出几千亿的产值来，需要20万员工。这三家企业，每个企业今年都要先招1万人，招来以后，就到上海、昆山等他们原先沿海的企业去培训，到下半年年底，这1万人就变成班长了，明年每个人带8个人、10个人， 20万人就起来了。这是一个极大的产业链。
《经济参考报》：您把这个模式称为垂直整合？
黄奇帆：用学术上的话，过去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叫水平分工，现在我们是用垂直整合的方式，改变了水平分工。
《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就是讲大公司做研发设计，代工厂在沿海搞了几个加工基地，然后第三类公司在全球做零部件，然后用物流、用运输、用现代通信的办法下单。这个意义上世界是平的，全球可以共做一个产品。一个上海货，有些部件可能是巴西的，有些部件是印度的，有些部件是东南亚的，任何一个产品
的加工，每个国家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一个产品做供应。
原油成本10美元一桶的时候可以这样做，但是当原油变成100美元一桶的时候，世界就变得不平了。太过仰仗物流运输是极大的能源浪费。我认为，现在的世界谁拥有零部件加整机一体化基地，谁就站在世界供应的高地上。
重庆就搞了这么一个高地，我们搞了一个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到整机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基地。在这个意义上，这件事不仅仅是改变了内陆，甚至改变了世界30年的加工贸易模式。当然这件事不是光靠我们，我们设计的方案得到了跨国公司的呼应，又得到了台湾代工厂的响应，就运转起来了。
我把去年的决策称之为共振。是垂直整合模式的思维和跨国公司、三大台商形成的一种共振；今年我们要决战供应链，决战零部件。去年决战1+3，决战惠普和三大台湾龙头加工企业的到位；今年是要把这三个台商零部件的供应链真正拉到位。
五、重庆现在这样做，并没有在挖沿海的墙角
我是在抓增量，而非存量。如果有一天重庆的8000万台在运转，沿海原有的1亿台也在运转。但我相信增量和存量的分工会有变化，三年以后存量也会被带过来的。最后可能出现的是重庆这里是1.8亿台，当然我不会这样去做，(如果) 我这样去做，沿海会被气死了。
《经济参考报》：沿海地区能否借鉴重庆的这种一头在内一头在外模式呢？ 黄奇帆：如果大家都要搞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那就要比劳动力成本、油电煤
运的成本、土地的成本了。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跨国公司们普遍认识到中国西部廉价的劳动力、西部的优惠政策、西部的油电煤运的资源成本较低，这些都适合搞制造业。而零部件的制造业，不管是放在沿海还是东南亚，在中国西部是有竞争优势的。
当然重庆现在这样做，并没有在挖沿海的墙角。我是在抓增量，而非存量。如果有一天重庆的8000万台在运转，沿海原有的1亿台也在运转。但我相信增量和存量的分工会有变化，三年以后存量也会被带过来的。最后可能出现的是重庆这里是1.8亿台，当然我不会这样去做，(如果)我这样去做，沿海会被气死了。
《经济参考报》：加工贸易曲线里，咱们的研发在外，重庆的这一模式也克服了这一弊端？
黄奇帆：我们长期以来的沿海加工贸易方式存在好几个对中国经济不太有利的地方。首当其冲的就是没有核心技术。
我们以前加工贸易的概念，因为是组装劳动力搬运工，不管是做电脑还是电视机，1000亿的销售，加工贸易的投资，包括生产设备的投资、生产线路投资一般只要5%的钱。对于一个老板来说，1000亿销售只花5%的投资的话，相当于只开一个贸易公司，他就没有必要把研发基地放在这儿。
在高科技领域，越做零部件越是技术核心，谁做零部件谁是上帝。比如说芯片、液晶面板都是核心。我们讲的奔腾四、五、六，实际上是芯片升格了。1000 亿的销售里面零部件的产品投资平均要700亿，比加工组装的投资要多十几倍。所以现在我的零部件加整机的制造基地都拉到重庆了，重庆就成为了研发基地。在这个角度上，我们这个模式反而使得重庆变成了研究开发的一个基地了。惠普的研发在这里，广达的研发也放到这里，英业达也在这里，他们跟我的协议里都承诺研发放到这里。
重庆成为了众多IT企业的第二总部。这不是我黄奇帆个人的魅力，而是企业看到产能转移到重庆能够取得成功，把研发也带过来了，这是一个附带的成功， 也是模式转变带来的新的好事情。
《经济参考报》：对创汇模式的影响是怎么样？
黄奇帆：加工贸易也是我们国家外贸摩擦的一个根源，还老被老外说我们出口太多。为什么呢？我们这些加工贸易，说起来1.2万亿美元，但净创汇有多少呢？大致20%。深圳一年加工贸易出口2000亿美元，来料加工运来的东西占80%， 最后进出相抵消，其净创汇只有20%。听起来1.2万亿美元蛮庞大，实际上产生的净创汇只有2400亿，其他都是虚的。
此外，我们国家还有出口退税，1万亿都要摊上去。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的钱在补贴外国人、在补贴台湾人。结果我们还让外国人说我们的出口那么多。实际上我们帮人家吸收了那么多的进口，他们又不算账。我们出去了1万亿，进来了8000亿。
我们的贸易摩擦以及我们每年几千亿的财政补贴，都补到了这些地方。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零部件80%自己做。如果有1000亿美元的货物出去，那我就净 创汇800亿，我是真正地创汇，国家同样也给1000亿美元创汇补贴、退税。所以， 重庆的模式实际上是把创汇模式、出口模式也转变了，使国家的出口补贴补到了要害上，这就是第二个附带的好处了。
《经济参考报》：加工贸易结算中心的思路是怎么来的呢？
黄奇帆：代工厂有很多的零部件从东南亚、美国、欧洲、印度运过来，这就
形成一个网络状的结算。另外，这个代工厂把电脑交给惠普，于是惠普和代工厂之间也有结算，而且这笔结算有时候还要代工厂把产品一次通过物流公司运到美国才能再结账。如果这个代工厂在中国，那么这个网络账完全可以在中国结算。但是中国20年以来，1.2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除了最低层次的跟劳动力结账的代工厂和中国发生以外，5500亿在新加坡、3500亿在香港、还有1000亿在台湾、1000多亿在东京，全部都在外面结算。这个结算里产生多少效益呢？会产生1000 多亿人民币的税收和金融的利润，这金融的利润里就包括十几万白领会计师的高薪收入。
去年六月份，我们跟惠普签约时希望惠普把结算中心放在重庆，惠普说他们一直都在新加坡、香港。在这件事上我们吵了不少架。我告诉惠普总裁，重庆和惠普是战略伙伴，利益相关。于是我们去年签约后，这个账就过来了。今年1季度已经交了4亿税收给我们了。今年应该可以拿到16亿。这还只是1000亿美元最初的一步，到明年肯定可以拿到30多亿的税收。
然后银行的利润也会有30多亿，这些都要归入中国的GDP。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有会计师的收入。当时我让惠普他们把结算中心设在在我这儿，银行利润要结过来，而且是重庆的银行做这个事。作为缓冲条件，我们允许惠普的结算业务外包给新加坡的会计师来做。这是第三个附带的好处。
六、重庆是引凤再筑巢，凤有多大，巢筑多大
从前筑巢的模式是先做一个巢，凤来不来也不知道。现在重庆这边是引来了凤再筑巢，这个凤有多大，我的巢筑多大。这让我们得到一个经验：不要筑巢引凤，而要量体批巢。
《经济参考报》：其他西部内陆城市向重庆取过经么？
黄奇帆：我们内部人人都知道这个模式，但外地人不知道。成都跟我们抢英业达、抢富士康，一开始只是按照常规的招商，用西部的优惠政策和低劳力成本吸引人家。他们没搞懂台湾人只是惠普们的外包，老外愿意到哪儿，他们就到哪儿。
我也不忌讳和西部兄弟城市说其中的要害，招商不是招代工厂，是招宏基、戴尔、惠普。而这几家实际上又是冤家，重庆有了惠普以后，我就不招惠普的第二竞争对手宏基了，但我会招东芝这样的第五名企业，因为他们对惠普威胁不大， 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而成都是可以找第二、第三名的，但他得用我的模式，重庆的零部件运到成都距离也不远。这个模式西部是可以学的。除了电脑可以一头在
内，一头在外以外，其他的电子产品加工贸易也可以这样做。
《经济参考报》：拥有两个保税区，这是任何一个内陆城市做梦都想得到的开放平台。随着近期西永综合保税区的挂牌，重庆也拥有了两个保税区。能否向我们介绍下这里有什么筑巢引凤的故事么？
黄奇帆：我国从95年开始审批出口加工区一共批了9个，有一半是不成功的。五年过去了，围了一块铁丝网的地，外面的也进不去，里面的也不知道干什么。这么一来，国家到了05．06年就开始停止审批。
也是重庆把这个重新启动了，当时我把海关总署和六部委找来，说重庆现在来了三个老板，他们要跟我做4000万台电脑，需要十平方公里，这十平方公里会有五六百亿的销售值，这是中国投入产出最高的一块地。由于又是出口的，所以需要有出口退税的保税区功能。六部委开始都不相信重庆会有这样的举动，第二天惠普和台湾的代工厂都一起到了他们的调查组现场，告诉他们重庆的项目情 况。结果六部委一个月时间就批了。
这让我们得到一个经验：不要筑巢引凤，而要量体批巢。从前筑巢的模式是先做一个巢，凤来不来也不知道。现在重庆这边是引来了凤再筑巢，这个凤有多大，我的巢筑多大。这个凤需要十平方，我就批十平方，所以我们就提出建一个全国20年来的最大的出口加工区。我们重庆在出口加工区停了五年以后，突然批了个十公里，不是因为黄奇帆有面子，是因为重庆引来的这个凤就占了十公里。所以王岐山认为重庆是改变了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的审批模式，变成了量体批巢这么一个概念。



接受《杨澜访谈录》——专访谈户籍改革破冰尝试
（2010年8月21日）
2010年8月1日，《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居民转户实施办法(试行)》正式实施，重庆户改自此进入实质推进阶段。重庆的目标是在十年内让一千万农民转户进城。中国的户籍制度因为弊端重重广受诟病，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一些城市也先后进行了改革，但是往往也因为其复杂性不了了之，所以这一次重庆市的大动作就被许多的媒体称为是户籍改革的破冰之旅，它的成功与否对于全国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到底是夸下海口还是胸有成竹，对此举措出台的前前后后，杨澜访谈录专访了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黄市长在接受采访之前，首先给我们介绍了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
黄市长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是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规律的三种背离：一是其他国家的城市化都是耕地增加的过程因为城市里居住占地面积相应较少，农民进城后，在乡村的居住用地复垦成为耕地。而中国却面临巨大的耕地流失，原因之一就是农民即使住在城市，也仍然占有农村宅基地。二是发达国家城市化到达刘易斯拐点时，占人口较少比例的农民以务农的规模效应可以获得与在城里务工差不多的收入，从而基本消除城乡差别。而在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老后再返回乡村，农村土地无法集约化利用，城乡差别依然巨大。第三个扭曲是农民进城受雇本应与城市工同等待遇，但中国的企业雇佣城市工和农民工在薪酬和社会保障方面没有做到同工同酬。推行户籍制度改革正是要纠正这三种扭曲。
[正式访问]
户籍改革究竟为了什么
杨澜：黄市长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最近重庆在做的一件事情，可以说在全国引起相当大的关注，这就是8月1号开始实施的重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居民转户实施办法。那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从8月1号实施到今天，两周左右的时间反响怎么样？
黄奇帆：我们这个方案出来以后，应该说是引起了全国巨大的反响。重庆本地的农民工很高兴，因为他们有很多都是在重庆工作了五年，甚至十年以上的农民工，迫切希望真正成为城市一员。然后理论界、经济界、社会各界也都有反响。
杨澜：实施到现在，从农民工的角度，他们的反响热烈吗？我听说有的区只
有十几个人去申请？为什么会这样？
黄奇帆：并不是媒体一报道所有人都知道了。我们首先是要培训户籍警，因为上万个户籍警，他要掌握政策，然后要培训企业，企业的工会、企业的经理。因为农民工在企业里工作。那么有几万个企业，如果在企业的负责层面、经理层面或者工会层面都不知道，也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是三个平台在推进这项工作，首先是千家万户相关联的户籍警平台，派出所的平台。第二是所有农民工工作有联系的单位平台。第三个才是农民工的家庭平台。家庭平台，脚长手快的信息灵敏的当然有那么几千人已经成了第一批转户的。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我们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们的指挥部和下面的工作人员，就只有500多人，这500多人，我估计这半年一年，别的事不干了， 就干这活。因为大量的培训、大量的沟通、大量的宣传，还有大量的问题解答。你不能设想，几百万人都拥过来，排队都排不过来了，搞得反而乱糟糟的。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一大批一大批的，不要蜂拥而来。
杨澜：其实谈到户籍制度改革，一方面是把它放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前所未有的历史进程当中来看，同时也要把它放在从过去的50．60年的户籍制度沿革来看。做为城市的领导者，从历史的角度，你觉得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究竟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在做的这么多事情是为了什么？
黄奇帆：你这个问题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城市化、工业化是整个中国今后三十年长周期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未来发展的两个轮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关键的是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中国城乡统筹的要害是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怎么解决好的问题。城市化、工业化不是城市人口自拉自唱、自我改善、自我发展的过程， 本质上是农民逐步减少，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 城市化过程就有多长。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也不是让农民简单的来城市打工， 然后把打工的流动人口算成常住的城市化率，感觉我们的城市化历程从十几年前的百分之二十几，涨到现在的三十几、四十几，觉得城市化率每年涨一个点，几个点。如果按这个就觉得很好的话，那么再过二十年这些农民工老了又全都回到农村，城市化进展就会变成一个海市蜃楼。
但如果把这个户籍制度改好，情况就会不一样。具体分层次的说，的确有五个好的意义：
第一，农民工(在城里)工作几十年，让他回农村养老是不公平的，那么他在城里边呆着就应该跟城里人同工同酬同待遇，享受同等市民待遇。
杨澜：这是一个社会道义的问题黄奇帆：是个公平问题。
第二，当大量农民在城里真正呆下来了，那么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才能真正提高，十八亿亩耕地就不再是分配给八亿农民，可能是六亿农民、四亿农民，这个时候城乡的差别会缩小。
第三，就是大量农民工进了城，事实上还使城市年轻化，因为他们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来岁，总之使城市老龄化推迟，那么从这个角度，农民工给城市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
第四，还能刺激消费。我们现在讲家电下乡，让农民消费，那么反过来农民工如果在城里变成有户籍的真正城市市民，城市市民一般一年会消费一万五、六千块，但他作为农民工或者农村的农民就只消费五、六千块钱。如果这三百多万人成了城市市民，事实上每年会增加三百亿的市场消费，那也是持久的消费推动。
第五，当然是对整个城市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宏观上这个地区城市发展的过程也需要借助人口，你不能想象一个五百万、一千万的新增长的人口都是白领、都是大学生。有时候认为蓝领年纪大了就应该走，这都是误区，都是既不理性也没人性的一种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把农民工问题解决好， 宏观上和微观上都有巨大意义。
农民工的问题其实本质上不是一个户口转换的的问题。中国的户口制度绑着国家对老百姓的各种利益，比如我们一个城市户口就绑着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制度、小孩读书的制度以及就业的制度。这些东西，都是要成本的。城市居民，城市的原住民，生而就有这个户口，就有这些保障。农村的农民在城里哪怕工作十年、二十年，小孩长大了要在这儿读书，还要付巨大的择校费， 但国家规定城乡之间读初中、小学都不收学费，义务教育了。但是你没有这个地方的户口，你到这儿读书就要付五千、一万的择校费，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杨澜：而且到了高考的时候你还得回去参加高考，不能在这儿考。黄奇帆：所以才会有“高考移民”现象，很不合理。
户籍改革成功关键在于处理好“八件衣服”
[主持人按]
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会有户籍登记的制度，但是像在中国这样在户籍上捆绑了住房，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等诸多社会公共政策的国家还是为数不多的， 这也引发了许多的社会问题，每年到春节时候多达两亿人口的惊心动魄的大迁徙
就是二元体制下城乡差别的佐证，一个人只要出生在农村他享受的福利和人生的机会就与城里人有着天壤之别，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但是仅仅靠追求公平的理想并不能够一下子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户籍制度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成为中国制度改革的老大难的问题。
黄奇帆：户口制度改革，农民工的市民化改革就是要，第一，给他一步到位“五件衣服、五个保障”，一步到位全都覆盖。第二，中国的农民在农村也不是说没有保障，他也有三个保障，比如说农民的宅基地、农民的承包地，农民也还有林地。这三块地都是集体所有，如果他户籍一迁移不再作为集体所有，那就把他这三个利益给剥夺了。那么我们如果让农民工这边进城说给你“五件衣服”， 但是“五件衣服”是不是给到位，给的是不是暖和，他有个体会的过程；然后那边呢，你一出村进城了，就把你的“三件衣服”脱了，裸着身子出村。但是进城的这“五件衣服”呢，春夏秋冬还没有穿得适应，这时候大家会有担心的。所以重庆政府这次做的方案就是：一、只要户口一转化，五件跟户口关联的制度性的保障，一步到位全部覆盖。
杨澜：就是公共财政的这种补偿和利益。
黄奇帆：对，就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住房，还有同等就业待遇的问题。第三，农村里的“三件衣服”可以缓一到三年，甚至五年再脱，有个周转、过渡期。这样的话，他原来已经在城里打工五年，然后穿上这“五件衣服”再工作五年，他的城市化过程适应了，他认为农村的“三件衣服”可以退出了，那一到三年、三到五年就逐步自愿的退出，这是尊重农民的意愿。
杨澜：其实这个方案，大家还会有一些好奇和问题。比如，如果这个农民工他原来的土地就是在重庆远郊区，或者是在山里边，那当然可以说我们市价多少， 我怎么给你来补偿，怎么样回购等等。但如果农民是从河南到重庆来的，我们有什么权力跑到河南跟他说他那个宅基地要收回，或者说他那个承包的土地要退回给集体呢？
黄奇帆：如果我们每个省都把自己的基本矛盾解决了，然后跨地区的问题当然应该是中央政府来解决，就这个意义而言，重庆现在要解决的是两千多万的农民。那么两千多万的农民中，现在有八百万人是在外边打工，这八百万里边有四百万在上海、深圳等沿海地区打工，还有四百万就在重庆城里打工。重庆是西部的中心城市，目前而言重庆本土的农民工还有四百万跑到沿海打工，所以说河南等外省的农民工到重庆打工的，其实有，但很少。
杨澜：这是不是重庆的领导班子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条件之一？
黄奇帆：事实上不管外地还是重庆，只要农民工进城干了五年以上，都可以给他户口，但重庆这个城市事实上98%是本地人，然后2%是外地人，那2%的外地人我也用不着他把四川或者贵州的土地转给我，我要了它干嘛呢？这是占了人家的土地，他只要在这里帮我打工，他就献了青春，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杨澜：人家还有献子孙呢
黄奇帆：就是嘛，这个没什么不好。所以我不是为了你农村里“三件衣服” 要脱下来，我才要给你“五件衣服”。我是认为你在城里呆了五年以上，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工作人员，你当然该有城市同等公民待遇，是从这个意义上给他市民、给他户籍。
杨澜：有人用过这样一个比喻，说城市里的人，某种时候希望农民工是个田螺姑娘，就是晚上出来干活，白天缩回壳里。甚至有一些城市把农民工圈在郊区的村庄里面，实行一种半军事化的管理等等，生怕出点治安问题。所以城市人的心态也有点复杂，从道义上讲，认为应该给农民工城市的户籍。但是另外一方面， 又有一种传统的优越感，或者担心他们会不会平摊我们的社会福利，会不会引起治安恶化，您怎么样说服他们接受？
黄奇帆：这里面就这么几个要点：
第一，一定要认识到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不是城市原住民自我拔高、自我改善的过程。而是，全社会农民减少成为市民，把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多波澜壮阔，我们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就有多伟大。
第二，也不存在农民进城成为城市居民，就分享了城市的利益，或者说削弱了城市原住民的福利。要知道农民工进城，他产生的人口福利是降低了这个城市的养老的平均年龄，使这个社会老龄化推迟，这个城市原住民群体其实是受益的。反过来，如果觉得人口增加了以后，人口基础设施不够了，学校设施不够了，文化教育或者福利等其它的各种福利设施不够了，那政府当局和社会各方，本身该顺着城市化、工业化过程，把城市的扩张改造好。而这正是中国伟大的市场经济， 市场内需拉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其实再想一想，我们这些所谓的城市原住民。比如，我一出生就在上海，但是我的父母亲其实是在我出生前进入上海的，在上海工作结婚，生了小孩，我都变成了上海原住民。凭什么现在的农民工进了城，二十年以后，他们的小孩感觉自己不是原住民，而是个农村人？如果历史到了这里不能够连接的话，那我们这
一代人是可悲的，是没有远见，没有道德感的。
户籍改革需要配套机制的创新
[主持人按]
户籍制度的改革无疑是一个系统工程，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在过去的几年当中重庆市陆续出台的一些重要的政策，都为今天的户籍制度的改革铺平了道路，比如说2008年年底，重庆建立了农村土地交易所，使得农村闲置的土地能够通过“地票”的形式流动起来，2009年的时候重庆又成功的引入了惠普、思科、富士康等IT制造业的企业，为重庆新增了几十万的就业机会，2010年2月份的时候重庆宣布大规模的建设公租房，再加上过去几年相当于本地GDP百分之四的教育资金的持续的投入，这些都为今天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这一切究竟是未卜先知，还是偶然的巧合呢？
黄奇帆：所谓城乡统筹就是统筹这五个方面，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保障措施和资源配置以及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一体化，那么推进这些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最近两年里，做的四件事，跟这次户籍改革是强相关的， 没有这四件事情，现在推户籍制度改革可能是缺胳膊、缺零件，无法良性循环的。
你知道我们今年上半年推出的公租房。那么公租房是对原住民中，低收入群体，对大学生，对农民工，对新的各种各样的新生代的就业群体…
杨澜：您说的是夹心层吧？
黄奇帆：对，夹心层，我们不管你有没有户口。在重庆，让农民工进城可以有低收入群众的公租房可以出租。现在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户籍解决以后，他要把老婆、小孩，或者父母亲接来的时候，会需要公租房的。如果我没有几百万平方米，上千万平方米公租房在后面备着，汹涌而来的上百万人口会造成社会动荡，那我是自找苦吃了。所以这件事也是一个配套。
我们现在提倡的重庆的加工贸易基地，估计三年以后也会有40万人，因为我们可能有8000亿的产值，8000亿产值是需要40万人的。那么40万人，我们认为要改变沿海加工贸易中对农民工的管理模式。我们以前国有企业，计划经济时候的问题就是从出生到死亡，吃喝拉撒睡、火葬场到医院通通包。到了1994年改革最大的一个动作就是让企业市场化，剥离社会，我们把国有企业都这么改革过来了， 我们怎么让外商，让外资企业，让台资企业在中国又办厂，又办宿舍，这不又是一个小而全的社会吗？所以我们认为，最重要是让农民出了工厂就进入社区，进入城区，融入社会。然后商店、学校、医院也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社会化
的配套。
杨澜：您的意思是，不会出现像深圳富士康那种所谓半封闭社区的概念。 黄奇帆：我跟富士康承诺，重庆的富士康基地，宿舍不要富士康造。我们是
开发区的公司造宿舍，政府造公租房，房产商造商品房。层次高的住商品房，中间层次的住公租房，刚来一两年、两三年的，可能要住宿舍。但是宿舍不是富士康的宿舍，是我们开发区宿舍。开发区的宿舍也不见得就是一个公司的人都住在一起，可能几百个公司的员工都在这杂居。这样的话，生活就有乐趣。
这几年重庆的教育从西部垫底的变成了西部领先的。教育发展了，我们就不担心这些农民工来了之后使得教育设施拥挤不堪。这些基础本来就该为天下人读书所用的。我甚至认为外地人到重庆来读高中、读初中都应该是提倡的，因为你这儿教育好，人家才来。
杨澜：说明有竞争力。
黄奇帆：我们有这个资源。所以说我们现在做事情，要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现在的几个单项，的确是和户籍制度改革相关联的，是给户籍制度改革创造了一定前提条件的。
[主持人按]
中国在过去的十年内已经完成了超过两亿人生活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 预计到2015年就有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口将生活在城市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的流动和迁移，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只能用波澜壮阔来形容这一历史进程。有专家就指出中国改革的核心是城镇化和现代化。而城镇化和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我们在这里预祝重庆的户籍改革的能够顺利进行，为全国的户籍改革提供良好的范例。
接受财新传媒胡舒立专访——“新经济政策”
（2010年11月4日）
高低错落的山城，笼在淡淡的雾气之中。嘉陵江与长江穿城而过，浪潮奔涌。人流拥堵的街道，和长江边上设计新潮的、状若“坦克”的重庆大剧院，无不彰显着这个中国内陆最大城市经济疾行的雄心。
从13年前成为直辖市以来，重庆的发展从未像现在这般异军突起，58岁的重庆市长黄奇帆因此而格外引人注目。
2009年，国务院以当年“三号文件”形式，明确了重庆的发展思路。重庆成为内陆惟一保税港。随即，重庆市政府将这些政策分解为上百项任务，下达区县或政府各部门。这一年，重庆GDP增速列全国第三，利用外资的增速排在全国首位，国有资产规模居全国第四。继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之后，优惠政策更丰富的两江新区在此崛起。
在这年年底，原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成为重庆市代市长，并于今年1月正式出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在重庆经济领域“新政频仍”，他本人坦言敢言，与媒体交谈也并不在少。惜乎他忙记者也忙，许多事又在摸索之中，交谈无不匆匆， 记载仍是片断。
我们期待获知他更完整的思考。9月下旬，按事前约定，我们专赴重庆，在黄奇帆的办公小楼与他交谈了整整八个小时。采访从上午10时40分至晚7时，即使中间在小楼一层午餐时，他也仍在谈，我们则边吃边记，采访并未中断。
当下外界对重庆经济，有热望也有疑虑，有期待也有异议。人们在问：重庆的著名融资平台“八大投”（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均由重庆政府拥有、授权经营，是重庆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公共领域重大项目重要的投融资平台——编者注）依赖土地运作，运营资金庞大，角色如何定位？风险如何控制？刚刚施行的户籍改革，以及涉及“土地证券化”试验的“地票”制度，从理论到实践怎么摆脱强征农民土地的嫌疑？为推行住房“双轨制”改革而一次性推出的公屋建设计划，是否超出财政支付能力而透支未来？此外，关于国资的地位，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关于政府角色的认知，许多问题萦绕人们心头。
在接受采访时，黄奇帆回应争议，坦诚而谈，详述了重庆正推行的公租屋计划、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创新型加工贸易模式，以及筹建西部金
融中心等课题，对于“国有民营”之议也坦言了自己的想法。
黄奇帆来自上海。他早年在沪当工人，后来念过上海机械学院仪器仪表系， “文革”结束后从工程师当到厂长，上世纪80年代前期进入上海市经委。90年代前期他一直搞浦东开发，当过开发办公室副主任、也当过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后来升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副秘书长，还担任过市经委主任。
2001年10月，是黄奇帆人生又一大转折：他调任重庆当副市长，后来又担任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其间分管国资、工业、教育、金融等领域。在重庆， 他已经干了九年。
采访和观察让人觉得这位市长更像“重庆的CEO”。不过，重庆毕竟是一个拥有3000多万人口、40个区县的直辖市，而且有2000多万人口仍在农村。一市之长的思考和作为，与治理企业大相径庭。他其实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 的经济执行官。在采访黄奇帆前后，我们也对重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背景性采访，在此一并刊出。希望我们以此侧面所做的记录，对于读者了解这个变迁中的大都市是有意义的。
一、“住有所居”
【背景】
2010年10月14日，重庆秋季房交会在国家房地产调控新政出台后正式开幕。
300平方米的“重庆市公共租赁房（下称公租房）会展”展区成为这次房交会最为特别的地方。在这里，市民可以看到重庆2009年启动的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设计划的相关资讯。按照计划，
这批预期为150万重庆市民预备的公租房，将在两年后正式供市民申请租住。这也是黄奇帆担任重庆市长后递给外界的一张“城市形象名片”。
今年8月初，他在接受采访时手持几份文件走入会议室，其中一份便是自己撰写的关于这项计划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黄奇帆提出，中国城市住房制度从政府全包全揽的计划分配， 到主要由市场供给，在实践中，都导致了一种供给方式为主的“单轨制”，难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住房需求。重庆的研究认为，30%-40%的城市居民由政府保障房供应居所，60%-70%的居民则由商品房供应这样的“双规制”更为合理，可将城市中等偏下收入水平人群全面覆盖。
这一思路，与2009年末的重庆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一脉相承。此次会议提出， 重庆要继续大规模建设包括城市廉租房、农民工公寓、公租房等，同时适当增加
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
2010年的重庆“两会”期间，新任市长黄奇帆进而提出，重庆市将从2010年起，在未来10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其中，头三年新建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到了6月，这一计划增至头三年在主城区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
7月，重庆公租房管理局成立，《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出台。重庆在主城区大规模新建公租房，在郊区则以收购和改建为主。户型为35至
80平方米，每五户设置一个地下停车位。在布局上，主城区公租房主要分布在重庆内外环线之间、城市地铁、轻轨沿线等交通条件较好的大型聚居区，每个聚居区里公租屋小区与商品房小区按1：3混建，小区标准配套和物业管理与一般商品房小区无异。重庆拟建的这种20万人容量的聚居区共21个。
政府将划拨建设用地，并豁免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房产税等，通过这些优惠政策，降低公租屋的建设成本，以保证其租金原则上不超过同等品质商品房市场租金的60%。目前，1200万平方米公租房已经兴建。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公租房将逐步整合取代旧有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重庆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就将简化为应付拆迁改造为主的安置房和公租房两大类，实现中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的全覆盖。
【疑虑】
●按照目前的规划，最近三年的公租房建设的总投资规模超过700亿元。如果考虑到政
府划拨3万亩土地投入建设，由此损失的土地收益大体也将达500亿元，一加一减，已与
2009年重庆财政收入1165亿元相抵。公租房建设资金从何而来？
●私人房地产企业为何无缘参与投资开发？政府应该直接投入多少为宜？
公租房运营怎样保证现金流与资金性质和融资成本相匹配？重庆如果有意尝试诸如Reits等金融工具融资，政策空间能有多大？
●公租房管理在国内并无先例，如何公正、公开地界定公租房住户，防止公租房成为新的寻租工具？
【黄奇帆说】“公租房姓‘公’不姓‘私’”
重庆的公租房计划是整体住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去年年底提出了“双轨制”、三端调控的改革模式，即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优惠、高端要遏
制，这是涉及整个制度安排的事。
在低端保障这一部分，过去主要是拆建危旧房后按标准安置的保障房，以及历史积累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但是，这些统统加起来，只够这个城市百分之十几的居民居住，其中，廉租房仅保障3%，经济适用房保障大约10%。如果按照我们的测算，需要保障35%的城市居民的话，重庆至少要新增20%左右的保障房。我们的做法就是推出目前这样的公租房系统。要么不干，要干就到位，不能
高高举起一面旗帜，却起不到实际作用。公租房需要形成较大的体量，才能保证有效的覆盖面。以重庆未来容纳1000万城市人口计算，新增20%左右的保障房， 就必须解决200万人的居住问题，就需要4000万平方米，这也是我们提出的十年计划。
目前，我们首先提出三年3000万平方米的计划，今年上半年已经开工1200万平方米，到明年上半年便可以开始出租。同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明年1000万平方米的前期工作，包括征地、动迁、土地平整。不存在干不成的问题。
3000万平方米造完后，也许够了，也许不够，重庆会在以后的阶段里，根据需要，再用两三年再去造1000万平方米。总之，我们的特点就是起步力度极大。这么大的力度，确实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因此，有人提出，可以由房地产
开发商来参建。有些地方搞公租房，就是由房地产商拍地，然后按与政府协议， 腾出10%的地来造公租房。但到底是政府出钱造，还是私有的房地产商出钱造？ 公租房到底姓“公”还是姓“私”呢？
如果引入私营开放商，由他们建设的公租房产权如何界定，政府是否要给予政策优惠？开发商的利益诉求和政府的保障取向价值如何平衡？包括未来配租、管理等环节都很容易出现政策不清、分配不公和利益输送等问题。
为确保公租房的公共保障属性，公租房应该由政府投资，国有企业承建。香港和新加坡这些资本主义体制下建设保障房也是由政府主导，不由私营企业承建和持有产权。作为社会主义政府，我们更应如此。
“资金远近账”在融资方面，我们现在平衡得比较清楚。重庆公租房从土地加建设的成本角度计算，大体是每平方米2500元，即3000万平方米要花750亿元。其中，政府出250亿元，社会融资500亿元。
政府先期投入的250亿元，包括注入的3万亩土地。既然是造公租房，按征地动迁时候的成本大约每亩60万元算，相当于政府投入接近200亿元。这之后，政府再把每年土地出让收益的5%、部分税收、政府的机动财力，在三年调50亿元进
去，大体上这就是250亿元。
因此，政府出这个钱，并不是很累的。因为过去几年，我们储备了大约22万亩的土地。
从海外的经验看，公租房事实上是一个世界级的优质投资项目，资产安全而且能增值。目前，我们有五种资金可以利用：一种是保险资金，一种是社保资金， 一种是银行资金，一种是信托资金，此外还可以发债券，各种金融工具都是社会资金，叫作“政府引导，社会资金参与”。但是，这个社会资金参与不是私人企业用股权形式来参与，而是金融工具来参与。
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我们从银行贷款200亿元，利率基本上是6%。保险公司也非常积极，保险资金如果存入银行，只有3%多的利息，政府能给他们4%以上的收益。从保险公司我们可以借200亿元。还有100亿元，正在和社保基金讨论。总体而言，我们从金融机构借贷500亿元，平均利息在5%左右。这意味着，
每年需要支付25亿元的利息。而重庆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理论上每平方米每个月租金10元钱，一年就可以产生36亿元租金收入。这完全可以匹配25亿元的利息， 现金流是平衡的。
更重要的是，公租房支出的几百亿元，和政府扶贫帮困支出几百亿元是不同性质的。公租房就像买了一堆黄金，能够实现保值增值。因为公租房作为房产要跟商品房同区域“混建”，配套完全一致，其价值将与商品房一样，随着时间和社会整体财富提升实现同步的增值。
在这个价值提高的过程中，首先，租金在占住户收入比例不变的情况下，绝对数额将会逐步提高，增值的租金将能够支付目前公租房融资本金。此外，如果到时候社会不需要那么多公租房了，这些公租房楼盘本来就和商品房的楼盘区混杂在一个地方的，可以像商品房一样出让获利。这也能收回本金。
因此，政府应该在一个地区新兴的时期“跑马圈地”，大规模造公租房，相当于储备大量好地段的房产。即便房产价值进入平衡阶段，公租房运营模式仍是低风险的。公租房管理局作为一个独立法人运营公租房，其原理与商品房出租的运作一样，即通过长期出租平衡投入和收益。
由于公租房资产的成本更低，在重庆，相当于同等商品房一半的成本，厘定租金标准，则不超过平均租金六成。因此，即便不考虑升值，公租房管理局进行出租循环是不赔本的。
二、“把关准入，封闭运转”
公租房的租户对象，我们确定是“3+1”。这个“3”里面，第一是重庆户籍人口中的原住民，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13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第二是进城农民工；第三是新生代，在重庆就业的大专院校及职校毕业生。
在这里，公租房没有户籍的概念，只要在重庆有工作，符合单身月收入2000 元以下、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标准，就可申请。
除这三种，第四种叫“+1”，“+1”就是将多年的劳动模范、二等功以上复转军人、引进专才等特殊人群纳入其中。这些人不一定是中低收入人群，但是， 为了促进人才流动，可以放宽条件，按属地原则申请，不受收入标准限制。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另外，重庆市政府已经宣布不会再造经济适用房，也不再单独造廉租屋，也就是说，保障房将以公租房为主线，整合前两种方式。公租房造出来以后，首先向中低收入群体配租，廉租房即在公租房的系统内，只是租金更低，象征性地收取。
公租房的租户不能转租房屋，在连续租满五年后，可以把公租房买下来。但是，与经济适用房不同，我们规定，任何公租房变成产权房的时候，可以在家庭里面使用、继承，但不能当作商品房在市场上出卖。如果有出让的需要，只能限价卖给公租房管理局，即“封闭运转”。经济适用房一定期限后可以上市转让的做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我们对此做了反思，确保公租房的保障属性不受破坏。此外，我们还用回笼的资金“反哺”建设和管理成本，并准备在未来对高端
商品房征收的房产税，以此作为公租房运营资金的重要渠道，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
【补记】
在重庆大张旗鼓建设公租房之际，2010年6月，国家召开全国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会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随后，浙江等东部省份陆续酝酿出台地方性公租房发展方案。此时，重庆做法的优劣、成败尤显得意义重大。
在与黄奇帆的交谈中，可以感受到，重庆将通过政府的强力主导，完全变更国内过去十多年来以经济适用房为主流的保障房供应模式，将保障房彻底纳入政府供应的范围，并对实施方案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划和计算，改革力度很大。不过， 从长期看，政府持有公租房，后续维护、更新改造以及管理、服务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需要严密制度和有力执行来杜绝寻租。而政府将更多
公共资源投入保障房领域后，如何通过市场杠杆提升运营效率，避免“全能政府”，从来都是现代ZZ治理的难题。
此外，在金融工具的使用方面，重庆的公租房实践仍凸显了国家政策的限制。重庆市金融办主任罗广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透露，重庆曾考虑发债融资，但是，在地方政府举债方面，国家政策并没有开口子。此外，类似香港等地公屋运营的Reits模式，在内地也依然缺乏操作空间。【*联系微信dadawk01】
三、户籍改革攻坚
【背景】
重庆有2000多万农村人口，城乡统筹发展不容忽视。2007年5月14日，重庆市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渝府[2007]65号文”，批准九龙坡区设立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综合现行示范区。此后，九龙坡区将改革的首要重点放在加快推进户籍配套制度改革上面，提出“逐步建立符合统筹城乡发展要求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月后，重庆成为国家统筹城乡改革实验区，户籍和土地改革被摆在首位。
黄奇帆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说，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差异化分配城乡利益最直接的标志。此前，各地也多有改革探索，却都没有跨出实质性步伐。重庆的雄心便是真正破题。
九龙坡区自2007年启动户籍换社保试验。同年8月21日，在重庆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工作会议上，通过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促进产业发展的意见》，将这一试验扩大，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和农村人口转移工作，鼓励更多的农民进入城镇，转变户口”。
在这份文件中，重庆市政府的态度是“支持和鼓励长期外出迁入城镇并有稳定职业的农民自愿放弃承包土地”，而对于那些能“自愿放弃承包地的农民，各区县可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给予补偿、补助，并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和相应的社会保障”。
与之相应，重庆建立了土地交易所，除了用于农村各类土地经营权、使用权交易，还推出了旨在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制度的“地票”制度。根据这项创新制度，由当地国土资源部门编制城乡建设用地挂钩专项规划，宅基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复垦为耕地，验收后即可形成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指标凭证，亦即“地票”。
地票在土地交易所公开拍卖，需要建设用地指标的主体，均可在政府制定的
交易基准价格基础上参与竞购。地票拍出后，即可增加等量城镇建设用地。地票拍卖所得，按8：2的比例分配给农民家庭和农村集体组织，地票持有者则可在日后凭地票竞购相应面积的城镇建设用地，其购买地票的费用，可冲抵这些建设用地的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
及至2010年7月28日，重庆市政府召开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工作会，标志着重庆市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
此次改革主要面向重庆市籍的农村居民，主城区、31个远郊区县及乡镇对农村居民的转入条件有所不同。主城区需要申请人在主城区务工、经商五年以上， 或投资兴办实业，三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的配偶、子女可申请在合法固定住所迁移入户；31个远郊区县城标准则分别放宽为务工经商三年以上，三年累计纳税5万元或一年纳税2万元以上；乡镇的条件则较为宽松，农村居民本着自愿原则，可就近就地转为城镇居民。
8月1日，《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居民转户实施办法（试行）》施行，据此，自主城区到远郊区县，只要是符合条件的本市农业户籍人士，均可转为城镇户口，农民转户后三年内可保留“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到8月15 日，相应的土地补偿、社保缴费标准出台。目前，全市40个区县807个派出所全面受理符合条件的农民转市民申请。
按照“分两步走”的规划，2010年至2011年，重庆将推动338万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转户进城。第二步，则在2012至2020年间，以每年转户80万-90万的速度，最终累计转户1000万人，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以上。目前， 这一比例仅为29%。
与公租房计划一样，这次改革起步力度极大，亦因涉及人口众多，被称为全国最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
除了规模，此次重庆转户，亦有多项突破措施。首先是转户对象并没有局限于本地农村户籍人群，还包括外来的、非本地户籍的农民工。
其次，这次改革的“农转非”条件比较简单，仅参考务工年限或投资纳税， 比较接近户籍制度作为人口登记基础制度的本质。
第三，转户后，农民将“穿上城里的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同时“脱掉农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三件衣服”，同时，重庆规定，在三到五年的过渡期内，转户农民可保留这些土地资产，此后，政府有偿收回。
第四，在宅基地退出中，根据“地票”制度，尝试运用金融工具调节城乡土
地资源。
目前，第一阶段的338万人口转户正在推进，其中包括整体将70万在重庆就读中专、职业高中和技校的农村户口的学生转为城市户口。
【疑虑】
过往各地户籍改革往往陷入城市向农村单向扩张，以城市获取农村土地资源为落点，此项改革之难由此可见一斑。在2004年，广东深圳在将特区外全部农村户籍人口转为城市户口的操作中，便直接提出“转地”概念，承认此举目标是为深圳城市发展补充储备土地。
重庆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甫一出炉，即面临诸多争议。
由于政府制定大规模转户计划，亦引发社会质疑是否“强制农民转户”，强制城市化。事实上，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得知，在重庆九龙坡派出所， 即有每月必须转户多少的硬性指标，有违自愿原则。
●由此引发的是对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的怀疑—重庆是否仍在重复以城市化名义对农村资源再次盘剥的老路？
●即便出发点良好，使用农民并不熟悉的金融工具—“地票”来实现农村建设性用地退出和使用权增值，在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中，怎么合理分配集体组织与农民的收益？是否能保障农民成为受益主体？
●户籍制度改革无疑要付出巨额成本。以重庆第一步转户338万人计，总资金需求已达2070亿元，其中，城市的“五大保障”须花费1300亿元，推出农村“三大保障”需要770亿元。政府如何“埋单”？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长期捆绑了不同标准的社会福利，欲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为何不直接取消户籍，改为人口登记制度？
【黄奇帆说】
四、“平衡土地资源但不以转地为前提”
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有三个悖论。首先，城市化过程中，只有中国耕地越来越少，这跟户籍制度有关。因为当农民进城以
后，如果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了，农村的宅基地本应退出转为耕地；如果进城的农民没有成为城市居民，多年后，他又要回到农村建房子，那他农村的宅基地就不退出来，最终，他两头占地。只有中国存在这样的奇怪现象。
第二，在城市化后，农民的土地越来越细碎，没有规模效应，这同样跟户籍制度有关。现在，中国有2亿农民进城，可他们实际上进不了城，还是要回农村，
还是9亿农民在分18亿亩耕地。城市常住人口再多，户籍制度不变，土地依旧难以实现规模经营。
第三，全世界城市化过程中，社会总是有两类人：一类是城市居民；一类是农村居民，只有中国出了第三类人——农民工。他们每年像候鸟一样迁徙，这同样是户籍制度造成的。既然农民工对城市做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为什么要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他们？
分析这三个悖论，可知现行的户籍制度是让农民富不起来的制度。作为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城市，重庆市必须破题。如果这件事办好，还能够拉动消费，城乡的土地资源也能平衡，我刚才说的三个悖论也能够迎刃而解。
以城乡资源互动来说，目前，我国实行严格的耕地红线保护和土地用途管制。以建设用地为例，如果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退出宅基地，城乡建房用地相抵后，至少人均节约用地130平方米。全国如有2亿农民转户进城，宅基地复垦后， 理论上可以净增耕地3万平方公里。
那么，我们是不是以土地置换为户籍改革的前提呢？我可以明确地说，重庆市目前允许338万人进城转户，是坚持“以人为本”和自愿原则，农民工能换户口，是以他的劳动力、以他的有效的就业为前提。他的劳动力能将城市的人口红利增加。其次是使城市年轻化，因为重庆城市平均年龄已经到了50岁了，这些转户的年轻劳工可以使平均年龄下降到40岁，延缓城市老龄化。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不存在强要土地的问题。
实际上，首先要解决的人里面，有60万-70万的中专、职校学生，8月已经把档案准备工作做好了，9月开学即整体转为城镇户口。还有60万-70万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年轻人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实行“增人不增地”制度，在农村大多数是没有承包地的，也就是没有转户换土地的可能。此外，我们还要将44万历史遗留的“农转非”未转人员一次性转户。
剩下来约150万人，是有地的农民，是不是交了地才给他户口呢？也根本没有以这个为前提，只要符合工作年限条件就可以转，“五个保障”一步到位。而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则给他们三到五年时间，自由考虑是否要退出。但是，目前不能撂荒，要委托给种粮大户和专业合作社用于农业生产。
“农村‘三大保障’逐步退出”农民转户进城后，不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按理应该随即退出在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但是，农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如果硬性要求退出，那是典型的本本主义，是对农民基本权益的漠视和侵害。
因此，我们设计了一套弹性退出机制，保障转户居民的合法权益。
首先，对推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给予三到五年过渡期，并保留与农民身份相关的计划生育、与土地相关的种粮直补等权益。过渡期内，可以全部退出，也可以部分退出，可以保留收益权和经营权，也可以只保留收益权，流转经营权。
在农民通过三到五年逐步适应城市生活，对土地依赖程度减弱后，认为不再需要农村的“三件衣服”时，即可毅然脱掉。这是尊重农民意愿的表现。
农村的土地，所有权收益归集体，使用权收益归农民，为此，我们建立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退出补偿机制。其中，宅基地退出以土地交易所为交易平台， 农民除了参照征地政策获得一次性补偿外，还可以参照“地票”在交易所的价款， 一次性获得宅基地使用权补偿和购房补助。
退出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仍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并以“地票”的形式在农村土地交易所交易。目前，重庆在土地规划上的做法是，每年从国土资源部获得的用地指标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和工业用地，大部分的房地产开发则通过购买地票，来取得额外的用地指标，每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用地指标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这样，在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的情况下，满足城镇化建设用地需求，还可以利用级差地租，提升农村偏远地区的土地价值。从重庆的实践看，偏远农村宅基地复耕后的价值，由每亩2万元上升到每亩15万元左右。
这些收益如何在农民和集体组织间分配，我们一开始的方案是5：5分，后来定为8：2，即农民8，集体2。同时，如果农民已经不在农村居住，进城了，土地完全交给村集体了，则“地票”的全部收益都归农民。
承包地比较简单，退出时按当地土地流转市场价，对本轮承包期剩余年份的权益给予一次性补偿。
目前，一般退出宅基地及农房的，农民每亩可以获得10万元以上的补偿，流转承包地每亩可以获得1万-2万元不等的补助。此外，为解决转户与退出不同步的问题，我们组建了农村宅基地整治流转机构，并设立了50亿的农村土地补偿周转金，若集体组织支付退出的承包地补偿有困难，可由这部分先垫付。
“成本理应由社会各方面共同分担”作为一项时空跨度较大的改革，户籍改革的成本不是全部即期支付的，而是通过一段时间渐进到位。在城市的“五大保障”方面，养老和医疗是大头，转户对象多为青壮年，大规模的资金需求会在今后10年到15年逐步体现出来，目前解决338万进城民工的福利问题，需要花1400
亿元。其中，政府需要投300亿元，主要承担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就业培训以及公租房、学校等社会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但是，平均每年只需投入20 亿元。重庆每年财政收入超过1000亿元，拿20亿元为农民工做这件事，实在不是难事。
企业则要承担900亿元。按现在的规定，如果农民工在工厂月收入1500元， 企业按工资基数的12%为他买养老保险，转为城市人口后则为20%，差八个百分点， 为此，企业15年内要增加支出400多亿元。在医疗保险方面，一个农民工一年付480元，城市职工1400元，差1000元，转城市户口也会使企业增加400多亿元投入。两者相加就有900多亿元。
有人担心，这样企业负担太高，会破坏了重庆的投资环境。请问美国政府都对公民不分种族、不分民族同等待遇，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居然把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区别待遇，公平吗？政府就该制定这个游戏规则，要求国企、民营、外资、内资，只要在重庆生根的企业，通通都要这样做，体现同工同酬同待遇的公平。
还有200亿元，用来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理论上，已经在重庆城里待五年的农民工基本上都有房子住。但是，有了户口后，可能需要把父母、孩子接过来一起住，可能就改租公租房。在另外的预算里面，重庆市投入了750亿元做公租房，不需要政府再出钱了，而由转户居民自己出租金养自己，这大概就是200亿元。【联系微信dadawk*01】
“‘户籍无用论’脱离实际”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长期以来捆绑了大量不同标准的社会福利，这是不争的事实。
有人认为，户籍在现阶段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其实，不同群体对户籍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对富裕阶层而言，可以不受户籍制约“天马行空”，可对农民、特别是贫困群体来说，户籍仍然是最终的“保护伞”，因为农村的“三大保障” 仍然是可以退守的避风挡雨之处。所以，单纯取消户籍，只是超越发展阶段的乌托邦式的玄想。
户籍改革是综合性社会重大变革，既要考虑社会心理，又要考虑利益平衡， 也要考虑可操作性，还要考虑成本的承受度，是多种因素交织的复杂体系，因此， 推进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绝不能搞行政命令和“一刀切”，绝不以强制性措施来推进。
【补记】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和复杂注定了其极富争议。尽管重庆市政府有决心，有
举措，但这一改革事关最重要的两种资源——土地与人的配置，其落实要远远难于构想蓝图。重庆创造了相对简化的“农转非”条件，较过往更为重视人本主义， 也强调了交易中的自愿原则，但仍未完全摆脱以行政指令推进城市化的套路。农民的愿望能否真正得到尊重，其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取决于改革实施，而“魔鬼藏在细节中”。
地票交易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亦值得关注。在重庆土地交易所成立初期， 政府对交易双方的资格条件未作特别限制，农民即可参与地票交易。但是，因为土地整理需要付出一定的原始成本，实践中往往是有关公司直接替农民整理土地并自己成为交易主体，在地票卖出后再分给农民部分收入。交易主体悄然变化， 农民利益如何保证？目前尚无法治手段确保农民从地票交易中获利。
一位持续观察重庆户籍改革的土地专家指出，重庆的做法并非不可为，但仍需解决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操作透明度不足等问题，以保障农民权益， 核心还在于围绕土地权益的法治体制完善。
五、加工贸易构思
【背景】
在谈及户籍改革时，黄奇帆提及吸引新生代劳动人口，以增加城市人口红利。这与重庆正大张旗鼓吸引加工贸易的战略亦互为表里。
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明显特点，即地方政府主导及优惠政策竞相出台。重庆亦在其中角力，并从过去30年给沿海带来极大利益的加工贸易入手。
过去20年，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物流成本占比很低。在黄奇帆看来，这是东部沿海尽占区位优势的原因，而重庆发展加工贸易，便须以新的模式解决物流成本、产业配套等问题，“一头在外，一头在内”。以此新策略， 他曾于2008年亲赴美国惠普公司，
说服惠普将4000万台产能的电脑生产基地落户重庆。此后，他再赴台湾，将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引入重庆。广达、英业达等电子代工巨头接踵而来，大批零部件企业亦相继跟进。
所谓“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即沿袭销售市场“一头在外”的同时，将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区，从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
与此同时，重庆亦在过去几年大力发展物流业，调整江北机场改扩建规划， 开通重庆至深圳盐田港的“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的“五定”班列，
此外，由于欧亚大陆桥南线打通，也使重庆到欧洲比沿海海运到欧洲快了24天。
【疑虑】 “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新模式，并不完全被外界认可。
●从零部件到组装到研发全部在本地配套，会不会因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需求不一致，牺牲最优性价比？
●笔记本电脑下游企业向内地前移后，上游供应商将如何动作？
●重庆另辟蹊径的加工贸易新模式，是否将导致与东部在低端加工贸易业上的零和博弈？
【黄奇帆说】
六、“‘重庆模式’的三个概念”
对西部而言，物流成本过高的问题不解决，加工贸易向内陆转移的愿望就只能是一相情愿。我们用整机和零部件垂直整合的模式，改变了世界上整机、零部件代工、设计和销售水平分工的模式，实现了一体化，并形成了新的核心生产力。这其实是重庆“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加工贸易模式的第一个概念。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工业产品纷纷萎缩，但笔记本电脑销售逆势增长20%以上。我们决定把发展的眼光聚焦到这个市场前景广阔的行业中。2008年， 我曾到惠普总部与其总裁会面。我提出，当年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约1.6亿台； 到2011年、2012年，可能会达到3.2亿台或者3.5亿台。惠普在全球市场中占据四分之一份额，意味着未来有4000万台增量。对于这些新增的产量，你们是放在中国沿海就地扩张呢？还是有新的布局？
我提出，在重庆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剩下20%极少的战略物资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如果三年后，重庆未兑现承诺，由此引发的全部物流成本，由我们补贴。我们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将4000万台电脑生产基地放在重庆。
当品牌商决定地点后，代工商就会跟过来。2009年1月，我去台湾见了富士康的郭台铭。一见面，我说我不是来招商的，我是来跟你讨论一个战略。惠普给了重庆4000万台电脑的单子，你如果有兴趣的话，至少可以把三分之一或者把2000万台交给富士康做，把你的零部件制造基地，也带到重庆去。谈了一会，郭台铭把富士康的四个副总裁、十个部门经理都叫来了，跟我讨论了三个半小时。拿下惠普、富士康等项目后，100多个零部件供应商跟着来了，因为零部件生产有规模效应，需要大项目来带动。
传统的加工贸易其实是浪费能源、浪费交通、浪费物流的模式。石油是10美元一桶的时候可以这么干，现在近100美元一桶了，就不合理了。现在，哪个地方能实现整机加零部件一体化，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谁就是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生产基地。重庆本身就拥有比较深厚的工业基础，能够支持本地生产80%的电脑零部件，就地生产，就地组装。
笔记本生产基地在重庆落户后，惠普、思科、富士康、英业达等的研发中心也纷纷落户，使重庆由单一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拓展成为IT研发机构的集聚之地。
新模式的第二个概念是以人为本的“社保模式”。加工贸易的特征，一个是大进大出，一是劳动力大规模集聚。我们搞加工贸易，也会聚集数以万计的劳动力。传统加工贸易存在“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员工的生产和生活往往局限在厂区狭小空间。加上户籍制度的缺陷，极易导致员工出现心理问题。富士康在深圳厂区的“12跳”就是例子。
我们改变了这种模式。所有的加工贸易企业只管厂里的事，职工出了厂就步入社区、进入城区、融入社会，是一个社会管理，不是企业管理。
我们在加工贸易区造宿舍，给初级员工居住，中级员工住公租房，高级员工住商品房，自己买，给予个人所得税退税。以这样三个层次，把员工分散开来。因为政企分开，政府和社会把员工生活揽下了，企业只造厂房，不要去造宿舍了， 它的投资也节省了，这也有利于招商引资。
第三个概念比前两个更有宏观意义，即金融结算模式。在过去，中国有11000 亿美元的加工贸易额，全部的金融结算都在海外，中国的各个沿海省仅收到了劳动力的加工费，加上大多数税收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免五减半”，等于就没收什么钱。
加工贸易在全球布局，如果每个地方都设一个结算点，是低效和浪费的。所以，这20年来，不管一个公司的结算体系有多复杂，全球的加工贸易都在第三地做统一的结算。
比如惠普，在亚太地区有1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算在新加坡。我们跟惠普合作后，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支持下，我们对外汇管理制度开展了改革试点，开设了全国第一个离岸账户，并使人民币自由兑换。通过跟惠普最高层的艰苦谈判， 最终促使惠普将亚太结算中心转移到重庆。这结束了中国只有加工贸易而没有结
算中心的历史。它给重庆带来巨大的好处，即“结税”、“结汇”和“结人”—
—给政府带来税收，同时给结算银行带来中间收入，并提供成千上万高级会计师等“白领”岗位。
这三个概念结合才是“重庆模式”。通过这种模式，重庆同时占有了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因为当你把零部件集成在这里的时候，高端研发也有了；当你把销售、结算放在你这里的时候，附加值高端也有了。重庆的加工贸易模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行动。
“推动贸易高端业务竞争”重庆通过创新模式，把世界笔记本电脑加工贸易增量这一块“抢”到了重庆。以后西部地区也可以按我们的方法去获得新项目， 提高整个西部在这一产业的市场占有量。这自然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差距。这是个适合中国西部、甚至是适合整个地球的新加工贸易模式。
重庆也并不担心经验被沿海复制。沿海也可以将零部件和原材料集成整合， 但是，当物流成本打平以后，加工成本就起决定作用了。内地油电煤运的成本低， 加工成本也比较低，我们仍有竞争优势。
【补记】
重庆对于加工贸易发展模式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中国加工贸易的新局面。不过，我们采访的许多分析人士也认为，重庆加工贸易的格局以项目破题， 很大程度还是得益于中央给予重庆诸多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批给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港区，使之成为内陆惟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重庆在惠普项目后进一步促使惠普将加工贸易结算中心从新加坡搬至重庆，亦有赖国家外汇管理局在重庆独家试点开设连账户和人民币自由兑换。
在采访中，黄奇帆谈到他在设立结算中心的创新时说：“在这里当市长其实是很幸福的，不断地在改变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都是国家的大事情，甚至和全球有关系。每一件事都可以给重庆带来几十亿、上百亿的税收，这才叫做核心利益。”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联系微信dadawk*01】
不过，截至目前，全球加工贸易的总量仍集中在沿海，在中国，广东、江苏和上海三个省市就占据75%的市场份额。重庆在加工贸易领域的实践尚短，结算业务亦刚刚开始。在促进企业和产业自主流动方面，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七、另类金融中心
【背景】
两年前，黄奇帆提出，重庆将建成除银、证、保以外的“另类金融中心”，
重点发展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私募基金公司、风险投资公司等八类另类金融机构，以区别于上海以交易市场为主导的定位，并和北京以金融机构总部所在地为特色的金融中心相区分。
至2010年，重庆金融业占整体GDP的比重达到了8%，仅次于北京的15%和上海12%，位居天津、广东之前，在本地产业中，高于房地产的比重。其“另类金融” 规模占到重庆整个金融产业规模的30%。
在惠普结算中心项目上尝到甜头后，黄奇帆进一步为重庆金融中心定位添加关键词，强调将建设重庆成为“国际结算类金融中心”。
在惠普的加工贸易结算中心之后，重庆又在电子商务离岸结算上有所斩获， 并正积极寻求离岸数据结算等新型的结算业务。
此时，重庆两江新区也正式挂牌，这是国内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家以新区命名的又一个“经济特区”。
重庆金融办主任罗广指出，与前两者一样，两江新区也将以发展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为重点。新区的获批也意味着重庆在金融创新上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性竞争优势。惠普等结算中心落户重庆，除国家外汇管理局开放试点外，亦受益于重庆仅15%的企业所得税率。
黄奇帆认为，有北京、上海在前，重庆即使把金融销售市场和银证保业务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成为全国金融中心，而“把市场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国际结算作为高地，由银、证、保和销售市场托底，重庆的金融中心就成形了”。
【疑虑】
重庆想做的事是不是太多了？这是许多对重庆金融业发展持有疑虑者的担忧。
尽管黄奇帆已为重庆定下两个主题词，即另类金融和结算中心，然而，在实践中，重庆在金融领域大有全面开花的势头。如此，重庆会不会面对“金融中心们”的过度竞争？金融产业以人才竞争和创新意识竞争为要，重庆还有多少未发之招？
【黄奇帆说】
八、“重庆做法与众不同”
我们提银证保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 重庆的目标是成为有特色的区域金融中心，积极发展信托、租赁、担保、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公司和结算中心等。
比如租赁公司，中国最大的金融租赁公司，是重庆跟中石油合作的一个60亿人民币的租赁公司，可以融通800亿元。这样做的结果，等于中石油从黑龙江到克拉玛依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有七八百亿元设备租赁或者投资，由重庆的这个企业来完成。此外，重庆正在跟平安保险集团研究打造一个全国性租赁担保公司。总之，要把重庆变成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活动发展高地。
我们要搭建大平台。世界贸易除了实物、加工，发展最快的就是电子商务。在这个领域，如果出现跨国支付，也将出现结算业务。目前，eBay下面的PayPal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国际电子商务结算公司。2009年结算了800亿美元，其中，100 亿美元是跟中国的国际结算。预计到2015年，可达1000亿美元。它绕过了中国外汇管理的整个系统，也绕过了中国的税收。
我们跟它合作，将它和中国的所有网站公司发生的结算放在重庆。我要做的是说服外管局和海关改变了三个游戏规则。第一，小单变大单，不再10美元、15 美元一单单地结，而是几亿美元一个月一结。第二，事前变事后，将过去事前审核贸易合同，变成事后核对；第三个，先给我们一个10亿美元的结算额度，然后， 自己就周转了。周转一个月，如果用掉了9亿美元，再兑换9亿，补上去。这样， 一年就有120亿美元的结算额度。
这些需求现在都获得了外管局支持，开始操作。因为国外结算公司也了解中国的电子商务每年以60%的幅度增长，他们希望在中国外汇管理规范之下，将平台做大，而不是仅依赖现在非常有限的海外人民币存量。我们初步核定100亿美元的结算中心，可以产生11亿人民币的税收。重庆将变成中国的电子商务国际结算中心。
“交易所：看谁更会做”除了现有的几大交易所，我们还打算发展一个票据交易所。此外，我现在正在动脑筋的是OTC。一，它应该成为计划上市的公司的三板市场，要进A股市场的，先在OTC运转两年，有条件后可以进A股市场。第二， A股退下来，老百姓不能买卖了，但法人可以对它买卖的公司，这就退到了OTC上。换言之，OTC就是起到A股市场的升级板、降级板的作用。此外，还可以买卖债券， 就是非股票型的各种票据、可转债这一类。
我相信，其他城市也在做类似的尝试，那就看谁更会做了。
【补记】
在采访中，黄奇帆没有谈及如何突破金融人才的限制。重庆金融办主任罗广曾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坦承，重庆在2009年引入20多家银行，
人才储备不足便是遇到的大问题，也是重庆建立金融中心的巨大的挑战。
据罗广介绍，重庆目前主要通过全球招聘解决燃眉之急，并大量选派人员到海外培训。此外，也注重通过合作培训人才，比如与一些股权投资机构建立合资公司，不参与分利，而着眼于本土人员参与专业团队，从而获得学习机会。
重庆在引进人才方面，还提出了专门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将个人所得税地方留存的40%部分，头两年给全额补贴，后面三年留存一半用于补贴；在当地购房可抵扣个人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等等。
重庆金融业的持续竞争力还有赖于金融人才储备的成效显现。
九、国资问答
国资由弱变强，并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是黄奇帆的精心之作。无论是庞大的公租房计划，还是牵涉重多的户籍制度改革、产业新政和金融战略， 强大的国有资本可谓身影处处，不仅受益于其中，亦是政府意图的强力执行者。政府为主导，庞大的国资为后盾，正是重庆“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特征，也
是了解黄奇帆整体思路的重要落点。因此，在经济上以“公司型政府”描述重庆并不为过。外界关注重庆国资战略，也对政府主导的八家投资公司（八大投）议论纷纷。我们与黄奇帆就此有如下对答：
财新-《中国改革》：应该怎么看待今天国有资产在重庆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黄奇帆：重庆从2003．2004年开始推进国资改革，国有资产从1700亿元到1 万亿元的过程中，产生了三个转变：
第一，资产的分布方式。原来重庆1700亿元国资中有80%是工商企业，现在变成了40%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集团，30%金融企业，30%是工商企业，这使得重庆的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极大增强。
第二，企业的组织结构有了深刻变化。原来有市属集团70个，每个集团还有几十家子公司，就是所谓“处级公司”，每个公司资产不到1亿元，杂而散。现在国有资产从1700
亿元增长到11000亿元，集团数却从70多个变成了32个，每个集团下属企业数不会超过
20个。集团的法人数原来是2000个，现在是600个。这样“出血点”少了，资产向优秀企业集中，向优秀企业家集中，管理的集约程度、组织化程度大大加强。
第三，重庆的国有企业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杠杆和工具。我认为，美国政府
是这么干的，中国政府更应该这么干。
比如，为什么我们担保公司特别多？在全市担保公司100亿元的资本金当中， 有65亿元的资本金是国有资本金在做担保，这些资本金可以放大8倍，能够做500 亿元担保。同时，由于国有的中小企业几乎没有了，所有的担保业务服务对象， 都是民营中小企业。换句话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搞民营企业、搞活中小企业， 为其解决融资难问题，重庆国有企业起了桥梁的作用，是宏观调控中金融工具的一种延伸。
国有控股的地方银行也按中央宏观调控，为中小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 就是起着融资的作用。重庆在金融危机当中，中小企业的融资贷款余额增长率都在50%多，远远高于全国，是跟这种调控方针有关系的。
国有融资平台即“八大投”，搞基础设施不太赚钱，拿着巨额的资本金在干活，实际上是把投资环境改造好。投资环境改造好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才会来得更多。
重庆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如果没有这些投资集团把基础设施建设做了，现在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的势头就起不来。整个西部地区，哪怕全面开放高速公路市场，民营企业也是不投的。因为这里高山大川，造100公里高速公路大约有60公里的桥梁、隧道，投资成本平均要每公里7000万元，比上海、江苏、广东的高速公路要高一倍。同时，上海、广东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比我们多一倍以上， 所以，投入产出低于上海等地的四分之一，没有民企愿意干。这就要由国有企业担大梁，创造投资环境。
另外，重庆国企每年至少有200亿-300亿元补给财政，作为专项使用经费。重庆有三个财政口袋：预算内财政，搞民生；预算外财政，就是土地财政、基金财政，搞建设；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市委、市政府的重大专项投资。
这样一来，重庆财税可以更多地用在民生上。重庆是全中国过去20年惟一做到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4%的城市。现在，重庆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已经占到财政总支出的一半以上，这跟国企队重大项目的支持分不开。
最近，理论界在讨论，说国有企业的利润是全民的资产。眼下重庆国企有3000 多亿元净资本，10%的回报就有300多亿元，其中，100多亿元在国有企业自己内部循环，有200亿元装到市政府口袋里为社会服务的，也就是交了公粮。
财新-《中国改革》：那重庆的民营企业发展状况如何？
黄奇帆：重庆的民营企业发展状况很好。宏观地说，假如重庆的民营企业在
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被挤掉了，也不正常。但是，因为整个经济高速增长，国有企业做的很多是控制力、影响力和社会投资环境改善方面的工作，环境改善以后， 民营企业至少每年有20%的增长。
在重庆，民营企业的比重这几年从50%增加到60%多，GDP中非公经济的贡献率达到60%，而五年前50%左右，十年前只有30%多。非公经济包括外资、民资等等。
总体讲，重庆非公经济没有因为国有企业超常规发展而受损。在金融业，原来重庆有几个民营控股的金融机构，出现30%以上的坏账，快要倒闭了。政府和国有企业投入了几十亿的资本重组，市场化运作，最后变成了优质资产，市值从40亿元变成400亿元，原来的民营企业股权也相应地升值，皆大欢喜。
财新-《中国改革》：现在政府有无计划退出？
黄奇帆：为什么要退出？怎样退出？不能简单地靠理想主义，觉得政府不应该控制企业，好的时候就应该退出。
不过，我们其实是在退，按市场化的原则退出。现在，重庆几个金融企业都是资本市场上私募基金、民营机构和外资机构追逐的热点，有的已经上市或正准备上市，价格比重组时涨了几倍。我们从2009年四季度到今年年底，大概会卖掉一部分，但还是要控股。准备套现100亿元，拿来投到工商企业集团。最近这段时间，受金融危机影响，工业企业不好搞，民营企业对工业投资不怎么感兴趣。真正有价值的工商企业，是很有投资价值的。无人问津的时候，国有企业应
该有双慧眼，担当大任，拉动经济发展。100亿元投下去，过三年可能又会变成300亿元了。工商企业一有钱，就会收购兼并一些撑不下去的企业，三五年后经济好起来，市场结构会变的。国有企业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财新-《中国改革》：现在各地政府的地方融资平台比较受关注，债务也都比较高。重庆的地方融资平台曾经以“渝富模式”著称，现在债务风险如何？
黄奇帆：重庆的“八大投”就是八个融资平台。2002年，“八大投”以200 亿元起步，现在已经有4000多亿元总资产，它目前的负债率是55%，资本与债务是平衡的。
这些融资平台用不着财政做担保，“八大投”互相之间也不担保，“八大投” 内部专项政府资金不能挪用，专款专用。如果按政府担保的融资平台来定性，“八大投”一个都不是。
我们对“八大投”的管理有三个平衡的原则，就是资产负债平衡，大体上就是50%对50%，负债绝不能超过60%。第二叫现金流平衡原则。第三个是投入产出平
衡原则。就是投资以后总要收钱，不做亏本的事。
其操作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修高速公路、建污水处理厂等，可以收费， 这是一种平衡；第二种情况，如果就是干政府应该干的事，比如，城市道路和广场绿地，政府在三年里连本带息付钱给它们，可通过市场化手段，或者政府拨款， 也就是收支还是平衡的，只是时间换空间而已。第三种情况，“八大投”跟企业合作，比如，修路搭桥，如果对方没有钱，可划一块地作为土地储备。过三五年以后，土地会升值。“八大投”可用增值部分来平衡它投入的那些项目。这种升值带来的收入是国有投资集团的，不是个人发工资、奖金的钱，和房产商靠囤积土地、储备土地发横财的概念完全不同，有一种土地平衡的潜能。第四种情况， “八大投”也会有股票上市、收购兼并，或者存量转让，也会赚一把钱。【联系微*信dadawk01】
世界银行考察了重庆的“八大投”，总结了“渝富模式”，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样板，就是说，重庆市一级信用平台的状况是比较好的。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区县级的信用平台。
区县的信用平台数量过多，结构复杂。信用平台太大，会有官僚主义的问题； 规模太小，则会有管理不善的问题。区县的经济总量不大，如果有七八个融资平台的话，很容易出问题。
其次，区县的信用平台普遍都会让财政担保，甚至动用人大来履行担保程序， 不是市场化的信用平台，而是行政化的信用平台。
再者，个别区县的信用平台的债务已达到其财政支付能力的两倍，甚至三倍， 问题很大。
最近，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所有区县级信用平台提出了原则性要求，规定六个中心城市可以搞两个，其他县区只能有一个平台；融资平台不能用财政担保，必须用自己的资产自我担保，形成企业化信用平台。合理的做法是把财政手中的资源，比如说30亿现金，或50亿可以买卖的存量资产，划拨给资产管理公司。如果这个资产公司如果有了80亿资产，再运营50亿就很正常。我们还规定，债务余额不要大于一年的财政收入或者支出，这是极限。
财新-《中国改革》：重庆的区县级信用平台现在风险大不大？
黄奇帆：整个重庆，包括区县和市级政府，跟财政有关的债务余额是1200亿元。今年，重庆市的财政收入预计达1800亿元。所以，整个重庆的债务余额是重庆一年收入的60％-70%，是在安全线以内的。
其中，市级政府一年有700亿、800亿元的收入，债务余额只有300亿元，状况
是健康的。区县融资平台的债务有900亿。但它们实际的收入水平大约为1000亿元，基本上在1：1。宏观上来说，风险还不大。但是，对于债务偏高的五六个区县，就必须要求它们把比例降下来。三年以后，如果债务增加不多，财政增长迅速，就会逐渐平衡。总的判断是，宏观上没有什么风险，微观上有些点上的问题。
接受《凤凰卫视》吴小莉专访——建公租房不是摆噱头
（2010年）
编者按
重庆市计划在三年内建设3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此举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关注。上月底，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首席主播吴小莉带领《问答神州》栏目组来到重庆，专访了市长黄奇帆，该节目于日前播出，本报今日刊登访谈内容，以飨读者。
吴小莉(以下称主持人)：曾经有境外媒体评论说，如果把中国比作一本杂志的话，那么这本杂志的封面会是北京，封底是上海，而重庆将是代表着未来发展的下期预告。
2010年6月13日，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了7个部门共同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一时之间，起源于重庆的“公租房模式”再次引来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它是“看上去很美”的“形象工程”？还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杀手锏”？或是“居者有其屋”的梦想成真？它为什么会诞生在被外界称为是中国目前发展最快的成长之城：重庆？又将如何引领中国住房分配体制的变革？
不久之前，带着这些提问，我来到山城采访了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主持人：非常高兴有机会到这里见到市长，而且市长第一站带我们看的地方也很有特色，是最近重庆在大力推广的公租房。
画外音黄奇帆当天带我们参观的这片楼盘，是重庆第一个动工的公租房项目“民心佳园”，总建筑面积为100多万平方米，未来能够容纳1.89万户入住，而每套房子的租金价格将控制在市场租金的60％以内。
黄奇帆：这是31平方米小户型，适合一个刚就业大学生。主持人：现在预计租金会是多少钱？
黄奇帆：我自己认为一个月300块。这个是我们设计的比较大的户型80平方米，适合三口之家租下来，这是会客室，后边还有几个房间。还是比较方便的。
主持人：现在看起来是全装修。
黄奇帆：对，简装修，一般来说进来摆上家具就可以用，不用再搞装修。 画外音黄奇帆说，目前重庆已经有6个公租房项目全面开工，其中1.1万套将
在年底初步建成，首批公租房还将采用电视公开摇号的方式来抽取入住的资格。
而在我们的正式问答开始之前，黄奇帆市长前一天刚刚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主持的全国公租房工作会议。
主持人：这个会议有什么特别的精神传达？
黄奇帆：国家已经考虑，在全国范围内的城市里推动公租房的体系，应该说中央领导在这方面已经下了决心。
主持人：我昨天到重庆的时候也看到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您提到的这个公租房细则的公布，现在有多少人进行申请了？审核的程序进行得如何？
黄奇帆：现在规则刚刚公布，还没有让大家来申请，我自己认为，申请的时间可能是今年年底。
主持人：我现在很好奇的一点，所谓的摇号，比如说，假设第一批人来排队， 他可能是先到先得吗？
黄奇帆：应该是这样，第一批人来，可能来了10万人，但可能这一个楼盘只能供应比如说1万户，那么这个时候通过摇号10个人里取1个。摇号以后，楼上楼下不同位置，可能又是一次平衡和选择，这个细节就由公租房管理局去具体操作了。
画外音。根据重庆市目前制定的入住标准，个人月收入在2000元人民币以下或者是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都可以申请租住公租房。在全市总人口中，这样的低收入人群占据了大约30％的比例。
主持人：公租房的限制门槛当中，户籍是没有要求的？
黄奇帆：没有要求，因为在我们观点里，公租房应该针对城市有工作的人群， 它不讲究户口。
主持人：公租房门槛的条件，有没有人会做假，或者是说虽然都符合了条件， 但是可能有片区的不同，然后用人情的关系，来选择比较好的片区。
黄奇帆：我理解这个意思。一个就是如果长期存在供不应求，那么为了先获得公租房，可能中间是不是会有猫腻，所以重庆市政府考虑主城区可能近期有100 万人需要，应该造
2000万平方米。花巨资来干这个活，而不是去搞200万平方米或者20万平方米， 摆个谱，摆个噱头，造个舆论，那是无济于事的。第二呢，因为公租房在重庆一环到二环之间，以后会形成21个公租房的楼盘，这些楼盘地段不同，所以不会是一种价格。哪怕房型一样，不同地段的房租每个月也应该有所不同。所以在租金上体现了这种不同后，也会平衡这种灰色交易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市场的
原则起作用。当然我们在工作中，也力求做到规范。
画外音。2010年4月，曾经有民众向深圳媒体举报：深圳有经济适用房的住宅小区地下停车库里，长期停着宝马、奔驰、奥迪、凌志等名车。而按照规定： 这些小区的出售对象是总资产不超过28万元人民币的低收入家庭。
2010年4月26日，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出通知，要求对经济适用房的骗购行为责令退还，对于违规出售、出租、出借经济适用房的房主，取消其在5年内再次申购政策性与保障性住房的资格。
黄奇帆：如果商品房是6000元/平方米，经济适用房可能只要3000元，虽然规定5年内不能转让，但是5年后转让，周边的商品房可能升值到1万了。那么经济适用房按照1万/平方米的价格卖出去，买的人就发了横财。
这是一种利益输送，怎么才能遏制这种情况呢？最重要的是把出口堵住。因此我们作了规定，公租房租了几年以后，如果租房者有特殊需要，想把公租房买下来，我们可以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标准卖给他。但卖了之后，这个人住了几年想离开，想把房子卖掉，那么公租房永远姓“公”，只能卖给公租房管理局。回购时的价格，还按照现行的经济适用房价格。
通过回购堵住出口，买房的人发不了横财，就没人想要来谋取暴利了。
主持人：公租房住户买了房子之后，觉得不需要住了，但又不想卖回给房屋局的话，是不是可以出租？
黄奇帆：不可以。实际上只有很少的人想把公租房买下来，为了自己住只要付租金就可以了。但如果要把公租房租给别人，或者当商品房卖掉都不可以，如果租房者不需要，就由公租房管理局把它回购了。
画外音。一直以来，作为中国最大的直辖市，重庆的房价始终被外界评论为： “与其身份不符”。2010年3月，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提供的数据，作为全国最大的直辖市，重庆的房屋成交均价为5011元/平方米，比成都的均价低出了1000 元。也低于同样地处西部的西安、贵阳、昆明等城市。而2008年，中国国家发改委也曾经公布过一份全国36个大中城市的商品房成交均价排行，其中显示：重庆的房价仅高于呼和浩特和兰州，位列倒数第三。
也不禁有人提问：为何中国的公租房模式，会最先发轫于房价并不在最高位的重庆？而公租房的推出，又将对这里的商品房价产生怎样的影响？
2001年10月，在重庆直辖4年多之后，时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的黄奇帆被调任重庆担任副市长。当时，这座山城的主城区的面积仅有100多平方公里，有
着浦东开发经验的黄奇帆敏锐地意识到了在这里储备土地的必要。
主持人：当时为什么会进行土地的储备？
黄奇帆：香港199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好的土地储备制度，我在上海浦东开发的时候，也是用了这个办法的。
主持人：刚好重庆直辖以后，整个城区的变化，您觉得还是要赶快进行土地的储备？
黄奇帆：是的。
主持人：储备的方式是不是首先把批地权，或者拍挂招的权力先收到市委市政府的手上来？进行的程序是怎么样的？
黄奇帆：不是这样。中国的土地管理，土地拍卖、挂牌、招标，都在市级政府的手中。但是有这个拍、挂、招的权力不等于你拥有土地的权利，土地可能是区县下边的街道、社区，也可能是居民在使用。如果有开发商想圈这块地，他可能现在只开发200亩，但是可能拍卖购买了2000亩10年以后才会开发的地，土地就被开发商储备了。如果一个城市，除已建成的用地之外，待建设的用地如果三分之二都到了开发商手里，政府手中就只有很少的土地，然后每年拿出一些土地来拍卖，就被开发商抬得很高的价格。一个城市如果土地价格一高，那么整个房价都会高起来。
画外音。2002年，重庆建立了土地整治储备中心，对土地市场进行宏观调控。2003年2月，重庆又在土地储备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庆地产集团”，由市政府注资，建立了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储备供应机制。
黄奇帆：我们把三年、五年、十年可能要使用的地，从规划、管理上，由市级政府的土地储备中心把它给储备了。如果政府手中有比较多的土地资源，如果房屋价格卖得很高，就再多供几块地，实际上就把价格给控制下来了。
重庆政府在过去5年，始终抱有一个宗旨，就是商品房拍卖的地价，绝不超过当时这块地周围楼面地价的三分之一。所以重庆政府拍地，没有起把房价往前推的这种作用。
画外音。黄奇帆说，目前重庆主城用于城市建设的500平方公里用地中，有300多平方公里是政府储备的土地。
黄奇帆：对开发商我们叫做按规划带项目批土地，如果有一个规划是商业用地，项目需要用500亩地，那么项目用多大，规划什么性质，然后就按规划带项目，去批租、拍卖土地。
这样的话，开发商只能就项目论项目要土地，不能为1个项目去储备10个项目的地。
主持人：您也提到了重庆公租房的铺开，可能比较主动一点，主要在于土地权都在重庆市政府的手中，或者是“八大投”的手中。
黄奇帆：这是城市的战略资源，不是为了炒地皮，不是说政府储备了地后， 把地皮炒高了，政府就拿到更多的土地收入。
如果规划得不好，土地控制得不好，在10年前就把地给了开发商，开发商拿了地也没有开发，或者开发了一些不必要的东西。现在政府要去造学校、医院了， 要从开发商手里再去把地征回来，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所以用于公租房的土地，现在也可以划拨。如果没有土地资源，由着房产商和市场去炒作，政府就缺少调控手段。
画外音。其实对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有着十分成熟的经验。从上世纪的1973年开起，香港政府推出了十年建屋计划，增加公屋数量。截至目前为止，香港公屋的平均月租为1320元港币，有超过了200万人租住公屋， 约占香港总人口的1/3。而在新加坡，政府也长期坚持以政府分配为主、市场出售为辅的楼市原则，目前新加坡约有84%的人安居在政府投资修建的公屋中，商品房的购买者主要是收入较高的二次置业者、投资者或者是外国公民。
主持人：在推出公租房的过程当中，今年您也去了一趟香港，考察了一下香港公屋的情况，您那时候看到了什么？
黄奇帆：香港和新加坡我都去考察过。一个就是公租房的住房结构，一般都是30平方米到70—80平方米，一般都不会去造大户型。第二，香港和新加坡的公租房，都是政府主导，社会也能参与。但是社会参与，不是由一个一个的房产商建公租房，公租房的建设、主导、投资都是政府。社会参与就是社会的各种资金， 包括债券、融资、保险基金，都可以进入公租房的投资基金当中，因为公租房是一个有现金流可以平衡的一个体系。
画外音。黄奇帆说，按照每平方米需要2000多元人民币的建设成本来估算， 未来3年中，为了在主城区建设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重庆市政府需要筹集500多亿人民币的资金。
主持人：这次做这么大片区的规划，有哪些资金进入？
黄奇帆：第一，重庆政府在重庆主城储备的土地要拿出20平方公里，3万亩地，这是过去几年重庆地产集团在征地动迁的时候征下来的，这笔征地费就作为
政府的资本投入了。第二笔钱呢，政府还会把每年土地批租收入的5%，作为民生支出的需要，用于公租房的资本金。如果每年我们有300亿的土地批租，5%就有15亿—20亿投入。第三，就是中央政府对公租房的补助。这三笔钱，都是政府投入。
画外音。黄奇帆说，在总共500亿人民币的投资中，政府的投入大概能够占到200亿左右，而剩下的钱将借鉴香港与新加坡的经验，向社会融资。2010年5月， 有媒体报道，中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将赴重庆考察公租房项目，而不少大型保险公司也已经与重庆方面进行了初步商谈。
主持人：您提到保险基金，或者社保基金到了这里，可以得到大概3%左右的利息，这个利息怎么算出来的？
黄奇帆：对，应该说公租房如果需要500亿，有200亿是政府的土地和财税资金，实际上真正融资只要300亿，那么这300亿，如果需要支付4%或5%的利息，一年也就是15亿。而房子造好以后出租，500亿的投资产生的2000万平方米，每年租金可以收到二三十亿，租金当然可以平衡刚才说的这些支出。
所以社会大量的资金，是可以通过公租房这个融资平台，实现保值、周转。公租房系统又通过这个平台获得资金，把公租房建起来。
香港、新加坡的公租房是良好的金融信用平台，没什么坏账。
对我来说，政府拿了500亿去建公租房，不是变成了500亿的一个欠账留给了我的下任、下下任。而是留了500亿房产给下任，它本身就像用500亿买了黄金， 过五年、十年是保值的。而且它每年的租金是可以平衡现金流当中的利息的，所以它是一笔优质资产。
主持人：现在有没有一些社保基金，或者是说一些商业的保险公司进入这个系统？
黄奇帆：我已经跟中国人寿和社保基金都讨论了这件事，他们都非常有兴趣， 有具体的计划跟我们在合作。
城市房地产市场要分类施策
（2010年）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关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生。城市房地产市场可分为三块，需要有针对性地分类施策。
首先是政府配置类住房，约占住房总量的20%～30%。包括:一是廉租房屋， 属于政府配置的公房，以非常低的价格租给低保户居住。二是经济适用房，属于政府建造的免税费住房，略好于低保家庭廉租房，由政府以正常价格租给无力购房者居住，收取的租金用于兑付造房款利息，以保证正常周转。三是农民工宿舍。由政府推动、企业建造，提供给进城农民工居住。四是动拆迁房。由政府主导的危旧房拆迁安置房，也不收建设税费，主要满足被拆迁群众的安置需要。重庆将结合危旧房拆迁，在主城约1000平方公里建设用地上，规划布局20个～50个居民聚居区，筹集资金建设一批安置房，让被拆迁群众有房住。
其次是普通商品房。土地出让金、营业税、所得税、交易契税都要收取。我们构想，城市双职工家庭6年～7年收入能买一套这样的商品房。现在不少媒体上， 有人表扬我们的构想，但也有人认为是幻想。参考国际经验，房价、收入比大致是3～6，结合重庆市商品房价和居民收入的运行规律，政府通过有力的作为，将房价、收入比稳定在6.5是一个较为实际的目标。2008年，
重庆市主城区双职工家庭年收入高的十几万元，低的一两万元，平均约6万元。房价也有高低，高的八九千元，低的两三千元，均价4000多元，90平方米住房均价36万左右，6年的家庭收入基本能买一套房。要保持这样的状况，政府必须控制房价，否则房价涨幅过大，三四年翻一番，收入跟不上就会有问题。
控制房地产市场，土地价格尤为重要。土地出让价格控制不好，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房价就会相应抬高，原有的价格平衡就会被打破、上抬。市场地价、房价太高，会导致投资环境恶化。香港上世纪90年代的房价过高，金融等中间服务业就由香港转到了深圳、上海。因此，政府不能认为土地财政收入高就是财政收入好，要防止地价炒得过高。
最后是高档房。这是问题最大也最需要控制的一块。沿海地区每平方米十几万的房价，就很令人担忧。收取物业税是控制高档房的一个简单法宝。欧美因为收物业税，房价没有炒得太高。比如，房价每平方米20多万元，200平方米就是4000多万元，如果收百分之几的物业税，物业税就是几百万，有房的人不愿房价
飞涨、不愿多交物业税，就有抑制高档房的愿望。如果不收物业税，就会出现高房价问题。欧美收物业税，因为他们的土地属于私有，政府不收土地出让金，只收征地动迁费，政府是通过收物业税为私人小区搞基础设施、商业配套。而我国土地属于公有，要收配套费、出让金，政府财政收入的1/3与此相关，配套费和 出让金也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收了土地出让费又收物业税，老百姓的负担就会很重。而且，现在的房子都交了大约60年～70年的出让金，有一种路径依赖。总之，高档房可以借鉴物业税的思路去调控，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疯狂上涨势头； 中低档商品房要按照正常的经济秩序推进建设，而且多多益善，让大多数老百姓买得起房并且有房可买。
城乡统筹的重庆策略
（2010年）
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是重庆与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的显著区别。这决定了我们有与其它直辖市不同的使命。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和国发3号文件，我们必须协同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城乡统筹一体化，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
对重庆“三农”的总体认识要改变当前农业生产经营分散、农村要素资源配置不活跃、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状况，重点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发展中小城镇。
首先，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未来10年，全市所需建设用地将超过2000平方公里，但要坚守3300万亩耕地红线，达成这个目标的根本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引导更多农民整户进城，采取城乡建设用地置换和耕地占补平衡等方式来保证。并不断推进科技兴农，发展高产高效、优质安全的生态农业；完善现代农业生产服务体系。
其次，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力和带动力不断增强，城乡结构、农业农村内部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去年重庆全市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9.3%，首次下降到10%以内，这是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性突破。今后农业增加值占比要争取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到2020年前后下降到5%以内。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让更多农民靠工商服务业谋生，力争2020年，农业就业比重从现在的48%下降到20%以内。
再次，加快发展小城镇。小城镇是城市群的末端，一头承接大中城市，一头联系广大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起着特殊作用。我们应继续整合小城镇建设专项资金，支持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吸引更多农民集中居住， 把市级中心镇和建制镇培育成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和商品集聚的中心。
此外，妥善解决农民工转移问题。现在全市800多万农民工，400多万到沿海打工，300多万在本地就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预计三年后农民工流向会转变过来。在鼓励农民工继续到沿海打工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和引导农民工本地落户就业。善待进城农民，解决他们的户籍、养老、医疗、住房、子女入学等问题。
另外，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基本出行条件；加快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公共事业向农村覆盖的
进度，在2012年前实现农村养老、医疗、低保等全覆盖，到2020年实现城乡社保统一标准。最后，实行城乡一体化行政管理。特别是财政运行体制和区县、乡镇管理体制，应彻底破除城乡体制性壁垒，根本解决城乡分割、分治的局面。
2010年重庆“三农”发展方略首先，加快农村承包地、林地、宅基地“三个确权到位”，从源头上保障农民权益。由于多种原因，现在农村的承包地、林地、宅基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权证面积少于实际面积的情况，这既不利于农民进城后退出土地时的权益保障，土地流转时也容易出现纠纷，也不利于农民把土地拿到银行质押贷款。确权是土地要素流转的基础，涉及千家万户农民的切身利益，我们必须与农民一道，实事求是，认真细致地一一确权，并将其作为对区县考核的重要内容。
在农业补贴政策方面，除继续落实好已有补贴政策外，从今年开始，我市还要加大四方面的补贴力度：补贴促进稳产高产的农业服务体系；补贴专业大户、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商品流通环节；补贴畜牧业，保障畜产品稳定供给； 补贴林下经济，激发各类主体的积极性。
唤醒沉睡的大山，必须提高林下经济的产出。目前“两翼”农户300多万户， 人均纯收入只有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85%。但全市6000多万亩林地有一半多在 “两翼”，户均10多亩。如果每亩林地产出达到耕地的一半，就可有1000多元收益，户均可增收1万元。因此，我们应搞好林产品销售体系建设，通过龙头企业 的采购、运输、销售网络，将林下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农民发展林下经济启动资金不足，政府要给予补助，小额贷款也要予以支持；完善服务体系，强化技术培训。
其次，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化不是城市的简单扩张，而是现有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直辖以来，全市城镇常住人口占比由不到30%上升到50%多， 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比仅从20%提高到28%，变化不大。户籍制度改革必将成为城乡统筹改革的重大突破，也是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我们既要妥善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已解决了养老保险的90多万原征地农转非人员、50多万三峡移民和水库移民、150万已在城市工作15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将这300万人转为城市户口，可使我市户籍城镇化率快速提升到40%以上。另一方面，建立农民市民化的长效机制。通过上学、就业，50%的新生代农民可成为城镇居民。
实行相对扶贫标准，是我市率先于全国在扶贫工作中的一大改革。只要低于农村人均纯收入30%的人口就是扶贫对象，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每年进行动态
调整，有利于调动区县脱贫减贫的积极性。以前扶贫工作考核只注重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忽视贫困人口实际收入的增加。按照新标准，贫困人口比重下降则工作成效明显，区县财政扶贫支出也会相应减少；今年的扶贫线在1400元左右，与目前我市农村低保标准大体相当，这就能把两件事办成一件事，减少折腾。
再次，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充分发挥要素市场的作用。去年土地交易所交易土地1.3万亩，带动10多亿元资金流向农村，开辟了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渠道。今年交易量要力争达到2-3万亩，带动30-40亿元资金流向农村。农畜产品交易所要不断完善运行机制和配套政策，利用其价格发现、规避风险功能，促进畜牧业稳定发展。加快农村金融机构建设，创新农村金融品种，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林权等质押试点，发展个人信用贷款业务。
龙头企业是建立产运销一体化组织模式的关键一环。我市农产品加工程度还很浅，农产品加工业销售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仅为1.2:1，而发达国家为3.7:1，国内先进地区为2:1。如果我市龙头企业销售收入能从现在的860亿元增加到1500亿元，农产品加工业销售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就能提高到2:1。用工业化方式推动农业发展，依托龙头企业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是建立产运销一体化模式、推动"三农"发展的一条重要出路。
最后，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用活用足各项政策筹集新农村建设资金。包括： 土地置换。在城郊结合部，农民集中居住后的新建房可直接办产权，腾出的建设用地给农民作出补偿后，可办工业园区，如果已纳入城市规划就可直接用作商品房开发。地票交易。对远郊地区而言，农民集中居住节约的土地可以以地票形式到土地交易所交易，促进城市资本流向农村。土地复垦基金。土地出让中要征收占补费用，只要在新农村建设中复垦了宅基地，就能得到相应的补助。
攻坚克难 创新突破 确保教育优先发展
（2010年）
近几年来，重庆认真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推动重庆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两基”覆盖率达到100%，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比例达到90%，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先后推出了化解“普九”债务、解决农村代课教师和农村教师津补贴问题、构建中职学生资助体系、探索民办教育推进机制、建立校园新型警务体制等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被新华社誉为“中国教育的重庆现 象”，重庆“教育环境竞争力”被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列为全国前十大城市第一位。重庆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X和国家提出并长期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重大方针是英明正确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X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教育规划纲要，对于加快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我们一定全面贯彻本次会议精神， 加快教育改革发展步伐，早日把重庆建设成为西部教育高地，为重庆率先实现全面小康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主要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着力提高教育发展水平。确立“建成一高地、一中心，实现三化”的发展目标，力争到2020年，建成西部教育高地、长江上游教育中心，基本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教育现代化、教育国际化。具体抓好“三个普及”：一是高标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201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覆盖率达到70%，基本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二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到2012年，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比例达到95%。三是普及高等教育。到201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5%左右；到2020年，达到50%。
第二，着力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最重要的是加大教育投入。我们将坚持把加大经费投入作为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关键性措施。一是继续保证市级教育财政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20%，继续做到财政性教育经 费支出占GDP的4%以上。二是继续坚持从“预算内和预算外”、“预算和决算”、“地方决算和中央决算”三个方面同比例加大教育投入。三是坚持“义务教育学校不负债，高中阶段学校负债率不超过20%，高校负债率不超过30%”的原则，积极化解教育债务。四是进一步加大教育融资力度，扩大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途径， 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
第三，着力推进统筹城乡教育改革试验。立足治本，敢于碰硬，认真解决城
乡教育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加快建设“国家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一是适应户籍制度改革的需要，调整城乡教育规划布局，扩容县城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满足300万名转户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就学需求。二是推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投入320亿元实施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工程、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等项目。三是建设“平安校园、健康校园、绿色校园、数字校园、人文校园”，整体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四是优化城乡教师资源配置，到2012年，累计投入8亿元，专项用于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的补充和培训提高。
第四，着力推进民办教育发展。坚持把民办教育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一是认真落实市政府扶持民办教育的“十条政策”，切实做到在征地上同等对待、在收费上同样标准、在投资回报上允许合理获取、在拨付生均经费上同等待遇、在招生指标上给予保障。二是不断加大扶持力度，探索建立对民办学校的资本金补助制度，政府按照民办学校举办者出资总量的一定比例给予资金补助。三是充分发挥重庆教育担保公司的作用，尽量为需要融资的民办学校服务。四是鼓励和支持民办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 打造品牌，发展民办教育集团。
第五，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实施“教育民生计划”，不断改善民生，保障教育公平。一是完善留守儿童培养模式，新增农村寄宿制学校400所，累计达到2000 所，培养照顾好130万名农村留守儿童。二是新建115所中小学，基本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等问题。三是设立学生营养促进专项奖补资金，逐步推行学生免费饮用奶、学生免费鸡蛋计划，为贫困学生提供“爱心午餐”。四是进一步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行中职免费教育。五是促进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建立大学生农村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机制，帮助大中专毕业生申请租住公租房，解决在城镇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70万名农村籍大中专学生的户口问题。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是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将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作为各级X委、政府的重要职责， 继续发扬敢于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突破的精神，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重庆特点的教育改革发展新路子。
大力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努力扩大住房保障覆盖
（2010年）
住房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备物质条件。胡锦涛总书记在X的十七大报告中将“住有所居”与“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一起，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向世人展示了和谐社会的新图景。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需要在总结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广泛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和成功做法，推进保障性住房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从重庆实践看，大规模建设公共租赁住房，是完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途径。
一、住房制度由“单轨制”转变为“双轨制”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住房制度经历了一个由计划分配到市场供给的过程。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单位公房和政府公房为主的分配体制，完全排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造成住房供应严重短缺，城市居民住房普遍困难。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住房制度逐步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住房实物分配逐渐被货币化分配所代替， 大量存量住房按房改价出售，同时，商品房的供应占比逐步提高，使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得以较大改善。福利房货币化分配受益者大多是计划经济时代参加工作的老职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出生的群体不得不在房地产市场购买商品房。尽管近些年通过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以及危旧房、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农民工公寓等供应形式，使一部分低收入群体有了住房保障，但保障面不到总人口的10%，事实上形成了住房供应主要靠市场来解决的“单轨制”。新生代城市居民、大学毕业生、外来工作人员等“夹心层”则被排斥在现有体制之外，既得不到保障性住房的覆盖，短期内也买不起商品房，这部分群体约占住房需求总量的20% 以上。实践证明，无论完全由政府保障，还是完全由市场调节，单轨的供房体系都存在制度缺陷，难以满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住房需求。
居住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住房也不同于一般商品，它兼具商品和保障的双重属性。即使欧美发达国家也不是单纯依赖市场供应住房，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实现“住有所居”目标，应该跳出单纯的市场思维， 既要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中高端商品住房的合理配置，又要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建保障性住房托底，实行城市住房供应的“双轨制”。几年前， 温家宝总理就曾提出解决房地产问题的“双轨”思路：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 政府应提供和保障土地的需要；对于高档住房，主要靠市场调节。经过深入调查
研究，我们认为30%—40%的城市居民由政府保障房供应，60%—70%的居民由商品房供应，这是比较合理的“双轨制”体系。其中，政府保障房保障30%—40%的城市居民，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与收入结构吻合。一般而言，城市居民收入结构中，总有30%—40%处于中等偏下水平，除去日常生活支出外，他们难以承受市面上普通商品房房价，必须由政府施以援手。二是形成足够的覆盖面。30%—40% 的城市居民，既包括了原有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人群，又新增了“夹心层”的保障供给范围，能够真正满足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逐步实现保障性住房的全覆盖。
二、政府保障性住房包含两个层面
在我国以往的实践中，政府保障性住房有两个层面：一类是安置房，享受政府土地出让金、相关税费等减免，主要用于对危旧房拆迁、城中村改造的城市原住民安置，持有者有产权，和普通商品房一样可以上市交易。另一类主要是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占比5%左右，没有产权或产权不完全。其中，经济适用房由于以极低的价格购买，经过一般5年左右的锁定期后可以上市交易，并获得成倍的增值，因而存在较大的寻租空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我们认为，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完全可以借鉴公共租赁住房这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住房保障体系，积极扩大保障覆盖面，并涵盖过去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实现公共租赁住房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一体化。
重庆结合实际，把公共租赁房界定为：在住房市场化大背景下，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套型面积和提供优惠租赁价格，由政府或政府委托的机构持有产权，面向在本市就业的无住房人员或住房困难家庭租赁的房屋。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保障性住房分为安置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两大类别，其中10%—15%是安置房群体，20%—25%由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政府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并通过公租房建设实现对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整合。一方面，不再单独新建廉租房，而是包含在公共租赁住房体系中。廉租房居民与公共租赁住房居民同住同一小区、同一品质的房屋，只是租金有所区别。根据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补贴政策，廉租房租金控制在公租房租金的10%左右。另一方面，公共租赁住房可有条件地转化为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住房承租者可通过成本价购买，转换成有限产权的经济适用房，不再缴纳租金。购买者如果需要转让，只能以购房价加利息由政府公租房管理机构回购，再作为公共租赁住房流转使用。通过这种租金不高、又可以长期稳定租住的公共租赁住房，可以推迟“夹心层”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购房时间，对避
免产生灰色交易、缓解城市化带来的住房供需矛盾、有效稳定房价和创造持续需求等都有重要意义。
三、大体量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公共租赁住房必须形成一定的体量，才能体现其保障属性，使绝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得到保障，真正惠及民生。我们的制度设计中，由于公租房是“一盖三”， 更需要形成较大的体量，才能保证有效的覆盖面。仅在商业楼盘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公租房或者政府自建、由开发商代建少量公租房，都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住房保障需求。以重庆为例，从今年起每年开建10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未来三至五年内全市建设总量将达4000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主城区和6个区域性中 心城市、2个卫星城等人口聚集度高、住房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按人均20平方 米计算，4000万平方米可以解决200万人的住房问题，这就打破了过去保障性住 房建设“零敲碎打”、不能从根本上“解渴”的困局。
在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上，政府始终应该扮演主角，科学、有效地推进，形成批量优势。在重庆，由政府的公租房管理局投资建设或收购房源，是最主要的投建模式。主城区，大规模新建。一方面，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 主城是吸纳农民工、刚毕业大学生的主要区域，也是城市低收入群体规模较大的区域，对公共租赁住房的需求很大。另一方面，主城闲置商品房有限，需要大规模新建。据测算，重庆主城670万常住人口，扣减历年提供的廉租房、经济适用 房以及其他保障性安置房，加上城市扩容新增的住房保障需求，至少有150万人 需要公共租赁住房，约3000万平方米的建设体量。我们据此考虑逐年的建设进度。郊区，以收购和改建为主。未来十年，重庆将步入城镇化加速发展期，中小城市将成为承接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载体。重庆在8个重点郊区区县开展公共租赁住 房建设，通过住房保障政策合理引导农民工定向定居，既符合农民工的愿望和实际能力，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民工的盲目流动。同时，建设的形式不再拘泥于新建，而是针对郊区区县空置房较多的实际，通过大规模收购空置房源，实现闲置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可减轻区县财力的负担。
四、科学安排准入机制和规划布局
从国外的经验看，政府制定缜密而严格的法律法规，对购买人的条件作出合理界定，并精心制定科学合理的住宅建设发展规划，是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两大“利器”。反思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一方面，准入条件和户籍捆绑在一起，如刚毕业的大学生、外来农民工受限于带有地方福利因素的户籍制度，被挡在住房保障
体系之外，无法在城市“安身立命”。另一方面，不合理的规划和布局人为割裂了保障性住房与城市的联系，形成城市“贫民窟”。为此，地方政府应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作为切入点，“以人为本”地实现“夹心层”等中低收入群体与城市的完全融合。
准入机制完善合理，才能真正实现保障性住房的全覆盖。一则需要打破户籍“藩篱”。比如，《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凡年满18周岁， 在重庆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具有租金支付能力的本市无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3平方米的本市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后就业的无住房人员，进城务工及外地来渝工作的无住房人员，均可申请我市的公共租赁住房。这打破了保障性住房与户籍捆绑的“传统”，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解决大中专毕业生、进城务工人员落户的后顾之忧。二则合理把握收入标准。目前我们确定申请公租房的收入标准是：单身人士月收入200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3000 元以下。上述标准是根据重庆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水平来确定的。由于公共租赁住房每平方米月租金10元左右，只相当于同类商品房市场租金的60%，意味着符合条件的个人或家庭住房成本将大幅度减少，大体控制在月 收入的15%左右，这有利于增加其教育、医疗等消费支出，提高生活质量。同时， 为了促进人才有序流动，市、区引进的特殊专业人才和在重庆工作的省部级以上劳模、二等功以上复转军人等住房困难家庭，按属地原则申请，可不受收入标准限制。【联系微信dadawk*01】
公共租赁住房必须高标准、高品质规划建设，实行无差别的“混建”模式。一是公共租赁住房应布局在城市地铁、轻轨沿线等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参照商业楼盘的标准，配套学校、医院、商店、健身、图书馆等设施，由专业的物业公司管理服务，建成标准化的现代居住小区。重庆公共租赁住房楼盘容积率约3.8， 大体与周围商品房楼盘相当。二是公共租赁住房如果集中在特定区域，很容易形成城市“贫民窟”。在许多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不少城市因种族歧视形成贫民聚居区，至今仍饱受困扰。比如法国由于“富人区”与“廉租区”泾渭分明，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因此，公租房应该与商业楼盘布局在一起，互通互融， 共享配套和服务，弥合社会分层而形成的裂痕，避免形成新的城市边缘区域。重庆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布局在内外环线之间的21个大型聚居区中，公共租赁住房楼盘与商品房楼盘按照1∶3配置，共同形成20万人口左右的城市生活大社区。三是公共租赁住房的人均建设面积设定在20—30平方米之间，也就是略高于我国城
市居民人均住房保障标准、低于小康标准，这样可以为公共租赁住房适应新的住房保障需求预留空间。重庆公共租赁住房户型面积35—80平方米，按建筑面积的10%进行公建配置，并含有400元/平方米的简约装修，就是出于这种系统化的考虑。
五、确保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属性
对于住房，需要明确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边界。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共租赁住房，惠及对象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居住问题的困难群体，其重要特征之一是不能转化为私权，而只能作为公有或集体所有物品，动态地让居住困难群体享用。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保障性住房也是由政府主导建设，不由私营企业承建和持有产权。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更应坚持政府主导、产权公有的方向，由政府或政府委托的国有机构持有产权，确保公共租赁住房的公共保障属性。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在政府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可以由房地产开发商来参与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其实不然，这样很容易出现政策不清、分配不公和利益输送等问题。比如，开发商建设的房屋产权归谁？政府是否给予政策优惠？开发商追逐利益与政府保障取向的价值如何平衡？怎样保证配租、运行、管理等环节的公正合理？如何堵塞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寻租漏洞？诸如此类，留下很多含混不清的“灰色地带”。再则，政府造房在体制和政策上都有优势，当前资金和远期利益也能平衡，没有理由拿不出钱来造公共租赁住房。
为此，我们认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必须坚持政府主导、产权公有的方向， 这也是负责任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体现。当中，地方政府尤其要注意三点：一是建设主体和产权归政府。公租房应由政府投资，否则，就会扭曲公共租赁住房的公共保障属性。二是实行“封闭运转”。反思经济适用房一定期限后可以上市转让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公共租赁住房必须突出公共产品的属性，承租人所购买的公共租赁住房在进行转让或抵押处置时，其回购的主体只能是地方政府的公租房管理局，用以再转让给新的低收入群体，从而避免因利益输送带来的灰色交易问题。三是最大限度降低造价和租金。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提供，享有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房产税等优惠政策。房屋租金主要考虑贷款利息、房屋维修管理费用、空置损耗三部分因素，原则上不超过同等品质商品房市场租金的60%，这样才能体现公租房的保障属性。
六、公共租赁住房完全可以成为政府的“优良资产”
从国内外的实践经验看，由于公共租赁房的供应对象广泛，建设任务大，资金保障成为普遍难题。短期看，财政需要提供启动与建设资金，但受到资金短缺、筹措渠道不明确等问题制约，保障计划难以落实。长期看，由于政府持有房源， 后续的维护、更新改造以及管理、服务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重庆为例，未来3年建成30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投资规模约为750亿元， 再加上后续的维护和管理，资金保障问题确实需要平衡。从重庆实践看，只要运作得当，政府建设公共租赁住房不会成为一种经济负担，反而会成为一笔优质资产。
以政府投入为先导。一是用好中央安排的专项资金和财政年度预算安排资 金。二是依托土地储备机构先期储备土地的优势，全部采用划拨方式供应，土地成本不计价，作为政府注入公共租赁住房系统的国有资产。其中主城的储备地拿出3万亩作为划拨地投入，至少相当于投入150亿元。三是每年商品房土地出让收益的5%用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3年共计约30亿—40亿元。四是减免建设环节相关税费。通过上述渠道，重庆公租房建设可以保证200亿元的先期投入。
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在新加坡和香港，金融、保险资金进入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领域并得到可靠收益，已有先例。这方面，地方政府可以有所作为。以国内保险资金为例，如果存入银行，每年只有3%左右的利息，而投入公共租赁住房后， 可实现4%以上的收益，因此保险资金很有积极性。从全部750亿元投资看，其中500亿元通过社会融资方式解决，如果支付4%—5%的年利息，每年大约需要20多亿元。按照重庆公共租赁住房每年每平方米120元左右的租金标准计算，3000万平方米每年可收租金36亿元，除了用于还款付息外，近一半的资金还能用于房屋的维护和管理，完全可以实现当期资金的平衡。
保持收益远期平衡。作为一项民生投入，在算好当前账的同时，也要算好长远账。表面上，政府大规模推出不收土地出让金的公共租赁住房“账算不过来”， 实际上并非如此。大量的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不仅解决了就业者的居住问题，还能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企业投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夹心层”群体因收入提高不再需要公共租赁住房时，公共租赁住房作为优质房产，有套期保值的功效，可以回笼资金“反哺”建设和管理成本。我们还准备把对高端商品房征收的房产税作为运营资金的重要渠道，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不是“仇富”，而是鼓励和引导先富起来的群体更多地关注民生，深刻理解“茅屋不舒服时，宫殿就不安全”的道理。总体上，政府投入公租房为民生服务，社会融
资资本实现保值和周转，可以实现政府、企业、老百姓“三赢”。
今年6月，李克强副总理主持召开了全国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会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这是深化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一件大事。我们相信，按照X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下一心，扎实推进，创新而为，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难题一定能得到有效解决，“住有所居”的目标也一定能早日实现。
写在第八届中国(重庆)国际园林博览会筹办之际
荟萃世界园林精品共创城市美好未来
（2010年）
2011年9月至2012年4月，第八届中国（重庆）国际园林博览会将在重庆隆重举办。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是我国顶级的园林盛会，作为第八届“园博会”的主办方，重庆市政府将倾力打造特色园林展会，呈现精彩、隽永的园艺大观。
一、重庆“园博会”开西部之先河
1997年以来，“园博会”已先后在大连、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济南等东部城市举办七届。重庆作为第八届“园博会”的举办地，是“园博会” 首次在西部城市举办。近年来，重庆抓住中央直辖、西部大开发、三峡工程建设等历史机遇，大力实施“城镇化、工业化、城乡统筹一体化”战略，实现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快速发展，具备了举办“园博会”的良好条件。
坚实的经济基础。直辖13年，重庆经济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速。2009年经济增长14.9%，今年1—7月更是高达17.3%，并形成了汽摩、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重化工、新材料、能源等千亿级支柱产业。金融活跃、商贸繁荣。重庆两江新区挂牌成立，寸滩两路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年内封关运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经济结构的日益优化，为举办“园博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和谐的社会环境。我们坚持把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用于民生，3年内将投入3000多亿元改善民生，建造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完成300多万农民转户入城，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唱读讲传”和“打黑除恶”深入推进，提振了城市精气神，群众安全感达到95%以上。当前，重庆上下一心，社会 和谐，举办“园博会”成为市民的共同期盼。优越的生态条件。重庆主城为长江、嘉陵江环抱，山清水秀，风景独特，素有“山城”、“江城”之称。建设1000平方公里、1000万人口特大城市的扩城计划已启动实施。全市森林覆盖率35%，主 城绿化率39.8%，空气优良天数超过300天，长江、乌江、嘉陵江水质保持Ⅲ类以上，3年内将建成国家森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和环保模范城市，举办“园博会” 成为重庆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
重庆是中央定位的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也是国家中心城市、内陆开放高地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支点。第八届“园博会”花落重庆，既有利于重庆集聚优势资源、加快发展步伐，早日实
现中央的战略定位，又有利于发挥重庆带动和服务西部的作用，引领西部地区的城乡建设、园林绿化和生态环保更好更快发展。
助推重庆可持续发展重庆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必须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走低能耗、低污染、高增长的新路子。园林绿地是城市生态系统中唯一具有自净功能的部分，加快园林绿化建设， 对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重庆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促进生态文明。保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是重庆的独特担当。我们将借助“园博会”掀起“森林重庆”建设的新热潮，将全市森林覆盖率由35%提高到50%，增加森林2000万亩，城区绿化率达到45%以上，让城市掩映在森林之中，从根本解决三峡库区水源涵养、生态环保等难题。依托新增的大量森林碳汇，推进低碳经济试点，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倡导低碳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
改善社会民生。改善人居环境已成为重要的民生命题。我们将把举办“园博会”作为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重庆”的重要抓手，大力优化城市公共空间， 优化城市干道绿化，建设和完善一批城市生态林、城市公园、拆危建绿靓点、社区公园和两江四岸生态工程，力争3年内人均公园绿地达12平方米以上，实现市 民出门500米内见绿，让市民置身绿荫而幸福，让城市披上绿装而舒适，建成人 与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重庆。
提升城市品位。城市的生态环境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园林不但有“生态”，还有“文态”。高品质的园博园建设和高水准的园林文化交流，有利于带动城市园林发展，提升城市品质。我们将利用这次契机，学习借鉴中外城市园林艺术和文化理念，提高我市园林绿化水平，推动“宜居重庆”建设及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打造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西部绿都”。
扩大对外开放。“园博会”是城市促进对外交流、推动合作发展的绿色名片。历届园博会，都是融造园艺术、文化展演、学术交流、经贸洽谈、企业营销等活动为一体的盛会。我们将坚持“开放办园”的理念，在“园博会”期间，举办高峰论坛、学术交流和各类经贸活动，为各参展城市对外推介、招商引资架起虹桥， 推动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对外开放格局。
荟萃中外精品的园林盛会历届园林博览会，都是精品园林的荟萃之地。第八届“园博会”将以“园林，让城市更加美好”为主题，传播“以人为本、永续利用、遵循自然、创新节约”的理念，融汇中外园林文化，宣示生态环保取向，展示园艺创新成果，交流园林最新科技，必将成为一届精彩而富有特色的园林盛会。
重庆“园博园”总面积3300亩，其中水体800亩。景观设计以“天成渝园” 为名，在形式、功能和氛围上突破传统，将花境、梯田、森林等主要景观元素融于自然山水，形成山园相融、园山一体的景观风貌。园区分为主体景区、核心景区、大中华展区、综合展区四大功能片区，并按照“水层、园景层、梯田层、山体层”进行空间布局，呈“一轴一环，多带多星”的网状结构。其整体风格，将凸显以下特点：
民族园林。作为世界园林三大造园体系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因其博大精深， 历史悠久，被尊为“世界园林之母”。我们将在全面体现中外园林流派风格基础上，重点反映中华传统园林的不同地域特色，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髓。豪放大气、富丽堂皇的北方园林；精美细腻、曲径通幽的江南园林；宽敞明亮、有热带风情的岭南园林以及独有韵味的闽台园林，都将竞展风姿。
山水园林。与北方平原城市不同，重庆集山、水、林、城为一体，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山水城市。“园博园”所在的两江新区龙景湖片区，群山环抱，港湾连绵，富于变化的山地形貌便于布局各类特色园区，沿山体形成的十几个半岛， 尽显山水相融的秀丽景致。俯瞰“园博园”，宛若微缩的“渝中半岛”和“三峡大坝”，将充分体现重庆的山水园林城市的特点。
科技园林。园林绿化应主动适应新科技、新产业革命，推动新技术、新材料、新理念在造园中的运用。“园博园”将采用地源热泵、垂直绿化、透水铺装等先进技术，增加园林绿化的科技含量，使“园博会”成为展示园林科技成果、引领园林科技发展方向的一次技术和视觉盛宴。
低碳园林。我们在“园博园”的建设和运营中，将大力推广低碳技术，倡导低碳消费理念，实现低碳能源、低碳材料、低碳建筑以及低碳运营。同时，坚持节约办会原则，科学调度办会所需的各种物资，实现合理调度、高效配置，使“园博会”成为构建低碳社会、发展低碳经济的“试验田”。
倾力打造一流展会“园博会”是展示城市乃至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雏驹明知路途远，不用扬鞭自奋蹄”。作为主办单位，我们将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精心指导下，积力共举，众智而为，高标准、高规格、高质量地做好筹备和参展的各项工作，努力把第八届“园博会”办成一流展会。
倾心建设，打造精品。我们将树立精品意识，不断完善落实总体规划，组织顶尖级大师优化“园博园”设计方案，努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准，使“园博园”建设与地形地貌、与先进建设理念相融。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选择优秀作业团队，
高标准、高质量组织实施，力求各个细节精益求精。
博采众长，合作共建。承袭借鉴历届“园博会”的经验，坚持开放、合作办园，既彰显本届“园博会”的整体风格，又凸显参展城市的个性魅力。加强与参展城市的沟通交流，积极吸纳反馈意见，尊重各城市的展区特色，形成主办城市与参展城市的强大合力，把“园博园”建成整体协调、个性鲜明的画苑。
完善环境，周至服务。我们已制定和实施面向参展城市的系列优惠政策，为参展方建园、运营以及各类活动的开展提供周至的服务。公共区域我们将着力打造功能完善、服务配套的软硬环境。建立车行、步行、水运三级体系。建立信息发布机制，有效分流、疏堵观展人群，保证观展人群不排队。做好各项应急预案， 实现“园博园”内外畅通、运转便捷、安全赏心。
公众参与，社会协同。“园博会”是一项利民事业，也是一项群众性事业。我们将深入宣传发动，充分调动市民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汇集民智，群策群力。我们还将组建志愿者队伍，使之成为市民参与“园博会”建设和服务的重要平台。我们要让“园博会”的举办和运营，惠及广大市民，实现民建民享，让第八届“园博会”成为永远盛开的园艺奇葩！
加工贸易在内陆地区发展的模式探索
（2010年）
加工贸易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在我国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以往加工贸易主要集中于沿海，在广袤的内陆地区基本上是空白，难以分享到加工贸易所带来的好处。X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并强调“加快内地开放”，“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内陆地区加工贸易加快发展并实现转型升级，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加工贸易的布局及特点
加工贸易是一国利用本国生产能力和技术，进口料件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的一种国际贸易方式，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随着IT和交通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全球通讯和物流成本大幅降低，为各种生产要素实现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供了条件。许多产品的生产和价值链，在全球范围按专业分工展开，其生产环节大都选择在成本最低的国家和地区，加工贸易由此诞生，并成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发展加工贸易，把劳动力优势与国际化的市场、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相结合，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是，我国加工贸易的地区分布却极不均衡。广东、江苏和上海3个省市就占到总量的大头，中西部地区所占比例较低。我国加工贸易之所以大量集中在沿海地区，一方面，在区位条件上，东南沿海的优势显而易见。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大部分来自海外，产品也销往海外。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模式，决定了物流成本成为加工贸易企业选址布局的关键因素。加工贸易的物流成本包括进项物流和出项物流成本，大致占综合成本的20%以上。内陆发展加工贸易，必须面对2000多公里的口岸距离这一无法回避的现实，无论采取哪种运输方式，物流成本都是十分高昂且难以承受的。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必然伴生进出口物资的大进大出，必须有保税区提供便利。过去20多年，我国保税港区、保税区全都分布在沿海。内陆地区也曾提出设立保税区等保税物流平台，但由于距沿海上千公里，海关查验与边防检查脱节，势必造成在内陆和沿海的重复查验，手续繁杂，费时费力。由于这些原因，内陆地区发展加工贸易也就缺乏必要的保税条件。
近年来，社会各界都呼吁加工贸易向内陆地区转移，内陆地区也竞相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发展，但总体上收效甚微。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物流成本过高和没有保税区的问题，这只能是一厢情愿。内陆地区要发展加工贸易，就必须着眼于降低物流成本、实现保税通关便利化，转变加工贸易的发展方式，探索出一条内陆加工贸易发展的新路径。
二、转变加工贸易发展方式
最近3年，即使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重庆加工贸易也逆势发展，取得 了重大突破，目前已形成4000万台笔记本电脑生产规模，未来3年将扩大到8000 万至1亿台，成为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加上数千万台手机、打印机、几百万台服务器和路由器，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值将超万亿元、出口额将超千亿美元。
重庆发展加工贸易不靠低地价、零税收、高补贴等招商方式，而是靠创新加工贸易发展方式，从而实现了科学发展，收到了较好的实际效果：
第一，建立整机加零部件生产的全流程产业链，推动加工贸易由水平分工变为垂直整合。我们采取措施将笔记本电脑零部件70%至80%本地化制造，变“两头在外”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使电脑加工的进项物流成本大大降低甚至归零，达到了比沿海地区进项物流成本更低的效果。目前，重庆的笔记本电脑基地， 有惠普、思科等品牌商出品牌、下订单，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代工商做整机、搞组装，上百家零部件供应商搞配套、做零件，形成了“品牌商＋代工商＋零部件制造商”的加工贸易全流程集群。
第二，打通出海大通道，降低出项物流成本。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出口都是先运到沿海，再海运销往全球。这种物流格局不改变，内陆加工贸易的出项物流成本仍会远高于沿海。必须千方百计降低成本，至少与沿海基本持平，才有发展的出路。为此，重庆做了3方面努力：一是发展航空物流。就航空物流而言，内陆和沿海成本差距不大。重庆及时进行江北机场改扩建。今年三期扩建竣工后， 航站楼面积西部第一，航空货运能力可达100万吨，2015年第三跑道和T3航站楼建成后，航空货运能力将增至200万吨以上，成为国内一流的大型国际门户枢纽机场。二是开通铁海联运。在铁道部支持下，开通了重庆至深圳盐田港的集装箱“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的“五定班列”，运时缩短一半，运抵欧洲比到“长三角”还快2天，而运费相当。此举把重庆由对外开放的“末端”变为了“前沿”，改变了国内开放的格局。三是打通欧亚大陆桥南线。欧亚大陆桥南线
早已贯通，但因存在一些障碍，迫使我们走运距长、耗时多的北线。如能清除障碍，内陆到欧洲将比沿海更为便捷。在铁道部和海关总署的支持下，中铁集装箱公司、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铁路公司3家联营，共同分享南线货运带来的利益， 并帮助协调返程运货。目前3国海关已签订了货物互通便利协议，实现了互利共 赢。欧亚大陆桥南线开通后，重庆铁路货运到欧洲比沿海海运到欧洲快20天左右， 而综合物流成本大幅下降。
第三，搭建加工贸易发展平台，创新内陆保税区监管模式。内陆保税区远离边境，必须创新保税物流监管模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让加工贸易企业在内陆也能享受与沿海保税区同样便利化通关服务。在海关总署等国家部委支持下， 重庆获准设立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成为内陆惟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并借助GPS定位等物联网高科技手段，创新内陆保税区监管模式， 实现了“一次报关、一次申请、一次验放”。企业进口货物，边境海关直接放行， 进入重庆保税区后再查验；重庆保税区验放的出口货物，边境关区不二次查验； 重庆保税区之间的货物交换，不需重复办理进出关手续。由此，通关更加便捷， 效率大大提高。
第四，形成以人为本的员工服务新模式。加工贸易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量大。提供有比较优势、相对稳定的劳动力，有利于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在传统加工贸易模式下，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十分突出，员工的生产、生活都局限在厂区狭小的空间，几乎与世隔绝，员工极易产生心理障碍，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重庆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不仅对生产供应环节进行创新，还坚持以人为本， 对企业员工的生活服务机制进行创新，努力提供人性化、社会化的服务。加工贸易园区在规划时就配套了相应的社区，建设了人性化的职工宿舍或公租房，教育、卫生、休闲娱乐等设施一应俱全，员工走出厂区就进入社区，充分融入社会。重庆还在全国率先开展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达到一定工作年限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这样做不但解决了企业经营者的烦恼，更增加了员工在城市和企业的归属感， 有效解决了企业与社会隔离的问题，实现了真正的安居乐业。与此同时，重庆在西部率先实现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4%和“普十二”目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到30%，每年可输送17万高校毕业生和20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能为加工贸易 企业长期提供量足、质优的劳动力。
这4项举措，补平了内陆地区发展加工贸易的“短板”，使国家赋予内陆地区的优惠政策、低廉的煤电油气和土地成本等优势得到凸显，增强了对加工贸易
企业的吸引力，趟出了一条内陆地区扩大开放的新路子。
三、推动加工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拓展
内陆发展加工贸易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制造、装配环节，还应积极抢占结算和研发等高端领域，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
第一，引进加工贸易的结算中心。加工贸易的结算方式有3个特点：
一是具有网络化特征。加工贸易的生产供应体系，伴生了大规模的资金往来和结算，一般的实物贸易结算通常是贸易双方点对点的结算，结算地点通常在交易主体所在地。加工贸易作为一个完整的生产供应链，品牌商、代工商和众多的零部件供应商、物流企业之间有十分频繁的结算往来，如果采取每个企业所在地点对点的结算方式，耗时、费事、成本很高。为简化程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品牌商往往以一个第三方所在地作为结算中心。
二是具有离岸金融特征。加工贸易的原材料、零部件和产品销售都具有保税性质，品牌商为结算方便，大多将结算中心设在离岸金融政策宽松的地区，表现出离岸的金融特征。
三是具有高附加值特征。其一，“结税”。每百亿美元的加工贸易进出口额， 可产生约1%的税收结算。其二，“结汇”。每百亿美元账户，可为主办银行带来0.5%至1%的中间业务收入。其三，“结人”。结算中心能够提供大量的会计师等岗位。
重庆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支持下，对加工贸易结算需要的相应管理办法进行了改革创新。凭借几千万台笔记本电脑生产规模，以及全国一流的金融生态和营商环境，促使惠普将它的亚太地区结算中心从境外转移至重庆。
第二，引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研发中心。在加工贸易生产、供应、销售的全流程中，还有一个处在高端的研究开发环节。目前，加工贸易企业一般只做了“低端”的整机组装，投资规模不大，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也很低，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研发环节基本控制在外国企业手中。在“一头在内、一头在外”新模式下， 生产供应全流程的企业集聚，必然对新技术催生旺盛的需求，研发机构也需要跟进品牌商、代工商和零部件供应商，及时解决技术来源和提高技术支撑的针对性、有效性问题。这就使加工贸易研发中心落户内陆成为可能。研发机构的落户集聚， 一方面使我国加工贸易从技术链的低端跃升到高端，较高利润和附加值也随之而来；另一方面，研发机构的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助推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重庆笔记本电脑基地的工作目标，就是在品牌
商、代工商和零部件制造企业大量集聚的基础上，努力成为IT研发机构的集聚之地。
过去30年，我国沿海地区凭借“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创造了世界加工贸易的奇迹，顺利实现了经济“起飞”，这是历史的一种必然。目前，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加工贸易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少，沿海和内陆地区都不宜发展。其实不然，加工贸易并非价值链低端的代名词，而是人类生产方式组织形态的创新。它顺应了社会化大生产合理分工的必然趋势，改变了企业研发、生产、销售、结算等“小而全”的传统模式，将整个产业链条分为若干环节，每个环节由全球最具优势的企业生产经营，从而提高了专业化程度，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而连接这些环节的是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贸易也应运而生。尽管组装等制造环节处于加工贸易“微笑曲线”低端，但它是研发、结算、销售等高端环节的基础，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没有制造业的发展，也难有服务贸易的兴旺。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轻易丢掉加工贸易。正确的做法是：夯实制造基础，补上薄弱环节，抢占高端领域。这样，加工贸易的“大厦”就能拔地而起，我们就能掌控整个“微笑曲线”，真正“微笑起来”。
加工贸易：8000万台笔记本电脑背后的重庆逻辑
（2010年）
中国的加工贸易经过20年“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已经发展到每年1.1万亿美元的体量，这1.1万亿美元几乎全部分布在沿海，内陆地区基本没有。最近三五年，许多经济专家呼吁加工贸易向内陆梯度转移，“否则他们都跑到东南亚去了。”
金融危机前后，劳动力紧张、成本提高，加上油电煤运各种资源配置上出现的瓶颈，沿海加工贸易的确有梯度转移的要求。但是如果模式不变，还是“两头在外”，那么这种担心真可能变成现实——因为东南亚就是沿海的概念。
为此，我们进行了专项研究，2008年，重庆找到了突破口——就是变“两头在外”为“一头在外”。把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制造业，80%放到重庆， 形成一个上中下游产业链一体化、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的加工基地，这样，本地的零部件供应本地的整机，最大限度地降低物流成本，所制造的产品同样销到全世界。
物流是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最大的障碍之一，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进项物流， 零部件和整机之间的供应链；第二，生产出来的产品要销到全世界，有个出项物流；第三，加工贸易需要依托保税区，是保税加工，所以有个保税物流。
内陆地区要真正把加工贸易发展起来，要解决这三个物流问题。否则，具体到重庆，离沿海2000公里的距离足以抵消劳动力、油电煤运、土地等一切优势。整机加零部件的垂直整合一体化解决了进项物流问题。出项物流要根据不同运输方式区别分析。飞机。货品空运到美国、欧洲，内地和沿海成本相差无几。所以， 一个产品如果以航空运输，就出项物流成本而言，上海和重庆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轮船。从重庆运到上海再转运欧美列国，要多2000公里出项物流成本；但是，如果从深圳出海到欧洲，情形就不一样了，在铁道部支持下，重庆至深圳盐田港的集装箱“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的“五定班列”开通了，运时缩短一半，运抵欧洲比从“长三角”出发还快两天，且运费相当。
火车。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欧洲的客户。从内陆运到欧洲，其实比沿海用火车运到满洲里到西伯利亚，1万公里横穿俄罗斯再到欧洲，路程要近、费用要低。现在从广东、上海如果用火车通过满洲里到欧洲大致是20天，但是从重庆出发的火车到鹿特丹或者到德国的杜伊斯堡等重要的物流中心区，只要12天。
所以，东南沿海到欧洲的物流方向，可以是从重庆-新疆，然后通过阿拉山口，出境后到欧洲。那么为什么大家都知道通过西伯利亚的北线欧亚大陆桥，而不大知道南线——也就是重庆-新疆-欧洲？原因很简单，就是南线欧亚大陆桥4000多公里在中国、4000多公里在哈萨克斯坦、还有1000公里在俄罗斯——俄罗斯不乐意。这个账其实很容易算的，1万公里和1000公里的“过路费”相差太悬殊了。
我们最近协调了这件事，在铁道部和海关总署支持下，中铁集装箱公司和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的铁路公司联营，共享南线货运带来的利益，并帮助协调返程运货。目前三国海关已签署了货物互通便利协议。
现在从重庆到欧洲只要12天，这样出项物流也打通了。
没有海关监管的改革突破，就没有重庆加工贸易大发展说到保税物流。保税物流有一个基本理论，保税区境内关外，任何物资从国外到保税区，一次报关； 任何物资从保税区出关到边境之外，也是一次报关。假使离沿海2000公里的内陆设了保税区，比方说重庆，现在有东西要从海外到重庆保税区，沿海还查不查？ 不查，2000公里，好像有点不放心；如果查，保税区还得再查一道，二次检查， 既麻烦又耽误时间，谁还肯来？同样，从重庆保税区出去，也面临“两次通关” 的问题。所以，在过去20年，内陆地区从来没批保税区，而没有保税区就没加工贸易。内陆要搞加工贸易就要有保税区。
这件事我们又进行了研究。现代物联网干吗的？GPS全球卫星定位干吗的？ 借助这两件新生事物，中国海关创新了内陆保税区监管模式，实现了“一次报关、一次申请、一次验放”。内陆保税港区和沿海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很多人没有想清楚里面的机理，以为就是模仿沿海。不是模仿，这是中国海关管理水平的重大提升、重大改革!改革原来的管理方法，达到了世界一流的境界，使得重庆真正成了内陆开放高地。没有海关监管的改革突破，就没有重庆加工贸易大发展。
重庆为什么不能搞加工贸易基地？说服惠普，形成品牌商、代工厂、零部件配套厂“1＋3＋100”的产业集群保税物流问题解决了，出项物流问题解决了， 进项物流通过垂直整合一体化的办法解决了，内陆可以搞加工贸易了。比方说， 笔记本电脑可以空运，而且50%的销量在欧洲。如果在重庆进行生产，一半的产品通过飞机运到其他地方，一半用火车运到欧洲。
出项物流的问题解决了，保税物流的问题解决了，零部件70%-80%又本地化
了。这个时候，重庆为什么不能搞加工贸易基地，为什么不能搞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
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我们在2008年下半年跟世界笔记本电脑“老大”美国惠普讨论。当时，受金融危机影响，全世界电子产品产销大多萎缩，但是笔记本电脑的市场销售在逆势增长，有预测，4年左右将翻一番。这个预测从现在看 正在成为一个现实：2008年全球笔记本电脑销售1.6亿台，到2009年达到了2亿台， 今年会到2.5亿台，照此趋势，到明后年翻一番是没有悬念的——我们就讨论新 增的1.6亿台，你惠普总要争夺这个市场，你在既有的市场格局中占25%，有4000 万台；在新增的1.6亿台里，你是不是也要有4000万台？如果要有，放到重庆去
——我不能去跟惠普说你把上海、江苏的4000万台搬到重庆来，那是挖兄弟省市的墙角。他就跟我们讨论物流怎么办？我们说明了模式，他相信。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大企业的老总通常是战略家，是全球格局分布的一个思考者，他理清了这个思路，就到重庆下单4000万台。他下了单，我当然可以找到富士康、广达、英业达来加工4000万台，然后就会有上百个零部件厂到我们这儿来做零部件—— 如果我只拿到了500万台，那去求零部件厂都求不来；但现在是4000万台，一个零部件可以年产4000万个，绝大多数配套零部件厂商就会跟着过来。所以，一年时间就有100多个零部件厂商到重庆落户，形成了品牌商、代工商、零部件制造商“1＋3＋100”的垂直整合一体化的体系。我们当初有个用3年时间实现零部件80%本地化的工作目标，现在仅一年时间，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的60%，提前一年实现80%本地化应该是可能的。
这个进展远远快于当初我们的预计和对惠普的承诺，也说明加工贸易发展模式的转变，把“两头在外”变成“一头在外、一头在内(零部件加工在内)”的模式，是行得通的。
转变带动净创汇，带动就业和投资，甚至把研发也带过来了，这就改变了加工贸易的“微笑曲线”
这个转变同时带来净创汇的提高、就业的增加和内需的拉动。首先是净创汇。沿海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如果有1000亿美元出口，净创汇可能只有200亿—— 因为大致有800亿美元零部件是“来料加工”的“来料”，挣的只是有限的加工 费和物流费用。因为这个格局，近些年，我们在贸易摩擦中吃了不少冤枉亏，人家老说我们顺差多少，我们要很复杂地跟人家辩论说我没有出口那么多——要讨论这些弯弯绕的事情。西方的政客，就咬定出口多少顺差多少。我们这个模式，
如果有1000亿美元出口，就可以有700亿到800亿美元是本地制造，显著增加了净创汇——摊开来说，带动了800亿和带动了200亿，哪个更划算？第二是劳动力。除了总装厂以外，那么多零部件一体化了，零部件厂的几十万工人不就是本土就业吗？本来带动周边国家的小企业、劳动力就业，现在就变成真正带动自己本土的更多的农民工就业。
第三就是投资。总装厂是劳动密集型的“搬运工”，把零部件搬来组装一下， 形同贸易商。
1000亿美元的总装厂，其实投资50亿美元就够了——主要就是流动资金，一年转10转，转20转。零部件就不同了，比方说48层的印刷线路板，里面线路多复杂!都是高科技。而且资金密集，做1000亿美元零部件，投资至少600亿美元。所以，同样招商引资，招来总装厂投资不多，招来零部件厂资本量巨大。
加工贸易模式一变，净创汇、就业的概念都变了，零部件的“一头在内”又带出了研发，又带出了资本的大量投入，整个的“微笑曲线”就改变了。
我们还在“乘胜追击”，惠普4000万台之外我们还在推进几千万台打印机， 几千万台数码相机，几千万台3G手机。或者以后还有其他电子产品，包括几百万台路由器、服务器、通讯设备。我们现在不光是跟惠普，也跟思科，跟宏碁，跟其他世界级的知名品牌商，各种代工企业和零部件企业一起合作。这个过程中， 重庆本土的代工厂、零部件厂，甚至到一定阶段本土的品牌商也会出来——组织体系还是分工协作，关键是要把加工贸易的“两头在外、三头在外、四头在外” 变成“一头在内、两头在内、三头在内”，然后销售在外。
把1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算搬到重庆，带来的税收相当于一个年产200万辆的汽车厂的税收加工贸易还有一个高端，就是结算。加工贸易的销售在海外， 销售完了以后有结算，这种结算是网络状的、全球性的结算，是离岸金融。
过去20年，由于外汇管理体制的不足，中国每年上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算全部在境外进行。比如过去有个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自然人和法人不能开立离岸金融账户，而加工贸易结算账户一定是离岸金融，你既然不让我开，我就到别的地方嘛。又如，过去的外汇管理，每进一笔外汇要填16张报表， 大宗的上千万美元的实物贸易还可以适应，但是这并不适应加工贸易的需要—— 一天可以几十单、几百单，零零碎碎，而且要求随时接料、随时加工、随时出货。需要填这么多单子。
还有，我们的工农中建交，已经是世界级的大银行了，但是没有离岸金融的
业务功能，没有这个业务功能他就不能做这个事，即使给你1000亿美元离岸金融的业务，你都接不下来。
所以，每年1.1万亿美元加工贸易的结算都在海外。大量财富流失了。
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看到它有不合理的地方。去年和惠普讨论，我们问这4000 万台差不多500亿美元以后怎么结算，惠普说在新加坡结算，我说为什么？他说沿海地区，整个中国、整个亚洲都在那里结算，你的当然也在那里结算。我说不行，整个亚洲到这里来，我和你是战略伙伴，我们“结婚”了，你在新加坡只是房客。以现在的通讯条件，你到哪儿结算都一样。
我们讨论了三个月。要知道，一个跨国公司1000亿美元的会计流大迁徙，可以形容这个带动会地动山摇，一般不可能讨论这件事。你和下边的中国总部、亚太总部谈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件事就是和顶级的领导谈顶级的操作，得说服他。这件事离不开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大力支持。外管局同意重庆今年试点离岸金
融业务，开立账户，银行提供服务，同时，可以进行黑箱管理——取代过去结构型的白箱管理，不需要每一笔业务都去填16张报表了。
这件事做成了，去年9月签约、11月开始试运行，今年开始正式运行。
这1000亿美元的结算，会带来100多亿GDP和效益，包括三块，一是要“结税”； 二是要“结费”，哪个银行帮你做结算，收收付付，1000亿美元，大约7000亿人民币进出——一年总有几十亿人民币的服务费收入；三是“结薪”，几千名白领会计，都是高收入人群，也会有二三十亿人民币薪酬收入。三部分叠加100多亿 人民币。中国1万多亿美元加工贸易在境外结算等于1000多亿人民币的好处外流 了。
今年重庆已经可以收几十亿人民币的税——我们一台笔记本没有的时候就 开始收税了，这是过去惠普在亚太的1000亿美元结算，今后重庆大体有六七百亿美元加工贸易出口，算起来结算中心带来税收可以达近百亿人民币，相当于一个年产200万辆的汽车厂的税收。
把加工贸易“微笑曲线”全流程都留在重庆有些事情在十年前想这么干也干不了，眼下条件成熟了，天时地利人和想到了就开始做，重庆真把结算、零部件拿回来了，相信研发也拿回来了——有的公司已经有了研发基地的规划，这些公司都表示在这里搞研发基地，整个系统的效益就比较好。
国内的外汇管理体制适度调整，国外的合作合资加深推进，去年年底，我们谈成了这些项目，现在可以说，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笔记本电脑的结算在重庆，
然后整机加工在重庆，零部件制造也在重庆。
加工贸易有个“微笑曲线”，总装是“微笑曲线”的底部，销售结算是高端， 零部件制造和研究开发也是高端——当把零部件集群在你这里布局了以后，实际上就等于把高科技的制造、高密度的资本投资放在了重庆。这样我们就把高端的制造研发和销售结算以及总装一体化的“微笑曲线”全流程都留在了重庆。
户籍改革、公租房和多年来教育上的大投入，给加工贸易企业营造了可以放心的“后院”加工贸易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劳动密集，有的一个企业几十万员工， 都住在工厂宿舍区，企业既管经营，又管生活，弄不好就出问题。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时候的事，现在国有企业都把它摒弃了，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摒弃了。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是开放时代，企业管不好这事，从政府讲，也是优化投资环境的问题。
我们提出企业专注于生产经营，社会的事交给政府，这方面，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和大规模公租房建设起到了优化投资环境的作用。职工出了厂门就进入了社区、城区，政府和社会协调管理的区域，有居委会、街道管理委员会。户口可以解决，有公租房帮你安家，员工就有条件结婚生小孩，像其他重庆市民一样生活。
还有教育。教育是受到最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这方面，重庆是全国不多的连续多年保证教育投入占GDP4%的省市之一，经费的保障使重庆在西部率先实现了高质量的“普九”、基本“普十二”，大学毛入学率达到30%，每年输送17万高校毕业生和20万中职毕业生，为加工贸易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在西部领先的教育体系和继续加强的教育投入，也为新老市民、为加工贸易企业员工解除了子女受教育的后顾之忧。
用科学发展观改造传统的加工贸易模式这就是加工贸易转变发展方式的案 例。这个案例得到的结论是什么？我们有些理论家对沿海20年加工贸易进行批 评，说这是苦行僧的活，中国制造不该是这个样子，不需要你这么干，加工贸易不合理。我认为这个话有失偏颇。加工贸易是现代制造业合理分工的产物，把每一个断面分给最有能力干的企业，然后用现代的组织体系进行联络，形成一体化。这是经济组织方式的一个转变，是合理的，不能因为只做了低端就全盘否定这个模式。要害是，我们不仅要做低端，也要把销售、结算、零部件制造、研究开发， 把“微笑曲线”的全流程留在中国、留在大陆、留在西部。重庆至少可以说在笔记本电脑这个问题上，初步实现了这个目标。
推动“西三角”成为中国内陆增长极
（2010年）
重庆正按照中央的要求，力争在2020年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板、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整体战略是“三化”即以直居、畅通、森林、平安和健康“五个重庆”建设，推动城市化； 以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石油天然气化工、材料工业、电子信息、基础能源六大支柱产业发展，推动工业化；以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变为市民、城乡要素互动流通体系“五大工程”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一个地区的发展，绝不能阅门造车、自拉自唱。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与兄弟省区市合作，努力融入经济全球化。沿着这一思路，我谈三点建议。
第一，扩大开放促内陆地区大发展。当前，中央把启动内需作为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这是在我国加入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提出的， 与扩大开放并不矛盾。我国改革开放自东向西展开，内陆开放度比沿海迟滞1020 年。与饱经国际市场洗礼的沿海同台竞技，必须补“开放”的课，扩内需与促开放并举。
内陆地区扩大开放必须要外资、外贸“双管齐下”。一是引进外资。不仅是为了资金，而且可以利用外资拥有的广阔市场、知名品牌、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近年来，重庆利用外资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新模式，实现了质和量的飞跃。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对外投资大幅萎缩，重庆利用外资却从2007年的JO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40亿美元，两年翻两番。预计今年还会增长50%，达到60亿美元。二是进出口贸易。我们要努力启动内霄，但是如果与世界 经济隔离，就不会有前途。扩大进出口贸易要加工贸易、服务贸易、一般贸易齐头井进，缺一不可。重庆坚持“三大贸易”整体推进，进出口贸易增势喜人。预计201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将超300亿美元，到2015年争取超过1000亿美元。如果“百三角”的“三大贸易”都迅猛发展，一定会带动中国内陆经济实现飞跃。
第二，深化改革为科学发展保驾护航。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都需要制度保障。目前存在的一些违反科学发展观和增长方式不合理的现象，有决策者的主观动机问题，也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不合理的制度必然会助长不科学的发展，必须通过改革的办法破除束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如现行的住房制度，总
体上符合科学发展观，但也存在一些制度缺陷，使国家抑制房价上涨的效果大打折扣，造成部分老百姓住房难。实行“双轨制”改革，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遏制”的住房制度体系，不仅能让老百姓“住有所居还能够释放更多消费需求。最近我们就筹资1000亿，启动公租房建设，加快推进“双轨制” 住房体制改革。又如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几十年，年老力衰后回到农村养老，这对他们很不公平，也不利于扩大内需。城市化的本质是把农民变成市民的过程。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符合城市化的本质要求，亦有助于释放农民工消费能量和扩大内需。“百三角”可积极探索，为内陆地区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三，携手共建内陆地区新的增长极。川陕渝三地合作源远流长，新形势下更需携手共建“西三角”发展新格局，打造内陆地区新的增长极。可主要从两方面努力：
一方面，推动“西三角”内部“三通建成“西三角”一小时航空、两小时铁路、四五小时高速公路”的交通体系。目前已有较好基础，重庆、成都、西安都是内陆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三市内部联通后，再联通全国，有望成为国家重要的交通枢纽，甚至成为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二是流通。包括零售、批发、进出口以及保税物流等，“西三角”应打破区域壁垒，建立开放、统一、公平、透明的流通市场，实现区域流通一体化。三是融通。应允许“西三角”的金融机构， 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证券、保险、各种担保公司、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在三市之问互相流动、互相融通，实现“百三角”金融市场一体化，为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撑。
另一方面，构建“西三角”产业集群。在“三通”基础上，联抉打造四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一是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如重庆现在推动的笔记本电脑项目， 可’在2013年左右形成8000万台的规模。加上4000万台打印机、上千万台手机、数码相机、数百万台路由器和服务器等关联产品，将形成数万亿元的出口销售值。成都、西安可生产零部件，通过“三通”网络运到重庆组装后再出口到欧美。成都、西安的整机项目，重庆的零部件基地也可供应，这就是XXX书记讲的“一头 在外、一头在内”的垂直整合加工贸易模式。这种模式是对沿海地区“两头在外” 模式的创新，是内陆地区加工贸易与沿海竞争的制胜法宝。二是汽车、摩托车产业集群。重庆目前年产250万辆汽车，六七年后可翻一番，达500万辆，形成五六千亿元的销售值，加上摩托车及其零部件销售值，可形成万亿级产业链。这个产
业链，三市同样可联手打造，一体化互动。三是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三地都是全国装备工业比较强的基地，各有千秋，优势互补。目前装备业总销售值已超万亿元，通过整机和零部件专业分工、互动协作，可进一步提升产业能级。四是能源产业集群。“百三角”天然气、煤炭和石油资源丰富。在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煤化工领域加强合作，推动资源和深加工一体化，也有望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
我相信，未来十年，通过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和加强联合，“西三角”的发展前景一定会像成都、重庆、西安三个城市的名字一样美好“西三角”一定会变成人人安居乐业的“成功之都”——成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双喜之城”—— 重庆，促进西部平安稳定发展的“铁三角”——西安。
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全覆盖
（2010年）
住房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当前广受关注的民生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逐步实行，住房供应严重不足的状况得到有效缓解。但由于房价上涨过快等多方面的原因，低收入群体无力购房的问题日益突出。住房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市场化都存在缺陷。为此，根据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住有所居”的目标和温家宝总理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要求，重庆积极探索城市住房供应“双轨制”，对住房制度进行必要完善。
重庆的目标是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制度体系， 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全覆盖。为达到这个目标，公租房建设是关键一环。
把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作为住房供应“双轨制”的关键一环
重庆公租房的覆盖人群将打破城乡和内外差别，不设户籍限制。凡年满18周岁，在重庆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具有租金支付能力的本市无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3平方米的本市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后就业的无住房人员，进城务工及外地来渝工作的无住房人员，均可申请我市的公共租赁住房。衡量准入的标准，目前我们确定为：单身人士月收入200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此外，市、区引进的特殊专业人才和在重庆工作的省部级以上劳模、二等功以上复转军人等住房困难家庭，按属地原则申请，可不受收入标准限制。
重庆公共租赁住房实行商品房、公租房无差别的“混建”模式，高标准、高品质规划建设。一是布局在轻轨沿线或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容积率约3.8，完全参照商业楼盘的标准，配套学校、医院、商店、银行以及健身、图书馆等设施和场地。二是主城区公租房均布局在内外环线之间的21个人口聚居区中，公租房住户完全与商品房住户有机融合在一起，共享小区环境和专业物业公司的管理与服务，避免社会阶层隔离和形成“贫民窟”，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三是公租房户型面积为35-80平方米，60平方米以下的占85%以上，按建筑面积的10%进行公建配置，并含有400元/平方米的简约装修。这些系统化的考虑，可以保证入住公租房的中低收入阶层，享受到中档商品房的居住标准。
坚持政府主导，公租房姓“公”
从去年10月起，重庆市委、市政府就启动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计划。XXX书记先后三次专题研究公租房建设方案，市委常委会两次听取公租房建设方案汇报， 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16次酝酿讨论公租房建设的方案。2月28日农历元宵节，首片公租房在渝北鸳鸯片区正式开工，拉开了全市大规模公租房建设的序幕。为确保公租房有效运行管理，我市成立了住房保障局，专司公租房的规划、政策、分配和物业管理等工作。目前，市政府常务会已讨论通过《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并向社会公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并坚持做到两点：一是公共租赁住房始终姓“公”。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保障性住房也是由政府主导建设，不由私营企业承建和持有产权，否则，容易出现政策内涵不清和利益输送等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更应坚持政府主导，产权公有的方向。重庆市公租房的建设主体是市政府和各区县政府，公租房产权由国有的重庆地产集团或区县政府性投资公司持有。公租房建设在财政性投入和各项优惠政策的基础上， 国有集团等操作主体以国有资本进行托盘。这些制度设计，确保了公租房的公共保障属性。二是最大限度降低租金。公租房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企业承建，无土地出让金、无城市建设配套费、无相关税费、无开发商利润。因而， 租金只考虑成本中的贷款利息、房屋维修管理费用等因素，从而保障了公租房的租金不超过同类地段、同等品质商品房市场租金的60%。
重庆市将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住建部等部委的指导意见，积极稳妥、扎实细致地推进各项工作，确保重庆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取得实效。
体制创新结算类金融中心的重庆路径
（2010年）
重庆建设金融中心，既是国家定位，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重庆是内陆唯一的直辖市、唯一的国家中心城市，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中，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都在沿海，内陆地区就只有重庆。重庆主城的发展规划是，未来十年建成1000 平方公里、1200万城市人口的城区，其中1000万是城市户籍人口，200万是城市常住人口。
城市的发展，必然要求发达的金融体系与之匹配。全球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不超过20个，这些特大城市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工业、商业以及交通物流体系， 并且都与发达的金融中心相关联，很多城市如纽约、伦敦等，本身就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
■世界金融中心大致有几类世界的金融中心有几类
一是行政总部集中的金融中心，比方说，北京，因为是首都，一定是中国的金融机构总部集中的金融中心。二是要素市场集聚的中心，比如上海，国家级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石油市场、黄金市场、期货市场，各种类型的要素市场那里都有——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几十个城市搞几十个市场，集中在一个中心地，那就是上海。三是结算类金融中心，典型的是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国家，但本质上是一个中心城市，500万人，700平方公里土地，没有太多的世界级公司的总部， 新加坡的股票市场在世界上影响也不够大，但是每年有一万几千亿美元的金融结算在那里。1000亿美元有100亿人民币的收益，1万亿美元就是1000亿人民币的收益，凭空使新加坡人收到1000多亿人民币，而且几乎不消耗任何自然资源。
香港呢？香港是三合一，有大量亚洲地区的公司总部，有大量的要素市场， 有大量的金融结算。美国纽约是什么？是世界级公司总部、世界级要素市场、世界级金融结算中心。
就金融中心而言，香港是亚洲级小中心，美国是世界级大中心，新加坡是单项，上海是单项，北京是单项。
■“3＋1”推进结算类金融中心在这个格局中重庆做什么？常规的套路肯定是不行的，应该放眼全局去谋划自己做得到的事情
总部不可能，要素是国家赋予的，放在哪里就在哪里，不是哪个省市努力就可以的；结算是市场形成的，只要你条件好，企业和商家愿意，还真有可能做点
事。但是你在内陆，沿海地区来竞争也是有可能的，不过至少你还有得一比、有得一做，所以我们的目标是结算类的金融中心——这是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因势乘便找到的发展空隙；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看，国家已经赋予重庆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的定位。
具体展开，我们是“3+1”的结构在推进：“银证保”——金融业的主流和基石、非银行金融机构、区域性要素市场建设，这三条，在体现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功能的同时，构成我们在加工贸易结算中心和电子商务结算中心有所突破的基础。
■别小看这1.5，它是金融中心辐射、汇聚的表现银行、证券、保险服务业， 构成金融业的基础
银行业，重庆今年贷款余额会在1.1万亿左右———GDP估计在7000多亿，大体上是1.5∶1；五年前这个比例是1∶1，我们希望三四年后达到2∶1。北京3∶1， 上海2∶1，这个比重目前重庆排在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
所以别小瞧1.5，它是金融中心辐射、汇聚的表现。欠发达地区会出现每100 亿GDP，60亿—70亿贷款的情形；正常的省份贷款与GDP一般是1∶1。比方说，广东4万多亿GDP，4万多亿贷款，1∶1；四川是1万多亿GDP，1万多亿贷款，也是1∶ 1。重庆原来是1∶1，现在我们有集聚的迹象———有资金辐射出去，就会有资金汇聚进来，有进有出，形成中心。
■重庆现在1万亿贷款，不良资产只有87亿，不良率不到1%
为什么有这样的集聚？一定有三个要素，一是资本回报率、贷款余额、利润率比较高，重庆已经成为银行业最能发财的地方之一；二是重庆不良资产率低
——现在是1万亿贷款余额，有
87亿不良资产，不良率多少？1%不到，和上海、北京并列中国前三位。这是确切的数据。一般来说，我们西部的不良率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均水平当然也比排名前几位的高。重庆十年前不良率30%，1600亿贷款，有500亿不良资产；现在1万亿贷款，不良贷款下降到了87亿。融资结算需要银行体系的支撑， 所以银行业一定要发展得好。三是实体经济结构要好，发展要健康，有一定的总部或者区域总部的特征。
■证券、保险呈现加速发展势头
证券，大体上国民经济证券化，上市公司市值与GDP1∶1就可以了，太高就有泡沫。5年前，重庆GDP达3000亿的时候，市值300亿；今年GDP大致7000多亿，
市值会在3500亿—4000亿之间。5年涨10倍———GDP涨一倍多，证券化率超过40%， 迅速发展。我们希望用三五年的时间达到或接近1∶1的水平。
去年重庆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244.7亿元，同比增长22%，增幅较全国水平高8.2个百分点，连续四年居全国前列。已经够快了，但今年更快，前10个月已经达到282亿，同比增长35%，西部领先。美国利宝、中美大都会人寿和中新大东方人寿三家大型外资保险机构在重庆设置地区总部，其中美国利宝更是将中国总部设于此。重庆的保险机构以27家的数量在中国大陆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位居第四。保险也有结算。
■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快发展百业兴则金融兴，品种丰富、体系完备、快速发展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使重庆成为中小企业金
融生态最好的地区之一。非银行金融机构要加快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都是为中小企业服务，大企业几乎不需要非
银行金融机构服务。诸如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担保公司、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各种各样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汽车金融之类的各种商品融通公司———这些主要都是为中小企业服务，为中低收入群体，为老百姓服务的金融机构。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招棋活全盘皆活”，这是邓小平同志说的话。金融业也是服务业，百业兴则金融兴，不能设想金融机构几百亿利润地赚钱，工商企业几百亿亏损倒闭。工商企业大量亏损倒闭之日就是金融企业亏损、坏账之时。两者是互动的。我们帮助中小企业融通——光靠大银行还不行，还要有中介桥梁，担保公司、租赁公司等等都要发展起来。
■形成担保和金融租赁的辐射功能
这方面重庆今年有几个大项目。一是三峡担保公司30亿资本金全部到位，这是9月下旬签的约，三峡担保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担保公司。二是我们会与沿海非 常有名气的保险公司一起搞一个金融租赁集团，这个集团将在全国设立几百个分公司或其他分支机构，他们上边归口一个集团，集团总部放到重庆，这会使重庆一年增加几十亿的税，同时又把金融资源辐射出去。三是我们5月份已经开张的、投资60亿的昆仑租赁，中石油出54亿，重庆出6亿，重庆成为昆仑租赁公司总部， 这个租赁公司也覆盖全国。还有，我们准备和德国一家银行搞一个专门为老百姓提供住房按揭贷款的按揭银行，这也在具体推进中。
总的意思，由于重庆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得好，又促使银、证、保大系统快
速发展。这也是一个大互动。
■六大区域性要素市场开始发力
我们也在推动一些区域性的要素市场。诸如土地交易所、联合产权交易所、OTC柜台交易中心、药品交易所、航运交易所、畜产品远期交易等等。这些交易所或交易中心的运行能活跃市场，实现区域的资源优化配置——但不会形成国家级的要素市场。国家级的要素市场中心在上海，但是这六大区域性要素市场对西部大开发、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很好的平衡和补充作用。
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该”我们的是1万亿美元，“拿”回来两三千亿美元是可能的。所有前面三种体系，如果说区域性要素市场体系一年几百亿，非银行金融机构一年几千亿，
银行、证券、保险已经是万亿的概念——这三大体系构成我们推进金融结算业务的坚强支撑。比如刚才说的加工贸易离岸金融，1万亿美元的结算，目前只有重庆搞回来1000亿——还会扩大，因为重庆本土加工贸易的结算还会产生—— 至少这一单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也有目标，在今后两年里再吸引两三家，再搞1000 多亿，我们有两三千亿美元的结算，算成人民币就是2万亿了，重庆就成了中国内陆的国际性的结算中心。这种结算为什么一定要在沿海呢？在山沟沟也可以 啊，信息技术已经使得世界变平了——你只要有好的写字楼，好的生活环境，好的会计师，好的数据通讯条件，理论上这个结算中心就可以搞起来。这个发球点不是政府部门，是跨国公司自己，他愿意放过来就放过来，如果他不愿意，你跟他急也没有用。这算一块，搞个两三千亿回来是可能的——实际上有1万亿，当然不可能全让我们做。
■世界贸易结算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中国，将出现传统贸易、加工贸易、电子商务“三足鼎立”的局面
世界贸易结算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的货物贸易进出口，中国现在每年大致有1.1万亿美元，属于常规结算，贸易双方通过银行直接结算，是点对点的关系；加工贸易是网络状的，也有1万亿在中国，是在海外的结算中心结算；现在又有第三种贸易，电子商务，也有结算。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正在上网，心血来潮一个点击，10美元买一个小玩意，100美元买件衣服，或者一双鞋——外国人会点击中国的，中国人会点击外国的。
大家会说现在有淘宝之类的平台啊，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要涉及到外汇结算。比如说淘宝，北京人买重庆的东西，重庆人买上海的东西是用人民币支付，这边
划钱那边结算，很简单。但中国人买外国人的东西，外国人买中国的东西要外汇结算，难道也要像进出口公司那样写一个报告给外管局，申请外汇，再去海关查核验收？这些都是零碎的小单子，如果那么麻烦，干脆就去百货商店不就得了？ 再说外汇管理体系也忙不过来。事实上这笔款由境外货币系统兑换——在国外的结算公司或者地下钱庄，或者其他渠道，或者境外人民币的交易市场可以兑换， 但是毕竟这不规范，属于灰色地带。如果是几千万、几百万也许还可以，但是几十亿、几百亿在境外不规范的运行肯定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推动了中国电子商务国际结算中心，和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结算公司贝宝合作在重庆搞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已经开张了，目前一年可以做100 亿美元，我们希望三五年后能
达到500亿美元。技术突破、改革创新带来的生产力解放是革命性的，十年以后，中国每年电子商务完全有可
能达到1万多亿，加工贸易还会有1万多亿，实体经济进出也有1万多亿，总共3万多亿。就是变成各1/3的状态，这就是时代潮流，时代潮流催生了新的经济结构。
■等到有一天不是问题的时候，你已经形成集聚效应了
对于加工贸易的外汇管理，过去结算都在境外，这与我们管理方法过去不适应有关；电子商务，就像刚才说到的，也同样会有类似情况。当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眼下就是个问题。如果谁能利用眼下是个问题的时候，搞出一个结算中心，等到有一天不是问题的时候——尽管大家都可以这么做，你已经有规模效益，集聚在这里形成中心了，也是一件好事。
这个电子商务的结算中心已经开张了，一年可以有10亿左右的税收，如果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就是100亿人民币交过来了，这笔钱过去收不到，因为结算中心在海外。现在中国人拿回来，一是规范了，二是也适合做大，三是重庆就有可能成为中心。
■根据现实的条件、国家的政策、世界的规则、资源配置的能力，炮制一个最佳的、合理的方案，也是创新
一旦成了电子商务的国际结算中心，那么电子商务的人民币结算为什么不可以在重庆做？反过来国外对国外的电子商务的结算为什么不可以在重庆做？只 要跨国公司愿意了，企业愿意了，都可以。加工贸易、电子商务贸易、服务贸易， 是新事物、新体系、新规则，结算市场基本上还是处女地，重庆人要有点脑子，
要有点战略，要有点办法，要有点魄力，要有点先行者的勇气。其实几十个人干这个活，提供几千个岗位，然后一年几十亿的税收进来，很愉快。这个意义上， 我们不是在说，我们是在做。你们的老师和同学，其中不乏经济相关科学的研究者，了解一点这种事对你们有帮助，可以知道这个世界多么活跃，各种经济现象多么丰富，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多得很。
根据现实的条件、国家的政策、世界的规则、资源配置的能力，炮制一个最佳的、合理的方案，也是创新。
编者按刚刚闭幕的市委三届八次全会提出，“十二五”末期，重庆基本建成长江上游地区的现代金融中心。此前，在9月召开的重庆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年会上，市长黄奇帆首次对外明确，重庆这个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定位是国际结算类金融中心。本月初，在2010财新高峰会上，黄奇帆披露了重庆建设结算类金融中心的进展，引起广泛关注。
构建住房“双轨”体系努力实现“住有所居”
（2010年）
住房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备物质条件。X的十七大报告将“住有所居”与“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一起，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向世界展示了和谐社会的新图景。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需要在总结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广泛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和成功做法，推进住房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
一、住房制度由“单一供给制”转变为“双轨制”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住房制度经历了一个由计划分配到市场化的过程。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单位公房、政府公房为主的分配制，完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造成住房供应严重短缺，人民群众住房普遍困难。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住房制度逐步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住房供应严重不足的状况得到有效缓解。据统计，我国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1978年的6.7平方米，增加到2008年的28平方米以上；农村人均住房面积由1978年的8.1平方米，增加到2008年的32.4平方米； 房地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2%，上升至2008年的4.2%，房地产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大致在1个百分点左右。可以说，住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不仅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居住需求，也促进了房地产业的蓬勃兴起，并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但是，现行住房制度也存在市场化过度和政府缺位的问题，导致了住房供应主要靠市场来解决的事实上的“单轨制”。暴涨的房价越来越成为购房者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无法承受之重”。市场化是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对此，我们决不能动摇。但市场机制也不是万能的，也存在失灵的地方，它无法满足全部甚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住房需求。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也不是单纯依赖市场供应住房，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里。一般而言，这部分人群的比例在30%左右。目前，我国的保障性住房有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危旧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农民工公寓等多种形式，但主要是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两种。从各地实际看，保障性住房在住房供应总量的占比不到10%， 保障覆盖面实际相当有限。新生代城市居民、大学毕业生、外来工作人员等被排斥在现有体制的覆盖之外，形成大约占人口比例20%左右的“夹心层”。同时， 由于经济适用房五年后可以上市交易、成倍升值，具有相当大的商品属性，在分
配过程中还容易产生利益输送、灰色交易和腐败问题。实践证明，无论完全由政府保障，还是完全由市场调节，单一的供房体系都难以满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住房需求。
住房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住房也不同于一般商品，它兼具商品和保障的双重属性。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应该跳出单纯的经济学范畴和市场思维， 从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民权利的角度来把握，通过合理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实现居住公平。这既要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中高端商品住房的合理配置， 又要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建保障性住房托底，实行城市住房供应的“双轨制”。基本思路是：30—40%的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租赁住房和棚户区、城中村改造的安置房予以保障，60—70%的中高收入群体由市场提供的商品房解决，并对高端商品房和投机性炒房采取相应的遏制措施，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制度体系，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全覆盖。
二、强化政府在保障性住房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建设公共住房，发挥政府在构建住房保障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是发达国家解决住房问题的一条重要经验。美国为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在立法、金融、税收等方面多管齐下。专门出台了低收入购房和租房税收抵扣的法案，并实施了一揽子针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计划。仅1987年至1996年就建造低收入住房60万套， 其租金仅相当于当地平均房租的40—60%。法国建造了较大规模的社会福利住宅， 提倡国家住宅管理部门、非营利性公司、社会团体、私人向低收入群体出租或出售低租金、低价格的住宅，国家给予低息抵押贷款、减税、财政补贴等支持政策。新加坡36年前推出“居者有其屋”的政府组屋计划，由建屋发展局建设公共住房， 其售价根据中低收入阶层承受力反向倒推确定，由此造成的亏损经政府核准后从财政预算中给予补贴；还建立了完善的公积金制度，以贷款和补贴的形式注入组屋建设，形成规划、管理、配售、流转等成熟的制度安排，覆盖了约82%的新加坡人口，成为名副其实的“普惠性政策”。由此可见，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是负责任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体现。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相对稀缺，更应积极扩大政府保障性住房的覆盖面， 把公共租赁住房作为城市住房供应体系的重要一环。这种保障性住房应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免收土地出让金、相关税和配套费，没有企业利润，限定套型面积， 提供优惠租赁价格，由政府委托相关国有机构持有产权，覆盖在本地就业的原住民中的低收入群体、进城农民工或本地新就业大学毕业生等无住房人员或住房困
难家庭。这不仅可以扩大保障覆盖面，还可涵盖过去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实现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一体化。一方面，不再单独新建廉租房，而是包含在公租房体系中。廉租房居民与公租房居民同住同一小区、同一品质的房屋， 只是租金有所区别。根据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补贴政策，廉租房租金控制在公租房租金的10%左右。另一方面，公租房可有条件地转化为经济适用房。公租房租满五年之后，可通过成本价购买，转换成有限产权的经济适用房，不再缴纳租金。业主如果转让，只能以购房价加利息由政府公房管理机构回购，再作为公租房流转使用。通过这种租金不高、又可以长期稳定租住的公租房，可以推迟“夹心层” 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购房时间，对缓解城市化带来的住房供需矛盾、有效稳定房价和创造持续需求等都有重要意义。
根据国际经验，大规模开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有五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坚持公租房始终姓“公”。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保障性住房也是由政府主导建设，不由私营企业承建和持有产权，否则，容易出现分配不公和利益输送等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更应坚持政府主导，产权公有的方向，由政府或政府委托的国有机构持有产权，确保公租房的公共保障属性。二是最大限度降低造价和租金。公租房应由政府投资，国有企业承建，其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提供，享有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房产税等优惠政策。房屋租金主要考虑贷款利息、房屋维修管理费用、空置损耗三部分因素，原则上不超过同等品质商品房市场租金的60%。三是高标准、高品质规划建设。公租房应布局在城市地铁、轻轨沿线或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参照商业楼盘的标准，配套学校、医院、商店、健身、图书馆等设施、场地，由专业的物业公司管理服务，建成标准化的现代居住小区。四是实行无差别的“混建”模式。公共住房如集中在城市特定区域，很容易形成城市“贫民窟”。美国城市化过程中， 不少城市因种族歧视形成贫民聚居区，至今仍饱受困挠。法国也由于“富人区” 与“廉租区”泾渭分明，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因此，公租房应该与商业楼盘布局在一起，互通互融，共享配套和服务，弥合社会分层而形成的裂痕，避免形成新的城市边缘区域。五是加强运行管理和立法工作。应成立专门的住房保障机构，负责公租房的规划、政策、分配和物业管理等工作，建立合理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要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
今年年初，重庆已按照上述思路启动了大规模的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计划。未来5年，重庆将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从今年起的三年内每年建设1000万平
方米，后两年视社会需求再建1000万平方米或更多面积的公租房。目前，主城区和8个郊区区县的城镇有城市人口700余万，加上外来打工人群形成的常住人口约达到1000万，今后若干年，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大体可解决200多万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加上历年提供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以及其他保障性安置房，基本上可以实现中等偏下城市人群住房由政府保障的格局。
三、加强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监管
土地是稀缺资源，商品房是特殊商品。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又要保证商品房流向的公平性、合理性；既要通过住房供应增加财富、拉动经济，又要充分考虑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生存保障。如果任由市场发挥作用，实践证明难以确保社会的公平与稳定。去年以来，在房地产业繁荣发展的同时，部分城市和地区出现了房价上涨过快等问题，不少城市房屋租售比已进入1：40的高风险区域，有的甚至在1：50以上，接近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前的水平。另外，在全国住房自有率超过80%的同时，不少地方住房空置率也超过了20%、甚至30%，远高于10%的国际警戒线，投资性、投机性购房已达到相当程度。这种房地产业的畸形繁荣如不加以有效遏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将造成极大危害：一是房地产业的超额回报引致不少企业“不务正业”，对实业形成挤压，影响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对其他消费形成挤出效应，投资消费比进一步失衡，增加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度。三是房价持续上涨将会间接推高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引发输入性通胀和国内财富流失。四是房地产业过分做大，既有利益分配格局进一步固化，不仅有绑架国民经济之虞，社会矛盾也可能激化。可喜的是，中央今年1月起相继出台多项房地产调控措施，特别是多套房限贷和酝酿中的房产税征收，指向明确、切中要害，改变了房价单边上涨的预期，政策调控效应初步显现。这方面，地方政府也大有可为。以重庆多年的实践，至少可在五个方面着力：
第一，把房地产投资严格控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左右。控制房地产投资占比，是从根本上调控房地产市场发展节奏。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过高，势必形成房地产泡沫；比重过低，又会造成城市发展活力不足， 不能满足市民合理的住房需求。从国际经验和实践操作看，25%的投资占比可以从源头上保持房地产市场供求大体平衡。
第二，按照人均30平方米标准调控房地产项目。在国外，当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0平方米左右时，这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就开始饱和。而我国城市居
民住房的小康标准是人均30平方米，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确定的，也是房地产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违背这个规律，不切实际地提高规划建设标准，就会出现泡沫。
第三，严格将楼面地价控制在房价的1/3以内。地价是制定房价的重要基础， 地价影响房价及其走势。政府在土地拍卖时要把握尺度，若地价太高，虽然政府会多些当期收益，但几年后房地产市场会出现泡沫，导致投资环境恶化，造成更大的损失。地方政府可通过供地节奏、批量的把握，防止楼面地价畸形抬高。
第四，保障性住房面积应占当年房地产竣工面积的30%左右。这类住房增大了供应量，对投资性、投机性购房将形成遏制，可以直接牵制房价走高，起到长期稳控房价的功效。对年轻人群体，可以较好缓解资金积累与购房压力之间的矛盾，通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形成有效需求，反过来，又会促进商品房市场的平稳发展。
第五，努力将房价收入比控制在6—10倍左右。房价收入比是指城市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与住房价格之比。按照国际惯例，房价收入比在3—6倍之间为合理区间。美国为10倍，而我国一些城市高达40倍以上。我国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期， 且区域发展不平衡，努力将房价收入比控制在6—10倍左右比较合理。地方政府应以此作为调控目标，由此倒推地价，并引导房地产企业利润向全社会平均利润率回归。
通过政府的科学调控，重庆的房价和房产结构都保持在比较合理的水平。2009年底，重庆主城区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与商品房平均售价之比大体是5.92:1， 主城区商品房建筑面积成交均价每平方米为4179元，实现了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四、加大对高端住房和投机性炒房行为的税收约束
国内外经验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高效完备的税收制度。各国重税抑制投机行为的做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高额地皮税的征收，有效抑制房地产行业内的投机行为。在法国，购房者除要缴纳高额地皮税外， 还需支付住房税或空房税，这导致法国人长期不把房地产视为投资或财产保值的重要手段。二是采用逐步升级的办法，用重税打击投机。如韩国从2007年起，对出售第二套房产的卖方征收50%的资本收益税，对拥有第三套住房的卖方征收60%的资本收益税。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投机者卖掉一套住房，政府就拿走一半， 使投机者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三是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征税。征收物业税是欧美
国家的普遍做法。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承租人或所有者，每年都要缴纳一定税款，应税值随不动产市值的升高而提高。有了这一利器，美国即使在次贷危机爆发前夕，房价也未被炒得过高。次贷危机实际是金融危机，而不是房地产领域的危机。
应该讲，收取物业税是约束高房价和炒房行为的一个法宝。问题在于，欧美国家土地私有，政府收物业税，不收土地出让金，约占财政收入的30%左右。我国土地公有，政府收土地出让金，不收物业税，大致也占财政收入的30%、甚至更高。如果收了土地出让金，再普遍征收物业税，就加重了百姓的税负，亦未体现出对收入分配的合理调节。但是，商品房持有环节缺乏必要的税收约束，降低了房地产保有者的经济风险，客观上助长了投机需求。为此，应采取差别化的税收政策，对高端住房和投机性住房消费在持有环节征税。理由有三：一是高端住房一般面积较大，较多占用土地等稀缺资源，同时自身价格的走高，还会拉高整个房地产市场价格。二是类似“炒房团”的房产投机者，囤房居奇，扭曲商品住房市场正常的供求关系，导致房地产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推动房价虚高，甚至导致房地产泡沫。三是应税面不会太宽，其税收还可用于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维护，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社会财富分配。
我国已有对城镇经营性房屋征收房产税的制度安排，可将高端住房和多套普通商品房纳入这一体系，开征房产税，在若干城市试点，待条件成熟后推动立法确认。征收对象主要可确定为三类：（一）独栋住房（含别墅），不论面积和售价，一律纳入。主要因为这类住房占用土地等公共资源较多。（二）单套户型建筑面积200平方米（含）以上，且每平方米评估单价达到上年度商品住房市场平均价格3倍（含）以上的住房。一座城市大致分为市中心、次中心区域、城市边缘三个级差，结构档次基本相同的住房，每个层级价差大约3倍左右，把高于均价3倍的住房确定为高档房并纳入应税对象，比较合理。同时，这部分住房具有高价位、大户型等典型特征，涉及面也相对较小，率先纳入征收试点，有利于均衡社会财富，合理引导居民住房消费。（三）拥有第3套以上的普通住房，以及在当地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所拥有的普通住房。这类住房基本属于投资性炒房，具有很大的伸缩性，与房价互为推动。房产税的征收，要在合理确定税基、税率和税额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完备的住房信息数据库和个人征信系统， 可以自行申报，但必须对交易环节进行严格管控。
住房制度事关人民群众最切身利益，是一个不断改革、实践和完善的过程。
我们有X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体制优势，只要方向正确， 上下一心，定能建立有效的住房供应体系，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目标。
农地交易的重庆实验
（2010年）
通过建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开展“地票”交易和实物交易，重庆市正在尝试破解中国城市化“土地之困”。
城市化过程中，全球存在的普遍规律是，城市建设用地大量增加，农村建设用地相应减少，土地集约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由于城乡二元体制阻隔，我国城市化出现了与之相悖的情形。
以1996—2004年为例，农村人口减少了11%，而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却增加了1.7%。全国耕地紧逼18亿亩保护红线。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正在遭遇严峻的“土地困局”。
2005年，国土资源部批准部分城市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2008年又发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一定程度缓解了城镇建设用地压力，同时为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创造了条件。但也存在挂钩范围较小、主要依靠行政性指令配置资源、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够、农民权益保障不够充分等问题。
为此，中央提出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新要求，寄望通过市场化交易平台，弥补试点工作中的不足，更好地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耕地占补平衡的目标，促进土地集约化利用，走出“土地困局”。
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开展“地票”交易和实物交易，力求盘活农村存量土地资源，统筹并优化城乡土地利用。
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2008年12月4日，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成立，标志着全国首个城乡统一 土地交易平台应运而生。2009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 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文件，明确要求“设立重庆农村土地 交易所，开展土地实物交易和指标交易试验，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率先探索完善配套政策法规。”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是以“地票”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实物交易为主要交易品种的集中性交易平台。
“地票”是指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益公共设施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按照“占补平衡”的原则，通过“地票”交易，转让给有建设用地需求的对象。其目的是通过盘活农村存量闲置的建设用地，一方面解决城市发展的用地指标需求，另一方面解决农村发展缺乏资金的问题。而“实物交易”，是指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交易。主要包括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未利用地，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资入股后的股权或收益分配权交易。其目的是促进农村土地资源向龙头企业、经营大户和合作经济组织集中，避免弃荒撂荒，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
“地票”是土交所交易业务的主要标的物。它具有与国家下达的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占补平衡指标相同的功能，可在重庆市域凭“地票”将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的农用地，按法定程序征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地票” 的形成和使用须经过四个基本环节：
一是复垦。在农民自愿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且留足农村发展空间的前提下，可提出土地复垦立项申请，经区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可将农村建设用地进行复垦，变为耕地。
二是验收。实行“三级”验收制度。在土地整理完毕后，首先项目业主自查复垦质量，再由区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农业部门严格验收，并按一定系数折算为有效耕地面积，最后由市土地行政部门核发农村建设用地复垦验收合格证， 以此作为“地票”的来源。
三是交易。“地票”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面向社会公开交易，购买者可以是一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或其他组织，以及具有独立民事能力的自然人。四是使用。“地票”持有人可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区域内， 选定待开发的土地，凭“地票”完成征地安置补偿，并按招、拍、挂有关规定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地票”交易包含出让、转让、质押三种类型。其中，“地票”出让和转让均统一通过土交所面向社会公开交易，不得进行场外交易。出让是指建设用地复垦后形成的用地指标首次在土交所交易的行为。我们对“地票”出让实行年度总量调控制度。转让是指“地票”持有人将地票再转移的行为。“地票”在缴清价款并持有一年以上可转让。“地票”有效期为2年，超过期限未落地使用的，由土交所回购。“地票”竞得人缴清价款，办理“地票”登记并取得证书后，可依
法申请办理“地票”质押。
五项基本原则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严格坚持五项基本原则。
一是严格在法律政策框架内开展改革试验。土交所的建立和运作始终遵循
《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和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推进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政策，坚持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坚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坚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土地交易只是使用权和收益权的流转，不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的用途，不损害农民的权益。
二是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地票”的运行实践，以“先补后占”彻底改变了过去“先占后补”的做法，使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同时，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严控农村建设用地增量。
三是把维护“三农”利益特别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放在首位。坚持复垦必须自愿、依法、有偿；流转必须公开、公平、公正。复垦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优先为农村留足发展用地空间。复垦形成的耕地归原集体经济组织，“地票”收益全部用于“三农”。其中，农民收益总体不低于“地票”平均价款的80%。
四是把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作为重要前提。今年将完成主城区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3年内完成全市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同时，结合土交所运营和户籍制度改革，制定了《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办 法》，规定户籍制度改革中退出的农房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和承包地，经整治复垦后，农村土地整治机构可向区县土地登记机构申办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 实现了不动产统一登记。
五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享有与国有土地平等的权益，实现农村建设用地资源证券化和城乡建设用地权能的并轨。土地交易所实行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突破行政化配置资源的局限。
实验成效初显
首先，确保了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对农村闲废置建设用地进行复垦，是农村存量建设用地的盘活，既新增了耕地，又新增了建设用地指标。2009年，重庆耕地面积为223.76万公顷，在城市的快速扩张过程中，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比2008 年增加了0.17万公顷。
其次，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土地交易所形成了一个全市统一的土地供求信息平台，不仅为小宗承包地流转免费提供交易和信息服务，还组织大宗承包地进场交易，资源能够在更高平台、更大范围内实现竞争交易，流转方将获得更多的收益。目前，通过土交所这个信息平台，发布了供求双方的大量信息，共撮合流转农村承包土地、林地经营权250.3万亩，优化了农用地的空间布局，为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条件。
再有，保障了科学发展的用地需求。“地票”通过土地交易所公开交易，实现了全市范围内大范围、远距离置换，突破了城市化、工业化的用地瓶颈。
以重庆江津区孔目村为例，该村32户113人由小村落集中到农民新村，退出 了47.5亩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户均安置面积175平方米，加上公共服务设施 用地，安置总面积为10亩，共节约建设用地37.5亩。原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复垦为耕地后，经验收折算，并扣除农民新村安置面积，形成了36.2亩“地票”。按孔目村人均水平的80%保守计算，每人能节约建设用地指标0.26亩。未来2至3 年，全市约有45万户农民由小村落集中到大村落居住，将节约出建设用地41.3万亩。到2020年，随着重庆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将节约出建设用地指标260万亩。
同时，为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转户入城提供了利益补偿机制。农民通过获取“地票”和承包权入股分红的双重收益，在户籍改革政策扶持下，能够解决好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问题，很快融入城市生活。
此外，充实了新农村建设资金。土地交易所的价格发现功能，使一些边远山区的农村建设用地，能够分享城市周边土地的级差收益，获得更大的市场价值。距重庆市区600公里的城口县，一宗61.86亩复垦土地，本县出让起始价(包含
指标和实物)仅为1.13万元/亩，而目前全市光“地票”成交的均价就达到11.57 万元/亩。通过土交所“地票”交易，平均价值提高了十多倍。
目前，全市交易“地票”3万亩，为农村输入资金36亿元，加大了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的力度。而由于“地票”市场价值的发现，工商银行等六家金融机构已为土地整治授信145亿元。重庆尚岭农业公司在中信银行获得首单地票抵押贷款3000万元，开辟了城市金融资本进入农村的新渠道。
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完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
（2010年）
住房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当前广受关注的民生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逐步实行，住房供应严重不足的状况得到有效缓解。但由于房价上涨过快等多方面的原因，低收入群体无力购房的问题日益突出。住房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市场化都存在缺陷。为此，根据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住有所居”的目标和家宝总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要求，重庆积极探索城市住房供应“双轨制”，对住房制度进行必要完善。
我们的基本思路是：30—40%的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租赁 住房和棚户区、城中村改造的安置房予以保障，60—70%的中高收入群体由市场 提供的商品房解决，并对高端商品房和投机性炒房采取相应的遏制措施，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制度体系，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全覆盖。
我们把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作为住房供应“双轨制”的关键一环。重庆公共租赁住房涵盖了过去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并延伸到既不能享受廉租房，又买不起商品房的“夹心层”，实现公共租赁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一体化。一方面，不再单独新建廉租房，而是包含在公共租赁住房体系中。廉租房居民与公租房居民住同一小区、同一品质的房屋，只是租金有所区别。根据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有关补贴政策，廉租房租金一般只是公租房租金的10%左右。另一方面，公租房租满5年之后，可通过成本价购买，转换成有限产权的经济适用房。业主如果转让，只能以购房价加利息升值由政府公租房管理机构回购，再作为公共租赁住房流转使用。这就从根本上堵塞了经济适用房因退出环节失控而造成的利益输送和灰色交易的通道。
我们规划，未来若干年全市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从今年起的3年内每年建设1000万平方米，后几年视社会需求再建1000万平方米或更多面积的公租房。
今年上半年，重庆主城区已开工6个片区750万平方米公租房，下半年还将在万州、涪陵、黔江、江津、合川、永川、长寿、璧山等8个郊区区县开建250万平方米公租房。
目前，主城区和8个郊区区县的城镇有城市人口700余万，加上外来打工人群
形成的常住人口约达到1000万，今后若干年，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大体可解决200 多万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加上历年提供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以及其他保障性安置房，基本上可以实现中等偏下城市人群住房由政府保障的格局。
重庆公租房的覆盖人群将打破城乡和内外差别，不设户籍限制。凡年满18周岁，在重庆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具有租金支付能力的本市无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3平方米的本市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后就业的无住房人员，进城务工及外地来渝工作的无住房人员，均可申请我市的公共租赁住房。衡量准入的标准，目前我们确定为：单身人士月收入200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此外，市、区引进的特殊专业人才和在重庆工作的省部级以上劳模、二等功以上复转军人等住房困难家庭，按属地原则申请，可不受收入标准限制。
重庆公共租赁住房实行商品房、公租房无差别的“混建”模式，高标准、高品质规划建设。一是布局在轻轨沿线或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容积率约3.8，完全参照商业楼盘的标准，配套学校、医院、商店、银行以及健身、图书馆等设施和场地。二是主城区公租房均布局在内外环线之间的21个人口聚居区中，公租房住户完全与商品房住户有机融合在一起，共享小区环境和专业物业公司的管理与服务，避免社会阶层隔离和形成“贫民窟”，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三是公租房户型面积为35-80平方米，60平方米以下的占85%以上，按建筑面积的10%进行公建配置，并含有400元/平方米的简约装修。这些系统化的考虑，可以保证入住公租房的中低收入阶层，享受到中档商品房的居住标准。
从去年10月起，重庆市委、市政府就启动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计划。XXX书记先后三次专题研究公租房建设方案，市委常委会两次听取公租房建设方案汇报， 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16次酝酿讨论公租房建设的方案。2月28日农历元宵节，首片公租房在渝北鸳鸯片区正式开工，拉开了全市大规模公租房建设的序幕。为确保公租房有效运行管理，我市成立了住房保障局，专司公租房的规划、政策、分配和物业管理等工作。目前，市政府常务会已讨论通过《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并向社会公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并坚持做到两点：一是公共租赁住房始终姓“公”。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保障性住房也是由政府主导建设，不由私营企业承建和持有产权，否则，容易出现政策内涵不清和利益输送等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更应坚持政府主导，产权公有的方向。重庆市
公租房的建设主体是市政府和各区县政府，公租房产权由国有的重庆地产集团或区县政府性投资公司持有。公租房建设在财政性投入和各项优惠政策的基础上， 国有集团等操作主体以国有资本进行托盘。这些制度设计，确保了公租房的公共保障属性。二是最大限度降低租金。公租房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企业承建，无土地出让金、无城市建设配套费、无相关税费、无开发商利润。因而， 租金只考虑成本中的贷款利息、房屋维修管理费用等因素，从而保障了公租房的租金不超过同类地段、同等品质商品房市场租金的60%。
李克强同志今天主持召开的会议，对于深化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难题，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按照克强同志的指示精神和住建部等部委的指导意见，积极稳妥、扎实细致地推进各项工作， 确保重庆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取得实效。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2010年）
初夏是枝繁叶茂、精耕细作的好时节。重庆这块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田，同样需要培土施肥、精耕细作。肩负着中央赋予重庆“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使命，我们深刻体会到，有“两大难题”亟待破解：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它关系“增长极”和“经济中心”建设的高度和力度，与深层次体制问题相关。二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它事关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直辖市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宽度和深度，事关公平正义、社会和谐。
一、“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
与其他地区靠城市化、工业化“两个轮子”驱动不同，重庆要破解这“两大难题”，必须坚持城乡统筹一体化，实行城市化、工业化、城乡统筹一体化“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
一是以“五个重庆”为载体推动城市化。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使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五个重庆”覆盖全市域的主城、区县城、集镇和村庄，形成主城千万人口特大城市、6个区域性中心城市、25个远郊区县城和众多小城镇， 像大中小“齿轮”咬合转动，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并带动农村发展。
二是依托“六大支柱产业”推动工业化。包括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重化工、材料工业、电子信息、能源工业。今后五年，重庆工业投资将超过1万亿元， 销售值超过2.5万亿元，成为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长江上游科技创新中 心和科研成果产业化基地，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能力。
三是借助“五项统筹”推动城乡统筹一体化。通过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就业、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资源要素流动，建立统筹城乡的制度体系，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二、“五方”突破见成效
重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和民族地区并存，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与城乡二元体制运行惯性使然，我们深感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直辖市，比建成增长极和经济中心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在步入直辖第二个十年大开放大发展的时候，中央把重庆确定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三年来，得益于X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国家各部委的大力支持，我们锐意探索、稳妥推进， 在部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统筹城乡基础设施方面，每年投入数百亿元，提前建成了一批群众期盼多年的交通、水利、电力、垃圾污水处理、农村沼气、危旧房改造等项目，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在统筹城乡劳动就业方面，在每年城镇新增就业20多万人的同时，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30多万人，累计达到815万人，人均劳务收入已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44.7%。
——在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实现乡镇综合文化站、自然村广播电视、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全覆盖。
——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方面，城乡养老、医疗等社保制度框架正加快建立， 在全国率先建立农民工保障制度体系，城乡低保标准差距缩小到2:1。
——在统筹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方面，集体林权确权面积超过90%，土地规模经营走在全国前列。整体消除金融服务空白乡镇，组建村镇银行6家。农村土地交易所、农畜产品交易所开辟了城市反哺农村的新途径。
三、六项改革稳推进
三年的实践表明，推动城乡统筹一体化，既要靠发展，更要靠深化改革，关键是突破束缚城乡协调发展的条条框框，释放和激活生产力，调整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建立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统一的体制机制。为此，重庆正在展开六项重点改革。
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户籍牵一发而动全身。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村居民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受制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民市民化进程明显滞后。重庆直辖以来，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差距从11.5个百分点扩大到22.6个百分点。全国也大体如此。这不仅阻碍了城镇化进程，还造成中国特有的农民工“候鸟”式大迁徙。这对农民工有失公平。突破现行户籍制度的二元分割，解决好捆绑着的社会福利问题，成为统筹城乡发展急需解决的首要难题。新阶段的户籍制度改革具有多重意义：一是有利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目前内需起不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占总人口3/4的农村人口消费不足。二是有利于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使其享受同工同权的市民待遇，让他们在城镇工作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三是有利于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盘活农村资源，解决部分改革成本。四是有利于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推动农业产业化和集约化，促进农民增收。
我们的总体设想是，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户进城为突破口，重点推进在城市有固定住所和稳定工作三年或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农村籍大中专学生转户进城。今明两年集中解决330万人左右，到2020年力争转户1000万人。届时，城市户籍人口比重提高到60%，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差距缩 小到10个百分点左右。这将是社会结构的一次大变革、城乡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 也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切入点。
改革的关键环节是，从“入口”和“出口”两端建立保障机制。保障农民权益、富裕农民，是我们改革户籍制度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入口端”，确保农民转户进城后就业、住房、养老、医疗、低保、教育“六大保障”一步到位，让农民一进城就穿上城里人一样的“六件衣服”。“出口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鼓励转户农民退出宅基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和林权“三大保障”， 也允许他们暂时保留一段时间，即进城农民可继续穿着现有的“三件衣服”。这既有利于农民转户进城后的生存发展，又有利于耕地集约经营、防止撂荒，符合城镇化的渐进过程。由于农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允许转户农民暂时保留农村“三大保障”，本质就是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发展。
第二，实施“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统筹城乡发展，落实到区域板块， 我们采取了分类施策。以万州为中心的“渝东北”和以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南” 是重庆的“两翼”。“两翼”中，有17个区县，农村人口326万户、1233万人， 集中了全市80%的贫困人口，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市平均水平的85%，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不到全市平均水平的一半。振兴“两翼”是我们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难点集中在农民脱贫致富。
促进“两翼”农民增收，最大的优势资源是林业。“两翼”现有林地占全市的77%，其中可开发利用近1000万亩，潜力巨大。今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任务将全面完成，做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并通过“唤醒”沉睡的大山、走兴林致富路子，变荒山穷山为秀山宝山。在全面展开“森林重庆”建设的同时，我们启动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力图通过林权改革和发展林下经济，到2012 年，让95%以上的有劳动能力的农户，户户增收万元。“两翼”农户万元增收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富民工程。
基础工作是确保农村承包地、林地、宅基地“三个确权到位”。这是从源头上保障农民权益、从根本上帮助农民致富的前提。目前，农村承包地、林地、宅基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权证面积少于实际面积的情况。这不利于农民进城后退出
土地林地时的权益保障，也不利于土地林地质押贷款，土地林地流转时还容易产生纠纷。今年内，我们将完成“三个确权到位”。
核心任务是，抓住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要素市场“三个关键环节”， 形成农工商、产加销一体化。没有一批百亿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没有大型专业合作组织，没有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不可能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有效串接起来。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的特征不同，各有所长，只要农民兄弟觉得适合，我们都鼓励发展。同时，开展农商对接、农超对接，建设一批农产品交易市场和辐射全国的林下产品销售网点，把优质林下产品销售出去。
保障手段是加大投入。今后三年，我们将整合各类农业农村专项资金100亿元，加上银行融资和社会力量参与200亿元，整体上会有300亿元滚动投入。届时有望形成六七百亿元销售值，让“两翼”农户总体增收300多亿元、户户增收1万元。
第三，探索“双轨制”住房保障模式。计划经济时代，城市住房实行公房配置，最大的问题是房屋供应不足；从9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商品化供给方式，这又导致许多中低收入家庭买不起房。实践证明，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市场化的“单轨制”制度安排都存在缺陷。为此，我们启动实施未来十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计划，建立城市住房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并举的“双轨制”模式。
公租房建设带来的好处，一是与危旧房、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安置房相叠加， 形成保障性住房供给体系，保障35%左右的城市中低收入人口实现“住有所居”。二是成为政府调控房市供求和房价的“稳定器”和“缓冲器”。不仅增加了房屋供应量，还可以有效稳定商品房价格，并不会形成对有效购房需求的打压。三是公租房完全参照商业楼盘的标准建设，避免出现新的城市“贫民窟”，并且公租房楼盘与商品房楼盘混居安排，有利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制度设计上，公租房就是政府为中低收入群体建设的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相比，土地出让金、城市建设配套费、相关税费、开发商利润“四个没有”， 建设成本至少比商品房低40%。租金按建设成本利息+维护费计，可控制在同类商品房出租价格的60%以内。承租对象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城市住房困难家庭“三大板块”，打破了城乡分割。公租房永远姓“公”，不能进入商品房系统销售，避免了目前经济适用房的变味尴尬。类似制度在美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已有成功先例。
推进时序上，由于目前积淀的住房需求大，我们计划在2012年前建成2000万平方米，即主城和远郊区县城各1000万平方米。主城布局在内外环之间规划的21 个人口聚居区中，1个聚居区1个公租房建设点，由市里统筹建设。远郊重点布局在六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区县。今年已启动建设500万平方米， 年底可投放20万平方米。
资金安排上，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需建设用地20平方公里，仅免收土地出让金和城市建设配套费两项，政府三年内将减收500多亿元，加上工程成本500多亿元，总成本将超过1000亿元。通过土地储备系统和国有企业承建，可控制成本。这是目前我市投入规模最大的一项民生工程。
总之，重庆市正在推进的“双轨制”住房保障模式，是在坚持住房市场化的基本前提下，充分发挥政府保障和调控功能的重大举措。与此同时，我们还采取其他配套措施，以期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遏制”的住房保障体系。对于广大农村，我们正致力于改变散户建房的传统方式，组织实施“巴渝新居”、农村危旧房改造和易地扶贫工程，引导农民适度集中居住，改善农村住房条件。
第四，深化城乡土地利用制度改革。盘活城乡土地资源，是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国发3号文件的要求，我们在全国成立了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依托土交所，大力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异地占补平衡，并通过开展“地票”交易，实现城市对农村的反哺。
其好处在于：一是实行“先补后占”，能有效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并用好盘活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有利于守住耕地“红线”。以“先补后占”替代“先征后补”，有效防止了“占地在先是刚性的，造地在后是柔性的、时间和质量不能保证”的弊端。二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确保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在保证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不减少甚至增加的前提下，提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增加城镇建设用地。三是推动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的远距离、大范围置换，利用级差地租提升了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土地价值，一般由2万元/亩变为15万元/ 亩。四是激活城乡要素市场，完善城乡现代市场体系。通过在全市乃至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指标交易，使固化的土地资源转化为可流动的资本，“三农”发展的全局就活了。总之，土交所开辟了一条既保护耕地、减少农村建设用地浪费，又可让农民增收致富、城市反哺农村的新路子。
土交所交易的“地票”，是由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等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土地指标。土交所运行一年多来，已累计交易“地票”1.6万亩、成交金额16.5亿元。下一步，我们将 完善运行机制，努力把这个平台打造成为立足西南、服务西部、进而服务全国的农村土地交易大市场。
第五，完善农村要素流通服务体系。这主要解决农村融通流通不畅的问题， 繁荣城乡市场。对农村金融，重点是加快农村金融机构建设和金融品种创新。重庆农商行和三峡银行，今年将实现区县全覆盖。村镇银行今年覆盖半数以上区县， 2012年实现全覆盖。结合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林权流转，开展金融质押试点，开展涉农商业保险，组建长江上游首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对农村商贸，重点是健全流通体系，提高组织化程度。完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加快建设农村商贸日用品、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进城、城乡再生资源回收、农民生活服务、农村信息服务等六大网络体系，让农村产品出村进城、城市产品出城下乡。
第六，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化解民生风险的“安全网” 和“减震器”。我们分两阶段推进，在2012年前实现城乡养老、医疗、低保等低标准、全覆盖，到2020年实现城乡社保标准统一。在制度框架上，今明年可实现社会保险制度城乡全覆盖。目前，医疗保险已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农村养老保险， 去年有15个区县试点，今年再增加15个，明年覆盖余下的所有区县。同时，解决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淹没移民农转非等人员的养老保险遗留问题。建立城乡统筹社保体系，尽管目前标准不一，但城乡全覆盖本身就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节奏把握上，加大对转户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投入。转户进城农民的养老和医疗保障， 按照承包地、宅基地是否被征用、退出、流转等不同情况，分别纳入相应城市保险予以保障。初步匡算，今明两年转户330万人左右，社会保障资金需求八九百 亿元，但大规模实际支出将在20～30年之后。在统筹层次上，逐步把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区扩大到全市范围，实现所有社会保险全市统筹。同时，稳步推进社会保险跨区域转接工作。
统筹城乡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重大社会变革，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我们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314”总体部署和国发3号文件指引的方向，力争两三年内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提供示 范，让重庆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率先过上全面小康生活。
建设有重庆特色的现代人民防空体系
(2010年)
紧跟新中国人民防空事业60年的前进步伐，重庆人民防空艰辛创业、奋力开拓，已成为推动重庆改革发展、护卫城市和人民群众安全的重要力量。尤其是直辖以来，重庆人防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方针的指引下，突出战备人防、应急人防、和谐人防，高标准、严要求推动组织指挥、通信警报、应急救援、防护工程、法制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并走进了全国先进行列。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我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也面临诸多挑战。作为全国三大重点防空区域之一和国家一类防空重点城市，重庆人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更为艰巨。我们必须居安思危，立足战时、服务平时，不断增强国防观念、提高人防意识、拓展民防思维，把人防事业作为落实“314”总体部署、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重大基础工程抓实办好，加快建立起具有重庆特色的现代人民防空体系。当前全市人防建设要着眼保持西南领先、力争全国靠前，立足平战结合、造福山城百姓，着力推动“四个融入”：
——融入国防建设保民安。牢固树立“真打真准备”的思想，全面加强组织指挥、防护工程、通信警报、专业队伍、人口疏散、科研人才培养六大体系建设。健全人防联合指挥体制，建成主城区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人防指挥所，强化预案编制和演练演习，确保组织指挥畅通高效。构建以有线通信为主体、卫星通信为骨干、无线电通信为支撑的信息传输系统，实现人防与有关部门的互联互通。建成主城区和区域性中心城市警报统控系统，警报音响覆盖率达到95%以上。
加强人防直属专业队伍和群防组织规范化建设，打造一支类别齐、质量精的骨干专业队伍，适应遂行应战应急双重任务的需要。全面推进“百镇千村人防疏散基地”计划，实现人防疏散基地区县全覆盖，五年后达到疏散安置人口100万。
——融入经济建设求多赢。坚持把人防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服从服务大局，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战备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多赢。以重要经济目标、行政事业机关、商业和金融中心为重点，科学规划建设人防工程， 构建布局合理、结构完善、功能配套、防御有力的防护工程体系，提高重要目标的防护能力。探索建立人防发展基金、专项投资，用足用活人防优惠政策，吸引
社会资金参与人防建设，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融入城市建设利民便。抓住主城“外环时代”契机，依法把人防建设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合理开发地下空间资源，缓解城市用地紧张矛盾。加强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规划与人防建设规划的对接，城市公共绿地、广场、地下交通干线等重大基础设施必须兼顾人防建设要求，做到地上地下统一规划、同步建设。搞好人防工程平战结合开发利用，在保障战备需要的同时，充分利用人防工程发展地下商场、仓储业、停车库等，争取今后五年市直管工程开发利用率达到98%以上。继续把“百日纳凉送爽”办成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每年接待纳凉市民100万人次以上。
——融入应急建设化民危。重庆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防灾救灾任务繁重。积极推进防空防灾一体化建设，建立人防与应急救援联动管理新机制，不断增强人防服务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和应急救援的能力。发挥人防组织指挥、信息系统、警报报知等体制优势，与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体制实现无缝对接。把各类人防专业队伍纳入应急救援队伍建设中，统一组建、统一管理、统一施训，把人防工程开辟为群众避难的安全场所，平时为政府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提供服务，战时遂行防空任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各级政府要居安思危，自觉把加强人防建设作为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职能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组织领导、经费保障、项目建设、宣传教育等方面，投入更多精力、给予更大支持。各级人防部门要按照ZZ坚定、业务精湛、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廉政高效的“准军事化”要求，苦练内功、强化管理，不断提高整体抗毁、快速反应、应急救援、自我发展的能力。全社会要认真执行《人民防空法》和《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形成关心人防、支持人防、参与人防的强大合力，共同把“全国人民防空先进城市”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努力建设“廉洁重庆”
（2010年）
重庆成为直辖市以来，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定不移地防治腐败，坚持不懈地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开展X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建设“廉洁重庆”。
加强制度建设，加大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力度。制定实施《重庆市贯彻落实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实施办法》和《关于严格执行X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意见》。最近几年，重庆建立了几个平台，从体制、制度上起到了预防腐败的作用:
一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建立八大投资集团。比如通过建立高速公路建设投资集团，改变了过去省（区、市）交通厅既管项目审批，又管项目拨款投资，还对发包承包实施组织的“三位一体”的体系，变成由交委出项目、出规划、负责招投标，高速公路建设投资集团承担资金的投融资，区县负责征地动迁的权力制约体系。在新体系中，如果想搞权钱交易、打通所有环节很困难。近年来重庆建设近两千公里高速公路，没有出现大案要案，这与建立权力制约体系密切相关。
二是在土地批租中建立土地储备中心。近几年重庆土地批租金额达两千多 亿，重庆主城可以建设的用地约有50多万亩，通过改变土地批租的体制，建立土地储备中心，储备40余万亩的土地，占总量的80%，由政府直接管控；储备中心土地必须由国土局挂牌出让，征地动迁由区县政府进行，这又是一个权力制衡体系。土地批租的储备系统，既可以有效防止土地批租、出让中可能存在的暗箱操作，达到预防腐败的目的，又可起到抑制地价、房价的作用。
三是建立产权交易所。这些年，重庆把全部的国有资产转让、国有和集体之间资产的转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资产的转让、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资产的转让，包括国有企业破产时的资产拍卖等产权交易，基本纳入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另外还把法院司法诉讼判决以后进行强制拍卖的财产，也拿到产交所挂牌交易，有效防止了司法腐败案件的发生。加强教育和廉洁自律，治理“小贪小腐”。中共中央ZZ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XXX同志多次强调干部“一要干事、二要干净”，“做清官是大智慧”。以此为指导，重庆积极开展学习和弘扬“红岩精神”活动，大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建成重庆市廉政教育基地，以典型案例警醒X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开展公务人员收送“红包”、领导干
部超标准使用公务车、领导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三项治理”工作；治理公务员系统、事业单位系统和国有企业系统普遍存在的在经济适用房、集资房建设当中占便宜的行为；等等。通过对这些不属个人直接腐败，但属于成风的、较普遍的“小贪小腐”行为进行严格专项治理，使各方面的风气有很大的改变。
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X的十七大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立案5452件，处分6153人，其中厅局级干部43人，县处级干部823 人。特别是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坚持反腐肃贪与打黑除恶并举，打掉了文强、彭长健等一批黑恶势力“保护伞”，增强了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同时， 重庆在加强作风建设，整治作风蜕化“慢性病”方面也下了大力气。重庆把为老百姓做事麻木不仁的这一类官僚主义当作作风整顿的重要内容来对待、来治理， 组织机关干部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等“三项活动”，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密切了X群干群关系。
当前的重庆，GDP增幅已经连续3年排在全国的前3位，正处在经济社会驶入快车道、提速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形势越好，越需要一个廉洁、健康的大环境，越要把纪检监察工作抓实抓牢。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深入推进惩防体系建设，贯彻落实《中国共产XX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继续抓好“三项治理”，推进电子监察系统工程建设，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开创X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局面，为推动重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率先建成全面小康提供坚强有力的ZZ保证。
实施“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夯实城乡统筹一体化基础
（2010年）
一、实施“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意义重大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中心工作就是提速落实“314”总体部署和国发
〔2009〕3号文件精神，早日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 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率先在西部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央给予我们的四大目标中，增长极、经济中心建设强调的是高度和强度，城乡统筹、全面小康则是均衡度。特别是全面小康，不是平均数，而是要求“全面”，每个板块、每个基点比较均衡，不能相差悬殊。只有实现这四大目标，既达到高度、强度，又达到均衡度，重庆才算全面落实了“314”总体部署，真正践行了科学发展观。对 增长极、经济中心，尽管难度不小，也是一项尖锐的挑战，但路数、措施比较清晰，市委、市政府心中有数，相信通过城镇化、工业化的不懈努力是一定能实现的。而令人最担心、任务最艰巨的是城乡统筹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在“两翼”农村、难点在农民增收致富。目前，“两翼”集聚了全市51%的农村人口、80%的贫困人口，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全市平均水平的85%、全国平均水平的75%， 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不到全市平均水平的一半。“两翼”农民不能达到全面小康， 全市全面小康就没有实现。从这个角度讲，如果再不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帮助“两翼”农民脱贫致富，即使重庆总体实现了全面小康，那也是不“全面”的。
实施“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是市委、市政府提振“两翼”的一项突破性举措。这件事酝酿已久，凝结着XXX书记的心血。XXX书记来重庆工作后，第一次下基层就到了渝东南地区，看到秀山、酉阳、黔江、彭水山地资源潜能，希望区县（自治县）调动千家万户的积极性，让更多的农民上山种树，把大山从沉睡中唤醒。在市委三届四次全委会上，XXX书记要求将土地和林权改革作为让市委、市政府牵肠挂肚的三件大事之一来抓好，把“靠山吃山，发展林业，在大山中发掘脱贫致富的潜力”作为做好“两翼”七篇大文章之一来推进。去年11月，XXX 书记带队到巫溪调研时，巫溪林下经济发展取得初步成效，更坚定了市委、市政府借助森林重庆建设，发展林业和林下经济让农民脱贫致富的决心和信心。通过近两年的基层调研和反复琢磨，加之“两翼”林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业和林下经济无疑是推动“两翼”农村发展、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的捷径，万元增收工程的构思、路径大体形成。在去年年底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XXX书记明确提出：
通过林权改革和山林经营，力争经过三五年的努力，使渝东南、渝东北地区一半左右的农户成为“万元户”。对此，市委、市政府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纳入今年工作的“重头戏”，并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多次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的规划、筹资等难题。
总之，有“314”总体部署和国发〔2009〕3号文件的要求，有市委、市政府的决心，有“两翼”山地资源优势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三年内“两翼”农户增收万元的目标一定能实现，进而为“两翼”全面小康、城乡统筹一体化奠定厚实的基础。
二、清醒看到实施“两翼”农户万元增收面临的五大困难
找准薄弱环节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是我们干事创业行之有效的经验。由于自然、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在实施“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过程中，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资源不足。全市800多万外出务工人员中，“两翼”占了大头， 留守在家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即通常所说的“386199 部队”。要依靠这个群体来推进万元增收工程，很困难。因为发展林下经济，比种地更专业、更复杂、更需要技术和市场头脑。干事得靠人，各区县（自治县） 和有关部门要在留住精壮劳动力、加强技能培训上做足功课，大体需要留住100 万人。否则，万元增收工程将大打折扣。
第二，缺少林下经济拉动链条。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要素市场发展不充分，产加销一体化尚未真正形成。事实上，没有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没有产加销一体化，靠散户经营，不可能壮大林业和林下经济，也干不好万元增收工程。我市烟叶生产之所以成功，主要有烟草公司收购；柑橘产业能快速发展， 也是靠博富文、三峡建设集团等龙头企业带动。与先进地区相比，我市龙头企业在经济实力、市场竞争力、带动辐射能力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不能很好地发挥“穿针引线”的作用。比如农工商集团年销售值不到40亿元，而泰国正大集团仅养鸡产业年销售值就达200亿元。再有农产品加工深度不够，全市农业产值与农 产品加工销售值之比仅为1∶1.2，农产品深加工系数比全国低50%。特别是销售 环节，更是掉链。今后每年上亿只土鸡、上千万头肉牛、上万吨林果药材产出后， 一旦销售不畅，必将给农民积极性和万元增收工程带来致命打击。况且，万元增收工程涉及300万农户，没有产加销一体化是难以顺利推进的。
第三，融通服务功能不强。与农业生产相比，林业和林下经济是一条完整的
产业链，经营灵活、周转较快，更需要资金融通。但目前，无论是考量金融信贷数据，还是从政策角度看，金融对整个农业的扶持都偏小偏弱。尽管这些年我们很重视“三农”金融，但在去年全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8857亿元中，农业贷款余额占比只有5%，用于林业和林下经济的更少。重庆农商行投放农业的信贷资金只有200亿元左右，占比不到10%。由于林权质押、林业担保等政策尚在探索，发展林业和林下经济的资金来源渠道不多，总量很少，远不能适应产业大发展的需要。一旦金融融通跟不上，推进万元增收工程可谓千难万难。
第四，财力性资金投入分散。目前，全市农村财政性投入包括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扶贫帮困资金、农业科技投入资金和农业生产资金五大块，相关部门各花各的钱、各办各的事，资金和项目都比较分散。以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为例，2009年我市共得到722亿元，其中专项用于农业的有50多亿元，但由于财政支出种类和项目繁多，直接划到农业生产力提升和产业链建设方面的资金只有10亿元。不难想象，这点资金怎么可能带动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要素市场建设？这种状况，今年开始务必扭转，集中财力推动万元增收工程。
第五，林业经营水平本身也不高。林地生产力低、木材加工水平落后，制约着“两翼”林业经济的发展。受人为和自然等因素的影响，人工林树种结构不合理、林分质量差、效益低，每公顷平均年生长量只有4～5立方米，而新西兰、澳大利亚平均20立方米，与重庆地貌和气候条件相似的意大利平均高达50立方米。同时，我市木材加工业发展层次低，产业链条短，自主开发能力和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我们在建设森林重庆、多种树、多增加碳汇的同时，要着力提高林业经营水平，做大林业经济。
三、切实做好“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的八项重点工作
第一，保证林地、承包地、宅基地确权到位。这是从源头上保障农民权益， 调动广大农民积极参与万元增收工程的根本。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集 体，农民对土地只拥有使用权，但土地使用期限长，而且可以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土地产权实质上在农民手上，因此确权工作尤为重要。由于多种原因， 现在农村的林地、承包地、宅基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权证面积少于实际面积的情况。比如，全市耕地3300多万亩，但所有农户土地权证面积总和仅1700多万亩， 相差一半左右。以前，农业税按土地面积征收，权证面积少一点，农民还得到一些实惠。现在取消了农业税，权证面积少了就会侵害农民权益，不利于农民进城后退出土地时的权益保障，也不利于农民把土地拿到银行质押贷款，土地流转时
还容易引发纠纷。今年一定要完成承包地、林地、宅基地的确权。由各区县（自治县）组织广大乡镇村社干部与农民一道，现场丈量，实事求是，一一确权。
第二，科学编制规划。着重解决好两个难点：一要突出“户户”这个基本单元。增收万元，“户均”容易，难在“户户”。目前，“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在4000元左右，按每户3人计算，户均1.2万元。如果仅仅是实现“户均”增收万元，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资源配置更充分，即使不实施万元增收工程， 农民收入每年也有700—800元的增加，就算按部就班地推进，三年后也可增收万元。我们的目标是使“两翼”地区有劳动能力的农户“户户”增收万元，而不是一部分农户增收几万元，另一些农户增收三五千元，平摊下来户均增收万元。对此，规划要坚持以户为基础，做到增收方案到户、增收项目到户、培训服务到户。当然，这里强调的“户户”不包括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庭，他们主要通过完善社保制度和扶贫开发办法来解决。二要突出林业和林下经济发展。增收万元不是把农民的务工、种粮、养猪等收入计算在内，而是靠通过发展与林地关联的林业和林下经济来实现。
此外，“两翼”区县（自治县）还要因地制宜地搞好林下经济、林业产业、林产品加工销售等专项规划。
第三，加大资金投入。天下没有不要投入的产出。实现300万农户户户增收万元，则需要林业和林下经济产出1000亿元。按照1∶10的投入产出比，未来三年，万元增收工程预计需要100亿元左右的财力性投入。其中，今年财力投入20 亿元，银行贷款30亿元，明后年财力投入60亿元左右。要按照“各炒一盘菜，共办一桌席”的思路，整合农业、扶贫、林业、国土、移民等资金，集中投入使用到增收工程上。今年20亿元的财政资金来自三块：一是市财政安排增收工程专项资金4亿元；二是市农委、市扶贫办、市国土房管局、市林业局、市移民局等部门各整合资金2亿元，共10亿元；三是“两翼”区县（自治县）财政配套投入6亿元。与此同时，要发挥财政杠杆的撬动作用，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万元增收工程。
第四，推进产加销、农工商一体化。做好这项工作，会对现行农业体制产生重大影响。与美国、欧洲、前苏联不同，我们人多地少、土地破碎零散，农业生产经营分散，实行规模化集中经营难度较大。这需要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搞好土地林地流转，依靠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和要素市场把分散经营集中起来，探索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总体要求是，到2012年，在
“两翼”培育200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实现销售值600亿元以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3500个，入社率40%以上；建成100个农产品交易市场，1000个辐射全国的林下产品销售网点，将林下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甚至出口国外。需要注意的是， 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各有长短，龙头企业产权清晰，但农民不能分享利润； 合作组织的利润农民可以分享，但其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实际工作中，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要素市场都不可或缺，都应予以大力支持，要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切实加以推进，切勿人为抑制。
第五，加快服务体系建设。坚持科教兴林，强化人才、科技、质量等服务体系建设，为大规模发展林下经济、实施好万元增收工程提供保障。一是重视人才培训。我们已有人才强国、人才强市、人才强农，同样需要人才强林。“两翼” 区县（自治县）要抓好100万精壮劳动力技能培训，使他们成为推动万元增收工程的主力军。对种树能手、山林经营大户要大力宣传，示范带动左邻右舍。二是抓好科技服务。市农科院、市畜科院和西南大学要发挥作用，在万元增收工程中建功立业。广大林农科研人员要以袁隆平为榜样，在林间地头搞发明，育良种、培好苗，真正为“两翼”农民谋福祉。三是注重林产品质量安全。林农产品一旦变成大规模商品生产，就要慎之又慎地抓质量、建标准。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教训深刻，要认真汲取，不能等闲视之。要以质量树品牌、以品牌抢市场，引导林下产品生产向安全、营养、无公害方向发展，培育一批认知度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名优品牌。
第六，实行优惠政策扶持。一是税收减免政策。凡是“两翼”与万元增收工程相关的龙头企业、合作组织、要素市场等上缴的税收，地方所得部分三年内全额返还。金融机构对“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新增贷款和提供保险支持所产生的税收，地方所得部分三年全额返还。二是资金补助政策。对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民、延伸拉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主体给予资金补助， 支持其做大做强。对农民可按1∶1的比例进行补助，对企业可按3∶1的比例进行补助。三是现有农业补贴政策继续执行，增量补贴主要用于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和要素市场建设以及良种繁育体系、种子种苗、技术改造等。实施过程中， 要制定好具体操作办法，确保补助资金用到刀刃上。
第七，盘活土地资源。要用活用足各项政策，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由生产性要素向资产性要素转型。未来10年，重庆主城面积将由500平方公里拓展到1000平方公里，需要75万亩建设用地指标。“两翼”具备造地的有利条件，要抓住时机，
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一是占补平衡。可通过复垦宅基地、开垦荒山荒滩等方式造地，获得土地复垦补助。二是地票交易。鼓励“两翼”农民集中居住，然后对节约的宅基地进行复垦，以地票形式到土地交易所交易，所得收入反哺农村。两种造地方式，不仅坚守了耕地红线，还拓宽了万元增收工程资金来源渠道。市里对此敞开口子，“两翼”区县（自治县）谁重视、谁造地多，谁受益就多。
第八，筹建重庆碳汇交易所。碳汇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控制碳排放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手段。全球进入低碳经济时代后，碳汇交易将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从经济角度而言，碳汇交易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林业经济。我市森林重庆建设要种2000万亩树，会形成大量碳汇，具有良好的基础， 组建碳汇交易所势在必行。市林业局、市金融办、市国资委等有关部门要提前着手，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尤其是碳足迹、碳预算、碳交易三大技术支撑。比如碳足迹测算，重庆未来森林面积有多少，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产生多少氧气，要有一个衡量标准。今后碳汇交易所一旦组建，碳排放指标为重庆发展所用，碳交易收入就可以为“两翼”农民增收作贡献。
兴林致富奔小康。全市上下特别是“两翼”区县（自治县）要积极行动起来， 大干三年，确保实现万元增收工程目标，让“两翼”农民提早过上宽裕生活。
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全覆盖
（2010年）
住房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当前广受关注的民生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逐步实行，住房供应严重不足的状况得到有效缓解。但由于房价上涨过快等多方面的原因，低收入群体无力购房的问题日益突出。住房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市场化都存在缺陷。为此，根据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住有所居”的目标和温家宝总理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要求，重庆积极探索城市住房供应“双轨制”，对住房制度进行必要完善。
重庆的目标是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制度体系， 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全覆盖。为达到这个目标，公租房建设是关键一环。
把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作为住房供应“双轨制”的关键一环
重庆市的基本思路是：30—40%的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租赁住房和棚户区、城中村改造的安置房予以保障，60—70%的中高收入群体由市场提供的商品房解决，并对高端商品房和投机性炒房采取相应的遏制措施，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制度体系，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全覆盖。
重庆市把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作为住房供应“双轨制”的关键一环。重庆公共租赁住房涵盖了过去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并延伸到既不能享受廉租房，又买不起商品房的“夹心层”，实现公共租赁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一体化。一方面，不再单独新建廉租房，而是包含在公共租赁住房体系中。廉租房居民与公租房居民住同一小区、同一品质的房屋，只是租金有所区别。根据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有关补贴政策，廉租房租金一般只是公租房租金的10%左右。另一方面， 公租房租满5年之后，可通过成本价购买，转换成有限产权的经济适用房。业主如果转让，只能以购房价加利息升值由政府公租房管理机构回购，再作为公共租赁住房流转使用。这就从根本上堵塞了经济适用房因退出环节失控而造成的利益输送和灰色交易的通道。
重庆市规划，未来若干年全市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从今年起的3年内每年建设1000万平方米，后几年视社会需求再建1000万平方米或更多面积的公租房。今年上半年，重庆主城区已开工6个片区750万平方米公租房，下半年还将在
万州、涪陵、黔江、江津、合川、永川、长寿、璧山等8个郊区区县开建250万平方米公租房。目前，主城区和8个郊区区县的城关镇有城市人口700余万，加上外来打工人群形成的常住人口约达到1000万，今后若干年，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大体可解决200多万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加上历年提供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以及其他保障性安置房，基本上可以实现中等偏下城市人群住房由政府保障的格局。
公租房不设户籍限制，保障配套设施，坚决防止“贫民窟”出现
重庆公租房的覆盖人群将打破城乡和内外差别，不设户籍限制。凡年满18周岁，在重庆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具有租金支付能力的本市无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3平方米的本市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后就业的无住房人员，进城务工及外地来渝工作的无住房人员，均可申请我市的公共租赁住房。衡量准入的标准，目前我们确定为：单身人士月收入200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此外，市、区引进的特殊专业人才和在重庆工作的省部级以上劳模、二等功以上复转军人等住房困难家庭，按属地原则申请，可不受收入标准限制。
重庆公共租赁住房实行商品房、公租房无差别的“混建”模式，高标准、高品质规划建设。一是布局在轻轨沿线或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容积率约3.8，完全参照商业楼盘的标准，配套学校、医院、商店、银行以及健身、图书馆等设施和场地。二是主城区公租房均布局在内外环线之间的21个人口聚居区中，公租房住户完全与商品房住户有机融合在一起，共享小区环境和专业物业公司的管理与服务，避免社会阶层隔离和形成“贫民窟”，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三是公租房户型面积为35-80平方米，60平方米以下的占85%以上，按建筑面积的10%进行公建配置，并含有400元/平方米的简约装修。这些系统化的考虑，可以保证入住公租房的中低收入阶层，享受到中档商品房的居住标准。
坚持政府主导，公租房姓“公”
从去年10月起，重庆市委、市政府就启动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计划。XXX书记先后三次专题研究公租房建设方案，市委常委会两次听取公租房建设方案汇报， 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16次酝酿讨论公租房建设的方案。2月28日农历元宵节，首片公租房在渝北鸳鸯片区正式开工，拉开了全市大规模公租房建设的序幕。为确保公租房有效运行管理，我市成立了住房保障局，专司公租房的规划、政策、分配和物业管理等工作。目前，市政府常务会已讨论通过《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
理暂行办法》，并向社会公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并坚持做到两点：一是公共租赁住房始终姓“公”。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保障性住房也是由政府主导建设，不由私营企业承建和持有产权，否则，容易出现政策内涵不清和利益输送等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更应坚持政府主导，产权公有的方向。重庆市公租房的建设主体是市政府和各区县政府，公租房产权由国有的重庆地产集团或区县政府性投资公司持有。公租房建设在财政性投入和各项优惠政策的基础上， 国有集团等操作主体以国有资本进行托盘。这些制度设计，确保了公租房的公共保障属性。二是最大限度降低租金。公租房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企业承建，无土地出让金、无城市建设配套费、无相关税费、无开发商利润。因而， 租金只考虑成本中的贷款利息、房屋维修管理费用等因素，从而保障了公租房的租金不超过同类地段、同等品质商品房市场租金的60%。
重庆市将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住建部等部委的指导意见，积极稳妥、扎实细致地推进各项工作，确保重庆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取得实效。

在全市工商工作会上的讲话
（2011年2月16日，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今天我和健康同志、家农同志一起来参加工商局的年度工作会，表示我们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对工商局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是对“十一五”期间， 特别是去年工商局在推动全市工商经济发展中取得的重大成就的一个慰问，同时也是对今年，包括“十二五”期间全市工商经济要进一步大发展，我们工商局要做出新贡献的一个鼓励和鞭策。在这里，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时间，对工商局的工作提一些想法和要求。
一、工商局的职能定位
从工商局来说，它的工作职责实际上是我们经济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工商局的工作，一是抓企业的产生、维护和注销。从企业来说，我们现在从老百姓的生活、健康和投资环境角度讲，我们有“五个重庆”，宜居重庆、健康重庆、平安重庆、畅通重庆等等。从文化人的角度说，我们以前说魅力重庆，或者说重庆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特点，其实重庆最终有没有特点，在经济社会有没有特点，就是“企业重庆”。就是重庆的企业数量多还是少，强还是弱，企业产品的品种、类型、特征在全国起什么作用，这些都是要靠工商局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作为企业的助产婆、助产师，推动各种企业的产生。同时，企业在生命的过程中，它的活动与工商局的日常管理工作比如年检等是联系在一起的。企业总有生老病死，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的退出也和工商局的注销工作、管理工作有关。所以工商局的职责首先是和“企业重庆”这么一个重要的职能联系在一起。
作为西部的经济高地，经济中心，企业在什么样的场合活动，什么样的空间活动，实际上就是市场。市场可以有我们传统的个体户、各类摊贩，也可以有各种专业的要素市场，有形、无形的市场。市场管理也是我们工商局的第一要义、基本责任。
第二个就是企业在市场中活动的时候，会产生品牌，这种品牌有的是企业的品牌，有的是企业家的品牌，有的是企业的产品的品牌，有的是某个产品中的某项技术专利的产权。这涉及到各种品牌的管理。实际上如果重庆是西部的经济高地、经济中心、西部发展的增长极，如果中央对我们的这些要求真的落实到位了， 重庆理所当然是一个“企业重庆”、“市场重庆”、“品牌重庆”。也就是说， 在工商经济中的这三个最重要的要素，理所当然的在西部，在国内，甚至在世界
崭露头角。这三方面要崭露头角，那么企业的经营秩序，市场的经营秩序，品牌专利权的维护，谁是真正的保驾护航者？工商局是第一线。有各种类型的保驾护航，工商局总归在第一线。海关也是，质监局也是，公安局也是，各种部门都有它的不同角度，但是工商局是企业、市场、品牌的第一监管者，第一维护者，是整个市场、品牌和企业的助产婆。
从这个意义上讲，工商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市场经济当中，企业作为经济的微观活动细胞，工商局跟企业的关系，跟市场的关系，跟品牌的关系，它的重要位置，在座的所有同志可能都比我们更清楚。我这里讲这一段是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对工商局职能定位重要性的一个认识。
二、五点工作要求
我想讲五点：一是讲企业，二是讲市场，三是讲品牌，四是讲微型企业，五是讲投资环境。工商局是投资环境的组成部分，所以最后讲一个投资环境，对工商局的工作要求我就讲这五条。
从企业来说，重庆经济发展得非常快，重庆经济在“十一五”期间，特别是最近三年，逐渐加快，成了西部的领头羊。我们的增长率逐渐成为西部第一，去年我们17.1%的增长率，的确是中西部增长力第一。而我们这种增长力是非常健 康的、系统的、内在有动力的，不是因为某个特殊因素、特殊资源，比如煤炭， 挖煤炭挖得多了，产生爆发性的增长。当然我们也不是遇上了一个特定的投资活动，然后几年里面上万亿集中的某方面的投资，形成了增长。我们现在的增长是七、八个方面齐头并进。我们在一个总体增长第一的情况下，分析我们各个类别， 我们的增长力都很好。
比如工业，我们每年工业投资超过2千亿，增量都在30%以上，一年2千多亿 投资，当然会有2千多亿的产出，那么工业平均规模以上的销售值就接近30%，去年我们工业突破了1万亿，我有理由相信，今年的工业销售值肯定超过1万4千亿。明年如果再涨个4千多亿，2012年重庆工业接近2万亿都是可能的。意思是什么 呢？我们曾经用几十年的时间跨越1千亿，然后我们要用几年的时间跨第二个1千亿，到后来我们一年就跨1千亿，现在我们一年跨2千亿，今年我们一年可跨3千 亿。工业增长的后劲很足。
我们外资这几年每年增长50%以上，总的是三年涨了6倍，我们今年提出的目标就是80亿美元、90亿美元。我们现在63亿美元在全国排到前八位，到了90亿美
元或100亿美元的话，可能就进入全国前六位。大家不要说西部大开发启动内需， 好象外资不重要了，其实重要的不是吸引外资这点钱。当六七十亿美元或者八九十亿美元注册资本到这儿的时候，它带动的经济活动量会达到200多亿美元，就 是1千多亿人民币的总投资。它还会带来国外的技术、管理、市场、产品以及各 种经验和观念。所以我们很努力的在推动，它的增长力的确很可观。我们的确走出了一个西部内陆利用外资途径，有特殊的窍门，也因为掌握了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我们这几年会三年涨6倍，突飞猛进的外资进来。
另外一方面，我们“走出去”也走得不错。我们去年差不多有50亿美元海外投资。引进来60多亿，走出去50多亿，而且都是被国家批准，项目、交割、签约， 我们在巴西买的土地种的大豆，几百万亩地，现在土地绿油油，再过两个月大豆就结果了，因为巴西的时间跟我们正好反过来，我们春天他们秋天，我们秋天他们春天，而且这件事是整个中国到海外投资搞农业规模最大，方案最经典的。我们今年还可能去买地，比如我们会到阿根廷买一大块地，另外我们还会到某些国家去买铁矿，然后我们还会去买一些装备类的、技术类的企业，这又是一块。
再有就是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电子工业和其他五大支柱产业的发展。整个工业发展得都很好，就业增长得很快，金融业、商贸流通产业，包括房地产业， 各个方面我们都是比较稳健比较好的在发展。所以重庆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全方位的发展，这种发展也表现到财政税收上。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几年，六七年财政预算内收入增长都差不多在30%以上，09年因为金融危机，财政收入整个中国都 比较低，那么重庆在20%左右。去年在50%左右，50加20再除以2就是30%左右，今年我们财政收入基数已经比较大了，我估计还会有30%以上的增长。1月份我们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增长就在50%左右。
所以大家会看到，重庆的经济结构处在很好的阶段。所有这些经济活动，其实都是要靠企业产生功能作用。不管是税收，还是销售值，还是增加值，它是由企业来产生的。所以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强不强，归根结底是衡量这个地方企业数量多不多。我们现在重庆的企业数量在西部不算差，所以我们经济发展增长力在西部还比较快，但是和东部最主要的差距就差在企业数量上。我们现在总的经济主体是90多万个，真正的企业数量我们是19万个多，20万都不到。在西部我们的数量也不算少，但是我们有3千多万人，北京、天津、上海的人口基本上都是我 们的一半，但企业数量都在50万个以上。像上海有70万个，北京有80多万个，天津也不少，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这些经济大省基本上企业数都在50万个以上，
而我们的企业数不够。我们过去五年GDP翻一番，平均增长在14.5%以上，财政收入这五年是翻两番，工业销售值是翻一番半，涨三倍。各种数据很多是翻一番、翻一番半、翻两番，利用外资甚至是翻了三番等等，但是我们工商企业的数量其实涨得不算多，企业的资产翻了一番，但是企业的数量我们是涨了50%。总的意思，我们要说短缺的话，就缺在这儿。
那我们的工作目标是什么呢？市委、市政府对工商局的要求，就是希望在“十二五”重庆经济大发展的阶段，我们能够把企业数从现在的20万个发展到50万个以上。如果把整个中国31个省划到杠杆上，现在企业数过50万个的，就是经济强省、强市，就是在前十位，前五位或者前六七位。当然过五年，现在有五六个省过50万，过五年可能就有更多的省了，过50万可能就不稀奇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省现在的规模都是很大的，这种规模都是由企业做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发展到50万个企业，那就是“企业重庆”的一个重要基础。不管大企业、中企业、小企业，不管民营、国有、外资、上市公司还是各种电子商务公司，合伙人的公司，还是股份制的公司，企业的类型五花八门，但是作为企业的数量力争翻一番半。这个任务是极其难的。因为如果你们想着“十一五”企业数不是翻番， 不是从10万个到20万个，只是涨了50%左右，而现在要求翻一番还不够，要翻一 番半，要涨3倍，倍率上来说要比“十一五”期间高三倍，这的确是高要求，但 也只有把这个要求落实了，重庆才是百花齐放，争相斗艳，生动活泼的一个景象。
比如说我们工业的规模现在1万亿，我相信到2013年会过2万亿，到2015年我们就是3万亿。现在1万亿的重庆工业，有2万个工业企业，那以后2万亿、3万亿呢？当然会有五六万个工业企业发展起来，会很快。然后我们各种各样的金融、商贸、流通、物流企业，各种服务业、中介公司，跟着这么几万亿的工业形成一个2.5的产业，第三产业，服务业的纵深展开，企业数会大规模的展开。我们的GDP到时候有1万6千亿，现在是8千亿，翻一番变1万6千亿，这个意义上我们20万本身也该变40万了。另外，我们企业业态各方面如果都放开手脚，解放思想，充分运转的话，有一个大企业就会带出几百个小企业，然后几百个小企业又会带出上千个为这些企业集群服务的企业。它是一个生物链，一个产业链，会发展起来的。
所以我们讲企业的话，首先定个目标，企业的数量到50万个。现在20万个， 如果微型企业搞15万个，那就到35万个，原来就有的各种企业，如果也能搞15万个，加起来就是30万个，就该有50万个。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求也不算高，
要到50万个，甚至55万个。
当然，社会发展总有个群众基础。我们也希望个体户更快的发展。我们现在90多万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单位当中，有70万个个体户，我觉得今后的五年能够翻番。70万个个体户，其实一个平均就3个人，200亿资产，差不多就是150．160万群众在个体经济当中。我们希望个体经济也在这个过程中翻番，使重庆更多的农村人、城里人走上自我谋生的道路。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目标实现了，重庆的经济就有坚实的基础。
工商局管的市场，从原来的比较常规的农村集市贸易、摊贩市场、跳蚤市场、包括菜市场、包括各种各样的卖场都是指市场内的。
现在我们要不断开拓新的市场业态。这个市场里面文章很大。首先一个市场本身也是一个企业，第二，这个市场提供了一个场所，一个市场会带来几百个， 甚至上千个，几千个企业在里面活动。一个市场可以养活，可以带动几百、上千企业。在这个意义上，各种有形市场、无形市场是我们培育企业、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一个地方市场的强弱，决定了这个地方经济要素的辐射和集聚，它是整个地区是不是经济中心的集中表现。
经济中心的重要特征是有辐射区域的要素市场，有辐射全国的要素市场就是全国的中心，有辐射和集聚全世界要素在城市的能力，那你就是世界的经济中心。从重庆来说，我们追求的就是在中西部地区，在西南地区，我们应该是区域的市场中心，是西部的中心城市。在这个意义上，工商就很关键，要把市场搞好。
市场是分层次的。我们要把城乡结合的要素市场搞好，这里边很重要的就是把农村农产品到城市之间的流通市场搞好。我们一直说抓“两翼”增收，抓农民致富，如果花上百亿的钱，调动几十万干部和技术人员和方方面面的同志，一起下农村，辅导农民怎么干活儿，怎么生产，怎么致富，我们真是把农民小瞧了。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在座所有人，包括本人在内，跑到农村讲农产品怎么种植， 我们通通都是农民的学生，没什么好指手划脚的。包括我们农委的同志，也不见得真种庄稼会比农民种得好。我有时候感觉我们很多人都是好心办无用功。农民致富的要害就是流通和融通市场，农民在山沟里面判断什么东西卖得好价，他就种什么。猪卖得好，马上就养2千万头，市场一不好，半年以后就变1千多万头， 所以不管我们怎么辅导农民养猪，猪卖不好，马上就会减半，爬到井盖又会到井底。关键是流通，流通的规模有多大，农民增收有多大。如果我们帮农民卖了300
亿的农产品，我就相信农民还真是300亿增收了。所以最终结果确定在流通上。不管是龙头企业，产销一体化带动的流通市场，还是我们搞几个集中性的菜
市场或者农产品市场，把各种各样的农产品放到市场，通过市场批发再转移到全中国，甚至把世界级的、国家级的大城市的超市采购点直购、直销，直接跟农村一些区域的种植基地挂钩，总之动脑筋就动在市场上。如果我们市场做不出来， 我们的“两翼”增收就会落空。因为农村的产值是从零做起，到了一定高度，第二年又从零做起。它跟工业不同，工业如果你现在做到1万亿，明年这1万亿存量总是打底的，到明年就变成1万2，后年1万4，它是每年一个增量。农业如果有1 千亿，这1千亿过了，第二年就从零做起，也可以再做这1千亿，也可以一落千丈。为什么农业增长率很低，就和这个有关，同时也和天气、需求和市场状况有关联。所以市场的基础性、功能性从这些事情上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市场还有更高层次的市场，那就和金融的、半金融的要素联系在一起。我们说我们重庆最近几年非常着力的打造我们的金融市场，包括猪产品的远期市场， 以后可能也会发展到期货市场，也包括药品市场，包括我们国际级的股权转让的市场，我们运输有关的航运市场，我们搞了六个市场。这六个市场并不是把这个市场的品种结板了，说不定以后我们又会对这些专业性的要素再搞几个市场，在重庆作为市级政府要抓的市场，他一般具有三个特征，否则用不着市政府出面抓， 当然区县也可以从它的角度，市场也是有层次的嘛。作为省一级政府要抓的大概这么三个特征，第一个，这个专业市场要素集聚和辐射的功能，就全国而言，5 千亿、1万亿以上，从重庆而言一年在几百亿的规模。如果你变成中心了，就可 能上千亿，这样的要素市场，这样的规模是有必要去抓的。也就是说这个要素可以大可以小，可以细可以粗，你可以眉毛胡子一把抓，所以它有它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经济要素一年的活动量，全国上万亿，重庆上百亿。那么你把它集聚了、规范了、辐射了，逐渐形成1千亿、2千亿、3千亿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就有规模 特征。
你去看我们现在六个交易所都符合这种特征，药品交易所全国13亿人一年吃药就是1万亿，人吃药富人穷人差不多的，重庆3千多万人，那么重庆人吃药吃了200多亿。真是很均衡，老天在这个意义上很公平的，富人、穷人生的病差不多 的，都是这个特征。那么同样猪的市场，全国一年10亿头猪，农民养出来5亿头 自己养了自己吃了，8亿农民吃了5亿头猪，然后我们5亿城市居民也吃了5亿头猪。那么这5亿头猪有3亿头是农民养出来，在乡镇、县城里就近卖掉了，真正的跨省、
远距离调运的猪一年就是2亿头。那么我们猪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呢？如果1千块一头，2亿头就是2千亿，当然猪价格会涨会跌，猪也有大小。整个中国的猪市场也就是1万亿。总的10亿头，算1千块一头就是1万亿。所以市里面对这个要素市场 不是随心所欲的，是研究了这个特点，首先有这个规模，然后重庆有可能做得成。
土地也是这样，我们全国建设性用地指标国家每年都是800万亩地的指标， 这个指标现在是不花钱的，但如果把它算成钱，10几万元一亩的指标也是1万亿。我们是瞄准了这个市场的，我如果展开有时间的话，六个交易所，每个交易所如果让他们跟你们讲一刻钟，我建议你们让六个交易所的总经理，跟工商局官员讲三小时的课，每人来讲半小时，很有意思。这里边就有大量的工商经济的特征活动。这是第一个规模特征。
第二个它具有公平、公开、规范市场的特征。交易所的重要特征就是把交易对象在一个公平的市场里面把它平衡的、并联的放在一起。它不是串联，而且一下子就把卖方和买方就对接了，中间可能有中间的中介公司、服务公司、政府的各种机构审核的公司，但是供求双方市场平衡、规范运作，你看我们的药品市场， 一起步3千多个会员，就是差不多各种各样的生产药品的活动单位，经营着2万多种药品。然后我们几千个、上万个亿元，买药的、需要药的直接就供求见面了， 这一见面，药贩子市场一下子就短路了。药厂的药品出厂到市场，有时候医院要养医，把药搞贵了，这个也对，但是到药厂这一段就涨了几倍，然后到了医院里再以药养医，然后再卖到40．50，这个以药养医，其实医院只是一段，很重要是市场。我们这个交易所一上去以后，差不多就让交易所卖的药比国家发改委定的最高限价还低20%，马上把整个中国药贩子买卖的药品市场价格低了百分之十几。所以有它的价格发现的功能、交易透明的功能、减少行贿受贿灰色腐败的功能。你看这个市场有多好，这不是你们工商局追求的最高的市场秩序吗？
第三个功能就是结算功能。实际上所有的商品、要素的交易中心都是资金交易结算的中心点。所以当你把一个要素市场搞起来，如果你把整个重庆统一了， 那重庆200亿的药品就在这儿结算，猪的买卖的结算也在这儿，那你如果辐射半径有1千公里，把七八个省匡算进去了，那你就把7．8个省一个区域的结算、金融结算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市场为什么要去推动和发展的一个原因。
每个市场有每个市场不同的特点，这就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监管方式，证券市场的监管还要有证监会专业的监管，期货市场或者各类金融市场都是有金融部门在监管，一般商品市场我们工商局直接在监管，但是即使这样，金融市场的
监管有专业部门监管，但就它的市场属性，真要整顿的时候，工商局也相关，这些市场的诞生也还跑到你们这儿来拿执照，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工商局是一切市场的管理者。
同样再讲农村，农村致富的第二个环节就是融通，融通就是金融市场。农民如果能够让他们的融通搞起来，那农民就致富。仔细想，这个社会所有的致富都跟融通有关。当你有1万亿GDP，差不多就有1万亿的银行贷款融通，1万亿的工业销售值差不多也对称着1万亿的金融贷款，凭什么我们农民如果有1千亿的农业产值，就没有1千亿的金融贷款呢？如果给农民3千亿的贷款，农民一样把农村的经济搞到3千亿。关键是金融短缺。那么为什么中国农村金融短缺呢？没有质押物。城里的人有房子可以质押，个体户有房产质押，企业有企业的不动产、固定资产、设备质押，农民没有质押物。关键就是他的三块地，他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现在都有了产权，有了产值，有了土地使用的授权，那么怎么把集体所有的质押成金融可抵押的。
我们有时候集体所有的好象要放开了，然后每个农民想跟银行借1万、借5千， 要集体所有者的管理机构审核一通，如果某个家庭要跟银行借钱，银行还要去审批一通，如果我们一个单位都要跑去审核，这样的经济活动一定窒息。所以也致使大家画蛇添足，虚无缥渺的讲了三年，包括重庆农民的质押事实上都没有展开， 我们有些企业有时候响应X的号召，开一些让小额贷款进农村的广告活动，作秀的多嘛。最终要讲规模的。金融已经到了1万亿，全国已经到了40多万亿，你是 有4万亿在农村呢？还是有10万亿在农村？要讲个量的，没有量任何活动都是虚 无缥渺，在我的脑子里都不起作用，我一看量不对，就是这些官僚在作秀。大家要有一个基本面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市政府在去年四季度搞了一个决定，就是既然是集体产权，是个所有权，但农村既然又拿了这个地，就有使用权，使用权和产权分离，农民是对他的使用权进行质押，使用权相当于这个价值的70．80%。如果这个钱是1万元，本来你可以质押7千元，现在你把它当做7千元打个7折变成 5千元，如果农民是把这些产权质押个5千元，农民和银行自己说了算，用不着向政府七批八批，这样就放开了。所以最近这件事一推开，我们几十个区县按这个要求搞，业务就推开了。
我相信如果金融系统有500亿的资金放到农村去了，农村就有500亿的产出， 农民的产出就是500亿GDP了，他不是工厂，工厂500亿销售值，70%是原材料采购， 增加值30%，农民无中生有，大地母亲阳光雨露不算他的原材料的，他除了种子
算点成本以外，几乎产值就是GDP。
所以为什么世界最强的美国也是农业最强的大国，美国的强悍表现为金融、表现为智慧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同样表现为农业。全世界农产品输出50%是美国人输出的。农业GDP，农业是决定地球生命的基础，这个一定要搞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农村的信用市场，我们3千多万亩地，我们有2千万农民居民的宅基地， 我们还有6千万亩耕地，整个这些地，不管怎么算，值个1万亿，这1万亿打个对折5千亿，5千亿，能够有1千亿融通如果进农村，重庆农民致富就有了。所以很简单，一个抓流通你们帮他卖1千亿，一个抓融通，有1千亿的金融真正是用在农民身上的农业金融。有时候在小城镇里搞房地产也好象算到农业上去，这是算法上的一个出差错。所以总的来说我们把市场搞得多透，我们经济发展就有多大的规模。把要素市场搞起来了，金融中心实现了，把三农的市场搞起来了，三农的金融和流通，把市场搞起来了，我们城乡统筹三农问题解决了，把工商企业个体户到各种各样的商业百货市场搞起来了，那我们整个的流通企业各方面、城市繁荣都搞上去了。所以我们要很努力的维护市场、发展市场，而且把一些新市场要推上去。这是讲的第二点。
企业发展了，市场集聚和辐射了，归根结底企业生产的产品有了辐射，市场辐射的也是企业的产品，那么这个产品有大宗的产品，有各种高精尖的产品，产品到一定阶段，总是有专利的。我们抓这个品牌，我们要用广义的概念抓品牌， 我们不要心胸太窄。比较窄的概念，一说品牌就是要本地的人，本地的企业原创， 而且是在本地区诞生培养，然后逐渐逐渐做大，做大到全国全世界。有这种品牌当然高兴，当然扶持，当然推动，不言而喻，理所当然。但是我们也同样应该欢迎已经在外地出了名的，在国际上出了名的企业、品牌、产品在重庆落户。
再有就是要注意在这种企业的招商引进的时候，注意跟品牌企业打交道。我们沿海地区有1万2千多亿美元的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有三类企业，一是品牌商下单的人，掌握市场的人，二是代工企业，对这种产品进行组装的人，第三是围绕着这个产品提供零部件、原材料，也可以叫物流链、供应链，也可以叫零部件企业。那么招商引资沿海地区如果分析一下业务状态，20年很重视的就是代工企业， 他们算龙头。因为他们一签约可能就招工20万，建厂房50万平方米，产值1千亿， 说出来就出来了。看得见、摸得着，大家重视这个。但这类企业其实他们也很苦， 他们从品牌商这儿拿到产品，然后加工完了他们自己不销售，把产品交给品牌商，
品牌商给他一个3%-5%的费率，一台机器5千块钱，5%就是250块，他的收入就在这儿。然后他为了这个收入多一点，当然尽量要压低工人的工资，同时压低供应链、零部件的成本。他们到不怎么受汇率的影响，因为本来大家产品一出来，说做了 1千亿，甚至1千亿美元的出口，但是汇率人民币升值是不是影响他们呢？不怎么影响。因为他们是拿扣率的3%-5%先谈好，不管汇率怎么涨也好，他都是拿3%-5%。这个做加工贸易本身没错，但是加工贸易微笑曲线有三部分组成，一个是零部件制造和核心技术开发、一个是组装，一个是销售和结算，我们中国的加工贸易过去20年零部件研究开发在外，两头在外，两头在外的意思就是零部件研究开发在外，销售结算在外。你把销售结算分开来算，把零部件和研发分开来算，叫做四头在外，一头在内，加工基地在内。
如果粗一点的匡那就是“两头在外”，两头在外是一个形容词。这就是不重视品牌，最后的结果会有点吃亏。那么我们重庆现在搞加工贸易，我们抓两头代工，我们非常努力的跟惠普谈，跟宏基谈，最近我们也在跟台湾的华硕谈，因为他们都代表了品牌，他们是下单者。假如宏基4千多万台、惠普4千多万台，他们已经落户了，下单了，几年以后1亿台电脑就在重庆诞生了。华硕或者东芝也是 品牌，也是世界电脑前五大品牌。惠普、宏基是第一、第二都在重庆，然后戴尔、联想、东芝、华硕，就这六家。如果我们再搞两家过来，那整个天下的确1亿多 台，那是不是我们贪心想要得太多，其实不存在，市场有集聚效应。那么把品牌商搞来了，他管着销售，管着结算，所以为什么惠普的结算中心1千亿美元在重 庆呢，本来他在新加坡。我们招商引资谈判的时候，有的人说你们跟品牌商在谈什么，品牌商也不造厂房，也没有工人，也没有什么机构，你这么谈，谈了半天好象虚无缥渺，这就是没认清品牌商市场占有者的技术发明的专利拥有者的伟大作用。
重庆认识了。重庆的谈判都从品牌商开始，当品牌商一定，这个品牌商有它相对固定的代工企业，就跟着他，代工企业来了，零部件企业也来了，所以我们说1+3，后来我们说2+6，再过一阵子说不定我们说3+6+200或者+500，这200．500 就是零部件商，他们会形成1万亿很重要和品牌有关的。然后结算也是和品牌有 关的，如果像我们这样的搞法，我们把销售结算搞来了，然后把品牌商引进来了， 这个时候尽管这个品牌商不算重庆人干的，但也算是从品牌到代工，到零部件， 到制造、销售、结算全流程在重庆，重庆是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真正在重庆笑起来的地方。其他地方有的在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销售，有的占了加工，有的占了零
部件，五分八散在全球摆渡，这也是一种战略。然后你看我们结算，1千亿美元 结算，1千亿美元1%的税就是100亿。我们1月份这一块的税就有10个亿，为什么我们的财政涨这么多，扣掉这10个亿我们的财政就涨30%，人家会奇怪你GDP17%、15%，一般税收就是30%，怎么50%？偷来的还是抢来的？就是抢来的，把天下的跟中国有关的钱竞争过来。所以大家明白品牌的力量，自己要有品牌，别人的品牌能到我们这儿落户也很好。加工贸易流程当中的品牌环节，尤其要抓住。
我们一看到加工贸易搞加工，成本高的就难受，难受了以后一愤怒，我们干嘛要这样的加工贸易，把这些加工贸易推出去，中国人要搞自己的品牌，然后再把自己的品牌加工了销到全世界。你能做到当然好，谁不想呢？但一步登天，谈何容易。经济有它的规律，一个品牌一旦集聚就成大规模，其他的企业有的是在代工环节上，有的是在零部件环节上，一个产业链就形成了。就是说你从头到尾全流程的一个企业干到底，大而全，小而全，计划经济思想、左的思想很容易在现在的场合一个不当心又返潮。其实这种错误的观点是否定经过实践，但是还有一些不理想的问题，你这个问题这么去走更不合理。我们应该想到当初有当初条件，人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往前推，然后泼脏水的时候不要把小孩仪器泼掉。加工贸易有它的特点，加工贸易有它的特点，几十万人就业非常好，我们的特点是四头都在外，销售、结算都在外，零部件干嘛不在中国，物流成本还可以省一点， 然后研究开发如果也能吸引过来，这样我们就整个就搞得更好了。所以用广义的眼光想这件事，用世界的眼光来摆渡品牌和品牌专利到制造，到销售结算，把整个这件事搞得更好。而且要以品牌为龙头来驾驭市场，驾驭订单，驾驭销售、结算。
这个意义上比我们一个一个产品维护它的秩序，其实更重要，同志们，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局长去年来重庆，我跟他讨论一个问题，就讲了一个概念，不管我们工商局、知识产权局、质监局、科委怎么推动专利，最终我们要看一件事，就是你这个地方的版税。如果你这个地方因为有专利，有专利交易就有版税，如果你这个地方版税有1亿，那你的专利的成果，专利的维护，专利的市场效应就是1 亿，有100亿呢，那就是100亿。最后以这个为高地，为标值衡量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有8万亿的税收，你去算算版税有多少？事实上大家拼命地维护专利，最后没抓到要点上面。
我们现在这1千亿美元的加工贸易，上百亿的税收中版税有多少？几十亿。这就是伟大的企业和伟大的品牌，在哪儿结算，专利含量就在这个市场秩序中就
出现了。想想看，我们有时候在做徒劳无功的事情。归根结底要抓这个。所以我跟税务局也说了，你们如果要配合专利局、工商局最终讲到了市场经济秩序，专利首先要维护，维护了这个钱不是放着看的，是要交易，交易了是要交版税的， 他有交易收入了，就会有专利的税，这个税出来了，就体现了真正的盖棺定论的结果。
所以我想讲第三点就是税的问题。要在版税、专利权以及更宏观意义上、国际意义上产业链中看到我们商标、专利的作用。大家有时候也讲一整套话，说一流企业搞专利、二流企业搞开发，有的企业专利出来不是他开发的，是他买断了， 反正他拥有品牌就行。二流企业不断的研究技术，三流企业搞生产，四流企业怎么怎么，这个话是这么说，其实仔细看，这个世界品牌商真是这样。我在08年跟惠普最初谈项目的时候，正好是金融危机高潮，他说惠普在研究一个问题，我们是品牌商到处下单，加工就让代工商加工，台湾企业在加工，金融危机大家这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惠普不仅在重庆下单，我们自己直接就来干工厂，你们重庆支持不支持？如果用传统观念去想当然支持，应该让他来，世界级的品牌商惠普在重庆搞大规模生产基地，不是好象招商引资招得更开心吗。我当时想了一下，觉得不对劲，我说你是穿皮鞋的，皮鞋穿惯了，现在金融危机来了，看到穿草鞋的你也想去把它吃掉，最后你脚会磨坏的。还是讲分工，你下单，最有能耐的代工企业帮你加工，然后我们帮你搞好投资环境。
后来我把这个订单带到台湾，把富士康、广达、英业达找来了。我第一次就是找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第二次去就是把宏碁和和硕拉过来，今年1月份又去了一次台湾，我这三年什么地方都没出国，就跑了三次台湾，然后又抓了一批整个台湾的零部件企业，这1万亿的工业就出来了。台资企业在中国31个省投资的排名，到了09年我们就排到第八位，去年年底已经到第四位，仅次于上海、广东和江苏。我们台资规模超过福建了，这是国台办统计的。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发挥品牌企业和整个产业链的各种功能。
市政府为什么很重视微型企业呢？要说企业，我们跨国公司、外资企业、大企业、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我们各类企业都重视。要说应该狠狠抓的也是抓大企业，然后搞活中小企业，为什么我们把微型企业放到很重要的地位呢？三个原因，一是原来几乎不重视，中国的经济学字典，不管专家学者还是政府部门，原来的名词中几乎没有微型企业这一说。我们去年叫了微型企业，全国
叫起来了。微型企业是介乎于中小企业和个体户之间，个体户一般一个人当三个人，我们70万个体户，就是140．150万人。中小企业总有那么几十人，总有几十万、上百万财产，再大就是中型企业或者大企业。现在重庆个体户有70万户，还要发展。重庆个体户比上海多，上海总的经济活动单位，重庆是90多万个，上海是160万户，上海人口比我们少，但是企业数量、经济活动单位的数量比我们多近乎一倍，多了80%。上海企业数有60多万户，重庆只有19万户，比我们多了40 几万户，个体户的数倒没有我们多。上海个体户60多万，我们70万，那是因为上海人少，所以个体户相对会少一点。广东的个体户就是100多万，另外有些地方是300万，我看最多的地方400万也有。
那么我们现在缺少承上启下就是微型企业，个体户稍作发展可以成为微型企业，微型企业一刺激培育就会变成中小企业，然后就会茁壮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理由微型企业是承上启下，是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基础，从微到小到大， 一个发展的连环，这个连环我们原来是比较忽视的。
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微型企业涉及到民生，涉及到就业。微型企业是草根企业， 投资不大，穷人办的企业。一个企业带十个人的话，1万个企业就10万人就业， 它会带动就业。所以市委市政府去年把它列为民生工程，十大民生其中一条就是微型企业。刚起步的时候大家觉得还不怎么起眼，到去年底由于工商局努力1万 个企业诞生了，10万人就业了。大家一想这件事如果真有10万个微型企业就100 万人就业，还真是重要的民生。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微型企业就是富民的企业。三大差距缩小，我们说三个环节，一个环节缩小在财政分配制度上，所谓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第二环节就是广泛的就业，真要靠政府创造就业能造几个岗位？还是靠千百万群众，群众运动自己救自己，自己造企业，不管造个体户，还是到中小企业打工，还是自己创办微型企业都是自己救自己，都是广泛的解决就业问题。第三就是教育，因为任何贫富差距，人的智商、知识是基础，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穷人、富人起跑线都一样，普遍的义务教育、高中教育或者高等教育，这是人的权利。所以只要把这三件事做好了，贫富差距一定缩小。
在这个意义上讲，就业这件事工商局就很有关系，微型企业搞得好，15万个搞起来是工商局对整个重庆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广泛就业的重大贡献。当然工商局如果抓市场，抓其他类型企业发展也一样是贡献。但这里面一环是无中生有的环节，是缺口的环节，我们补了这个缺。微型企业如果用国外经济学理论，硬要去找一个学派来对应一下，套得上去的话，应该是里根时代，里根和撒切尔时代，
那个时候的根本要点就是认为政府应该要创造就业，那就是用低税收鼓励老百姓创业，办企业，办企业会产生更多的税收，更多的就业。然后政府也会更富裕， 社会也会更富裕，政府麻烦也会更少。如果你把税负弄得很高，因为你要帮老百姓办事，你财政开支就搞大，税负多了，企业投资环境不好，投资环境不好企业数量就减少，企业数量减少老百姓下岗就增加，下岗增加，政府救济花钱就更多， 最后就是恶性循环。所以我想了一下，我们这个微型企业的理论逻辑如果硬和西方的经济学归类的话，我们归在这一块。当然我们也不简单的说我们的微型企业是靠西方的公益学派指导下搞出来的，我们是根据重庆的民生发展，企业结构需要这一块。
我们现在的操作要点，就是你只要自己拿了资本金，我就给你30-50的财政补助，无条件的补助，就以工商局注册资本为概念，为杠杆，如果要由其他部门七审八审审不清楚，审得多了灰色交易都出来了。我送你3万，你给我1万，各种乱七八糟的交易就会出来，总的来说就是老百姓穷人借钱凑在一起，雄心勃勃的竭尽全力的办个企业，我们政府支持他，给他30%-50%的资本金，这是一份扶贫帮困的钱，是民生的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钱，你这么去想，这个钱拿出去不会心疼的。
第二你当然还帮他解决贷款的事，第三还帮他免一个资本金的税。这三句话有了以后，我现在想了一下，操作了半年，已经办了1万个企业，成果是巨大的， 依此类推，去年半年就1万个，那今年搞2万个是有可能的，我们既然开工作会不能光说成绩，想想问题的话也是三个。
第一资本金补30%-50%，市里面要出，区里也要出，有的区是没钱，有的区 是认识不到位，他宁可拿这个钱春节慰问贫困户，也没错。但那个是一次性补助， 这个是一补补一辈子。这个钱花得更划算，投入产出更高。总之现在这个钱有时候有克扣军粮，或者有时候没到位。市政府今天表个态，今年发展2.5万户微企， 假如一户10万，2.5万户就是25亿，需要10个亿左右的财政补助资金。这个钱必须给，要进入预算，进入民生工程，刚性指标。工商局最重要的是审核好，审批好， 该补助就到位，别拖欠，这边办好事，这边又不给钱，挂羊头卖狗肉，到时候老百姓骂。一定要认识这一笔钱三种重要作用。
第一，如果这些人不就业，如果有10万个企业，10万个企业就带动100万人， 这100万人不就业，你给他个失业补助，待岗补助一个月500块，一年也5千块， 100万人就50亿。那么如果10万个企业，每个企业如果出了10万元，你补助不也是
50亿吗？干嘛不把买棺材的钱变成买药的钱呢？这是一个好事。
第二，钱一旦给了他，今年给了，明年后年他自己运行了，再也不要你给了， 而失业救济金是年年要给下去。这就是第二个产出。
第三，只要活下来，还会交税，还会生蛋。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况且是为了民生。我们操作环节还是有问题的，认识还是没有统一。这件事我负责，工商局只管把事情办好，用不着去求人告爷的要这个钱，这件事由市政府统一解决。第二件事是贷款。钱解决了，我们说过光靠这10万、15万不解决问题，银行
要跟进。我今天说一句行政性命令的话，重庆的三大银行、农商行、重庆银行、三峡银行无条件的服从市政府把微型企业的贷款，只要你们批出来，他们就是辅办银行，就把贷款覆盖上去。这好象是下命令，但其实是为这三个银行找一大块储蓄和放款的大市场。如果今年搞了2.5万个，一个企业现在开户借10万元，总 共就是25亿，但以后一形成体系，15万个企业就是100多个亿，规模再做大，最 后做出上千亿。银行的客户是要从微型企业的时候服务到位培育起来，以后它成了苍天大树也跟你在一起。如果都想找现成的，跑到市政府，因为我是市里的儿子，你把它存到我的帐上，现在都在拉存款，准备金涨了以后，所有银行都缺存款。拼命拉存款，拉存款的办法就是找政府。你怎么不找企业呢？找企业去，找微型企业去。不能成大企业了你去抢客户，就应该从细胞培育起来。所以这件事， 我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批了几段话，叫三个企业开了一个会。当然他们一启动资金，我也相信外地的股份制银行想清了这件事也会竞争的，一竞争我们就不用操心了，就要引用市场和银行为企业服务。这是第二个，我们可能1万个微型企业 到现在可能真正借到银行钱的不到10%，我希望到上半年1万个企业都借到银行 钱。你们要推动。
第三个税收环节。我也想了一下，我们微型企业是很优惠，我们说免它一个资本的税，10万资本免10万的税。那么有时候可能有些企业要做出10万的税要做两年、三年，那么相当于享受了两、三年的免税期，有些企业可能半年之后就出了10万的税他就发展得很好了。那么我们个体户是包税制，中小企业也有它的一定优惠，我们对于微型企业除了给起步段的免资本金这一块的税以外，作为起步阶段，一旦这个阶段过了，我们还应该想象就像引进外资有个两免三减半，给微型企业再加一个过渡段，这是我最近想了以后，跟有关税务、财政在商量，你们也一起动脑筋。是一免两减半、还是两免三减半，我觉得至少来个比如免的期已经有了，再加一年的，这个免是什么税都免，然后再加所得税的，比如说其他税
不免了，但是所得税上面来个一免两减半，或者两免三减半，或者分个行业，你们再去想一下。这样我们在去年起步的三项政策当中，又进一步的落实三项，一个叫做财政资金的操作到位，贷款资金的操作到位，这是去年提出来的打了折扣， 没有完全到位，今年我们开这个会就要明确要到位。第三个税务上再给点优惠， 使它比个体包税可能要稍微严一点，但比一般的中小企业还优惠一点，给它一个成长期。
在微型企业管理上面就一条，你们把三个管住。一，不允许空壳经营，搞了一个企业，10万元，15万元到手了，甚至银行的15万元也到手了，一点能力也没有，养了10个人，每个月发1千，10个人一年就10万多，有个一年半载就把资本 金吃光了，这种情况一旦出现要遏制，要进行调整。因为我们开办的时候，审核的时候不一定把他的能力审核清楚，他到时候没能力了，就要想办法怎么来调整。因为不管财政补助的钱，还是银行的钱，包括他借来的钱，损失了都是民脂民膏， 都要保护的。工商局在这件事上要监管加强。第二不能偷逃资本金，我借来10万元投进去了，然后国家的几万元过来了，银行的钱也过来了，就把自己的10万拿出去还亲戚朋友了，这个不行。你可以借钱，借钱以后赚钱还，你不能偷逃资本金，这一条工商局是拿手，管得住。第三个不能拿这10万、20万炒股票，炒房子， 这些钱炒个股票也可以，说不定运气好半年翻一番，想想比干别的来的轻松。微型企业别干这一行，如果你就是搞私募基金炒股票，那别说你是微型企业。这个意思就是工商登记宗旨要把这个搞好。
重庆的投资环境，硬环境来说，我们现在工商经济这么发展，经济发展这么快，和硬环境改善有关。所以硬环境包括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我们叫三港两陆交通地位形成，第二也包括我们大城市生活环境、大工业的配套能力这也产生我们的优势。第三个是我们西部开发+库区移民、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还有3号文件，整个重庆国家中心城市的国家优惠政策的叠加，也是投资环境。第四是我们重庆的金融是整个中国西部最好的，内陆地区最好的。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全国最低的几个省之一，跟北京上海一样，我们1万多亿贷款，现在的不良贷款几十个 亿，是百分之零点几，这在全国是最低的地方。还有我们银行的利润高于全国银行的利润，全国40多万亿贷款，1万多亿利润，差不多2%点几，我们1万亿贷款， 有300多亿利润，所以我们3%点几。那么我们贷款增长率全国现在存贷比在50%几， 我们在85%，全国银行都愿意把钱拿到重庆来放贷，这个就是重庆的各方面银行
环境好的表现。
我们证券市场，现在我们国民经济证券化率已经达到50%左右，在内陆地区最高。GDP8千亿，股票市场市值4千亿左右，我们今年、明年还会进一步提高到60%、70%。这个意思就是证券市场搞得也比较活跃，保险市场也可以，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得也很好，这些都是为工商经济服务的。这又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人才，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我们现在已经是普高中了，大学毛入学率是西部最高30%我们排在第一位。在这个意义上，办企业需要的人才相对供应得充分，蓝领工人我们中专以上的各种专业工人，每年能有20万的中专毕业生，补充劳动力。我们毕竟每年还有40万农民转移到城里来，这是一个人口红利的输出的剩余的。所以这方面重庆都有优势。这些都是硬环境。
政府的服务是软环境。工商局不断的搞好专利的管理、审核和专利市场的保护，维护知识产权，不断的搞好各种要素市场和卖场和商品市场的市场秩序，打假货，维护市场的经营秩序，对那些垄断、不法的各种投机者进行约束和管理， 不断为企业的诞生和企业的结构调整重组、兼并或者退出提供方便，提高效率。当我们把这些事都做得很好的时候，它会产生巨大的投资环境的吸引力，有时候政府干一点，其实是份内事，但企业感到受宠若惊，觉得政府在帮他干份外事， 就有巨大吸引力。我举个例子，惠普在去年5月，北京的市场上，中关村附近， 北京有张报纸登了，发现一个惠普的商店在卖二手电脑翻新又装作是新电脑在 卖。然后这个事情一出来，新闻揭露了这个商店在干这个活儿，这个商店是惠普的一个网络性的商店，当然其实是我们中国人开的，但是在代理惠普的产品。这个事情一出来，当然就损害惠普的信誉，人家会觉得惠普卖假货，卖二手货，二手货当新货再卖。我当时就判断，我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一个跨国公司希望更多的旧货尽量的退出市场，他怎么可能把二手的东西放出来再卖，那直接就损害它一手的市场嘛，当然这个在北京和重庆是无关的。但是我觉得惠普既然是我们战略伙伴，该管就管，我就叫公安局作为刑事案件。这种事其实要管很容易，半个月时间，把一个由几百个人组成，一部分人专门收这种旧电脑，然后一部分人在深圳的工厂里造电脑，把新的编码重新编过，外壳打磨重新改造，又变成新电脑。干活儿的头儿一个是05年从惠普公司跳槽出来的管理人员，一个是台湾人。我们为此抓了60个人，立了大案，这60个人现在还关着，等着法院宣判。这件事极大的维护了惠普的利益，当然也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声誉，市场的声誉，惠普全球都为此震动，觉得重庆就是好。有时候投资环境在这件事上就是该这样干。
所以工商局是我们重庆工商企业市场秩序、专利品牌的维护者，是我们的投资环境的组成部分。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各方面的工作的要求。谢谢大家！祝大家新的一年，新的五年取得更多成就，并实现市委、市政府希望的目标！
在全市户籍制度改革工作推进会议上的讲话
（2011年3月1日）
全国“两会”前夕，我们专门召集各区县长召开全市户籍制度改革工作推进会，主要是总结去年工作，进一步明确今年的重点任务，推进各项工作落实。童小平副市长讲了很好的意见，我都赞成。下面，讲三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
我国户籍变动主要有大中小城市之间的人口迁徙、城市化进程中因征地动迁而“农转非”、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三种类型。前两种，国家和各地均已有政策规定和成熟路径，无需更多的改革创新。当前，最突出的矛盾是，农民工长期为城市发展作贡献，却无法拥有城市户籍，不能同工同权，难以融入城市。我市正在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在全国率先破解农民工户籍这一最突出矛盾。正因为矛盾最为突出，所以一旦实现突破，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积极意义和示范效应。总体而言，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可概括为“5+3”。“5”即五大直接的现实意义，就是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利于保障农民工权益，有利于扩大内需，有利于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3” 即三大长期的战略意义。
一是有助于缩小“三大差距”。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大差距，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绕不过的重大课题。就贫富差距而言，农民工是典型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状态、收入待遇普遍不如城镇职工，特别在就业、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合法权益还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如果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户进城，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就会真正从制度源头上缩小贫富差距。如果解决好农民工户籍问题，让中国2亿多农民工不再每年“候鸟”般大转移，让实际处于闲置的农村资源得到更加优化的配置，也有助于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
二是有助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过去20多年，东部沿海形成的加工贸易模式， 吸引了大量西部的农民前往务工。但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一二十年，却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这种发展模式，尽管使部分城市的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 但在索取农民工的劳动红利后，却没有为农民工提供养老、医疗等城市保障，这是不可持续的，不应该的。我们一定要真正理解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更加关
注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农民工。我们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300多万农民工转为城市户口，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这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真正在转变发展方式，也是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重要探索。
三是有助于合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人是第一生产力， 是一切发展的动力源泉。当劳动力过剩时，人们更加看重资本和技术要素。但劳动力不可能无限期、无限量地供应，当“刘易斯拐点”逐渐出现时，劳动力供应就会短缺，劳动力成本就会不断增加，劳动力红利就会逐渐减少。过去30年，人口红利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今后30年，我国人口红利将日渐减少，甚至负向拉动。在这个过程中，谁能够当机立断抓住更多的劳动力，将人口红利积累在本地，谁就会为加快城市化、工业化、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厚实基础。反之，谁在这件事上掉以轻心，仍然按10年前的人口模式来思考和推动工作，谁就会在今后10年的发展中丧失主动权。各区县、市级有关部门务必清醒认识到这一点，认真抓好户籍制度改革，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户籍制度改革成效与问题并存
我市户籍制度改革工作总体进展顺利，发展态势良好。自2010年8月启动以来，全市已转户170万人。半年时间，如此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浩浩荡荡地转户进城，而整个社会没有大的波动，这在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这至少说明三点： 一是改革方向是符合农民根本利益的。如果政策制度不符合农民的利益，就算“拉壮丁”，也凑不齐170万人。二是顶层设计科学系统，政策体系完善有效。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经过市委常委会多次讨论和市户籍制度改革领导小组10多次研究， 先后形成了27个文件，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针对性。改革启动前设计的主要政策和制度性偏差很少，没有出现“翻烧饼”或推倒重来的情况。三是指挥得当， 组织有序，执行力强。各区县、部门、乡镇以及全市800多个派出所精心准备， 扎实推进，使得转户工作规范、有序、快速。总体上，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得到了农民工群众的积极拥护和中央各部委的充分肯定。
我市户籍制度改革工作之所以成效明显，主要得益于五条：
一是遵循自愿原则。户籍制度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如果不顺应农民的意愿，改革就会失去群众基础，就会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为此，我们严格执行“五个不许”：即不下达转户指标、不把转户与利益挂钩、不强迫农民转户、不强迫农民退地、不搞歧视性政策。二是城市“五件衣服”一步到位。农
村居民一旦转户，在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各方面，就与城市居民享有完全同等的待遇。比如在教育上，转户居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不再收取择校费， 而且就近入学，不是指定到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再如，在住房问题上一视同仁。对农民工申请公租房，没有必要让他们提交养老、医疗、税收、户籍等证明，只要是农民工身份，都可以提出申请。为老百姓服务，就是要化繁为简，返璞归真， 抓住本质，方便群众。三是保留转户居民在农村的合法利益。与农民身份挂钩的利益，保留1—3年，如计划生育奖励政策等。与土地有关的利益，只要土地没退， 就永远保留。农民的既得利益没有任何损害。四是土地流转有托底。宅基地退出补偿由土交所平衡，我们已准备好50亿元周转金，只要农民愿意退出，就可形成地票并通过土交所实现“流转”，退地农民可获得地票增值部分的85%以上。同 时，我们已完成对农村承包地、林地、宅基地的重新确权，为盘活土地资源奠定了基础，可确保他们的资产利益。五是我们还注重与时俱进，及时化解推进过程中暴露出的新情况、新问题。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针对转户居民的诉求，对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及时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使改革更加符合转户居民的根本利益，更加贴近老百姓的实际需求，确保了转户工作有序推进。这五个基本特征，也是五项重要措施，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成功推进提供了保证。
当然，我市户籍制度改革工作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是工作仍有盲点。该覆盖的地区没有覆盖到位，有的地区甚至没有当回事，特别是主城区有“灯下黑” 的现象。比如北部新区，农民工规模大，最应该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10万农民工只转了几千人。不少工业园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二是行业推进不平衡。目前，注重工业领域的农民工转户，忽视了商贸零售、宾馆酒店、餐饮娱乐等服务业领域的农民工转户。各有关部门务必加强对他们的政策宣传和转户服务。三是分布不尽合理。已转户的170万人中，主城占14%，远郊区县占18%，乡镇占68%。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对象是在主城工作5年以上、区县城工作3年以上的农民工及新生代，逻辑上农民工转户主城和区县城的比重应超过2/3，但现在只占1/3。这说明，目前转户农民多数属于乡镇就地转户，这会导致他们城市农村资源“两头占”，导致乡镇财政压力过度增加，背离了我们的改革初衷，也不符合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对此，决不能拔苗助长，必须加以改变。
三、准确把握今年户籍制度改革的工作重点
改革启动前，我们曾测算过去积累的符合转户条件的农民工有338万人，但实际操作中，我们不是把这338万人作为两年必须完成的考核目标，而是按照自
愿原则，只要农民工有转户需求，符合转户条件，我们就让他转户进城。到今年年底，累计转户不论是250万人，还是300万人，甚至超过338万人，都是合理的。实现这一目标，今年要重点抓好四方面工作：
第一，突出“三个为主”。一是以农民工为主。农民工是这次户籍制度改革的主体，当然也包括农民工携带老人、小孩、妻子一同转户。二是以开发区为主。开发区是产业发展的主阵地，是农民工的集聚地。我市开发区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预计3年后，各类开发区工业销售值将达1万亿元，如果按每个工人产生50万销售值计，将带动200万人就业。“1+2+4+43”的各园区务必加大力度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吸引和聚集一大批产业发展所需的产业工人，创造新的竞争优势。三是以主城和区县城为主。主城区和区县城承载能力比乡镇更强，理所应当是农民工转户的大头。各区县城特别是主城区，务必下大力气，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户。总之，下一步工作中，必须准确把握“三为主”的原则，宁可转户进度慢一点，也要保证转户质量。市户籍制度改革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户改办）在指导和督导工作时，也要把握好“三为主”的原则。
第二，妥善解决返乡农民工的户籍问题。今后一个时期，招商引资的优势不再是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而在于劳动力资源富集程度。重庆正处于大开放、大发展时期，随着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势必吸引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预计今后几年，到沿海打工的农民工，会由目前的400万人减少到300万人。这就要求我们制定专门的政策，为返乡农民工解决城市户籍问题。农民工在沿海务工， 同样是在为城市做贡献，同样是在积累城市生活能力，可以把他们在沿海的务工时间计入在重庆的工作时间。总之，解决好返乡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让他们安心留在重庆创业就业，对重庆长远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第三，切实增强对户改政策的理解力和执行力。为了解决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中的具体问题，市政府及各部门先后出台了27个政策性文件。各区县、市级各部门作为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主体，务必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做到对政策内容谙熟于心，对具体操作了然于胸。同时，对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现有政策尚不能覆盖或不能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及时向市户改办反馈，以便市里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另一方面要勇于探索，破解难题，为全市提供有益经验。全市各级各部门都要增强服务的主动性，特别是人力社保、教育、医疗、国土、农业等部门要主动服务转户居民，帮助他们尽快穿上城市“五件衣服”，及时兑现农村相关权益，而不是让转户居民找上门来询问、提意见，使工作陷入被动。
第四，进一步做好宣传引导工作。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宣传引导工作做得更深入、更生动、更活泼。一方面，要把相关政策文件宣传到基层、宣传到群众，使政策家喻户晓、入脑入心。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鲜活的典型案例加以引导，让转户农民工现身说法，通过转户前后的变化对比，示范带动更多潜在群体转户。
“行百里者半九十”。户籍制度改革任重道远，决不能有任何的松懈、麻痹和动摇。我们要众志成城、锐意创新，纵深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努力为缩小三大差距，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城市化、工业化和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在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1年3月1日）
本来年初的工作都很忙，但是户籍制度改革是件大事，领导小组办公室感觉这件事还需要深入研究，尽早布置，所以就抓紧时间在今天开会。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再讲几点意见。
一、三类户口迁移中，农民工户籍改革最具现实意义，有五大好处
理论界在讨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时一般涉及三种类型：一是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之间的人口迁徙，都是城市人口，但是因为城市区位、大小、禀赋不同， 会有一个不同等级的城市之间户口迁徙的问题。二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各类城市都会征地动迁，扩大城市规模，在扩张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户籍问题，就是征地农民农转非，这是我们几十年来实际操作的。三是我们重庆推进的这一场波澜壮阔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为农民工的利益着想的一件事，这是一场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宏观上，我们曾经说过有五个有利于：
（1）有利于城市化进程。（2）有利于农民工权益保护。（3）有利于扩大内需。
（4）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城乡要素流动。（5）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 同样的土地规模，随着农民人数的减少，劳动生产率、农民人均收入都会提高。这五条是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带来具体的、直接的好处。
二、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缩小三大差距
从宏观层面，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对于缩小三大差距有直接意义。一是贫富差距。农民工是城市特殊的困难群体，他们的实际生活状态、待遇、收入普遍比有户籍意义的城市职工收入待遇各方面更低。所以一个城市，把农民工的待遇改善了，是真正在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对我们正在讨论的缩小三大差距有现实意义，做好了就是实实在在缩小三大差距。
三、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按照X中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各地都在实践转变发展模式，转变增长方式。过去20年形成了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模式，中西部农民工到东部打工，但是户籍不转移，10年、20年在城里工作而没有城市待遇，不为他们承担养老、医疗、各种保障的成本。这样的增长可持续吗？应该长期存在吗？
如果冷冰冰地认为这种状态再存在20年都是合理的，那就是没有真正地学习
认识中央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没有真正认识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性、现实性。 重庆有800万农民工，其中400万在沿海打工。我们本身就具有二元特征——既是农民工输出省市，但又吸纳了400万农村农民工在重庆城里打工，我们用自己的努力，把在重庆城里的400万农民工转过来，就是一种城乡统筹的探索，就是真正地在转变发展方式。
人是一切发展的动力源泉，谁拥有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谁就能掌握未来10 年发展的主动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人是第一宝贵的因素，人是一切发展的动力源泉，在生产力发展的三要素中，劳动力是最根本性的要素。当劳动力过剩的时候大家看重的是资本要素、装备和技术的要素，但是大家要明白，劳动力不是可以无限期、无限量供应的，到一定阶段——我们说的刘易斯拐点出现时，劳动力供应也会短缺，劳动成本也会不断增加。过去30年是中国人口红利不断释放的30 年，今后30年将是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阶段。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哪里更好地推进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这件事，就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使得人口红利在本地积累，就将更好地促进城市化、工业化发展，促进大经济体的形成。谁在这件事上掉以轻心或者还在按10年前、20年前的人口模式思维，谁就会在今后10年中丧失发展的主动权，减少发展的动力。
重庆半年转户160多万人，说明我们的政策受到农民工的拥护，保障了广大农民工的利益去年8月1日开始，到目前为止是实现了160多万农民工转户。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60年里，一个省级行政区半年里有160多万农民工户籍转移， 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三点：一是说明我们的政策受到农民工的拥护，保障了广大农民工的利益，所以他们转得顺当，高高兴兴。二是组织工作平稳有序，操作体系措施得力。整整半年波澜壮阔的活动——800个派出所平均每天转1万人，基层的同志们是做了很多很细致的工作的。三是去年市委常委会讨论了几次，市政府常务会、市户籍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前前后后开了十多次会，设计了一整套方案， 形成了27个文件，都是规范性、操作性、执行性很强的规定，对农民工转户的具体问题都有说法，而且很多是创新，改变了过去几十年的制度规范。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及时主动地化解转户中的实际问题，与时俱进地丰富我们的内涵，使得我们的工作越来越符合农民工的利益，符合社会的实际要求，代表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
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全部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农民工，把农民工自愿作为推进的前提。这个过程中，具体执行中有“五个不许”：一是不给各个区县、各个企
业、方方面面下指标。二是不把转户和农民应得的利益挂钩。三是不得强迫转户。四是不强迫转户农民退地。五是绝不搞歧视政策。
四、给转户农民工保障的“五件衣服”一步到位
转户之后子女的教育和城里人一样，不再向农民工收择校费，只要你户籍到位，就能就近读书，其他的养老、医疗、就业、住房各方面政策都和城里人一个待遇。
（一）大道至简，要抓住本质特征，政府部门要简化手续，为老百姓服好务。最近我们也在公租房问题上做了一些研究，原来的保障房体系就是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因为经济适用房是产权房，就可能有投机分子浑水摸鱼，所以申请非常严格挑剔，需要各种琐碎的证明。廉租房覆盖面只有3%，要公示。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公租房建设，要覆盖30%的人群，其中主要的服务人群就是农民工，原来的申报手续过于繁复，审核也很慢，要进一步简化手续。
我们是在为老百姓服务，要区别本质特征和次要特征。对农民工而言本质特征就是农民工，是不是农民工一目了然：在城里打工，户口在农村，没有住房， 收入水平也没有能力买房子；要农民工有养老保险证明、交税证明、医疗保险证明、户籍所在地证明，各种各样的证明，不但麻烦不说，路费都不知道要花多少。这些证明都不要作为前提，只要是农民工，就没有多少水分。第二是原住民13平方米以下就可以申请。我们这些原住民，如果有比较好的收入，可能都有一套房子，有的可能买了两套房子。如果这十年一套房子都没有买的一定是穷人、一定是困难户。如果一个三口之家住三四十平方米，很糟糕，他一定有什么原因，或者老人生病、小孩读书，如果他愿意住公租房，有什么不可以？其实，本质条件就一个，13平方米以下，其他都不重要。三是新生代大学生，大学生有的工作毕业之后条件好，真可以拿3000元／月或5000元／月的收入，没有5年的工作积累怎么买房子？
关卡太严，所以后来我们就调整了一下，报名的就多起来了了。意思就是， 有时候就是要简化，大道至简，返璞归真，抓住本质特征，真心为老百姓服务。我讲这一段就是说在农民工住房问题上我们要一视同仁，五个一步到位。保留了农民在农村的利益，解除其后顾之忧
（二）保留了农民在农村的利益。这个很重要。转户之后城里居民的利益一步到位，但是农民工在农村还有两种利益，一是作为农民身份的利益，我们一般保留1—3年，这种利益包括计划生育以及和农民个人身份有关的其他政策、补贴。
二是凡是和土地有关联的利益，包括宅基地、林地、耕地。和土地有关的，只要土地没有转，这些政策就保留。这件事认识清楚，操作到位，农民没有受到任何既得利益损害，而且符合国家政策。
（三）土交所和农业产业流转体系是我们顺利发展的重要支撑。由土交所托底、农业产业发展流转体系托底，也是我们顺利推进户改的重要支撑。是否转户是自愿的，是否退地也是自愿的，这是“两个自愿”的概念。万一他要退地了， 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也会被动。比如说我们转户160万人，会涉及到至少20多万亩宅基地，如果有5%的人想退，20万亩宅基地也会有1万亩发生周转，一亩地卖十几万，就要拿十几亿，如果没有准备金怎么周转？我们有土交所，准备了50 亿资金放在那里，至少可能解决三四万亩地，只要农民有需求，他愿转我们就要托底，不愿意转我们不强求，让他保留原来的既得利益，这也是我们平稳推进很重要的支撑。
（四）农村的承包地或者林权用地，我们帮他们确权到位。去年大规模对农村承包地3400万亩做了一次重要的确权运动。因为过去大家要交农业税，卫星图片测下来重庆有3400万亩耕地，而有产权证的承包地就只有2000多万亩。现在土地没有税了，农民的土地是可以质押的，可以当信用资产产生现金流，农民也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土地缩水，而且到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时候，土地的多少和既得利益就是息息相关。所以不管是否转户籍，土地都应该确权，这里面有一个基础权利的保护问题。林地也确权了，5000万亩林地都确权到位了。
（五）顶层设计系统严密，指导思想、出发点确切无疑，同时我们与时俱进地对各种实际发生的问题快速反映，及时调整，及时补充新的意见。
五、这五个特征支撑了我们很好的发展。继续推进户改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一）推进的过程中有盲点。比方说有些工业园区重视不够，有的工业园区领导把户改当成区县的工作，其实从园区来讲，户改也是一个投资环境问题，农民工户改做好了，就能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就给园区企业提供了更好更充足的劳动力保障。
从行业角度讲也有盲点。一说到农民工，一般都想到工厂、工地，事实上重庆主城、各个区县的服务业当中，像酒店、饭店、火锅店里，各种各样商贸零售业里的服务员，很多都是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可能连户籍制度改革什么意思都不清楚，对他们宣传不够。这也是个盲点。
（二）“五个保障”一步到位，要主动覆盖。社保部门、教育部门等“五个
保障”相关联部门都要主动想一下，要帮助农民工一步到位。比如，社保局根据转户名单和相关联的所有民营、国有企业对接，让他们按新的户籍转移到位的名单，按城市条件、城市比例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要让农民工感到因为转了户口，这些福利和保障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些变化是主动就位。
（三）要加大主城和县城的农民工转户力度。我们要推进的是到城里来工作的农民工转户，城市有大小，当然主城也是城，县城也是城，中心镇也是城，有大中小城市，但是相对来说似乎应该主城加县城占2／3，七八百个中心镇、乡镇占1／3的比例才是合理的。从这个角度，一定要严守农民工转户这条主线，当然一定量的农民就地转在乡镇有其合理性，也会对部分农民带来一定的利益，但这不是我们目前改革的初衷。
坚持农民工、开发区和主城县城“三个为主”，敞开怀抱欢迎在沿海打工的
400万农民工落户
四、今年工作目标要求
（一）从目标上讲，我们原来说过的转户330多万，这是经调查发现的符合条件的转户人口数量，是工作目标，不是考核的目标，按照农民工的意愿，转250 万、280万也没有什么不好，农民有多少需求我们满足多少。哪怕只转了200多万， 也完成了历史性的任务。具体操作估计会有250万，300万也是可能的，超过原来的目标也是可能的。
（二）从工作重点上讲，首先是三个为主。一是，农民工户籍转移为主体， 同时也不排除当农民工转移户口时把他的老人、小孩、夫人一起带过来，相当于农转非，虽然他们不是农民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带进来的，总而言之是以农民工为主体。二是，以开发区为主体。我们现在形成了“1＋2＋4＋43”的开发区体系，一个两江新区、两个保税区、4个国家级开发区，43个市级工业园区。到2013年重庆2万亿的工业销售值中，至少有1万亿在开发区，按开发区的每个工人
50万销售值算，1万亿就是200万产业工人。三是主城和县城为主。开发区都在主城和县城，如果农民工远离自己老家，跑到县城或主城干其他工作三五年，当然也该转。所以“三个为主”的思想要确立，这样工作就不会走样。这是给大家提的很重要的工作要求。区县长和开发园区领导必须把握这个特征和要求，领导小组办公室各部门检查督查时也要以这个特点为主。
其次，重庆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工，凡是自己愿意在重庆主城或区县城打工， 就别去要求他干五年才有户籍，比如他在深圳干了四年，现在跑回重庆了，第一
年就是五年，只要在城里找到了工作，让他们有城市户口有什么不可以？这个条件可以放宽，就是今天给你们发的文件中的一条政策。这件事大家注意，会形成对重庆发展非常重要的有利条件，现在我们招商引资很重要的杀手锏已经不是税收优惠、不是给多少补贴或者土地优惠等等，很重要的是靠劳动力。
（三）有关政策方面。各个部门、各个区县是我们落实政策的主体，因此， 各部门、各区县领导都应该认真学习，对跟本部门、本区县相关的政策要十分熟悉。如果跟你相关联的农民工或者相关联的企业提出了新的问题，而这种问题现有政策不好解释，如果完全置之不理也会发生实际困难——你们就可以提出建议，及时地反馈到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宣传工作要注意两点。一是把政策吃透说清楚，二是用案例引导。农民工很现实，已经转户的农民工的现身说法比什么方法都有效。已经给两个保税区即将到位的20万农民工和职工预留6万套公租房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年的工作， 主要是“三个为主”的概念要操作到位——因为这代表了我们的结构，今年主城区要加码，服务业要加码，北部新区要加码，国有企业也要加码；另外，外地农民工留下来可以一步到位转为城市户口，这一块今后几年就是几十万。我印象今年两个保税区就要吸纳20万人，所以我最近把机场周围的公租房、西永微电园改造的公租房都留了一些下来，20万人有6万套房子基本能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是在干创新的事，在干缩小差距的事，在干转变发展模式的事，在干有利于加大重庆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动力的事，这个意义上，大家要众志成城，把好事干好，让农民工满意，让X和政府放心。
在全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的讲话
（2011年3月21日）
全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是全市经济工作会后召开的第一个专题会议。这样安排，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去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 把旅游业提到“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新高度。二是这几年重庆旅游工作取得巨大成就，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在全市经济中的地位大幅提升。现在，旅游发展天时地利人和俱备，机不可失。市委、市政府召开这个会议，既是对旅游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是对全市新一轮旅游大发展发出“动员令”。
“十一五”全市旅游工作成效显著。一是发展速度名列前茅。预计今年全市旅游总收入增幅达30.5%，是2005年的3倍，其中旅游外汇收入增长30.2%，五年增长2.7倍；共接待国内旅游人数增长31.5%，是2005年的2.7倍，其中入境旅游人数增长30.7%，是2005年的2.6倍。二是旅游景区上档升级。4A以上景区40个，是五年前2倍。武隆喀斯特地形地貌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三是平台建设明显加快。全市新增五星级豪华邮轮10艘，是五年前的1.5倍。五星级旅游饭店13家，是五年前的3倍多。四是旅游发展机制不断创新。积极争取中央部委支持，与国家旅游总局签署部市合作协议。出台一批促进旅游发展的优惠政策，累计兑现税收等优惠政策4亿元。五年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500亿元，比直辖以来投资总和还多。
重庆旅游产业发展面临重大机遇。从硬件上看，有利条件有三：一是高速公路提速建设。建成“二环八射”高速公路网，全市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2000公里，密度西部第一，除巫溪、城口外，所有区县都通了高速路，基本实现“4小 时重庆”。建成高等级公路7000公里，并在西部率先取消二级公路收费。二是高速铁路四通八达。目前，有11条铁路在建，加上已建成的7条铁路，将形成“一 环九射”铁路网络通达全国，可为全国各地旅客来渝观光提供便利。三是机场扩容升级。今年江北机场旅客吞吐量超过1600万人次。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竣工，旅客吞吐能力达3000万人次。明年，将启动第三跑道和50万平方米的T3航站楼建设， 建成后旅客吞吐能力可达7000万人次，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全国第四大机场，也是内陆最大的机场。从软件上看：一是得天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已全面展开，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无限期延长。三峡后续工作即将启动，旅游业作为库区安稳致富的重要产业，将得到国家重点支持。今年初，住建部报国务院批
准，把重庆定位为全国五大中心城市之一，与京津沪和广州比肩，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国家级中心城市。二是据地利。市委、市政府提出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五个重庆”和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也将成为助推重庆旅游加快发展的“核动力”。三是占人和。今年我市人均GDP迈上4000美元新台阶，历史性地赶上全国平均水平，旅游消费将快速增长。
重庆旅游产业发展也面临挑战。一是资金投入不足。直辖前旅游发展基本没有投入，直辖后五六年投入也不多，目前基本都是原生态旅游。二是接待设施匮乏。宾馆酒店、邮轮、旅游停车场、咨询中心、信息中心等设施严重不足。三是知名景区品牌少。缺乏在国内叫得响的品牌景区。宣传比较粗放，营销策略和水平有待提高。四是旅游体制机制不顺。需要加强旅游局和各部委办局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共同形成旅游发展合力。
充分认识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一是旅游业是拉动重庆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旅游关联效应大，带动力强，可直接带动相关产业近20项，间接带动相关产业90余项目。旅游业每产生1元直接投入，可带动运输业、餐饮业、住宿业等 相关行业收入5元。旅游业每增加1个岗位，可带动相关产业6人就业。重庆要乘 势而上，抢抓机遇，加快把旅游业打造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二是旅游业是重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旅游业“含金量”极高，1万元销售收入，可产 生七八千元的GDP，而工业只能产生两三千元。旅游业具有综合性强、关联度大 的特点，对消费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是扩大内需的首选。目前重庆旅游业对第三产业的贡献约15%，有力助推了产业升级。三是旅游业是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的助推器。在各地利用外资普遍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背景下，重庆从2007年的10亿美元增长到今年的60亿美元，其中旅游功不可没。优美的旅游景点、发达的旅游设施和良好的旅游服务，是一个地区整体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助推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对加快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能够产生强大的正向推动 力。四是旅游业是促进重庆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抓手。旅游可促进财富公平分配， 助推城乡、区域统筹发展，是缩小三大差距的重要途径。重庆“两翼”旅游资源丰富，有近200个重要旅游景点，有些还具有世界水平。发展旅游唤醒这些沉睡 的财富，可促进发达地区和“一圈”的财富加快向“两翼”流动。
旅游业是百年大计，不可能全面开花。要突出重点，逐个突破。要抓好九件事
第一，做靓做特主城都市游。城市在现代旅游中扮演着客源地、集散地与目的地三重角色，是旅游业发展的支撑点。重庆作为五大中心城市之一，到2015年
主城将建成1000万人口、1000平方公里的特大城市，是重庆旅游的重中之重。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要充分考虑旅游元素，规划建设一批博物馆、歌剧院、影视城等功能性要件，打造以美食、购物、会展为支撑的消费之都，构建集观光、休闲、会展、美食、演艺、运动为一体的国际旅游综合体。要结合“五个重庆”、十大民生工程等重点工作，挖掘旅游亮点，打造重庆特色都市游。计划在解放碑和朝天门之间修建一条都市走廊，像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那样，让人们走过就永生难忘。计划像纽约中央公园、伦敦海德公园那样，在两江新区打造一个1.5平方公里、 全国最大的城市森林公园，提升城市品位。
第二，建设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去年11月，XXX书记考察三峡时指出： 长江三峡是世界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世界物质文化遗产，是重庆最富有特色、最宝贵的旅游文化资源。要结合山水、人文、历史好好策划一下，旅游要与张家界媲美。要认真贯彻落实XXX书记的指示，力争明年接待游客数量超过张家界。 要以发展邮轮经济作为三峡旅游发展突破口，把邮轮建成旅游目的地。我市豪华邮轮仅15艘，数量太少，经常一票难求。要打造一批五星级豪华邮轮，完善设施功能，充分借鉴世界顶级豪华邮轮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模式，让游客在饱览三峡美景的同时，得到超五星级酒店的享受。明年要打造10艘五星级豪华邮轮，到2012 年达30艘，力争邮轮经济有所突破。
第三，创新提升“五区”。仙女山、钓鱼城、大足石刻、金佛山、黑山谷等景区已有较好基础，要通过改革创新，完善设施，提档升级，努力成为旅游人次超百万的精品景区。钓鱼城可从不同角度，演绎不同的故事，拍成电影和电视， 就能让全世界的人记住和向往。要深入挖掘文化内涵，请国内外大师包装策划一批影视“大片”，努力打造成为世界级旅游精品。
第四，开发建设一批新景区。渝东南和渝东北高山草甸、原始森林、高山峡谷众多，要大手笔规划、大规模投入，开发建设一批精品景区。可引进会展、旅游、酒店、私募基金等联手，投入几亿美元，建一批别墅、高档酒店，冬天滑雪、夏天滑草，打造类似达沃斯论坛、博鳌论坛的高级别会议，形成集聚效应，吸引全球大师、富豪前来休闲度假。
第五，打造中国温泉之都。2005年我们提出打造“中国温泉之都”的构想。今年，有望被国家批准成为全国首个“中国温泉之都”。要加强温泉资源管理， 地热资源配置要与旅游大项目紧密挂钩，实行招、拍、挂。深入实施“三百工程”， 温泉产业每年投入100亿元，建设100各项目，开展100项活动。力争到2012年，温
泉旅游人数达到1500万人次，实现收入50亿元。
第六，合理规划建设宾馆酒店。按照规划，到2015年，重庆城镇化率将达到53%，城镇人口约1600万，每天旅游过夜人次将达70—80万人。目前，全市各类宾馆酒店加上洗脚城，所有床位仅有20多万个，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既要规划建设一批五星级以上的豪华宾馆，也要规划建设一批中低档次的宾馆酒店，满足各种档次旅客的需求。重点是加快五星级豪华酒店建设。2012年重庆GDP将突破1万亿元，五星级酒店需求应该超过100家。目前，我们加在建共有60家，缺口较大。到2015年，总量要达100家。明年重点推进10家五星级酒店建设。
第七，实施一批旅游大项目。未来五年，旅游总投资要力争达1000亿元以上。投入300亿元，打造一批旅游人次超百万的精品景区。投入400亿元，建设豪华邮轮和五星级酒店。投入300亿元，实施集散中心、旅游码头等配套设施建设，建 成一批休闲度假区、主题公园、特色古镇和民族风情村寨。
第八，强力推进旅游宣传营销。旅游是典型的眼球经济，宣传至关重要。要集中力量，每年推出一个精品景区，重点宣传。要提高宣传档次，请大师制作广告片，在央视、凤凰卫视等强势传媒的黄金时段播出。计划打造一个影视基地， 吸引国内外著名导演和演员来渝拍摄影视作品，重庆所有的建筑、景区都免费对他们开放，我们还提供一定工作补助。
第九，加大旅游政策支持力度。一是今年市财政用于旅游发展的结构调整资金由去年的6000万增至1.5亿元。今后每年至少不低于这一水平。二是市级旅游 重大项目，用地由市专项安排，项目所涉及的公益设施建设，减免市、区县两级土地出让金。三是用好旅游企业15%所得税率的优惠政策，打造旅游总部经济。 四是旅行社一般规模较小，投资不大，应享受扶持微型企业发展的各种优惠政策。要充分用好妇女创办企业政策，鼓励妇女创办旅游企业。
在MDI一体化项目开工暨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仪式上的致辞
（2011年4月11日）
尊敬的薄睦乐博士、柯殷公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翘首以盼的MDI一体化项目开工，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重化工园区）挂牌。这是重庆重化工产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喜事，也是中德两国经贸合作在重庆的新成果。我谨代表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表示热烈祝贺！
此时此刻，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德两国总理的关怀。温家宝总理和默克尔总理去年7月会晤时，专门听取并解决MDI项目相关问题，令我们深为感激！
此时此刻，我们要特别感谢国家相关部委。特别是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环保部、安监总局、国土资源部、水利部、中咨公司、石油和化工联合会等单位，对MDI项目和长寿经开区给予了大力支持，感谢你们！
此时此刻，我们更要感谢巴斯夫公司。在经受全球金融危机、经济波动等冲击的情况下，矢志不渝选择重庆，上马全球最大单体MDI项目，其胆识和气魄， 令我们深为钦佩，感谢你们！
此时此刻，我们还要感谢长寿化工园区的人民群众。对MDI一体化项目涉及到的征地拆迁等，大家充分理解、积极配合，为项目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障。感谢你们！
重庆是国家规划的五大中心城市之一，正在建设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全市经济总量五年翻了一番，去年增速17.1%，位居全国第二、中西部第一。作为全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重庆工业销售值过去五年翻了一番多，未来五年可望增长3倍，达到3万亿规模。天然气化工是重庆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着力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已经形成一批骨干企业、关键技术和拳头产品。预计“十二五”期间，产值可望达到2000亿元。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务院批准的经开区，是重庆重化工产业发展的“主战场”。
MDI一体化项目是重庆化工行业崛起的龙头。它采用一体化循环经济模式， 具有投资强度大、技术含量高、产业辐射宽、经济带动强的特点。项目总投资350 亿元，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500亿元，还将带动上下游产业新增产值1000亿元。该项目前期历时四年，终于尘埃落定，正式上马。这是一个不断沟通交流、合力争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优化设计、完善工艺的过程。
巴斯夫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化工公司，产品范围覆盖广泛，技术先进、安全、
可靠。其独创的“五重安全保护工艺”，为世界各地的MDI生产装置构建了完善的安全防范措施。化医集团是我市国有独资大型化工医药控股集团公司，将在原料提供和消化下游产品方面与巴斯夫开展深度合作。
经霜花更艳，历久情愈深。相信我们双方会以此为新起点，进一步加强沟通， 合作互动。长寿经开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将大力推进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加强协调服务，及时帮助解决项目建设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及早顺利建成投产。重庆市政府将加强监管，严格按照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采取严格、到位的管理措施，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确保项目绝对安全、绝对环保，保护长江母亲河一江清水。
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合作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谢谢大家。

在中国浦东干部管理学院的演讲：民生导向发展之路的重庆实践
（2011年4月13日）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重庆坚持把改善民生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始终，全方位建设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五个重庆”，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建设、发展微型企业等“民生十条”，不仅改善了民生， 而且拉动了经济增长，探索走出一条民生导向发展之路。
一、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的背景和意义
发展为了谁，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命题。科学发展观予以了生动诠释，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重庆把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具体实践。主要基于四方面考虑：
第一，X的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保障和改善民生，关系X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我们X从诞生之日起，就誓言“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1944年毛泽东同志发出“为人民服务”的号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坚定指出，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首次提出小康建设目标，强调指出：“不发展生产力，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到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国共产X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强调指出：“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改善人们吃、穿、住、行、用条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进医疗卫生条件，提高生活质量”。X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决定，十七大提出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求努力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的目标，十七届五中全会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指导思想，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如果说，历经第一个以ZZ为中心的30年、第二个以经济为中心的30年，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富了起来；未来30年，中国将迎来以民生为中心的30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让人民幸福起来。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就是“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
第二，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9%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在经济高速增长的 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相当突出，城乡、区域、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对于“只长骨头不长肉”的发展，我们有切肤之痛：一是经济增长快，老百姓收入增长慢， 国民收入分配不平衡；二是工业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城市服务功能不强， 经济结构不均衡；三是大企业实力很强，中小企业发展不活跃，带动就业不充分； 四是经济增长以投资、出口拉动为主，消费拉动作用不明显，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特别是，当前社会转型加快，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迁、生态环保、公共安全等领域时常出现矛盾和冲突。这既有加快发展、做大“蛋糕”的问题，也有如何切分好“蛋糕”、体现公平的问题。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就是缓解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的突出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让所有地区、所有人群都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大好局面。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盼。
第三，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围绕民生扩内需促发展，是中央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重大的战略转型要求。过去主要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产能过剩、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的问题十分突出。我国投资率长期保持在40%左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由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尚未彻底完成，未来20年可能将继续保持一定的投资率。化解高投资率带来的风险，要靠提高投资效率， 同时提高居民的消费比例。当前，制约居民消费的瓶颈在于，群众总体收入水平不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不完善，老百姓不敢也无力消费。我们集中财力、物力办好一批重大民生事项，如投入1.3万亿元建设“五个重庆”，投入3000亿元推进“民生十条”，不仅有利于增加“可靠投资”，还能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 激活城乡消费，拓展内需空间，促进经济内生增长，为更好更快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第四，重庆发展的迫切需要。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新阶段发展“定向导航”，要求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 标。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 即国发[2009]3号文件。得益于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国发3号文件、西部
大开发战略等重大历史机遇的有力支持，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已步入快车道，GDP 增速近三年均保持在全国前三，去年增幅达到17.1%，位居中西部第一；人均GDP 已突破4000美元，从五年前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80%，到赶上全国平均水平，这是一个大跨越。不仅经济总量增长较快，而且消费投资、工商产业、国有民营、金融财税等均衡增长、协调拉动。过去五年，工业销售值、社零总额、进出口、存贷款余额均翻了一番多，投资、国资规模、财政收入均翻了两番多，实际利用外资翻了三番多。延续这种良好发展态势，我们对“十二五”期末基本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充满信心，但最为困难的是建成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换个角度看，即使我们的经济指标都上去了，若城乡差别过大，公共服务跟不上，老百姓生活不幸福， 那我们也没有贯彻好科学发展观，也没有落实好“314”总体部署。作为新兴直辖市，重庆要与京津沪老大哥比肩，主要经济指标可能赶不上，但在民生综合指数和群众福利水平上下功夫，也可以让重庆成为一座幸福感最强的城市。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就是不求经济指标增长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老百姓过得最幸福。这是重庆肩负起历史使命的不二选择。
二、民生导向重庆实践的几个典型案例
近年来，重庆立足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战略使命，努力破解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以改革创新的务实举措，形成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主要介绍八个案例：
（一）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户籍是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不公平的制度根源。当前我国户籍变动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城市户口迁徙，二是城市化过程中因征地动迁等产生的“农转非”，这两类都有相关政策予以规范， 无须更多创新；然而，跨越时空层面的农民工如何有序转户进城，却一直久攻未破，也是我国当前社会最需要解决的重大难题，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长期以来， 农民工以自己的青春和劳动为城市创造社会财富，但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益，老弱病残后又回归农村。这是对城市化规律的严重扭曲，是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不公，也导致人潮涌动的春运、留守儿童的迷失等中国特有的景观，对社会管理、资源合理利用以及农民工身心及家庭都造成了巨大伤害。为此，重庆在全国率先提出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在主城工作五年、区县城工作三年以上的农民工及新生代转户进城。启动半年多时间，已有170多万农民转户，成为城
市居民，改善了生活状态，改变了人生命运。 1．坚持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由选择权。符合条件的
农民工转户自愿，既可以选择转为城镇户籍，也可以维持农村户籍；既可以个人转户，也可以整户转户。转户居民的农村土地退出自愿，既可以将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一起退出，也可以分开退出，也可以保留到自己认为不再需要时退出。农村土地收益处置自愿，或用于城市住房购租投入，或为老年人和自己购买社会保险，或用作其他用途。这是农民个人财产权利的自愿处置，是市场选择的过程。
一步到位赋予转户居民与城镇居民完全同等的权利，让他们带着尊严进城。这不是城市对转户居民的恩惠，也不是转户居民对城市的索取，而是农民工在城市创造社会财富的应有所得。我们规定，农民工一旦转户进城，就一步到位享有与城镇居民完全同等的就业、养老、住房、教育、医疗等待遇。这比一些城市逐步到位或部分到位的改革模式更为彻底。
转户居民的农村土地自愿、有偿、弹性退出，让他们带着财富进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都是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农民工转户后，是否退出，理应取决于他们的意愿。为此，重庆已将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全部确权到位，并建立了自愿、有偿、弹性退出机制，设置了3—5 年的土地退出过渡期，同时保留与农民身份相关的计划生育、与土地相关的种粮直补等权益，让转户农民有充分的适应时间。过渡期满后，不愿退出土地的，允许继续保留。愿意退出的，首期已安排100亿元周转金，保证退地能够按照市场价格，得到公允、合理的补偿。总之，我们决不以农民的土地换城市户口，决不以农民的土地换城市保障，决不以农民的土地换城市待遇。
建立改革成本共同负担机制，综合平衡巨额成本。户籍制度改革确需付出巨额成本，据测算，重庆户改人均成本约4万多元。我们注重借助市场的力量来综合平衡，政府除了履行应当承担的责任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定规则，加强政策引导，让政府、企业、转户居民和社会共同分担，使巨额成本“化整为零” 和长周期分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依照劳动法规，依法为员工转户后足额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费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主要承担弥补社保缺口、就业培训以及公租房、学校等配套设施建设的成本。转户居民作为直接受益者，依法承担应由个人支出的养老和医疗保险等个人部分费用。农村土地退出所需成本， 则主要通过把土地流转给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或经营大户实现平衡，特别是创设了地票交易制度，并确保地票增值部分的85%归农民所有。同时，由于转户
对象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当期社保资金需求并不大，大规模需求会在20—30年之后。重庆户改成本总体可控，近期安排土地退出补偿周转金已到位运转。
（二）住房制度改革。住房是当前最大的民生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为解决群众住房问题，重庆确定了三个具体目标：一是使主城区双职工家庭6—7 年能购买一套普通商品房；二是确保房价涨幅“三个不超过”：即不超过GDP增长率、不超过城市职工年均收入增长率、不超过城市人均收入增长率；三是房屋月租控制在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的1/6以内。为此，我们立足制度创新，推出了“235调控体系”。
构建“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城市住房供给，在计划经济时期完全由 政府保障，导致房源不足，城市居民住房困难；改革开放后绝大部分由市场供给， 又导致房价过快上涨，大学毕业生、城市新生代等“夹心层”买不起房。实践证明，“单轨制”住房供给体系，存在重大制度缺陷。为此，重庆率先提出构建政府保障与市场配置并举的“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使城市居民的60%—70%通过购买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30%—40%通过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保障住房需求。为此，我们大规模建设公租房，计划三年内建设4000万平方米，使200万城市居民 实现“住有所居”。去年已开建1300万平方米，今年内将配租20万套。今年又开建了1350万平方米。公租房租金为同区域商品房市场价的60%，重点覆盖三类群 体：一是人均住房面积18平方米以下的城市原住民；二是进城务工农民特别是已转为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及家属；三是在重庆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后，重庆不再专门建设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实行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三位一体”。
实行“三端调控”。“低端有保障”，即通过土地出让金、税收、城市 建设配套费、开发商利润“四个没有”，保证公租房体量大、租金低。“中端有市场”，即在保证市场供应的基础上，对老百姓购买第一套普通商品房给予优惠， 即按揭贷款返还个人所得税40%地方留成部分。“高端有遏制”，即对高档商品 住房开征房产税，其收益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
“五管齐下”调控房地产市场。一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控制在25%左右。这适用于处在扩张期的新兴城市。重庆已连续9年保持这一比例。二是房地产建设规模按人均30平方米控制，防止产生泡沫。三是通过土地由政府储备的调控方式，控制楼面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抑制低价推高房价。四是抑制投机性炒房。五是保持稳定的货币信贷政策。
（三）促进就业创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对重庆城乡统筹发展、老工业基地
改造和三峡库区移民有着特殊意义。近年来，我们坚持以产业发展带动就业，以微型企业促进创业，在累计转移85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同时，城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均多于新增劳动力和失业人员，使结存失业人员持续减少，库区城镇失业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0%左右。
促进产业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改变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市场和原材料“两头在外”的传统模式，创造了市场在境外、料件结算研发等在境内的“一头在外、多头在内”新模式，吸引惠普、宏碁、华硕和为其代工的富士康、广达、英业达、和硕、仁宝、纬创及200多家零部件企业相继落户，形成了“3+6+200”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到2012年可达1亿台规模，约占全球市场1/3份额，至少带动100万人就业。已启动10平方公里两江国际云计算中心建设，形成20万台服务器规模，聚集全球数据处理外包业务，使重庆成为既有电子终端产品、又有电子通讯产品的“云端”高地。届时，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将超过1万亿元。在电子信息产业异军突起的同时，千亿汽车城、50亿美元MDI等重大牵引性项目陆续启动，重庆未来将形成电子信息、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石油天然气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等六大支柱产业，全市工业销售值将由目前的1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4万亿元以上，按人均创造60万元销售值，至少带动500万人就业。按工业1:1拉动服务业就业，还将带动500万人就业。届时，重庆将累计新增城镇就业1000万人，使所有就业人口都能实现充分就业。
扶持微型企业发展促进创业。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世界各国，大 中小微型企业各层次皆有，我国却缺少微型企业这个环节。微型企业一般8—10 人，是“草根企业”、“穷人企业”，是中小企业的“胚芽”、是企业家的摇篮、是社会资本活跃程度的“风向标”。一般而言，对大型民营企业关键是给予平等国民待遇，对中小企业主要是解决融资难问题，对微型企业则主要是给予资本金补助。与其财政资金投入低保救济困难群众，不如通过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带动他们就业创业。为此，重庆在全国率先扶持微型企业发展，重点支持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农民工、三峡库区移民等九类群体自主创业。主要措施：一是按注册资本金的30%—50%给予补助；二是按注册资本金给予等额税收返还；三是融资扶助，可申请不超过投资额50%的创业扶持贷款，并享受财政贴息；四是规费减免，三年 内免收行政性收费。为保障微型企业的“健康率”，实行“三不”监管：一是不准抽逃资本金；二是不准搞“空壳”企业；三是不准搞投机，包括不放债、不炒房、不炒股。去年启动半年就创办1万多户，带动就业10余万人；今后五年，将
再扶持发展15万户。
（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既是民生幸福的“推进剂”，又是社会稳定的“调节阀”。重庆坚持城乡统筹，突出制度创新，推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和全市统筹，“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正加快实现。
加快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针对农村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不健全问题，我们打破城乡和户籍界限，积极创新社会保险制度。一是建立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整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一种制度、两个筹资标准”，把农村居民和之前未被纳入城镇医疗保险覆盖的城镇居民全部纳入其中。去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覆盖率超过95%，比全国提前1 年实现“人人享有医保”目标。二是率先为农民工量身定制养老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农民工养老保险“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大病医疗保险“低费率、保大病、保当期”，保险待遇水平接近城镇职工。三是建立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把农村居民和之前未被城镇养老保险覆盖的城镇居民全部纳入其 中。今年4月已实现区县全覆盖，在中西部率先，比全国大致提前4年。我们不仅自费改革，而且基础养老金支付标准，在中央给的55元基础上，地方财政还增加了25元。农村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具有三大标志性意义：一是构建起城乡统筹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全国性的里程碑意义。二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先行先试取得重大成果，完成了城乡统筹的一个重要命题。三是继免除农业税、推行“三农”直补之后的又一重大惠农政策。
降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门槛。缴费门槛过高，既会把中小企业挡在门外， 又降低用人单位和个人参保的积极性。从今年起，我们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由全市城镇经济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调整为40%，与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从而将中小企业全部纳入覆盖范围。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月缴费基数在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0%—100%之间自主选择，以适应低收入职工参保需求。
适当提高高收入群体养老保险缴费标准。现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于上世纪90年代，并设定超过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00%的部分不计入缴费基数。这与当时的职工收入差距是相适应的，而目前职工收入差距已远远超过3倍。为此，我们拟调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限，由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提高到600%，从而扩大养老保险资金来源，实现“抽肥补瘦”。
（五）优先发展教育。教育关乎社会成员起点公平，关乎区域发展后劲。我
们针对直辖初教育发展严重落后西部的状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现已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比例达到90%，大学毛入学率提高到30%，跃居西部第一。同时，率先解决了“普九”欠债、危旧校舍改造、农村代课教师、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等历史遗留问题。
实现教育财政性支出占GDP的4%。这是中国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全国绝大部分省市都没有做到。重庆严格落实“三个增长”的国家要求，从地方预算内与预算外、预算和决算、地方决算与中央决算三个方面，拓宽财政的教育投入来源，并保持逐年增长，确保每年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20%、占GDP的比重保持在4%以上。
促进普教、职教协调发展。这是重庆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举措。已提前两年实现国家提出的普通高中与中职教育规模大体相当的目标。探索形成了“城校互动、资源共享”的中国第四种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全部免除了低保家庭普通高中学生学费，在全国率先实行中职“五类学生”资助政策，免费中职教育扩大到30%的区县，为国家建立职业教育资助体系提供了经验。
保持公办、民办教育双轮齐转。仅靠公办学校，难以支撑建成西部教育高地、长江上游教育中心。比如高校，原则上不再重新布局“铺摊子”，支持民办学校，包括海内外大专院校到重庆办学校、办分校。在全国率先出台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十条政策”，对民办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收费标准、财政扶持等给予政策扶持。在全国首创民办教育担保公司，与8家银行签订67亿元规模授信协议，为民办学校提供融资担保。
创新大学城发展模式。从2003年开建，到去年13所高校全部入住，重庆大学城成为全国典范。一是带动高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生均占地面积由20平方米增加到60平方米，超过教育部标准10平方米。二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教学科研资源、生活后勤设施、文体娱乐设施、信息通讯系统“五个一体化”，实现资源共享、教师互聘、课程互选、学分互认、信息互通、活动互动。三是推动大学城与西永微电园互动发展，开创了产学研一体化新格局。四是推动城市化、工业化和教育现代化统筹发展，大学城不仅是高教城，也是高科技产业城，还是集聚百万人口的城市新区。
（六）发挥国有企业表率作用。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在民营经济不愿干或干不了的领域，可以发挥重要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为民生改善作出表率。
在基础设施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发挥独特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
动力。重庆地质条件复杂，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回报慢，民营企业不愿干或干不了。为此，国有经济挺身而出，以“八大投”为代表的国有投融资平台承担了全市75%左右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为重庆基础设施大翻身立下汗马功劳。重庆现已建成2000公里高速公路，路网密度跃居西部第一，还有1000公里在建；7000公里高等级公路在西部率先取消收费；城市轨道交通在建里程超过200 公里。通过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国有资产布局已由过去80%以上集中在工商产业领域，变成40%在基础设施、30%在金融业、30%在工商产业。全市国有资产规模已达1.2万亿元，全国第4个进入“万亿俱乐部”。
在促进民生和谐、维护社会稳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履行社会责任。比如，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国有资本积极参与担保公司、租赁公司建设， 推动地方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力度。为促进社会稳定，依托城投公司、渝富公司等国有骨干企业，妥善处理“烂尾楼”等一大批历史遗留问题。为加快渝东南、渝东北“两翼”发展，国有企业集团融资100亿元，帮助“两翼” 17个区县特色工业园区“七通一平”和标准厂房建设，增强招商引资吸引力。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赋予地产集团、城投公司、渝富公司土地储备职能， 建立了土地供给的“蓄水池”，解决了以前房地产商大肆囤积土地的问题，并通过控制储备土地的投放速度和投资集团的投资建设强度，维护了房地产市场的相对稳定。
发挥“第三财政”作用为政府公共服务转型腾出财力空间。重庆的财政收支有“三个口袋”：一是预算内收入，保吃饭、保运行；二是预算外基金收入， 包括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税费、路桥费等，用于日常建设；三是国有资本预算收益，年均100多亿元，主要用于保障市级重大基础设施、公益设施建设，全国独 此一家。比如城市公路、桥梁、隧道等维护，城投公司每年投入100多亿元。正 是有了这个财政的“第三口袋”，重庆的教育、文化、卫生等民生和社会事业建设投入才比较宽裕。近几年，重庆做到了一般预算支出的50%以上用于民生、75% 以上用于基层，教育财政性投入占GDP之比保持在4%以上，都是因为有国有资本 预算收益进行“托底”。
（七）城乡要素市场建设。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为民生改善注入市场力量， 我们着力推动城乡要素市场建设，先后组建了农村土地交易所、药品交易所、农畜产品交易所等八个交易所，正逐步成为区域性要素市场或定价中心。
农村土地交易所。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进城务工农民城乡“两头”
占有土地，导致城市建设用地不足和农村土地闲置现象同时出现。为此，我们按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思路，设立了全国唯一的农村土地交易所。可谓“一举三得”：一是复垦后耕地仍由原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不仅确保了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而且还会有所增加和提高，保证耕地“红线”不被突破。二是通过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异地使用，满足了城镇建设用地需求，相当于农民带着建设用地指标进城。三是通过土交所的土地指标价格发现机制，提升农村偏远地区的土地价值，开辟了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渠道，为农村危旧房改造等积累了资金。土交所成立两年多来，群众参与热情很高，已累计交易地票5.6万亩，成交金额86.6亿元。
药品交易所。药价虚高，群众就医负担过重，一半问题在医院“以药养 医”，一半问题在流通环节。以药养医的问题，通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可得到解决；流通环节的问题，必须利用公开公平的电子交易平台，规避流通环节的溢价交易。为此，重庆组建了药品交易所，现已启动运行。可实现五大功能：一是药品价格的发现功能。药品厂商集中竞价，减少药品销售中间环节，抑制药价虚高。药交所挂牌以来，全市药品平均价格低于国家发改委限价和市场流通价格20%以 上。二是“阳光交易”。交易主体、交易价格、交易过程、交易结果等信息全部公开，杜绝“灰色交易”，防止腐败发生。三是优化配置资源。企业可根据市场信号强弱，调整生产规模。四是结算功能。对交易进行征税，随着交易量不断扩大，可形成区域性要素中心。未来五年，药交所交易量可达1000亿元。五是招商引资。发挥药交所“近水楼台先得月”功效，吸引国内外药品企业到重庆建设生产基地。我们力争把药交所打造成为包括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以及其他医药相关产品的综合交易平台，把重庆建成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药品交易、信息、配送、结算中心。
农畜产品交易所。目前主要做生猪远期交易，对稳定生猪市场、稳定农 户收入、稳定生猪产业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交易所通过推动形成生猪的未来价格，让买卖双方看清未来的利润和成本，有计划组织养殖，避免因供需矛盾引起价格波动。另一方面，买卖双方通过远期交易的方式获得确定的“现金流”， 提前锁定购买成本和养殖利润，使生猪养殖规模保持在合理水平，在农民与市场风险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去年，生猪交易量近200万头，交易额20多亿元。贵州、黑龙江等省市养猪大户也来交易。目前，正加快在西南、西北等地区筹建交割仓库。未来几年，力争形成立足重庆、辐射西部、面向全国的农畜产品远期
交易中心和价格信息中心。
（八）把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大差距”，作为重庆“十二五”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的主要目标。走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当前， 我国城乡、区域差距仍呈拉大之势，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大差距”，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上必须加快突破的重大命题。肩负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重任，重庆自我加压，提出到“十二五”末，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目前的3.35:1缩小到2.5:1左右，以人均GDP衡量的“圈翼”差距由2.2:1缩小到2:1左右，以基尼系数衡量的贫富差距由0.42缩小到0.35左右。
缩小城乡、区域差距主要是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资源要素和劳动就业“五个一体化”。目前，重庆在这些方面现已取得初步成效。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6年最高的3.6:1降至2010年的3.35：1，渝东南、渝东北“两翼”经济增速已连续四年超过全市平均水平。缩小贫富差距，是三大差距中最根本的环节，与老百姓关系最直接，也最难实现，关键靠改革，核心是制度安排。
从理论体系的角度，主要采取五项措施。一是初次分配既要体现效率，又要体现公平。二是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突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作用。三是加强税收调节，增加民生财政投入，实现贫者扶助与富者约束的结合。四是大力促进就业创业，努力实现充分就业。五是优先发展教育，努力实现受教育机会均等，不让社会成员输在“起跑线”上。
从管理者的角度，主要从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三个层面进行突破。一是解决好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二是解决好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三是解决好税收体系、公共财政、户籍制度、破除垄断行业等突出矛盾。
三、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的几点体会
重庆致力于走出的民生导向发展之路，是以科学发展为价值引领，以执政为民为逻辑起点，以开放改革为强大动力，以观念、方法和实践创新为鲜明特色， 以“城乡统筹”、“内陆开放”、“五个重庆”、“民生十条”为重要抓手的科学发展实践，冀望为正处于深刻变革期的中国，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科学发展提供借鉴。
一是要牢固树立民生至上理念，实现做大蛋糕与切分蛋糕的有机统一。过去的改革，大多数围绕效率优先的原则展开，这对改变落后的生产力确实功莫大焉。
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公平欠缺，贫富差距拉大，基本群体弱势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任何偏离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都有悖于社会主义原则。我们一定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最本源的动力，通过改革创新的举措和制度性安排，既保持必要的效率来做大蛋糕， 又通过彰显公平来分好蛋糕，让民生与国计、公平与效率、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 相得益彰地共同发展。
二是要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动力，推动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协调互动。实践表明，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发展的持久动力，不仅不会分散发展经济的精力，还能创造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比如，我们建设4000 万平方米公租房，就可把200多万“房奴”解放出来，形成数百亿元的消费能力。计划到2020年推动1000万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转户进城，按每人每年增加 1万多元消费支出计算，就可新增1000多亿元消费能力。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经 济与民生的辩证关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用最有力的举措改善民生，为经济发展创造永不枯竭的动力来源。
三是要着眼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解决群众最迫切的民生需求。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是各级政府的应尽职责。只要人民群众有合理需求，就应提供有效公共服务。当前，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相当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都与公共服务的短缺直接关联。我们针对住房、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抓住农民工户籍、“双轨制”住房供给、微型企业发展等关键环节，攻坚突破，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惠及了最广泛的民生。我们一定要尽全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强烈需求，不断扩大公共产品的供给，加快提高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
四是要善于创新体制机制，对大面积、长周期存在的突出矛盾攻坚突破。对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我们决不能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对一些个案性问题，一定要怀着对人民群众的真感情，严格执行既有政策规定，认真加以解决。但对一些大面积、长周期存在的突出矛盾，只靠一腔热情，是难以彻底解决的。一般而言， 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大面积存在，且是“硬骨头”的问题，都有创新空间。这就需要从体制机制入手，通过理顺体制机制、调整政策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改变边界条件、重组利益分配等方式，从根子上加以解决。近年来，我们改革户籍制度、
创新住房供给模式、创设城乡要素市场等，都是着眼于解决普遍性的公共服务不足、民生改善欠账等问题。我们一定要用战略的眼光推进制度创新，把解决突出矛盾与建立长效机制紧密结合起来，集中破解大面积、长周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形成系统化安排、长效化推进、项目化落实的民生工作机制。【联系微信dadawk*01】
五是要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同时发力，形成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整体合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赖于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推动财政资金向基层、向公共需要倾斜。比如我市财政每年拿出10亿元左右，对微型企业给予资本金补助， 就是将有志于创业的人群“扶上马”，近期看可收到创业带动就业之效，长远看可增加新的税源点。按公共财政的原则，我市已形成“三条硬杠子”，即民生支出占全市一般预算支出的50%以上、市级财政对区县支出占比在75%以上、市级以上公共服务预算增量的70%以上投向农村。公共财政也并非能“包打天下”，关 键是以政府投入为“杠杆”，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鼓励企事业单位、个人及社会各界共同投入，解决民生问题。比如公租房建设，我们坚持由国有企业建设、管理、运营，但民营资本可以通过注资国有企业参与其中；再如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分摊机制，将巨额的改革成本“化于无形”。我们一定要把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有机统一起来， 用市场化的手段拓宽民生投入渠道，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激活全社会创造力。
在重庆渝德科技股权收购仪式上的致辞
（2011年5月17日）
尊敬的林左鸣总经理，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去年年底，中航工业集团与重庆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今天，我们相聚北京，共同见证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和重庆市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收购重庆渝德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共推中航工业西部集成电路产业基地建设。我谨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对收购协议的成功签订，表示热烈祝贺！对中航工业正式入驻重庆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重庆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重庆是国家规划的五大中心城市之一，正在建设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全市经济总量五年翻了一番，去年增速17.1%，位居全国第二、中西部第一；今年一季度增速达到16.3%。工业销售值近五年翻了一番多，跻身“万亿俱乐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居全国第一。
电子信息产业是重庆工业的生力军，目前，发展势头十分强劲。2010年销售值达到1359亿元，今年有望达到3000亿，2015年将达到1万亿元，占到届时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成为名符其实的第一支柱产业。
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我们的重点是推进“云端计划”。“云”就是建设云计算数据中心，打造以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为主的软件产业集群和海量数据存储处理中心，今年力争服务器规模达到100万台，两三年内达到300万台。“端”就是终端设备制造，包括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笔记本电脑方面， 已形成惠普、宏碁、华硕三大品牌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六大代工商，以及200多家零部件厂商的“3+6+200”产业集群，今年产能将达到3000万台，两三年后，有望突破1.2亿台。加上4000万台监视器、3000万台打印机以及数百万台服务器、路由器，电子设备终端的生产规模在2亿台左右。
半导体是笔记本电脑的“脑细胞”，半导体技术是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关键技术，半导体产业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和倍增器。重庆的“云端计划” 需要半导体产业的支撑，我们已经形成了几条6英寸、8英寸的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并先后成立重庆国际半导体学院、重庆大学集成电路与信息工程学院、重庆集成电路产业联盟。这些，都是为打造亚洲半导体产业“旗舰”而配套的智力、人才支撑平台。
功率芯片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重庆渝德科技有限公司具有8英寸晶元0.18微米半导体功率芯片加工技术，是国内领先、国际一流、面向全球市场的专业化企业。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中航工业集团直属的航空电子专业化 公司，这次与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收购重庆渝德股 权，打造集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为一体的全价值链中航西部集成电路产业基地，不仅将拓展中航工业在西部地区的发展领域，也将为重庆打造亚洲集成电路产业旗舰增添活力。
重庆与中航工业的合作，不仅仅在集成电路领域。我们期望逐步发展到新型显示、航空电子、汽车电子、消费电子、无线通讯等领域，还要在两江新区布局直升飞机制造等重大项目。我坚信，重庆与中航工业的合作，必将互利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衷心祝愿我们双方的合作圆满成功！ 祝各位来宾身体健康、万事胜意！
在长安福特马自达变速器项目签约仪式上的致辞
（2011年5月19日）
尊敬的韩瑞麒先生，来宾们，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长安福特马自达变速器项目入驻北部新区，为重庆打造中国汽车名城再添动力。我谨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对项目成功签约表示热烈祝贺！对福特公司钟情重庆、投资重庆的战略决心深表钦佩和感谢！
重庆是国家规划的五大中心城市之一，正在建设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全市经济总量五年翻了一番，去年增速17.1%，位居全国第二、中西部第一；今年一季度增速也达到16.3%。工业销售值近五年翻了一番多，跻身“万亿俱乐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居全国第一。汽车工业是当前重庆工业的第一支柱产业，去年产量230万辆，位居全国前三；销售值3155 亿元，同比增长31%。“十二五”期间，重庆将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乘用车、商用车三大产业集群，包括高档轿车、经济型轿车、微车等十大整车产品，将形成350万辆整车生产规模，年产值达到7000亿元，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综合性汽车生产基地之一。
长安福特马自达公司作为重庆汽车工业的龙头，自投产以来，短短几年成绩不俗，累计创税284亿元，其中直接对重庆财政的贡献达32亿元。其整车、发动机和变速器，极大地提升了汽车整车和零部件产业的档次和水平，成为重庆汽车工业先进研发能力、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的标志。这次签约的年产60万台变速器项目，将弥补轿车中高端自动变速器的缺环，使重庆成为跨国汽车集团在华同时布局整车以及发动机、变速器的唯一基地。
福特公司、长安公司是多年的合作伙伴。希望两家公司联袂演绎汽车工业发展的神话，携手将长安福特马自达的发展提升到更高水平，将重庆建设成为福特在亚洲最大、最核心的基地。
市级各部门以及北部新区管委会，要积极配合长安福特马自达公司做好相关工作，以优质、周到的服务，为项目建设和公司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愿长安福特马自达变速器项目应势而动、早结硕果！ 谢谢大家。
在首批外资股权投资基金试点签约仪式上的讲话
（2011年5月24日）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成果丰硕的第十四届“渝洽会”刚刚谢幕，今天又迎来7家著名股权投资机构牵手重庆，共推外资股权投资基金首批试点。我谨代表重庆市政府，对项目的签约表示热烈祝贺，对各位投行领域精英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重庆是中国规划的五大中心城市之一，正在建设内陆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开放高地。全市经济总量五年翻了一番，去年增速17.1%，位居全国第二、中西部第一；今年一季度增速达到16.3%。地方财政收入近五年增长4倍。市属国有资产规模、工业销售值均已迈入万亿俱乐部，工业利润翻了两番。无论是投资、消费，还是工商产业发展，都步入新一轮快速上升周期。
伴随重庆的快速成长，内陆开放高地和金融中心建设风生水起，已成为重庆经济的强劲动力。对外开放方面，进出口总值五年增长2倍多，实际利用外资翻 了三番，增速连续三年保持全国第一。海外投资2010年达到50多亿美元，几乎占了31个省区市总额的一半。我们大力发展“多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内陆加工贸易，已形成惠普、宏碁、华硕三大品牌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六大代工商， 以及200多家零部件厂商的“3+6+200”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几年后，重庆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金融业方面，我们着力打造结算型金融中心， 增加值过去五年年均增长23%，占GDP比重达到6.2%，成为名符其实的支柱产业。银行存贷款余额纷纷突破万亿大关，经济证券化率达到52%。小贷、担保、风投 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达到300多家，成为国内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最活跃的地 区之一。加上各类要素市场加快兴起，加工贸易离岸结算、电子商务跨国结算率先发展，全市金融机构总资产已超过2万亿元，金融机构净资本回报率超过20%， 成为全国金融生态最好、回报最高的地区之一。这种氛围的形成，得益于我们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和模式创新，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发展私募股权基金。
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一举四得：一是培育上市公司，推动资本市场发展； 二是拓宽外资利用渠道，扩大利用外资规模；三是为企业注入资本金，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四是优胜劣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因此，重庆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不但税收和出资政策都非常优惠，也支持到国内其他地方投资，发展环境比较宽松。目前已有美国亿泰、德太和中国华融等国际投资机构先后落户，带动
54家股权投资企业集聚，资金募集能力达到300亿元左右。今天启动的外资股权投资基金首批试点，实行国外投资资金一次性结汇，打破体制性桎梏，优化了结汇流程，促进了外资集聚，必将推动私募基金产业的加快勃兴。
在欧美国家货币政策量化宽松、中国货币政策适度从紧的情况下，私募基金发展正迎来黄金机遇期。未来五年，私募股权融资占国内企业融资的比重，有望从目前的不到1%提高到10%左右，构成企业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希望今天签约的7家外资股权投资机构，抓住机遇，立足重庆，放眼全国，围绕实体经济踊跃投资，全力参与重庆内陆金融中心和开放高地建设。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金融业皇冠上的明珠。金融办、外管局等市级相关部门， 一要按照“限定额度、指定投向、流程监控、联合监管”的原则，加强全流程监管，引导试点工作规范发展，确保外汇资金不炒股、不炒楼、不炒汇，经得起国家部委的检验。二要加大工作力度，力争引进更多的外资股权投资基金，推动私募基金产业大发展。三要加强与外资股权投资机构的合作，善于利用私募基金的工具，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科技成果转化难等难题，助推重庆“十二五”累计利用外资突破500亿美元。
祝首批外资股权投资基金试点马到成功！ 祝各家外资股权投资机构的事业蒸蒸日上！
在解读《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会议上的报告
（2011年7月25日）
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通过的《决定》，全面贯彻了X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庆祝建X90周年重要讲话精神，明确提出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是一份指导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走民生路、念共富经的重要文件。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领会《决定》的精神， 与大家作三方面的交流。
一、深刻领会《决定》包涵的重大思想
全委会开得很成功。XXX书记代表市委常委会作了一个非常好的主题报告， 提出了一系列符合X的事业发展、顺应人民群众期盼的新观点、新要求；《决定》提出的“共富十二条”，4000多字，一目了然，条条看得见、摸得着，条条可测量、能落地；会议形成了抓发展、缩差距、促共富的广泛共识，激发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创造性。学习领会《决定》，务必吃透弄懂《决定》蕴涵的重大意义、理论逻辑和改革创新思维。
（一）关于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对此，XXX书记作了全面系统、深入浅出的阐释。概括起来，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我们X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X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列宁进一步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使劳动者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邓小平鲜明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X为公、执政为民，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观90年的建X历程，我们X始终担负起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踏上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康庄大道，正昂首阔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
二是“314”总体部署的题中之义。胡锦涛总书记将重庆定位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要求在西部地
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若遵循沿海地区过去30多年的常规路径努力去干，重庆经济保持15%左右的增速，到2015年建成“增长极”和“经济中心”， 是能够做到的。但是，“314”总体部署的要求不只在于建成“增长极”、“经 济中心”，还在于城乡统筹和全面小康。重庆有别于京、津、沪，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殊市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搞好城乡统筹。要在建设增长极、经济中心的过程中，同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决不能出现城市很发达、农村很落后的局面。同时，全面小康必须表现为三个差距的缩小，是人人都享有较好生活的均衡小康， 而不是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被平均出来的小康。从这个意义上讲，“314” 总体部署的定向导航，包含着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
三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科学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通过对生产力的科学布局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而不能是各种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十分紧张的局面。其次，增长方式必须转变。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出口和投资拉动。长期靠出口拉动，会导致国际贸易及国际收支不平衡，造成贸易摩擦；长期靠投资拉动，发展方式难免粗放，高投资率毕竟难以持续。必须转向为以内需为主，特别是消费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再有，国民收入分配必须合理。一直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做得不够好，以至于在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同时，基尼系数之高也成了全球第二。衡量是否实现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标志在于不断做大“蛋糕”的同时，城乡、区域、贫富差距不再扩大， 并且逐步缩小到合理区间。
四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纵观历史发展进程，贫富差距历来是民心所向的风向标。按照国际标准，当贫富差距超过了社会容忍底线，比如基尼系数超过0.5，整个社会就十分脆弱，一个小概率事件就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社会动荡。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8左右，重庆的基尼系数也达到0.438，务必高度重视。我们只有合理调整利益格局，着力解决好当前突出的民生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我们的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
（二）《决定》富含经济学原理。“共富十二条”的确定，不是拍脑袋、想当然作出的。我们既考虑了实践的需要，做到条条指向明确、目标措施过硬；又以丰富的经济学原理为支撑，力求解答一些现实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ZZ经济学原理。马克思在《ZZ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系统阐述了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通俗地讲，就是做“蛋糕”决定着分“蛋糕”，分“蛋糕”反作用于做“蛋糕”。然而，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常常纠结于效率与公平孰先孰后、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孰轻孰重。
《决定》提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反对平均主义，防止两极分化，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得、又好又快与公平正义相统一。这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方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蛋糕”做不大，何谈分得好？我们必须坚持能快则快、又好又快，加快做大“蛋糕”，加快做大总量、提升发展质量，为分好“蛋糕”打牢基础。另一方面，“蛋糕”分不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对立情绪越积越多，人们一旦丧失对发展的信心和动力，“蛋糕”最终也难以做大。事实上，经济快速发展并不必然产生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决不能坐等“蛋糕” 做大后，再考虑如何分好“蛋糕”，“做蛋糕”与“分蛋糕”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这些年，我们保持一般预算支出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区县及基层，全面落实“民生十条”，不仅解决了大量突出的民生问题，而且激活了内需，拉动了经济增长。全市经济增速连续三年保持全国前三，今年上半年增长16.5%、居全国第二；地方财政收入五年翻了两番多，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1.3%、13.1%。这一连串的数据雄辩地证明，发展与共富是能够有机统一的，是可以良性互动的。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处理好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方面的实践证明，政府不是万能的，无法也不应该承担“无限责任”；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也会有“失灵”的地方。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灵活运用， 有三种情况：
让市场这只“手”发挥好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比如，要缩小城乡差距，必须有效激活城乡资源要素，确保市场“这只手”真正延伸到农村去，让广大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到城镇化、工业化带来的好处。通过“地票”交易、农民新村和巴渝新居建设、农村“三权”抵押贷款、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等措施， 就可促成农民财富爆发式增长。
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同时发力。比如住房问题，若完全由政府保障， 会造成房源不足，老百姓拥挤不堪；若完全由市场配置，又导致房价飞涨，产生
了大量“房奴”或“蜗居”。建立政府保障与市场配置并举的“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构建“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制度体系，就成了必然选择。
在市场这只“手”失灵的时候或达不到的地方，需要政府这只“手” 弥补到位。比如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爱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等，就需要政府“出手”。
三是公有制经济理论。公有制经济是共产X执政的经济基础，从本质上讲， 这种制度可以防范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讲：“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这些年，重庆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助推“五个重庆”建设、“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区县园区发展等方面功勋卓著。同时，通过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为政府扩大民生支出提供了财力支持。截止去年底，市属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比例已达到15%。
《决定》提出，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确保今后5年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就是对小平同志公有制经济理论的充分运用。
相应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现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主要症结在劳动报酬占比偏低，而资本获利太多。《决定》明确实行职工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企业利润、高管薪酬“三挂钩”，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加强税收调节，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
四是基尼系数。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提出了这个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这一指标在0与1之间，但并非越低越好。计划经济年代，全国基尼系数低于0.2，分配绝对平均，但那时候是“一大二公”、“一穷二白”。这种效率低下、共同贫穷的局面，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0.2
—0.3，则社会发展均衡有余、效率不足，但比绝对平均好。上世纪80年代初， 全国基尼系数就在这个范围。0.4—0.5，做“蛋糕”的能力很强，但分配不公， 这是当前我们所在的区间。超过0.5，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社会不稳定，各种矛盾如干柴烈火，一触即发。0.3—0.4，是全球公认的合理区间，既能通过高效率做大“蛋糕”，又体现分好“蛋糕”的公平性。在0.3—0.4这个区间，0.35最为理想，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有人说，走共同富裕道路，反对两极分化，就是搞平均主义。殊不知，基尼系数变动过程中本身就考虑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有个过
渡阶段，绝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走两个极端。
我们提出到2015年，全市基尼系数由现在的0.438下降到0.35，下降0.088， 难度的确非常大。学术界测算基尼系数的方法有多种，较为科学实用的是按收入法测算，主要涉及城镇化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两个板块内部的基尼系数等因子。对这些因子的运用，各区县要视具体情况分析。比如渝西几个县和主城近郊区县，城市显然没有主城区那么富，而农村的状况肯定比“两翼”的好。目前，这些区县的城乡差距可能低于2.5：1，基尼系数一般也在0.3左右，但不要因为差距比全市低而沾沾自喜，也不可搞一刀切，以市里的标准作为自己区县的衡量标准。如果照搬市里提出的这些目标，就意味着差距不仅没缩小，反而拉大了。“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各区县一定要实事求是，目标分解务求科学合理。
五是“刘易斯拐点”。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表明，当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减少到10%时，务农收入将超过务工收入，就会产生“刘易斯拐点”。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不是原有城市人口自我的生活改善和结构调整，而是大量变农民为市民的过程。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一个地区农民收入若80%以上靠务农，其人均劳 动力收入大约在1000元左右；若60%务农，40%务工，人均劳动力收入可能有2000 元左右；若40%务农，60%靠务工，人均劳动力收入可能3000元左右；若20%—30% 务农，70%—80%务工，人均劳动力收入就可能超过5000元。总之，务农收入不如务工收入，这些年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这种情况不是永恒的，当“刘易斯拐点” 到来时，农民在农村中的务农收入会超过务工收入。我认为，中国国情特殊，务农人口占劳动力总人口比例减少到25%左右时，“刘易斯拐点”就会到来。
这些年，重庆一直以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统筹一体化作为发展战略，努力减少农民务农，使其更多地进城务工。从去年起，市委、市政府不遗余力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力争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达到60%以上，就是为了抓住“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机遇，加快发展富民的步伐。
六是供应学派理论。这种“供应”是企业供应、就业供应，而不是产品供应， 本质是提供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其内在逻辑是：政府通过财政补助和税费优惠方式，扶持工商企业繁殖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减少失业者，由此政府用于失业人群的公共保障费用就会减少，进而各种税负需求也进一步降低，刺激经济社会发展。如此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就可实现经济良性发展。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运用了供应学派理论，造就了一时繁荣。随着形势好转，这些国家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痛”，不断加重税负，企业生产成本很高。同时，大量资金进入虚拟经济，工商产业等实体经济内难有资金循环，企业融资越来越困难，导致产业大量转移到亚洲、南美等一些新兴国家，转出地则出现严重的产业“空心化”。从这个角度讲，《决定》提出打造低物流、低税费、低要素、低融通、低物业等“五低”成本发展环境，运用财政补助，大力发展微型企业，培育市场主体，就是对供应学派理论的借鉴和运用。
总体上，《决定》中的“十二条”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符合市场经济学原理，有章有法，绝不是凭着良好愿望闷头蛮干。
（三）落实好《决定》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共富十二条”目标明确， 表述简约，是不是仅靠“5+2”、“白+黑”，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就可完成任务呢？ 不能！必须动脑筋，“实干+巧干”才行。“十二条”涉及的基本面非常大，每条覆盖的群众少则几百万人，多则上千万人，每条需要投入的资金量少则几百亿元，多则上千亿元。
从涉及的人口数量看，《决定》第一条讲了新增就业岗位330万个，到2015 年全市就业岗位共计900万个。5年市场主体达到200万个，其中发展微型企业15 万个，可带动150万人就业；新增80万个体户，每一个体户带动一两人就业，就是100多万人。《决定》第四条讲了建设2500个农民新村，每个农民新村集聚500 户左右，涉及100多万户。《决定》第八条讲了规划建设公租房4000万平方米， 可解决200万人的住房保障问题。
从涉及的资金量看，《决定》第一条讲的新增就业岗位330万个，按人均收入2万元算，再加上养老、医保等，总收入就有上千亿元。新增30万个大中小微企业、80万个个体户，新增的收入量有上千亿元。《决定》第二条讲的户籍制度改革，大体上一个农民转户进城涉及的15年左右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费用需要10万元，到今年底完成300万人转户，需要成本3000多亿元；到2015 年完成500万人转户，总成本就有5000多亿元。《决定》第四条讲的地票交易， 每年6—7万亩，每亩价值20万元，就是上百亿元，5年总计700多亿元；若每亩交易价格增至25万元、30万元，5年就会上千亿元。《决定》第五条和第六条讲的扶贫帮困，照顾好130万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一年要花十几亿元，5年也是近百亿元。《决定》第七条讲的国资经营收益30%上缴财政，现在国有企业利
润每年大约500亿元，每年上缴150亿元，5年即便不增长，总计也有750亿元；如保持20%—30%的增长，上缴就会超过千亿元。《决定》第八条讲的建设公租房4000 万平方米，投入也是上千亿元。初步匡算，“共富十二条”直接涉及的资金量1.1 万亿元。
对于这笔巨量资金，从来源上看，5000多亿元是政府支出，另外5000多亿元由政府作制度安排，企业和社会单位埋单。从投向上看，大约5500亿元进入农村， 惠及1500多万农民；5000多亿元进入城市，为城镇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所得。
投入规模如此之大，覆盖范围如此之广，绝不是一个个小打小闹的改革措施， 而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枢纽性工程”，是涉及全社会的系统改造。因此，我们不仅要把总体框架、逻辑线条理解到位，还要把每条战略举措操作到位，绝不能留空白。比如，《决定》提出农村“三权”抵押贷款1000亿元，目前相关配套政策措施还不完善，全市大约只有100亿元。在同等情况下，有的区县只完成500万元， 有的却有5亿元，相差百倍之多！再如发展股份合作社2000个，现在全市有500多个，但分布很不均衡，有的区县多达200个，有的区县一个也没有。
干事凡爱动脑筋的，效果肯定比较精彩。仅仅凭勇气和决心，凭蛮干，甚至瞎干，是不行的。把“共富十二条”落到实处，需要大胆探索，创意而为，抓到关键处、干到点子上，才能开花结果，产生巨大的效应。
二、准确把握“共富十二条”的内在逻辑和操作路径
（一）就业创业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面。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如果本身经济发展很慢，失业率很高，财产性收入很低，贫富差距问题以及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肯定难以解决。《决定》首先强调充分就业和创业富民，就抓住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和基础环节。
实现充分就业，核心在产业发展。重庆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经济增长连续多年在15%左右，今后5年仍有把握保持在这样的加速轨道上。尤其喜人的是，全市工业销售值连续几年保持在30%左右的增速，去年总量超过1万亿元，今年可达到1.4万亿元，明年达到1.8万亿元，2015年将超过3万亿元。工业大发展，必然带动金融、物流、商贸零售等服务业蓬勃发展。现在全市银行业贷款余额超过1万亿元，房地产业、商贸物流、进出口贸易等服务业营业额也有1万亿元，总之， 今后五年，重庆的工业销售值、银行贷款余额、第三产业的营业额都将达到3万亿元的规模。
在这“3个3万亿”的经济规模中，目前我市200多万个产业工人干了1万多亿
元，人均创造产值40多万元。随着技术装备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到2015年按人均80万元测算，工业销售值达到3万亿元，至少可增加150万个就业岗位。按工业带动服务业1：1.2的比例测算，服务业领域可新增就业岗位180万个。这样， 今后5年，全市将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加上现有的500多万个就业岗位，总共 就业岗位约900万个。届时，我市常住人口约3000万人、城镇化率60%，除去约一半的老人和儿童，有近900万人劳动适龄人口，完全可以实现充分就业。
自X的十五大起，中央都在强调要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现在老百姓不富裕， 主要问题出在财产性收入占比太低，特别是城乡广大中低收入者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目前的贫富差距，不只是工资性收入的差距，更多体现为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比如，城市有房产的群体，近些年因为房价翻了两番以上，其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无房产群体。当然，整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不能仅靠房产增值，关键还在大幅增加市场主体，产生更多大小老板和持股群体。
重庆相比沿海地区，最大的差距就在于市场主体太少。全市3000万人，去年底企业数约20万个、个体户70万个；而上海2000万人，有企业数60多万个、个体户120万个。《决定》提出，到2015年各类市场主体达到200万个，其中个体工商户150万个、微型企业15万个、其他大中小型企业35万个。实现这个目标难度很大。比如企业数，过去几十年我们才发展到20万个，今后5年就要增加30万个， 靠惯性推动肯定不行。
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国务院前后推出了两个“36条”，其本质意义有四：一是对大中型企业，本身有较强的资本、技术和管理实力，关键是给予平等的国民待遇。二是对中小企业，主是帮助解决融资难问题。三是对微型企业，关键要帮助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四是对个体工商户，要通过降低准入门槛、规范发展背街小巷摊区、繁荣夜市经济等，放宽他们的活动空间。北京、台湾等地的夜市经济、跳蚤市场都比较发达，不仅解决了大量人口就业，增加了群众收入，还是城市和谐繁荣的风景线。
一般来说，微型企业资本金或资产在50万元以下，从业人员10人左右，年营业额500万元以下。重庆首开微型企业发展的先河，目前微型企业已纳入国家新制定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这是重庆的一大贡献。我们主要在三方面加以扶持：
只要创办者自带10万元以上的资本金注册申办微型企业，财政按不同行业给予3—5万元的资本金补助。对资本金补助，应该严格落实不炒股票、不炒
房产、不抽逃的“三不”原则。这是一个互相“钓鱼”的政策，可唤起群众创业的巨大积极性。
按资本金给予1：1的融资担保贷款。这个比例远低于“存一贷三”的 通常贷款标准，重庆农商行、重庆银行、三峡银行要义不容辞担当起“主力军”， 力争每年给新办的3万个微型企业贷款50亿元。
按资本金等额返还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如果一个微型企业成立之初有15万元资本金，第一轮产生的税收返给后，就有30万元的资本金，再加上银行等额贷款，资产总额就可能达到60万元，企业就会逐步做大。
这套政策实施一年来，已发展微型企业3万户、带动26万人就业，可谓“开张大吉”。今后，要优化市和区县资本金补助下拨方式，由工商部门直接拨付给微型企业，注册资金到位后，补助必须在一周内到位。
有效扩大社会就业，鼓励全民创业致富，不仅仅靠老百姓奋发图强，更重要的是提供就业、创业的全流程服务，努力打造低物流、低税费、低要素、低融资、低物业成本的发展环境，使重庆成为投资兴业的乐园。比如，税费方面，我们不仅有西部大开发、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等诸多优惠政策，而且在不突破国家税法规定的前提下，都按低限收取税费，在西部执行15%企业所得税政策最彻底， 是我国税负最低的地区之一。又如要素成本和物业成本方面，政府对土地控制较好，主城未来10年的建设性用地已有30多万亩，其中50%控制在政府手中，所以 对公租房、工业、交通等基础设施用地，能够以较低成本供应。重庆是西部最大的城市，但房价比成都、西安，甚至贵阳等周边城市都低。这看似“丢分”，其实是我们有意调控的结果，是重庆良好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志。一个地方靠土地财政赚钱，固然可“辉煌”一时，但最终会使企业和产业转移，导致经济走向萧条。
除了打造“五低”成本发展环境，我们还针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因势而动，及时出台适应性调控举措，帮助微观市场主体化解困难、良性发展。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先后出台了“7+5+12”的政策措施，推动重庆经济逆势而进，增速进入全国第一方阵。今年以来，我们又针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创造性地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了能源、资金、土地、物价、外资“五个调度”，收到了良好效果。
比如能源调控方面，今年以来，全国东、中、西部到处拉闸限电，一些电力大省也未能幸免。其实，这并不是电力装机容量不够，而是因为煤与电之间价格倒挂，电厂发电越多亏损越大，全国9亿千瓦电力装机只有6亿多千瓦“出力”，
除了国有电力公司出力不足之外，民营、外资电厂也几乎停摆。相反，我市从5 月以来，就做到电力保障安然无恙，原因在于我们提前采取12条储煤和外购电的措施，并拨出12亿元财政资金，对中央电网企业和电力企业外购电和储备电煤进行补贴。对外购电，“地不分东西南北、路不分距离远近”，只要能稳定供应半小时以上，就每度电加价2—3分购进，且成本不转嫁给工商企业和老百姓。对电煤，我们给予每吨200元的补助，效果立竿见影，电煤储备由6月底的50多万吨猛增到360万吨，即使出现断煤两个月，也可保证不拉闸限电，比全国多50多天的 应急期。初步估算，今年采取了这些保电措施，不仅避免了老百姓因因拉闸限电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局面，还避免了因拉闸限电造成2000亿元左右工业产值的损 失。按100亿元产值产生约7亿元税收计算，相当于140亿元税收，这是投入产出1： 10的“好买卖”。所以，这12亿元的财政调度，就是一个字：“值”！
又如资金调控方面，我市二、三产业营业额已达2万多亿元，比上年增长20%， 所需铺底的流动资金，再加上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所需的资金，全年约需新增4000亿元融资量。自3月份开始，我们从四个方面进行调度：一是力争全年新增 银行贷款增长20%，约2200亿元。上半年新增贷款增长24%，比全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规模1500多亿元。照此态势，年底新增2200亿元已成定局。二是力争全年实际利用外资100亿美元，这相当于新增650亿人民币投资。三是非银行渠道融资， 包括小贷、租赁、私募、风投和各类财务公司，以及股票上市、发行债券，争取达到750亿元左右。四是争取社保基金、央企公司、保险公司的资金进行信托融 资，专项注入公租房建设，可筹集400亿元。
总之，坚持创业带动就业，大力构建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产业体系，鼓励全社会通过创业增加财产性收入，并辅以“五低”成本发展环境，同时加强经济运行的“五个调度”，重庆发展就会“既长骨头又长肉”，老百姓就会在加快发展中分得更多的“蛋糕”。
（二）破解“三农”问题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解决“三农”问题， 核心在于农民增收。必须善用改革思路和市场化手段，变农村土地、房屋、林权等“死资源”为“活资产”，提高农村市场化程度，大幅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
一是开展地票交易。这是市委、市政府根据国发3号文件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
所谓地票，是指利用级差地租原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办法，将闲置的
农村宅基地等复垦为耕地，从而产生建设用地指标，并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面向社会公开交易，使农村建设用地享有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的收益。地票制度的创新之处，至少有五个方面：
（1）保证农村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传统的建设用地占补平衡， 采取“先占后补”，往往“先占”是刚性的，“后补”是欠账的，导致耕地总面积逐年减少。而地票运作办法，在平衡上先增加耕地，后使用建设用地，真正实现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量归零的控制目标
实现市域内大范围、远距离用地置换。“距离产生美”。通过地票“千里之外”的价格发现功能，将远郊区县的农村宅基地价值由每亩几万元提升到现在的20万元以上，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反哺大农村。
为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转户进城提供利益补偿机制。较高的地票收益， 能够解决好转户居民的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让他们很快融入城市生活。
充实新农村建设资金。通过科学合理地调整农村聚居点布局，将零散的宅基地集中起来，除去集中建房的用地，腾出来的宅基地转换为地票，其收益将成为农民新村和巴渝新居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农民新村建设和地票交易，城乡土地资源流动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宅基地通过地票变现，可成为农民向银行贷款的抵押物，或成为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的入股资金，这将有力地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地票主要来源于两块：一是转户进城农民自愿退出的宅基地；二是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腾出来的建设用地。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地票的功能作用已经充分显现出来。截止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交易地票7.7万亩， 成交额148亿元，效果是好的。
下一步，要从三方面加以完善：
严格实行土交所统一交易制度，严禁区县自行搞内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确保每年交易地票7万亩，使150多亿元收益反哺到远郊区县去。为鼓励地票生成，市里对提供地票较多的远郊区县，将从国家土地指标中给予一定的倾斜，这既算奖励，也是一种用地指标的统筹平衡。
完善地票收益分配办法。扣除垦复、管理等费用后的地票净收益，按85：15的比例，直接拨付给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形成全市统一的地票交易运转体系。市里准备了50亿元周转资金，按
区县复垦计划提前预支，整治形成地票后再扣还。
二是建成2500个农民新村。目前，全市有农村户籍人口2200万、村落约1万个、居民约600万户。今后10年，农民转户进城将近1000万人，村落数量也将减少50%左右。同时，现有村落中，50%—60%的农房是30多年前建成的，质量较差，有很多房屋已经成了危旧房，需要改造或重建。《决定》提出，建设2500个农民新村，是符合实际的。
建设农民新村，核心动力在于搞好地票交易。按每个村落平均600户测算， 零散的宅基地面积可能有600多亩，而集中建房只需要200多亩，腾出来的300多亩可以复垦出地票，按每亩20多万元计算，就有8000万元反哺注入村落改造，每户农户可得到10多万元，加上支农资金、危旧房改造资金、新农村建设资金等补助， 总额可能超过15万元。这些钱不仅可解决新村建设资金问题，还可使农民更有实力打造新村风貌，提升农房品质。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地票交易反哺机制， 调动农民积极性，共同建设好2500个农民新村。
三是积极推进“三权”抵押融资。目前，重庆1.2万亿元贷款余额中，农村 “三权”抵押贷款仅100亿元，占比与全国一样，不到1%。全市农民占了总人口 的半数以上，这一占比真是委屈了他们。我市现有3000多万亩耕地、6000多万亩林地和300多万亩宅基地，通过土交所这一平台，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复垦 出来的宅基地至少价值1万亿元，即便抵押10%，农村也可新增1000亿元的现金流。
《决定》提出，5年后“三权”抵押融资1000亿元以上，占届时全市贷款总额的3%左右。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有把握的。
现阶段，如不解决“三权”抵押贷款风险防范问题，就只能是理论上说说而已。具体的措施有：一是对可能产生的“三权”抵押贷款坏帐，由银行、政府、农民各承担1/3。去年，农民贷款不良资产率在2%以下，这说明农民是讲诚信的， 不应对他们求全责备。二是由市国资委筹集30亿元组建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担保公司，同时在30多个区县均成立子公司，形成一个伞形担保体系。若区县按3： 1配套，又有10亿元资本金进来，就变成了40亿元，可放大10倍，可担保贷款400 亿元。这笔资金一旦落到农民头上，必将彻底激活农村融通，带动农村经济大发展。
四是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个。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对于加快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都有重大意义。全市现有1万个
专业合作社，如以现有的专业合作社、村民小组或有条件的村为单位组建农村股份合作社，将虚化的产权量化到户、到人，让农民按股权分享经营收益，这必将激发出农村经济的巨大活力。
五是扶贫脱困。我市已率先实行动态扶贫开发机制，即把年收入只有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30%的农村人口纳入扶贫对象，这有利于大面积减少低收入人口。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计划，加快整村脱贫与连片开发，推进生态移民、扶贫移民、教育移民、就业移民，明年底前实现2000个贫困村整村脱贫。全市目前有18 个贫困区县，从直辖初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还是18个，都没摘帽，是不是我们脱贫无能呢？并不是。过去，这些区县经济落后，一年的区县财政收入才1—2亿元，戴着贫困的帽子一般可以得到几千万元的扶贫资金补助。现在，有的区县财力已增加到几十亿元了，为保留这几千万元的贫困补助，不愿摘帽。实际上，因为是贫困区县，每年招商引资中的信誉损失就可能有几亿元。自己把“脊梁骨” 压弯了，得不偿失呀！今后5年，力争50%以上的贫困区县摘帽。初步计划是，明年，潼南和“两翼”4个市级贫困区县率先摘帽，然后逐步扩大到“两翼”部分国家级贫困县。在这方面，市里将通过扶贫补助机制、体制的调整，采取转移支付方式，对摘帽的区县保持既有扶贫资金规模不减，以激励和巩固脱贫成果。
六是实施“两大关爱行动”。这两年，按照XXX书记要求，我们对13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万空巢老人给予了特别关爱，让他们享受到了X和政府的温暖。下一步，除了继续落实好直接关爱措施外，还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一部分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随农民工进入城市，彻底解决城乡分离、两地分居状态。
以上六方面措施，都是与农村发展直接相关的“杀手锏”，一旦操作到位， 就可引发农村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与此同时，要把“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都市农业提升工程和渝西现代农业示范工程抓好，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这样， 重庆解决“三农”问题就大有希望，城乡差距也一定会缩小。
（三）国民收入分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是最需要攻坚突破的核心问题。有专家认为，当前不应把注意力放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上，而应放在防治贪污腐败、搞好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绕开了国民收入分配调节这个基本面的问题。必须统筹协调好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 劳资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从分配角度看，国民收入包括居民收入、政府收入、折旧费和企业利润。居
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已成不争事实。全国已由上世纪80年代的60％下 降到目前的40%左右，我市大致为43%。当前，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金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递增，远高于GDP增速，若不闻不问，5年后政府收入占比 可能提高到40%。尽管财政收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通过转移支付等途径， 毕竟不如一次分配时直接落到百姓头上的效果好。企业利润现在每年以20%以上 的速度增长，远高于职工工资增速，劳动所得与资本收益的矛盾也已暴露出来。国民收入中，每年还要固定扣除7%—8%的折旧费，分配给老百姓的比例就会进一步降低。所以，如果政府、企业、居民分配格局这个基本面不动，而从其他微观角度煞费苦心地调整，最终也会于事无补、劳而无功。
《决定》明确提出，“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是我们最难攻坚的大事。按目前发展态势，未来5年经济增速将保持在15%左右，加上每年4%左右的通胀，全市经济总量绝对值可达1.8万亿元，其中50%，即9000亿元要成为居民一次分配收入。按全市去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人数测算，居民收入总额只有3400亿元，这意味着未来五年要增加5600亿元。粗略匡算，新增的5600亿元，大致分配途径为：留在农村的1000多万农民，如果实现人均增收1万元，将增加1000多亿元；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 连同城镇经济单位现有职工500多万人，总计900万人（加上老人小孩，城市人口约1800万人），这类群体的工资、奖金和家庭必须的社保收入，按人均增加3万元算，将增加3000亿元左右；剩下的1000多亿元，就是微型企业、个体户发展起来后的“草根”经济收入。由此看，要把这5600亿元分好，并将其绝大多数分配到中低收入者头上，是非常复杂、了不得的大事。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必须在一、二、三次分配各环节上下够功夫，尤其要在初次分配上动脑筋。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有赖于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目前，各地都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 全社会按此发工资的人头不到10%，不足以决定居民参与分配的基本面。这里有 一个顶层设计的指导原则和工作步骤问题。这里讲的指导原则，要求社会的工资增长，要贯彻三个原则：一是经济增长加一块，二是改革机制调一块，三是通货膨胀补一块，做到年年有小调、三年有中调，五年有倍增，从而实现GDP翻番过 程中劳动报酬占比不仅不降低，还能有所上升的目标格局。一次分配的改革调整， 还要研究工作步骤问题。我们往往有个思考出发点，认为调整应当先农民、工人， 再事业单位职工，公务员可以先不动或是慢慢动，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这个出发点本身没错，是宗旨意识的体现。但通观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公务员工资改革始终是调整收入分配的突破口。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以及长期实行的计划分配方式，使得个人收入分配一直依赖于国家出台的工资政策，公务员的工资方案往往成为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和全社会的参照物。只要公务员工资一动，各行各业都会及时跟进。这些习惯成为惯性甚至写入了《教师法》这样的法律中。在这种背景下，公务员这个群体的工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都会跟着动。与此同时， 民营企业的职工收入也会因全社会平均工资上升而上升。鉴于此，市财政、人力社保等部门可考虑进一步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逐步缩小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津补贴差距。当然，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不仅仅是一次分配，在建立一次分配合理调整机制的基础上，还需要完善二次、三次分配，包括降低中小企业税负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三农”反哺力度、提高困难群体生活水平等措施相配套，这才符合共富的要求。
税收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具有调节政府本身过高的收入、调节企业不合理的利润、抑制少数人暴富这三方面的杠杆功能。从国际经验看，要提高劳动报酬占比，一般由政府结构性减税和企业适度让利，并制定规则、加强监管，就可以将好处传递给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收必须做到应征必征、应减尽减、应免则免。税制改革决策权在中央，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争取改革试点， 一方面在合理的法规权力内也可积极作为。去年我们完善了土地增值税征收方 式，这一块税收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就达到48亿元，占税收总额的8%左右。这不仅成为调控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有效遏制了税收“跑冒漏滴”，更重要的是调节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
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理论上其利润属于全民。但若认为国企利润13亿人每人一份，就是走极端，搞“民粹主义”。《决定》提出了三条很硬朗、有突破性的措施：
其一，国有企业要不断增强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这些年，我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市属国有资产规模由2001年的1700亿元增加到1.25万亿元，由全国第19位跃居第4位、中西部第1位，增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较好地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前，不少集团资产已经跃上几百亿元甚至千亿元，块头并不亚于很多央企，所以国有资产到海外一年就可以投资几十亿美元。这表明，我市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影响力很强，能够将中
央和市里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杠杆纽带传递到社会经济的各个细胞，也能按要求为“三农”、区县和民营经济服好务。
其二，国有企业的利润应该上交一些红利给政府。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安排等原因，有无利润全部算国家的。上世纪80年代初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国家只拿企业所得税，国企的利润属于谁，应不应该上缴一部分，几乎没有深入研究。近十年来，国有企业利润大幅增长，央企大约有1万亿元，地方国企也有 近6000亿元，但红利基本不上交或交得很少，可以算是“卡拉OK”、自拉自唱。过去五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在这方面已经作了一些有益探索，抓好了国有经济预算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每年上缴政府的红利大体在15%左右。《决定》明确规 定，今后五年，我市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的比例提高到30%，由财政用于全社 会公共服务。这个比例，大体上是比照上市公司每年应当以30%的利润分红派息 给股东这样一个国际惯例确定的。
其三，发挥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作用。我市国有企业有100多万职工，调控好不同行业之间、企业内部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规范国企管理层的薪酬非常重要，对全社会也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要充分发挥企业工会、职代会在维护劳动者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和工资总额调控机制，稳步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确保普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不低于管理层薪酬的增幅。
（四）户籍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攻坚战。最近几年，市委、市政府抓了两个事关基本面的重大改革，一是户籍制度改革，打通了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通道；二是住房制度改革，让进城农民工和城市中低收入者有房可住。这两项改革都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突破口，是实现“共富十二条”的两个重要抓手。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推进这项工作有五大意义：
一是维护农民工权益。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奉献了青春和劳动，却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福利待遇，这是对他们的不公。
二是有效扩大消费。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人平约1万元， 转户进城1000万人，就可增加1000亿元消费，形成对经济的长周期持续拉动。
三是提高农村生产效率。目前我市3000多万亩耕地，由2000多万农民耕种， 今后十年如果有1000万农民进城落户，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会翻番，人均产出水平和农民收入也会相应翻番。
四是促进城乡资源要素一体化。按照世界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化的过程中，
农用地面积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但我国城镇化却有悖于这一规律，2亿农民工不仅占用了有限的城市建设用地，还闲置了大量的农村宅基地。如果引导他们有序转户进城，将退出来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不仅可守住18亿亩耕地的底线，还会有所增长。
五是增加城市活力。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绝不是天降精英，不能寄望于全是大学生、留学生、投资者和白领，更多是“地上”涌进的农民工。青壮年农民工及新生代转户进城，不仅让城市更加年轻，推迟城市老龄化，还带来人口红利。
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年我们启动了户籍制度改革，以工业园区、主城区和区县城为重点承载地，推动在城里工作三年以上的农民工自愿转户进城。我们创新了三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不将退地作为转户前提。农民工转户进城，不存在以土地换户口，只要在城镇就业三五年就可以。二是对转户居民，实行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城镇五大保障“一步到位”。三是农村“三权”自愿有偿退出，而且是可选择性地退出。
户籍制度改革必须合理分摊成本。当初，考虑到重庆存量农民工有400万， 其中工作三五年以上的有200多万，带上亲属转户会有330多万人，大体上需要投入3000多亿元。这是未来15年的总量，分摊到每年，其实就200亿元。从资金来源看，大体分三大块，企业出一块、政府出一块、社会平衡一块：（1）涉及到养老、医疗等保险成本，约1000多亿元，理应由企业支付。（2）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入由政府承担。城市人口增加，必然要增加这些方面的投入。但事实上，这些转户群体早已作为常住人口居住在城市，各级政府已经根据常住人口规模来规划和建设各类基础设施。现在，他们变成了本地人，对城市功能的需求可能高了，那么，缺什么就补什么。这是城市发展的题中之义。（3）社会平衡。通过地票，城市房产商等各类企业资金进入农村，转户居民“三权”退出后得到的补偿可作为参加社会保险、支付公租房租金等资金的来源。由此看，这3000 多亿元成本，我们是能够平衡的。
由于制度设计合理，工作服务到位，户籍制度改革受到农民工的欢迎，实施效果比较理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总量符合预期。一年下来转了232万人， 年底累计可转300万人左右，堪称新中国建立以来，全国各省区市规模最大的一次户籍制度变迁。二是结构符合预期。我们不是简单的农转非，机械地把农民转进来，把老人、小孩拉到城里来，而是把转户主体锁定在农民工及其新生代。现
在的转户人群中，60%以上是农民工，40%是老人、小孩等家属。如果不准家属转户，就会造成两地分居，这是解决了一个社会矛盾，又产生一个新的社会矛盾， 人性化不够。或者70%是老人、小孩，30%是农民工，则既不协调，也不科学。三是分布结构符合预期。转户居民60%以上在主城、区县城和开发区，近40%在乡镇。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下一步要加强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大主城区农民工转户力度。户改启动以来，大多数区县基本满足了农民工及其新生代的转户需求，但主城九区的效果还未显现出来。主城九区的区委、区政府要深入研究户籍制度改革政策措施，市考核办应予追踪督导。二是加大服务业领域转户力度。现在转的多是工业领域从业人员，餐饮、房地产、信息服务、商贸流通等服务业80%基本 没动。这一块真动起来，会有几十万人。三是加大在外的农民工回引力度。他们能在沿海地区安家立业是好事，但如果没有工作或者工作不稳定，愿意回来工作， 转户就应该接续他们在沿海的务工年限。
关于住房制度改革。解决老百姓住房难问题，XXX书记两年前就已经提出了。前年的全市经济工作会上，他讲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当年共产X打天下靠土地改革，现在坐稳天下需要解决好住房问题。按照市委要求，市政府针对住房单轨制供给的缺陷，率先提出了30%—40%由政府保障、60%—70%由市场配置的“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推动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调控机制，努力实现城市居民“住有所居”。
对整个房地产市场运行，我们实行“三端调控”：对低端，公租房建设没有土地出让金、相关税费和企业利润，保证了低价位、低租金；对中端，按固定资产投资的25%控制房地产投资规模，按人均住房30平方米调控楼市投放量，将楼面地价控制在房价的1/3以内，对购买首套普通商品房给予税费优惠，将普通商品房房价收入比稳定在6—7；对高端，采取差异化财税政策加以约束，率先开展房产税改革试点，得到了国务院的肯定和大力支持，正在积极稳妥推进之中。总体上，重庆房地产市场是比较健康的。
去年初，我们整合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双限房等各类保障性建房，形成以公租房为主体的保障房体系，提出三年建设公租房4000万平方米，大体上解决200 万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按照30%的覆盖面，重庆主城未来1000万城市人口， 大约有300多万人，其中100多万人在危旧房拆迁、棚户区拆迁过程中予以安置， 还有200万人需要通过建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来解决。我市公租房建设有五个特点：
一是对象明确。主要面向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和住房困难户。这三类群体特征清晰，不会出现“浑水摸鱼”现象。在操作过程中，这三类人群具体月收入是2000元还是3000元，倒没多大关系，可以放宽一些。事实证明，我们配租后核查的人群，几乎没有假冒情况。今年已经摇号两次，年内还有两三次摇号，全年总计有十几万套公租房实现配租。对公租房摇号配租，不是因为供给不够，而是为了让承租者公平地选择小区、户型和楼层，而不是让十几个人来争一套房子， 挤破脑袋。这种做法更以人为本。
二是布局合理。公租房品质较高，围绕产业集聚区规划布局，选择城市地铁、快速干道沿线等交通条件较好地段，与20多个大型人口集聚区的商住楼盘“混 建”，共享配套和服务，可防止形成贫民窟，促进社会和谐。
三是租金较低。公租房免收土地出让金、相关税和配套费，不产生利润，造房成本只有同类商品房的60%左右，其租金就能控制在同类商品房的60%、城镇居民月收入的1/6以内。现在，我市城镇双职工家庭每月收入三千多元，其中1/6就是500多元，平均下来，公租房租金每平方米10元。当然，三五年后，普通商品房房价可能有所提高，公租房建设成本也会增加，经物价部门核定，公租房租金也会作相应调整。
四是堵住了两个“黑洞”。公租房租住满5年后，租房户可以成本价购买， 但出售时只能由公租房管理局回购，这一过程无暴利可图，不会像经济适用房那样有成倍差价可赚，投机炒房者就不会来，这就防止了出现利益输送的“黑洞”。与此同时，公租房退租或回购，可形成一个4000万平方米保障房的“蓄水池”， 从而循环反复利用，这可防止政府十年、二十年无休止地修建公租房而产生的投资“黑洞”。
五是融通模式合理。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要花1100多亿元，其中，300亿元政府投入，预计中央支持150亿元，市财政按1：1配套投入150亿元。银行贷款、市场融资800亿元，去年银行贷款250亿元已到位，今年尽管银根逐步收紧，银行系统响应中央号召，都愿意给公租房建设融资，但我们从大局出发，要求公租房建设不向银行融资，这可为工商企业腾出更多信贷资源。我们通过社保基金得到45亿元，商业保险融资250亿元，国家烟草公司等央企投入250—300亿元，今明两年重庆公租房建设需要的600多亿元就有着落了。现在，不少地方造保障房举步维艰，一没地，二没钱，就让开发商来造。事实上，公租房姓“公”，就该由政府来建设，美国、香港、新加坡都如此，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目前，我市公租房建设推进顺利，去年建设了1300万平方米，今年又开建了1350万平方米，2012年将全面完成剩余的1350万平方米建设任务。国家对我市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两年给予重庆公租房补助100亿元、占全国总额的1/3， 说明我们的做法是成功的。
下一步，除主城外，有关区县也该建一些公租房。至于库区和远郊区县建不建，由区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市里不作硬性要求，但危改房、安置房、廉租房等保障房要跟上。市财政、国土房管、建设等部门要按一定比例补助给有关区县，不能让远郊区县全额承担建保障房的费用。
总之，户籍制度改革和公租房建设，既缩小了贫富差距，又促进了农民工进城安居乐业，还有助于扩大内需。这个过程，不会出现巴西里约热内卢那样的贫民窟。这两项重大改革，今后要继续做好。
（五）城乡一体化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这几年，我们按照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要求，着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劳动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资源要素市场“五个一体化”，整体效果不错。下一步，要抓好三方面事情：
第一，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这两年，我们努力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目前城乡养老、医保和低保都已做到全覆盖。现在的问题是， 城乡之间保障水平差距还比较大，保障标准还是低水平的。要加快推进各类社会保障全市统筹，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逐步提高支付比例。比如城乡低保标准， 要从现在的2：1争取缩小到1.5：1。
第二，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今后5年，用在教育、卫生、文化等方 面的投入将达到3000亿元，这是政府要掏的钱。比如，按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 的比例，5年政府总共投入将有2000多亿元。这一点，重庆是全国做得最好的。 有人说，我们现在很穷，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对教育何必投入这么多？又有人说， 我这个地区经济总量很大，按4%算账，钱太多了，教育用不完。其实，这些都是对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的表现。美国经济总量高达10多万亿美元，教育投入占比还在5%以上。优先发展教育，绝不是投入多得用不了。改善城乡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中小学生生均费用水平，加大高校研发经费投入，提高教师待遇水平，诸如此类，该花钱的地方还多得很。除了教育之外，医疗卫生和文化事业方面也需要投入近千亿元。要加快推进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提速建设30个区县三甲医院，努力实现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均等化。要加快推进区县和乡镇文化“大件”建设，促进村级文体设施标准化，
第三，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这方面，重庆搞得比较好，铁路、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乃至农村公路，都大大领先西部。比如，重庆已建成高速公路2000公里，密度中西部第一。到2015年，全市高速公路将增加到3000公里，每万人拥有 1公里，相当于现在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段时间，我们正在研究如何进一步 降低物流和居民出行成本。2002年我市取消了主城路桥收费，前年底将年票制扩大至外环以内区域，去年在西部地区率先取消7000公里高等级公路收费，对促进物流运输功莫大焉。可否设想，到2015年动用几百亿元、上千亿元资金，把市域内高速公路收费权全部回购，逐步取消收费，这对于打造低物流成本环境，加快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具有里程碑意义。
《决定》还提出，把31个远郊区县城打造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建设500个现 代化小城镇。未来5—10年，渝西地区除璧山融入主城以及合并两个行政区外， 所有区县城都有可能发展成为50平方公里、50万城市人口的大城市，江津、永川、合川城市人口可能达到八九十万，甚至上百万。“两翼”17个区县，在万州、涪陵、黔江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带动下，加上库区有三峡后续政策予以扶持，渝东南地区实现铁路和高速公路全覆盖，都会迎来高速发展期。所以，振兴区县经济， 也是有把握的。
三、在扩大开放中做大共富蛋糕
重庆属后发地区，加快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否则共富就缺乏物质基础。加快发展，关键要用好用活改革、开放这两把“金钥匙”，形成推动重庆超常规发展的强大合力。改革和开放是一对“孪生兄弟”，改革是为了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开放则是借助外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内外经济要素循环辐射的格局； 改革是优化配置内部资源要素，开放则是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为我所用，形成对内、对外开放的体系；改革是合理分配“蛋糕”，开放则是加速做大“蛋糕”， 二者互为前提和基础。所以，落实“共富十二条”，不仅要通过改革创新释放活力，还要通过扩大开放加足马力。
近几年，我们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紧密结合，推动重庆加速融入全球化，基本建成内陆开放高地。有五个标志性成果：
招商引资方面，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利用外资格局。近三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从不到10亿美元提高到去年的63亿美元，今年可达到100亿美元，规模进入全国前八。“十二五”期间外资利用总额预计可达500亿美元，继续保持中西部领先水平。
“走出去”方面，配合国家开放战略，策划了面向国内市场和重庆发展的一系列海外投资项目，去年在巴西和阿根廷投资农业、澳大利亚投资矿产资源等50 亿美元的海外投资项目获准实施，在全国31个省份中海外投资规模第一。今年要力争实现协议金额达6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十二五”期间超过300亿美元。这一目标，主要由市国资委牵头的国企团队和由市外经委、市工商联牵头的民企团队来完成。
进出口方面，去年进出口总额125亿美元，增长了50%以上。今年上半年增长 1倍多，全年肯定翻番达到250亿美元。保持这种态势，到2015年超过1000亿美元， 成为中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的“领头羊”。
开放口岸方面，成功获批西永综保区和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协调促成开通渝
—新—欧国际贸易大通道，并实现多国海关“一卡通”，今后沿海的部分货物可由重庆始发至欧洲，同时欧美货物也经重庆中转发往全国，使重庆成为内陆口岸高地、国际贸易枢纽和西部通向欧洲的桥头堡，改变了中国内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格局。
贸易结算方面，将惠普1000亿美元结算量的亚太地区结算中心搬到了重庆， 新增上百亿元税收，还将利用国际云计算调整布局的机遇，打造全国最大的离岸数据处理中心。
重庆这个内陆开放高地的崛起，为我们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夯实了物质基础。比如，我们抓住金融危机期间笔记本电脑大幅增长的机遇，探索出不同于沿海地区的内陆加工贸易模式，通过产业链垂直整合，“无中生有”地构建起以惠普、宏碁、华硕为龙头，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纬创、和硕、仁宝六大代工商和5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的“3+6+500”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形成2亿台
（件）产能、近万亿销售值、亚洲最大的以笔记本电脑为主的生产基地，不仅使重庆经济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还新增50万个就业岗位。
开放并不是盲目“走出去”、“引进来”，一定要深刻洞悉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才能做到趋利避害。综观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新兴经济体相对较好，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依然困难重重，均遇到了现实的债务危机或其他潜伏的危机。比如，美国经济有五个致命弱点：
一是次贷危机导致房地产市值差不多缩水30%，今后一两年还可能再跌15%— 20%。如此“跌跌不休”，美国房地产金融坏账可能成倍放大，会酿成新的金融危机。
二是美国国债规模一再突破法定上限，已经达到14.5万亿美元，超过14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今后10年还可能再增加10万亿美元，与GDP之比达到1.5：1。过高的债务，会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政府债务余额和财政收入之比保持1：1比较合理，如果达到GDP的60%就要报警，达到100%就要出“大事”。即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度过难关，但由于70%的国债属于美国人自己购买，美国国内的损失会更大。
三是美国的金融衍生工具过于发达，信用掉期违约（CDS）的债务量差不多有60万亿美元。加上其他的衍生品，总额达到250万亿美元。当初雷曼兄弟就是因为4000亿美元的这种债务无法还清而倒台，进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现在这60万亿美元债务中有相当部分年内到期，如果接不上气， 资金链断裂，将是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
四是美国有2000万失业人口，失业率接近10%。这种情况长期下去，会造成美国社会极大的不稳定。
五是美国已经实施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尽管利率很低，信用规模大增，但资金进入金融系统后，美国银行对本国经济前景判断悲观，对美国工商产业普遍惜贷。为了逐利，美国大量资金流入虚拟经济，和世界其他地区出现体外循环，实体经济受益很小。
上述五个方面，将考验美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检验他们的ZZ、经济体制。即便美国能够挺过这次国债危机，但严峻的现实问题造成的恶果就会在两三年中显现出来。
欧洲问题也很严峻，政府债务差不多是GDP的1.2倍，而且欧共体各国之间各怀“小九九”，一盘散沙，何时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将是个未知数。日本问题更严重，政府债务达到GDP的2倍。
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极其复杂”。的确！全球流年不利、问题多多，搞不好可能再次爆发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二次触底，其影响绝不亚于2008年的那场危机。
当然，“危”中有“机”，各国力量的此消彼长，“风水轮流转”，演绎出一个个大国兴衰的悲欢史。近几次全球性或局部性经济危机，都是我国加速崛起的重大机遇。比如在应对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成功加入WTO，随后有了10多年的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增；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相比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我国“风景独好”，有
六方面比较优势：一是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国家实 力和信用的体现。二是政府负债率低，全国债务余额10万亿元，与财政收入大体相当，是3A级信用。三是银行质量好，不良资产率从2000年的30%下降到1%左右， 资本拨备充足，存贷比只有60%左右，是世界实力最强、管理最好的银行。四是 有巨大的内需市场。五是在城镇化率由50%提高到70%的过程中，劳动力比较优势至少还要持续10年以上。六是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坚强有力、令行禁止。反观美国政府、两X和国会“两院”经常相互掣肘，欧共体是个松散联盟，日本“走马灯” 似的换首相，调控能力自然大打折扣。
面对我国这么好的发展基本面，在这次美国主权信用危机中，只要我们沉着应对、妥善处置、顺势调控，同样可能实现新的跃升。比如，由于美元持续贬值、地位不断下降，今后十年，人民币完全有可能先是成为结算货币，进一步成为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货币，进而崛起成为世界性的储备货币。这将是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前年，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国际货币基金前总裁卡恩预言2020年人民币将成为世界货币，是非常睿智的判断。
面对国际热钱不断涌入中国、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巨额增长的局面，我们应从三方面使力：一是建立多层次的外汇储备体系，藏汇于民。国家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存量可保持不变，新增的外汇储备应转为企业储备、家庭储备。二是坚持“走小步、不停步”，适当加大汇率调整力度，既可使国内企业逐步适应，又可平衡进出口，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三是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促使全球市场和资源为中国经济发展配置格局的形成。
当今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是开放体系的调控，而不仅仅是国内封闭市场的调控。我们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做好应对准备，逆向调控于前，平稳把握于中，完善调谐于后。当前，政府宏观调控不仅仅要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还要更多运用财政工具，对国民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有松有紧的调控。比如，对中小企业，可以出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对国际热钱的流入，可以征收托宾税，如果一年后这笔资金流出可退税，半年不到就流出则视为热钱不予退税，这也是国际惯例，可以有效防止中国成为世界热钱的“泄洪区”。
开放是做大共富蛋糕的一大“杀手锏”，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面对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我们既要勇立潮头、乘风破浪， 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好稍纵即逝的重大机遇加快发展，又要深看一层、远看一步， 控制好世界性经济危机对我们发展的冲击。一句话，我们应当内外兼修，左右逢
源：对内，应当坚持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努力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不断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对外，应当睁大眼睛看世界，善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更长周期、更有质量、更加健康的发展。
同志们，“共富十二条”是重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是3200万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期待。今后工作中，我们既要实事求是，谋实策、出实招、求实效，有针对性地解决各种难题；又要与时俱进，在优化资源配置上做好加减乘除；更应以开放的眼光、市场的手段，力争在全国率先破题，增强重庆实践的示范性和影响力。这样，缩小差距、促进共富就会进入一种良性循环，重庆就一定会成为一座活力迸发、魅力无限的幸福之城。
在加快推进全市户籍制度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2011年7月29日）
今天召开全市户籍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有两个目的：一是贯彻落实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精神，充分认识户籍制度改革在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扎实做好户改工作，促进三个差距的缩小；二是总结户籍制度改革启动一年来的实施情况，部署下一步工作，争取年内完成300万人转户，为有条不紊地实现500万人转户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下面，我强调三点意见。
一、实施户籍制度改革是缩小三个差距的“杀手锏”
户籍制度改革有五大战略意义：一是维护农民工权益，促进社会公平。农民进城务工，为城市发展贡献了力量、奉献了青春，却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福利待遇，甚至同工同酬也没能真正实现。任何一个城市人，只要稍微有点感情，就会觉得这是对农民兄弟的不公。二是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升部分农村困难群体保障水平。这次户改的对象还包括历年已用地未转非人员、大中型水库失地未转非人员、城中村农村居民、农村“五保”老人等， 让他们在户改中普遍受益。三是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提高农村生产力。我市只有3400万亩耕地，如果农民从2000万人减少到1500万人，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将明显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会自然提高。四是促进城乡资源要素一体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农村的青壮年及新生代劳动力转户进城为城市增加了人口红利，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则随着土地流转等进入农村，使城乡资源在互通中实现升值。五是有效扩大消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农民工在没有城市户籍时感觉不够安稳，务工收入也不能完全在城市消费，导致农民工的消费水平比城市居民平均每年至少低1万元。几百万农民工转户进城，必然持续增 加城市消费。
户籍制度改革的这五大战略意义，实际上与缩小三个差距有着战略性的、内在的、结构性的强相关关系。可以说，户籍制度改革是缩小三个差距的“杀手锏”。对城乡差距而言，农村人口的减少，必然带来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农民工转户进城，必然拉低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一升一降”对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十分明显。对区域差距而言，随着大量农民工向主城和渝西地区流动， 不仅“两翼”人口会减少、人均资源占有量会增加，而且城市资源要素也会随之流向“两翼”，推动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对贫富差距而言，户籍制度改革对影响
基尼系数的城镇化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两个板块内部基尼系数三个因子都有直接的作用。农民工转户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他的各种保障和收入水平会明显提高，不仅使城市贫富差距缩小，农村贫富差距也会缩小，全社会贫富差距就自然缩小了。我们把“共富十二条”的具体措施转化为数据，注入评估模型， 最终可使我市基尼系数收缩0.088，从现在的0.438降到0.35，其中户籍制度改革贡献了0.03的收缩。
总之，不论从经济学角度、社会学角度，还是X的宗旨角度，都要求我们深刻认识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战略意义。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以“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实实在在地为人民群众谋福祉，使之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增长极和经济中心的具体行动，成为改善投资环境、服务开放高地建设的重要抓手，成为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生动实践。当然， 户籍制度改革也是一个不易攻破的堡垒。正因为难以攻破，我们才不能坐而论道， 必须迎难而上，以对人民负责、对X的事业负责的ZZ态度，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状态，抓好户籍制度改革各项工作，为全国户籍制度改革探新路、作示范。
二、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工作总体良好
过去一年，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各区县（自治县）和市级有关部门齐心协力、共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成效明显。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从制度安排出发，进行了重大的体制改革，设计了一套较为科学合理的政策体系，形成了土地、社保、公安、教育、财税等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 在220万人转户过程中经受住了考验，表明这是一个可以打胜仗的制度体系。具体而言，取得了四方面的良好效果。
一是转户进度符合预期。按照我们提出的“两阶段”实施计划，截至今年底， 第一阶段要转户300万人左右。目前已转户近220万人，时间过去2/3，任务完成2/3，大体保持同步。按这样的进度，到今年底能够实现转户300万人左右的既定目标。二是转户结构总体合理。已转户群体60%在主城和渝西地区，40%在“两翼”，
符合预期区域分布结构。其中，农民工及新生代占65%，符合预期转户人群结构。
三是城市保障一步到位。220万转户居民中，医疗保险已覆盖206万人，占应参保人数的94.5%。养老保险已覆盖158万人，占应参保人数的83.3%。转户居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实现就近入学，不需缴纳任何择校费、借读费。公租房对农民工完全开放，租住公租房与转户互相没有作为前提条件。
四是推进过程平稳有序。首先，群众参与踊跃，而且涉及几百万人的体制改
革，没有出现大的社会波动和集中上访等现象。其次，各部门协作有序，市政府每季度召开一次协调会，十多个相关部门在市户改办的调度下，各司其职，合力推进，整个工作有条不紊。再次，宣传引导有力，不论是本地媒体，还是中央媒体、外地媒体，各方面舆论对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评价总体是好的。
短短一年时间，220万农民转户进城。如此大规模的户籍转移，在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当然，工作中也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服务业领域“转户缺失”。目前已转户群体主要集中在工业和建筑业领域，服务业领域只有约30万人，占比不到20%。事实上，在餐饮、商贸等服务业企业务工的农民工至少上百万，而且大多是年轻人，但由于服务业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管理相对松散、组织化程度不高等因素，转户的宣传和动员工作还没有“动起来”。市商委、各商业协会要发挥好推动作用，今后几个月狠下功夫，让户改政策有效地传递到各企业主和农民工。
二是主城区转户“灯下黑”。以农民工为主的户籍制度改革，主城区理所当然是转户的重点区域。目前，主城各区普遍还不够重视，其中渝中区完成的转户量还不到摸底数的5%，高新区6.7%，九龙坡区11.4%，南岸区15%，北部新区15.9%， 江北区18.8%，大渡口区20.7%，与全市65%的平均进度有很大差距。比较而言，北碚区27.3%，沙坪坝区27.5%，渝北区33%，情况稍好。同样为主城区，巴南区则达到64.2%，与全市平均水平相当。这说明，只要肯下功夫，都是可以抓上去的。
三是农民工回流转户亟待加强。全国已普遍出现“用工荒”，而且会成为一种常态。今后一个时期，区域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将体现为劳动力资源的竞争。重庆要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增长极、经济中心，常住人口必然要超过户籍人口，这是重要标志之一。目前，我市也已显现劳动力短缺，仅笔记本电脑产业今年就需10万人，产业工人供不应求。我市户籍人口超过常住人口的时代即将过去，在市外务工的400多万农民工逐步回流将成为必然趋势。因此，要加强对在市外务工农民的转户宣传和引导工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吸引农民工回流。实际操作中，可将他们在市外务工的年限视为有效工作年限，只要回到重庆在城镇实现就业，就可以转户。
三、切实抓好关键环节的各项工作
按照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要求，未来五年全市要实现农民工等转户进城500
万人，户籍城镇化率达到50%。达成这一部署，关键要把握好节奏，分步实施， 稳妥推进，决不搞“大跃进”。到今年底要完成转户300万人左右的第一阶段任务，今后四年每年再转户50万人左右，有条不紊地实现转户500万人的目标。
坚持“三为主”。一是以农民工及新生代为主。对于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在学校期间自愿转户的，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毕业工作后再转户的，不受工作三年或五年的时间限制，可以直接转户。二是以主城和区县城为主。特别是主城区要在缩小三个差距中作出表率，必须在转户问题上有更高觉悟。市委、市政府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的重要内容，这么上心地加以推进，主城各区决不能麻木不仁、消极对待，决不能站在自我的立场，把农民工转户视为增加自己的负担、摊薄自己的竞争力，这是一种自私的心态。主城区帮助远郊区县（自治县）转移农民工，是最经典的“一帮一”，是帮助经济落后地区最有效的方式。到今年底，主城各区务必完成摸底数的30%~50%以上。市户改办每个月要通报一次转户进度。对户改工作不到位的区县（自治县），将启动“一票否决”。三是以开发区为主。各开发区是全市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集中地，理应成为转户的重点。各园区管委会要发挥好协调作用，指导用工企业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悉数转户到位。
坚持“五个不许”。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始终强调并做到了“五个不许”，即不许下达指标搞考核，不许将转户与当事人利益挂钩，不许强迫农民转户，不许强迫农民退地，不许以转户作为招收或辞退农民工的依据。这“五个不许”，要作为长期的工作纪律。
宅基地及房屋，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对农民转户后宅基地的退出，必须坚持自愿退出、合理补偿原则，用好用活重庆特有的地票交易政策。
把握好退出宅基地的范围。只要转户居民有退地需求，我们就不能不理睬、硬拖着。对于“插花地”、“夹心房”等暂时不能复耕的宅基地，要创新工作机制，适当变通处理，切实维护转户居民的利益。可先按9.6万元/亩的价格对转户居民自愿退出的“插花地”、“夹心房”给予补偿，然后在乡镇、村集体的协调下，组织其他“单体宅基地”的农村居民进行换房，对换出来的“单体宅基地” 复耕后再形成地票进行交易，地票成交价款扣除相关成本后的净收益超过9.6万元/亩的部分，在原退地农民和换地农民之间进行合理比例的分配。这是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要尽快形成详细的操作规则加以推动。
严格地票交易价款的分配。必须严格执行地票成交价款扣除交易成本、复耕成本等相关成本后，85%归退地农民个人，15%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任何单位和组织都不得截留。并且，地票成交价款不能迟迟拨付不到退地农民手中， 要创新支付结算机制，尽量减少中间环节，探索直补农民的方式。
使用好宅基地退出的周转资金。宅基地退出形成地票，需要先投入一笔周转资金进行复耕，地票挂牌交易后再收回。总体上，市政府已安排50亿元周转资金， 其中25亿元用于农民工转户退出宅基地复耕而形成的地票周转，25亿元用于新农村建设中集约节约用地而形成的地票周转，两笔账分灶吃饭，不能互相挤占盘子。关键是要周转循环起来，每年若能转两三次，就可发挥出100亿元甚至150亿元的功效。
合理界定宅基地的边界。过去，以屋檐滴水线以内的范围作为宅基地的边界。实际上，房屋周边的建设用地也会随房屋复耕变为耕地，如果按这种宽松算法， 过去的1亩宅基地应当算成1.2亩甚至更多。在这个问题上，市政府没有自己的利益，不能以这种方式把地票面积“砍下来”变为区县（自治县）或市财政收入， 地票应有收益必须足额返还到退地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身上去。
转户居民退出承包地必须以农民自愿为前提，过渡期后仍然坚持自愿退地原则，绝不搞强制退地。农民转户进城后，其承包地主要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把承包地交给其亲戚朋友代为耕种，这是他的权利；二是流转给专业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使用，这是有偿的流转。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才启动一年，承包地的退出和使用问题暂时还不是主要矛盾。但三五年之后，随着转户居民在城市工作生活趋于稳定，他们对土地的依赖逐步减弱，承包地的退出就会成为主要矛盾。只要转户居民有退出承包地的需求，就要有“接盘”的平台。农业部门要提前做好相应制度安排，组织专业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把农民退出的承包地接过来， 实现高效利用。
养老保险涉及千家万户，决不能“含糊”，要做到“全覆盖”。主要通过三种形式：一是转户居民在城镇有工作单位的，应督促工作单位为其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二是没有工作单位的，可以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三是转户农民退出宅基地的，可自愿参加退地农转城养老保险。
要切实保障转户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同标准、同待遇。农民工一旦转户，
其工作单位必须按城镇职工标准为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人力社保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依法纠正用人单位以农民工参保标准对待转户居民的现象，切实维护转户居民利益。要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督促企业履行社会保险责任。现在有一种现象，部分招用农民工的企业，把应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一并”作为工资发给农民工，以达到最低工资标准要求。实际上，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不包含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的“裸工资”。无论从推动农民工转户进城，还是完善社会保险制度角度，人力社保部门都要加强对用人单位参保缴费的监督检查，督促用人单位切实履行社会保险责任。
城乡低保是困难群体最基本的保障。转户居民如果在城镇遇到生活困难，符合城镇低保条件的，一律纳入城镇低保范围，不得设置任何政策障碍。转户之前已在农村享受低保政策的，如果转户之后符合城镇低保条件，要及时纳入城镇低保予以保障，在享受城镇低保待遇前保留原农村低保待遇。
农民工转户进城后，原来在农村享有的扶持政策，与城镇保障“五件衣服” 并不冲突。保留农村相关待遇是解除转户居民后顾之忧的重要环节，规定期限内不能随意取消。一是种粮直补、农机购置补贴等与土地有关的待遇，在转户居民没有退地之前，都要继续执行好原政策。二是家电下乡补贴、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等与农民身份有关的待遇，在规定期限内，都要继续保留。各部门要把工作做细，实现无缝对接，决不能出现城市保障没到位、农村待遇又取消“两头不沾” 的情况。
（六）及时发现并解决转户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几百万人的转户过程，总会有些事情是我们事先没有预料的，哪怕政策制度再严密、基层干部再认真负责， 难免会“挂一漏万”。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就要有校正机制，及时处置在萌芽状态。对于暴露出的新问题，要始终站在转户居民的立场，只要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都要积极帮助他们加以解决。如果是个案问题，及时变通处理；如果是普遍问题，及时完善政策，使整个户改制度和工作体系更加完备。
我市户籍制度改革已经迈入良性轨道，但任务依然艰巨。希望全市各级各部门站在维护农民利益、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高度，以更加积极的精神状态和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把户籍制度改革的方方面面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惠及更多农村居民。
在全市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1年8月31日）
一、重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人才
X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今年一年内，召开了高规格、大规模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制订了我国第一个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把建设人才强国作为国家“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十大任务之一。这标志着全国人才事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里程碑。自2004年全市第一次人才工作会议以来，重庆人才发展与全市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应该是同步的，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是人才规模大大扩张了。现在人才总量达到380万，有X政干部14.6万人，各类企 业经营人才165万，专业技术人才101万人，高技能人才55万人，优秀农村实用人才35万人，社会工作人才8.2万人。二是人才投入增加了。人才投入占到GDP10.1%， 达到800亿元左右。其中，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占4%，老百姓教育投占了2%左右， 全社会研发投入约占1.5%，医疗卫生投入约占3%左右。特别是这5年重庆教育经 费年年保持4%的投入，教育部认为在全国31个省市中是独有的。三是人才环境有进步。重庆作为码头城市、港口城市，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这几年，镇东书记、汪洋书记、XXX书记到重庆后，倡导开放意识，提出走出盆地、走出大山， 融入世界，重庆的育人环境好，引进了很多市外优秀人才，促进重庆成为开放高地和经济高地。四是人才基础和潜力起来越好。这5年重庆实现了“普九”、普 及高中，大学毛入学率达到30%。今年初中生升高中达到92%，实现了国家标准的普及意义。大学毛入学率从1997年直辖初期的8%上升到30%，列全国第9，历史性赶上了西安，也超过了四川，这体现了重庆人才培育的后劲和潜力。同时，中央给重庆发展那么高的定位。按照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和国务院3号文件， 重庆每年GDP都有百分之十几的增长，今后5年将保持13—15%的增长。在这样背景下，外商云集，一定带来人才云集。
总之，这6年人才事业的发展令人鼓舞。但也要清醒看到人才发展还有不足。比如，高层次人才紧缺，学部委员、院士数量在全国、在西部几个主要省份都比较少。随着经济高速发展，金融业、信息产业和各种高科技战略新兴产业都缺人才。最近，我市跟沿海10多个省市竞争一个180亿美元的集成电路项目，这时不 是说给什么优惠政策、补贴政策、土地政策、税收减免政策就能行，有人才至关重要。为了与项目匹配，市里成立了邮电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和重庆大学半导体学
院，下一步还要请全世界有名的集成电路半导体专家来作院长、作兼职教授，邀请国内业内权威一起参加他们的团队，未来几年，力争每年培养1000名集成电路半导体人才。只有这样才有竞争的底气。
区域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企业大规模投资项目时，第一要义会考虑人才环境。当年搞西永微电子园区，来了一批惠普的企业和其他一些台商。当时那里连厂房都没有，就是农田，但他们敢于下单，原因是旁边有一个大学城。大学城2007年已基本成型，有14所大学，20万学生、5万教师，而且专业门类齐全，大学城的环境也是中国一流的。那些外国的大企业只要到我们大学城一呆，就觉得这个地方旁边的高科技一定搞得起来，就像硅谷在斯坦福旁边一样。因为，人才有吸引人才和招徕投资商的作用，人才是各种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当前，重庆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各类人才。
首先，推进工业化需要人才。全市六大支柱产业，5年前只有3000多亿销售 值，目前已达1.1万亿，今后5年将翻一番半，达到3万亿。这六大支柱产业，从 钢铁、装备工业、化工、电子信息产业，都不是简单的量的增长，而是按科学发展观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对整个产业结构进行巨大调整。比如，化工产业，最近引进一个MDI一体化项目，投资50亿美元，将会形成500亿元销售值。这个项目向上可以延伸到炼油和乙烯，向下延伸是各种各样的塑料产品，整个产业链将达到2000亿元。这就需要充足的石油化工人才。今后还可能专门成立一个化工学院。重庆最近几年还要抓几个大项目，不仅要在西部称雄、中国领先，还要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争得一席之地。凡在世界格局中争得一席之地的项目，必须人才先行。MDI搞好了，可形成中国最大的石化基地之一。另外，重庆搞1亿台笔记本电脑， 会形成1万亿销售值，3年后全世界笔记本电脑销售量估计达到3.5亿台，重庆将 占1/3，中国沿海占1/3，世界其他地方占1/3，这就是世界格局的项目。这个项目， 一方面有品牌商在我们这里下单，另一方面有五六个代工企业在这里加工，还有两百多个零部件厂商在这里集聚。我们不仅要把加工贸易全流程留在中国、留在加工基地，而且整个销售结算、零部件结算、各种产品专利结算，都要留在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有大量的专业技术精英人才。光1000亿美元的结算，就要几千个会计师。去年，市里把惠普在新加坡的1000亿美元结算引到重庆，整个结算包括结税、结汇，就需要几千个会计师。如果重庆成为结算中心，人才还是个难题。说到底，搞世界级项目，需要国际化人才。还有一个例子，市里最近搞云计算数据处理中心，也是世界级项目。这是一个新兴产业，代表未来高科技、
智能化产业发展和城市竞争的方向。我们计划先建3万台服务器、30亿美元业务规模的云数据处理中心，再跟进一个20万台服务器、200亿美元业务规模的数据处理中心，打造国内最大的数据处理基地，以此为基础，带动软件开发、信息服务外包等产业，使整个电子信息产业明年形成3000多亿元销售值，成为重庆的第一大支柱。这就叫世界级格局，这就是全球胸怀。重庆今后的产业发展，不管是汽车产业，汽车产业里有新能源汽车，化工产业里有MDI、石油化工方面的深加工、深度技术，信息产业里有电脑、通信、集成电路，每个行业都要有世界级格局上的目标。这个时候，人才就是最重要的竞争力。人才是一个团队的灵魂，一个地方的精神所在。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人才形成的人格魅力和城市精神，这个城市就没有希望。
其次，推进城市化需要人才。重庆要建成的内陆国家级中心城市，是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为特征的城市群。这个城市连绵带区域中70%以上是城市人口，城市群交通畅通，城市之间的分工合理，大小城市之间规模适当。因此，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万州、涪陵、黔江、永川、江津、合川的发展，希望把这6个城市变成100万人或者100万人以上的城市。我们不能把40个区县都搞成平铺直叙的扩 大。在这个城市群里，需要一大批懂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的人才。支撑这个大城市群的基础设施，铁路、机场、港口、通信港、高速公路建设等，需要各类专业人才。同时，城市的市政管理，广告格局、布局、设计、灯饰工程等，也需要高水平的设计和管理人才。锦涛总书记提出的“314”总体部署中，其中一条就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这更需要一批专业管理人才。我们现在建设开放高地，很多人在重庆有能力，但一到海外投资可能就两眼一抹黑。要在海外抓几十亿美元投资，五年要达300亿美元，至少要有300个精通海外工作、适合做跨国投资业务的高层次专业人才。现在重庆还没那么多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能够辅佐重庆的集团在海外去发展壮大。最近，商务部召开年度工作会议，明年的重点就是招商引资上不再引外资，而是走出去投资。进出口问题上，不再扩大出口，而在进口更多的资源品。这些方面都急需国际化的人才。
第三，推进改革需要人才。改革现在不是说拍着胸脯，“5+2”，“白加黑”， 用蛮力就可以干的。改革是个系统工程，是个系统设计，每一种改革，都有一个顶层设计。设计好了，小心求证，该突破的要突破，该坚持的要坚持，不能胡改。一是要在政策法律框架下，二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利益，三是符合国际惯例。这种顶层设计是知识密集型事业，需要高层次智囊的精心策划。最近，XXX
书记提出怎么缩小“三大差距”的问题。这是个发展的问题，农村发展了会缩小， 企业发展了就业增加穷人也会减少，贫富差距也会缩小。但这也是个制度安排问题。哪些制度跟贫富差距有关、城乡差距有关？这就要求你有个知识结构，要对基尼系数，对构成贫富差距的坐标体系想清楚。第一个是国家财政上的一次分配制度，包括税收政策等，第二个是二次分配问题，第三个是财政转移支付，第四个是就业和创业，第五个是教育。我们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是可以起缩小贫富和城乡差距的，他是帮助农民工在二次分配中，在社会保障、住房、就业方面得到好处。房产制度改革，也同样跟五个坐标联在一起，要让比较贫困的群体能够有房子住，要建设公租房等，这也是二次分配和财政转移支付的课题。解决发展中的任何问题，都要有人才。
第四，推进民生需要人才。重庆的“大民生”，包括建设“五个重庆”，落实“民生十条”，既为人才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也为人才提供创新创业的广阔空间。搞微型企业需要创业人才，搞“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又需要许多农村实用人才、技能人才，包括农产品流通人才，等等。
总之，今后五年围绕市委、市府的重大部署，推进工业化、城市化，推进改革开放和民生致富，每个重大领域都需要各种各样人才。从这个意义上，人才决定一切，人才决定未来。
二、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第一，要为吸引人才开方便之门。各级各单位特别是组织人事部门要为各行各业人才引进提供服务和方便。这几年市委组织部和市人力社保局到全国各地搞人才招聘，为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搭建平台，每个用人单位自己到这个平台去招聘人才，今后要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重庆现在还缺一个大的人才市场。市人社局要抓住机遇，加快建设一个5-8万平方米的人才大市场，让人才和企业拥有随时能互相碰头、经常联络的平台。
第二，要善待人才。人才到重庆来要给优惠。这种优惠除对顶级人才“点对点”外，更重要的是让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人才都觉得重庆的政策最优惠。国家对西部地区鼓励类企业15%的所得税政策，重庆执行得最早最好。同时，重庆作了一个规定，引进来渝的人才，个人所得税地方部分返还给人才，相当于只收了25% 左右。另外一个就是买房。人才来了，买房子自己住的，个人所得税返还，帮助退按揭贷款，这也是一种措施。另外相关市级单位，如金融办、经信委都制定了一些人才政策，通过“普惠制+发点球”，会形成整个重庆吸引人才的环境。
第三，要鼓励人才创业。人才有两种状态，一种是为老板，为企业打工。第二种就是创业。要鼓励人才创业。“民生十条”中，一条是未来5年发展10万户微型企业。政府的扶持，从注册资本金50%以内的财政补助，到等额税收优惠、等额融资贴息担保、3年内免收所有行政性收费，这样的创业扶持政策，在全国独一无二。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锦涛总书记肯定了重庆的做法。微型企业这个政策，不只是对农民工、下岗工人、移民，科技人才、文化人才，凡是能把微型企业办起来的，管他原来什么出生都能享受。对微型企业的管理，主要是加强经营者的培训，让他们学法、知法、守法。
第四，健全人才创业发展循环机制。主要是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股票市场之间的循环。这个循环要打通，打通以后全国各地的私募风险基金就会过来，各种各样创业的企业也会冒出来，孵化器也会多起来。明年我们要引进80 亿美元，其中有10亿美元就是私募和外资的投入，明年要增加10亿的基金。这个基金有了以后，对各种微型企业、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高科技、高成长、高附加值企业的创业者是巨大的推动。
第五，要把各类人才的生活环境搞好。为解决城市原住民中低收入群体住房， 市里花大力气推动了公租房建设。凡是农民工、大学生，不管是不是重庆本土的大学生，只要就业没房子住的都可住公租房。这一条会吸引很多外地大学生到重庆。重庆人口总量不足，今后服务业和工业企业5年内至少要增加300万人口。这300万要从每年外出的农民工中增加，要把他们培训成为技术型工人。这些人留 下后，需要提供住房、提供服务。同时，要稳定房价，防止因高房价赶走人才、丧失人才。
第六，人才服务关口要前移。人才市场、猎头公司、各类中介企业的服务都要前移。比如，大学要跟10个、20个公司定向挂钩，帮助毕业生顺利就业。最近， 重庆大学、大学城管委会与西永微电子园区的惠普、富士康、广达等企业联系， 大学毕业生先到这些企业的工厂里实习，然后每年由西永提前招聘，这是件好事。中专生也要实行“点对点”定向培训。
如果把这6项工作都能做好，那么重庆的经济发展一定能得到人才的支撑， 人才工作也一定能够因为经济发展而得到更好更快发展。我相信，5年以后，重庆人才工作一定能更上一层楼，建设为西部人才高地，全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也一定能够圆满实现。
在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2011年9月17日）
尊敬的万钢副主席，海峰主任、王晨主任，各位嘉宾，朋友们：
炎黄血脉相连，华夏文明传承。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开坛重庆，来自52 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传媒的领军人物际会山城，共话手足情，共谋发展计。我谨代表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政府，向论坛开幕表示热烈祝贺！欢迎各位来到山城！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自1991年发轫以来，秉承“联谊、交流、研讨、发展” 的宗旨，既是世界各地华文传媒联系沟通的桥梁、增进友情的纽带、互动发展的平台，又是传承中华文明、传播先进文化的载体，越来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已经成为全球传媒界的知名品牌和海外华文媒体共同的“精神家园”。
重庆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巴渝由来久，殷周即有传”，3000多年文明历史，孕育出这片大山大水独特的人文魅力。重庆也是一座强力崛起的新兴直辖市，1000平方公里、1000万人口的特大都市构架已经形成。近三年，经济增速均保持在全国前三，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助推着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昔日闭塞的山城已成为内陆开放的前沿，近三年，重庆利用外资规模，一直保持中西部第一，海外投资全国第一。两江新区和2个保税港区的设立、渝新欧国际 贸易大通道的开通，推动重庆成为内陆的开放口岸、国际贸易的枢纽和西部通向欧洲的桥头堡。与此同时，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五个重庆”建设全方位展开，农民工户籍改革、公租房建设、微型企业发展等“民生十条”全力推进，企业倍增计划、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居民收入占比提升等“共富十二条”全面启动，重庆正沿着民生导向发展之路，成为了一座充满幸福感的城市。
重庆的发展，聚焦着世界的目光。我们也期待包括华文传媒在内的各界朋友， 发现重庆、洞悉重庆、爱上重庆，为重庆波澜壮阔、一日千里的改革发展，击节呐喊、擂鼓助威！
祝第六届华文传媒论坛圆满成功！ 祝大家身康体泰，吉祥胜意！
谢谢各位！
在重钢建厂1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致辞
（2011年9月22日）
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花甲重开启新程，钢铁品质铸丰碑。今天，我们欢聚一堂，隆重庆祝重钢建厂120周年华诞。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重钢12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前来参加纪念大会的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对积极支持和参与重钢建设发展的历代仁人志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120年炉火熊熊，120年筚路蓝缕，重钢在见证国家由弱到强、民族巍然屹立的同时，也锻造了攻坚克难的钢筋铁骨，谱写了浴火重生的壮美诗篇，成为了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重庆近现代工业的脊梁。回眸120年风雨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触到重钢成长的心跳体温和脉动。
重钢120年的发展史，是一部负重自强、勇于拼搏的奋斗史。重钢自诞生之初，就肩负着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奋起抗争的艰巨使命，开启了近代民族工业的“破冰”之旅。抗战时期，重钢作为抗御强敌最大的后方钢铁基地，全力投身民族军事工业，为八年浴血奋战提供了钢筋铁骨。新中国成立后，重钢以钢铁强国为己任，不甘人后，奋勇争先，创下了第一根钢轨、第一台立式方坯连铸机、第一台弧形板坯连铸机、第一条中厚钢板控轧控冷示范生产线等一系列新中国第一。直辖以后，重钢更是全面融入新重庆建设，风雨兼程，与时间赛跑，与对手抗争，用一系列大手笔续写了改革发展新的辉煌。【联系微信dadawk*01】
重钢120年的发展史，是一部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嬗变史。不管是烽火硝烟中的重组整合、改革洪流中的制度更替，还是太平盛世下的“开疆拓土”，重钢人从没放弃过与时代的同步和对发展的追求。抗战之初，重钢抓住迁建之机， 推动相关钢铁企业资源整合，成功打造了轰动一时的钢铁“航母”。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下，重钢率先突破钢材购销模式，推行厂长负责制，开启了国内钢铁企业市场化、自筹资金搞技改等先河，为国企改革提供了经验和范本。进入新世纪， 重钢顺应时代需求，积极推动特钢公司破产关闭，完成了国企规模最大、国企职工最多的“中国第一破”。这几年，重钢抓住国家宏观调控的机遇，并购12家本土小型钢铁企业，突破产能“路条”的束缚，闯出一片发展的新天地。同时，组建重钢股份公司，先后到香港、上海交易所上市，成功化解自有资本金的制约。一系列的吐故纳新、资源整合，使得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变成了鲜活的现实，勃
勃生机正在重钢强劲涌动。
重钢120年的发展史，是一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探索史。新的发展时期， 重钢直面环境、能源和资源挑战，孜孜以求地探索着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路子。早在本世纪初，重钢就主动关闭燃煤锅炉、推进烟气脱硫改造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垃圾焚烧发电等节能环保产业，垃圾焚烧炉产品制造、应用技术研究得到业界高度认可。尤其让历史铭记的是，重磅推进整体环保搬迁和并购12家小钢铁企业，既为主城区减少了一半左右的污染，又实现了工艺、设备和节能环保性能的全面提升，为宜居重庆、健康重庆建设贡献了肱股之力。作为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企业，重钢这艘全新的钢铁船舰已经启航。
重钢120年的发展史，是一部走出去、引进来的开放史。近些年来，重钢主动参与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积极走出去、引进来，成为国资系统对外开放的主力军。一方面，筹资30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年产千万吨的铁矿石基地，一举根治了长期以来矿石资源制约的“心病”，成为重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技术交流合作，已经和正在引进铁钢界面“一罐制”、钢轧界面“热辊送”以及“融熔炼铁”等先进技术，装备水平提前了五到十年。
回顾过去，120年的厚重积淀，已为重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展望未来， 祖国的繁荣富强、重庆的日新月异，更为的重钢壮大铺设了通往胜利的桥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重钢集团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胡锦涛总书记“314”总 体部署为统领，更加注重体制机制改革，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加快技术从“跟跑”向“领跑”转变，实现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的科学发展模式；更加注重节能降耗，加快循环经济发展，实现产业互动促进、融合发展；更加注重国际化经营，使“走出去”与“引进来”珠联璧合，建设完善国际化产业集群，力争到2015年，基本建成千亿级企业集团和西部重要的钢都。
我们坚信，有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有重钢人的精诚团结和不懈奋斗，重庆钢铁集团一定能够以更加非凡的气魄、更加昂扬的斗志，凝心聚力，开拓奋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经得起人民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光辉业绩，为重庆早日建成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世界500强企业两江行项目签约仪式上的致辞
（2011年9月24日）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在重庆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第六届年会即将召开之际，“世界500强企业两江行”的44个项目在此签约。我谨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诚挚的欢迎！向签约企业表示热烈的祝贺！
重庆是中国内陆唯一的中央直辖市和国家中心城市，正按国家的规划，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建设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内陆开放高地。这个过程中，国家最关注，我们投入精力最大，海内外投资者最瞩目的，就是两江新区。
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重庆两江新区是全国第三个、中国内陆唯一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一是国家赋予了“内陆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和科学发展的示范窗口”等五大定位。这五大定位， 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加快了各类要素资源的聚集。二是形成了低物流、低税费、低要素、低物业、低融通的“五低成本”投资环境。有内陆地区唯一的两路寸滩保税港区，集水铁公空枢纽为一体，产业配套能力强大，可享受全国最优惠的叠加政策，金融机构云集，人居环境优美。三是周边有正在快速成长的3 亿人口大市场。两江新区如此良好的发展环境，必将给投资创业者带来丰厚的回报。
目前，两江新区“七通一平”的基础骨架建设已经全面拉开，大城市、大产业、大人群的集聚态势正在加快形成，即将展翅腾飞。签约的44个项目，可谓乘上了两江新区腾飞的翅膀，抓住了更快更好发展的先机！希望签约双方认真兑现承诺，促成项目尽快落地、尽早开工建设。重庆市、两江新区各有关部门一定为大家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服务！
祝诸位事业蒸蒸日上、家庭幸福安康！谢谢大家！
在重庆市市管领导干部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暨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精神专题培训班上的辅导报告
（2011年9月30日）
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是一个世界级命题。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备受老百姓和社会各界关注。近年来，作为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视为牵一发动全身的“枢纽性工程”，从整体着手，注重精当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通过《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重庆市通过一系列让群众看得懂、摸得着、有奔头的具体措施，为全国探新路、作示范，在“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方面走出了具有重庆特色的发展道路。
一、重庆实践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逻辑
在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上，中共中央ZZ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XXX代表市委常委会作主题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符合X的事业发展、顺应人民群众期盼的新观点、新要求。《决定》提出的“共富十二条”，4000多字，一目了然，条条看得见、摸得着，条条可测量、能落地；《决定》促成了抓发展、缩差距、促共富的广泛共识，激发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创造性。
促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我们X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X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列宁进一步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使劳动者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邓小平鲜明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X为公、执政为民，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观90年的建X历程，我们X始终担负起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踏上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
康庄大道，正昂首阔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
促进共同富裕是“314”总体部署的题中之义胡锦涛总书记将重庆定位为 西部地区的重要增
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要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若遵循沿海地区过去30多年的常规路径努力去干，重庆市经济保持15%左右的增速，到2015年建成“增长极”和“经济中心”， 是能够做到的。但是，“314”总体部署的要求不只在于建成“增长极”、“经 济中心”，还在于城乡统筹和全面小康。重庆有别于京、津、沪，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殊市情，决定了必须搞好城乡统筹。要在建设增长极、经济中心的过程中， 同步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绝不能出现城市很发达、农村很落后的局面。同时， 全面小康必须表现为三个差距的缩小，是人人都享有较好生活的均衡小康，而不是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被平均出来的小康。从这个意义上讲，“314”总体 部署的定向导航，包含着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
促进共同富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
科学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通过对生产力的科学布局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而不能是各种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十分紧张的局面。其次，增长方式必须转变。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出口和投资拉动。长期靠出口拉动，会导致国际贸易及国际收支不平衡，造成贸易摩擦；长期靠投资拉动，发展方式难免粗放，高投资率毕竟难以持续。必须转向为以内需为主，特别是消费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第三，国民收入分配必须合理。衡量是否实现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标志在于不断做大“蛋糕”的同时，三个差距不再扩大，并且逐步缩小到合理区间。
促进共同富裕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
纵观历史发展进程，贫富差距历来是民心所向的风向标。按照国际标准，当贫富差距超过了社会容忍底线，比如基尼系数超过0.5，整个社会就十分脆弱， 一个小概率事件就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社会动荡。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达0.48左右，重庆市的基尼系数也达到0.438。因此，必须合理调整利益格局，着力解决好当前突出的民生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
“共富十二条”的确定，既考虑了实践的需要，做到条条指向明确、目标措
施过硬；又以丰富的经济学原理为支撑，力求解答一些现实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马克思ZZ经济学原理
马克思在《ZZ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系统阐述了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通俗地讲，就是做“蛋糕”决定着分“蛋糕”，分“蛋糕”反作用于做“蛋糕”。然而，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常常纠结于效率与公平孰先孰后、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孰轻孰重。
《决定》提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反对平均主义，防止两极分化，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得、又好又快与公平正义相统一。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蛋糕”做不大，何谈分得好？必须坚持能快则快、又好又快，加快做大“蛋糕”，加快做大总量、提升发展质量，为分好“蛋糕”打牢基础。另一方面，“蛋糕”分不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一旦丧失对发展的信心和动力，“蛋糕”最终也难以做大。事实上，经济快速发展并不必然产生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绝不能坐等“蛋糕”做大后，再考虑如何分好“蛋糕”，“做蛋糕”与“分蛋糕”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这些年，重庆市保持一般预算支出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区县及基层， 全面落实“民生十条”，不仅解决了民生问题，而且激活了内需，拉动了经济增长。全市经济增速连续三年保持全国前三，2011年前三季度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
（GDP）达7003.73亿元，同比增长16.5%，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地方财政收入五年翻了两番多，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1.3%、13.1%。这一连串的数据雄辩地证明，发展与共富是能够有机统一的，是可以良性互动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处理好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方面的实践证明，政府不是万能的，无法也不应该承担“无限责任”；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也会有“失灵”的地方。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灵活运用，有三种情况：
让市场这只“手”发挥好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比如，要缩小城乡差距，必须有效激活城乡资源要素，确保市场“这只手”真正延伸到农村去，让广大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到城镇化、工业化带来的好处。通过“地票”交易、农民新村和巴渝新居建设、农村“三权”抵押贷款、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等措施， 就可促成农民财富爆发式增长。
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同时发力。比如住房问题，若完全由政府保障， 会造成房源不足，老百姓拥挤不堪；若完全由市场配置，又导致房价飞涨，产生了大量“房奴”或“蜗居”。建立政府保障与市场配置并举的“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构建“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优惠、高端有约束”的制度体系，就成了必然选择。
在市场这只“手”失灵的时候或达不到的地方，需要政府这只“手” 弥补到位。比如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爱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等，就需要政府“出手”。
公有制经济理论
公有制经济是中国共产X执政的经济基础。从本质上讲，这种制度可以防范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讲：“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 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这些年，重庆市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助推“五个重庆”建设、“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区县园区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同时，通过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为政府扩大民生支出提供了财力支持。截至2010年底，市属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比例已达到15%。
《决定》提出，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确保今后5年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就是对邓小平同志公有制经济理论的充分运 用。
相应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现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主要症结在劳动报酬占比偏低，而资本获利太多。《决定》明确实行职工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企业利润、高管薪酬“三挂钩”，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加强税收调节，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
基尼系数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提出了这个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这一指标在0与1之间，但并非越低越好。计划经济年代，全国基尼系数低于0.2，分配绝对平均，但那时候是“一大二公”、“一穷二白”。这种效率低下、共同贫穷的局面，显然不是追求的目标。0.2~0.3，则社会发展均衡有余、效率不足，但比绝对平均好。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基尼系数就在这个范围。0.4~0.5，做“蛋糕”的能力很强，但分配不公，这是当前重庆市所在
的区间。超过0.5，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社会不稳定。0.3~0.4，是全球公认的合理区间，既能通过高效率做大“蛋糕”，又体现分好“蛋糕”的公平性。在0.3~0.4 这个区间，0.35最为理想，是重庆市的奋斗目标。有人说，走共同富裕道路，反对两极分化，就是搞平均主义。殊不知，基尼系数变动过程中本身就考虑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有个过渡阶段，绝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走两个极端。
重庆市提出到2015年，全市基尼系数由现在的0.438下降到0.35。学术界测算基尼系数的方法有多种，较为科学实用的是按收入法测算，主要涉及城镇化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两个板块内部的基尼系数等因子。对这些因子的运用， 各区县要视具体情况分析。比如渝西几个县和主城近郊区县，城市显然没有主城区那么富，而农村的状况肯定比“两翼”的好。目前，这些区县的城乡差距可能低于2.5︰1，基尼系数一般也在0.3左右，但不要因为差距比全市低而沾沾自喜， 也不可搞一刀切，以市里的标准作为自己区县的衡量标准。
“刘易斯拐点”
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表明，当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减少到10%时，务农收入将超过务工收入，就会产生“刘易斯拐点”。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不是原有城市人口自我的生活改善和结构调整，而是大量变农民为市民的过程。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一个地区农民收入若80%以上靠务农，其人均劳动力收入大约在1000元左右；若60%务农，40%务工，人均劳动力收入可能有2000 元左右；若40%务农，60%靠务工，人均劳动力收入可能3000元左右；若20%~30% 务农，70%~80%务工，人均劳动力收入就可能超过5000元。总之，务农收入不如务工收入，这些年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这种情况不是永恒的，当“刘易斯拐点” 到来时，农民在农村中的务农收入会超过务工收入。中国国情特殊，务农人口占劳动力总人口比例减少到25%左右时，“刘易斯拐点”就会到来。
这些年，重庆市一直以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统筹一体化作为发展战略，努力减少农民务农，使其更多地进城务工。从2010年起，重庆市委、市政府不遗余力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力争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就是为了抓住“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机遇，加快发展富民的步伐。
供应学派理论
这种“供应”是企业供应、就业供应，而不是产品供应，本质是提供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其内在逻辑是：政府通过财政补助和税费优惠方式，扶持工商企
业繁殖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减少失业者，由此政府用于失业人群的公共保障费用就会减少，进而各种税负需求也进一步降低，刺激经济社会发展。如此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就可实现经济良性发展。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运用了供应学派理论，造就了一时繁荣。随着形势好转，这些国家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痛”，不断加重税负，企业生产成本很高。同时，大量资金进入虚拟经济，工商产业等实体经济内难有资金循环，企业融资越来越困难，导致产业大量转移到亚洲、南美等一些新兴国家，转出地则出现严重的产业“空心化”。从这个角度讲，《决定》提出打造低物流、低税费、低要素、低融通、低物业等“五低”成本发展环境，运用财政补助，大力发展微型企业，培育市场主体，就是对供应学派理论的借鉴和运用。
总体上来说，《决定》中的“共富十二条”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符合市场经济学原理，有章有法，绝不是凭着良好愿望闷头蛮干。
“共富十二条”目标明确，表述简约，是不是仅靠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就可完成任务呢？不能！必须动脑筋，“实干+巧干”才行。“十二条”涉及的基本面非常大，每条覆盖的群众少则几百万人，多则上千万人，每条需要投入的资金量少则几百亿元，多则上千亿元。
从涉及的人口数量看，《决定》第一条讲了新增就业岗位330万个，到2015 年全市就业岗位共计900万个。5年市场主体达到200万个，其中发展微型企业15 万个，可带动150万人就业；新增80万个体户，每一个体户带动一两人就业，就是100多万人。《决定》第四条讲了建设2500个农民新村，每个农民新村集聚500 户左右，涉及100多万户。《决定》第八条讲了规划建设公租房4000万平方米， 可解决200万人的住房保障问题。
从涉及的资金量看，《决定》第一条讲的新增就业岗位330万个，按人均收入2万元算，再加上养老、医保等，总收入就有上千亿元。新增30万个大中小微企业、80万个个体户，新增的收入量有上千亿元。《决定》第二条讲的户籍制度改革，大体上一个农民转户进城涉及的15年左右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费用需要10万元，到2011年底完成300万人转户，需要成本3000多亿元；到2015 年完成500万人转户，总成本就有5000多亿元。《决定》第四条讲的地票交易， 每年6~7万亩，每亩价值20万元，就是上百亿元，5年总计700多亿元；若每亩交易
价格增至25万元、30万元，5年就会上千亿元。《决定》第五条和第六条讲的扶贫帮困，照顾好130万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一年要花十几亿元，5年也是近百亿元。《决定》第七条讲的国资经营收益30%上缴财政，现在国有企业利润每年大约500亿元，每年上缴150亿元，5年即便不增长，总计也有750亿元；如保持20%~30%的增长，上缴就会超过千亿元。《决定》第八条讲的建设公租房4000 万平方米，投入也是上千亿元。初步匡算，“共富十二条”直接涉及的资金量1.1 万亿元。
对于这笔巨量资金，从来源上看，5000多亿元是政府支出，另外5000多亿元由政府作制度安排，企业和社会单位埋单。从投向上看，大约5500亿元进入农村， 惠及1500多万农民；5000多亿元进入城市，为城镇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所得。
重庆市促进共同富裕投入规模如此之大，覆盖范围如此之广，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枢纽性工程”，是涉及全社会的系统改造。因此，不仅要把总体框架、逻辑线条理解到位，还要把每条战略举措操作到位。把“共富十二条”落到实处， 需要大胆探索，创意而为，抓到关键处、干到点子上，才能产生巨大的效应。
二、“共富十二条”的内在逻辑与操作路径
“共富十二条”有其丰富的内在逻辑，必须准确把握，并进一步明晰操作路径。
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如果本身经济发展很慢，失业率很高，财产性收入很低，贫富差距问题以及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肯定难以解决。《决定》首先强调充分就业和创业富民，就抓住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和基础环节。实现充分就业，核心在产业发展。重庆市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经济增长连
续多年在15%左右，今后5年仍有把握保持在这样的加速轨道上。尤其喜人的是， 全市工业销售值连续几年保持在30%左右的增速，2010年总量超过1万亿元，2011 年可达到1.4万亿元，2012年将达到1.8万亿元，2015年将超过3万亿元。工业大发展，必然带动金融、物流、商贸零售等服务业蓬勃发展。现在全市银行业贷款余额超过1万亿元，房地产业、商贸物流、进出口贸易等服务业营业额也有1万亿元。总之，今后五年，重庆市的工业销售值、银行贷款余额、第三产业的营业额都将达到3万亿元的规模。
在这“3个3万亿”的经济规模中，目前重庆市200多万个产业工人干了1万多亿元，人均创造产值40多万元。随着技术装备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到2015
年按人均80万元测算，工业销售值达到3万亿元，至少可增加150万个就业岗位。按工业带动服务业1︰1.2的比例测算，服务业领域可新增就业岗位180万个。这样，今后5年，全市将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加上现有的500多万个就业岗位， 总共就业岗位约900万个。届时，重庆市常住人口约3000万人、城镇化率60%，除去约一半的老人和儿童，有近900万人劳动适龄人口，完全可以实现充分就业。
自X的十五大起，中央都在强调要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现在老百姓不富裕， 主要问题出在财产性收入占比太低，特别是城乡广大中低收入者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目前的贫富差距，不只是工资性收入的差距，更多体现为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比如，城市有房产的群体，近些年因为房价翻了两番以上，其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无房产群体。当然，整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不能仅靠房产增值，关键还在大幅增加市场主体，产生更多大小老板和持股群体。
重庆市相比沿海地区，最大的差距就在于市场主体太少。全市3000多万人， 2010年底企业数约20万个、个体户70万个；而上海2000万人，有企业数60多万个、个体户120万个。《决定》提出，到2015年各类市场主体达到200万个，其中个体工商户150万个、微型企业15万个、其他大中小型企业35万个。实现这个目标难 度很大。比如企业数，过去几十年我们才发展到20万个，今后5年就要增加30万 个，靠惯性推动肯定不行。
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国务院前后推出了两个“36条”，其本质意义有四：一是对大中型企业，本身有较强的资本、技术和管理实力，关键是给予平等的国民待遇。二是对中小企业，主要是帮助解决融资难问题。三是对微型企业，关键要帮助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四是对个体工商户，要通过降低准入门槛、规范发展背街小巷摊区、繁荣夜市经济等，放宽他们的活动空间。
一般来说，微型企业资本金或资产在50万元以下，从业人员10人左右，年营业额500万元以下。重庆市首开微型企业发展的先河，微型企业已纳入国家新制定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这是重庆市的一大贡献。主要在三方面加以扶持：
一是只要创办者自带10万元以上的资本金注册申办微型企业，财政按不同行业给予3～5万元的资本金补助。对资本金补助，应该严格落实不炒股票、不炒房产、不抽逃的“三不”原则。这是一个互相“钓鱼”的政策，可唤起群众创业的巨大积极性。
二是按资本金给予1∶1的融资担保贷款。这个比例远低于“存一贷三”的通
常贷款标准，重庆农商行、重庆银行、三峡银行要义不容辞担当起“主力军”， 力争每年给新办的3万个微型企业贷款50亿元。
三是按资本金等额返还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如果一个微型企业成立之初有15 万元资本金，第一轮产生的税收返给后，就有30万元的资本金，再加上银行等额贷款，资产总额就可能达到60万元，企业就会逐步做大。
这套政策实施一年来，已发展微型企业3万多户、带动30多万人就业，可谓“开张大吉”。今后，要优化市和区县资本金补助下拨方式，由工商部门直接拨付给微型企业，注册资金到位后，补助必须在一周内到位。
有效扩大社会就业，鼓励全民创业致富，不仅仅靠老百姓奋发图强，更重要的是提供就业、创业的全流程服务，努力打造低物流、低税费、低要素、低融资、低物业成本的发展环境，使重庆市成为投资兴业的乐园。比如，税费方面，不仅有西部大开发、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等诸多优惠政策，而且在不突破国家税法规定的前提下，都按低限收取税费，在西部执行15%企业所得税政策最彻底， 是我国税负最低的地区之一。又如要素成本和物业成本方面，政府对土地控制较好，主城未来10年的建设性用地已有30多万亩，其中50%控制在政府手中，所以 对公租房、工业、交通等基础设施用地，能够以较低成本供应。重庆市是西部最大的城市，但房价比成都、西安，甚至贵阳等周边城市都低。这看似“丢分”， 其实是有意调控的结果，是重庆市良好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志。
除打造“五低”成本发展环境，重庆市还针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因势而动，及时出台适应性调控举措，帮助微观市场主体化解困难、良性发展。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先后出台了“7+5+12”的政策措施，推动重庆市经济逆势而进，增速进入全国第一方阵。2011年以来，重庆市又针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创造性地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了能源、资金、土地、物价、外资“五个调度”，收到了良好效果。
比如能源调控方面，2011年以来，全国各地拉闸限电，一些电力大省也未能幸免。其实，这并不是电力装机容量不够，而是因为煤与电之间价格倒挂，电厂发电越多亏损越大，全国9亿千瓦电力装机只有6亿多千瓦“出力”，除了国有电力公司出力不足之外，民营、外资电厂也几乎停摆。相反，重庆市从2011年5月以来，就做到电力保障安然无恙，原因在于我们提前采取12条储煤和外购电的措施，并拨出12亿元财政资金，对中央电网企业和电力企业外购电和储备电煤进行补贴。对外购电，“地不分东西南北、路不分距离远近”，只要能稳定供应半小
时以上，就每度电加价2~3分购进，且成本不转嫁给工商企业和老百姓。对电煤， 我们给予每吨200元的补助，效果立竿见影，电煤储备由6月底的50多万吨猛增到360万吨，即使出现断煤两个月，也可保证不拉闸限电，比全国多50多天的应急 期。初步估算，2011年采取了这些保电措施，不仅避免了老百姓因拉闸限电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局面，还避免了因拉闸限电造成2000亿元左右工业产值的损失。按100亿元产值产生约7亿元税收计算，相当于140亿元税收，这是投入产出1∶10的“好买卖”。
又如资金调控方面，重庆市二、三产业营业额已达2万多亿元，比上年增长20%，所需铺底的流动资金，再加上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所需的资金，全年约需新增4000亿元融资量。自2011年3月开始，重庆市从四个方面进行调度：一是力争全年新增银行贷款增长20%，约2200亿元。上半年新增贷款增长24%，比全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规模1500多亿元。照此态势，年底新增2200亿元已成定局。二是力争全年实际利用外资100亿美元，这相当于新增650亿人民币投资。三是非银行渠道融资，包括小贷、租赁、私募、风投和各类财务公司，以及股票上市、发行债券，争取达到750亿元左右。四是争取社保基金、央企公司、保险公司的资金进行信托融资，专项注入公租房建设，可筹集400亿元。
总之，坚持创业带动就业，大力构建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产业体系，鼓励全社会通过创业增加财产性收入，并辅以“五低”成本发展环境，同时加强经济运行的“五个调度”，重庆市发展就会“既长骨头又长肉”，老百姓就会在加快发展中分得更多的“蛋糕”。
解决“三农”问题，核心在于农民增收。必须善用改革思路和市场化手段， 变农村土地、房屋、林权等“死资源”为“活资产”，提高农村市场化程度，大幅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
开展地票交易
这是重庆市委、市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文件）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
所谓地票，是指利用级差地租原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办法，将闲置的农村宅基地等复垦为耕地，从而产生建设用地指标，并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面向社会公开交易，使农村建设用地享有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的收益。地票制度的创
新之处，至少有五个方面：
保证农村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传统的建设用地占补平衡， 采取“先占后补”，往往“先占”是刚性的，“后补”是欠账的，导致耕地总面积逐年减少。而地票运作办法，在平衡上先增加耕地，后使用建设用地，真正实现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量归零的控制目标。
实现市域内大范围、远距离用地置换。“距离产生美”。通过地票“ 千里之外”的价格发现功能，将远郊区县的农村宅基地价值由每亩几万元提升到现在的20万元以上，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反哺大农村。
为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转户进城提供利益补偿机制。较高的地票收益， 能够解决好转户居民的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让他们很快融入城市生活。
充实新农村建设资金。通过科学合理地调整农村聚居点布局，将零散的宅基地集中起来，除去集中建房的用地，腾出来的宅基地转换为地票，其收益将成为农民新村和巴渝新居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农民新村建设和地票交易，城乡土地资源流动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宅基地通过地票变现，可成为农民向银行贷款的抵押物，或成为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的入股资金，这将有力地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地票主要来源于两块：一是转户进城农民自愿退出的宅基地，二是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腾出来的建设用地。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地票的功能作用已经充分显现出来。截至2011年上半年，重庆市累计交易地票7.7 万亩，成交额148亿元，效果是好的。
下一步，要从三方面加以完善：一是严格实行土交所统一交易制度，严禁区县自行搞内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确保每年交易地票7万亩，使150多亿元收益反哺到远郊区县去。为鼓励地票生成，市里对提供地票较多的远郊区县，将从国家土地指标中给予一定的倾斜，这既算奖励，也是一种用地指标的统筹平衡。二是完善地票收益分配办法。扣除垦复、管理等费用后的地票净收益，按85∶15 的比例，直接拨付给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是形成全市统一的地票交易运转体系。重庆市准备了50亿元周转资金，按区县复垦计划提前预支，整治形成地票后再扣还。
建成2500个农民新村
目前，重庆市有农村户籍人口2200万、村落约1万个、居民约600万户。今后
10年，农民转户进城将近1000万人，村落数量也将减少50%左右。同时，现有村落中，50%～60%的农房是30多年前建成的，质量较差，有很多房屋已成危旧房，需要改造或重建。
《决定》提出，建设2500个农民新村，是符合实际的。建设农民新村，核心动力在于搞好地票交易。按每个村落平均600户测算，零散的宅基地面积可能有600多亩，而集中建房只需要200多亩，腾出来的300多亩可以复垦出地票，按每亩
20多万元计算，就有8000万元反哺注入村落改造，每户农户可得到10多万元，加上支农资金、危旧房改造资金、新农村建设资金等补助，总额可能超过15万元。这些钱不仅可解决新村建设资金问题，还可使农民更有实力打造新村风貌，提升农房品质。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地票交易反哺机制，调动农民积极性，共同建设好2500个农民新村。
积极推进“三权”抵押融资
目前，重庆市1.2万亿元贷款余额中，农村“三权”抵押贷款仅100亿元，占比与全国一样，不到1%。重庆市现有3000多万亩耕地、6000多万亩林地和300多万亩宅基地，通过土交所这一平台，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复垦出来的宅基地至少价值1万亿元，即便抵押10%，农村也可新增1000亿元的现金流。《决定》提出， 5年后“三权”抵押融资1000亿元以上，占届时全市贷款总额的3%左右。实现这 一目标，是完全有把握的。
现阶段，要实现“三权”抵押融资的良性循环，还需要重点解决其风险防范问题。具体措施有：一是对可能产生的“三权”抵押贷款坏帐，由银行、政府、农民各承担1/3。2010年，农民贷款不良资产率在2%以下，这说明农民是讲诚信的， 不应对他们求全责备。二是由市国资委筹集30亿元组建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担保公司，同时在30多个区县均成立子公司，形成一个伞形担保体系。若区县按3∶ 1配套，又有10亿元资本金进来，就变成了40亿元，可放大10倍，可担保贷款400 亿元。这笔资金一旦落到农民头上，必将彻底激活农村融通，带动农村经济大发展。
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个
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对于加快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都有重大意义。全市现有1万个专业合作社，如以现有的专业合作社、村民小组或有条件的村为单位组建农村股份合作社，将虚化的产权量化到户、到
人，让农民按股权分享经营收益，这必将激发出农村经济的巨大活力。5.扶贫脱困
重庆市已率先实行动态扶贫开发机制，即把年收入只有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30%的农村人口纳入扶贫对象，这有利于大面积减少低收入人口。要采取有针对 性的扶贫计划，加快整村脱贫与连片开发，推进生态移民、扶贫移民、教育移民、就业移民，2012年底前实现2000个贫困村整村脱贫。全市目前有18个贫困区县， 从直辖初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还是18个，都没摘帽，是不是我们脱贫无能呢？ 并不是。过去，这些区县经济落后，一年的区县财政收入才1亿~2亿元，戴着贫 困的帽子一般可以得到几千万元的扶贫资金补助。现在，有的区县财力已增加到几十亿元，为保留这几千万元的贫困补助，还不愿摘帽。今后5年，力争50%以上的贫困区县摘帽。在这方面，重庆市将通过扶贫补助机制、体制的调整，采取转移支付方式，对摘帽的区县保持既有扶贫资金规模不减，以激励和巩固脱贫成果。
这两年重庆市对13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万空巢老人给予了特别关爱，让他们享受到了X和政府的温暖。下一步，除继续落实好直接关爱措施外，还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一部分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随农民工进入城市，彻底解决城乡分离、两地分居状态。
以上六方面措施，都是与农村发展直接相关的“撒手锏”，一旦操作到位， 就可引发农村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与此同时，要把“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都市农业提升工程和渝西现代农业示范工程抓好，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这样， 重庆市解决“三农”问题就大有希望，城乡差距也一定会缩小。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是最需要攻坚突破的核心问题。有专家认为，当前不应把注意力放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上，而应放在防治贪污腐败、搞好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绕开了国民收入分配调节这个基本面的问题。必须统筹协调好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劳资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从分配角度看，国民收入包括居民收入、政府收入、折旧费和企业利润。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已成不争事实。全国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60％下降到目前的40%左右，重庆市大致为43%。当前，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金
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递增，远高于GDP增速，若不闻不问，5年后政府收入占比 可能提高到40%。尽管财政收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通过转移支付等途径， 毕竟不如一次分配时直接落到百姓头上的效果好。企业利润现在每年以20%以上 的速度增长，远高于职工工资增速，劳动所得与资本收益的矛盾也已暴露出来。国民收入中，每年还要固定扣除7%~8%的折旧费，分配给老百姓的比例就会进一 步降低。所以，如果政府、企业、居民分配格局这个基本面不动，而从其他微观角度煞费苦心地调整，最终也会于事无补、劳而无功。
《决定》明确提出，“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是最难攻坚的大事。按目前发展态势，未来5年经济增速将保持在15%左右，加上每年4%左右的通胀，全市经济总量绝对值可达1.8万亿元，其中50%，即9000亿元要成为居民一次分配收入。按全市去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人数测算，居民收入总额只有3400亿元，这意味着未来五年要增加5600亿元。粗略匡算，新增的5600亿元，大致分配途径为：留在农村的1000多万农民，如果实现人均增收1万元，将增加1000多亿元；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连同城镇经济单位现有职工500多万人，总计900万人（加上老人小孩，城市人口约1800万人），这类群体的工资、奖金和家庭必须的社保收入，按人均增加3万元算，将增加3000亿元左右；剩下的1000多亿元，就是微型企业、个体户发展起来后的“草根”经济收入。由此看，要把这5600亿元分好，并将其绝大多数分配到中低收入者头上，是非常复杂、了不得的大事。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必须在一、二、三次分配各环节上下够功夫，尤其要在初次分配上动脑筋。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有赖于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目前，各地都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 全社会按此发工资的人头不到10%，不足以决定居民参与分配的基本面。这涉及一个顶层设计的指导原则和工作步骤问题。这里讲的指导原则，要求社会的工资增长，要贯彻三个原则：一是经济增长加一块，二是改革机制调一块，三是通货膨胀补一块，做到年年有小调、三年有中调、五年有倍增，从而实现GDP翻番过程中劳动报酬占比不仅不降低，还能有所上升的目标格局。当然，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不仅仅是一次分配，在建立一次分配合理调整机制的基础上，还需要完善二次、三次分配，包括降低中小企业税负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三农”反哺力度、提高困难群体生活水平等措施相配套，这才符合共富的要求。
税收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具有调节政府本身过高的收入、调
节企业不合理的利润、抑制少数人暴富这三方面的杠杆功能。从国际经验看，要提高劳动报酬占比，一般由政府结构性减税和企业适度让利，并制定规则、加强监管，就可以将好处传递给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收必须做到应征必征、应减尽减、应免则免。税制改革决策权在中央，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争取改革试点， 一方面在合理的法规权力内也可积极作为。2010年重庆市完善了土地增值税征收方式，这一块税收大幅增加，2011年上半年就达到48亿元，占税收总额的8%左右。这不仅成为调控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有效遏制了税收“跑冒漏滴”，更重要的是调节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决定》提出了三条很硬朗、有突破性的措施：
一是国有企业要不断增强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这些年，重庆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市属国有资产规模由2001年的1700亿元增加到1.25万亿元，由全国第19位跃居第4位、中西部第1位，增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较好地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前，不少集团资产已经跃上几百亿元甚至千亿元，块头并不亚于很多央企，所以国有资产到海外一年就可以投资几十亿美元。这表明，重庆市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影响力很强，能够将中央和市里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杠杆纽带传递到社会经济的各个细胞，也能按要求为“三农”、区县和民营经济服好务。
二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应该上交一些红利给政府。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安排等原因，有无利润全部算国家的。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国家只拿企业所得税，国企的利润属于谁，应不应该上缴一部分，几乎没有深入研究。近十年来，国有企业利润大幅增长，央企大约有1万亿元，地方国企也有近6000亿元，但红利基本不上交或交得很少。过去五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一些有益探索，抓好了国有经济预算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每年上缴政府的红利大体在15%左右。《决定》明确规定，今后五年，重庆市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的比例提高到30%，由财政用于全社会公共服务。这个比例，大体上是比照上市公司每年应当以30%的利润分红派息给股东这样一个国际惯例确定 的。
三是发挥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作用。重庆市国有企业有100多万职工，调控好不同行业之间、企业内部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规范国企管理层的薪酬非常重要，对全社会也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要充分发挥企业工会、职代会在维护劳动者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和工资总额调控
机制，稳步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确保普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不低于管理层薪酬的增幅。
最近几年，重庆市委、市政府抓了两个事关基本面的重大改革：一是户籍制度改革，打通了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通道；二是住房制度改革，让进城农民工和城市中低收入者有房可住。这两项改革都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突破口，是实现“共富十二条”的两个重要抓手。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推进这项工作有五大意义：一是维护农民工权益。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奉献了青春和劳动，却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福利待遇，这是对他们的不公。二是有效扩大消费。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人平约1万元，转户进城1000万人，就可增加1000亿元消费，形成对经济的长周期持续拉动。三是提高农村生产效率。目前重庆市3000多万亩耕地， 由2000多万农民耕种，今后十年如果有1000万农民进城落户，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会翻番，人均产出水平和农民收入也会相应翻番。四是促进城乡资源要素一体化。按照世界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化的过程中，农用地面积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但我国城镇化却有悖于这一规律，2亿农民工不仅占用了有限的城市建设用地，还闲 置了大量的农村宅基地。如果引导他们有序转户进城，将退出来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不仅可守住18亿亩耕地的底线，还会有所增长。五是增加城市活力。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不能寄望于全是大学生、留学生、投资者和白领，更多是“地上”涌进的农民工。青壮年农民工及新生代转户进城，不仅让城市更加年轻， 推迟城市老龄化，还带来人口红利。
按照中央的要求，2010年重庆市启动了户籍制度改革，以工业园区、主城区和区县城为重点承载地，推动在城里工作三年以上的农民工自愿转户进城。重庆市创新了三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不将退地作为转户前提。农民工转户进城，不存在以土地换户口，只要在城镇就业三五年就可以。二是对转户居民，实行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城镇五大保障“一步到位”。三是农村“三权”自愿有偿退出，而且是可选择性地退出。
户籍制度改革必须合理分摊成本。当初，考虑到重庆市存量农民工有400万， 其中工作三五年以上的有200多万，带上亲属转户会有330多万人，大体上需要投入3000多亿元。这是未来15年的总量，分摊到每年，其实就200亿元。从资金来源看，大体分三大块，企业出一块、政府出一块、社会平衡一块：一是涉及到养老、
医疗等保险成本，约1000多亿元，理应由企业支付。二是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入由政府承担。城市人口增加，必然要增加这些方面的投入。但事实上， 这些转户群体早已作为常住人口居住在城市，各级政府已经根据常住人口规模来规划和建设各类基础设施。现在，他们变成了本地人，对城市功能的需求可能高了，那么，缺什么就补什么。这是城市发展的题中之义。三是社会平衡。通过地票，城市房产商等各类企业资金进入农村，转户居民“三权”退出后得到的补偿可作为参加社会保险、支付公租房租金等资金的来源。由此看，这3000多亿元成本，是能够平衡的。
由于制度设计合理，工作服务到位，户籍制度改革受到农民工的欢迎，实施效果比较理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总量符合预期。一年多下来转了300多万人，堪称新中国建立以来，全国各省区市规模最大的一次户籍制度变迁。二是结构符合预期。这不是简单的农转非，机械地把农民转进来，把老人、小孩拉到城里来，而是把转户主体锁定在农民工及其新生代。现在的转户人群中，60%以上是农民工，40%是老人、小孩等家属。如果不准家属转户，就会造成两地分居， 这是解决了一个社会矛盾，又产生一个新的社会矛盾，人性化不够。或者70%是老人、小孩，30%是农民工，则既不协调，也不科学。三是分布结构符合预期。转户居民60%以上在主城、区县城和开发区，近40%在乡镇。
关于住房制度改革。为解决老百姓住房难问题，重庆市率先提出30%~40%由 政府保障、60%~70%由市场配置的“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推动形成“低端有 保障、中端有优惠、高端有约束”的调控机制，努力实现城市居民“住有所居”。
对整个房地产市场运行，重庆市实行“三端调控”：对低端，公租房建设没有土地出让金、相关税费和企业利润，保证了低价位、低租金；对中端，按固定资产投资的25%控制房地产投资规模，按人均住房30平方米调控楼市投放量，将楼面地价控制在房价的1/3以内，对购买首套普通商品房给予税费优惠，将普通商品房房价收入比稳定在6~7；对高端，采取差异化财税政策加以约束，率先开展房产税改革试点，得到了国务院的肯定和大力支持，正在积极稳妥推进之中。总体上，重庆市房地产市场是比较健康的。
2010年初，重庆市整合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双限房等各类保障性建房，形成以公租房为主体的保障房体系，提出三年建设公租房4000万平方米，大体上解决200万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按照30%的覆盖面，重庆市主城未来1000万城市人口，大约有300多万人，其中100多万人在危旧房拆迁、棚户区拆迁过程中予以
安置，还有200万人需要通过建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来解决。重庆市公租房建设有五个特点：
一是对象明确。主要面向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和住房困难户。这三类群体特征清晰，不会出现“浑水摸鱼”现象。在操作过程中，这三类人群具体月收入是2000元还是3000元，倒没多大关系，可以放宽一些。事实证明，重庆市配租后核查的人群，几乎没有假冒情况。重庆市公租房已进行四次摇号配租，累计11万多套公租房直接惠及民众近30万人。对公租房摇号配租，不是因为供给不够，而是为了让承租者公平地选择小区、户型和楼层，而不是让十几个人来争一套房子， 挤破脑袋。这种做法更以人为本。
二是布局合理。公租房品质较高，围绕产业集聚区规划布局，选择城市地铁、快速干道沿线等交通条件较好地段，与20多个大型人口集聚区的商住楼盘“混 建”，共享配套和服务，可防止形成贫民窟，促进社会和谐。
三是租金较低。公租房免收土地出让金、相关税和配套费，不产生利润，造房成本只有同类商品房的60%左右，其租金就能控制在同类商品房的60%、城镇居民月收入的1/6以内。现在，重庆市城镇双职工家庭每月收入三千多元，其中1/6 就是500多元，平均下来，公租房租金每平方米10元。当然，三五年后，普通商品房房价可能有所提高，公租房建设成本也会增加，经物价部门核定，公租房租金也会作相应调整。
四是堵住了两个“黑洞”。公租房租住满5年后，租房户可以成本价购买， 但出售时只能由公租房管理局回购，这一过程无暴利可图，不会像经济适用房那样有成倍差价可赚，投机炒房者就不会来，这就防止了出现利益输送的“黑洞”。与此同时，公租房退租或回购，可形成一个4000万平方米保障房的“蓄水池”， 从而循环反复利用，这可防止政府十年、二十年无休止地修建公租房而产生的投资“黑洞”。
五是融通模式合理。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要花1400多亿元，其中，300亿元是政府土地投入，300亿元政府财政投入，包括中央支持和地方财政投入。银行贷 款、市场融资800亿元，去年银行贷款250亿元已到位，2011年尽管银根逐步收紧， 银行系统响应中央号召，都愿意给公租房建设融资，但重庆市从大局出发，要求公租房建设不向银行融资，这可为工商企业腾出更多信贷资源。重庆市通过社保基金得到45亿元，商业保险融资250亿元，国家烟草公司等央企投入250亿~300亿元，今明两年重庆公租房建设需要的600多亿元就有着落了。
目前，重庆市公租房建设推进顺利，2010年建设了1300万平方米，2011年又开建了1350万平方米，2012年将全面完成剩余的1350万平方米建设任务。国家对重庆市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两年给予重庆市公租房补助100亿元，占全国总额的1/3，说明重庆市的做法是成功的。
下一步，除主城外，有关区县也该建一些公租房。至于库区和远郊区县建不建，由区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市里不作硬性要求，但危改房、安置房、廉租房等保障房要跟上。市财政、国土房管、建设等部门要按一定比例补助给有关区县，不能让远郊区县全额承担建保障房的费用。
总之，户籍制度改革和公租房建设，既缩小了贫富差距，又促进了农民工进城安居乐业，还有助于扩大内需。这两项重大改革，今后要继续做好。
这几年，重庆市按照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要求，着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劳动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资源要素市场“五个一体化”，整体效果不错。下一步，要抓好三个方面：
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近两年，重庆市努力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目前城乡养老、医保和低保都已做到全覆盖。现在的问题是， 城乡之间保障水平差距还比较大，保障标准还是低水平的。要加快推进各类社会保障全市统筹，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逐步提高支付比例。比如城乡低保标准， 要从现在的2∶1争取缩小到1.5∶1。
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今后5年，用在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投入将达到3000亿元，这是政府必须支出的经费。比如，按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的比例，5年政府总共投入将有2000多亿元。这一方面，重庆市是全国做得最好的。有人说，我们现在很穷，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对教育何必投入这么多？ 又有人说，我们这个地区经济总量很大，按4%算账，钱太多了，教育用不完。其实，这些都是对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的表现。美国经济总量高达10多万亿美元， 教育投入占比还在5%以上。优先发展教育，绝不是投入多得用不了。改善城乡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中小学生生均费用水平，加大高校研发经费投入，提高教师待遇水平，诸如此类，该花钱的地方还多得很。除教育之外，医疗卫生和文化事业方面也需要投入近千亿元。要加快推进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提速建设30个区县三甲医院，努力实现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均等化。要加快推进区县和乡镇文化“大件”建设，促进村级文体设施标准化。
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这方面，重庆市搞得比较好，铁路、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乃至农村公路，都大大领先西部。比如，重庆市已建成高速公路2000 公里，密度中西部第一。到2015年，全市高速公路将增加到3000公里，每万人拥有1公里，相当于现在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段时间，正研究如何进一步降低物流和居民出行成本。2002年重庆市取消了主城路桥收费，2009年底将年票制扩大至外环以内区域，2010年在西部地区率先取消7000公里高等级公路收费，对促进物流运输功莫大焉。
《决定》还提出，把31个远郊区县城打造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建设500个现 代化小城镇。未来5～10年，渝西地区除璧山融入主城以及合并两个行政区外， 所有区县城都有可能发展成为50平方公里、50万城市人口的大城市，江津、永川、合川城市人口可能达到八九十万，甚至上百万。“两翼”17个区县，在万州、涪陵、黔江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带动下，加上库区有三峡后续政策予以扶持，渝东南地区实现铁路和高速公路全覆盖，都会迎来高速发展期。所以，振兴区县经济， 也是有把握的。
三、在扩大开放中做大共富蛋糕
重庆市属后发地区，加快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否则共富就缺乏物质基础。加快发展，关键要用好用活改革、开放这两把“金钥匙”，形成推动重庆市超常规发展的强大合力。改革和开放是一对“孪生兄弟”，改革是为了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开放则是借助外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内外经济要素循环辐射的格局；改革是优化配置内部资源要素，开放则是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为我所用， 形成对内、对外开放的体系；改革是合理分配“蛋糕”，开放则是加速做大“蛋糕”，二者互为前提和基础。所以，落实“共富十二条”，不仅要通过改革创新释放活力，还要通过扩大开放加足马力。
近几年，重庆市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紧密结合，推动加速融入全球化，基本建成内陆开放高地。有五个标志性成果：
一是招商引资方面，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利用外资格局。近三年， 重庆市实际利用外资额从不到10亿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63亿美元，2011年可达到100亿美元，规模进入全国前八。“十二五”期间外资利用总额预计可达500亿美元，继续保持中西部领先水平。
二是“走出去”方面，配合国家开放战略，策划了面向国内市场和重庆市发展的一系列海外投资项目，2010年在巴西和阿根廷投资农业、澳大利亚投资矿产
资源等5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项目获准实施，在全国31个省份中海外投资规模第 一。2011年也保持了5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十二五”期间超过300亿美元。三是进出口方面，重庆市2010年进出口总额为125亿美元，增长了50%以上。2011年上半年增长1倍多，全年将翻番达到250亿美元以上。保持这种态势，到2015年超过1000亿美元，成为中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的“领头羊”。
四是开放口岸方面，成功获批西永综保区和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协调促成开通渝—新—欧国际贸易大通道，并实现多国海关“一卡通”。今后沿海的部分货物可由重庆始发至欧洲，同时欧洲货物也经重庆中转发往全国，使重庆市成为内陆口岸高地、国际贸易枢纽和西部通向欧洲的桥头堡，改变了中国内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格局。
五是贸易结算方面，将惠普1000亿美元结算量的亚太地区结算中心搬到了重庆，新增上百亿元税收，还将利用国际云计算调整布局的机遇，打造全国最大的离岸数据处理中心。
重庆市这个内陆开放高地的崛起，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夯实了物质基础。比如，重庆市抓住金融危机期间笔记本电脑大幅增长的机遇，探索出不同于沿海地区的内陆加工贸易模式，通过产业链垂直整合，“无中生有”地构建起以惠普、宏碁、华硕为龙头，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纬创、和硕、仁宝六大代工商和5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的“3+6+500”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形成2亿台
（件）产能、近万亿销售值、亚洲最大的以笔记本电脑为主的生产基地，不仅使重庆经济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还新增50万个就业岗位。开放是做大共富蛋糕的一大“撒手锏”，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面对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重庆市既要勇立潮头、乘风破浪，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好稍纵即逝的重大机遇加快发展，又要深看一层、远看一步，控制好全球金融危机对发展的冲击。一句话，应当内外兼修，左右逢源：对内，应当坚持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努力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不断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对外，应当睁大眼睛看世界，善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更长周期、更有质量、更加健康地发展。
在第十二届亚洲艺术节暨第三届重庆文化艺术节开幕式上的致辞
（2011年10月10日）
尊敬的蒋树声副委员长、何厚铧副主席；尊敬的东盟各国文化部长、蔡武部长； 女士们，先生们：
今晚，山城星光灿烂，八方宾朋齐聚重庆，共同开启第十二届亚洲艺术节暨第三届重庆文化艺术节的大幕。我谨代表重庆市政府和3200万重庆市民，向莅临山城的各国艺术家、专家学者和文艺界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关心和支持重庆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艺术是创意的土壤，是生活的升华，是交流的载体。历经12载，亚洲艺术节已成为亚洲各国展示文化艺术的重要舞台和共享品牌，成为中国与亚洲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联系桥梁。本届艺术节以“交流、交融、共享、和谐”为主题，汇聚了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艺术团队、3000多名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在此后的几天里，山城将轮番献演各国艺术家50多台、100多场优秀剧目。这是 一场艺术的盛宴，也是一曲美的合弦，更是一次交流的盛会。它必将促进亚洲各国文化的发展、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重庆是中国最年轻的中央直辖市，也是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距今204万年 前，这片土地上就有人类活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3000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 重庆这片大山大水，孕育了巴渝文化忠义刚健、顽强不屈、英勇无畏的文化特质， 被海内外誉为“动感之城”、“英雄之城”！
当前的重庆，在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经济正以15%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都市正向1000平方公里、1000万人口拓展，大都市带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城镇群正在形成。两江新区正在成为内陆开放开发的桥头堡。在致力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内陆开放高地的同时，我们还致力于建设富有巴渝特色的西部文化高地。通过保护悠久的文化遗存，建设一流的文化设施，打造传世的文艺精品，培育卓越的文化人才，重庆文化艺术，正呈现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景象，涌现出川剧《金子》等文化精品。特别是通过群众性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广大市民得到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浸润，极大地提振了城市的精气神。
这次亚洲各国文化的交融碰撞，必将推动各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学习借鉴各国文化的精髓，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饱满的文化自信，
加速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建成城乡统筹发展的文化强市和长江上游的文化中心，推动重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文化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
祝第12届亚洲艺术节暨第三届重庆文化艺术节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在第十二届亚洲艺术节欢迎晚宴上的致辞
（2011年10月10日）
尊敬的东盟各国文化部长，蔡武部长，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晚的重庆，高朋满座，群英荟萃。我谨代表重庆市政府和3200万重庆人民， 向来自亚洲各国的艺术家和专家学者们，向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歌德曾说过：“要与世界联系，没有哪一种方法比艺术更好。”的确，艺术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搭建起了最直接、最生动、最丰富的“沟通桥梁”。亚洲艺术节的举办，不仅让亚洲艺术在重庆大放异彩，也为我们学习借鉴各国文化精髓、打造文化高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重庆悠久的巴渝历史文化、厚重的抗战文化，以及开放包容的现代文化，也将给各位嘉宾留下无穷的回味。
“艺动亚洲，情聚重庆”。我提议：为第十二届亚洲艺术节的举办，为各位嘉宾的身体健康，干杯！
在第四届中国西部国际合作论坛上的演讲
（2011年10月20日）
尊敬的兆国副委员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感谢组委会给我发言的机会。围绕泛亚合作与绿色发展这个主题， 我谈几点体会。
泛亚国家和地区地缘相近、文化相通、市场相连，经济交往频繁，资源互补性强，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巨大潜力。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一波三折。在这紧要关头，加强泛亚合作、推动绿色发展，有助于寻找新的路径，摆脱眼前危机。互利共赢是国际合作与绿色发展的基石。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很多企
业步履维艰，而发展中国家丰富的资源却因资金匮乏和技术局限得不到有效开 发。重庆通过鼓励本地企业“走出去”，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开展海外投资，拯救了一些濒临破产的国外企业。我们在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投资农业和资源开发， 活跃了当地经济，促进了就业，深受到了当地民众和官方的欢迎。重庆当然也从中获得了应有回报。去年，重庆启动海外投资50多亿美元，今年又启动50亿美元， 预计“十二五”期间海外投资累计将达到300亿美元。
建设国际贸易大通道是推动国际合作与绿色发展的重要条件。在重庆的积极推动下，去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签署相关协议，开通了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口岸通关监管互认，一次申报、一次查验、全程无阻，运行时间比传统运输方式快2/3，而费用相当。我们还开通了渝深、渝沪五定班列， 积极推动重庆至东盟大通道的建设。泛亚地区与欧洲的互联互通，可借助重庆口岸，共享更为便捷、廉价的国际物流。
模式创新是国际合作与绿色发展的强大引擎。传统加工贸易，产业链是水平分工，市场、产品、零部件“天各一方”，各种组件全球运输，物流成本高昂， 能源消耗巨大。重庆通过产业链垂直整合，实现全球品牌商、代工商和零部件制造商的集聚，形成了“4+6+300”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零部件配套实现80%的本地化。正是这种创新，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和能源消耗，创造了一种新的绿色发展模式。
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是推进国际合作与绿色发展的加速器。近年来，重庆致力于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推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打造低税费、低物流、低要素、低融通、低物业的“五低成本”环境，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
对外开放新格局，不仅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合作，还加快了重庆绿色发展的步伐。女士们、先生们！
重庆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中央直辖市和国家中心城市，正在按照国家规划，加快建设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内陆开放高地。过去几年，经济保持了年均15%以上的增长，去年达17.1%，今年预计会超过16%。重庆良好的发展态势，孕育了无限商机，我们愿与海内外朋友一起分享。
欢迎朋友们到重庆做客！ 谢谢大家！
在沙特基础工业公司重庆基地投资协议签字仪式上的致辞
（2011年10月21日）
尊敬的查理•克鲁先生、李雷先生，刘利华副部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进驻重庆，打造工程热塑料产品加工生产基地，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增添劲旅，也拉开了沙特基础工业抢滩中国西部市场的序 幕。我谨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感谢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对重庆的选择和信任， 欢迎前来见证和推动这一盛事的各位来宾和朋友！
信息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着世界。重庆顺时应势，“重拳出击”，大力实施“云端计划”，电子信息产业异军突起。这得益于我们创新了“3+1”发 展模式。所谓“3”，一是推动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的一体化模式，破解了长 期以来制约内陆地区加工贸易发展的进项物流问题；二是实行“一次报关、一次申请、一次验放”的便捷通关模式，提高了通关效率，破解了保税物流难题；三是打造铁海联运、“渝新欧”铁路联运以及航空三大国际物流大通道，使出项物流成本和效率均优于沿海。所谓“1”，是通过户籍改革、公租房建设等措施， 解决农民工的社会服务问题，并提供充分的劳动力及要素资源保障。这四大举措， 使众多的世界品牌商、代工商、零部件商纷至沓来。目前，已形成“4+6+300” 的产业集群。三五年后，将形成年产2亿台电子终端产品，1万亿元产值的规模。届时，全球笔记本电脑的1/3将是“重庆造”。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是全球第二大石化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工程热塑料供应商，沙特基础工业凭借卓越的材料技术和制造能力，成为众多世界顶尖原始设备制造商的合作者，并以创新优质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为业界肯定。此次落户重庆西永微电园，打造年产10万吨工程塑料制造基地，一是可就近为先期入驻的三大笔电品牌商、六大代工厂及众多配套企业提供工程塑料本地配套，提高供货效率， 降低物流成本；二是可为其他IT产品及汽车、摩托车、家用电器、日用消费品制造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三是该项目每周100箱原材料从沿海运到重庆，有助于我市物流进项出项货源平衡，从而助推重庆物流高地的打造。无论对重庆，还是对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而言，这都是互利双赢的智慧选择。
西永微电园和市级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服务，确保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及时帮助解决项目建设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项目及早建成投产。
最后，祝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在重庆如鱼得水！祝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谢谢大家。
在2011年国际知名研发机构重庆行动开幕典礼的致辞
（2011年10月22日）
尊敬的曹建林副部长、阿龙•切哈诺沃教授，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创新和开放，是驱动发展的两大“引擎”。今天，来自五大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3500余名专家学者相聚山城，开启2011国际知名研发机构重庆行动。这是重庆，是中国西部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国际科技合作盛会。这个活动，体现了全球研发机构对中国西部、对重庆发展前景的高度关注，并体现了创新与开放的完美融合。在此，我谨代表重庆市政府，向各位专家、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向科技部给予的长期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重庆是中国西部唯一的中央直辖市、中国五大中心城市之一，正在加快建设西部地区的增长极、经济中心和内陆开放高地、交通物流枢纽。在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重庆发展正渐入佳境，呈现五个主要特征：一是大都市开发。一千平方公里面积，一千万人口的大都市，正在迅速扩张和崛起；二是大科技开发。一万亿产值的“云端计划”和工业研发千亿投资计划正在健步实施；三是大产业开发。IT产业、装备工业和汽车工业的目标规模都是一万亿；四是大服务业开发。包括现代金融、商贸物流、服务贸易等多个领域，都呈现出良好的成长态势；五是大城乡统筹的开发。基础设施、资源要素、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五个一体化”在全市城乡同步推进。近年来，重庆经济增速，均保持了全国前三。今年1—9月，增长16.5%，为全国最快，工业产出、利用外资、进出口贸易的增速也是全国第一，境外投资规模位也居全国首位。特别是国家级的两江新区和两路寸滩、西永两个保税港区开发建设，渝新欧国际贸易大通道开通运营，使重庆一举成为“新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中国内陆的开放口岸、国际贸易的枢纽、通向欧洲的桥头堡。
重庆要建成增长极、经济中心、开放高地，同时也要成为科技创新中心、科研成果产业化基地，各类研发人才集聚之地。在全球经济不振、遭遇重大危机的今天，破局的关键，在于依靠新技术突破、新兴产业崛起。为此，我们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快构建跨国别、跨地区的国际产学研联盟，借力跨国公司和国内外知名研发机构，打造了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全国最大的云计算基地和全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培育壮大通信设备、集成电路、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环保装备、风电装备、光源设备、新材料、仪器仪表、生物医药等十个新兴产业
集群。
借鉴和利用先进技术成果，也是我们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近两年， 我们先后收购了英国精密技术集团、法国汤姆逊半导体公司、美国霍尼韦尔蓝宝石业务等，大大提升了企业的装备技术水平。今后五年，我们计划推动海外投资300亿美元，装备技术类的收购比重会更大。
重庆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和科研成果产业化基地建设，无论是自主创新，还是消化吸收再创新，单靠自身力量显然不够，我们非常乐意与全球各类研发机构和专家合作，欢迎大家把科研成果拿到重庆转化，兴办高技术企业。
两年一届的国际知名研发机构重庆行动，为我们与世界前沿科技研发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好平台。首届“重庆行动”，就促成了50多个机构与重庆“联姻”， 相关合作项目有的已初见成效。我深信，本届“重庆行动”，会促成更宽的合作领域，更多的合作项目，更大的合作成效。我们保证：在全国的、西部的既有优惠政策全部到位的同时，重庆一定是具有低税负、低物流、低要素、低融通、低物业等“五低成本”的创新沃土。国际研发机构在这里一定会成果累累，财富滚滚！
祝2011国际知名研发机构重庆行动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在中国市长论坛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011年11月12日）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房地产业都是支柱产业，是民生产业，是和老百姓的财产以及金融息息相关的产业。因此，房地产业的健康平稳发展，是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管理者孜孜追求的目标，也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对象。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理想的房地产市场调控目标，就是这个国家或城市的平均家庭收入6—7年能买一套七八十平方米的普通商品房。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总体上讲，就是要抓好“供求平衡、土地价格、税收分量、金融杠杆、配置格局”这五个房地产调控的关键环节。这五个关键环节是“军规”，是底线， 宏观上，如果这五个环节的顶层设计都科学，那么房地产业就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状况，就能实现健康平稳发展。
要做到房地产的供求平衡，首先要确定房地产的总量。每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都有人均住房面积的标准，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四五十平方米，而中国人多地少，住建部规定我们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标准是30平方米，这个标准乘以一个城市规划确定的人口数量，就是这个城市所需的房地产总量。总量确定后， 是一两年、三五年完成，还是十年二十年完成，这有个当年的施工量、建设量， 也是要控制的。毎个新兴的、扩张中的城市，每年的房地产投资不能超过固定资产投资的25%。不足25%，说明这个城市的房地产业发育不足，而一旦超过，则很容易出现泡沫。前些年，国内有些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百分之三四十，甚至百分之五六十，事实证明都出现了泡沫。
在控制地价方面，也要注意两点。首先，地价是影响房价高低的一个重要的基本面原因，政府不能唯利是图，炒高地价，不要做推高房价的罪魁祸首。当今中国不少城市房价高，就与地价高有直接关系。我们平常讲的笑话，面粉价格比面包贵，面包做出来就更贵，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把握的是，一个城市的楼面地价不能超过当期房价的1/3。这应该作为一条“军规”，作为一个有效的机制。如果把地价炒高了，短期你的财政收入可能很高，但最后的结果是投资环境恶化， 长远将会影响这个地方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楼面地价不能超过当期房价的1/3，实现对地价的有效调控呢？这就要求政府要搞土地储备，没有土地 储备，就会丧失城市管理的基本调控权，想调控也无法调控，楼面地价低于房价
的1/3，就会变成空话。所以，重庆巿政府从2002年开始，强力推进土地储备， 把城市核心区未来要扩张的500平方公里60%的可建设用地，差不多40余万亩，掌控在政府手中。当政府土地储备比较充分的时候，政府想地价低一点，只要考虑自己的地出价低一点就行了，当地价高了的时候，多供两块地就可以压下来。
在税收分量上，同样要注意两点。房地产的税收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在国外一般占到财政收入的1/3左右，国内一般在40%左右。但国内外的房地产税收有一个重要区别，国外的房地产税收是以直接税为主，像房产税、物业税等，而囯內是以生产环节税为主，包括交易契税、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这些税容易包含在房价里推高房价。而房产税、物业税等直接环节的税，是一个年年要征收的资产税，这个税高了以后，会使得买房的人增加使用成本，令量入为出的人不敢买太大的房子。所以，直接税对房地产消费市场会起到有效控制的作用。这也是重庆为什么进行税制改革征收房产税的原因。同时，在实际税收调控中，要采取“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优惠、高端有约束”的“三端调控”策略。低端有保障，就是对公租房、安置房等低端住房不收税，不收配套费， 不收土地出让金，不收建设企业的利润。这“四个不收”，可以使住房建设成本降到最低，这样给老百姓的租金或者卖价也会低；中端有优惠，就是对老百姓买来自己住的普通商品房，在税收上给予一定优惠；高端有约束，就是对房价比商品房平均价格高两倍、三倍、五倍的高档商品房征收房产税，同时在交易环节征收较高的契税和增值税等，这是国际惯例，实际是一种财产再分配，体现公平。
要弄清楚金融对房地产的调控有两种概念。金融调控首先是基本面的调控， 就是货币政策，比如调整利率，调整准备金率，这不仅仅是对房地产的金融调控， 是对天下一切行业都起作用，房地产作为一个行业，同样要受宏观货币政策的影响。我们这里讲的金融杠杆，就是指针对房地产的金融调控，是为了让房地产健康平稳发展。目前，中国对房地产的金融调控可谓是五花八门，比如对房产商投资的信贷抽紧，比如提高首付贷款利率，比如出台限购、限价、限贷等措施。其实，这些措施都没有击中“七寸”要害。宏观货币政策一旦确定，就应该实行统一的利率，按揭贷款就应当按照这种利率，不能今天可以优惠30%，明天就取消 优惠，随意改变。其实，金融对房地产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调控只需要一种， 就是首付和按揭的杠杆比。当你为了大力刺激房地产，可以实行零首付，杠杆比达到100%，就会出现次贷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这种情况。另一种情况，为了紧缩房地产，实行零按揭，杠杆比为零。这是金融调控房地产的两个极端。对
政府来说，所谓金融对房地产的调控，只要讨论在零首付和零按揭之间采取什么比例。这个点就我们来说，老百姓购买的首套普通商品房，首付应该在30%左右； 对第二套以上的商品房或者高档商品房，首付可以到60%；第三套以上的可以零 按揭。只要采取这样的调控政策，运用好首付比这个金融杠杆，将按揭比例固定下来，目前采取的限贷、限价、限购等五花八门的调控措施其实都是可以取消的。
最后就是做好房产的配置格局。不管你房价调得多么好，6—7年能买一套房， 但总还有相当一部分困难群体拿不出钱买房，所以，在住房配置上，要采取“双轨制”，由政府给这部分困难群体提供保障房。一个社会的住房供应不能100%是商品房，也不能100%是政府保障房，有三七开，或者四六开的比例，具体比例可以根据每个城市的实际情况定，但住房配置“双轨制”是我们社会应负的责任。
黄奇帆说，房地产是个消费品，跟供求有关，供过于求就跌，供不应求就涨； 房地产也是个不动产，跟地价有关，不动产的要害是土地，土地要涨价，房产要折旧，所谓房地产保值增值，主要是土地的保值增值；房地产还是个商品，涉及生产和持有环节，与税收有关，税收包括持有环节的税收和生产交易的税收，生产交易的税收会摊到买卖双方的基数里去，会推高房价，而持有环节的税收会增加持有成本，从而遏制房产消费；房地产同样也是个资产品，当然也与金融杠杆有关，杠杆大了，购买力就强，就刺激房地产，而杠杆小了，购买力就弱，就会抑制房地产；房地产还需要“双轨制”配置，“双轨制”里的保障房系统是政府的公共服务，政府的公共服务不光是养老、医疗、教育、卫生、文化，还应该包含为困难群体提供住房保障。总之，我们只要把房地产系统的供求平衡、土地价格、税收分量、金融杠杆、双轨配置五个关键环节调控好了，就会促进房地产健康平稳发展，实现国泰民安。
重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保障房建设的政策，着力采取了五个有效措施来推进。
第一，保障房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行为，应当公事公办公建公管。政府要保障社会的衣食住行，保障养老、医疗、教育、文化和卫生，保障房作为住房里边的一项重要内容，就应当由政府来提供服务，由政府组织相关的土地储备公司，负责房产建设，由政府成立公租房管理局，负责管理。在美国、新加坡、香港，保障房都是由政府作为法人统一建设管理，资本主义都如此，社会主义更应如此。我们不允许各个单位用集资建房的模式来建公租房、保障房，那样极易出现权力寻租，造成新的不公；另外我们也不鼓励私人老板来建公租房、保障房，老板要
追求利润，我们既不能强迫老板来干费力不找钱的活，也不能因此而抬高了公租房、保障房的建设成本。
第二，服务对象明确，就是三类人：一是进城有工作的农民工；二是新生代的大学毕业生；三是城市原住民中的住房困难户。我们这三类服务对象特征明确， 不会出现“浑水摸鱼”现象。让当官的、机关干部、富裕人群去模仿农民工，模仿不了；让40岁的大学生，假冒二十几岁刚毕业的大学生也不行；住房困难户是指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下，三口之家只有三十几、四十平方米，长期住在很拥挤的地方，隔壁邻居都知道，一调查就清楚。现在很多地方把收入作为能否享受保障房的主要标准，但国内目前的征信系统很不完善，而且登记管理的操作体系也很分散，在居委会、街道登记，它们不是权威部门，要居委会、街道去甄别、核对申请保障房对象的收入很麻烦，也搞不清，还容易出现灰色问题， 这样还不如把特征群体搞得简单而好操作。同时，我们对这几类人取消户籍限制， 不管是外地还是本地的，只要到重庆来工作，就可以申请保障房。从目前已经进行的三期配租情况来看，我们这个标准非常合理有效，基本没有发现有“浑水摸鱼”的。
第三，保障房的开工率、竣工率和配套率同步推进、一起考核。保障房一旦开工，我们要求两年至两年半必须竣工。竣工的同时，要把保障房周边的配套搞好。你在郊区弄一块地，两年半以后造好了，但水电气不通，公共交通不到位， 学校医院不配套也不行，这样的保障房即使建起来也没有意义，老百姓不能安居， 所以“三率”必须同步推进。
第四，避免两个“黑洞”。保障房最怕的是形成一个无底洞，今年造的保障房给了今年困难的人，他拿去以后，隔几年变富了，重新买了商品房，保障房不退出来，而是当商品房卖掉，还赚一大笔。这样，一方面就有很多人削尖脑袋、弄虚作假来申购保障房，另一方面，政府的保障房资源，造出一批分掉一批，有去无回，年年要造保障房，永无止境，这不行。为此，我们立了一个规矩，公租房到老百姓手中，租满5年后可以成本价购买，但以后要出售时，必须卖给公租 房管理局，形成政府保障房的良性循环。这样，后门关上了，就没有炒作的价值， 没有资本的利益输送，也就没什么人想投机来钻营这件事，反而朗朗乾坤，没有腐败。这样，既可以防止出现经济适用房那样的利益输送“黑洞”，又可防止无休止地修建公租房产生的资金“黑洞”。
第五，实现投融资平衡。我们3年造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去年开工了1300
多万平方米，今年又开工了1300多万平方米，明年还要开工1300多万平方米，总共要花1400亿元，资金怎么解决？300亿元是土地划拨，我们储备了几百万亩地， 拿出4万亩造公租房，这4万亩地的价值大体上有300亿元。同时，政府财政出300 亿元，其中包含中央财政、建设部给我们建设廉租房、公租房的补助。剩下的800 亿元，我们向银行贷了350亿元，又向社保基金、保险公司、中央大型国企借了 近500亿元，目前这800亿元也已到位。建设资金筹措到位后，关键是今后几年如何将这800亿元的本钱和利息还掉。支付利息方面，我们大体上算了个账，1400 亿元造的公租房，租金完全可以偿还800亿元的利息，还本方面则有两个途径： 一是通过租售公租房的商业配套设施，可逐步偿还400亿元的贷款本金；二是重
庆《公租房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居住满5年后，公租房可以向特定对象出售，销售价格按综合成本确定。按此测算，出售30%的住房，也将实现400多亿元的进账。这样就可以把账给平衡过去了。
重庆通过上述五项措施来推进公租房、保障房建设，去年建了50万套，占全国570万套保障房建设任务的近9%，今年我们继续建了50万套，占全国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任务的5%。重庆建设的100万套保障房，一半是危旧房、棚户区改造形成的安置房，一半是公租房。目前，重庆的公租房已经通过摇号配租了三次，为5.5万户家庭、十几万人提供了住房保障，今年内还将继续组织摇号配租，最近的一次就在11月23日，还将有更多的老百姓因此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心愿。
在全市传达贯彻X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2011年11月25日）
刚才，张轩同志传达了X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把这次全会精神落到实处，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旗，坚持“二为” 方向和“双百”方针，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步发展， 推动重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下面，讲三方面意见。
一、深刻领会X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实质
这次全会十分重要，是继X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央召开的又一次专题研究文化建设的全会。这次全会准备很充分，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是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形成的，并广泛征求了各地各方面意见。会议期间的讨论也很充分，整整用了三天时间开展分组讨论。李长春同志还到我们小组参加讨论、听取意见，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我们学习领会这次全会精神很有指导意义。
第一，《决定》是指导和推动新时期文化建设的行动纲领。《决定》全面总结了X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深入分析了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阐明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重要方针，部署了文化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并着重强调了X对文化工作领导的ZZ保证。《决定》高屋建瓴、内涵丰富、目标明确、举措有力，不仅指导性、操作性强，而且体现了思想理论的创新发展。
第二，《决定》对文化的重要性讲得非常透彻。我们X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并付诸艰辛的理论探索和生动实践。《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X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 “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等等。这些论断，充分体现了我们X高度的文化自觉，表明了我们X对文化特征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 握。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可分两个层面：狭义上，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广义上， 应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国家的核
心竞争力，不仅表现为技术、装备、资本、企业等“硬实力”，还表现为文化“软实力”。一个社会的精气神、核心价值观，体现着社会制度的优劣。当前，一些欧美国家身陷主权债务危机不能自拔，中国经济却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其背后就有深刻的文化、制度因素。比如，美国国家主权债务与GDP之比已超过1：1，希 腊、西班牙、意大利等欧盟国家甚至超过1.2：1。对于怎样化解严重债务危机， 有经济专家建议卖掉国有资产，但他们实行的是私有化制度，既没有土地资产， 也没有国有资产可变现，真是束手无策。反观我国，中央政府现有债务10万亿元， 地方政府债务10万亿元，二者之和占全国GDP的40%，比欧美国家好得多。不仅是现在，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以来，始终如此。即便遇上严重债务风险，我国也有三种资产用来平衡：一是50余万亿元的国有资产，二是证券市场套现，三是国有性质的城市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也能变现。这就是公有制的优势，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再比如，按照我国自身的文化逻辑，我们从来不否认金融的重要性，但金融业本身属于服务业，是为工商经济服务的，工商经济才是主体。但在欧美，把金融变成了中心，在工商经济体外循环，打着创新的幌子，不断制造金融泡沫，最终仍由全球、全社会的工商经济来收拾残局。所以，制度会产生竞争力。当前，中国与欧美经济面临的境况迥然不同，并不单是一次金融危机面前会这样，而是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竞争优势造就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决定》要求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X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这体现了我们X关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从六个方面部署了到2020年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任务，明确了文化改革发展走什么路、朝着什么目标迈进。《决定》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我们X在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十七大明确了内涵和要求，这次全会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由此，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决定》提出了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新要求，出台了新举措，如“把支持农村文化建设作为创建文明城市的基本指标”。这对我们建设城乡统筹的文化强市，将起到重大推动作用。《决
定》还提出了文化产品的评价标准，明确“坚持把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评价作品最高标准”。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性质和方向。对这些重要论述，我们要认真领会，抓住关键，创造性地推动文化发展。
二、结合重庆实际进一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按照X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我们要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抓文化就是抓方向、抓未来、抓民生，坚持文化发展先进性、时代性、群众性的有机结合，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实践，为全体市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
第一，同步建设经济高地、开放高地和文化高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迈向经济高地的同时，一定要推动文化高地的建设，避免出现“经济高地、文化沙漠”现象。重庆要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迫切需要先进思想的引领和先进文化的支撑，不断增强城市发展的“内动力”，挺起大都市的“脊梁骨”。我们的经济高地、开放高地建设已有了明确的规划和实施办法，现在要按照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认真做好文化高地建设规划。
一是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加大对文化的投入，努力打造具有国家级水准的标志性文化设施，同时推进市、区县、乡镇、村社文化网络建设，保护好具有地域特色和历史底蕴的文化遗产，包括各种各样的纪念场所和名人故居。这需投入几百亿元，困难再大也要保证。
二是培育一批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顶尖文化人才，打造一批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的文化精品，以更好的文化平台和载体，更加有效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灵魂”。精气神是无形的，必须依附在载体上才能有效传播，才能收到教育人民的实效。在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动漫、戏剧等各种文化作品是“体”，大剧院、科技馆等各种文化平台是“体”，文化产业、国民教育体系等也是“体”。“魂”离不开“体”， 离开了“体”，无所依附，难以扩散。“体”也离不开“魂”，离开了“魂”， 就站不住，迷失方向。相对文化设施硬件建设，软件建设难度更大，但必须抓好。
三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当今时代，我国的文化建设正面临“四重冲击”：其一，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文化建设带来了冲击。因为WTO要求开放文化市场，但我们的文化体量还不大，面对国外发达的文化产业，一旦放开就会受到巨大冲击，但不开放又不行。有数据表明，美国文化产业经营额占全世界的43%，
欧盟占34%，亚洲占19%，其中日本占10%，韩国占5%，中国占比不到2%。其二，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我国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将大为增加。其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文化体制也面临如何与之相适应的问题。其四，现代网络技术突飞猛进，微博、搜索引擎工具等迅猛发展，对传统媒体的宣传方式提出了挑战。这些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必须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动力。
第二，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相统一。文化总是以丰富多样的内容形式来展现的，但其中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主旋律。同时，我们也要提倡多样性，满足人民群众多种多样的文化需求，并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
一方面，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全局性、长远性工作，广泛开展“唱读讲传”，唱响时代主旋律，提振城市精气神。这些年，全市举行一定规模的红歌合唱22万多场、经典诵读11万多场、故事会18.2万场，手机和QQ用户转发箴言3亿多条次。市民参与面达97.3%，满意度达96.5%。这些充分说明了“唱读讲传”活动的广泛性、深入性，以及对重庆升华精气神、突出主旋律的极大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把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送到群众中去。既要举办和承办亚洲艺术节、西部交响乐周、中国戏剧节等国际国内重要节会，促进文化交流；也要开展重庆读书月、重庆农民工日、重庆演出季等群众性文化活动，为群众送戏剧、送展览、送电影、送图书、送故事、送春联，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过去几年，这些活动得到了全国范围的广泛认同，也是十七届六中全会鼓励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今后， 我们要做得更好、更充实、更扎实。
第三，筑牢文化发展主阵地。根据重庆特殊市情，重点加快构建市级重大文化设施、区县文化基础设施、基层文化设施三级文化网络体系。近五年，我们已投入100亿元，建成重庆大剧院、重庆科技馆、重庆图书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川剧艺术中心等17个大型文化设施，不仅成为城市的“新地标”，还为老百姓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化活动阵地。国际马戏城、国泰艺术中心、群众艺术新馆、大足石刻博物馆、三峡移民纪念馆、重庆十大书城等重大项目，也在加快推进。对31个远郊区县，市财政每年分别支持3000万元，区县配套3000万元，累计近100亿元，用于建设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四大件”，区县文
化馆、图书馆已实现全覆盖，博物馆、影剧院分别覆盖了60%和85%的区县。对基层特别是广大农村，同样投入了上100亿元，加快推动乡镇综合文化站、街道文化中心、村文化室、农家书屋和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全覆盖。目前，已建成乡镇综合文化站884个、村文化活动室8967个、街道文化中心100个、社区文化活动室2169 个、标准农家书屋5400个。总体上，我们对三个层次的文化网点建设是全方位覆盖的。过去五年已经投入了“三个100亿”，“十二五”期间更要舍得花钱，使之配套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充分发挥使用效益。
与此同时，我们要对重庆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进一步加以保护和传承。抛弃优秀文化传统，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丧失文化特质。巴渝文化、抗战文化、红岩文化、三峡文化、移民文化等，都是重庆宝贵的精神财富，既要传承弘扬，更要推陈出新。近年来，我们投入近30亿元，实施抗战遗址保护利用规划，有效保护现存的395处抗战历史建筑本体，重点保护187处重要抗战遗址， 集中保护15个抗战历史风貌片区；投入10多亿元，启动寺观教堂保护计划，重点对15座“百年教堂、千年寺庙”进行保护性修缮；还选择10个具有代表性的会馆进行维修，比如对湖广会馆建筑群进行修复，并建立了全国第一家移民博物馆—
—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以彰显重庆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
第四，大力推动市级文艺院团的改革发展。对文艺院团的转企改制，对照中央的要求，重庆的做法和方向是正确的，尚需坚定不移地推进。现阶段，对文艺院团，不是说一转制，就让他们去创收。这几年，我们按照“老人老政策、新人新办法”和“转制后财政投入不减反增”原则，基本解决了“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等关键问题。比如，以2009年为基数，保证院团转制后连续三年每年都有10%的经费增长。除了这些面上的措施，市委、市政府对文化团体还特别关照，为8个市级文艺院团改制解决了五件事，在全国范围看，都是难能可贵的。
一是在全国率先为演职人员解决了住房难。以前文艺团体一直靠财政低标准供养，直到2009年院团职工都还没有解决住房问题。很多一级演员，舞台上华丽表演的背后，是三五口之家挤在15平方米左右的简陋房屋里，做饭连煤气灶也没有。谈天说地是文化人不可或缺的生活。这样的居住条件，文化人怎么请人到家里聊天做客，没有尊严啊！对此，市委、市政府为8个院团的500多名一二级演员提供了500多套廉价住房，一次性解决他们的安居问题。对其他演职人员，也采取公租房等多种方式予以解决。
二是解决了演艺团体的办公场所，使其都有自己的办公楼。由于条件限制，
不管京剧团，还是川剧院，除领导和少数后勤管理人员外，大多数演员不管在舞台上多么辉煌，回到单位连看书的地方都没有。这既不人性化，也不便于管理。现在，每个院团的办公场所基本解决，演员们大都有了学习办公的一席之地。
三是全部解决了演出场地，保证每个院团都有自己的固定剧场。除了自己演出，院团还可出租给其他社会团体使用。
四是对演员和职工的薪酬待遇，比照当地公务员标准并纳入市级财政预算， 确保改制后不仅不减少反而有增加。院团演员的基本工资，过去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支出，但津补贴靠自己创收。因此，即使一级演员月收入也只有两三千元，与务工人员差不多，这是对文化的一种亵渎。现在，我们保证所有院团演员的工资津补贴，与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相当，全部由财政保障。同时，鼓励院团到市场上抓创收，增加演员收入。
五是政府购买文艺演出场次由每年1000场增至2000场，并鼓励院团多演出， 对超额演出给予额外奖励。政府的采购，也让文艺院团送文化活动进入乡镇、街道、村社，既满足了市民的文化需求，又增强了院团的活力。
总之，文艺院团有了比较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就能安心干事业，创造出更好更多的作品。
第五，促进文化产业提速发展。社会发展规律表明，文化消费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时，大家吃饭都成问题，奢谈文化产业，纯属空谈；到1000—3000美元时，文化产业开始萌芽，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超过3000美元后，文化消费需求提速，文化产业大幅提升；超过8000 美元，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
当前，重庆正进入文化产业化阶段，但还没有到完全市场化阶段，尚不能与工商企业一样对待，仍需要财政支持与市场投入双轨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既要培养国有的市场主体，也要培养民营的市场主体。我们组建了市国有文化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解决了国有文化资产出资人缺位的问题，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达到200%，翻了一番以上。平稳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组建了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广播电视集团、出版集团、新华书店集团、重庆演艺集团、红岩文化产业集团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同时，只要国家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 通通都开放，放开经营领域、经营活动、经营主体，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对新创办文化企业，三年内返还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目前，全市民营文化企业的产值份额已占到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的2/3。我们还首开全国先河，大力扶持
文化创意微型企业，不仅给予30%—50%的资本金补助，还按资本金给予1：1的融资担保贷款，按资本金等额返还税收地方留成部分。文艺工作者和有文化专长的人都可以尝试制作动漫，生产工艺品，创办民间演艺团体，从事文化经纪等。启动一年来，已创办微型文化创意企业500多家，有效地激活了民间创意。我们还 通过组建文化产业融资担保公司、宣传文化基金会，完善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管理、扶持创意产业基地建设等政策体系，还准备筹建文化产权交易所，为民营企业作担保、作桥梁、作纽带，促进文化产业加速发展。过去五年，重庆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8%以上，占GDP比重超过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西部省市而言， 能做到这点很不容易。
文艺创作不能裹足不前，只有贴近市场才有活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些花了几百万元创作的剧目，演两三场就“收山”，成本太高了。看看纽约百老汇， 上百个大剧场天天爆满，一个节目一演就是300场，演上一年甚至两年、三年。 演员排练一个高精尖的好节目不容易，每天演一次，演上两三年，经济效益非常高，演技也会炉火纯青，是一种精神享受。如何增加一个节目的演出场次，解决办法就是“以市场论英雄”。比如，对文艺院团，我们按演出场次给予补贴，演出场次越多、补贴标准越高，演出超过100场次每场补贴1万元，超过150场次每 场补贴1.5万元，超过200场次每场补贴2万元；对电视剧，有10个地方电视台播出可以得奖，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给一等奖；对出版物，销量上10万册，可以奖励100 万元；对戏剧，全国巡演100场以上，可以奖励100万元。这样，就能把艺术、市场、社会效应有机统一起来，避免出现文化产品“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主要观众，评奖是基本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的现象。
三、认真抓好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
一要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市委办公厅已经下发了《关于学习宣传贯彻X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通知》，对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各区县、各部门要认真落实，把全会精神纳入各中心学习组、各级X校学习内容，使全会精神深入人心。市委宣传部要牵好头，组织力量深入各区县各行业宣讲六中全会精神，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报道六中全会精神，研究阐释文化改革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
二要对照检查市委三届五次全会精神落实情况。在此基础上，找准努力方向， 研究制定我市《关于贯彻X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 起草好《关于进一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市民道德建
设的意见》和《关于深化创新“唱读讲传”活动的意见》三个配套文件，更好地推动全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三要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和各项民生工作，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创造良好环 境。现在，重庆备受全国关注。一是内陆开放高地基本建成，经济发展保持快速健康态势，今年前三季度GDP和工业产值、利用外资、进出口等指标增速全国第 一。二是“五个重庆”建设全面展开，城市环境明显改善，城市管理取得一定效果。三是社会环境不错，打黑除恶，加强综合治理，全国考核获第一。四是改善民生，“三个差距”在逐步缩小，“共富十二条”受到全国关注。五是抓文化， “唱读讲传”红红火火，产生了很强的凝聚力。实践证明，经济发展、环境优化、民生改善与文化繁荣是相辅相成的，各方面相互协调，城市发展才有后劲。
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聚力打造文化高地，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X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同步推动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同步建设经济高地和文化高地，为重庆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接受《人民日报》专访——群众满意是政务公开的“试金石”
（2011年9月15日）
本报评论部：重庆正在进行一场以民生为导向的改革发展。无论是公租房建设还是户籍制度改革，与全市人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密切相关，特别与占相当比例的中低收入人群、农民的利益休戚相连。政策性强、牵涉面广，而触及的都是社会敏感穴位。可想而知，政务公开有很大压力。作为地方政府的治理者，“政务公开”在你们眼中，居于怎样的位置？是“备选项”，还是“选择性公开”？ 黄奇帆：确实有压力。但这3年一系列的民生改革，让我们深刻体会到：要
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政务公开是必需的“窗口”和“切入点”，是一项基础性、系统性工作。不是“备选项”，而是“必选项”！可用四个比喻来描述政务公开之于重庆的意义。
一是X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通过政务公开这个平台，政府可以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还能让人民群众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干什么、干得怎么样。这样可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二是地区发展环境的“风向标”。如果一个地区政务环境好、信息对称，办事效率高、成本低，连同重庆这样的低税费、低融资、低物流、低要素、低物业的“五低成本”环境，更容易产生集聚效应，形成发展合力。
三是协调化解矛盾的“润滑剂”。通过深化政务公开，建立政府与群众双向互动机制，就能够在协调化解矛盾过程中赢得群众的理解和信任，也能够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最后，是政府自身建设的“紧箍咒”。政务公开，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的一项创新，将政府行为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可以增强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约束力，促进勤政、廉政、高效。
这几年，我们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政务公开工作机制，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政务公开局面，并且，逐步从结果公开向过程公开转变，从静态公开向动态公开转变，不断创新政务公开的形式和内容。去年，全市政府网站群IP 访问量达2678万人次，页面浏览量9528万页，各级政府机关网上主动公开政务信息37万条，受理邮件9.2万件。据抽样调查，目前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达到93.8%。
本报评论部：公众对政务信息的关心，实质是对自身利益的关切。然而，“公开的不关心，关心的不公开”等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社会关切。在重庆的实践中，你们如何保证公开信息与群众利益有机结合？有哪些探索？黄奇帆：我们突出了“四个重点”。首先，抓好行政决策公开，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改革方案、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在决策前都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其次，抓好关乎民计民生的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关键环节的政务公开，让每位政府工作人员都明确职责，严格依法办事、按程序办事，让老百姓都知晓并监督政府是如何办事的、办得怎么样。第三，抓好面向群众的办事公开，加大教育、医疗、供水、供电、供气、电信、金融、农资、社保等公共领域的办事公开，提高服务群众的效率和质量。另外，还抓好政务公开向基层的延伸，推行乡镇、村级便民服务免费代办制度，重点公开农业和农村公共事业投入、征地补偿、涉农补贴、扶贫救灾资金的管理使用等情况，让老百姓心中有本明白账。
可以说，政务公开是一项民生工程，是发展环境的改善工程，也是政府形象的一个标杆，更是加强和创新政府管理的重点之一，必须站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ZZ的高度来推动此事。
本报评论部：在撰写“如何推进政务公开”这组文章时，我们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在一个技术手段、硬件设施已经升级到‘2.0版本’的时代，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政府部门在改善服务、满足需求、接受监督等方面具备更多优势”。您认同这一判断吗？
黄奇帆：确实如此，技术革命能够推进政务改革。这些年来，我们非常重视政务公开的载体建设和方式创新。
在平面媒体等传统公开载体的基础上，我们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政府网站、政府新闻发布会、政府信息公开查询系统等载体，不断拓展政务公开的形式和渠道。还加快手机短信、专题手机报、数字电视政务信息系统等新载体开发。我们建立了三级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及时发布媒体关注和群众关心的相关信息， 比如，个人住房房产税、公租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等重大事项的信息披露。再如，我们推进交巡警合一改革，建立起了500个交巡警平台，大大提高了街面见警率，更方便、快捷地服务群众，警务查询系统也极大地方便了群众。我们建立药品交易所，以公开方式挂牌竞价，使药品价格下降26%，有效缓解了群众买不起药、吃不起药的突出问题。
本报评论部：两年前，重庆出台了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办法。依据这个办法，
政务公开连续两年评为差等次的，并没有限期整改的，应公开而不公开的，要对主要负责人实施行政问责。不知道有没有人被问责过？我们特别想了解，如何确保在这个考核机制里，群众的满意度能真正成为根本的评价标准？
黄奇帆：的确，有考评，有问责，工作才能“逗硬”（方言，意指严格执行）。我们注重完善并落实政务公开的责任制、考核评议制、追究问责制等，形成主动公开、互动交流、有效监督的评价体系。
我们希望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准则，用好考核机制这个“指挥棒”，发挥倒逼作用，完善政务公开。我们将市政府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市政府督查室合署办公，把群众对政务公开的评议意见，与行风评议、行政效能考核等结合起来，加大群众评议的权重，政务公开搞得好不好，群众满意不满意是检验的“定盘星”。
对考核结果，我们进行通报，差等次的，要限期整改。连续两年被评为差等次的，还要对部门主要负责人实施行政问责。对群众投诉处理不及时、政务公开中有违纪行为的，还要依规追究纪律责任。
本报评论部：我们注意到，重庆的经济增速已连续3年位居全国前三，人均生产总值突破4000美元、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人均4000美元”是一个发展的坎， 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这对治理者有更大的挑战。结合重庆实践，您认为当前政务公开现状与社会需求相比，还有哪些差距？黄奇帆：目前的政务公开，的确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主动公开不够全面；重实体公开、轻程序公开；重结果公开、轻过程公开；重静态公开、轻动态公开。这些都与人民群众对政务公开的要求还有差距。公开内容不全面，事务性、程序性、结论性公开的多，办事过程、决策过程公开的少，事后公开的多，事前、事中公开的少，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再有，群众的意见和诉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政府与群众之间缺少互动， 也是需要研究改进的。当前，群众对政务公开的需求呈现多元化趋势，如何反映群众诉求，让群众及时准确地得到政府的权威信息，是深化政务公开的重点。
对政府来说，必须在不断满足社会需求、回应社会关切的过程中主动、自觉地实现自我完善，而以公开的施政，解决公开的问题。
重庆政务公开大事记（观点背景）
2001年1月，在全市推行乡镇政务公开工作，6月在全市县级以上行政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工作。
2002年1月，推行决策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向新闻媒体开放。
2003年4月，推行新闻发布会制度，12月开展行政权力运行公开，在全市40个区县（自治县）设立行政审批服务大厅。
2006年1月，在建设领域实行五段式并联审批。
2007年3月，编印《重庆市人民政府政务公开指南》，12月全市各乡镇全面推广为民服务全程办事代理制度。
2008年1月，成立重庆市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2月编印《重庆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4月制定《重庆市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制度》等。
2009年1月，建立行政审批项目库，清理保留审批项目300余项，并向社会公布。5月，印发《重庆市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办法》。
接受《人民日报》专访——建设文化的持久竞争力
（2011年10月19日）
重庆地处西部内陆，经济实力并不算强，可近5年来在文化建设上投入达300 多亿元，极大地促进了这个新兴直辖市文化的发展繁荣。这个大手笔缘何而起？ 又如何落实？10月17日晚，在X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会议间隙，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面对记者侃侃而谈，文化的投入与效益，改革与发展，一如平常的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平和睿智。这背后，蕴涵着他对文化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对实际工作的深入思考。
一、迈向“经济高地”的同时，一定也要推动“文化高地”的建设记者：重庆提出建设“文化高地”，那该怎么认识文化的重要性？
黄奇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有技术、资本、人才、制度性的竞争等， 而文化是其中的核心竞争力，是起持久作用的竞争力。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迈向“经济高地”的同时，一定也要推动“文化高地”的建设，要避免“经济高地、文化沙漠”的出现。
我们要看到文化的力量。确立了这样的理念，在文化投入上就会有大气量。中共中央ZZ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XXX同志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近些年重庆市委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记者：文化是核心竞争力，从这一点上如何看待加大文化建设投入的意义？ 黄奇帆：文化体现核心价值，要通过硬件、软件以及文化团体的活动来体现。
一定的文化内容要有一定的保障形式，一个大都市要有国家级、世界级的文化基础设施来保障，比如，没有好的图书馆，怎么让老百姓看书？没有好的书城，怎么让老百姓买书？没有好的大剧院、大戏院，怎么让世界级的芭蕾舞剧、歌剧或交响乐团来演出？这些无疑需要投入。
同时，也要有好的演艺队伍、好的演出团体、好的文化创作机制体制。当文化工作者比一般公务员收入低的时候，当专业文化工作者比文化管理人员收入低的时候，当文化人本身没有生活尊严的时候，凭什么要求他们去搞高尚的文化建设？我们理所当然要加大投入，给文化以尊严。
在这个方面，政府气量要大一点。不能一说改革，就让他们去创收，这在某种程度上破坏的是文化的生长环境。社会的文化消费与人均GDP的发展阶段有关， 文化建设坚持市场化大方向是对的，一方面不能等市场完全具备条件再发展，但
另一方面也不能过于超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重庆市才会比较自觉主动地为文化建设发展给予更多的财力支持。
还要强调的是，文化产出的主要是“精气神”。投入100元，其产出的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很可能远不止300元、500元，甚至难以用钱来衡量。因此，政府的投入是有意义的。
二、实行多元文化投入，打造文化发展繁荣的良好“软硬”环境 记者：请问重庆在文化建设投入上最重要的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奇帆：重庆这几年扩大文化建设投入，做到了预算内每年有增长，预算外给予充分考虑，预算决算投入同步扩大。可以说这就是“重庆特色”。
比如说一个文化团体搬迁或征地，不需要缴土地出让金，不缴配套费，这样经费省出1/3左右，相当于预算外资金给予了补助。同时，按国务院要求，实现了房地产开发每平方米提取4元配套费搞文化基础设施。单这一笔，每年就抠出上亿元预算外资金。
对文化加强投入不能抽象地说文化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只有预算内和预算外、预算和决算都加强了，对文化的投入才是真正加大了。这几年重庆做到了这一点。
记者：文化建设最直观的是硬件设施，请您介绍一下重庆这方面的情况。 黄奇帆：重庆这几年在文化硬件建设上下了大力气，集中体现在三个“100
亿”上：
第一个100亿是，近5年来，重庆主城投入100多亿元建成重庆大剧院、重庆图书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川剧艺术中心等17个市级重大文化设施。
第二个100亿是，支持主城9区以外的31个远郊区县建设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等“大件”。市财政每年每个区县补贴3000万元，区县本身1∶1配套，5年下来也是100亿。
第三个100亿是，重庆884个乡镇综合文化站、8967个村文化室已全部建好， 同时还建了100个街道文化中心，2169个城镇社区文化室，5400个农家书屋，提前实现了“广播村村响、电视户户通”。还有，3年前我们就实现了每村每月免费放映一场电影。这些都是由财政埋单，加起来也是上100亿。
在300亿之外，重庆市经常性年度文化运行支出由2006年全市5个亿左右，提高到去年25个亿，今年可能突破30个亿。
记者：那重庆在文化“软件”建设投入上有什么举措？
黄奇帆：重庆高度重视对文艺院团、文艺作品、文化工作人员等软件的投入， 这同样是重庆“文化高地”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中宣部、文化部要求，我们对市级8个文艺演出院团中的6个进行了改制，让他们走向市场。同时，还在5个方面进行了有力支持。
一是市级8个文艺演出院团的演职人员多少年来住房都很困难。市里拿出500 多套住房，首先解决了一、二级演员的住房，紧接着又采取公租房等多种形式， 解决了其他演职人员的住房困难。
二是为这8个院团解决了办公场所。现在，各院团都有了各自的办公楼。 三是基本做到每个演艺团体都有自己固定的演出场地。比如川剧院就有一个
800人的剧场，歌剧院、话剧团、杂技团等也都有了固定演出场地。
四是对所有演艺团体的工作人员，工资包括津补贴，与其他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职工持平，津补贴主要由财政补助，同时鼓励他们自身做大蛋糕，增加收入。
五是鼓励演艺团体多演出，市政府每年采购2000场演出下乡，让基层老百姓免费观看。此外，对市场化演出给予补助，鼓励多演，到全国各地演，到农村社区演，甚至去国外演，演出越多，补助越多。
三、激励创办文化“微型企业”，带动全社会文化创业
记者：文化建设具有创造性，重庆还采取了哪些独特措施鼓励更多的人投入这项工作？
黄奇帆：重庆市鼓励全社会各种有才能的人搞文艺创作、文化活动。我们有一个“微型企业”的政策，提出“1+3”的概念，即任何一个人拿出10万元，注册一个公司，带动7到8个人一起创业和就业，政府就给予3方面支持，一是资本金补助3万至5万元，二是按资本金同比例提供由政府贴息的银行贷款，三是给予资本金同比例的免税额度。
这三条激励了许多有能力的人创办企业，调动了老百姓创业的积极性。这个政策是普惠的，重庆文艺团体、文化人、有文化素养的人都可以进行尝试，比如搞文化创意产业，生产动漫，生产工艺品，创办民间演艺团体，从事文化经纪等。由于政策推动，重庆一年来增加了4万个“微型企业”，差不多吸纳35万人就业， 政府因此补贴近20个亿。这其中，有几千个是和文化产业有关系的。这样的政策持续5到10年，开办并存活的文化企业和项目将有上万个，肯定会带动全社会的文化创业。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贯彻X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大文化建设投
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通过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力量， 促进重庆超越自我，提速发展，完成中央赋予的重任。
六项举措促“三农”发展缩小“三个差距”
（2011年）
重庆发展“两手抓”，一手抓经济发展，适应西部大开发需要；一手抓民生， 努力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其中重中之重是抓好“三农”。重庆正采取六项举措促进“三农”发展。
六项举措促“三农”发展第一，按照中央要求守住“三条底线”。一是抓好粮食生产，每年至少生产1100万吨粮，做到重庆口粮基本平衡；二是抓好“菜篮子”，每年生产1300万吨蔬菜，力争今后几年进一步扩大规模到1500万吨；三是守住1亿亩耕地和林地，包括3300多万亩耕地和6500多万亩林地。这“三条底线” 不能动。
第二，努力抓好水利。重庆守着长江、乌江、嘉陵江，总体不缺水。但却因为工程性缺水，成为旱涝灾害的重症区。过去5年，重庆市区两级财力投入260亿元，再加上中央财政投入，共投入380亿元大搞水利建设，着力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取得明显效果。2008年以后，重庆周边地区多次发生洪涝灾害，但重庆是有惊无险，原因就在于雨水多的时候水库能蓄水，干旱的时候水库又放得出水。按照刚刚召开的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和今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十二五”期间，重庆还将进一步加大水利投资，在“十一五”基础上翻番，争取到2015年， 历史性地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同时解决好3000多万城乡居民的饮水问题，以及3300多万亩耕地里争取60%覆盖现代灌溉水系。
第三，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保障措施。基础设施方面，重庆现在已经有3万多公里的农村道路、7000公里的高等级公路、2000公里的高速公路。争取“十二五”期间，高速公路发展到3000公里，高等级公路发展到1万公里，农村普遍实现通村通乡公路。同时，努力推进能源、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城乡一体化。
公共设施方面，重庆已经实现了“普九”，高中已经90%普及，力争到2012 年普高指标提高到95%。同时进一步普及农村的文化设施、卫生设施。
保障措施方面，全力推进农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农村低保。今年初重庆已经实现了农村100%的养老保险、100%的医疗保险。尽管实现了全覆盖，但是保障水平与沿海城市相比还有差距，力争到2015年逐渐缩小这个差距。
村千乡市场工程”，加快构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二是抓好一些区域性的重要农产品要素市场，最近在市域范围内抓了4个蔬菜、农产品的贸易市场，明年就可以实现200万吨农产品的交易量，争取到2015年交易量达到五六百万吨，实现五六百亿元的销售值；三是抓好农产品的交易所，重庆成立的农畜产品交易所已运行1年多，交易的主要产品是生猪，5年后力争交易量达到1亿头，相当于全国远距离生猪交易量的50%，那样重庆畜交所就可能成为全国的生猪定价系统。除了生猪以外，还准备把一些重要的农产品也引入这个交易所。总之，重庆将积极探索利用期货套期保值的机制来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其次抓好流通组织的法人体系：一是大力发展产加销一体化的龙头企业，现在重庆有1700多个农业龙头企业，争取未来5年发展到3000多个；二是大力发展农村的专业合作社，重庆现在有1万多个专业合作社，今后要进一步发展壮大；三是鼓励农民创办两三万个微型企业，在农村从事流通或者农业中介组织，推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三降低农业农产品的流通成本，包括农产品的税收成本、运输物流成本和物业租金成本，都要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研究，争取能够降掉50%—60%。市政府已决定在几个重要的农产品系统采取措施降低流通成本。
第四，努力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首先对农民的承包地、林地、宅基地进行确权，明确所有权是集体的，使用权是农民的，使用权占85%，所有权占15%。明晰了三块地的产权后，就解决了农村金融融通的基础，有利于农民土地流转“三权”质押。其次，考虑到农民的住房也是很重要的农民财产，重庆下决心改造50 万套农民危旧房，建成农民新村，让农民的住房体系成为农民财产性的标志。第三重庆还成立了农村土地交易所，通过地票交易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一方面解决城市发展用地问题，一方面也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土交所成立1年多时间， 一共有7万亩地票发生，交易额140多亿元，除去宅基地复垦为耕地成本外，15% 归集体，农民拿到85%，差不多有100多亿元落入农民的口袋，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第五，推进农业“走出去”，进行海外务农。中国人均耕地只占世界人均耕地的40%，这么多人要吃饭，仅靠中国的耕地是不够的，农业要发展必须“走出去”。去年，重庆在巴西购买了200多万亩耕地的使用权，今年又准备在阿根廷买100多万亩耕地的使用权，全部用来种大豆，我们不仅自己种，同时也收购周边小农场主的大豆，然后运回中国，这样就比我国进口大豆每吨差不多要低1000
元，这是非常有前景有效益的。因此，重庆将坚定不移按国家“走出去”的方针扎实推进海外务农。
缩小城乡差距，很重要的就是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重庆在发展过程中要缩小“三个差距”，除了促进广泛就业、降低失业率外，很重要的就是要鼓励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创业，当小老板。同时，政府也要在关键环节上， 比如衣食住行、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保持公平，做好公共服务，使得城乡之间不要有太大差距。
现在大家关心缩小“三个差距”，很关键的是如何缩小城乡差距。重庆城乡差距5年后怎么才能从现在的3.3∶1降到2.5∶1？按照现在城市发展水平，全市城镇居民收入每年增长将保持12%左右，要缩小城乡差距，农村居民收入每年则要增长18%—20%。根据测算，在农民收入中，其生产性收入，即务农收入只能按常规的10%—12%的概念推算，不能搞大跃进。那么，要实现18%—20%的增长， 很重要的就是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目前农民财产性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极低，只占3%左右，如果这一块有额外的增长，就会带动农民收入的提高，而这一块恰是我们制度安排、产权安排、流通方式安排最缺乏的，需要通过改革把这件事做好。前面讲述的六项措施里，许多都与增加财产性收入有关。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去年8月到今年6月，10 个月时间重庆有220万农村居民转为城市户口，到今年底估计大体上能转280万左右。今后5年，每年还会继续有四五十万农民工转户进城，这样5年以后城市居民就会多500万，人均收入就会摊薄一点，而农村因为减少了500万人，人均收入反而有较大提升。一增一减，再加上财产性收入变化，城乡差距2.5∶1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政府如何平衡公租房的建设资金
（2011年）
大规模建设公租房，已然成为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重要形式，并上升为全国性共识。今年国务院下达的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中，公租房达220万套， 占任务总量的22%。随着发展步伐的加快，公租房将逐步成为我国保障性住房的主体。公租房能否顺利建设，将直接关系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成败，直接影响“住有所居”目标的实现。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公租房建设及资金筹集过程中，各地都遇到了一些绕不开的难题，并表现出诸多疑虑和困惑。主要集中于3点:一是认为资金筹集压力很大。公租房建设的资金需求量大，又属公益项目，地方财力有限，无法回收成本。在国际经济走势不明、国内银根收紧的形势下，银行贷款也很难。大规模建设公租房是“赔本赚吆喝”，资金难以平衡，会使地方财政不堪重负。二是担心投入产出难以平衡。社会资本具有逐利性。公租房作为公益产品，租金低廉， 与市场化开发方式形成冲突，投资回报率低，难以对社会资金形成吸引。单靠政府投入，无法满足融资需求，公租房的建设进度难以保证。三是倾向于将营建主体让位给社会。认为建造公租房既是政府担当，也是社会责任，政府不该大包大揽。应从主导地位退居引导地位，更多鼓励民间资本成为公租房建设主体，以缓解政府压力。
这些具体问题，不细想，似乎有理。静心琢磨，会发现这些观点都站不住脚。公租房建设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走下去，很难真正建立起良性运转的长效机制， 影响可持续性，甚至可能走入死胡同。理由如下:
首先，公租房投资是较长周期的动态平衡。公租房作为保障性住房，不像普通商品房开发那样，能够为“土地财政”作出“吹糠见米”的贡献。相反，政府还需要无偿划拨土地，投入前期资本金，以此融通社会资本，满足建设资金需求。由于限制租金，建设资金回笼不可能在短期内“立竿见影”。因而，政府和社会对此都不能有过度的功利观。否则，注定要搞砸。政府在民生上投入，虽要避免“赔本的买卖”，但也不能放大逐利行为。只能通过较长周期的资产运营，逐步实现动态平衡。如果寄望通过建设公租房“赚钱”，必然会荆棘丛生、寸步难行。
其次，公租房具有“金本位”属性，完全可以多方融资。作为政府公共服务产品，公租房通过免收土地出让金、相关税、配套费和剥离企业利润，会形成低
得不能再低的“裸体成本”。完全没有理由为产生房产泡沫担心，也不会因为成本低而成为不良资产。政府以现价形成资产，对未来却会成为一种“黄金储备”。公租房的商业配套，与市场同类物业一样，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是公租房项目的有力支撑。公租房在一定周期完成还本付息后，每年的租金还会形成稳定收益。随着城市发展、通胀系数、土地稀缺程度增加，公租房价值也会和商品房一样水涨船高。当社会保障需求降低后，假定不再需要公租房时，完全可作为优质房产出售。可见，公租房有套期保值的功效。只要是有远见的投资者，都会青睐它， 社会融资的路子是宽广的，前景是良好的。
最后，公租房建设应当，也只能由政府来主导。为百姓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是政府应尽之责。即使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都由政府主导保障性住房建设。如美国纽约市政府，通过新建中低价房或翻修旧住房，覆盖了50多万中低收入市民； 新加坡则将85%的公民纳入“政府组屋”保障范围。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公租房建设的主体职责理所当然。应当看到， 由民营或社会资本来建设公租房，根本无法解决其盈利模式问题，资本逐利性与公益保障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同时，政策的让渡也难以量化和明晰。任何好的制度设计，都不能寄望建立于个人的道德和操守之上。由社会资本主导公租房建设，虽能缓解资金的一时之需，但由于政府不持有产权、不主导运营，也就难以保证公租房政策覆盖的有效性，甚至会重蹈经济适用房“利益输送”的覆辙。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公租房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并且，完全能够平衡好建设资金。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其一，必须坚持公有、公建、公营、公益的方向。公租房建设所需土地全部由政府划拨，由具有政府背景的市地产集团、城投公司、两江集团等国有企业承建并持有产权。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连接市场的纽带，以市场主体身份向社会融资， 主要是弥补建设资金的缺口，并不产生企业利润。政府在优化布局、完善配套、减免税费等方面发挥作用，目的是最大限度降低成本，体现公益属性，绝非是与民争利。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提供，享有减免政府性基金、税费优惠政策等公共资源，“肉烂也会在锅里”，并全部体现在公益方面。绝不会使公共资源成为个别人“发财的阶梯”。公租房租金主要兑抵贷款利息、房屋维修管理费用和空置损耗，原则上不超过同品质商品房市场租金的60%。为实现公租房公营，重庆专门组建了公租房管理局，履行房源储备、审核配租和监督管理等职责，确保公租房申请、配租阳光操作。这就避免了纯市场化的逐利行为，并在政府与市场间找
到了结合点。
其二，构建政府先导、社会补充的投融资格局。在投融资领域，政府投入往往具有先导性，对各种社会资本形成引导和激励效应。重庆3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除了已由政府原储备的土地划拨之外，约需1100多亿元现金投入。其中，由政府先期投入300多亿元资本金，包括中央专项、本级财政支出、土地划拨、税费减免等。在此基础上，我们拓展融资渠道，一是通过公积金和商业银行贷款300多亿元，二是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央企等非银行机构融资400多亿元， 实现了公租房建设资金的大账平衡。目前，中央补助和市级财政已先期投入230 多亿元，撬动了社会投入250多亿元，有力保障了开工项目的资金需求。今明两年开工项自所需的600多亿元，也已基本筹措到位，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资金“断链”问题。目前，全市已开建公租房2650万平方米，有5.5万户家庭通过3 次摇号获得配租。今年将有1000万平方米陆续投入配租。
其三，建立租售并举、动态平衡的偿债模式。承债能力及债务偿还的时限、方式等，直接关系到融资收益和资金安全。在重庆，除政府投入的300多亿元外， 社会融资的800多亿元，主要
通过3个渠道逐步偿还:一是按10%的比例配建商业设施，以市场价出售，可回笼资金400多亿元；二是承租5年后，出售约1/3有限产权的公租房，可回收资金400多亿元；三是每年收取的租金，扣除维护和管理费用后仍有盈余，可用于平衡贷款利息。这样，公租房就可以实现整个资金体系的动态平衡。今年8月， 通过对2344户公租房家庭入户调查，有意愿购买有限产权公租房的占65.1%，有76.55%的承租户愿意在本社区经营商业，远高于预想比例。可见，出售1/3的公租房有限产权和10%的商业配套，符合大多数承租户愿望，有良好市场前景，完全可以实现预期的资金回笼。
其四，形成公租房体内循环的有效机制。在建设和运营环节保持一定形式的封闭性，可以有效避免利益输送，也有利于承贷主体责任明确。开建以来，重庆公租房坚持“封闭运转”，努力实现在保障房体系内的良性循环:一是由政府专门组建的公租房建设企业作为承建主体并拥有产权，有效控制开发建设成本。建成后，由公租房管理局专司管理、配租和服务。二是凡购买公租房有限产权者， 不得将公租房进入商品房市场交易，只能以购房价加同期银行利息由公租房管理局回购，再作为公租房流转使用，防止了灰色交易和无底洞建造的两个“黑洞”。三是对不再符合租住条件的承租人，启动必要的退出程序，由公租房管理局收回，
再转租给其他符合条件的对象，避免了资源沉淀和低效率。
总之，资产封闭运转重在体现保障属性，资金开放筹措重在确保建设所需。两者对立统一，是公租房投融资的要义所在。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各自独立又相互支撑，就能实现阳光建设与市场化运营的有机统一，公租房的资金平衡就有制度保障。
实践充分证明，只要真正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主动担当， 积极作为，公租房建设资金不仅可以“不差钱”，还可以实现良性循环，形成持续保障。公租房作为一笔优质国有资产，在改善民生、促进发展中完全能够发挥更积极有效的作用。
反腐倡廉是国企发展的根本保证
（2011年）
国有企业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课题，关系着X执政的物质基础，关系着效率与公平的实现。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必须深刻认识企业的定位，牢记企业的社会责任，以改革为根本动力，以反腐倡廉为根本保证，使国有企业的发展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坚持“两手抓”，重庆国企实现跨越发展近年来，重庆市国有企业按照X中央、中央纪委和市委的要求，始终坚持改革发展和反腐倡廉“两手抓”，成为全国发展速度较快、质量较好的国资体系。国资总量快速增长，质量持续优化。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的资产总额从2002年末的1700亿到目前的1.4万亿，增长8倍， 资产质量大幅提升，资产结构显著优化。国资的带动力、影响力、支撑力表现突出。目前，重庆市金融环境、商业环境良好，不良资产率百分之零点几，是全国最低的几个城市之一，这得益于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率大幅下降的带动。重庆市的民营经济每年以20%左右的增速发展，中小企业贷款总体合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资金链断裂，这也与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金融系统为中小企业做“纽带”、做“桥梁”、做国家宏观调控的“杠杆”分不开。
国企反腐倡廉机制健全，成效明显。直辖十年，国有企业高速发展，国资系统形成巨大的体系，但没有出现集中的、大面积的腐败情况，这得益于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特别是在体制机制方面下了功夫。比如高速公路建设，实行公共部门管规划、管项目，国资部门管资产，高速集团管建设的“三权分立”体制，既推进了高速公路建设，也有效防控了廉洁风险。
一、认真贯彻落实惩防体系建设的六项工作部署
中央在2005年出台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了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六项工作部署。这六项工作，其实就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六个环节。这些年，重庆市国资系统贯彻中央要求， 着力抓好两个方面工作。
（一）从制度安排、体制改革、行风建设入手，强化事前预防，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搭建公共交易平台。2003年，重庆市成立了以产权转让为主的联交所，建立了一整套挂牌交易的程序，通过全国范围的公开网上投标竞价，形成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把内部徇私舞弊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例如涉诉资产的处置，因
为其所有权人正接受法律制裁，无暇顾及自己的资产价格，其债权人也无法讨价还价，客观上为司法拍卖的组织者提供了徇私舞弊的空间。现在，有了联交所这个在价值发现、程序透明、公平公正等方面具有优越性的制度安排，法院系统的涉诉资产、海关系统的罚没资产都进入“阳光”平台交易，有效防止了“灰色交易”。此外，重庆市的土地交易所、药品交易所，也都有这种源头防腐的作用。
实行基础设施、公益设施建设“三权分立”。实行行政审批权、资金运作权、施工操作权“三权分立”，避免了行政管理部门权力的过度集中。比如土地审批是腐败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重庆市土地储备制度建立后，权力集中到储备公司， 而土地储备公司上受国土部门的行政审批监督，下受被储备企业的市场监督，形成了“三权制衡”，从体制机制上遏制了腐败。
推行招投标制度。重庆市国资委成立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专司招投标职能。全市政府采购、国企采购、工程招标、成套设备招标都通过这个“阳光”操作平台进行招投标，既遏制了腐败，也保护了干部。
规范保障性住房分配。“开奔驰住保障房”的现象时有发生，引起社会很大反响。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转让环节存在利益输送。经济适用房五年后可按普通商品房买卖，这让许多人热衷于钻政策的空子。二是审批环节存在监管困难。对申请对象的资格审查难以核实把关，让人有机可乘。重庆市的公租房制度就从源头上改变了这两个不合理环节。一是出售公租房只能按基本价格卖给公租房管理局，封堵了借经济适用房发横财的制度漏洞。二是资格审查对象为农民工、大学生、原住民中家庭住房在15平方米以内的困难户三种人，按此审查既简便又准确，使真正的困难群体获得了申请资格，保证了政策的公平。
规范财政税收征管。土地增值税的征收，税额确定非常复杂，税务员靠主观确定成本，容易造成税收流失。2009年重庆市房地产交易量约为1400亿元，理论上应该有大约70亿元的土地增值税，但实际仅收到十几亿。通过集中开展多部门联合税收核查，追回税收欠款约68亿元。对此，重庆市改革了征收机制，变“税务员举证”为“被征税对象举证”，按营业额确定大致征收比例，普通商品房收2%，高档商品房收3%，别墅收5%，如果被征收对象认为被多收了，则自行举证， 核实后退返。这就在制度源头降低了腐败案件发生的概率。
创新上市公司重大事项的停牌制度。重庆市明确提出上市公司重组，要停就停牌一年，最大程度防止内幕消息泄露产生的诸多问题，有效压缩了重组中的腐败空间。
重庆全市每年几百亿元的国有资产交易，即使1%的小概率事件，都可能是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损失。所以，在抓好源头治理，从体制机制层面解决普遍性问题的同时，还要把工作做细、把细节落实。一要靠道德、信念和主观能动性等来管理，总结腐败案例，加强警示教育，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权力观。二要发挥监督的力量，通过任用熟悉业务流程的专业人员，开展专业监督、内行监督， 把握每一个流程的细节。三要靠惩处，一旦出事严惩不贷，决不姑息迁就。
近年来，重庆市国资委X委、纪委在构建国资综合防腐机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错成绩。一是教育有方。如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推行廉洁谈话警示制度，一旦发现腐败苗头，立即要求作出书面说明；对新提任的领导人员，实行任前廉洁培训考试制度，凡考试不合格的试用一年，再次考试不合格的取消任职资格。二是监督有法。在国有企业实行纪检监察、外派监事长监督、市委巡视组巡视和出资人监管“四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变国有企业监事会的体内监督为“外派内设”，一个监事会只监管一个企业，便于更好地贴近监管对象，掌握情况。此外，对特别大的国有企业，实行X委书记与董事长分设，确保了决策权、经营管理权和监督权的独立运行。三是查办有力。近年来，国资委纪委收到举报6000多件，立案查办233件，处分364人，挽回经济损失6000多万元。国资系统加大效能监察力度，提供建议1.6万条，建章立制1.18万个，挽回经济损失22.68亿元。
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要经受住六个关口的考验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必须居安思危，过好“六关”。一是家庭关。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配偶及亲属。重庆能投集团原X委书记、董事长侯行知“落马”，问题就出在子女身上。二是美色关。领导人员一定要有正确的情感观和家庭观，对家庭多一份爱和责任，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造成腐败的重要原因。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与配偶两地分居期间，与其他女性不正当交往，生活腐化堕落，利用职务之便为情妇谋取不正当利益近2000万元，最终难逃法律的制裁。三是交友关。身处高位的人要慎重交友，尤其要警惕那些因为工作关系，百依百顺、溜须拍马的朋友。重庆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宗海就在交友环节出了问题。四是退休关。不少官员，年轻的时候一直干干净净、清廉从政，工作也很努力，到了临近退休的时候，却犯“老年痴呆症”，抱着“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的错误认识， 耍小聪明为自己谋取私利，最终落到名利丧尽、晚节不保的悲惨地步，遗恨终生。五是礼品关。收受礼品听之任之，“温水煮青蛙”似的形成了习惯，总有一天会
出大问题。六是权力关。随着领导干部威信的提高，权力逐渐集中，监督的难度也逐步加大，如果到了什么事情都搞“一言堂”的地步，就会非常危险，特别是在行使人事权、投资权等环节上，要做到公平公正，积极接受监督。
立足创新打造重庆文化新高地
（2011年）
文化是城市的根和魂，是城市发展的“脊梁骨”和“内动力”。在西部大开发渐入佳境的现阶段，重庆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增长极、领头羊，既要靠城市化、工业化和城乡统筹一体化，加快建设经济中心、内陆开放高地和交通物流枢纽， 不断增强城市发展硬实力；更要提振城市精气神，以先进思想为引领、先进文化为支撑，聚力打造文化高地，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这些年，我们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抓文化就是抓方向、抓未来、抓民生，坚持文化发展先进性、时代性、群众性的有机结合，贴近人民群众的利益所求、情感所需、兴趣所在， 增加文化财力投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步入了协调快速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一、大投入，夯实文化发展基础
文化要发展，文化高地要打造，政府就应舍得投入。目前，重庆财力虽不算强，经济社会发展事务的支出压力也很大，但我们仍明确并做到了预算内文化投入每年明显递增，预算外给予充分考虑，保证预算和决算投入同步扩大。近5年， 文化设施建设已累计投入300亿元，经常性文化运行支出由每年5亿元增加到近30 亿元，还在全国率先实行城市住房开发投资的1%用于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
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殊市情，决定了我们的文化设施建设布局不能只在城 区，还要延伸到基层，覆盖到广大农村。近几年，我们整合资源，投入“三个100 亿”建设市级重大文化设施、区县文化基础设施和基层文化设施。市级层面，按每5年建成“十个重大文化设施”的目标滚动推进，已投入使用的重庆大剧院、科技馆、图书馆、川剧艺术中心等17个大型文化设施，成为城市的新地标和群众文化消费的新天地。国际马戏城、国泰艺术中心、群众艺术新馆、大足石刻博物馆、三峡移民纪念馆、重庆十大书城等重点项目，也正在加快建设。对每个远郊区县城，市财政每年分别支持3000万元，用于建设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四大件”。目前，区县文化馆、图书馆全覆盖，博物馆、影剧院覆盖率已分别达60%和85%。对基层特别是广大农村，保证市级文化事业建设费60%以上的投入量，基本做到乡镇综合文化站、街道文化中心、村文化室、农家书屋和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全覆盖，实现了“广播村村响、电视户户通”，所有城乡居民都享受到了公共文化服务。
舞台搭建起来了，就需要有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我们大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先后举办和承办亚洲艺术节、西部交响乐周、中国艺术节、重庆读书月、重庆演出季等文化活动。持续开展“渝州大舞台”城乡文化互动以及送戏剧、送展览、送电影、送图书、送故事、送春联“六下乡”活动， 保证了农民每月至少看1场电影，每个村文化室每年新增图书100册，每年组织10 台优秀剧目、100个红色故事，有关文博展览到农村。从大剧院上演的艺术精品 到社区亮相的群众文化活动，从民俗文化到红歌俱乐部，从旅游文化节到周末大舞台，重庆每个社区，几乎天天有坝坝舞会、月月有红歌演唱、季季有文艺演出。
抛弃优秀文化传统，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丧失掉自己的文化特质， 将成为“文化沙漠”。重庆是一座有着深厚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的城市，巴渝文化、抗战文化、红岩文化、三峡文化、移民文化等，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既要传承弘扬，更要推陈出新。最近，我们投入30亿元实施抗战遗址保护利用规划，有效保护现存的395处抗战历史建筑本体，重点保护187处重要抗战遗址，集中保护15个抗战历史风貌片区，通过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我们还选择10个具有代表性的会馆进行修缮，已投入1.2亿元对湖广会馆建筑群进 行修复，并建立了全国第一家移民博物馆——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彰显重庆独特的移民文化。投入10多亿元启动寺观教堂保护计划，重点对15座“百年教堂、千年寺庙”进行保护性修缮，丰富和提升了城市文化的内涵。我们还大力传承名人典籍和剧种剧目，加强三峡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深入挖掘和提炼有益的思想价值，使之不断发扬光大，成为涵养民族精神的文化源泉。
二、树品牌，扩大文化影响力
一部《红岩》小说，让人们不仅记住了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记住了红岩英烈们的舍生取义，还记住了重庆这座城市。这就是好作品的魅力所在。在重庆大开发、大开放的今天，我们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中心，突出时代感和大众化，在文化载体和文化平台打造上，创新地推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庆特色的精品力作。
我们高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旗帜，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传诵古今中外的文化精髓和在中国革命建设中凝炼出的先进文化，不仅创新思想文化工作的内容形式，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而且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内容更加具体、接受对象更加广泛、教育方式更加生动、转化践行更加自觉。广大市民投身其中、乐在其中，参与面达97.3%，满意度达
%，唱响了时代主旋律，提振了城市精气神。如今，“唱读讲传”已成为重庆文化新名片，并带动和唱响了全国。
我们持续实施文艺精品工程，深化跨体制、跨行业、跨区域的合作，聚集市内外优秀文化人，精心创作，反复打磨，先后推出了《周恩来在重庆》、《解放大西南》等20余部电视剧，以及舞剧《邹容》、话剧《三峡人家》、川剧《李亚仙》、京剧《金锁记》、杂技剧《花木兰》等一批立得住、叫得响、留得下的佳作，先后荣获“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等国家大奖，深受群众的喜爱。我们整合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组建红岩文化产业集团公司，把全市30余处红色文物景点连点成线，打造出享誉海内外的“红岩联线”品牌。今年国庆黄金周，日均接待参观者超过10万人次。
同时，每年推出一个红岩文化展演项目，已在全国386个城市巡展，使伟大的红岩精神得以薪火相传。
增强文化的穿透力和影响力，不仅要有传世之作，还得靠强大的传播载体和传播能力。我们正努力打造三大板块：一是大力发展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通过优秀节目和优秀书目重塑经典、弘扬主流。重庆广播电视集团和出版集团发展势头强劲，资产规模已达50亿元，年收入超过20亿元，在全国同类地方性文化企业中脱颖而出。其中，重庆卫视率先停播商业广告，彻底摒弃泛娱化和低俗化，培育出《信念》、《记忆》、《品读》、《书香》等品牌栏目，成为全国首家公益电视频道。重庆出版集团涌现出销售量过千万册的“读点经典”系列丛书和数百万册的《藏地密码》等优秀书刊，经济规模连续两年跻身“全国第三、地方出版机构第一”。二是大力推动市级文艺院团发展，以有震撼力的作品和有影响力的人才展示重庆文化魅力。我们将歌舞团整体划转广电集团，将杂技团、曲艺团、越剧团与演出管理处合并组建演艺集团，将京剧团、话剧团划入“红岩联线”， 文艺院团的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演出市场已拓展至全国乃至世界，重庆演艺集团在美国成立海外演出基地。三是建设重庆电影城，通过综合开发，增强文化聚集力。我们抓住电影黄金发展期到来的机遇，启动建设具有拍片、旅游、交易等多功能的国际影城。建成后，在国际影城内，剧组可租用电影制作室拍片，演员和游客可在影城下榻不同星级的酒店，游客可在影院观看全世界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体验电影拍摄过程，还可举办电影交流论坛，进行电影制作设备、器材、拷贝展示和交易等，将其建设为类似好莱坞环球影城的世界电影重要基地。
三、促改革，激活文化生产力
文化的特质是创新，文化产业的发展更需要不断的改革创新。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在发展的起步阶段，仍需要财政支持与市场投入的双轨支撑。社会发展规律表明，文化消费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时， 谈文化产业就是空着肚子找乐子；处在1000至3000美元阶段，文化产业开始萌芽； 超过3000美元后，文化消费需求会猛然提速；超过8000
美元，文化产业将进入一个更快发展的阶段。发展文化生产力，根本在于培育市场主体，包括国有的、民营的。
我们组建了市国有文化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解决了国有文化资产出资人缺位的问题，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达到200%。我们平稳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组建了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广播电视集团、出版集团、新华书店集团、重庆演艺集团、红岩文化产业集团公司。目前，这些文化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我们规定，只要国家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领域，通通都开放，放开经营领域、经营活动、经营主体，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对新创办文化企业，3年内返还企业所得 税地方留成部分。目前，全市民营文化企业的产值份额占到了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的2/3。去年，我们首开全国先河，大力扶持文化创意微型企业，不仅给予30% 至50%的资本金补助，还按资本金给予1∶1的融资担保贷款，按资本金等额返还 税收地方留成部分。文艺工作者和有文艺专长的人都可以尝试动漫制作、生产工艺品、创办民间演艺团体、从事文化经纪等。启动一年来，已创办微型文化创意企业500多家，有效激活了民间创意。我们还通过组建文化产业融资担保公司、 宣传文化基金会，完善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管理、扶持创意产业基地建设等政策体系，为民营文化企业作担保、作桥梁、作纽带，促进文化产业加速发展。在政策的鼓励下，重庆原创动漫占到西部的80%以上，连续6年位居西部第一、全国前十， 并已远销美国、中东、越南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过去5年，重庆文化产业增加 值年均增长28%以上，占全市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3%。
对于文艺院团，不能一说转企改制，就让他们下海创收。在市级文艺院团转制过程中，我们按照“老人老政策、新人新办法”和“转制后财政投入不减反增” 原则，基本解决了“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等关键问题。我们以2009年为基数，保证院团转制后连续三年每年都有10%的经费增长。同时，我们点对点地 为每个文艺院团改制解决后顾之忧：一是在全国率先通过经济适用房、公租房等途径，为演职人员解决了住房难；二是解决了演艺团体的办公场所，使其都有自己的办公楼，演员大都有了自己学习办公的一席之地；三是全部解决并保证每个
院团都有固定的演出剧场；四是对演员和职工的薪酬待遇，比照市级公务员标准并纳入财政预算，确保改制后收入不减反增；五是政府购买文艺演出场次由每年1000场增至2000场，鼓励院团多演出，对超额演出给予额外奖励。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极大地调动了文艺工作者创作演出的积极性，文艺院团发展活力大增。市歌舞团收入55年实现8.8倍的增长。去年组建的演艺集团，当年收入就增长1.8 倍。
文艺作品不能应景图热闹，只有贴近市场才有长久的生命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些花了几百万元创作的剧目，“创作就为要钱，演出只为助兴，观众多是领导，目的就为获奖，归宿就是仓库”，演一两场就昙花一现，投入产出比太低。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以市场论英雄”。对文艺院团，我们按演出场次定补贴，演出场次越多、补贴标准越高。演出超过100场次每场补贴1万元，超过150 场次每场补贴1.5万元，超过200场次每场补贴2万元；对电视剧，在10个地方电视台播出可以得奖，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给一等奖；对出版物，销量上10万册，可以奖励100万元；对戏剧，全国巡演100场以上，可以奖励100万元。这种导向，就使文艺创作能够真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艺术、市场、社会三个效应有机统一起来。
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聚力打造文化高地，需要我们在打造一流的文化设施、保护丰厚的文化底蕴、创作传世的文化精品、造就拔尖的文化人才方面，实现新的更大的突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X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同步推动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同步建设经济高地和文化高地， 为重庆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经济发展教育为先
（2011年）
经济发展、教育为先。这是重庆要实现跨越发展必须明确的一个基本认识。重庆要在今后的发展中抓住机遇，人才起着关键作用，而培养人才的基础条件就是教育。
要实现重庆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总体目标，重庆必须在教育上实现“四个率先”：率先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率先实现教育国际化； 率先建成学习型社会。
直辖以来，特别是过去5年重庆教育在6个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为重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在教育普及上迈出了三大步，实现了历史性的“三大突破”：第一步， 经过10年努力，到2006年，重庆实现“普九”全覆盖，西部率先；第二步，在“普九”基础上，用4年时间实现了“普十二”，初中学生升入高中阶段比例达90%，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第三步，大学毛入学率已达30%，西部领先。
第二，始终坚持教育改革创新，解决了十大历史遗留问题。一是解决“普九” 债务问题。“十一五”期间，重庆偿还了“普九”全部债务近28亿元，成为全国第一个用财政性资金偿还“普九”欠债的省市。二是解决中小学危旧房问题。投入超过70亿元，全面消除了420多万平方米中小学危房，60%的中小学校舍实现标准化建设。三是解决农村学生寄宿难问题。近年来，累计投资68亿元，建成农村寄宿制学校2080所，基本解决农村学生的寄读问题。四是解决农村代课教师问题。2007年，通过公开招聘考试，按照90%的录取率择优录取了8941名公办教师，在全国率先解决了农村代课教师问题。五是全部解决库区迁校资金缺口问题。通过协调三峡工程补偿资金、纳入三峡后续工程规划等渠道，全部解决库区迁校资金缺口。六是解决中小学生均经费保障问题。2008年，通过提高生均办公经费、校舍维修改造补助等标准，使保障水平得到了提高。七是解决了教师待遇问题。2009 年，落实49亿元，在全国率先落实并兑现31.7万元义务教育教师的绩效工资。八是解决义务教育不均衡问题。投入专项资金100余亿元，使60%中小学达到国家标准化要求，建成1080片塑胶跑道。九是解决高中阶段“瓶颈”问题。推动普通高中与中职教育并行发展，目前学生人数已超过115万人，总规模比1997年翻了两 番。十是解决大学扩招生均经费问题。今年，大学所有生均经费平均已达5600元，
补上了过去的欠账。
第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改善了事关千家万户的教育民生。一是全面实现免费义务教育。2006年至2009年，全市累计落实专项资金82.9亿元，免除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每年惠及中小学生350万人左右。二是健全贫困学生资助体 系。每年资助学生达400多万人，特别是职业教育方面，率先建立资助政策体系， 实现中职学生资助全覆盖，已在10个区县推行免费中职教育。三是健全农民工子女就学保障机制。近26万名农民工子女享受了“两免一补”，从今年起，将新建115所中小学，解决300万名转户子女入学和城镇学校大班额问题。四是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培养关爱机制。通过采取“寄宿制”、“代理家长”、“托管家园”、“4+1”等多种模式，妥善解决130万名留守儿童问题。五是实施中小学营养促进工程。目前，已实施学生饮用奶（鸡蛋）计划，为贫困家庭学生提供“爱心午餐”。六是建立新型校园警务体制。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实现“一校一警”、“多校一警”全覆盖，保障师生安全。七是促进毕业生就业。针对毕业生就业出台十条措施，促进大学生、中专生毕业有90%以上的就业率。
第四，以大学城建设为抓手，重庆高等教育基础设施条件大改善。大学城的建设，改善了重庆高等教育基础条件，使重庆大学生均占地面积达50平方米，超过国家标准。硬件改善的同时，推动了学科建设，使高等教育规模质量得到全面提升，有6个本科学院改成了大学，有6个大专升格为本科，另外有一批中专升格为大专，层次结构都得到了优化。
第五，始终坚持公办民办教育协调发展，开创民办教育发展制度改革的典范。一是出台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十条政策”，促进民办教育加快发展；二是在全国首创教育担保公司，为民办教育提供融资担保；三是解决部分民办学校的历史遗留问题，促进布局和结构优化。
第六，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实现教育财政性投入占GDP4%的目标。始终坚持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三管齐下，协调发展。同时70%的教育经费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努力实现教育的全面均衡发展。
教育高地是支撑经济高地的基础，教育发展是解决“三大差距”的五大措施中的基础性措施。经济发展、教育为先。这是重庆要实现跨越发展必须明确的一个基本认识。目前，重庆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GDP、工业销售值、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创新高，“314”总体部署对重庆未来发展做出科学定位，“十二五”期间，重庆的各项目标都要实现跨越增长，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必须明
确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一切的竞争，人才是根本。重庆要在今后的发展中， 抓住机遇，人才起着关键作用，而培养人才的基础条件就是教育。
教育是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大差距的基础环节。从理论体系来讲， 缩小“三大差距”主要从五个层次探索推进：一是初次分配既要讲效率也要注重公平；二是健全二次分配制度；三是加强财税调节；四是鼓励创业和就业；五是发展教育。在教育上出现差距，贫富差距将难以扭转。让老百姓公平地站在教育的起跑线上，是缩小差距的根本举措。
要实现我市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总体目标，重庆必须在教育上实现“四个率先”：一是率先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注重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加快推进区域教育协调发展，解决好户籍制度改革中教育布局问题，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二是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高质量人才，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今后重庆将大力发展一批以笔电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布局“云计算”处理中心和建设加工贸易的金融结算中心，关键因素就是人才，因此，整个教育要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培养人才， 为城市化服务、为工业化服务、为建设经济高地服务。三是率先实现教育国际化。全面推进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大力引进境外教育优质资源，加强高校与国际跨国公司科研机构的合作。四是率先建成学习型社会。要发挥普通高校、电大、进修院校等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电大远程教育资源，整合区县、乡镇、社区各类资源， 要建立社会教育资源定期开放制度，到2020年，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重庆如何实现？重庆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改革创新，坚持五个“坚定不移”，全面提高教育科学发展水平。
一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教育普及与提高，逐渐达到普及学前教育、高水平普及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
二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重点推进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招生考试评价制度改革、现代学校制度改革、办学体制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五个方面。
三是坚定不移地提高各级各类教育质量。抓住三个关键环节，提高教育行政部门指导水平、提高学校科学管理水平、提高教师教育教学的水平。
四是坚定不移地强化教育服务能力。优化高校和职业学校的区域布局，加快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加强科技创新和产学研的结合，创新校企、校地合作模式。
五是坚定不移地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增加财政投入总量，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到GDP的4%以上；加大教育融资力度，提高生均经费标准，保障教育重大项目投入，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加强宏观调控化解金融危机
（2011年）
当前世界金融形势扑朔迷离，重庆乃至中国金融业如何拨开迷雾，在吸取世界金融危机教训的基础上，实现持续健康发展？10月28日，在2011•重庆金融开放论坛上，市长黄奇帆纵论国际国内金融形势，详解世界金融之弊，并对国内金融行业健康发展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业人士奉上了一场精彩的金融盛宴。
宏观调控要有一个理性的、合理的标杆，这个标杆应该达到四个平衡黄奇帆说，当今社会，不管是中国等新兴国家，还是欧美发达国家，都在进行宏观调控，
以克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难。那么，调控的时候就要有一个理性的、合理的标杆，这个标杆应该达到四个平衡：
一是一个国家GDP有多少，这个国家贷款余额大体也有多少，GDP与贷款余额的比例是1∶1。贷款余额的增长率，基本上应该等于GDP的增长率加通货膨胀率， 我们讲GDP的总量就是GDP的增长率不变价再加通货膨胀率，因此，如果贷款余额大大超过GDP，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如果贷款余额增长率大大超过GDP增长率，也将导致通货膨胀，就不平衡了。
二是一个国家上市公司的市值与GDP要做到1∶1。证券市场的市值大体和GDP 相当，也有它的基本道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证券市场总市值20万亿美元，远超过14万亿美元的GDP。经过金融危机，现在已实现市值回归，约14万亿美元，和GDP大体相当。
三是这个国家市场化的房产总市值和GDP大体上也应该做到1∶1。对于房地产，全世界有一个基本的运行规则，就是一个地方老百姓6~7年的家庭收入，能买得起一套普通商品房。如果房产市值比GDP总量大很多，就是泡沫的概念。这个规则怎么推算出来的？就是这个国家的GDP与房产总市值大体相当。如果一个地方要20年的家庭收入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说明房产市值远比GDP大3~4倍。
四是这个国家的主权债务，加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系统的支出，与GDP之比也是1∶1。政府债务最好控制在GDP的30%以内，超过60% 就过了警戒线。社会保障体系大体上支出在GDP的20%左右，如果负担过重或标准过高，支出达到百分之三四十，再加上占60%的政府债务，就可能超过GDP总量， 风险很大。一个国家的宏观调控极其复杂，但要说简单，只要把4个1∶1搞好，
这个国家的金融，宏观上就能平衡，就能基本理顺结构。
就中国而言，这些年贷款增长较快，基本面上呈现通货膨胀态势，这两年银根抽紧，正逐步走向平衡。今年贷款余额估计达60万亿元，而今年GDP约为45万亿元，贷款余额有点超过，以后收紧一点可实现回归；证券市场市值与GDP达不到1∶1，主要是这两年证券市场发展不够充分，现在资金是银行这边多，证券市场那边少，很多企业融资主要通过银行，直接金融系统对社会融资的贡献只占10% 左右，比例太低，因此，证券市场应该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有一些泡沫，国内一些城市房价过高，因此最近国内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调控，是趋向合理方向。但我们的政府债务和社会保障支出不用太担心，甚至社保还应该加大支出。目前，整个社保系统的支出才几万亿，和40多万亿的GDP相比，仅占10% 左右，可以再增长一些。政府债务基本合理，中央和地方各约10万亿，占GDP的50%左右，再加上中国特有的ZZ优势，除了GDP外，还有规模和GDP相当的国有资产，因此，在这方面不用担心。
总体而言，用这四个平衡作为工具，作为一种逻辑，来分析欧美和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基本能看出问题所在。金融危机之后，用这个模型分析美国经济， 其贷款余额、证券市值、房产市值这三个要素已经回归，美国经济已经没有太大危机，唯一不好的数据就是，政府债务加社保支出太大，需要平衡。只要增加对工商经济的投资，营造良好经济发展环境，刺激工商企业发展和老百姓创业，把这些问题解决好，美国经济就能更好。
说金融是中心的时候，是指金融与工商经济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工商经济因为金融服务而兴旺发达，金融因工商经济繁荣而发展。金融一旦脱离工商经济进入自我循环空转的时候，这个中心就不存在了宏观调控中，有财政的工具，也有金融的工具。理论上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全盘皆活，这是一个确切的理论体系。但如果金融工作者、金融机构不为工商经济服务了，把自己当成中心，那就要出问题了。这些年，世界经济发展出现诸多问题， 仔细分析下来，这一波的危机都是金融闯的祸。世界金融至少出了三种毛病：
第一，忘记了金融业是第三产业，是服务业。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工业， 工业才是根本，金融业作为服务业，应该眼睛盯着工业、商业，要以它们为中心， 依托它们生存，为它们服务，在服务过程中获得自己的发展。说金融是中心的时候，是指金融与工商经济相互融合发展，工商经济因为金融服务而兴旺发达，金融因工商经济繁荣而发展。金融一旦脱离工商经济进入空转的时候，这个中心就
不存在了。但是过去这十年，以美国华尔街为代表，金融业取代实体经济变成了世界经济的中心，开始自我封闭搞内循环，金融的资金不是怎么想着为工商经济、为企业提供融通方便，而是自我炒作，银行的资金进股市，进衍生工具的市场， 最后金融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只在虚拟经济内空转。
第二，最近十年来，金融不断创新，但这个创新与实体经济毫不相关，不是为工商经济服务、不是为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而是为了逐利，是泡沫式的创新。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本质上就是金融泡沫创新的后果，它闯了大祸， 让全球工商经济为它买单，为它付账。
第三，金融行业薪酬涨得太高，美国总统五六十万美元的年薪，可能赶不上一个金融公司中层的收入，高工资与高利润挂钩，为追求高利润，导致金融以逐利为唯一目标，逐渐抛弃盈利较低的实体经济，转而投向更赚钱的虚拟经济。
金融公司闯祸让世界陷入金融危机，怎么摆脱？如果整天就金融论金融，我认为摆脱不了，只会产生三个结果：一是想出一个方案，把现在的危机往后推， 这三个月发生的事变成三年以后发生，但是那时候发生，比现在还严重。二是想出一个方案，把一个危机解决了，但是新的危机，另一种性质的危机又出现了， 用新的危机叠加老的危机。第三种是转嫁危机，我的危机转嫁成他的危机，这个国家的危机转嫁为别国的危机。很多解决方案就是在这三个圈里打转。
在解决欧债危机的三大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后，欧洲欣喜若狂，但我认为这只是大家把饼切来切去，在玩一个数字游戏。欧盟挽救了希腊，减记了50% 的主权债务，谁买单？用债务救债务，只有做更大的饼才能补充丢失的那块面粉。但这个饼怎么做大？大家要明白，这个世界的经济主体是实体经济，所以摆脱各种金融危机的最终出路一定是技术进步和实体经济。如果新能源搞得好，一个几万亿的产业出来了；如果新的生命科学成果产业化，一种好药出来，一搞也是几万亿的产值；还有就是以电子计算机、通信为背景的人工智能，这种智能体系发展起来又会是几万亿；还有就是增加粮食生产，全世界的人都离不开。几个几万亿的产值，以增量拉动存量，产生新的效益就可能把原来积淀的泡沫挤出、负担消化掉。因此，科技进步以及围绕科技进步发展起来的工商经济，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脊梁骨，是国家经济的主流，而金融只是服务业。如果科技进步与工商经济能够很好地互动发展，这个世界就会早日摆脱困境、就会持久发展。
凯恩斯的理论是救急用的，不能长期用，不能当补药吃；福利主义的那一套
是补药，但不能补过头，可以长期用，但标准要合理，要有一个度；供应学派的理论也是可以长周期用，至少眼下更应该大大发挥作用
对宏观调控来说，近年来全世界有各种经济学理论，有的经济学理论是为工商企业服务的，有的是为金融业服务的，也有一些是为宏观经济，为政府调控经济提供依据的，应用最多的理论有三种。
第一种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凯恩斯理论提出了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的有效需求原理，认为投资和储蓄不可能自动形成均衡，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个理论是救急用的，在危机发生的时候，经济特别不景气的时候，政府不惜背上一定的债务，通过投资刺激经济发展。但这个理论不能长期用，如果十年、二十年始终用这个理论，政府债台高筑，远超GDP一两倍，是要出问题的。
第二种是福利经济学，其主要内容是“分配越均等，社会福利就越大”，主张收入均等化，由此出现了所谓的“福利国家”。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一定会出现两极分化，为了社会平衡，福利经济学理论可以缓和经济矛盾，平衡两极分化的差异，可以起到启动需求的作用。这个理论是应该长周期使用的，但有一点， 不能过分，不能把标准定得太高，不能当补药吃得太多，太多了就像希腊，福利搞得太好，国民不用劳动也能过得很好，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动力。
这两种理论各有各的用处，但最近20年，西方几乎忘记了一个理论，就是供应学派理论。这就是第三种理论，指在经济发展中，应该创造好的投资环境，通过政府减税、让利、补助，鼓励创业，使中小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各方面的就业人群随之增加。增加之后，税基增大了，政府税收增多，失业人数减少，养老保险、社会保障支出减少，社会良性循环，得到长周期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就把供应学派的理论作为经济调控的依据，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也用这一个理 论，因此，英美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都非常繁荣，为此后10多年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美国现在要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应该把更多的救市资金提供给创业者，对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企业减税。之前，美国两次货币量化宽松，放出了2万亿美元，都通过常规渠道放给了银行，所以美国银行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完全不同，2008年银行资金链断了，需要政府救济。现在美国的银行，特别是那些大银行，根本不缺钱，手里有很多过剩的钱，但工商企业十分缺钱，为什么？因为美国大银行不看好工商企业，宁可在股市等虚拟经济中流转，宁可把钱投向金砖五国，变成世界热钱进行流动，也不愿意进入美国的实体经济，这也是美国金融以
自我为中心，和实体经济分离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把资金放给银行， 希望通过银行进入工商经济，是行不通的，要采用供应学派的理论，直接拿几千亿资金，提供给能解决就业的企业，提供给创业者。所以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议会在讨论几个议案，其中一个是改善美国的投资环境，通过税收优惠吸引投资；一个是即将通过一个就业法案，对于能帮助政府解决就业的企业，给予一些优惠政策。
总体而言，三个经济学派，我个人认为凯恩斯的理论是救急用的，不能长期用，不能当补药吃；福利主义的那一套是补药，但不能补过头，可以长期用，但标准要合理，要有一个度；供应学派的理论也是可以长周期用，至少眼下应该大大发挥作用。
我们的金融系统要汲取华尔街的教训，认识到金融就是工商企业的服务员， 是社会融通的服务员，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枯则金融亡，一定要把这个位置摆正对于国内的金融机构，我们要防止欧美发达国家金融业出现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金融是服务业，服务于工商企业，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枯则金融亡， 这是宗旨。
当前，国内金融机构也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每次经济宏观调控时，人民银行会适时采取一些合理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金融机构层层叠加，一叠加就过了，真理多走一步就成谬误，最后效果就会出问题。
第二，银根收紧后，社会资金紧张，就可能出现高利贷。金融机构这时不是站出来为中小企业融资理财服务，没有采取措施去遏制高利贷，反而是贷款理财盛行，很多合理的贷款业务转成理财业务，银行放资金，信托加一码，中介机构再加一码，还有各种手续费，就变成中利贷甚至高利贷了。金融机构过度的逐利行为，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成本增加。
三是一些金融机构因觉得自己是中心，以老大自居，对工商企业不讲诚信， 承诺的贷款也随心所欲更改，拿钱去放高利贷、中利贷，去理财了。比如，现在调控房地产，对合格的首套房购买者，取消了按揭贷款或者大幅提高门槛，抑制了正常的消费。为什么合格的买房人，不能申请按揭贷款？就是因为一些金融机构以逐利为目的，说变就变，不讲诚信。
四是金融机构高管的收入过高。尽管没有华尔街那么高，但与其他行业相比仍很高，别的行业高管年薪30万，银行金融高管年薪可能100万、200万。金融高
管薪酬高一点也没有关系，但是不能将高薪与巨大的盈利预期联系在一起，如果完不成利润指标，200万就立刻变20万，这样的指标考核，会逼着从业者不择手段去逐利。
五是金融机构为工商企业服务的意识不强。现代社会最终摆脱经济困境，关键要靠科技创新，要靠工商企业把有战略意义的高新科技转化成大规模的产业， 产生市场的增量、社会的增量、GDP的增量，用这个增量克服消失了的存量，克服亏损掉的坏账，社会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因此，金融业要摆正位置，好好研究怎么为工商企业服务，使工商企业健康成长。
构建有重庆特色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
（2011年）
去年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围绕X的十七大提出的“住有所居”目标，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实施力度，率先大规模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积极探索构建城市住房需求30—40%由政府保障、60—70%由市场配置的“双轨制”模式，推动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住房供应体系，努力实现城市居民“住有所居”。
大规模建公租房，实现“低端有保障”。过去，重庆已为城市低收入群体提供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以及各类安置房等保障性住房，但只能覆盖城市总人口的10%左右，仍有占城市总人口20%左右的中低收入群体得不到保障。去年开始， 我市根据城市保障性住房的实际需求，计划三年内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将保障范围进一步延伸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新生代城市居民、大学毕业生、外来工作人员等“夹心层”人群，形成城市住房保障新体系。去年底，建设了1300万平方米公租房，今年又开建了1350万平方米，并分批向市民投放，可供50多万中低收入群体租住。目前，民心家园、康庄美地、康居西城、两江名居、民安华福等五个公租房楼盘，已推出房源67330套、439万平方米。3月2日进行了首批电视摇号配租，4月底可陆续签约入住。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全部建成后，将覆盖约200万城市人口，加上原有各类安置房，可将30—40%的城市人口纳入保障性住房的全覆盖。
高标准规划设计，确保公租房品质。公租房与普通商品房一样，都是完善城市功能、优化空间布局、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重庆公租房围绕产业集聚区规划布局，选择城市地铁、轻轨沿线等交通条件较好地段，与商住楼盘“混建”， 共享配套和服务，避免形成新的城市边缘区域。主城区的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都布局在内外环线之间的工业园区和开发区周边，公租房楼盘与商品房楼盘按照1∶3配置。首批配租的五个公租房楼盘，分别布局在鸳鸯、大竹林、西永、蔡家、华岩等5个住宅聚居区，平均容积率为3.69，都配套了商场、银行、医院、学校 及2—3所幼儿园，都已开通2条以上公交线路，从而保障了居民生活、出行方便。在西永微电园等产业园区，布局了300万平方米公租房，并根据白领、蓝领等不 同群体的需求和经济条件，实行分档建设和差异化租金，使其各得其所。职工下班后即可融入社会、融入城市，实现园区生产与城市生活的无缝衔接，促进厂社融合与社会和谐。
创新投融资模式，平衡好建设资金。如此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必须要解决资金问题。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大约需要投资1000多亿元。重庆按财政投入和融资贷款3：7的比例，采取“1+3”的模式筹措资金，既保证当期建设投入， 又能保证资金动态平衡。“1”就是财政投入约300亿元，包括中央专项、本级财政支出、土地无偿划拨、税费减免等渠道。“3”就是除财政投入外的700多亿元通过社会融资解决，通过出售配套商业用房和部分公租房有限产权、向金融机构融资等三种方式实现建设资金的平衡。目前，首批公租房建设所需的300多亿元 资金已全部落实。其中，政府投入100多亿元，包括落实中央和市级补助资金32 亿元，税费减免43亿元，划拨土地投入50多亿元；市场融资完成近200亿元，包 括公积金贷款30亿元，已与八家商业银行签订160亿元贷款协议。公租房投用后， 按每平方米10元左右月租金计算，每年可回收租金40多亿元，偿还贷款本息、扣除维护管理费用后仍有盈余。
坚持政府主导，体现公益属性。保障性住房必须公建、公有、公营、公益。重庆的公租房建设，土地全部由政府划拨，国有企业承建并持有产权，免收土地出让金、相关税和配套费，不产生建房利润，租金不超过同类商品房市场租金的60%。在管理环节，重庆市专门组建了市公租房管理局，建立了公租房信息化管 理系统，制定了《公租房管理暂行办法》和《公租房管理实施细则》，确保配租公开、公平、公正。在退出环节，规定公租房租满5年之后，可通过成本价购买， 但所购公租房不得上市交易，而只能以购房价加同期银行利息由公租房管理局回购，再作为公租房流转使用，确保公租房的保障属性，防止灰色交易。为有效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务，重庆公租房小区都建立了社区管理委员会，由街道、房管机构、物业公司、派出所等单位派员驻点办公，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保障性住房的受益面至关重要。重庆的公租房准入门槛较低：凡年满18周岁，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具有租金支付能力的进城务工及外地来渝工作的无住房人员，大中专及职校毕业后就业的无住房人员，本市无住房或住房困难家庭，均可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实现了保障性住房最大范围的公益、公享。
今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进一步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更加坚定了我们大规模建设公租房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X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不断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体系，加快建设进度，完善配套服务，提高营运水平，努力为城市住房困难居民营造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加强应急管理 推动科学发展促进富民兴渝
（2011年）
应急管理事关发展大局、社会和谐、民生福祉。应急水平考验着X和政府的执政能力。“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凝聚着重庆人民的共同意志和美好愿景。应急管理就是保障这些愿景的公共安全网。这些年来，我们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 以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为根本，以“一案三制”为工作主线，强化“预防控制、预案管理、应急处置、应急保障”四大能力建设，科学有效地预防和妥善处置了各类突发事件，实现了全市应急管理工作从单纯的灾害救助向突发事件应对全过程转变，从临时性应对向常态化管理转变，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
第一，建立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做到横到边、纵到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应急管理更应如此。对这项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我们立足直辖市的扁平化行政管理架构，建立起统分结合、条块衔接的市、区县、乡镇（街道）、村居、企业事业单位5个层次的应急管理预案体系。在市级总体应急预案编制框架下， 先后编制各级各类预案14.5万个，重大危险源、灾害点应急预案1万多个。预案编制突出了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实现了流程化、图解化、实操化。我们还制定实施了全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在全国首创应急预案评估审核管理办法，实现了预案评审的制度化和科学化。还积极推进中德灾害风险管理和预案优化试点，根据实战和演练，及时修订完善市级预案12个、区县和部门预案342个。今年将全面形成一套从风险评估到预案编制的预案管理体系。
第二，建立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做到早防控、早处置。本着覆盖全面、监测到位、预警及时的要求，我们先后建立起重点水利水电工程、重大油气储运设施、重要航道、主干道路、铁路客运专线和繁忙干线、轨道交通、高压输变电工程、大型桥梁、特长隧道、重要通信枢纽、支付清算系统等实时监测预警体系。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饮用水源、食品药品、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等也建立起相应的监测预警系统。为实现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市政府应急指挥平台建成投用之后， 依托民防和气象部门资源，着力推动区县政府应急应战指挥和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两大平台构建，今年上半年将全面建成并实现互联互通，应急资源的查询、监控和快速指挥调度功能将进一步完善。
第三，建立健全应急保障体系，做到拉得出、用得上。从“十一五”开始， 我们将应急体系项目纳入市区县五年规划，滚动实施，相继建成国家（重庆）陆
地搜救基地和一批市级重点项目，三峡库区综合应急救援中心正抓紧建设。应急通信方面，值班红机和海事卫星目前配备到市级相关部门和各区县，建立铁通800 兆集群通讯和短波应急救援通讯系统。应急交通方面，完善了公路、水路“绿色通道”制度，并开展了空中应急救援行动，初步建立起低空应急救援机制。应急物资储备方面，国家级、市级储备库正加快建设，开展了储备情况摸底调查，初步建立起储备数据库。应急避难场所方面，已建成市、区县场所98个，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简易场所上万个，并做到了标准标识规范。
第四，建立健全应急演练体系，做到敢应战、应好战。我们组建了全市应急管理培训基地，将应急管理纳入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培训体系。以演促练、以练强应，每年都举办1～2次大型综合应急演练，还多次与国家有关部委和周边地区联合演练，并首创应急演练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对演练效果进行科学、量化的评估。通过开展应急演练，有效提高了应急救援队伍的突发事件处置能力。近年来， 全市各级应急救援队伍平均每年处置上万件应急事件，有效应对了暴雨洪灾、安全生产等各类重特大突发事件，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了社会和谐稳定。
第五，建立健全应急组织体系，做到责到岗、事到人。应急管理面宽量大、综合性强，我们有效整合各类应急资源，构建起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工作网络和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市政府成立了应急管理委员会，下设应急办为常设办事机构，统筹协调全市应急管理工作。同时，分类成立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4个综合应急指挥部，并保留防汛抗旱、抗震救灾、森林防火等8个专项应急指挥部。各区县相应设立应急管理委员会和应急办，所有乡镇（街道）成立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村社明确应急管理负责人并配备专职应急管理信息员。市政府坚持年初有安排部署、平时有监督检查、年终有目标考核，任务分解到部门， 责任落实到人头，保证了“一岗双责”制度的落实。按照统分结合方式，组建了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加大装备投入， 仅市级综合应急救援队伍装备配备就投入了9.28亿元，并不断加强专家指导力 度。目前，包括志愿者在内，全市应急救援队伍力量超过15万人。
通过努力，重庆突发事件发生总量逐年递减，重特大突发事件有所遏制，公共安全呈现持续好转态势。过去五年，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3%，而各类突发事件总数和死亡人数实现“双下降”、年均下降15%左右，连续三年特别重大
突发事件“零发生”，安全生产综合考评屡获全国第一，群众安全感始终保持在90%以上。应急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良性运行，有力支撑了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重庆地形地质条件复杂，山高坡陡，应急基础建设任重道远，渝东北、渝东南等广大农村地区，各类自然灾害仍然多发频发。尤其是我们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阶段，改革发展任务繁重，道路交通、建筑、危化品等领域隐患点多面广，增大了公共安全事件防控的难度，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传统的和非传统的、显性的和潜在的危机风险交织，重大安全隐患、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稍有疏忽就会反弹。
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理念，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从源头预防和动态应急两个方面标本兼治，牢牢把握应对突发事件的主动权。
按照X的十八大“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的新要求，我们将把应急管理工作纳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增强ZZ责任感和紧迫感，自加压力，从零开始，进一步完善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应急体系，全
面加强应急能力建设，科学有效预防和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具体工作中，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坚持预防为主、防救结合；坚持依法应对、规范管理；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沉；坚持突出重点，提升能力；坚持社会参与、全民应急。总之，要不断提高全市应急管理工作水平和应急能力， 以及时、完备、高效的应急管理，推动“科学发展、富民兴渝”，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保障。
以改革创新推进重庆生态文明建设
（2011年）
X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理念之后，建设生态文明已然成为各地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行动指南。但受传统发展方式的影响，习惯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仍然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现实阻扰，生态文明建设还任重道远。生态文明的要义在于， 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融的关系。形成这种关系，需要人类认知和行动的高度自觉，更需要一系列相关制度安排来规范和维系。生态文明不是简单的口号或说辞，而是超越传统、革故鼎新的理念和行动。与此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模式创新，正是实现这种理念和行动交集并落地的重要抓手。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涵。然而，伴随工业文明的出现，在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掠夺式的资源利用和放纵式的废物排放，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固有平衡。温室效应、极端天气频发等自然现象对人类的报复，原因很多，而调谐两者关系的机制缺失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化解这类大面积、长周期存在并日益突出的问题，修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必须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彻底摒弃忽视自然环境地域公平、代际公平的愚蠢做法，着眼并致力于构建有助于调谐两者关系的体制机制，走出一条建设生态文明的改革创新之路。
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具有大山、大水、大都市、大农村和大库区的特点，肩负着市域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三峡库区水资源保护的千钧重 担。重庆市委、市政府立足于兑现向全市3200万人民做出的共同富裕、全面小康的庄严承诺，立足于对全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通盘考虑，自觉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和X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大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路径，在打造长江上游生态文明示范区进程中， 迈出了积极的步伐。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以结构的优化促进节能减排
特定的产业结构，代表着特定的产业构成及其比例关系。这种构成及比例关系的调整，往往会带来大面积、成规模的显著变化。重庆紧紧抓住产业结构调整的“牛鼻子”，大力发展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产业；改变生产分工模式， 通过对传统产业的挤压、替代或重组，推动结构性节能减排。比如，重庆市着力实施“云端”计划，通过加工贸易价值链的垂直整合，笔记本电脑不仅制造、组
装在重庆，还实现80%零部件本地化。这不仅降低了物流配送成本，还大大减少了运输过程的能源资源消耗。到2015年，重庆有望形成2亿台电子产品终端生产能力和100万台服务器的云计算数据处理能力，销售值突破1万亿，成为重庆工业第一支柱。汽车、装备制造等其他产业也按这种模式推进，并收到良好效果。与此同时，离岸金融结算、要素交易结算、软件开发、咨询服务等近乎零排放的新兴服务业，也随之风生水起。
优化生产布局和资源配置，以搬迁重组整合促进生态环境改良
生产力在资源承载能力容忍范围内的空间置换、资源要素向更有条件和资质的企业集中，都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重庆大力推进安全隐患企业环保搬迁和资源型企业兼并重组，通过空间转换和重组整合，统筹利用区域资源和环境容量， 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生态效益收效明显。针对主城近300家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实际情况，重庆市政府筹资400多亿元，借助渝富公司这一投融资平台， 先后6批实施了206家企业的环保搬迁。通过环保搬迁，不仅总能耗降低了64%， 污染物排放减少近2/3，总产能还增长了50%。尤其是重钢集团的环保搬迁，赎买整合了12家小钢厂的产能，仅用两年时间完成全部迁建。新厂炼轧一体化的新装备，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际最先进水平，不仅产能由330万吨扩展至650万吨，还实现能耗降低22%，水资源和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率均超过97%，污染排放减少了7成多，为市区腾出7000多亩宝贵的建设用地，成为国内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环保搬迁的典范。此外，重庆市痛下决心，推进资源类企业重组或关停并转，淘汰落后产能。关闭50万千瓦小火电、90万重量箱小玻璃、近1000万吨小水泥、14家碳酸锶企业，关闭整合小煤矿3700多家、1400多万吨产能，矿均年产煤量由不到5000 吨提高到6万吨左右，从而有效遏制了粗放式生产。
推进节能环保市场化改革，以市场手段调控资源利用和废弃物排放
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单靠政府管控，还需要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资源要素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质量和效率。为此，重庆积极探索市场化改革，运用市场手段和价格杠杆，撬动节能减排，与政府管控形成有机互动。比如，重庆市组建了水务、水投等市级国有投融资平台，筹资200多亿元，投资 水资源保护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先后建成157座污水处理厂和4000多千米排污 管网，全市污水处理能力5年翻了两番多。在西部率先建立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 易管理中心，运用市场机制推进污染物减排，1年多来，组织交易120多次，交易频率和成交规模全国领先。此外，重庆大力推进合同能源管理机制，引进法国达
尔凯、美国霍尼韦尔等具有国际水准的合同能源管理公司，推动企业综合节能水平大幅度跃升。目前，重庆正积极探索碳汇交易，优化碳指标资源配置，促进低碳产业发展。这些市场化探索，使重庆节能环保市场呈现出勃勃生机。
推动技术和管理创新，以现代技术提升节能减排水平
现代技术的推广应用丰富了节能减排的实现路径。重庆紧跟技术进步潮流， 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变革传统的经济社会运行方式，以技术的溢出效应带动节能减排。结合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突破，建设国内最大的云计算数据处理中心和国家级物联网产业基地，打造智能城市、智能社区，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交通物流组织模式，不但提高了城市运行效率，还降低了城市运行成本，减少资源占用和能源耗费。运用脱硫、脱硝等减排技术的突破，加快电厂脱硫、脱硝装置普及，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COD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重庆远达环保公司已累计申请190项脱硫、脱硝专利，掌握11项核心技术，编制了10 多项国家或行业标准，在全国承揽了近百个电厂脱硫、脱硝工程，业绩高居同行业第一。垃圾焚烧发电方面，重钢三峰公司突破了关键核心技术，建成国内最大的焚烧发电研发中心和焚烧炉成套设备总装试验基地，在市内外建设了10多个垃圾焚烧发电厂，仅在重庆的日上网电量就达到50多万度，促进了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成为垃圾发电行业的标杆，并已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
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以法制保障推动社会尊重自然、善待环境
重庆通过立、改、废相结合，形成以《环境保护条例》等地方法规为核心、系列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配套、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为补充的地方法规体 系，推动了生态环保工作的依法有序开展。特别是《工业项目环境准入规定》实施以来，3年多时间里叫停300多个项目，其中不乏曾经梦寐以求，10亿元级的大项目。
近年来，重庆大力推进户籍制度、“地票”交易等社会经济改革，促进了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并有效保护了耕地和生态。在重庆工业化、城镇化提速发展的情况下，截至2010年，全市耕地面积不但没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在改革创新推动下，重庆还大力推进了“森林重庆”、“宜居重庆”建设，积极开展三峡库区水资源保护、次级河流治理、工业项目综合整治、农村面源污染整治等重点工程。仅2010年环保投入就达到232亿元，占到当年GDP的3%左右，有力改善了全市的生态环境。到2010年底，全市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提高到83%，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4%，均走到了全国前列；长江出境断面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Ⅱ 类以上；主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11天；单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均超额完成约束性任务，城市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连续3年100%。
“十二五”时期，重庆将继续围绕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的目标，高举生态文明建设大旗，致力于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创新，保持年均300亿元的投入力度， 推进长江上游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建好“万壑青山”，护好“一库碧水”，让更多的市民享受到生态文明带来的福祉。
政府如何平衡公租房的建设资金
（2011年）
大规模建设公租房，是我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低收入群众的热切期盼。今年国务院下达的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中，公租房达220 万套。随着发展步伐的加快，公租房将逐步成为我国保障性住房的主体。公租房能否顺利建设，直接关系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成败，影响“住有所居”目标的实现。
在公租房建设及资金筹集过程中，各地都遇到了一些绕不开的难题，表现出诸多疑虑和困惑。一是认为资金筹集压力大。公租房建设的资金需求量大，又属公益项目，地方财力有限，银行贷款很难，无法回收成本，大规模建设公租房， 资金难以平衡，会使地方财政不堪重负。二是担心投入产出难以平衡。社会资本具有逐利性。公租房作为公益产品，租金低廉，与市场化开发形成冲突，投资回报率低，难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单靠政府投入，无法满足融资需求，公租房的建设进度难以保证。三是倾向于将营建主体让位给社会。认为建造公租房既是政府担当，也是社会责任，政府不该大包大揽，应从主导地位退居引导地位，更多鼓励民间资本成为公租房建设主体，以缓解政府压力。
如果按照上述思路走下去，很难建立起公租房建设良性运转的长效机制，势必影响可持续性，甚至会走入死胡同。对此，要统一思想，引起高度重视。
第一，公租房投资是较长周期的动态平衡。公租房作为保障性住房，不像普通商品房开发那样能够为“土地财政”作出贡献；相反，政府还需要无偿划拨土地，投入前期资本金，以此融通社会资本，满足建设资金需求。由于限制租金， 建设资金回笼不可能在短期内“立竿见影”。因此，政府和社会都不能持过度的功利观。政府在民生上投入，虽要避免“赔本的买卖”，但也不能放大逐利行为， 只能通过较长周期的资产运营，逐步实现动态平衡。如果想通过建设公租房“赚钱”，必然会荆棘丛生、寸步难行。
第二，公租房具有长期保值性，完全可以多方融资。作为政府公共服务产品， 公租房通过免收土地出让金、相关税、配套费和剥离企业利润，会形成低得不能再低的成本，不会产生房产泡沫和成为不良资产。政府以现价形成资产，就是以后的资产储备。公租房的商业配套，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是公租房项目的有力支撑。公租房在一定周期完成还本付息后，每年的租金会形成稳定收益，其价值也可能与商品房一样水涨船高。有远见的投资者应该会青睐它，社会融资的路子
是宽广的，前景是良好的。
第三，公租房建设应当也只能由政府来主导。由社会资本主导公租房建设， 虽能缓解资金的一时之需，但由于政府不持有产权、不主导运营，也就难以保证公租房政策覆盖的有效性，甚至会重蹈经济适用房“利益输送”的覆辙。政府担当公租房建设的主体职责理所当然。
可以说，公租房建设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政府完全能够解决和平衡好建设资金问题。
必须坚持公有、公建、公营、公益的方向。公租房建设所需土地全部由政府划拨，由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承建并持有产权。政府在优化布局、完善配套、减免税费等方面发挥作用，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体现公益属性，绝非是与民争利。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提供，享有减免政府性基金、税费优惠政策等公共资源，全部体现在公益方面，不会使公共资源成为个别人“发财的阶梯”。公租房租金主要兑抵贷款利息、房屋维修管理费用和空置损耗，原则上不超过同品质商品房市场租金的60%。为实现公租房公营，重庆专门组建了公租房管理局， 履行房源储备、审核配租和监督管理等职责，确保公租房申请、配租阳光操作， 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了结合点，避免了纯市场化的逐利行为。
构建政府先导、社会补充的投融资格局。在投融资领域，政府投入往往具有先导性，对各种社会资本形成引导和激励效应。重庆3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 房，除了已由政府原储备的土地划拨之外，约需1100多亿元现金投入。其中，由政府先期投入300多亿资本金，包括中央专项、本级财政支出、土地划拨、税费 减免等。在此基础上，我们拓展融资渠道，一是通过公积金和商业银行贷款300 多亿元，二是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央企等非银行机构融资400多亿元，实现 了公租房建设资金的大账平衡。目前，中央补助和市级财政已先期投入230多亿 元，撬动了社会投入250多亿元，有力保障了开工项目的资金需求。今明两年开 工项目所需的600多亿元，已基本筹措到位，没有出现资金“断链”问题。目前， 全市已开建公租房2650万平方米，有5.5万户家庭通过3次摇号获得配租。今年将有1000万平方米陆续投入配租。
建立租售并举、动态平衡的偿债模式。承债能力及债务偿还的时限、方式等， 直接关系融资收益和资金安全。重庆除政府投入的300多亿元外，社会融资的800 多亿元，主要通过三个渠道逐步偿还：一是按10%的比例配建商业设施，以市场 价出售，可回笼资金400多亿元；二是承租5年后，出售约1/3有限产权的公租房，
可回收资金400多亿元；三是每年收取的租金，扣除维护和管理费用后仍有盈余， 可用于平衡贷款利息。这样，公租房就可以实现整个资金体系的动态平衡。今年 8月，通过对2344户公租房家庭入户调查，有意愿购买有限产权公租房的占65.1%， 有76.55％的承租户愿意在本社区经营商业，远高于预想比例。可见，出售1/3的公租房有限产权和10%的商业配套，符合大多数承租户愿望，有良好市场前景， 完全可以实现预期的资金回笼。
形成公租房体内循环的有效机制。在建设和运营环节保持一定形式的封闭 性，可以有效避免利益输送，也有利于承贷主体责任明确。开建以来，重庆公租房坚持“封闭运转”，努力实现在保障房体系内的良性循环：一是由政府专门组建的公租房建设企业作为承建主体并拥有产权，有效控制开发建设成本。建成后， 由公租房管理局专司管理、配租和服务。二是凡购买公租房有限产权者，不得将公租房进入商品房市场交易，只能以购房价加同期银行利息由公租房管理局回 购，再作为公租房流转使用，防止了灰色交易和无底洞。三是对不再符合租住条件的承租人，启动必要的退出程序，由公租房管理局收回，再转租给其他符合条件的对象，避免了资源沉淀和低效率。
资产封闭运转重在体现保障属性，资金开放筹措重在确保建设所需，二者结合就能实现阳光建设与市场化运营的有机统一，公租房的资金平衡就有制度保 障。实践证明，政府只要真正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主动担当， 积极作为，公租房建设资金不仅可以“不差钱”，还可以实现良性循环，形成持续保障。公租房作为一笔优质国有资产，在改善民生、促进发展中完全能够发挥更积极有效的作用。
在2012年重庆市金融工作座谈会的讲话
（2012年2月9日）
市政府召开金融工作座谈会，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最近几年特别是去年重庆金融战线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进一步理清思路，研究部署如何做好今年金融工作。黄奇帆指出，做好金融工作，必须牢牢把握一个宗旨，就是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去年，在全国银根紧缩的背景下，重庆金融业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喜可贺。去年全市新增贷款2200亿，增长20%，比全国平均高出4.1个百分点，像农行、建行、工行、中行、交行、民生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峡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都为重庆的资金融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的银行税后净利润达到370亿，利润率3%左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银行不良资产率只有0.7%，低于全国的平均值，排全国第四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建设中，重庆金融业呈现出五个特征：第一，金融GDP占比提高。2009年6%，2010年6.1%，2011年占比7%，排名全国第四。第二，集聚辐射效应显现。重庆GDP和贷款余额比已达1∶1.3，一个地方GDP有多大，贷款需求就是多大，当贷款超过GDP的时候，说明这个地方逐步成为一个金融中心，超过GDP的贷款会向周边辐射，体现辐射效应。我们的银行存贷比也体现了集聚能力，重庆的银行存贷比超过80%，比全国平均高出10多个百分点，说明重庆将其他地方的贷款额度吸引过来了。此外，重庆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要素市场的快速发展，也代表着金融集聚辐射效应。第三，业态丰富。尽管重庆是西部的城市，但囊括了中国的所有金融业务，首先是传统银证保金融机构方面，总数达到241家，去年增加36家。创新型金融机构迅速发展，总数达到413家，增长77%。此外有要素市场七八个，总之金融品种齐全，市场活跃度逐年加大。第四，服务百业。去年全市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3100亿元，占工商实体经济融资总量近80%。第五，支持民生，为缩差共富服务。全年累计发放“三权”抵押贷款180亿元；支持公租房建设，授信247亿元、贷款57亿元；还支持微企发展，给微企提供贷款。中国金融业要吸取欧美金融危机的教训，扎扎实实为实体经济服务。
抓好金融工作，必须弄清楚金融的宗旨和指导思想。大家要记住：“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枯则金融亡。”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我们金融的宗旨。
如果总结美国、欧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主要是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金融的问题，一方面是政府财政的问题。金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越来越独立，自我膨胀，以自我为中心，在虚拟经济中自我循环。我们说金融是经济的中心，这个中心是在为所有实体经济服务过程中形成的，当金融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不再是中心，所以“百业兴则金融兴， 百业枯则金融亡”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是每一个金融企业家应该铭记的格言。二是金融杠杆比太高，1∶3—1∶10是基本合理的杠杆比范围，杠杆比太高，是引 发整个世界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三是金融高管收入过高，高收入又和利润挂钩， 为了创收就会铤而走险，唯利是图，甚至搞欺诈。
中国金融业在开放过程中，需要跟欧美学习游戏规则、国际惯例，欧美金融业患的病也会传染给我们，尽管特征不尽相同，但实质大体一致。当前，中国金融机构包括重庆金融机构，也出现几个病症，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是利润太高。去年全国12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增幅超过30%，重庆则为40%。银行的资本回报率也很高，在30%左右，比所有工商企业都高，是不尽合理的。二是银行形成了垄断地位，存贷利息差3%以上，而欧美才百分之一点几，这个是中国病，是有中国特色的以金融为中心，不大顾及实体经济，和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有点像， 但表现是不同的。三是信贷条件坐地起价，由于央行银根抽紧，资金稀缺，银行的地位更高了，工商企业求你，正常3%—6%的利息差不满足，还要坐地起价，贷款利率上浮10%是必然的，20%、30%也会出现，再把利息先扣除，实际又上浮了一块。四是中国经济、中国金融过分依赖银行，社会GDP产生的余钱，90%在银行， 老百姓投资渠道很有限，只有往银行放最安全，造成银行非常有利的地位。这样不管对上游资金提供者，还是对下游资金需求者，银行都具有绝对的优势。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调整体制机制，一方面银证保业务要全方位展开，不能让银行的体系一枝独大，如果三五年以后，将这个比例从90%降到80%、70%，甚至到60%左右，有了这个基本面的调整，各种市场化的调控就会加强，才能进一步促进整个金融结构的改善。
要从八个方面着手，抓好今年的金融工作谈到如何做好今年的金融工作。
首先，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金融增量也要进一步扩大，总的市政府考虑4500亿元，银行贷款增加到2500亿，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增加到900亿，加上利用外资100亿美元，就有600多亿元外边的资金；还有三四百亿央企借款。有这4500亿元金融增量的保障，相信今年重庆经济仍然会保持较快增长。
其次，要助推民生。有五方面需要特别关注：一是扶持微型企业的贷款，今年要达到50亿元，其中本土三家银行承担一半任务；二是“三农”融资贷款，今年要达到300亿元，政府要对此进行考核；三是中小企业贷款；四是有关民生类的项目贷款，比如公租房，老百姓首套房或者改善性住房的按揭贷款；五是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公共设施项目。
第三，要加强民间金融的发展。重点加强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租赁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八类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金融公司，都是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都属于民间金融公司， 把这一块搞好了，一方面发展了民营金融，另一方面会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会大幅压缩高利贷生存空间。
第四，要多到香港融资。香港的贷款利率才百分之一点几，而香港正在大力建设中国离岸人民币中心，重庆的企业要利用这些条件多到香港融资、上市、发债券。
第五，要更好地发展离岸美元市场。去年我们离岸金融国际结算达到300多亿美元，今年争取翻一番，达到七八百亿美元结算量，明年超过1000亿美元。同时，要发展好电子商务国际金融结算，去年已经破题真正运作，今年争取这一块有实打实的50亿美元，2015年达到500亿美元。此外，还要大力发展各种跨国公司和贸易批发公司的结算。
第六，要推动更多企业上市。这一块民营企业多多益善；还要推动科技类企业上市，特别是要推动私募基金和微型企业结合上市；此外，还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上市，争取2015年重庆国有企业的证券化率达到70%。
第七，重庆的本土金融机构今年要完成各自的特定任务。重庆银行今年要努力实现上市目标；西南证券要以重庆为中心，在西南地区好好发展投行业务，提高效益，努力打造金融集团；农商行要进一步增加“三农”贷款；三峡银行争取今年开始启动上市工作；信托公司进一步推进发展，市政府支持重庆信托开展公租房的信托业务；重庆汽车金融租赁公司争取一季度完成筹备工作，二季度正式挂牌。
第八，要抓好金融生态建设。一是注意加强对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机构的打击；二是进一步规范金融机构的优惠政策；三是进一步抓好江北嘴、解放碑等金融中心区的环境建设；四是搞好金融人才的培训，营造金融人才集聚的良好环境。
在中国企业家年会暨两江论坛上的演讲
（2012年5月12日）
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经济形势下，讨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角度、重点都会有所不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持续，美国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在发酵，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特别表现在企业，不管是国企、民企，还是外资企业，进出口贸易增长都遇上了巨大的困难。另外，劳动力价格上升，供应能力下降，油电煤运的成本都在上升，企业利润下降。经济结构仍在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中老的应淘汰的方向比较明确，新的产业怎么补上，还要据市场前景进行论证探讨。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地区要较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对政府来说， 应努力从三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一个地区、一个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抓好实体经济的发展， 解决好就业问题。据盖洛普公司统计，全世界70亿人口中，约30亿是老人、小孩， 不需要就业；40亿需要就业的人群中，有13亿多一些在农村务农，城市要就业的有26亿多一些，其中16亿有稳定的工作，就是每周工作40个小时。剩下的10亿人中，大体上有5亿人属于非正规就业，就是每星期工作在15个小时以上，还有5亿人是失业，或每星期工作15小时以下，工作不稳定、没保障，也不体面。这个人群如果因为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对任何国家都是灾难。去年“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就是因美国的失业率达到10%、失业和半失业人数达3000万而引发的。
所以，如果不解决好就业，大规模的失业人群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不和谐， 导致政府更大的债务危机，因为实体企业不景气，失业增多，企业交缴养老保险、交缴税费就减少，而政府必须保障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等各种保障性支出也会增多。由此，盖洛普的总裁最近提出，今后全球爆发的将是“就业战争”这一说法，令人关注。也因此，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广泛增加就业岗位，充分解决就业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必然追求的目标。奥巴马总统最近提出几个提案，就是鼓励实体经济发展、鼓励工业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并号召美国企业要维护美国的利益，把海外投资特别是实体经济的投资拿回去，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为了解决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失衡问题和减少贸易摩擦，一方面更多地启动内需，把经济增长转为更多地以内需拉动为主。另一方面，也绝不能忽视外需，保持每年10%左右的进出口增长是必要的，同时注意保持进出口平衡。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应该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三管
齐下，继续推动我们的开放事业。
中国发展加工贸易20多年来，到现在差不多达到1.5万亿美元贸易额，吸引 了1.5亿农民工。如果简单的放弃加工贸易，听其自然地转到东南亚、印度或其 他地方，将会对就业造成极大冲击。加工贸易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生产模式，使研究开发、零部件制造、整机组装、销售结算等每个环节，都交到最擅长的企业手中，这是正确的合理分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则。但如果一个地方只搞组装，零部件、原材料、研究开发、销售结算都在海外，那附加值就太低，也是个应该解决的问题。近两三年，我们创新了加工贸易模式。一是把全球最大的五大笔记本电脑品牌商都吸引到重庆，搞研究开发、销售结算。销售结算每千亿美元可带来约近百亿人民币的税，近百亿银行收入，十多亿的会计师收入， 附加值非常高，是加工贸易价值链的一个高端。二是全球最大的六大电脑制造企业，包括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仁宝、纬创、和硕，（去年他们六家生产了全球90%的电脑），吸引他们来重庆落户。三是让全球500多家零部件制造商落户重庆。做零部件也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是价值链的另外一个高端。这样就形成了5+6+500的一个集群。这个集群今年预计会生产5千多万台电脑，3千万台打印机和2千万台监视器，总共一亿多台件，估计明年生产1.5亿台件，2014年达到2 亿台件，大体是全球产量的1/3。这样一来，重庆基地的加工贸易就不仅仅是附 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的总装厂，而是从零部件制造到研究开发、到销售结算， “微笑”曲线的全流程都留在重庆。
加工贸易大发展为重庆带来了四大好处。一是带动进出口猛增。去年重庆进出口增长1.3倍，今年1—4月份又增长1.4倍，原来排在全国第25位，现在已经跃升到第13位。二是带动实际利用外资猛增。以前重庆实际利用外资每年只有10亿美元，去年到了106亿美元，今年1—4月份，外资投资增长35%。三是带动约20万人就业。四是带动了物流业发展。近三年重庆航空国际货运航线增加15条，今年每个月增加一条。重庆国际航空货运量去年增长400%，今年1—4月份又增长200%。
因此，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非常有竞争力的加工贸易，我们不能简单放弃，而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改进。
第二，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要各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迸发活力。重庆因为在西部，非公经济非常落后，1997年直辖初期，非公经济比重只占25%，75% 是国有和集体公有制经济。这些年，重庆一直致力于推动市场主体多元化，促进国有、民营、外资企业齐头并进。
我们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大型民营企业资本、人才、技术实力都强，最重要的是给予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不要有“玻璃门”、“弹簧门”。中小企业主要帮助他们解决融资难问题。微型企业是鼓励有一技之长的人创业，我们给他们资本金支持。对个体户，给他们稳定、固定和合适的活动空间。到2011年， 重庆非公经济比重达61.7%。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全国非公经济比重最高是浙江、广东、江苏，第四名是重庆。每年民营企业数量增长18%—20%，经济就能保持一定的活力。去年重庆工商企业户数增长全国第一。
除了民营企业外，我们也一样积极吸引外资。因为外资不仅带来资本，更重要的是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带来优秀人才，带来国际观念，内陆地区搞开发，要补上开放这一课。
国有企业也不能少。任何国家都会有一些国有企业。美国国有经济比重近20% 左右。重庆现在公有经济占比38%，央企和地方国企占20%，集体组织占8%，其余是政府机关以及学校、医院等单位产生的。估计10年后，重庆公有制还可能会降低10个点。
总之，我们按照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的要求，促进不同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
第三，一个地方实现可持续发展，要降低税费、物流、金融融通成本，努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现在中国三个成本最需要降低，一是税费成本，二是物流成本，三是金融融通成本。
重庆有西部大开发15%所得税政策，还有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和保税区等优惠政策叠加，并覆盖到服务业，是中国综合税率最低的地区。同时政府还在进一步减少行政性收费和经营性收费品种，降低收费标准，努力使得重庆成为各种规费相对较低的地方。
降低物流成本，要从各个环节形成整体降低的状况，主要有四个层次。一是过路费。不管是铁路、水路、公路、仓储费、装卸费等各种费用尽可能的低，不在路费上做文章，不然就是竭泽而渔。重庆去年取消7000多公里二级公路收费， 适当的时候，我们考虑高速公路收费也应降低或者逐渐退出。二是仓储费。房地产10年涨了4-8倍，房价成本、土地成本也会摊到仓储物流的仓库、店铺等物业 中，这一块要下降。三是物流企业小，链条长，一条链上有十几个企业在活动， 营业税叠加起来，物流成本就很高。现在采取营业税改增值税，税收成本会降低。四是通过整体策划改变物流组织格局。比如，重庆向国家争取一个保税航油仓库，
降低国际航班成本。再如，重庆另辟蹊径，开通了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 成本跟海运差不多，但全程只要13天的时间，缩短了20几天，可大大节约高附加值商品运输的资本利息，降低物流成本。
降低融资成本。现在大家都说银行贷款利率高，有的利率上浮30%以后，还要收管理费等，最后实际成本可能是10%左右。融资成本高了，本来也该摊入中小企业成本、抵扣所得税，而我们的税务机构，又往往本本主义，将贷款可摊入的成本只计算基准利率部分，这就会进一步加重企业负担。这方面我们要清理， 逐步解决融资成本高、融资渠道少的问题。要鼓励各种各样非银行的机构，包括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租赁公司、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以及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共同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总之，一个地区，如果有三个较低成本环境，即低融通、低物流、低税费成本，又有三种动力，即国有、民营、外资企业一起发力，同时又有鼓励实体经济发展、鼓励就业的整体政策，就一定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全市地质灾害防治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2012年6月25日）
市第四次X代会刚结束，我们就召开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这既是一次敲警钟的会，也是一次贯彻部署的动员会。主题就是贯彻落实X代会精神和德江书记重要指示，对地质灾害防治特别是库区地灾防治进行动员、部署和落实。刚才，市国土房管局通报了全市地灾防治工作情况，有关区县作了交流发言。借此机会，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奋战在地灾防治工作第一线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结合会议主题，讲三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地灾防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地质灾害防治是一项事关安全的基础性工作，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计。X中央、国务院历来非常重视，每年都要专题部署和严格督办。去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今年又批准实施《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二五”规划》，对地灾防治工作作出系统安排，明确提出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地灾防治的始终，着力搞好三峡库区等重点区域的地灾防治。
重庆作为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的地方，地质构造极其复杂， 地形切割状态非常突出，历来是全国地质灾害多发区之一。近十多年来，全市上下贯彻X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地灾防治工作取得明显进步。仅“十一五”期间，全市成功预报各类地质灾害589起，避免直接经济 损失4.2亿元。通过实施“金土工程”，搬迁险区群众4万余人。通过组建地灾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区县地灾防治技术支撑队伍，成功处置数千起地质灾害，安全转移群众4万余人。特别是自2001年开展三峡库区地灾防治以来，重庆库区已连 续十年无重大灾害事故、无人员伤亡，库区地灾防控总体稳定。值得表扬的是， 不少区县自我加压、常抓不懈，成效不错，黔江、巫山、长寿等10个区县地质灾害防治连续8年实现人员零死亡，酉阳、铜梁等15个区县地质灾害防治连续5年实现人员零死亡。
这些都是重庆重视安全工作，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用心做工作的结果。直辖以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把地灾防治与抓安全、抗灾害工作统筹起来，全面、协调推进安全整治、灾害防治等工作，收效明显。比如，过去五六年， 我们投入近500亿元推进城市排水管网和水利建设，既解决了主城逢雨便涝的问
题，也大大减缓了郊区旱情，降低了洪水泛滥概率。花500多亿元搞电网建设， 投入超过之前50年总和，确保了高压电输送体系在冰雪灾害中健康运行，没有因为自然灾害大规模断电断网。我们还建了上万公里的公路防撞护栏，每年至少减少几百起车翻人亡的事故。在生产安全上，关闭了2000多个煤矿、近千个小铁矿， 大大减少了矿难事故。事实说明，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活动引发的各种灾害，只要高度重视，科学预防，完全可以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进步虽然不少，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面临的地灾防治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很多地质灾害是地壳运动产生的，人类目前还不能够说人定胜天、人定胜地，大家决不能掉以轻心。重庆山地占75%以上，坡度25度以上土地占20%，地质结构和自然地貌决定了我市地灾隐患点多面广，灾害频发易发。根据最新排查结果，全市目前地灾隐患点达到1.7万处，遍布全市38个区县，受威胁居民近100 万人。普查数据的进一步细化反映，使大家对全市的危险点心里更加有数。我们对地质灾害防范，就更应该提高可靠性、安全性。今年以来，已发生灾险情209 起，造成16人死亡、7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近亿元。这说明地质灾害无孔不入， 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重庆今年的极端天气比往年有所增加，强降雨、旱涝交替等极端天气，导致地质灾害年还可能有加重之势。在此提醒大家，务必高度重视极端天气引发的地质灾害。另一方面，最近几年，貌似地质灾害，实际上是工程作业不规范导致的人为灾害，不断涌现。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矿山开采、地下开挖、削坡切脚等工程作业越来越多。如果防灾减灾意识不强、勘查不充分、施工不规范、监测防范不到位，也会引发地质灾害。今年已经发生3起 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造成12人死亡、4人受伤，教训非常深刻。
作为分管全国安全工作的副总理，德江书记十分关注我市的地灾防治。5月18日在会见国土资源部徐绍史部长时，他明确要求我们对地灾防治特别是库区地灾防治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市委、市政府除了召开今天的会议， 近期还将出台相关意见。全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认真领会本次会议精神，充分认识地灾防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克服麻痹大意，杜绝侥幸心理，自觉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和部署上来，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扎实推进地灾防治工作。
二、切实转变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理念
市第四次X代会的成功召开，是重庆改革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X代会明确提出，要大力实施“一统三化两转变”战略，建设“三中心两集群一高地”，
加大科学发展力度，加快科学发展步伐，不断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全面提升科学发展新境界。贯彻X代会精神，推进新时期地灾防治，就是要按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创新社会管理，切实转变理念，提高地灾防治的实效。具体来说，要努力做到四个转变：
第一，推动防治方式从被动防治向主动防治转变。一般的地质灾害防治很多都是被动的、应急性的管理，要么是灾情发生后的事后处置，要么是针对可能发生的灾害，开展打铆钉加固等看似科学实用、实则事倍功半的工程治理。真正有效的防治，必须“三管齐下”：一是进行科学预测。尽管很多地壳运动无法预测， 但人们积累的相关知识已不少。要借助已有的科技成果，对近期的地表活动进行尽可能有效的监测、预判，避免因疏忽大意而酿成大错。二是加强规划调控。城镇开发或项目规划建设，要强化地灾论证，科学合理选址，避免留下很多后遗症。同时要根据地质环境承载容量，调控开发建设强度，减少对地壳运动的负面刺激。以奉节县城选址为例。当初县城选择沿长江布局而不是沿朱衣河布局，六七平方公里上规划建设一座只有七八万人左右的城市，并没有多大的错误。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县城人口2005年就已突破10万人，而且每年还在不断增加，整座城市拥挤不堪。这里的地质条件本身就不好，如果还是延续这种高强度开发建设， 久而久之，量变引起质变，必然会出大问题。我2007年到奉节调研时就提出，老城区要减少建筑密度，只准拆除、不准新建。县城拓展区建设，只能向地质环境更好的朱衣河方向扩展。这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缓解奉节县城的地灾隐患问题。三是推进搬迁避让。有些地质灾害的确无法准确预测，比如有的危岩，可能1000年都不垮，也可能明天塌下来。与其被动地劳神费力的监测、小打小闹的整治，不如采取主动措施，将周围的居民都搬走，一劳永逸。总之，我们要把事后救灾的、硬碰硬整治的概念，转变为主动监测预防、规划调控、规范避让的概念。这样才有助于提高防灾救灾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在实践中坚持科学发展。
第二，推动防治内容从自然性地灾为主向自然性和人为性地灾并重转变。随着工程作业越来越多，人为因素引发的地灾已占很大比例。今年以来的地灾死亡人数中，人为性地灾占比高达80%。这说明，现在的地灾治理，不仅要关注自然 地灾，更要重视人为因素引发的地灾。人类活动作为自然界的一个变量，对地质灾害带来一定刺激或影响。怎么防范恶性事件发生，我们要高度重视，高度防范。奉节县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建设活动量该减载的要减载、该调整的要调整，防止过度开发引发系统性地灾隐患。各类施工作业的监督、管
控也必须加强，防止诱发人为的灾害。
第三，推动防治队伍从政府专业人员监测向专群互动转变。我市地灾最显著的特点是点多、面广、线长，突发性特征比较突出，单靠政府组织专业人员去监测、布防，顾此失彼，效果会大打折扣，对重点地区防范了，顾不上的地方就容易出大事。事实上，出于自保或对亲友生命财产安全的考虑，群众防灾减灾的自觉性还是有的，但受限于他们地灾防治的专业知识，往往对灾害缺乏系统的认知力和判断力。在加强重点监控的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依靠群众， 增强群众防灾参与主动性和自觉性，提高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识灾、报灾、防灾、避灾的意识和能力，形成专业队伍和普通群众监测的良性互动。
第四，推动监测判断从倚重经验向倚重科技成果转变。无论是灾前预防，还是灾后抢险，都离不开科技支撑。从总体看，我市地灾防治专用设备保障还不够有力，灾情监测、判断往往靠经验和常识，误判还比较多。如2009年武隆“6•5” 特大山体滑坡灾害，原先认定危岩规模为20万立方米，成灾模式为坠落式。成灾后，规模却达到700万立方米，属滑塌式成灾。由于经验性判断的误导，使救援 工作走了一段弯路。我们对1.7万处地灾隐患点的监测、判断，一定要充分依靠 科学技术，尽可能减少经验主义带来的失误。对应的专业技术装备等方面的投入， 也要加大。
三、全力抓好当前的地灾防治工作
地灾防治工作总的要求是，深入贯彻市第四次X代会精神，狠抓工作部署、责任落实和督查考核，有效防止群伤群亡的地质灾害，迅速遏制工程作业引发的地质灾害，努力避免因工作不到位而造成人员伤亡，最大限度地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体工作：
第一，全面开展地灾隐患排查，强化防灾救灾基础。要建立健全隐患排查制度和长效机制，各区县、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城市建设、交通干线、水利工程、市政设施、矿山采空区、集镇以及人口密集区等区域的地灾隐患排查。积极推进高陡坡等地质条件复杂的未知区域以及10人以上农村居民点的全面排 查。要加快实施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勘查，对人口密集区和重要设施的重大隐患点要进行重点勘查。加快推进都市圈城市地质调查工作，逐步解决因城市地质环境容量不足造成的地质灾害问题。要建立完善地质灾害数据库，建成以监测预警、预测预报、风险评估、应急指挥为主要内容的地灾防治信息系统。
第二，深入开展搬迁避让工程，消除地质灾害隐患。要积极推进地质灾害搬
迁避让“金土工程”，对危险性大、危害严重、治理难度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群众，要有序实施搬迁避让。资金筹措上，要注意多管齐下。巴渝新居建设、农村危旧房改造、高山移民、退耕还林、扶贫救灾都有不少资金，要结合地灾防治搬迁，有效用到群众身上。还可以将搬迁居民的宅基地复垦后纳入地票交易， 筹措资金补充搬迁支出。工作方法上，大家要注意策略，不能把地灾避让搬迁变成强迫式运动，而是通过改进工作方法，让老百姓充分体会到政府的良苦用心。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引导，包括普及地灾防治知识，多组织一些应急演练。另一方面，凡是确定为地灾隐患点的地区，实行人口、零星建筑、各类社会公共设施“三个冻结”，防止新增、新建。通过这些方法，让大家明白搬迁的必要性、紧迫性，自觉接受和主动配合搬迁工作。这样才能真正把好事做好、实事办实。
第三，大力推进群测群防，完善地灾监测预警体系。各区县、各有关部门要落实专门机构，安排专人专司其职、跟踪负责，建立责任明确、队伍稳定、手段先进、预警及时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尤其是要重心下移，完善区县、乡镇、村组及隐患点四级群测群防监测网络。建立群测群防员责任和待遇的稳定机制， 充分发挥基层群众防治地质灾害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搭建群测群防信息发布平台，普及群测群防监测手机和手持终端系统，加强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对威胁人口密集区安全的重点隐患点，要加密部署气象、水文、地质灾害等专业设备进行监控。
第四，严格监督管控，有效遏制工程活动引发地质灾害。编制城乡总规、村镇规划和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作业，都要严格执行地灾危险性评估制度，加强安全影响论证，严格审查备案。对地下空间开挖作业， 要进行勘查、设计、施工、验收全过程监管，严防不当的人为活动诱发新的地质灾害。对不规范工程作业引发的地灾，决不能简单视为自然灾难，必须从严重处。严惩是防患于未然的冲击力。对这类人为灾害进行严肃处置，才会让各方面吸取教训，防止类似灾难发生。如果在管理上温情脉脉，松懈、放纵一次，就可能酿成十次类似的事故。因此，治军一定要严，决不可姑息养奸。
第五，强化救灾能力建设，做好地灾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各区县要加快建立地质灾害应急管理和应急技术指导机构，配齐专业人员和必要设备。严格执行地质灾害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送制度，防止信息迟报、漏报，严禁误报、瞒报。对重大和敏感地灾信息的发布，要严格执行新闻管理有关规定。要有效统筹其他专业救援力量，建实建强市、区县地质灾害应急救援队。武警重庆总队应急抢险
能力强，装备也比较齐全，要发挥他们的优势，加强与他们的协作。库区地质灾害防治一直是全市地质灾害治理的重中之重，举国关注，决不容许出现任何闪失。大家务必要立足于防大灾、抗大灾，克服试验性蓄水无人员伤亡而导致的麻痹思想，全力做好库区地灾防治工作。一要继续做好175米试验性蓄降水地质灾害监 测与防范。库区区县、市级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和协调，协同做好联防布控。气象、水利、地震部门要及时掌握灾害信息并作出反应，筑牢监测与防范的“五道防线”。要以奉节、巫山县城以及峡谷地带、沿江人口密集区、万州—巫山沿江顺层岸坡等为重点，全面开展地灾监测预警工作。二要扎实推进应急抢险工程。对正在实施的龚家坊危岩、望霞危岩、青石村滑坡和奉节麻柳坡，要加强施工管理，尽快发挥工程治理效益。对新出现灾险情的万州小石盘、忠县石宝广场等滑坡，有关区县要选定实力强、经验丰富的专业单位，尽快启动应急抢险。三要扎实做好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由市国土房管局牵头，会同市移民局、库区区县，以国务院批复的总规为基础，抓紧编制好后续地灾防治实施规划，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四要加强库区建设项目的管理。对影响库区地质安全的项目，该关停的要坚决关停，该治理的一定要加快治理。库区长江干流库岸沿线的采矿项目，一律关闭，决不留任何隐患。这类带血的GDP，我们坚决不要。按三峡后续 工作规划实施的滑坡、崩塌、危岩等治理项目要有序实施。搬迁安置点的建设， 要充分考虑群众长期的生产生活需要。对搬迁进城的群众，要妥善安置，确保不留后遗症。五要用好库区地质灾害治理专项资金。三峡后续总投资中，我市的直接投资大致有784亿元，其中用于地质灾害防治的有93亿元，占11%。这笔资金一定要管好用好，让库区人民真正感受到中央的关怀。我市目前已进入主汛期，接下来的7．8月，将是地质灾害的高危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市汛期地灾防治会议的要求，认真做好排查巡查、应急值守、信息报送、应急演练等工作，切实提高各方协调配合能力和群众临灾避险能力。政府督查、监察等部门要将各区县地灾防治机构、人员、资金、制度、措施等落实情况纳入考核，落实有关奖惩规定。
总之，市民安全没有小事，地灾防治责重如山！我们一定要按照市第四次X代会的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314”总体部署，牢记使命，知难而进，创新而为，扎扎实实做好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用平安、祥和的防治业绩迎接X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
在2012年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2012年7月19日）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时代。科学技术不断突破人类的认知局限， 步入了全新领域。基本粒子、基因工程、纳米材料等超乎想象的新发现、新技术， 迅速改变着社会，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借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的东风，去年重庆市又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科技成果。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X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重庆市第四次X代会确立了建设长江上游科技教育中心的战略目标。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第一生产力”的自觉意识，向经济科技结合要效率，依靠科技改革开放促活力，依靠科技创新人才释放红利，走出一条低投入、少污染、高产出的“巧发展”路子。借此机会，向重庆市科技工作者，提三点希望：
第一，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四化”同步发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融合发展、互动发展，必须建立在科技创新基础上。重庆工业发展已步入扩面提质新阶段，要加强技术改造和工艺创新，为需求复苏后增强核心竞争力而蓄好势。对汽车、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集中力量，在有基础、有资源、有优势的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信息产业在未来二三十年将极具扩张性，我们要努力在新一代处理器、3D打印、云计算、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技术领域， 实现研发突破和产业化，占据信息终端组装、零部件制造、销售结算、数据处理、软件开发的全流程，打造为重要支柱产业。重庆市城镇化正步入快速成长阶段， 城镇建设、环境保护、防灾减灾等方面，都有赖科技支撑来提高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农业现代化也需要科技发展突破瓶颈。
第二，加快完善区域创新体系。要充分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技术路线选择和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让各类创新主体各展所长、各得其所，整体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企业在产学研用合作中处于关键环节，各类企业都要有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自觉意识，首先在研发投入上向全球大公司看齐，提高关键技术自给率，多出原创性成果。我们增设企业技术创新奖、实施工业研发千亿投入计划， 就是要加快培育一批中小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领军企业。协同创新有利于各方优势互补，高校要增强服务产业和社会发展的科技支撑能力，科研院所要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嫁接改造等方面有更大作为。以两江新区为龙头
的各类开发区具有科技创新的广阔天地，要增强科技孵化、公共服务、科技金融等功能，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要充分发挥金融在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推广示范应用中的杠杆作用，扩大科技创业风险引导基金规模，加快完善科技投融资体系，加速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自主创新从来都不是“封闭运转”， 我们要善于借助国际产业转移和人才流动的机遇，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体系， 使科技创新建立在更高起点上。
第三，为科技人才大显身手创造更好条件。创新，以人为本。我国正在由“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阶段，谁拥有更多人才，谁就拥有更大的竞争主导权。我们要倍加珍惜“两院”院士、各类专家，千方百计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要加强培养，在科研项目、科技奖励等方面形成激励导向，努力造就一批能跻身国际国内一流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创新团队。要最大限度保护和激发各类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的创新激情，让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汇流成河、聚沙成塔。相关单位和部门要切实落实好重庆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和分红激励的若干规定》，保障好科技人员及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各方的合法权益，充分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潜能。还要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推动更多实用专利转化为生产力，提升各类企业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社会各界对科技创新寄予厚望。各有关部门要紧紧围绕创新型城市建设，严格遵循科技法律法规，落实好科技优惠政策，让一切创新活动生机勃发，让一切智慧源泉充分涌流，为实现“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解读“重庆模式”
（2012年2月28日）
2012年2月28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北京接受深度访谈， 详解重庆近年探索之路。黄奇帆称重庆这几年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按照中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上进行了重要探索，五个重庆建设、开放高地建设、共同富裕建设、核心价值观建设、民主法治建设同时进行。
访谈摘要：
我们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从“重庆模式”上去想问题。重庆这几年工作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按照X中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探索。
我们明明做了五方面的事（五个重庆、开放高地、共同富裕、核心价值观、民主法治），是很系统的事。为什么你们只说我们两方面（唱红打黑）？这个问题该我问你。
我认为社会主义追求的本质就是八个字：民主法治、共同富裕。而民主法治就是要实现公平正义，讲公平正义，不能仅从主观愿望出发，看到什么就解决什么，这不行，关键要有制度性安排。
农民工户籍改革，是一个还欠帐问题，给为城市发展做十年五年贡献的人一个城市户籍，给他们一个城市居民的待遇，这是人权的体现。
重庆地方债务不到20%，在安全警戒线内。
中国目前的改革，不能当口号来念经。改革一定是在解决问题中推进的， 绝不是为改革而改革。7．如果一个社会群体只有五千或一万人，一个人的声音所有人都能听见，他的演讲能力、管理能力大家都比较了解，一人一票是合理的。但几百万人甚至更多，这个人在哪，谁都不了解，凭什么一人一票就准确呢？就有个分层的问题。我们探索的是基层一人一票，分层选出领导层，这个对中国很适应，很合理。
一、改革不能当口号来念也不能照书本想当然
主持人：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年，改革再度成为舆论焦点，认为必须要继续改革，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你认为，目前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黄奇帆：小平同志当年到上海浦东视察的时候，我有幸陪在他旁边，直接聆听他南巡讲话中很多重要指示。
改革，是一种制度的调整，一定会涉及到观念的冲突，又一定涉及到利益的
冲突，所以会有人抵制。改革还有代价、有成本，如果条件不许可，支付不了代价和成本，改革也只能放慢进程，积累到条件成熟再进行。
在改革的推进中，一般我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做试点、探索积累经验，再以点带面进行推广；另一种是触一发而动全身，是系统工程， 涉及到方方面面，这个时候要有顶层设计。总体而言，改革，应该是领导层的顶层设计、重大决策与基层的试点、探索相结合。
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不能当口号来念经。改革一定是在解决问题中推进的，绝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我们现在的改革重点在哪里？什么方面矛盾大，什么方面问题多，什么问题是普遍的问题，什么问题是长周期的问题，这就要用改革的思维去解决。比如住房问题、比如农村老百姓财产收入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需要改革。当年老人家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国社会制度改革，是针对着现实的问题，问题在哪里，改革的重点就在哪里。
主持人：顶层设计具体指什么？不少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当前改革，需要推动ZZ体制改革，你认为ZZ体制改革是否到了时机？
黄奇帆：这些大都是书生在对着书本想概念，不知道社会具体发生了什么， 可以脱离社会现实，把在20年前、50年前的书上读到的理论作为问题来讨论。对中国目前而言，我自己认为首要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在新的世界格局下，怎么开放、怎么走出去。这个时候，不抓机遇就是最大的历史性错误。
第二，中国国内现在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已经变成主要矛盾。当年小平同志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还说了，什么时候可能要讨论共同富裕问题呢？大概就是2000 年左右，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当前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也是科学发展观要讨论的问题。
你们所说的概念，无非是在讨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是不是要一人一票、三权分立、直选等问题，我认为这首先是理论的错误。其实你要明白，实现了共同富裕的100人进行一人一票，可能是真的选举；如果其中10个人拥有80%的财富， 另90人只拥有20%的财富，在这100人中进行选举，掌握了80%财富的人，就有足够的财富运作使得这100人投票方向发生变化，这时候不要太相信这一人一票就是公平的。
我刚才说在共同富裕基础上，可以做出比较合理的选择，我们的工人、农民可以一人一票。但一人一票是直选最高领导还是分层选？这又有一个制度设计上
的科学性和渐进性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群体只有五千或一万人，一个人的声音所有人都能听见，他的演讲能力、管理能力大家都比较了解，一人一票是合理的。但几百万人甚至更多，这个人在哪，谁都不了解，凭什么一人一票就准确呢？就有个分层的问题。我们探索的是基层一人一票，分层选出领导层，这个对中国很适应，很合理。
如果光凭书本，想当然认为西方模式是最好的，我们好像没有达到这个模式， 改革到一定的时候，要做ZZ改革，就要改到西方的模式。这种思维不准确，理论不准确，目标也不准确。
二、重庆这几年就是按照X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在探索
主持人：你认为是否存在“重庆模式”？如果存在，“重庆模式”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黄奇帆：其实我们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从“重庆模式”上去想问题，我们是X中央国务院要求的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国务院赋予重庆的一个任务，锦涛总书记也要求我们探索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和任务。
重庆这几年工作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按照X中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上进行了重要探索，让重庆这个大城市和大农村并存的地方在探讨全面小康的概念上有了重大推进。
过去三十年发展起来的很多沿海城市，可以说是依靠城市化、工业化两个轮子推动的。对重庆来说，除了走沿海发展过的道路以外，我们还要探索城乡统筹一体化，因为我们是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区域，所以中央在城乡统筹、共同富裕方面赋予了我们重要的使命。我们在这方面做了探索，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制度改革、微型企业制度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探索，所有这些都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有关。
另一方面，重庆在开放高地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属于西部， 西部地区的开放度，无论是引进外资的规模和程度，还是进出口贸易规模和程度， 都与沿海至少相差15到20年的距离。西部怎么搞开放高地？相当于一个180度急转弯的命题。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成绩，我们引进外资规模，从四年前的10亿美元到去年的105亿美元，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规模最大的省市；我们进出口贸易，从60亿美元到去年的360亿美元，最近四年连续每年增长50%以上，今年预计还会增长50%以上。也就是说，重庆已经打破了内陆的闭塞状况，与世界经济逐步融为一体。
重庆这几年的发展和探索，主要的着力点就两个：一是在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方面，我们做了探索，我认为取得了一定成绩；另一方面是内陆开放高地的探索，我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重庆这几年的工作不仅仅是唱红打黑
主持人：外界对重庆的关注焦点似乎不在这两方面，更多集中在“唱红打黑”，你怎么看待外界对重庆的这种关注？
黄奇帆：其实我们的工作是全方位的。实际上，按照中央的要求，一个地方， X委、政府全方位的工作目标有五六个方面。比如我们重庆市委，四年时间就有八次全会，八次全会有两次讨论的是民生共富的问题，一次讨论的是开放高地的问题，一次讨论的是宣传唱红的问题，一次讨论的是社会稳定、民主法治、与打黑有关的问题，一次讨论是建设五个重庆的问题，还有一次当然是我们换届会议等。
你去看我们市委会议的主题，一个会议往往决定我们今后几年的工作方向， 会议主题都是根据中央的要求，结合重庆的实际，一个时期抓一个重点。重庆这几年的工作是全社会、全方位的，相当于一个人的手掌有五个手指，一起综合配套的：【联系微信da*dawk01】
第一是经济角度，以开放为突破口，就是抓开放高地建设。
第二是民生角度，以共同富裕为突破口，就是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些方面。
第三是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就是我们说的唱红是一个方面。第四是城乡城市化道路。重庆是个城市群、是个大都市，大都市城市群怎么
建设？就是我们说的要建设宜居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森林重庆、畅通重庆，五个重庆建设涉及到社会管理的理念问题。
第五是和民主法治有关，和打黑有关。
我们有五个重庆建设，还有开放高地建设，共同富裕建设，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以及民主法治包括打黑的建设。对我们来说，五个事情同时在做。但是社会宣传有时会有猎奇心态，做新闻的也会有猎奇心态，有些事情很复杂，记者不一定搞得清，就喜欢找一些轻松的、容易宣传的、容易抓眼球的事情来说。这样就容易把打黑和警匪片或黑社会这种情节离奇的电影小说联系起来。这和一件事情的复杂度以及老百姓的兴奋点有关，和新闻宣传的特征也有关。我们明明做了五方面的事，是很系统的事。为什么你们只说我们两方面？这个问题该我问你。
四、是否共同富裕关键看就业、社保、住房能否保障主持人：你怎么看市场经济与贫富差距的关系？
黄奇帆：市场经济和私有制有其内在逻辑，一定阶段下总会积累出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我认为社会主义追求的本质或者说核心价值观就是八个字：民主法治、共同富裕。一个是上层建筑，一个是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是建筑在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上，民主法治是共同富裕这一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主持人：重庆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怎样才算是实现了共同富裕？
黄奇帆：从理论角度讲，共同富裕就是指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三大差别缩小，基尼系数在0.3到0.4之间。从实践角度讲，一个社会是不是共同富裕，关键看一个社会的三件事解决得怎么样：
第一件事就是就业。失业率控制在3%以下，是比较好的；失业率如果有10% 甚至20%，社会贫富差距肯定很大；如果一个社会有20%以上的失业率，这个社会是很不稳定的。失业与否是看一个人一个星期有没有四十个小时以上的稳定工作。就业问题是任何政府都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谈不上共同富裕、贫富差距缩小、社会稳定等。
第二件事就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看病有个医保问题， 老了就有个养老保障问题，还有其他的社会保险。关于社会保障，保障过多政府财政吃不消；保障不到位会导致一部分人有保障，一部分人没保障，这又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第三件事是住房。衣食住行中最重要的是住房，有人流离失所没有房住，有人住别墅、豪华公寓。它既是一个民生问题，也是一个不动产问题，还是中产阶层的财富象征。住房也是追求共同富裕要考量的一个重大问题。
总结来说，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个定量指标问题，这是宏观调控中可以用指标来衡量的问题。三大问题是社会矛盾，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好， 会造成社会动荡。所以任何社会考核共同富裕的是三大差距，具体探讨的是三大问题。
五、民主法治的本质是实现公平正义
主持人：你刚才讲到社会主义本质是民主法治、共同富裕。怎么理解民主法治？重庆怎么实现民主法治？
黄奇帆：我刚才讲了民主法治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是和共同富裕互相对称的，一个为上层建筑，一个为经济基础。民主法治的本质是公平正义， 而公平正义的落实很重要的是让每个人能生活在比较均衡的状态中。比如我跟你有差距，但也有机会，机会的选择权是公平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让各个群体都有比较好的生活状态，能够享受社会保障和教育、卫生、医疗等各种服务，这也是共同富裕的内涵。你让老百姓能够获得这样一个生活状态，他就有一种机会渠道，民主的选择。
当下中国民主法治的建设，关键是制度安排问题和制度建设问题。比如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书读，要做到公平就要保证农村小孩和城市小孩都有读书的权利，并且受到同样好的教育。不能是城市实现了百分之百的义务教育，农村则因为教育条件限制仅实现了50%-70%。这就有一个城乡教育的均衡性问题，让城乡学校有差不多的师资队伍，差不多的教育条件，资金投入硬件的建设和管理方法都应该城乡一体化，这些都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
教育公平要通过制度安排，住房公平同样要有双轨制，60%-70%的人通过市场化商品房解决，20-30%的低收入人群就应该通过政府保障房来解决，这就是制度安排。
没有宏观的社会性制度建设，光靠我们做领导的看到这户人家住得困难，帮助解决一下，这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不行的。讲公平正义，不能仅从主观愿望出发，看到什么就解决什么，这不行，关键要有制度性安排。
民主法治就是要实现公平正义。社会上凡有不公平、不正义之处，就应该想办法解决，解决问题是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制度安排。制度安排中又有方方面面， 当下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改革政府，让政府依法行政，不要把各种大事小事、权力过于集中在政府身上，应该让大政府变成小政府，政府依法行政，是很重要的民主法治建设环节。
六、农民工户籍改革解决的是欠账问题
主持人：重庆在户籍改革方面做了探索。在一些大城市限制户籍的同时，重庆去年已经解决了300万进城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加上即将进城读书的大学生， 未来几年将解决500万人户
籍问题。这500万新增人口，重庆能不能消化？
黄奇帆：这里有一个概念，是农民工户籍改革，不是农民户籍改革，不是让在农村务农的农民莫名其妙地做城市居民，然后帮他们去找500万份的工作。这
些人在城市已经工作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以上。所以不存在消化问题，而是给他们一个权利的问题。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首先不是消化问题，而是一个还欠帐问题，给为城市发展做十年五年贡献的人一个城市户籍，给他们一个城市居民的待遇，这是人权的体现。
其次，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还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调节一个城市生产力的制度安排。中国已经连续十年、二十年有春运问题，过了元旦农民回家，过了春节再返城，一年12个月，有两个月突然放假，招不到工。两个月停产，对任何企业都是重大的经济冲击。
第三，农民工问题使中国核心竞争力受挫。什么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形成的人口红利。按照刘易斯拐点理论，城市化进程达到80%以上，拐点就来了，城市化进程就结束了，人口红利也就没有了。我们现在城市化率才50%，为什么普遍感觉劳动力不足？农民工问题是造成这种错觉的很大原因。每年农民工要回家，每年一个企业的劳动力更换率大致在30%， 既不稳定又时而发生短缺，不仅浪费培训资源，还存在熟练工人不足的问题。
所以，农民工问题对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城市化进程有很大影响，对现实的生产力也有影响。重庆政府考虑到这些，所以我们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把320 万在城市打工三年以上的农民工转成了城市户口。
主持人：国办近日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户籍改革将在中小城市放开，但对直辖市仍有所限制，这是否对重庆现在的户籍改革有影响？黄奇帆：看了国务院出台的这个通知，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个制度安排，80%的内容跟重庆方案完全一致，说明我们这试点探索成功了， 国家认可我们的这些做法。
第一，国务院文件规定工作三年以上的农民工可以转为城市户籍，我们两年前就是这么提的，现在转了300多万人。
第二，国务院通知鼓励小城镇和区县县城吸收农民工，大城市要严一点。我们重庆是个“直辖市”，但我们是“农民直辖市”，跟上海、北京不同，我们是个城市群。这300多万农民工，重庆主城吸收了90万，剩下的230万分布在区县和几百个中心镇。我们的做法就是国务院说要鼓励在中心镇、区县吸收。
我们的做法和国务院现在的布局完全一致。事实上国务院这个制度出台前一年，有关部门在研究的时候，已经让我们一起参加讨论，我们的很多意见也被有关部门参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事情。
七、重庆地方债务不到20%在安全警戒线内
主持人：去年1-5月全国20个重点城市的财政收入对比表，仅有重庆财政盈余率是负20%，其他城市都是正的。为什么会这样？你本人是否有压力？
黄奇帆：你说的还真没错，但对我而言这是比较愉快和骄傲的地方。按照分税制，在上海等沿海地区，如果地方产生税收有一部分交给中央，有一部分留给自己，沿海发达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如果有3000亿，那一年的支出也就是3000亿。中央从沿海城市所得的税收，转移支付给中西部地区，所以中西部地区就会
出现地方财政收入2000亿、支出3000亿的情况，其中有1000亿是中央转移支付给西部的。西部12个省市，平均每用5块钱，有两块钱是转移支付。
重庆一年支出3600多亿，但地方财政收入是2900亿，我们透支的靠中央转移支付来平衡，这个钱600多亿，所以是负的百分之二十几，其实我们这个比例是中西部地区最低的。
主持人：重庆这几年发展迅速，尤其五个重庆建设方面，支出也是很多的， 是否存在寅吃卯粮问题？是否透支了未来的财政？
黄奇帆：寅吃卯粮问题就是财政性问题、债务问题。地方政府有没有赤字、有没有欠债，就是所谓的财政债务。事实上各个省都是有财政债务的，这种债务就是所谓的地方债务余额，就像美国政府欠债一样的。
经济学上有个基本观点，政府债务如果超过GDP的60%，就进入了危机报警阶段，到100%就要暴发危机了，超过60%就过警戒线。美国、欧洲现在都过了100% 了，已经暴发了危机。中国政府现在的负债是40%多一点，离警戒线60%还有一定的空间，说明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比较有效，所以我们现在还能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
重庆各级政府去年的债务余额是1800亿，这里包括财政的直接债务，还有财政担保的贷款。我们GDP是一万亿多一点，我们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不到20%， 所以我们是比较安全的。
去年五月全国31个省级债务、地方债务和GDP比重安全度对比中，我们排在全国前四，是非常好的。我自己认为，地方债务绝不要超过30%，中央债务也别超过30%，叠加起来不超过60%，这是安全的警戒线。
接受《新华网》专访——改革开放和民生建设的“重庆探索”
（2012年3月8日）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围绕重庆的改革开放、先进生产力建设、民生建设等经济社会发展话题接受了新华网记者的专访。
作为我国中西部唯一直辖市的重庆，不沿边、不靠海，大城市、大农村并存， 大山区、大库区一体。近年来，重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特殊“市情”， 在开放、改革、先进生产力和民生建设等方面，创新探索实践，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多成就，实现了十二五时期的良好开局。2011年，重庆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11.13亿元，同比增长16.4%，经济增速跃居全国第一。
重庆市是如何开创改革开放发展新局面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围绕相关话题接受了新华网记者的专访。
一、内陆开放高地如何形成？
记者：地处西部的重庆是一个内陆直辖市。近几年，重庆确定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我们知道，西部地区应该既抓开发，同时也要抓开放，但内陆开放高地必须是口岸高地，相比沿海城市，内陆城市在开放上不具有地理优势。请问市长，重庆确定这一目标有着怎样的考虑，推出了哪些举措，取得了哪些进展？ 黄奇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沿海发展3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开放
的历史，中国内陆要发展也离不开开放，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果一个地方不够开放，要开发得很好，是很难的，也是有障碍的，是不能实现真正的开发目标的，所以我们觉得内陆的开发、西部开发要补上开放这一课。
讲开放，一般要抓四件事情：第一，引进外资；第二，进出口贸易；第三， 物流集聚和辐射的中心功能；第四，企业走出去，在世界舞台上进行投资发展。如果一个地方把这四件事做好了，那就可以说开放高地建成了，或者说口岸的高地也建成了。
最近四五年，我们在引进外资上从原来的10亿美元增加了10倍，规模是中西部第一，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我们排在了第8位，在引进外资方面我们走到了中国的前列。
进出口贸易方面，我们四年前是60亿美元，去年达到了360亿美元，四年来增长了6倍，尽管绝对数不够大，但是增长率连续四年居全国第一，应该说是很好的事情。我预计，今年可能会突破500亿美元，这就是说，会继续保持一种高【联系微信*dadawk01】
增长。
作为一个开放高地，应该是一个口岸、一个中心城市。所谓口岸，不仅仅是你自己本土的进出口货物在当地报关，还要让周边省市的货物到你这里通过你的口岸转口到全世界，或者全世界的货物通过你这个口岸辐射到其他的地方。这个功能我们现在逐步形成当中。我们之所以进出口贸易增长得快，除了本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导致进出口量增长以外，相当重要的就是周边各省现在开始把货物转到重庆报关进出口，这个比例去年达到了32%，今后几年我们争取能达到50%。
我国外汇储备比较充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抓住机遇加大海外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好处。近几年，我们大力推动企业走出去，全方位展开，连续两年每年实现海外投资50亿美元，有力推动了整个重庆的开放高地建设。
上述四个方面是我们的基本成效。之所以产生这些成效，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X中央、国务院在西部开发过程当中给了重庆开放高地建设的一些重要的、具有前提性的一些要件。比如说批准设立了重庆两江新区，所谓两江新区， 新区不叫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新区的“新” 就在于特区没有干过的事我们创新了也可以干。两江新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是一个政策，一个性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放平台。
第二、中央给了我们两个保税区，是两个内陆最大的保税区。保税区理论上就是国境之内，关境之外，货物到了保税区就算出国了，利用这个保税区吸引周边省的货物进保税区就算出了关境，就可以出口退税，所以说是国家给了我们一些开放平台要件；
第三、我们推动了口岸物流的平台建设。作为一个口岸，货物到你这里就能出国，机场就是一个口岸，原来重庆的机场功能不怎么复杂，规模也不怎么大， 所以体现不出大的口岸作用。最近几年，我们从航空货物的口岸出发努力推动， 重庆机场从原来300万人一年的吞吐量已经发展到现在的2000万人，我预计再过十年还会涨几倍，可到6000万人。
重庆机场航空货物量原来才几万吨，现在达几十万吨，国际货运量翻了四倍， 这使得重庆机场口岸功能的作用大大突出了；原来是一个跑道，现在是两个跑道， 内陆近百个机场真正有两条跑道在运行的就是我们。
去年年底，经民航总局批准，我们开工建设第三跑道，还规划了第四跑道， 我们的航站楼等各方面要花200多亿元进行建设，重庆机场将是内陆复合型的枢
纽机场，它就是一个口岸，如果没有这个口岸，物流进出口很不方便。
在铁路方面，内陆的铁路往往没有口岸功能，往往是边境上的铁路是口岸， 沿海的港口是口岸，地处内陆的很难说，因为一般概念里面内陆火车站顶多是枢纽，不能叫做国家口岸。我们要创造条件使重庆铁路口岸具有一个口岸桥头堡功能，近几年推动了重庆的铁路和新疆、欧洲的形成一个“渝新欧”欧亚大陆桥， 使重庆作为起点站，欧洲成为终点站，火车在这里始发，这里就变成了口岸。
怎么才能使重庆具有这样的口岸功能呢？我们联络了从重庆到欧洲的六个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整个一条线六个国家海关，大家一起推动这12000多公里铁路实行一卡通，一个地方的国家海关关检了，其他国家一路放行，这个起点站就是重庆。
这条线涉及到六个国家的铁路部门，每个国家都有铁路运行时刻表，这个跨国的运行表就需要有一个协调，所以六个国家铁路部门一起开会协调了一个叫“五定班列”的运行表，即“定起点、定终点，定路径、定时间、定价格”，联手把这个运行线上的五个关键环节定下来。六个国家的铁路部门还一起搞了一个物流公司，中国货物通过物流公司组织发货到欧洲，同时又组织欧洲的货物发货到重庆，就形成了一个物流平台。这样，海关的通关平台，铁路部门的“五定班列”运行时刻表，物流公司的服务平台，就使重庆发挥了桥头堡的作用、内陆铁路枢纽和国际铁路枢纽的作用。
为什么内陆忽然可以成为口岸？不是凭空叫出来的。国际航班发达了，这个地方就是口岸；铁路成了国内国际枢纽了，也就创造出了口岸。有了这些条件以后，重庆的开放高地也就逐渐形成了，外资也多了，进出口也上去了，海外投资的量也增多了，两江新区的平台也建起来了。重庆的开放高地突然出现了，大家觉得很奇怪，仔细了解也是很确切的。
二、工业“三大新板块”如何浇筑？
记者：十二五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线。重庆是一个老工业基地，长期以来，在比较闭塞的环境中形成了比较闭塞的经济结构， 在转方式的新的时代要求下，压力很大。重庆市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有哪些做法？
黄奇帆：原来重庆的工业规模不算大，2000年的时候也就是1000亿多一点的产值，到去年，达到了14000亿，十年涨了十倍，涨得是比较快的。目前，重庆工业每年投资3000亿，新增产值有4000亿，今后的四年可能会涨出16000亿甚至更
多，也就是说2015年我们会变成30000亿的工业销售值。现在要思考的关键是这30000亿是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我们不能完全按照原来的老产品搞量的扩展，而要按照中央的要求，一方面抓节能减排，能够转变“傻大黑粗”、能耗成本比较高的产业；另一方面，要增加这个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进步的能力，使得我们经济增长更有质量按照这样的要求，“十二五”时期我们将推进重庆“三大板块”工业的发展：
第一，1万亿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这里面包括1亿台笔记本电脑，三千万台打印机，五千万台显示器，还有两千多万台的智能手机和通信设备，包括路由器、服务器、存储器等通信设备。这两亿台件的产品再加上70%到80%的本地造零部件，会产生巨大的产值，零部件和整机会形成1万亿的产值，而且规模大，全球笔记本电脑，全球通信服务器，全球的打印机，也就是说通信网络设备的1/3 都是重庆造，产值达到1万亿，同时把品牌商、组装厂、零部件厂商、生产性服务业全部配套落户在重庆，形成一个电子产业集群。这个板块是“无中生有”的新板块，西部原来没有这样的电子工业，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电子工业只有20亿， 后来发展到了2000亿，我们今后五年准备增长1万亿；
第二，我们要把传统的有优势的工业，比如汽车、摩托车、装备工业进一步升级换代，也达到一万亿的规模。重庆老工业基地原来主要的工业基础就是汽车、摩托车和装备工业、机器设备制造业。抗战的时候从沿海迁到这里的主要也是机器制造业。我们要更新换代，大体上到2015年会形成六千亿左右的汽车、摩托车产业，四千亿左右的机器装备制造业，形成一万亿。汽车业方面，主要是长安汽车集团，我们认为一个地方大量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不能只为长安服务，我们支持一汽、二汽、上汽、北汽到重庆布局发展，形成一个全国主要品牌商、制造商都在重庆有基地，重庆能够为全国汽车配套服务的格局，形成一个汽车产业集群。
中国原来的汽车业发展格局是，大家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分工，一汽在长春， 北汽在北京，上汽在上海，长安在重庆，二汽在武汉，大家好象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在美国，无论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都在底特律那边，所以我觉得一个地方不一定只为一个汽车工业服务，可以为各个汽车集团服务。我们形成了中国各类汽车产业的巨头在重庆形成集聚集群的发展。同时，每一类汽车的零部件的配套也都能够垂直整合一体化，这样会形成更好的竞争力。
第三，推动重庆钢铁、有色、水泥、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制造业发展，这是传统的重化工板块。这个板块我们会淘汰落后，降低能耗，推动先进技术的开
发和发展，使重庆这个板块“枯木逢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大体上，我们三大板块三万亿，形成重庆在中国有竞争力的、举足轻重的生产能力。城乡统筹试验改革如何突破？
记者：我们理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全国各地的共同使命。我们还观察到，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新阶段，中央着眼于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会适时选择部署若干地区，赋予其在不同领域的改革探索使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演绎改革“探路者”角色， 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这些年，重庆也领了一项新使命，就是探索统筹城乡发展。2007年6月，国务院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赋予其使命：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09年1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赋予重庆市在多个领域"先行先试"的权利。应该说这也是重庆市发展的又一个机遇。请问市长，近几年，重庆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整体推进的情况如何？
黄奇帆：重庆是大城市和大农村并存的地方，与沿海大城市不同，沿海大城市基本是按照城市化、工业化两个轮子一起转的。重庆必须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时候高度重视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发展战略就是五个城乡一体化，即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道路、交通、能源、电讯等要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教育卫生文化；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三、近年来我们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
第一，进行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我们把在重庆打工三年、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在自愿的前提下转换为城市户籍，转了以后社保、医疗、教育、就业、住房和城市居民完全一个待遇，我们创造了全国最大规模的转户率，风平浪静的转， 老百姓很满意；
其次，大规模地推进保障房和公租房。农民工进城不能形成新的城市贫民窟， 也不能让农民工去买房子，他们买不起，既然有几百万人要进城，就要想办法帮他们解决住房。我们3年建公租房4000万平方米，能够满足200万人居住，不仅给城市中的原住民搞改善，而且只要你是在重庆打工的人，只要打工三年、五年， 城市需要你就业，你就可以申请公租房。大学毕业生到了重庆只要有企业用你， 就可以申请公租房。总的来说，我们的住房保障系统是城乡一体化的；
再次，推进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重庆农村有三种类型的地，包括集体所有的宅基地，集体所有的承包地，集体所有的林权地。大家都知道是集体所有， 农民有没有财产权，不清楚。我们做了一个改进，根据《物权法》的“土地所有权是一种财产权，土地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精神，不仅对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确权，而且把财产权也进行了确权。大体上，农民的一块地如果值100元，20 元钱归集体所有的财产权，80元归农民家庭所有的财产权。农民的土地就可以用来和银行抵押，就可以增加贷款，所以我们提出了五年内让农村的农民家庭增加 1千亿的三权融通抵押贷款。重庆在两年前只有30几个亿，去年做到100多亿，明年可能达到500多亿，这也是很重要的发展措施；
第四，帮农民进行新农村建设改造。探索对原有宅基地进行地票交易，实现了农村的宅基地如果复垦为耕地，一方面有效使用，增加了农村的种植面积，另一方面城市发展中通过购买地票的行为，可以用来作为征地指标用来征地。这个过程实现了大农村和大城市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也实现了大城市反哺大农村， 我们的地票可以形成100多亿的资金量。这些措施都属于我们在城乡统筹改革当中进行的重点突破，是我们为中央赋予我们的实验区做出的应有的探索，也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公租房建设如何“公事公办”、“秉公办事”？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重庆的公租房建设。公租房建设是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是中低收入群众的热切期盼。我们在以前的采访中了解到，公租房建设过程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一是公租房建设如果不能建立起良性运转的长效机制，势必影响其可持续性；二是在公租房建设及资金统筹过程中，各地都遇到了一些绕不开的难题，如果这些难题解决不了，难以保证公租房的持续发展。请您谈谈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重庆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黄奇帆：重庆的公租房规模大，在运行中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服务对象明确，不容易出现浑水摸鱼的现象。二是公租房在建设过程中防范了两个黑洞。保障房、公租房最怕的就是今天给了你保障房，明天你就把它当做发横财的资源。比如说你3000元/平方米买的公租房，
过了几年15000元/平方米卖掉，就钻了空子。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买了房子以后，过了几年就变成商品房流失了，这是一个无底洞。所以公租房作为保障房， 如果你买下来以后，三年、五年要退出或者卖掉，只能卖给公租房管理局，只能内循环，这样一来这些人就发不了横财，因为公租房管理局也就是原价加点利息，
不能发横财的商品就不会有人来投机，所以防范了利益输送的黑洞，防范了无休止建保障房的黑洞，这样就能使我们现在建的4000万平方米，五年以后还会在保障房系统里面转，所以政府就不用不断地去造房子。这个机制很重要。
我认为，保障房和公租房是一种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所以就要公事公办，公建公管。房产商是造商品房的，即使他们愿意，政府也没有必要叫他们进来。保障房也不能让各个单位自己造，那样会变成集资建房，有权有能力的单位就拿了国家资源利益输送。而那些没有权，没有钱的单位多少年没有房住， 也造不了集资建房。重庆专门成立了公租房建设管理局，由他们负责公租房建设， 包括建成以后的管理都由公租房管理局来管理。
保障房建设还有一个配套的问题，不能因为是保障房就不当回事。中央下令加快建设保障房，就随意开工，三年、五年也不竣工，变成一个假开工了，这个不行。所以开工的地方要讲一个竣工率，竣工之后还要有配套，如果学校、医院、商业设施、道路交通、基础设施、自来水或者通信等条件不齐备，老百姓即使有房子住，也不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要突出保障房建设和公租房建设的开工率、竣工率、配套率。这样的话，才能真正地为老百姓做好事。
保障房建设的融资，有多种渠道。比如我们造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因为是公共服务，所以土地是划拨的。这就需要价值300亿的划拨土地。建房子本身需要钱，要划拨300亿现金作为资本金投入，这就600亿了。我们和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等各个社会融通单位，用政府的信用、担保、筹措800亿，这800亿贷款过去两年我们已经融通了500亿，再加上划拨土地和政府拨款。中央政府已经拨了90个亿，地方政府拨了100亿，今年中央和地方再拨100多亿，差不多就有300 亿。
总资金我们基本解决了。我不认为，公租房和保障房的资金是非常难的事情， 公租房是民生保障，是公共服务，但它毕竟不是一个财政完全补助的系统，而是一个出租了以后收租金的。如果你要购买的话，至少是成本价格的购买，所以在成本意义上还是能够回流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不应该是一个很困难的筹资问题。比如说，租房对象月收入1/6左右的资金用来租房，国际惯例任何一个家庭如果收入的1/6之内是房租，是住房成本，这个家庭是过得去的。如果一个家庭1/2的钱都交付房租就会影响家庭生活。比如说一套房子50平方米，三口之家， 两个人收入3000元多，1/6就是500元左右，用来付房租，所以这是一个概念。
其次，这个租金至少等于银行融资的利息。政府出的300亿土地和300亿拨款
不算利息，按照你和银行融资的800亿利息一年可能要48亿。我现在造了4000万平方米，每平方米收10元，12个月有48亿，所以租金和利息基本打平。但是还有管理成本，还有800亿的本金要还，怎么平衡呢？没有关系，因为公租房的住户里面三五年内可能有1/3的是想把房子产权买下来的，买下来的时候，成本算下来3000多块/平方米，1000多万平米如果都买下来的话，就可以用来还四五百亿。另外4000万平米公租房会有400万平米的商业配套，这个是按市场价出售，差不多是10000块/平方米，400万平米就是400亿了，这个帐总之是算得平的。另外，大家要明白公租房的租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市场上商品房价是8000，十年以后涨到一万八两万，那么公租房租金可能会从10块钱变成15甚至18，那个时候大家的月收入不是1800，可能是4000了，夫妇月收入就是8000了，所以这是一个金色的蛋糕，是个不动产，而不是一个不良贷款，一个无底洞。
建公租房融点资，只要管得好，心安理得。只要没有人贪污，没有人造假冒伪劣的房子，当然是件对国家，对老百姓都是有利的事情。
五、民生导向、缩差共富发展之路如何走？
记者：近几年各级政府保障和发展民生，都在大力地强调、推动和实践，实际上这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重庆明确提出了“民生导向、缩差共富发展之路”，请谈谈这方面的考虑和做法。
黄奇帆：这是重庆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形成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思路。我们认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有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和经济的拉动力有关，比如说，原来靠外需拉动，现在靠内需拉动；原来靠投资拉动，现在靠消费拉动，是“三架马车”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所以，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念的落实，不仅要求调整产业结构，而且要调整发展方式；
第二层面，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关。科学发展观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经济社会发展满足生态环保，能源消耗，技术进步的要求，这是一个科学理念；
第三层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最高境界就是民生导向，就是内需发展，消费拉动的发展方式。西部开发了，两极分化了；蛋糕做大了，差距拉大了，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是对科学发展观没有贯彻到位。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最高境界就是要走民生导向的共同富裕发展之路。
重庆市委市政府在研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时，要求基本解决调整三架马车的拉动方式，认清调整人与自然和谐和生态环保的科学意义，同时要使城乡之间、
贫富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通过缩小差距，走共同富裕之路。这种基本思路表现在2010年，我们提出了
民生导向的“民生十条”等，又体现为2011年的“共富十二条”，资金来源是政府和社会两个六千亿，资金去向农村六千亿，城市六千亿，通过这些措施， 使我们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差距缩小，贫富差距缩小。
事实上，去年我们农村收入和城市收入的差距缩小了，同时基尼系数也从0.438下降到了0.421，我预计今年会下降到0.4左右，如果我们每年下降0.02，五年能下降0.1，就可能从原来的0.438下降到0.34或者0.35。这是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民生导向发展的关键所在。小微企业的大作用如何发挥？
记者：一个社会要真正富裕，需要发展“草根经济”，需要有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国家高度重视小微企业发展，去年下半年，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门研究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措施；小微企业再次频繁地进入理论界、经济界以及各级政府视野。请谈谈小微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重庆市在支持和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方面的做法。
黄奇帆：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实体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危机有许多具体表现形式，比如，有医疗保险支出太大形成的债务危机、生态环保等危机、金融危机等等。这些危机当中，根子上的危机是就业的危机。
一个地方只要就业充分，那么这些就业人群所代表的那些工厂交税就多，政府收入就多。就业多的地方，养老医疗保险费企业也在缴，如果失业人群多了， 养老费就缴纳少了。所以就业一减少，政府的债务危机更严重，政府的社保危机更严重，政府的金融危机更严重，房地产也坏账了，一切的危机都和GDP发展、就业发展有关。
可以说，人类的绝大部分就业都在实体经济里，所以当今世界就业的争夺， 就业岗位的争夺，就业的发展，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最最惦记的一件事。
现在地球上70亿人，有30亿人是老人小孩，剩下40亿是要工作的人，其中， 10几亿在农村工作，城市居民无论中国、美国、欧洲还是东南亚，全球的就业人群有25亿人要工作，但是全球目前真正可以让人一星期去工作40个小时稳定就业的岗位没有超过15亿个。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人是处于一个星期干10小时、20 小时，十分不稳定的，没有体面稳定的就业，人就没有尊严，贫富差距就会拉大， 所以就业率低了，社会就不稳当。
如何解决好就业呢？实际上就是要发展实体经济，就要为实体经济创造良好
的投资环境。就这方面而言，重庆在理论上认清了这么一个重要性，在两个环节上推动了就业：
第一、在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上，我们提出了“五低”环境，即“低税费成本、低房产土地成本、低物流成本、低金融融通成本、低要素成本”。产生洼地效应，财富就直接往你这里流，就产生了更多的企业。去年我们企业数量增长23%， 增长率全国第一；
第二、我们对民营企业的发展，采取了分类指导方针，根据国务院的相关方针政策精神去具体落实。对于民营的大中型企业，我们同等国民待遇。对于民营中小企业，帮助解决融资难的问题，真正的关心它。对于小微企业，有一技之长的人，给予资本金补助，去年凡是小微企业创业者，只要他带了十万元，七八个人一起干活，我们就给三到五万拨款补助，提供贷款和税收优惠，小微企业就欣欣向荣，两年我们增加了5万多个微型企业，形成了40万人就业。对于个体户， 我们给他们生存空间，让他们在合理的空间里去活动。
重庆的民营经济最近几年每年持续以20%在增长，市场环境比较好，就业岗位充分发展。总的来说，“五个低”的投资环境，加上对民营经济“四个分类” 的有效指导，使得重庆民营经济企业增长率全国领先，重庆的就业岗位比较充分。我相信，今后世界竞争，地区竞争中，谁把就业工作搞得更好一点，哪个地方就更和谐一点，发展也会更快一点。
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和反思
（2012年）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形成宏大冲击，其影响至今尚未过去。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又接踵而至，兴旺经济体深陷高失业、高债务泥潭;固然新兴经济体扩张强劲，但热钱涌入，产泡沫、通货收缩压力日益严重; 全球贸易战与汇率战此起彼伏，使世界经济复苏进程面临诸多不肯定性要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结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厘清金融开展应遵照的根本准绳和请求，关于改良金融效劳，促进金融业安康开展，既具久远意义，也有理想意义。
一、国际金融危机本源在于违背了金融三准绳
这场危机，究其本源，在于世界金融体系，特别是以华尔街为首的美欧金融体系，违背了金融业的三个根本准绳：其一，金融业作为效劳业，首先要植根于工商产业。社会经济开展的根底是工业，说金融是中心，是指金融与工商经济互相交融、共同开展。只要为工商业提供良好效劳，金融才干成为现代经济的中心。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枯则金融亡。金融一旦脱离工商经济，进入自我循环空转， 那么金融业就不是中心，而且是空心、是泡沫。其二，金融业是基于信誉的产业， 信誉的复杂性、脆弱性决议了它高度的风险性。因而，本充足率、存贷比、准备金率等指标必需严厉管控，否则，就会产生呆坏账，以至有金断链的风险。其三， 金融业具有很强的杠杆功用，但杠杆支点要合理、要适度。社会本就是经过金融的杠杆来撬动和放大的，没有杠杆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普通而言，杠杆率放大到10倍是常态，但放大到20倍、40倍，以至上百倍，就会有风险，就会出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和深思以美国为例，其金融危机正是由于金融业为工商企业效劳和融通的职能早已名存实亡。金融业不断在体系内自我循环，以至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金融创新，并非为工商企业效劳，而是为了在虚拟市场中牟取巨额的暴利。华尔街成了炮制衍生工具、吹大泡沫的“赌场”，其衍生工具范围由2008年的150万亿美圆增长到目前的250万亿。金融危机迸发后，美国政府施行量化宽松政策救市，遗憾的是，投放的金并未能进入到金贫血的工商企业， 而是进入了金融体系，并进而激活了衍生工具和股票市场的现金流。其结果是， 衍生工具恢复了活力，而工商企业却借不到钱。雷曼兄弟倒闭也是由于违犯了上
述三条准绳。用40亿美圆撬动1800亿美圆CDS的债券(放大45倍)，1800亿涨跌1% 就是18亿美圆，占本金的近50%，本金一旦不能及时补充，就必然招致最终崩盘。
此外，金融系统高额的薪酬也助推了其自我循环的加剧。金融界赚了钱就分钱，亏了分掉的钱也不会退出来，再制造衍生品来填窟窿，构成一波接一波的恶性循环。美国总统五六十万美圆的年薪，可能还赶不上一个金融公司中层的收入。高工与高利润挂钩，为追求高利润，招致欧美金融以“逐利”为独一目的，逐步丢弃盈利较低的实体经济，转而投向更赚钱的虚拟经济。
二、我国金融要避免五个趋向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金融形势总体稳定，但也要留意防备五个意向和趋向：
一是要避免政策过度叠加。人民银行作为金融业最高决策机构，出台的政策只需不折不扣执行，效果就会显现。但我们金融行业的监管机构太多，政策层层叠加，一紧俱紧，一放皆松。
二是要避免增加企业融本钱。银根收紧后，社会金慌张，就可能呈现高利贷。金融机构不为中小企业融理财效劳，不采取措施去遏制高利贷，反而是贷款理财盛行，很多合理的贷款业务转成理财业务，层层加码，加上各种手续费，就变成中利贷以至高利贷。金融机构过度的逐利行为，招致中小企业融艰难，本钱增加。
三是避免金融业“老大”认识的滋生、蔓延。前几年，金融还努力于为工商产业效劳。但近些年，要么没钱，要么双方毁约，把金转到理财效劳上，招致工商企业金链中缀。比方，借房地产调控之机，对合格的首套房购置者取消了按揭贷款或者大幅进步门槛，抑止了正常的消费。究其缘由，是由于一些金融机构以逐利为目的，说变就变，完整不讲诚信。
四是避免金融业收入过高。国内金融业的收入虽比不上华尔街，但也不低， 高管年薪多在百万左右。金融高管薪酬高一点也没有关系，但不能将高薪与宏大的盈利预期联络在一同，假如完不成利润指标，200万就立即变20万，这样的指标考核，会逼着从业者不择手腕去逐利。
五是避免金融业效劳认识不强。现代社会最终摆脱经济窘境，关键要靠科技创新，要靠实体经济。因而，金融业要摆正位置，好好研讨如何为工商企业效劳， 使工商企业安康生长。
三、躲避危机要力图四个均衡
当今社会，不论是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还是欧美兴旺经济体，要想躲避金融危机，就要在宏观调控上做到四个均衡：
一是贷款余额与GDP大致1∶1，或者贷款余额的增长率大致等于GDP的增长率加上通货收缩率。假如贷款余额大大超越GDP，或者贷款余额增长率大大超越GDP 增长率，都将招致通货收缩。
二是证券市场市值与GDP大致1∶1。2008年，美国证券市场总市值20万亿美圆，远超越GDP14万亿美圆的总量，所以招致金融危机。如今经过震荡调整，市值回归到约14万亿美圆，趋向于合理。
三是房地产总市值与GDP大致1∶1。依照国际通行惯例，城市居民6―7年的家庭总收入应该可以买得起一套普通商品房。假如房地产市值到达GDP的3~4倍， 那么一个家庭购置一套商品房就要20年的总收入，阐明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
四是国度主权债务加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证系统的支出与GDP之比也大致1∶1。其中，政府债务最好控制在GDP的30%以内，超越60%就过了戒备线;社会保证体系大致上支出在GDP的20%左右，假如担负过重或规范过高，支出到达百分之三四十，再加上占60%的政府债务，超越GDP总量，风险就很大。
一个国度的宏观调控极端复杂，但只需把这四个1∶1调控好，就能根本理顺构造，宏观上坚持大致均衡。就中国而言，前些年贷款增长较快，呈现通货收缩是必然态势，但这两年银根抽紧，正逐渐走向均衡。2011年全国贷款余额接近55 万亿元，GDP大约47万亿元，贷款余额有点超越，收紧一点可完成回归。证券市场市值与GDP达不到1∶1，主要是这两年证券市场开展不够充沛，招致金“银行多、证券市场少”，很多企业融主要经过银行，直接金融系统对社会融的奉献只占10%左右，比例太低，因而，证券市场应该进一步开展。而房地产市场有一些泡沫，一些城市房价过高。最近国度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调控，是合理方向。但我们的政府债务和社会保证支出不用太担忧，以至社保还应该加大支出。目前， 整个社保系统的支出才几万亿，与40多万亿的GDP相比，仅占10%左右，能够再增长一些。政府债务根本合理，中央和中央各约10万亿，占GDP比重不到50%，再加上中国特有的ZZ优势，还有范围与GDP大致相当的国有产，所以，总体上是比拟合理的。【联系微信dadawk0*1】
四、化解金融危机要靠科技进步和开展实体经济
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已进入深度危机。靠金融业自我循环来解救，结果有三种可能：一是推延危机发作时间，但迟早会迸发;二是处理了一个危机， 但又炮制了一个更大的危机，比方次贷危机演化成主权债务危机;三是转嫁危机，
以“痞子”的无赖让全球为其埋单。所以，金融体系的自我循环，并不能有效化解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化解危机必需跳出金融业之外找方法。基本出路，一靠科技进步，二靠实体经济开展。
历史经历标明，每次反动性的科技进步和革新，都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宏大推力。科技进步产生新技术，进而大范围的产业化催生人类新的需求，以增量拉动存量，产生新的效益。这个宏大的“蛋糕”，能够把原来沉淀的泡沫挤出，把历史积聚下来的沉渣冲洗掉，把担负消化掉。一次反动性的科学进步，能够带来GDP10%以上的增长。因而，科技进步以及盘绕科技进步开展起来的工商经济，是经济开展不竭的动力，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脊梁骨，是世界经济的主流。假如科技进步与工商经济可以很好地互动开展，这个世界就会早日摆脱窘境，就会耐久开展。
理论层面，面对危机，政府可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以为投和储蓄不可能自动构成平衡，主张国度干预经济。但这只能是短期救急行为， 不能长期运用。否则，政府过度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会影响源的优化配置，挫伤经济效率。二是福利主义。其主要内容是“分配越均等，社会福利就越大”，主张收入均等化，由此呈现了所谓的“福利国度”。福利经济学理论能够缓和经济矛盾，均衡两极分化的差别，起到启动需求的作用。这种方式有一定的公平性，但不能过度，不能当“保健型补药”吃。否则，高福利容易使社会发明生机降低， 还会招致政府债台高筑。三是供给学派的做法。即政府经过优惠政策鼓舞创业， 进而促进经济繁荣。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就把供给学派的理论作为经济调控的根据，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也运用了这个理论。因而，英美20世纪80年代经济都十分繁荣，为尔后十多年的开展奠定了根底。事实上，中国搞变革开放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改善投环境，鼓舞创业，降低税收，财政补贴，政府协助低息贷款和融，等等，与供给学派理论能够说是异曲同工。
处理目前的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和福利主义都不可能奏效，特别是在主权债务危机背景下，政府担负过重，已没有更多依托财力进行调控的余地。供给学派经过“鼓舞创业”刺激经济的方式是有价值的。有人会质疑，如今市场不景气， 如何创业?假如转变思绪和角度来思索，兴办微型企业也是创业。政府经过本金 补助、税收返还和协助贷款等政策措施，鼓舞千百万人创业，本人救本人，而不是靠政府救济。只需长期坚持，就会有收效。
将体制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的重庆实践
（2012年）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于ZZ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的交集点上，既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体制保障和发展动力。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直辖市的体制，中等省的规模，突出的二元结构，这些构成了重庆的特殊市情。走出与这种特殊市情相适应的行政管理路子，把直辖体制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发展动力，是促进重庆科学发展的基础，也是一篇颇具探索意义的大文章。
一、建立扁平化行政管理构架
组织管理的实践表明，管理层级越多，决策信息传递过程越长、衰减量越大； 管理单元越多，越难做到权责统一，更难保证步调一致。相对传统的“金字塔” 管理构架，扁平化管理因其层级减少、链条缩短、维度增大，使组织结构得以优化，有助于大幅度提高管理决策信息的传导和反馈效率，增强执行效能。目前， 扁平化管理已成为行政管理体制完善的重要趋势，并与法治化、专业化共同构成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特征。重庆立足特殊市情，在行政管理中坚持扁平化的改革方向，不断探索完善纵向管理垂直化，横向调控轻型化，中间层级简略化，权力配置合理化的行政构架，既有效保证指挥灵便，又避免鞭长莫及和效能耗散。
直辖之初，重庆纵向上有市、地、县、区公所、乡镇五级，横向上直属、直管、代管、共管机构相互交错。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直辖市管理体制，必须“稳”字当头、因势利导、循序渐进。纵向上，按照宪法要求，首先，实现由副省级城市到直辖市的平稳过渡，设立万州、黔江两个开发区，采取代管方式，把43个区县行政单元减少到40个。其次，取消地级市这一中间管理层，实现市对40 个区县的直接管理，解决了直管、代管并存和干部管理上的“一市多制”问题。随后，调整万州区管理体制，推进江津、永川、合川、南川撤市改区，撤销区公所，实行区县对乡镇的直接管理。通过“三步走”，形成了“直辖市—区县—乡镇”三级管理的行政管理体制。同时，针对远郊区县监管难度大、经济辐射效应递减的问题，着力打造万州等6个区域性中心城市，设立具有区域辐射功能的应急管理、检验检测等中心，实现了减少行政管理层级与扩大管理幅度的平衡。
横向上，为解决部门之间职责交叉、多头管理、权责脱节等问题，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圆满完成了机构改革和编制精简的硬任务，先后整合了国有资产监
管、食品药品监管、经济和信息化等机构，因地制宜推进大部门制改革。例如， 为确保交通先行，早在2000年，就整合了6个市级部门的机构和职能，组建了市交通委员会，对重庆交通大建设，提前十年建成内陆综合交通枢纽起到了推动作用。随后又相继实行“大文化”、“大农业”部门管理体制。与直辖初相比，各级政府管理部门数量减少了1/3左右，人员编制精简了1/5以上。
总体上，在扁平化行政管理架构下，重庆行政管理体制运行顺畅、高效，直辖市的体制优势逐步显现。一是运行成本较低。始终坚持把有限的财力用于发展而不是养人，全市财政供养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一直保持在1:55左右，远低于全国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为此，每年可节省行政支出约150亿元，重庆将这笔行 政经费主要用于社会事业和民生改善。二是管理效率提高。在主城只有市和区两级政府，远郊有市和区县、乡镇三级政府，没有地区和区公所这些中间层，中央和市里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更直接、效率更高。同时，各区县的自主权更大。三是机遇政策全域共享。得益于中央及各部委的支持，重庆不仅同等享有京津沪直辖市的体制待遇、西部大开发政策支持，而且得到《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赋予的十多个“黄金定位”， 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拥有两江新区、两个保税区、四个国家级经开区和高新区，以及三峡库区后续工作支持。各种机遇汇聚、政策叠加，重庆已成为国内政策优惠的“洼地”。四是配置资源能力增强。一般省级政府主要掌握行政资源，经济资源配置权较多地集中在中心城市，省市两级行政与资源要素统筹运行难度大、成本高、摩擦多。作为直辖市，重庆同时具备省市两级政府的权能，既有行政处置权，又有资源配置权，调控手段多，操作效果好。五是人才集聚能力增强。一方面，重庆的发展机会吸引了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大批优秀人才，留住了不少在重庆就学的外地籍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处在直辖市这样的层级，无论机关干部，还是企业经营者，接受信息量更大、交流速度更快、视野更宽，思考问题的方式、层次和水平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提高。
二、科学合理配置各类资源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在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职能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理边界，进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坚持运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两种手段，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充分放大直辖体制效应，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办法，统筹协调，盘活各类要素资源，达到“1+1>2”的效果。
伴随政府机构改革，将行业管理职能与资产经营职能分离，组建专业集团公司，创新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和国有资本运行机制，使市属国有企业集团组织、资本、产业、运营、监管体制得到优化，促进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全市市属国有经营性资产由2003年的1700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25万亿元，总量在全国的排位由第19位上升至第4位，经营利润达到368亿元，净资本回报率超过10%以上。重庆国有经济良性发展不仅重振老工业基地雄风，而且影响力和带动力显著增强，成为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例如，中小企业融资存在贷款难、风险高、回报低等问题，民营经济、社会资本不愿涉足。重庆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组建了多家担保、信托、小贷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支持中小微型企业快速成长。针对一段时间少数民营企业因经营不善陷入困境的问题，国有企业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等方式介入托底，不但盘活了坏账，还发挥了社会“稳压器”的作用。一般而言，财政收入只有预算内外“两个口袋”。重庆国有企业的资产经营性预算收入成为了“第三个口袋”。一般预算保吃饭，预算外基金保建设，国资经营性预算收入主要承担全市战略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庆国有企业“有进有退”，凡民营企业能大发展的领域，国有企业原则上不介入；民营企业不大擅长或没有足够能力去发展的领域，国有企业带头进入，从而形成国有民营外资经济齐头并进的良好格局。重庆山高坡陡，土地“金贵”。早在2002年，就实行建设用地“招拍挂”，
探索建立土地由国有集团集中储备的制度，形成了“一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良性循环。由于土地开发成本存在差价，一般省市对土地进行区域间调度很难。重庆充分利用直辖市的市区两级行政权限，创造性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将城市开发在近郊征用土地所缴纳的耕地占用费，包干转给相对边远的贫困区县去复垦。这既符合国家政策，降低了耕地垦复成本，避免了新造耕地的再次占用，还支持了贫困区县的发展，一举多得。在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的同时，重庆又在全国率先设立了农村土地交易所，通过“地票”交易，使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边远山区农村建设用地，也能与近郊土地同权、同价，既确保耕地一分不减，又增加了建设用地指标，开辟了一条城市反哺农村的新途径。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有力推动了相关社会改革。重庆把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不仅让农民工用青春和汗水换回城镇同等待遇，促进社会公平，而且有助于扩大消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城乡资源互动、增加城市活力。在自愿转户前提下，启动了户籍制度改革，重点推动在主城工作五
年、区县城工作三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新生代转户进城。一方面，建立转户居民同等享有城镇居民就业、养老、住房、教育、医疗“五个保障”的机制；另一方面，切实保护他们在农村的利益，明确农村土地使用权也“有价”，可自愿、有偿、弹性退出。目前，正在完善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政策，落实转户居民基本权益， 建立科学有序的转户常态机制及合理的人口层级分布，力争十年后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保证了这项牵一发动全局的社会改革 方案科学、步骤稳妥、推进有序。
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又增强了发展的新动力， 同样要用改革的思路配置好资源。坚持财政一般预算支出50%以上用于民生，在 全国率先实现了教育财政性投入占到GDP的4%。每年滚动实施“八大民心工程”， 解决了一大批老百姓关心的行路难、饮水难、用电难等切身利益问题。改善民生并非都要政府掏钱，公共财政投入只是“药引子”。2010年，重庆推出农村养老保险、留守儿童教育、扶持微型企业发展等“十大民生实事”，计划三年投入3000 多亿元，其实政府只需投入500亿元左右，其余都是“四两拨千斤”，通过市场 运作的方式，由企事业单位、个人和社会各界投入。抓民生，既注重“输血”帮困，也注重“造血”促活。例如，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就是鼓励“草根阶层”创业，激发社会经济活力。这并不是等老百姓穷了再去救济，而是提前拿钱帮老百姓办“喜事”。下一步，将从初次分配强调公平、再分配更重公平、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就业创业、统筹城乡教育等方面，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出了全新的施政理念，改出了职能转变的实效。
三、激发区县经济发展活力
区县治则天下安，区县兴则重庆兴。这是化解重庆二元结构矛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这些年，重庆在事权、财权以及干部使用上下了大工夫， 目的就要把40个区县培育成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小老虎”。主要有“三项举措”、“五大抓手”。
“三项举措”，一是“分类扩权”，通过依法界定、依法授权、依法委托， 向区县下放市级行政管理权限。累计赋予主城九区142项行政权，赋予万州等6个区域性中心城市203项行政权，赋予其他远郊区县194项行政权。同时，分类指导区县发展，科学考核每个区县的发展速度、城市人口集聚规模、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等。二是改革财力分配，实现区县政府财权事权相匹配。
一般来说，一个省的财力分配，大致是省级使用50%，地区级使用25%，区县使用25%。而重庆的财力分配则是市级使用25%，区县使用75%。同时，市财政每年向每个远郊区县专项补助3000万元，帮助区县完善城市配套功能。三是配强区县X政领导班子，采取与沿海省市双向交流、重点企业和高校优秀管理人才下派等方式， 提高区县干部在对外开放、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素质。三大举措的实施， 使市和区县政府的权责划分更合理，行政管理资源配置更优化，行政管理的效率和水平更高。
“五大抓手”，一是抓交通先行，促进资源快速流通。2000公里“二环八射” 的高速路网已全面建成，还有1000公里地方高速路在建。铁路在建11条、里程1156 公里，五年后将实现“八小时出海”。二是产业支撑，强调区县产业要特色发展、协同配合、向园区集中。为增强区县招商引资实力，支持区县园区超前建设基础设施、标准厂房和配套宿舍等。近两年，市属国有企业就融资100亿元支持渝东 北、渝东南“两翼”区县工业园区建设。三是通过改革，撬动资本和金融的力量， 把区县资源变成现实财富。比如，在对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确权的基础上，开展农村土地质押试点，为区县加快发展输入了重要“血液”。四是通过调动城市化的力量，形成资源的集聚辐射。重点是把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五个重庆”覆盖城乡，形成主城1000万人口、一批大中城市和中心集镇联动发展的新格局，增强城市对人口和要素的吸纳能力。五是加强对口帮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比如，要求发展条件较好、发展水平较高的“一圈”区县，从项目、资金、人才等各方面，加大对“两翼”区县的帮扶力度。近年来，“两翼”区县经济增速均快于全市平均水平，预计到2015年，全市“圈翼”发展差距将有望缩小到2∶ 1左右。
重庆将进一步释放直辖体制效应，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集合各类政策优势，为重庆建成西部地区的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率先实现全面小康，提供有效的体制保障。
以创模为动力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新路
（2012年）
X的十八大明确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重庆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和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肩负着市域生态环境建设和三峡库区水资源保护的重要使命。历届市委、市政府始终把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 持续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努力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建设长江上游生态文明示范区。
重庆发展基础差、底子薄。作为全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10多年前，重庆产业以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为主，环保设施建设尤为滞后，环保欠账多、治污压力大。成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对于重庆，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10多年来，重庆自觉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和X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突破就环保抓环保、单靠行政抓环保的思维局限，硬件建设、结构优化、科技进步、机制创新、工程治理“五位一体”同步推进，遥不可及的梦想——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正逐渐变为现实。
依托投融资改革，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过去，重庆城市污水、垃圾大多直排，自来水水质常年列全国倒数几位，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刻不容缓。在迫切的投资需求和社会投资极度匮乏的现实矛盾面前，重庆一改财政直接举债的投融资模式，先后建立水务、水投等国有投融资平台，通过存量资产划转、专项资金注入等方式，建立起国企主导、市场运作和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融资格局。通过这些平台，先后建成200余座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和4000多公里排污管网，自来水水 质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10位。与此同时，组建专事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环卫集团， 以政府投入为杠杆，撬动社会资本，先后建成长生桥垃圾填埋场、同兴垃圾焚烧处理厂等50多座现代化垃圾处理设施。目前，全市所有区、县城均已建成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城市生活污水集中率达到87％，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7％，均进入全国前列。
依托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结构性节能减排。产业转型升级，是治理环境污染的釜底抽薪之策。近几年，重庆市紧紧牵住产业结构调整的“牛鼻子”，大力发展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产业，或通过产业布局的空间重组，以结构性优化促进节能减排。如大力推进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等产业供应链、价值链
垂直整合，将产品研发设计、零部件配套、组装及销售结算一体化发展，压缩了物流配送距离，减少了资源能源消耗。目前已形成惠普等五大品牌商、富士康等六大代工商以及500多家零部件厂商云集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以长安为龙头、整车企业为支撑、零部件企业“1＋6＋1000”的汽车产业集群。积极发展金融、物流、会展、信息服务等低能耗、低排放的生产性服务业，打造结算型内陆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会展中心。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8％左右，5年提高 了一倍。又如，痛下决心推进安全隐患企业环保搬迁，淘汰落后产能。累计筹资400亿元，实施重钢、民丰化工、嘉化等206家企业环保搬迁，企业总能耗降低64％， 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67％，总产能却增长了50％，还腾出了大量城市土地资源和环境容量。关停小火电50万千瓦、小水泥1200万吨、小钢材350万吨、小煤窑550 万吨、小造纸36万吨，整合煤炭企业3700多家。通过这些举措，“十一五”期间，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全市二氧化硫、COD、氮氧化物等主要排放指标大幅 下降，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总量减排任务，超额完成率居西部前列。
依托科技创新，推动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科技创新是提高环境保护效率的强力支撑。近年来，重庆充分发挥科技引领作用，推广应用一大批节能环保先进技术，环境科技正成为整治环境污染的利器。如在国内率先引进世界领先的“厌氧消化、热电联产”工艺技术，对主城区餐厨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日处理餐厨垃圾1000吨，每年可产生沼气2800万立方米、发电3300万度，生产生物柴油8000吨，餐厨垃圾收运量和处理技术均居全国前列。又如，借助产、学、研一体化优势，积极开发垃圾焚烧发电关键技术，开发出符合我国生活垃圾特点的垃圾焚烧发电装备，使垃圾焚烧发电整体成本下降50％。重钢环保搬迁中，通过炼化一体化的装备工艺改造和循环用水技术应用，能耗降低22％，取水量减少1/3，水资源、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率均超过97％，污染排放减少七成多。再如， 重庆水务集团利用中水回用、热泵技术、生物除臭等环保技术，建成国内首个污水处理厂尾水发电项目，既降低了污水处理运行成本，又开辟了污水尾水合理利用的新途径。此外，利用脱硫等减排技术的突破，普及电厂脱硫脱硝装置，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COD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重庆远达环保公司掌握了10多项 关键核心技术，累计申请190多项专利，成为同行业中的佼佼者。
依托管理机制创新，激发环保内生动力。创新管理机制，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在实践中，重庆努力破解制约环境保护的难点问题。提出了按日累加处罚制度，对拒不改正的违法排污行为，实行按日累加处罚，有效震慑
了环境违法行为，环境违法案件和拒改行为双双下降。开展X政“一把手”环保实绩考核，对未完成任务的单位，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和领导问责制，促进了众多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严格实施环境准入制度，对不符合《工业项目环境准入规定》的项目一律禁止。近4年，累计叫停300多个工业项目，忍痛割舍了一批曾经梦寐以求的大项目。在西部，率先建立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管理中心， 运用市场机制推进污染物减排，累计完成排放权交易330余次，成交金额3500多万元。此外，加大对环保产业信贷的支持力度，推动绿色证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试点，成效正在逐步显现。
依托重点工程带动，大幅改善环境质量。近10年，全市累计投入1500亿元用于生态环境保护，有效解决了影响可持续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特别是在创模攻坚冲刺阶段，投入500多亿元，实施“蓝天、碧水、绿地、宁静” 四大行动和一系列工程治理，环境质量明显改善。通过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改造、非煤矿山关闭、扬尘污染治理、CNG改造等措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2011年， 重庆主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24天，比2000年增加137天，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日均浓度分别比1997年下降33.1和81.7个百分点。通过生活污染治理、次级河流整治、船舶污染治理等措施，水环境保护成效显著。三峡库区水质总体保持稳定，在全国七大水系中处于最好水平。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连续 6年100％达标，长江干流出境断面水质连续5年保持Ⅱ类。通过公园绿地、生态 示范区、自然保护区建设，推进生态体系建设，累计建成龙头寺森林公园、重庆园博园等257个森林工程项目及15个环保模范区、58个自然保护区，全市森林覆 盖率提高7个百分点，建成区绿化率已超过41％。创模工作26项考核指标全部达 到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标准，市民的环保满意度超过81％。
城市环境的持续改善，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强大的集聚效应。重庆先后被美国《时代》周刊等国际名媒列入亚洲最佳投资城市、亚洲投资潜力最大城市、全球最具影响力城市。全市GDP近5年一直保持15％左右的增长，名列全国前茅， 落户重庆的世界500强企业已超过220多家，实际利用外资5年增长了10倍，利用内资额连续4年超过70％。
创模是动力，环保无终点。当前，重庆正处于发展关键时期。我们将在X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更加自觉地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把资源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把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和完善环保
长效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持之以恒、统筹兼顾推进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不断巩固创模成果，加快建成长江上游生态文明示范区，为欠发达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贡献。
在“欢迎‘渝新欧’首趟回程货班列活动”上的讲话
（2013年3月18日）
十几天以前，从德国杜伊斯堡开回来的这列火车，经过“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今天开到了重庆团结村火车站。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渝新欧” 首趟回程货班列顺利抵达重庆表示祝贺，对铁路沿途各国海关和铁路部门的支持以及为此辛勤付出的全体干部职工表示衷心感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国家的口岸一般都在沿海、沿边，导致“一江春水向东流”，大多数商品都通过沿海的口岸出境。在这个意义上，内陆有海关但没口岸。自从两年前，国家海关和铁道部支持我们启动了“渝新欧”这么一个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里程碑意义的、对西部大开发起着极大推动作用的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就使得内陆有海关没口岸的格局发生了变化。
“渝新欧”在海关和铁道部门支持下，解决了两个方面的多国协调。第一就是中国海关和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五国海关达成了便捷通关协议，重庆海关检审过的货物，五个国家都便捷放行，反之亦然。第二就是在铁道部门支持下，启动了国际五定班列。每个国家都有铁路运行时刻表，以前这条铁路就存在，但它是一个没有协调过的过路车，一万一千多公里要二十几天。通过国家有关部门之间、铁路部门之间的协调，形成了五定班列，起点重庆，终点德国杜伊斯堡，停靠十二个车站，定了路径。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定运行时间。目前一万一千公里大体运行16天，三四年以后有可能再降到13天，这就是定运行时间。还包括定运行的价格。经过这两方面的协调，火车铁路之间的五定班列的形成，海关六个国家之间的便捷通关的形成，“渝新欧”铁路大通道就正式发挥了功能。两年来，从开始的一个月开一列，到一个月开两列，到每星期开一列， 到去年第四季度每星期开三列，预计到今年下半年的时候，“渝新欧”就可以每天开一列，如果沿海地区的货看到了“渝新欧”的潜力也往这边送的话，还可能变成每天三列、四列。
那么我们现在遇上的瓶颈是什么呢？就是两件事还是要努力。第一件事就是运行的价格，“渝新欧”沿途不同的国家铁路运输价格不同。既然叫“渝新欧” 大通道，那么六个国家就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价格。所以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目前大家一起协调到了0.7美元，当然以后随着规模效应提高，还有可能再下降。现在一个集装箱一万一千公里，运费就是七千几百美元。现在集装箱走海运的话，
从上海、广州运到欧洲是五千美元，价格差是两千多，但是一个集装箱如果货值超过200万元人民币，节约20多天的利息就有两三千美元，“渝新欧”就有了运输的竞争力，这件事十分重要，是“渝新欧”能够成功运行的生命线。第二就是回程货，如果一个火车总是开单边，有去无回，火车的运行成本就高，如果能去三列回来三列，我们现在一个集装箱每公里0.7美元的成本还可以再下降，在这个意义上，“渝新欧”的生命力在于回程货。万事开头难，就像我们两年前有第一列开出去很兴奋，现在每星期开几列视为平常，今天我们把回程货车当回事， 我希望过一年两年，每天有一列回程货回来，变成个见惯不惊的事，那才是真正的一个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要做好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欧洲运往中国的货物，它的产品结构，运输的路径。现在每年有两千多亿美元的货物从欧洲运到中国，90%是海运。我们就应该把这些货物中货值较高的吸引来走“渝新欧”，因为综合运输成本更低。问题是过去几十年走海运形成了惯性，我们就要通过物流公司，通过各国的贸易机构分析产品的内容、价值、走向，然后具体一单一单、一拨一拨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像这一次福特的汽车零件专门组织运回来，有了这一单以后，福特零件就过来了。福特跟重庆合作十年了，但是高档车一直放到沿海生产，原因就一个， 高档车零部件90%都从欧洲运到沿海，如果总装厂放在重庆，欧洲运到沿海，又从沿海运到重庆，那么重庆零部件的物流成本就很高，会使汽车的竞争力下降。有了“渝新欧”以后，重庆就可以造欧洲的零部件供应下的福特高档车。有许多这样的事可以研究。最终把欧洲的回程货组织起来。
第二件事，我们要向国家提出申请，由于“渝新欧”的意义，重庆尽管是内陆不沿边不靠海，但是可以成为口岸，内陆口岸、铁路口岸城市。现在的电子锁， 使得在边界锁上验收和内陆锁上验收一回事，重庆当然可以申请成为国家内陆的铁路口岸。如果成了口岸，我们就可以申请国家一些重要的高档货的进口口岸， 比如整车进口口岸、红酒进口口岸等。那么有了这个口岸的特许权以后，欧洲货要过来，报关的地方在重庆，当然就走火车过来，会促进回程货的增加。
第三个当然是我们进一步把重庆的物流公司，具体的工作团队，搞得更好。通过这三个措施逐渐推动，我相信，今年年末的时候，我们“渝新欧”能够实现每天一列车去欧洲，每星期至少有一列车来重庆，争取两三年以后，每天有两到三列火车去欧洲，每天有一列火车来重庆，这样就形成一个互动，最终形成物流
的平衡。
我相信这件事做得好，对重庆的开放高地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整个西部的进一步发展，对整个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开放格局的变化，以至于西部的整个产业结构都会带来重要的推进！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演讲
（2013年3月23日）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在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的背景下，和大家一起探讨质量导向的新型城市化战略，这个问题很有意义，结合近十年重庆环境治理和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创立过程，我谈一点体会。
随着产业革命、技术革命纵深推进，全球城市化运动蓬勃发展，人类活动正进入以城市生活为主的时代，与此同时环境恶化、资源紧缺等问题日益严重，而且城市越大问题越突出，有些已濒临承载极限。提升城市化质量，首先要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否则，新型城镇化无从谈起。
作为中西部的国家中心城市，近十年来，重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狠抓生态环境整治，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十多年前，重庆环境质量的确糟糕。一是空气质量差。粉尘污染严重，成天灰蒙蒙的，行道树的树叶都粘满厚厚的灰尘。空气优良天数只有160多天。二是污水处理率很低。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的工业污水、生活污水不到20%，其余的80%基本是直排长江。三是垃圾处理率也不高。无害化处理率只有10%，其他90% 的生活垃圾主要靠在山上堆放处理，也就是说在山顶上建一个平台，山腰处建一个栏坝，将垃圾倒到栏坝上就了事，刮风下雨雨水渗过垃圾形成污水排入长江， 污染了水环境，而且容易发生垮塌引发安全事故。四是自来水水质极低。1993— 2003年，自来水水质连续12年排在全国40多个重点监测城市的倒数几位，每年的分析排名就是我们建设部在排序的，所以重庆的自来水质量当时也是最糟的。这样的环境状况，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市民对此的怨气也很大。
重庆市委、市政府对此非常重视。近十年来，按照国家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尽管重庆财力有限，但是还是逐年加大财政投入，加上企业资金，累计投入十年超过1500亿元，大体上500多亿元用于企业环保搬迁，500多亿元用于垃圾、污水处理和水环境治理，约500多亿元用于包括空气治理、小流域治理在内的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主要采取了五项措施：
第一，推进企业环保搬迁。重庆主城的环境污染，绝大多数来自于工业，且主要集中在200多家企业，包括各种钢厂、电厂、化工厂。为此，我们筹资500多亿，总体上使重庆主城的工业污染减少了80%以上，还为城镇化发展腾出了大量
土地资源和环境容量。
第二，关闭二环内所有采石场。当时重庆主城5000平方公里区域内有3000多个采石场，既破坏生态，也产生粉尘污染。我们拿出几十亿元，专项用于采石场关闭。被关闭企业得到了合理补偿，同时污染彻底消灭，这项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和彻底，没有出现反弹。
第三，实施清洁能源改造。将城市主城区内所有燃煤锅炉、几百家餐饮企业的燃煤灶全部改用天然气，城市居民家庭也全部使用清洁的天然气能源。重庆主城现在1000平方公里区域可以说是无煤区。同时我们也完成了所有公交车、出租车的CNG改造，淘汰柴油中巴车，汽车的尾气污染大大减少。与此同时，狠抓电厂技改，完成20万千瓦及以上所有的发电机组的脱硫设施改造，二氧化硫减排成效明显。
第四，加强垃圾和污水设施的建设和营运。新建了17个城市污水处理厂、110 座污水处理站、2500多公里污水管网，建成50多座现代化垃圾处理设施、300多个垃圾中转站。目前主城污水处理设施已实现成建制以上全覆盖，城市污水处理率由以前的不到20%提高到了90%以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由10%左右提高到了88%。为了保证污水处理厂平稳运行，我们还进行了财政贴补。经过几次调整， 重庆的污水费已经从7年前的0.4元/吨提高到现在1.1元/吨，是中西部最高的污水费价格，但目前污水的实际处理成本每吨1.3元左右，有两毛的缺口，必须由财政来补贴。为此重庆财政每年拿出两三亿把这个缺口补上了，使污水厂不赔本。
第五，加强水环境整治。累计投入65亿元，对主城周围的长江、嘉陵江之外的14条次级河流进行“一河一策”治理，目前已全面达标。新建了5座大型水厂， 关闭了21座自备小水厂，自来水水质合格率已由十年前的30%多提高到了100%，连续五年自来水水质位居全国主要城市的前三位，我刚才说了93年到2003年的10年我们是40多家城市倒数前三位，现在我们已连续五年正数前三位。三峡库区干流水质长期保持在Ⅱ类水的水质，在全国七大水系中处于最好水平。
重庆环境整治取得的成效，得到国家环保部和社会各界的肯定。目前，重庆已成功通过了国家环保部创模专家组验收，成为首个省级单位的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市民对城市环境的满意率超过了95%，环保投诉处置满意率达到96%。由于汽车尾气、燃煤污染、工业污染都得到较好控制，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去年达到340天，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以上，受雾霾天气影响也很轻，最近几个月全国雾霾天气前十位里面重庆有幸没有列入其中。
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促进了重庆经济的蓬勃发展。近五年，GDP年均增长15%左右，进出口额从五年前的70多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530多亿美元，增长了7.2 倍，实际利用外资从过去的10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106亿美元，增长了近10倍， 世界500强企业竞相落户重庆。环境改善和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今后， 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将更加自觉按照十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ZZ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持之以恒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努力让绿色、低碳、环保成为重庆城市化发展最鲜明的特征。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在新型城市化战略论坛上的讲话
（2013年3月25日）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在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的背景下，和大家一起探讨质量导向的新型城市化战略，这个问题很有意义，结合近十年重庆环境治理和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创立过程，我谈一点体会。
随着产业革命、技术革命纵深推进，全球城市化运动蓬勃发展，人类活动正进入以城市生活为主的时代，与此同时环境恶化、资源紧缺等问题日益严重，而且城市越大问题越突出，有些已濒临承载极限。提升城市化质量，首先要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否则，新型城镇化无从谈起。
作为中西部的国家中心城市，近十年来，重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狠抓生态环境整治，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十多年前，重庆环境质量的确糟糕。一是空气质量差。粉尘污染严重，成天灰蒙蒙的，行道树的树叶都粘满厚厚的灰尘。空气优良天数只有160多天。二是污水处理率很低。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的工业污水、生活污水不到20%，其余的80%基本是直排长江。三是垃圾处理率也不高。无害化处理率只有10%，其他90% 的生活垃圾主要靠在山上堆放处理，也就是说在山顶上建一个平台，山腰处建一个栏坝，将垃圾倒到栏坝上就了事，刮风下雨雨水渗过垃圾形成污水排入长江， 污染了水环境，而且容易发生垮塌引发安全事故。四是自来水水质极低。1993— 2003年，自来水水质连续12年排在全国40多个重点监测城市的倒数几位，每年的分析排名就是我们建设部在排序的，所以重庆的自来水质量当时也是最糟的。这样的环境状况，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市民对此的怨气也很大。
重庆市委、市政府对此非常重视。近十年来，按照国家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尽管重庆财力有限，但是还是逐年加大财政投入，加上企业资金，累计投入十年超过1500亿元，大体上500多亿元用于企业环保搬迁，500多亿元用于垃圾、污水处理和水环境治理，约500多亿元用于包括空气治理、小流域治理在内的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主要采取了五项措施：
第一，推进企业环保搬迁。重庆主城的环境污染，绝大多数来自于工业，且主要集中在200多家企业，包括各种钢厂、电厂、化工厂。为此，我们筹资500多亿，总体上使重庆主城的工业污染减少了80%以上，还为城镇化发展腾出了大量
土地资源和环境容量。
第二，关闭二环内所有采石场。当时重庆主城5000平方公里区域内有3000多个采石场，既破坏生态，也产生粉尘污染。我们拿出几十亿元，专项用于采石场关闭。被关闭企业得到了合理补偿，同时污染彻底消灭，这项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和彻底，没有出现反弹。
第三，实施清洁能源改造。将城市主城区内所有燃煤锅炉、几百家餐饮企业的燃煤灶全部改用天然气，城市居民家庭也全部使用清洁的天然气能源。重庆主城现在1000平方公里区域可以说是无煤区。同时我们也完成了所有公交车、出租车的CNG改造，淘汰柴油中巴车，汽车的尾气污染大大减少。与此同时，狠抓电厂技改，完成20万千瓦及以上所有的发电机组的脱硫设施改造，二氧化硫减排成效明显。
第四，加强垃圾和污水设施的建设和营运。新建了17个城市污水处理厂、110 座污水处理站、2500多公里污水管网，建成50多座现代化垃圾处理设施、300多个垃圾中转站。目前主城污水处理设施已实现成建制以上全覆盖，城市污水处理率由以前的不到20%提高到了90%以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由10%左右提高到了88%。为了保证污水处理厂平稳运行，我们还进行了财政贴补。经过几次调整， 重庆的污水费已经从7年前的0.4元/吨提高到现在1.1元/吨，是中西部最高的污水费价格，但目前污水的实际处理成本每吨1.3元左右，有两毛的缺口，必须由财政来补贴。为此重庆财政每年拿出两三亿把这个缺口补上了，使污水厂不赔本。
第五，加强水环境整治。累计投入65亿元，对主城周围的长江、嘉陵江之外的14条次级河流进行“一河一策”治理，目前已全面达标。新建了5座大型水厂， 关闭了21座自备小水厂，自来水水质合格率已由十年前的30%多提高到了100%，连续五年自来水水质位居全国主要城市的前三位，我刚才说了93年到2003年的10年我们是40多家城市倒数前三位，现在我们已连续五年正数前三位。三峡库区干流水质长期保持在Ⅱ类水的水质，在全国七大水系中处于最好水平。
重庆环境整治取得的成效，得到国家环保部和社会各界的肯定。目前，重庆已成功通过了国家环保部创模专家组验收，成为首个省级单位的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市民对城市环境的满意率超过了95%，环保投诉处置满意率达到96%。由于汽车尾气、燃煤污染、工业污染都得到较好控制，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去年达到340天，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以上，受雾霾天气影响也很轻，最近几个月全国雾霾天气前十位里面重庆有幸没有列入其中。
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促进了重庆经济的蓬勃发展。近五年，GDP年均增长15%左右，进出口额从五年前的70多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530多亿美元，增长了7.2 倍，实际利用外资从过去的10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106亿美元，增长了近10倍， 世界500强企业竞相落户重庆。环境改善和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今后， 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将更加自觉按照十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ZZ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持之以恒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努力让绿色、低碳、环保成为重庆城市化发展最鲜明的特征。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在第十六届中国(重庆)国际投资暨全球采购会上的演讲
(2013年5月16日)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根据今天论坛主题，我就重庆的开放高地建设，投资环境的特点和未来发展的一些战略，跟大家作个简要的介绍。
重庆作为中国内陆的直辖市，按照中央的要求，正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 我们重庆是大城市带大农村，是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地区特点的集合体，所以怎么在西部大开发当中发挥好领头羊的作用，促进城乡统筹，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建设西部的经济中心，是我们的一项战略任务。重庆直辖15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 我们在发展战略当中，突出推进了开放高地的建设、投资环境的建设以及用改革创新来促进国际国内资源要素的集聚和辐射，从而使重庆走上了较快的、持续的发展路程。
首先我要讲一下开放高地建设。
推进西部大开发，是不是要突出开放方面的内容，大家认识并不那么一致。一些人认为沿海的开发是要开放的，现在中国开放得够了，饱和了，西部大开发就应该转向内需开发了。事实上中国西部和东部的差距，最大的差距是就开放的差距，中国未来30年，开放的最大潜力和最大动力，是在内陆，在中西部。所以， 建设西部的开放高地，不仅是重庆本身的任务，也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任务， 只有把内陆在开放上所缺的课补上了，内陆开放高地形成了，中国的开放才能走向更广阔、更深层次的开放。
重庆在推动开放高地建设的过程中，重点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建设开放高地，当然要有较多的外国投资。引进外资不仅是为了外国的资金， 更重要的是会带来市场、带来技术、带来产品、带来管理，特别是带来国际化的观念，能够促进重庆全方位的融入世界。
重庆这些年努力推动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引进外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五年前，我们一年引进的外资约是10亿美元，最近几年，每年引进的外资是100亿美元以上，其中50亿美元是工业投资，30亿美元是房地产和城市建设投资， 还有20多亿美元是金融商贸、服务业的外资，投资的渠道、结构、布局，都是比较合理的。重庆已经连续几年成为中西部外商投资最高的地区。
一个地方开放不开放，跟这个地方的企业是不是大规模的使用国际资源，产品也能大规模的进入国际市场密切相关，所以进出口贸易，也是一个地方开放程度的标志之一。过去五年，重庆的进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一样，涨了八倍，2008 年重庆一年的进出口贸易是60多亿美元，我们去年进出贸易是540亿美元，进出口贸易量在全国的排位，也从五年前的第25位到去年排在第11位，形成了开放高地的特征。
开放的地区应该有保税区，也就是自由贸易区。中国的第一个保税区是1990 年诞生的浦东新区，到2010年国家总共批准了17个保税区，都在沿海地区。内陆需不需要保税区，建保税区合理不合理?理论界有很多争论，过去有些人觉得内 陆搞什么保税区，保税区是关境之外、国境之内，就是要建在边境线上的，内陆地区搞保税区，是多此一举，没有意义。但是经过我们建设对外开放高地的实践， 证实了它的重要意义，我们提出了内陆建保税区的需求，在X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下，在商务部、国家海关、发改委、财政部、税务总局等等相关部委支持下， 2010年重庆获批了两个保税区，一共17平方公里，这是西部、内陆率先获批的保税区，现在我们这两个保税区，已经形成了几千亿产值的加工贸易基地，正在推动一年进出几百亿美元的保税贸易的业务。保税区就是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最开放、最能够自由贸易的地方，内陆有了保税区，就是开放的皇冠上的明珠，就是重庆开放的象征。
开放高地没有口岸，那等于零。什么是口岸?就是企业能够在这个地方的海 关一次报关，一次审核，一次放行，放行以后货物就算出国了。传统上是在沿海有口岸，内陆以前没有口岸的功能。重庆最近几年，努力推动建设口岸的功能。首先是飞机场，原来没有国际货运航线，所有航空货物都是运到沿海机场再航空运出去。最近三年，我们新增了近20条国际航空货运线，重庆机场的国际航空货物运输量增长10倍，在过去五年全球货运量增长最快的十个机场中，重庆机场排第一，所以，我们这个机场已经成了口岸机场，国际航空货运量排名全国第5位， 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其次是铁路，大家普遍有一个错觉，如果在边界上，铁路车站理应是口岸，内陆的重庆火车站怎么能够变成口岸?这几年，我 们把它做到了。重庆的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就是通向欧洲的口岸火车站，
这条大通道通过开行“五定班列”，将亚欧的6个国家串联起来，使重庆成为欧洲货到中国，中国货去欧洲的一个口岸火车站。最后是轮船，我们有个保税区建在寸滩港，进出口的货物，通过长江运到沿海，再上沿海的班轮走向世界。这个口岸功能，最近几年逐步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四五年前，通过重庆港口的进出口运输量，只有5%是外省市的，到了去年，集装箱进出口货物中，45%是四川、贵州、陕西等兄弟省的转口货物，预计到2015年，转口货物会到60%，这也是口岸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国家级的开放新区，1990年是上海浦东新区，2000年是天津滨海新区， 2010年中央批了重庆的两江新区，国务院给重庆两江新区的政策就是比照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的政策。两江新区不叫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两年多来，两江新区的发展速度显示出特殊的优势，各种主要经济指标都比全市的平均值高10多个百分点，已经成了重庆进一步加快发展的发动机。
第二，我想讲一下重庆的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涉及方方面面，但本质上讲最要紧的就是成本。这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有三大理论，目前公认最合理的是供应学派的理论，就是给企业创造最良好的环境，低成本的环境，刺激企业创业发展，最后企业增加了，税收会增加， 劳动力就业会增加，节省了福利开支，最后促进整个经济活跃兴旺起来。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年，很重要的就是依靠低税收、低成本的良好的投资环境。所以， 我们在西部开发中，同样需要有这么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低成本思想。
重庆这几年，在投资环境上，狠抓了“五个低成本”的建设。
中国的地方政府不能确定税费的规则，但是在国家的规范的尺度范围内，我们总是用最宽松的思路，推动优惠政策的落实，比如西部大开发15%所得税的政 策，我们在2002年就全方位的覆盖，无论开发区内还是开发区外的企业，无论新企业老企业，也无论外资内资，凡是鼓励类的企业、鼓励类的行业都实施15%所 得税，并将生产性服务业也纳入鼓励类行业予以覆盖。最近几年，我们把离岸的金融结算，差不多七八百亿美元，从新加坡等国家地区吸引到了重庆。企业为什么愿意搬过来呢?离岸交易的税收新加坡是17.5%，而重庆根据西部大开发政策是15%，我们按国家规定的税率，就可以把这块业务争取过来。除此之外，重庆还 有库区移民的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鼓励高科技产业、生物技术医药产业、
农产品发展的各种行业性的税费政策，我们都按国家规则，用最宽松的尺度执行。
任何一个地方，房地产成本太高，都会极大破坏这个地方的投资环境。重庆政府按中央调控房地产的要求，合理的调控房价，对低收入群体给予保障房、公租房的政策，对商品房我们采取控制地价、控制税收、差别化税收政策，以及控制买房贷款的政策，使房价控制得比较低。目前重庆的房价几乎是38个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中最低的，连续几年都是。原因不是经济不增长，没有人气，而是房价得到有效控制，在有利于各种企业降低物业成本的同时，房地产市场也同样景气。
中国企业的交通物流成本很高，能否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对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有极大影响。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各种物流公司的配置，道路交通的建设，我们狠下了功夫控制成本。重庆修高速路的造价一般比平原地区高一倍，因为要大量的修桥打洞，但是重庆高速公路收费标准与沿海地区基本持平。我们的 1万公里高等级公路，在西部率先实行全部免费通行，虽然这些成本加大了政府 的支出，但是社会会给予回报。物流成本低了，经济发展了，税收增长也会加快， 就能够在大的循环里平衡这些成本。
也就是劳动力成本，油电煤气运的成本，各种经济要素成本要低。第五，金融融通的成本也要低。
重庆这几年，在营造良好金融生态上下了功夫，重庆的银行，去年总共1.6 万亿的贷款，占全国的1/40，而利润是600亿，占全国的1/20。全国金融机构都发现重庆金融生态好，金融资源重点投放到重庆，重庆的银行存贷比就更高，回报也更高。另外，重庆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去年0.4%，也是全国最低之一，不管是政府债务还是企业债务，老百姓的债务，重庆都是全国最低省份之一。
因为开放高地的建设，又有了五个低成本的良好投资环境，所以这些年，重庆经济发展较快，GDP增长，工业增长，商贸零售业的增长，各种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都比较快，尤其是工商企业的户数增长比较快。最近五年，重庆工商企业户数翻了一番多，从五年前的60多万户增长到现在的130多万户，这个增长率全国最快。我们对这个指标一直很看重，因为这是检验企业投资环境、社会投资环境好坏的根本标志。
最后，我讲一下重庆未来的发展战略。
在市第四次X代会上，重庆确立了“一统三化两转变”的发展战略和建成“三中心两集群一高地”的奋斗目标。“一统”就是要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三化”就是要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两转变”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职能。要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科技教育中心，建成重要产业集群和城镇集群，建成内陆开放高地。
在推动这样的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的实施过程中，我们要按中央的要求，以改革的思维、开放的思维、创新的思维来工作。改革开放创新，是我们国家这30 年持续发展不竭的动力，重庆今后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继续按国家的要求抓改革、开放、创新。最近几年，我们就是在创新上面，尝到了甜头。比如沿海地区搞了20年的加工贸易， 到了一年有2万亿美元的规模，但内陆地区为什么搞不起来?原因就是沿海搞的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原材料、零部件在外，到沿海加工完了，产品销售到全世界。如果内陆要搞加工贸易，继续走“两头在外”的路子，物流成本极高，这件事就做不成了。我们就创新，就改革，一头在内，一头在外，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把加工贸易组装变成原材料、零部件80%在重庆造，用这个模式说服了 世界级跨国公司和制造业企业，大家认可了这个模式对头，便蜂拥而来，三年时间形成了6个世界最大的品牌商和6个世界最大的制造企业商，同时带进了700个 零部件原材料企业，形成一个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这个集群今年会生产1亿台网 络终端产品，占全球1/4的规模，这本身就说明一个合理模式的创新，体制机制 的创新，会产生巨大的生产力。
我们还创新了一个铁路运行的管理体制。中国到欧洲的铁路几十年来一直都有，但是沿途6个国家海关、商检、铁路部门各自为政，商品容易被损坏，时间要耽搁，费用要增加，因此这条线几十年一直运行不畅。我们把6个国家的相关部门组织在一起在重庆开会，得到了大家响应，6个国家实行便捷通关一卡通、监管互认，开通了渝新欧铁路联运大通道，时间大大节省，费用大大降低，成为了新的欧亚大陆桥。这个就是管理方式改变，大通关电子商务模式的实施，这也是一个创新。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一个地区改革开放创新，不是抽象的套话，而是具体的实践，只要我们认真的按照十八大精神，把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创新搞好，西部大开发一定能加快，重庆的发展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谢谢大家!
在重庆京东方项目启动仪式上的致辞
（2013年7月18日）
尊敬的王东升董事长，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上午好！很高兴参加京东方在重庆建设8.5代液晶面板项目的启动仪式。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项目的正式启动，表示热烈的祝贺！
最近几年，重庆市政府按照中央稳增长、调结构的战略方针，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淘汰落后产能，压制过剩产能。对于污染重、能耗高、市场需求不足的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煤炭等产业，采取限制、控制、约束的措施。我们的钢铁产能，十年前600万吨，现在也600万吨，没有恶性膨胀；有色金属、电解铝， 各方面都是如此。
第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比如汽车产业，我们按照集群的思路，推动了三方面的整合。一是开发中高档汽车，通过开拓新品，提高了汽车的价值量；二是支持长安汽车发展的同时，吸引了北汽、二汽、上汽等国内外知名汽车集团来渝， 建立少则30万辆多则60万辆的生产基地，使重庆今年汽车产量可达250万辆。三 是上千个汽车零部件生产商，由以前只为长安配套，发展到为全国七八个汽车品牌厂提供零部件。装备工业也是如此，是要技术进步，要规模化、集群化发展。
第三，更加注重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个地方的结构调整，仅仅在存量里边关停并转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社会最大的发展潜力，就是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朝阳产业，十年二十年长周期持续扩张的产业。这几年，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我们按照中央要求，抓住建设两个保税区的机遇，“无中生有”地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形成网络终端产品制造基地。预计今年笔记本电脑产量将达到6000 万台，加上2000多万台打印机、2000万台平板电脑和台式电脑，网络终端产品将会达到1亿台，实现产值4000亿。十多年前，我市电子信息产业产值仅20亿，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到2012年，产值达到3000亿，占全市工业近20%。预计到2015 年，将占全市工业的1/3。
这几年，重庆工业每三年能够翻一番，和我们以集群化方式调整汽车产业结构有关，和以网络终端产品为重点的电子信息产业战略性的崛起有关。今年上半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15%，企业利润增长42%，位居全国前列，主要就得益于电子信息产业35%和汽车工业19%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增长率，不是拼消
耗、拼投资产生的，而是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自然结果。
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也使重庆的投资结构发生变化。过去，全市几千亿固定投资，50%是基础设施投资，30%是房地产投资，工业和其他服务业投资只占20%。现在每年上万亿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占比降到30%，房地产投资占30%，工业等实业经济的投资占到40%。到2015年，我们争取工业投资增加到50%，房地产投资下降到25%，基础设施投资也降到25%。工业经济不仅在投资过程拉动经济，而且一旦投产，就会有就业、税收等，形成持续的发展。所以，千方百计鼓励实体经济投资，特别是鼓励工业投资，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战略方针。
今天，重庆京东方项目也体现了这个精神。去年9月，我跟东升董事长联系这件事，谈得非常默契。经过三个月酝酿，12月份就签约，半年时间完成前期准备和各种审批手续。按常规，这样一个投资规模达50亿美元，要经过国务院及国家相关部委、北京市和重庆市等多部门、跨地区审批的重大项目，审批花上一年两年很正常。但由于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度重视和支持，大家心往一处想， 半年时间手续规范到位，2015年6月就可以竣工投产。这个项目，在我们看来， 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和意义：
首先，是市场与技术的结合。重庆到2015年将产出2亿台件的电子信息终端 产品，对显示面板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我们能在三年之内，把全世界五大终端产品品牌商、六个代工企业集中到重庆，形成“5+6+800”的产业集群，是因为 我们使用“整机+零部件”的垂直整合模式，把笔记本电脑从研发、零部件制造、总装到销售结算的“微笑曲线”全留在了重庆。通过零部件和原材料80%实现重 庆本地产，从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这种模式，有两个80%的 概念。一是电脑零部件中占运输成本80%的零部件实现本地化。这些零部件，往 往运输量大，运输成本高，但附加值较低。目前，已有800个零部件厂落户重庆， 这一目标已经实现。二是零部件和原材料价值量的80%实现本地化。目前已实现47%。液晶面板占到价值量的14%，京东方项目投产后就将提升到60%多。再加上正在洽谈引进的芯片、硬盘项目，最终将会实现电子终端产品价值量的80%重庆造。
有种观点认为，代工企业只产生3%的附加值，等而下之，不划算，因此做代工厂没意思。我之所以愿意借这个场合来讨论这件事，我是觉得从经济学的理论上，需要澄清一些概念。一台电脑卖500美元，里面包括六七十美元的加工费， 其中代工企业的利润只有两三个百分点，好象品牌商赚了400多美元，所以认为代工这个东西没有意义，这种观点是囫囵吞枣，是不大懂现代经济，不大懂现代
代工企业的流程。仔细把500美元的链环分析一下，其中100美元是产品出来以后， 品牌商通过物流，通过商店，通过各种营销渠道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仓储费、柜台费还有物流费等等，整个营销渠道的费用差不多是100美元。这个钱不是品 牌商、代工商赚的，而是商业、服务业的费用。剩下400美元，其中250美元是零部件原材料的费用，这些零部件企业和代工厂、品牌商是一个合作的集群，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合作，它占到了250美元，还剩下150美元。这150美元里，有七八十美元是属于品牌商，它负责研发，品牌的维护经营，以及售后服务。还剩下六七十美元是属于代工企业，代工企业要支付工人的工资福利，另外厂房建设，各种设备、生产线要投资，另外还有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最后它的利润也就十几美元，在500美元中只占三个百分点。作为地方政府来说，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个 流程，所以我们在四年前就决定，重庆要把这个流程的微笑曲线，从零部件研发制造到总装，到销售结算，尽可能多的留在重庆。所以我们重庆发展加工贸易的模式跟沿海不同，就是把零部件、原材料80%本地化，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 一旦真正做到，一台笔记本电脑的500美元中，第一，代工企业的六七十美元肯 定会在重庆；第二，250美元零部件的80%本地化，就意味着200美元的零部件制造也在重庆，这些零部件企业的产值、税收、就业也都留在重庆了；第三，全球销售过程中的结算，像惠普全球销售电脑，一年几百亿美元，以前在国外结算，现在在重庆，一年可以产生几十亿的税，还有银行手续费，以及白领服务外包人员的工资收入，这一块也占几十美元，也留在重庆。所以重庆发展的笔记本电脑加工贸易，把一台笔记本电脑500美元中的至少300美元落在了重庆。因此，怎样才能给企业营造最好的投资环境，绝不是靠地方政府土地不要钱、税收减免、财政补贴，最关键在于把产业链各个方面所需要的条件配好，配好以后，就能产生竞争优势。仔细研究重庆的做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零部件、原材料跟整机集群配套，垂直整合，这样一整合以后，它的原材料成本、物流成本比哪儿都低，就产生竞争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惠普来了以后，宏碁、华硕、东芝、思科这些大品牌商、竞争对手也愿意来，就是因为重庆的这个模式，有效地降低了物流成本， 有竞争力。
回到京东方这个项目，就给我们进行垂直整合，零部件、原材料的匹配，产生了重大的贡献，要实现零部件和原材料价值量的80%本地化，这里边的十几个点，将是由这个项目来实现的。
其次，是资本和技术的结合。这个项目是个上市公司的项目，也是地方政府
一起合作的项目，要么不干，要干就资本金一步到位。京东方项目投资300多亿， 包括100多亿的银行贷款，190多亿的资本金。190多亿资本金中，重庆国资委和两江新区通过金融企业股权出让和土地出让共筹集100亿，京东方通过股市面向重 庆企业定向增发筹集90亿，所以，京东方项目资产负债率只有30%多，运作前景 看好。
第三，是市场与核心竞争力的结合。京东方是我国唯一一家拥有液晶面板自主知识产权，跟上世界发展第一梯队的面板制造企业。它近年来积累了近万个液晶面板方面的专利技术，有许多还是原创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说，京东方的核心竞争力，代表了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的核心竞争力。重庆项目作为京东方的第六个基地，有三个特征：一是重庆基地五年后将有300亿产值，届时整个京东方将 形成1000多亿的产值，是一个可以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二是面板技术是越 后建的水平越高，这个是8.5代，不仅给我们1亿台的笔记本电脑使用，还会生产大尺寸的液晶电视机，以及小尺寸的其他的终端产品，这是一个综合利用的过程。三是这个项目市场前景好，供不应求。目前京东方生产的面板，大量的是惠普、三星、苹果在采购，现在的几条生产线日夜开工，供不应求，因此重庆项目不仅是产能扩张，而且意味着价值、效益、利润的增长，所以我们是在为一个供应短缺的产品抓住机遇，增加供应，而不是在增加一个过剩产能。
总之，我相信，重庆和京东方的合作，是市场、技术和资本的有机结合，一定会使重庆市政府和北京市政府之间的经济合作获得更好的结果。预祝重庆京东方项目圆满竣工。谢谢大家！
在深化对口支援和经济协作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3年10月25日）
非常高兴再次相聚万州，参加第九届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经贸洽谈会。今天的会议形式比往年简朴，但是会议内容更实，签约项目更多，更有成效。首先，借此机会，向莅临支洽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支持库区发展的国家部委、对口支援省区市和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
一、重庆库区对口支援工作成效显著
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是X中央、国务院的科学英明决策，是推动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20年来，国家部委、20多个兄弟省区市心系库区，情系移民，积极主动对口支援重庆库区，取得累累硕果。截至今年6月底，重庆库区累计到位各类对口支援资金812亿元，相当于重庆库区移民资金总量。累计引进经济合作项目1679个，培训各类人才1.5万人次，援建一大批学校、医院等公益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有力推动了库区百万移民搬迁安臵。对口支援还为库区引入开放理念、先进技术、优秀人才。2004年以来，连续举办八届支洽会，推动库区进入大开发、大发展新时期，库区城乡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加速。在对口支援促进和三峡后续工作拉动下，库区人民努力奋斗，加快发展，2012年库区GDP比上年增长14%，达4564亿元，占全市总量的40%， 与重庆主城区经济规模相当，16年翻三番多。其中8个重点移民区县比上年增长14.9%，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快于主城区。
二是城镇化进程加快。目前，重庆库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库区内部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农村移民人均纯收入从2002年的2239元提高到8298元，超过全国和全市平均水平。
三是基础设施持续改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三峡地区自古交通不便。多年来，中央不断加大投入，兄弟省区市倾力支持，库区交通基础设施持续改善。目前，全市建成通车高速公路近2000公里，其中库区893公里，约占45%。在建1000 公里高速公路中，有600公里在库区。高等级公路、通村通乡公路实现全覆盖。 在建铁路7条，2条在库区。万州机场建成投用，旅客吞吐量今年可突破30万人次， 预计2015年将达到50万人次。一批能源项目和中型水利设施相继建成，其他基础设施也逐步完善。
四是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这些年，库区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很快。2006年库区实现“普九”。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比例现已达到94%，基本实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库区现有卫生技术人员5万多人、床位5万多张，医疗卫生条件大幅改善。
五是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高。10年前，重庆库区污水处理率仅20%左右，80% 的污水直排长江。目前，库区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84%和98%。水环境总体稳定，长江、嘉陵江、乌江重庆段23个断面水质达到Ⅱ类标准。
重庆库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X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结果，是重庆库区和全市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也是兄弟省区市大力支持的结果。今天， 又有406亿总投资、43个项目集中签约，为重庆库区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此， 再次衷心感谢长期支持库区发展的国家部委、20多个对口支援省区市和各界朋 友！大家为三峡百万移民搬迁安臵和库区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库区人民将永远铭记！
二、重庆库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重庆幅员面积8.2万平方公里，人口3300万，是国家定位的五大中心城市和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直辖16年来，我们抓住“314”总体部署、三峡移民、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机遇，攻坚克难，科学发展，经济保持年均12.3%的增速。2012 年，重庆第四次X代会提出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总任务，实施“一统三化两转变”战略，努力实现“三中心两集群一高地”和“三个领先”的奋斗目标。去年，全市经济总量达到1.1万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6万亿元，城镇化率达到57%，实际利用外资106亿美元，进出口总额532亿美元。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积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上半年全市GDP增长12.4%，工业、消费、进出口、财税、金融等主要指标实现较快增长。
这些年，我们一直着力培育“五低成本”发展环境，既为聚集国内外生产要素，也为对口支援创造良好条件。一是低税负成本。重庆聚合了西部大开发、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三峡库区、少数民族集聚区、武陵山秦巴山扶贫开发等各种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15%，国内税负最低。二是低物流成本。率先在内陆设立两个保税区，形成机场、水港和铁路口岸功能。全市7000多公里高等级公路均取消收费。特别是“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营运，大大节省物流成
本。三是低要素成本。水、电、气等要素的综合成本，比沿海地区低30%—40%。每年有20万大学生和20万职校生毕业，人力资源优质充足。大规模建设公租房， 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避免用工的季节性“钟摆效应”。四是低融通成本。蓬勃发展的金融业，为工商产业发展提供资金融通保障。众多的小贷、担保、信托、租赁、私募基金、财务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为工商企业带来融资便利。五是低物业成本。政府储备30多万亩建设性用地，能够充分保障工商业用地。房地产市场始终保持平稳健康，主城区商品房均价仅为沿海地区的1/3。近几年， 重庆市场主体增长率每年保持在17%左右，五年时间增加一倍多。
当前，我们正按照X的十八大要求，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着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努力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重庆特别是库区干部群众继续大力弘扬“三峡移民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正在努力建设和谐稳定新库区。重庆市委市政府将从五个方面对库区给予大力支持：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变“多予少取”为“多予不取”， 扩大转移支付规模，增加财力性投入，提高人均财力水平。二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农村公路、沿江港口和水利等建设，持续改善库区基础设施条件。三是强化金融扶持力度。库区银行存贷比目前普遍只有40%左右，远低于全市80%的平均水平。坚持项目引导与政策扶持结合，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在库区合理布局，促进更多的当地储蓄资金用于本地。四是大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市政公用等建设，恢复和完善城镇移民迁建区公共服务设施功能。五是加强产业扶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路子，支持库区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工业、特色效益农业和生态旅游业。
三、重庆库区发展依然面临巨大压力
重庆市情特殊，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并存，城乡、区域差距十分突出，仍处在欠发达阶段、仍属于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仍有很大差距。特别是重庆库区，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基础等原因，目前仍然存在诸多困难和巨大压力。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压力。三峡工程论证长达数十年，期间国家投入少，历史欠账较多。在移民搬迁安置17年时间里，库区经济社会虽然取得较大发展，但主要是恢复重建性质，产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目前，重庆库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依然滞后，库区15个区县人口占全市的44%，
但财政收入、进出口等只占全市20%左右，贫困人口占全市59%。
二是移民安稳致富压力。受库区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制约，移民安稳致富任务艰巨。重庆库区8个重点区县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5%，城镇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6%。库区山高坡陡，人多地少，农业安臵移民人均耕地0.58亩，仅全国平均水平的1/5，部分后靠移民
在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3年10月28日）
今天的会议有两个主题：一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五大功能区战略，围绕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功能定位，理清思路，统一认识，形成勇挑重担、奋力发展的良好氛围；二是分析形势，提神鼓劲，努力打好第四季度稳增长攻坚战。主城六区和有关部门作了汇报，杰明、和平同志结合分管工作进行了部署。我讲三点意见：
一、进一步厘清对科学发展的认识
今年以来，主城各区发展速度明显下滑，有几个区甚至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固然有宏观因素的影响，但大家认识不够到位、工作抓得不力，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一定要牢记，发展是我们X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市委、市政府实施五大功能区战略，目的是通过分类指导和错位发展，促进资源配臵最优化和功能作用最大化，是为了更好更优地发展。大家一定要深化认识，统一思想。在此，强调三个观点。
第一，抓发展不能唯GDP，但决不是不要GDP。大家一定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既不能GDP至上，盲目发展，也不能有丝毫懈怠，放慢发展步伐。单纯追求GDP，无视资源禀赋，一味蛮干，搞大量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产业，结果产能过剩、破坏生态，自然得不偿失。反之，立足功能定位，在确保产业结构合理、生态环保达标、投入产出比优化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加快发展，不仅不违背功能分区的要求，还符合中央缩小东西部差距的战略意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第二，部分指标不考核不等于不重要。这次市委、市政府结合五大功能区战略的实施，对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作了有针对性的调整，取消了一些过于繁琐的指标。区县委书记、区县长们对此要正确认识，自我加压，不能因为不考核就放任不管。经济指标是衡量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参数。GDP、工业增加值、 外资总量、进出口总值、社零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存贷比、不良贷款率等指标， 或反映经济总量情况，或反映结构性问题，各有用处，是研判经济走势、制定发展举措的重要依据。尽管一些指标不再考核或权重下降，但区县主要负责人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准确把握发展动态，促进本地区健康发展。
第三，坚持底线思维，增强经济发展的上下限意识。克强总理指出，我国经
济发展速度有一个合理的区间，7.5%是下限，7%是底线，这样才能确保实现X的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具体到重庆，实现市第四次X代会提出的五年翻一番的发展目标，需要保持12%—13%的经济增速。这是我们的底线，必须守住。主城各区是全市经济发展大马力的发动机，条件也最优越， 理应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最起码不能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低于其他三个功能区，拖全市的后腿。
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是重庆建成“三中心两集群一高地”的集中体现。两大区域发展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五大功能区战略的成败。主城各区一定要明确功能定位，自加压力，开拓进取，在抓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同时， 扛起引领全市发展的大旗，带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都市区发展面临五大机遇
当前，我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一些工业企业经营较困难，服务业发展也受到内需不足等制约，但总体上，机遇还是大于挑战。具体到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有五大发展机遇：
一是城市化加快发展的机遇。我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得益于三大红利，即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改革红利。重庆主城区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未来十年，建成区面积将从目前的65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近1200平方公里，城镇人 口也将从现在的近700万增加到1200万左右。城市快速拓展将极大释放人口红利， 推动土地不断增值。尤其是主城十大片区开发带动的房地产建设，将为筹集发展资金、平衡政府债务，创造有利条件。
二是重大基础设施提速建设的机遇。我市今后几年重点推进的十大基础设施项目，轨道交通、城市道路、机场、港口、隧道桥梁等项目，基本都在主城区。基础设施提速建设，在保持投资拉动的同时，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为经济发展夯实基础。
三是十大新兴服务业加快培育的机遇。今年初，我们向国家申请了“1+10” 的开放政策。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步到位，保税贸易、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云计算、软件开发和数据通信、离岸金融结算、金融、旅游等产业发展将进一步提速。主城区条件得天独厚，是政策的主要承接地，哪个区先行一步，就能占得先机。
四是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的机遇。市委、市政府谋划的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液晶面板、芯片、硬盘、3D打印等，多数属于电子信息产业。这些产业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是未来工业发展的方向。
可以预计，到2020年，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的比重将超过1/3。主城工业正在腾笼换鸟、转型升级，各区抓住机遇，围绕其中一两个产业接续施力，做出成效，工业就会快马扬鞭，加速发展。
五是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机遇。近年来，重庆推动两江新区开发，设立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完善铁路、机场、港口等口岸功能，开放要素不断完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西部开放有望获得更大支持，利用外资、对外贸易都将有新突破，重庆也会由此获得更多资金、技术和市场。主城区是全市开放要素的集聚地，领风气之先，更有条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三、当前要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
一是集中精力抓好发展。重中之重是要抓好招商引资。重庆目前仍处于“双欠”阶段，经济体量比较小，综合效益还不高。做大做强经济，仅靠体内循环， 靠有限的家底完成原始积累，难有大的作为，必须通过招商引资，借助外力，以增量优化促存量调整。今年月，全市工业利润增长42.2%，其中汽车产业翻了一番，电子信息产业上涨14这些都得益于近年来的持续招商，培育了“5+6+800”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和“1+10+1000”的汽车产业集群。各区一定要高度重视，结合功能区规划，做好招商引资，加快园区开发建设，推动“七通一平”、标准厂房建设等基础性工作，配齐要件，滚动开发。同时，继续搞好开发区发展环境，完善对落户企业的服务，实现安商稳商。
二是搞好城市规划和项目布局。落实五大功能区战略，各区主要领导要重视规划，学习规划，做城市规划的行家里手。要一张蓝图画到底，提高规划的严肃性和连续性，与时俱进加以完善。市规划局、发改委、经信委等市级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协调，统筹考虑各功能区项目布局，避免恶性竞争。这里明确一条，凡已落户在市域内的企业，只要已享受过优惠政策，今后搬迁一律不得再优惠。
三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是最大红利，能够通过资源优化配臵，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前些年，我市推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建设公租房，鼓励农村“三权”融资，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下一步，除了继续深入推进已开展的各项改革外，要重点在促进资本循环上下功夫。资本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哪个区县资本循环做得好，发展速度就更快，质量和效益就更高。主城各区要进一步改善政策环境，加大招商力度，除用好内外资外，还要积极引入保险资金、养老基金、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社会资本，不断做大“资本池”。同时，加快探索建立政府财政补助资金市场化运作机制和国有企业股权交易机
制，努力提升资本使用效率。
四是合理控制政府性债务。对政府性债务，大家要有正确的理解，既不能盲目举债，也不能有点债务就心虚。有五句话需要记住：政府搞重大基础设施，都是三五年建设几十年使用，需要举债来筹集资金，通过几十年的财税收入是能够平衡的；地方政府自身绝不能作为法人进行举债，通过组建融资平台市场化融资有一定合理性，重在进行规范；土地是各级政府重要的财源，必须结合城镇化的推进，用足管好，通过合理的增值收益，平衡基础设施投入；土地要超前储备， 一步到位，细水长流，逐年供应，储备地使用要兼顾公益和商业开发；政府要努力降低债务成本，不借高利贷，不搞BT、信托、租赁融资，也不搞固定回报的BOT。理解和遵循这五句话，才能弄清政府性债务产生的原理，做到心中有底。底特律因债务过重而政府破产，以美国的体制，清偿这些债务要花三四十年。我们依靠上述五条，完全可以有效控制政府性债务，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要增强“三个自信”。处理政府性债务，关键是把握好“度”。原则上，区县政府性债务不得超过本级财政当期支付能力，不得超过GDP的30%，必须守住这条“红线”。债务较重的几个区要切实抓好清偿工作，将政府债务降到合理范围内。
五是抓好事关群众利益的民生实事。办好22件民生实事是我们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体现。这些项目多数今年已经启动，两三年内要陆续到位。具体到主城各区，涉及老旧电梯改造、公交线网优化、污染治理、危旧房改造、公厕布局等方面，一定要切实抓在手上，争取早见成效，让人民群众充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六是做好劳动力调度保障。保证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事关我市经济发展全局， 也是改善投资环境的体现。随着发展不断加快，各地间的劳动力竞争越来越激烈。深圳招工就很有效率，在全国很多地方专设有机构，配以远程视频系统，将招工信息覆盖许多乡镇。这件事，市里面非常重视，但各区的工作还很不到位，导致一些企业订单流失。希望大家一定要肩负起劳动力调度的责任，加强与“两翼” 区县的合作，加紧构建城乡一体的招工平台，健全企业用工保障机制，为企业用工服好务。这也是主城各区贯彻五大功能区战略，促进“两翼”人口向大都市区合理、有序转移的应尽之责。
接受《中国经营报》专访——炒作重庆债务这是新世纪的冤案
（2013年3月5日）
编者按
2013年是“十二五”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这一年也是改革之年，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基层探索都将提上日程。中国在过去30余年，之所以能从一个贫困落后和封闭的国家成长为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完全是拜改革开放所赐。没有改革开放，便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生活和人的自由。正如李克强副总理所言，这个甜头百姓已尝到，“我们必须也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搞好顶层设计，又要结合基层探索，在改革当口一些地区和领域开展试点，被认为是改革的操作路径。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大部分省份完成了换届，新任地方要员如何继往开来，将改革和创新进行到底，如何在探索中“排雷” 和清除“荆棘”？我们拭目以待！
一、几多成就，几多辛酸，谁解其中味？
“炒作重庆债务，这是新世纪的冤案！”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长黄奇帆在两会间隙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这个问题“你们有义务帮我说清楚啊！”
黄奇帆有着经济学家的头衔，在坊间又被称为“金融市长”、“中国最懂经济的市长”。刚刚过去的2012年，黄奇帆主政的重庆爆发了薄王事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在经济发展方面一直高歌猛进的山城重庆陷入舆论的疾风暴雨之中。“最懂经济的市长”因此在一年之内经历了三次搭档之变，承受着社会上的各种质疑，忍受着各方的巨大压力。
即便如此，3月5日下午5时左右，颇有学者风范的黄奇帆还是抽出时间在北京鸿府酒店的房间里面向记者敞开心扉，畅谈了他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建议以及他对房产税、重庆成都城市群建设等问题的看法。
对于重庆未来的发展，黄奇帆表示，重庆将继续推动房产税、公租房等重大改革试点，力争让重庆经济保持增长势头。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面临各种挑战的重庆市的GDP增速达到13.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8个百分点，位列全国第二、西部第一。
二、“金融市长”的货币观
直言无忌是黄奇帆的一大特色。多年以来，这个市长在不同场合都展现出真
实性情的一面，为此，他也招来了不少“骂名”。但黄奇帆不愿人云亦云，他一再对记者表示：“市长打官腔，那是官僚。”不愿打官腔的最新的例子就是，当不少人大代表都在对《政府工作报告》唱赞歌的时候，黄奇帆在两会期间针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3月5日下午，重庆代表团的讨论会中，黄奇帆就表达了对《政府工作报告》中货币供应量问题的一些担忧。讨论会刚刚开完，在北京鸿府酒店的房间里，穿着白衬衣的黄奇帆在宽大的沙发上一落座，还来不及擦掉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就拍着沙发的扶手向记者强调：“我今天在会议上说的意思是，M2的增速降得还不够，货币超发了，就如同堰塞湖一样悬在头上。”《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3 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预期增长13%左右。
黄奇帆表示：“现在中国的M2是100万亿，太多了，我们的GDP是50万亿，M2 已经是GDP的两倍，总的来说，货币还是显得太多了。我们看看美国政府，他们的财政债务与GDP基本是1∶1(美国的政府债务为15.29万亿美元)的比例，不管他们Q1．Q2．Q3连续推行，但是他们的M2也只有10万亿美元。”
黄奇帆对记者说：“2003年到2008年，我国M2的增速是17.4%，到2009和2010 年，增速高达23.7%，2011年降到14%左右，2012年是13.8%，今年是13%。世界上有一个通行的规律，M2增速要等于GDP增速加上通胀率，但是我们的M2增速是GDP 增速加上通胀率再加2%。这是新兴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形成的方式，过去30年，或者说刚刚加入WTO的那几年，中国经济面临货币不足的情况， 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继续增量超发就会加大问题的严重性。”
“现在M2已经达到一百万亿，还在惯性思维，多增长2%就是两万亿啊！印钞机一旦开了就收不回来了，还会加大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到了调整的时候了！” 黄奇帆表示。
三、“房产税很有成效”
对于备受关注的房产税，黄奇帆表示，重庆的“房产税很有成效”。 2011年1月27日，重庆在全国率先出台房产税细则，由此成为全国房产税改
革的试点城市，从2011年1月28日开始面向个人房产征收房产税。
黄奇帆透露，正是由于推出了包括房产税在内的一系列调控手段，中央才同意重庆不搞限购。“现在我们的房价很平稳，我不能说这全是房产税的作用，只能说是重庆调控房地产的‘五招’起了作用。”
黄奇帆告诉记者，重庆调控房地产的“五招”包括：一是土地调控，规定地
价不超过房价的1/3；二是金融调控，也就是控制按揭贷款，第一套房首付两成， 第二套房首付五成，第三套房零按揭、全首付；三是控制投资力度，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房地产(11.19，-0.21，-1.84%)投资不得超过25%；四是按照人均一定平方米数量计算，设定重庆房地产建设的一个总量，过量了就会有泡沫，建少了又不够住；五是税收调控，税收又分直接税和间接税，有四种间接税跟房地产有关，分别是交易契税、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
他进一步解释：“房产税属于资本税，不是直接交易环节的税种，有了这个税之后，增加了高档房产在持有环节的成本，这样有助于遏制投机，并且增加了一定的税收量，而且讲究了征收的策略。”
对于征收房产税的策略，黄奇帆也进行了详细解释。“很多人骂我，说重庆房产税征得很少，但他们恰恰不知道这正是奥妙之处。”他表示，“房产税作为试点，如果一开始就征收很多，就会像所得税那样，落得都骂娘的下场。管事的人需要在制定政策的环节讲求策略和技巧。”
重庆房产税主要针对中高档住房的策略，减少了试点阻力；实行差别化税率又能让应税对象接受房产税，符合容易操作的原则。黄奇帆告诉记者：“不要看我们现在征收的税少，如果十年以后来看，征收对象增加之后那是不得了的，而且未来我们还可以考虑将房产税的税率逐步提高，这需要一步一步来。”
四、“重庆不会破产”
重庆经济备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地方债问题，但黄奇帆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重庆不会破产。”
“重庆地方债处于绿灯状态，黄灯都不会亮！”对于外界对重庆地方债的质疑，黄奇帆予以坚决的回击，“地方债一般不能超过财政能力，但现在沿海一些大城市已经超过这一比例，重庆地方债现在是2600亿元，是地方财政的60%多， 占GDP的比例只有20%多一点，目前重庆的不良资产率在全国是最低的，而且我们的地方债务也低于全国的平均线，我们GDP是1.1万亿元，2600亿元的债务占GDP 的比重是23%，中央加地方政府的债务在GDP当中的比重是25%，重庆地方债的安全度排在全国第五位。如果重庆要破产的话，后面的省份都要破产了。”
近年以来，重庆进行了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外界因此对重庆地方债一直持有怀疑态度。黄奇帆将如何化解债务风险呢？“戏法人不同，奥妙自然不同。” 黄奇帆表示，“重庆这些年修桥修路的力度确实很大，我们的地铁在全国排第五名，除轻轨之外，铁路、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我们10年花了6000亿元，这些钱
花了债务为什么不高呢？因为我们把香港的土地储备制度学过来了，我们是在2002年就储备了40万亩土地，扣掉成本，储备土地卖掉部分就能获得几千亿的资金，如果没有这两三千亿，我们地方债务不是现在的2600亿，得是5600亿，就完蛋了。”
“重庆土地储备制度的一些经验，一些操作细节，以前没有进行披露，现在也没什么保密了。但对于不同城市的土地储备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如果城市发展饱和了，土地储备就没有意义；如果在边远的农村没有发展空间的地方去储备土地也没有意义，这个是有技巧的。”黄奇帆透露，“现在重庆还有大量的土地储备，我们的财政能力也在不断提升，所以我们在西部十二省区是最轻松的。”
五、把成渝城市群打造成经济“欧共体”
三年前的全国两会上，黄奇帆抛出宏大的“西三角”计划。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西三角”的梦想也在“薄雾”中渐渐失去了光芒。
此次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把《关于将重庆成都城市群建设成为引领西部地区发展的国家级城市群的建议》作为全团建议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据记者了解，该建议明确提出，应该突出重庆成都城市群，将之作为引领西部地区发展的国家级的城市群，由国家牵头编制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并制定落实相关配套政策。
“西三角”缘何“夭折”？重庆成渝城市群建设将给重庆带来哪些契机？黄奇帆也给出详尽的回答。
黄奇帆表示：“成都和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两个城市，四川纳入成渝经济区的GDP大约有15000多亿元，重庆有11000多亿元，这样成渝城市群的经济体量就相当于十年前的珠三角城市群的体量，这样的话，我们跟珠三角的差距也就是十年左右的时间，十年以后成渝城市群的GDP也可以发展到五六万亿元的规模。”
另外，“如果把成渝城市群这个增长极搞好了，一定会与西安、陕西形成天然的经济联系，现在重庆、成都到西安的铁路、公路都在修建，交通会变得更加便利，以后必然形成以西安为核心的城市群、成都为核心的城市群、重庆为核心的城市圈，从而汇总成一个大的城市群。当然，现在由于成都、重庆与西安的距离较远，但不会改变天然的联络，就像当年的珠三角、长三角一样，也是在发展中不断扩大，现在讲的成渝城市群或许是十年的事情，西三角可能是三十年以后的事情。”
针对成渝竞争激烈、重庆和四川能否协同发展的问题，黄奇帆并不担心。他
说：“重庆和成都之间的联系在加强，必然会加强成渝经济圈之间的联系，成都、重庆的金融商贸是可以互动的，成渝都在发展汽车工业、电子信息产业，可以互为配套，产业的联系正在逐步加深，未来应该在产业规划上多沟通，避免恶性竞争。”
黄奇帆还大胆设想，从人群的联系上来说，成渝城市群里的人，不管是在成都落户打工，还是在重庆落户打工，最后都是在一个群里，就像在欧共体一样， 未来可在户籍上打破界限，打开门户之见，完全通融。
黄奇帆还透露，打造成渝城市群的事情已经跟四川的主要领导沟通，不久以后还将组团前往四川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在3月5日晚上7点左右结束。天天经历媒体的“围追堵截”、略显疲乏的黄奇帆最后无不感叹地对记者表示：“重庆这些年保持着15% 以上的增长，拥有改革、政策、人口红利、开放、投资等五大动力，我们总说重庆情况好的，总会有人说，重庆花了那么多钱，是不是做了假账，是不是中央开了小灶呢。”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实施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2013年4月15日）
“中国目前51%的城镇化率还没有进入‘刘易斯拐点’，至少达到70%以后， 中国的人口红利才会进入拐点。”与一些经济学家唱衰人口红利的观点不同，黄奇帆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搞得好，会延长中国人口红利15年。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黄奇帆在接受采访时显现出对于重庆发展的自信和乐观。在他看来，包括人口红利、城乡综改区改革红利等在内的五大动力将会使重庆今后五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
但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庆，仍然没有完全甩掉贫穷的底子，14个国家级贫困县、4个市级贫困县尚待开发统筹。重庆自2007年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至今近六载，以城乡统筹为目标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地票、“三权抵押”贷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激活了重庆发展的源动力。
城乡统筹是国家给重庆布的一盘大棋，未来的挑战和难点还是要做好城乡一体化，需要通过一体化社保体系、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要素互通、户籍一体化等“五大路径”进行持续探索，既解决重庆发展的问题，也为国家城乡统筹增加实践经验。
“城乡一体化是持续二三十年的过程，是一个大工程。”在黄奇帆看来，在今后的改革中，加速发展最重要的是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促进生产力发展，要会用巧实力，进行智慧型改革、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
一、继续探索城乡一体化
统筹城乡发展是个系统性工程，综合配套改革要到位、资源利用最大化、功能配置最优化。面对欠发达阶段、欠发达地区的特殊市情，如何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相互支撑和融合，对于重庆来说，城乡一体化的探索尚面临经济内生增长机制的加快形成。
《财经国家周刊》：重庆在城乡统筹改革方面做了许多创新性举措，接下来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黄奇帆：重庆市作为我国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城乡配套改革上要多做一些探索，进行一些研究，既解决重庆的问题，也为国家城乡统筹方面增加一些经验。
重庆的特点就是大城市和大农村并存，和一般的平原城市、沿海大城市的城
乡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如何把重庆的农村、郊区和山区搞好，对重庆的发展有基础性意义。
解决城乡问题，可以通过花钱的办法搞投资，增大农村的基础设施、社会事业投资，但有限的财力只能尽力而为。真正要把重庆的城乡统筹好，最终还是要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未来的挑战性在哪里？如何破局？
黄奇帆：未来的挑战和难点还是要做好城乡一体化，这方面，重庆通过五个路径进行了探索：
一是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低保、扶贫保障等，重庆市城市、农村已经全覆盖。尽管是低水平覆盖，但是先把有没有的问题解决，以后再把水平提高，缩小城乡之间保障水平的差距。
二是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卫生和文化。现在农村已经完全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农村高中段毛入学率94%，应该说已经普及了。下一步要把卫生医疗的网络覆盖好，实现教育、文化和卫生等公共服务一体化覆盖， 逐渐提高农村的水平，最终缩小城乡差距。
三是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城市道路很发达，农村道路相对弱。现在目标是尽可能实现中心村的道路全覆盖。
四是促进城乡之间资源要素的互通一体化。中国的体制性矛盾最大的问题就是城乡二元架构，城市资源进不了农村，农村资源进不了城市。
五是实现人的自由迁徙。城镇化的本质是把农民工解放为市民的过程，人应该通过户籍变迁，在城乡间流动，不能让农民辛苦一生与城市终身无缘。
二、钱从哪里来？
城乡二元结构最大的矛盾在于城市农村资源不能相互流动。要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之间资源要素互通和一体化至关重要。
《财经国家周刊》：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都需要大量资金，这些钱都从哪里来？
黄奇帆：改革就是生产力。实现要素改革，城乡要素一体化、金融和土地要素要能流转，也就从多方面解决了钱的问题。
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地票解决钱的问题。地票是要素改革的一个案例，使得一些闲置的资源得以充分利用。闲置的农房丢在山沟里，体现不出价值。但是地票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把这些建设性土地在集体组织的带动下，在农民自愿的情
况下把它复垦为耕地，就实现了价值。如果有1000亩土地整理出来，土地归乡里的农民，产生的1000亩地票到城里卖掉，按20万元一亩计算，就可以卖出2亿元。
地票的另一个作用是帮助解决农村发展中最困难的事情，比如危旧房改造。建一个房子需要10万左右，政府补助只有两三万，农民自己掏不出七八万元。资金缺口不到位，新农村建设、危旧房改造就无法推进。有了地票以后，如果分散的危旧房占地一亩，只要复垦这一亩，而集中到村落居住造个新房子只需0.3亩地，剩下0.7亩，可以有14万元收入，再加上原来的补助，10万元的房子就造好了。通过这个途径，一年可以进行10万户的危旧房改造。
高山移民和地灾移民也同样如此。把高山和滑坡地带复垦为种粮、蔬菜、树的耕地，地票就出来了。这就叫一票带三户：危改户、高山移民户和地质灾害户， 都可以通过地票解决。
《财经国家周刊》：重庆的综改试验区从2007年以来到现在，已棋至中盘， 下一步的改革思路是什么？
黄奇帆：城乡统筹发展需要投资来带动，这个钱要花在开发市场能量上，会花巧花。但是，资金总是不能满足建设需求，不能完全靠中央推进发展。所以， 关键是要通过体制的改革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让市场释放出巨大能量。
今后五到十年，更多会考虑按照资源配置的角度进行改革，按照小投入多产出、调整生产关系的角度，去考虑改革的事。
比如说，今后五年重庆动迁50万高山移民，一共十几万户，需要100多亿元资金。中央和地方可以补20亿元，还有那么大的缺口怎么办？就要靠地票。如果这十几万户把宅基地复垦为农地，20万元一亩，就会有200多亿元的资金。这就叫巧实力，巧改革。当年邓小平倡导和推动的一个承包制，没让中央政府出一分钱，但千百万农民有了积极性，农民就容易致富了。
三、土地储备稀释地方债
2002年黄奇帆就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期间，重庆市就开始进行了土地储备。当时重庆主城建成区200多平方公里，近300万城市人口。经过10年发展，重庆主城已经从10年前的一环主城向二环主城发展，整个主城二环内面积有2000多平方公里，可建设用地为1000平方公里。
理论上，从2002年到未来二、三十年内，重庆主城将有近700平方公里是要
新开发的，约近百万亩地。一般政府储备地不得超过城市可开发建设土地总量的50%，就是约40万亩〜50万亩。在黄奇帆看来，2002年储备的这40万亩土地，让土地升值的财富归政府所有，相当于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建了一个额外的金库，同时平衡了财政账本，政府债务被稀释。
《财经国家周刊》：有人说，重庆大兴土木，包括地铁在内的投资已经超过财政的负荷，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有什么办法化解地方债务？
黄奇帆：重庆这些年修桥修路的力度确实很大，轨道通车里程在全国排第五名，除轻轨之外，铁路、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我们10年花了6000亿元，这些钱花了债务为什么不高呢？我们的办法是管住土地，让土地升值的财富归政府所有。我们把香港的土地储备制度学过来了，我们在2002年就储备了40万亩土地， 扣掉成本，储备土地卖掉部分就能获得几千亿的资金，如果没有这两三千亿，我们地方债务不是现在的2600亿，得是5600亿。
目前，重庆地方债处于绿灯状态，黄灯都不会亮。地方债一般不能超过财政收入，重庆地方债现在是2600亿元，是地方财政的60%多，占GDP的比例只有20% 多一点，目前重庆的银行不良资产率在全国是最低的，而且我们的地方债务也低于全国的平均线，重庆地方债的安全度排在全国前列。
《财经国家周刊》：储备这些土地，是如何规避市场风险的？有什么具体的办法和经验？
黄奇帆：土地储备要和金融相结合，进行融资循环，这个循环很重要，是避免泡沫、合理举债的边界。重庆的土地是金娃娃，不会产生泡沫，是因为重庆的土地储备做到了五个原则：
一是超前储备，一步到位；细水长流，逐年供应。我们在2002年〜2003年储备了40多万亩地，由市地产集团、城投公司两个具有土地储备职能的集团负责实施，当时是规划一步到位。土地供应“细水长流”，市政府计划20年内每年只能开发5%，40多万亩地的储备资源，一年最多用2万亩。这既是政府对储备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考虑，也是对储备土地未来升值空间的考量。
二是对储备地的使用要兼顾公益和商业开发。重庆市公益性开发和商品房开发大体上是对半开，最近十年已经开发的19万多亩土地，其中近10万亩是公共服务、公益事业用地，比如说公租房建设、大学城建设、铁路机场等。还有9万多亩用于房地产开发，将其收益用于整个19万亩的征地动迁成本，以及一些基础设施开发建设。
三是土地储备不改变市区两级政府的分配制度。市区两级之间财力有分配原则，土地出让金扣除征地成本以后的净收入，过去是55:45。2010年以后，市政府做了一个调整50:50，区里增加了5%。
四是土地储备公司肩负做好两个循环的责任。第一个循环，土地储备的手续办完后，是可以用于银行抵押的。将融资用于征地动迁和“七通一平”，把生地变熟地。这一循环很重要，是避免泡沫、合理举债的边界。第二循环是把“七通一平”的地搞好，规划做好，就实行招拍挂。也许这时候，一亩地能卖200万元， 1万亩地就得到了200亿元。原来抵押的时候是当100万元抵押的，把那100亿元还掉，就可以多出100亿元。这100亿元就是预算外的基金收入，同样要量入为出， 纳入财政预算，要有年度平衡。两个循环正常滚动，土地储备就是个“金娃娃”， 不会有泡沫，更不会变成一个债务链要崩盘的危机。
五是要严格设置风险“隔离墙”。这在逻辑上叫“按规划、带项目、批土地”， 核心就是不仅做到长期总体平衡，还要做到当期单个地块对应的基建项目平衡。
四、智慧型改革方法论
《财经国家周刊》：对于西部大开发、两江新区、城乡综改区等中央政策的支持，重庆将如何利用好？
黄奇帆：如果地区发展什么都想靠中央，向中央要钱要政策，就是懒汉。中央也可能会因为地区重要而给予支持。但是真正好的改革，应该是想到好办法， 巧主意，不给国家添麻烦，一不会带来通货膨胀，二不会带来经济损失，三是不用国家给钱，地方政府少掏钱，对方方面面有好处，这种改革才是最重要的。
方法论比政策重要。中央领导有很多非常亮丽的闪烁智慧光芒的思想方法， 他讲的是一种哲理、一种方法，讲的是一种科学体系，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悟， 在工作中消化吸收，就会很有帮助。
《财经国家周刊》：那么，重庆的这个方法论又是如何运用的？
黄奇帆：我们的智慧型改革，就是化劣势为优势，创造重庆的山城特色。重庆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问题。70%的路不是隧道就是桥梁， 山沟间修路成本很高。比如，一般地方修1公里高速公路需要4000万元，重庆却需要8000万元。
重庆是山城，山上盘旋的都是小立交公路，路与路之间被山山水水切割开来。如果没有桥梁、隧道、地铁联通，就没有一个城市的经济，而只有小山沟的经济。所以重庆下大力气修建地铁，现在我们投资修地铁140公里，已经花了700亿元，
如果用轨道、桥梁隧道、高速公路把各个组团连通起来，这个城市组团就很优美， 联络也很通畅，也就成为城市经济的集聚体。这时候抓住关键，把基础设施弱点变成强点，就会坏事变成好事了。但如何实现呢？如果不运用智慧，要么高负债， 要么只好等20年慢慢再修。
建设要快，还要做得好，脑子应该怎么转？储备土地不能全部搞工业和房产， 两者比例是50对50；如果晒一张城投地产十年来开发的近20万亩土地的清单，会发现50%是公共服务的，如10万亩中，有3万亩是大学城，3万亩是公租房，再加上学校、医院等；另外10万亩做房地产，但这10万亩平均卖200多万一亩，可以卖2000多亿元。这样做，就剥夺了房产商发横财的机会，房产商是靠土地增值发财的。所以，政府让房产商在土地上发横财是政府失职。
市场的力量无穷无尽，用生产关系调整来促进生产力，是巧实力、智慧型改革，也是资源优化配置型的改革，我们的改革应朝着这方面发力、创新。
2013年新年致辞
（2013年）
新年的钟声伴我们进入了2013年。在此，我代表中共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 向全市各族人民，向关心、支持重庆发展的朋友们，致以新年的良好祝愿！
刚刚过去的一年，我们在X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积极应对特殊背景和复杂局面，成功召开市第四次X代会，翻开了重庆发展新的一页。在过去的一年， 我们紧扣主题主线，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经济社会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民生改善取得新的进步。特别令人振奋的是，我市人均生产总值首次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为在西部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八大的胜利召开，为我们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新的一年， 我们将紧紧围绕“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总任务，稳中求进，求真务实，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着力推进改革开放，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各方面事业取得新的进展！
市民朋友们：幸福生活要靠辛勤劳动，和谐家园需要合力创造。让我们牵手并肩，锐意进取，共同抒写2013年新的辉煌！
解析重庆市土地及房产管理20条规则：让广大人民群众“住有所居”
（2013年）
土地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之一。X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珍惜每一寸国土，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关注广大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问题，并提出了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的要求。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问题十分重要，既是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城市化发展的基本面。同时，土地调控可以对宏观经济节奏产生影响，是调控建设项目投资的有效途径。从项目落地的角度， “地根”是调控的总开关。另外，土地调控其实也是财政调控、资金调控。土地收入一般占地方财政收入的1/3，是重要的第二财政。
以下就从四方面谈谈重庆市政府管理土地和房产的基本原则。
一、土地管理五个原则
一是先规划后出让。一是这里指的不单是总体规划，而是任何一块出让土地都要有控制性详规，重要的地块还要有形态规划。在城市规划方面进行多方案设计比选，设计楼堂馆所的天际线，考虑地面、江岸的各种形态等，有了科学合理的规划后再出让。当然，进一步的规划还包括地下管网、道路交通设计，各类商业、娱乐、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专项规划等。我刚到重庆的时候，主城区90% 的土地都是采取协议转让，规划都是开发商“代劳”。开发商想用这块地干什么， 就出钱请规划设计部门来作规划。规划局批准了开发商出钱获取的规划，土地局就办理协议转让。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从2002年～2003年市政府调度了上亿元资金，把几百平方公里的主城区控制性详规全部覆盖到位，并对解放碑、江北嘴等中央商务区两江四岸全部景观带都进行了详尽的形态规划。此后，凡转让的土地都要有详尽的规划。截至2012年，重庆主城区1100平方公里的可建设性用地，实现了控制性详规全覆盖。但是，重庆郊区的29个区县还没有做到建设性用地控制性详规的全覆盖，所以强调规划这个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对城市建设来说，总体规划就是“纲领”，而控制性详规和各类专业规划则是总体规划意图得以实现的路线图。二是经营性用地必须实行招拍挂出让。有的地方通过拍卖把地价炒高了，但不能因为怕把地价抬高，就不拍卖。拍卖体现的是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止腐败。2003年以后，重庆主城区任何一块经营性用地的出让都要通过招拍挂，这是必须执行的“铁的法则”。三是多卖熟地，少供生地，不卖毛地。所谓毛地，就是农民和居民还没有动迁的土地；所谓生地，就是
已征了地但还没有“七通一平”的土地。我们的观点是毛地开发、一级开发总体上要由土地储备公司来做，如果由开发商去征地，可能会压低成本、加快进度。所以，重庆这10年基本没有让企业去搞一级开发。四是依法收回闲置土地。按市场规则来看，要考虑开发商的成本和利润，但不能让土地闲置。这10年重庆市收回了120多块“四久”工程（久划不拆、久拆不完、久拆不建、久建不完）土地。五是政府要有土地储备制度。重庆土地储备制是2002年启动的，成立了土地储备中心和地产集团，当时储备了40多万亩。这个土地储备的概念，将在下面具体讲述。房地产市场调控五个原则一是房地产是商品，要注意供求平衡。供不应求就紧张，供过于求就泡沫。我国城市住宅人均面积大约为30平方米～40平方米，商铺、写字楼和其他商业地产另算。每个城市都有产业规划、城市用地规划，以及相应的人口总量规划。按照这些标准计算出住房建筑面积的总量，将是一个长期的实现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房地产的年度投资要有控制，一个发育成长中的城市每年房地产投资额应该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5%左右。按照这个原则， 从2008年～2012年重庆房地产投资分别是990亿元、1200亿元、1600亿元、2000 亿元和2500亿元人民币，分别是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23%～26%，基本实现了调控目标。
二是房地产是不动产，要注意地价与房价的关系。楼面地价不要超过当期房价的1/3。拍卖有时会推高地价，政府就要出手调控。比如，一个地段现在的商品房卖1万元，那么新拍出土地的楼面地价大体不要超过3300元。如果拍卖时能拍到5000元、6000元，政府就要考虑多供一些土地，平衡市场需求，不能唯利是图。房价是会变化的，地价自然跟随市场化的房价变化，但政府拍地环节绝不能当抬高房价的第一推手。
三是房地产是资本品，要注意持有环节的税收。因为资本品税收跟价值有关， 价值越高，在生产、交易环节上差别化的税率也越高。注重持有环节的税收，调控持有成本，有利于社会公平和房产户型结构合理化，也能起到一定的调控作用。比如，土地增值税、房产税等。重庆试行房产税3年来，买卖房屋时经常能听到 这样的问题：这房子收房产税吗？这就是一种正方向的引导。
四是房地产是金融品，金融调控的核心环节就是按揭比例。如果宏观上想通过房地产刺激经济发展，走到极端就是零首付，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叫次贷危机， 就是零首付带来的次贷。反过来，另一个极端就是零按揭，所有房子买卖都是付全款，银行不提供按揭贷款。零按揭意味着什么？1990年以前在我国是没有按揭
贷款的，所以基本上也就没有房地产市场。在重庆，我们希望首套房首付20%～ 30%，按揭70%～80%，这是刺激普通住房的发展；第二套房是改善性住房需求，可以50%～60%首付，40%～50%按揭；如果买第三套房也可以，但要付全款、不按揭。*【联系微信dadawk01】
五是住房问题就是民生问题。不管房价怎么平衡，总有老百姓买不起房。要实现居者有其屋，政府就要下功夫建公租房、保障房等。所以房地产调控，要实行“双轨制”。前四条是对商品房调控，而真正解决困难群体、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就要依靠保障房的建设管理和调控。
通过以上原则，重庆商品房销售价格基本上保持了稳定，近3年主城区的商品房均价是每平方米5762元、6390元、6389元，与重庆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主城区人均收入增长水平相当，基本实现了双职工家庭6年～7年收入可买一套普通商品房的调控目标，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住房环境。
二、保障房调控五条措施
一是明确保障对象。重庆保障房、公租房主要针对三类人群：进城工作的农民工，新生代的大学毕业生和城市原住民中的住房困难户。我们这三类服务对象特征明确，不会出现“浑水摸鱼”的现象。而且，我们没有简单地划定一条“收入线”，比方说月收入2000元以下，因为这种办法在实际操作中存在问题。2000 元以下能租，2200元就一定不能租吗？另外，收入证明的核实也很困难。我们将操作简单化，3年来出租了11万套保障房、公租房，基本上分配比例是进城农民工50%，原住民35%，大学毕业生15%。
二是科学规划布局。按重庆一环到二环的城市规划，今后十多年会新增400 多万居民。这400多万居民分为21个组团，每个组团平均会有20多万人，其中大 部分是商品房集聚区，但是其中各设置一个公租房点与一个保障房点，和21个商品房集聚区相融。同时，我们为公租房小区配套的学校、医院、交通集聚、商务集聚，也是和21个商品房集聚点共享的，这样各收入阶层和能够在一个大的社区中相融，社会更加和谐。当然，公租房、保障房的面积就是30平方米、50平方米、60平方米和80平方米，要住大房子就只能购买商品房，这是市场规则在发挥作用。
三是坚持“五率并举”。保障房、公租房的建设必须重视开工率、竣工率、配租率、配套率和社会管理服务机构到位率，不能光抓开工率，这也是近年来市政府进行考核的依据。原则是3年相继开工，5年相继竣工。同时，竣工以后就要有一个配套率。如果一栋楼竣工了，小区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社区服务、学校医院什么都没有，老百姓的居住就会有很多不便，所以配套工作要同步推进。在
此基础上，就是摇号出租要跟进。当几百户、几千户居民到位后，新设的社区管委会、街道管委会或者居民委员会等区县基层管理服务机构也要到位。
四是强化投融资平衡。公租房建设的确需要大量资金，我们主城区建设3000 多万平方米，连郊区一共4000多万平方米，大体上需要1300多亿元。这里面拨款类资金会达到500多亿元，融资类的资金800多亿元。那么，这800亿元有能力还吗？
《重庆日报》曾晒了两个公租房小区的账单，一个是民心佳园，一个康庄美地。账单说明：一方面，公租房是公益的，租金不高，大体上是同地区、同类商品房的50%～60%；另一方面，租金是可以融资贷款付息的。1400亿元建造的公租房， 500多亿元政府拨款不用还款，租金完全可以偿还800亿元融资的利息。偿还本金方面则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通过租售公租房的商业配套设施，可逐步偿还200亿 元～250亿元的贷款本金；另一个是根据重庆《公租房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居 住满5年后，公租房可以向特定对象出售，销售价格按综合成本确定。按此测算， 出售30%的公租房，也将实现400多亿元的进账。这两笔账可以平衡六七百亿的贷款，剩下的部分贷款由政府手中留存的公租房租金来支付，完全可以平衡。总体来说，公租房、保障房是政府的一笔优质不动产，5年以后还会增值。
五是注意公租房的有限产权。公租房可以卖给老百姓，但是要注意堵住两个黑洞：一个是绝不允许转租，让“二房东”牟利；另一个是即使要卖掉，公租房管理局应按当时的保障房价格回收，而不能进入商品房市场。经济适用房制度最大的缺陷，就是5年以后可以当商品房出售，有可能形成暴利。这个“后门”必须关死，公租房只能由保障房管理局回收。
三、土地储备五个原则
2002年按照市委要求，重庆市进行了土地储备。对于已发展到饱和期的城市， 比如纽约、巴黎、伦敦，近30年城市不扩张了，土地储备并没有太大意义，但对当时的重庆非常有意义。当时重庆主城建成区200多平方公里，近300万城市人口。经过10年发展，重庆主城已经从10年前的一环主城向二环主城发展，整个主城二环内面积有2000多平方公里，可建设用地为1000平方公里。理论上，从2002年到未来二三十年内，重庆主城将有近700平方公里是要新开发的，约近百万亩地。 一般政府储备地不得超过城市可开发建设土地总量的50%，就是约40万亩～50万 亩。
而这10年中，重庆市在土地储备上坚持了五条原则：
一是超前储备，一步到位；细水长流，逐年供应。“超前储备”前面已经提
到了，我们在2002年～2003年储备了40多万亩地，由市地产集团、城投公司两个具有土地储备职能的集团负责实施，当时是规划一步到位。土地供应“细水长流”，市政府计划20年内每年只能开发5%，40多万亩地的储备资源，一年最多用2万亩。这既是政府对储备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考虑，也是对储备土地未来升值空间的考量。
二是对储备地的使用要兼顾公益和商业开发。重庆市公益性开发和商品房开发大体上是对半开，上面谈到的已经使用的19万亩储备土地，其中近10万亩是公共服务、公益事业用地，比如说公租房建设、大学城建设、铁路机场等。还有9 万多亩用于房地产开发，将其收益用于整个19万亩的征地动迁成本，以及一些基础设施开发建设。
三是土地储备不改变市区两级政府的分配制度。市区两级之间财力有分配原则，土地出让金扣除征地成本以后的净收入，过去是55∶45。2010年以后，市政府做了一个调整50∶50，区里增加了5%。
四是土地储备公司肩负做好两个循环的责任。第一个循环，土地储备的手续办完后，是可以用于银行抵押的。将融资用于征地动迁和“七通一平”，把生地变熟地。这一循环很重要，是避免泡沫、合理举债的边界。最忌讳的是什么？比如，手中共有10万亩储备地，先拿1万亩抵押，押了100亿元，既不征地动迁，也不搞“七通一平”，拿这100亿元建3座大桥或者几个项目。
到了该还本付息时，地还不可以卖，就拿第二个1万亩又去抵押偿还之前的 贷款。第二循环是把“七通一平”的地搞好，规划做好，就实行招拍挂。也许这时候，一亩地能卖200万元，1万亩地就得到了200亿元。原来抵押的时候是当100 万元抵押的，把那100亿元还掉，就可以多出100亿元。这100亿元就是预算外的基金收入，同样要量入为出，纳入财政预算，要有年度平衡。两个循环正常滚动， 土地储备就是个“金娃娃”，不会有泡沫，更不会变成一个债务链要崩盘的危机。
五是要严格设置风险“隔离墙”。这在逻辑上叫“按规划、带项目、批土地”， 核心就是不仅做到长期的总体平衡，还要做到当期单个地块对应的基建项目平 衡。比方说，有30万亩储备地，远期价值5000亿元。不能把5000亿元去对应5年、10年的几百个基建项目。进度控制是每年只有2万亩在用，具体体现为每个开发 周期不等的项目。比方说一个地块3万亩，5年开发完成，这3万亩应该对应什么 呢？先要算个账。这3万亩征地动迁多少？“七通一平”多少？假如算下来是100 亿元，那这3万亩地能卖多少钱？通过这个预算支出，按规划带项目。另外，这
块土地是什么规划，中央商务区土地还是商业集聚区土地，不同用地性质的价格不同。“带项目”要带一批项目，支出的项目要捆绑起来一一对应。
比如，近年来市政府和北部新区一起策划，就是开发照母山旁边的3万多亩地。经测算，征地动迁成本和“七通一平”算起来大概100亿元左右，5年卖掉， 应该至少能卖500亿元～600亿元。这块地交给地产集团储备开发，工程时间是5 年。5年里，每年交100亿元给市政府，100亿元用于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项目， 100亿元给地铁轻轨建设，100亿元给机场建设，100亿元给铁路建设。再加上两江新区成立的开办费100亿元，一共500亿元。这就是某一地块开发与一捆具体项目的时间对应、资金平衡。
再如，江北嘴是2005年启动的项目，共计7000亩，其中2500亩是公共设施、道路交通或者其他的草坪绿化等，真正可卖土地是4000多亩，收益是360亿元。当时征地动迁花100亿元，“七通一平”花了30亿元，这130亿元全是银行融资， 利息几年时间滚40亿元，总的170亿元是成本，360亿元里扣除这170亿元，还有190 亿元盈余。我们当时规划了五座桥，菜园坝大桥、朝天门大桥、长江二桥、鱼洞大桥和嘉华大桥，总投资需要140亿元。这几座桥早在十年前就有规划建设，就是由于资金短缺无法动工。江北嘴上交100亿元给建委，就有条件同时启动了五座桥的建设，这5座桥目前都已竣工投入使用。
总体来说，土地管理、房地产调控、保障房建设管理调控以及土地储备的这20条规则，已经在重庆主城有效推行了10年。而这四大调控中，土地储备是核心和基础。不管主城区还是郊区，土地储备对桥梁隧道修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落实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重庆市政府土地储备的实践做法，跟2012年国土资发162 号文件精神基本吻合，体现了国家层面的精神。通过这些做法，重庆市规范了土地市场，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还大幅增加预算外收入，强力支撑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规范区县土地储备和融资管理。每个区县只允许建立一个土地储备公司。38个区县形成38个土地储备中心，每个区县都必须严格按照国土资源部162号文件的总体要求予以落实，同时参考市政府的20条规则进行具体操作。
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国家中心城市
（2013年）
政府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了X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完全符合时代要求和客观实际情况。报告科学谋划“十三五”发展，对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问题作了系统部署，必将引领我们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在“十三五”开局起步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重庆视察指导工作， 充分肯定了X的十八大以来重庆各项工作成就，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为重庆把脉定向，提出了“四个扎实”的要求，为重庆做好各项工作、实现新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习总书记明确指出，重庆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区位优势突出，战略地位重要，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十三五”时期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光明。
从重庆市自身看，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直辖市的体制优势和潜力加快释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基础进一步夯实，“三个三合一”开放平台还有拓展空间，大城市带大农村的人口红利仍会持续发力。只要重庆把这些机遇和优势发挥出来，主动适应、把握和引领新常态，激活内生动力和发展潜力，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就会行稳致远。
2016年，重庆市认真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入实施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坚持发展实体经济不动摇，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有效供给、去无效供给、降企业成本，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加快培育发展新动力，全面推进经济建设、ZZ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X的建设，努力实现“十三五” 发展良好开局。
加快产业接续成长和优化升级
坚持存量增量同步发力，在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新兴服务业和特色效益农业。
提升。现代汽车、上汽通用五菱、福特变速箱二期等项目要加快建设，力争汽车产销320万辆以上。当前电动汽车性能提升、成本下降，要予以高度关注。要通 过加快充电桩配套体系建设、实行峰谷电价政策、建立节能减排市场化补偿机制等措施，推动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同时大力提升车载电子在整车中的价值比重。要抓好智能终端制造企业和配套企业投产达产。壮大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关键要用好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加快筛选支持一批有市场、有技术、有前景的项目，通过集群招商、产业链招商、资源要素招商等方式，引进一批重大的制造、设计、研发项目。集成电路力争在硅棒、切片、封装测试、芯片制造、研发设计上有新突破，形成比较完善的产业链。开工川崎、瀚德高科等机器人项目。瞄准通用航空器、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主机与关键零部件，巩固和提升高端交通装备产业优势。加强页岩气开发央地合作和各类市场主体培育，健全勘探开发、加工应用、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建设一批物联网运营平台，推动硬件和服务应用一体化。加快石墨烯产业化进程，开发高端金属和纤维复合材料。利用页岩气富余资源以及天然气价格下调机遇，拓展天然气化工上下游产业链，壮大精细化工产业集群。推进医药企业兼并重组和新药开发引进，发挥生物医药产业的后发优势。引进龙头项目，提升环保技术装备水平和总包能力。2016年，力争十大产业实现产值2800亿元，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
现代新兴服务业附加值高、增值率高、外溢效应明显，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口岸贸易要充分利用“渝新欧”铁路和水陆空口岸优势，通过深化国际产业合作和贸易互通，不断做大做强。保税贸易要进一步推动保税物流、保税加工、保税服务融合发展，拓展保税展销、集散分拨、进境维修、委内加工检测等业务。大数据服务要在加快现有数据中心建设的同时，大力引进服务器租赁商，培育数据服务企业，开展离岸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外包，加大数据开发利用，切实把重心放到资源优化配置和关联产业发展上。跨境电子商务，争取更多“海外仓”建到重庆保税区，鼓励跨境电商业态创新。建好跨境电商示范园区和第三方综合服务平台，为电商企业提供仓库、物流、结算等全方位服务。新型金融服务方面，推动保险资产交易平台尽快开张，加快金交所重组，争取获批民营银行、银行卡清算、三峡人寿、移动金融公司等机构牌照。扩大离岸金融结算、跨境人民币结算、跨境电子商务结算、保税区贸易结算、跨国公司集中运营轧差结算规模。推动各要素市场创新交易方式，拓展业务功能，增强辐射能力。与此同时，要提升工业设计、信息服务、商业咨询、计量检测、节能环保、品牌营销等专业服务水平，
向生产性服务各领域拓展。加快中央商务区建设，尤其江北嘴经过十年基础开发、形态开发，已转向功能开发，要建立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引进一批贸易公司、运营公司及企业总部，加快形成金融中心区的功能。推动南坪、观音桥等10大商务集聚区提档升级，促进金融、商务、文化创意等高端服务业加快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发展与民生的黄金结合点
围绕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国家中心城市，加快释放新型城镇化这一最大内需潜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机场、铁路、港口等枢纽交通方式的转换影响着城市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机场，要抓住江北机场新航站楼建成投用的机遇超前谋划，把它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与空港周边城区建设结合起来， 利用枢纽机场来推动区域发展。铁路，要加快“三主两辅”枢纽站建设，西站、沙坪坝站要把工期欠账补回来，东站力争2016年开工。成渝高铁即将通车，郑万高铁已开建，2016年要开工渝昆高铁、建成渝万高铁，推进1200公里在建铁路项目，新增运营里程250公里。枢纽东环线客货双通，对联通主城与城市发展新区 具有战略意义，要加快建设。还要力争渝西、渝怀、沿江货运铁路列入国家“十三五”专项规划，逐步将铁路货运占比提高到5%以上。港口，要锁定2017年投用目标，加快果园港铁水联运接驳改造，推进万州新田港、江津珞璜港、涪陵龙头港完成一期水工工程及疏港公路、陆域建设，加快九大重点专业化港口建设，加大航道整治力度，打造“1+3+9”港口群。2016年，将启动主城内环高架和“十字” 快速通道建设。高速公路，重点抓好1228公里续建和开工项目，加快实现高速路网区县全覆盖。完善城乡公路网络，确保行政村通畅率达到100%。轨道交通、水利、电源电网、油气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推进。
提升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强化规划刚性约束，加快市域城乡空间规划一体化，合理调整重大物流贸易、研发创新、先进制造、商务金融、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功能布局，完善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强化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品质。完善公交线网、停车楼场、过街天桥、景观照明、垃圾处理等设施，加强市容市貌管理。提升通信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统筹推进农村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加强生态环保建设。抓好自然生态空间确权登记。完善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和交易配套制度，探索建立乡镇污水处理厂运营、新能源汽车推广运用等减排指标市场化交易激励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开展排污权、污染治理设施权证质押贷款。加快开展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加强废弃物控制和综合利用，推广先进
节能技术和产品。积极开发清洁能源，争取国家支持上马一批可再生能源项目。搞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持之以恒地推进环保“五大行动”，抓好重点领域污染防治，提升污染防治精准度和效率。完成主城区26家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治理， 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城市扬尘、饮用水源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巩固行政村环境连片整治成果，2016年再整治500个。
结合重庆实际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积极稳妥推动市场出清。“僵尸企业”、“空壳公司”是影响经济健康运行的“毒瘤”，坚决停止对它们的财政补贴、资源配置和各种形式的保护，并通过兼并重组、债务重组乃至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处理“僵尸企业”，要放宽银行对困难企业兼并重组的贷款比例，允许银企双方按意愿实行债转股，支持银行以减少损失为目的多方式处置僵尸企业债务。加强地方法院破产审理机构和能力建设，严格按照《破产法》程序实施破产清算、破产重组。加大对破产企业出资人、控制人、高管层的责任追究，建立政府、司法机构有机协调的推进机制。处理“僵尸企业”过程中，也要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动结构性改革的关系， 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统筹做好职工下岗再就业、银行坏账、破产仲裁等应对预案，防范引发社会风险。
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要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落实好营改增扩面、资源税从价计征、调整消费税、出口退税等结构性减税政策，决不能打折扣、作变通。税收中严禁寅吃卯粮搞预收，变相增加企业税赋。重庆社保缴费比例仍然较高，要探索低费基、全覆盖的参保缴费机制， 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持企业稳岗政策实施范围，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 将现行对困难企业的缴费政策拓展至制造、建筑、餐饮等行业，小微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参照个体工商户标准执行，切实减轻企业社保负担。进一步降低各类行政性规费和部分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收费，坚决遏制各种乱收费行为。把握最低工资提高幅度，防止涨幅超过劳动生产率增幅。要平衡好各种运输方式，健全集疏运体系，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2016年有价格改革的良好条件，要理顺能源、环境服务、交通运输、公用事业等领域价格，通过价格杠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减轻企业经营负担。同时，要加强引导企业苦练内功、狠抓成本控制，帮助企业解决降本增效过程中的实际困难。
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金融业要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开展业务，通过降低贷款利率、规范服务收费、降低担保费率等途径，切实减轻社会融资成本。鼓
励企业到区域性场外市场挂牌，对符合鼓励类产业目录并挂牌成功的企业，财政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严禁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附加不合理条件，明晰资金价格和服务费用，清理不必要的资金“通道”和“过桥”环节收费。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提高信用良好企业的抵押物折扣率，支持民营企业采用知识产 权、仓单、商铺经营权、商业信用担保单等质押融资。对有资产、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凡出现暂时流动性困难，只要符合条件，市中小企业应急转贷资金就要覆盖上去。各商业银行要树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理念，不要随意抽贷、惜贷、压贷。补充企业股本，是改善企业资产的重要一招。鼓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银行不良资产打包处置，将企业债权转化为股权，对资产优良的企业进行托管租赁，优化企业股权结构。
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要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加快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进一步提高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比例，促进安置房与商品房、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联通互动。加强规模调控和结构调整，适度控制房地产开发量。顺应住房消费个性化、差异化、品质化新趋势，积极发展旅游、休闲、养老等跨界地产，同时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市棚户区、农村危旧房改造。要围绕“双创”需求，将符合条件的普通商品房开发项目转为众创空间和楼宇工业， 促进供需充分有效对接。
严防化解金融风险。经济下行压力，加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一些矛盾和风险会凸显。要加强各类风险排查、预警和处置，切实防范城市建设和工业产能过剩引发的金融风险，妥善处置信托、租赁、小贷、担保的违约坏账，规范民间融资，加大力度打击非法集资、非法证券业务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保护地方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对互联网金融，要加强监管，促进其健康规范发展。比如P2P，规范运营要义有三条： 一是资金必须由第三方托管，二是公司有抵押物，三是投资的项目与投资者关系对应。英国发展20年、美国发展10年，都不到10家，而我们这三年发展到3700多家，实际运营的有2600多家。这其中，仅50家和银行签订了存管协议，其余2500 多家是“裸奔”，目前有近千家跑路或坏账。政府着力控制，防患于未然，2014 年以来重庆市工商局P2P公司一个也没批准注册，避免了一劫。凡与金融相关的领域，包括P2P平台、投资咨询类公司等，必须“先证后照”、严格管控。
与此同时，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仍是重庆的短板。坚持问题导向抓重点、关键突破带全局、结果导向求实效，着眼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
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把改革不断推向纵深。加快培育内陆开放新优势。依托“三个三合一”既有优势，抓住中新互联互通示范的重大机遇，推动内陆开放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拓展。
统筹抓好各项民生工作，增进全市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既是共享发展的要求，也是经济工作的动力所在。今年是三年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既要完成黔江等7个贫困区县、885个贫困村、60万人整体脱贫，还要为后年全面“摘帽”打好基础。要切实按照中央“五个一批”的要求，在精准上下功夫，在实效上花力气，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确保这场脱贫攻坚战实现大捷。
改革完善企业股本补充机制 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3年）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金融业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发展壮大，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直接融资比重偏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够到位等问题。面向未来，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健全金融调控机制和监管体制提出了重要的改革举措，明确要求“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些举措，指向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症结——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匮缺的问题。这对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资金流导向实物流，防止出现大面积企业债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结构不优、部分产能过剩、资本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一个突出问题还没有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就是我国企业股本缺乏市场化补充机制，致使企业债务过重。这是一个比政府债务更为严重的问题。目前，我国政府负债规模大体占GDP的40%—50%；而企业负债总额已达70多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130%，处于亚太经合组织国家最高区间，也高于世界成熟经济体50%—70%的水平（美国政府负债水平虽然高达110%，但企业负债率只有40%左右）。据标准普尔测算，我国经济今后五年若保持7%—8%的增长率，债务融资需求将达到18万亿美元，全社会平均资产负债率将达80%以上。这样高的负债率，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极大，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并切实加以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在负债经营循环反复中发展起来，基本没有跳出“举债—扩张—再举债—再扩张”的怪圈。上世纪80年代初，国有企业负债率普遍不到20%，但经过10多年累积，到90年代中后期升至80%左右，其中国有工业企业接近90%，以至于相当一批国有和民营企业陷入资不抵债、资金链断裂的危机之中。国家不得不采取破产核销呆坏账、债转股等“外科手术”，以及通过上市公司增资扩股，将企业负债率降到了50%左右。之后10多年，由于缺乏企业股本市场化 补充机制，我国企业又进入新一轮负债扩张期，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负债率一路攀高，宏观层面则是间接融资占比居高不下、商业银行信贷融资一业独大。X的十七大提出“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本来已为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方向。
但之后几年，国际金融危机不期而至，我国股市受大环境影响一直低迷，企业股本融资受到抑制，信托、租赁、小贷等“影子银行”借贷业务随之大幅扩张，年融资额从几百亿迅速增加到数万亿，今年1—9月就高达6万亿元。这些融通资金， 对企业而言，都是债务，且利率比银行信贷高50%以上，从而使得企业融资成本 越来越高、债务越来越重。这种状况长此以往，势必造成社会资金在债务链中逐利循环，不仅加剧了金融系统性风险，还给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障碍。
企业适度负债本来是符合市场经济法则的，但过度负债会增加企业财务成 本，降低企业信用，危及金融安全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行股票注册制、多渠道股权融资和规范债券市场，这些系统措施贯彻落实到位，将全面形成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使企业负债降到合理水平，进而形成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使中国经济拥有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
怎样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除企业利润追加投资、股票上市融资、全社会创业投资增加企业股本外，可考虑由政府设立股权引导基金（母基金），撬动国有资本、保险资金、社保资金、银行资金、私募股权基金、外资私募基金等各路资金参与，从而形成持续不断的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
一是政府产业引导资金。我国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每年有上万亿元产业发展资金，用于扶持科技研发、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和现代农业发展。这些资金若管理过严，使用效率会很低，常常是一年一年地往后结转，难以有效落到最需要的企业；若管理稍有疏忽，则会造成权力“寻租”，滋生腐败现象，也会诱发企业“骗补”行为。国际上，这类资金一般不采取补贴审批方式直接下达，而是通过专业基金公司来运作。比如，美国1958年推出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撬动630多亿美元资本为10多万家中小企业股权融资，苹果、英特尔、惠普等全球顶 级企业都曾受益于此。韩国政府2005年设立1万亿韩元投资母基金，2008年又启 动新增长引擎投资基金，今年规模达到3万亿韩元。我国也可以把这些产业资金 设为母基金，通过招投标交给专业基金公司来进行投资。政府以母基金方式介入， 可以明确投资方向或投资领域，但必须严格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干预具体投资活动。基金公司从市场募集2倍以上资金，与母基金形成配套。母基金不以盈利为 目的，但需要盈亏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资金回收后，可继续投资到新的私募基金，如此滚动发展，可以不断壮大。
二是国有股本投资。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为扩大股权融资预设了一个通道。目前，我国国有资产规模已超过一百万亿元，净资产也有数十万亿元。可拿出上万亿国有资本，组建像新加坡淡马锡、美国伯克希尔•哈撒韦那样的投资公司，旗下管理若干个基金公司。它们本身不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不靠举债发展，而是投资国有、民营、外资各领域的实体企业。这样，就会对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从而实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大发展。
三是保险资金。按照国际惯例，保险资金可以有30%用作股权投资。我国规定，保险公司投资于未上市企业股权和股权投资基金，账面余额不高于总资产的10%，实际投入则只有3%左右。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资产余额7万多亿元，如果按照30%的投资比例，即可形成2万亿元的股权投资基金。
四是社保基金。社保基金的30%可用于股权投资，也是一种国际通行做法。我国规定，社保基金用于市场化股权投资不得超过10%，实际投入不到5%。这不利于社保基金保值增值，也不利于解决未来养老保险资金的缺口问题。我国社保基金目前有3万多亿元，如果按照30%的比例投资，即可形成1万亿元的股权投资基金。
五是银行资金。国际上，商业银行3%的资本金可用于股权投资。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达8万多亿元，但在股权投资方面尚无实质行动。如果按照3%的比例，即可拿出2000多亿元，用以设立引导基金，按1：4放大，就会吸引社会资金形成1万亿的股权投资组合。
六是私募股权基金。目前，我国有200多家基金管理机构、上万支基金，管 理资金规模7万多亿元，运作模式已逐步成熟。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私募 股权基金规模还很小，股本融资量也不大。一旦把它们的作用发挥出来，就可以激活银行里面的巨额居民储蓄，形成全社会海量的股权投资。国际上，发达经济体的私募股权融资与股市总市值之比一般在1:1左右，我国如果能达到这一比例， 将产生几万亿乃至十几万亿的股权投资。
七是外资私募基金。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投资的外资私募基金有10多万亿美元，但由于我国外汇管制严格，它们基本上没有进入国内市场。我国是全球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一直为境外资本所看好。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重大机遇， 加大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开放力度，逐步放开外资私募基金（QFLP）准入，提高其投资额度，并实行相应的用途管制，在确保不炒房、不炒股、不炒外汇的前提
下，使其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成为股权。这样，每年完全有可能形成几百亿美元的外资股权投入。
以上几个渠道的资金汇总起来，至少可形成10万亿元的股权投资组合，用以支持企业股本扩张。具体运作中，可由财政部等部委牵头，将政府产业类基金设为母基金，并委托给国家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与此同时，组建6—10个投资集团，像淡马锡、香港盈富那样，每个集团掌控1万亿投资，以分散投资风险，形成合理的竞争态势，提高投资回报率。
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是企业股本补充的主渠道之一。过去十年，我国股市发展不大顺利， 全国GDP翻了两番，银行资产和贷款余额涨了6倍，保险余额和信托资产也涨了6 倍，而券商资产总量大体没变，上证指数几乎零增长，丧失了经济“晴雨表”的功能。这种局面，既加大了企业从股市融资的难度，又使间接融资占比居高不下而累积金融风险，还严重挫伤了民众对股市的信心。
国际上，成熟市场国家大多已建立起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比如美国呈“金字塔结构”，塔基主要是私募证券转让市场、粉单市场和场外柜台交易系统；塔中主要是纳斯达克和纽约全美证券交易所；塔尖是纽约泛欧交易所、纳斯达克全球市场和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英国则包括主板市场（伦敦证券交易 所）、全国性二板市场、全国性三板市场（未上市证券市场）。历经20多年发展， 我国已逐步形成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雏形。当前，应强化问题导向，对症下药，分类施策，确保资本市场健康运行。
第一，主板市场。2012年底，我国沪深主板上市公司1432家，股票总市值22 万亿元，占GDP比重只有40%。这一比例，发达国家的美国为1.38倍、英国为1.66 倍，新兴市场的印度为99%、巴西为81%。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至今，美国道指已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并创下了新高。我国上证指数仍徘徊在谷底，A股IPO暂停至今已有一年多，何时解禁尚不明确。前几年，我国本已推出股权分置改革、海外上市公司“回归”以及金融产品创新等举措，但受制于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传统企业较多，国有股和法人股“一股独大”，分红、退市等机制不完善， 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制度缺陷，股市配置资源的功能发挥不好，应当进行系统化治理。
第二，中小企业板市场。深交所中小企业板块已启动9年，累计上市公司701 家，股票总市值3.6万亿元，但由于上市条件基本沿用主板规则，不能满足众多
成长型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需求。应当有针对性地建立适合成长型中小企业的上市交易制度，完善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制度安排，真正成为服务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平台。
第三，创业板市场。该板启动4年来，吸纳上市公司355家，股票总市值1.5 万亿元。其主要问题是，入市之初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超募资金的“三高” 现象严重，加之上市后业绩变脸、高管辞职套现、原始股东变相抛投、股价跌破发行价等问题突出，导致再融资工作受阻。应当在降低创业板上市标准、增强再融资功能、完善股权激励机制、完善退市制度等方面，建立有针对性的制度规则， 更好地发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导支持作用。
第四，新三板市场。目前，新三板挂牌企业345家，总市值402亿元，入驻主办券商79家。由于受市场融资能力、流动性、转板机制、交易制度等因素制约， 企业挂牌积极性总体上不高。应当通过进一步降低投资门槛，建立双向转板机制和做市商制度，让更多非上市股份制公司进入市场，提升市场交易活跃程度，使新三板成为公司治理规范和价值发现的助推器，承担起“上市预备板”的功能。第五，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目前，我国有10多家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
牌企业3435家。由于受长期以来的行政资源垄断，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化程度并不高，还不能有效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应当积极探索区域股权市场发展的新模式， 除了允许地方国有企业资产入市交易外，央企、民企、司法诉讼、海关罚没等资产均可入市，形成企业破产、拍卖、收购、兼并的规范化交易平台。
第六，海外上市。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企业迈出了境外上市的步伐。近年来，由于国内上市融资难度加大，而海外市场审批较为简便、再融资相对容易， 国内企业纷纷选择海外上市融资，香港、新加坡、纽约就是比较集中的去处。当然，随着境外上市企业日益增多，信息披露不及时充分、公司透明度不高、内控机制薄弱、企业价值被低估、境外资产流失等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拟在海外上市的企业应当充分权衡利弊，选择合适的上市渠道，严格履行监管义务，提高企业规范化管理水平，塑造中国企业良好形象。
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自2004年以来，我国新股发行实行核准制下的保荐制，适应了当时证券市场的发展状态，但弊端日益显现。一是监管部门对股票供应数量进行管制，严重影响了股市供求关系，加剧了新股发行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超募资金的“三高” 现象，削弱了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二是监管部门对拟上市公司绩效进行“实
质性”判断，使得投资者形成“判断依赖”，弱化了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三是拟上市公司为达到上市目的，往往会充分“包装”，调优财务数据，尽可能规避发审会的前置条件，造成大量财务造假、欺诈上市等行为。四是新股发行程序繁琐， 降低了新股发行的效率。五是对股票发行实行垄断管制，过度的行政干预容易产生寻租动机，滋生腐败。
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成熟市场国家的通行做法，也符合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方向。从全球范围看，美、德、英、法、意大利、新加坡等国家都实行注册制，其共同特点是，股票市场化程度较高，有严格的信息披露和强有力的监督作支撑。我国股票发行向注册制过渡，有以下几个好处：一是可有效避免监管部门对股票发行的不当干预，更多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选择，这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题中之义。二是能给所有股份制企业公平自由竞争的机会，使其获得证券市场的资金支持。三是可有效简化审核程序，大幅缩短发行时间，降低企业筹资成本。四是投资者根据公开的信息作出判断与抉择，有利于培育理性成熟的投资群体，促进证券市场稳健运行和良性发展。
推行股票注册制改革，并不意味着闸门洞开，任何企业都可以从股市“圈钱”，而是通过严格的事后监管和执法，给股市装上“防火墙”。目前看，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加大信息披露力度，严惩内幕交易行为。信息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 也是投资者作出理性判断的基础，必须严格信息披露质量，建立追责机制，落实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主体责任。对一切造假上市、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均应处以重罪，让任何公司都犯不起这种错误。会计公司造假，永久撤销执照；证券公司造假，打入黑名单；企业造假，给予重罚；内幕交易人，终身不得入市或判刑入狱。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建立证券法庭，施以重典，杀一儆百。这方面，美国有极其严厉的塞班斯法案，违规者轻则重罚、重则入狱。
第二，完善退市机制，尤其是垃圾股该退尽退。2001年以来，我国主板市场年均退市率仅0.5%左右，而纽约证交所超过6%，伦敦证交所超过11%，反差较大。我国这些年形成的垃圾股占1/4左右，长期处于跌破发行价的境地。对这些垃圾 股，就应该壮士断臂，坚决退出，从主板、二板退到三板；三板市场还有交易价值的，限于法人之间的交易，散户不再跟进；如果这些公司不退出，就应当启动重组方式，让现在排队上市的700多家企业，利用这些壳资源，借壳重组上市。
第三，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增强股民信心。完善股民投资回报机制，严格
实行强制分红制度。探索建立集团诉讼、先行赔偿、上市公司退市补偿等制度， 尽量减少中小投资者可能发生的损失。目前，我国建有余额达200多亿元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但尚未真正发挥作用，应尽快拿出具体实施办法。
改革完善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可产生积极效果
第一，改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改革并完善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一方面，有利于企业股权结构的优化配置，让法人投资主体发挥投资决策权，加强对企业管理营运行为的监控和制约，避免“一股独大” 造成决策专断，从制度上保证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高效的基金运作模式和成熟的股票市场，有助于企业健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及财务管理制度， 提升整体运营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第二，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政府通过设立母基金引导股权投资，并非国进民退，而是国民共进，救实体经济于困难之中，对一时缺资本金但有市场前景的企业“扶上马、送一程”。而规范健康的股票市场，就是企业发展的“加油站”和“助推器”。双管齐下，既可提升国有资本比重，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有利于巩固X的执政基础；又能让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轻装上阵，使介入其中的各种资本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增强它们对市场的信心，找到更多、更好的投资去向。
第三，实现以增量推动结构调整。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仅靠存量调整， 没有较强外力介入，三五年时间难以奏效。当有较大规模的10万亿元增量注入现有40万亿元企业总股本时，结构调整就会变得更容易。一般而言，股权投资选择性强，它们会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以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投向高效益、低消耗、有战略发展前景的项目，而不会选择过剩产能、污染企业和技术落后企业。这种市场化的资金链与创新链匹配、创新链与产业链匹配的方式，有利于推动优势企业加快发展、促进落后企业淘汰，比政府人为地调控项目投资和信贷资源更管用。
第四，促进金融系统健康稳定运行。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只在金融系统内部对债务融资进行管控，不从企业增加股本融资、增强信用入手，是本末倒置。向我国企业补充10万亿元乃至更多的股本金，可使全社会企业负债率降至合理水平。实体经济股本结构的明显好转，可以避免企业债务链断裂，进而避免金融信用降低甚至全局性经济危机。通过私募股权为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注资，将显着增强中小企业负债能力和融资能力，改变目前大量信贷资金被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占用，而中小企业普遍得不到资金支持的局面，进而优化银行信贷
结构，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
第五，投资者可从中获得更多效益。我国股权投资即便不能追求像淡马锡、香港盈富那样每年有15%的资本回报率，像加拿大、美国相关基金那样有10%的回报率，但8%以上总是可行的。政府得到的投资回报，可以作为改革红利，更多地用于民生服务。社保、保险资金的收益，将有助于提高全民社会保障水平。全社会参与私募股权和公募市场的投资理财，将获得比银行储蓄更高的收益。这是各方共赢，皆大欢喜。
第六，助推政府职能加快转变。将财政补助资金由行政审批方式改为基金运作模式，将股票发行核准制改为注册制，不但能发挥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还将大大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帮助政府实现“触及灵魂”的职能转变，可谓“一石二鸟”。
总之，改革完善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是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防范企业债务风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性举措。可以预见，当中国企业股本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善，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就真正产生了，中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就真正形成了，中国梦就会有更加良好的经济生态。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
（2013年）
过去35年，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使我们国有企业克服了各种困难， 实现了超常规发展。回顾改革历程，行政性推动、行政性输血、行政性配置资源最终收效并不大，真正对国企发展产生动力、提高效益的，总是和改革有关。国有企业要深化改革，用改革促发展，用改革解难题，用改革使我们体制机制具有蓬勃的生机、充分的活力。对国企正在推进的改革实践证明有效的要继续坚持， 对解决不彻底的问题要继续深化改革，对新形势下遇到的新压力，要摒除行政之手的惯性思维，要在市场竞争的体制机制上寻求改革之道。
国企改革三个方向
坚定不移地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决定因素。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要坚定不移搞活搞好国有企业，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真正实现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
国企的有效组织形式是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不是国有独资企业，国有企业要通过股份制的方式，使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外资资产等非公经济的资产形成股权交叉，形成混合所有制。实证研究表明，引进多元化投资主体、股权适度分散带来的是企业绩效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是真正代表各种所有制股权利益的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纯国有独资，政府容易干预。股权多元交叉，政府只能通过在董事会表达股东意愿，不再是直接的行政命令，不再是政企不分，这是改革的重要方向。
国企管理的核心是资本管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企业的监管不是管行业， 也不是管产业，是管理国有资产。而国有资产管理的本质是管资本。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后，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大股东，要考虑的是提高股本回报率，通过合理的资本运营，用尽量少的股本控制更多的资产，确保资本的利用有较高的回报， 确保资本和债务之间有合理的平衡比例，债务负担不能太重，否则现金流中断资本就会成为坏账。
改革重点是控制债务、补充资本
我国企业的债务风险远高于政府债务风险。美国政府债务与GDP之比是1.2：
1，欧洲是1：1，日本是2.2：1。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22万亿，GDP52万亿， 占比40%，即使漏账也不超过50%，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是，企业负债远远高于上述国家。美国企业债务占GDP40%，欧洲企业占GDP50%，日本企业债务占GDP70%。而我国企业债务有70多万亿，已经占GDP的120%。重庆企业债务比全国平均值略低，占GDP110%。重庆八大投资集团企业资产负债率在60%，民营企业在70% 左右，房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更高。企业资产负债率始终处于高位运行，有风吹草动会引致系统性风险。
用市场化的方式补充国有企业资本。回顾国有企业35年改革的历程，怎么解决资本金来源一直是宏观、微观领域头疼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 没有资本金概念；80年代中期，国家为解决国有企业没有资本性积累的问题，实施利改税，企业可以留存利润45%，初步有资本金概念。为减轻企业负担；80年代末改成33%；90年代走进市场经济，企业资本金来源不足，依靠银行借款，但市场化的银行已不再是市政府的钱口袋，企业债务越来越重，达到80%、90%的负债，出现一些企业破产。
此后，通过破产关闭的国有资产1万多亿，债转股的1万多亿，上市的1万多 亿，国有企业补充了3万亿资本金，开始壮大。原则上政府的行政性资本输入只 针对公益类企业，对竞争类的企业政府不该再输入资本。当下权益融资比债务融资要重要得多，要建立市场化的国企资本补充机制，企业保持正常的资产负债率， 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健康的。
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的四种方式
企业留存利润补充。国有资本如果是有效投资，有经营利润，不能全部上交， 要留下部分利润给企业补充资本金。补充的前提是企业要有利润，所以要改善经营效益。从这个意义出发，国资管理部门的资本管理就是逐利。如果不作为资本管理，而作为行业主管就会失之偏颇，只要是市场竞争类的行业，资本退出也是可以的，用资本流动实现资本收益。
股票上市补充。国有资本与战略投资者、社会公众股东的资本结合，建立起了企业长效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机制，也形成了再融资等市场化的持续资本补充机制。企业经营情况反映到市场，表现为股票价格，投资者的压力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资本市场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了宽阔的平台，资本市场发展的20 年就是国企改革深化的20年，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更是给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上市融资，务必要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进行改造和
完善，决不能虚假上市，信息披露必须真实。
私募基金补充。私募基金背后有母基金，私募基金的资本有的来自于保险公司、有的来自于社保基金，有的来自于政府的引导资金等等。理论上我们的社保基金30%可转为投资基金，保险公司也有30%可转化，中国保险公司的资产余额有近7万亿，30%就是2万亿，社保基金有3万亿，30%就是9000亿。以上都是和政府有关的资金，还有社会资金。国资管理部门可以组织部分资本金，如自己有20亿， 作为引导基金引导社会基金80亿，100亿投资国有企业集团优质项目，也相当于优化了国有系统的资产结构和资本结构。
股权转让补充。以重庆国际信托为例，从2002年一直亏损到2007年，重庆市政府投入6亿国有资本对其重组，资本从10亿扩大到16亿。目前，无论资本回报还是资产规模，都位居全国前列，年利润在10亿元以上，50%多的控股权就价值50多亿，意欲购买者众多。靓女先嫁，如果出售就等于补充了整体国有企业体系的资本金。
总之，市场化方式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既降低了企业负债率，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也通过多元化的股份制合作，完善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符合国际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一招棋活，全盘皆活，这就是改革的核心。
开垦“五低”开放高地 重庆工商法人五年翻番
（2013年）
按照中央的要求，重庆正在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工作，我们这座城市是大城市带大农村，是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地区特点的结合体。怎么在西部大开发当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促进城乡统筹，转变增长方式，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 是我们的一项战略任务。直辖15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在发展的战略当中， 突出推进了开放高地的建设、投资环境的低成本建设以及用改革创新来促进国际国内的资源要素集聚和辐射，从而使重庆进入了较快、持续的发展阶段。【联系微信dadawk01*】
建设西部的开放高地，不仅是重庆本身的任务，也是西部大开发的本质任务首先，讲一下开放高地建设。大家有一种感觉，好像西部大开发就是闷头干活， 是内需的开发，不怎么提开放，好像沿海的开发是要开放的，现在中国开放得够了，饱和了，转向内需开发了——西部开发中是不是要突出开放这个方面的内 容？大家认识并不那么一致。但是，事实上中国西部和东部，最大的差距是开放的差距。中国未来30年，开放的最大潜力、最大动力，也在内陆，在中西部。所以，建设西部的开放高地，不仅是重庆本身的任务，也是西部大开发的本质任务。【联系微信da*dawk01】
在推动开放高地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注意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引进外资和进出口双双5年增长8倍
一是引进外资。重庆这些年，努力推动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引进外资， 取得了良好效果。五年前，一年引进的外资是10亿美元，最近几年，每年在100 亿美元以上，其中50亿美元是工业投资，30亿美元是房地产和城市建设投资，还有20多亿美元分布在金融商贸、服务业，投资的渠道、结构、布局，都比较合理。重庆已经连续几年外资到位数居全国31个省的第8位，是中西部外资投资最高的 地方之一。
二是促进进出口贸易。一个地方开放不开放，跟这个地方的企业是不是大规模使用国际资源、产品能否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有关，所以进出口贸易，也是一个地方开放程度的标志之一。在2008年的时候，重庆一年的进出口贸易是60多亿美元，去年是540亿美元，就是说这五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了，世界贸易都相对萎缩的时候，重庆的进出口贸易增加了8倍。形成了开放高地的特征。目前重庆进出口贸易量，在全国31个省，排在第11位，而五年前我们排在第25位。
三是开放的地区应该有保税区，有自由贸易区，中国第一个保税区1990年诞
生在浦东新区，到2001年国家批准了17个保税区，都在沿海地区，内陆21个省从来没有保税区。内陆要不要保税区？理论界有很多争论，大家觉得保税区是关境之外、国境之内，就是建在边界线上的，内陆地区搞保税区，是多此一举，没有意义。这是过去的说法。
基于开放高地的实践，我们提出了重庆建保税区的需求，在X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下，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税务总局等十几个部委支持下，到2010年我们有了两个保税区，一共17平方公里。这也是西部、是内陆率先获得的保税区，而且一搞就是两个。现在已经形成了几千亿元的加工贸易基地，正在推动一年进出口几百亿美元保税贸易的业务。
我们的保税区，相当于国外的自由贸易区，上海有个外高桥保税区，1990年， 我在浦东新区的时候，直接抓了那个保税区。10平方公里，建了500万平方米的 写字楼、仓库，入驻了1万家企业，共20万员工。这么一个弹丸之地，一年1万亿元人民币贸易额，1000亿美元进出口额，保税区应该有很多免税的政策，即便如此，一年产生的税收也达1000亿元，因为税基极大。大上海5000亿元的税收，这10平方公里就有1000亿元的税，1／5的量；上海有4000多亿美元进出口额，这个保税区就1000亿美元。可以说，保税区是开放皇冠上的明珠，现在地处内陆的重庆也有了。
四是要有口岸。开放高地没有口岸，那等于零。什么是口岸？就是企业在你这个地方的海关一次报关、一次审核、一次放行，放行以后货物就算出国了。在沿海有口岸，内陆呢，大家以前有一个惯性思维，比方说，在重庆报关，集装箱卡车运2000公里到深圳，深圳海关查还是不查？如果要重复查，内陆就没有口岸的功能。重庆最近几年，努力推动建设口岸的功能。
首先是机场，原来没有国际货运航线，所有货物就是运到沿海机场再航空运出去，算什么口岸？最近3年，我们新增了20条国际航空货物运输线，每年7条， 去年我们也增加了7条航空货运专线。如今，每天晚上10点到凌晨3点，有8—10 架波音747飞机，运货到港再装货出去，热热闹闹。大家如果要旅游参观，晚上10点钟后去重庆机场，灯火辉煌，一片通明。白天是旅客，晚上是货机，这使得重庆机场成了国家比较重要的一个航空口岸。最近3年，重庆机场的国际航空货物运输量增长10倍，翻三番以上。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1000个机场，过去5年增长最快的10个机场中，重庆机场排第一。它的国际航空货运量，在全国100多
个机场中排第5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所以重庆机场现在是一个口岸机场。
二是铁路口岸。边界上的火车站是口岸，比较好理解；重庆在内陆，火车站怎么变口岸？这几年，我们把它做到了。“渝新欧”把重庆团结村枢纽站变成了通向欧洲的口岸火车站。沿线5国铁道部门和中国铁道部，签订了“五定班列” 的运行模式，定起点是重庆；定终点是德国杜伊斯堡；中间有一个定路径，1.1 万公里上100多个火车站，有10个火车站是停靠的，其他都不停靠，这就是路径； 然后定运行时间；再定一个运行费用。这个“五定班列”，使重庆成为欧洲货到中国，中国货去往欧洲的一个口岸火车站。
三是轮船，我们保税港区建在寸滩港，进出口的货物，通过长江运到沿海， 再上沿海的班轮。走向世界。这个口岸功能，最近四年逐步发挥作用。在四五年前，重庆通过长江出海的进出口运输量，5%是外地的，95%是重庆自产自销的一些商品，通过集装箱运出去。到了去年，集装箱进出口货物中，45%是四川、贵州、陕西等兄弟省的货物过来再转口出去，重庆自产货物现在比重降到了55%。我自己估计，到2015年，转口的货会到60%，本地货会在40%，这也就成了口岸。口岸功能也是开放高地的一个特征。
五是有了新区。1990年有浦东新区，2000年滨海新区发力，2010年重庆两江新区获批，比照滨海新区、浦东新区的政策——他们有什么政策，重庆也一样有什么政策。浦东新区现在有什么政策？当年建立浦东新区的时候，朱基志还在上海，他说过一“浦东新区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我当年因为是浦东开发区的管理者之一，朱市长这么说，我旁边就听着——我认为这个对重庆一样有用，两江新区不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我就认为有这么一个功能。两江新区在经济发展速度各方面都已经显示出特殊的优势，各种关键经济指标都比全市的平均值高10个百分点，已经成了重庆进一步加快发展的发动机。
大规模引进外资、大体量进出口贸易，时有保税区、有口岸功能、有新区的功能，这五个方面，构成了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特点。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二、本质上，投资环境最要紧的是成本其次，讲一下重庆的投资环境
本质上，投资环境最要紧的是成本。在国际上，几十年来，有三种被各国政
府认的经济发展理论，都会从根本上对投资环境产生影响。一种是，有时候遇上经济危机了救急——凯恩斯理论起着消防车、救灾的功能。这是靠政府透支、政府财政支持的一种经济发展理论，可救急不能常用。第二种是福利主义，政府搞好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老百姓后顾之忧少了，消费就增加，也会拉动经济。但福利主义演变的结果，政府财政透支会愈演愈烈，最后不可持续，就像美国、欧洲，现在都处在主权债务的危机当中。最合理的做法，其实就是刚刚过世的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推行的供应学派的思想，宗旨就是给企业创造最良好的、低成本的环境。凡是能帮助就业的企业，给它一定的财力补助，时低税收、削减政府开支，刺激企业创业发展。最后企业增加了，税收会增加；企业增加了，劳动力就业会增加。上世纪80年代的英国经济，从70年代危机中转出来，靠的是供应学派。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年，其实就是一个低税收、低成本的良好投资环境刺激下发展的30年。所以，我们在西部开发中，样需要有这么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低成本思想。
重庆这几年，在投资环境上，狠抓了“五个低”。
第一，当然是低税费。地方政府不能确定税收的规则，因为这是国家定的； 但是在国家规则的尺度范围内，我们总是用最宽松的思路，推动优惠政策的落实。优惠政策不落实，就视为收过头税，破坏投资环境。
所以西部大开发15%所得税的政策，我们在2002年就全方位的覆盖。那时候西部大开发政策出台不久，大家还在讨论，是新的企业15%还是过去已经存在几十年的企业通通15%？是外资给15%还是内资也照给？是开发区里搞15%还是开发区内外一视仁都覆盖？我们当时确定，西部大开发没有说开发区内开发区外，没有说新的老的，也没有说外资内资，在西部，鼓励类的企业、鼓励类的行业实施15%所得税，是全覆盖，所以我们当时一下子全覆盖。此外，工业15%大家没有争议，服务业是不是该15%？我们进一步认为，中央文件说是鼓励类产业，服务业也是鼓励类产业，所以也一概15%。
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税费是最低的。因为有这个政策，所以我们最近几年， 离岸的金融结算，差不多七八百亿美元，从新加坡、别的地方搬到了重庆。为什么人家愿意搬过来呢？中国沿海地区都是25%所得税，新加坡是17.5%，而重庆按西部大开发政策15%，比新加坡的17.5%更有竞争力，就争取过来了。除此之外， 重庆有库区政策、少数民族地区政策，还有各种行业性的政策，比方说鼓励高科
技产业发展、鼓励生物技术医药产业发展、鼓励农产品发展等等，各种行业性的税费政策，这些我们都按国家游戏规则，按“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执行。
第二，低物业、低土地成本和房产成本。任何一个地方，房地产成本太高， 会极大破坏这个地方的投资环境，会逼得商家离开你这个地方，因为他租赁房屋的费用太高。所以高房价、高地价，是自杀性的、窒息自己经济发展的短期思维。
重庆市政府按中央调控房地产的要求，合理调控房价。我们对低收入群体给予保障房、公租房的政策；对商品房我们采取控制地价、差别化税收政策，以及控制买房贷款的政策，使房价控制得比较低。
里边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地价要控制。我们已经连续8年执行一个游戏规则， 就是楼面地价不能高于即期房价的1／3。比方说一个地方，如果商品房1万块1平方米的，拿出一块地来拍卖，楼面地价不应超过3300元／平方米——超过了再多拿几块地压下去。
如果政府短期行为，看到3300元／平方米突破了，看到8800元／平方米突破了，看到1.2万元／平方米感到高兴的，是短视的。如果楼面地价1.2万／平方米， 造好卖3万、5万，旁边的老房子本来值1万1平方米也会跟涨，水涨船高，稀里糊涂把房地产炒高了。炒高房地产的主要原因是地价拍高，不管怎么说，值得反思。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求低成本、低房价，控制得也比较好。目前重庆市主城有六七百万人口，在全国也属排名前几位的大城市；房价呢，是三十几个单列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中最低的之一，连续几年都是。是不是我们这里没有人气？ 我们GDP增长率连续几年都是全国最高的之一。我讲这个意思，不是我这里没人来，相反，我这里的房价比较低产生了人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第三，低物流成本。交通物流占整个中国GDP的17%—18%，是世界最高的之一，所以能把物流成本降低10个百分点，这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就大大改善。重庆这个地方，每修100公里高速路，比上海、广东、北京高一倍，因为他们是平原地区，我们是山城，要打洞、架桥，每100公里有70公里的桥梁和隧道，成本特高。但是重庆高速公路收费绝不比沿海地区高，尽量低一点，这样刺激经济。我们的1万公里高等级公路统统不收费，这在西部是唯一的。这些都变成政府的成本。但是社会会给予回报，物流成本低了，经济发展了，税收增长也会加快，在大的循环里边会平衡这件事。
银行不良资产率是全国最低之一
第五，金融融通的成本也要低一点。如果金融融通成本很高，到处都是高利贷，或者要借钱也借不到，这个地方经济发展不会顺利。重庆这几年，在金融生态上下了功夫。比方说重庆的银行，去年是1.6万亿元的贷款余额，占全国67万 亿元的1／40；去年银行业利润600亿元，全国是1.2万亿元，占1／20。是不是重庆的银行高利贷，所以利润特别高呢？不是，是因为全国金融机构都发现重庆金融生态好，把全国金融资源更多投放到重庆，所以重庆银行的存贷比在百分之八十几，全国银行存贷比60%。为银行，这个地方的利差就会更多一点，资源配置 回报更高一点，这就是金融生态的功效。另外，重庆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去年0.4%， 全国现在是1%左右，有些地方1.5%，甚至4%都有。重庆地区不良资产率目前在31 个省市自治区中比例最低，这是银监会统计的结果。
金融是个信用的行业，信用不好，利率就高；信用好，利率就低。这个地方金融生态好，利率当然会低一些。大家有时候听到高利贷，30%、50%、70%的利息， 这种恶心的高利贷，在重庆基本没有，或者说比较少见。
工商法人户数5年翻番，全国最高，我最看重这个一般不引起注意的数据， 这是衡量“五低”到位程度的标志总的意思，这“五低”的发展环境，是重庆工商经济良好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因为有了开放高地、又有了五个方面低成本的投资环境，所以这些年，重庆经济发展较快，GDP增长，工业增长，商贸零售业的增长……各种经济指标增长都比较快，归根到底一点，工商企业的户数增长比较快。最近五年，工商企业户数翻一番多，从五年前60多万户到现在增加到130 多万户，翻一番多，这个增长率全国最快。我对这个指标一直很看重，一直认为是企业投资环境、社会投资环境好坏的根本性标志。税收哪里来？企业贡献是大头。就业怎么来？企业是大头。企业发展了，企业户数多了，经济社会发展也会水涨船高。所以这一块是我们现在各方面发展比较好的最好标志。如果一个地方有什么问题，用脚投票，企业关门走掉，如果企业法人数负增长，低增长，都会是一个地方严峻的挑战。
三、最后，讲一下重庆未来的发展，我们的发展战略
在重庆市委第四次X代会上，就确定了一个战略，我们“一统三化两转变”，
“三中心两集群一高地”。就是统筹城乡，推动重庆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转变增长方式，转变社会的管理方式；要把重庆建设成为中国内陆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要推动重庆城市集群的发展，工业集群的发展，形成中国内陆的开放高地。以上这两，就是我们整个的发展战略。
在推动这样的发展战略和战略目标实施过程中，我们要按中央的要求，以改革的思维、开放的思维、创新的思维来工作，改革开放创新，是我们国家这30年发展不竭的动力，重庆今后五至十年，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要继续按国家的要求抓改革、开放、创新。
最近几年，在创新方面，也尝到了甜头。比如沿海地区搞了20年的加工贸易， 搞到了一年有2万亿美元，但内陆几乎是零，为什么搞不起来？原因就是沿海上 世纪90年代开始搞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战略。如果内陆要搞加工贸易，把运到沿海的原材料零部件再2000公里运到内陆，物流成本极高，这件事就做不成了。我们琢磨着，中国沿海2万亿美元，现在如果梯度转移，转到印度、东南亚、越南、土耳其，内陆如果转不进来，这不仅是沿海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但怎么转？如果按沿海模式，是转不过来的，物流就干不了这件事——成本太高。我们就创新，就改革，一头在内，一头在外，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把加工贸易组装变成原材料、零部件80%在重庆造，用这个模式说服了世界级跨国公司和 制造业企业，大家一听这个模式对头，蜂拥而来，一哄而起，现在三年时间形成了6个世界著名的品牌商和6个世界最大的代工商，时带进700个零部件原材料企 业，形成一个集群。这个集群今年会生产1亿台网络终端产品，其中6000多万台 笔记本电脑，2000万台台式电脑和平板电脑，还有2000多万台打印机，这样形成差不多1000亿美元的产销量，这本身就说明一个模式的调整，一个合理模式的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会带动巨大的生产力。
我们也创新了一个铁路运行的管理体制。几十年来中国到欧洲的铁路一直 有，但是6个国家海关各管各，货品过去每个海关检一次，五六次翻箱倒柜，商品容易破坏，时间要耽搁，费用要增加。我们把6个国家海关请到一起，在重庆开会，得到了大家呼应，6个国家海关实行便捷通关“一卡通”，信息共享、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欧共体27个国家的海关就是按这个模式运行，当重庆和他们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我们国家海关去推动的时候，欧洲这些国家一呼百应，就形成了这个模式。现在“渝新欧”成了欧亚大陆桥，成了连接欧洲和中国的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最近香港特首和我商量，现在香港每年各种商品运到俄罗斯、
中亚、土耳其那些地方，也有几百亿美元，都是通过海运，太平洋、大西洋，海运近2万公里，然后2000公里集装箱卡车从鹿特丹运到俄罗斯，运费又贵，时间要50多天。我们讲到“渝新欧”，香港特首认为，香港的货如果直接运到重庆， 运到新疆，经过哈萨克斯坦到俄罗斯、土耳其，很近，两万几千公里就变7000公里，费用也降一半，应该走这条线，让香港的贸发局研究这件事，重庆组织有关部门和他们对接。这个概念就是管理方式改变，大通关电子商务模式的实施，这也是一个创新。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一个地区改革开放创新，不是抽象的套，而是具体的实践，只要我们认真落实十八大精神，把新时代的改革、创新、开放工作搞好，西部大开发一定能加快，重庆的发展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13年）
2013年的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指导我们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这个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在新一轮改革中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巨大ZZ勇气和高超改革智慧。
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过去35年，我们X团结带领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与时俱进、探索创新，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摸着石头过河”，走过了一条先易后难、由浅入深、以点带面、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促进的改革之路。改革开放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了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大量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X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特点。我国的改革事业，一方面，好改和容易改的领域和环节已基本到位，但关系复杂、利益冲突多、协调难度大的方面还依然存在，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另一方面，在世情、国情、X情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改革取向从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进入到“兼顾效率和公平、更加注重公平”的新阶段。我们X注重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规律性认识，顺应社会关切，代表人民意愿， 直面风险挑战，把“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写入《决定》，指明了新一轮改革的正确方向，体现了
我们X坚持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一鲜明的执政理念。坚持这一指导思想，必将凝聚社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发挥亿万人民的主体作用，朝着《决定》指引的方向锐意进取。可以预见，随着各项改革的推进，改革红利必将逐步释放，并不断惠及人民群众。
《决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对ZZ
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以及X的制度等各方面改革都作了全面部署。各个部分都充分融入了“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思想。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所有改革措施都体现了这样的意境。
一、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增加财富，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上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X领导人民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走过一些弯路。僵化的经济体制和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制约了各种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和充分利用，抑制了城乡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本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活力没能得到充分发挥。改革开放后，我们X深刻总结历史教训，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逐步建立起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必须清醒看到，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
《决定》对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作了系统阐述，提出了许多新的改革举措。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促进公平正义和增进人民福祉的要求。比如，明确强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这就为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种以产权为纽带的新型经济共同体，不仅会促进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一体化，实现要素配置效率最大化，而且能充分保障各种要素按贡献公平参与分配，增进人民群众对经济发展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强调“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到2020年把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提高到30%，这充分体现出国有企业惠及全民的本质属性和社会责任。强调 “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这是对保障各类企业权利平等、机
会平等、规则平等的重大促进，能使劳动者从各类企业中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和稳定的收入。
二、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平等获益，惠及广大民众，有赖于改革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成熟经济体最显著的标志是构建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国际上， 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徘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果后，伴生了利益的相对固化，百姓缺失了市场的公平参与权，结果效率和公平都无法得到保障。X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以来，经过20年不懈努力， 我国已建立起生产资料、商品流通、金融、技术、人才、信息等各类市场体系。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还不够明晰，政府存在对市场的干预过度，影响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一些领域和行业，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被扭曲，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权利被垄断利益所侵害。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破除各种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效率。
《决定》对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和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以金融体制为例，就有很多改革新举措。比如，“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这不仅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还为百姓投资理财拓宽了渠道， 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又如，“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不仅有利于拓展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推动更多优质企业上市和垃圾股退市，促进股市健康发展， 也有助于从根本上堵塞由于发行人和投资者信息不对称而形成的内幕交易黑洞， 保障股民投资权益，促进投资保值增值。再如，“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可以优化我国企业股本形成机制，引导更多社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解决企业负债率普遍偏高的问题，防范企业债务风险，还能有效疏导民间资金流向，增加群众股权性收益。
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合理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增加群众福祉，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这些年，随着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全国财政收入稳步增长，2012年已达11.7万亿元。目前，我国财政体制仍存在各级政府事权和支
出责任不清、转移支付随意性、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不到位等问题。按照X的十八大“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决定》提出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等等。这些都是优化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制度化安排，对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区域财力平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为民众带来福祉，都有重大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不断深化税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配合的复合税制。但现行税制中，地方税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二次分配的调节功能有待增强。深化税收体制改革，就是要按照简税制、宽税基、稳税负的原则，进一步优化税制税种结构，激发人民群众的创业创富活力，藏富于民。为此，《决定》强调，税制改革的着眼点在于“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我国近年来实施了“营改增”、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改革措施，今后还将加快消费税、房产税、资源税、环保费改税等一系列改革，其目的就是更好地发挥税收杠杆作用，撬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通过税收调节， 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保障农民平等参与分享现代化成果，需要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相关制度，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特定历史阶段，决定了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城乡户籍分类管理等制度，通过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有其历史必然性。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这些制度也导致并固化了较为严重的城乡分割。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支持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城乡分割的坚冰被逐步打破。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实行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如取消农业税、放开粮食购销、实行农业补贴、建立农村社保制度等，极大促进了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但城乡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居民收入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尚未根除。为此，《决定》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关键要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体制机制。
《决定》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这些新的制度化安排，破除了建设用地市场城乡分割的体制，赋予城乡建设用地同等权益，可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决定》还提出：“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功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等。这些重大制度创新，一是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视作财产权，明确了产权归属，为广大农民融入城乡统一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农民以产权为依托，可在继续增加经营收入、务工收入、转移支付收入的同时，大幅提高财产性收入占比，优化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三是为农村产权抵质押融资打开了通道，将对农户家庭经营的信用缺失、金融缺失起到重要补位作用，活跃农村金融。《决定》要求，“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并对进城落户农民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都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制度。这将成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突破口，有利于维护农业转移人口权益，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镇，充分释放城镇化红利。
五、构建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助于促进协调均衡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建立经济特区，到沿江、沿边、内陆渐次开放，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使我们最大程度地学习和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大大增强了我国配置利用全球资源的能力，快速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决定》提出：“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以开放促改革。”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为我们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指明了方向。
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在拓展开放型经济深度和广度上做文章。自由贸易区代表了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深度。《决定》要求，加快建立符合国际化、法治化要求的跨境投资贸易规则体系，推进市场准入和口岸管理体制改革，形成
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这将极大促进国际投资便利化和服务贸易大发展，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内陆开放体现了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广度。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还很不平衡，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内陆和沿海开放不协 调。内陆地区进出口贸易和外资利用在全国的占比目前还不到两成，这种畸重畸轻的格局已影响到我国对外开放大局和长远后劲。为此，《决定》把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要
“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这将对内陆地区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东
中西部地区差距形成强力推动。《决定》要求“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内陆地区就可以依托中国东盟大通道、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等，加强与周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联动。与之配套，“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这种机制，符合国际惯例，能有效消除内陆出口通关的制度化障碍，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均衡协调的开放新格局。这些重大改革，必将进一步释放内陆地区开放潜力，缩小内陆与沿海开放方面的差距，使广袤的内陆地区成为开放的战略腹地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六、深化各项社会事业改革，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民提供了制度保障
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生活、生产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ZZ、文化和社会权益，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X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与经济快速发展相比，社会建设仍然滞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方面，都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决定》提出： “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需求。”这一要求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决定》落实X的十八大“建立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要求，提出了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消除一切影响平
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以及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可以预期，随着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进，人们所追求的平等教育机会、稳定就业岗位、公正收入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健康生活状态、安定社会环境等美好愿景将加速实现，全体人民的各种社会权益将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局面将进一步形成，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将得到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将形成万众一心的生机与活力。
改革牵动整个社会，连着民心，关系每一个公民。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周围，牢牢把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这个新一轮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凝心聚力，锐意进取，就能谱写出全面深化改革新的华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前景广阔而光明！
制度安排是决定开放的关键因素
（2013年）
很多人都误认为，开放就是由地理区位决定的，内陆注定不如沿海开放，内陆只能跟着沿海梯度开放。这是过度强调先天条件，忽略了后天努力，或者说是用静止的眼光在看变化。古今中外，大通道的兴废都在不停地改变着区位大格局。
当今时代，随着航空、铁路、公路、油气管道等设施的完善和运输技术的进步，内陆的区位条件早已不再停留在传统概念上，而且就面向亚欧大陆的开放而言，内陆还有“近水楼台”的优势，西部才是真正的开放前沿。另外，从世界范围看，欧洲、北美的内陆也很开放，发展水平一点儿也不比沿海差。
其实，开放本质上是一个市场经济命题。它的内涵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两种资源”，推动本国或本地生产发展、贸易扩大、人民生活改善。这既需要“硬件”设施互联互通，也需要“软件”的制度安排来协调国家之间千差万别的文化、规则、法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既受不断变化的区位条件的影响，更受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一方面，制度安排是决定开放的关键因素。从经济学逻辑看，之所以沿海处于开放的前沿，是因为沿海的体制机制搞得活，深度参与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有效配置了“两种资源”；从国际经验看，德国地处欧洲大陆，但开放水平远甚于西班牙、葡萄牙等沿海国家，并且其内陆的柏林、法兰克福、慕尼黑等都是著名的国际经济、金融或科教中心。另一方面，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是支撑开放的重要基础。区位条件是相对的、变化的。在大航海时代前，由于没有航海通道， 沿海也不意味着拥有开放的区位优势。相反，历史上中原大地人便其行、货畅其流、客商云集，开放程度比沿海高得多。当代，在航空、铁路技术快速发展的催生下，陆地和空中交通越来越便捷，国际大通道迅速改变了内陆的区位条件。
因此，只要体制机制搞得活，与国际互联互通的各种基础设施完善，内陆完全可以与沿海同步、同等开放。
在讨论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发言
（2014年3月5日）
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所表现出的活力与信心，令人耳目一新。新一届中央政府开局之年，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各项工作， 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出了重要步伐，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驾驭复杂局面的高超能力、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和深化改革的ZZ勇气。结合对《报告》的审议，我谈五点感受和体会：
第一，X中央、国务院把深化改革作为关键一招，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增强了发展的内生动力。《报告》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通过五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市场的有序竞争，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和优胜劣汰；二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三是通过市场主体的地位平等和契约关系形成的供求调节，保障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有效性；四是通过要素市场实现全球或区域内各类资金资源的有效配置；五是通过合理的分配机制形成市场激励，促进人才人力资源有效配置。政府的职能和作用，则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宏观调控，保持经济稳定；二是通过制定市场规则，并加强监管，维护规范市场秩序；三是通过法治，惩戒市场不法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四是加强公共服务，优化社会管理， 推进环境保护，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这些角度审视，改革的方向就会很明确。新一届中央政府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作为第一件大事，以简政放权为重点推进改革，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事项，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扩大“营改增”试点，放活贷款利率管制等等。这些改革举措，从广处着力，深处使劲， 难处用心，通过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为市场主体松绑，为企业解难，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务院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等战略构想，完善海关监管服务， 成功应对光伏“双反”等重大贸易摩擦，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国门，实现了以开放促进改革、促发展。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报告》坚持问题导向， 明确提出“要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重点抓好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等领域改革，协同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利用外资体制机制创新、内陆沿边开放和区域协作。可以预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必将竞相迸发，创造财富的源泉必将充分涌流，广大人民群众从中必将更多受益。
第二，国务院按照“底线思维”和“区间管理”的宏观调控新思路，把握大势，保持定力，稳住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大局。去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大幅波动，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下滑，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一度陡升，国际上甚至出现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论调。面对跌宕起伏的经济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搞短期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强调“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实现了增长、就业、物价稳中向好，速度、结构、效益同步改善。去年，发达经济体尽管总体趋于好转，但增速仅为1.3%，继续下滑0.3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仅为4.5%，整体下滑0.4个百分点。相比而言，去年我国7.7%的经济增速与上年大体持平，仍处于全球领跑位置，十分难能可贵。今年，国家将坚持和完善宏观政策框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拟安排财政赤字1.35万亿元，体现了财政政策的积极性；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M2增长与去年持平，保证了货币供应的松紧适度。去年M2增长13.6%，今年GDP增长预期目标7.5%，加上通胀率3.5%，再加平减指数2.5%左右，也在13.6%左右，完全符合经济发展对货币增长的内在需求。这些举措，都将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第三，国务院着力推动转方式、调结构，促进提质增效升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立足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样的特定阶段，中央政府将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作为重头戏，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并显现效果。比如，粮食产量实现“十连增”，其他主要农产品供应稳定；淘汰19个行业的落后生产线，有效避免了问题的拖延和累积；以优化供给推动结构调整，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以放宽准入促进投资结构优化，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63%；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抓好生态环保，限期治理雾霾天气；创 新驱动取得一批世界瞩目的标志性成果，促进了结构的转型升级。《报告》指出， 今年要更有力地扩内需、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创新驱动引领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生态环保和节能减排等举措，无不体现了转方式、调结构，既拉动当前增长，又利于长远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促进科学发展。
第四，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作为政府工作的努力方向。新一届中央政府“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突出重
点、守住底线、完善制度，促进社会事业改革发展，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在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民生改善力度不减反增，通过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压缩“三公经费”，把钱用到了改善民生的刀刃上。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创历史新高，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持续发展，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更好保障，各类突发事件得到有效处置。《报告》对今年就业、收入、社保、安全及教育、医疗、文化等作出了新部署，抓住了关键和重点，兼顾了需要和可能，必将使人民群众更多更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
第五，加强自身建设，大力转变作风，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新一届中央政府履职之初就“约法三章”，坚决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和《X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扎实推进政府系统X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通过缩减会议经费、禁止新建楼堂馆所、加强反腐倡廉等措施，持续整治“四风”， 彰显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担当。《报告》对政府自身建设作了进一步的部署， 提出要创新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坚决查处腐败案件，坚持依法行政，自觉接受监督。这些举措，必将进一步推动各级政府明晰职能定位、改善队伍作风，加快建设创新、廉洁、法治政府，提高执行力和公信力，更好地服务人民。
借此机会，提三条工作建议：
一是建议把重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枢纽节点。重庆不仅是渝新欧国际联运大通道的国内起点城市，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还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形成连接，拥有两江新区和两个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具备航空、水运、铁路立体化口岸构架。将重庆定位为两大经济带的枢纽节点，有利于促进两大经济带有效的衔接互动，更好实现国家在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和保障经济安全等方面的战略意图。为此建议：①加快渝昆铁路和高速公路，以及重庆至上海、重庆至长沙、重庆至西安等铁路建设，提升重庆综合交通的枢纽功能；②支持中缅原油管道连接至重庆，将重庆建设成为国家能源资源的重点保障地区。
二是支持重庆设立自由贸易园区。《报告》指出，要建设好、管理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体制机制，并开展若干新的试点。在重庆设立自由贸易园区，一是有利于探索内陆开放新路子，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二是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向西向南开放。三是有利于加快长江经济带建设，促进东中西协调发展。四是有利于西部地区以大开放带动大开发。设立中国重庆自由贸易园区，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一是具备较为健全的国际贸易
大通道；二是有较为完整的开放经济平台；三是有开放型产业体系；四是金融业发展及金融生态环境良好；五是行政效能明显提升。重庆申请的自由贸易区，将在已批准的两个保税区34平方公里基础上，再有适度拓展，形成40平方公里的园区。建议国家从培育内陆沿边开放战略支点的角度，支持我们的诉求。我们将结合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扎实工作，积极探索，把自由贸易园区建设好、管理好、作用发挥好，为扩大内陆开放做出贡献。
三是加大信用保险体系建设。《报告》明确指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健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我非常赞成。一个地区要发展民营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网络金融，前提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形成健全的信用担保体系。民间金融机构吸收储蓄存款并到企业放贷，除了应缴纳存款准备金、坏帐准备金，不高息揽储、不放高利贷，进行规范运作外，还必须有存款保险制度。一旦有坏账， 小微企业和群众在几十万元以内的小额储蓄本金，可以全额兑付，大额储蓄按一定比例兑付。这对于促进社会稳定、保护中小企业和百姓利益至关重要。重庆的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仅为0.37%，在全国都是很低的。如果需要一个地方先行探索，我们愿意协助保监会在重庆开展试点。
在中国500强企业高峰会论坛上的讲话
（2014年9月2日）
尊敬的忠禹会长，各位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这两天看到重庆在下雨，灾情处理的事情，中午我在开会。我想根据会议的主题，我朔县要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参加500强会议大的企业家，各企业集团的代表莅临重庆，并进行这样的会议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按照会议的主题，全球经济变局下的大企业改革发展，我想站在重庆的角度， 向大家提供几个方面的情况。
在世界经济在全球化的背景当中，尽管有经济危机，但是开放的格局没有变， 中国在未来的五年、十年、五十年、一百年还会更大的开放，中国更大的开放主要的体现从高度上讲，向自由贸易区的方向发展。从广度上说，就是从沿海的开放向中国内陆的开放，从深度上说，就是从工业制造业方面的全球化逐渐向服务品、服务贸易的全球化方面发展，在这方面重庆这几年按照中央的要求，国务院的部署，努力地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有一定的体会。
中国的开放主要体现在沿海，过去30多年，开放的成果进出口贸易的80%是 沿海8个省形成的，外资每年1400、500亿美元，到位资金87%是沿海的8个省形成的，内陆22个省只是很小一部分，中国的东西部差距事实上是开放造成的，但是是不是内陆就不能开放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德国是欧洲，西欧的内陆地区， 没有人认为德国比伦敦、比英国、比巴黎、比法国不开放，所以开放是一种观念， 是一种制度安排和文化，它和地理位置有关也无关，内陆开放高地的本质就是在于制度安排。
这几年围绕着一个地区开放不开放，首先有没有大通道，有没有大通关，有没有大平台，这是三个开放标志性。重庆这几年在X中央国务院支持下，进行了这3个方面的着力建设，目前有了一定的成果。比如说水陆空都成为中国内陆的交通枢纽，空港在五六年以前，机场只是一千万吞吐量不到，现在已经接近三千万，五年的时间机场客流量和国际货运的吞吐量在国际民航组织有一个通报，这五年全球增长第一的是重庆机场，第二名就是迪拜，所以重庆机场已经成了民航总局枢纽性的国际机场。
我们的水港本来就是长江上游主要的枢纽港，铁路原来是内陆的一个铁路枢
纽，因为有了渝新欧，成了中欧铁路联运大通道的西线的主体，东线从哈尔滨到墨西哥到中欧，西线主要现在是重庆，经过新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等，我们也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的载体。
最近国务院有关部门也赋予重庆机场是内陆一类口岸机场，港口是一类口岸的港口，特别难得的是，在去年年底，赋予重庆渝新欧的起点作为中国内陆一类口岸，三个枢纽也是三个口岸。因为火车本来在内陆不称职为口岸，口岸总要在边界上，重庆的口岸，关检以后上了火车，到了边界上不需要重复关检，关检执法互助，信息共享。三个枢纽又成为三个口岸，就意味着这三个枢纽是国际枢纽， 不仅是内陆的枢纽。
我们在这三个枢纽和口岸边上有三个保税区，港口是一类口岸，同时旁边有3平方公里的保税区，机场枢纽旁边有一个机场保税区，我们叫两路保税区，在铁路车站的旁边也有一个综合保税区，十平方公里。实际上国务院在三年前批准的重庆这两三个保税区，使得三大枢纽有三大保税区，在当今中国内陆地区水陆空每个枢纽都成为口岸，都有保税区配套，这是独此一家唯有的平台，三个三合一给重庆有了开放的标志性的概念、标志的特征，给重庆带来了什么呢？有三个数据为证。
第一，五年前，重庆进出口贸易60多亿美元，仅仅五年的时间，去年到了687 亿美元，涨了十倍，这是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内陆地区猛涨十倍，每年差不多总要涨40．50%，今年1—7月份重庆进出口继续上升50%，我预计今年重庆进出口会接近或者突破1000亿美元。
第二是外资，五六年以前，重庆地区的外资，重庆就是10亿美金，11年开始我们进入到每年100亿美元，已经连续三年跨过百亿，所以我们跟沿海八个省并 列成为国家每年引进外资100亿美元的地区。这就是开放的成果，有了这个开放， 使得重庆更好的发展。
重庆这种开放意味着内陆地区西部地区，只要按照中央三中全会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方针、措施走，重庆一定能够更好的发展，而广大的500强企业也顺应中国内陆开放加快全球化的布局，会是很大的事业。
第二，结构调整。当今中国保增长，如果不调结构，要保增长也保不住，要稳增长也稳不住，只有调结构，才能真正在新的平台上稳增长。调结构最重要的就是要按照科技革命、科技创新驱动的新趋势推动产业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按产品的生命檩条，上游、中游、下游集聚形成一体化发展，最重要的就是龙头企
业的龙头产品和零部件原材料能够一体化，不管是一般贸易类的工业制造业，还是加工贸易类的工艺制造类，只要是全球化分布的，都该体现这样的特征。
重庆在这方面这几年按照中央的要求，也尝到了甜头。比如说，在重庆作为内陆，五年前是没有加工贸易的，是零的，也没有电子产业、网络终端产品、电脑、打印机各种手机产品基本上是零，这几年用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形成了中国国内最大规模的网络终端产品产业集群，我们把它叫做5+6+800，所谓5就是世界最著名的5家网络终端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台式电脑、打印机等这些电脑产品，也包括服务器、路由器、通讯设备，这些品牌商到重庆扎堆下单。第二位这些品牌商加工的企业，占了全球网络终端产品的90%份额的6个加工企业都扎堆到了重庆，终端产品制造。同时每个终端所需要的零部件原材料的80% 零部件都在重庆落地，这样就形成了叫5+6+800。他们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从零到今年可以形成6000亿人民币的产值，就形成5+6+800这一堆企业为重庆做了6000亿的产值，90%不是出口的，6000亿的出口有几千亿的出口，再加上一部分的进口，今年可以接近1000亿美元的进出口就与此有关，它是全球化的产业。
大家为什么会来呢？让企业免税，土地不要钱，劳动力便宜，是不是靠西部可怜巴巴的资源要素切割吸引的呢？最重要改变了沿海加工贸易的模式。沿海20 多年加工贸易，从90年以后就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原材料零部件从世界各地运到沿海，加工成为企业销到全世界，这个加工贸易好像是吃亏，一个电脑五百美元，加工贸易过程六七十美元，只占百分之十几，六七十美元能够赚的钱就是十几美元，只占3%，好像加工贸易不合算。
从重庆来说，沿海油电煤气运成本提高，加工贸易搞不下去，转移的企业拉到重庆，如果按照沿海的模式两头在外，原材料、零部件两千多公里，从沿海再运到重庆或者运到成都，肯定做不过去，过去二十多年加工贸易没有转移到中国内陆，要转到东南亚和越南，为什么能做这件事情呢？两头在外转化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把原材料、零部件的80%，就是重庆本地，组装的物流成本就很低， 变劣势为优势。同时，由于是集群扎堆，品牌商、代工企业以及零部件厂商形成一个集群，他们的技术交流、技术进步、科研开发也到了这里，销售结算也到这儿了，我们算了一下，一台电脑500美元，在重庆留下的加工产业链，加工的产值、营销商320美元，包括组装留下60多美元，零部件500美元里边，零部件占到250美元，200美元的加工营业额又在重庆。200美元组装的60多美元就是260多美元，最难得的是品牌商把电脑全球销售中70多美元的销售额留在了重庆，也就是
说表现为离岸金融结算，一年有一千多亿美元的结算，结算了以后留下来附加值。所以，重庆把加工贸易的产业链从原材料、零部件制造到总装，到销售结算以及中间的部分研究开发都留在了重庆，这样以来，我们的产业链就是300多美元， 500美元，零部件250，组装是70，运输和销售、库存的通道是100美元，品牌商也就是70美元。这500美元的构成里边，我们把300留在重庆，所以这样的产业集群转变，就是三中全会里说的，要转变沿海加工贸易的模式，在内陆地区搞产业链， 上中下游整机加零部件垂直一体化的模式。
加工贸易如此，工业制造业一般的制造业也是如此，当今世界不搞集群化的产业链，其实是没有太多前途的。世界是平的，满天的全球组合，物流成本都做不过来，一般来说，如果搞汽车就搞汽车的集群，如果搞机器人就搞机器人的集群，如果搞化工，某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搞分支的集群，重庆按照这个模式，最近也改造了汽车工业，原来的汽车工业我们是按照分开的，一汽在上天，上汽在上海，长安在重庆，北汽当然在北京，二汽在武汉，一个地方一个大汽车公司， 有了这个公司，这个地方不再引入别的汽车公司，这样分工不一定符合产业集群的合理性。最近五年形成了1+10+1000，1是长安集团，在中国十大汽车里排在第四位，这是我们的主体。同时引入10家国内外知名的汽车厂商，福特、铃木、五十铃，最近又引入韩国现代。还包括上汽、二汽，上汽和通用合作的五十铃，北汽还有一个汽车，中国重要的汽车厂商都在重庆，少则做十万，多的做三十万四十万，福特在重庆做一百万，所以重庆今年能生产270多万辆车，31个省的排名， 一个省的汽车数量重庆可能是第一位。这样以来重庆的1000个零部件厂为十大品牌商都能服务的零部件厂商产生规模效益，汽车集群的效益特别高，今年汽车产业有五千多亿，电子产业有六千亿，这就形成重庆两张支柱。
当今世界不管是常规的制造业还是加工贸易，都要有产业链的概念、集群的概念。另一方面作为未来，我们更要重视科技创新，对未来的产业来说，很重要的是信息化带动下的各种制造业，互联网背景下的制造业，信息产业为主体的制造业，我自己有一个大胆的预测，20年以后，如果世界工业产值翻一番多的话， 电子信息产业从现在的20%有可能20年以后工业制造业的50%，全部的传统工业， 现有的工业占到80%，但是20年以后的工业总产值可能也就是比重从80降到50，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未来的发展是要抓住和电子产业相关联的各种高科技的制造 业。重庆政府和最大企业集团一起会商形成了今后五年十大支柱产业，十大高科技产业，这十大产业现在在重庆全部产值一千亿，但是我们认为在五年以后，这
十个产业全部产值会达到一万亿，就是一个新的增长极。
这里边包括集成电路、液晶面板，也包括机器人，也包括新兴材料，还包括化工产品中中国全部靠进口的MDI新材料，也就是塑料的中间体的材料，还包括生物医疗工程，包括环境产业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还有就是页岩气，这十个方面怎么样找出来的，它是高科技，但是市场前景怎么样呢？是不是会一哄而起呢？有多大的可能今后五年、十年、二十年保持市场需求呢？我们根据商务部中国一年进口两万亿美元的概念，进口量中前50位的商品，中国有条件干，有一定基础选了十样，包括第一大进口的产品，液晶面板是第一大的，天然气、原油是第二大的进口品，页岩气的开发争取开300亿，五六年以后300亿就是一千亿的产值，等于替代进口。液晶面板现在投了50亿，预计明后年产值出来之后，逐渐发展到一千亿。集成电路重庆现在有六个企业在运转，有两条六英寸的线，一条八英寸的线，每个月处理3万片，一年36万片，有12个测试线，还有六寸、八寸、十八寸单晶硅拉棒的工厂，还有现在通信少不了的定位系统少不了的石英晶片也是一种芯片，全国大概一年要消耗两百亿颗，重庆每年生产20亿颗，占到全球10% 芯片数量。
总之把这些产业搞好了，使得汽车网络终端产品拉动重庆五六年的增长，今后又有新的增长极拉动重庆五六年的发展。重庆这些年，工业增加值增长始终能保持全国第一，利润去年是42%，今年继续增长43%，利润工业效益发展得比较好， 工业投资是四千亿，当今国内对工业投资兴趣下降，都往房地产和金融、其他的方向投资，一个地方非常实在投资工业的，重庆算是一个，我们一年引进一百亿美元有四十多亿美元是搞工业的投资，这个地方工业投资规模较大，之所以大， 因为工业效益好，如果工业效益不好没人投资。总的来说，工业之所以效益和发展势头较好，和工业产值连的集聚以及高科技产业，市场前景看好的产业，根据市场需求而布局的产业的格局有关。
最后，要进一步加大开放。三中全会部署今年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元年，应该说整个国家进入了蓬勃改革开放的过程，改革也有红利，改革能打破束缚，改革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所以，重庆按照X中央的要求，在市委的领导下，市委市政府今年安排了130项面上的改革，同时重点推进25项改革，其中有22项是经济领域企业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我们已经市委全部批准，市政府全面在推进和落实之中，会产生很多的改革的红利。限于时间关系，我不再展开。
总体上说，在当今世界的大格局下，中国的开放，中国的结构调整，中国的
改革进入了新的时期，企业家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开放、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脉搏， 与时俱进，就能赢得企业的未来，赢得企业家的未来。谢谢大家！
在2014年重庆市科技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2014年9月17日）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近几年，重庆认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涌现出52项国家科技奖励成果，发明专利授权增幅和新产品产值率也进入了全国先进行列，尤其在智能信息处理、医疗器械、环保装备等领域形成了些新的竞争优势。去年，重庆市又有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呈现。这些成果更加贴近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更加注重原创性和协同性，更加体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要求，有力支撑和引领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今天，市委、市政府举行全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就是要褒奖为全市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就是要进一步高扬科技创新的旗帜，让一切智慧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创新活力竞相迸发！
科技成就发展，创新驱动未来。通观人类发展史，世界发生了多次科技革命， 我们曾有过“四大发明”的历史辉煌，也有固步自封导致“落后挨打”的锥心之痛。当前，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中华民族正努力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反复证明，科技创新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根治良药，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也不例外。当前，在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他们不是靠金融体系的自我修复实现经济再平衡，而是主要借助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页岩气开发、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关键技术突破，带动了实体经济逐步复苏。苹果公司股票市值从2008 年500多亿美元增长到5000亿美元，脸谱公司也从几十亿美元涨到1000多亿美元。页岩气的开发推动美国能源进口占比由过去的70%下降到20%左右。可以说，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度融合发展，孕育加速了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消费方式、新的投资热点、新的生活方式。机遇稍纵即逝，谁能在创新上取得先手，谁就会在竞争中赢得主动。
审视国内发展，我国目前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 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增长已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新常态”。过去 那种依靠低成本要素驱动、大量消耗资源环境的发展方式，己难以为继。要按中 央要求，做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相统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 益，最关键是靠两条：一靠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二靠创新，通过新 领域、新技术的重大突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面对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关联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必须按照X中央、国务院的 要求，把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好，把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落实好，加强实现从要
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
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号角。 对照中央的要求，比较国内的先进省市，重庆市科技投入不足、资金配置不合理、 创新机制不健全、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针对这些薄弱环节，市委明确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为今年全市25项重大改革专项之一，从科技资源配置、研发投入机制、创新活力激励等8个方面作了具体部署，吕的就是破除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含的巨大潜能。借此机会， 提五点期望。
第一，持续推动刨新资源向重点领域集囊。科技要与经济结合，决不能搞成 “两张皮”。创新要与市情结合，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坚持问题导向、 需求导向、市场导向，主动跟进、精心选择、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明确 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
重庆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科技创新要聚焦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几年， 重庆市通过集群化发展，推动汽车、电子等产业快速发展，支撑了全市经济较快 增长。但是未来的出
路在哪里？新的增长极在哪里？就在那些可以改变世界产业格局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这是顺应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趋势的战略抉择。
重庆已经初步锁定集成电路、渣晶面板、石墨烯、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页岩气、物联网、化工新材料、环保、生物医药等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逐项拟定专项规划并布局了一些关键性项目。力争到2020年，这些产业成为下一阶段工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与此同时，重庆还着眼于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技术进步， 加快企业的技术改造，促进传统产业转型优化升级，打造一批“重庆制造”和“重 庆创造”的拳头产品和知名品牌。
第二，持续推动产学研体化。实现资源的优化、高效配置，将加速科技成果 转化成生产力。在信息化时代，科技成果升级换代速度极快。一个优秀成果如果 不能迅速产业化并占领市场，就会被后来者居上。这就需要科研工作者拥有开放 的心态，不一定非要把成果攥在自己手里，靠原始积累慢慢转化为生产力；而要 张开双臂，欢迎专业的管理团队，与企业相结合，置身于市场洪流中加快成果产 业化。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理所当然要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未来重庆市80% 以上的财政科技资金，将投向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重大专项等市场导向类科研项
目，特别是将“事前补”改为“事后补”，其目的就是倒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 推动产品更新换代，充分发挥出基于技术创新的新经济的力量。要广泛营造创新 活动的氛围，构建一批公共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社会化的技术创新公 共服务。
科研院所和高校要面向产业，重在应用，“围绕着企业和市场转”，通过联 合攻关、机构共建、技术创新联盟、人才双向流动等形式，与企业结成更加紧密 的技术协作和利益共同关系，提高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推 动产学研协同创新。
第三，持续推动科技金融紧密结合。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从科技成 果初创、小试、中试到产业化的各个阶段，金融部起着不可或缺的撬动作用。重 庆要推动金融与科技创新更好“联唱”，打造内陆科技金融高地，让金融活水更 好地浇灌科技创新之花。
要发挥好科技引导基金的作用。市政府设立10亿元的科技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已撬动了70多亿元社会资本投向高新技术企业和成长型、创新型企业。今年，重庆市设立的六大产业引导专项基金，科技产业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要力争三年内，将政府引导资金增长到30亿元，带动200亿元社会资本投入科技研发领域。 方面，通过政府投入“四两拨千斤”产生放大作用；另一方面，通过股权投资基金的市场化运作，发挥出项目选择的优势，支持那些技术先进、市场潜力大的科研和产业化项目，让科研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第四，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是科技创新最核心的要素，专利是 保护竞争力的“利器”。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高速增长后，重庆市专利申请和授 权出现“滞涨”倾向。市级各部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要围绕强化重点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专利的形成，完善专利创造、运用的扶持政策，确保专利 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知识产权要终要通过资本化实现其价值。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资本化推进机 制，通过设立知识产权资本化推进专项基金、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贷款风险 担保、健全知识产权分配机制等，实现知识产权与资本的完美结合。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当前，无论是国内科技创新，还是“走出去” 生产研发，都必须过好知识产权这一关。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开发、运用和保护， 使知识产权成为企业保驾护航的“利刃坚盾”，而不是被遏制的手段。要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依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第五，持续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潜能。人才是科技发展的根本。创新的事业互换创新的人才，人才优势也是当前最需培养、最具潜力、最可以考的优势。近年来，重庆市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虽然有一定发展，但大师级人才匮乏，领军人才、 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同创新生产和创新实践脱节等问题也比较突出。 必须改革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机制，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养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努力造就一批具有国家级水平的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联系微*信dadawk01】
激励就是导向。要建立健全与贡献相匹配的创新收益制度，落实好入股奖励、 收益分戚、股权激励、股权出售、期权奖励、分红奖励等激励政策，真正让科技人才“背着书包进去、背着钱包出来”。今竿，市地税等部门已细化相关操作办法，许多政策也将直接由科研单位按规定自主决定，这有利于进一步激活科技生产力，释放广大科技人员的创新创造潜能。
要建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人才评价机制，包括技术职称评价与评审机制， 畅通各类人才的成长通道，实现不同所有制单位科研人员的同等国民待遇。要坚 持竞争激励和崇尚合作相结合，促进人才资源合理有序流动。要遵循人才成长规 律，避免急功近利、拔苗助长。要在全社会积极营造激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 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
重视科技就是重视未来，投资科技就是投资未来。希望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秉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勇闯技术难关，勇攀科学高峰，把人生追求和个人价值融入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以更加丰硕的科研成果．为“科学发展、 富民兴渝”添劲加力，再立新功！
在2014年全市科技改革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年12月5日）
今天召开全市科技改革发展座谈会，全面了解全市科研活动的状况，是因为我们感觉现在重庆经济的薄弱之处就在科研体系。
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市委领导下，重庆经济这几年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几个主要经济指标名列全国前茅，整个经济呈现出三个结构向好的概念。一是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的动力结构比较平衡，进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二是效益结构好，工业利润好，金融利润也很好，老百姓收入增长也比较快。三是投资结构也比较好，现在的投资意味着三年以后的产业结构，现在我们每年1万多 亿投资，工业投资占百分之三十几，商业服务业有百分之十几，加在一起工商经济50%，房地产25%，剩下百分之二十几是基础设施投资，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结构。
我们的不足和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科研方面。一是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方面有很大的不足，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现在才1%左右，距离2020年达到2%的目标， 还差得太远，今后几年如果没有机制的转变，就很难落实。二是科研成果本身的产出也少，和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相比，我们的科研成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 都有很大差距。再有就是科研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科研成果的专利，怎么体现到股权中，还没有实现破题，还拿不出几个典型的案例。最后当然就是各种挑大梁的顶级的专家不够，顶尖人物、领军人物或者团队，与其他兄弟省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科技方面的薄弱环节和其他方面的薄弱环节不同，如果不解决好，将成为制约重庆今后五年、十年长期发展的瓶颈。因为现代经济发展越来越从投入拉动、资源拉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动能。未来几年里，如果科技创新的问题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我们的三个结构向好也会在发展中被稀释，最后丧失后劲，所以这件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目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常态，在这个新常态中，科技创新的分量将越来越重。什么叫创新？一般人认为创新就是科研发明，技术发明，这的确是创新，但这只是创新的前提。如果只重视发明创造，不重视成果转化，那这样的发明等于零。最近有一本书《大繁荣》值得大家看看，作者费尔普斯非常熟悉科技，又是一个经济专家，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创新有一个定义，他认为人类的创新本质上是指新工艺、新产品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成为新的生产实
践，那才叫创新。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创新了一种新的东西，没有变成新的工艺， 没有在某个地方、某个工厂里变成生产线，变成一个市场化的产品为人类服务， 你这种创新就对人类发展不起作用。创新一定要和人类的市场、人类的生活、人类的需求，最后和工厂、产品整个过程连接上，才叫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这个观点和我们一直在说的产学研一体化是一致的。我当然赞成这个观点，就这个意义而言，基础研究，各种创新，包括商业模式创新，包括企业管理或者政府的管理方法，一切改革开放都可以说是某种创新。但我们这儿说的创新，本质上就是在讨论技术进步、科研创新。在新常态下，我们现在讲的三个结构向好，如果把科技创新驱动进一步搞好，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将更加强劲，对我们的未来意义重大。
抓好科技改革创新，必须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按照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问题为导向，务实推进，取得实效。科技改革创新是否取得实效， 要用“五个看得见”来进行检验：
一是看得见科研的成果，看得见科研成果一个个的具体转化。
二是要看得见与科研成果转化相关联的企业，这些企业有投融资活动，就有投入产出，有产值，有营业额，有税收等等。
三是要看得见产品，看得见产业链的上游、中游、下游，看得见技术进步、科研成果形成的市场化产品的产业链。
四是看得见具体的技术专家、技术团队。科研成果如果有市场效益，需要多少钱就会来多少投资，而怎么把技术转化为效益、效益再转化为技术，形成良性循环，技术团队就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是看得见研发机构，形成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技术中心、实验室等科学研究开发创新平台研究机构。
总之，这“五个看得见”，就是检验科研成果、产学研一体化到位不到位的标准。
科研创新不能自拉自唱，必须围绕我市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来展开，主要有三块。
第一，这几年，重庆大力发展汽车和电子信息产业，去年产值各有5000亿， 在全市2万亿工业产值中占了半壁江山。今后两三年内，这两个产业仍将继续发力，还有不小的潜力。
第二，前不久，我市确定了未来几年重点发展的集成电路、液晶面板、石墨
烯、页岩气、生物医药、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物联网、机器人、节能环保等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这十大产业目前一年的产值还只有几百亿，但即将迎来爆发式增长，五六年后发展到一万亿是很有可能的
第三，重庆传统工业正面临升级换代。如今能源、原材料价格下跌，工业企业效益将会提高，加上市场化改革也是重要的推动力量，明年经济有望摆脱困难局面。所以围绕这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大科研开发和科研成果产业化，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此外，推进科技改革创新，同样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广大科研人员、科研院所、各类科研创新平台和企业是科技改革创新的主力军。政府有关部门的作用更多体现在着力提升科技服务能力，推动科技资源更多、更有效地投入到科技改革创新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一个是做好研究开发的服务，包括推动实验室的建立，推动技术研究中心的建立，推动各种检测分析中心的建立。
第二个是技术转移的服务，比如明确专家或专家团队拥有多少市场化项目的股权，技术变成产权，技术变钱，就是包括这方面的服务。现在国家大政方针、观点原则都定了，又在简政放权，科研院所就要勇于担当，做出一批好的案例， 这方面要放开，做好技术转移和股权分配的服务。
第三是检验检测认证服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四是创业孵化的服务，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创业孵化器。第五是知识产权的服务。
第六是科技咨询。
第七是科技金融，包括公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创业基金等等。
第八是科普，对小朋友要科普，对领导干部也要科普。有一本书叫《奇点临近》，主要讲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值得大家去看看，讨论讨论。还有关于石墨烯的知识，关于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知识，不是每个人都要做科学家，但是领导干部大致都要懂一点。所以搞好科普也是一个服务。
第九个是综合科技服务。如何做好这些服务，不仅是科委、科协的工作，也是市政府需要考虑的，政府部门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做好这些服务的体制机制。只有政府做好了服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科研人员才能按照市场规律，搞好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共同推动重庆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重庆国资改革再出发
（2014年1月8日）
重庆的国有企业在重庆近几年发展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的渝富集团以及“八大投”是不少人耳熟能详的名字。重庆国资发展壮大的背后，现任市长黄奇帆功不可没。自2001年溯江而上赴渝至今，他有8年时间兼任重庆国资委书记。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且提出发展 “混合所有制”。作为报告起草人之一的黄奇帆如何理解全会的决定？新形势下， 重庆如何再次启动国资改革？
《财经国家周刊》为此专访黄奇帆。目前，除了市长的职务外，黄奇帆还担任重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以下为《财经国家周刊》专访黄奇帆原文（记者黄豁张桂林皕文）：专访重庆市长、深改组副组长黄奇帆：重庆国资改革再出发
岁末年初，重庆的国企改革一直牵动着市场的神经。
1月8日，一个雨雾的下午，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专访。
简短寒喧之后，他直入主题，用4个小时，详解重庆国企改革的路径。
重庆，依江而立，依山而建。2001年，黄奇帆从长江下游的上海，到长江上游的重庆担任副市长，2010年初担任市长至今。13年时间里，黄奇帆兼任重庆市国资委X委书记长达8年，以其对经济走势的洞悉和掌控能力，通过整合土地资源，以重组促改革，以时间换空间，超前布局，抢占发展先机，将重庆国资推进万亿元俱乐部。
目前，重庆国有资产总额达1.8万亿元，净资产也有几千亿元，形成了“四 三三”格局，即金融资产占40%，基础设施建设类资产占30%，工商企业资产占30%。这些资产，主要集中在渝富和“八大投”这九大国资平台上。
2014年，重庆国企再出发。黄奇帆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国企的有效组织形式是混合所有制，重庆将从五个方面推进发展：一是企业整体上市；二是组建投资公司；三是推动未上市企业股权多元化；四是设立产业投资母基金；五是激活市场信号，为非公经济的进入创造条件。
在他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不仅是要促进国有企业集团二三级子公司股权多元化，集团本身也要搞混合。推动整体上市，不要留着壳尾
巴。
顺利的话，5-10年后，目前重庆40来个国企集团会调整到30个左右，有20多个国企集团整体上市，两个国有独资的投资公司，还有几个国有独资的产业母基金。
访谈中，黄奇帆提及最多的是“市场信号”，并以此来解释外界对“八大投” 举债“垄断”重庆基础设施建设的误读，“这些领域的开放，在某个时段做不成， 非不为也，是不能为也”。他说，当市场信号出现，“八大投”也会根据各自情况，择机退出，华丽转身。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无论搞“八大投”，或是渝富集团，抑或是引进跨国企业，黄奇帆和他市政府的同僚们高效地调控着经济活动，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运用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和高超的调控技巧来维持整个体系的平衡。
就政府举债而言，重庆市通过10年前的大规模储备土地，接着逐步释放，从而获得较大的土地级差利益，在投资大量基础设施的同时，避免债务过重。黄奇帆说，这是资本运作的一种形态，这个账算得清楚。而重庆实践中形成的一套制度安排亦为重要。未来同样如此。
关于政府家底，关于未来蓝图，关于外界疑惑，黄奇帆侃侃而谈，数字熟稔于心：“总体而言，重庆的新一轮国企改革，是按照三中全会要求，坚持市场导向，以市场化配置国资、重组国企，以深化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是在上一轮改革基础上的延续和创新。”
一、振聋发聩的声音
《财经国家周刊》：你参与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也是中央宣讲组成员。请谈谈你的体会。
黄奇帆：三中全会《决定》确定了15个领域60个条款，涉及改革的五大方面， 经济类改革是重点，通篇最核心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怎么起决定性作用？一是市场有价值规律，不管是商品的价格、公共服务的价格，还是要素的价格，价格会决定资源有效配置的方向；二是市场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交易，交易是持续的过程，交易秩序可以是政府导向而产生，也可以是千万个市场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形成的，使资源不断得到优化配置，所以，市场起决定作用；三是市场是平等的，市场中各个交易主体、法人主体是平等的，通过机会、规则、权利的平等，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方向。我国从计划经济走来，政
府越位缺位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一词之变，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声音，让大家惊醒过来，知道政府应该做什么。
我自己感觉，这既是经济学原理本身的一个正确论断，也是对计划经济时代习惯动作的变革和干部思想方法的方向性矫正。
《财经国家周刊》：《决定》提出要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并不是全新的提法，但市场对此期待很高，如今要怎么理解混合所有制？
黄奇帆：发展国有资本、非公有资本等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首先要厘清国有经济的概念。任何一个社会，就算非公经济发展到极致，像英美等国家， 国有经济比重都会有25%左右。我们国家一般来说，一个地方的国有经济总归有30%左右，非公经济占70%，也差不多到顶了，像广东非公经济比重73%，算是最高的，浙江是71%，重庆是63%。
因此，对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要全面理解，不一定是数量的比重。纯国有独资， 政府容易干预，会扭曲市场信号。实证研究表明，引进多元化投资主体、股权适度分散带来的是企业绩效提高。三中全会对国企布局，提出要走混合所有制道路， 决定了下一阶段国企改革的走向，也是整个市场化改革里面的重中之重。
混合所有制概念不算新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就提到股份制、上市公司、中外合资等，但这会儿提出来更具有针对性。
目前，有些国有企业集团的二级、三级公司差不多都已经混合了，有的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有的上市了，但大家都认为“混合”局限于下面的子系统、小公司，而企业集团一定要独资，以至于集团层面的母公司绝大多数还是国有独资。集团公司不搞多元化，让下面的子公司多元化、搞混合，自己拿着企业的高
工资，出现一批准官僚衙门，也是国有经济改革过程中“半生不熟”的一种状态。留着一个集团公司的“壳”，好像不留这个“壳”就不是国有企业。这是上一轮改革留下的一个尾巴。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革命”革到了这个层面上来了。这次提出的混合所有制， 不是止步于二级、三级公司层面的混合，而是国资委直属的集团公司也要混合了， 要在集团公司层面搞混合所有制。我认为要害在这里。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这个意思应该明了。
2014年，重庆国企再出发。黄奇帆告诉记者，国企的有效组织形式是混合所有制，重庆将从五个方面推进发展：一是企业整体上市；二是组建投资公司；三
是推动未上市企业股权多元化；四是设立产业投资母基金；五是激活市场信号， 为非公经济的进入创造条件。
二、五种“混合”法
《财经国家周刊》：未来重庆怎么推动混合所有制？
黄奇帆：搞混合所有制，站在重庆角度，我觉得有五种“混”法。
第一种“混”法，推动国企集团整体上市，不留壳尾巴，这是混合所有制最基本、最普遍，也是最规范、最经典的一种模式。
目前，重庆有40个左右的企业集团，我认为今后至少有24个可以整体上市的， 目前有8个集团已经上市，像重庆农商行、重庆银行、西南证券等。其中6个是没有尾巴的，是集团层面的整体上市，两个还留着尾巴，像重庆钢铁基本是整体上市，但还留着一个集团和一部分非钢产业，再比如重庆商社，借重庆百货的壳上市，集团层面还有20%的非上市公司资产。
上市还留着尾巴的，可以通过增发新股、子公司对母公司吸收式兼并。还没有上市的创造条件实现整体上市。重庆大概有20来个企业集团可以做这件事，现在是8个，争取每年做成几个，大体用五六年时间完成。
第二种“混”法，把部分现在合适的集团公司转化为巴菲特式、淡马锡式， 或是中投式的投资公司。按一般经济规律，投资公司自身不举债，是资本玩资本， 如果有400亿元资本就拿这个玩，但基本不控股，只做股权投资、做战略投资者， 因为不控股，财务就不会并表，这样被投入企业的债务也不算它的。它只有股权， 没有债务。
玩资本和玩资产不同，它就要追求回报，什么有前景就投哪儿，什么产业运作规范就投哪儿。要搞一批这样的公司。当然，我们不会另起炉灶，外界评价渝富集团相当于重庆的“中投”，还有重庆地产集团，在我脑子里，这两个以后可以变成投资类的公司，但先要实现两个转化：一是公司债务要清零；二是投资方向进行结构性调整。
像渝富集团，总资产800亿，净资产350亿元，400多亿元的债务。它的净资产是非常优质的，还有2万亩土地储备，目前都以储备时的价格记入净资产，如果按目前土地价格记入，它完全可以在2-3年将债务清零。如果它定位于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只投资而不控股，不管国有、民营，还是外资企业，只要有市场、有前景、有回报，它都可以投。
重庆地产集团也是如此，总资产900亿元，背负500亿元的债务，有400亿元的
净资产，拥有15万亩土地储备，以后可能还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公司。这样的投资公司，表面看它是独资，但投出来的结果全是混合的。如果有一个好的经营者，还可以实现国有资本比较高额的保值增值，像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近10年来的平均资本收益率有15%，6-7年的时间所有者权益就可以翻一倍。这样，就会对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从而实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大发展。
第三种“混”法，有的企业一时还没有达到上市条件，可以先搞股份制，在保持国有控股的同时，把部分股权转给民营、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私募，甚至是外资。总之，通过股权转让，形成多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种“混”法，可以把转让掉的一部分股权所获得的国有资本，搞一批国资委直接控制的产业投资母基金，管理团队由国资委通过市场化方式选择组织， 投资方向由发改委、经信委等部门指导。母基金不直接投到产业中去，而按一定比例和各种社会资本的私募基金混合成立子基金。
第五种“混”法，在政府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类一些市场信号逐渐活跃起来的领域，要推动公共产品价格逐步实现市场化，为非公经济的进入创造条件，实现混合发展。即改善它的边界条件，使非公经济进入后不至于亏损。《财经国家周刊》：混合后，国资委的角色会发生变化吗？
黄奇帆：如果“五混”做好了，5-10年后，目前重庆40来个国企集团会调整到30个左右，有20多个国企集团整体上市，两个国有独资的投资公司，还有几个国有独资的产业母基金。
真正整体上市以后，国资委作为20多个上市公司的股权持有者，以股东身份， 在董事会中发挥作用。同时这个公司是按照上市公司的管理模式来进行管理，国资委当然不宜再采取目前这种管理模式。
当然，这涉及两个调整：一个是法律上，我国规定政府不能直接持有股权， 可以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的经验，新加坡财政部对其拥有100%的股权；二是官员的心态要调整，要懂得在董事会里代表国有股权发表意见，而不是直接管资产、管经营。
三、激活市场信号
《财经国家周刊》：在外界的印象中，相对民资而言，重庆国资很强大，有著名的“八大投”。
黄奇帆：我从来没有帮国企垄断的意识，一件事情如果民营、外资也能干，
我不会就要国资专享独干。那为什么还有“八大投”呢？而且是国有独资形式呢？ 一个领域能否开放，不仅是观念上、道德上是不是愿意开放，更重要是市场价格、资源配置方式是不是到了完全市场化的水平。
我的观念是，市场信号不足的领域，重庆通过国有企业先投先试，组建“八大投”是必要的，它绝不是要搞垄断，不肯将蛋糕分配给非公经济，而是市场信号没到位，非公经济暂时又不愿干，但事情又需要干，就只能时间换空间，政府通过平台公司举债，把事情做起来。
像高速公路，在东部沿海地区可能是“印钞机”，因为造价低车流大，投资后能够很快形成回报。10年前，东部沿海地区每公里高速路的造价是3000万元， 重庆是7000万元，因为隧道桥梁占了60%。现在沿海是6700万元，重庆是1亿元， 车流量又只有沿海地区的一半。
我们规划一条高速路，如果当初民营资本愿意投，我当然乐见其成，肯定同意，但造价高，初始车流量又小，民营都不敢进入。搞基础设施，政府又不能不作为，所以重庆市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发司”）几年时间投资1800亿元，建了2000多公里高速路，今明两年再建600公里。
《财经国家周刊》：你多次提到市场信号，怎么判断这个信号出现？
黄奇帆：还是以高速路为例，一般是路建成运转3年后，车流量增多，市场信号有了。重庆汽车保有量以每年17万辆的速度上升，目前每年收费可到100多亿元，高发司的总效益就出来了。社会资本开始能清楚看到投资收益，它就愿意进来。我想，以前高发司是把某个项目拿出来与非公经济合作，今后可以考虑把集团的部分股权卖掉，或是引进战略投资者。
再举一个例子，早在2002年，重庆水务集团与法国苏伊士集团合资，成立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发展成为水务专业公司中的一流公司，目前已在中国A股上市，达到如此大规模的，也独重庆水务一家。
为什么能这样？是因为政府通过努力，改善边界条件，激活了市场信号，非公资本才愿意进入。我们推动了重庆污水处理价格收费的市场化，让企业不能赚暴利，但至少要让企业能活，就有一个定价机制改革的配套。2005年，每吨污水处理成本是1.3元，当时收居民的处理费每吨只有0.2元，谁干谁亏，后来处污费两年调整一次，政府补贴从最初的0.8元降到0.4元，现在几乎不用补，差不多平衡了。
所谓开放公共服务市场，有时候做不成，非不为也，是不能为也。
《财经国家周刊》：政府积极作为，配合市场平衡，怎么兼顾公平效益？ 黄奇帆：一个合理的定价机制很重要。不能坑老百姓，让企业赚暴利，但也
要让企业能活下去，有一个合理的、稳定的利润空间。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要兼顾两头的公平和公正。
因此，在公共服务行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大家要打消所谓垄断的误解，这不是开放不开放的问题，而是市场发育好不好和有没有市场信号的问题。
当市场价格信号没有出现时，就只能靠政府举债去运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财经国家周刊》：在一些市场信号逐渐活跃的领域，国企有没有退出的成功案例？
黄奇帆：待到山花烂漫时，国有经济该退就退，而且收益很不错。
我讲一个国有资本10年涨6倍的案例。2003年，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还是民营控股，有30亿元不良资产，每年亏损2亿元，已经到了破产倒闭的边缘。重庆国资当时是挺身救灾，投入6亿元，将注册资本金增加到16亿元，重组了债权债务结构，换了领导班子。企业焕发了活力。
2010年，我们将国信的股权作价28亿元卖给同方股份，其中24亿元投到国信的子公司信托股份，最近挂牌作价26亿元卖给中国人寿，又可以赚2亿元。10年下来，分红收入也有6亿元，累计赚了30亿元。
还有重庆啤酒，拆分股权出售，也是一个国有资本10年涨6倍的案例。可以说，我们完全体现了三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精神。
四、“八大投”转身
《财经国家周刊》：“八大投”给重庆带来了什么？
黄奇帆：这10年，重庆搞基础设施建设，市级政府花了6000亿元，都是投在关键性、支柱性、支撑性、基础性的领域。这都是该花的，不存在浪费和泡沫， “八大投”贡献很大。
总结下来，干了这么几件事：一是3000公里高速公路，投入2000亿元；二是修了1000多公里的铁路，基建是国家投入，地方征地动迁配套了300多亿元；三是1万公里的高等级公路，投了700多亿元；四是修了170公里的地铁轨道，背了1000亿元的债务；五是全市农田水利投入1000亿元，除了中央、地方政府历年拨款400多亿元，500多亿的缺口都是举债的；六是城市道路、大桥和隧道建设，也花了1000多亿元。
《财经国家周刊》：10年下来，“八大投”背了多少债？
黄奇帆：目前，“八大投”实际债务3000亿元左右，通过土地储备的运作， 大概平衡了一半。早在2002年，“八大投”中的城投和地产两家集团就储备了40 多万亩地，我们自己要制定了一个游戏规则，每年只准用5%的储备地，以做到细水长流。
过去10年，用了20多万亩。并不全部是搞房地产开发，其中一半是用于政府规划的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领域的项目，这是划拨价，降低了政府搞公共服务的征地费用。
10万亩投入房地产开发，卖了4000亿元，除掉成本1000多亿元，平衡了基础设施建设欠下的2700多亿元债务。加上税收返还和财政补贴，10年下来也有几百亿元，最终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只欠了3000亿元。
大家觉得3000亿元很多，但我们干了6000亿元的事。还有20万亩的土地储备。今后20年是重庆城市化重要发展期，储备地将继续发挥融资作用。凡懂得资本运作的，很容易算得清楚这个账。
不能一说举债，就抨击地方政府乱作为。
政府预算内财政收支平衡，指的是政府在维持日常运行中，应该量入为出， 不能打赤字的，这是我们财政的基本纪律。但搞基础设施，一般一个设施用30年、50年，可以用三五十年的收入来平衡它，但设施建设周期不可能搞三五十年，要两三年建成，这种情况下就会以时间换空间，会出现债务。而且，总有一些基础设施是无法收费的，不能够以收抵支。只要量入为出，不打赤字，有可靠的偿债来源，适度举债是必要的。
《财经国家周刊》：举债原因不难理解，但债务风险如何防范？
黄奇帆：前面我讲到，投融资平台、政府举债、土地财政都是事出有因，有其合理性，只要做到“五个不”，就会规范发展。做不到，事情就会变坏。一是投融资平台举债，能发企业债的发企业债，能从银行贷款的从银行贷款，不要去举“砍头债”、高利贷等。
二是不能搞浮夸工程，要算好投入产出这本账。最近一个项目报到我这儿， 要搞50万平方米的换乘枢纽，上海也才搞10多万平方米，被我退回去了，最后砍到15万平方米，资金省掉三分之二。
三是土地储备不能一下子抵押光，要做到细水长流。
四是土地买卖，要生地变熟地，升值了后卖，有规划地卖，而且是走招拍挂
的程序。
五是城市建设中，只要发现有市场信号，就要创造边界条件，把原来只能政府提供的服务转化为市场运作。
《财经国家周刊》：今后“八大投”的发展方向会调整吗？
黄奇帆：当初之所以有“八大投”，是考虑其后10年一个领域若要投资千亿元以上，就可以搞一个投资集团。政府不投资，社会资本是不愿意干的，这是它们发展的理由。既不过大，也不过小，千亿元规模定一个。
今后，“八大投”会根据情况变化，进行三个方面的调整：
一是完成了某个领域的投资建设任务，就要历史性地退出舞台，或关闭或转业，成为实体产业。像重庆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公司，2010年底，由于费改税， 重庆7000多公里的二级公路不再收费，路也差不多修完了，这个公司不再从事高等级公路建设工作，市政府将它变更为重庆旅游投资集团，专门从事旅游产业的投资开发。
类似还有重庆能源投资集团，随着2005年电力市场化发展，转身为工商企业， 专注煤炭、电力、燃气等领域的经营发展。水投集团与水务股份也已实现整合， 主营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和大型水库建设，资产达千亿元。
二是市场信号发展到了可以市场化运作阶段，就可以转化为混合所有制。一旦混合，投融资平台便转身为市场化企业，像高发司，有2300公里已投入运行， 整体效益也显现了，若是将股权转让给社会资本，成为混合所有制，其背负的债务就不能算政府的了。
三是根据《决定》精神，转型升级为投资公司，像重庆地产集团，今后将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公司。土地照样储备，照样卖，一年卖两三万亩，除了用于政府公共支出，积累的资本也可以投资，但它本身并不需要举债。对于它们的未来前景，我是非常看好的。
五、控债务补资本
《财经国家周刊》：这一两年地方政府债务备受关注，但你最近撰文指出， 我国企业债务风险远高于政府债务风险。
黄奇帆：目前，企业看似没有毛病，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的企业，其实都处在深重的债务中。我国企业债务有70多万亿元，占GDP的120%。重庆企业债务比全国平均值略低，占GDP的110%。“八大投”的资产负债率在60%，民营企业在70% 左右，房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更高。企业资产负债率始终处于高位运行，如有风
吹草动，将会引致系统性风险。
像10年前的三角债问题，国家不得不采取破产核销呆坏账、债转股等“外科手术”，以及通过上市公司增资扩股，国有企业补充了3万亿元资本金，降低了负债率。
现在经济局面好，大家还可以挺着，当经济恶化，就是大问题。我个人预测， 如果企业债务问题不加快治理，要不了三四年，相当一批企业会陷入资不抵债、资金链断裂的危机之中。
《财经国家周刊》：企业如何合理补充资本？
黄奇帆：三中全会提出“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除了企业利润追加投资、股票上市融资、全社会创业投资增加企业股本外，可考虑由政府设立股权引导母基金，撬动国有资本、保险资金、社保资金、银行资金、私募股权基金、外资私募基金等各路资金参与，从而形成持续不断的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
回顾国有企业35年改革的历程，怎么解决资本金来源一直是宏观、微观领域头疼的问题。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补充机制，既降低了企业的负债率，改善企业的信用，又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通过多元化的股份制合作，完善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符合国际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一招棋活，全盘皆活，这就是改革过程的核心。
《财经国家周刊》：在你提出的措施中，重庆进行了哪些探索？
黄奇帆：我讲了七种市场化资本补充的渠道，站在重庆角度，就要身体力行做这些事情。像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基金，重庆搞了200多个，基金的资本有的来自于保险公司，有的来自于社保基金，有的来自于政府的引导资金等等。
早在2008年，我们成立了10亿元的科技创业类政府引导基金。今年开始，我们准备划出部分财政扶持产业发展的资金，设立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并吸引社会资金参与，交给专业基金管理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主要投向实体经济、新兴产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前面提到的重庆国际信托，我们是靓女先嫁，转让给中国人寿，转让收益用于股权投资，等于补充了企业体系的资本金。企业不能再坐等国家拯救、财政兜底，搞混合所有制就是企业资本补充的有效路径，国企困难了，民企来收购；反之，民企困难了，国企也可以进入。
因此，我们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本质是股权混合，企业资产的负债率就会降低，效益会更好。通过推动各类企业股权流通，这样市级政府的3000多亿元
债务，很快可以降下来。当然，在推动的过程中，一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不能搞假报表，欺诈民营投资者；三不能把政府责任甩手，将包袱推给社会。
接受《学习时报》专访——以改革创新促内陆开放
（2014年1月29日）
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创新举措。特别是，全会提出扩大内陆开放，并明确了重点任务、基本路径、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我们X对开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把握更加准确。作为内陆直辖市，重庆是怎么认识内陆开放的， 又采取了哪些措施？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重庆市政府市长黄奇帆同志。
记者：您曾是浦东开放的参与者、见证人。从最开放的沿海到不太开放的内陆，您是怎么认识对外开放的？
黄奇帆：刚开放那会儿，沿海和内陆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但是现在，沿海11 省市却拥有了全国87%的进出口、83%的实际利用外资、78%的对外投资。为什么会“一江春水向东流”，“孔雀东南飞”？很多人都误认为，开放就是由地理区位决定的，内陆注定不如沿海开放，内陆只能跟着沿海梯度开放。这是过度强调先天条件，忽略了后天努力，或者说是用静止的眼光在看变化。古今中外，大通道的兴废都在不停地改变着区位大格局。当今时代，随着航空、铁路、公路、油气管道等设施的完善和运输技术的进步，内陆的区位条件早已不再停留在传统概念上，而且就面向亚欧大陆的开放而言，内陆还有“近水楼台”的优势，西部才是真正的开放前沿。另外，从世界范围看，欧洲、北美的内陆也很开放，发展水平一点儿也不比沿海差。
其实，开放本质上是一个市场经济命题。它的内涵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两种资源”，推动本国或本地生产发展、贸易扩大、人民生活改善。这既需要“硬件”设施互联互通，也需要“软件”的制度安排来协调国家之间千差万别的文化、规则、法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既受不断变化的区位条件的影响，更受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一方面，制度安排是决定开放的关键因素。从经济学逻辑看，之所以沿海处于开放的前沿，是因为沿海的体制机制搞得活，深度参与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有效配置了“两种资源”；从国际经验看，德国地处欧洲大陆，但开放水平远甚于西班牙、葡萄牙等沿海国家，并且其内陆的柏林、法兰克福、慕尼黑等都是著名的国际经济、金融或科教中心。另一方面，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是支撑开放的重要基础。区位条件是相对的、变化的。在大航海时代前，由于没有航海通道，
沿海也不意味着拥有开放的区位优势。相反，历史上中原大地人便其行、货畅其流、客商云集，开放程度比沿海高得多。当代，在航空、铁路技术快速发展的催生下，陆地和空中交通越来越便捷，国际大通道迅速改变了内陆的区位条件。
因此，只要体制机制搞得活，与国际互联互通的各种基础设施完善，内陆完全可以与沿海同步、同等开放。
记者：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扩大内陆沿边开放。作为《决定》起草组成员，您对此是怎么理解的？
黄奇帆：的确，这次全会《决定》对内陆沿边开放着墨很多。反映出我们X经过30多年对外开放的实践，对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了，把握这种规律性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了。
目前，内陆和沿海发展水平差距仍然很大，开放的确还存在不协调、不均衡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全会《决定》对内陆沿边开放作出了顶层设计和系统安排。我梳理下来，觉得可以用“五个大”来概括。一是打通“大通道”。《决定》提出了“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二是实施“大通关”。《决定》提到，改革“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 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三是构筑“大平台”。
《决定》提出了“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在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若干自由贸易园（港）区”。四是培育开放的产业“大集群”。《决定》提出了“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五是营造投资便利化的“大环境”。《决定》提出了“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对服务业、制造业多个领域向外资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扩大开放。
这“五个大”，既是对过去内陆“摸着石头过河”搞开放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未来内陆开放作出的顶层设计和系统安排。我们要按照全会指明的路径，努力把内陆从开放的末端变身为开放的前沿。
记者：我们了解到，重庆开通了“渝新欧”铁路，往欧洲开行了近100趟， 运送了8000多标箱。经过“渝新欧”的实践摸索，您认为内陆要打通国际大通道的关键是什么？
黄奇帆：您提到的“渝新欧”实际是一条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它从重庆出发，在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最后到达德国杜伊斯堡。目前，它的全程运行时间只有16天左右，运时比走海运快30多天。这就把“直接运费+货物占压的资金时间价值”形成的综合运费降到跟海运运费差不多，甚至更低，并且还减少海盗、台风等不确定性因素，提高出口企业安排生产的准确性。
在去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一带一路”“大鹏两翼齐飞”的宏大战略，既是内陆必须肩负起、落实好的重大责任，也是内陆改变区位条件的重大机遇。具体落实，要从“软件”和“硬件”两个层面操作。
从“软件”层面来讲，重点是要建立国际协调机制，驱动不同国家的“硬件” 设施“兼容、运转”。欧亚铁路大陆桥其他的“南线”“中线”为什么长期“空转”？关键还是没能打通沿线各国之间体制不统一、规则不同的“软件”障碍， 从而没解决好换轨、转场等“硬件”障碍和运费高、货源不稳、回程货少等问题。要解决这些大面积、长周期存在的问题，关键是要创新四种协调机制。铁路方面， 要建立跨国铁路国际协调机制，推动各国合作开通“五定班列”，即定站点、定线路、定车次、定时间、定价格，优先装车、优先挂运、优先放行，实行全程监控，编制统一的运行时刻表，统一运单、统一调度。海关方面，要建立跨国海关的国际协作机制，实行中欧“安智贸”试点和多国海关“一卡通”，保障在始发站报关查验后，沿途各国海关不再重复关检，实现一次报关、一次查验、全程放行。组织方面，促使各国铁路部门和内陆省市合资成立铁路物流公司，从而实现各负其责，利益共享，大家都有积极性。运费方面，要建立完善联席制度，明确协商程序和利益调剂方式，实现多赢。
就“硬件”层面来说，除了国家层面要加强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之外，对地方而言，就是要完善综合交通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比如，发展江海联运，通过畅通长江黄金水道，开行“五定班轮”；实施铁海联运，开行内陆直连沿海港口的“五定班列”；拓展陆海联运，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开辟国际公路物流大通道；增开国际航线、国际数据直连通道，真正实现内陆与沿海开放没有距离差，没有成本差；积极配合国家战略，加快建设与国际互联的油气管道、光纤等设施，突显更靠近西亚、中亚的区位优势。这些都是打通国际大通道必须推动的工作。
记者：我们很早就听说了“大通关”。为什么全会《决定》还要强调内陆与沿海实现“大通关”呢？
黄奇帆：的确，沿海口岸之间已经实现了“大通关”。但是，内陆与沿海口岸通关仍是“两张皮”。现在的通关制度，对内陆有三个不利。一是口岸管理涉及10多个部委，“多龙治水”，协调困难。由于内陆地区外贸体量很小，所以内陆的难处远甚于沿海。二是通关制度中海关、检验检疫、边防以及港口、货代、船运等环节众多，规章制度、操作程序各不相同，分别执法和作业，大大增加了企业通关成本。内陆不仅要面对共性问题，还要协调与沿海、沿边口岸的关系， 更是难上加难。三是现行执法平台封闭运作，口岸通关管理机构和专项监管机构事权独立，通关管理信息自成体系，企业需向不同的机构多次申报。内陆的出口货物一般要到沿海换装、集拼，电子申报数据核对费工费时，获得出口许可的时间被严重拖延，与沿海、沿边企业难以处于公平竞争水平。
所以，全会提出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就操作层面而言，重点要推动三项工作。在管理模式上，推动口岸大部制改革，实现口岸管理“一口对外”。这是国际惯例和大势所趋。美国在“911”后，国土安全部下设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就行使了原分属不同部门的口岸管理职责，实现了口岸管理“一口对外”。我国也应整合口岸管理相关职能，推行大部制，货物进出实行海关“一口对外”监管，旅检实行“边检管人，海关管物”。在管理方式上， 协调国与国之间、内陆与沿海之间的通关和口岸，形成协同高效的“一卡通”平台，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这是国际趋势，例如欧盟内部在一国海关检验后，就无需重复查验，只在报关点记账确认就行。我们应以电子口岸为基础，运用物联网技术，推动内陆与沿海沿边大通关协作，通过“一卡通” 平台，使海关、质检、边防等部门都在这个平台上运行。在政策保障上，提升内陆口岸的级别。有些内陆城市事实上已成为国际大通道的起点和枢纽，但其铁路、内河口岸仍属二类口岸。政策滞后于实践，造成了政策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应尽快增设内陆水运、铁路一类口岸，通过完善政策为内陆开放保驾护航。
记者：30多年前，您曾参与了我国第一个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的制度设计。前几年，您又推动重庆获批了一个综合保税区和保税港区。虽然重庆保税（港） 区发展很快，但与沿海的保税区、自贸园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那么，您认为内陆保税区怎么才能成为更好地服务内陆开放的大平台呢？
黄奇帆：保税（港）区是在境内关外的非关税区，其实比特区还“特”，它
是促进开放的强劲发动机。然而，从1992年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投入正式运营以来， 保税（港）区都布局在沿海沿边，内陆一个都没有。后来，得益于中央对内陆开放的大力支持，“为凤筑巢”，给重庆当时已有较大规模的加工贸易产业集群设立了两个保税（港）区。事实证明，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虽然，我们两个保税
（港）区与沿海比还有较大差距，但它们确实有力地带动了全市进出口总额的快速增长，从几年前的70亿美元达到现在的660亿美元，增长了近十倍。
这次全会《决定》对内陆建好保税平台指明了路径。落实全会精神，关键要在保税（港）区功能上做好文章。一是要体现保税区集聚和辐射功能，用足、用好、用活保税区加工贸易的政策。比如，开展“委内加工”，推动区内代工企业承接区外品牌商订单；试点“区中园”，推动加工贸易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等在区内开展一般贸易和保税贸易，促进形成特殊的产业链和集群；试行选择性征税， 针对内陆保税区加工产品内销较多、零部件本地配套等特点，改变沿海做法，对保税区加工内销产品，实行入区国产料件不征不退、只对进口料件或成品征收关税；建立产品核心料件的集散分拨中心，提升产业集群协作、配套程度等。二是要拓展保税贸易、服务贸易、自由贸易的服务功能，打造国际国内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大平台。利用现代信息、电讯技术在保税区内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 内陆与沿海相比没有物流距离远的劣势，反而具有综合成本低的优势。因此，内陆保税区应抢抓机遇，大力发展对物流距离不敏感的大数据、软件外包、跨境电子商务、保税维修测试等业态，同时开展进口商品保税展销，改变高档品进口渠道窄、环节多的弊端，把大量出国旅游购物消费留在国内。三是应升级功能，努力发展成为内陆自由贸易园区。自贸园区本质就是保税区的升级版。全会明确提出“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 这为内陆保税区指明了升级的方向。因此，内陆保税区要在贸易、投资、金融、航运、税收等领域实行特殊管理体制、政策，进一步拓展功能。
记者：在大家印象中，只有沿海才能发展加工贸易。重庆的发展实践似乎打破了这个传统认识。您认为内陆要怎样才能发展好加工贸易呢？
黄奇帆：过去30多年，我国加工贸易确实分布很不均衡，几乎都在沿海，直到最近几年内陆才有。这主要是因为，原材料和零部件大部分来自海外，产品也销往海外，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模式不适合内陆。沿海到内陆2000多公里的物流成本抵消了利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内陆过去没有保税物流平台， 海关、边防要重复查验，手续繁杂，费时费力。
这次全会特别提出了要创新加工贸易模式的要求。怎样落实全会要求，创新模式呢？实际工作中，我觉得应抓好四个重点。一是建立整机加零部件生产的全流程产业链，推动加工贸易由水平分工变为垂直整合，70%~80%的零部件本地制造，就能变“两头在外”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使进项物流成本大大降低甚至归零，从根本上解决内陆进项物流成本高的问题。二是解决好保税物流和出项物流。充分利用内陆保税区、国际铁路大通道，发挥铁、空、水等内陆口岸作用，促进产成品和料件进出口关检便利化，降低产品外销物流成本。三是注意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拓展，占据加工贸易“微笑曲线”两端，尽可能留下高附加值。在品牌商层面，吸引区域总部、结算中心、研发中心等落地，吸引跨国公司加工贸易结算业务内迁；在代工层面，鼓励企业向研发设计拓展，实现由单纯的代加工（OEM）向代设计加工一体化（ODM）转变，推动OEM向ODM升级；在零部件层面，吸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核心零部件厂商落地，推动产业集群向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方面发展。四是形成以人为本的员工服务新模式，构建新型和谐的劳资关系。
记者：现在一些地方为招商引资，不惜“血拼”。您觉得该如何避免这种内耗呢？
黄奇帆：您提到的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模式创新比“血拼”更有智慧、更可持续。我们要认真落实全会的要求，放宽准入门槛，打造外资投资便利化的大环境，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引资、引智、引技。所谓“全方位”，即向美、欧、日、韩以及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平等开放。所谓“宽领域”，即只要不在负面清单之列，就允许外资与国资、民企一样投到各行各业中去。所谓“多渠道”，即允许外资“绿地投资”、直接并购国企和民企以及通过QFLP、私募基金、风投等形式进行股权投资，或以技术、管理等要素入股投资、创业等。近几年，重庆按照上述理念持续推进，营造了便利化的投资环境，实际利用外资额较 5年前增长了近10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14年新年致辞
（2014年）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们又进入了新的一年。在此，我代表中共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各族人民以及所有关心支持重庆发展的各界人士祝福新年。大家新年好!过去一年，在X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我们积极应对复杂形势， 稳中求进，稳中有为，实现了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我们谋划实施五大功能区战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带来了发展理念和工作方式的深刻变化。我们扎实开展X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认真办好民生实事，密切了X群干群关系。当前的重庆，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社会和谐稳定。
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新的一年，我们将紧紧围绕“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改革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强化创新驱动，着力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努力为大家提供更稳定的就业、更均衡的教育、更高水平的医疗、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更优美的人居环境，使工作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更具幸福感!
市民朋友们：美好生活源自共同创造。让我们投入热情、奉献智慧、挥洒汗水，共同建设和治理好我们的美丽家园!
祝全市人民新年快乐，工作顺利，幸福安康!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内陆扩大开放
（2014年）
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研究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描绘出改革开放有机统一的恢弘蓝图，对于我国加快完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顶层设计，是扩大内陆开放的指针
经过30多年的实践，我们X对开放规律性的认识更加深刻、把握更加准确。这次全会从“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创新举措。特别是，针对对外开放不协调、不均衡的问题，对内陆开放作出了顶层设计和系统安排。一是“大通道”。“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二是“大通关”。改革“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 “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三是“大平台”。“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四是“开放的产业大集群”。“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五是“投资便利化大环境”。“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对服务业、制造业多个领域扩大开放。
我们要按照全会指明的路径，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构建“大通关、大通道、大平台、大产业”和优化“大环境”，真正把内陆从开放的末端变身为开放的前沿。
开辟国际大通道，创造内陆开放区位条件新优势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出了“一带一路”、“大鹏两翼齐飞”的宏大战略。
内陆通过开辟水、陆、空国际大通道，与我国既有铁路、公路、内河航运等连接，就能把新丝绸之路—长江黄金水道—海上丝绸之路连为一体，打通孟中印缅、中巴等经济走廊，联动三大洋、两大洲。内陆特别是西部地区由此就可改变区位大格局，成为对欧亚大陆开放的前沿。
开辟新的国际大通道，需要我们统筹制度安排和设施建设。在“软件”方面， 需要建立国际协调机制，驱动不同国家的“硬件”设施“兼容、运转”。以欧亚
铁路大陆桥为例，要使这一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实现常态化运营，必须打通沿线各国之间体制不统一、规则不同的“软件”障碍。一是要建立跨国铁路国际协调机制，核心是各国合作开通“五定班列”，定站点、定线路、定车次、定时间、定价格，优先装车、优先挂运、优先放行，全程监控，编制统一的运行时刻表，统一运单、统一调度。二是要建立跨国海关协作机制，实行中欧“安智贸” 试点和多国海关“一卡通”，实现一次报关、一次查验、全程放行。三是组建各国铁路部门和中国内陆省市合资铁路物流公司，明确协商程序和利益调剂方式， 各负其责，利益共享，实现多赢。
在“硬件”方面，对国家而言，要加强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对地方而言，要完善综合交通体系，发展多式联运。一是发展江海联运， 畅通长江黄金水道，开行“五定班轮”。二是发展铁海联运，提高铁路货运能力， 开行内陆直连沿海港口的“五定班列”。三是发展陆海联运，开辟通达东南亚、南亚腹地和印度洋沿海的国际公路物流大通道。四是发展国际航线，增开内陆直飞世界各地的客货运航线，实现内陆与沿海通过航空货运“等距离、等成本”地开放。
创新大通关制度，促进内陆对外贸易便利化“大通关”是内陆开放高地的必备要件。我国现行通关制度对内陆开放不太有利：一是口岸管理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协调难度大，加上内陆地区外贸体量很小，难度更甚于沿海。二是通关环节多，规章制度、操作程序各不相同，分别执法和作业，企业通关成本高，由于内陆还要协调与沿海、沿边口岸的关系，大大增加了企业成本。三是现行执法平台封闭运作，通关管理信息自成体系，企业需向不同的机构多次申报。内陆的出口货物一般要到沿海换装、集拼，电子申报数据核对费工费时，获得出口许可的时间严重拖延。
全会提出“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切中了问题的要害。扩大内陆开放，关键是要建立全国大通关制度。一是整合口岸管理相关职能，货物进出实行海关“一口对外”监管， 旅检实行“边检管人，海关管物”。二是通关和口岸形成协同高效的“一卡通” 平台，海关、质检、税务、边防、海事等部门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三是尽快增设内陆水运、铁路一类口岸。
优化内陆保税区功能，搭建服务内陆开放大平台全会提出，内陆要通过建设保税平台扩大开放，并创造条件升级为自贸园区。实践证明，内陆和沿海一样可以建好、用活保税区。一是要体现保税区的集聚和辐射功能，用足、用好、用活保税区加工贸易的政策。比如，开展“委内加工”，推动区内代工企业承接区外品牌商订单。试点“区中园”，推动加工贸易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等在区内开展一般贸易和保税贸易，促进形成特殊的产业链和集群。针对内陆保税区加工产品内销较多、零部件本地配套等特点，试行选择性征税。建立产品核心料件的集散分拨中心，提升产业集群协作、配套程度。二是要拓展保税贸易、服务贸易、自由贸易的服务功能，利用现代信息、电讯技术在保税区内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要大力发展对物流距离不敏感的大数据、软件外包、跨境电子商务、保税维修测试等业态，同时开展进口商品保税展销，改变高档品进口渠道窄、环节多的弊端，把大量出国旅游购物消费留在国内。三是要打造保税区的升级版，从仅局限于海关货物监管范畴延伸至在贸易、投资、金融、航运、税收等领域都实行特殊管理体制、政策，努力发展成为内陆自由贸易园区。
创新加工贸易模式，构建内陆开放型产业大集群
尽管我国加工贸易已形成了1.8万亿美元的体量，但是近20多年来内陆基本上没有加工贸易。这是因为，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大部分来自海外，产品也销往海外，内陆发展加工贸易必须面对沿海到内陆2000多公里距离造成的高昂成本。
加工贸易不是落后的生产力，其产业链全流程，既包含了战略性新兴产业， 也有很多价值链高端环节。为此，全会提出了创新加工贸易模式的要求。内陆要抓住机遇，从四个方面着力：一是建立整机加零部件生产的全流程产业链，推动加工贸易由水平分工变为垂直整合，使70%至80%的零部件本地制造，变“两头在外”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使进项物流成本大大降低甚至归零。二是解决好保税物流和出项物流。充分利用内陆保税区、国际铁路大通道，发挥铁、空、水等内陆口岸作用，促进产成品和料件进出口关检便利化，降低产品外销物流成本。三是注意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拓展，占领“微笑曲线”的高端，尽可能留下高附加值。
放宽准入门槛，打造外资投资便利化的大环境扩大内陆对外开放，不仅需要构建“大通关、大通道、大平台、大集群”，还要营造“大环境”。
当务之急，要按照全会要求，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顿“四风”，
形成为民务实清廉的X风政风，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环境，扩大吸引外资。
一要实现“全方位”引资，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平等开放。二要实现“宽领域”引资，只要不在负面清单之列，就允许外资与国资、民企一样投到各行各业中去。三要实现“多渠道”引资，允许外资进行“绿地投资”、直接并购国企和民企以及通过QFLP、私募基金、证券投资、风险投资等形式进行股权投资。
乘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内陆地区扩大开放，正当其时，大有可为。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促进重庆文化发展繁荣
（2014年）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类的精神家园。X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发展。X的十八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其中的重要板块。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文化体制改革也是其重要内容。这为新时期的文化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紧密结合重庆市文化建设实际，坚定不移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努力推动重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一、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文化，有狭义的文化产品，也有广义的社会文化。广义上的社会文化，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常常从经济角度讲，企业之间的竞争、区域之间的竞争、国家之间的竞争，靠的是产品、技术、资本、市场等。但制胜的核心因素，最终靠的并不是这些硬件，而是由一系列制度形成的文化。制度本身是一种文化，改革也是一种文化习俗的变革。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深刻影响了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机制，也使得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是制度文明的巨大影响力，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这里。
文化本身是一种慢变量，但变化慢的往往最终决定变化快的。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形成了一种价值观，优秀的东西保留了下来，糟粕的东西被不断淘汰。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世界上产生了影响深远的五种哲学文化，分别是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以老子为代表的道教、印度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欧洲耶稣为代表的基督教、阿拉伯地区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它们有的讲天上，有的重人间。但无论讲什么，都是用简洁易懂的方式传播其教旨教义。比如，《圣经》通过讲一些通俗的小故事，世代流传，教义也随之广布四海。中国的儒教也是如此，“仁义礼智信”就是其思想精髓，流传到近代后，孙中山先生用中山装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承，看似简单，但寓意深刻，易于流传。总之，一个社会的文化传承，历经千年洗礼而留存下来，一定有它内在的精华，我们要注意借鉴、吸收和优选。
进入当代，我们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近百年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总结和检验的。X的十八大
报告从国家、社会、个人的层面，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方针，就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我们要认真践行好，并把它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结合起来，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结合起来，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与科技创新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耳濡目染中接受和认同。这是文化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文化自信决定国家未来。如果说，对于一个企业、地区甚至国家，技术、市
场、产品、信用、资本、企业家、发展战略等是当下的核心竞争力，教育、科技决定着明天的核心竞争力。后天的核心竞争力靠什么？靠制度，靠文化。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本身是一种生产力，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比较稳定的制度构架，决定着科技、教育的发展状态，也决定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优秀文化形成的体制机制，对整个社会发展是一个无限强大的精神推动力。X的十八大鲜明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种自信就是一种文化积淀使然，是一种特有的价值观。我们搞文化事业的人，必须具备这种自信。否则，怎么去影响和带动社会成员呢？因此，广大文化工作者重任在身，务必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兢兢业业地推动文化改革发展，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把握好地区文化发展的衡量指标
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得好不好，我认为，有三个标志性的衡量指标：
第一，有没有覆盖城乡的文化基础设施和一批标志性重大文化设施。文化发展，不只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传递，还需要实实在在的物理表现。一个地区如果只有大量的高楼大厦、工厂、开发区，没有一丁点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就会形成文化沙漠。因此，必须努力建设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的文化硬件设施。重庆作为国家五大中心城市之一，这些年建成了重庆大剧院、国泰大戏院、重庆美术馆、自然博物馆、重庆图书馆、历史博物馆、三峡博物馆等市级场馆， 建设了一批区县、乡镇、街道、社区文化设施。这些必要的文化设施，是历届X委、政府接续推进的结果，是科学论证的产物。这种投入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的。如果不同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化方面一点也不投入，那是短视。当然，我们不能搞形象工程，如果搞出许多大而不当的文化设施，文艺院团、队伍建设等方面却跟不上，硬件再好也不能发挥作用。因此，文化设施要合理布局、科学发展，现在关键是管好用好，使之充分造福人民群众。
第二，对当地历史文脉的保护和传承做得好不好。我们不仅要建设良好的文
化基础设施，还要重视历史文脉的保护和传承。凡有历史价值的都值得保留，包括千年寺庙、百年教堂和名人故居等各类文化遗产。一个地方能够留下百年建筑， 一定有它的历史渊源。比如，百年教堂都有一段历史的记忆，西洋传教士进入中国距今100多年时间，凡有百年以上教堂的地方，当年一定是开埠之处。重庆目 前留存几座百年以上的教堂，就不应随意动迁，要重视对它们的保护。千年寺庙能保留下来也不容易，不仅要保护好寺庙本身，还要注意不能在周边扩建太多的建筑物，以免破坏原有的幽静。重庆是抗战陪都，抗战文物应该大力保护。早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们就实施了抗战遗址保护利用规划，对一批抗战历史建筑、重要抗战遗址、抗战历史风貌片区进行修缮和保护，现在关键要加强研究，把抗战文化的底蕴挖掘出来。尊重历史才会有生命力，一定要用历史的眼光，增强文化意识，重视对历史文脉的保护和传承，这样才能生生不息。
第三，是否有一批优秀的文化人才和文艺作品。如果只重视硬件，没有优秀的人才，出不了好作品，也搞不好文化事业。文艺作品很多，包括广播、影视、戏剧、音乐、美术、出版物等，都必须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才能吸引人，才能为社会服务。一般来说，能够传世的好作品有五个特征。一是情节简单。比如，我们推出的川剧《金子》、杂技剧《花木兰》、歌剧《钓鱼城》，3分钟就能把两 小时演出的剧情讲清。二是时间的穿透性。好的作品是可以穿越时间的。一个作品如果只有当下的人能看懂，说明它所反映的情节是浮浅的，缺少对人性的深刻描述。三是空间的独特性。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要把中国的、民族的演活了， 别的地方就会感到新鲜，就有观众，就会流行起来。四是表达方式简明。剧目并不需要用太多的语言来传递思想，否则就有说教的嫌疑。如果全靠翻译才看得懂， 这个戏就不可能传播到世界去。五是成本控制得好，布景、道具要简单。比如，
《金子》就是几个柜子作道具，并不需要花几百万元、几千万元。总之，符合这五点的剧目，既能赚钱，又能持续发展。这需要有精心构思，有炉火纯青的表演， 有优秀的艺术人才，包括剧作家、导演、演员等。所以，必须抓好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培养、引进和使用好优秀作家和演艺人才。
标志性文化设施、历史文脉传承、优秀人才和作品，是承载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基础。对照这三个维度，重庆直辖以来的文化建设的确有了很大发展。在文化设施建设方面，形成了一批市级重大标志性文化设施和基层基础文化设施。历史文化传承方面，我们对各种文化遗产进行了有效保护，国家文物局评估重庆文化遗产数量在各省区市中是靠前的，今后要发掘好、保护好，提升其价值。近年
来也涌现出不少知名文化人才，创作出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这些都表明，重庆正在向文化强市的目标挺进。
三、高度重视社会层面的文化发展
一个地区的文化建设，除了抓文化基础设施、历史文脉传承和专业文化人才文艺作品，抓文化部门直属的文艺院团、传媒单位外，还应关注、引导好社会性的文化建设，重点有三个方面：
第一，大力推进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和社区文化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细胞是企业、校园和社区。企业的竞争力与企业制度、企业文化息息相关。真正优秀的企业都拥有内涵丰富的企业文化，而且这种文化具有延续性，不会因为管理者更迭而轻易改变。优秀企业文化可以塑造出城市文化的风景线。比如，上海一家咖啡连锁企业搞了一个“老人角”，让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喝咖啡，每天有近千位老人在那里喝咖啡、晒太阳、聊天，形成了一种银发黄昏的美好景象，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校园文化不仅从属于教育系统，也是构成社会文化的重要方面。一所优秀的大学，不仅有优秀的教师、优秀的学科、优秀的学生，有充足的经费和设施条件，往往也有独具一格的优秀的校园文化。要探索建立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的资源库，选择一批符合重庆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加以重点培植、重点推广，以点带面，积累和展示这种文化现象。城市文化的再一个方面就是社区文化。现代人比较注重个人隐私，但有困难的时候也需要帮助。社区一方面可以为现代人提供平安、宁静的居住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支持居民互助互动。城市社区不像农村邻里之间那样熟络，更强调空间的私密性，但人总是需要沟通交流的。要因地制宜，而不是行政命令式地推动。这是社区文化的一种特质，应当引起重视。
第二，促进科技与文化有机融合。科技和文化就像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文化是灵魂，科技是手段，互相推动促进。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如今的电影表现形式已经与50年前、
100年前有了很大变化，这就是科技进步推动文化发展的典型案例。现在，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云计算时代的到来，文化制作和传播方式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苹果、雅虎、谷歌等世界级公司和中国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正在颠覆传统的影视业、出版业、印刷业和平面媒体，甚至改变人们的阅读和思维习惯。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实现文化产业与现代科技的有机结合，就会被时代所抛弃、所淘汰。在促进文化与科技相结合的过程中，要推
动文化从业者加强现代科技的学习，同时要引入科技工作者参与到文化产业中 来。无论是广电、报业等大集团，还是最近几年崛起的新媒体，都面临如何把科技与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的新课题。翻过了这个坎，就会前途无限。
第三，切实做好历史文脉的传承和挖掘利用。既要保护、修复、展示好数百年、上千年的历史遗迹，更要挖掘、利用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不仅仅是古遗址、古建筑、文物、古街、古村落本身的事情，我们所有文艺院团、传媒企业、研究机构、作家、演员，都有这个责任。要树立科学的历史观和正确的价值观， 准确客观地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歌剧《钓鱼城》就是这方面的范例，它站在战争与和平的角度，述说了一位将军用一人的屈辱投降换来30 万百姓的平安，确保了国家统一和天下太平。这种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观，能够赢得各国人民的接受，完全可以走出国门。重庆是一座“文化富矿”，还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址和文化故事可供挖掘和利用。比如，重庆的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国有和民营企业发展、金融市场建设、城市特殊景观、三峡库区移民等，都有大量值得颂扬的现实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可以写成小说，也可编剧本，拍电影、电视剧，让国内外充分认识重庆的人文历史和传统，认识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和力量。这方面需要大家广聚智慧，积极探索，善加利用。
四、深化文化领域各项改革
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全市文化战线要抓住这一重大改革机遇，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激发文化创造活力。
改革的要义，最重要的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不仅对经济类资源，也对文化类资源起着决定性配置作用。这种决定性作用包含五个方面。一、市场讲究竞争，竞争产生优胜劣汰，这就形成了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二、市场经济注重价值规律，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有重要影响。计划经济时代，一切商品价格都由政府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现在，除战略性资源产品如成品油和天然气、涉及国计民生核心环节的金融产品、公共服务产品如地铁和轨道交通之外，其余都由市场定价，价值规律就产生资源配置的作用。三、市场经济是法人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国企和民企，大企业和小企业， 内资和外资，一切市场主体拥有同等国民待遇，不能保护谁、歧视谁，这就保证了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四、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如果有人欺诈，有人做坏事，
就由法律来裁决。五、市场经济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劳动力、资金、技术等都作为要素参与分配，效益高者多得。从这五个角度审视，以前可能每个层面都有政府过度作为的地方，改革的方向就在这里。当前重庆的文化体制改革，要抓好以下几件事：
第一，推动文资公司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市级全部国有文化资本都可以归其管理，它本身用不着负债发展，而是一个纯粹的国有投资公司，一部分资本投报业，一部分资本投广电，一部分资本投影视集团或者出版集团。这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
第二，推动市属各文化集团向混合所有制发展。各文化集团，都有二级企业、三级企业，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精神，这些子公司可以混合投资，可以占大股，也可以占小股；可以引入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入股，也可以吸引基金投入。集团层面，也可以考虑合资，发展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最规范、最经典的标志，要积极推动报业集团等企业上市。
第三，推动建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过去行政补贴滋生了大量没有市场的垃圾文化，还导致了灰色交易。今后，应该以市场为导向，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补贴要改为设立文化产业引导基金。比如，财政一年投入2亿元，就可引导8亿元的私募基金投资。5年有10亿元引导基金，就能撬动40亿元私募基金投入。这个引导基金可以交由专业的基金团队来管理，按照市场机制对有前景的文化产业和项目进行投资。一旦被投资，企业就会迅速壮大甚至上市，不仅对重庆文化产业很有助益，还可确保国有资产和投资者得到丰厚回报，符合混合所有制的发展方向。
第四，推动广电集团探索成立市场化的影视公司。这个公司的理念和好莱坞市场化方式基本相似。影视公司可以经营多个影视制作室，一个制作室一栋楼， 10个到20个制作室就形成了影视拍摄基地，可吸引多个摄制组同时拍摄作品。在这个基地拍出一批好作品，可吸引中国电影电视人到重庆举办类似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活动；可以在影视基地开设电影院，收集播放过去的优秀老影片，供群众欣赏；可以成立企业，收购投资重庆的影院线，举办影视拍卖会，拍卖交易影视作品和设备；可以组建影视投资基金，以市场化的模式投资各类影视产品。
第五，着力培育文化消费市场，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按经济学原理，支柱产业增加值应占地区生产总值的5%以上。目前，重庆文化产业占比是3.2%。按现在全市经济年均增长12%，文化产业年均增长15%以上测算，5年时间这一占比就可提高到5%。这需要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化、市场化，切实激活文化消费。
一般而言，人均GDP在5000美元至1万美元的阶段，是文化产业的黄金发展期。在人均不足3000美元的地区，文化产业才刚萌芽，谈不上大发展。这些地区更多的是需要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需要各大院团以政府采购的方式下基层为群众无偿演出，而不是寄希望于在文化产业发展上赚钱。人均超过1万美元的地区，文化消费会有市场，文化产业将得到长足发展。这些地区就应该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市场化，少搞政府补贴性项目，通过产业化，多出特色和精品剧目，用优秀作品吸引人，带动消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 只有焕发全民族的文化激情，以全民族文化素质和文化意识的提升，才能汇聚起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全市广大文化工作者要以X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改革创新、锐意进取，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促进“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再立新功。
用足用好用活国家金融政策 推动重庆金融业加快发展
（2014年）
一、盯住五大目标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重庆要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目标是什么？大体上有五条
一是到2017年，金融业GDP占全市GDP的10%。近年来，重庆金融业为全市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不仅支撑了工商企业的发展，而且自身也成长为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去年重庆金融GDP的占比是8.6%，在全国仅次于北京、上海，要实现2017年占比10%的目标，每年金融GDP增长率要达到17%、18%。这个指标代表了重庆作为金融中心的辐射能力。
二是国民经济证券化率力争2017年达到70%，赶上全国平均水平。过去十年， 中国经济翻了两番，金融业更是发展迅猛，银行总的资产涨了六倍，保险也涨了六倍，信托涨了十倍，只有证券市场不大景气。今后十年，中国资本市场在改革的春风下，会迎来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阶段，国民经济证券化将会加速，新股上市增多，证券市场市值增加，全国的国民经济证券化率到2017年有望达到70%，重 庆在这方面目标要求不高，就是要赶上全国证券化率平均值，如果能超过当然更好。
三是用活用好用足国家的政策，到2017年使重庆成为内陆地区金融体系各类功能性牌照最齐全的地区。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机制是一体化的，金融系统不管是银、证、保，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不管是宏观的货币政策，还是微观的监管要求，全国上下是一体化的，因此，地方政府搞金融改革，不需要不应该也不可能去进行大的体制机制创新。一行三会每年推出的新业务、新牌照，对地方来说都是新的业务形态，新的发展动力，地方政府只需要把握一行三会的政策方向， 把握每年的重点改革措施，积极争取每年新的试点和金融牌照，把这些业务和功能开展好，就是地方的金融创新。比如今年一行三会重点推了民营银行、信用保险、第三方支付、消费类金融、汽车租赁、金融保理、再担保公司等十二种牌照、许可，我们就要努力的争取到八块、十块、十二块牌照。网络金融第三方支付牌照，国家批了三批，我们理解了这个牌照的重要意义，努力争取到五块。消费类金融公司全国批四家，重庆有一家。民营银行第一批批了三家，重庆没争取到， 就一定要争取到第二批。还有信用保险公司，我们也要争取批一个。保理公司是银监会去年开始推的，重庆是试点地，也要争取搞几个。此外汽车金融租赁牌照，
重庆也应该有，我们要帮长安集团申请一个汽车金融租赁牌照。
四是大力发展要素市场。之所以重视要素市场，是因为要素市场是市场秩序的规范者，是各种重要要素的价格发现者，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我们搞要素市场的基本标准，是某一类要素在全国市场交易总量超过1万亿元，这样的要素市场就有搞得意义。如果一个要素市场交易量能达到1000亿元，就能基本掌握定价权。比如医药，全国一年药品交易量1万亿，重庆搞了一个药交所，现在的交易量是200亿，已经出现一定的定价效应，如果到了1000亿，就有了定价权。要素市场除了上述三个功能以外，还是一个金融结算中心，交易辐射到全国各地， 全国各地买卖的现金流都在这里结算，税收也交到这里，总体上要素市场有这方面的重要功能。
前几年经过国家批准，重庆有7个要素交易市场，上半年做了4000亿元交易量，发展得不错，要继续做好。最近在发展的，一个是全球废旧物资生产资料回收市场，是工信部明确支持的，既有利于环保，又是再生资源利用，也一个很大的产业。还有就是纺织品交易所，以及石化产品交易所，保险资产交易所。其中有些是央企搞的市场、交易所，我们要积极争取落户在重庆。此外还要筹备外汇的离岸金融交易中心或者交易结算中心，能产生大量的税收和中介服务收入。
五是良好的金融生态。一个是这个地区全社会融资结构要比较好，二是金融风险比较低，坏账比较低。近几年重庆金融机构的融资结构比较令人满意，今年上半年新增的融资共3000多亿，其中40%是银行的贷款，直接金融的股票债券占了26%，剩下30%几就是小贷公司、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个结构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当然最合理的比例是45%：30%：25%。以前融资90%以上都是银行贷款，现在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非银行金融机构都要百分之十几的利率，相当于半高利贷，占比不能过大。资本市场债券利率又比银行利息还低， 应该大力发展，三管齐下。
二、关注五个指标时刻防范金融风险
第一，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目前全国房地产市场处在下行状态，重庆尽管还算好，但是今后几年也要防范一些中小房产商因资金链断裂带来坏账。
第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重庆的地方政府债务，经国家审计局审计， 债务率不到GDP的30%，在安全线以内，这个是讲全市。对区县来说，有几个区县债务比较重，市里在帮助他们做好调度的同时，也会给他们改革的压力，让他们通过改革，特别是通过PPP改革，尽早把债务降下来。
第三，防范困难企业和产能过剩企业风险。近年来重庆基本没有投资产能过剩行业，对原有的困难企业，通过一企一策，帮助扭亏脱困。
第四，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现在一般社会上讲互联网金融，不是讲金融机构互联网化，而是互联网电子商务类的公司去发展互联网中的金融。互联网是手段，金融的本质是没有变化的，都必须按照一行三会对普通金融机构的监管一样实施有效监管。现在的互联网金融，主要有四类。一类是第三方支付，第二类是P2P，人人贷，互联网上下游客户沉淀的资金拿来贷给上游、下游的企业。第三类就是所谓的众筹，通过互联网将网民手中的资金聚沙成塔筹集起来。第四类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货币基金，也是通过互联网高息揽储。对这四类互联网金融的监控一定要到位。
第五，防范社会性的非法集资活动，包括地下钱庄、老鼠会、非法典当、传销、乱集资等。社会上任何非金融机构的个人或群体，采用高息揽储或老鼠会搞的乱集资，通过不规范的地下钱庄、典当行放高利贷，都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金融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要依法严厉打击，小处着眼，露头就打，防患于未然。
坏账方面，重庆的银行上半年不良率是0.34%，信托公司是0.3%不到，小贷公司是0.4%，担保公司是0.8%，在全国都算是最低的。总的来说，眼下重庆的金融生态是好的，要保持下去。这五个指标，有的现在已经基本达到要求，要保持下去，有的还未达到要求，要努力奋斗。
三、牢记五个要点守住金融管理底线
首先，金融是服务业，服务于工商实体经济，工商产业兴则金融兴，工商产业衰则金融业衰。事实上，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就是金融没有好好为工商经济服务，而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循环，自拉自唱，最后引发了世界级的金融危机。金融业在考虑政策、方向的时候，一定要以国民经济、实体经济、工商产业的利益为最高标准，不能站在金融圈自身利益上来设计、考虑。比如说，利率市场化后，银行贷款利率一路走高，原来贷款利率是6.23%，最高可以有20%上浮， 现在利率市场化了，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有的上浮50%，很多中小企业的银行 贷款利息就接近10%，这个还不算其他的什么贷转存，第三方服务费等等，这些 加起来变12%、13%都有。总之，现在全国平均贷款利率，原来是6.5%，去年是7.1%， 如今已上升到7.65%。仔细想想，这就是银行没有想到服务工商企业，没有想到 货币政策应该是为工商企业服务的货币政策，而不是为金融系统自身循环服务的货币政策。上个星期国务院出台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十条措施，条条都极具针
对性，国务院这十条，在方向性上面讲得非常好，再次明确了金融为工商企业服务的最高宗旨。
其次，金融危机一旦形成，想要加以解决，最终要靠工商经济的发展，要靠战略性的科技创新，靠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这是一个全面的认识。比如美国2008年这么大的金融危机，坏账几万亿，很多企业倒闭，但是就在这三四年里， 美国的信息产业涨了六倍多，苹果公司2008年的时候只有500亿美元市值，到2010 年就达到5000亿美元市值，2011．2012年最高的时候是7000亿美元。信息产业新的革命，就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增量。此外，页岩气也是在这几年改变了美国能源结构。由此可见，经济向好要靠工商经济拉动，经济坏的时候更要靠工商经济摆脱危机，如果单纯靠金融业自身来解决金融危机，结果无非三个：一是推迟危机， 二是转嫁危机，三是把现在的危机解决了，但又酝酿出更大的危机。我从来不轻视金融，但越熟悉金融，就越会产生这样的认识。
第三，金融的本质就是信用。什么叫信用？为有钱人理财，为需要钱的人融资，这个过程中，金融机构做中介，这中间就需要信用。金融机构要保持良好的信用，一定要做好三点。第一，金融在交易过程有杠杆比，这个杠杆比不能太高， 太高就会产生泡沫，一定出毛病。1:3．1:5．1:10．1:20都可以在不同条件下讨论，杠杆比越大，风险也越大，当年雷曼兄弟公司就是死在CDS债券1:40的杠杆 比炒作上。这方面保守一点一定没有错。第二是不能放高利贷，利息不能太高， 放高利贷看起来一时效益很高，但一方面，高利贷会害死贷款企业，企业死掉了， 你的贷款对象也没有了，另一方面，为什么这个企业会来借高利贷，很可能病魔缠身，你把钱借给他，很可能坏了你的帐，鸡飞蛋打。第三是中间环节不能太多， 从资金来源到资金去向，中间一般只有一个环节，了不起两个环节。环节多了， 三、四、五个环节串联，一定有黑幕，一定出乱子。总之，杠杆比不能太高，利息不能太高，环节不能太多，这三条是金融的铁律，是保持信用的原则，这也是监管部门应该把控的。
第四，社会的直接金融、间接金融，也包括非银行金融系统，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中国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股本资金市场化补充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融资体系一直在建立和完善，不管是银行、证券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搞起来了，但是因为股票市场发展得不正常，所以中国国有、民营企业的资本金市场化补充机制没有真正形成，导致中国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每隔十来年就出现一次因债务过重，资金链断裂引发的倒闭风潮。有人说中国政府债
务重，其实中国政府债务客观讲不怎么重，美国政府债务是GDP的1.1倍，欧洲是1.5倍，日本是2倍，我们中央加地方政府债务是GDP的50%。但是中国企业的债务总额是GDP总量的140%，而美国、欧洲、日本只有50%—60%，这是因为他们的企业资本市场化补充机制非常健全，所以企业不必向银行或者其他渠道借太多的钱。要解决这件事，就是要把资本市场搞上去，包括公募的证券市场和私募的股权基金市场。
最后，监管和创新是一对矛盾，永远要保持平衡。对于有实质意义的创新要有睿智，要有眼光，要予以宽容，要予以支持。但是对离开了宗旨本质的莫名其妙的创新，属于高杠杆比、高利贷、多环节，这三种背景下的创新，要坚决果断、毫不留情地取缔，否则一旦出现问题，就会产生极大的风险和严重后果。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开启智慧城市新时代
（2014年）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力。目前，人类智慧与物理世界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并呈现出一种必然趋势。作为人类文明汇集地的城市，正顺应这一趋势，以云计算、大数据的应用为基础，通过对城市各个系统进行数据采集、互联互通、优化选择等智能化改造，将海量的、无序的数据，转化为具有更强辨析决策能力、洞察发现能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信息资源，进入了智慧信息高度互联、智慧产业高端发展、智慧技术高度集成、智慧成果高度渗透、智慧服务高效便民的智慧城市的新时代。
在中国步入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智慧城市的建设将助推城市的国际化步伐，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并深刻影响和变革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让城市发展更科学、管理更高效、社会更和谐、生活更美好。基于这样的认识，重庆重点围绕大数据处理与内陆开放、产业升级、城市管理和惠民服务等深度融合，开展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探索。
以互联互通的通信设施为基础当今世界，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交织、紧密融合。智慧城市作为信息化的时代杰作，只有顺应经济全球化，才能赢得广阔的发展空间。一个智慧城市必然是开放式和国际化的。联通世界的各种基础设施就成为基础要件。重庆作为中国内陆唯一的直辖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目前已形成了航空大通道、港口大通道、铁路大通道三大国家级交通枢纽。在国家的支持下， 重庆拥有航空、内河航运和铁路三种国家一类口岸，并匹配了三个保税区，实现了枢纽、口岸、保税区的“三合一”，这在我国几十个内陆城市中绝无仅有，由此奠定了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和综合交通枢纽的地位。
对智慧城市而言，最为关键的基础设施，是承载数据传输功能的网络通道。最近，重庆网络通信地位也由过去的城域网点，上升为与北京、上海一样的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省级出口带宽提升至3600G，网间互联互通能力达到1030G， 响应速度提高85%以上，传输时延降低60%以上，丢包率下降90%。重庆的网络通道具有三个功能：一是枢纽功能。互联网流量和数据，在重庆直接传输交换，不再需要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中转，不仅服务本市，还汇联服务中国西部地区。二是口岸功能。重庆已建成12条直达国际出入口局的数据宽带专用通道，跨国企业的业务数据可在重庆信息安全得到确保的情况下，便利地进出。三是外进外出
的国际数据中心平台。企业借助这个平台，开展离岸数据外包服务、跨境贸易， 可以实现相关数据的外进外出。这样，在重庆航空、港口、铁路三个“三合一” 基础上，又增添了数据通信枢纽的平台，形成四个“三合一”的格局。这将为重庆的信息化发展提供更加开放融合的基础条件，为智慧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庞大的智能生产体系为支撑赋予物以人格化的智能，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关键。这就需要形成庞大的智能传感、存储、计算和应用的产品体系，使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有效连接并协调联动。智慧城市建设的需要，使智能元器件及其材料会加速普及。这将为制造业的发展创造新的市场和商机。
过去五年，重庆抓住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产业重新布局的机遇，围绕产业垂直整合和集群发展，推动“整机+零部件”、“研发+生产”、“营销+结算”等 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形成了多品种、多规格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打印机、路由器、手机等智能产品体系，今年可达到1.9亿台件，形成约5000亿产值，这 为重庆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产业和产品支撑。
顺应智慧城市和大数据时代的潮流，我们基于已有基础和现实条件，进一步布局了集成电路、液晶面板、物联网、机器人、石墨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这些项目科技含量高、产业链长、市场潜力大，并都与“智慧城市”紧密相关。未来五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又将形成5000亿级规模的增量，成为重庆工业新的支柱。预计到2020年，重庆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将达到万亿级，将为智慧城市各种数据信息广泛互联提供有力支撑。
以大数据计算处理为神经中枢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是智慧城市的神经中枢和工作内涵，也蕴藏巨大的增值红利。从世界贸易发展的轨迹看，近百年来，以实物商品为主；近三十年，以各类跨国跨地区的服务贸易为主；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大数据信息进出口将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标的物，国际间进出口输入输出的最大价值的产品其实是各种各样的“计算”，信息资源的财富特征将在这个再开发、再利用过程中得到充分显现。
大数据时代，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能力，其重要标志是“计算”能力。这种能力分为四个层次：一是芯片制造能力，竞争的是一秒钟几十万次、几百万次直到几亿亿次的芯片制造能力；二是包括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等各类网络终端产品，竞争的是终端计算能力；三是云计算时代的云数据中心，竞争的是包括数据存储、运算、传递的能力，其标志是服务器规模和速度所体现的能力；
四是大数据处理的能力，竞争的是软件开发、数据分析、综合各行各业业务的配套能力。
这几年，我们就是按照这四个层次布局重庆的计算能力。我们正在发展集成电路制造业，推进亚洲规模最大的网络终端生产基地建设，同时我们在两江新区规划建设了云计算数据中心，通过与太平洋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腾讯等企业合作，已开工30万台服务器建设项目，预计明年有10多万台服务器将投入使用，今后几年有望再增加几十万台规模。依托庞大的服务器系统以及正在推进的通信枢纽建设，我们一方面通过可以连接和整合各地数据资源，有望成为亚太地区的数据存储中心、异地灾备中心，形成集聚各类数据的云体系；另一方面，可以集聚大批数据开发人才和企业，通过云计算和网格计算，形成具有超级计算能力的数据开发、处理和应用中心。这将促进跨区域分工合作和资源优化配置，预计到2017年，重庆的各种数据外包服务可形成500亿元产值。重庆正在推进的跨境电子商务、离岸金融结算、国际大通道物流等新型服务贸易，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支撑。这些新型服务贸易借助互联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就业容量大、无区位障碍，完全符合低碳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方向。比如，重庆作为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和外汇支付“双试点”城市， 正在全方位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力争三四年后达到上百亿美元。重庆的保税区内可设立跨国企业总部或区域结算中心，并通过开设离岸结算账户开展离岸结算业务。去年，惠普等一批跨国企业离岸金融结算达1000亿美元，预计今年可达1500 亿美元。与跨境贸易、离岸结算等业务配套，重庆已有跨境贸易第三方认证中心及第三方跨境支付牌照的相关企业。他们依托大数据平台和系统，拉通跨境贸易报关、物流、资金流等各个环节，批量处理和解决贸易真实性问题，有助于降低跨国企业资金集中管理风险，并给跨国企业带来资金集中后的盈利新模式。
以城市运行的智慧化为归宿智慧城市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智慧城市建设，有助于城市实现从管理到服务、从治理到运营、从零碎分割到协同一体的革命性转变，使城市管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产生质的飞跃，形成智能响应、绿色低碳、便民高效的城市发展新模式。
作为国家级智慧城市试点，我们实施了“云端计划”和“大数据行动计划”， 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一是城乡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三网”融合和4G网络加快形成。二是信息技术与交通、市政、医疗、环保、公共安全、社区管理等领域的融合度迅速提高。三是智慧应用进入了一些领域，如智慧社区和智慧家居，重
庆车联网应用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远程医疗物联网平台在全国推广应用。
重庆智慧城市建设，尚处于起步期。我们将统筹制定建设规划，坚持以人为本，突出绿色、低碳、便捷、高效。研究制定智慧城市的各种行业标准，为智慧城市扫除障碍。目前，我们正构建政务共享、信息惠民、信用体系、社会治理四大公共应用平台，连接“信息孤岛”，实现资源共享。建立健全与信息化相关的各种制度规则和法规，实现基础数据共享、行业管理独立、信息安全可控，并培育与此相关的社会文化。
内陆地区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一个直辖市例证
（2014年）
新时期扩大内陆开放，应从如下方面着力：开辟新的国际大通道，创造内陆开放的区位条件新优势;创新大通关制度，促进内陆对外贸易便利化;优化内陆保税(港)区功能，搭建服务内陆开放的大平台;创新加工贸易模式，构建内陆开放型产业大集群;放宽准入门槛，打造外资投资便利化的大环境。
在深刻认识、把握开放规律的基础上，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扩大内陆开放”。“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开放的产业大集群”、“投资便利化大环境”是扩大内陆开放的标志和方向。新时期扩大内陆开放，应从如下方面着力：开辟新的国际大通道，创造内陆开放的区位条件新优势;创新大通关制度，促进内陆对外贸易便利化;优化内陆保税(港)区功能，搭建服务内陆开放的大平台;创新加工贸易模式，构建内陆开放型产业大集群;放宽准入门槛，打造外资投资便利化的大环境。
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30多年来，我国坚持以开放引领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研究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领 域，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相辅相成、互为动力的辩证关系，描绘出改革开放有机统一的恢弘蓝图，对于我国加快完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一、扩大内陆开放的提出
面对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创新举措。特别是，全会提出扩大内陆开放，并明确了重点任务、基本路径、重要举措， 充分体现了我们X对开放规律性的认识更加深刻、把握更加准确。
开放之初，我国沿海和内陆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经过30 多年的对外开放，东南沿海快速发展，沿海省份土地、人口虽然只占全国的13.5% 和41.2%，但拥有全国87%的进出口、83%的实际利用外资、78%的对外投资。同时， 由于开放程度的不协调，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广袤的中西部地区与沿海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
我国开放的现实状况，让一些人陷入了认识误区，即认为开放是由地理区位决定的，内陆注定不如沿海开放，内陆只能跟从沿海梯度开放。这些认识过度强调先天条件，忽略后天努力;用静止的眼光看待变化的问题，没有认识到区位比较优势是因时因地而变的，或没有放眼看世界，没看到在欧洲和北美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一样开放比比皆是的案例。
开放本质上是一个市场经济命题，其基本内涵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两种资源”，推动本国或本地生产发展、贸易扩大、人民生活改善。市场跨国配置资源要素，既需要“硬件”设施互联互通，也需要“软件”的制度安排来协调国家之间千差万别的文化、规则、法制。从这个意义上讲， 开放既受不断变化的区位条件的影响，也受不断变化的制度及其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和理念的影响。
内陆要把开放搞好，就要把体制搞活。从经济学逻辑看，正是因为沿海体制机制搞得活，才能深度参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有效配置“两种资源”。内陆体制不活与开放落后相互牵扯、互为因果，使得很多优势没发挥出来，没能很好地利用国际资本和要素。从国际经验看，德国地处欧洲大陆，但开放水平远甚于西班牙、葡萄牙等沿海国家，其内陆城市如柏林、法兰克福、慕尼黑等都是著名的国际经济、金融中心。瑞士、奥地利、卢森堡等内陆国家开放程度较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相应较高。从国内实践看，近年来重庆市创新开放的体制机制， 用实践证明了内陆同样可以搞好保税(港)区，发展加工贸易以及离岸的各种服务外包，同样可以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引资、引智、引技，同样可以成为口岸高地、开放高地。
内陆打通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的各种国际大通道，就能改变区位条件，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区位条件是相对的、变化的。在大航海时代前，由于没有航海通道，沿海也不意味着拥有开放的区位优势。相反，历史上中原大地人便其行、货畅其流、客商云集，开放程度比沿海高得多。在航空、铁路快速发展的催生下，陆地和空中交通越来越便捷、便宜，国际大通道迅速改变了内陆的区位条件。油、气管道等能源通道由西向东的走向，充分体现出内陆“近水楼台”的优势。进入信息时代，光纤、移动互联等通信技术推动内陆与世界“零距离”连接。总之，内陆的区位条件已不再停留在传统概念上。当前，内陆和沿
海的区位各有各的优势，而且就面向亚欧大陆的开放而言，内陆有显著优势，西部是真正的开放前沿。
针对开放中还普遍存在着不协调、不均衡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内陆开放作出了顶层设计和系统安排，强调着力推动内陆扩大开放，补长全国开放一盘棋大格局中的“短板”， 促进开放型经济协调、均衡、可持续发展。这标志着我们X对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把握这种规律性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只要全面落实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着力解决“硬件”和“软件”的诸多问题，创造出区位条件的新优势，激发出体制机制的新活力，就一定能使内陆和沿海沿边同步、同等开放。
二、扩大内陆开放的标志
《决定》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地方，就是浓墨重彩地勾勒出内陆开放的五大标志和方向。
“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改革“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 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
“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在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若干自由贸易园(港)区”。
“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 “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
“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对服务业、制造业多个领域向外资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扩大开放。《决定》包含的“五大标志和方向”，既是对过去一些内陆省份“摸着石头过河”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也是对未来内陆开放作出的顶层设计、系统安排，必将指导和推动内陆扩大开放，
创造出一个新的“开放红利期”，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添强大后劲。
三、扩大内陆开放的取向与策略
新时期扩大内陆开放，需按照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的路径，在建设“大通关、大通道、大平台”和优化“大环境”、创新加工贸易模式等方面系统推进， 真正把内陆从开放的末端变身为开放的前沿。
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X中央统揽ZZ、外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营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重要举措。”
对内陆而言，这个“一带一路”的宏大战略，既是必须肩负起、落实好的重大责任，也是改变区位条件、创造区位竞争新优势的历史性机遇。
古往今来，大通道改变区位大格局。随着丝绸之路兴废，长安、洛阳等古都和楼兰、龟兹等西域古国也历经兴衰。在“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之后， 国际贸易就由海洋“蓝色文明”主导，当今85%的国际货物贸易都依靠海运完成。然而，随着国际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现代运输技术飞速发展，陆上的国际物流贸易方兴未艾、蓬勃发展，比如北美、欧洲大陆通过公路、铁路开展的国际贸易就十分活跃。
从开放大视野审视，内陆享有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地利之便，开辟水、陆、空国际大通道，与我国既有铁路网、公路网、内河航运网、航线互联互通， 就能把新丝绸之路—长江黄金水道—海上丝绸之路连为一体，打通孟中印缅、中巴等经济走廊，联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三大洋和欧洲、亚洲两大洲。内陆特别是西部地区可通过开辟新的国际大通道改变区位大格局，真正成为我国对欧洲、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前沿。内陆中心城市也可趁势崛起，成为国际物流、贸易的枢纽和内陆开放高地。
在“软件”层面建立国际协调机制，驱动不同国家的“硬件”设施“兼容、运转”
以欧亚铁路大陆桥南线为例，长期以来，这条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就客观存在，但没能实现常态化运行，关键是没能打通沿线各国之间体制不统一、规则不同的“软件”障碍，从而没能真正解决跨国联运的便捷通关、运行班列调度、运
行价格不统一、货源不稳定且回程货不平衡等问题。要解决这些大面积、长周期存在的问题，关键是要创新协调机制：铁路方面，建立跨国铁路国际协调机制， 核心是各国合作开通“五定班列”，定站点、定线路、定车次、定时间、定价格， 优先装车、优先挂运、优先放行，全程监控，编制统一的运行时刻表，统一运单、统一调度。海关方面，建立跨国海关的国际协作机制，实行中欧“安智贸”试点和多国海关“一卡通”，保障在始发站报关查验后，
沿途各国海关不再重复关检，实现一次报关、一次查验、全程放行。组织方面，由各国铁路部门和内陆省市合资成立铁路物流公司，各负其责，利益共享。运费方面，建立完善联席制度，明确协商程序和利益调剂方式，实现多赢。这些创新是内陆打通国际大通道所必需的工作推动，对内陆地区具有普适性。
近年来，重庆市在海关和铁道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制定六国铁路部门“五定班列”运行时刻表、落实海关“安智贸”便捷通关协议、合资成立“四国五方” 合资的铁路货运物流公司，成功地开通了欧亚大陆桥“南线”———“渝新欧” 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2013年以来，“渝新欧”每周开行3次，共开行近100趟、运输8000多标箱。目前，全程运行时间16天左右，运时比海运快30多天。实践证明，开通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能大大地节省运输时间，完全可以把“直接运费
+货物占压的资金时间价值”形成的综合运费降至与海运费用相当乃至更低的水平，并且减少海盗、台风等不确定性，提高企业安排生产的准确性，方便出口企业。
在“硬件”层面加大基础设施投建力度
在国家层面，加强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规划，积极参与大通道沿线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中哈、中俄等边境口岸的设施、设备，加强对中巴、中缅各种通道印度洋起点港口的投建力度;成立区域性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打造立足经济带、经济走廊的跨国基建投融资平台。
在地方层面，对于内陆交通枢纽，要加大铁路、港口、航空、公路等基础设施投建力度，完善综合交通体系，发展多式联运。一是江海联运，畅通长江黄金水道，提升内河航运能效，
开行“五定班轮”，促进内陆出海物流便捷化。二是铁海联运，提高铁路货运能力，开行内陆直连沿海港口的“五定班列”，形成快速物流通道。三是陆海联运，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和出省公路通道，开辟通达东南亚、南亚腹地和印度洋沿海的国际公路物流大通道。四是国际航线，增开内陆直飞世界各地的客货运
航线。从内陆飞往世界各地的客货运航线，与沿海的成本相差无几。近年来，内陆国际航空客货运业务发展较快。重庆市为满足加工贸易快速发展的需要，建成了大货机起降长跑道、保税港区国际航空货运站，开通了31条国际客货运航线， 国际航空货运量四年增长10多倍。积极配合国家战略，加快建设与国际互联的油气管道、光纤等设施，突显更靠近西亚、中亚的区位优势。
“大通关”是内陆开放高地的必备要件。然而，现行通关制度对内陆地区有两大不利：一是现行通关模式环节众多，既有海关、检验检疫、边防检查等，还有港口、运输、货代等运营单位。规章制度、操作程序各不相同，分别执法和作业，大大增加了企业通关成本。内陆既要面对共性问题，还要协调与沿海、沿边口岸的关系。二是现行执法平台封闭运作，口岸通关管理机构和专项监管机构事权独立，通关管理信息自成体系，企业需向不同的机构多次申报。而内陆的出口货物一般要到沿海换装、集拼，电子申报数据核对费工费时，内陆企业获得出口许可的时间严重拖延，与沿海、沿边企业难以处于公平竞争水平。
《决定》提出“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切中了问题的要害。落实全会精神，关键是要建立全国大通关制度。
在管理模式上，推动口岸大部制改革，实现口岸管理“一口对外”
这是国际惯例和大势所趋。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成立国土安全部，下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负责行使原分属不同部门的口岸管理职责，
替代联邦和地方政府多个部门执法把关，实现了口岸管理“一口对外”。我国也应整合口岸管理相关职能，推行大部制，货物进出实行海关“一口对外”监管，旅检实行“边检管人、海关管物”，方便内陆对外开放。
在管理方式上，协调国与国之间、内陆与沿海之间的通关和口岸，形成协 同高效的“一卡通”平台
通关和口岸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是国际趋势。在欧盟内部，在一国海关检验后，就无需重复查验，
只在报关点记账确认。目前，我国沿海内部实现了大通关，但内陆与沿海仍是“两张皮”，还需重复查验。因此，我国应以电子口岸为基础，运用物联网技术，借鉴国际“单一窗口”运行模式，推动内陆与沿海沿边大通关协作，通过“一卡通”平台，使海关、质检、税务、边防、海事等部门都在这个平台上运行。近
年来，重庆市先行探索，与深圳、新疆等沿海沿边海关以及俄、德等国海关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因此，周边省市货物也纷纷选择重庆市出关，转口贸易量占比已从过去的5%上升到50%。
在政策保障上，提升内陆口岸的级别
有些内陆城市事实上已成为国际大通道的起点和枢纽，但其铁路、内河口岸仍属二类口岸。因此，应尽快增设内陆水运、铁路一类口岸。
保税(港)区是在境内关外的非关税区，拥有“保税仓储、出口加工、转口贸易”三大基本功能，享有“免证、免税、保税”政策，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最高、运作机制最便捷、政策最优惠的经济区域之一。从1992年我国首个保税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投入正式运营以来，目前全国共建成40多个保税(港)区。20多年的实践证明，保税(港)区充分发挥了对外开放口岸、平台的功能，起到了简化外贸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减轻税负等作用，成为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的强劲发动机。
然而，多年来我国的保税(港)区都布局在沿海沿边。3年前，重庆市凭借较 大规模的加工贸易产业集群，得到国家支持，获批了内陆最早的两个保税(港)区。后来，国家又先后批准设立了一些内陆保税区。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内陆开放的大力支持，把过去“筑巢引凤”的传统思维转变成“为凤筑巢”的现实行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内陆加工贸易、一般贸易的发展。仅3年时间，重庆保税(港)区 就形成3000亿元的工业加工产值、3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并带动了全市进 出口总额的快速增长，2013年达到665亿美元，增长近十倍。这些都充分显示了 保税(港)区在促进地区开放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决定》为内陆的开放指明了如何建设保税平台的路径，并提出这些保税区可以创造条件升级为自贸园区。落实全会精神，关键是要在保税(港)区功能上做好文章，真正把内陆保税区建成发展开放型产业和服务贸易、扩大消费内需、方便周边进出口的开放大平台。
体现保税区集聚和辐射功能，用足、用好、用活保税区加工贸易的政策根据保税区的现行优惠政策，量身打造一批适合内陆的创新举措：一是开展
“委内加工”，推动区内代工企业承接区外品牌商订单。二是试点“区中园”， 推动加工贸易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等在区内开展一般贸易和保税贸易，促进形成特殊的产业链和集群。三是试行选择性征税，针对内陆保税区加工产品内销较多、
零部件本地配套等特点，改变沿海做法，对保税区加工内销产品，实行入区国产料件不征不退、只对进口料件或成品征收关税。四是建立产品核心料件的集散分拨中心，提升产业集群协作、配套程度。
拓展保税贸易、服务贸易、自由贸易的服务功能，打造国际国内现代服务 业持续发展的大平台
利用现代信息、电讯技术在保税区内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内陆与沿海没有明显差异。因此，内陆保税区应抢抓机遇，大力发展对物流距离不敏感的大数据、软件外包、跨境电子商务、保税维修测试等高端服务贸易和现代服务业。同时，内陆保税区还可以利用欧亚铁路通道开展进口商品保税展销，改变奢侈品、高档品进口内销渠道窄、环节多的弊端，把大量出国旅游购物消费留在国内。
升级功能，努力发展成为内陆自由贸易园区
自由贸易园区本质就是保税区的升级版。这次全会明确提出“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为国内保税区指明了升级的方向。其关键在于通过拓展功能，从仅局限于海关货物监管范畴延伸至在服务贸易范畴，在投资、金融、跨境电子商务、物流信息、服务外包等领域实行自由贸易的特殊管理体制、政策。
加工贸易是一国利用本国生产能力和技术，进口料件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的一种国际贸易方式，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随着IT和交通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各种生产要素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许多产品的生产和价值链就在全球范围按专业分工展开。加工贸易应运而生，并成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方式。
过去30多年，我国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形成了1.8万亿美元左右的体量，为我国成为制造业、出口世界第一大国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近20多年来，
内陆地区基本上没有加工贸易。主要原因是，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大部分来自海外，产品也销往海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模式对内陆而言， 必须面对沿海到内陆2000多公里距离造成的高昂成本。此外，由于内陆地区过去没有保税物流平台，海关、边防重复查验，造成手续繁杂，费时费力。
新形势下，内陆发展加工贸易不能再靠低地价、零税收、高补贴等不可持续的招商方式。为此，要努力转变加工贸易发展方式，构建加工贸易产业大集群。1.建立整机加零部件生产的全流程产业链，推动加工贸易由水平分工变为垂
如果70%～80%的零部件(特别是核心零部件)以上本地化制造，就能变“两头在外”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使进项物流成本大大降低甚至归零，
从根本上解决内陆进项物流成本高的问题。同时，有必要引进多个品牌商和代工商，保持定单的多源性、稳定性。
解决好保税物流和出项物流
充分利用内陆保税区、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发挥铁、空、水等内陆口岸作用，促进产成品和料件进出口关检便利化，降低产品外销物流成本。
注意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拓展，占据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高端，尽 可能把高附加值留下
一是在品牌商层面，吸引品牌商的区域总部、研发中心、全球维修中心等落地，吸引跨国公司加工贸易结算业务内迁。加工贸易结算具有网络化、离岸金融、高附加值三大特征，还具有“结税”、“结汇”、“结人”(提供大量与结算相 关的服务业岗位)三大作用。当前我国大陆的加工贸易结算，大部分都被新加坡、香港等“自由港”吸走。这是巨大的利益流失，虽符合市场规则，但不太合理。因此，西部省(区、市)应该用足西部大开发关于鼓励类企业执行15%企业所得税 的优惠政策，把加工贸易结算环节的增加值留在国内。二是在代工层面，鼓励代加工企业向产业链的上游———研发设计拓展，实现由单纯的代加工向代设计加工一体化转变，推动OEM向ODM升级。三是在零部件层面，产成品的高附加值往往体现在核心零部件上。电子信息产业尤其如此，从价值量占比来说，芯片、液晶面板、高档机壳贡献的附加值非常之高。因此，吸引核心零部件厂商落地，是推动产业集群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的重要突破口。
形成以人为本的员工服务新模式，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构建新型的和谐劳 动雇佣关系
“整机+零部件”垂直整合的加工贸易模式对内陆地区以及对电子产品、通航和机器人等产业普遍适用。近年来，多个内陆城市的电子信息产业加工贸易都呈现出较好发展势头。重庆市依靠这种创新模式，集聚了惠普、思科等5大品牌商下订单，富士康、广达等6大代工商做整机，800家零部件供应商搞配套，零部件本地价值配套率达到80%，形成了“5+6+800”加工贸易全流程集群。2013年生产笔记本电脑6000万台，加打印机、平板电脑、液晶显示器及服务器等各类智能终端设备共1亿台(件)。同时，重庆市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支持下，对加工贸易
结算需要的相应管理办法进行了改革创新，吸引了惠普、华硕等亚太地区的结算中心从境外转移至重庆，截至目前累计结算1000亿美元，为国家创造税收100多亿元。
要按照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更多地依靠公平、开放、法制的市场环境吸引外资，转变靠“血拼”各种优惠政策引资的传统方式，避免内耗，确保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
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向外资开放 “全方位”，即向美、欧、日、韩等国以及港、澳、台等地区的资本平等开
放。“宽领域”，即只要不在负面清单之列，就允许外资与国资、民企一样投到各行各业中去。“多渠道”，即允许外资进行“绿地投资”、直接并购国企和民企以及通过QFLP、私募基金、证券投资、风险投资等形式进行股权投资。这些年， 重庆市按此理念持续推进，2012年实际利用外资105亿美元，较五年前增长了10 倍。
转变观念和作风，提供良好的政务服务
服务是竞争软实力的硬支撑。要结合X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顿“四风”，真正形成为民务实清廉的X风政风，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环境。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 年11月16日
黄奇帆：《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求是》2013年第24期，第19～23页
黄奇帆：《以改革之力建开放高地》，《经济日报》2012年3月14日 [4]黄奇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内陆扩大开放》，《经济日报》2014
年1月5日
[5]《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1月19日在重庆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重庆日报》2014年1月28日
管好用足城市土地资源
（2014年）
加强土地管理，应把握五条原则:一是坚持深度规划后出让，开发地块尽量 做到控制性详规、形态规划、专业规划全覆盖，这能使土地出让价格提高30%， 最多可达一倍以上。二是坚持生地变热地后出让。由政府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动拆迁，土地整治好后再出让，不仅能保障依桂拆迁、公平补偿，确保各方利益，还能大幅提高土地资产价值。三是坚持招拍挂出让。这是国家三令五申的要求，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既能预防腐败，又可避免协议出让导致固有资产流失。四是坚持侬桂收回闲置土地。对久划不拆、久拆不完、久拆不建、久建不完的“四久”工程土地，必须依法收回，挽回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五是坚持土地储备制度。加强土地储备是国务院的明确要求。建立土地资源配置“一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良性机制。
具体到土地储备环节，也有五条原则：一是一步到位储备，细水长流使用。土地储备是有技巧的，必须在城市起飞阶段一次性完成，然后细水长流。二是储备权集中，储备收益各级政府共享。相对集中储备权，有利于土地整体开发利用， 但土地储备不应改变公共财政收入分配比例，收益应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分配。三是储备地使用兼顾公益事业和商业开发。四是做好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即土地储备手续办完后，成为有价资产，通过银行抵押融资，搞征地动迁和“七通一平”，生地变熟地；第二个循环，是“七通一平”后，及时完善规划并分批招拍挂出让，回笼资金用于清偿贷款，抵扫一级开发的成本后，增值部分纳入财政预算，用于开发或其他片区建设。两个循环正常攘动，不会诱发泡沫和债务危机。五是严格设置风险“隔离墙”，即做到“大对应、小对口”。大对应，就是做到土地收人与城建资金需求长期总体平衡；小对口，就是当期单个地块开发与一捆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时间对应、资金平衡，确保微观平衡、风险可控。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考与实践
（2014年）
新型城镇化是X的十八大确定的重大国家战略，是稳增长、扩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抓手。过去50年，全球约有13亿人由农村迁入城市，城镇化率2012年提高到52.5%。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人口净增5亿，城镇化率2013年达到53.7%，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性大趋势，是因为城市显著优于农村的三个特征：一是城市的规模扩张产生集聚效应和放大效应，使资源配置更趋优化，经济发展更具效率；二是城市规模经济促进集约节约，可以摊薄公共基础设施的高成本，提供比农村价廉质优的公共服务；三是城市的专业化分工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大选择空间，从而使生活更加美好。当然，如果规划建设管理不当，城市也会出现房价高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犯罪率上升等问题，这些都必须通过走新型城镇化路子来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发展质量，要努力实现包容性增长、绿色的增长。增长、绿色、包容，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词，也是三大目标。三者同等重要，并行不悖，但增长不会自然实现，绿色不会自动到来，包容性问题也不可能自发解决，只有通过科学规划、系统管理和改革创新才能达成。
一、把握科学规划的基本体系
规划是城市建设管理的龙头。规划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城市建设的质量和品位，也直接影响城市运行成本和效率。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都应重视规划、懂得规划、抓好规划，全面把握规划的基本体系。
科学规划建设城市群。城市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北美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都是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我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也得益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带动。最近讨论的长江经济带，从规划角度讲，也有一个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构建大都市连绵带的问题。考察这些城市群或大都市连绵带，一般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城镇化水平较高，城镇化率在70%以上；二是大中小城市规模协调，相邻等级城市人口比例大多在1:5以内，最高不超过1:10；三是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网络完善，各城市之间交通便捷、信讯畅通；四是城市功能布局合
理、分工明确，产业优势互补。我们推进城镇化，应当以构建城市群为目标，积极培育包括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城镇体系，促进城市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功能互补。
合理布局城市功能集聚区。任何大城市，都有居住、商务、产业、教科文卫、基础设施和生态休闲娱乐等功能集聚区，在布局上应结合城市地形地貌和人文特色，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实行“多中心、组团式”策略。每个组团内部，都配建上述功能设施，但要分类布局、相对集聚、互相配套；各个相对独立的组团之间，依靠自然山水体系和城市绿化带合理分隔，并通过城市快速路、轨道交通等互联互通。这种板块特色鲜明、整体效益最优的现代化大都市，能够有效疏导人流、物流、资金流，促进城市资源优化配置和提升基础设施利用效率。
规划完善综合交通网络。一是承载区域枢纽功能的大交通，包括铁路、机场、港口通道等，这是城镇群提升辐射带动能力的基础要件。二是承载城市群各城市之间连通功能的交通，如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快速干道等，是城镇群的动脉血管。三是承载市民日常出行功能的城市内部交通，要通过城市道路、地铁轨道及公交站场建设，确保城市平均车速达到30公里每小时，高峰时段不低于15公里每小时。四是承载各种交通方式衔接过渡的换乘枢纽。这些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城市的运行效率和区域地位，对助推城镇化极其重要。
精心做好五种规划。一是城乡总规，这是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规划， 一经确定，要管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二是控制性详规，涉及建设区块的土地使用性质、开发强度和道路、管线、建筑等布局结构，是城市建设的路线图。三是重点区块的形态规划，应高低结合、疏密有致，尤其要注意保护天际线、楼际线、水际线，彰显城市轮廓之美。四是地标性建筑设计，包括色彩搭配、建筑风格，应与周边协调统一、和谐有序。五是各类专业规划，包括“七通一平”基础设施、安全设施等，应相互匹配、结构完善。上述五种规划的覆盖面和整体质量， 决定着城市的未来面貌，一定要精心谋划。
城市管理者要心中有“数”。领导干部应掌握一些宏观的、战略性的城市规划数据，在决策时体现出经济学逻辑。比如建成区面积，国际惯例是，城市人均占用100平方米左右，包括住房、工厂、交通、商业、公共服务等用地。100万人口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大体就是100平方公里，低了就会拥挤，高了就是浪费。 住房建设方面，发达国家人均住房面积一般在30～40平方米。我国人多地少，人均30平方米比较合理。这样算来，1000万人口的城市建3亿平方米住房就可以了，
再多就可能出现泡沫。商业设施方面，每2万元的商业零售额可配置1平方米的商铺，每2万元GDP可配置1平方米写字楼。垃圾、污水设施方面，每人每天约产生1 公斤垃圾，综合用水0.3吨并产生0.25吨污水，相关基础设施应按此配建。总之， 规划是控制总量的学问，要求总量平衡、动态调整，只有明了这些参数，规划时才能收放有度。
二、转动好投融资这个杠杆
城镇化建设是相当“吃钱”的事业。有专家匡算，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至少会新增5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按照政府财政管理要求， 预算内用于保民生、保运转的保障类资金应收支相抵，不能搞“赤字财政”，而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资量大、回报周期长，一个项目大都是三五年建好， 三五十年使用，只能投资一步到位、资金逐年偿还、重在远期平衡。因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可以负债的，全球皆然。实际操作中，城建资金往往依托于政府信用，获取长周期、低利息的融资。国际上通常以发行市政债券来解决，我国地方政府过去不能发债，主要是通过投融资平台融资，但相当部分是短期的、高利息的融资方式，由此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推行PPP模式的关键在于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PPP模式其实并非新生事物。它起源于英国，是对公共私营合作融资机制的总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建设领域不乏此类实践，BT、BOT、BTO、BOO、TOO都是PPP原则下的案例。但这些融资为何大多沦为地方政府性债务呢？要害在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没有建起来。利益共享，就是让参与各方都能赢利，但无暴利；风险共担， 就是不要把所有风险都集中于一方。而过去我们的BT、BOT等，往往陷入风险政 府独担、利益企业独享的泥潭。比如BOT，原本是投资自主、盈亏自担，但一些 地方政府与企业约定20年固定回报16%，这就变成了高利贷。由此看，尽管PPP模式是一个“天使”，但用得不好也会变“魔鬼”。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价格。比如地铁，纽约票价折合人民币10元一张，伦敦、巴黎票价折合人民币15元一张，当然可以平衡，企业也愿意做。我国大陆地铁2元一张，如 果没有政府补贴，票价也不涨，这种赔本买卖，哪个社会资本敢来做？所以，推广PPP模式，必须明晰具体操作的边界条件，我认为应注意区分五种类型：一是 靠市场价格可以实现平衡的，就放手去做。比如高速公路收费定价较合理，企业都抢着干。二是靠现有价格平衡不了，但通过调整可以平衡的，应适时启动价格改革。比如水价调整后，自来水厂就能搞PPP融资。三是考虑到公共服务性质和
民生保障需要难以调价的，要靠政府采购、明确财政补贴额度，为PPP创造条件。四是可以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平衡的，比如香港地铁票价7港元一张，本身难以平 衡，但他们通过加盖1000多万平方米物业，就实现了平衡。五是存在暴利的领域， 比如土地一级开发会大幅提高地价，要搞PPP，就必须设定开发商利润上限，避 免国有资产流失和利益输送。总之，只有公共服务定价机制改革到位了，PPP融 资模式等配套改革才能快速跟进。
规范并加强土地管理，管好用好土地出让金。通过发行市政债、推广PPP融资模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但实现城镇化建设的投融资平衡，还需要做好土地批租这篇大文章。西方国家土地私有，搞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的增值也归私有，但政府要征收高额的土地增值税。我国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土地批租既要优化资源配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又要避免灰色交易，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随着大量基础设施投入和环境配套，土地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值。但这些增值收益，是城市规划、征地动迁、“七通一平”、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形成的，不能让开发商独享，必须通过政府土地储备和开发管理，拿来弥补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入。一般而言，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70%~80%的建设资金，可以由此实现平衡。当然，如果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唯利是图“炒地皮”，也会破坏投资环境，增加工商企业运行成本，是不可持续的短视行为，需要加以约束和调整。
发挥好投融资平台的作用。搞PPP融资谈判，与外资、民资合作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能与政府机构直接混合，而应由政府委托的法人介入。因此，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关键是把握五个方面：一是合理控制平台数量和规模。原则上，500亿~1000亿元的投资，就需要一个专业平台来管理。规模太小，没有规模经济；太大，管理不易到位。二是规范资本金注入来源，包括国债投入、城市规费、储备土地、存量资产、政府相关财政投入等。三是平台运营要抓好“三个平衡”，即资产与负债平衡，资产负债率要控制在50%~60%；现金流平衡，每年承担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贷款本息，与各种投入的现金流要平衡； 投入与产出、投入与资金来源要平衡，不管是完全市场化还是靠政府补贴，都要算好账。四是风险防范方面坚持“三个不”：政府财政不担保，投融资平台靠自身实力去市场融资；平台之间互不担保，避免债务连锁反应；各类投资集团专项资金不能交叉使用，中央和市里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五是平台公司完成使命后要谋求转型发展。近十年，重庆“八大投”承建了2000公里铁路、3000公里高
速公路和1万公里高等级公路，以及大量水利、环境、桥梁隧道和地铁轨道工程， 累计投资6000多亿元。其中，国债、各类专项资金等平衡掉一部分，通过土地管理和开发平衡了2000多亿元，截至2013年年底债务不到3000亿元。目前，“八大投”还有20万亩国有储备土地，还能通过污水处理、自来水供应和高速公路收费等平衡债务，整体信用良好。
三、管好用足城市土地资源
我国人多地少，推进新型城镇化既要坚守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又要努力保障合理用地需求，城市用地矛盾尤为突出。与此同时，土地收入一般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1/3，是地方政府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和平衡城建资金的主要“钱口袋”。因此，必须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节约集约用好每一寸土地，管好用足每一笔土地增值收益。
加强土地管理，应把握五条原则：一是坚持深度规划后出让，开发地块尽量做到控制性详规、形态规划、专业规划全覆盖，这能使土地出让价格提高30%， 最多可达一倍以上。二是坚持生地变熟地后出让。由政府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动拆迁，土地整治好后再出让，不仅能保障依法拆迁、公平补偿，确保各方利益，还能大幅提高土地资产价值。三是坚持招拍挂出让。这是国家三令五申的要求，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既能预防腐败，又可避免协议出让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四是坚持依法收回闲置土地。对久划不拆、久拆不完、久拆不建、久建不完的“四久”工程土地，必须依法收回，挽回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五是坚持土地储备制度。加强土地储备是国务院的明确要求。建立土地资源配置“一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良性机制，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用地保障，也能防止公共资源增值收益流失。
具体到土地储备环节，也有五条原则：一是一步到位储备，细水长流使用。土地储备是有技巧的，必须在城市起飞阶段一次性完成，然后细水长流。重庆2002 年一次性储备了主城40多万亩土地，之后20年内每年只开发5%，即2万亩左右。二是储备权集中，储备收益各级政府共享。相对集中储备权，有利于土地整体开发利用，但土地储备不应改变公共财政收入分配比例，收益应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分配。目前重庆市区两级分配比例为50:50。三是储备地使用兼顾公益事业和商业开发，大体对半开。重庆已用的约20万亩储备地中，近10万亩用于公租房、大学城、铁路、机场等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搞房地产开发的9万多亩，收益用于整个20万亩的征地动迁及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做好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
即土地储备手续办完后，成为有价资产，通过银行抵押融资，搞征地动迁和“七通一平”，生地变熟地；第二个循环，是“七通一平”后，及时完善规划并分批招拍挂出让，回笼资金用于清偿贷款，抵扣一级开发的成本后，增值部分纳入财政预算，用于滚动开发或其他片区建设。两个循环正常滚动，不会诱发泡沫和债务危机。五是严格设置风险“隔离墙”，即做到“大对应、小对口”。大对应， 就是做到土地收入与城建资金需求长期总体平衡；小对口，就是当期单个地块开发与一捆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时间对应、资金平衡，“一个萝卜一个坑”，确保微观平衡、风险可控，以免形成糊涂账。
四、打好房地产调控组合拳
房地产业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和关键环节，与国计民生强相关，既影响整个经济的健康运行，也影响社会心态、事关社会稳定，必须对其进行积极稳妥的调控。
由于房地产具有商品、不动产、资本品、金融品、民生品等多重属性，必须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更多采取市场调控办法，打好组合拳。一是实施供需调控。房地产价格受供求规律影响，调控中既要按照人均30平方米的住房标准控制开发总量，也要按房地产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5%左右的比例调节流量，确保供需基本平衡。二是 实施地价调控。原则上，要把楼面地价控制在当期房价的1/3左右。如果地价过 快上涨，就要调整供地力度和节奏，避免地价抬高房价。三是实施税收调控，关键是增加持有环节成本。近年来，重庆在中央支持下开展房产税试点，收到了调节房价、减少空关、改善房产结构、完善地方税体系等四重功效。2010—2013年全国房价上涨50%，重庆仅涨了20%，高档住宅成交面积占比也由试点前的9.2%降到了2.8%。四是实施按揭调控，就是在零首付与零按揭之间选择一个合理比例。零首付，容易造成泡沫，诱发危机；零按揭则会窒息市场。重庆这几年的做法是， 针对不同住房需求，首套房首付三成，二套房首付六成，三套及以上零按揭，实践证明是合理的。今年一季度，全国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同比下降近20%，实际上就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发放出了问题。目前，住房按揭贷款利息7%～
9%，且都是5～15年的长周期贷款。而企业通过股份制银行表外融资成本为8%～
9%，这些银行靠理财业务变相发放贷款，往往又将企业贷款利息抬高12%～13%， 还多是一两年的短期融资。银行的趋利行为导致信资源错配，进而造成个人住房贷款难，一些城市连首套房也贷不到款。因此，引导银行资金合理配置，控制好
首付按揭比，是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一个撒手锏。五是实施双轨调控。不管房地产怎么调控，总有20%~30%的低收入群体买不起房，必须由政府托底保障。其中，通过危旧房、棚户区改造安置，能覆盖10%左右的城市人口；建设公租房， 覆盖面大体是20%左右。这些工作做好了，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就更有保障， 房地产市场也会健康平稳。
在公租房推进过程中，我认为要把握好五点：一是明确保障对象，主要针对进城农民工、新生代大中专毕业生和城市原住民中的住房困难家庭。二是优化规划布局。公租房项目要与城市大型聚居区的商业楼盘有机“混建”，共享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避免贫富隔离，促进社会和谐共融。三是坚持“三个同步”，做到公租房竣工、基础设施配套和社会管理机构服务到位基本同步，确保群众安居。四是堵住两个“黑洞”。承租户不得转租当“二房东”，不能利用低房租去赚高房租；租满一定期限后可购买有限产权，今后想转让，要么卖给公租房管理机构， 要么按共有产权的商品房出售，从制度上防止无休止修建和利益输送的“黑洞”。五是强化投融资平衡，可通过出售配套商业设施和一部分公租房偿还贷款本金， 形成良性循环。
五、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城镇化的过程实质是农民融入城市的过程。我国有2.6亿农民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让他们扎根城市，是社会公平公正的体现，能够达到扩大消费、带动农民增收、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等多重功效，由此带来的稳定劳动力还能推迟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是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牛鼻子，必须抓紧抓好。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应注意把握五项原则。一是明确对象。以在城镇稳定就业并有固定住所的农民工为主。二是保障到位。农民工转户后，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五件衣服”一步到位，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三是农村权益自主处置。农民工转户之初，在城市立足未稳，从保护其权益出发，应尊重其意愿，允许其保留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并在制度设计上提供保留、流转、退出等多种选择。四是合理分布。通过科学设置落户条件，引导转户居民在大城市、区县城和小城镇按4:3:3的比例梯次分布，既避免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 也防止小城镇就业和社会管理不堪重负。五是建立政府、企业、社会长周期共担成本机制。农民工转户人均成本10万多元，我国2亿多农民工转户需近30万亿元 资金，看似难以承受。实际上，改革成本并非由政府独担，企业补足社保缺口要
占40%，转户居民会自担30%，需要政府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入仅占30%。同时，农民转户及相应的成本支出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分摊到每年的成本完全可以承受。
2010年重庆启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以来，累计转户380多万人，并未增加 城市负担，反而成了独特的竞争力。近年来，重庆每年一季度进出口往往猛增70%～80%，之后增速回调到30%～40%。调查才发现，沿海农民工有个“九三现象”， 即每年只工作9个月，春节前后3个月返乡。沿海企业年底只得停工，节后工人往往又流失一半，对生产力是很大的破坏。重庆380多万农民工转户后，春节七天 假、节后照常上班。沿海企业为了保订单、降成本，春节前后纷纷把订单拿到重庆，其中一半订单最终留了下来。这是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红利，也成了重庆改善投资环境的撒手锏。【联系微信dadawk01*】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增长、绿色、包容”三大目标， 除了上述五个关键环节外，还需要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开放型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制度等，这些都是深水区的改革，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更需要善做善成的智慧和理路。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城镇化系列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改革思维，健全体制机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夯基出力。
重庆将建立自贸区
（2014年）
在重庆设立自贸区，是有利于探索内陆开放新路子，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二是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扩大向西向南开放；三是有利于加快长江经济带建设，促进东中西协调发展， 四是有利于西部地区以大开放带动大开发。
同时，重庆设立自贸区，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重庆具备较为健全的国际贸易大通道，有着较为完整的开放经济平台，还有开放型的产业体系．重庆的金融业及金融生态环境也发展良好．地方政府行政效能明显提升。
把重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枢纽节点，加快渝昆铁路和高速公路，以及重庆至上海、重庆至长沙、重庆至西安等铁路的建设，提升重庆综合交通的枢纽功能．同时，支持中缅原油管道连接至重庆，将重庆建设成为国家能源资源的重点保障地区。
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的战略进步深化，解决了中国中西部市场与中亚市场．欧洲市场的关系，将极大助推重庆自贸区的设立。
重庆申请的自由贸易区，将在已批准的两个保税区34平方公里基础上适度拓展，以形成40平方公里的园区。
在区域范围上，将利用现有保税港区，实施”一园三片区”布局：即以两路寸滩保税港空港功能区、悦来商务区为载体的北部片区，以西永综保区和团结村铁路口岸为载体的西部片区，以两路寸滩保税港水港功能区和果园港为载体的东部片区。
在总体目标上，计划用3-5年，加快推进贸易便利化与自由化，促进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积极推进制造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加快探索金融服务业创新发展；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西向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探索建立南向国际物流大通道，实现对内陆地区的开放带动l服务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在机制的创新上，重庆自贸区是传统意义上的货物贸易的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保税区的升级版，在上海还没有太多试验的时候，重庆要把西部的事情做好。
在2015年重庆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5年1月7日）
各位老总：
重庆市政府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总的是听听去年一年来我们企业的发展情况，包括遇到的一些困难。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总的看：
第一、大家提得最多的是融资难、融资贵，大量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都遇上这个问题。
一方面这是国家货币政策，“一行三会”的管控方式怎么适应的问题，从地方政府来说，我们就考虑2015年在三个方面下好功夫。
增加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直接融资体系就是资本市场的融资方式，这 种方式有的是股票、私募，有的是不要利息的资本金，有的是低利息的，这是比银行贷款利息还低的融资。去年重庆这方面已经努力了，我前年开始就盯这件事， 我们现在融资难，一是银行贷款利息7%，加点手续费就变百分之八点几，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转出就变百分之十几，这是一个融资贵的来源。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小贷、租赁、信托，一般融资利息都在12%，甚至18%，甚至更高。
如果一个地方90%都是银行贷款，这个地方不会发达的，但是如果这个地方银行贷款比例50%以内，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托这些资金占了这地方融资量的50% 的话，这地方肯定倒大霉，说明这地方50%新增融资都是高利贷，利率都是15%、16%、17%的，企业肯定很困难。所以，我去年做的重要方针，就是鼓励银行为“三农”、中小企业、实体经济融资。
去年，重庆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比例降了10%，银行融资比例保持在45%，资本市场融资比例增加到了25%，去年重庆5500亿元融资里边，有1500多亿是直接融资，其中证券市场融资800亿，发的债券、股票等等，人民银行间的市场也是直接融资体系，融了700亿，这两个渠道的资金利息就是4%—4.5%，银行新增的融资差不多有2000亿元，这个利息是标准利息，6.5%—7.5%之间，剩下的30%融资利率就要高一点。
重庆会继续推动银行间市场借款，继续推动股票市场、企业债券的借款，继续推动IPO上市的融资，不管是香港还是上海还是深圳。重庆也会继续推动保险 市场的融资，保险公司有10万亿元，他们也可以买我们企业的债务，就等于融资， 这就是直接融资。另外，PE、VC，私募股权基金，也是一种融资方式。
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定向增发，你是一个上市公司，让他来投资，股票市场你发不出去，就索性发给我，我定向增发，有利可图，大家就干，这项目几百亿的说来就来了，只要你是好项目。
我去年给大家讲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做好了，到去年年底，重庆一下子七八个高科技战略性大项目都想模仿京东方的液晶面板的模式（京东方的模式简单来说是它到一个地方建生产线，首先要求当地企业认购增发股，然后它会把融来的资金全部投入到生产线上去），这当然也是方式之一，我们还有金融交易所， 它里边也是一种直接融资。我讲的六七种、七八种品种，都属于银行间的、保险市场间的、股票市场间的、证券市场的、定向增发的、私募股权基金的、金交所的，这就七种了，还有一个是众筹的市场，就是证监会批出来，人民银行同意的众筹市场，和网络市场有关，还有就是各种专利抵押，各种保理的抵押等等。 我讲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努力的，其实工商联要在这些方面动脑筋，动脑筋以后， 把你下边大大小小的工商实体经济作出各种品种的组合，这样就能够解决一定的融资难问题。因为这个宏观上，你只要说这里边有2000亿资金量发生，这2000亿落到任何一个企业，都属于融资问题的解决，不管你去一个个企业说解决了多少问题，最后加起来只有100亿，宏观上看，你解决了100亿也不解决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到2万亿、3万亿的市场规模，你解决这么一点，1%、2%有什么用处？
鼓励收购兼并。这个混合所有制，可以是国有买民营的，也可以是民营 买国有的，去年重庆国有企业卖掉了几百亿，这个还不是说混合所有制的1000亿， 是讲单个企业。我们也曾经收购了好多民营企业的股权，当年重庆的商业银行， 重庆的农信社，重庆的信托公司，重庆的西南证券，都不是国有控股，都是民间投资的，它如果发展得好，不想干，如果发展得要倒闭了，这些金融机构就造成社会混乱，死掉了，丧葬费也花几十亿，与其办丧失不如办喜事，就重组。
我们当年拿几十亿重组了这些金融机构，既然我重组，当然是国有控股的， 这一阵子，我们也可以退出了，重庆信托我们就退出了，当初六七亿，七八亿的投入变成30多亿退出，很划算，大家愿买愿卖。我讲这一段就是说事情总是进进出出，你中钢卖资产，北京的企业买了想拉到北京，这当然可以，但如果重庆国企或者其他民企来收购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个是中钢的一个事，中钢另外一个事情是在江北投20亿搞600亩钢材市场，如果有民营企业收购搞别的市场也可以， 没有的话，真的国有企业或者哪路资金收了，变成中小企业的孵化器，高科技产业的孵化器，或者网络公司的一个什么区，说不定还赚钱了，中钢你自己华丽转
身也可能赚钱。这里边重组、兼并，混合所有制借壳卖壳，是我们解决困难时候的好办法。
进一步鼓励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服务。不能趁火打劫，要规范金融行为，努力为实体经济排忧解难，这方面还要做许多的事情。做这些事的时候，政府不能光从道德角度提建议，而要从政策配套的角度，使得金融机构感觉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程中，政府是知道他们的用心，支持他们的这些行为， 给他们一定的帮助，帮助了他们，也就帮助了实体经济，大家一起过冬。
大家说的冲贷也可以理解，银行看到你有危机了，借你的钱居然还不出，只能借新债还，本来我借你10亿，你是流动资金，你10亿用完，周转一遍，应该能还出10亿，我再借你10亿，就周转下去，银行发现你进入危机，只进不出，就削弱你的能力，你向小贷借来还了我再借你，等你还了不再借了，你小贷那边就压死了。这个概念可以说，银行在微观行为上是一种利己动机下来的保命方式，如果你信用好，能赚良性的贷款利息，他为什么不把资金给你？
所以微观行为政府不得干预，也不能干预，关键是你这个企业自己遇上了这种困难，就出现的只进不出，但是这种只进不出是一时的困难，如果这时候有点帮助，度过难关，以后可能是艳阳天，这会儿拼命搞冲贷方式只还不借，最后鸡飞蛋打，把金融危机逼成大危机，就不理智。这里边什么是理智，什么是不理智， 就是一种“两难”，这种“两难”，我刚才说凡是“两难”就要有智慧，知道度在哪里，什么地方就是坚决不管，就让它破产，什么地方要采取适度措施，有中间品来周转，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好好考虑的一些方面。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要注意防止产能过剩，政府发展过程中要防止产能过剩， 可以说重庆是非常超前的，我们在过去几年就预见了产能过剩的事情，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调控，国家工信部、发改委确认的十七八种产能过剩的品种，作为市长，我敢说我们这十年基本没搞，我们钢铁600多万吨，十年前就 是600多万吨，那还是全国1亿吨钢的时候，现在国家10亿吨，我们还是600万吨， 我们没有搞大炼钢铁，我们如果按比例搞，搞到三五千万吨的话，这三五千万吨投的上千亿资金全都亏损倒闭的话，我们才要倒大霉。电解铝，重庆有西南铝， 本来有很好的基础，但是这十年，就在原来基础上配套，没有变成几百万吨、上百万吨。煤炭，十年前就是4000万吨，今天也是4000万吨，都不新批煤矿，关了2500多个小煤矿。由于这些控制，产能没有过剩，所以我们正常的企业有利润出来，没有一大堆亏损的东西冲掉，如果这边有盈利，那边是亏损，两边盈亏相抵
就没了。
第二，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业情况是好的，但要注意房地产，注意商业， 注意服务业，不要产能过剩，不要投入太大。
我想了一下，至少五个方面，我们要防止过剩。
宾馆。原来有一个概念，重庆如果有100个五星级酒店，作为大都市，也不为多，有过这种规划，现在重庆已经有的70个五星级酒店，我认为从现在起， 一般不再把五星级酒店作为招商引资的项目，让现行的，已经竣工的，或者正在建设的五星级酒店随着以后经济发展，毕竟是个800万人的城市，以后还会到1000 万人，所以需求还是有的，但是你如果继续疯狂的增加，70个变150个，产能过剩，宾馆老板通通会坏账，不管国有还是民营还是外资，总之任何经济坏账都是国民经济重大损失。
商业物业。商业物业我们有个指标，每2万元零售额一平方米，重庆2014 年5000亿零售额，2500万平方米商铺足够了，不能去搞5000万平米，1亿平米，搞多了，商铺摊不上零售额，就没钱赚，一平米如果一年没有2万元零售额，租金都付不了，那谁搞房产谁倒霉，就是不能到处搞大卖场，综合体，一搞就是50万平米，30万平米，这个都是会过剩的，有的地方一个小县城搞三个综合体，搞出上百万平米，谁来吃这些东西？你一共就20万人，每1万人哪怕消费1万元，20万人就是20亿，20亿产值，1万平米足够了，你还搞几十万平米，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批发市场。批发市场、贸易市场要控制，每个区县都想搞服务业，服务业就是批发市场，如果是老百姓短缺的蔬菜批发或者各种生产资料批发，有市场的可以，但是因为每个区县在招商的时候都去招一个沿海地区的，沿海地区的一搞就说可以搞200亿，十个200亿，就是2000亿，真以为能搞2000亿？整个浙江省只有一个义乌，但是也没有十个，那是卖到全世界去的一个市场，所以市场这东西是好东西，多了就是坏账，哪怕2000块一平米，你占地、占面积，总归是一个固定资产，所以这方面都要控制。
写字楼。实际上也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公式，差不多2万GDP一平米，重庆现在GDP到1.5万亿，其实就是7500万平米，这个是全市范围的各种写字楼，包括你的工厂区，许多工业企业不需要外边的写字楼，把这些都去掉，真正在商务中心，中央商务区建写字楼的面积是有限的，也不能搞得太多，每个区都想把中央商务区建在自己这里，都去搞许多写字楼，其实最后也是没有人办公的。
住宅。重庆控制得还可以，大家也不要把别的地方生的病往自己身上扯。有三个指标来说明重庆不会有鬼城。什么叫鬼城？凡是一个地方有100平方公里 的城市建成区，每一平方公里在5000人以下的，就是100平方公里的空间50万人以下，一定是空城、鬼城，闭着眼睛可以这么判断。合理的就是一平方公里1万人， 100平方公里就是100万，重庆主城现在700多平方公里建成区，有800万人，这还是指常驻的户籍人口，每天还有临时来的人有100多万，所以重庆主城很热闹， 不会是任何意义上的鬼城。
全国现在几百个城市，一平方公里在1万人以上的，100平方公里在100万人 以上的比例城市没有超过5个，重庆是这五个中的一个，就是土地和人群的关系。第二个当然是住宅的建筑面积和人群的关系，如果在100平方公里上，有100万人， 你造住宅太多，人均别超过40平方米，也就是说你100万人，造4000万平米足够了， 这个是讲住宅，总之新房旧房要有个量，这个也要控制，重庆政府这方面控制得比较好。去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降了30%，我们去年土地出让金涨了10%，2013年卖1600亿，去年卖了1700多亿，同时我们的房价也没有跌，稳在那里，住宅的交易量和2013年相比也没有降，基本三个平，交易量是平的，交易价格是平的，另外就是整个的土地买卖量涨了10%，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去年涨了20%。我讲这个， 重庆这一块还可以，但也要控制，就是不要把住宅造得太多，如果一个城市1000 万人，造10亿平米的住宅，也昏头了，这方面要控制。总的意思，服务业的，第三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样不能掉以轻心，如果一根筋往后面推，到后来这方面的企业倒闭不少。
第三，你们十几个企业发言了，都提了企业的问题，一个企业一句话回应一下。
餐饮商会提的问题，餐馆的税费问题和电价，水价，总之依法办事，因为水价和电价，工商企业同工业企业同价同等国民待遇，说什么对工业优惠，对商业要刻薄一点，也没有这个道理，现在鼓励三产发展，这方面可能要宏观上调整原来的思路，倒不是说把工业提上去，而是把商业拉到工业相同，这方面是要动一个脑筋，也不光是对餐饮业，通通都应该这么想。
服装业的事，你们怎么把集群搞上去，重庆政府对服装业的集群有个定向的扶持政策，我们经信委说话要算数，这个事情经信委要有人盯上去，把和服装产业集群相配套的政策落实，这个是劳动密集型，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产业，而且这个产业是万古长青的，人永远要穿衣服。
钢贸市场转型的事情，我们中小企业局，包括我们政府要专题研究。一是可以转型，不再做钢贸，做别的贸易市场，也可以做别的功能用途。二是有民企愿意买，我们肯定支持，一样的政策下，鼓励民企支持，如果没有的话，发个点球， 国企中的某个公司也可以收购，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服务体系，这件事可以搞好。再生资源交易这一块，我觉得重庆的民企，北京的企业、重庆的国企，也可以考虑重组。
资产管理公司打包，这当然可以，反正首先是按市场化方式，总有到法院被拍卖的公司，但是法院拍卖已经是最后一道，中间就有个重组，市场化本身就可以重组兼并，这时候如果有一个打包公司来的话，通过打包公司重组，银行减少坏账，企业减少退出的成本，对整个市场比较好。企业出现坏债这种事，重庆相对是最好的，至少到现在没有发生惊天动地这一类的事情，但潜在的困难企业总是有，重庆有几十万个企业了，即使里边只有万分之一比例，都会有几十个出问题。
登记手续效率要提高，抵押物，不管是专利抵押，还是房产抵押，各种各样的抵押物，抵押物的登记手续效率要提高，凡是把自己东西抵押了去贷款都是等不及的事，都是临时的，你批三五个月，等你批出来的时候，它已经倒闭了。 预售房，只要一张卖房的单子，现房其实也有卖房的单子，又要加产权证，现房的这个单子是更加没有纠纷的，所以这里边要研究，这是一个怎么方便的事情。讲的金融后援公司的重组，我们也可以考虑。
果园港是200万箱，寸滩港是100万箱，首先是寸滩港里边的汽车码头，每天都停几千辆长安的各种各样的汽车，这个汽车码头首先可以转到果园港，果园港有四个泊位是运汽车的，如果这个转过去以后，寸滩港的汽车泊位码头转过来成为邮轮码头，总之这方面当个题目要回去研究一下。
再有刚才谈到银行的冲贷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当然也是可以很好支持的。
在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的讲话
（2015年1月20日，根据录音整理）
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央提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宏观调控举措。我理解，经济发展由10%以上的高速增长转 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这是新常态的显著标志之一。大家要明白，我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增长”是前提，而“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又是“稳增长”的手段。没有这四个手段，发展动力就会缺失，“稳增长”就稳不住了。
比如抓改革，去年我们搞基础设施领域的PPP改革，吸引了1300亿的国内外资金；搞国有企业集团五个路径改革，吸引了1000亿资金。这样，就吸引了2300 亿。去年重庆经济发展那么快，基础设施照样上，政府性债务又削减了1000亿， 风险更加可控，这就是改革的动力。
又如抓开放，重庆这些年着力抓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以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为依托，特别是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形成了江北国际机场空港、寸滩水港、团结村铁路枢纽站三个国家级一类口岸，在旁边配置了三个保税区。这样，使得我们的进出口总额从原来的60多亿美元变成了955亿美元，六年时间翻了四番，这也是一个巨大动力。
再如调结构，重庆本来是老工业基地，“傻大黑粗”的东西很多。通过近年来的持续努力，我们形成了电子信息和汽车等战略性支柱产业。去年全市工业总产值2万亿，电子信息和汽车各占5000亿，都分别增长了20%，其他支柱产业都增长了10%。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着重抓了产业集群，汽车产业方面，我们集聚了国内外10个品牌商，同时形成了10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电子信息产业方面，我们集聚了10多个品牌商和代工商，零部件企业有860多家。还有重庆的服务业， 去年金融业和新型服务贸易增长快于一般服务业，这也是调结构的一个体现。总之，没有调结构，稳增长也是一句空话，调结构也是一种动力。
还有惠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动力。这些年， 重庆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五有”目标和生态环保等民生支出占比一直保持在50%以上，持续实施了22件民生实事，今年还将按照重点民生实事滚动实施机制的要求，重点办好25件民生实事，这不但可以解决一大批群众反映急迫的问题，也会通过惠民生扩内需，促进消费升级，为经
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那么防风险呢？虽然重庆经济近年来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但仍然要时时敲响防风险的警钟。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以及产能过剩风险等。比方说防金融风险，宏观上就是要把握好融资结构。应大幅提高工商企业面向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规范和约束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行为。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70%、80%的资金都靠银行贷款，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金融有问题，搞得不活。一个地方的信托、租赁、小贷、抵押、担保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得不到发展，高利贷、典当行、“老鼠会”等就会盛行，容易导致金融“三乱”。当然，如果一个地方50%、60%的融资都是靠利息比银行高几个点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又会导致这个地方企业融资成本整体很高。要更好地解决融资问题，关键是要努力推动直接融资市场、直接金融市场，通过股票市场、银行间市场、企业债券等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去年，重庆政府帮助企业筹集到一千四五百亿的低利息、低成本的资金，都是从资本市场上来的，是直接融资。今年，我们提出新增6000亿元融资， 要做到25%来自直接融资市场，45%来自银行，30%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前，我们的直接融资大体只有10%左右，希望通过加大直接融资的力度，能够形成银行、直接融资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45：30:25的融资比例。经济生活中，大家可能 没有注意到产能过剩的风险，我恰恰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风险。本质上讲，市场经济通过充分竞争才能效益，这就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但产能过剩也有个度的问题。比方说，一个企业研究开发出一个新产品，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先做的人一马当先，独占鳌头，获得效益最大化，这就是创新驱动的魅力所在。旁边人看到先行者效益很高，群起而上都模仿，之后逐渐会达到供求平衡。供求平衡了还要竞争，就会有个后来者居上的概念。后来者本事比你大，人才结构比你好， 资本更密集，就会把老企业淘汰出局。这时候，市场就会产生过剩。产能过剩有个经济学逻辑：如果行业过剩10%—20%的时候会产生优胜劣汰，属于良性竞争； 一旦过剩超过20%，比如全行业过剩30%、40%甚至50%，几乎所有企业，都会泥沙俱下，大家通通赔本，形成行业性亏损。现在中国差不多十来个行业，钢铁、电解铝、玻璃、有色金属、水泥等等都是如此。比如钢铁行业，市场每年需求6亿 吨，产能却达到10亿吨，严重过剩，行业平均利润率在3%以下，企业普遍亏损。更严重的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还会连累金融业，造成银行坏账，增加诱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产能过剩，既是宏观经济问题，也是微观经济问题， 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概不能外，传统工业、房地产业、高科技产业、金融业都是如此，都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出现过剩。俗话说：“千做万做赔本生意别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头脑，任何一家企业都要关注自身行业产能是否过剩。这些年，重庆经济之所以表现良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工业方面，8年前，全国每年煤炭产量20亿吨，重庆有4000万吨。8年间，我们严格控制煤炭行业新增产能，在全国产量达到50亿吨时，我们还是
4000万吨。2000年，全国钢铁产量1亿吨，重庆是600万吨，现在全国10亿吨产能， 重庆仍然是600万吨。由于没有跟风而上，产能过剩行业占比较小，我们工业面 临的压力就较小，效益自然就好。
在房地产领域，要防止产能过剩，重在把握好六个比例关系：一是城市建设用地。按照城镇化规律，每1万城市人口配置一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就能基本平 衡。重庆主城1000万人口，城市规模也就是1000平方公里。有些城市只有50万人， 却搞了100平方公里，规模过剩就容易变成鬼城、空城、死城。二是商品住宅。 一般是人均40平方米，1000万人就造4亿平方米住宅，造得再多，房子卖不掉， 房产商破产，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就会连累整体经济。三是商铺，原则上每2万 元商业销售值要配备1平方米商铺。如果一个城市只有四五十亿商业零售额，却 建了100万平米商铺，每平方米商铺零售额不到一万元，肯定赔本。四是写字楼， 大体也是2万元GDP配一平方米的比例，不能造得太多。五是各类贸易批发市场， 包括钢材市场、建材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家具市场等。现在有的区县城，一搞批发市场，就想搞成义乌那样100万平方米、年销售额100亿元。中国毕竟只有一个义乌，从现实出发，我们举全市之力搞一个是可能的，如果每个县城搞一个， 肯定过剩。六是城市综合体。这种集百货零售、写字楼、餐饮娱乐、住宅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一个区县城奋斗三五年搞一个，是能够盈利的，如果一时兴起， 搞上五六个，量变引发质变，大家就都会亏本，这样的生意做不得。
产能过剩不仅表现在传统产业、落后产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一哄而上，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比如光伏电池，那是高科技产品，是新兴战略产业，也是节能环保产业。但前几年，全国大干快上，产能严重过剩， 照样一年亏损几百亿。当年，长安集团也想在重庆搞这类项目，化医集团也有投资冲动，但都被市政府压下了，回过头来看，这个决策是有先见之明的。
不管区县长还是企业家，一定要牢记赔本生意不做，过剩产能的事不做，要
有基本的行业分析。经济风险的源头是产能过剩，工业、服务业的产能过剩会带动整个金融的产能过剩。同样，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也会搞得过剩，诱发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前车可鉴。这方面，没什么高端产业和落后产业之分。信托投资看似高端，搞自我循环，会遭遇过剩危机。县城里家家楼下搞小饭馆，最后没有顾客，也是全面亏损。反之，哪怕你是洗脚理发，只要与市场需求匹配，经营得当照样赚钱。总之，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才是好产业，我们搞调结构，关键就是把过剩产能压下去，把有市场、有效益、有资金流量的产业发展起来。这样，经济发展才会顺畅，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更有基础。
在重庆市级两会上谈“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2015年1月20日）
经济靠什么“稳增长”？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央提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宏观调控举措。我理解，经济发展由10%以上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这是新常态的显著标志之一。
大家要明白，我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增长”是前提，而“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又是“稳增长”的手段。没有这四个手段，发展动力就会缺失，“稳增长”就稳不住了。
一、经济靠什么“稳增长”？
比如抓改革，去年我们搞基础设施领域的PPP改革，吸引了1300亿的国内外资金；搞国有企业集团五个路径改革，吸引了1000亿资金。这样，就吸引了2300 亿。去年重庆经济发展那么快，基础设施照样上，政府性债务又削减了1000亿， 风险更加可控，这就是改革的动力。
又如抓开放，重庆这些年着力抓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以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为依托，特别是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形成了江北国际机场空港、寸滩水港、团结村铁路枢纽站三个国家级一类口岸，在旁边配置了三个保税区。这样，使得我们的进出口总额从原来的60多亿美元变成了955亿美元，六年时间翻了四番，这也是一个巨大动力。
再如调结构，重庆本来是老工业基地，“傻大黑粗”的东西很多。通过近年来的持续努力，我们形成了电子信息和汽车等战略性支柱产业。去年全市工业总产值2万亿，电子信息和汽车各占5000亿，都分别增长了20%，其他支柱产业都增长了10%。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着重抓了产业集群，汽车产业方面，我们集聚了国内外10个品牌商，同时形成了10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电子信息产业方面，我们集聚了10多个品牌商和代工商，零部件企业有860多家。还有重庆的服务业， 去年金融业和新型服务贸易增长快于一般服务业，这也是调结构的一个体现。总之，没有调结构，稳增长也是一句空话，调结构也是一种动力。
还有惠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动力。这些年， 重庆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五有”目标和生态环保等民生支出占比一直保持在50%以上，持续实施了22件民生实事，今年还将按照重点民生实事滚动实施机制的要求，重点办好25件民生实事，这不但可以
解决一大批群众反映急迫的问题，也会通过惠民生扩内需，促进消费升级，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那么防风险呢？虽然重庆经济近年来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但仍然要时时敲响防风险的警钟。
二、中国经济的风险何在？
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以及产能过剩风险等。
比方说防金融风险，宏观上就是要把握好融资结构。应大幅提高工商企业面向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规范和约束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行为。
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70%、80%的资金都靠银行贷款，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金融有问题，搞得不活。一个地方的信托、租赁、小贷、抵押、担保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得不到发展，高利贷、典当行、“老鼠会”等就会盛行，容易导致金融“三乱”。当然，如果一个地方50%、60%的融资都是靠利息比银行高几个点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又会导致这个地方企业融资成本整体很高。
要更好地解决融资问题，关键是要努力推动直接融资市场、直接金融市场， 通过股票市场、银行间市场、企业债券等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去年，重庆政府帮助企业筹集到一千四五百亿的低利息、低成本的资金，都是从资本市场上来的， 是直接融资。今年，我们提出新增6000亿元融资，要做到25%来自直接融资市场， 45%来自银行，30%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前，我们的直接融资大体只有10%左右， 希望通过加大直接融资的力度，能够形成银行、直接融资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45：30:25的融资比例。
经济生活中，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产能过剩的风险，我恰恰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风险。本质上讲，市场经济通过充分竞争才能有效益，这就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但产能过剩也有个度的问题。
比方说，一个企业研究开发出一个新产品，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先做的人一马当先，独占鳌头，获得效益最大化，这就是创新驱动的魅力所在。旁边人看到先行者效益很高，群起而上都模仿，之后逐渐会达到供求平衡。供求平衡了还要竞争，就会有个后来者居上的概念。后来者本事比你大，人才结构比你好， 资本更密集，就会把老企业淘汰出局。这时候，市场就会产生过剩。
产能过剩有个经济学逻辑：如果行业过剩10%—20%的时候会产生优胜劣汰，
属于良性竞争；一旦过剩超过20%，比如全行业过剩30%、40%甚至50%，几乎所有企业，都会泥沙俱下，大家通通赔本，形成行业性亏损。现在中国差不多十来个行业，钢铁、电解铝、玻璃、有色金属、水泥等等都是如此。比如钢铁行业，市场每年需求6亿吨，产能却达到10亿吨，严重过剩，行业平均利润率在3%以下， 企业普遍亏损。更严重的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还会连累金融业，造成银行坏账， 增加诱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产能过剩，既是宏观经济问题，也是微观经济问题， 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概不能外，传统工业、房地产业、高科技产业、金融业都是如此，都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出现过剩。俗话说：“千做万做赔本生意别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头脑，任何一家企业都要关注自身行业产能是否过剩。
三、县长和企业家都不要碰过剩产业
这些年，重庆经济之所以表现良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按照中央要求， 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
工业方面，8年前，全国每年煤炭产量20亿吨，重庆有4000万吨。8年间，我们严格控制煤炭行业新增产能，在全国产量达到50亿吨时，我们还是4000万吨。2000年，全国钢铁产量1亿吨，重庆是600万吨，现在全国10亿吨产能，重庆仍然是600万吨。由于没有跟风而上，产能过剩行业占比较小，我们工业面临的压力就较小，效益自然就好。
在房地产领域，要防止产能过剩，重在把握好六个比例关系：
一是城市建设用地。按照城镇化规律，每1万城市人口配置一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就能基本平衡。重庆主城1000万人口，城市规模也就是1000平方公里。有些城市只有50万人，却搞了100平方公里，规模过剩就容易变成鬼城、空城、死城。
二是商品住宅。一般是人均40平方米，1000万人就造4亿平方米住宅，造得再多，房子卖不掉，房产商破产，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就会连累整体经济。
三是商铺，原则上每2万元商业销售值要配备1平方米商铺。如果一个城市只有四五十亿商业零售额，却建了100万平米商铺，每平方米商铺零售额不到一万元，肯定赔本。
四是写字楼，大体也是2万元GDP配一平方米的比例，不能造得太多。
五是各类贸易批发市场，包括钢材市场、建材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家具市场等。现在有的区县城，一搞批发市场，就想搞成义乌那样100万平方米、年销
售额100亿元。中国毕竟只有一个义乌，从现实出发，我们举全市之力搞一个是可能的，如果每个县城搞一个，肯定过剩。
六是城市综合体。这种集百货零售、写字楼、餐饮娱乐、住宅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一个区县城奋斗三五年搞一个，是能够盈利的，如果一时兴起，搞上五六个，量变引发质变，大家就都会亏本，这样的生意做不得。
产能过剩不仅表现在传统产业、落后产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一哄而上，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比如光伏电池，那是高科技产品，是新兴战略产业，也是节能环保产业。但前几年，全国大干快上，产能严重过剩， 照样一年亏损几百亿。当年，长安集团也想在重庆搞这类项目，化医集团也有投资冲动，但都被市政府压下了，回过头来看，这个决策是有先见之明的。
不管区县长还是企业家，一定要牢记，赔本生意不做，过剩产能的事不做， 要有基本的行业分析。
经济风险的源头是产能过剩，工业、服务业的产能过剩会带动整个金融的产能过剩。同样，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也会搞得过剩，诱发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前车可鉴。这方面，没什么高端产业和落后产业之分。信托投资看似高端，搞自我循环，会遭遇过剩危机。县城里家家楼下搞小饭馆，最后没有顾客，也是全面亏损。反之，哪怕你是洗脚理发，只要与市场需求匹配，经营得当照样赚钱。
总之，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才是好产业，我们搞调结构，关键就是把过剩产能压下去，把有市场、有效益、有资金流量的产业发展起来。这样，经济发展才会顺畅，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更有基础。
在“全市开放型经济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5年1月27日，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我们今天开这么一个座谈会，实际上改变过去一年一度的政府的行业工作 会，各方面交流座谈，形成互动，刚才十几位同志发言，总的大家讲的内容都很清晰，体现了我们去年的工作成效。
就重庆来说，去年开放方面的工作的确是很不错，对全市的经济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效果，我们进出口贸易达到了955亿美元，增长了39%，去年全国进出口增长率是百分之二点几，我们这个是很亮丽。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实际利用外资106 亿美元，重庆已经连续三年外资到位数超过100亿美元，在中国外资一年超过100 亿美元的地方就是八个省，重庆处在第八位，这个代表了一个开放的水准。因为整个中国一年外资到位数就是一千几百亿美元，这八个省过百亿，就已经有1000 亿，其他所有的省通通加起来200多亿，外资的80%是这八个省，其他20多个省市就是15%，这个是过去这些年一直有的，重庆能进入前八位的行列，这百亿美元 是很重要的，而且它也不是一年，基本上年年都到百亿美元以上，也没有当一个指标努力的抓，自然而然每年总是有100亿美元进入重庆。所以这个和进出口一 样，进出口955亿美元，六年前，金融危机前是60亿美元，涨了16倍，这七年我 们翻四番，这是很好的。我们不仅利用外资、进出口增长快，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这方面都发展得很好，去年我们服务贸易增加25%，到130亿美元，服务外包14 亿美元，服务外包增长27%，总之现在重庆是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三 管齐下，形成了一个开放的经济，这个开放经济给重庆整体国民经济带来了推动。去年我们GDP增长10.9%，应该是国内比较最快的，国家统计局20号公布全国的情况，我们处在比较最快的地方，更重要是重庆经济结构向好。
一、重庆经济结构良好的四个指标
我们经济结构有四个方面向好：
一是拉动经济的动力结构。我们知道经济拉动是由消费拉动、投资拉动、出口拉动三驾马车，我们消费增长13%，全国去年消费零售增长最高的地方之一是 重庆；我们投资增长18%，也是比较高的两位数增长，全国投资15%；出口增长39%。也就是三驾马车中，我们有两驾马车走得全国最快，还有一驾马车投资也是较快， 三家马车协调并进，一起发力，均衡发力，使得我们经济发展较快，而且是平衡的，最怕的是一驾马车病了，一驾马车倒了，只剩下一驾马车独立支撑，这对经
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总书记说三驾马车中消费是基础、投资是关键、出口是支撑，这三驾马车哪驾也不能少，重庆这个结构是好的。
二是我们的产业结构也比较好。整个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整体上第三产业、服务业总量比工业发展还快，所以服务业总量去年开始超过工业总量，而我们这个工业总量增长率是全国第一，我们的服务业增长比工业还快，这就是很好的。如果我们服务业的加快是因为工业慢了，掉下来了，工业从百分之十几掉到百分之几了，这时候服务业没有加快也变得快了，就超过工业了，这个是另一种情况。现在我们是工业走得很快，服务业，包括金融业、服务贸易走得更快。
刚才说的服务贸易增长25%，大家明白服务贸易多少营业额，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GDP，工业如果有1000亿营业额，可能800亿是原材料、零部件，增加值是扣除了外边输入的东西，净值是增加值，这个服务业就是人的劳动，人的劳动就是GDP，它不消耗原材料、零部件，最多消耗的是一些电费等等。讲这个意思，我 们服务贸易快的发展，快于一般贸易，金融业快于一般贸易，整个的服务业加快， 这是我们经济好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工业是全国增长第一，我们已经连续几年工业增长全国第一，但是我们不是傻大黑粗的工业，蛮横的发展，产业过剩的发展造成糟糕的局面，我们是高科技产业，汽车产业集群，电子产业集群加速度发展，去年我们电子产业是22%的增长，汽车产业是21%的增长，它们两个产业各有5000亿的集群，所以他们两家加起来1万亿，其他各行各业也是1万亿，大体上10% 的增长，全部工业加其他除二，就是15%，所以去年重庆全部工业产值15%的增长， 我们的电子产业、汽车产业发展速度高于一般行业一倍以上，这也是产业结构向好的一个方面。
三是我们效益也挺好。我们去年工业利润增长30%以上，前年工业利润增长42%，就是2013年工业利润涨42%，2014年工业利润涨30%以上。我现在说30%以上， 是因为这个数据是去年全年统计还没有最后出来，还要等一两天，我们1—11月 份利润增长40%，12月份不知道，即使12月份利润归零，也增长30%以上。总的意思，我们工业利润很好。金融业的利润也很好，全市的企业利润去年超过3000亿， 有三千几百亿，总共GDP1.4万亿，GDP的利润含量是24%。大家都是搞企业的，一定明白一个地方企业利润高，是最佳的投资环境，说明这个地方有市场、有效益、有前景、有需求，良性循环，这样的环境下企业赶也赶不走，招商引资就相对容易。如果这地方政府倒是满腔热情招商引资，招来的企业投资结果，一没市场， 二亏损，三是各种各样千难万难的事不断发生，企业用脚投票，就会走路。所以，
千做万做赔本生意不做，企业是最现实的，哄也哄不了，所以这一条也很重要。
四是投资结构。我们不搞产能过剩的投资，我们也不搞泡沫性的投资，我们不搞结构不平衡的投资。比如我们去年的投资1万多亿，工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 百分之三十几，房地产占全部投资的25%，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的25%，还有百分之十几的服务业，教育、卫生、文化、社会各行各业的投资，这个结构是比较好的。如果一个地方投资，基础设施投50%、60%，或者房地产投资50%、60%， 最后的结果是基础设施50%、房地产30%，最后还是工商产业各行各业只有百分之十几，这个地方有路没有车跑，有城市也是空城。因为城市也好，社会也好，就业靠企业，税收靠企业，GDP发展也靠企业，总的来说，工商产业是最重要的， 实体经济投资最重要，现在的投资就是未来的结构，重庆现在的投资结构对未来是好的。包括外资在重庆的投资也比较好，我们这儿的去年100多亿美元外资， 外资投资工业占40%，投资房地产占20%，投资服务业占30%。所以，整个重庆来说， 整个经济结构比较好。
这个结构好，和外资、进出口、外经贸委的管辖下的形势比较好，和我们的开放高地建设结合在一起，所以改革开放是发展的红利，开放就是改革，改革必有开放，开放给重庆带来了发展的动力，是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二、开放工作的五个重大突破
我就重庆去年开放形势总情况对国民经济的推动讲这么一个感想。
具体的说重庆去年开放工作，外贸外事的工作，有突破性的进展，年年都在干，去年有重大突破的事情我认为有这么五项值得说道说道。
渝新欧去年在总书记的支持下，鼓励下，在中央部委的具体操作下，协调下， 在我们重庆方方面面的努力下，我们有重大的突破。一个渝新欧去年有五个具体的工作成果。
1．国家赋予了渝新欧团结村火车站是国家一类口岸，团结村口岸是西部集装箱枢纽站，有了渝新欧以后，从欧洲的货形成了直通，形成了口岸功能。以前中国铁路口岸总是沿边、沿海，内陆没有口岸，要做口岸，新疆阿拉山可以是口岸，欧洲的货到阿拉山出关进关，如果那边关检了以后到重庆已经变成内贸货， 重庆如果是一类口岸，重庆海关关检可以直接出国，外国货从欧洲到重庆再关检， 经过我们边疆的时候登记一下，并不进行关检，这个很重要。国家口岸分一二三类，我们这一类口岸就代表了国家门户，内陆出现门户，这是个巨大的突破，我
认为是了不起的标志性的，是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成果，是X中央对重庆的支持。2．国家又批了渝新欧铁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有了口岸，又给了保税区，
这个很重要，是去年9月份批的。
渝新欧成了中国邮政班列的发行点，中国和欧洲，包括中国和东欧，原来俄罗斯的整个板块，50年没有铁路邮政，有航空邮政、海运邮政，铁路没有邮政，还是50年代的一个国际贸易协定中规定的，航空运邮包太贵，水路运邮包太慢，铁路不能运，这件事对渝新欧来说，我们是希望有的，我们经过了前年的努力，去年中国邮政总局在重庆作试验，有时候做事要撞一下，然后再协调，否则大家50年没有做这个事，这个功能新开，想法都不存在，就启动不了这个事。国际协调，协调了半年，去年8月份我们的邮政班列正式发动，就开出去了，实际上中国邮政总局、铁道部、海关和国际上这方面的组织大家都商量了，谁都知道在贸易自由化、一体化的情况下，这是不言而喻，当然可以运输，而且电子商务了，这邮包满天飞，邮包的数量巨大的增长，几十倍、几千倍的增长，铁路运输自然是一个很好的试验，是赚钱的买卖，不要让飞机和轮船运，有钱不赚呀？所以这件事就打通了，也是重大的突破。
渝新欧的票价。我们渝新欧2011年启动的时候，那时候我和五六个国家谈，当时中国的运价是0.8美元，俄罗斯是1美元，哈萨克斯坦是0.6美元，就是说不同国家，同样运一吨货，运一个集装箱的货，每公里的运价不同。当时俄罗斯最强势，是1美元，因为这个东西有一个高的话，其他的都搭车希望高，大家一起高，到了2012年我们出面进行了协调，降到0.8美元，2013年我又和五个国家的铁路部门协调，降到0.7美元，去年我们成功的降到0.6美元。0.6美元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或者是一个具体的目标，恰恰是0.6美元是和海运是等价的拐点，如果以后降到0.6美元以下，降到0.5美元的话，比海运效益成本更高，现在至少可以打平了。这里边有一个逻辑性的数据，就是海运一般从上海、广州到鹿特丹， 2000美元，但是所有工厂不会把货都在港口上车站，所以相关城市要把货运到港口，也有500公里、100公里，甚至2000公里，这一段的运输总要一千多美元，加在一起就3500美元，铁海联运总成本，我们沿海地区各种企业平均都在3000多美元，然后每个集装箱有200万以上的价值，不是运煤炭和木材，是各种各样的商品，一个集装箱的货品就有两三百万、三四百万，我们运电脑都是500万以上的价值，就按200万算，一年利息摊到一个月，就两三千美元，这样算账大体上就是6000美元，我们1万公里，0.6美元，就是6000多美元打平，这对我们极具里程
碑意义，这是渝新欧第四个非常突破性的效益。
国家又给了重庆汽车进口整车口岸，中国一年进口120万辆车，汽车进口的口岸都在沿海，比如天津、广州、上海、大连，沿海用船舶把欧洲、美国的各种车运过来，汽车是专项产品，不是一般口岸能进，要专门批，团结村成了内陆汽车整车进口口岸。这五个就是标志，意味着重庆团结村已经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载体，是国家赋予的特殊标志的一个口岸。这是第一个事情，这个很重要，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的战略联系在一起，国家给了隆重的笔墨，我认为是去年重庆进出口、外贸、开放方面一个标志性的特别性的事件，如果一个地方要归纳十个、八个重大事项，有长远意义，里程碑意义的就是这五个。
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动大口岸、大通道、大平台，一个地方是不是开放高地， 必须是口岸高地、交通枢纽和保税平台，保税平台就是这个地方经济要素可以大进大出自由贸易，保税区就是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区。从这个意义上，去年我们形成了水陆空三大通向国际市场的枢纽，我们机场去年达到2970万，增长率也是全国机场第一，我们机场去年赶上了西安，现在处在全国航空机场第八位，我们这六年赶上了五个机场，海口、厦门、杭州等等，去年又赶过了西安。我倒不是说要超过兄弟省，是说明重庆已经成为国际航空枢纽机场，货运有了30万吨，六年前两条国际航线，到去年已经有40条国际航线，不管是流量还是航空的通行能力， 都有巨大的推动。到明年重庆这个T3航站楼，第三跑道建好了，还有更大的空间， 可以到4000万人次、5000万人次，成为世界级大机场。港口，黄金水道，我们是长江上游的航运枢纽。铁路又有了渝新欧，成了欧亚大陆桥的主通道，去年是阿拉山整个运输量的80%。再就是三个一类口岸，机场现在是一类口岸，港口也是 一类口岸，我们原来港口的货要运出去还要到上海、宁波口岸转拨以后出口，这个出口价值不算在重庆，算上海和宁波了，我们就是内贸货物，有了一类口岸以后，重庆口岸一封关出去，到沿海是关检互助，帮你登记，结账都在重庆。然后三个保税区，港口边上有一个寸滩保税区，机场旁边有两路保税区，铁路旁边有团结村保税物流中心，还有一个西永保税区，就四个，还有万州和南岸的保税物流中心A型等等，现在我们重庆各种类型的保税区、监管区很多，最重要的是三 个枢纽平台上，三个口岸，有三个保税区，这三个三合一是内陆唯一的，代表内陆开放，有了这个才会带动整个重庆进出口贸易、外资各方面发展特别加快，这也是里程碑意义的特征，哪个省还找不出有三个三合一，即使是沿海，你港口是
保税区，但是机场和铁路不一定有保税区，有的机场旁边有保税区，但没有港口和铁路，有的地方水陆空既不是枢纽，也不是口岸，更不是保税区，我们把三个三合一绝妙的组织在一起，形成了重庆特征的内陆开放高地，这个很重要。
我们说的五大服务贸易都是在去年起步的，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包括离岸金融结算，包括保税贸易，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也就是平行贸易，包括离岸大数据处理，数据中心的建设，也包括我们讲到的其他一些事。这五个方面去年都是从实起步，我们提出这个东西不能抽象，要见项目、见企业、见流量、见效果、见配套措施，非常务实的一个一个推。我们去年保税商品展示交易做了10亿，有了零的突破。
跨境电子商务，我们说电子商务不是几千亿、1万亿的说，跨境电子商务不 瞒大家说6000多万元，这个也千难万难，1—6月份只做了100多万，到七八月份每个月做了1000万，到了年底就是6000万，今年是不是变6亿，60亿，也可能，所以这也是零的突破。第三个大数据这一类的交易量或者我们离岸金融的交易量，也都有重要突破。所以，总的去年五大服务贸易总的增长25%，五大服务业都非常 好的启动。我们目标到今年五大服务贸易至少弄50亿美元，到明后年这五大服务贸易再涨几倍的时候，可能变成几百亿美元，几百亿美元顶1000亿美元的进出口， 因为1000亿美元的进出口，形成的GDP了不起两三百亿美元，但是服务贸易如果 有了三四百亿的话，它的GDP也拉动三四百亿，我刚才说过这个道理，这一块我 觉得是重庆战略性新兴服务贸易，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服务贸易，去年是重大突破。
新加坡就来了三家，日本来了一家，整个重庆现在有17家外资银行，是中西部各个省独立算账我们排第一，整个重庆目前银行数95家，其中外资银行数在95 家里有17家，去年增长四家，人民银行、银监会确认我们的增长数量是国内每个省增长率全国第一。现在我们外资银行总的17家，就已经是内陆22个省数量最多， 这也是去年很重要的一个开放。
除了这个以外，去年我们离岸金融结算是830亿美元，跨境人民币结算是1600 亿人民币，我刚才说了，离岸金融结算对口着加工贸易，因为加工贸易的品牌公司都是离岸，他们把这个拉过来。一般贸易就是本币和外币换算，你再方便，如果是美元，全世界用美元计，去年涨1.3倍，其实是金融为实体经济做了好事，
这一对账让实体经济企业减少30亿费用，这里边既有换兑的便利，还避免汇率损失，差不多就是2%的概念，这也是一个金融的成果，因为它有130%的增长，所以我们离岸金融结算。
然后还有一个跨境电子商务需要的结算卡，就是第三方支付，我们去年增加了5个第三方支付牌照，再加上一个亿赞普集团，就六个，全国这样的第三方支付授权牌照，我们差不多在全国的三十几分之一，我们人口是全国1/40，GDP也是全国的1/40，如果我们各种各样的经济比例能做到三十几分之一，我们当然就在全国平均值以上，就多拿到了资源，这方面金融上有重大的成就。
第五，重庆去年在开放的产业平台上，进出口方面形成了非常好的基础，最终进出口贸易、外资到位都体现在产业企业的结构上，这方面我们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重庆在内陆已经形成了能从事国际贸易、从事国际产品和国际产业链循环结合在一起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也是很重大的概念。
整个这五个，应该是标志性，涉及到产业，涉及到金融业，涉及到服务贸易， 涉及到开放高地的特征，三个三合一，还涉及到渝新欧，这是我想说的第一方面， 就是我们去年总结事情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这五个特征。
三、需要形成共识的三大机遇
认识上来说，有三个认识，大家要形成共识。
我们重庆根据去年的实际，结合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国家政策、导向、趋势，新常态的要求看，我们有三点认识。
中国的开放，过去35年，从80年代开始，主要是先从沿海的整个特区，沿海的27个开发区，从沿海开放开始，逐渐向内陆延伸，以至于35年下来，沿海比较开放，内陆相对闭塞。我刚才说一年外资85%是在沿海八九个省发生，内陆22个省只占15%；进出口贸易4万亿美元，83%发生在沿海，17%发生在内陆。意思什么？ 其实东西部的差距主要是开放的差距拉下来，这30年代东部和西部的差距没有那么大，沿海地区得开放的便利，得风气之先，发展起来了。是不是命中注定只能沿海先开放，内陆慢慢跟进？理论上并不如此，实践上也不是这样。
在欧洲，德国是内陆，谁能说德国的开放度比法国差，比西班牙差，瑞士是内陆，谁能说瑞士、瑞典比挪威、丹麦开放度低。所以开放是种文化，开放是制度安排，开放不分内陆和沿海，都是可以在一个制度安排下一体化开放。因为中
国从计划经济封闭中走出来，改革开放从沿海先尝试再慢慢推到内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新一轮的开放，实际上会使得内陆开放大大加快，最终使得内陆和沿海开放度一样。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有高低，但是开放的制度，开放的文化，开放的体制机制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三中全会以后，去年这一年国家最大的做法就是长江黄金水道通关一体化，京津冀通关一体化，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就在做这些事。所以中国最大的开放潜力是内陆，内陆原来不够开放，内陆一开放就有潜力，重庆原来也不开放，当国家有1000亿美元进出口的时候，重庆一年就10亿美元，重庆五六年前的进出口不就60亿美元，现在接近1000亿，涨了十几倍，是开放的制度形成的，如果没有三个三合一的开放制度安排，重庆的1000亿进出口是没有的，200亿都难。
我讲这个话，就是这方面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内陆会越来越开放，最终使内陆和沿海一样的开放，这是三中全会开放方面的精神，它会变成我们新常态的特征，而重庆正是应了三中全会这一要求，这一趋势性的要求， 所以我们做这件事，我信心十足，继续努力，奋发图强，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
一带一路的开放战略十八大以来推了两年，国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立基 金，建立亚洲投资发展银行，建立金砖五国的银行，国家也要建立国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资项目发展策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互联互通，国家这些措施，以及和渝新欧大通道，欧亚大陆桥的建设联系在一起，使得重庆成了一路一带经济带的支点和节点。我们原来是内陆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等等，我们有这些概念，现在又多了一个一路一带的节点和支点。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之还是靠铁路，我们渝新欧成了起点，重庆就成了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起点之一，所以国家给了口岸、保税区，我们又是黄金水道的上游枢纽中心，所以我们叫一路一带的支点和节点，这方面重庆有了更大的机遇， 我们要积极的把重庆发展融入一路一带的战略，积极把我们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融入一路一带的战略，和国家大战略结合在一起，既是贯彻落实国家大战略， 同时结合国家大战略机遇发展壮大，加速重庆发展。
这也是最近两年重庆很多事情得到国家各部门支持越来越多，这和我们内陆要开放，内陆要发展，也是内陆的中心城市，超大城市，我们有3000万人口的直辖市，重庆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经济特征，各方面的特点确定了这么一个历
史任务，我们这地位越来越凸显，也要求重庆更努力的把这方面工作做好。向东就是通过长江，和中部、东部合作，我们铁路以后五六条高速铁路通向全国各地； 向西是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发展；向外，其实还有往东南亚方向也是一个方向；向内，我们作为中心城市，有带动、辐射、集聚整个西南地区的力量，和成渝经济带更好的形成一个集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其实是越来越重要，我们重庆可以说面向亚洲和欧洲，通向三大洋，既通过长江走向太平洋， 也通过昆明方向走向印度洋，当然渝新欧也可以通到大西洋，整个的成渝经济群体，渝新欧之间的经济联系。
总的是讲点体会，大家有这些宏观概念，对重庆的开放信心就会更足。
四、重庆要推进的十项工作
最后我讲今年的工作，有几个任务给大家说一下。
今年的目标，今天材料有一个基本说法，进出口贸易涨16%，去年也是说16%， 实际上涨39%，今年说16%，也许涨30%也是可能的，去年955亿美元，今年我们内部估计1200亿美元是不会有问题，就可能增长30%以上。外资去年106亿美元，今年争取外资有115亿或者120亿美元也是正常的。然后人民币的结算，去年到1600 亿，涨一点几倍，今年增长一下，到2000亿不成问题。离岸金融结算，去年800 亿，今年再涨百分之十几，可能突破千亿美元是应该的，服务外包，争取18亿— 20亿，18亿美元就是涨30%，20亿美元就是40%；服务贸易如果涨30%就是170亿， 也可以涨到200亿美元，因为我们服务贸易五大专项一发力，形成几十亿美元， 我觉得服务贸易可以变成200亿美元。我们这个指标都是预测性，不下达给区县 也不下达给任何企业，统计成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只是顺应这个潮流和势头进行合理预判，有了预判以后就有结构的平衡。
从工作来说，要进一步做好这么一些工作。
第一，重庆的加工贸易并没有到头，去年做了500多亿美元的加工贸易，主 要是电子产业，今年这一块还会进一步集聚，笔记本电脑去年做了6000多万台， 我估计今年会到7000多万台，同时它的零部件产量也会增长50%，去年有400多家投产了，今年会有600多家、700家投产，明年就会有860家全部投产，这一块也会增长。还有一个就是电脑的附加值，原来一台电脑3000块，现在一些重要的部件， 机壳高档产品零部件本地化，使得这些产品档次提高，提高以后3000块可能变成5000块、4000块，所以产生的附加值平均会提高百分之十几。总的意思，这一块我估计今年还会涨20%，5000亿变6000多亿，进出口也当然从五六百亿增加100多
亿，变成六七百亿，甚至七八百亿，这是一块，还会继续增长。
另外，我们还要进一步发展其他的产业集群，比如珠宝钻石、黄金首饰，我们绝不搞任何金块运来变形压制，方的变圆的，圆的变薄的，薄的变长的，变来变去，进进出出骗汇，骗记录，那是非常丑陋的行为，我们重庆绝不干，但是你能把钻石加工从毛钻进来变成成品钻，把成品钻变成钻戒首饰，黄金进来变成首饰，这个首饰的产业链从首饰的研究开发到首饰的鉴定检测检验，到首饰的专卖， 到首饰的加工形成产业链。重庆为什么可以做这个事？机场保税呀。
这个机场保税区使得珠宝首饰运输只要一个人一张机票，不管你买头等舱还是普通舱，一个行李包可以上百万美元的东西，下来以后机场海关和我们保税区海关一起，你自己保税区工厂里的人陪着机场海关，和这个客人拿着东西进来， 关检都不要，因为机场就是保税区，加工完了拧包又出去了，比深圳还方便，别的地方也很不方便，飞机、火车、汽车转来转去，重庆变成很方便的一个地方， 这一块有我们的区位优势，港口优势，三个三合一的优势，这一块可以搞起来， 这一块加工起来以后，重庆这个大城市1000万人口的集聚，是很方便的。我们发展集群模式，不仅发展电子类的，还要发展轻工，这一块形成集群搞好。
我们需要进一步把加工贸易搞好。我们加工贸易之所以能成功，四大特征： 1．进项物流垂直整合，零部件原材料垂直整合一体化，使得我们物流成本
低。
出项物流，产品走向世界，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出去就方便。
我们劳动力优势，不是指劳动力便宜，主要是指重庆的农民工现在到一
月份快过年了还在天天上班，沿海地区的农民工都要回家，一年12个月中9个月上班，三个月不稳当，重庆这方面劳动力有比较优势，这个比较优势是就业的制度安排的比较优势，这方面比较好。
重庆作为一个大都市，虽然是内陆，但是它1000万人口城市产生的氛围和沿海任何大城市的生活水平、服务质量上没有太多差距，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它的优势。
第二，进一步加大引进外资招商引资。当今世界，外资招商，我们本质上还不是为了要这些外汇，中国现在不缺外汇，但是外资到一个地方，不仅仅带来资金，更重要会带来人才，带来管理，带来产品，带来设计开发，带来国际市场， 这个意义上重庆和世界交融在一起，需要有外资作为中介，它会帮助重庆的民营、国企和世界融合，没有外资在中间，你说重庆自己的国企、民企走向世界，引进
来，其实很被动，这里边需要外资。宽领域、全方位、多渠道利用外资，“全方位”就是港澳台、欧洲、美国、日本、韩国、东南亚全方位，来者都是客，我们都欢迎。“宽领域”，一二三产业都欢迎，没禁区，准入前国民待遇，准入后同等国民待遇，以前是批准了享受国民待遇，但是不批准就没有国民待遇，所以就有一个准入前也要让我有国民待遇，总的把这一块搞好。“多渠道”，不仅是外资直接投资，增量资金投资，上市公司投资，香港市场资金拿过来投资，金融租赁的外资，各种渠道都可以利用，所以把这个外资工作搞好。特别是我们十大新兴产业集群，集成电路当然需要外资，要说我们目前的国有、民营企业拿70亿、80亿美元搞一个项目，还是很难的。一是有没有这个资本实力，二是有没有这个技术，所以集成电路领域引进外资十分重要。液晶面板，我们去年引进了一个国有控股企业，引进了一个民营企业，也引进了一个外资企业，三个企业一起在重庆地面上，两年以后会形成七八百亿产业的液晶面板的产业，这也是要外资的。像物联网、机器人、还有我们讲的综合化工产品、页岩气、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型行业需要民企、国企一起搞，也需要外资一起来，所以这方面围绕十大专业性的新兴产业引进外资，以项目集群的方式引进外资，对我们服务贸易、商业零售领域也要引进外资，总的来说，把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把工业、农业、服务业全方位的、宽领域的引进外资。
第三，渝新欧。我刚才说了去年渝新欧五个突破，今年就要见成效。去年我们渝新欧开了130个专列，一个专列50个集装箱，实际上是6500箱，去年开得比较多，今年我们要翻番，至少250列、260列，力争300列。250列的话，我们希望从重庆往欧洲的专列开200列，欧洲的回程货有50列，力争欧洲回程货有100列，如果回程货100列，去向200列，加起来就300列，意思就是360天，今年基本实现一个星期六个专列进出，这个是今年渝新欧的任务，通过这样的一个发展，真正发挥它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主体运输功能，进一步有机会，隔三差五搞一个渝新欧的旅游专列，可能十几个车皮拉1000人，搞一个开着火车往欧洲去，搞这个旅游专列，一路上搞落地签证，讲这一段，反正都是我们渝新欧的事情。
第四，把平行贸易，跨境电子商务进一步搞好。这件事是制度安排的突破， 开放就是改革，没有制度安排，想开放也开放不了，实际上商社集团，现在的平行贸易，欧洲货重庆卖，有从哪儿来货的整个物流运输问题，这个只是就企业而言。作为我们政府部门，包括海关和商检，在跨境电子商务问题上，在保税商品展示平行贸易的问题上，我们制度性的问题，原来的制度一点没有错，但是在跨
境电子商务的交易中，在保税商品展示的交易当中，平行贸易运作的体系里边， 我们现在的制度安排至少有五六个还是不适应的。我们不适应，上海也不适应， 广东也不适应，大家都不适应，我们就要探索，探索了一旦找到了合理合法合规， 而且有效的制度安排，就当然可以复制推广到全国各地，所以这本来就有探索的意义。这些不适应的事情是：
保税商品销售的时候，现在不能立等可取，我到这里买东西，看到好东 西，突然想买回去，现在变成现场不能拿，要隔两天用电子商务邮包寄到你家里， 有点多此一举，我在家里边电脑一上网，我邮购一个东西，我没有出去，躺在床上买东西，我跑到商店看到东西付钱以后，居然要我到家里等着电子商务进来， 这肯定有毛病，不管是哪儿一根筋，只要别干这个事，干了这个事，只要没有偷税漏税就行。
海关和检验检疫局需要更好配合，人家杭州电子商务平行贸易，检验检疫局要把国外来的货首先验，验了以后合理了才能进来，所以他应该先验，出去的时候和海关在一个房子里，一个仓库里，一个屏幕上，一个电脑双屏，就是我这个笔记本和你这个笔记本，一个内容两个屏幕，你是海关，他是商检，大家一起过，对老百姓来说，那就是一道关，你们如果各管一套，这边50亩地一套，那边100亩地弄一套，对老百姓、对物流肯定是不对的，这个意义上，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是一家人，绝不能再分家了，代表不同职责，在一个房间工作。
的确也要防止走私，因为大单B2B海关报关是一种，我们这种保税商品如果走私是一单一单的，这个人动坏脑筋，要进来一吨的货，分20批，在一天里20 批分单进来，其实是大单。大单有大单的管理办法，海关为了防止大单，就规定三同，同一消费者，同一电脑平台，同一天累计不能超过1000块，这件事这么一来以后，也就是说复杂的现象要防止怎么有机的大数据处理发现，这么一卡就卡死了，也许我买一个东西就超过1000块了。我们国内的人没有这个事，我发神经一天买100双袜子下100个单也可以，国际之间下单，有些人走私化整为零，要防范，这个防范和老百姓的随意的随机和犯罪分子的有意的分散，你怎么防范，怎么区别，不能一网打尽，一个人犯法，1000个人陪绑在里边。所以这又是一个问题。
检验检疫监管可能是过严，检验检疫局局长在这里，有些东西检验检疫， 比如奶粉，不能每一罐都去检验，这进货总是1万吨，我抽检1吨，有些其实是个品牌，如果德国人爱他美奶粉，荷兰的牛栏奶粉这些特别有名的品牌我就让你过，
只要被抽到一罐，就罚你倾家荡产，但是用不着每罐都检，这方面的东西，你一次检验可以一年不再检，一个品牌多种规格，几十种品种都去检一下，一检要花几十万，一个小电商，一共就进这么点货，也赚不了几十万，检验费倒几十万。我讲这个意思，这里边有个什么抽检的办法，因为全世界都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企业遇上这样的难题，肯定有它的道理。
商检和海关可能人数不够，一天七天通关，我们现在星期天要休息，一天八小时上班，有效工作时间假如十点半下班，还有路上的时间，一天可能工作时间是六七个小时，机关干部来说很正常，但是企业是24小时生产，关检可能就是24小时，否则这个发货来不及，海关、检验检疫是生产机关，不是政府机关， 政府机关是一天八小时，生产机关应该是24小时配合，应该算成生产性服务业。你们当然是政府机关，一卡壳，生产性服务业不到位，就停在那里。
这些话今天讲得很具体，是为了说明现在的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真不是空话， 是非常具体的，绝不是人的个人道德的问题，也不是个出发点问题，出发点我们都很好，但是我们原有的制度安排，原有的习惯，原有的方式不适应开放，因为你本来就是闭塞，闭塞的地方习惯了，做开放不习惯了，这个问题上应该向沿海好好学习。
第五，云计算大数据。我们前两年就推动了，到现在大数据的数据中心建设也差不多2015年会达到30万台服务器投入使用，现在就要把这个大数据服务器投入使用能够用起来。什么叫做大数据？大家以为家里边藏多少东西就是大数据。统计局100年的数据放在局机关里，哪怕有大英博物馆这么多藏书，也不叫大数据，大数据绝不是库存，大数据有四个特征：
数据大，比如大英博物馆这样大的数据。
但是要在线，大英博物馆的书放在仓库里，放在书柜里，它就不叫大数据，大数据时代，数据之大像博物馆，但是这个数据是在线的，你随时用电脑可以检测的。
是时时在线，时时什么意思？如果把大英博物馆的数据都放在电脑里， 你当然在线，随时可以查，如果每天的更新不在里边，就不是时时，每天时时更新的东西都在里边。
还有帮助你处理各种数据的软件工具，一个包。你那这四个特征相吻合的时候这才叫大数据，大数据大家讲多了，到后来不知道什么是大数据，大数据时代的金融也罢、软件也罢，各种软件处理也罢，都是和这四个特征联系着，重
庆围绕这个形成的大数据产业链，不管在水土还是现在的仙桃谷，总之把这些事说开来，时间关系不展开说。这个业务远期来说可以有几百亿美元，今年2015年如果做不到几十亿美元，做十几亿、二十亿，因为大数据你可以是对内用人民币计，我们现在在经贸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大数据和全球大数据要连着，这个意义上重庆既是大数据的保税库，因为国家赋予我们外资企业可以在重庆搞数据中心，可以搞离岸的数据中心，所谓离岸数据中心就是国外搞数据中心的数据库和中国国内企业法人、政府机关是离岸的，不直接联通的，当然欧洲的、美国的一些数据到中国处理，处理了又出去，外进外出，就像加工产品外进外出在保税区， 这个里边是一个开放体系。我们要把这个条件用好，另外重庆现在通信条件，大进大出的数据当然需要光线光缆通信基础设施，重庆去年花80亿人民币，把重庆数据通信平台从国家第三等级提升到和上海、北京一个等级的直连点，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这件事要做好。
刚才海关同志说了，保税区里边委托加工，保税区里边保税租赁，保税区里边企业互相之间的保税贸易、离岸的贸易等等，把这些业务做好，就非常好。上海自贸区在之前，就是它的外高桥保税区，最棒的地方就是从1990年到2010年， 外高桥保税区10平方公里的铁丝网围着的一个保税区，里边1万个企业，20万人， 就在写字楼里工作，写字楼总面积500万平方米，20万人，一个人25平方米，这 个20万人，1万个公司，每年做1000亿美元进出口贸易，交1000亿人民币的税收， 上海5000亿的税收，这个10平方公里交了1000亿，上海5000亿进出口贸易，这10 平方公里做了1000亿美元，所以中国最棒的、最伟大的保税区是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它当时还不是自贸区，这个事情是我们要效仿的，重庆保税区当然应该把上海保税区过去十年、二十年干的活我们拣起来好好学习，好好干。
开放离不开金融，我们今天是开放会议，金融的开放也很重要，从开放角度讲，我刚才说了，金融的服务就是四条线，加工贸易一条线上就是离岸金融服务， 一般贸易这条线就是跨境人民币结算支付上的服务，老百姓进进出出上面的信用卡服务，电子商务跨境方面第三方支付服务。我们重庆一定要把这四件事在国家各部门支持下规范运作，使我们重庆成为内陆的这四个方面结算的中心地，至少我们现在离岸的做了800亿美元，是全国最大的，做得最棒的，如果把这方面四 个板块都做好，我们重庆肯定在金融结算上就为实体经济做了良好的服务。最难
的还没有做的，有三件事已经做了，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信用卡业务，人民银行支持我们，如果形成四三三，外资有30%，民企有百分之几十，国有企业也有百分之几十，形成混合所有制，如果有这么一个公司在重庆，肯定也是一个巨大的好事清。
我在人代会报告里也写上，这件事势在必行，努力推进，当然最终要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创造条件努力做好，应该这么说90年代的苏州产业园是搞工业， 21世纪初天津的中新产业园搞的是房地产，搞了几百万平米的住房、写字楼、商务中心，我们这个中新现代服务经济发展合作项目重点就是服务贸易，金融，物流等等，把这个事情搞好。
习主席访问澳洲的时候签订了FTA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有一项就是中国放开 牛肉市场，让澳洲的肉牛进入中国，关税上面，什么上面，自贸协定的关税确定， 这个几乎就不要什么税了。这个牛进来当然可以广东口岸，上海口岸，浙江口岸， 内陆总也要有一个口岸，所以就有一个怎么来运作，如果运作的话至少五个事情， 刘强副市长、外经贸委、农委一起琢磨。
澳洲的牛是哪些牛的贸易公司、农场提供。如果10万头牛也不得了，会有几百亿产值，所以这个是一个合作的背景。
牛要运到重庆来，你如果是先坐船到了上海，然后又下来，大船走到小船在长江运还是铁路运，铁水联运，还江海联运，是在沿海检验检疫还是重庆检验检疫，这又是一个问题。
来了以后也不能马上杀，也要养一养，是三个月还是四个月，我们丰都县养了5万，产量也不大，但是如果变成养澳洲牛10天，360天可以养30多批次， 5万头一个轮回的话，同样这点草，可以有150万头的规模，我讲重庆的丰都做这件事是有基础的，如果转十个批次，5万头牛的一个规模量就可以变成50万头屠宰量，这个又是一个养殖的环节。
最后牛来了，屠宰场在那里，谁来做老板。
再跟着还有流通。这件事真想一下，六七个环节，可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有专业人士专门研究，海关、商检一起推动，还要有牵头的人，这种事万事起头难，就像渝新欧一样，事情做完了大家都觉得很普通，无中生有的时候千难万难。总之，这件事是大事，不仅是农业产业、商业产业，涉及到中澳的大事，当
然澳洲不仅牛，其他的也可以过来，但这件事已经成了中澳自贸协定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争取重庆成为这个贸易协定中的一个落脚点，一个试验地和发展地， 看起来是一个项目，但其实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我们2000年初重庆只有一个海关，这十年多我们增加了十几个海关机构，基本都在主城，下一步争取渝西地区、渝东南、渝东北100公里半径上能够有一个 海关机构，让企业报关用不着去跑几百公里，跑1000公里，跑到主城来转来转去， 报个关，几万美元、几十万美元都这么跑来跑去，也不方便，所以我们争取潼南、荣昌、永川、长江、长寿、江津、秀山、黔江、奉节等等，反正我们这些区县都去设，或者是海关，或者是仓库，或者是A类园区、B类园区。
重庆的开放进一步向高度、深度、广度发展，尽管我们说重庆这些年按照三中全会要求，开放有了重大突破，五大重大事项，开放高地特征也有了，但是事情没有完美的境界，是一个不断进取的境界，开放是个过程，真正像欧美这样的开放，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们要往更高的高度、高广的广度、更深的深度进一步推动开放，把这个工作做好。
在重庆市开放型经济2015年迎春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5年1月27日）
我们今天开这么一个座谈会，实际上改变过去一年一度的政府的行业工作 会，各方面交流座谈，形成互动，刚才十几位同志发言，总的大家讲的内容都很清晰，体现了我们去年的工作成效。
就重庆来说，去年开放方面的工作的确是很不错，对全市的经济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效果，我们进出口贸易达到了955亿美元，增长了39%，去年全国进出口增长率是百分之二点几，我们这个是很亮丽。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实际利用外资106 亿美元，重庆已经连续三年外资到位数超过100亿美元，在中国外资一年超过100 亿美元的地方就是八个省，重庆处在第八位，这个代表了一个开放的水准。因为整个中国一年外资到位数就是一千几百亿美元，这八个省过百亿，就已经有1000 亿，其他所有的省通通加起来200多亿，外资的80%是这八个省，其他20多个省市就是15%，这个是过去这些年一直有的，重庆能进入前八位的行列，这百亿美元 是很重要的，而且它也不是一年，基本上年年都到百亿美元以上，也没有当一个指标努力的抓，自然而然每年总是有100亿美元进入重庆。所以这个和进出口一 样，进出口955亿美元，六年前，金融危机前是60亿美元，涨了16倍，这七年我 们翻四番，这是很好的。我们不仅利用外资、进出口增长快，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这方面都发展得很好，去年我们服务贸易增加25%，到130亿美元，服务外包14 亿美元，服务外包增长27%，总之现在重庆是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三 管齐下，形成了一个开放的经济，这个开放经济给重庆整体国民经济带来了推动。去年我们GDP增长10.9%，应该是国内比较最快的，国家统计局20号公布全国的情况，我们处在比较最快的地方，更重要是重庆经济结构向好。
一、我们经济结构有四个方面向好
一是拉动经济的动力结构。我们知道经济拉动是由消费拉动、投资拉动、出口拉动三驾马车，我们消费增长13%，全国去年消费零售增长最高的地方之一是 重庆；我们投资增长18%，也是比较高的两位数增长，全国投资15%；出口增长39%。也就是三驾马车中，我们有两驾马车走得全国最快，还有一驾马车投资也是较快， 三家马车协调并进，一起发力，均衡发力，使得我们经济发展较快，而且是平衡的，最怕的是一驾马车病了，一驾马车倒了，只剩下一驾马车独立支撑，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总书记说三驾马车中消费是基础、投资是关键、出口是
支撑，这三驾马车哪驾也不能少，重庆这个结构是好的。
二是我们的产业结构也比较好。整个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整体上第三产业、服务业总量比工业发展还快，所以服务业总量去年开始超过工业总量，而我们这个工业总量增长率是全国第一，我们的服务业增长比工业还快，这就是很好的。如果我们服务业的加快是因为工业慢了，掉下来了，工业从百分之十几掉到百分之几了，这时候服务业没有加快也变得快了，就超过工业了，这个是另一种情况。现在我们是工业走得很快，服务业，包括金融业、服务贸易走得更快。
刚才说的服务贸易增长25%，大家明白服务贸易多少营业额，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GDP，工业如果有1000亿营业额，可能800亿是原材料、零部件，增加值是扣除了外边输入的东西，净值是增加值，这个服务业就是人的劳动，人的劳动就是GDP，它不消耗原材料、零部件，最多消耗的是一些电费等等。讲这个意思，我 们服务贸易快的发展，快于一般贸易，金融业快于一般贸易，整个的服务业加快， 这是我们经济好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工业是全国增长第一，我们已经连续几年工业增长全国第一，但是我们不是傻大黑粗的工业，蛮横的发展，产业过剩的发展造成糟糕的局面，我们是高科技产业，汽车产业集群，电子产业集群加速度发展，去年我们电子产业是22%的增长，汽车产业是21%的增长，它们两个产业各有5000亿的集群，所以他们两家加起来1万亿，其他各行各业也是1万亿，大体上10% 的增长，全部工业加其他除二，就是15%，所以去年重庆全部工业产值15%的增长， 我们的电子产业、汽车产业发展速度高于一般行业一倍以上，这也是产业结构向好的一个方面。
三是我们效益也挺好。我们去年工业利润增长30%以上，前年工业利润增长42%，就是2013年工业利润涨42%，2014年工业利润涨30%以上。我现在说30%以上， 是因为这个数据是去年全年统计还没有最后出来，还要等一两天，我们1—11月 份利润增长40%，12月份不知道，即使12月份利润归零，也增长30%以上。总的意思，我们工业利润很好。金融业的利润也很好，全市的企业利润去年超过3000亿， 有三千几百亿，总共GDP1.4万亿，GDP的利润含量是24%。大家都是搞企业的，一定明白一个地方企业利润高，是最佳的投资环境，说明这个地方有市场、有效益、有前景、有需求，良性循环，这样的环境下企业赶也赶不走，招商引资就相对容易。如果这地方政府倒是满腔热情招商引资，招来的企业投资结果，一没市场， 二亏损，三是各种各样千难万难的事不断发生，企业用脚投票，就会走路。所以， 千做万做赔本生意不做，企业是最现实的，哄也哄不了，所以这一条也很重要。
四是投资结构。我们不搞产能过剩的投资，我们也不搞泡沫性的投资，我们不搞结构不平衡的投资。比如我们去年的投资1万多亿，工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 百分之三十几，房地产占全部投资的25%，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的25%，还有百分之十几的服务业，教育、卫生、文化、社会各行各业的投资，这个结构是比较好的。如果一个地方投资，基础设施投50%、60%，或者房地产投资50%、60%， 最后的结果是基础设施50%、房地产30%，最后还是工商产业各行各业只有百分之十几，这个地方有路没有车跑，有城市也是空城。因为城市也好，社会也好，就业靠企业，税收靠企业，GDP发展也靠企业，总的来说，工商产业是最重要的， 实体经济投资最重要，现在的投资就是未来的结构，重庆现在的投资结构对未来是好的。包括外资在重庆的投资也比较好，我们这儿的去年100多亿美元外资， 外资投资工业占40%，投资房地产占20%，投资服务业占30%。所以，整个重庆来说， 整个经济结构比较好。
这个结构好，和外资、进出口、外经贸委的管辖下的形势比较好，和我们的开放高地建设结合在一起，所以改革开放是发展的红利，开放就是改革，改革必有开放，开放给重庆带来了发展的动力，是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二、开放工作的五个重大突破
我就重庆去年开放形势总情况对国民经济的推动讲这么一个感想。
具体的说重庆去年开放工作，外贸外事的工作，有突破性的进展，年年都在干，去年有重大突破的事情我认为有这么五项值得说道说道。
渝新欧去年在总书记的支持下，鼓励下，在中央部委的具体操作下，协调下， 在我们重庆方方面面的努力下，我们有重大的突破。一个渝新欧去年有五个具体的工作成果。
国家赋予了渝新欧团结村火车站是国家一类口岸，团结村口岸是西部集装箱枢纽站，有了渝新欧以后，从欧洲的货形成了直通，形成了口岸功能。以前中国铁路口岸总是沿边、沿海，内陆没有口岸，要做口岸，新疆阿拉山可以是口岸，欧洲的货到阿拉山出关进关，如果那边关检了以后到重庆已经变成内贸货， 重庆如果是一类口岸，重庆海关关检可以直接出国，外国货从欧洲到重庆再关检， 经过我们边疆的时候登记一下，并不进行关检，这个很重要。国家口岸分一二三类，我们这一类口岸就代表了国家门户，内陆出现门户，这是个巨大的突破，我认为是了不起的标志性的，是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成果，是X中央对重庆的支持。
国家又批了渝新欧铁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有了口岸，又给了保税区，这个很重要，是去年9月份批的。
渝新欧成了中国邮政班列的发行点，中国和欧洲，包括中国和东欧，原来俄罗斯的整个板块，50年没有铁路邮政，有航空邮政、海运邮政，铁路没有邮政，还是50年代的一个国际贸易协定中规定的，航空运邮包太贵，水路运邮包太慢，铁路不能运，这件事对渝新欧来说，我们是希望有的，我们经过了前年的努力，去年中国邮政总局在重庆作试验，有时候做事要撞一下，然后再协调，否则大家50年没有做这个事，这个功能新开，想法都不存在，就启动不了这个事。国际协调，协调了半年，去年8月份我们的邮政班列正式发动，就开出去了，实际上中国邮政总局、铁道部、海关和国际上这方面的组织大家都商量了，谁都知道在贸易自由化、一体化的情况下，这是不言而喻，当然可以运输，而且电子商务了，这邮包满天飞，邮包的数量巨大的增长，几十倍、几千倍的增长，铁路运输自然是一个很好的试验，是赚钱的买卖，不要让飞机和轮船运，有钱不赚呀？所以这件事就打通了，也是重大的突破。
渝新欧的票价。我们渝新欧2011年启动的时候，那时候我和五六个国家谈，当时中国的运价是0.8美元，俄罗斯是1美元，哈萨克斯坦是0.6美元，就是说不同国家，同样运一吨货，运一个集装箱的货，每公里的运价不同。当时俄罗斯最强势，是1美元，因为这个东西有一个高的话，其他的都搭车希望高，大家一起高，到了2012年我们出面进行了协调，降到0.8美元，2013年我又和五个国家的铁路部门协调，降到0.7美元，去年我们成功的降到0.6美元。0.6美元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或者是一个具体的目标，恰恰是0.6美元是和海运是等价的拐点，如果以后降到0.6美元以下，降到0.5美元的话，比海运效益成本更高，现在至少可以打平了。这里边有一个逻辑性的数据，就是海运一般从上海、广州到鹿特丹， 2000美元，但是所有工厂不会把货都在港口上车站，所以相关城市要把货运到港口，也有500公里、100公里，甚至2000公里，这一段的运输总要一千多美元，加在一起就3500美元，铁海联运总成本，我们沿海地区各种企业平均都在3000多美元，然后每个集装箱有200万以上的价值，不是运煤炭和木材，是各种各样的商品，一个集装箱的货品就有两三百万、三四百万，我们运电脑都是500万以上的价值，就按200万算，一年利息摊到一个月，就两三千美元，这样算账大体上就是6000美元，我们1万公里，0.6美元，就是6000多美元打平，这对我们极具里程碑意义，这是渝新欧第四个非常突破性的效益。
国家又给了重庆汽车进口整车口岸，中国一年进口120万辆车，汽车进口的口岸都在沿海，比如天津、广州、上海、大连，沿海用船舶把欧洲、美国的各种车运过来，汽车是专项产品，不是一般口岸能进，要专门批，团结村成了内陆汽车整车进口口岸。这五个就是标志，意味着重庆团结村已经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载体，是国家赋予的特殊标志的一个口岸。这是第一个事情，这个很重要，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的战略联系在一起，国家给了隆重的笔墨，我认为是去年重庆进出口、外贸、开放方面一个标志性的特别性的事件，如果一个地方要归纳十个、八个重大事项，有长远意义，里程碑意义的就是这五个。
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动大口岸、大通道、大平台，一个地方是不是开放高地， 必须是口岸高地、交通枢纽和保税平台，保税平台就是这个地方经济要素可以大进大出自由贸易，保税区就是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区。从这个意义上，去年我们形成了水陆空三大通向国际市场的枢纽，我们机场去年达到2970万，增长率也是全国机场第一，我们机场去年赶上了西安，现在处在全国航空机场第八位，我们这六年赶上了五个机场，海口、厦门、杭州等等，去年又赶过了西安。我倒不是说要超过兄弟省，是说明重庆已经成为国际航空枢纽机场，货运有了30万吨，六年前两条国际航线，到去年已经有40条国际航线，不管是流量还是航空的通行能力， 都有巨大的推动。到明年重庆这个T3航站楼，第三跑道建好了，还有更大的空间， 可以到4000万人次、5000万人次，成为世界级大机场。港口，黄金水道，我们是长江上游的航运枢纽。铁路又有了渝新欧，成了欧亚大陆桥的主通道，去年是阿拉山整个运输量的80%。再就是三个一类口岸，机场现在是一类口岸，港口也是 一类口岸，我们原来港口的货要运出去还要到上海、宁波口岸转拨以后出口，这个出口价值不算在重庆，算上海和宁波了，我们就是内贸货物，有了一类口岸以后，重庆口岸一封关出去，到沿海是关检互助，帮你登记，结账都在重庆。然后三个保税区，港口边上有一个寸滩保税区，机场旁边有两路保税区，铁路旁边有团结村保税物流中心，还有一个西永保税区，就四个，还有万州和南岸的保税物流中心A型等等，现在我们重庆各种类型的保税区、监管区很多，最重要的是三 个枢纽平台上，三个口岸，有三个保税区，这三个三合一是内陆唯一的，代表内陆开放，有了这个才会带动整个重庆进出口贸易、外资各方面发展特别加快，这也是里程碑意义的特征，哪个省还找不出有三个三合一，即使是沿海，你港口是保税区，但是机场和铁路不一定有保税区，有的机场旁边有保税区，但没有港口
和铁路，有的地方水陆空既不是枢纽，也不是口岸，更不是保税区，我们把三个三合一绝妙的组织在一起，形成了重庆特征的内陆开放高地，这个很重要。
我们说的五大服务贸易都是在去年起步的，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包括离岸金融结算，包括保税贸易，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也就是平行贸易，包括离岸大数据处理，数据中心的建设，也包括我们讲到的其他一些事。这五个方面去年都是从实起步，我们提出这个东西不能抽象，要见项目、见企业、见流量、见效果、见配套措施，非常务实的一个一个推。我们去年保税商品展示交易做了10亿，有了零的突破。
跨境电子商务，我们说电子商务不是几千亿、1万亿的说，跨境电子商务不 瞒大家说6000多万元，这个也千难万难，1—6月份只做了100多万，到七八月份每个月做了1000万，到了年底就是6000万，今年是不是变6亿，60亿，也可能，所以这也是零的突破。第三个大数据这一类的交易量或者我们离岸金融的交易量，也都有重要突破。所以，总的去年五大服务贸易总的增长25%，五大服务业都非常 好的启动。我们目标到今年五大服务贸易至少弄50亿美元，到明后年这五大服务贸易再涨几倍的时候，可能变成几百亿美元，几百亿美元顶1000亿美元的进出口， 因为1000亿美元的进出口，形成的GDP了不起两三百亿美元，但是服务贸易如果 有了三四百亿的话，它的GDP也拉动三四百亿，我刚才说过这个道理，这一块我 觉得是重庆战略性新兴服务贸易，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服务贸易，去年是重大突破。
新加坡就来了三家，日本来了一家，整个重庆现在有17家外资银行，是中西部各个省独立算账我们排第一，整个重庆目前银行数95家，其中外资银行数在95 家里有17家，去年增长四家，人民银行、银监会确认我们的增长数量是国内每个省增长率全国第一。现在我们外资银行总的17家，就已经是内陆22个省数量最多， 这也是去年很重要的一个开放。
除了这个以外，去年我们离岸金融结算是830亿美元，跨境人民币结算是1600 亿人民币，我刚才说了，离岸金融结算对口着加工贸易，因为加工贸易的品牌公司都是离岸，他们把这个拉过来。一般贸易就是本币和外币换算，你再方便，如果是美元，全世界用美元计，去年涨1.3倍，其实是金融为实体经济做了好事， 这一对账让实体经济企业减少30亿费用，这里边既有换兑的便利，还避免汇率损
失，差不多就是2%的概念，这也是一个金融的成果，因为它有130%的增长，所以我们离岸金融结算。
然后还有一个跨境电子商务需要的结算卡，就是第三方支付，我们去年增加了5个第三方支付牌照，再加上一个亿赞普集团，就六个，全国这样的第三方支付授权牌照，我们差不多在全国的三十几分之一，我们人口是全国1/40，GDP也是全国的1/40，如果我们各种各样的经济比例能做到三十几分之一，我们当然就在全国平均值以上，就多拿到了资源，这方面金融上有重大的成就。
第五，重庆去年在开放的产业平台上，进出口方面形成了非常好的基础，最终进出口贸易、外资到位都体现在产业企业的结构上，这方面我们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重庆在内陆已经形成了能从事国际贸易、从事国际产品和国际产业链循环结合在一起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也是很重大的概念。
整个这五个，应该是标志性，涉及到产业，涉及到金融业，涉及到服务贸易， 涉及到开放高地的特征，三个三合一，还涉及到渝新欧，这是我想说的第一方面， 就是我们去年总结事情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这五个特征。
三、需要形成共识的三大机遇
认识上来说，有三个认识，大家要形成共识。
我们重庆根据去年的实际，结合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国家政策、导向、趋势，新常态的要求看，我们有三点认识。
中国的开放，过去35年，从80年代开始，主要是先从沿海的整个特区，沿海的27个开发区，从沿海开放开始，逐渐向内陆延伸，以至于35年下来，沿海比较开放，内陆相对闭塞。我刚才说一年外资85%是在沿海八九个省发生，内陆22个省只占15%；进出口贸易4万亿美元，83%发生在沿海，17%发生在内陆。意思什么？ 其实东西部的差距主要是开放的差距拉下来，这30年代东部和西部的差距没有那么大，沿海地区得开放的便利，得风气之先，发展起来了。是不是命中注定只能沿海先开放，内陆慢慢跟进？理论上并不如此，实践上也不是这样。
在欧洲，德国是内陆，谁能说德国的开放度比法国差，比西班牙差，瑞士是内陆，谁能说瑞士、瑞典比挪威、丹麦开放度低。所以开放是种文化，开放是制度安排，开放不分内陆和沿海，都是可以在一个制度安排下一体化开放。因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封闭中走出来，改革开放从沿海先尝试再慢慢推到内陆。十八届三
中全会以后，新一轮的开放，实际上会使得内陆开放大大加快，最终使得内陆和沿海开放度一样。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有高低，但是开放的制度，开放的文化，开放的体制机制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三中全会以后，去年这一年国家最大的做法就是长江黄金水道通关一体化，京津冀通关一体化，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就在做这些事。所以中国最大的开放潜力是内陆，内陆原来不够开放，内陆一开放就有潜力，重庆原来也不开放，当国家有1000亿美元进出口的时候，重庆一年就10亿美元，重庆五六年前的进出口不就60亿美元，现在接近1000亿，涨了十几倍，是开放的制度形成的，如果没有三个三合一的开放制度安排，重庆的1000亿进出口是没有的，200亿都难。
我讲这个话，就是这方面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内陆会越来越开放，最终使内陆和沿海一样的开放，这是三中全会开放方面的精神，它会变成我们新常态的特征，而重庆正是应了三中全会这一要求，这一趋势性的要求， 所以我们做这件事，我信心十足，继续努力，奋发图强，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
一带一路的开放战略十八大以来推了两年，国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立基 金，建立亚洲投资发展银行，建立金砖五国的银行，国家也要建立国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资项目发展策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互联互通，国家这些措施，以及和渝新欧大通道，欧亚大陆桥的建设联系在一起，使得重庆成了一路一带经济带的支点和节点。我们原来是内陆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等等，我们有这些概念，现在又多了一个一路一带的节点和支点，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之还是靠铁路，我们渝新欧成了起点，重庆就成了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起点之一，所以国家给了口岸、保税区，我们又是黄金水道的上游枢纽中心，所以我们叫一路一带的支点和节点，这方面重庆有了更大的机遇， 我们要积极的把重庆发展融入一路一带的战略，积极把我们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融入一路一带的战略，和国家大战略结合在一起，既是贯彻落实国家大战略， 同时结合国家大战略机遇发展壮大，加速重庆发展。
这也是最近两年重庆很多事情得到国家各部门支持越来越多，这和我们内陆要开放，内陆要发展，也是内陆的中心城市，超大城市，我们有3000万人口的直辖市，重庆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经济特征，各方面的特点确定了这么一个历史任务，我们这地位越来越凸显，也要求重庆更努力的把这方面工作做好。向东
就是通过长江，和中部、东部合作，我们铁路以后五六条高速铁路通向全国各地； 向西是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发展；向外，其实还有往东南亚方向也是一个方向；向内，我们作为中心城市，有带动、辐射、集聚整个西南地区的力量，和成渝经济带更好的形成一个集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其实是越来越重要，我们重庆可以说面向亚洲和欧洲，通向三大洋，既通过长江走向太平洋， 也通过昆明方向走向印度洋，当然渝新欧也可以通到大西洋，整个的成渝经济群体，渝新欧之间的经济联系。
总的是讲点体会，大家有这些宏观概念，对重庆的开放信心就会更足。
四、重庆要推进的十项工作
最后我讲今年的工作，有几个任务给大家说一下。
今年的目标，今天材料有一个基本说法，进出口贸易涨16%，去年也是说16%， 实际上涨39%，今年说16%，也许涨30%也是可能的，去年955亿美元，今年我们内部估计1200亿美元是不会有问题，就可能增长30%以上。外资去年106亿美元，今年争取外资有115亿或者120亿美元也是正常的。然后人民币的结算，去年到1600 亿，涨一点几倍，今年增长一下，到2000亿不成问题。离岸金融结算，去年800 亿，今年再涨百分之十几，可能突破千亿美元是应该的，服务外包，争取18亿— 20亿，18亿美元就是涨30%，20亿美元就是40%；服务贸易如果涨30%就是170亿， 也可以涨到200亿美元，因为我们服务贸易五大专项一发力，形成几十亿美元， 我觉得服务贸易可以变成200亿美元。我们这个指标都是预测性，不下达给区县 也不下达给任何企业，统计成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只是顺应这个潮流和势头进行合理预判，有了预判以后就有结构的平衡。从工作来说，要进一步做好一些工作。
第一，重庆的加工贸易并没有到头，去年做了500多亿美元的加工贸易，主 要是电子产业，今年这一块还会进一步集聚，笔记本电脑去年做了6000多万台， 我估计今年会到7000多万台，同时它的零部件产量也会增长50%，去年有400多家投产了，今年会有600多家、700家投产，明年就会有860家全部投产，这一块也会增长。还有一个就是电脑的附加值，原来一台电脑3000块，现在一些重要的部件， 机壳高档产品零部件本地化，使得这些产品档次提高，提高以后3000块可能变成5000块、4000块，所以产生的附加值平均会提高百分之十几。总的意思，这一块我估计今年还会涨20%，5000亿变6000多亿，进出口也当然从五六百亿增加100多亿，变成六七百亿，甚至七八百亿，这是一块，还会继续增长。
另外，我们还要进一步发展其他的产业集群，比如珠宝钻石、黄金首饰，我
们绝不搞任何金块运来变形压制，方的变圆的，圆的变薄的，薄的变长的，变来变去，进进出出骗汇，骗记录，那是非常丑陋的行为，我们重庆绝不干，但是你能把钻石加工从毛钻进来变成成品钻，把成品钻变成钻戒首饰，黄金进来变成首饰，这个首饰的产业链从首饰的研究开发到首饰的鉴定检测检验，到首饰的专卖， 到首饰的加工形成产业链。重庆为什么可以做这个事？机场保税呀。
这个机场保税区使得珠宝首饰运输只要一个人一张机票，不管你买头等舱还是普通舱，一个行李包可以上百万美元的东西，下来以后机场海关和我们保税区海关一起，你自己保税区工厂里的人陪着机场海关，和这个客人拿着东西进来， 关检都不要，因为机场就是保税区，加工完了拧包又出去了，比深圳还方便，别的地方也很不方便，飞机、火车、汽车转来转去，重庆变成很方便的一个地方， 这一块有我们的区位优势，港口优势，三个三合一的优势，这一块可以搞起来， 这一块加工起来以后，重庆这个大城市1000万人口的集聚，是很方便的。我们发展集群模式，不仅发展电子类的，还要发展轻工，这一块形成集群搞好。【联系微信dada*wk01】
我们需要进一步把加工贸易搞好。我们加工贸易之所以能成功，四大特征： 1．进项物流垂直整合，零部件原材料垂直整合一体化，使得我们物流成本
低。
出项物流，产品走向世界，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出去就方便。
我们劳动力优势，不是指劳动力便宜，主要是指重庆的农民工现在到一月份快过年了还在天天上班，沿海地区的农民工都要回家，一年12个月中9个月上班，三个月不稳当，重庆这方面劳动力有比较优势，这个比较优势是就业的制度安排的比较优势，这方面比较好。
重庆作为一个大都市，虽然是内陆，但是它1000万人口城市产生的氛围和沿海任何大城市的生活水平、服务质量上没有太多差距，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它的优势。
第二，进一步加大引进外资招商引资。当今世界，外资招商，我们本质上还不是为了要这些外汇，中国现在不缺外汇，但是外资到一个地方，不仅仅带来资金，更重要会带来人才，带来管理，带来产品，带来设计开发，带来国际市场， 这个意义上重庆和世界交融在一起，需要有外资作为中介，它会帮助重庆的民营、国企和世界融合，没有外资在中间，你说重庆自己的国企、民企走向世界，引进来，其实很被动，这里边需要外资。宽领域、全方位、多渠道利用外资，“全方位”就是港澳台、欧洲、美国、日本、韩国、东南亚全方位，来者都是客，我们
都欢迎。“宽领域”，一二三产业都欢迎，没禁区，准入前国民待遇，准入后同等国民待遇，以前是批准了享受国民待遇，但是不批准就没有国民待遇，所以就有一个准入前也要让我有国民待遇，总的把这一块搞好。“多渠道”，不仅是外资直接投资，增量资金投资，上市公司投资，香港市场资金拿过来投资，金融租赁的外资，各种渠道都可以利用，所以把这个外资工作搞好。特别是我们十大新兴产业集群，集成电路当然需要外资，要说我们目前的国有、民营企业拿70亿、80亿美元搞一个项目，还是很难的。一是有没有这个资本实力，二是有没有这个技术，所以集成电路领域引进外资十分重要。液晶面板，我们去年引进了一个国有控股企业，引进了一个民营企业，也引进了一个外资企业，三个企业一起在重庆地面上，两年以后会形成七八百亿产业的液晶面板的产业，这也是要外资的。像物联网、机器人、还有我们讲的综合化工产品、页岩气、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型行业需要民企、国企一起搞，也需要外资一起来，所以这方面围绕十大专业性的新兴产业引进外资，以项目集群的方式引进外资，对我们服务贸易、商业零售领域也要引进外资，总的来说，把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把工业、农业、服务业全方位的、宽领域的引进外资。
第三，渝新欧。我刚才说了去年渝新欧五个突破，今年就要见成效。去年我们渝新欧开了130个专列，一个专列50个集装箱，实际上是6500箱，去年开得比较多，今年我们要翻番，至少250列、260列，力争300列。250列的话，我们希望从重庆往欧洲的专列开200列，欧洲的回程货有50列，力争欧洲回程货有100列，如果回程货100列，去向200列，加起来就300列，意思就是360天，今年基本实现一个星期六个专列进出，这个是今年渝新欧的任务，通过这样的一个发展，真正发挥它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主体运输功能，进一步有机会，隔三差五搞一个渝新欧的旅游专列，可能十几个车皮拉1000人，搞一个开着火车往欧洲去，搞这个旅游专列，一路上搞落地签证，讲这一段，反正都是我们渝新欧的事情。
第四，把平行贸易，跨境电子商务进一步搞好。这件事是制度安排的突破， 开放就是改革，没有制度安排，想开放也开放不了，实际上商社集团，现在的平行贸易，欧洲货重庆卖，有从哪儿来货的整个物流运输问题，这个只是就企业而言，作为我们政府部门，包括海关和商检，在跨境电子商务问题上，在保税商品展示平行贸易的问题上，我们制度性的问题，原来的制度一点没有错，但是在跨境电子商务的交易中，在保税商品展示的交易当中，平行贸易运作的体系里边， 我们现在的制度安排至少有五六个还是不适应的，我们不适应，上海也不适应，
广东也不适应，大家都不适应，我们就要探索，探索了一旦找到了合理合法合规， 而且有效的制度安排，就当然可以复制推广到全国各地，所以这本来就有探索的意义。这些不适应的事情是：
保税商品销售的时候，现在不能立等可取，我到这里买东西，看到好东 西，突然想买回去，现在变成现场不能拿，要隔两天用电子商务邮包寄到你家里， 有点多此一举，我在家里边电脑一上网，我邮购一个东西，我没有出去，躺在床上买东西，我跑到商店看到东西付钱以后，居然要我到家里等着电子商务进来， 这肯定有毛病，不管是哪儿一根筋，只要别干这个事，干了这个事，只要没有偷税漏税就行。
海关和检验检疫局需要更好配合，人家杭州电子商务平行贸易，检验检疫局要把国外来的货首先验，验了以后合理了才能进来，所以他应该先验，出去的时候和海关在一个房子里，一个仓库里，一个屏幕上，一个电脑双屏，就是我这个笔记本和你这个笔记本，一个内容两个屏幕，你是海关，他是商检，大家一起过，对老百姓来说，那就是一道关，你们如果各管一套，这边50亩地一套，那边100亩地弄一套，对老百姓、对物流肯定是不对的，这个意义上，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是一家人，绝不能再分家了，代表不同职责，在一个房间工作。
的确也要防止走私，因为大单B2B海关报关是一种，我们这种保税商品如果走私是一单一单的，这个人动坏脑筋，要进来一吨的货，分20批，在一天里20 批分单进来，其实是大单，大单有大单的管理办法，海关为了防止大单，就规定三同，同一消费者，同一电脑平台，同一天累计不能超过1000块，这件事这么一来以后，也就是说复杂的现象要防止怎么有机的大数据处理发现，这么一卡就卡死了，也许我买一个东西就超过1000块了。我们国内的人没有这个事，我发神经一天买100双袜子下100个单也可以，国际之间下单，有些人走私化整为零，要防范，这个防范和老百姓的随意的随机和犯罪分子的有意的分散，你怎么防范，怎么区别，不能一网打尽，一个人犯法，1000个人陪绑在里边。所以这又是一个问题。
检验检疫监管可能是过严，检验检疫局局长在这里，有些东西检验检疫， 比如奶粉，不能每一罐都去检验，这进货总是1万吨，我抽检1吨，有些其实是个品牌，如果德国人爱他美奶粉，荷兰的牛栏奶粉这些特别有名的品牌我就让你过， 只要被抽到一罐，就罚你倾家荡产，但是用不着每罐都检，这方面的东西，你一次检验可以一年不再检，一个品牌多种规格，几十种品种都去检一下，一检要花
几十万，一个小电商，一共就进这么点货，也赚不了几十万，检验费倒几十万。我讲这个意思，这里边有个什么抽检的办法，因为全世界都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企业遇上这样的难题，肯定有它的道理。
商检和海关可能人数不够，一天七天通关，我们现在星期天要休息，一天八小时上班，有效工作时间假如十点半下班，还有路上的时间，一天可能工作时间是六七个小时，机关干部来说很正常，但是企业是24小时生产，关检可能就是24小时，否则这个发货来不及，海关、检验检疫是生产机关，不是政府机关， 政府机关是一天八小时，生产机关应该是24小时配合，应该算成生产性服务业， 你们当然是政府机关，一卡壳，生产性服务业不到位，就停在那里。【联系微信da*dawk01】
这些话今天讲得很具体，是为了说明现在的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真不是空话， 是非常具体的，绝不是人的个人道德的问题，也不是个出发点问题，出发点我们都很好，但是我们原有的制度安排，原有的习惯，原有的方式不适应开放，因为你本来就是闭塞，闭塞的地方习惯了，做开放不习惯了，这个问题上应该向沿海好好学习。
第五，云计算大数据。我们前两年就推动了，到现在大数据的数据中心建设也差不多2015年会达到30万台服务器投入使用，现在就要把这个大数据服务器投入使用能够用起来。什么叫做大数据？大家以为家里边藏多少东西就是大数据。统计局100年的数据放在局机关里，哪怕有大英博物馆这么多藏书，也不叫大数据，大数据绝不是库存，大数据有四个特征：
数据大，比如大英博物馆这样大的数据。
但是要在线，大英博物馆的书放在仓库里，放在书柜里，它就不叫大数据，大数据时代，数据之大像博物馆，但是这个数据是在线的，你随时用电脑可以检测的。
是时时在线，时时什么意思？如果把大英博物馆的数据都放在电脑里， 你当然在线，随时可以查，如果每天的更新不在里边，就不是时时，每天时时更新的东西都在里边。
还有帮助你处理各种数据的软件工具，一个包。你那这四个特征相吻合的时候这才叫大数据，大数据大家讲多了，到后来不知道什么是大数据，大数据时代的金融也罢、软件也罢，各种软件处理也罢，都是和这四个特征联系着，重庆围绕这个形成的大数据产业链，不管在水土还是现在的仙桃谷，总之把这些事说开来，时间关系不展开说。这个业务远期来说可以有几百亿美元，今年2015年
如果做不到几十亿美元，做十几亿、二十亿，因为大数据你可以是对内用人民币计，我们现在在经贸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大数据和全球大数据要连着，这个意义上重庆既是大数据的保税库，因为国家赋予我们外资企业可以在重庆搞数据中心，可以搞离岸的数据中心，所谓离岸数据中心就是国外搞数据中心的数据库和中国国内企业法人、政府机关是离岸的，不直接联通的，当然欧洲的、美国的一些数据到中国处理，处理了又出去，外进外出，就像加工产品外进外出在保税区， 这个里边是一个开放体系。我们要把这个条件用好，另外重庆现在通信条件，大进大出的数据当然需要光线光缆通信基础设施，重庆去年花80亿人民币，把重庆数据通信平台从国家第三等级提升到和上海、北京一个等级的直连点，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这件事要做好。
第六，要把保税区的保税物流、保税贸易搞好。刚才海关同志说了，保税区里边委托加工，保税区里边保税租赁，保税区里边企业互相之间的保税贸易、离岸的贸易等等，把这些业务做好，就非常好。上海自贸区在之前，就是它的外高桥保税区，最棒的地方就是从1990年到2010年，外高桥保税区10平方公里的铁丝网围着的一个保税区，里边1万个企业，20万人，就在写字楼里工作，写字楼总面积500万平方米，20万人，一个人25平方米，这个20万人，1万个公司，每年做1000亿美元进出口贸易，交1000亿人民币的税收，上海5000亿的税收，这个10平方公里交了1000亿，上海5000亿进出口贸易，这10平方公里做了1000亿美元，所以中国最棒的、最伟大的保税区是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它当时还不是自贸区，这个事情是我们要效仿的，重庆保税区当然应该把上海保税区过去十年、二十年干的活我们拣起来好好学习，好好干。
第七，金融。开放离不开金融，我们今天是开放会议，金融的开放也很重要， 从开放角度讲，我刚才说了，金融的服务就是四条线，加工贸易一条线上就是离岸金融服务，一般贸易这条线就是跨境人民币结算支付上的服务，老百姓进进出出上面的信用卡服务，电子商务跨境方面第三方支付服务。我们重庆一定要把这四件事在国家各部门支持下规范运作，使我们重庆成为内陆的这四个方面结算的中心地，至少我们现在离岸的做了800亿美元，是全国最大的，做得最棒的，如 果把这方面四个板块都做好，我们重庆肯定在金融结算上就为实体经济做了良好的服务。最难的还没有做的，有三件事已经做了，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信用卡业务，人民银行支持我们，如果形成四三三，外资有30%，民企有百分之几十，国 有企业也有百分之几十，形成混合所有制，如果有这么一个公司在重庆，肯定也
是一个巨大的好事清。
第八，推进中新政府间合作项目。我在人代会报告里也写上，这件事势在必行，努力推进，当然最终要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创造条件努力做好，应该这么说90年代的苏州产业园是搞工业，21世纪初天津的中新产业园搞的是房地产，搞了几百万平米的住房、写字楼、商务中心，我们这个中新现代服务经济发展合作项目重点就是服务贸易，金融，物流等等，把这个事情搞好。
第九，推动丰都成为澳洲肉牛进口首批承接地，习主席访问澳洲的时候签订了FTA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有一项就是中国放开牛肉市场，让澳洲的肉牛进入中国，关税上面，什么上面，自贸协定的关税确定，这个几乎就不要什么税了。这个牛进来当然可以广东口岸，上海口岸，浙江口岸，内陆总也要有一个口岸，所以就有一个怎么来运作，如果运作的话至少五个事情，刘强副市长、外经贸委、农委一起琢磨。
澳洲的牛是哪些牛的贸易公司、农场提供。如果10万头牛也不得了，会有几百亿产值，所以这个是一个合作的背景。
牛要运到重庆来，你如果是先坐船到了上海，然后又下来，大船走到小船在长江运还是铁路运，铁水联运，还江海联运，是在沿海检验检疫还是重庆检验检疫，这又是一个问题。
来了以后也不能马上杀，也要养一养，是三个月还是四个月，我们丰都县养了5万，产量也不大，但是如果变成养澳洲牛10天，360天可以养30多批次， 5万头一个轮回的话，同样这点草，可以有150万头的规模，我讲重庆的丰都做这件事是有基础的，如果转十个批次，5万头牛的一个规模量就可以变成50万头屠宰量，这个又是一个养殖的环节。
最后牛来了，屠宰场在那里，谁来做老板。
再跟着还有流通。这件事真想一下，六七个环节，可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有专业人士专门研究，海关、商检一起推动，还要有牵头的人，这种事万事起头难，就像渝新欧一样，事情做完了大家都觉得很普通，无中生有的时候千难万难。总之，这件事是大事，不仅是农业产业、商业产业，涉及到中澳的大事，当然澳洲不仅牛，其他的也可以过来，但这件事已经成了中澳自贸协定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争取重庆成为这个贸易协定中的一个落脚点，一个试验地和发展地， 看起来是一个项目，但其实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第十，海关商检已经在推动了，争取我们渝西地区、渝东南、渝东北今年开
始增加一批海关、检验检疫机构或保税仓库，我们2000年初重庆只有一个海关， 这十年多我们增加了十几个海关机构，基本都在主城，下一步争取渝西地区、渝东南、渝东北100公里半径上能够有一个海关机构，让企业报关用不着去跑几百公里，跑1000公里，跑到主城来转来转去，报个关，几万美元、几十万美元都这么跑来跑去，也不方便，所以我们争取潼南、荣昌、永川、长江、长寿、江津、秀山、黔江、奉节等等，反正我们这些区县都去设，或者是海关，或者是仓库， 或者是A类园区、B类园区。
重庆的开放进一步向高度、深度、广度发展，尽管我们说重庆这些年按照三中全会要求，开放有了重大突破，五大重大事项，开放高地特征也有了，但是事情没有完美的境界，是一个不断进取的境界，开放是个过程，真正像欧美这样的开放，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们要往更高的高度、高广的广度、更深的深度进一步推动开放，把这个工作做好。
备注：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指经国家允许指定的、有条件的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以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的结算，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规定的政策范围内，可直接为企业提供跨境贸易人民币相关结算服务。其业务种类包括进出口信用证、托收、汇款等多种结算方式。具体是指进出口企业除了从采用美元信用证转为采用人民币信用证之外并不会有明显的感觉，真正的变化在于境内外银行之间的后台结算部分。比如，中国某出口企业在与海外买家协商过程中，可以要求人民币结算，海外买家则在付款行开具人民币信用证，随后议付行通知卖家，之后才是发货、收货、收付款等。
离岸金融业务。是指银行吸收非居民（主要包括：境外（含港、澳、台地区）的个人、法人（含在境外注册的中资企业）、政府机构、国际组织）的资金， 为非居民服务的金融活动。离岸金融是指设在某国境内但与该国金融制度无甚联系﹐且不受该国金融法规管制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例如﹐一家信托投资公司将总部设在巴哈马群岛﹐其业务活动却是从欧洲居民或其它非美国 居民那里吸收美元资金﹐再将这些资金投放于欧洲居民或非美国居民中﹐该公 司便在从事离岸金融活动。从严格意义上讲﹐离岸金融也就是不受当局国内银行法管制的资金融通﹐无论这些活动发生在境内还是在境外。如美国的国际银行业设施(IBF)和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业务活动等﹐均属离岸金融。离岸银行又称离 岸单位﹐是设在离岸金融中心的银行或其它金融组织。其业务只限于与其它境外
银行单位或外国机构往来﹐而不允许在国内市场经营业务。离岸金融市场又称境外金融市场。采取与国内金融市场隔离的形态﹐使非居民在筹集资金和运用资金方面不受所在国税收和外汇管制及国内金融法规影响﹐可进行自由交易的市场。
服务外包。是指企业将价值链中原本由自身提供的具有基础性的、共性的、非核心的IT业务和基于IT的业务流程剥离出来后，外包给企业外部专业服务提供商来完成的经济活动。因此，服务外包应该是基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其服务性工作（包括业务和业务流程）通过计算机操作完成，并采用现代通信手段进行交付， 使企业通过重组价值链、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了成本并增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服务贸易又称劳务贸易（tradeinservices）。指国与国之间互相提供服务的经济交换活动。服务贸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服务贸易是指一国以提供直接服务活动形式满足另一国某种需要以取得报酬的活动。广义的服务贸易既包括有形的活动，也包括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在没有直接接触下交易的无形活动。服务贸易一般情况下都是指广义的。
一般贸易。一般贸易是指中国境内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单边进口或单边出口的贸易，按一般贸易交易方式进出口的货物即为一般贸易货物。一般贸易货物在进口时可以按一般进出口监管制度办理海关手续，这时它就是一般进出口货物；也可以享受特定减免税优惠，按特定减免税监管制度办理海关手续，这时它就是特定减免税货物；也可以经海关批准保税，按保税监管制度办理海关手续， 这时它就是保税货物。
加工贸易。是指经营企业进口全部或者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以下简称料件），经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包括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和协作生产。
FTA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ement)。是两国或多国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目的在于促进经济一体化，其目标之一是消除贸易壁垒， 允许产品与服务在国家间自由流动。这里所指的贸易壁垒可能是关税，也可能是繁杂的规则等等。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简称FTA。通常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相互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绝大多数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限制，开放投资，从而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有时， 它也用来形容一国国内，一个或多个消除了关税和贸易配额、并且对经济的行政干预较小的区域。
在2015年全市金融工作会上的讲话
（2015年2月12日）
刚刚过去的2014年，重庆经济有六七个主要指标都处在全国前列。比如GDP 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工业利润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率，商业零售增长率； 还包括一些专业领域的指标，比如机场旅客吞吐量的增长率，汽车生产量的增长率，笔记本电脑的增长率，等等。这些重要指标，支撑了重庆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向好的发展，符合国家提出的追求效益、追求质量、调优结构的要求。
取得这样的成绩，金融战线功不可没，实属难能可贵，值得倍加珍惜。去年， 重庆金融工作成效显著，新增了5600多亿的社会融资，占到全国15万亿新增融资额的1/30。作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40．人口也占全国1/40的重庆，金融资金的供应能力达到1/30，对重庆经济强劲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与此同时，重庆的不良资产率大体上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3，不管是银行业、信托业、小贷担 保业、网络金融业，各种门类的金融机构，重庆都是全国不良资产率最低的地方之一。这说明重庆金融是健康的，良性的。
今天，我从三个角度谈一些看法：一是关于金融的定位。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为结构调整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国家的战略方针服务。二是关于金融防风险。金融的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金融服务的对象，也就是产业发展要防风险，金融自身也要防风险，还要防范非金融的各种社会活动冲击金融业的风险。三是重庆未来几年金融行业的发展目标，要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建设内陆的国际化金融中心。
一、关于金融的定位
首先，说说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 二是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实际上就三个词“信用”、“杠杆”、“风险”；三是金融不是单纯的卡拉OK、自拉自唱的行业，它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没有灵魂，就是毫无意义的泡沫。在这个意义上，金融业就是服务业。
具体来讲，第一个特点，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银行是干什么的？ 一方面，老百姓有钱存在银行里；另一方面，企业需要钱，银行就是在之间起着桥梁，起到中介和服务作用。保险是干什么的？保险实际上是人在健康、安全的时候，有余钱买了保险，发生生病、死亡等意外突发事件的时候拿来救急，这个过程是人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平衡，当这笔钱放在保险公司，又可以为企业融资提
供资金来源。证券市场更是如此，老百姓冒一定的风险投资买股票，取得回报， 不管是赚的企业利润分配，还是股价差价，总之是为有钱人理财的一个桥梁。租赁也一样，一个企业没钱一次性投资10亿，就要借债，如果通过租赁，把一次性的巨额投资转化为日常的租赁费用，那么投资资本和资金就转化为租赁公司的资金，而企业不出这笔钱，摊入运行成本，运行成本增加以后，少交一点所得税， 或者产生各种各样的效益。这也一样起到为需要钱的人融资的作用。在座的都是金融业专家、领导，都明白这个金融的定位。我们有十几个金融品种，不管是直接金融系统的资本市场发债券、发股票，还是间接的金融系统商业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系统，都是各种理财方式、中介方式，本质上就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
金融的第二个本质，是信用、杠杆、风险。首先是信用。没有信用就没有金融，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是金融的生命线。金融的生命线，一种体现在是金融企业本身的生命线，金融企业本身要有信用；一种体现在与金融机构借钱的企业也要有信用；还有一种体现在老百姓在你这儿存款、投资的过程中，各种中介服务类的企业当然也要有信用。信用从哪儿来呢？对非金融企业来说，你跟金融单位融资，没有信用就无法融资，任何在这个问题上投机取巧的人，最终一定会受到惩罚。说我不要信用也能融资都是胡扯，离开金融本源的任何理论都是不成立的，这个本源就是两个字——“信用”，是金融安身立命之本。企业的信用在哪儿呢？第一，企业要有现金流，你向银行借1亿，银行就要审核这个企业每天、每月、每季度、每年现金流怎么样，现金流比利润还重要，哪怕利润很高，如果某一个月资金链断了，把你弄得崩盘了，后边哪怕有暴利，你已经死了，也没有用。所以，资本市场上考核企业的第一个信用就是分析财务报表里的现金流。第二，要讲企业的利润，我们说一年有1亿利润，10倍市盈率，股票市场价格可以 值10亿，增长很高，市盈率30倍、50倍还有人愿意买，是买它的未来，因为利润增长很快，买了以后，过三年、五年，高增长率会把这个市盈率从30倍又降到10 倍，我买的股票就赚钱了，总之和回报率有关。第三，和抵押物有关，如果回报率、现金流不大讲得清，但这个企业很重要，担保公司愿意为他担保，或者某个第三方企业帮他担保，担保物是充实的，银行当然可以照贷无误，如果万一企业不行，担保公司、第三方企业赔，只要这个事铁板钉钉，也是可以的，也是一种信用。第四，就是企业的高管人员，企业的经理是一个世界有名、中国有名、区域有名的非常实诚的优秀企业家，如果遇上金融危机，遇上特殊困难，暂时遇到
困难，凭他个人信用的含金量，大家可以帮忙。另外企业的品牌等一些无形资产也是有价值的。
这些都是一些金融学的常识，但人们往往不按常识做事。我们有时候说现在大数据分析，不管怎么分析，如果看不到企业的现金流，看不到企业的资本回报率，看不到企业的第三方担保，看不到企业非常实际的一些信用物，大数据分析就能把几百万、几千万借出去？我觉得这也会很荒唐的。我的意思说什么呢？如果直接了解企业这些相关数据当然最好，如果用大数据，网络的方法间接地、确切地了解企业的这些数据，也是一样的效果。但是，如果说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是不需要有资本回报，不需要有现金流概念，不需要有担保物，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信用物，那大数据就是赌博。所以，金融的本源其实并不复杂，如果一套说法说得把金融ABC给丢了，它哪怕再复杂再高端，也别信。金融的衍生工具也一样， 有许多许多的衍生工具，但是不管什么衍生工具，总是能看到信用几个基本特征的痕迹，如果全部抛弃了，还原不了，根本搞不清了，那就是泡沫。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次贷产品本来是房地产商卖房子，不需要抵押物，零首付， 不受制约，房价就会涨，涨了大家都赚钱。一旦这样的房子坏账，没有抵押物， 全是银行背账，银行风险就大了，但银行不是想办法把次贷变成正常贷款，从抵押物上做文章，而是把这个次贷卖到股票市场，变成了CDS债券，这个CDS债券杠杆比到了1：40，雷曼兄弟公司40亿美元购买了1600亿美元的CDS。如果这个债券涨10%，他就赚400%，40亿美元变成160亿美元，如果跌10%，就立马崩盘了。总之， 考核数据分析或者品种转换的根由，就是信用物。没有信用的一切金融都是假金融、伪金融，在重庆决不让它发展，这是常识。
第二个就是杠杆。金融的特点就是杠杆，没有杠杆就没有金融。为什么要信用？因为信用是杠杆的基础，你有信用，我才杠杆，如果什么事都是1：1的，我拿100块给你，你就我给100块的货物，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不需要信用了。一旦有信用，就有透支，透支就是杠杆。银行的存贷比，就是一种杠杆比例。有10亿注册资本，可以搞100亿贷款，资本充足率1：10，也是个杠杆比。租赁公司如果有50亿资本，可以搞500亿租赁，也是1：10的杠杆。搞期货一般是1：20 的杠杆，5块钱的资金可以做100块钱的投资，如果做远期交易，1：5的杠杆，100 块钱的交易付20%，半年以后货物到了再付剩余的，这中间也有个透支，是1：5。最近，股票市场搞融资融券，也是个杠杆比，你有100万的股票，跟证券公司可 以融资也罢，融券也罢，借给你一定比例的透支，总之没有比例就没有金融。虽
然这也是金融课堂的ABC，但是一切的金融风险都是背离了这些基本原理而所致 的，所以这些基本原理要当真经来念，不管是行长还是科员，这个真经要天天念、月月念、年年念。所有的金融风险都是杠杆比过高造成的，没有杠杆比就没有金融，但杠杆比过高就产生风险。刚才我用了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三个叠加词，就是用最土的方法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一切金融的创新都是想方法把杠杆放大，一级杠杆1：3，二级杠杆再来一个1：3， 整体系统叠加就变1：9，如果有三级、四级就更上去了，每一级都在策划杠杆比， 一切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杠杆比放大，真正的智慧就是设计一个风险比较小的、有一定信用基础的、可靠的、不容易坏账的杠杆比，那才是智慧，是金融的精髓。
我们说过分的杠杆比是一切坏账、一切风险、一切金融危机的来源，坏账是讲具体的一个企业，风险是这个系统体系发生的事，危机就是延伸到一个地区， 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事。所有的这些，都和杠杆比、和风险没控制好有关系。解决金融危机的全部办法也就是三个字：“去杠杆”，不管是国家级的去杠杆，还是某个行业的去杠杆，还是某个企业的去杠杆，实质就这么简单。
这是金融的第二个本质，风险、杠杆和信用。这三件事是互动的，信用高的风险当然就低，杠杆比一般也不会太高；杠杆比高的信用就会降低，风险也就比较高。金融专家、企业的创新都是围绕这三件事在运转，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一个度。
第三个本质，金融的要义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记得邓小平老人家当年视察浦东，也就是1991年1月14号，大年初四，他说了一句话：“金融很重要，金融是 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的金融要在世界上有地位，首先要从上海搞起。” 这段话讲了三层意思：一是金融和各个行业的关系，一招棋活全盘皆活，是个中心。二是上海过去是货币自由兑换，以后也要这么搞，当时金融是管制的，贸易项下也不能自由兑换，老人家已经想到以后贸易项下自由兑换，今后要这么干。三是，当时人们认为北京是金融中心，上海不值一谈。老人家说中国的金融要从上海搞起，上海才真正敢把金融中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个核心是怎么形成的？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中心就变成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异化为一个卡拉OK、自拉自唱、虚无缥渺的东西。金融只有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程中，围绕着实体经济运转的过程中，才能成为中心。对此，王岐山同志在当国务院副总理时曾说过，
“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这两句话应该是金融界的戒律。我讲这段话，是让大家理解金融的本源，金融的三个要义。你哪怕成了大银行的老总，这段话也应该温故而知新，每当我们发生任何金融风险，无论是金融危机， 还是一个企业破产倒闭，或者一个P2P跑路的时候，你都可以从这三个特征值里找到问题的本源。
第一，一个地方政府为企业服务，推动金融发展，最重要的该抓什么？我们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小微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为结构调整服务，为国家的战略重点服务。在这样的服务过程中，抓手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按“一行三会”的金融政策，努力做好“三管齐下”的工作。“第一管”就是间接金融中的商业银行贷款融通的体系，“第二管”就是要发展直接金融中资本市场的融资体系，“第三管”就是发展小贷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等各种各样的非银行金融体系。
这三个体系如果完全靠布朗运动，自我发展，没有地方调控，就会没有方向。以前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资本市场，也没有非银行金融体系，只有银行，金融体系90%以上靠银行贷款，这个经济不会活跃，也不会快速发展，也不会分类调控产 生结构的改进，大家都一刀切。现在国家一年15万亿的社会新增融资，银行占10 万亿左右，如果那5万亿不存在，就靠这10万亿，支撑不了当下中国的国民经济 发展。所以，要依靠银行，但不能一棵树吊死。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一行三会” 在2006．2007年全面启动的，而且放权给地方政府干，“一行三会”给予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一定的政策框架，地方政府按照“一行三会”的政策框架审批这些机构。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人数量、融资总量，都有惊人的增长。虽然它的融资利息一般比商业银行高一倍，但它还是受国家管制的一个相对规范的非银行机构。我们把它叫普惠银行，有点褒义和鼓励的意思，也可以把它叫做影子银行，是银行的一个对比，也没有贬义。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好处就是，凡是它发达的地方，社会民间的高利贷、乱集资就会大大减少，大体上减少一大半，因为既然有充分的15%、18%的中利贷可以借，我为什么要借30%、40%、50%的高利贷呢？重庆的典当行、高利贷公司，在十年前可以说非常多，近几年我们批了两三百个小贷公司，形成了几百亿、上千亿信贷余额，他们大大压缩了高利贷、地下钱庄的生存空间。现在重庆的高利贷、地下钱庄，我不能说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它也有缺点的一面，利息总而言之比银行高，这个比例如果过高，对整个融资系统也是不健康的。
怎么解决这件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力推进直接金融系统，也就是资本市场、债券市场。最近几年，在“一行三会”的支持下，重庆融资结构的比例有了明显变化。十年前我们90%以上的新增融资是银行，后来非银行系统5%、10%、20%、30%，逐渐逐渐地提高，当提高到40%多以后，又变得不合理了。改变这种局面， 不能把银行的贷款占比又去提得很高。一方面是受制于银行额度制约，另一方面政府真正有作为的是抓直接融资。去年，我们在这方面又取得新成效，去年5600 多亿新增融资，银行贷款占45%左右，直接融资系统提高到24%左右，然后小贷公司、信托公司等差不多占30%。
资本市场融资其实有五六个渠道，很宽的。第一个是IPO上市，不管深圳、 上海A股市场，还是香港、美国上市。由于我国上市是管制审批，上市的很有限， 最近我们几个大机构都是跑到香港上市，因为香港属于注册制，上市快。第二块就是发债券，企业债券，由国家发改委、证监会审批，最后在A股市场上市，因 为是审批制，规模也放不开。我们最支持的就是让重庆有信用的企业到人民银行的银行间市场去发行企业债，去年有120个重庆的工商企业发了900亿银行间的市场债券。所以，哪个市场对地方政府、地方企业有效，我们就走哪个市场。发银行间中票或者资本市场的债券又是一种，定向增发也是一种直接金融行为，让私募基金作为投资股东投进来也是一种股权融资。
去年，我们有一件事做得很成功，就是京东方定向增发。京东方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液晶面板类公司之一，在世界生产能力排名第五，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中国一年要进口液晶面板1800亿美元，看准这个方向，就要有勇气投资，效益一定会好的，所以我们请他来投资。京东方想投资，愿意占据这个市场，也有这个技术，但是缺钱，拿不出330亿。我们当然不能说你拿不出，我帮你拿，但可以买你的股票，你定向增发100亿股，按市场价2.1块一股卖给我，你得到210亿，再向银行融资120亿，就有330亿，投在重庆，一年多时间把这个厂造好，今年三四月份就能投产，投产以后一年可以形成五六百亿的产值。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融资项目，解决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巨大投资资金来源，真正起到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的作用。这单业务是西南证券做的，是一个好项目。本来我们起初是想把这个融资需求交给重庆的民营企业，他们如果有钱没有地方用，投到这个项目，肯定比放100亿小贷好，不容易坏账，但后来民营企业没有实质跟进。倒是重庆的一些国有企业，还有上海、北京的一些外地企业很睿智，都争着来投资。所以一个月210亿的股权融资，120亿的银行融资到位。现在，京东方的股价是3
块多一股，每股赚1块钱，210亿投资现在价值300多亿。我讲这段话的意思，直接融资里边有许多工具、很多方式，在座的银行、企业，都该深度了解，了解以后，把这一块努力拓宽，我们的金融体系就活了。
我为什么这么讲？大家要明白，直接融资系统会带来整体的融资成本下降。所有的债券、中票，它的利息低于银行利率1个百分点左右，是低利贷系统。1000 亿、2000亿的融资量，利息下降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整个重庆的金融系统的利 率往下降，重庆企业的融资成本就降低了，这是政府该作为的地方。宏观上金融为地方经济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实际上要把金融系统的融资结构“三管齐下”，三个比例要适当。你也不能说把影子银行都废掉，你也不能说银行占比越小越好。当我们一些信用比较好的企业通过直接金融系统融资了2000亿的时候，肯定就会向银行少借2000亿，银行这些钱借给谁？政府引导他们更多借给“三农”、小微、高新技术、结构调整等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多了这笔钱以后，信托、租赁、小贷公司的钱自然就会少用。总之，金融系统市场细分，各有定位，但这个比例十分重要。这种比例来源是国家“一行三会”的金融货币政策，我们是把国家政策和重庆实际结合起来，力争做得更好。
当下，金融要围绕X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服务。具体到重庆，首先要考虑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领头羊城市，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支点和节点城市，也是国家超大城市之一。讲节点支点，就是长江经济带，我们是上游枢纽； 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是中国方面的一个起点，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起点重庆、终点德国杜伊斯堡，是当下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通道，这两年的货物价值量占到全国经过新疆阿拉山口到欧洲货运量的80%。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 直接金融系统还是间接金融系统还是非银行金融系统，都该围绕这些战略去落实工作。这里边有许多大项目，比如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十大基础设施，包括高铁项目、货运铁路项目、隧道桥梁项目，以及地铁、高速公路、水利工程、通信工程、能源工程等，有1万多亿投资。另外和大都市发展有关的城市开发， 也会有几千亿，都是和国家战略有关系，金融当然应该支持。
第二，要为改革开放服务。有时候改革的过程也是需要投资的。比如我们把基础设施投资变成PPP投资，以前是政府跟你们借钱，你们很容易就可以借；现在企业如果用PPP方式来干这个活，政府不负担信用风险，但是有资源配置给企业，这个企业要跟你们融资，你们是不是能够采用各种办法，或者股权融资的方式，或者银行贷款的方式，或者各种租赁资金融通的方式，跟这些项目合作？这
一块其实就是改革，需要金融提供服务。改革包括各个方面，其中有不少和融资有关，而且往往都是资本效益提升的，金融参与其中也是有很大效益的。去年我们搞了1300亿PPP，国有资本按五种路径的混合所有制搞了1000亿，本来这2000 多亿是需要重庆政府自己用资源或土地抵押了去融资，然后来搞这些项目；现在我们卸掉了包袱，吸引民营、国有、外地、外国的企业进来了，他们当然也需要融资，金融系统这时候支持他，给他融资，也就是支持了重庆政府的改革，这是一个互动的。去年因为我们搞了这些改革，重庆政府的债务从6000多亿降到5000 多亿，降了1000亿，但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18%，没有出现说要减债了、该搞的项目不搞了。改革会有资本红利，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会使得各种所有制结构更加协调。这个时候，中间起融通作用的当然是在座的，各得其所。
开放的过程也会花钱，我们每年引100亿美元外资，这是注册资本金，会贷 出1千多亿贷款，最终外资一年在重庆的投资量是2000亿，占1万多亿固定资产投资的近20%，比例是不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座的企业为外资企业服务，就 是服务于开放。重庆的开放有几个特征：一是利用外资多，连续几年每年100亿 美元以上的外资到位数，在中西部排在前列，全国排在第七位。二是进出口量大， 去年955亿美元进出口，出口排全国第八、进口排第十，这个进出口贸易当然有 短期流动资金、长期流动资金以及出口信贷等在里边起到周转作用。三是实现了大交通枢纽、大口岸、大保税进出的平台。去年机场吞吐量达到2970万人次，在国家主要机场增长率排名第一，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也过了百万标箱。总之，凡这些开放特征方面需要资金，各方面应该特别倾斜一些，就是支持改革开放。
第三，要支持实体经济、工商企业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发展。去年国务院专门发了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实体经济的文件，国务院督查组还专门来重庆进行了督查。总体看，督查组认为重庆按照国务院要求做得比较到位。
第四，要为调结构服务。“6+1”支柱产业要升级换代。电子信息产业几年 时间做到了2亿台件的终端产品，生产量已经是全国之最。汽车去年生产了262万辆，也实现了全国排名第一。这些支柱产业升级换代的资金融通当然应该支持。重庆的支柱产业发展，我们是按照三种集群的理念来推进：第一种是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关联企业，整机厂、零部件厂、原材料厂一体化形成集群；第二种是同类型产品、同类型企业扎堆运作；第三种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形成集群互动。这三种集群背后体现的支柱产业，融通要给予支持。
第五，凡是有利于重庆产业创新的，不管是工业创新，还是服务业创新，应多予以支持。我们现在讲的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集成电路、液晶面板、物联网、机器人、纳米新材料这五大类和现代信息活动有关，还有五大类包括页岩气、综合化工材料、新能源汽车、环保产业、生物医药。这十个方面去年是600 多亿产值，今年预计1500亿，可以翻番的，我们希望五六年以后到1万亿。这不 叫浪漫，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液晶面板，去年京东方330亿投下去，今年 半年多时间可以做200亿产值，明年就是四五百亿。服务业领域，包括跨境电子 商务、大数据、云计算类型的企业，或者是平行贸易、保税商品展示销售，实际上是欧洲等国外商品重庆卖，打破原来的商业进货渠道，通过保税区实行平行贸易，使得价格比国内的专卖店便宜，这是个创新，里边有许多企业是新冒出来的， 也需要融资。
二、金融业要防范好三类风险
金融业防风险，最重要的是三个风险：第一个，是非金融的产业出毛病、产能过剩，但和金融系统有借贷关系，坏账冲击金融机构。第二个，是金融系统自身出毛病，自己不谨慎、行为不端或者经营有误造成了危机。第三个，既不是实体经济也不是金融系统出问题，而是社会上的地下钱庄、高利贷、乱集资冲击了经济，连带金融系统陪葬。这三类风险，都是政府、社会和各类金融机构要防范的。
第一类是产能过剩。市场经济天然会创造产能过剩，因为市场经济中利润高的行业，大家会模仿跟进，供求平衡以后还会有惯性，就会产生过剩。过剩不可怕，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就是淘汰过剩的动力，良性的过剩是10%—15%，市场经济中每年有10%—15%企业发生倒闭，是优秀企业把差的企业挤掉了，别大惊小怪， 这很正常。但只要过剩超过30%，全社会利润归零，到了40%几乎不会有企业能盈利。再优秀的企业也会跟着赔本，就会产生系统性风险。这是市场经济铁的法则。我经常听到有企业家说，即使有30%的过剩，只要我资本实力强、技术好、有经 营能力，就有办法让这30%的过剩转给别的企业，自己能100%畅销，甚至还能提 价，抱有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最终是会惨亏的。
工业领域，钢铁就是这样，现在10亿吨的产能，需求只有6亿多吨，产能过 剩50%，所以全行业亏损。水泥、风力发电、光伏电池、有色金属、电解铝、氧 化铝等十几个工业品也都过剩了。重庆2013年工业利润增长42%，去年又涨35%， 效益比较好，固然有产品符合市场需求的因素，但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产生过剩。
全国钢铁十年前1亿吨，现在10亿吨，重庆这十年没有增加1吨钢铁产能，还是600 万吨。煤炭，十年前全国18亿吨，现在涨到40多亿吨，实际生产的有30多亿吨， 重庆还是4000万吨没增加。如果在这些领域有产能过剩，就会产生大量亏损，抵消掉现在的许多利润。所以，按X中央、国务院的调控方针老老实实、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地干，超前谋划不会吃亏。大家一定要相信经济规律，要有理性思维。
城市发展也有产能过剩。土地供应上，一个地方每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一般应该容纳1万人，100平方公里就是100万人，这样产城融合就比较繁荣。但如果一个地方只有50万人，土地开发了100平方公里，这城市不管造得多么繁华，晚上一定是空城、鬼城、死城，这就是过剩。所以，这十多年，我们始终坚持每平方公里1万人这一条基本规律。工业园区发展也有一个经验标准，每平方公里要有100亿产值，有1000亿产值就10平方公里，3000亿产值就30平方公里，不能拿30 平方公里搞了500亿产值，那是糟蹋土地。这种过剩的不景气会像瘟疫，让所有来考察的企业吓得落荒而逃，最终害人害己，决不允许这么干。
城市发展中，有六个类型要防止过剩。一是住宅。人均40平方米足矣。如果城市未来最终人口在1000万，住宅需要4亿平米，多了就过剩。有的地方人均80 平米，肯定是泡沫一堆。二是写字楼。一个基本的经验，差不多2万GDP1平米。 搞多了写字楼，最后不会有人办公。三是商铺。大体上，大都市2万零售额需要1 平米商铺，区县城级差地租低，1万零售额1平米商铺。如果5000亿零售额，有1 亿平米的商铺，供过于求，毛利付房租都不够，一定赔本。四是贸易市场。各个省模仿浙江义乌搞几个不是不可以，但义乌全国就一个，如果每个县都想搞一个小义乌，一搞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平米，肯定门可罗雀。五是会展中心。一个千万人口的大都市有几十万平米会展中心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地市州和区县城搞几十万平方米的会展中心，那肯定会过剩，有的地方一搞还搞几个，每个都十几二十万平米，不可能有那么多展场来配置。六是城市综合体。如果一个城市建20个综合体，每个区县里都建两三个，一个区县才十几万人，哪有那么多消费？肯定也会产生泡沫。房地产资金消耗量大，一旦过剩，坏账都是金融系统的。有时候银行怕房地产商翘辫子，为了规避风险，把本来应该再贷给房地产商的钱收走不还， 房地产商只能转向高利贷，很快就会翘辫子，这种击鼓传花也会造成不稳定。
总之，对于金融系统来说，对产能过剩不能被动应付，应该有三种角度预测。第一是政府和研究机构，应该对这个地区的产能有客观的、理性的预测，提示和预警各类企业不要卷到过剩产业中去，然后拿出一些政策措施，有效地遏止过剩
产能的蔓延。二是企业，该审时度势地分析自己所处的行业是过剩还是不过剩， 过剩了就别一根筋地往里挤，要转向别的行业调整结构，别飞蛾扑火，珍惜自己的发展成果。政府只能算是第三方指导，企业可是实打实地把自己的血本赔光了， 不划算。三是银行，不管是有政府指导，还是有企业预防，银行作为资金提供者， 都应该有行业分析，要像投资银行分析股市、IPO上市企业尽职调查那样。如果 银行都分析不了产能状况，那就是书呆子。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你的服务对象搞不清，那还搞什么金融服务啊？这是第一类防风险，就是产能过剩怎么防，实际上就是“政府预测性指导、企业自身加强防范、银行给予帮助”。
第二类是金融机构自身风险。金融机构的风险，本质上就是信用、杠杆、风险没控制好。杠杆比太高，最终就导致金融风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 “两房”按揭贷款从零首付变成了零按揭，由于两年零按揭，美国房地产走下坡路了。所以，奥巴马向美国国会报告，说零首付是次贷的原因，零按揭又把房产商憋死，能不能首付50%，还有50%按揭，2011年美国国会同意了。这几年，美国房地产又有所复苏，这就是杠杆比的合理利用。
目前，金融系统内在滋生的风险，本质上是杠杆比过度的问题。具体表现有几个：一是整个信用风险继续上升，实体经济资金使用效益下降，杠杆程度上升。以前，一般一个地方GDP增长1块钱，要新增3块钱左右的融资。去年，全国GDP每增长1块钱，新增融资在3块多，还比较合理。但有的地方高达5块、6块、7块， 就是说新增融资1000亿，GDP只增长两三百亿，这个杠杆比肯定有毛病。重庆还 好，新增了2000多亿GDP，新增融资量5600亿，杠杆比是2.8块钱左右。二是产能过剩行业的金融风险集中暴露。去年以来，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暴露、贷款积压， 导致M2和M1整个资金周转速度都放缓，除120万亿的M2，M1接近40万亿，这是真正的资金，M1周转慢，比重就越来越大。三是地方政府债务清理带来的金融风险。对银行而言，地方政府债务清理的过程，会涉及金融系统各种各样的转账，杠杆比也是不一样的。在企业间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发的债券，这是直接融资，比较清晰。这两种之外的债务，就是非标债务，其实是一笔糊涂账，包括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存兑汇票、信用证、应收帐款、社会凭证以及再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虽然股权不是债务，但是过几年连本带息的固定回报收回，其实最终还是债务。还有，近一两年各种非标业务虽然形式翻新，但本质没变，比如银行将自有资金放贷、理财资金投资非标，最后变成银行存款，就稀里糊涂规避了监管，这个过程中金融杠杆比提高了，特别是非标准债务领域风险控制的流程内
审不规范了。金融企业去杠杆、实体经济去杠杆，本质上是由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直接金融系统一起操作。操作过程中，杠杆比高了，风险大了，但是利润利益的确多，不出风险侥幸赚暴利也是可能的，但人一有侥幸思想，就会不可控制地陷入进去，最后出事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当心。从这个意义上讲， 金融系统是最好的预测师，理应站出来提醒纠偏。
第三类风险，既不是来自企业，也不是来自金融单位，完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造成的金融风险。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第一种就是高息揽储乱集资，这种高息揽储不是小贷公司等经过“一行三会”允许的、有规范要求、有杠杆比调控要求的，而是社会上的一种瞎搞，后果不比杀人放火轻。政府以及公安、“一行三会”都要高度重视这个事。一旦在哪个区县发生，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卷进去，最后找不到事主就找政府。第二种就是民间的“老鼠会”、传销活动。第三种是民间的典当行、地下钱庄，高利贷公司。第四种就是不规范的P2P。今天《中国证 券报》上的信息指出，P2P“类银行”模式遭疑了，从主要做小微贷款转为大额 贷款项目，并开始大量起用银行从业人员，在风控手段上也逐步向银行靠拢。由于这种业务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控制手段，所以就在上个月，全国的P2P问题平台 达到69家，月发生率为3.9%。所以大家别以为P2P是创新，如果没有规范，宁可不创新。本人虽然很多事情都比较开放，但是在风险防控上属于保守型。2013年4 月份，市工商局一个简报说沿海有三个P2P公司到重庆注册，当作新型金融机构 落户重庆，作为成绩报给我。我看后，觉得这件事有很大风险，专门批了一段话， 大致意思是重庆在P2P公司有关政策没有规范之前，一个都不许注册，别跟风就 是雨，如果创新带来巨大的风险就要小心，这不叫创新，而是绝对的冒险，是不懂金融的本质。市政府作出明确规定以后，工商局最近做了一个很好的事，建立了五条防范风险的措施，非常到位，是真正动脑筋了。第一条，建立注册登记预警机制，实施投资资格限制措施。在工商登记注册系统中开发建设分析监控软件， 通过系统识别与警示提醒，对同一个主体投资企业数量过多、某地投资者集中投资一个行业、某行业数量增长过快等异常情况进行识别和提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针对性，建立黑名单管理制度。第二条，加强网络情报监测力度，及时将涉嫌违法信息移送相关部门。依托工商情报信息工作平台，建立搜索非法金融活动数据模型，对全市网站、论坛、博客、微博进行24小时搜索监测，抓取分析网络上与非法金融活动相关的情报信息。第三条，主动开展拉网式清理整顿，及时发现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对全市以个人名义开办的投资及投资咨询类市场主体，特
别是外地人员在我市开办的，由各区县工商监管干部逐户上门排查并登记造册。建立排查台账销号制度。第四条，强化投资咨询类广告监管，及时清查取缔违法广告。对出现“无风险”、“高回报率”等内容的广告一律依法取缔。第五条， 实施面对面行政指导，督促企业诚信自律。今天我很大篇幅讲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要通过日常管理把好前道关，抓好预防体系，不要事后诸葛亮，几百万、几千万都被卷走了，再来处理就晚了。
三、重庆金融业发展的目标
重庆市委、市政府考虑金融业发展的目标，就是市第四次X代会确定的2017 年建成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中心。到2020年，我们希望不仅是国内的一个区域金融中心，也是一个和国际经贸交往有关联的金融中心。2020年以后，要跨越两个台阶：一个是建成国内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一个是国际国内都能够形成的一个区域中心。中心总有一些定性、定量的指标，大体上考虑了以下八个。
一是金融机构众多。机构很少，规模很小，与金融中心不匹配。整个重庆有1200多个金融机构，去年增加了200个。目前，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各种品种 的外资金融机构200多家、中西部第一，其中外资银行有17家，也是中西部第一， 这方面的量还要继续增加。
二是金融规模增大。比如银行贷款余额去年过了2万亿，现在银行贷款和GDP 比例是1.8：1。一般来讲，金融中心的银行贷款余额和GDP的比例至少2：1，像上海银行贷款余额和上海市GDP的比例差不多2：1，北京也差不多2：1，一般各省的银行贷款余额和GDP比例是1：1，再落后一点的地方，往往GDP100亿，银行贷款余额只有50亿，他的钱都被别的地方用了，地方越穷，钱越到外边去。重庆目前有一定的领先作用，但这个量还会继续发展，银行贷款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 到2017年可能变成2：1，甚至还高些。这时候，不是说银行贷款都用在重庆，重庆企业会在重庆借钱用到西南地区，形成金融辐射。同时，一般来讲，贷款多的地方存款一定多，届时存款可能和GDP是3：1。重庆这么一点GDP哪来那么多存款？ 就是将其他地方的存款拉过来。这个指标反映了金融的集聚和辐射力。
三是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10%。2013年重庆是8.4%，去年是8.6%， 我们希望继续增长，到2017年达到9%以上，2020年10%以上。上海因为有证券交易所，金融GDP占比达到12%。北京有各大金融机构总部，金融GDP占比也高些，达到14%左右。重庆没有这些条件，自身金融体系发展如果能到10%，将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四是服务功能齐全。应该尽可能地“全牌照”。所谓“全牌照”，就是“一行三会”有的各种机构牌照，我们都争取。比如，国家规定证券公司可以有10块牌照，西南证券就应该争取10块。如果一个商业银行除了放贷以外，还可以搞银行租赁，我们就争取租赁牌照。去年我们已经增加了12块牌照，批准了8个金融 机构。这十年，每年初我都会认真看“一行三会”的年度报告，主要看增加了什么新的改革创新，它们的改革创新都表现为牌照。实际上，每年“一行三会”都会推出三四种崭新的金融牌照。对地方政府来说，将牌照争取到手，让用牌照的企业运转起来，这就是地方政府金融改革的要义所在。因为任何一种牌照的功能发挥，就是一种创新，就是人才和智慧的密集型改革。所以，你不要在审批上自己搞什么游戏规则，而是下最大功夫地争取牌照。去年，我们年初看了“一行三会”的报告，算了一下有12块可以拿。功夫不负有心人，各个部门一起努力，去年真是搞了12块，今年当然还会有一些新的。比如信用卡，WTO规定，2015年8月前，中国信用卡机构要对国际信用卡公司开放。从2000年签WTO协议至今15年了， 中国信用卡公司就是银联一家垄断，还没有新的机构。今年8月份外资要进来， 假如国家开放三块，本来银联在上海，北京搞一块、广东搞一块，重庆在西部嘛， 是不是应该搞一个，找个外资公司合资。国家有的牌照重庆基本都有，那重庆就是全方位、全功能的金融中心。
五是宏观社会融资结构优化。融资上，今后银行保持在45%，直接融资经过今后几年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发展、各种私募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定向增发的发展，比例可以扩大到35%，非银行金融机构控制在20%，形成45：35：20的结构。我相信，那时重庆的融资体系会更加健康。各个门类的不良率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在全国相对较低。
六是国民经济资产证券化率争取达到100%。这个指标，就是股票市值与GDP 之比，去年为43%，比上年涨了9个百分点。当然，这和股市从2000多点变3000多点有关。再过三年，如果股市继续上涨，即使我们什么也不做，证券化率也会提高。如果再推动各类企业海外上市、国内上市。没有搞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争取到100个以上上市企业，现在有50多个，要再翻一番。有了股票发行注册制，搞150个有什么不可能呢？总之，国民经济证券化率要力 争100%，2017年达不到，2020年必须达到。
七是金融市场体系完善。过去，我们有七八个要素市场发展得很好。去年建了两个，交易门类有35个品种了，交易量9000多亿。今年准备再建两个。总之，
要把要素市场体系能够搞好，三年内如果翻一番变2万亿，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八是金融系统的开放。金融业也有个开放问题，主要是资金链跟着开放脉络提供服务，当下的重庆主抓五个：第一是加工贸易离岸结算。加工贸易产品流动是个离岸系统。产品从外边进来，加工好又销到全世界，中间结算是离岸的。去年重庆离岸金融结算800多亿美元，希望到2017年能增长到1500亿美元。同时，现在这个结算的税收在重庆，但重庆的公司没有参与，是香港汇丰、渣打、花旗三个分行在帮助结算。我们已经和惠普提出要求，还是这三个银行结算，但必须转给渣打、汇丰、花旗的重庆分行，他们没有意见，在哪儿做都一样。但对重庆来说，相当于这三个外资银行的人才和效益都放在这里了。今后几个月，我们要研究怎么操作到位。第二是跨境人民币结算。过去，我国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是一般贸易，有外汇和人民币兑换的结算，这不是离岸的，是在岸的。现在可以做跨境人民币结算，去年全国做了3.5万亿，重庆做了1600亿，是全国的4.5%左右，在中西部省区市中最多。以后重庆有2000亿美元、1万多亿人民币的进出口，跨境人 民币结算从去年1600亿增长到2020年3000亿也可以的。帮助企业搞跨境人民币结算，可以降低百分之一点几的结算成本，如果有1000亿结算，可以帮企业省十几亿，这一块大家要注意。第三是人员进出境消费当然会结算，靠什么结算？就是刚才说的信用卡。今年要争取把新增的信用卡清算公司总部注册重庆，方便老百姓进出境消费。第四是跨境电子商务结算，就是靠跨境第三方支付牌照结算。这个牌照现在全国发了20多块，重庆有4块。四家牌照就可以帮100个、1000个电子商务公司结算。抓这个工作，等于你挖黄金，我给你提供水桶、铁锹，赚工具的钱。第五是保税物流结算。这一点要向上海学习，上海外高桥保税区10平方公里， 保税物流的进出口1000亿美元，占全市进出口的1/5。重庆现在有“1+3”四个保税区，也有20多平方公里，我们哪怕发挥外高桥1/3的功能，300亿美元的保税物流，这种既不是一般贸易业务，也不是离岸贸易业务，要做起来。这五种类型的资金链的结算，重庆企业可以都拿到手里。大体上说，如果能把这五块和国内外打交道的资金链做到位，重庆成为一个跨境开放的、和金融结算高度联系的国际化金融中心，就不是说空话了。我们不去做资本交易的中心，也没有想过作金融总部中心，那是北京、上海的事。在国际上，纽约是世界资本的总部、结算的中心，香港是亚洲的资本中心、总部中心和结算中心，新加坡虽然总部并不算多， 股票市场也没有典型意义，但离岸金融结算、跨境结算是亚洲最发达的，一年结算几万亿美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向新加坡学习，成为结算类金融中心。
在首届一带一路检验检疫高层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5年5月29日）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重庆有幸承办首届研讨会，推进“一带一路”检验检疫机构合作，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扩大开放，共享红利的迫切需要，为此，我谨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对国家质检总局表示衷心感谢！对各国来宾表示诚挚欢迎，对研讨会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检验检疫是国门“守护神”，庇护着各国人民的健康、生产、消费以及生物生态安全，推动着各国有效有序开放。我国跃升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检验检疫体系贡献卓著，目前，我国外贸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开放从沿海沿边拓展到广阔的内陆，检验检疫任务更加繁重，监管方式面临更大创新。近年来，地处内陆的重庆始终秉持开放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不完全由地
理位置决定的理念，着力构建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的开放体系，形成了我国内陆独有的“三个‘三合一’”的开放新特征，有由铁空水三个国家级交通枢纽， 铁空水三个国家一类口岸，并与之配套三个保税区。
得益于此，重庆实际利用外资连续四年超过100亿美元，去年实现了进出口 总额达到955亿美元，增长39%，在扩大开放的进程中，检验检疫部门有力地支持和推动着重庆走向世界，在国家质检总局的支持下，重庆检验检疫队伍不断壮大， 体制机制不断创新，监管功能不断增强，重庆内陆开放高地的崛起，凝聚了检验检疫国门卫士的忠诚奉献。为此我们要向支树平局长和所有从事检验检疫工作的同志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后，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今年3月我国发布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打造重庆西部开放重要支撑。我们热切期待在国家质检总局一如既往地给予大力支 持，与各国检验检疫机构加强合作，共享这一历史性的新机遇。
一是要加强检验检疫的安全联动。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纵深推进，沿线人流、物流更加频繁，货物种类和规模大幅增长，去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1.12万亿美元，未来十年可能翻一番，各国检验检疫机构保安全的责任更大， 挑战更多，我们期待沿线各国、各口岸建立完善的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联动机制，
共同营造“一带一路”检验检疫安全的大环境，让重庆等沿线城市开放合作置于有效的质量、安全保障中。
二是要推动通关合作。以重庆为起点，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2011年3 月正式开通，成为首个稳定运营的西线中欧班列。其关键是国家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形成了沿线海关、检验检疫、铁路、边防等多部门协作的大通关。其中，检验检疫在协调重庆扩大整车进口、推动“渝新欧”试点邮政班列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全程运时缩短为13天，运价降至0.55美元每箱每公里。去年，共开行130多班，运送货物价值量占阿拉山口的中欧班列货运价值总量的80%。习近平总书记访欧时在德国杜伊斯堡见证了“渝新欧”班列到站，并给予充分肯定。今年，计划开行250班，其中去程150个班列是重庆往欧洲去，100 个班列是欧洲的货物往重庆来。渝新欧已经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干线，深化沿线大通关尤为重要，我们期待，沿线各国加强技术标准协调，推动认证认可制度对接、检验检疫证书互认，实现区域内检验检疫通关一体化。
三是严把产品质量。“大质检促大产业”。近年来，重庆不断构建产品质量控制体系和平台，促进产业发展和质量提高良性循环，形成电子信息汽车等6+1 的支柱产业集群，全市工业产值增加14%，强力的拉动全市GDP增长10.9%。当前， 重庆积极对接《中国制造2025》规划，全力推动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新材料、高端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页岩气、综合河工，生物医药，环保产业等十大战略新兴产业集群。我们正建设多个国际合作产业园，两江新区内陆检验检疫改革创新示范区，出口工业品质量安全示范区。随着产业发展，将有更多的优质零部件原材料进口，也会有更多高质量“重庆制造” 走向世界。同时在特色效益农业方面，我们积极推进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生态原产地保护示范区建设，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
四是带动口岸经济。内陆地区远离国界，货物进得来出得去，安全守得住， 检验检疫尤为重要，重庆拥有铁空水三个国家一类口岸，开通了汽车整车进口的口岸，口岸经济方兴未艾，我们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联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通过江海联运，充分发挥肉类指定口岸功能努力建设澳洲肉牛进口口岸。争取建设粮食、原木、植物种苗进口口岸，创建国际卫生口岸，进口更多优质农牧产品， 分销到全国各地，口岸经济的发展也与检验检疫工作密切相关，货畅其流的关键， 也基于跨境检验检疫机构的深度合作。
五是促进国际贸易。共建一带一路重在五通，贸易畅通是重中之重，近几年
重庆进出口贸易翻番增长，检验检疫功不可没。未来重庆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的发展，以及跨境电商带来的货物贸易，更需沿线检验检疫机构的协作支持。跨境电商有“一般进口，保税进口，一般出口，保税出口”四种模式，重庆正在开展这四种模式全模式试点，无论哪种模式，都需要检验检疫单位鼎力相助。
女士们，先生们，互利合作的愿景在行动中实现，我坚信，检验检疫事业通过交流与合作，沿线各国、各城市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前景，必将更家美好！ 祝首届一带一路检验检疫高层国际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各位嘉宾在渝期间开心愉快，谢谢大家！
在第十八届渝洽会上的讲话
（2015年5月30日）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刚才我们共同参加了第十八届渝洽会俭朴而隆重的开幕式，进行了巡馆活动和签约活动。回顾过去十八年，伴随国家改革开放坚强有力的步伐，渝洽会在国家商务部、国务院三峡办、国家质检总局、中国贸促会等部委和兄弟省市的齐心推动下，服务内陆开放，推动中西合作，日益成为国内跨地区展示交易合作的重要平台。今年渝洽会的主旨论坛也按例举行，我们高兴的看到盛会众商云集，论坛集思广益，引资、引技和集智、共谋相辅相成，使渝洽会形式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务实。在此，我谨代表中共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对国家部委和兄弟省区市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今天论坛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 迎。
以上就作为我的一个致辞，欢迎大家的致辞。下面就论坛互联互通，丝绸之路互联互通，国内各个省区市互联互通这么个主旨，我进行一次发言。
重庆作为中国内陆的直辖市，是一个大城市和大山区、大库区、少数民族地区并存的一个地区，在这样一个地区，我们最近的几年在X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按照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战略方针，推动重庆的经济社会持续有效的发展。最近几年，我们重庆的GDP都能够名列全国前茅，去年我们增长10.9%，今年1-3月份增长10.7%，特别有意义的是除了GDP增长以外，我们有6个经济指标，比如进出口增长率、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工业利润的增长率、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还有商业零售的增长率、金融不良资产的不良率，我们这6个经济指标也都和GDP的增长率一样，在全国名列前茅。
重庆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四个结构向好的趋势：
第一，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三架马车”消费、出口、投资。去年消费零售增长13%，同时进出口增长3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都是高位增长，所以“三架马车”协调并进，动力结构比较平稳。
第二，产业结构比较好。在重庆的工业产业中，汽车、电子产业快马加鞭， 发展快于一般的工业增长率。在服务业里边，金融业和服务贸易增长都在20%以上，快于一般的服务业，这样整个产业结构趋势看好。
第三，效益结构特别好。重庆的规上工业利润2012年增长了30%几，2013年增
长了42%，去年也增长了30%以上，今年1-4月份增长了28%，应该说工业利润的高比例大幅增长，使重庆的工业销售利润率名列全国前茅。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金融业效益也不差，全国各种商业银行90万亿贷款形成的利润，去年是1.6万亿，重庆的银行贷款量是全国的1/47，但重庆全部银行的利润是全国利润的20几分之一，这个意思就是重庆的商业银行贷款利润率高于全国近一倍，原因是不良率特别低，重庆的银行4月底不良率是0.5%，全国2%，我们的不良率是全国不良率的1/4，我们已经连续4-5年不良率全国最低之一。
所以金融服务业的效益好，工业的效益好，整个重庆GDP当中的企业利润， 包括外资企业、中资企业、民营国有企业、第三产业企业、工业企业，各种企业的总利润在GDP里边我们有3000多亿利润，14000多亿的GDP，大体上20%几，整个国家的GDP当中各类企业的总利润百分之十几，二十不到。讲这段话的意思，如 果企业利润较高，这个地方企业就感兴趣，就有好的投资环境，更多的企业会到重庆来投资。千做万做赔本生意不做，企业万商云集的地方，一定是市场比较好， 利润比较高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讲重庆效益好是一个基本面的趋势。
由于这三个效益好引出了第四个效益，就是投资结构更为合理。全社会的企业，国内外的企业对重庆投资看好，也更愿意到重庆投资。所以最近四年，外资每年到重庆投资到位的数字都超过100亿美元，每年引进外资的数我们处在全国 第八、第九位，所以外资投资比较发达。去年一年外资在重庆投资的资金50%投 资在工业上，也有25%投资在房地产上，剩下20%几在服务业、金融业，所以投资结构也比较好。整个重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去年12000多亿，有4500亿投在工业上，有1000多亿投在商业，所以工商企业投资占总投资50%，还有25%投在房地产， 25%投在基础设施。所以重庆的投资结构比较好，同时投资增长率也比较快，今 年1-4月，我们这儿的投资增长率17.6%，高于全国差不多5.7个百分点。总体上说， 重庆的经济出现了主要经济指标较快发展，整体经济结构，四个结构都比较向好的趋势。
第一，按国家要求主动强有力的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调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在工业领域按照三个集群的原理，进行了工业产品结构的调整，所谓“三个集群”就是凡是我们想干的产业，一定让它形成上、中、下游产业链的集群。同时，想干的产业也不能一个企业独家来干，而是有一群同类产品、同类性质的企业一起来干、扎堆的来干，比如有希尔顿的地方就有喜来登，有可乐的地方，百事可乐、可口可乐都同时到位，这样就形成了同类项的集群。第三就是生产性服
务业跟制造业匹配到位，形成生产性服务业的集群，由于这三个集群的战略措施， 使重庆形成了小气候，要发展哪种产品，这种产品的集群气侯就形成，形成了相对的优势，各种物流成本也会比较低，效率比较高、资源配置比较好。比如说我们最近几年发展了汽车产业，去年重庆生产了263万辆汽车，位居中国31个省汽 车产量的第一位。今年汽车全国1-4月份增长2%，重庆的汽车继续增长20%，我们预计今年重庆汽车产量可达320万辆。能做到这个效果的原因就是这五年来，我 们按照产业链把汽车的上游、中游、下游从整车组装到发动机、变速箱等主要零部件都能搞上。同时，上千个零部件厂全面匹配，这是产业链的集群。与此同时， 我们也推动除了重庆长安集团以外，全国五家主要汽车厂商到重庆下单造车，也推动国外的福特、通用、意大利的依维柯、日本的五十铃、铃木，现在还有韩国的现代汽车等等，这五、六家外国重要的汽车厂商也到重庆生产汽车，这样重庆这个地方有11家知名汽车整车厂在重庆生产汽车。所以我们这件事现在应该算是做对了，也做成了，所以形成了一种竞争力。
另一方面，网络终端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台式电脑、各种显示器、打印机、手机等等，我们去年生产了全球近1/3的笔记本电脑，也就是全世界生产销售了2亿台，重庆生产了6000多万台，我们也生产了1亿多台手机，还有4000多万台平板、台式电脑，还有打印机等等。这一堆产品我们是11个世界知名的品牌商、制造商，包括美国的、台湾的各个方面的，一起在重庆下单总装。同时我们有860个零部件企业，扎堆的服务。这样就避免了一个地方进出口、生产、就业人数的大起大落，当你是一个集群的时候，东方不亮西方亮，形成一种平衡，所以重庆没有出现进出口大起大落，而是连续几年，每年增长30%、40%， 从五年前的六、七十亿美元到现在的九百多亿美元，所以这中间和产业集群有竞争力有关系。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就是用集群的方式形成产业链，形成扎堆的发展、平衡的发展，同时生产性的服务业为制造业的集群进行全面的服务，比如说产品出来以后有个全球销售，全球销售实际上是一种离岸销售，重庆电脑的几百亿美元，全球销售形成的进和出，形成的八、九百亿美元的离岸金融结算，我们是放在重庆结算的，而国内2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基本都放在境外。重庆把境外的销售结算拉进了重庆本地进行结算，这样就使得产业链下游销售结算的部分也一起拉到了重庆。重庆的电子产业，不仅是产量今年一季度比如又增长了17%，产量增长了，同时重庆电子产业的利润今年1-4月份增加70%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集群发展既调整了结构，增强了竞争力，也产生了效益，降低了物流，【联系微信dada*wk01】
形成了资源优化配置。这是重庆经济发展好的一个原因。
第二，重庆推动了内陆的开放。中国内陆开放度要比中国沿海滞后，中国的开放从沿海做起，以至于我们有一种思维惯性，任何开放总要从沿海做起，但事实上开放是一种理念，是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文化观念，它本来和地理位置没多大的关系，大唐的时候世界最开放的就是在西安，那它在内陆，怎么能开放呢？ 这是一个概念。现在来说，整个欧洲欧共体20多个国家都是开放的，各国在欧洲的内陆没有人说德国的开放度比法国、西班牙要差。所以实际上和内陆沿海有关系，也没关系，因为中国开放的试验在沿海先开始，几十年下来大家以为只有沿海能开放，内陆不能开放。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中国今后下一轮的开放最大的潜力是在内陆，要狠抓内陆的开放，重庆这几年就在内陆开放上下了功夫。内陆开放最重要的抓手，所谓开放就是口岸，口岸开放，开放高地建设就是口岸高地建设。那么内陆没口岸，中国的习惯是沿海、沿边才有口岸，内陆有什么口岸？好象逻辑不通。事实上内陆是可以建口岸的，重庆这几年开放高地建设的突出环节就是建了口岸，我们现在有国家级的内陆港口枢纽，赋予这个港口国家一类口岸，然后又在港口建了保税区。重庆的机场现在一年吞吐3000万人次，30几万吨的国际航运货物，这个机场国家也赋予了一类口岸，同时在机场旁边建了一个保税区。重庆的铁路，我们为了推动重庆的铁路不仅是内陆的铁路枢纽，而且应该成为国际的铁路枢纽，所以我们搞了个渝新欧的欧亚大陆桥的铁路联运大通道，形成了一个陆路的丝绸之路主通道。渝新欧的起点在重庆团结村火车站，国家现在也赋予了它一类口岸，然后在团结村火车站旁边有一个保税区。这样重庆就有了三个“三合一”，就是三个水陆空的枢纽港，国际的枢纽港，又有了三个国家的一类口岸，同时又有三个保税区。这个开放特征在中国国内各个省绝无仅有。总之，重庆三大交通枢纽得到了三个一类口岸。所以重庆因为有了这样的口岸高地建设，我们的进出口才会从一年六、七十亿美元，迅速的在这五、六年里面增长16倍，去年达到955亿美元。这是口岸的功能，没有口岸的功能， 这955亿美元有个300亿都谢天谢地了。所以这是重庆的开放。由于有了这种开放， 当然会拉动经济迅速发展，使全球的经济要素、市场需求拉动着重庆的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的持续发展。
第三，抓改革。重庆按照中央三中全会的要求，把改革作为一种资源优化配置的手段，把改革作为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手段，把改革释放的红利成为投入产出加快发展的动力，通过改革我们的确这几年经济效益、资源配置更加
优化。比如说，财政性的债务怎么想办法减少，更好的发展，这几年我们按照PPP 的方式，去年搞了1300亿的基础设施投资转给了社会投资者，政府就减少1300亿的投资，今年我们又推动了1000亿的项目，整个重庆这六、七年会有18000亿的基础设施，其中10000亿的投资还是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政府拿钱投资，这一部分不给社会。有8000亿我们准备通过PPP转给了国内各类企业，这8000 亿六年时间，每年1300亿，所以今年会继续1300，直到2020年。PPP使重庆的债务下降，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继续。我们去年债务减少了1100亿，预计今年还会再减少一部分，现在整个GDP中的财政债务是22%，那是全国比较优秀的。债务余额占地方财政收入支出的比例我们叫负债率，这个负债率重庆就是67%，也是合理的，一般要求不超过100%。也就是说通过PPP的改革，使得重庆政府的债务平台改善，同时经济又继续发展，这就是改革产生红利，改革产生推力，改革产生资源优化配置。
这是讲两个案例，说明改革来推动重庆经济发展。我们去年推动了25项重点改革，今年又进一步推动24项重点改革。总之，围绕着问题，围绕着各种工作的瓶颈，我们以问题为导向，解决问题过程中，用改革的方法解决问题，推动经济发展。
第四，抓创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的产业效益再好也只能保持三、四年的发展，真正的五年、十年以后的发展要靠现在培育，要有新的产业结构来不断的推进。科技创新、创新驱动，高科技战略性的产业发展是重庆的未来。所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这一方面，去年推出了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集成电路、液晶面板等核心电子零部件、物联网、机器人包括3D打印都算在机器人范围， 另外还有石墨烯、纳米材料等新材料。另外跟重化工有关的综合精细化工产品和页岩气，另外还有环境工程、环保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轨道交通，包括航空飞行器件。所有这十大产业都属于中国制造2025产业目录中的，也是和欧洲版的4.0产业关联的。总体上，我们设想，今后五年投资6000亿 左右在这十个行业，到2020年形成1万亿的产出，使得重庆的工业在今后5年有1 万亿新的、无中生有的产业。这十个产业在去年是600亿产值，今年我们测算了 一下有1500亿，到2020年形成1万亿。这些产品往往是市场短缺，全球市场都需要， 其次高技术，第三都是大资本。一个项目用了100亿、200亿或者300亿、400亿， 就说几十亿美元一个项目，这种项目块头比较大，不光是依靠企业，也要用资本市场。所以我们最近成立了一个800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重庆市
政府出255亿人民币，吸引了全国16家金融投资机构出资545亿，形成800亿。我们设想，这800亿跟投到十大行业中，跟那些投资企业，他们可能是1500亿投资， 我们跟投800亿，形成两千多亿，这两千多亿资本金再跟银行借两千多亿就是五千亿，这五千亿一循环，我们刚才说的6000亿投资，1万亿产出，到2020年基本能形成。所以战略性股权投资基金是我们推动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撒手锏、一个工具。
总体来说，我这么说了，一个调整产业结构，抓开放、促改革，努力的推动创新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这四个工作是我们经济整体向好的主要原因。下一步，我们抓好两件事：一个就是围绕今天会议的主题互联互通，“一路一带” 整个互联互通，我们更好的抓开放。我们已经是内陆口岸高地，开放特征比较齐全的一个地方，那么下一步抓开放就是抓开放的高度、开放的广度、开放的深度。
高度就是要把上海自贸区、沿海自贸区搞的那些服务贸易、金融服务，以及服务外包这一类新的开放政策，在重庆全面的复制，按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可复制、可推动，首先引到重庆。高度上第二个我们要成为“一路一带”的支点、节点、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渝新欧的更好发展形成基础，渝新欧现在是一年250个专列， 我们认为到2017年会每天有一对，就是开出来一个、进来一个，这样一年就会有700个专列来回，形成200亿美元的进出口货物量。渝新欧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车皮，集装箱的货值至少300万人民币，这样的话一个专列50个箱子就是1.5亿人民币，那你如果一年有700个专列，差不多就有千亿，这样就有两百多亿美元。我 讲这个话的意思，工具是有市场细分定位的，如果几十万元一个箱子的货，二、三十万元的货别走火车，更不会去空运，就是走海运，运上几个月没关系，资本利息很低。但是到了300万以上的走渝新欧，肯定比海运便宜，因为省了一个多 月的时间，资本利息就几千美元，所以就省下来了。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水陆空各有它的市场区分，渝新欧的定位就是运奢侈品、运高档的轿车、运电子的产品、运各种比较贵重的。我们争取让渝新欧成为欧亚大陆桥的一个主通道，真正实现国家赋予渝新欧保税区、一类口岸、汽车整车口岸、邮政班列的通行口岸等等这些功能，这就是我们开放的高度。一是做好渝新欧、做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事情， 二是把沿海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引入重庆，搞好开放。
第二是广度，重庆现在的开放就在重庆主城，那么重庆郊区8万平方公里， 主城才1000多平方公里，十几个海关、检验检疫机构都在主城，我们下一步要让重庆郊区的区县，他们也有开放的过程，那些县城也应该有保税区、有海关、有
商检，这样使得他们任何企业报关的距离100公里，也就是一个海关服务100公里的周边。这样的话就需要提高效率和方便，要多设这些机构，有个广度。
第三，深度就是进一步的把服务贸易搞好，在货物贸易里不仅是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还有转口贸易，总部贸易。服务贸易里包括跨境电子商务、离岸金融结算，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的服务外包等等。总之在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当中， 把原来还没有展开的，有更深的深度的那些业务发展起来。这就是我们为互联互通要做的事。【联系微信dada*wk01】
女士们、先生们，重庆是中国内陆的直辖市，具有好的交通，也有好的人力资源，也有比较好的金融融通的环境，又有比较好的资源配置要素供应的条件， 同时重庆政府也会非常竭诚的服务企业，提高效率，我们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欢迎各个国家的厂商、各个省的企业到重庆来和我们共同发展，推动西部大开发， 推动“一带一路”的发展。谢谢大家！
在马上消费金融公司上线仪式上的讲话
（2015年6月19日）
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一个主导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对于经济的拉动在70%左右。我们国家目前还相对较低，大约是40%， 投资的比重较大，以前出口的比重也比较大，这几年逐渐下滑。所以我们国家大的一块还是靠投资拉动，消费仅占40%。我们国家的消费有个特征：口袋里有多少钱就买多少货，现货买卖，基本不透支。消费透支、透支消费在全球、全世界这100年只有金融才允许透支，所以这个透支型的消费金融一共有三类：
个人贷款
比如说我买房子，按揭贷款，支付30万、按揭70万。这是20年前中国才刚刚开始普遍的推开按揭贷款，这是个人贷款型。再比如：买汽车透支。这是10年以前在中国推出的，比如买一辆汽车要10万，自付2万、贷款8万等等的方式，于是汽车金融公司开始产生。总之，个人贷款按揭性质的金融是一种性质的消费金融。【联系微*信dadawk01】
信用卡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张信用卡，你可以在里面存钱并且可以透支，但它有一个透支额度。这一块中国的发展不算很好，从2000年到2015年这15年间，中国唯一的银行卡清算组织只有银联。银联发展了近20年，整个发了4亿多张卡。中国有13-14亿人口，按美国的概念：他们2亿左右的人差不多有10亿张卡。如果按此推算，中国13亿人口应该有50亿张卡。我们姑且不按美国的标准计算，即使每个人仅有3-4张信用卡，我们现在的信用卡也还有3-4倍的空间，这个情况也是方兴未艾。
线上线下的消费金融公司
这个在我国目前基本是一片空白，其实它和信用卡消费、个人贷款性质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它又不同于信用卡和按揭贷款，按揭贷款是个大街，这个消费鸡零狗碎，每天消费买小东西涉及方方面面，不固定、不定时。这是明显不同之处，只是它是允许透支的。与信用卡的相同在于它们都可以透支，但不同的是它不需要像信用卡一样每个月都要清欠。当然他也有一定的额度，一般在20万元以内。也它不需要你用房子、车子作为抵押而变成一种抵押贷款模式，它是根据你在线上消费的大数据记录、线下的家庭背景调查来给你一个透支的额度。总体而言，我们这个业务的展开对所有投资股东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我们以前做过这样的比喻：金融业与互联网的结合就好比一家银行装了电话，通了电话的银行肯定是比没有通电话的银行业务发展快;率先把互联网技术运用到金融行业的单位肯定是比那些技术相对落后的单位发展快。
把互联网进入到传统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一定会发展更快，这是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互联网+传统金融机构性质又有所不同，它改变了一定的商务模式、营销模式、经营的模式。但改变归改变，金融业务本质就是“讲信用、讲杠杆比、讲整个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三个概念是不能颠覆的，因为金融就是信用、信用、信用。信用就有杠杆比，没有杠杆比用不着信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需要太多的信用。有杠杆了、有透支了有1：3．1：5杠杆比了才需要有信用，有了信用当然就有抵押。抵押物如果泡汤，那就有风险了。所以“信用、杠杆、风险”是搞金融不能违背的。
无论是线上金融、线下金融、还是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总之，这三个要件“讲信用、控制风险、有一定的杠杆比”都是必须遵守的，管好三个概念。总之这是互联网+金融必须掌握的原则，这个原则跟传统金融掌握的原则是一样的。
我经常会把P2P给批判一通，原因是什么呢?P2P本身不该被批判，因为它也是互联网+金融时代的一个新生事物。一个“P”指千千万万各方面的网民，另一个”P”就是想要融资的、借钱的网民。P2P这样的平台它自己本身不做任何交易， 它只是一个通道，就像开了一个赌场，里面是赌民和赌民自己在打扑克牌，它只提供一副牌和一个桌子。
通过网络，想在网上借钱的网民与手里有钱并且愿意借钱的人沟通好了，但缺一个交易的平台，于是P2P出现了。因为是这样一种原理，所以它还是很稳健的。英国在90年代最先成立P2P公司，然而20年过去了，英国的P2P公司没超过10 家。10年以后美国也应用了这个技术，然而到现在美国的公司也没有超过10家。我讲这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有概念、可以运转，但市场规模也不大， 有它内在的约束性。而我们国家为什么一年多两年时间全国范围有2000个P2P公司呢?它们都是些什么性质的P2P呢?那就是形似而神不似。
真正意义上的P2P公司是这样的：比如说这家P2P公司向20位网民集资2000万， 那么这些网民不是直接把钱借给其他网民而是交给P2P公司，由P2P自己打点寻找到三个五个公司，把2000万借走了。这个时候的P2P公司就和一家金融机构银行差不多。但是金融机构借钱，万一借钱的人坏帐了怎么办，那就要有坏帐准备金; 万一借钱给你的人现在突然要用钱，你怎么样把已经借给客户的钱拿回来还给
他，这个时候你要有存款准备金。如果你没有这些概念，只是把钱借出去，顺风顺水的时候好像大家都要发财了，而且放出去的是高利贷。如果一倒霉稍微出点问题就可能引发破产。客户这边贷款者坏帐也会出问题、借你钱的人要钱也会出问题、管理者如果心存歹意卷钱而走，变成跑路公司也会出问题。
谁在监管、谁能监管、怎么监管?工商局就这么随意登记让他们像蝗虫一样生长，对老百姓极度的不负责。所以在重庆我一讲到这个事就强调，必须严格控制、不许搞砸。但这样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是保守的呢?不是，我们全身心的、全力的支持互联网+金融，也支持金融机构互联网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这个线上、线下消费金融公司的成立就是对互联网+金融的一种支持。因为它是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游戏规则、银监会批准的创新的金融机构。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深化综合改革国际研讨会
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5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5年6月13日）
各位嘉宾：
上午好。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深化改革国际研讨会，我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研讨会的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
按照会议的主题，我讲五个有关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创新的小故事。通过这几个故事，来启发大家的一些思考，看看重庆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轨迹。
第一个故事，内陆创新发展加工贸易
就是最近几年，我们改变了20多年来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大进大出的发展方式，在内陆地区创新发展了大规模的加工贸易。
中国从80年代末，在沿海地区搞的加工贸易，最初是大进大出的“三来一补”，以后就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加工贸易发展方式。到去年底，中国的加工贸易占全部进出口45%左右，也就是说，我们4万亿美元进出口当中，有1.8万亿美元是加工 贸易形成的产值。沿海的加工贸易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产业链很短。比如一台电脑，如果产值是500美元的话，它 的零部件、原材料一般占整个电脑产值的50%，就是250美元;它的零部件、原材 料从全世界运到中国沿海，又从中国沿海把整机销售到世界，整个的物流运输、仓储、销售环节占100美元；然后品牌商的研发以及售后的服务，一般占75美元， 所以500美元中最后在中国沿海的加工贸易只留下75美元的总装，也就是占15%左右增加值的这一块，这个是沿海加工贸易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由于它两头在外，原材料、零部件在外，在沿海加工，加工完了销售在外，所以它大进大出的物流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它一般只能在沿海，所以过去20几年，中国所有加工贸易几乎99%在沿海，内陆几乎是零，原因就是这个， 物流成本以及物流的时间，就使得加工贸易放在内陆不合算，无法进行。沿海加工贸易发展20几年来，由于中国沿海劳动力成本，各种要素结构发生变化，所以最近几年，不少加工贸易订单转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都是沿海方便大进大出的地区。
如何把这一块经济既能保持，又能克服既有的缺陷?重庆进行了研究，我们形成了两个路数，改变了沿海加工贸易的两个薄弱环节。第一个，延伸产业链， 把加工贸易的“微笑曲线”大部分留在重庆。重庆现在生产的每台电脑，它的产值的70%都在重庆，这个和沿海地区总装6000多万台电脑，产值可能只有15%、20% 的情况不同，我们现在除了总装这个75美元留在重庆以外，零部件、原材料80% 在重庆生产，所以250美元中的200美元落地重庆。
第三块就是产品的销售结算，跨国公司销售结算的这一块现在也留在重庆。大家知道加工贸易的核心结算方式是一种离岸金融结算，过去中国任何银行法 人、自然人，都不能有离岸金融结算账户，所以我和惠普搞了第一笔离岸金融结算的时候，那一天是圣诞节，惠普老总打电话说有1亿多美元要交给你们重庆财政，是离岸金融结算账户上的税收，你的账户在哪儿?我马上打电话问，发现我们开一个离岸金融结算账户很麻烦，各方努力协调，在12月30号把账户开了，这一笔账就进来了，重庆第一笔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账户是2010年12月30号。中国现在1.8万亿加工贸易的结算，5000亿在新加坡，3000亿在香港，2000多亿在爱尔兰，还有一部分在首尔、台湾、东京，我们大陆基本没有离岸金融结算。我们向国家提出了申请，国家外管局、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都同意了重庆的试点，推动了重庆这一块的业务，重庆离岸金融结算2011年结算了200多亿美元，2012年有400多亿美元，2013年是600多亿美元，去年到800多亿美元，今年预计会有1000 亿美元。总而言之，离岸金融结算，是一个加工贸易的主要结算方式，重庆把这件事也抓起来了。
这样三块通通加起来有350多美元，占一台电脑500美元的70%。因此，重庆的加工贸易效益比较好，现在经济比较低迷，电子产业一般效益都是下降，但今年1—4月份，重庆电子产业利润涨66%，为什么我们能有这样好的效益?就是和创新了加工贸易发展方式有关，零部件、原材料大量本地化，前几年860多个零部件厂陆续在建设，现在正在大批投产，一下子把物流成本都降低了。
第二个，凡是要搞的加工贸易品种，都要形成集群，我们叫做三个集群在重庆。
零部件、原材料、整机上中下游产业链形成了集群，我们是5+6+860，五大品牌商，六大整机商，860多家零部件厂商都集聚在重庆。
同类项产品、同类企业形成了集群在重庆，在中国沿海，富士康、仁宝、纬创、英业达、广达基本上各个省，你占两个，他占两个，一山不容二虎，互相
分隔开来。在重庆形成了中国沿海所有加工贸易总装厂都到了重庆，各种电脑、网络终端产品的品牌商也到了重庆，形成了集群。六大整机商生产了全球网络终端产品的90%，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好的格局，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企业订单少了，那个企业就多了，对重庆来说总体平衡，年年上升。
物流运输、销售结算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群。我们这个集群方式就是产业链整合的模式，克服了沿海加工贸易的两个薄弱环节，取得了成功。去年我们重庆笔记本电脑的产量是6300万台，全球去年销售2亿台电脑，我们占1/3，沿海地区所有的产量也是6000多万台。可以这么说，中国制造的笔记本电 脑占全球2/3，重庆占1/3，沿海占1/3，一个世界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在重庆诞生。三中全会的第七章，讲到了中国下一步的内陆开放中有一个条款，就是讲要转变沿海的加工贸易发展方式，推动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的方式，在内陆开展加工贸易。这段话充分肯定了重庆的做法。
这是我要讲的一个故事，如何用改革的方式，转变发展方式的方法，推动内陆的产业结构调整，使重庆形成了世界级的电子产业基地。
第二个故事，开创“三个三合一”开放体系
我想说的就是以渝新欧为代表，重庆形成“三个三合一”开放特征的故事。中国内陆开放滞后于沿海，内陆地区一江春水向东流，依赖于沿海地区走向世界， 重庆作为西部的地区，原来也同样如此。我们在和惠普、台湾的企业、日本的企业各方面在合作的时候，引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全球的网络终端产品，各种智能设施，40%是欧洲，包括西欧、东欧以及俄罗斯这一板块在消费，30%是美国、加拿大、巴西这些地方在消费，还有30%是东南亚、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在消费。在这样一个格局下，如果到重庆搞世界级的电子产品基地，40%的产品要运到欧 洲，从重庆运到广东，再从广东坐船到欧洲，差不多要一个半月甚至两个月时间， 不仅消耗时间，还有到沿海2000多公里铁路，然后再加上2万公里海路的运费， 这个划不来。我们为了解决这件事，当时看着世界地图想到渝新欧铁路，这条铁路从50年代以来一直就有，因为中国内陆到新疆的铁路几十年前就有，为什么没有把它变成欧亚之间的运输大通道?
我们一启动这件事，就发现三个问题。
沿线六七个国家，每个国家海关都需要来一次关检，一批货物出去，运到欧洲，五六个国家关检，关检的过程耽误时间，也消耗成本，不当心还损坏货物，如果是高附加值的东西，这个运输方式很不经济，很不合理，所以几乎没有
人走这条线。
每个国家的铁路运输都有一个运行时刻表，如果没有编入它的运行时刻表，一个火车要横跨几个国家，你就是编外，就是慢车，开开停停的车，没有进行渝新欧协调之前，我们的火车开到欧洲要开25天。
还有一个价格，每个国家铁路运输价格都不同，有高有低，哈萨克斯坦是一个集装箱一公里0.6美元，中国是0.8美元，俄罗斯是1美元，所以有一个价格协调问题。我们当时觉得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让重庆的三四千万台电子终端产品通过火车运到欧洲，一旦成功，就会从后位变成开放的前端，不仅重庆的货物可以不再通过海洋运到欧洲，还能吸引沿海的东西运到重庆再运到欧洲， 劣势立马变成不可多得的战略优势。
我们努力把这件事做好，2010年我们花了6个多月时间，在国家有关部门支 持下，6个国家海关的管理层到重庆，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开了多次会议，然后 形成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在2010年12月，家宝总理和普京总理一起站台，几个国家的海关签订了一卡通协定，欧洲人的说法是渝新欧自由贸易海关协议，使得现在重庆海关关检以后，一路过去，六个国家海关不再重复关检，叫做关检互认， 执法互助，信息共享，反之亦然，欧洲一个国家关检一路过来，我们也不再重复关检，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件事，我们把6个国家的铁路公司都召集一起，在重庆每年开一次会进 行协调，形成了五定班列，五定班列就是定起点在重庆，定终点在德国杜伊斯堡， 定路径就是沿线的1.1万公里只停12个车站，第四就是定运行时间，总的是13．14 天，还有一个定价格，我们把这件事搞好了。起点站是重庆，就是渝，中间经过新疆，到欧洲，我也设想，欧洲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城市，我们都该去，所以就索性叫了一个“欧”，德国人很豁达，没有计较。渝新欧最早叫出来以后，国内其他省市纷纷跟进，义新欧、武新欧、郑新欧、蓉欧等等，都是中欧班列。这个协议签订以后，现在的渝新欧在整个的6个国家沿线1万多公里，是最高等级，它只要开过去，其他所有的特快、普快、快车、货车都让渝新欧，每小时120公里， 出发十几天就到欧洲了。
第三件事是价格，大家有个求同心理，只要有一个是价格高的，其他低的都会支持高价的运输费，我们当然首先是协调俄罗斯，把他的铁路公司老总请来多次，大家一起协商，最初1美元，后来0.8美元，后来0.7美元，现在已经降到0.55 美元。俄罗斯降到0.55美元，其他国家也都降下来。
去年在和中国铁路总公司谈的时候，当时国务院的十个部门的领导、部长都在，都支持降下来，但铁路公司说它亏本，说你们运输量太少，当时我们就打了个赌，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其他的部长作证，他说你如果今年能有100个专列， 一个专列50个集装箱，有5000个箱子运行，达到这个规模，就降到0.6美元。我说行，100个专列我一定实现，现在就按0.6美元结账，如果我到不了100个专列，你的这部分钱我还你。结果我们开行了130个专列，实现了诺言，去年就降到了0.6 美元，今年我们可以到250个专列，价格降到0.55美元。这个是鸡生蛋，蛋生鸡 的过程，价格低，300个专列都可能实现。
今年规模上来以后，价格降到0.55美元，这是对渝新欧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渝新欧的综合运价现在比海运便宜了。海运的运费，从沿海运到鹿特丹，一般需要2500美元一个集装箱，内陆的货，还需要从中国内陆运到沿海，欧洲到岸后也要转运到内陆，总共需要4000美元左右。此外一个集装箱的货物价值500万人民币，海运多出的一个月运输时间的利息也差不多五六千美元， 所以资本利息加水上运输的费用加铁海联运或者汽车运输的费用，实际上要七八千美元，而我们渝新欧现在是五六千美元，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价值比较高的货物都渝新欧比海运更划算。
我是认为，超过200万人民币以上的，价值量较高的应该走铁路渝新欧，如果超过1000万美元的集装箱应该走空运，200万以下，就该走海运，如果为了图时髦，把几十万一箱的箱子，通过铁路运到欧洲去，是不能长期持续的。这里边有一个概念，任何运输工具都有市场细分的定位，渝新欧的定位是一个箱子货值在200万以上的，走铁路是最划算的。
把这些问题解决以后，渝新欧就得以成功运行。去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到德国访问，就和德国副总理参加了渝新欧的火车进入杜伊斯堡火车站的一个仪式。总书记说了，中国正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渝新欧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大陆桥的一个主要通道，是中国内陆和欧洲德国的一个经济联动的桥梁。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又进一步推动了渝新欧发展，去年一年时间，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渝新欧得到了五个特许，五个重大利好。
第一、赋予渝新欧火车站，就是重庆团结村火车站，国家一类口岸。过去口岸都在沿海沿边，内陆没有口岸，渝新欧现在就是口岸，只要货上了渝新欧火车， 一路开到欧洲去了，所以成了内陆的一类口岸。
第二、既然是口岸，就需要保税区，所以国家批准渝新欧团结村火车站增加
了一个保税物流园区。
第三、中国和欧洲、俄罗斯，60年没有通过铁路邮政，从渝新欧开始，赋予渝新欧中欧邮政班列的功能。现在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邮包满天飞，空运太贵，海运太慢，铁路运输当然很合适，所以渝新欧现在有了铁路邮政专列。
第四、赋予渝新欧专门的欧洲食品、肉类进口的口岸功能。
第五、汽车整车进口口岸。中国每年进口车辆120万辆，其中有70万辆是欧洲的，中国人喜欢买欧洲豪华车，以前欧洲车当然都是通过海运运到中国，所以中国4个最大的汽车整车口岸，大连、天津、上海、广州，都在沿海，渝新欧成了中国内陆可以把欧洲整车运到中国销售的一个口岸。有了这五个特许，渝新欧的货运量就能够得以极大的增长。
除了渝新欧铁路，重庆又进一步的推动了航空运输。过去的五年，根据联合国的一个简报，世界100个最大的机场，旅客增长率第一是重庆，第二是迪拜， 这是我去年看到的一个简报。这说明什么?我们在07．08年的时候，重庆旅客运输量刚刚突破1000万，现在到了3000万，今年会达到3300多万，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前7位。另外国际的货物运输量，原来是1万吨，现在到了30多万吨，这个增长量使得重庆的机场也有了一个一类口岸机场和保税区。重庆的长江航运，从来是国家内陆的航运枢纽，它也是一类口岸，也有一个保税区。
因此，重庆的开放特征，就形成了水陆空三个国家级的枢纽、三个一类口岸、三个保税区的“三个三合一”。有这个特征的省市，大家如果拿中国地图看，重庆是唯一的。由于有了“三个三合一”开放特征以后，重庆就成了中国内陆的开放高地。开放高地一定是口岸高地，而口岸高地当然会有保税区，中国过去25年建保税区都在沿海，但是从重庆开始，内陆有了保税区，我们引领了时代的风潮。
由于这些开放的条件，使得重庆的外资企业大量入驻，这几年重庆引进的外资，已经连续四年每年超过100亿美元，全国超过100亿美元的就是十家，重庆处在全国第八、第九位。对外进出口贸易，我们这五六年每年都增长百分之几十， 07．08年，我们只有60多亿美元，去年达到了95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贸易都有所萎缩，但是重庆进出口贸易几年翻四番，涨16倍，现在我们进出口在全国排第九位，内陆地区排在第一位。
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说渝新欧开始的开放特征的形成，水陆空大枢纽、大通道，同时大口岸，大的保税区平台，这些都是一个地区开放不开放的特征值，我们这个方面取得了成功。
第三个故事，户籍制度改革促城乡统筹
就是重庆是个大城市和大农村叠加的地方，我们怎样以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为抓手，实现城乡统筹。
城乡统筹要以人为本，本质上就是农民工怎么转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城市化过程，不是城市居民生活自我改善，自我拔高的过程，本质上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几年前，重庆差不多有900万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的农民，500多万在重庆主城和区县城打工，300多万在沿海打工，我们就考虑把重庆主城、区县城这500多万农民工，工作三年、五年以上的，自愿留在重庆城里继续工作的，自愿申请城市户口的这些人，给他们城市户籍。
重庆这几年按照中央的要求，转移了270万农民工，加上一些家属，整个转进来的农村人口是400万，成为重庆城市户口。这个转户过程中，我们实现了城市和农村一体化的待遇，所有的农民工转过来，和城市居民五个一体化，他的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小孩读书各种待遇，都和城市居民一个样，同人同权同体系同待遇，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农民工转户到城里以后，他在农村的三块地还能不能保留。有人说农村的三块地是集体产权，必须是集体一员，是这个村里，乡里的， 才能分你耕地、林地、宅基地，你户口转出去了，不是集体一员，三块地是不是就没有了?我们觉得这是农民的基本利益问题，既然原来三块地分给他，转户后 还可以继续留着，所以我们重庆对农民工转户后在农村的三块地，全部予以无条件保留，这样就保护了农民利益。所以，我们这400万人转户，高高兴兴，风平 浪静，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符合老百姓利益。留在农村的地交给别人耕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城里的农民工一旦变成城市居民，消费水平至少一年多1万块， 促进了城市消费，同时也促进了社会人权生态。
有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是什么?从2012．2013年开始，这几年，每到一季度， 就发现重庆进出口猛涨百分之七八十，我开始都没有搞清，一般一季度地方开两会，二月份春节，三月份有全国两会，真没有太多精力满世界招商，为什么一季度进出口会冒出来?后来发现，沿海地区一年12个月，9个多月上班，两个多月停摆，一到12月份农民工就开始回家，到2月份农民工回去复工，这中间企业就停 工，老板、管理层都跟着回家，这是对生产力的摧残，农民工也像候鸟一样两头跑，苦不堪言。而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以后，成了城市工人，基本上就和我一样，也是小年夜放假，年初七上班，不存在两个月停摆的现象，所以老板就把
沿海停的订单转到重庆，每年一季度订单上来，增长百分之七八十，三四月份又回去，全年增长百分之三四十。这个现象，属于生产关系改善和促进了生产力， 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经济学案例，我们本意是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结果变成了招商引资，进出口大发展问题。
总的意思，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一是解决了农民利益问题，二是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三是增加了城市消费，四是还调整了中国这些年沿海形成的“九三学社制”的加工贸易生产方式，9个多月上班，近3个月回家，这样的一种运行方式。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改革能很好的促进生产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人口红利的保持。
第四个故事，地票制度资源优化配置
我想特别讲一下重庆的地票制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发明过一个定理，也是因为这个定理得到诺贝尔 奖，前不久刚刚去世。这个定理的基本要点就是凡是政府管理的、有总量管制的公共资源，都可以进行市场化交易，而市场化的交易一定会使政府的管理能够实现更好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更好的效果。这个原理的一种应用就是全球的碳汇交易所，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原理，实施了地票制度。
我们中国每年城市化、工业化要征用农地，这些年每年要征800万亩，我们 原来有20多亿亩，现在是18亿亩耕地到了红线，必须守住。全世界有个经济现象， 100年的城市化进程，耕地是越来越多，因为农民进城平均使用100平米，在农村要使用250—300平米，这个意思就是1亿人进城，在农村用了250亿—300亿平方米的建设性用地，到城里只要100亿平方米，就可以多出150亿—200亿平方米，就是1.5-2万平方公里。意思就是城市化过程是农村建设用地大量减少，城市建设用 地少量增加，最后使得整个国家建设性用地总量减少，耕地增加，其他所有国家，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如此。但中国2亿多、3亿多、4亿农民进城了， 为什么耕地却一直在减少?城市刚性扩张当然要用地，每个人用100平方米，4亿 农民差不多就是400亿平米，城市就这么扩张了，关键是农民两头占地，农村4亿农民差不多有10万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没有退出，两头占，这是我们出现问题的关键点。怎么让进城农民把农村的建设用地退出来，同时又保护农民的利益，这一直是个难题。
我们按照科斯定理，成立了重庆土地交易所，设计了一个地票，实际上就是土地的用地指标。农村的建设用地主要有三块，一是宅基地，农民在外边务工十
年，已经不回老家，老家的房子即使卖掉，也只能卖两三万，但是把房子拆了， 复垦为耕地，地票倒能卖十几二十万。第二就是在过去十年、二十年形成的乡镇企业，现在废弃了，也可以复垦为耕地，验收以后也可以产生地票。三是农村闲置不用的粮站、学校、公共场所也可以复垦为耕地。我们假定有农民100万人进城，这100万人在农村的2.5亿平方米宅基地退出了，在城里用1亿平米，这样就多了1.5亿平方米建设用地，把它复垦为耕地，耕地就会增加。农民把农村宅基地退出，形成地票，拿到土地交易所交易，城里人买了这个地票，就可以在城郊结合部的地方征地，发展房地产，这个过程是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的过程，有助于农民致富的过程。按照这个原理，我把这件事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建设部、国土部和发改委等部门都进行了研究，最后决定支持重庆搞这个试点。这些年来，我们每年3万亩，一共搞了15万亩的地票，地票最初每亩交易价9万，后来到20多万，这样15万亩地差不多300亿人民币进了农村，反哺了农民。城市房地产商买了地票去征地，搞他的房地产，农民卖出地票，双方的整个过程都是自觉、自愿，不是政府强制的。
总之，我们把大量的农村闲置的建设性用地复垦为耕地，把地票的交易价格扣除复垦的成本，15%归集体，剩下的85%全部归农民。总的来说，我们这个300 亿进了农村，相当于农民增加了财产性收入，这就是我们的地票改革。
有了地票以后，我们现在建飞机场、学校、高速公路、医院这些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用国家的指标，搞房地产就买地票，由市场来支持这件事。这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案例，重庆绝对有把握的说，虽然城市化会带来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但通过地票的退出，到2020年，重庆3400万亩耕地一亩都不减少，还能增加100多万亩。
最近我们又把地票的原理应用到了新的领域。我们现在希望大家用新能源 车，用光伏电池，或者风力发电，政府的支持政策就是谁买新能源车，搞家用光伏就补贴，但都是启动的时候一次性补贴，后边怎么持续就没有了。现在我们除了启动的时候给一些补贴以外，更重要的是有持续支持的概念，就是算个账，你买了一辆电动车，一年开5万公里，本来每100公里要用10升汽油，5万公里就用5000升，5吨汽油，如果汽油燃烧，就有碳排放，现在电动车开5万公里，没有排放，算个账就是排放指标，可以拿这个指标到碳交易所卖掉，就鼓励用电动车的人持续用下去。所以，我们觉得科斯定理很有用处，对政府公共管理、指标管理怎样实现市场化，都是很好的应用。
第五个故事，投融资拓战略性新兴产业
就是讲重庆怎样通过投融资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实体经济发展。
现在我们都在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重庆政府去年开始研究了这件事，在几十个产品的门类中，我们选了重庆有条件发展，也必须发展的十个行业，这十个行业包括芯片及液晶面板等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石墨烯及新材料、轨道交通及通用航空等高端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综合化工、页岩气、生物医药、环保产业等，这十个行业去年是600亿产值，我们做了一个规划，到2020年应该可以让它发展到1万亿。这十个行业，每个行业从小到大，要发展到1万亿的话，需要投资6000亿。这十个行业， 要么不干，每个项目少则几十亿，多则几百亿，属于大资本、高技术、市场又是全球都短缺的。在这个情况下，市场没有问题，如果拉到了掌握技术的企业、团队一起干，技术也不是大问题，关键是大资本，一个项目通常几百亿的投资，靠一般的民营企业干活很难，大型国有企业也不容易，就是世界性的企业，如果光靠自己原始积累拿几百亿搞项目，也很困难，所以我们考虑到资本市场，推进了一个改革。
重庆一年要制造1亿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需要大量的液晶面板，但是搞一条8.5代生产线，就需要300多亿，我们有市场，找了京东方，京东方有技术， 它有1万多个专利已经被世界认可，但是给他说搞这个项目要330亿，他觉得很困难，尽管是上市公司，也不是轻易可以融资到300亿的。后来我们说钱我们来解决，由京东方增发100亿股股票，我们全部认购。当时股票市场市值2.1块一股， 我们六七个重庆企业用210亿认购了100亿股。京东方拿到这210亿以后，再向银行借120亿，共330亿，去年3月开工，今年4月份全面完工，现在重庆多了一个330 亿年产值的液晶面板企业，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重庆电子产业零部件本地化的需 求，另外一个好处是，因为我们这么大一笔投资，股市当然有反映，加上中国股市今年情况又比较好，所以去年京东方2.1块一股，现在已经变成近5块一股了， 我们这100亿股就赚了250亿。
这个意义上讲，利用资本大市场融资，对战略新兴产业进行投入，这是个很重要的方式。战略新兴产业，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大格局引入资金，完全靠企业自身积累，是做不起来的。包括小型的风险投资，也是利用了资本市场、三板、四板、创业板的原理在进行，大型战略新兴产业，当然也要靠资本市场。
之后我们又做了一件事，六七个国有企业花了210亿，赚了250亿，你原来的
210亿拿回去，赚来的250亿，产权归你们，由市政府建立一个高科技战略新兴产业的股权投资基金，你们就算LP，250亿放进去，还是你们的所有权，五年以后 也许又翻番了，变500亿，大家发财。这是重庆地方出了250亿，但不是财政出的， 是几个国有企业，按市政府的要求，投入到这个基金里，另外我们还吸引了16个国内比较重要的投资者，比如说中国人寿，国家开发银行，中国社保基金会，还有各种金融机构，他们出550亿，加在一起就800亿，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800亿股权投资基金，我们不会自己赤胳膊上阵搞几十个项目，项目总体是有技术的企业来搞，他们也会带来资本。大体上，如果企业带来2块钱，我们基金参股1块，这样的话，我们800亿能够引入1600亿，形成2400亿的资金，这2400亿是资本金，再跟银行贷款3000亿，这就形成了5000多亿的投资，在几年时间里形成滚动投资， 我就相信我们今后五年，这个五六千亿投资到位，1万亿产值就会出来。比如重 庆页岩气，从去年13亿方今年可以发展到40亿方，页岩气的产值就能达到100亿， 我们估计到2020年，重庆页岩气会到250亿方，它的产值有六七百亿，加上辅助 的页岩气产业链的产值，会到1000亿，重庆已经成了中国页岩气开发的主战场。我讲这一段，就是说，我们谋划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性很强，但一切按市场规律办。比如液晶面板，京东方的产能有100万平方米，它以后再扩张一下， 到150万，另外还有富士康、惠科的几个项目，总的重庆液晶面板会到300多万平方米产能，能够平衡重庆需要的四五百万平方米的百分之七八十，也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干，总有一定的市场空间留给其他投资者。
我讲这个故事，代表资本市场用好用足它的市场空间，为高新技术战略新兴产业服务。
以上讲的五个故事，归根到底就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要用改革、开放和创新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改革是一种资源优化配置，是一种生产关系的调整，通过改革能够产生改革的红利，而这种改革的红利，会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加快发展。开放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制度，它和地理位置没有直接关系，中国的开放因为从沿海开始， 几十年下来大家容易形成固有思维，好象开放就是蓝色文明，忘了中国黄土地文明的开放可是几千年前就发生了，所以开放是种制度。三中全会讲了，今后30年， 中国开放最大的潜力在内陆，中国将全方位的、全域化的开放，重庆的开放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创新驱动将是今后发展的根本动力，光靠投资拉动，劳动力投入， 已经不是新常态下的基本要点，新常态的基本要点是要把创新驱动推上去，这个
创新驱动要两头走，一方面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各种各样的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众多的科研成果产业化，这个方面也是要投融资，就是风险投资，这一块要推上去。重庆现在政府出了50多亿，市场出150亿，形成了200亿的16个私募基金，投入各种中小企业。另一方面，一个就要几百亿的大项目，短周期的，大资本的高技术投资，我们自己还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来投入，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案例，所以这一块也要和资本市场相结合。
总之，通过这一类的改革、开放、创新，一定会使得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保持7%左右的持续稳健发展，到2020年，中国一定会实现比2010年人均GDP翻番的目标，全国如此，重庆也一定如此，我们大家一起来圆这个梦。
在投资融资、招商引资专题课上的讲话
（2015年6月23日）
今天，我用MBA教学的方式，给大家上一堂有关投资融资、招商引资方面的专题课，主要与大家一起探讨运用市场化手段融资招商的问题。我除了讲一些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外，将较多地介绍市政府近几年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和招商引资方式改进的案例，使大家对这方面的情况有比较直观的了解。目的就是要促进各区县政府和各工商产业集团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强投资融资的平台建设， 改进招商引资的模式和手段，提高招商引资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为我们的建设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狭义的招商引资，指直接面对、直接招引各类工商产业的内资、外资投资商。搞好招商引资，是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具体工作中，要注意六个方面。
一、培育主体，提高工商企业融资能力
企业是市场主体，当然也就是投融资主体。提高工商企业的融资能力是提高一个地区融资水平的根本。要提高工商企业融资能力，必须从工商企业自身下手， 重点是降低工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降低工商企业的不良债务率，提高工商企业资本运作能力。
2000年时，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80%甚至90%以上，全市工商企业不良贷款率高达30%以上，企业自身融资能力不强导致每年的贷款余额增长在10%以下徘徊。从2003年起，我们着力降低工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降低工商企业的不良债务率，提高工商企业资本运作能力，取得了重大成效。近4年全市累计处置了各类不良债务450多亿元，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到60%以内，工商企业不良债务率由2000年时的30%以上降到了6%左右。
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明显的成效呢？我们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实施破产关闭劣势企业，大体上消除50-60亿元的坏账；二是处置各个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债务100亿元左右；三是打包打折集中处置包括国有和民营在内的工商企业在过去10多年向各大商业银行融资形成的300多亿元不良债务。
在处置工商企业不良债务方面，比较成功的典型案例就是打包打折处置工商银行不良贷款。2004年初，市政府与国家工商银行形成一个合作方案，市政府以18%的受偿率回购工商银行在重庆的不良债务，打包打折整体承接处置工商银行
157亿元的不良资产。这是个“三赢”的方案：一是对工行有利，工行很快就收
回18%的现金，核销157亿元不良资产；二是对重庆的企业有利，销除80%多约130 亿元的不良债务；三是对社会有利，避免大量工人下岗，维护社会稳定，金融环境也得到改善。这个方案得到银监会、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同意并报国务院批准。市政府组建了渝富资产管理公司，从2004年5月开始，采取打包打折的方式，用 27亿元把工商银行的157亿元不良贷款整体收购过来，再逐步向一千多个企业收 取27亿元本金及利息。在此基础上，又与其他商业银行合作，累计处理300多亿 元的不良资产。这些债务处置后，机电、化医、轻纺三大国有集团负债率分别下降了30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和19个百分点，全市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当年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下降到19%左右），目前已下降到6%，成为中西部地区金融资 产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下降，也直接提高了金融资产的质量和效益。近几年， 重庆各类商业银行的资本回报率达到17%以上。同时，也极大地改善了地区金融生态、融资环境。现在较大的银行贷款项目都要经总行的审贷委审批。在不太了解项目本身的情况下，审贷委往往把地区不良贷款率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由于重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较低，所以最近几年全市银行贷款余额年均增长18%左右。由于重庆的银行资本回报率较高，各大银行都愿意到重庆来开分行，发放贷款，使我们有条件积极地招商引资，引进国内外金融机构入驻重庆。这几年重庆国内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各新增6家，重庆银行金融机构总数接近30家。
二、实事求是，全面准确宣传发展优势
发展优势，就是投资者的商机，就是财富增长的空间。宣传自身的发展优势要全面准确，实事求是，要令对方信服。
目前，重庆有八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优惠政策富集。重庆拥有的优惠政策是国家普惠政策、西部地区优惠政策和三峡库区优惠政策的叠加，政策优势十分明显。比如重庆工业企业享有15% 企业所得税政策，税率比东中部地区低10个百分点；外资企业自获利年度起，2 免3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另外，企业雇用移民、下岗工人或残疾人达到一定数量比例后，也可以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第二，直辖市体制。直辖市在国内的ZZ经济地位比较高，有省级审批权限， 审批环节少，办事效率高。
第三，区位和交通。重庆位居中国大陆版图的几何中心，东传西递，承北接南。到2010年将形成“二环八射”的2000公里高速公路主骨架和“一环九射”的
2000公里的铁路，港口货物吞吐能力将达1.2亿吨，机场旅客吞吐量将达到1600 万人次左右，形成长江上游的综合交通枢纽。
第四，大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强大。重庆作为西部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和工商业重镇，主城区人口超过了500万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强大。比如各类批发市 场400多个，辐射周边地区3亿多人口，现代化商贸设施建设居我国西部地区之首； 有方便快捷的商品进出口检验检疫系统和高效通关能力。
第五，产业基础雄厚。重庆是我国近代工业发展较早的、较成熟的城市，行业门类齐全，配套体系比较完善，是我国重要的汽车摩托车产业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综合化工基地、医药工业基地、仪器仪表基地。
第六，要素成本较低而且保障有力。在东部地区土地、能源等要素紧缺，建设成本、生产营运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重庆生产要素成本优势更加突出。目前，重庆平均地价仅是东部地区的33%左右，工业用电、用气、用水价格仅是东部地区的60-70%，劳动力成本是东部地区的60%左右，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成本仅是东部地区的50—60%。并且，重庆正成为国家重要的石油、天然气、电力、煤炭等能源集输运基地，用电、用油、用气、用水环境都比其它地区宽松。
第七，金融匹配能力强大。重庆金融机构门类齐全，外资金融机构数量、金融机构网点和从业人员密度居中西部前茅。是西部地区的重要票据结算中心，票据市场、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交易中西部地区最活跃。保费收入连续四年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均领先于中西部地区。融资环境宽松， 人均贷款余额1.58万元，银行存贷比保持在80%左右，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率只有6%。未来10年，重庆将建成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
第八，科教资源丰富。重庆现有57所高等院校，在校生近60万人；356所中 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也有近45万人。大中专院校每年向社会输送各类人才30万人以上，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人才供应基地。全市共有各类研发机构1000多个， 其中市级以上研发机构百余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达到70多万人。
三、筑巢引凤，搞好开发区配套体系建设
搞好开发区的基础设施等配套体系建设，是招商引资的先决条件，开发区的基础设施等配套体系建设好了，就为投资者节约了资金、时间和精力，也显示了我们招商引资的诚意。主要有这几个方面工作需要重视：
第一，要先搞好开发区的征地动迁、基础设施开发，实现“七通一平”，开发商投资到位后，就可以迅速开工、竣工投产，形成产能。
第二，要搞好土地保障。重庆这几年工业发展比较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03年前后规范审批了30多个工业园区100多平方公里的用地需求，为工业项目落地提供了有效的空间。这里关键是投入产出率的问题，我们要求，主城区每平方公里要形成40亿元投入，产生50亿元产出；渝西地区每平方公里要形成30亿元投入，产生40亿元产出；库区和渝东南地区每平方公里要形成20亿元投入，产生30亿元产出。
第三，搞好开发区融资担保，帮助到开发区落户的部分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
保。
第五，要把开发区新增税收，至少市区两级地方留成部分，用于开发区建设。第六，合理确定开发区的地价，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赔本，要以时间换空间，
平衡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一般征地动迁成本应纳入工业开发区土地买卖的起步价，基础设施开发成本则以时间换空间，通过未来的企业税收来回收。
上述六条搞好了，一般的工业开发区都能顺利发展。分析部分区县工业园区发展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园区自身的投融资能力问题没有处理好。一个10平方公里的工业开发区，一般征地动迁需要15亿元，“七通一平”又要15亿元。即使是滚动开发，启动阶段也需要10亿元左右。这就需要银行融资贷款。开发公司靠什么来形成融资平台呢？一是对开发公司赋予开发区内10平方公里的土地储 备功能，二是将十年内开发区内工业企业新增税收留于开发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这两个条件，开发区就有条件向银行融资，实现开发区的征地动迁，基础开发，再通过招商引资项目落户，出让土地回收资金、获取税收返还补助，实现资金链的良性流动。
四、掌握规律，提高招商引资的针对性
不同的产业项目，对资金的规模和项目配套有着不同的要求，招商引资模式及其重心也有所不同。我们要善于对项目进行分门别类，总结规律性东西，并针对不同项目，采取不同的招商引资策略。
比如大化工项目。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化工产业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企业在各自资源所在地投资设厂，各建各管，彼此毫无关联。到80年代以后， 由于全球化因素，全世界的化工大量集中在三大基地：一是美国休斯顿石油化工基地，1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聚集了几十个跨国公司，形成500多亿美元的投资； 二是荷兰鹿特丹到比利时安特卫普之间70多平方公里、300多亿美元投资的化工
区；三是新加坡10多平方公里、形成150多亿美元投资的裕廊化工区。跨国化工 企业大量聚集在这些基地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基地实现了基础设施体系一体化， 上中下游产业链一体化，物流运输体系一体化，能源供应体系一体化，社会服务体系一体化等五个一体化。这五个一体化的结果，使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大大降低， 形成了良好的规模效应。因此，我们招化工项目，就必须懂得化工专业知识和发展规律，否则那些化工巨头可能和你见个面都不愿意。这几年，市政府推进长寿化工园区的开发，就是按照这“五个一体化”的要求，开发建设，招商引资的。最近，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德国巴斯夫公司总投资40亿美元左右的聚氨酯项目群， 就是靠长寿地区具有初步的“五个一体化”的环境优势。
比如芯片项目招商。芯片项目招商首先要懂得芯片生产的流程和上下游产业链，其次要对芯片项目投资结构有基本的了解。芯片行业最显著的特征是竣工投产快，毛利比较高。要搞这个产业，必须要向投资商讲清楚自身的交通区位优势
（主要是空运和通讯条件）、人才配套条件、优惠政策、融资模式、产业构架等。招商模式可以是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收购别人的生产线再转移到本地生产，当然也可以通过股票上市筹措资金。现在全中国每年芯片实际消费量，相当于50条8 英寸生产线的年产量，但国内目前投产的只有17条生产线，每年要进口500多亿 美元的芯片。到2010年，国内将至少投入500多亿美元，新增50条芯片生产线。但那时市场需要量也可能升到了100条生产线产量，进口和国内生产各占一半。重 庆如果能搞5-10条生产线，就会成为中国西部的芯片加工基地。
事实上，重庆具有发展芯片工业的良好条件。一是不存在交通区位劣势的问题。电子产品体积小、重量轻，运输量不大，主要运输方式是航空，这几年重庆的航空运输条件有很大改善。从航空运输角度看，从欧美到上海、北京和到重庆， 没有太大差别。二是有良好的人才基础。一个芯片厂按3000员工计算，如果搞50 亿美元芯片项目，需要2万多员工。重庆每年有十二三万大学毕业生、二十多万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完全能够满足相应的人才需求。而且重庆人比较讲求稳定， 综合素质好，企业忠诚度高。三是有国家优惠政策的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调控方向。四是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外包产业的迅速发展，使芯片制造业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重庆完全有发展芯片产业、打造芯片产业基地的条件。我们从2004年着手发展芯片产业，规划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
目前，台湾茂德投资近10亿美元的“811”芯片即将开工建设，联动配套相应的封装、测试、电子材料项目约10亿美元，另外还签了两个共计3.5亿美元的
芯片项目，今年再争取搞一个投资20多亿美元的12英寸项目，到2020年，完全可能形成50亿美元产能的芯片产业基地。
再比如汽车产业项目招商。以前，福特公司从美国总部到亚太区总部的人都认为，中国西部的高档汽车消费市场不大，重庆生产汽车物流成本比沿海高，效益比沿海地区低，综合配套条件没有沿海好。因此，他们总想到沿海地区投资布点，想把福特马自达第三工厂放在沿海。这个情况反映到市里后，受汪洋书记、鸿举市长委托，我和福特公司董事长以及常务副总裁各商谈了一次，专门就以上问题一一释疑除虑。福特方对重庆的投资发展环境非常满意，基本同意把福特马自达第三工厂放到重庆。
我主要有针对性地说了三点：一是重庆工业投资回报率高。工业净资本回报率达到10%左右，汽车行业利润更高。福特去年全球亏损50多亿美元，只有长安福特赢利。长安公司股票价格比一汽、上汽、二汽等其它汽车上市公司都高。二是西部汽车市场空间广阔。去年中国东南西北中五大汽车市场，除了中部市场稍低一些外，基本各占20%左右，高档车在西部市场的销售空间比较大。三是重庆物流成本低。过去十几年，中国汽车都是搞来料加工这种模式，发动机等关键零部件都是从国外进口，当然沿海成本低。但是现在国家规定，国内任何汽车生产企业，国产化率必须70%以上，汽车零部件只能在国内配套。重庆处于中国大陆版图的几何中心，到全国各地都比较便捷，物流成本自然也不高。总之，招商引资谈判，特别是和外商谈判，不能讲套话而要讲事实，不能强词夺理而要合乎市场经济常识，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一厢情愿地说，而要站在对方的利益立场合情合理的分析。除此之外，有关资料、图片、中英文对照翻译等都应合乎国际化规则要求，与国际接轨。
五、讲究策略，提高招商引资工作的有效性
做什么事都要讲究策略，招商引资更不例外。招商引资的策略，有八条特别需要注意。
第一，要充分了解开发商的心理。对各种各样的开发商，不能只抽象地谈自己的投资环境，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开发商最关心的、最需要的是什么，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果开发商缺资金，就帮他投融资；如果开发商缺原材料， 就帮他们解决原材料配置，这样才能增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同时，要牢固树立诚信意识，严格履行承诺，千万不能把投资商引来后就忽视服务，甚至因为出现某些原因就随便违约。
第二，要学会用产业链、产业集群招商。用产业链的延伸集聚相关项目，形成上中下游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滚动效应和集群效应。
第三，用龙头企业招商。针对龙头企业制订点对点的优惠政策，等龙头企业到位后，带动配套项目群一起进入，形成投资集聚。对龙头企业给特殊政策，是招商引资通行的一种策略，大家一定要理解。
第四，要收购、兼并盘活存量，实现招商引资。利用现有的国有、民营企业资产，转让部分或全部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是国内外流行的发展方式。
第五，要激励中间人或中介机构招商。光靠我们自己招商，毕竟人手有限， 精力有限，信息有限。只有给中间人或中间商相应的报酬，才能激励更多的人帮助我们拉资金、拉订单或者包装上市。过去沿海地区招商一般按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五的比例发酬金，重庆也有这样的规定，但没有实施好。出现过别人把项目介绍过来后，部门、企业赖账的事。软件开发类的外包业务，本身不需要投资，需要的是市场订单，别人帮助我们拿到订单，也应该按业务销售值的一定比例作为奖励。
第六，学会“二地主”招商。比如在开发区内搞德国工业园区、台湾工业园区、奥地利工业园区等等，利用国内外投资商抱团抱群的心理，依靠他们的特定关系网组织一批投资项目。
第七，激励入驻企业再投资。对已经引入的企业，要加强服务，增强他们投资扩张的信心，使其再增资扩产。比如北部新区2004年引进的法国高科技的石墨电极生产企业，产品能耗比较高但污染很少，产品用于航空、航天等各类高科技产品上。今年6月就要竣工投产了，因电力公司输变电供应站没建好，电力供应 不上，他们很着急。市政府专门找电力部门协调解决了电力保障，投资商很高兴， 今年4月份董事长专程来重庆表示，准备年内再投资5000万美元搞二期工程，建 成全球最大的电极生产基地。
第八，帮助本地开发商到海外投资收购，再把海外的资产、基地转移到重庆来，这也是招商引资的一种策略。
六、清醒谨慎，提高防范风险能力
古今中外，经济社会中坑蒙拐骗之类不法行为历来都有。在资金资源配置失衡，欠发达地区竭尽所能招商引资的情况下，我们既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也要高度警惕，小心谨慎，注意防范风险。
第一，防皮包公司。有些公司既没有钱也没有技术，利用我们招商引资的迫
切心理，这儿骗点补助，那儿骗点优惠，赚到手后就走人，使我们竹篮打水一场空，白费精力。
第二，防泡沫性融资投资。在市场经济中，用1亿元资金办1亿元的事，过于保守；用1亿元的资金办3亿元的事，合情合理；用1亿元资金办10亿元的事，只能偶尔在特殊机遇下为之。在任何情况下，想用1亿元资金办100亿元的事，不是疯子就是阴谋。我们必须学会思考和判断，不然一不小心，就容易被套进去，德隆等事件就是典型例子。
第三，防糖衣炮弹。招商过程中，彼此公开交换一点公务礼品很正常。但如果对方礼品送得很重，必然有特殊企图，我们就要当心。
第四，防故弄玄虚。一些神神秘秘的投资商，装作来头很大，但公司名头、业务领域、财务帐目等什么都看不到，极可能是投机商，最好不要理他。
第五，防垃圾公司。一些企业本身坏帐很多，资产负债率极高，把它引进来不但浪费我们的优惠政策资源，他还可能用我们的土地抵押贷款补他的漏洞，把我们一起拉入泥潭。
第六，防空壳公司。有的公司体系混乱，名义上有几个子公司但相互交叉， 一点点资产转来转去让你眼花缭乱，让你感觉好像有几千万的资产规模。我们千万不要被假相所迷惑。
第七，防狐假虎威。有的投资商总爱装出高深莫测，来头很大的假象，要么说自己是领导身边的，要么说自己有特殊背景和关系网络。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一套。
总之，希望大家加强学习，勇于实践，创造性地开拓性地开展好投融资工作， 提高我们招商引资工作水平，推动重庆加快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作出应有贡献。
在全市危险化学品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动员部署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2015年8月14日）
市政府安委会决定召开这次全市危险化学品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动员部署视频会议，主要目的就是：深刻吸取近期全国各类事故特别是“8.12”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教训，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高度警醒、举一反三， 立即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止类似事故在我市发生，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坚决确保全市安全稳定。下面，我讲四点意见：
一、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
近年来，全国发生了多起与危险化学品储存有关的安全生产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年以来，相继发生了福建漳州“4.6”泄漏爆炸着火事故、江苏南京“6.12”连续燃烧爆炸事故、山东日照“7.16”着火爆炸事故、中石油庆阳“7.26”泄漏着火事故等典型危险化学品储存事故，社会关注度高、损失惨重、影响恶劣，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特别是8月12日晚11时20分左右，天津滨海新区天津港国际物流中心区域内瑞海公司发生的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目前已造成50人死亡、700多人受伤。X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 搜救失踪人员；尽快控制、消除火情；查明事故原因，严肃查处事故责任人；维护好社会治安，稳定社会情绪；注意科学施救，切实保护救援人员安全；各地要汲取此次事故的沉痛教训，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认真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全面加强危险品管理，切实搞好安全生产，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李克强总理要求全力组织力量扑灭爆炸火势，并对现场进行深入搜救，注意做好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事故；抓紧组织精干医护力量，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减少因伤死亡；查明事故原因，及时公开透明向社会发布信息；同时要督促各地强化责任， 切实把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到实处。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政才书记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和克强总理重要批示，以及公安部会议精神，切实加强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监管责任，全面地、深入细致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全面加强危险品监管，全面加强各类化工厂等安全生产，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另，地址灾害防控工作切不可大意。
就我市而言，是全国的老化工基地，化工产业也是我市的支柱产业。目前， 全市共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物流运输企业3500余家，液化石油气充
装站、CNG、LNG加注站等遍布全市；长寿、涪陵、万州等三大化工园区，既是生产基地，也是储存、物流基地，危化品种多、数量大；部分化工企业成立于上个世纪，装置老化严重，安全风险极高。对此，各级各部门务必清醒认识做好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的长期性、艰巨性、紧迫性，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底线思维，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意识，按照政才书记“宁可百日紧，不可一时松” 的指示精神，吸取教训、举一反三、主动作为，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切实强化日常监管执法，决不允许类似事故在我市发生。
二、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会后，市政府安委会将立即下发通知，从8月起至10月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危险化学品等易燃易爆危险品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准备、迅速行动，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要求， 以“零泄漏、零火灾、零爆炸、零死亡、零事故”为目标，全面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储存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落实责任、强化措施、堵塞漏洞。
就此次危化品储存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我强调四点：
第一，要做到全覆盖、不留死角。全市所有化工和危化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运输企业的储存设施、储存场所，化工和危化品交易市场、危险化学品港口码头等区域都是整治对象。特别要突出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的场所，大量储存或集散危化品的区域，以及周边有学校、医院、养老院、住宅小区和其他人员密集场所的危化品储存场所这些重点。大排查大整治要责任明确、措施到位，全覆盖无遗漏，不留盲区、死角。
第二，要突出针对性、明确重点。重点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强化检查督查。政府层面重点督查四个方面：一查安全生产“X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责任落实情况；二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推进情况；三查打非治违、隐患排查、挂牌督办、停产关闭等情况；四查事故查处、追责问责、公开警示等情况。企业层面重点检查六个方面：一查企业“五落实五到位”主体责任是否落实；二查危化品储存设施、装置布局、安全距离等是否符合设计规范；三查日常隐患排查整改及“五定”责任是否落实；四查仪器、仪表、储罐、管线、阀门、机泵等设备设施是否完好；五查夏季高温、通风、防火防爆、防泄漏、防毒、防雷、防静电等措施是否落实；六查安全培训、消防管理、应急准备是否到位。
第三，要齐抓共管、真查真改。要坚持企业自查自纠、行业专项检查、政府综合督查并举，推动大排查大整治纵深开展。一是企业自查自纠。各涉及危险化
学品储存的企业要按照油气罐区防火防爆十条规定、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十条规定，逐一自查自纠，真查真改，如实上报行业主管部门。二是行业专项检查。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三个必须”要求，组成专门检查组，制定检查方案，务实开展检查。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液化天然气储存场所及加注站安全检查； 经济信息部门负责城镇燃气储存场所、压缩天然气加注站、民用爆炸品安全检查； 商务部门负责液化石油气储存、商贸流通领域危化品储存、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安全检查；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危化品运输企业储存场所安全检查；港航管理部门负责危化品专用码头、港口危化品储存场所安全检查；安全监管部门负责危化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储存场所安全检查；公安部门负责危化储存场所消防安全检查。其他部门也要结合实际对易燃易爆危险品储存场所进行全面检查，督促企业整治隐患。三是政府综合督查。市政府6个综合督查组要将此次危化品储存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纳入综合督查内容，对部署不及时、措施不到位、整治不彻底的，要公开曝光、警示约谈。各区县也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制定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成立相应的督查组开展综合督查，督查相关部门、辖区企业的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推进情况。
第四，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一是各级政府和行业部门要对辖区内所有危化品企业储存设施登记造册，摸清存储品种、数量、基本设施、特种设备及周边基本情况，建立数据库，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实行网格化管理。二是及时、全面、准确掌握大排查大整治推进情况，各企业自查自纠情况8月30日前要报告当地行业主管部门；各区县大排查大整治情况、市级各行业主管部门专项检查情况要于9月30日前报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三是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要汇总全市大排查大整治情况，及时分析研判形势和问题，努力构建长效机制，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三、严格执法处罚，严厉追责问责
当前这段时间，是防控事故、确保安全的关键时期，是保障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特殊时期。特殊时期就必须采取特殊的举措，最严厉的追责问责来确保安全生产。要做到“三严”：
一要严厉打非治违。非法违法行为是造成事故的根源，必须落实“四个一律”，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即：对非法生产经营建设和经停产整顿仍未达到要求的， 一律关闭取缔；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的有关单位和责任人，一律按规定上限给予处罚；对存在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的单位，一律责令停产整顿，并严格落
实监管措施；对触犯法律的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律依法严格追究责任。通过上限处罚、顶格问责，形成强大震慑力。
二要严厉执法处罚。要加强日常检查，强化联合执法，做到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消除各种安全隐患。对排查出的每一个隐患和薄弱环节，要实行零容忍， 挂牌督办，做到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预案五到位，整改结果主要负责人要签字画押。对隐患没有及时排查处理的，要视同事故一样严肃处理，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法外开恩、手下留情。
三要严厉追责问责。要严格按照行政问责规定，对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到位、失职渎职的，一律依法依规严厉问责、从重处罚。对连续发生2起较大事故的区县，由市政府安委会约谈诫勉政府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的，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严格依法依规倒查和追究责任。对非法违法事故背后的失职渎职及权钱交易，徇私枉法，包庇纵容等腐败行为要一查到底， 严惩不贷，以儆效尤。总之，要通过严格的监管措施，查处一批、曝光一批、停产整顿一批，增加企业违法成本，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加强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提升，杜绝走过场，确保大排查大整治深入开展，取得实效。
四、深化重点行业专项整治，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专项整治是安全生产工作的治标之举。年初，市政府对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作了安排部署，8月10日国务院安委会又专门发文部署“六打六治”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市政府安委会也对此项工作作了安排，提出了要求。这与今天部署的危化品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的要求是一致的，也与年初既定的安全专项整治是一致的，各级各部门务必立即细化方案，不折不扣抓好落实。
下面，我结合当前安全工作，针对汛期、高温、暴雨、雷电等季节特点，就几个重点行业的专项整治再作强调。
矿山，要重点整治无证或证照不全、不按设计要求生产建设、违抗停产停建指令、打假密闭、瓦斯监测数据造假以及尾矿库违规排放等行为。交通运输，要重点整治客车和校车非法改装、非法营运、船舶超航区航行等行为，整治超速、超载、疲劳驾驶，客运车辆特别是旅游包车不按规定安装使用动态监控系统装置、不执行夜间禁行和农村及山区道路限行规定，船舶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违规航行， 危化运输车不按规定安装使用紧急切断装置等问题。建筑施工，要重点整治无资质施工、超资质范围承揽工程、违法分包转包工程行为，整治不按专项设计方案施工、无相应资质证书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等问题。消防，要重点整治设计未经审
核、设施未经验收投入使用行为，整治违规住人、违规使用装修装饰材料、设施缺失损坏、安全出口堵塞锁闭等问题。粉尘涉爆，要重点整治违规使用可燃性彩色粉尘行为，整治作业场所除尘系统未采用泄爆措施、粉尘清理不及时等问题。油气管道，要严厉打击乱挖、乱钻破坏损害油气输送管道等行为，整治违法占压、安全距离不足、违规交叉穿越等隐患，确保今年完成隐患整治攻坚任务。同时， 特种设备、铁路、民航、水利、电力、旅游、中小学校等行业领域，也要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以强有力的行动和措施，切实抓好危化品大排查大整治，重心下沉、关口前移，分兵把口、齐抓共管，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控较大事故、切实减少一般事故，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谢谢大家！
在北汽集团战略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5年8月22日）
那为什么重庆这个地方做起来了呢？全部的要点就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两句话。调整产业结构是目标，不转变增长方式是调不出产业结构的。
如果你用老的增长方式、工作方式来抓产业结构的调整，你原来的方式产生这样的结构，方式不改变主观的想调结构，调不过来的。这里面有一个逻辑的问题，比如说笔记本电脑，过去中国生产1亿多台都在沿海，那是加工贸易，那是产业链，从零部件、原材料、组装、加工、销售、结算到研发，5．6个环节整个产业链就是组装环节在沿海，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从1990年一直到2000年，2005 年到现在沿海都是这个节奏。如果要把沿海加工转到内陆来，那么它的原材料、零部件2000公里从国外运到沿海再运到内陆，增加2000多公里的运费、时间，谁都不会干的。为什么中国的加工贸易97%都在沿海？内陆几乎没有？现在要转移了，这7．8年要转移，要转都转到越南、东南亚去了，内陆转的很少。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跟物流有关，重庆转变加工贸易的增长方式，这个转变增长方式不能当经验的，要在具体工作中体现的。转变加工贸易增长模式变两头在外，成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也就是说凡在重庆加工的电子产品，80% 的原材料、零部件必须在3年内实现本地化，必须本地化、集群化。当你做到这 一条的时候，一头在内，物流成本、零部件、原材料供应链的成本比沿海还要低。沿海怎么说也从全世界各个地方运到沿海去，我们本地供应，半小时的汽车车程就供应到目标厂了，这样的话物流成本低。
这是一个，就是说整机加原材料、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变两头在外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这是一个概念。那么同时我们招商抓两头带中间，什么意思呢？ 在我们许多地方招商的时候看到的富士康，看到广达、英业达、仁宝、纬创，这6家企业占了全球电子产品制造业的92%，代工。那么一般的领导会到基层去游说这样的董事长，觉得他把几十万人的产业在这个地方搞起来。
我们分析这个产业链的特征要抓两头，一头抓品牌商，一头抓零部件厂商， 叫抓两头，带中间。品牌商是下单的，不管是仁宝、纬创还是宏基，还是富士康， 他们都是在为惠普、为宏基、为思科等等品牌商，包括为苹果，为三星加工。所以真正的产品的品牌，招品牌他认为在中国加工还是在哪里加工一般是由品牌商确定的，当你能说服品牌商在重庆合作的时候，品牌商会带研发、品牌运算、结
算、销售，还会带来品牌的制造基地的选择，还会帮你带来供应链。因为一些战略物资是品牌商掌握的、供应的，那么也就是说抓品牌商十分重要。本人在2008．2009．2010年的时候还真是找了好多品牌商，跟他们谈了梦想，他们下单了就来了。他们只要一下单，我觉得代工企业跟富士康、广达一说我这里有几千万台电脑，什么品牌他们下单了。品牌商是衣食父母，我说我请你去到我那加工， 他们都会很高兴的，不是我要怎么招商的。
品牌商愿意到你这来，他更看重的是物流，我为什么要到你这来？你让我的零部件从全世界运到你重庆2000多公里，我为什么要跑来，2008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见惠普的董事长。我跟他说跟他来合作，在重庆搞计算机的笔记本电脑基地。他说我为什么到你这来？你这物流成本会高的？我这个零部件到中国沿海方便， 到你这多了2000多公里你怎么解决？他就问这个问题。你跟他说，只要你给我下单的量足够大，我就能把世界级的零部件集群拉过来。如果给我3000万台什么零部件厂都会来，如果只给我做300万台，什么零部件商都不来，所以这个事情取决于你。
第二件就是抓零部件，当然我们去找零部件然后跟你们说，品牌商下单了， 你们是品牌商产品的供应链，本来也是跟着品牌商转的，他们只要确认品牌商下了这个单他们就过来了。反过来，品牌商一看我们真把零部件过来了，他就会从原来的2000万台加到4000万台，加到6000万台，因为成本低。
大家知道今年为什么重庆的工业利润涨了26.7%？重庆的电子企业1-7月份 的利润涨了50%几。你也在想，整个世界现在产能过剩，电子产业竞争恶性的循环，不管是许多包括三星什么都在利润摊薄。我们哪冒出来的这块利润？其实真的很简单，是因为我们5年前招商，3．4年前落户开工建设，从2012年竣工了200 个投产，2013年竣工了200个，到了2014年去年600个了，今年差不多全部的零部件厂800多个、900个都开出来了。所以我们真正做到零部件、原材料本地化，是80%本地化是今年，原来也是这个目标。
这么一来，比如说一台打印机，如果从沿海运到重庆物流成本32块人民币， 就是一台打印机的零部件、原材料。现在呢？只要3块多，你想一下省出27块来。效益就出来了，是从这个物流成本里省出来的。所以重庆这个模式当然把供应链解决好了，本地化了，而且不仅形成了核心竞争优势，还带动了真正的加工贸易全产业链的发展基地。因为我们沿海的加工贸易就是组装，有时候说沿海加工贸易收入只占整个收入的百分之几，说加工贸易没意思，扔掉也没关系。其实这个
观点是绝对的不对，它收入的百分之几是确切的，但是这是因为整个产业链只占小小的一环。你如果能把全产业链在这里落地了，那你还说什么收入百分之几？ 我把60%、70%拿过来了，劳动力就业也拉动了。如果大量的零部件、原材料都在海外，中国的加工业带动了外国的劳动力就业，我们加工完又出去了1000亿美元， 其实有800亿美元是进口的，再来到1000亿美元出口。重庆的加工贸易出去了500 亿，进来的只有100多亿，那我这300多亿差价带动了本地就业，这才叫真正的发展。
不在于一个企业从头做到底，但是我有1000个企业从头做到底，何乐而不为。所以我们现在叫做5+6+1，860。5就全球的五大品牌商一起下单，6就是全球的六大代工商一起落户，860就是零部件形成这么个集群。那么这个集群既有同类项 目的集群，比如说品牌商是互相竞争的，代工商也互相竟争。5这个集群，6这个集群互相竞争，但是又有整机和零部件整合的集群，这860也是一个集群。
再跟着生产型服务业就来了，因为品牌商在这里，他就把销售结算在这里。销售结算一在这里出来一个奇怪的特殊的效应，什么意思呢？整个中国现在20000亿美元的进出口，20000亿加工贸易的进出口结算都在海外，除了代工企业那一部分跟中国工人劳动力工资这一块是本地人民币结算以外，整个加工贸易是全产业链的外汇兑外汇离岸经营。因为它的全球销售是美元外汇的销售，全球零部件生产或者采购、或者物流运输也是外汇兑外汇的，然后中国的加工厂、代工商和品牌商、零部件之间互相采购供应也是外汇兑外汇的，一般在保税区里是离岸经营。
为什么这个离岸经营做了20000亿不在中国结算呢？中国的结算体系有一些 制度障碍。过去在中国我们甚至法律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法人、自然人、单位不能开设离岸金融账号。1998年朱镕基当了总理以后有一次国务院办公会，专门研究离岸金融问题，当时很谨慎，定了一条离岸金融暂时还不开放， 只在深圳地区实验1个企业，招商银行。只有1个，连工、农、中、建、交都没有做离岸金融，所以中国离岸金融几乎是空白。重庆因为品牌商到了重庆，我跟他讨论，你们的销售结算为什么在新加坡不在重庆？他说我要给你做，你也不能做， 你们的法律就规定不可以做，况且新加坡各方面都方便，我们当然在新加坡。
整个中国的20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的结算，5000亿在新加坡，3000亿在香港， 2000亿在台北，还有几千亿在爱尔兰，奇怪吧？再有一部分在韩国和日本。那么之所以这样呢？就是他们是15%左右的所得税，他们离岸比较的方便，自由贸易
的优惠。我们就把这一块拿过来了，所以我2011年开始做这件事，王岐山副总理当时他管外贸的报告。他同意了我实验，我这做了200亿，然后2012年400亿，2013 年600亿，去年做了800多亿，今年能做1000亿，上半年做了490多亿了，全年能做1000亿，总之年年在增加这个销售结算。
这样一来，我们整个产业链一台电脑500美元，零部件、原材料的加工整个 是250，代工企业把零部件组装成一个电脑75块，这就325了；然后品牌商的研究、开发、售后、管理各种各样也只有75块了，这就400块了；还有100全球的物流、运输一直到销售、结算这100。那么重庆就把这500当中的75落在重庆，250美元中的200美元落在重庆，然后销售结算中的这一块也留在重庆。所以重庆大体上形 成了500美元中差不多有350美元在重庆，70%了。所以我们的加工贸易可不是传统意义上说的是做代工组装，而是全产业链的曲线，附加值较高的两端都在重庆。
这个情况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也就是说用这样的模式我们也推动了电子产业发展中间值的谈判策略。整机加零部件整合一体化，使两头在外工业链变成一头在内、一头在外，是物流运输的一个策略。然后把全产业链都搞起来以后，品牌商拉来以后，把销售结算也拉过来，最后附加值、劳动力就业，真正的进出口贸易。有人跟我们讨论，说我们这个进出口领域里榜样，货品出口多、进口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说没有问题，这是好事。如果说我加工贸易的东西大进大出好像平衡，没带动多少人就业，没有增加多少附加值，我们这个附加值产业拉动大。这是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我想讲一下现在重庆六大支柱产业都按照集群模式，品牌的集群，产业链的集群，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的集群按这个在推动。这个推动了以后，现在我们六大支柱产业整体向好，但是有一点，六大支柱产业总有饱和的一个结构性的上线。比如说像笔记本一样这些到了全球三分之一了，如果手机做到全球的10%或者15%了，也有饱和的地方。那么就要与时俱进，再找新的增长点。
我们现在就想了新的10个增长的行业，包括集成电路、液晶面板、物联网或者机器人、3D打印、新材料、生物医药、页岩气、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航空飞机，制造业环保产业，我们大体上有这10种。那么这10种跟原来的产业有关联， 但又是全新的，属于中国制造2025了，属于欧洲4.0版本里面的内容。我们把这 一块从去年初开始启动到去年8月份，XXX书记和我开了一个全市的会部署推动， 今年开始小有成绩了。
我们这10大行业去年整个启动阶段全部产值400亿，今年我们力争1200亿。涨幅涨的很快的，我们希望到2020年10000亿以上，也就是说应该涨17．18倍，20 倍，属于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这10大行业，我们去年到现在还处在布局、规划、路径的研讨中，同时也是把各种各样的行业，每个行业的小集群、小产业链都要顶到点的搞清。比如说集成电路，集成电路的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算起来有6个环节。一个是研发设计，研发设计以后到集成电路硬件有单晶硅拉棒切片；第三个环节就是流片，不管是6寸、8寸、12寸，反正把芯片做出来；第四个我们叫封装；第五把芯片封装在什么地方呢？封装在一个基座上，大概一个基座就是一块线路板，这个线路板一般都要10-15层的印刷线路。10-15层里面的线宽集成电路线宽28纳米，它也28 纳米。这是个很高级的，集成电路的研发水平高难度，一个等级的制造商全球就三个企业能做这个基座，供不应求。做集成电路的企业有几十家，做基座的就三家，所以这也是一个环节；从基座到封装，到流片，到拉棒，到研究开发，最后是应用，应用如果不算的话还有个是集成电路设计的制造，制造集成电路设备的设备。
这几个方面，这是个路径，最后你要布局，你怎么布局？你就要拉棒，你找谁来干？集成电路12寸找谁干？12寸也不是一个品种，有手机的集成电路，有笔记本电脑CPU的集成电路，有不同功能的。京东方最近在搞液晶面板特定的集成电路的设计，所以这个系统品种很多。经过1年多努力，我们合作很愉快。拉棒的厂有了，一个叫超硅的企业在两江新区。大体上投资5亿美元，到明年6月份能把12寸的硅片切出来，拉棒拉出来，现在拉的6寸、8寸已经出产品了，12寸的设备正在安装。
第二个，流片我们现在6寸、8寸的厂有两个，都在满负荷的在运作。关键是12寸的，最近正在谈两个企业，如果成功的话每个企业都是要几十亿美元的投资。这个就很厉害，规模比较大。
我们去年和SK搞过一个封装厂，投资了5亿美元；跟德国的奥特斯搞了一个基座厂，投资7亿美元，最近又在增加5．6亿美元，一共是十几亿美元在搞第二期，第一期搞开了很高兴，接着忙第二期的。
总的意思，我认为3年以后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重庆的集成电路产业链，硬件上形成良好的机制，会有上千亿人民币的产值跑出来。今年重庆集成电路的进出口已经增加300%了，这一块在增加。另外设计也会跟上，这么大的流片厂，比
如说几十亿美元的12寸的芯片再生产的话，芯片里的内容当然指的是芯片设计。设计的服务商市场不就是这些芯片厂，所以设计公司也会过来最后形成设计、制造、应用开发一体化。液晶面板的也一样，我们也推动了，现在已经有3个项目了。一个是你们的兄弟，也是北京国资委的京东方；第二个是广州的民营企业慧科；第三有一个广东的企业，但是是央企控制的来宝。
一个是第六代的面板，两个是8.5代的。由于有了这三个厂以后规模大了， 做到了250K以上的总量的时候，上游包括一些偏光各种各样的零部件、组件也都来了。这一块我们算了帐总投资现在基本上有800亿，当然也会有上千亿产品出来。
再比如页岩气，重庆成了页岩气的主战场。今年全国页岩气生产50亿方，重庆能生产40亿方，所以实际上重庆成了中国页岩气生产的一个基本面。我们的目标到2020年年生产250亿方，全国大概定的是300亿方，我们的目标是250个亿。我讲这段话意思，这个目标还总是显得保守，实际发展才会相符，令人振奋，最后怎么去推进。现在重庆的页岩气开出来面临很多理论界的争论，我们有许多秀才没打过仗，但是坐而论道可以争论的不亦乐乎。比如说页岩气还没开，刚刚讨论了2年，说页岩气要消耗大量水，他是根据页岩气压力，当然要用水，中国没水； 第二个这种水在地下肯定污染环境，直观的想象你抽根烟一想好像是会这样，污染环境，污染地下；第三中国的页岩气都是鸡窝气，在地下高高低低地理形式都不熟；第四是说我们的设备技术、勘探技术也不行。总而言之他们说了半天，就是说不做是最对的。
实际上，重庆的页岩气打破了国内的这些怪论。第一，我们页岩气讲5个度。一、丰度，比如说1立方的石头打碎了石头里面存着的气到底有多少？2立方
以下的话没有开采价值，2立方以上有开采价值，最高1立方石头里面的气最多有7个立方，所以2-7立方可开采。重庆就目前而言，勘探出来的页岩气，每立方都是5-7，丰度比较高，这是一个好的。
二、衰竭度。衰竭度是讲1个气第1天井喷的量衰竭掉70%要多长时间？一般来说是2年，就是说1口井打通以后开始出气，2年左右从第1天的产量下降到30% 左右。第1天如果10万方，到2年以后这个基本上就3万立方。那么我们发现重庆的气打出来以后衰竭到30%一般3-4年。为什么要衰竭到70%呢？压力产生了气比较多就喷，喷到2．3年以后差不多只剩30%的时候，它可以恒定的一直喷上10年， 不要压力大，也就是说这个是衰竭度。
三、纯度。重庆天然气含硫量很高，硫化氢很高，脱硫工作量很大。大概记得10年前有一次我们重庆天然气漏气，酿成了一次很惨的事故。但是重庆的页岩气这个纯度有99.9%，就是可燃气体没有硫化氢，这个值也很好。
四、深度。深度在2000米、3000米还是4000米，我们基本上在2000几百米， 还算好，不是4000米或者多少。有时候大家说4000米，是误解，这个是目前石油工人技术角度讲这个井管道一打打4000米就是4000米，石油井如果打4000米当然是4000的深。页岩气有水平期，有压力的时候这是水平压力，所以深度打的2000 多米，横向又打了1000几百米，整个管道是连着的。大家有时候外行在网上各种各样说法，这里面有许多专家、学者说的。
五、厚度。厚度是什么呢？比方说打了2000米，下面是3米厚的一层石头里有气，还是300米厚的石头里有气。一般人说70米厚度就不值得开采，但是70米以上、100米以上就很愉快了。我们一般都在200多米，所以我们的含气量很多。
这五个度我讲清了，大家都是搞汽车的不相关，了解了解也有好处的。关键是什么？我去看了现场我就明白一个道理，页岩气是要用水，要有压力。压力需要多少水呢？现场作业，压力的这几天里面，井都打好要添压力的时候，直接就是我们北京、上海、重庆马路上的洒水车那种，拉上15-20罐就够了。一天15-20 罐，3天基本上就把这一个作业量，比如说是1平方公里把它压碎，压碎以后抽完了再换一个地方再打一口井。仔细想也不是说像黄河、长江，弄根管道天天浩浩荡荡在用水，这个用水量有限的一口井。就算1000口井，如果是100罐水1000口井也就10万罐，10万罐有限的，这个水量是有限的。
第二个概念，它不是一年四季，一天到晚要灌的，它压一次可以抽10年。压力3天里面压力，用掉了水以后10年不搞压力就不要水了，这个水其实很省，比我们一个汽车厂用水还省。集成电路厂都要几十万人一个中等城市的用水量，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集成电路是最耗水的，水资源不够的地方不适合搞集成电路，在中国几乎没有人有这个观点。到北京的集成电路厂去看，那里面一个8寸厂就十几万吨的水，一个12寸的厂20多万吨的水。20多万吨相当于一个几十万人的城市用水，它就需要这个东西。所以页岩气省水。
再有一个水到了下面，是在2000米以下也不大好回收，但是大家都知道气上来的时候下面有水会带出来的，一天到晚喷上来，上来的天然气还要脱水，那点水早在上升的时候带出来了。当然气里面脱水不会去乱排污，一年到头天然气脱水以后的水当然要污水治理的。
讲所有的这些，我的意思是咱们中国的页岩气世界有关方面考察，中国也有30多万亿，新疆、四川、重庆都是富集地，这是能源问题。这一块如果发展好了， 有个几百亿方当然就有上千亿产值。关键是最近我们发现要调整的战略，以前天然气涨价1块多涨到2块多，到3块，弄的各种天然气化工和天然气能源厂都关门， 用不起了，然后把气投改成煤投等等，这边还没改过来，突然发现今年中国天然气又不调了，全国现在有300亿立方气源。重庆的页岩气出来以后，可以出40亿 方，在上半年只出了十几亿方，我们一看卖不出去，所有的用气厂用的太贵，越用越贵了，产品价格都在跌。所以我们说既然用我们的页岩气来供应，从2.5块 降到1.7块，这一下子重庆的天然气工厂、原料厂都开始了，所以我们今年下半 年还会最终生产40亿方不会有问题。
再联想一下，把气投改成煤投对不对？川为中石化的，中国天然气化工搞的最好的都在搞煤化工去了，然后BP等德国在中国的天然气化工都逼着他们搞煤 投，仔细想煤化工还真是污染有点严重，把煤留点下来，把用不掉的天然气用用不挺好的。别的地方可能天然气很紧张的，至少在重庆如果以后有200多亿方， 150亿方出去，那100亿方留下来自己搞天然气化工，1立方气可以产生25块钱的化工工业产值，100亿方就2500亿，这一块可以带起来。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说了，10大行业，每个行业都有它的路径、关键点。最关键的是怎么来推动它？战略新兴行业，除了少部分以外大部分都是大资本、高技术、全球化，它的产品要么不出来，出来是全球工业链的需求。第二，资本密集都很高，门槛很高。第三个，当然资本量很大。所以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搞不起来，所以我们考虑了有那么8．9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招商方法。这跟我们刚才说的笔记本电脑、电子产业我们抓两头、带中间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招商引资的方法论；然后两头在外面，一头在内、一头在外整合，一体化是增长方式的，加工贸易模式发展方式的转变。
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它的特征不是加工贸易那个特征，也不是一根筋用一种办法管一切，要分类指导。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既然是大资本、高技术、全球化，那么我们想过了，用了5招来招商。
比如说，产业链集群还是对的，有上游了拉下游，有下游了拉上游，因为我有三个面板厂，你上游的抗击玻璃或者什么玻璃你来配套，就是用中游引上游。因为我有那么多液晶面板出来，所以你给我把大尺寸的彩电做起来，或者下面的下游产品做起来，总之产业链招商是一种国策。
第2个，大资本。大资本不能招商光靠叫别人出太多的钱。有时候有技术的人不一定有钱，有技术、有市场、就应该有钱。
钱在市场上不一定在某一个环节。所以用市场化资本招商，而不是招商过程带来老板、资本，而是用市场化资本去补充给老板，让老板有决心来投资。比如说我们和京东方的合作，在2年前，
第3年底的时候，我跟王东升讨论，你们有技术，重庆有市场，1亿多的电脑要大量的液晶面板，来重庆搞一个8.5代。一个8.5代要300多亿，王东升说项目很好，他现在的市场状况没有钱，我们就利用了资本市场。增发100亿股，当时股 市不景气，中国股市2100点，当时价格2块1毛钱。我说你增发100亿股，我把210 个亿一下子就给你了。你拿着200多个亿再跟银行借120亿，330亿投资在重庆。那么这个项目就上去了，去年这个项目搞上去以后，今年就投产了。那么一举三得， 一京东方多了300多亿产值的工厂，多了一个资本量；第二个重庆多了一个液晶 面板集群的一个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第三我们的企业投资，开始我认为赚钱让民营企业投，民营企业想了半天没敢投，我就让国有企业去投。那么1年时间2.1块变成4块多，净赚250亿。
这件事就很有效果，京东方在今年初最高的时候是5块多，我们国家法定规 则4.5块以上的时候开始，它因此是按照一个持有制，1年后就可以减持三分之一， 2年后减持三分之二，我们就合理的减持。我们这个减持不是5月份、6月份泡沫 了，掉下来的时候减持，这个时候变增持了，为国救市。那个时候减持，2．3月份减持是股市开始发热，减持浇点凉水，我们还起一个平衡作用。总的来说减持了以后，我们再把钱做了一个约定，250亿的利润作为市政府10大战略新兴产业 投资基金，还有200亿老板又跟企业拿回去，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
那么这250亿进入基金股权还是原来的投资，股权性质不变，用途方向放到 这250亿。因为重庆的京东方案例，让金融单位很羡慕，大家蜂拥而来，16个单 位来了1600亿，我们只选了他们550亿。那么整个来说就形成了一个800亿的资金， 在5月底的时候重庆正式成立了10大战略产业的800亿基金。那么这800亿基金我们这么算的，大概我们整个的10大产业到2020年以前一共投资6000多亿。6000多亿总有1000亿、2000亿是这些老板自带资金，自带干粮自己投资，不要我们来参与。但是有那么4000来亿可能要我们一起支持，那么我们的基金如果出800亿，他们 如果出个1500．1600亿就有2000几亿了。有2000几百亿就能跟银行借个1000几百亿，40000亿就够了。所也有这4000亿，再加上自带干粮搞的项目也有1000．2000
亿，所以这6000亿资本进入到位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
10个行业的产业路径，每个环节是哪些重点企业？招这些重点企业来的时候我们用资本招商、用产业链招商。
第三个讲用壳招商；第四个是用政府采购招商；第五个还有我们整个的优惠政策招商。那么壳资源招商，是讲有些企业到这来需要我们送他一个上市公司的壳。这有点像京东方现在也在跟我想要一个重庆的上市公司，他自己就是上市公司，他想把他医药另外放一块。另外还有一块壳资源就是金融的壳资源，比如说我们这几年金融上可以说全牌照体系，信托的壳资源，信托公司或者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第三方支付的牌照，或者还有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汽车租赁公司等等各种金融牌照，有时候这个企业高科技领域的很能干，但是它需要我们拿一块牌照给他，帮它转变发展模式、转变投融资方式。
这个时候一般我们招商引资总是给你减税、优惠、土地不要钱、劳动力便宜、电费减一点，这是小儿科的低层次的。当然现在这种大战略招商最重要的是资源配制，上下产业链是资源；资本资金注入是资源；各种各样的市场准入或者金融牌照也是资源；再有就是市场采购。比如说最近我们物联网体系有很多企业，现在不是说用代工方式来，必须用合资方式。代工方式的产品是销售全球的，但是销售中国的产品特别是高科技战略的必须中外合资，50对50，甚至50以上中方， 否则中国市场不开放。利用这个政策强迫或者推动、促进外方跟我们合资合作， 这时候你要拿的出钱，但是这种项目往往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技术，有了技术这个市场也有、资本也有。
总的来说10大战略新兴产业我们这么一布局以后，相信今后5年就像过去5年形成的电子汽车产业一样，他们会形成重庆新的增长期。重新融合工业，到2020 年45000亿到50000亿的话，这一块可能就10000几千亿了。然后现有的工业20000 多亿只要涨个50%、60%，加上那一块无中生有的10000多亿，最终合成起来常量、增量重庆的工业还是能够保持11%以上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12%、13%的工业产值的增长率，5年再去翻一番或者涨个70%、80%应该没问题。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方面，重庆的金融业、服务业。我们现在在狠抓传统服务业之外的金融
+五大服务贸易专项，整个来说就是服务业。现在WTO以后进入FTI的阶段，自由贸易协定的阶段主要讲的就是金融服务贸易。所以这一块作为内陆的重庆的发 展，跟沿海是可以存在基本同一个起跑线上。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服务贸易不需要物流运输、没有运输半径，都是通过电讯辐射截取，它的产品载体传输都是通
过电讯，是一种服务，这种服务是通过电讯服务的。不管是跨境电子商务的服务贸易，还是离岸金融结算的服务贸易，还是各种跨界人民币业务的结算，还有信用卡消费结算，保税服务贸易结算，都是和地理位置有关，它不存在具体的硬件搬来搬去，没有空间距离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同一起跑线。
同时开放度来说，因为整个中国或者世界过去没有自由贸易，没开放，现在突然开放了。条件许可了，都同步可以了，所以全国在这个方面的政策跟以前不同，一摊可以搞几乎都可以搞，只要有这个专业知识以后，我们在制度方面把这方面的工作再推起来。
我刚才已经说了，重庆的金融业、银行，不良利也好，利润也好，效益都比较高；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信托、租赁、小贷、担保发展的也不差。那么我们现在更努力的在做什么呢？在做五种结算。在这个世界国家有国家的经济交往，贸易的交往，服务的交往，资本的交往，最后就表现为国家和国家跨境的货币的流量，结算量。一个数据量、一个是结算量，这个金融结算实际上是金融中心建设很重要的一块。
北京是我们国家金融的总部中心；上海可以算资本市场中心；新加坡属于结算类的中心，资本市场也不大；香港是亚洲的总部中心，资本中心也是结算中心是三个中心。那么重庆当然无法跟这些世界级的中心比，我们的目标是按照中央给我们定的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经济中心当然有金融中心的内容，这个内容我们就把它作为结算类的一个中心。
那么这个结算类有多少种呢？至少有5种、6种。
一、离岸金融结算。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差不多今年达到1000亿，争取2017 年到1500亿，2020年结算达2000亿美元，这是离岸金融资产。香港的离岸金融是做离岸的类别，在亚洲之外的国家做人民币都算离岸，在中国做人民币是在岸， 做美元、做欧元是离岸，所以首先是中国境内做外国货币的贸易结算。
二、是进出口的过程中，本来是人民币和外汇的结算，现在我们把它转化为人民币结算。推动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同时也使得结算类的企业用人民币结算不存在汇兑的问题，能够降低成本。大体上每1亿美元能降低1%的各种各样的汇率损失或者汇兑成本。这一块重庆是全国第6位，大家可能没想到吧，全国31个省各大城市都有一个进出口跨境的人民币结算规模，我们这个规模全国31个省排在第6，中西部第1。增长率连续几年第1，今年也是。我讲这个，今年我们人民币结算增长了30%，增加幅度比较高的。这个有好处，这是第二个。
三、现在电子商务越来越发展，包括你们汽车买卖以后可能电子商务也会展开。第三方支付就迎面而来，因为网站搞交易，交易完了以后不能收钱。网站如果能收钱，直接像零售百货点一样收进、收出的话，那今天网站会开着，明天网站一关跑路了，要出毛病的。所以所有网站都不经手现金，然后网站的旁边有一个第三方支付的公司。这个公司可以为100个、1000个、10000网站搞结算。这就是马云阿里巴巴是个网站式的，那么它的支付宝这些东西都是支持它的计算工 具。
那么第三方支付也很复杂，也是一种结算。我们现在重庆有6000个这样的结算牌照，搞了6000个第三方支付的公司，1年理论上也可以做几千亿的结算。
四、保税区里的各种贸易结算。保税区你如果把它当做自由贸易区，它里面是个几十平方公里，也是个小小的王国。你可能10000个企业，我卖给你，你卖给他，这个中间本身就是自由贸易的过程。区内和区外的贸易、国外和国外的贸易在这个保税区里做结算，因为保税区本身又算关境外，结算海关就不管了，国外一样。从这个意义上，保税区会做出一些保税区的贸易，这个贸易表现在外国到外国的结算；然后区内和区外的结算；区内和区内的结算等等。这一块以后1 年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量也会出来了，这又是一种。
五、那么再有当然是消费类的，信用卡清算、结算这一类的公司。
现在还有一种叫什么？跨国公司的集团贸易结算。什么意思呢？人民银行新搞了一个品种，也是我们在做实验。假如说一个跨国公司在重庆注了一个公司， 他在中国一共有10个企业，1年如果有100亿美元进出口，他把70亿美元的东西进来，100亿美元出去，总的是170亿。他70亿美元进来外汇换人民币，100亿美元出去用人民币又换外汇。来回折腾换来换取，整个是170亿美元的换进换出。那么如果用大数据集团贸易的总帐来算的时候，不让每边去算帐，算总帐的话。我们回头看，实际上70亿对70亿是不用换的，真正要换的就是30亿，叫轧账，做这个轧账的话一年省下了140亿美元的兑换的费用，也少了人工。大概现在各种各样的大数据云计算，大集团之间的这种事情都在一起就可以减少许多事。重庆最近在做这种实验，总的意思，所有的这些实验一定是人民银行、银监会、银行商会赋予我们的责任，这样去做。
我们第二个概念，不遗余力要金融牌照。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如果对中央部委有建议，站在全国角度想一些、思考一些，那么你跟中央的部长碰上了，作为朋友、同事或者同朝为官，大家互相沟通，提些建议这是一个方面，这个时候
你可以从全局角度想一些事。
但是作为一个地方官，在金融里搞改革开放很重要的是不要你去动新脑筋， 就把“一行三会”每年新招，新措施、新牌照拿过来、落实好，你就已经是改革开放创新领先，一步领先跑马圈地了。那么就是说多要牌照，所以我们每年把“一行三会”年初要开的年会，叫金融办就把他们周小川、尚福林这些领导的讲话拿来，花1个多小时翻一遍。翻一遍也就一目十行的滤过去了，就只看今年有什么新招、新牌照。新招就体现在新牌照里，新的改革开放举措就在牌照里，金融牌照有穿透性、辐射性，一个牌照少则含金量低，多怎100亿，1000亿都有的。看你怎么做，所以牌照很重要。你只有把新的牌照拿来，把公司干起来，你就是新的人才、新的业务、新的功能，当然是改革开放了。所以金融领域的地方官只要拿牌照，然后把这个牌照的功能做起来。
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讲，重庆这个地方在西部，城市不大，但是我们牌照很全。重庆各种金融机构牌照数跟沿海差不多，或者还要更努力的去要。而且银行有关部门看到你了解他们、理解他们，他们有些新牌照出来，你能跟他们互动，对于说想做这个事，一般他们都很高兴。等到一哄而起的时候，管卡要出来了，起步的时候他要想做事情的时候，你主动迎合上去交流，他们觉得你理解的比较到位的话，比较容易支持牌照。
那反过来你有了这些牌照的时候，我刚才说招商的时候，这牌照不一定我自己国有独资的，给民营也好，给外资也好，谁搞的好就给谁，这是资源优化配置。金融这一块搞好了，对经济是很大的促进。而且所有的这种改革开放，金融的发展都是有红利的，绝不是为概念而概念，为金融亮丽，搞虚荣心。它其实都有红利，比如说离岸金融，1美元的结算一般有1点几的GDP或者叫税收或者叫利润。 那么1000亿美元相当于6千多亿人民币，百分之1点几就是100亿，相当于这个地方莫名其妙的多了100亿的利润、税收收益。新加坡做了我们5000亿美元的离岸金 融，相当于我们中国相关联离岸金融业给新加坡牵引了1.5%，75亿美元，600百亿人民币。新加坡一共400万人口，相当于送给他们每人15000块钱，当然这也不是我们说的，跨国公司愿意放哪选哪？因为他跨国在全球，他愿意放哪是哪。
所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金融结算这些牌照都含金量高，这是搞服务贸易一起可以搞好。
当然还有一项工作是开放，开放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形成三个三合一。但这三个三合一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这几年努力的。有了一个目标然后不屈不挠的
去努力、推进，一个一个搞起来的。比如说现在的机场，2000年的时候只有400 万一年的吞吐量。我们当时出了最傻的一招，有一次我到机场，到北京的机场局长跟我聊天，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跟我每增加一个人，市政府奖励你1块钱， 100万人就奖励100万元，300万人就奖励300万块钱。我只给你一定的时间，当时
2002年，2003年的时候这个政策真的有效，然后就把服务搞好、招商、机队、各种航空的线路，这么搞高了，去年到了3000万。过去的5年，全球100个机场旅客量增长最高的10个排第一的成绩，这是代表了城市人气。后来就变成了，我现在已经不抢人了，因为到了这个状态4000万、5000万，我想到了2020年就过5000万了，以后6000．7000万也会出来。
那么这个现在讲物流了，我们这几年航空物流每1万吨奖多少，那么他6．7 年时间从1万吨涨到30几万吨，我现在设定的目标，今后的5年也不要再涨30倍， 涨3倍到100万吨。现在首都机场有200多万吨，上海机场也是200多万吨，深圳和广州是一百几十万吨，争取重庆能够过百万吨。那么这个就是当时努力的过程， 机场也有改造过程，到一定的规模了国家一看是可以起枢纽的作用，口岸的作用和保税功能。
铁路也一样，铁路就有一个你在内陆你怎么开放？所以这件事的确是由做笔记本电脑引起的，他们跟我讲了，我们加工贸易的垂直整合，进向物流零部件本地化，那出向物流从重庆卖到全世界去，空运是等价的，海运不方便。海运不方便是不是能有陆运，就想到了从重庆运到欧洲。因为全球电脑市场、电子产品市场40%是欧洲，包括中欧、西欧、欧盟等等消费。这一块如果与西欧也就是我们现在丝绸之路如果搞好的话，的确改变了乾坤的方向，坐标的方向。
当时启动这件事的时候遇到了三难：
一、6．7个国家海关，关关都要检，所以就花了半年时间进行海关关检一体化的讨论。重庆开了好几次这样的会，好在欧洲国家有自由贸易的概念，欧共一体化的概念。你跟他一讨论之后，他们就支持，所以我们只花了半年时间。2010 年的时候家宝总理为普京总理站台，几个国家签订了与西欧关检一体化的协议， 这是很重要的一环。一体关检就可以出去，不再中欧关检。
二、铁路的运行时刻。因为每个国家有运行时刻表，火车开过去没有一个运行时刻表你就是等半天。这方面他们帮我们也是进行了很重要的沟通，我们这边跟6个国家的铁路公司开了多次会议，喝酒也喝了不少，这些我们叫做形成了稳定班列。定起点重庆，定终点德国布利斯堡，定路径12000公里120个车站，我们
只停10个车站，其他就一路开过去。这要多国之间协议，定路径，形成一个运行时间、定班列、定运价。这个有了以后，我们与西欧在中欧班列里面叫80001开出去，80002开回来。只要它在开，这条线上不管你特快、客车、还是快车、还是普快、还是慢车、还是货车都让行，它是最高等级，这个也是一个协调。
三、价格。最起步的时候6个国家6种价，俄罗斯1美元1吨公里，他设置的0.6， 中国0.8美元，各种价格都有。这里面谁价格高大家跟着高，所以我们第一年2011 年是按1.0算总帐，2012年是0.8美元谈判，每年谈一次价格。第三年谈到了0.7， 去年谈到了0.6，因为价格已经低于中国的了。开始跟俄罗斯一直谈，谈一个最 高的，盯着让他压下去，后来他跟我们友好了，一下子降到0.6，我们铁路公司 不干，要0.8。然后倒过来跟铁路公司，那一次是请国务院副秘书长协调，10个 部的部长都参加，然后我跟铁道部长争论。他说他成本高，国内铁路是1.5毛吨 公里，我这个地方就算20吨的话也就是3块钱，你这8毛人民币已经到了4.8块，5 块了。你这么做出口反而更贵，你应该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俩扯了半个小时，最后就是说我之所以贵是因为你运输量少，你如果能有100万个单专列，我 们就降到0.6，如果你达不到100个专列你还是0.8。那我当场同意，就是说先按0.6 收费，如果达不到100个专列我就补你钱到0.8。
实际上价格一下来有竞争优势了，我们今年可以到250个专列，规模效益出来了可以降到0.55了。降到0.55就跟海运有竞争了，0.55是什么？0.6．0.55，11000多公里差不多6000美元。6000美元一个集装箱，你如果海运的话从香港岛鹿特丹要2500美元，然后从大陆的任何城市把货运到香港港口或者深圳港口，总还要1000多美元，加在一起铁水联运加起来你总共花4000，然后你再花了2个月、1个半月。这1个半月我火车只要十几天，省了你1个月的资本利息，如果你200万人民币一个集装箱，资本利息要几千美元。所以只要是200万货值以上的集装箱， 铁路运输胜过海运。你如果运20000美元、30000美元，20．30万人民币的杂货， 那你走海运，2个月、3个月无所谓的，别去走铁路。
现在有了这三个条件，去年习主席访问德国的时候，出席了渝新欧火车开进布利斯堡的一个剪彩仪式，习主席还当场即起发表了一个演讲，讲的渝新欧是中国丝绸之路一个重要载体，起点重庆，终点在布利斯堡，是中德友好的桥梁。总书记推动下，去年X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给渝新欧火车站五个权利：
一、赋予它一类口岸。 二、汽车整车进口口岸。
三、给了一个保税区，铁路保税区。
四、邮政专列，给了一个邮政专列通行。因为中国有50年中国和欧洲铁路不通邮政，现在电子商务都是邮政满天飞，你如果通空运、水运，不通铁路很遗憾的，现在铁路邮政也通了，这又是一个方面。
五、去年给我们做对口协议，搞了个国务院纪要，签了一份那是明年6月的项目，去年渝新欧实现的重大的进程。
有了这些以后，对中心的开放又有了新的进程。我讲这三个三合一是X中央国务院各部委支持，也是我们共同努力从问题导向出发，从务实的操作出发，把它给推动起来了。有了这个以后，它带动了重庆进出口，从几十亿美元到上千亿。那么我们想了一下，下一步我们就要利用这三个三合一的开放政策来推动重庆更好的成为贸易中心。
贸易中心的特征就是转口贸易，也就是说这个口岸不是用来自拉自唱的，没有口岸自拉自唱都唱不起来，有了口岸如果仅仅搞自拉自唱，自己的货进出口方便增加的快一点，那只是实现了口岸功能的一半；还有一半是把各地的贸易结输运在你这体现。你可以说你起了集聚作用，你也可以说你起了辐射作用，你也可以说你在为各地服务、周边服务，你也可以说你作为中心城市形成了一种贸易红利、发展红利。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下一阶段在这个领域要好好的做文章，至少有三块：
一块，是通过渝新欧火车、飞机把国外的东西装来，一般贸易的方式卖到附近，或者周边地区的货到重庆转到世界去，这是一种。
两块，第二种是讲跨境电子商务。现在跨境电子商务一方面发展的红红火火， 一方面发展的又很慢，什么道理呢？就是在中国如果是企业和企业把外国的货买进来，不管是什么消费品总之贸易税收20%。如果是电子商务邮包那么是收5%， 要少15%。那么实际上电子商务本质上就是从邮包开始的，网站、邮包、互联网 再进入结算。那么你这个电子商务如果在干这个活的时候明明是邮包，但是你这个邮包要从哪寄才叫邮包呢？你比如说，北京有1000万币，如果这1000万币值50 亿人民币，那么你把50亿人民币如果用贸易方式把海外采购到重庆，再邮包寄给老百姓。
老百姓事实上是一个网站采购，但是在重庆你50亿买过来的是贸易，贸易收了最高的税。这个时候你如果把它当邮包来看你是在走私，但是你如果把这个邮包的货，50亿的货放在印度、放在马来西亚、放在新加坡，同样还是这些货你寄
到来百姓手里，它就15%的税收减下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刻舟求剑，本本主义，非要这个邮包在海外，事实上是挑了外国人赚中国电子商务的钱。那外国是不是骗税呢？整这些发展的业务的红利呢？所以如果解放思想一下的话，本质上他不是骗税、逃税，不是个贸易， 就是一个邮包。这个邮包从印度发到北京，还是把印度这个邮包放到重庆再发到北京，它本质是一个电子商务产生的物流。
所以有一个概念，海关管理要有改革开放创新，搞一个虚拟仓库，把海外的商品50亿搬到重庆的保税区，建一个保税仓，然后这个保税区关境之外视同海外， 所以可以这么过来，过来以后然后根据电子邮包把每单的邮包出去，海关的电子关检，每笔帐来核消，这样就把这个仓库搬到国内来了。一搬到国内来，从我这个地方来说我就出现了转口贸易。如果这个仓库不放在我这，放在新加坡，那算新加坡和中国的进出口，但不会表现在重庆这个贸易海关的进出口帐上。如果把这个仓库搬到了重庆，重庆就变成贸易中心了，所以我们要利用渝新欧、利用中东走廊、长江航运，使得重庆成为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的物流中转基地。
因为搞电子商务，有时候一说搞了10万亿很热闹，如果你做了10万亿电子商务不能把你本地的产品卖出去，你就空欢喜一场，为他人做嫁衣。第二如果你不能卖自己的产品，不能带动自己的制造业，你带动了我的物流业、进出口贸易业、交通运输业那也好，也是一种带动。那么就要把海外仓变成国内仓，或者出口仓， 这个地方要变成出口的保税仓。
三块，第三种，你个交易的过程中不能够带来制造业繁荣，也不带来交通繁荣，那你至少得把10万亿的结算结在重庆，税收留点结算收入他也是很好的。如果搞电子商务这三个都不带，企业不管，企业只要自己就业，自己能做事情。如果一个政府推动电子商务，推了半天互联网+，+了半天这三件事都没有，喝西北风，白起兴，不懂行，不知道要害在哪里，所以这件事也很重要。
总之就是说，一般贸易的转口贸易中心，跨境电子商务的这37种转口贸易的中心，再有一个就是大数据云计算的服务贸易，离岸数据自主结算的中心。前面两种都表现为货物的进出口多少亿美元，那服务贸易没有货物，所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服务，是一个知识的服务，是一种数据的服务，海关不管这个事情。但是商务部、人民银行在管这个事情，我们希望2020年重庆有个2000亿，2000几百亿美元，比现在再翻一番的话。那么我们希望货物贸易有个3/10，服务贸易有个1/10， 在沿海可能服务贸易比重更大一点。
那么在货物贸易里面，我们本地的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能占2/3，转口的货物贸易能占1/3或者1/4。以上这些都属于跟大家讲一些重庆经济发展，这些措施到位了，当然经济各方面二、三产业发展都到位了。
在座的都是搞汽车的，我讲了这么多都没讲到汽车这一块。我自己想了一下， 汽车产业不管是重庆还是中国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产业，在工业里面重庆的汽车产业差不多1/4，现在应该在22%，1/9左右。我们汽车+电子大体上占45%，所以22 点几这么一个比重，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所以我们高度重视汽车产业，但是中国经济金融新常态，中国汽车站在我这个角度，跟企业的角度还不同。我是一个宏观上平衡一个系统的，考虑的一个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今后中国的汽车，可能进入了新常态。
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常态可能有五个特点，认识了这五个特点可能就走过了； 不认识，还像原来的习惯那么推可能也会吃亏，就碰壁了。
一、中国汽车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年产量的增长过程，现在可能到了一个拐点或者平衡点。这个拐点平衡点不一定是这一年，但是二、三年里进入平衡点不再往上走显然是个大概率事情。我们去年生产了2400多万辆车，全球去年生产了多少呢？包括中国的2000多万辆在内，全球生产了8000多万辆。这个意思，中国的汽车已经占了全球30%不到，这个产量不可能再高了。美国本土商今年生产销售了1600万辆，欧洲生产了2000万辆，然后日本国内生产了500多万辆。
我讲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用了几十年时间到90年过了百万辆，中国的汽车全国产量100万辆，1990年时候。那时候是从50年代到90年40年时间，用了10 年的时间过了千万辆，2000年的时候过了千万辆的增长；现在又过了10年，2010 年以后就到了接近2000多万辆；现在到了2400万辆。我是认为这个绝对值跟世界的比重，中国的人口和世界的人口差，只有我们的产量占世界的比重，我们的产量又不是打全球市场，就是覆盖中国市场的。我认为这个总量差不多了，再多出来的总量可能都属于产能过剩。
中国的潜在市场还没到来，在国外每10000的人口拥有的汽车中国还不到国外的1/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潜力很大，但是要把这个潜力填上去，并不需要我们再把2000多万辆生产为4000万辆。因为这2000多万辆如果连续10年保持每年2000多万辆，那就会在中国的人群里面产生巨大的保有量，汽车如果5．6年的折旧，那马上就会增加大量的保有量。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自己认为中国汽车合理的总量，因为汽车不是计划
经济，说需求2000我正好生产2000。产能的合理量有20%左右的产能过剩，15%-20%，有100的能力销售80-85是最合理的、最精致、最有效的。既保有一点竞争，每一个人推动自己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讲，大概增长到3000万辆，了不得3500万辆是极限。这就像钢铁，呼噜呼噜涨，涨到了7亿吨，其实是平衡点。稀里糊涂又涨 了3亿吨，现在就有1/3过剩，整个中国钢铁就很累，很困难，效益不好都很糟糕。
汽车工业从高增长的状态进入到，可能是两位数的增长又回到一位数。一位数我自己认为是3-5之间，汽车如何能保持每年5%，平均5%涨5年，上上大吉，甚至这个都做不到。今、明两年说不定，今年零增长，明年可能来一个比较大的负增长。也就是说钢铁产业在2010年以后遇上了产能过剩，汽车产业可能2016年经过几年的猛涨也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下降竞争等等。既然这样的话，新的投入的工厂，现在开工的拉倒，再开工的，就是已经开工的到明年再去开工，新厂都是倒霉的。也就是说要开工的开了拉倒了，要么就别开。这是我对总量的判断。
第二个，汽车产业的集聚度就在这个阶段会发生重大的推进，当汽车产量普遍看好，需求普遍看好，空间很大的时候，大企业做不出来，小企业乱做，100 多个汽车厂生产2000多万辆。
那么这个汽车的聚集度开始很涣散，这10年已经相对集中了。我们现在前10 位的汽车厂包括北汽在内前10位，实际上控制了整个中国汽车产量的集中度还是很高的。但是今后的5年，由于汽车进入了从原来的中高速增长进入到中低速增长。这个阶段，那些没有技术研发能力，没有规模效益，没有资本实力的企业可能兼并、倒闭、退出市场，集中度会更加的提高。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轻量化、节能化会更多的体现，轻量化的步伐会加快。这个是指什么呢？我们有时候说电子汽车、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是新的概念。传统的企业我们现在的2000多万辆车，怎么要让钢板的强度提高？就使得同样的强度可以使钢板更硬，份量更轻，那么每节约100公斤每100公里就可以减少0.5升，就节能了，整个轻量化是我们汽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谁控制轻量化？就是整个汽车的研发、开发，谁走？就显得很重要。再有同样的技术进步以外，就是讲它的电子化，那么我们中低档车15%的电子产品，电子产品的零部件、附加值。那么中高档车一般有25%、28%、30%，每一辆车的价值25%-30%是电子。那么到了智能汽车或者新能源汽车可能50%是电子附加值，所以把这一块也要搞上去。节能、轻量化、智能化电子产品的附加值提高，这也是一个趋势。第三个趋势。
第四个趋势，当然是指智能化汽车本身。前面说的智能化是传统汽车中的电子附加值提高，后面是一个新概念的车，就是无人驾驶的车，是智能车的最高等级。一辆汽车就等于一个功夫手，一个智能终端手，一个平台，一个工作平台， 网络终端平台。这种互联网+和汽车的电子控制，一直到无人驾驶等等，这个是今后的一个趋势。我甚至有一个判断，智能汽车的发展形式的产业链的产值到2020年将大大的大于新能源汽车的真正的产值。
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的目标2020年是100万辆电动车的概念，那么在这个意 义上讲，到2020年智慧型的智能汽车存量会大大超过新能源车的概念。在传统的汽车里，电子零部件越来越附加值比重提高，提高到一定阶段又增加了一些新的， 具有整体系统效应的、互联网效应的终端附加到车上。车也能在里面你自己办公， 汽车自己开这种可能性，最后形成的经济量大大超过新能源车。从这个角度它的台阶，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传统汽车高档化、智能化，到一定阶段形成了智慧型的车。再往下一步，可能2025年新能源汽车铺天盖地，全球普遍实施。
大概是这么一个走势，所以技术进步对于汽车电子、智慧汽车以及节能的车、简量化、轻量化，这个是近期技术进步的一个主题。这是第三方面。
第四，当然是新能源汽车，也就是我们讲的电动车。本质上是电池的类型， 如果电池革命，新材料到位，使得我们现有的体量的电池含电量增加10倍以上， 或者现在同样的蓄能量，体积减少90%等等，这里面都有一些新材料、纳米材料、石墨烯新材料的应用。如果把这些东西搞上去，那么新能源汽车风靡天下是必然的趋势。现在的瓶颈不是汽车本身，也不是在电机上，也不是在电控上，主要是在电池上。
第五，汽车的售后服务，提车后的服务体系。在欧洲、美国我们最近10年大量的硬件制造商转化为服务商，硬件把它甩掉了，像IBM公司原来是制造硬件的， 现在他的利润的90%来自于服务，产值的80%也来自于服务。惠普原来是造电脑的， 现在一分为二，董事长兼软体公司CEO；总经理兼硬件公司CEO。一分为二，都叫惠普，还是惠普。硬体公司的股东会20个伙伴，也是软体公司的股东会20个伙伴， 但是管理层各管其职分开了。
之所以这么干？软体这方面起很大的作用。那么国外的汽车公司，欧洲的汽车公司1年的总的销售值以及他们的利润一般到了30%-40%来自于服务。我们中国目前前10大汽车公司包括一汽、二汽、北汽、上汽、长安这10大汽车公司，他们现在的1年收入制造业以外服务性的，汽车的服务的收入利润10%不到。如果这个
企业利润搞房地产不算，我们讲的是汽车产业链上的硬体制造和售后服务环节的比例，这个比例我们10%不到。所以在中国的今后新常态的竞争不是国与国的竞争，而是差异化的质量、档次在有限的增长空间里，我能占更多的一席之地，增长率从中高速进入中低速。
第二个，规模效应更加突出。今后可能100多家公司会关掉几十家，公司中的前5位可能占整个中国汽车工业的70%、80%，这个常态会出现。
第三个，当然是技术进步这一块。刚才说了三类进步，轻量化、电子化、智能化。电子化是指这辆汽车单体独立的电子零部件、电子芯片在里面起的作用； 智慧化一定是这辆终端化的汽车跟互联网、跟物联网、跟无穷大的世界联系起来， 变成一个智慧的体系中的因素。
第四个，新能源。
第五个，售后服务越来越比重大。
那么对重庆而言，我们市政府最近几年对汽车的规模也是有相应的6条。 第一，集群化。我们叫“1+12+1000”。1是长安，但是打破常规，引入了12
家汽车公司，所谓引入了12家，有5家是国内的大品牌商，比如说北汽、比如二 汽，比如上汽等等。也有5家是国外的投资商，比如说韩国现代，美国通用和福 特，欧洲的依维柯，日本的铃木等等。这个我们打破了一个什么概念呢？各个地方传统习惯，如果我有了上汽，上海政府或者区政府一般不会再去抓一汽、二汽， 北汽到上海去。然后一汽有了，既然有了一汽一般也不会再拉上汽过去，这是一个概念，已经有了品牌厂家再招商。
第二个，如果没有汽车的去招商，招到了一个品牌商大概也是1个人娶了1个夫人，一心一意而且也挺实在，但是就不再多招了。我们后来感觉到这地方就像笔记本电脑有个集群概念，另外零部件体系一开起来，他为1个企业做零部件和 为10个企业做零部件是有不同的效果的。所以我们1000个零部件厂，能70%、80% 的本地化，这个时候多招一点品牌商，形成结构性的效益是好事，这是一个集群。同类车型的汽车企业的集群和零部件整机的集群，这是一个。
第二件事，我们在努力的把汽车中缺门的几个重要部件，代表了汽车工业制造业水平的。比如发动机、变速箱等等，以前低档的自己造，高挡的进口。现在重庆去年260万辆，我可以这么说，它的所有发动机、变速箱基本上都是品牌商10大品牌成立一个帮会，全部配套的。这个地区这方面都是自产自销平衡，那么很重要的是现在汽车的板材我们还在用宝钢的。最近浦项和鞍钢来了两个轧钢
厂，总之把重庆的切割板本地化，已经到位。那么以后浦项的可以为韩国现代、福特高档的，鞍钢可以为重庆其他的汽车产业配套。这两个方面搞好以后，整个重庆的汽车工业去年我们3800亿工业整车的产值，有1500亿的零部件产值，总共5000多亿。我估计到2017年的时候重庆会产值400万辆车，今年会到310万辆车， 明年涨一块，后年涨一块，到2017年是400万辆。400万以后我大体认为不再去推高，现有工厂，市场它的产值扩张是一回事，但是不再去拼命招商，让1+12，再变成15．16，没必要。就我刚才说，新常态下规模差不多到头了。那么你把这个质量搞好，到2017年我估计400万辆车的时候产值到6000亿。整车产值6000亿，零部件产值有个2500亿，加起来8500亿，这是汽车的。第二个，就是整车、零部件整个的一个集群化的问题。
第三件事，我们要为汽车产业的物流补欠帐。现在在重庆，尽管生产了全国第一多的汽车，我们去年生产了263万辆，31个省排名第一，今年300多万当然还是排在最前面的。但是这个汽车厂生产了这么多的车，几乎都在用大卡车在运， 物流成本太高。其他的成本搞的还可以，就物流成本是高的。上海我印象中不管是嘉定的汽车厂还是浦东的汽车厂都有铁路，所以这一块要把铁路搞上去。
我们重庆的大铁路已经到2500公里，有1000公里正在建设，所以2020年会有3000公里铁路。我们现在的汽车厂，不管是江北的还是哪的，几乎都没把铁路通到厂区里。我们准备不用企业凑钱，市里面、开发区帮助把最后一公里铁路货运终端接上，使得汽车运输、长江运输、铁路运输三管齐下。要增加汽车运输物流的比重，铁路运输的物流的比重，铁路运输汽车的比重。这是我们觉得需要下功夫打补丁的一块。
再有一个，基础设施主要缺这个，其他的基本不缺。
第三个环节就是售后服务。汽车金融、汽车租赁、汽车的各种各样的售后服务。最近因为汽车销量减存以后开始出现了一批4S店的关门，先是销售减产，跟着就关门降低成本。有人做预测，两年内现在星罗棋布各种厂商的4S店可能要关到1/3以上，甚至要关掉一半。这个是比较悲观的对今后几年汽车市场的预测， 经济前景预测的一种状态。
的确，我们现在是经济遇上了比较大的压力。市场产能下行的厉害，然后房地产下行的也很厉害，固定资产投资也下行的很厉害。融资难、融资贵，要素成本上升，不管是劳动力成本还是土地成本。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国际化的市场上进出口空间下行的也很厉害。所有这些构成了我们目前特别困难的原因，这种
困难开始从上游原材料，然后到中游装备工业，然后逐渐就延伸到下游消费业的重点产业就是汽车。
这一波行情还在蔓延当中，怎么应对是很重要的，我们来说把售后服务搞好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再有就是把研发要搞好，汽车设计、新能源汽车、汽车电子、自动化汽车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这一块当然也要把它给搞好。
重庆的汽车产业经过这一轮的布局，抢抓了机遇，特别今年北汽给了我们重大的支持。我刚才一开场就说了，你们给我们三个方面的重要的项目支持。北汽去年生产了240万辆车，在中国的汽车产业几个巨头里面排在第四位了，一汽、二汽、上汽，我印象是前四位，包括长安前五位就是这五家。非常了不起，其中特别有意思的有了自己的品牌车过了百万辆，这个也很了不起。
特别我觉得徐总的战略目标想在新能源汽车上再中国独占鳌头，事实上现在已经是独占鳌头了。因为去年我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差不多10%是北汽生产，北汽销售十强。这几个量比较来说你们最大，然后你们在新能源电池方面也大胆的收购了美国的一个电池公司，然后还开始和SK有合作，准备在重庆搞电池厂，昨天跟我们在商量搞电池。
我总的感觉，你们在新能源一块，自主品牌车一块在国内也是独占鳌头，民族工业会有控股企业那种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这里我一要代表市政府对徐总，对北汽的全体干部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上的演讲
（2015年8月28日）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开坛十五年来，始终秉承自由、平等、独立、客观的企业家精神，兼收并蓄、创新包容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交流平台，并被誉为中国达沃斯。2015年夏季高峰会在此召开，全球精英翘楚齐聚，共谋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大计，在此我代表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诚挚欢迎各位朋友的莅临！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是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发展要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打开全球市场深化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本次峰会与世界大市场，“一带一路” 与长江经济带为体契合国家战略，紧扣发展脉搏，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的发言有两个任务，一个代表政府的环境致辞，以上也一段就表示为致辞。下面这一段表示我对参加会议论坛，就这个主题做个发言，下面就是发言。
一、“四个结构”推动重庆经济快速发展
介绍一下重庆以及跟主题有关系的一些情况：重庆作为中国西部的直辖市， 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内陆开放的一个高地，这是国家赋予的一个定位。最近几年，我们按照“十八大”的精神，推动“四化”建设：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围绕着国家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宏观调控的方针，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按照X中央国务院的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在这个推动下，我们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动力。最近几年重庆的经济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已经连续多年GDP增长保持在全国前列。
我觉得经济增长快还只是一个次要的目标，我自己认为重庆经济最有价值的是四种结构状况趋势比较好。
第一个，动力结构。经济发展的动力，我们常常讲投资拉动、出口拉动、消费拉动，“三架马车”在重庆是齐头并进的。比如，我们最近的三年进出口翻了两番，意思就是说每年要增长百分之几十，这样三四年里才能翻两番。我们2005 年的时候进出口是30亿美元，到2010年的时候差不多是280亿美元，去年我们到了950亿美元。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我们进出口增长是非常强劲的，这个动力，消
费13%，商业零售还有其他各种消费也是两位数，投资18%，所以我们三架马车齐头并进，动力比较强。
第二个，效益结构。我们的工业利润，2013年涨了42%，去年35%，在今年全国工业比较困难，利润负增长的情况下，重庆利润是26.7%，这也是很好的情况。工业增长排名第一这不算什么，效益能够连续几年增长为全国第一，这件事令人高兴，因为这是投资环境很重要的一块。同时我们金融领域的利润也是全国比较高的，比如说重庆的银行是全国二十几分一的利润，但是全国贷款的四十几分之一在重庆，银行的毛利率可能是全国最高之一。那么金融、工业或者其他服务业， 或者各种产业效益高，占GDP比重大，是重庆投资环境良好的一个表现。
第三个，产业结构。重庆的产业结构现在三产总量大于二产，二产里面电子产业、汽车产业，各类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占50%以上，这个产业结构比较好，所以重庆工业效益好。另外一方面服务业里除了六大传统的商业零售、贸易批发、房地产或者运输物流，传统的金融等等，信息中介服务业，六大服务业以外。最近兴起的跟国际贸易有关的五大服务业，每年增长25%，所以这一块也具有强大的辐射和集聚能力，这是产业结构比较好。
第四个，投资结构。我们现在每年一万多亿的投资，1/3是工业投资，还有10%多是商业性投资，就是服务业的投资。所以工商产业占50%，有25%是基础设施投资，25%是房地产投资，这个投资结构我们认为比较理想，是我们调控的目标。如果一个地方基础设施房地产占了百分之七、八十，长远没后劲，我们的税收、就业、持续增长能力是在工商产业，在实体经济，所以这个结构代表我们重庆未来的工商产业还会是继续兴旺的地方。我们外资投资每年50%以上在工业当中， 所以这个投资结构比较理想。
重庆经济这四个方面的结构好，推动了重庆经济总体上持续稳定较快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特别体会的就是改革、开放、创新，中央要求的、提倡的这个方针，是我们重庆经济发展的主要、重要的动力。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各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重庆改革开放创新上的情况。
二、PPP是过程要公开投资要有盈利
改革，我们有各方面的改革，三中全会的文件里设定的各种改革有330多项。重庆政府这几年，总体上每年推进的改革也有100多项，重点的改革去年推动了25项，今年又推出了24项。这个面上摊开很广泛，各个领域都有改革。我这里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去年推动的25项改革中的一项改革，供大家参考。就是三
中全会文件里讲到的PPP，政府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吸引民营企业、民间资本投资，这是一项改革。全国各地都出了很多文件，也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这么说，真正实施PPP项目的签约然后跟进实施的，目前有5千多亿， 重庆干了2600亿。
为什么我们干得比较快？说明全国，包括在座的许多投资者都愿意参加各个省的PPP，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签约快、行动快呢？关键是这个改革方案抓住了PPP的要害，就是投资收益这个关健词。因为所谓PPP找老板来投资是要讲究回报的，政府投资如果长期没有回报就变成政府债务，而中国政府基础设施发展的较快，形成的债务余额较大，地方政府债风险较高，也正是中央提出来要PPP的方式，帮助地方政府减缓这方面压力，又能促进发展，同时还能让市场有更多的活力。
那么市场参与者不是雷锋，他必须有回报，那么政府如果长期没有回报是债务，是风险，企业如果长期没有回报，不可能持续，也不可能搞这个PPP。
所以我们设定了PPP是表现为过程要公开，投资要有盈利，没有暴利但是必须要有盈利，利益要共享，风险要共担等等这些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具体落脚的时候，我们市政府做的方案就是落脚在五种投资怎么回报的概念上，所以我们提出了PPP的五种投资方式。
第一种，如果这个项目投资回收的标准、价格是完全市场化的，比如说高速公路的收费，定了价以后投资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每年有收益，效益是良好的，大家愿意搞，市场化放开，这是一类。
第二种，有些投资产生的收费可能只能回收一半，没有盈利，甚至本金也只能回收一半。这里有票价的问题，污水处理价，各种公共服务处理价格改革要跟进，不能一年到位那怎么三年到位，五年到位有个计划，这里有价格改革跟进来平衡市场。
第三种，如果你是一个政府的公共服务，但又需要巨大的投资，而且对公众是不收费的，或者这种收费是象征性的，是不能够作为资本回报的概念来收的， 所以也不存在要改革的问题，那就是政府的采购来平衡，把本来要一次性投入的100亿，变成十年的采购资金，用十年的方式使投资者能回收他的本金和利息收入。
第四种，有的投资巨大，100年也回收不了本金，那么政府也不可能用每年的政府采购来平衡这笔账，政府有各种行政的资源，市场的资源，所以政府掌管
的可以进行配置。比如说土地出租，土地出让，这是政府的权利，如果一亩500 万，你修个地铁花500亿，地铁运行收费只能平衡地铁的运行成本加上企业的收入，但是它的投资成本这500亿，如果一万亩地，这价值500亿，有个平衡。就像香港地铁，在地铁车站上搞100个加盖的车站，2千万平方的楼面地价可以有四五千亿，一共200公里，投资花了几千亿，通过这四五千亿就把本金收回了。
第五种，有些投资回收是有暴利的，政府本来可以自己干，但是忙不过来， 放给市场干，可能效率和效果更好，但是不能让市场参与企业得到过分的暴利。那么就有个约定，你投资多少，利息多少，管理费多少，利润多少，算好账，一旦完成业务以后，暴利切除，合理报酬到位。
实际上这囊括了PPP投资建设的各种投资回报的不同情况，你搞学校会遇上种种情况中的一种，你搞医院也会遇上，你搞地铁、基础设施也会遇上，搞各种公共服务都会遇上。所以重庆市政府围绕钱的平衡搞预案，把方案策划好，让投资者平衡，就能签约。
第二个方面是负面清单，资金平衡了以后，还要防范五种情况。因为在PPP 里面，这三个P代表三个对象，一个是政府，一个是公众，还有私人企业或者社会参与的市场单位。这三种机构互相之间不能互相坑的。
1.．你不能用高利贷固定回报的概念，把风险都转给政府，然后自己享受高额的回报，这是以前PPP里面有许多假PPP的情况，实际上是债权，政府根本没有转移债权，而且是高利息的，比你自己直接在银行借款利息会高得多，这是假PPP。
要防范企业如果投了资，二三十年如果遇了不可抗力的破坏，政府搞的项目破坏了，政府可以拿钱救灾。老板投的项目被破坏了，他再拿一笔钱就赔本了， 这时候政府要把它当做自己的公共设施一样救灾、解决，这里面要有协议条款， 要有防范，防止投资者吃大亏。
不能政府和企业一旦合作了，不顾公众利益，让企业随意调价，最后公众受不了。有的外国水厂垄断了以后随意调价，水价搞得全国最高，这里大家就会有意见。
PPP谈判过程包含了土地的谈判，项目的谈判，各种招投标的谈判，要比一般的工程项目复杂得多。防范PPP的利益交换，公开、公平、公正、阳光操作很重要。
一个省如果有几十个城市，同样一个项目，如果20个城市有20种PPP，那也是不行的，也要有一个规范。
所以，大体上我们负面的问题涉及这五种，要平衡。正面的问题涉及到五种资金的回报方式，要搞清。当你把这样的概念想清楚了就是改革，就是体制机制的调整，就会促进生产力。
重庆因为做得比较深，符合市场原理，所以我们去年搞了1300亿，今年搞了1300亿，重庆政府规划未来到2020年要搞的基础设施总量是18000亿，其中10000 亿还是政府要拿钱干的，包括中央财力的钱，4000多亿是地方政府的钱，有8000 亿可以甩给市场来干，每年1300亿，6年时间大体8000亿。
这既不会增加政府的债务，又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所以改革能产生红利， 改革能使资源优化配置，改革是使各方面能够共同受益的，所以好的改革能让这个社会更加精神焕发，这是一个例子来说明改革的意义，改革是动力，改革不是抽象的口号，是非常具体的市场化的活动。
三、对外开放要有新的高度、广度和深度
第二个是讲开放，开放不是主观的开放，是一个理念。一个地方开放不开放要体现出一些特征：
你是开放的地方肯定是交通枢纽，通向国内外，通向世界，是大通道、大枢纽的所在地。
你是口岸，如果自称开放而没有一个口岸，那你开放是空的，开放的地方一定有口岸功能，口岸就是通向进出口的关口。
开放应该有货物进出，服务贸易进出的平台，这种平台包括货物贸易保税进出的保税区，服务贸易保税进出口的自由贸易区等等，这个平台也很重要。
重庆这几年作为内陆西部的城市，原来既没有国家级的枢纽交通，当然也没有口岸，也没有保税区。五年前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但是最近的几年，在中央的支持下，中央各部委的推动下，重庆创造条件，逐渐形成了口岸。我们现在的机场从原来的300万人，2000年的时候一年吞吐量是300万人，现在的吞吐量是3000 万人。
全球100个机场增长最快的10大机场，排第一的是重庆机场，第二是迪拜机场，这是联合国民航组织的一个信息，说明重庆机场成了国家级的枢纽。港口也从2万个集装箱吞吐量发展到了100万个集装箱的吞吐量，因为内河100万个集装箱是一个国家级的高水平的口岸。
为此，交通部去年为重庆100万的集装箱吞吐量发来贺电。“渝新欧”是国家批准的从重庆到欧洲的铁路大通道，所以重庆现在有水、陆、空三个通江达海
的交通枢纽。同时，这三个交通枢纽各赋予了一类口岸，重庆内陆有三个一类口岸，同时我们有机场、港口、铁路几个保税区。
由于有了三个三合一的口岸开放特征，重庆的开放度就提高了。所以我们的进出口能够从几年前的七、八十亿美元，发展到现在九百五十亿美元，今年会一千多，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增长。
这几年我们的外资也大幅度增长了，原来中国每年一千多亿美元，沿海八个省就有八百多亿，西部才二三百亿。现在重庆已经连续几年，每年一百多亿美元， 它带来的不仅是资金，带来的是技术，带来的是市场，带来的是人才。中国每年一千多亿美元，相当于金融界的M0，基础货币发行，一千亿美元，六千多亿人民币，相当于给我们增发了六千亿的基础货币，推动整个中国经济不能只用这一千亿美元来算账。
所以外资对于一个地方，对于一个地方很重要，我们不能说我们外汇储备多了，外汇不需要了，这一千多亿不要了，这里有多种多样的功能，这也是个开放。在这样的开放过程中，当然能推动重庆经济加速度的发展，我们下一步还要想着把重庆的开放，现在正在半山腰，还要有新的高度、广度和深度。
高度，就是要把现在的WTO环境下的保税区的这种概念进一步提升，向上海、天津、福建、广东学习，自由贸易的境界，可推广的东西重庆都要跟进。
深度，在重庆的范围内，各种服务贸易领域、金融领域，各种各样的开放要进一步的延伸。
广度，重庆的进出口带动了重庆这个地方从几十亿美元到上千亿美元的进出口，几年时间的进步，只是带动重庆本土的。一个真正的口岸不仅是本土企业的进出口，而且是货物的转口贸易和总部贸易的口岸，口岸一定有这个功能。上海、广东50%的进出口都是转口和总部贸易，本地企业进出口是50%。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自己进出口，所以下一步重庆的进出口怎么为兄弟省市服务，能够用我们的机场，我们的铁路，我们的港口为兄弟省做10%、20%或者30%的转口，这也是我们的任务，就是广度上说，把开放搞好，使重庆更好的发展。
四、重庆汽车产业还有百分之十七八的增长
再一个就是创新，除了科技创新、技术创新、科研成果产业化创新这些常规的，约定俗成的理念以外，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增长方式的创新、商务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而作为我们管理层，更多的要研究这个社会这些方面的创新。中央讲调整产业结构，前面有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意思就是不转变增长
方式，你这个产业结构想调也调不过来，重庆这方面就尝到甜头。
比如我们这几年之所以有全国最大规模的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我们就是转变了一个发展方式。一般而言加工贸易各个地方抓一个产品总是抓一个总装，我们最近几年，凡想要发展的一个产品，一个产业，一定按照这个产品、产业的产业链，从上、中、下游，上游的研究开发到零部件制造，到核心部件的制造，到总装。下游到销售、结算，整个的生产性服务业到制造业整个产业链布局了以后， 有多少企业一网打尽，一起干，形成产业集群。
那么我们号称“56860”，5个品牌上、6个代工企业、860个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产业集群。这个产业集群包括品牌商的研究开发和销售结算，这都是服务业， 都放在重庆。比如惠普，他在全球的销售结算，一年一千多亿美元，本来在新加坡，现在在重庆，这是很重大的概念。这一千亿美元有1%的利和税可以留在重庆， 这个概念是服务业。【联系微信dadawk*01】
代工企业是总装，860个零部件企业，基本上把台式电脑、显示器、打印机、笔记本电脑、各种服务器、通信设备部件都留在重庆，这个概念下我们产业链的效益就比较好，物流成本就特别低，同时互相影响、互相平衡，东方不亮西方亮， 不会大起大落。因为这六、七个代工厂代表了全世界90%的制造业，就这种产品的制造业。那么有时候他得到了一个大单，那个企业掉下去了，有时候那个企业得到大单，这个企业掉下去了，集群都在重庆，我总体是平衡的，所以不会出现大起大落。
今年重庆的电子产业利润居然增长57%，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860个零部件企业，大部分投产了，物流成本极大下降，整体上效益体现出来了。讲这个概念就是转变增长方式，带动大集群的发展。同样我们的汽车产业，重庆去年生产了263万辆汽车，全国总量第一。今年重庆的汽车预计会到300万辆以上，继续保持第一。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重庆成了国内最大的基地。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各地的汽车厂，基本上有龙头企业的，比如说有一汽、二汽、上汽、北汽，所在地不大会把其他厂商再招到本地来。如果某个地方没汽车，要招大厂家的话， 招来一家也不会招第二家，就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全国企业倒不少，上百个汽车厂，但是分得比较散。
重庆叫做“1121000”。“1”是长安厂，这在全国是前五位的，不妨碍我们把其他企业招来，我们有6个全国大企业，北汽、上汽、二汽都在重庆市场。同时我们有6个国际知名的品牌厂，通用、福特、韩国现代、日本五十铃，还有依
维柯，这样就有很多知名厂商在这里下单造整车，有1000个零部件厂，他的成本、效益、技术各方面都比较好，所以全国汽车从去年10%的增长率，到今年六七月份的1%、2%的增长率，而我们重庆的汽车还能有百分之十七八的增长，跟集群竞争力有关。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举这三个例子，表示改革、开放、创新形成的混合动力是我们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最强大的动力。一路一带、长江经济带又为中国内陆走向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在座的亚布力的企业家和全国各地的企业家，我们真诚地欢迎大家到重庆来发展，利用X中央国务院给我们赋予的空间和动力更好的发展，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尤需防风险
（2015年）
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央提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宏观调控举措。我理解，经济发展由10%以上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这是新常态的显著标志之一。大家要明白，我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增长”是前提，而“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又是“稳增长”的手段。没有这四个手段，发展动力就会缺失，“稳增长”就稳不住了。
比如抓改革，去年我们搞基础设施领域的PPP改革，吸引了1300亿元的国内外资金；搞国有企业集团五个路径改革，吸引了1000亿元资金。这样，就吸引了2300亿元。去年重庆经济发展那么快，基础设施照样上，政府性债务又削减了1000 亿元，风险更加可控，这就是改革的动力。
又如抓开放，重庆这些年着力抓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以大通道、大通关、大平台为依托，特别是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形成了江北国际机场空港、寸滩水港、团结村铁路枢纽站三个国家级一类口岸，在旁边配置了三个保税区。这样，使得我们的进出口总额从原来的60多亿美元变成了955亿美元，六年时间翻了四番，这也是一个巨大动力。再如调结构，重庆本来是老工业基地，“傻大黑粗”的东西很多。通过近年来的持续努力，我们形成了电子信息和汽车等战略性支柱产业。去年全市工业总产值2万亿元，电子信息和汽车各占5000亿元，都分别增长了20%，其他支柱产业都增长了10%。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着重抓了产业集群，汽车产业方面，我们集聚了国内外10个品牌商，同时形成了10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电子信息产业方面，我们集聚了10多个品牌商和代工商，零部件企业有860多家。还有重庆的服务业，去年金融业和新型服务贸易增长快于一般服务业，这也是调结构的一个体现。总之，没有调结构，稳增长也是一句空话，调结构也是一种动力。
还有惠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动力。这些年， 重庆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五有”目标和生态环保等民生支出占比一直保持在50%以上，持续实施了22件民生实事，今年还将按照重点民生实事滚动实施机制的要求，重点办好25件民生实事，这不但可以解决一大批群众反映急迫的问题，也会通过惠民生扩内需，促进消费升级，为经
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那么防风险呢？虽然重庆经济近年来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但仍然要时时敲响防风险的警钟。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以及产能过剩风险等。
比方说防金融风险，宏观上就是要把握好融资结构。应大幅提高工商企业面向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规范和约束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行为。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70%、80%的资金都靠银行贷款，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金融有问题，搞得不活。一个地方的信托、租赁、小贷、抵押、担保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得不到发展，高利贷、典当行、“老鼠会”等就会盛行，容易导致金融“三乱”。当然，如果一个地方50%、60% 的融资都是靠利息比银行高几个点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又会导致这个地方企业融资成本整体很高。要更好地解决融资问题，关键是要努力推动直接融资市场、直接金融市场，通过股票市场、银行间市场、企业债券等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去年，重庆市政府帮助企业筹集到一千四五百亿元的低利息、低成本的资金， 都是从资本市场上来的，是直接融资。今年，我们提出新增6000亿元融资，要做到25%来自直接融资市场、45%来自银行、30%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前，我 们的直接融资大体只有10%左右，希望通过加大直接融资的力度，能够形成银行、直接融资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45：30：25的融资比例。
经济生活中，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产能过剩的风险，我恰恰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风险。本质上讲，市场经济通过充分竞争才能有效益，这就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但产能过剩也有个度的问题。比方说，一个企业研究开发出一个新产品，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先做的人一马当先，独占鳌头，获得效益最大化，这就是创新驱动的魅力所在。旁边人看到先行者效益很高，群起而上都去模仿，之后逐渐会达到供求平衡。供求平衡了还要竞争，就会有个后来者居上的概念。后来者本事比你大，人才结构比你好，资本更密集，就会把老企业淘汰出局。这时候， 市场就会产生过剩。
产能过剩有个经济学逻辑：如果行业过剩10%~20%的时候，会产生优胜劣汰， 属于良性竞争；一旦过剩超过20%，比如全行业过剩30%、40%甚至50%，几乎所有企业都会泥沙俱下，大家通通赔本，形成行业性亏损。现在中国差不多有十来个行业——钢铁、电解铝、玻璃、有色金属、水泥等都是如此。比如钢铁行业， 市场每年需求6亿吨，产能却达到10亿吨，严重过剩，行业平均利润率在3%以下，
企业普遍亏损。更严重的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还会连累金融业，造成银行坏账， 增加诱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产能过剩，既是宏观经济问题，也是微观经济问题， 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概不能外，传统工业、房地产业、高科技产业、金融业都是如此，都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出现过剩。俗话说：“千做万做赔本生意别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头脑，任何一家企业都要关注自身行业产能是否过剩。
这些年，重庆经济之所以表现良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
工业方面，8年前，全国每年煤炭产量20亿吨，重庆有4000万吨。8年间，我们严格控制煤炭行业新增产能，在全国产量达到50亿吨时，我们还是4000万吨。2000年，全国钢铁产量1亿吨，重庆是600万吨，现在全国10亿吨产能，重庆仍然是600万吨。由于没有跟风而上，产能过剩行业占比较小，我们工业面临的压力就较小，效益自然就好。
一是城市建设用地。按照城镇化规律，每1万城市人口配置一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就能基本平衡。重庆主城1000万人口，城市规模也就是1000平方公里。有些城市只有50万人，却搞了100平方公里，规模过剩就容易变成鬼城、空城、死城。
二是商品住宅。一般是人均40平方米，1000万人就造4亿平方米住宅，造得再多，房子卖不掉，房产商破产，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就会连累整体经济。
三是商铺。原则上每2万元商业销售值要配备1平方米商铺。如果一个城市只有四五十亿元商业零售额，却建了100万平方米商铺，每平方米商铺零售额不到1 万元，肯定赔本。
四是写字楼。大体也是2万元GDP配一平方米的比例，不能造得太多。
五是各类贸易批发市场，包括钢材市场、建材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家具市场等。现在有的区县城，一搞批发市场，就想搞成义乌那样100万平方米、年销售额100亿元。中国毕竟只有一个义乌，从现实出发，我们举全市之力搞一个是可能的，如果每个县城搞一个，肯定过剩。
六是城市综合体。这种集百货零售、写字楼、餐饮娱乐、住宅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一个区县城奋斗三五年搞一个，是能够盈利的，如果一时兴起，搞上五六个，量变引发质变，大家就都会亏本，这样的生意做不得。
产能过剩不仅表现在传统产业、落后产能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一哄而上，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比如光伏电池，那是高科技产品， 是新兴战略产业，也是节能环保产业。但前几年，全国大干快上，产能严重过剩， 照样一年亏损几百亿元。当年，长安集团也想在重庆搞这类项目，化医集团也有投资冲动，但都被市政府压下了，回过头来看，这个决策是有先见之明的。
不管区县长还是企业家，一定要牢记赔本生意不做，过剩产能的事不做，要有基本的行业分析。经济风险的源头是产能过剩，工业、服务业的产能过剩会带动整个金融的产能过剩。同样，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也会搞得过剩，诱发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前车可鉴。这方面，没什么高端产业和落后产业之分。信托投资看似高端，搞自我循环，会遭遇过剩危机。县城里家家楼下搞小饭馆，最后没有顾客，也是全面亏损。反之，哪怕你是洗脚理发，只要与市场需求匹配，经营得当照样赚钱。总之，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才是好产业，我们搞调结构，关键就是把过剩产能压下去，把有市场、有效益、有资金流量的产业发展起来。这样，经济发展才会顺畅，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更有基础。
重庆土地交易制度创新之思考：地票制度实验与效果
（2015年）
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今年1月，中央就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等工作发布了指导意见。这是推进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近年来，重庆市按照中央赋予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要求，探索建立了地票交易制度并付诸实践，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一、地票制度设计的政策理论问题
2008年，重庆报经中央同意，成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启动了地票交易试点。我国国情，决定了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将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等集体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无疑会盘活农村建设用地存量，增加耕地数量。按照我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耕地占补平衡的要求，增加的耕地数量就可以作为国家建设用地新增的指标。这个指标除优先保障农村建设发展外，节余部分就形成了地票。按照增减挂钩政策，地票与国家下达的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具有相同功能。通过交易，获得地票者就可以在重庆市域内，申请将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农用地，征转为国有建设用地。
这一制度创新，从系统化的层面看，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论逻辑。地票制度是被异化城镇化路径的正常回归。全球城镇化的普遍规律是，城市建设用地增加，
农村建设用地相应减少，但农耕地不仅不会减少，还会有所增加。究其根源， 城市居民人均居住生活用地约100平方米，而农村则在200—300平方米左右，农村人均用地量约为城镇的2.5倍。
理论上讲，一个农村居民进城后，可节约用地150平方米左右，如果将其复垦，耕地必然增加。我国城镇化却出现了与这个普遍规律相悖的情形。2000—2011 年，全国1.33亿农民进城，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76.4%，但农村建设用地反而增加了3045万亩。耕地年均减少约1000万亩，直逼18亿亩耕地红线。出现这一问题， 其症结在于城乡二元分割的土地制度。我国法律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土地除非国家征收，不得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农民进城后，留在农村的建设用地退出渠道淤塞，城市又不得不为其匹配建设用地。这样的“两头占地”，导
致城市建设用地刚性增加，农村建设用地闲置。城市建设用地刚性增加是以减少农耕地为前提的。因而，耕地保护陷入了只减难增的局面。重庆鼓励外出务工、安居农民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自愿将闲置宅基地复垦，形成地票后到市场公开交易。这就为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农村宅基地开辟了一个制度通道。它有助于推进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为破解我国的“土地困局”提供了一条路径， 是顺应城镇化发展普遍规律的。
地票制度是产权经济学的创新实践。我国土地制度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区 别，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农民虽有使用权，但无处分权。土地产权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实行严格的用途管制，并由政府代表社会进行管理，以确保公共利益和长远发展。由于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模糊，导致出现了“人人有份、户户无权”的状况，土地产权很难“动”得起来。地票制度正是针对农村建设用地比较模糊的产权状况，进行确权分置：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将土地使用权视为一种用益物权归农民，所有权与使用权按比例获得各自收益；并将耕地复垦验收合格票据化形成的地票，交由政府设立的土地交易所组织市场交易。这样，就把农村闲置的、利用不充分的、价值很低的建设用地，通过指标化的形式，跨界转移到利用水平较高的城市区域，从而使“不动产”变成了一种“虚拟动产”，用市场之手把城乡之间连了起来，实现了农村、城市、企业等多方共赢。
地票制度是恪守“三条底线”的审慎探索。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中央反复强调，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这是检验改革成败的试金石。三条底线不能破、必须坚守，是重庆地票制度设计和实践的基本准绳。我们设置了三道“保险”： 一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规定宅基地复垦必须是农民自愿，且经集体经济组织书面同意；农村公共用地复垦必须2/3以上成员同意，不得搞强迫命令。二是科学分配收益，地票价款扣除必要成本后，按15:85的比例分配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集体经济组织虽然只获得15%的地票净收益，但还能获得复垦形成的那份耕地， 不仅不受到任何损失，还有一部分现金收益，充分保护了集体所有权。农户获得地票净收益的大头，主要是对农民退出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有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考虑。三是落实土地用途管制，规定地票的产生、使用都必须符合规划要求，复垦形成的耕地必须经过严格验收，避免了“先占后补”落空的风险，确保了守住耕地红线。
地票交易的功能作用重庆地票交易的制度设计，与国家全面深化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和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在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从探索情况看也是平稳的。过去6年，重庆累计交易地票15.26万亩，成交额307.59亿元，成交均价稳定在20万元/亩左右。在创新城乡建设用地置换模式、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显化农村土地价值、拓宽农民财产性收益渠道及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等方面，都产生了明显效果。
有利于耕地保护。地票运行按照“先造地、后用地”的程序，以复垦补充耕地作为城市建设占用耕地的硬性前置条件，体现为盘活建设用地存量，更有利于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重庆农村闲置建设用地复垦后，95%以上面积可转变为耕地，而地票使用所占耕地仅占63%左右，地票落地后平均可“节余”32%的耕 地，使得重庆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耕地数量不降反增。为避免出现“占优补劣” 现象，我们实施补充耕地等级折算、地力培肥等方式加以弥补。重庆正在细化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工程质量标准，进一步明确农用地分等定级和产能核算标准，建立地票生成与落地过程中数量和质量的对应关系，更好地保障补充耕地的数量和质量。
打通了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的渠道。地票制度设计运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原理，但突破了现行挂钩项目“拆旧区”和“建新区”在县域内点对点的挂钩方式，采用“跨区县、指标对指标”的模式，实现城乡建设用地指标远距离、大范围的空间置换。通过置换，再经过平台交易，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发挥作用， 就抹平了城乡建设用地的价值差异，显化了边远地区农村零星分散集体建设用地的资产价值，让“千里之外”的农民分享到大都市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红利。
开辟了反哺“三农”的新渠道。复垦宅基地生成的地票，扣除必要成本后， 价款按15:85的比例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这一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发挥了“以一拖三”的功效：一是增加了农民收入渠道。重庆农村户均宅基地0.7亩，通过地票交易，农户能一次性获得10万元左右的净收益，对他们而言，是一笔很大的财产性收入。复垦形成的耕地归集体所有，仍交由农民耕种，每年也有上千元的收成。二是推进新农村建设。近几年，重庆能够完成数十万户农村危旧房改造和高山生态移民扶贫搬迁，就得益于此。三是缓解“三农”融资难题。地票作为有价证券，还可用作融资质押物，并为农房贷款的资产抵押评估提供现实参照系。截至目前，重庆办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项目收益权质押贷款118.79亿元，四年增长了20多倍。
推动了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近年来，重庆累计有409万农民转户进城，
其中相当一部分自愿提出退出宅基地，成为地票的重要来源。农民每户10万元左右的地票收益，相当于进城农民工的“安家费”。有了这笔钱，他们的养老、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及家具购置等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优化了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目前，重庆已交易的地票，70%以上来源于渝东北、渝东南地区，这两个区域在全市发展中承担着生态涵养和生态保护的功能， 发展导向是引导超载人口转移，实现“面上保护、点上开发”。而地票的使用， 95%以上落在了承担人口、产业集聚功能的主城及周边地区。这种资源配置，符合“产业跟着功能定位走、人口跟着产业走、建设用地跟着人口和产业走”的区域功能开发理念，有利于推进区域发展差异化、资源利用最优化和整体功能最大化。
二、深化地票制度改革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重庆地票改革作为一种先期探索， 应当按照中央的要求，完善相关制度，持续深入推进，逐步形成常态化、制度化、法制化的做法。结合地票制度近年运行情况的分析，今后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三个方面。
优化配置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和地票指标。地票具有与国家下达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相同的功能，在两种指标并存的情况下，应该科学确定地票在供地总盘子中所占的比例，这是保障地票制度长期稳定运行的关键。地票占比太高，会影响其价值，地票占比太低，节约用地和反哺农村、农民的实际效果又不明显。为此， 重庆市规定，国家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主要满足基础性、民生性用地需求，经营性用地一般通过购买地票获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按照《重庆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考虑到人口流动带来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趋势，2020年前， 重庆将完成近20万亩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任务，每年约有3万亩，恰好与地票需求规模相当，地票制度运行是可持续的。
准确把握地票制度的适用范围。地票制度必须是城乡建设用地指标远距离、大范围置换，就近城镇化并不适用，也无任何意义。这是因为，城市近郊农村土地潜在价值本身就比较高，通过征地动迁，农民即可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没有必要搞地票交易。而远郊农村的闲置建设用地，受区位所限，开发建设机会相对
较少，土地价格很低，一旦通过地票交易，就可以突破级差地租的桎梏，充分显化其价值。重庆地票主要来源于相对偏远的渝东南、渝东北地区，也证明了这一点。目前，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已进入“试水”阶段。城市近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远郊地票交易制度若能形成有效配套，就可以让农民无论离城市较近还是远居偏远山区，都能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科学设定地票基准价格和收益分配机制。地票作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许可凭证”，其价值是通过土地交易所的市场交易过程而实现价格发现的，其价格必然会受落地区域土地供求关系的影响。我们按照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做好两方面的调控：一是地票在市场中供应量的调控，二是地票上市基准价格的调控。目前，重庆地票实行每亩17.8万元的最低交易保护价，就是参考地票生产成本、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复垦费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农民利益保护与地票落地区域的经济承受能力而制定的。下一步，我们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地票市场运行情况，适时对基准价格进行调整，既使农民权益得到有效保护，也不至于过度加重城市发展负担，从而让地票改革更健康、更可持续地向前推进。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全局性、政策性极强的复杂工程，关乎亿万农民生存根本，关乎城乡统筹发展，也涉及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的适时修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重大改革成果也需要通过法治来巩固。我们期待，理论界和实务界全面准确掌握重庆地票改革的法理逻辑、操作路径和配套制度，并提出更有利于实现改革目标的意见和建议，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五种融资性措施缓解地方债负担
（2015年）
重庆去年时债余额为5900亿元比2013年底减少了1090亿。5900亿地方债里有3200亿是一类债务，2700亿是二、三类债务。一般来讲，负债率超过1是有风险的， 重庆是77%，总体是可控的。
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必须量入为出。重庆的原则之一是，地方政府为了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而产生的债务，绝不超过GDP的20%。
处理地方债的办法，有存量和增量两种。从重庆的实践来看，主要有五种融资性的措施可以缓解地方债务增量、存量中的各种负担。
第一，债务置换。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怎么缓解债务有很多鼓励的有效措施， 比如今年出台政策，发行1万亿元债券来置换原来的存量债，这类似于市政债券， 利息低、周期长、效率高，相当于用低利贷置换高利贷，把短周期的债务变成长周期的债务。其中，重庆分到了330亿元债券，这样就可以缓解重庆到期债务的 压力。
第二，为地方发债券。重庆政府今年可以获得财政部帮重庆发行的债券200
亿元，这也缓解，了重庆的财政压力。
第三，银行支持。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为地方政府危旧房改造等项目提供低息贷款，重庆就获得了开发银行280亿元的贷款，是15年期5%利息，比商业银行要低，这也是一种支持。
第四，PPP模式（公私合营）改革。财政部提出来具体方案，地方政府在推动PPP的改革，把政府债务平台的债务转化为社会合作伙伴企业的债务。重庆去年推进了130亿元的PPP，社会参与了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样就使得这一块的债务减下来了。
第五，地方政府还可以采用其他的市场化方法，例如发行企业债券或者其他的融资措施。
2016年9月以新发展理念开创旅游发展的新境界
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新发展理念上来，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努力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这是总书记对重庆寄予的殷切期望，更是重庆推进改革发展必须
坚持的指导方针和行动指南。
旅游业是最能完整体现五大发展理念的产业之一。在大众旅游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的今天，如何把五大发展理念贯穿体现到旅游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行动的问题。我认为，找准五大发展理念与旅游的最佳结合点，对旅游业发展的脱胎换骨至为关键，是增加旅游业有效供给， 把旅游推向新境界的根本路径。
创新决定着旅游发展的高度与内涵旅游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创意，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取决于创新。旅游创新的外延非常广泛，包含了旅游产品、旅游科技、商业模式、营销方式以及服务提供方式等多种创新。随着人们文化素养、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的变化，传统旅游“吃住行游购娱”正悄然变化，人们对旅游产品供给和服务提供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适应这种变化和要求，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创新。可以说，创新成效决定了旅游发展的高度与内涵。否则，就很难实现有效的供需对接，也很难收到引人入胜的市场效果。
撇开旅游业界内部的各类创新，从政府的角度思考，促进旅游业的科学发展， 应该着力推进旅游公共政策、促进机制和公共服务的创新。以促进机制为例，旅游是一个前期投入大、收益见效慢、回报周期长的产业。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追求短平快效益的社会资本投资旅游的意愿不强。因而，过去不少地方， 由政府直接出手，包办项目策划、景区投入、营运管理等本应由市场来推动的事项，滋生了盲目投资、债务沉重、灰色交易等不少问题。创新旅游促进机制的核心，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把该由市场来做的事交给市场，同时发挥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改革旅游投融资机制， 就是有效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的连接点。我们改变过去财政直接投入的方 式，以一部分资金撬动，发起设立旅游发展引导基金，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参与， 就可以聚沙成塔，形成一股强大的推进力量。引导基金由专业化的GP团队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这样一则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避免了越位式的大包大揽和政府过度负债；二则撬动了社会和民间投资参与旅游发展；三则铲除了权钱交易的制度性土壤；四则大大提高了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可谓一举多得。重庆在实施旅游项目公私合作中，政府制定了PPP投融资项目运作的“五平衡、五原则、五不准”的游戏规则并形成制度化安排，这样不仅调谐了业主方、投资者和公众的利益关系，还规范了参与各方的行为，避免了乱象，在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兼顾了投资者的合理收益，节省了发展成本，推进了旅游相关基础设施的【联系微信*dadawk01】
建设。
协调直接关系旅游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一位哲学家曾说过：“协调，是世间的至美表达。”从旅游角度讲协调，至少包括硬件设施与
软件服务的协调，景区打造与环境生态的协调，景区直接感观与人文内涵的协调，旅游观光游憩与其他关联产业的协调，等等。旅游最核心的功能是愉悦人们的身心。任何不协调，都可能败坏人们的愉悦感。人们置身多维协调的环境中， 才会产生难以名状的畅快感。旅游品质及由此产生的效益才会得以真正显现。比如巫山神女峰，通过传世诗作留给人们美好的意象，但深处大山，交通不便，大大折损了她的旅游价值。巫山机场和郑万高铁一旦开通，神女风姿必将大放异彩。所以，立体交通体系是旅游协调发展的先决条件。随着我国高铁时代的到来，景区可及性将得到极大改善，更多景点景区必将蔚为大观。
旅游是最讲究个性化的产业。它对于提升旅游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也非常重 要。发展旅游最忌讳的是景区景点同质化、旅游商品同质化和服务方式同质化。一定范围的旅游连线，必须形成个性独特、特色互补、错位发展、协调互促的格局。近年来，重庆谋划推进大都市、大三峡、大武陵三大板块的协调联动，就较好地提升了旅游发展的整体水平和质量效益。
旅游与其他许多产业都存在接入口，接什么？怎么接？都有一个协调的问 题。硬性的“拉郎配”往往会适得其反，自愿和自然的接入融合，才会有1+1>2 的效果。比如，发展都市旅游，就必须把旅游与商业购物、时尚休闲、餐饮美食等多种元素加以自然集成，并创造出新的业态，拉长价值链条，丰富现代服务业的内涵。重庆打造“商务之都”“会展之都”“购物之都”“美食之都”“温泉之都”，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在做。
绿色事关旅游发展的成败与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旅游是名副其实的绿色产业。一方面，旅游业本身对资源能源消耗很低， 却产出很高；另一方面，绿色是旅游发展的本底，也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命门。恶俗的人造景区、“山寨”景点，使自然美景毁于一旦，人文景观无所依存，失去了绿色本底。这不仅丧失了旅游的本真，断送旅游的未来，甚至还严重破坏了人们赖以生息的生态系统。因而，促进旅游绿色发展，必须处理好景区开发与环境保护、配套建设与生态修复、产业发展与环境友好的关系，守住生态红线和环保底线，使旅游业不光利在当代，更要惠及长远。长江三峡是全球知名的旅游景区。重庆地处三峡库区腹地，肩负着保护中华民族母亲河——长江的重要使命。
如何处理好生态涵养保护与旅游发展的矛盾，需要认识、智慧、决心和行动。X的十八大以来，重庆实施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确立了渝东北、渝东南“面上保护、点上开发”的原则，加大投入，大力实施长江流域生态屏障建设，涵养库区生态，加大水环境保护力度，创建生态旅游示范区。经过不懈努力，在提升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乌江百里画廊等绝世美景的同时，还始终保持了长江干流Ⅱ类水质。两岸青山、一库碧水，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家底”。
开放拓展了旅游发展的空间与领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人类自古就有通过游历开阔视野的传统。旅游具有先天的开放属性，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旅游发展越来越呈现出跨区域开放合作的趋势。国际开放合作层面，我们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引进了美国六旗游乐园落户重庆，填补了重庆这样一个千万人口的大都市没有大型主题游乐园的空白，这无疑是有效的旅游产品供给。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跨境旅游的持续繁荣，为重庆推进跨国产业合作、技术合作和人文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近几年重庆直接利用外商投资都保持在100亿美元以上，跨国企业大量来渝布局项目。从这个角度看，旅游业的开放，配合了全市的整体对外开放。跨省区开放合作层面，重庆与四川、贵州、湖南等周边省建立了旅游合作发展机制，从市场开发、环线安排、服务共济、宣传营销等多个方面加强沟通协调，突破了行政壁垒、减少了竞争摩擦、拓展了市场空间。重庆与湖北共同打造长江三峡游品牌，使沿线景点串珠成线，游客从中得到更多的获得感。
旅游与关联产业相互开放层面，应进一步树立开放发展理念，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旅游与工业、农业、商贸、教育、文化、科技等都可以实现有机融合。比如，“旅游+农业”衍生出形式多样、风格独特的乡村旅游，在开辟旅游新空间 的同时，促进了新农村建设，还助农增收和推动扶贫开发。又如，“旅游+科技” 催生了智慧旅游，让旅游越来越“自由自在”。悄然兴起的VR虚拟现实新技术、新产品，可以创制和实现旅游的各种新体验、新感觉。旅游与多行业多领域交互式开放，必将把旅游引入一个新的境界。
共享体现出旅游发展的价值与追求李克强总理指出，旅游是“五大幸福产业之一。”幸福是人类一种多维的精神满足。旅游消费和服务的对象是人，因而， 旅游以人为本、人人共享、共创共享的价值追求直接关系人们的幸福感。这种精神层面的需求满足是旅游有别于其他产业的突出特征。因此，在旅游发展中，高
度重视并满足游客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需求，既是提高旅游发展品质的努力方向， 也是旅游有效供给的精髓，同时也是共享发展在旅游中的运用和体现。
旅游经济因其广泛跨界融合的特质，决定了其分享经济的特征。经济利益共享在旅游中体现最为充分。通过发展旅游，不仅创造大量就业新岗位，还孕育经济活动“细胞群”，并产生可观的财富共享效应。同时，旅游及相关产业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也会形成红利分享，并加固以利益为纽带的产业联结， 促进旅游与关联产业更好地融合。
总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旅游中的贯彻落实效果，决定着旅游发展的高度与内涵、质量与效益、空间与领域、成败与未来。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提高对新发展理念科学性、系统性的认识，自觉找准结合点， 在旅游发展的实际工作中认真地加以贯彻落实，推进旅游业优化升级。
黄奇帆重庆十四载功与名
（2015年10月17日）
一、扎根14载，国家发改委主任点赞重庆经验
2010年1月，黄奇帆在重庆市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当选为重庆市长。
时年58岁的黄奇帆身着黑色西装、深色领带，戴一副方镜框眼镜，笑容满面， 同身边人握手致谢。
“我热爱重庆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要像黄桷树一样扎根重庆。”黄奇帆在发言时说道。
话音落下，场上报以掌声。
那时，他从上海调到重庆工作已近9年，担任过重庆副市长，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等，还曾兼任重庆国资委X委书记、行政学院院长。
2012年后，关于黄奇帆工作岗位将要调整的传言此消彼长，但他确如上任之初时所说的那样——像重庆市树黄桷树一样扎根重庆。
2015年盛夏，有关黄奇帆将要履新国务院某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的消息一波接一波地传播着，闻风而动的媒体也纷纷梳理他在相关领域的种种言论。
外界的喧哗同他本人对此事的沉默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能否认的是，黄奇帆在重庆14年，已陪伴6任重庆市委书记。
近几年，重庆一个个经济案例，成为学界业界讨论的焦点；2003年以来始终保持在两位数、2014年跃过天津成为全国第一的GDP增速，让人们对山城里的故事充满好奇。
2015年10月10日、11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一行到重庆调研。
徐在座谈会上提到，今年上半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幅全国第一，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形势、趋势良好，干部精神状态好，城市面貌变化大，社会和谐稳定。
“这次调研，意在梳理、总结重庆的经验，同时认真研究重庆提出的意见建议，继续支持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徐绍史表示。
“重庆经验”一说，再次引发舆论热议。
重庆发展异军突起，其后的经济操盘手黄奇帆亦备受瞩目。
2013年，黄奇帆参与起草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又入选中央宣讲团成员，是其中仅有的两名地方主官之一。这一殊荣也被外界解读为中央对重庆改革
探索认可的佐证。
电子脑壳、黄大嘴、重庆CEO、资本市长、学者官员、技术官僚……都是媒体用来描述黄奇帆的名词。
但要说好黄奇帆在重庆的故事，不能绕开他早年在上海的经历。
他曾在上海焦化厂工作，1980年代前期进入上海市经委，1990年代前期参与浦东开发，当过开发办公室副主任、管委会副主任，后来升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还担任过市经委主任。
他学历不突出，但学习能力极强，将知识转化为执行力的能力更甚。
上海的工作，尤其是参与浦东开发的经历，给了黄奇帆学识的积淀、视野的拓展，而重庆则是他更大的挥舞泼墨之地。
2001年10月，黄奇帆溯长江而上，来到中国最大的内陆城市——重庆任职。借由重庆副市长的职务，黄奇帆跻身副部级序列，并在7个月后成为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
为什么是黄奇帆？
问题的答案似乎可从黄奇帆的履历中找寻一二。
1997年2月2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时特别指出：“设立重庆直辖市，是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次月，时任国务委员李贵鲜向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一步阐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意义，其中就包括有利于充分发挥重庆的区位优势、“龙头”作用、“窗口”作用和辐射作用。
到2001年，重庆直辖已4年。亚洲金融危机余威犹在，重庆经济和社会面临着挑战。
按照《商业周刊》的描述，当时，重庆国有银行坏账率35%，在全国“名列前茅”；五大国有金融机构——重庆商业银行、西南证券公司、重庆投资信托公司、三峡银行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均超过50%，面临倒闭；重庆教育水平在中国西部位居落后之列；地势崎岖，道路桥梁等基础建设落后，城乡差别悬殊。
此外，重庆市地方财政收入在2000年刚过100亿元，很多事情政府“想做但没有财力做”。
要让重庆继续发挥龙头作用和辐射作用，就必须要改革，要重振重庆经济。彼时，49岁的黄奇帆已经在黄浦江畔有了不凡的表现。
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市长候选人发表演讲。演讲的最后，他提到了浦东开发：“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
几天后，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市长朱镕基都在研讨会上发表了讲话，向世界传递出开发浦东的信息。朱镕基更是多次在浦东召开现场会议，实地考察，同时积极地向X中央和国
务院争取，为浦东开发造势。
1990年6月，黄奇帆出任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1月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是深度参与浦东开发的主要人物之一。
浦东开发高速起步，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60亿元到1993年的164亿，年均增长速度21%。从1990年到1993年11月，外商投资项目1522个。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形容，浦东是香港之外的“另一个经济奇迹”。
1994年9月，黄奇帆担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是年，此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调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黄奇帆亦在当年10月借调中央办公厅工作，次年5月才返回上海。
1996年3月至1998年4月间，黄奇帆同时担任上海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体改委副主任。
其间，他一手操作了上海本地股重组工作，创造性地推出了“净壳”概念， 被媒体称为“上海模式”。
在上海，黄奇帆不仅获得了开放和创新的思维，更获得了操刀经济、改革体制的实践经验。
一位上海当地知情人士向澎湃新闻透露，上世纪末，黄奇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课程班学习时，其对经济问题的熟悉程度，早已远超一些任课教师。
初到重庆，黄奇帆主管金融、财政、工业等领域工作。
一位熟悉黄奇帆的重庆资深媒体人向澎湃新闻回忆，上任之初，黄奇帆在一次会上提出，重庆的地方财政收入要在若干年后到300亿、若干年后破千亿时， 底下的人都在笑，笑他不切实际、痴人做梦。
黄奇帆有自己的计划。
不过，作为“空降”干部的他，首先要获得重庆市干部群众的认可。
重庆市委X校教授苏伟对澎湃新闻形容，黄奇帆上任时的“三板斧”，为他解决了这一问题。
“第一板斧”便是处理重庆城区的烂尾楼。
“重庆的烂尾楼问题一拖几年，政府束手无策，商圈闹市区都有‘鬼楼’。” 苏伟说。
2001年前后，重庆主城区烂尾楼总投资达数十亿元，涉及拆迁户数千户、银行贷款30多亿元。黄奇帆多次提醒民营企业家：“烂尾楼里有黄金”，但始终没有人敢去接盘。
在此背景下，重庆市政府决定直接操刀处置，第一刀指向紧邻市中心解放碑的地铁花园中心。
《重庆商报》记者胡顺涛在其供职的媒体上这样写道：“这个投资3亿元的 项目，银行贷款1.7亿，1300户老百姓的集资款1.2亿。征地、动迁、打桩、造楼， 楼还没盖好，开发商的钱却用光了。这时，银行害怕损失就赶紧封账，而老百姓看集资项目前景无望就频频上访。各方都陷入了僵局。”
等不来民营资本，于是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城投公司”）接盘，盘活了这栋楼盘，保证了购房者和银行的利益。
此举让民营企业家开始看到烂尾楼里真有“黄金”。
胡顺涛写道，从2003年开始，不仅仅是重庆本地民营企业，包括美国摩根财团、上海上投投资管理公司、深圳茂业百货等海内外投资者开始“争食”重庆的烂尾楼。
至2004年，重庆烂尾楼彻底得以解决。 “第二板斧”是改革重庆路桥收费方式。
过去，重庆以招商引资的方式，在市内建了数座过江大桥、山洞隧道，同时， 在桥上和进入山洞隧道前，设立收费站，收费还贷。
重庆市政府秘书长欧顺清曾在2009年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02年，重庆主城区共有收费大桥7座，收费公路21条，收费隧道1座，收费站50个。
“我们对4000多辆机动车进行了调查，平均每辆车每年路桥费要花大约4000 元，市民对于路桥收费改革的呼声强烈。”欧顺清说。
于是，2002年，重庆市取消了主城区所有收费路桥的单独收费和除高速公路以外的所有收费站，实行年票制，并确定小型车收费标准为每年2000元。
在内环高速公路全面建成通车后，重庆又将内环高速和210国道（俗称机场高速）纳入了年票，小型车的年票变成了2300元。
统一收取的年费，再用以支付租赁费、维护费和贷款利息等。
重庆市政府参事王崇举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认为，路桥收费的改革是黄奇帆到重庆任职后做得比较漂亮的事情之一。
“改革后的收费做到了司机交费比原来少，但是重庆市路桥费的总收费由于车辆数的增加，不减反增。”王崇举说，实践证明这项举措大大增加了重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能力。
土地储备和地票交易“第三板斧”则是改革土地资源管理制度。 黄奇帆“把玩”土地的技能，十分突出。
2002年以前，重庆市政府手中的储备土地几乎归零，政府要用地，要跟开发商去买地。
“我刚到重庆的时候，主城区90%的土地都是采取协议转让。”黄奇帆曾在
《中国国土资源报》上撰文称，“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发商拥有土地动辄几千亩，在渝北、江北和城乡接合部，土地十几、二十万一亩，全（卖）出去了。”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2002年，重庆市建立了土地整治储备中心，对全市土地市场进行宏观调控。
通过推行土地储备体系，重庆市将土地一级市场的经营权上收，并通过政府特许经营的方式，由重庆市地产集团等经营。
在征收土地后，土地储备公司投入资金进行拆迁安置或置换搬迁，并投入资金搞土地整治，完成“七通一平”后，将可以直接使用的“熟地”移交给当地土地出让中心挂牌。
“多卖熟地，少供生地，不卖毛地”是黄奇帆为重庆土地管理制定的五项原则之一。
所谓“毛地”，就是农民和居民还没有动迁的土地；所谓“生地”，就是已征了地但还没有“七通一平”的土地。
苏伟对澎湃新闻分析，过去简单的卖地，土地的增值利益主要在房产商，经过重庆市地产集团等进行一级开发后，增值利益很大一部分到了政府。
经过一级开发后，土地升值，政府在土地交易中获得远超开发成本的出让金。
这些出让金，也为重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然而，这一举措断了不少人的财路。
苏伟笑着说，黄奇帆当时甚至要求想办法取消已经签订的土地交易合同， “估计当时有很多老板想要他的脑袋。”
黄奇帆还提出了“一步到位储备，细水长流使用”，“土地储备是有技巧的， 必须在城市起飞阶段一次性完成，然后细水长流。”
按照他的要求，重庆在2002年一次性储备了主城40多万亩土地，之后20年内每年只开发5%，即2万亩左右。
在土地资源的开发上，黄奇帆显得十分强势。
记者邓全伦曾在《时代周报》上讲述了重庆江北嘴和广阳岛开发的故事。 江北嘴是重庆城投公司的储备地，储备土地7000亩，其中2500亩用于公共设
施、道路交通等，真正可卖土地是4000多亩，收益是360亿元。
江北嘴于2005年开始开发，征地动迁花了100亿元，“七通一平”花了30亿元， 这130亿元全是银行融资，利息几年时间滚成了40亿元。
360亿里扣除上述170亿的成本，还有190亿盈余：要缴20多亿的税，再投资20 多亿修建重庆大剧院、科技馆；上缴重庆市政府100亿元，用于修建五座桥—— 菜园坝大桥、朝天门大桥、长江二桥等。
还剩下30多亿元，则作为资本金，用于启动广阳岛项目。
广阳岛拥有1万亩地，早年被所在地南岸区政府以15亿元左右转让给了大连海昌集团，海昌承诺将该岛整体开发，结果四五年只象征性地投了一两个亿，后在黄奇帆强力介入下将该地于2010年收回，交由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开发投资公司整体开发。
2008年12月4日，重庆推出了全国首创的地票交易制度。
按黄奇帆自己的说法，地票，实际上就是土地的用地指标。
简言之，农民自愿将闲置宅基地等复垦，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指标，再以票据的形式通过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拍卖，事实上是为重庆国土部门腾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可用以交易的农村建设用地主要有三块：宅基地、已经废弃的乡镇企业和闲置不用的公共场所。
“农民在外边务工十年，已经不回老家，老家的房子即使卖掉，也只能卖两三万，但是把房子拆了，复垦为耕地，地票倒能卖十几二十万。”黄奇帆认为，
“这个过程是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的过程，有助于农民致富的过程。”
地票制度，不仅加速了城乡统筹进程，还打破了城市扩张与耕地减少之间的必然联系。
在黄奇帆看来，这是一举多得。
与地票制度相关联的是2010年开始施行的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涉及的“农转非”问题。
对此，黄奇帆有一套“穿衣服、脱衣服”理论。
他解释，城镇户口捆绑了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五件衣服”，农村户口则捆绑了宅基地、林地、承包地“三件衣服”。“重庆户改，不是简单地要求农民这边进城，那边就要‘脱衣服’，而是要在给他们穿上城里的‘五件衣服’时，先不脱掉农村的‘三件衣服’。”黄奇帆说。
如邓全伦在报道中指出的那样，在经济下行时期，重庆土地储备模式并非没有受到挑战。
他写道，重庆国资委一位官员感慨：“我以前也认为土地出让不能持续，2008 年上半年也确实出现了卖地难。但是信贷放水了，我们才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地票制度引起的争议更大。
例如复垦的落实、溢价的分配，在操作中是否违背农民的自愿原则和对农民权益保护不力等问题，都一度被关注。
重庆市政府在2010年9月曾出台文件，严令地票收入必须全部反哺三农，其 中85%归农民个人，15%归村集体，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农民社会福利。但仍有退地农民向媒体抱怨“获得的补偿款远没达到规定的标准”。
重庆的土地资源管理制度，不难在多年前的上海找到影子。
在浦东开发办公室工作时，黄奇帆曾分管政策和体制研究、规划等，浦东新区管委会组建后，他分管新区规划、计划、土地、房产、财政、税收等。
那时，黄奇帆已形成了对土地资源综合开发与管理的详尽思路。
1994年，黄奇帆曾在《浦东开发杂志》上发表文章《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发展战略》。
黄奇帆在文章中写道，3年多来，由于实施了对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与管理， 浦东开发每年滚出了几个亿的资金。
黄奇帆当时总结了土地资源管理开发的五条办法，包括实行土地预征；国家投资成片开发，控制土地一级市场；按规划带项目批土地等。
“所谓预征，就是不改变其使用权和使用性质，把这部分土地由农村集体的所有权和管理权转化为国家所有、国家管理。”黄奇帆写道，这种做法能有效地控制征地费用的上涨，有力降低开发成本，使开发建设带来的部分土地级差增值效益能留在国家手中。
控制土地一级市场的做法，与如今重庆的开发模式更是如出一辙。 “国家以财政资金投入国资开发公司，并把成片土地批租出让给这些开发公
司。由这些国资公司组建合资企业或股份制企业，进行‘七通一平’建设，然后再转让。”
被授予土地储备职能的重庆市政府旗下八大投融资平台，承担了上文中国资开发公司一模一样的工作。
事实上，被黄奇帆从上海“搬到”重庆，再加以本地化改造的不仅有管理土地资源的模式，还有对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开放的理念。
黄奇帆将重庆框定在一个上海式的崛起逻辑中，“重庆是十年前的上海”是他在各种场合频频提到的一句话。
重庆的经济数据，也常被黄奇帆拿来与上海的数据相较。 “上海对重庆市最大的支援是送去了黄奇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组
成员之一、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曾这样评价道。
二、主导国企重组刀刀见血，上市成“吸金王”
2001年10月，黄奇帆溯长江而上，来到中国最大的内陆城市——重庆任职。此前，他已经在上海工作和学习了33年，从焦炉厂的工人、副厂长，进入上
海市经委，上世纪90年代前期参与浦东开发，后来升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还担任过市经委主任。
借由重庆副市长的职务，黄奇帆跻身副部级序列，并在7个月后成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2009年11月，黄奇帆出任代理市长，次年1月去代为正。
重庆又名雾都。这座城市一年中几乎有一半的日子有雾，大雾起时，江岸、山色皆隐遁其中，人们只能感觉到呼吸的湿润和几十米开外依稀的人影。
透过朦胧的雾，黄奇帆仍然摸到了重庆资本市场跳跃的脉搏。这正是他擅长的领域。
适应重庆的新职务后，黄奇帆的雄心便再难掩盖。
2015年10月10日、11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赴重庆调研，对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形势、趋势”都给予了“良好”的肯定，并提到要“梳理、总结重庆的经验”。
而在徐绍史此行的调研内容——“一带一路”、经济结构调整及企业转型升级中，这位63岁的重庆市长都有不少故事值得一说。
2001年，黄奇帆刚接到任命，还没到重庆时，接到了一个电话。
重庆市委X校教授苏伟对澎湃新闻讲述，电话来自乌江电力的意向收购方， 黄奇帆在电话里要求，对方需在议定的价格上再加一笔钱。
上市公司重庆乌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出售，让黄奇帆感到心痛。他知道， 上市公司的“壳”对于重庆的价值。
《决策》杂志记者杨敏曾写道，当时有两件事对重庆高层震动很大：
2002年9月，广州凯得控股入主的乌江电力办公地址迁往广州，10月10日，公司名称更名为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证券简称也由“乌江电力”更名为“科学城”。
几乎在同时，华亚纸业（000402）在北京金融街建设集团入主之后，公司迁至北京，公司证券简称也更名为“金融街”，主业也变更为房地产和物业管理。重庆的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从国企改制而来，加之上市公司集中分布于支柱
产业和传统产业，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市场空间也相对饱和。很多公司在上市两三年后就出现连续亏损。
2002年前后，重庆板块深陷泥淖，西南合成、渝三峡、重庆东源、渝开发、民丰农化等公司纷纷面临退市或ST风险。此时，重庆上市公司已经有三分之一被来自外地的公司重组，这些公司的主业淡出重庆，但是债务却在当地银行不断累积。
壳资源的旁落之痛，使得重庆市政府不得不下决心“救市”。
2003年上半年，在黄奇帆的推动下，重庆成立了上市公司重组领导小组和上市公司重组办，黄奇帆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杨敏总结，黄奇帆把上海净壳重组的模式移植到重庆，从2002年的渝开发、2003年的西南合成，到2004年的民丰农化重组、2005年解决ST重实破产危机，共性均是先债务重组后资产置换。
重组是黄奇帆的一种哲学。他相信，世界是可以重组的。
他说，这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观，也是一种方法论。“重组引导我们摆脱困境，帮助我们抓住机遇，推动我们更好更快地发展。”
为了让重组思路更清晰，黄奇帆将之形容为“龙虾三吃”——增资扩股、债务重组、引资上市。
“龙虾三吃”，对于重庆金融机构走出困境，发挥了极大作用。
重庆商业银行、西南证券公司、重庆投资信托公司、三峡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在重组前，清一色的都有50%以上的不良资产。重组，让这些机构获得了“重生”。
重庆银行的重组，是其中的突出案例。
黄奇帆说，重庆银行的重组“刀刀见血”。2003年的重庆银行，149亿元的总资产背负了33.1亿元的不良贷款和6.1亿元的非信贷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合计达到39.2亿元，不良贷款占比高达42.5％。
2004年年中，重庆银行接到了银监会的黄牌警告：再不整改即将被吊销执照。
《重庆日报》记者曾立详细撰述了重庆银行重组的过程。第一步：发行新股，扩充资本金。
按惯例，对困难企业应先实施债务重组，剥离不良资产，待企业财务指标改善后，第二步才是增资扩股，吸引新老股东认购新股，扩充资本金。不这样做， 有谁肯为一家前景不明的企业投入真金白银？
然而在黄奇帆看来，先剥离不良资产再增资扩股，无异于先手术后输血，看似“市场惯例”，却有可能造成“病人”在手术中的休克甚至死亡，风险极大。
说服投资者出巨资认购新股，成为“一吃龙虾”的关键。
清晰的重组思路、对重庆银行光明前景的精心勾画，逐渐打动了投资者。 3个月后，重庆银行成功募集资本金12.14亿元，资本总额从2.55亿元扩充至
亿元，资本金在国内城市商业银行中的排位一跃成为西部第一、全国第六。第二步：资产重组。
渝富公司在第二步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具体而言，就是将重庆银行的部分不良资产先“搬”到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公司”）这个平台上，优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使其轻装上阵。
第三步：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
2006年10月，重庆银行向世界各地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发出“英雄帖”。“招股书”发出不久，有20多家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表达了投资意向。最终，
重庆银行将目光锁定在定位相近、零售银行业务突出的香港大新银行。
香港大新银行以每股2.02元的价格，购买了重庆银行17%的股份，渝富公司也因此获得了4亿元的溢价收益。
故事听起来一气呵成，当年却有些惊心动魄。
2013年11月6日，随着香港联交所一声锣响，重庆银行成为第一家在港上市 的内地城商行。此次上市集资所得净额约38亿港元，被香港媒体称为“吸金王”。
“龙虾三吃”的故事，让重庆市政府参事王崇举对黄奇帆又多了几分赞许。“这个案例的关键在于‘三吃’，就是在考虑一件事情的时候如何做到一箭
三雕，甚至更多，这是一种复合型的思维能力。”
王崇举向澎湃新闻分析，任何经济行为都是有利有弊的。如果能够充分地考虑利，又能够充分地考虑弊，然后在规避经济行为产生的弊端同时能放大利益， 这就是一个好的经济行为决策。
“‘龙虾三吃’实际上就是最大限度地放大这个经济行为的利。”王崇举说。
重庆的国资军团组成了黄奇帆口中的“第三财政”。
渝富公司和重庆市政府旗下八大投融资平台（以下简称重庆“八大投”）， 是其中的中坚，也是黄奇帆重庆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黄奇帆说，我从来都是把重庆的财政一分为三，预算内的财政“保吃饭”， 包括政府机关运行经费、社会养老、医疗保障体系等；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保建设，如修路、修桥等基础设施；第三财政就是国有资产预算。
渝富公司，全称叫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就是那个吃“龙虾” 的工具。
曾经担任重庆市国资委主任的崔坚讲过一个“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的小故事，也就是渝富公司的由来。
“2004年的一天晚上，黄（奇帆副）市长电话来了，叫我到他家里去。去了以后，几乎是没头没脑地就问我一句话，国有企业改革重组该怎么搞？你说说你的想法。我当时思想准备也没有，认识深度其实也很肤浅，我大概说了很多，包括领导班子的改革。黄市长当时给我说：请你记住，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地和上天。”
黄奇帆之前就有了一个新思路，他向时任重庆市长王鸿举作了汇报，并和几个副市长作了商量，大家都支持他。
黄奇帆的新思路，就是要引进一个第三方力量来支撑重庆的金融和国有企业改革。
“然后，黄市长跟我说这个资本金怎么来，怎么运作等等，交代了很多。离开黄市长家的时候我一看表，凌晨1点。回去以后压力很大，睡不好。迷迷糊糊 中，电话又响了，我一看早上六点。黄市长跟我说，你起来了没有？我说起来了。他说你想好没有怎么弄？我说反正我会抓紧。他说你也不用抓紧了，我给你3天 时间，你去给我找10个亿的资本金，同时把这个企业给我注册好。他说如果你完不成任务就把任务还给我，没关系，我自己来做。”
“黄市长又紧接着跟我们讨论，说要起什么名字，最好土一点。我想了半天， 叫富渝吧，富渝比较土。黄市长说，对，就叫渝富。”
这就是“渝富”诞生的故事。
渝富公司是对所有的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民间企业债务进行重组的一个杠杆性工具。这家公司不负所望地让重庆的金融机构“涅槃重生”，自身也得以壮大扩容。
2004年，渝富公司起步资金10亿元，到2010年增加到了400亿资本金，资产负债率在40%以内。
渝富公司本身，成为重庆商业银行、西南证券、重庆实业、重庆东源、重庆普天等大型企业的控股股东，完成了国有企业数百亿元各种不良资产的处置，为数十户国有企业的破产周转、土地置换和改革发展提供了数十亿元周转资金。
2015年3月末，渝富集团股权投资企业已经达到了44家。
在帮助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和代表政府进行战略投资的同时，渝富公司形成了一个集证券、保险、银行、担保、租赁为一体的公司，金融控股呼之欲出。
这是黄奇帆想要的重庆“淡马锡模式”。
他还多次表示，作为地方融资平台的重庆“八大投”中将有4家转型为淡马锡式的投资公司。
黄奇帆以重组的方式救活了不少国有企业，与此同时，他的重庆“八大投” 逐渐承担起为财政托底的重任。
2002年开始，重庆采取“五大注资”方式，即国债注资、土地储备收益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等，陆续组建和发展壮大了重庆“八大
投”。
所谓重庆“八大投”，指的是分担重庆市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事业投资运营的八家国有企业。
这八个涵盖重庆交通、水务、土地整理和城市建设等领域的主要投融资平台， 最初指的是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经过重组、更名等变动后，如今的重庆“八大投”成了一个笼统而非具体的指代。它们由政府拥有、授权经营，是重庆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公共领域重大项目重要的投融资平台。
《重庆日报》在报道中不无夸耀地评价，在重庆，几乎所有的民生工程，都能看到国有企业的身影。所有的路桥建设和城市配套设施均由重庆国企来全权承担，就连西永保税区和寸滩保税港区的园区建设和运营，也有重庆国企的积极参与。
上述报道还发表了一组数据：2005至2011年，重庆国企累计上交760亿元土地转让收益和60亿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累计向全市重大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超过3000亿元。
重庆“八大投”在其中贡献巨大。
渝蓉高速公路重庆段的建设算是一个典型案例。
渝蓉高速公路四川段采用的是BOT建设模式，由深圳一家民营企业中标；重庆段则主要由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4月由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更名而来）投资建设。
渝蓉高速公路四川段烂尾至今，重庆段则已于2013年12月如期建成通车。有网友甚至据此认为国企建高速比私企更靠谱。
更为罕见的是，在担任副市长以及市长期间，黄奇帆曾兼任重庆国资委X委书记长达8年时间。
在苏伟看来，“重庆国资委是省级国资委中最牛的，既管事又管人。” “黄奇帆到国资委兼职是为防止国企的跑官卖官现象。他曾向下属解释，一
个市级领导推荐的干部你们扛不住，只有我扛得住。”苏伟说。强大的国有资本，意味着强政府。
黄奇帆面临的争议，有一部分来自外界对重庆经济“国进民退”的质疑。 黄奇帆则解释，“市场信号不足的领域，重庆通过国有企业先投先试。” “组建‘八大投’是必要的，它绝不是要搞垄断，不肯将蛋糕分配给非公经
济，而是市场信号没到位，非公经济暂时又不愿干，但事情又需要干，就只能时间换空间，政府通过平台公司举债，把事情做起来。”黄奇帆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这样说。
擅长资本运作的黄奇帆，即便在主管的教育领域，也要加点资本的佐料。 曾经担任重庆工商大学校长的王崇举认为，黄奇帆主管教育的时候，重庆教
育行业“很幸福”，“因为这位常务副市长‘又管钱，又管人’”。
黄奇帆曾经在重庆工商大学教学质量评估会上承诺，扩招以后的生均投入追平到扩招前的水平。
要实现这一承诺，对于当时拥有3万学生的重庆工商大学而言，就要追加近亿的投入。
黄奇帆的办法是，学校主体搬到新校区后，老校区的部分土地性质由原先行政划拨的教育用地变为“综合出让地”。
“综合出让地的地价是行政划拨用地的‘若干倍’，这块地皮从行政划拨变为综合出让地以后，产权仍然属于学校，学校就可以‘平地生钱’。”王崇举说。
当时，凡是有老校区的高校基本都得到了这个政策的支持。
王崇举回忆，重庆工商大学有一块老校区的地皮，当年征地时的价格是80万元一亩，有了这个政策，4年后学校以850万一亩的价格出让了这块地，相当于一块地10倍的收益。
同时，黄奇帆用他的重庆“八大投”平台，在重庆大学城集中征地建学校， “每亩地7万元，不足的资金则用老校区高价出让的综合用地款来弥补。”
“黄市长是用自己的经济头脑来支持重庆教育发展的。”王崇举评价。
截至2006年年底，重庆市共清偿了19.65亿元“普九”债务。之后，重庆市又偿还2002年以后形成的“普九”债务8亿元，累计偿还总额达28亿元。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偿还“普九”欠债的省份。
黄奇帆曾不止在一个场合透露过重庆实现教育投入占地方GDP比重4%目标的秘诀：第一，预算内财政的20%足额拨付给教育，预算外财政同比例投入教育。第二，预算和决算同比例投入教育，也就是说，决算的增量部分要同比例投入教
育。第三，中央决算超收部分分配到地方时，确保20%投入教育。 “实际上我们就盯着三个比例：预算内和预算外、预算和决算、地方决算和
中央决算。只要按比例给教育，4%这个比例一定能保证。”黄奇帆说。
重庆因为在完善教育投融资体制、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助力民办教育等方面的成绩，受到中央肯定，一度收获“重庆教育现象”的评价。
“渝新欧铁路，一把幸运钥匙”。
今年8月7日，《人民日报》以此为题，在第三版刊载了德国杜伊斯堡市经济促进局局长拉尔夫·莫伊雷尔的演说稿。
“渝新欧是‘一带一路’的一个标志，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把幸运的钥匙， 它有潜力进一步让杜伊斯堡成为德中贸易关系的中心。通过这条驶往杜伊斯堡的线路，货物可以快速、安全、便宜地到达欧洲的心脏。”拉尔夫·莫伊雷尔说。
渝新欧也是重庆的幸运钥匙。
借由这条全长11179公里的国际铁路联运通道，重庆站在了开放前沿，无可争议地成为内陆开放高地。
已实现常态化运行的渝新欧班列采用“五定模式”（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运行时间比长江水运至上海再海运至欧洲节约近30天，比渝深铁海联运至欧洲节约近20天。运行成本为空运的五分之一。
重庆市经信委统计的数据显示，渝新欧自2011年1月28日正式开通以来，截至2014年年底，已开行233班（含16班中亚班列），进出口贸易额68亿美元，占整个经阿拉山口出入境中欧班列的80%以上。
渝新欧开通的起源，却要从重庆引进惠普等笔记本电脑生产巨头、打造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说起。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工业萧条，黄奇帆选择将重庆经济新增长点押在当地的空白产业笔记本电脑上。
“我们想吸引惠普等企业到重庆来，人家凭什么会来？我向惠普的高管阐述了三个概念。”黄奇帆曾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讲述。
“第一个概念，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将翻番，新增的产量应布局在重庆。2008 年的时候，全球笔记本电脑年产量为1.6亿台，预计3年内，将增长到3亿台，我们希望其中1亿台在重庆制造。你们原来在沿海有生产基地，我不挖墙脚。但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等各方面的成本都上涨，重庆则成本更低。如果惠普想要保持
高增长，继续做世界第一，增量部分，就应该拿到重庆来生产。”
对于惠普方面担忧零部件要从其他地方运来，运输时间长、物流成本高的顾虑，黄奇帆抛出了第二个概念：“重庆承诺吸引零部件厂商到重庆来。如果3年 内不能做到80%的零部件在重庆本地生产配套，导致企业的成本增加，重庆包赔。”
然而，如果笔记本产量不能做到上规模，黄奇帆“零部件本地配套”的承诺将无法实现。
一本产业账，黄奇帆心里的算盘噼里啪啦，早就算得清清爽爽。 “事实上，我们早都想过了，如果转移来500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产能，零部
件厂商自然就会跟过来。”
从2009年开始，惠普、宏碁、华硕“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先后落户重庆，其后富士康等六家台湾代工企业及300多家零部件企业落户重庆。
剩下就是解决产品如何运出去的问题。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第二跑道的设计长度原本是3200米，不能满足波音747-400 全货机不经停地飞往欧美地区的满载运行。
由于惠普项目产品的航运需要，重庆市方面经专家论证、上报审批等，最终将跑道设计长度改成3600米。
另一个解决办法，黄奇帆和同事们想到了重庆直通欧洲的铁路。2010年8月，也就是惠普落户重庆一年之后，黄奇帆带队赴北京。
北京之行，重庆市正式向海关总署、原铁道部提出开行渝新欧五定班列的请求。
“重庆方面找到中国铁路及海关部门的领导，他们都很支持。而且帮助协调， 把沿线各国的铁路、海关部门请来，开会商议，协调解决存在的所有问题。”黄奇帆说。
2011年1月，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正式开通。
2014年3月，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欧。在德国西部城市杜伊斯堡， 他见证了由中国重庆始发的渝新欧班列满载着货物缓缓驶入。他表示，两国应该加强合作，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在水利部定点扶贫暨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上的致辞
（2016年2月18日）
春节假期刚刚结束，水利部就召集国务院扶贫办、国开行和河北、安徽、江西、甘肃、青海五省同志来重庆专题召开定点扶贫暨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研究部署新一轮水利扶贫，这是助推脱贫攻坚战的务实之举，展现了雷厉风行的为民作风。在此，我谨代表XXX书记，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水是生命之源，发展之要，加快水利设施建设，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基本条件。重庆扼守两江，水资源丰富，但过去受制于水利设施的欠帐，工程性缺水，结构性缺水矛盾突出，因水受困、因水致贫现象严重， 水利供给不足，成为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短版。直辖以来，我们下决心破解水利基础设施瓶颈，在水利部的支持下，创新水利投融资体制机制，组建水投集团和水务公司两大投融资平台，这两大投融资平台，都是我们在2003年、2004 年的时候相继建起来的，统筹运用财政资金、社会融资、土地储备开发补偿、税收优惠等多种资源，加快推进重点水利项目建设。同时，积极引入国内外优质企业、优质资源，探索水利基础设施PPP投融资模式，推进中法供水公司混合所有制试点。18年间，重庆水利发生巨大变化。全市水利投资由2000年初每年10多亿投资增加到去年的219亿元的投资。“十二五”累计完成投资超过1000亿元，比之前十多年的投资总和还要多一半，一大批重大水利设施和水环境保护工程建成投用，基本解决了城乡居民饮水安全问题，工商产业用水和农田灌溉条件明显改善，水环境质量大幅提升，重要江河水功能水质达标率超过96%。得益于水利建设，重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尤其是“十二五”时期，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8%，去年达到1.57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了8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翻了一番，综合经济实力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些发展成绩，离不开水利部等国家部委的鼎立支持。早在1986年水利部响应中央号召，倾情倾力对口支援三峡重庆库区。2001年，我国农业扶贫开发纲要实施后，水利部又启动了城口、巫溪、武隆等6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定点扶贫，一帮就帮了15年。这15年里，水利部为解决当地用水难题，项目优先安排，政策重点倾斜，技术、人才多方支持。仅“十二五”期间，中央和市级投向6个县的水利资金达到90亿元，增幅高出全市平均水平30%，在水利部的帮助下，6个县解决了189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新增和恢复灌区面积55万亩，地区生产总值和农民
人均纯收入翻了一番，贫困人口减少了65%。去年8月，全国脱贫攻坚战打响不久， 水利部再次确定城口、巫溪、丰都、武隆4县为新一轮定点扶贫县，量身定制精准扶贫计划，接力实施扶贫帮困，行动之迅速、帮扶力度之大，令人感动。这些举措，必将进一步改善重庆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带动更多的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形成强力支撑。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结合重庆实际，市委、市政府提出脱贫攻坚“五年任务、三年完成”，即2017年基本实现全市18个贫困区县、1919个贫困村、165.9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2018年基本完成扫尾工作。时间节点提前，意味着任务更加繁重。为此，我们制定了“1+1+13”的政策扶持体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去年一年， 808个贫困村成功摘帽，95.3万农村贫困人口越线脱贫，实现了良好开局。同时， 我们清醒地看到，这项工作越往后推进难度越大，尤其是城口、巫溪等深度贫困县，产业基础薄弱，水利等公共服务设施短板较多，让这些地方的群众早日脱贫， 同步奔小康，需要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对此，水利部已研究制定了8项精准扶贫政策，涉及产业扶贫、水利帮扶、技术支持、人员培训等方方面面，考虑非常周到，我们十分感激。希望这些好政策、好措施早日落地，尽快改变这些贫困区县的面貌，造福当地广大贫困群众。
今天参会的，还有水利部对口帮扶的5个兄弟省。这些省在水利改革方面都做了大量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比如，河北探索了市场化合同节水管理设施，安徽开展水利现代化建设试点，江西、甘肃启动水权制度改革，青海建设节水型试点城市，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相信一会儿的座谈会将是一场集思广益的头脑风暴，为我们带来一次难得的思想盛宴。重庆的同志要抓住机会，学经验、取真经，并把这些新思想、新观念用于指导实践，更好地推动全市水利事业发展。再过几天就是元宵节了。在此，祝大家节日快乐，幸福安康！祝座谈会取得
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在推进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交流会讲话
（2016年4月16日）
在我们双方的落实推动下，中新示范项目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陈振声部长时隔三个月再次率领新加坡的政商代表团来重庆，共商深化合作大计，表明新加坡政府对示范合作项目的高度重视。商界领袖来到重庆必将对示范合作项目起到务实的推进作用。我代表市委市政府致以诚挚的感谢。
昨天下午XXX书记和陈振声部长和各位贵宾进行了会谈，讨论了一些重要的顶层设计方面的框架性意见，取得了完全的共识。今天上午，大家又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形成了很多的共识。我觉得我们在这些方面共识的基础上，一定会推进重庆的中新互联互通合作项目的良好发展。
我们这个示范项目是以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题，承载着“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丰富内涵，承载了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意义非常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年初视察重庆的时候，专门对我们指出，中新互联互通的项目要高标准实施好，打造高起点高水平创新型的示范性重点项目。
我们认为互联互通既要着眼于重庆和新加坡的互联互通，还要促进中国内陆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互联互通。示范意味着在中新两国自贸协定FTA 的框架下，合作方式的推进机制、共享模式、支持政策乃至合作成果都具有创新的性质，以及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方位多领域合作提供范例。
我们签署了协议以后仅仅四个多月，已经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在重庆范围内开展股权投资基金人民币对外投资，企业可以赴新加坡发行人民币债券、个人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等三项试点，吸引重量级金融机构总部落户。
另一方面，在中新互联互通的政策框架下，国内的很多重要的金融机构也开始把运营总部放在重庆，比如中信银行就把它的全球资金结算运营总部，年初的时候落户重庆，预计两年内它的全球结算量会有4000亿美元。这个就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政策框架吸引力产生的效果。
另一方面，重庆和新加坡的航班也增加。几个航空公司共同发力，从去年我们是一个星期五班，可以是两天没有航班的。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星期有20 个航班，每天有两个航班等等。早上去晚上可以回来，达到了这样的效果。所以应该说，发展还是很快的。
那么，最关键的，大家今天的讨论，还是期待着今后我们怎样更好地发展。我们这个示范项目有四大特点。其实我们今后的发展轨道就是按照这四大发展特点来展开的。
第一，示范项目是以重庆为运营中心。这是两国政府签协议，标题就是突出了这个运营中心，那么重庆为运营中心，它的意思就是这些项目，不管是金融也好，航空也好，还是物流，还是大数据和通信范围，各种服务贸易的项目，合作也好，投资也好，公司总部是在重庆，分享中新合作的各种政策条件，然后这个项目可以服务在重庆，也可以服务在中国的西南西北部，也可以服务中国各个地方，也可以服务到“一带一路”，服务到东南亚。也就是说，这个运营总部是出现这么一个广阔的合作范围。
第二，就是这个项目是聚焦在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经济，重点突出了四块，金融业的合作、航空业的合作、物流的合作、大数据云计算通信方面的合作。
一般来说，一个地方跟另外一个地方的合作，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地方合作， 在服务贸易范围突出这个试点，那是非常精彩的。因为恰恰这四块是现代服务贸易最核心的内容，最高层次的内容。所以这点我觉得，新加坡和中国这次是第三次合作。第一次是工业园区合作，第二次是在天津，是智慧城市的合作，这第三次互联互通现代的服务，这四大领域的合作，就非常展开了高层次的一个对接。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有形加无形的合作。一般我们搞中外合作，总有一个基地，有明确的四至范围和空间，50平方公里，100平方公里，总是有个空间。有了这个空间以后，征地动迁、七通一平、造楼堂馆所，然后把里边的内容填满，总是要有五年十年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这一次两国政府具体的定义，它是一个有形加无形的合作。什么意思呢？首先有形，它还是有重点的几个四至范围明确的合作区间，这个区间以后可以非常形象的体现出中新之间合作项目的集聚。
比如说，我们重庆的中央商务区，包括朝天门、江北嘴。这是重庆的CBD地区。朝天门，凯德公司正在投资200多亿人民币，差不多40亿美元的房地产项目， 建设88万平方米，包括写字楼、高级公寓、宾馆、商铺、会议中心等等。那是中央商务区皇冠上的明珠。这个区域里面以后进去的公司，当然都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在里面办公。
同时它的对面，江北区商务区，现在也有一个合作框架，也是中新项目的中
心地。这是一个，就是中央商务区办公楼、写字楼、商铺之间的合作。
第二是物流港区。我们重庆的果园港现在是200多万个集装箱的长江上游最大的中心港区。那么以后这个地区就是跟新加坡在物流上面合作的重点区域。
第三就是我们新建设的机场，航空机场。原来是22万平方米，这五年建设了53万平方米航站楼，加起来就是75万平方米。这个航站楼今年底全面竣工，明年投入使用。这个航站楼当然是我们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航空合作的，跟新加坡樟宜机场合作的一个具体四至范围明确的一个空间。
第四是位于水土镇的通信大数据云计算中心，也是我们离岸的数据处理中心，这个地区是10平方公里。最早是新加坡的太平洋电信一起合资搞数据通信处理中心。所以，这个也是项目大数据通信的合作基地。
这四个基地不用再去征地动迁，是现有的空间，四至范围明确，就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区间。同时，又不限于这四个地方，它可以是整个重庆主城区1000 平方公里，任何一个楼堂馆所，大家愿意投资了都可以在这里设合作项目。同时， 重庆8万平方公里，整个重庆，当然也都可以展开合作各种项目。
如果再想象，它注册在重庆的各个地方，项目内容可以辐射到各个地区，甚至辐射到一带一路，所以这是有形无形。这也是一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就是重庆项目不仅限于重庆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合资合作独资合营的方方面面，包括国内的各类企业，包括北美、欧洲或者香港、日本、东南亚各个地区和国家的企业，只要和这四大类的现代服务有关，是框架于新加坡和中国互联互通服务贸易项目的政策许可，都可以进入这些项目。
所以，我们招商引资和发展就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合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四大特点将推动重庆和新加坡的互联互通项目合作会有很快的发展。这是我想说明的一个特点。
下面，我想就我们四大重点板块具体合作的内容做一些说明解释，做一些情况的报告。
第一就是结算，包括离岸金融结算、跨国在岸的和国外的人民币结算，这种结算包括离岸结算、跨境人民币结算，一般贸易的美元人民币之间的贸易结算， 也包括老百姓信用卡之间的结算，还包括现在互联网终端每个手机都可以参与结算。这种结算，国内结算，国外也有结算。互联网金融的结算业，总之这里面，
结算范围就可以展开很多事。
比如重庆去年离岸结算做了1000亿美元，重庆最初学习的对象就是学习新加坡。新加坡全球离岸金融结算一年做几万亿美元。我们中国一直没有展开做离岸金融结算。重庆前几年向新加坡学习，知道这方面可以怎么做，所以我们所有的结算方式、框架、原理，包括税务成本都和新加坡基本一致。
当时，像人民银行、外汇局报告取得支持，然后也向国务院报告了，这个方面取得支持，这件事就做起来了。第一年做了200亿，第二年做了400亿，第三年做了600亿，到了2015年做了1000亿，也许今年争取1200亿美元，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种跨境人民币结算，我们去年做了2600亿，已经做了三年，从1000多亿2000多亿，今年也可能做到3000亿或者更多。这里面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用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大家避免汇率损失，手续也简单。那么新加坡在这方面，人民银行专门赋予我们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一个总通道，以后跟新加坡的人民币市场可以做得很开通。
第三个，当然还有一些互联网终端形成的跨境电子商务。互联网上的结算， 去年重庆一个公司跟15个国家做了1万亿的人民币结算，这个业务我们肯定会在东南亚在新加坡为中心去展开。那么这也是一方面。所以结算是由无形空间来推动。刚才我们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行长也说了，这方面的潜力。第二个，当然就是融资。到新加坡去融国外的资金，投入到中国国内。这里面当然也是双向的。中国资金多了，也可以往海外投资。
所以人民银行对重庆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审批的三个要点，一个就是跨境人民币结算，一个是融资形成股权私募基金，这个基金是双向的，也可以是国外私募基金投到重庆，也可以国内形成的私募基金投资国外，那么这里面融资可以发人民币债券，可以发新元，当然也可以发美元。现在大家有时候懂美元要升值，人民币可能会贬值，就不大愿意发外币债券。但是大家注意，新加坡的货币并不是跟美元同比例，美元涨多少它就涨多少。这两天新加坡货币还贬了一点，新加坡的货币跟人民币有比较对称的稳定关系。对接新元，人民币以后换新元来还，这时间不会有太多的风险。
第二，新加坡也有人民币市场，那么人民币市场的资金最近当然拆借资金紧张了一点，利息也高，但是这都是市场波动。最重要把这个通道打通，重庆的企业很重视这件事，所以短短一个季度，新加坡的资金融资，发债券，200亿，不
少的，相当于新加坡的200亿到了重庆。一个季度200亿，四个季度不就800亿1000 亿。一启动就干这么大的活，你去招商引资，30亿40亿美元，可能搞一年都搞不到这些。所以这些融资还是很好的。
第三，股权投资形成合资的私募基金，这也是人民银行批给重庆互联互通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下星期一，重庆渝富集团和重庆的一些资金相关联单位，和新加坡的几个金融公司会一起成立一个股权投资基金，相当于新加坡和重庆形成的“新渝基金”。这个基金起步可能只要几亿美元，一旦运行得好，第二期、第三期以后几十亿美元展开不会有什么问题。
第四，也在设想，中国的社保基金，一般国家有社保基金理事会，地方的社保基金都是存银行的。社保基金怎么更好地保值增值？新加坡是我们的榜样。新加坡的社保基金公积金交给淡马锡，它们过去10年年年汇报在15%以上，比我们国内放在银行只有2%至3%的利息要好多了。
所以这块，新加坡方面也跟我们提出倡议，这方面展开合作，当然这个合作不是地方政府跟新加坡的企业合作就合作。我们做方案，最终作为试点探索，把新加坡的良好的社保基金公积金的保值增值的机制移植在重庆做试验。国家批准以后，也许到明年可以推开。这也是一个方面。
新加坡的各种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租赁公司等各种金融机构到重庆开设分支机构，参与重庆市场发展。比如说航空，飞机的金融租赁。中国飞机租赁市场非常大。今后十年二十年，整个中国民航会增加五六千架飞机，差不多需要七八千亿美元的资金融通。飞机租赁是最重要的一个市场。因为航空公司一般不会直接投资买飞机，而是租赁。这个租赁业务在中新互联互通合作，金融和航空，当然就把航空租赁拉在一起，成为框架内容。这方面我们肯定会和新加坡公司展开一些突破。这是一个方面，时间关系我也不再多讲了。
第二个，就是物流。我们自己感觉，新加坡在物流上面顶层设计、系统工程的匹配、软件的体系非常好，而重庆硬件投入多，软件匹配少，所以投入大产出小。
比如重庆铁路这几年投了2000多亿，建了2000多公里，高速公路也投了2000 多亿，建了2000多公里。但是重庆目前全部企业货运量80%在高速公路上，汽车运输完成的。只有3%是在铁路运输货物上完成的，显然从铁路部门来说，投入产出是不合算的。
反过来说，从物流成本，铁路比公路要便宜三分之二，我们的物流成本显然
比全社会物流成本，比国外比新加坡要高得多。我们的物流成本占GDP的18%，国际一般是8%，如果铁路多载一点，物流成本就会降一大块。
为什么我们没有搞好，缺最后一公里？因此铁路修了大干线，但是最后一公里的铁路网络却没有建。我们的铁路没有进100亿产值的工业园区，工厂没有铁路，港口没有铁路，机场没有铁路，也就是铁路该伸进这些目标端。
如果最后一公里通了，那企业为了降成本，本能的就会用铁路运输，但是如果这些都不通，企业只要把货运上了汽车，端对端，点对点，不会走铁路，嫌麻烦。这方面就是软体，铁路的方面我们要学习和改进。
第二是铁水铁空，铁路和公路之间的多式联运，我们匹配的不合理。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这方面有许多系统。把这些系统搞上去投入不大，关键是系统工程、顶层设计，新加坡的好多物流公司都已经跟我们的港口、铁路在研究，制定一些软体方面项目，投资不多，但是效益可以成倍的体现。
我们跟新加坡航空公司樟宜机场在讨论，就是渝新欧铁空联运问题。渝新欧目前的成就是按照中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的指引，形成中国和欧洲之间主要的铁路通道。
去年它通行了260个班列，大体上班列数相当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班列的45%。但是，它的海关确定的价值量是占80%，因为它跟集装箱一样，三百万四五百万元的货物价值，这样算起来，账就比较大，占了全国欧洲班列的80%海关货物价值，所以它是目前中欧铁路大通道的主通道。
我们国家目前给渝新欧有五个特殊的政策，或者条件。第一是六个国家之间海关一体化管理，就是只要重庆关检了，六个国家都不再重复过关检，就关检互认，信息共享，执法互助。
第二，叫“五定”班列，即“定起点”在重庆；“定终点”为德国杜伊斯堡； “定路径”沿线一万两千公里有一百多个车站，只停靠10个车站，就是物流派送中心的车站，这样交通运输的效率很高。送货比较快。
第三，就是渝新欧也是邮政班列通行铁路，这值得一说因为中国和欧洲由于过去的历史原因，有五十多年没有邮政班列。我们知道电子商务邮包满天飞，空运太贵，海运太慢，铁路运输最合理，但是邮政班列以前是一直不通的，各国都不通邮政班列，很奇怪。从渝新欧开始，通邮政班列。去年通到哈萨克斯坦，今年通到俄罗斯、白俄罗斯、欧洲，这样重要的通道。
第四，它是中国内陆的火车站的口岸。口岸一般在沿海一带，沿江。铁路车
站在内陆叫口岸，算是一个特例，那么叫一类口岸，货物在这里过关检查就可以出口，中间不会有重复的事。
第五，它还有保税区。现在已经是很有条件了。目前渝新欧可以说是中国内陆各种货物到欧洲之间互联互通，那么怎么变成亚新欧？如果要通过公路铁路通到亚洲各个地方，也有一点复杂性。所以我们想着铁空联运。这个主意原是出产自樟宜集团总裁廖文良先生，但他最近调到另外一个公司去了，原来是淡马锡和凯德的董事长。他跟我讨论，我们一起形成共识。
就是说，现在新加坡上百亿美元欧洲的奢侈品，运到新加坡是空运，那么空运比铁路运输贵五倍，运费要贵五倍，那么我们如果铁空联运，1万2000公里是铁路运输，从欧洲到重庆，到了重庆以后，进保税区，货物下来在保税区，不要办入关手续，然后包装分拨分解直接上飞机，运到新加坡。五个小时。这五个小时是空运，跟原来的成本一样，但原来的1万2000公里，花了12天，但成本下降了五分之四，叠加在一起，物流成本可以减少五分之三。这件事搞得起来，对大家有益。
我们力争在今年启动。哪怕启动它50个班列，一个班列50个箱子，那明年可能是100个班列，200个班列，有了来的货，还会有回程货。那亚洲地区到欧洲的货，飞机运到重庆，从重庆坐火车运到欧洲，这也是一种物流。
进一步把它延伸开来，这个事情只要搞好了，也可以从重庆这个渝新欧通过新加坡航空公司把它中转到曼谷、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或者是香港台北，或者东京大阪，亚洲七八个大都市，跟重庆是四到五小时的航空半径。所以这个事情搞起来，会变成亚欧之间铁空联运转口贸易一个重要的枢纽。这个是关于物流有具体降成本的物流。也有跟亚欧之间我们做大手笔的一带一路之间的物流。这个方面潜力无穷。
第三个当然是航空。我们目前的航空有3250万重庆江北机场的吞吐量。五年前1500万，这五年增长到3250万，翻了一番多。货物运输量五年前是2万吨，去年33万吨，也算涨了10倍。我们的目标是争取重庆的航空客运量到2020年能够突破
5000万，货运量突破100万吨，那么航线我们现在有48条，力争到2020年翻一番， 突破100条国际航线。在世界100个机场当中，有那么20来趟。如果能上100条国际航线，那就变成国际枢纽级的机场。
第四，当然我们希望重庆有基地航空公司，包括东航在上海、南航在广州、国航在首都，另外联邦快递等这些世界的四大物流公司基本上，一个在北京，一
个在上海，一个在广州，一个在香港。重庆怎么弄？我们准备联手，一个是和新加坡航空公司合作，让它在重庆成为一个基地航空分支点。第二是重庆在和南航、东航、海航联系合作，重庆要成为有大型航空公司落户配置基地的地方。
第五，还有机场本身，突然增加50多万平方米，里面的航站楼怎么摆布，行李怎么管理，各方面人员进出，各方面高效的配合。另外免税商店，餐饮服务各个方面，这方面重庆航空公司和新加坡航空公司之间，重庆机场和樟宜机场之间， 将形成一个合作共同体。这是我们几方面合作要展开的内容。
最后一个就是通信、大数据和云计算。重庆目前的通信水平是整个国家有十大互联网直连点的基地。就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沿海这五家，内陆是西安、成都、武汉、重庆等等五家，这十家在中国是一个水平线上。互联网通信枢纽地区。这是我们国家这几年改革开放发展的结果。
现在我们的通信沿长江有12条光缆，通过上海出口的，通过太平洋走向世界。我们最近国家有关通信部门也在考虑，今年开始启动，从重庆往南通到新加坡形成一个光纤光缆的一个通信，这样以后重庆就有几个出口端通信到世界。这方面是很重要的中新通信方面互联互通的合作项目。
另一方面，位于水土镇的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相当于一个离岸的数据中心， 那个地方有10万台服务器建成运转，20万台服务器在施工建设中。服务器之所以能成为数据中心，是因为大量内容。
20万台服务器的量相当于一个大都市的量，比如上海现在全部服务器的量是
20万台，北京也是20多万台，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大，新加坡现在多少万台？已经运行和正在建设的，准备几年以后具有的服务器有100万台，所以亚洲的数据中心在新加坡。
重庆当然希望这一块能够发展上去，如果我们30万台数据中心运行一旦起来，这一块的业务量，电讯费、数据增值费、数据开发存储各种各样服务外包的费会有上千亿元人民币，产生的七八百亿的GDP增加值，顶得上机器加工制造业3000亿的产值。
这1000亿元就值六七百亿，非常有价值，这一块我们会很好地和新加坡电信、软件等信息产业各方面公司展开，这里面有四五种业务链，包括各种各样数据内容、游戏，或者文化文艺、电影影视媒体、体育的各种信息内容堆积在这个数据中心里为全球服务。
第二种就是深度开发，第三还包括软件开发和搜索引擎的开发。这方面产业
链一旦形成，它是非常广泛的，以后互联网体系，信息产业，大数据，云计算， 这方面是有无限空间的。
总之，这四个方面现在展示的图景，会使我们重庆跟新加坡之间形成巨大的互联互通的经济潜力。同时，这个政策也会促进全国各地或世界各国的企业也一起介入到中新互联互通的服务贸易项目当中。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在市政协经济形势情况报告会议上的讲话
（2016年6月30日）
各位同志，今天应政协的邀请做一个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算是上半年的经济发展情况的一个沟通，也是重庆市委、市政府这段时间以来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情况报告。今天的报告有一个文字提纲，这个文字提纲前不久，实际上在上个星期6月21日的时候，人民日报登了一下，以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名义 发表的。这个报告是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习主席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 上，重庆市委、市政府去做了一个汇报。那天我去参加汇报以后，一共有4个省 做了汇报，还有几个部门做了汇报，中台办登了，这个东西是市委、市政府这段时间以来，按照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探索，操作以及实施的效果及情况， 相当于走了半年，各方面工作的也是一个总结。所以，大家听我讲的时候把背景、案例以及情况讲一下，里面的基本观点，只要找到报纸一对应，里面也记录了， 情况都在里面。
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也就是去年五中全会中央提出“十三五”规划发展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事，在经济工作会议上，去年年底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做了一个重要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主题，主要内容就是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来调控中国的经济，推动中国的经济进一步的在“十三五”期间更好的发展。
自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上半年，中央财经小组开过3次会，都是讨论供给侧结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家可以想象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性、重要性，因为中央财政小组是国家最高的经济决策中心，这个小组会上讨论的议体， 哪怕一个议题，一年里面议一次，可能就管几年。一个议题在半年里面，几个月里三次审议讨论，包括5月份去汇报的这次，就是今年财经领导小组第三次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见这件事在X中央的份量，这是中国当今最大的宏观调控政策。
总书记今年初到重庆视察的时候也讲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说只要瞄准市场推进供给侧改革，产业优化升级发展的路子是完全可以闯出来的，要求重庆努力在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构建产业新体系，完善发展新机制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总书记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思想观点和指示要求，为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这是一个。
大家还要重视学习的一个文件，今年1月18日，总书记在中央X校给全国的省部级领导，包括31个省市的书记、市长、省长参加的学习班，总书记在开班的时候有重要的讲话，对经济新常态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改革，极其重要的讲话。1月18日的这份报告及，在5月10日，人民日报进行了刊登，这里面很长， 1万多个字，供给侧改革讲了非常深刻的观点，总书记特别将来，中国推动的供给侧改革和西方供应学派有深刻的、不同的内涵。因为大家很容易供给侧结构改革和西方供应学派混杂在一起，认为两个是一回事。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相同之处，供应学派最早是在19世纪的时候，法国的经济专家沙伊（音）提出一个原理，供给可以决定需求，这是最早的一个观点。
然后在60年代的时候，又有一个经济概念拉菲，搞了拉菲曲线，讲税收越高， 最后税收的收入越少，当税率等于100%的时候，你的税收等于零。这个数学模型， 只要有大学的知识背景，想象是理所当然的，就像苹果掉到下下来引出地球仪一样的，当然他也获得了诺贝尔奖。
第三60年代供应学派有贡献的人，德国的专家提出制度供给，就是有效的制度供给能够取得经济效果。举的例子是荷兰，荷兰在18世纪有一段经济不发展， 渔民经济受到海盗的封锁破坏，那个时候出现大海盗收一定的保护费，就把小海盗管住了，就是治理发生了变化。曾经有100年荷兰的渔民，海洋上的事业得到了稳定有序的发展。以至于荷兰在那一段时间经济发展超过了西班牙、英国，有一段时间称霸称雄欧洲。这个案例在世界上有一段比较有名的历史，这里面有效的制度供给促进经济发展。
仔细一向马克思主义讲到的生产关系调整，促进生产力，改革开放、制度调整，当然能促进经济发展。所以，大体上西方的工业学派就这三个经济原理构筑起来的。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产生了一个完整的降低成本、小政府、大社会，降低成本使企业更容易产生，更容易发展，更有竞争力，最后企业多了，就业供给增加了，产品供给增加了，技术创新增加了，经济就发展了，就是这一条。
在80年代初里根、撒切尔夫人，一个在欧洲，一个在美国推动了供应学派的这一套，当时80年代欧美的经济有一段较好的发展跟这个有关，西方的供应学派有三个跟我们主张完全不同。一个呢，一讲到小政府，供应学派就藐视这种，不需要政府的管理，小政府到最后没有政府。跟西方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刚好倒过来， 凯恩斯高度重视政府，用政府的货币政策宽松资金，用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增加需求拉动经济，凯恩斯是大智慧，所以这两个是相对的。在学术上也是相对的，
操作上也比较走极端，现在讲供给侧结构改革，讲市场对资源要素起决定，资源要素的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还没有忘掉政府，是政府做好更好的服务，这是辩证法。
这点也西方供应学派完全不一样。
第二供应学派一发展以后，走的是私有化的路。80年代英国把国有经济全卖掉，撒切尔最大的一个经济上的措施，把英国80年代初的国有经济全部卖掉，他们走的是极端私有化，供给学派的制度供给化后来变成私有化的一个供给。然为私有化能提高效率，这是一个错误的主张。
我们认为，坚定不移的搞好国有经济，坚定不移的搞好发展民营经济，这两个轮子是一起转的。这是我们的现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又是一个概念。
第三供应学派，一讲到供应有效以后，也走了极端。完全漠视、藐视需求端的作用，这个走极端，现在中央的口径或者内行的观点是供给侧结构需求侧共同发力，这一阶段以供给侧为主，就是两头共同发力，两端共同发力，以供给侧结构改革发力，这是辩证法不走极端。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改革，不同于西方的供应学派，这里面的本质内涵，可以通过那篇文章学一下理清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重点对我们来说，增加有效供给，消除无效供给，进行各种各样成本的下降，然后进行各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来促进改革开放，来促进整个经济更好的产生动力，在发展过程中要去杠杆、去泡沫、补短板。
所以，中央说的“三去一降”，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调整经济方针的重中之重，在讲这些意思。重庆市委、市政府按照总书记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讲话和视察重庆的讲话精神，主动的适应经济新常态，全面贯彻五个发展的新理念，深入拓展五大功能区发展战略，以提高发展战略和效益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强化改革引领开放支撑创新驱动，通过完善区域功能定位，优化空间布局和要素配置，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快速发展新动能，全市的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
去年全市的GDP增长11%，投资增长17.1%，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12.5%，一般公共预算增长12.1%，人均收入增长9.6%，这些指标实际上内含五个指标，除了GDP增长比较快以外，总书记肯定我们，重庆经济增长快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 这个较快的增长是符合中央要求的。这个效益和质量体现在哪儿呢？比如说去年工业增长在全国领先，但是更重要的是去年工业利润增长了16%，全国工业的利 润去年是负增长，我们是正增长两位数，这个效益好。千做万做赔本生意不做，
不是盲目的，体现结构方面比较好。
二不光是工业一头好，服务业涨得也很快。去年商业零售增长全国第一，这个城市的消费购销两旺，这是一个好事情，不光是制造，制造一大堆没有效益， 那不行。
三金融的质量、利润也比较好。去年金融业的GDP占整个GDP的10%左右。金融的增长是17%，意思就是说，11个百分点的增长里有1.7个百分点是金融业，不仅为工商企业服务，还是拉动经济的一个动力，比重大，重庆金融业的比重大大超过房地产业的比重，房地产业在重庆全部GDP的比重是5%点几，金融业是10%，金融业的增长又比较快16-17%，也是高增长，比GDP11%的增长要高6个点。再有金融业的不良率，大体上是全国各种金融不良率的一半，也就是50%左右，不良率比较低，这个质量也是很好。服务业，商业零售比较快，比较好。金融业比较快、比较好，工业比较快、比较好。这三块是经济发展的主题。
四投资增长的结构比较好。通过10%几的增长，去年投资增长差不多15000亿， 到底在投什么？房地产还是一些什么？大体上1/5，5千多亿是工业投资，这是实体经济投资。然后还有26-27%是基础设施投资，就是城市的机场、铁路、公路这些。还有20%几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在全国投资25%，这样加起来80%几，还有10% 几是服务业的投资。所以，这个投资结构50%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城市化，有50% 是工业和服务业，工商产业投资，这个结构很对称，不是走极端的，如果主要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一支独大，房地产空心化就成了鬼城，房地产方面进展比重很少，时间长了又会出现基础设施供不应求，一房难求等等各方面的情况，不均衡的状态，比较协调平衡均衡，这也是一个情况。
还有在重庆GDP总的比重，去年接近16000亿，各类企业的利润，这个指标平时大家不怎么说，但是讨论GDP的时候，这是必然的基础性的指标。GDP四方面构成，一个是老百姓的收入，一个是财政收入，一个是社会折旧，一个是企业的利润。国有、民营、外资，一产、二产、三产所有产业都表现为企业的活动，企业的利润，金融业的利润，房地产的利润，建筑业的利润，工业的利润，服务业、物流各种各样企业，去年全部的企业利润3000多亿。16000亿里面是20%几，整个国家是67万的GDP，金融利润1万多亿，房地产利润、服务业的利润统统加起来， 10万亿左右，1/6，就是1/6.7，总体而言，GDP当中的总利润20%几。税收有20% 左右，折旧里面有百分之几，50%多一点。老百姓收入各个方面40%几。这个结构比较均衡。如果这个地方GDP企业的利润率低，千做万做赔本的生意不做，这个
企业越旺利润越减下来。今年一季度GDP是10.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商业零售增长13%，公共预算增长11.2%等等，到5月底，大体工业增长10.2%，工业利润增长23%，比去年16%还高，我们是23%，这是工业的效益。同样商业零售13.1%全国第一，重庆继续保持商业零售的供销两旺。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12%，到5月底固定资产投资12.5%，总之各项指标还是比较好的，上半年应该有人代会通过的预期指标良好的实现这个状态。
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紧密结合重庆的实际，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作为经济发展的思路和工作着力点来重大推进，年初推动了1+10+X的工作方案，“1”， 指重庆市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工作方案，“10”，包括国资、国企改革，化解过剩产业的措施，去库存防范金融风险，今年出台了降成本30，也就是很重要的总体来说重庆对供给侧结构改革有效供给、有效需求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今年经济增长继续强劲的增长，有效的增长，也反映了工作的情况。
具体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工作措施，大家了解一下市委、市政府这段时间，中央要求抓的措施，这些措施也是工作的基本面，改革的基本面，各方面推进发展的基本面。
第一，注重调优存量做优增量，增加有效供给。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瞄准市场的新的需求和新的特征，以集群发展的思路来推进工作。首先这个方面讲工业调整存量增长新的发展业态，推进各方面的工作。过去3年，重庆工业的 利润都是在20%以上的增长，整个效益各方面都比较好，今年继续保持这个势头， 很重要的有效符合供给侧要求的，供给侧结构要求的一些战略措施，有这么几条。
一个支持集群化的发展，我们叫三个集群来形成供给能力。三个集群：一个是上中下游产业链的集群，任何一个行业，不管是化工、电子、汽车，都会有上中下游，上游是原材料零部件，是研究开发的，中游是集成制造，制造以后，下游就是物流运输、销售、金融、结算，也就是说从产品诞生到销售回款，整个产业链形成了集群；二个同类企业集群共生的集群，汽车以长安为龙头，5个外资企业，福特、通用、韩国现代、日本五十铃、欧洲依维柯等等都在重庆，国内的大头企业北汽、二汽、上汽等等，各个汽车公司都集聚在重庆，所以重庆有11个汽车集聚；三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制造的过程需要有物流企业、金融企业、贸易公司，各种服务业配套扎堆集群。这三种集群形成了强大的供给能力， 这三种集群：一是资源优化配置；二是创新互相激励推进；三是物流成本极大下降。如果不是上中下游的集群，制造的东西零部件原材料从全国各地，从沿海，
从全世界运过来，几千公里的物流既要成本，又要时间，都会产生问题。
所以这三个集群发展，使得去年生产了306万辆汽车，全国生产量第一，也使得去年全球1.8亿台笔记本电脑生产销售了6000万台，就是1/3。
整体而言集群发展的模式显然符合市场的需求，符合社会发展新动力的要求， 产生一种生命力，这是一个方面。由于这种发展，实际上过去五年，电子产业从500亿增加到5700亿涨了11倍，汽车产业涨了4倍多，翻了两番，由于这两个行业的高增推动了重庆汽车、电子为龙头，占了重庆经济的一半47%，这47%的高增长， 还有50%几，哪怕增长，第一点整体上形成全国增长较快的势头，特别是利润。 重庆的经济工业，已经连续多年利润增长全国第一，实际上2014年，工业利润增长30%。2015年16%，今年23%，平均起来工业利润已经连续多年，每年平均20%以上增长，所以去年工业利润是1300多亿，今年再涨20%以上的话，差不多能够到1600亿。
规上工业产值25000亿，如果有1600亿的利润，我们的利润率就是6%点几，讲的是工业毛利率。资本回报率呢？占10%以上，意思是整个重庆工业，尽管有很多困难重重，但是大数统在一起盈亏相比，整个地区是比较好的，在全国是最高的。因为全国100多万亿的工业产值，刚才说了，5万亿的利润，4%点几，比全国多。利润比高50%左右，在全国最高，我讲这段话，没有任何骄傲自满的概念， 在说一个好的发展路子，是推动经济发展供给能力、供给结构很重要的。
与此同时，服务业也在发展。有效供给不光是供给工业，服务业也要有效供给，传统的服务业，比如讲商业零售、批发贸易、房地产、金融，传统的银证保、金融服务、信息、旅游、物流方面，这些之外，除了这六个重点的传统服务业发展以外，有五个新兴服务贸易，这五个服务贸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有时候不妨设一些专题调研，你们调研的过程起三种作用：一个方面在座专家学者了解经济中的一些新东西；二在了解的过程中，对一线的人产生不刺激推动；三在互动的过程中，大家深入一个点上调查研究，总会发现一些问题，总会以你们的知识跟国际上的事业，全国方面的情况对比，然后提出一些建议要求，最终有促进， 这方面发展。
重庆这五个板块：第一个金融方面的立案金融结算、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贸易的概念和货物贸易概念不一样，货物贸易是海关表达的进出口，服务贸易不产生货物出口，只产生人的服务，人服务的进出口产生服务贸易，服务贸易的GDP， 如果服务贸易做了100亿的话，70-80亿会构成GDP。但是加工贸易、货物贸易如果
做了100亿的话，产生的GDP是20-30亿，意思是什么呢？服务贸易的销售值顶工业加工贸易或者一般贸易的3-4倍，这个意义上服务贸易非常有价值，去年重庆做了180亿服务贸易，去年增长了28%。今年1-5月份服务贸易继续增长30%，如果今年全年130%的话，180亿美元乘上30%，差不多增长50多亿，就变成230了，如果每年就保持20%几的增长，到2020年服务贸易可以达到500亿美元，这500亿美元等于3000多亿人民币，这3000多亿人民币顶上2000亿GDP，搞工业就要搞1万亿，才会制造2000亿的GDP。从这个意义上，大家不要轻视服务贸易。
这个服务贸易可以说8-10个，在重庆主题打仗的有五块：第一块就是金融的服务贸易。凡是金融行业对国内的，重庆企业对金融服务的利润效益各种各样， 都不算服务贸易，它是指跨境的，跟国际上进进出出的，所以立案金融结算这1000 亿美元产生的几十亿上百亿的税收或者利润，当然是服务贸易。再比如说跨境电子商务中的第三方支付结算，不管你是几个亿还是几十亿，还是几百亿，这是服务贸易的内容。第三跨境人民币结算中的金融机构，去年结算了2千多亿，为2千多亿做结算的金融机构产生的业务收入，当然是服务贸易的收入。第四比如重庆现在有了一个钱宝，2013年成立的，当年交易400亿美元，2014年交易了2000亿美元，2015年结算交易了10000亿，今年1-4月份也结算了10000亿，预期可以做到20000亿，这是企业和企业之间在网上的结算。他们的收入是千分之三，意思是
20000亿就会有75亿，这几十个亿的收入，运行成本去掉就是利润，这个利润去 年30亿，他的利润就有20亿，今年60-70亿，他的利润就会有40-50万，这段话摧枯拉朽的发展，市政府2013年对这个公司投入了2.5亿，占25%的股权，现在这个公司要上市了，值100亿美元，我们占25%就是25亿美元，意思说市政府的2.5亿人民币，现在值25亿美元。有人要来买我们，美金赚了60多倍了，2.5亿卖给我们， 就是25亿卖给我们？要上市了。5年以后，也许值1000亿美元，那么250亿美元， 25亿卖了，是不是骂我是笨蛋？
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也许以后不涨这么多，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服务贸易只要做对了，势如破竹非常有意思。做得不对总是输钱，这只是一个例子。
第二大数据云计算服务外包，数据外包。这个大家都懂，包括呼叫中心设的外包，编制软件的外包，各种系统设计的外包，还有10万台服务器，这服务器外国的企业进行数据传输、数据处理，这个过程都产生服务外包。这个数据进进出出，你说是产品？也是产品。你说不是产品？海关检不了。
第三“三个三合一”，金融、港口的三合一，讲口岸枢纽和保税区。水陆空
都有，在这些过程中，货物进出过程中，有一串生产性服务业，比如物流、结算、配送、船带、货带是跨国跨境的，渝新欧跟各个国家之间都有物流配送，围绕“三个三合一”枢纽口岸、保税环节的各种企业，这种企业有上千个，这上千个企业都在做口岸的业务，这个产生了一些收入，服务贸易在这一块也是很大的。
第四保税，用服务贸易做的都是境外，境内做不上，保税区是境内关外，保税区里的各种各样的工商产品制造业是加工贸易。保税区如果做的各种服务业就是贸易贸易，就是境外合作的服务贸易。保税区的服务业有10个，海关特许的， 时间关系不展开。上海外高桥保税区10平方公里，500平方米的写字楼窗口，有1 万个企业，一个企业平均20个人，保税区里有20万人，这20万人每年做的贸易量是1000亿美元，做的人民币产值10000亿人民币，这1000亿美元里，包括进出保税区的货物贸易200多亿，顺向的700-800亿美元的所谓进出口，就是转口贸易、总部贸易，这个转口总部贸易是货物进口的海关结算，产生的业务流量、服务流量、税收流量都跟服务贸易，外高桥保税港区一年税收1千亿，占整个大上海的1/5， 进出口1000亿美元，占整个上海5000亿美元的1/5，意思是保税当去占大都市的1/5含金量多高。第五进一步的推动渝新欧有关的物流业。时间关系不展开，因为渝新欧宣传得比较多，这个会使重庆从开放的后位，因为我们在西部，如果东部开放一江春水向东流，就忙终端。往西部开放，往欧洲开放就是前沿阵地，我们就是主战场，这里面会产生各种新的服务贸易业态。时间关系不展开了，这只是在讲有效供给，我讲了两件事：一个集群化的发展支柱工业；一个是大力的推动战略新型服务业，就是跟国际开放有关的服务贸易，今年力争保持服务贸易25%以 上，30%的增长率，力争1-2年达到50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这也是一块。
第三，是谋划发展十大战略新兴产业。这方面今年报告和去年报告也讲过， 不展开了。总的概念战略新兴产业2014年600亿，去年达到了1600亿，今年的目标人代会里讲的是2800亿，新增1200亿，这个增长率要增长70-80%，1-5月份战略新兴产业增长了40%，还没有完成目标，今年2800亿的话，可是要增加70%几才能达到2800亿，现在增长了40%，可以很高兴了40%，但是和目标比，要达到70%才有可能，但是有信心，去年投资产生的结果，有一部分投资，今年7-8月份竣工，这个竣工以后就能产生很大的拉动。总的意思到2017年达到4000亿，2018年上到6000亿，2019年8000亿，2020年到10000亿，重庆的工业不能光靠汽车电子，汽车电子到了5000亿，再翻一番就是10000亿，两个翻一番也就是20000亿，这样的高端， 300万辆车也不可能造到600万辆，400万辆封顶，有天花板的。新的增长极要跟进，
在2020年新兴产业在五年涨6-7倍，它涨8-7倍涨出1万亿来，现在有两万多亿，只要涨50%，就变30000左右。这边涨50%，那边加起来还是4万亿，还是2020年前翻一番，这个翻番是结构性的，一部分翻了2-3翻，一部分只要平均增长8-10%，5 年也就是涨50-60%，不是发疯，不是大水漫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总的来讲这是有效供给的第三方面，战略新兴产业。
第四，着力补齐社会短板。总书记说，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于补齐短板，我们的短板方面涉及到基础设施、生态环保、扶贫攻坚。基础设施方面，现在大大的加快，去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8%，今年1-5月份，重庆基础设施继续增长20%，所以，这个加大。这五年宏观上说，市一级的基础设施投资8千多亿，使得重庆这在方面更好的发展。扶贫脱困，今年再解决一批，争取到明年3 年完成扶贫脱困的任务，这个本身也会增加有效供给。生态环保，五大环保活动也会增加有效供给。
总得有六大支柱产业集群化发展、十大战略新型战略产业，超常规的发展， 五大战略新兴服务业、服务贸易高速度的发展，然后在补齐短板方面，基础设施短板和城乡统筹中的短板全方位的推进。
第二，注重把向施策，主动降低（音），去掉无效供给。这个无效供给就是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包括去僵尸企业等等。第一加快结构调整步伐， 有效化解过剩产能。重庆这些年，一直比较注重过剩产能的控制，煤炭05年到了4000万吨，但是这10年没有增加一吨，还是4000万吨，去年的产能还是4000万吨， 这十年40多亿吨，产业爆发式的增长，煤炭提高了几倍，300块/吨变成了800-900 元/吨。我们这边总的还好，下决心，四面都有煤，贵州有几亿吨的媒，四川有 几亿吨的媒，陕西、宁夏、山西，周围都是煤，所以建了那么多铁路，重庆都是小鸡窝煤和小煤矿，这些年从3000多个煤矿降到去年底的357个，可以说去掉了80-90%的煤矿，只剩下60-70个，每年挖2000万吨，这几年4000万吨变2000万吨， 再关掉一半，产能关掉一半，法人去掉270-280个，剩下70个左右。钢铁有700-800 千万吨，地方小钢铁有200万吨，加起来有1000多万吨，下决心关掉400多万吨， 那些没有经过任何审批的小炼炉，几十万一吨，污染严重的全部关掉。重钢也去掉了200多万吨的炼钢能力，同时重钢造船的钢板一年生产400万吨，600万吨里有400万吨造船，现在船舶制造，猴年马月不会复苏，造船的能力去掉一半，这样
400多万吨变成200万吨造船，总的来说，把能力转化到钢结构或者建筑，或者汽车用的钢板，总之调结构。另外用行政的市场法制的办法淘汰铁合金焦炭水泥等
等，也淘汰了2千多万吨。
总之通过这个过程，把过剩产能去掉。另外船舶制造，大大小小的船厂一年生产百万吨，实际上也是过剩产能。今年下决心退出20万吨载重吨的船舶，把10 万千瓦的小电都关掉个，全市所有的烟花爆竹厂，一共有200多个，框下来剩下6 个，在梁平、秀山有6-7个企业定下来保存，其他的都关掉。这就是讲退出，要见目标、见项目，见企业，见路径，见责任人，不是空对空，一事一议，整个事情目标是什么？哪几个企业，怎样一个路径，是收购兼并？还是就地关闭，是破产还是怎样？有具体的操作性。政府出一些政策，由企业自己操作。
坚持增量转化存量，积极化解房地产的库存。重庆的房地产有三种类型库存概念：一种是指房子建好了，在房产商手中没有卖掉，这种库存如果半年、三年， 对房地产商的压力极大；第二房地产商没有房子都卖掉了，老百姓人均有100平 米的房子，三口之家有300平米，然后自己的家庭猪乐100多，还有2-3个房子空着的，在老百姓手中的库存积压的房子有户头，不是房产商的，但是这种库存多了以后，意味着再生产出来很多房子，老百姓的购买力需求没了，再大规模新生产出来又会过剩，代表了一种潜在的市场萎缩。第三房地产商开了工很大的量，这个要消化3-5年。
这三种指标，平时讨论的库存是讲第一种，房产商今年生产竣工了4000万平方米，卖了3500万，积压了500万，历年积压了几千万，就是指房地产手中没有销售的库存，首先要销这个库存。第二减少潜在的库存减少供应量。市里面大体上采取的方针是去年，已经按中央的要求减少了10%的土地供应量，住宅类、商品房类的土地供应量减了4%，工业用地量基础设施用地量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房产商房地产的供应量减了10%，今年1-5月份继续减了12%。我跟国土局工作要求就是今年全市商品房的土地供应，比去年减少10-15%，加入去年供应了几十平方米，今年只要供应8.5到9平方公里。这个是政府控制的，政府拿出多少地来拍卖，没人买是一回事，也有意控制一些，这样房产商的建筑投资，造房的总量也会减少，这是一种有效供给端的收缩控制。
大家说是不是土地少了，收入就少了？不会的。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萎缩的城市，不是一个发展，不景气的城市，不是人口留出的城市，每年有60万农村各方面来的人进入重庆城市就业，每年新增60多万城市劳动力，他们总是有房产需求， 城市总有扩大需求。在这个扩大过程中，土地供应少了，出让金、土地收入事实上跟去年可以打平，意思就是说每亩地价涨了百分之十几，我讲这句话的意思，
市政府也不担心，也不依靠土地收入来维持财政，也不会担心财政中的土地收入会大幅减少，根据供给侧有效的控制，减少库存的过程，第一环就是减少土地供应。不能房产库存，原有的库存在减少，大量供应土地，大量造新房子，不是产生新的库存吗？所以，这第一个。
第二要减少房地产企业。一房地产企业是造房子的动力，只要一风吹草动就会很起劲的造房子，房地产当然为重庆的经济有重大贡献，是支柱产业中的企业。但是房地产企业表现过剩，我给大家报一个数据全市3000多万人有3100多个房产企业，我不是指中介二手房买来买去的皮包公司，就讲房地产，拿了土地造房子的公司有3100个，平均每一万个人有一个房产公司给你造房子，你想想奇不奇怪， 这么多。然后找他们深入的分析了一下，前3100家里面的前500家是重庆去年造 房销售的94.6%，也就是说500家去掉了95%左右，还有2600家只造了5%的房子。相信这2500家再细分一下，可能2500家中的前500家又把5%弄掉，剩下的2000家去年就是僵尸，就是活见鬼的公司，就是乱搞高利贷，搞不了死的公司。去僵尸，第一个去库存，先把这种公司去掉，这种公司在困难的时候哇哇叫，全是僵尸的声音，乱集资的声音，还不了债的声音，一到形势好的时候盲目拿地造房子，借高利贷造房子，就是这些企业干的事。所以去僵尸去库存，把这个动力去掉。不是光就去库存想库存去库存，而是从去库存制造库存的原因，一个是土地端，土地供应太多也会造成库存，第二企业端，烂企业太多也要关掉，今年肯定要关300 多个，每年再关300多个，就有1500个，这些一关掉，这些阿猫阿狗都能造房子， 也没有证照就去卖地了，房地产景气的时候这样做，还可以，但是房地产形势不好就马上打回原形。建了房子以后，借高利贷，18%的利息，3年翻一番就是40亿了，这个房子再怎么卖就不够，就会破产，抵押给高利贷公司，高利贷公司就拿来拍卖破产了，这个源头要去掉。一种没有什么债权债务，三年没有营业，没有税务活动，没有业务活动把它关了就完了，如果有债权债务打官司收购兼并，推动有关方面重组。
第三已经生产的库存，怎么帮助消化。比如政府财税，现在开始或者去年底以来，只要发生征底动迁、危旧房改造，不再造安置房，全部货币化，让他们买商品房消化库存，这是一些重要的方面。
再有农民工进城，放大这方面的外来人口消化房地产库存，这也是一种方面。很重要的方面对企业的写字楼、商铺调整为众创空间，调整为停车库，现在一套10万平方米的停车库，可以停几千辆车，每年停车的租金收入要比写字楼收入高
得多，这个可以通过转化。另外有些写字楼商铺，以前认为商铺卖价更高，现在市场饱和了，卖不出去的话，愿意转化为住宅，反正10万平方米商铺也是商铺， 写字楼也是写字楼，住宅也是住宅，如果愿意转化，政府手续上放宽，让你自由选择，商铺比例多少，写字楼规定是多少，以前规定是死的不能改，现在可以根据市场的结构需要调整这种比例等等，采取了一些措施。
今年1-5月份，库存减了350万平方米，去年底总的库存是2000多万平方米， 构我们5个月的销售量，预计今年争取全年去掉1000万，这样积压的1000万，2-3 千万消化一半，长期把土地供应，企业端的供应收缩一下，这样重庆的房地产会比较持续。
第三去僵尸企业，去空壳公司。在这方面采取了四个一批，按照尽可能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要求，用四个一批推进僵尸企业。一个是企业内部处置一批，二个是从社会资本兼并充足一批，三个是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一批，四个破产关闭一批。
具体来说，比如说国有企业，想想就气死人。平时说市级政府，国资委直接控制的平台也就是38-39个，以前有70几个市属国有集团，后来关了一大半，还有38-39个，这里面有几个金融机构，里面很干净，没有几个字公司。还有一些服务机构，差不多16-17个，剩下20个工商企业，你们知道他的子公司有多少？ 一个化医集团子公司30多个，子公司还有孙公司，孙公司后面还有孙公司。这六代孙公司下来法人有多少个？200多个，至少关掉200多个，闭着眼睛都可以关。这个就是行政长官自己乱批子公司、孙公司，或者完全不管，就是渎职。
一定产生书学点，鞭长莫及，坏账都是你的，发财管都管不住，两学一做下去X支部下去，是不是X员都不知道，什么要么鬼怪就出来了。（网上查）资本向优秀企业集中，资金向优势产品集中是国资工作一直有的方向，国资委要抓好这个事。这不需要什么资源，就是行政指导思想，就是麻木不仁和乱搞，不管、渎职、放任才会出现这样的。哪有一个国家公司注册资公司、孙公司，你不管？ 20个集团形成了几千个子公司，至少关掉2000个，左右的集团，就20个集团，我讲的是工商集团，一个子公司放大20倍就是400，下面再加上孙公司1000个，已经到头了，不能再有重孙公司了。所以，这方面关掉一批。民营企业也有这种情况， 集团内部处置一批，收购兼并重组一批，大家都理解。
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一批，就像渝富04-05年，当时给他10个亿的注册资金， 跟银行借了20亿，一共拿了30亿，这30亿处置了1200个民营企业，这不是国有企
业，帮十几个区县，1千多个区县的企业，他们欠债工商银行157亿的坏账，157 亿的坏账，你们跟工商银行整体打包处置，如果打破1200个，肯定是5%的清偿率， 要花很多时间整体打包，最后连本带息算帐是30%。大体上150亿，本金20%就是30 亿左右，利息上30%，就是40多亿等等。渝富帮1200个企业拿过来，付了工商企业30个亿就进行处置。印象9200万企业有上千个关闭了，因为他本来就应该关闭， 但是债权人不放过，法院就不能判。就在里面憋着，我们买过来，也知道坏账， 剩下200个，就变成了债券股了，有地降低一点有活力，反而变好起来了，所以 渝富没有赔，用30亿去掉了1200个企业150亿，后来渝富又进一步跟建行、农行、中行和交通银行等等，又处置了100多亿，所以整个渝富在过去几年处置了250多亿的坏账，渝富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
最近渝富又把资产坏账处置的牌照拿出来，渝富现在大了，1千亿的公司怎 么做鸡零狗碎的坏账处置？做大以后不想做了，最近成立了一个渝康，渝富的弟弟，不是儿子，算弟弟，叫渝康公司，渝富就做富的事情，金融重组的发展。渝康就做健康疗生，渝康公司明天挂牌，国资委成立这个不是国有企业，跟社会民营一起干，同时民营企业也要成立这样一个公司，工商联也在筹办，市政府支持去年就提出来，这个公司也该起来，这种公司不是为了拿了牌照为某个集团服务， 是市场化经营也要赚钱，也不赔钱，但是要为全社会的各种公司僵尸企业坏账， 代表银行处理实体经济的职责，代表实体经济谈判更好的化解矛盾，这是一方面的事情。
总之，这方面把工作做好，最近大家注意到重钢最近停牌了，重钢企业每年亏损20-30亿，一般的经济概念破产也是有理由的，每年20-30亿的亏损，净资产就没有，仔细一想百年老店，重庆就是重钢和长安，而且这么一个企业尽量搞好， 这样一个企业别赖在这方面的股民，每年公告三个季度季报、年报、月报、公报都是一堆垃圾，别害股民了，所以首先重钢19个月退市，他退市以后有效的起来重组。以后钢铁股份就转为金融股份或者其他有效资产，重钢以后就变成了独资状态，国有独资状态也要整顿。一钢铁结构要调整；二生产方式，混合所有制也要调整，混合所有制也有股本，或者产业结构。股本的股就民营企业，成为重钢股份的大股东、二股东，没什么民营企业会愿意做亏损企业的股东，进去了不是跳到黄海里面去了吗？所以，混合所有制是要动一番脑筋。
一直注意到重钢购买原材料的成本很高。当然重庆铁矿石从澳大利亚外面买回来，从上海运到重庆，物流就会高一些。如果物流成本不高，到岸价格差不多，
这个事情是对的。
我们发现不管通巴西、印度哪里买来的铁矿，到长江口，到岸价总是比别人高。简单的一问好像是什么七七八八。当铁矿石160的时候，他是160，人家到120， 他还是130，人家到100的时候，他是120，现在到60的时候，他90，总是比别人高20-30块，是傻子当采购才买他的。所以，索性在采购上面来料加工，民营企业 每吨材料60-70美元一吨，重钢采购外包，我也不来改造采购系统，让民营企业 来帮你干，上身的衣服让别人穿。最近长一个民营企业花了三个月时间，由民营企业采购相应的铁矿石，就是便宜了1/4，来了以后，铁矿石来了炼钢，炼出来 的钢卖出去，也不是卖不掉，价格卖不好，民营企业自己委托来料加工，供应来料加工，加工完以后拿走，钢结构也调整了。
我们讲这个概念也是混合所有制，但是不是所有制，是混合经营制，这是国企和民企放下身架，重钢是大块头和民营企业相依，国有企业事情没有做好，就没有面子，这个事情就在进行运行，因此减少重钢10-20亿的亏损，这是好事情。
这一类的合作，如果是上市公司，要跟股民披露说清逻辑理由，听起来很奇怪，还不退市，想想把事情做好了再说，一举两得。总的意思去僵尸企业，去空壳公司，包括现在空壳公司有多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工商局2013年的时候给我报告，有一个方面突然出现了几千个投资咨询公司，当时做了批示让他们查， 一查查下来洛阳下面有一个县，县下面有一个乡，乡下面有一个村，来了几十个村民在重庆投资了几百个投资金融公司，都是金融诈骗类的。再一查，这个乡在这里，这个村来了几百个，这个乡搞了三千个，后来让工商局统统去掉，这个事情是王波干的，干得非常漂亮，后来报告给了国家工商局，国家工商局推广到全国都在查这个事。2013年由于王波负责任，没有这样的公司，和金融相关的，包括投资公司在内，就要一行三会先证后照，不搞先照后证，这个事情是管住了， 但是2013年也批了很多投资咨询公司，就没有去清理。
现在下了指令，2013年重庆码头上还有1千万个，至少可以清掉1万个僵尸， 一部分担心僵尸返魂又诈骗，这也是一个方面，这类的事情都要去掉。这次特别跟工商局说了，工商局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开路先锋，是卫士，是突击队，也是守门人。什么意思呢？企业上市制度从简从宽，先照后证，增加企业有效供给， 这是做善事，这是尖刀，是冲锋陷井，但是另外一个宽进要严出，要去无效供给， 无效供给是杀手锏，是守门人，是这方面的卡，不能只生不死，只吃不拉，只进不出，最后肚子胀死。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不加强破公司僵尸的消除，工商局也是失职的，对工商局来说无效的房产商去掉300-500个，是工商局的责任，无效的煤矿关了， 如果煤矿的法人不取消，哪怕煤矿产能停了，你把矿井也炸了，只要法人在是合法的，他要行动，你挡就挡不住。所以，最终的去，去掉法人，把法人去掉，法人去掉工商局注销，不能只办喜事不办丧事，工商局要把这个事做到位。
第三，注重改革引领开放支撑，优化制度供给。这几年在市委领导下，2014 年26项，2015年的24项，今年15项，加起来65项重点改革，面上还有2014年的33 项，2015年的88项等等，总的面上推开重点推进以点带面把这个工作搞好。在改革上面个，我们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的供给。制度产生供给，产生发展的动力，促进生产里的发展，取得良好的效果，比如PPP的改革，建了2600亿的PPP项目，有效的实施，使重庆基础设施建设，这两年每年增长20%几，增长高了， 是不是政务重了呢，没有增加，反而减了1300亿，原因是什么呢？本来政府赤膊上阵直接承担债务推动项目，有社会产生，政府不缺钱。这2600亿就不用负债了， 需要到年底的时候，政府的债务比去年少了1000亿，明年上午2016年一千几百亿的PPP又将隆重的推出，大家担心重庆PPP会有假的，会有泡沫，我们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定的三个公：一PPP的原则利益共享、风向共担、激励约束因素并重， 公开公平交易，三公原则，五个出发点这是指导思想上；二财务做到五种平衡， 第一市场化收费平衡投资的，自我平衡的，如果收费满足不了，通过几年物价调整，价格逐年逐年调高，最后也能平衡。三通过政府采购方式，把政府一年投资， 一下子投资几十个亿，变成10-20年，每年花几个亿的采购，这样就变一次性的 大投入负债投入，变成日常性的，长期性的运行平衡。四个投资是不平衡的，土地资源平衡，五不搞利益输送，在国家允许的情况下做好。就是高收益回报控制， 政府总原则，重庆为什么把几千亿PPP有效推进，既不让投资者投资，政府也绝 不吃亏，平衡，公平公正，谁来都一样，这是五个原则。特别是PPP的过程中防 范形同股债，表面上是投资，实际上是政府借了高利贷，说是投资，说保底汇报12%，政府直接接待15%，怎么是13%利息呢？行股同债，我们才不干这种愚蠢的事。但是也要防范区县干这些事，在这方面管住。
第二招投标里面防止灰色交易。防腐败项目招投标容易出事，土地招投标容易出事，各种资产收购兼并融资活动容易出事，而PPP集三个方面于一身，所以PPP方面容易出问题。这方面市里有专门的协调小组，市委常委会审议这些事， 有规范流程。一般来说，只要领导不糊涂，就不会难。
第二也进行了财政体制改革，形成了股权投资基金，相等有两个一千亿的股权投资，一个中心互联互通，为服务贸易发展进行投资的金融、航空、物流、大数据、云计算，五大类的战略新兴服务业。这一千亿投入了，肯定产生几千亿的服务贸易量，对经济发展是有后劲的。第二有800亿的战略新兴产业基金，就是 对集成电路、集成面板十大新兴产业投资的，我们希望这800亿在2017-2018年底花完，花完了，在2020年才有产出。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6000亿，如果有3000亿左右是融资银行贷款，还有3000亿就是老板投资、法人投资，各种各样大企业的投资。大企业投资3000亿的时候，重庆政府根据800亿，阶级不用给，自己出2000 亿，我们出800亿就是1：3，我们出1个，他们出3个，总的形成800亿的杠杆3000 亿的贷款就有600多亿，6000亿的投入产出1万亿的产出。还有200亿的资金，由16 个小基金形成了200亿，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旅游业、文化业，现在也发展 得很不错，大体有两个一千亿，一个是服务业，一个是工商的制造业，形成了2000 亿，城市还有私募基金1000亿，重庆有200个万民营的，全国各地在重庆发展的 私募股权基金，他们200多个募集了1000多亿基金在重庆活动，有3000多亿里面的2000亿是政府主导的，800亿里面有250亿是重庆政府出钱，500亿是社会出迁，200 亿里面有50亿政府出钱，有150亿社会出钱，1000亿中互联互通里面有200亿基始基金，有800亿是社会资金，有200亿是政府的资金，即是3000亿中，有2600亿是社会的，政府在里面有400来亿，400来亿分布在两个千亿级的产业里，同志们把基金管理，市场化的状态基本上了解得比较处处，这就是政府财政体制具体的。各种各样的深化改革，除了投融资财政体制以外，还包括城乡体制的改革，地票、农村产权、综合产权交易等等。
除了改革以外还有开放。现在重庆的开放，过去几年形成了“三个三合一” 开放高地的特征，这个没有错。下一步的开放，在高度、广度、深度上做文章下功夫。高度就是有两个，一个国家批了自贸区，以WTO的开放特征到服务贸易的开放特征，自由贸易协定的开放特征。第二种新互联互通本身跟自由贸易协定内容大体相当互相有交叉，中新互联互通讲的是航空、物流、金融、大数据通信， 都是服务贸易。把这个功能做好也是一个新的高地，我们以前的三大特征，就是货物贸易为主体的三大特征，今后就有自由贸易为主体的，新的服务贸易特征， 这就是高度。
广度，重庆有17-18个海关主要在主城，10-20年前，重庆海关就在主城只有2-3个，现在有17个，新增的都在主城，以后郊区渝西地区、渝东南、渝东北设
一定的海关，设一定的保税区、保税仓库、保税工厂等等，把海关的开放体系覆盖到整个区域。广东在90年就有250个海关，占了中国的一半，所以海关的体系是开放的一个区域的特征。深度就是以工商企业需求为动力，需要什么改进什 么？一方面约束功能区的规范或者走势，另一方面只要帮助工商企业便捷通关提高效率，增加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增加供给的能力，都应该改进。
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开放方面今年进一步取得了很多进展。举一个例子， 比如中新互联互通在金融上面，人民银行银监会，给了五条政策，这五条政策是沿海金融贸易区的政策，重庆可以特许展开，今年重庆跟新加坡金融上的互动， 四个方面的内容展开比较深入。航空方面，重庆的目标也是庞大的，希望重庆的机场在今后5年出现“1+5”的变化，“1”就是现在的机场是首都机场直属的， 不是我们的企业，市政府采取措施，跟首都机场协调谈判已经成交，民航总局也已经批准，下个星期签字画押，就把新机场在内的江北机场，由重庆国资委来管了，重庆市委、市政府来管了，那是几百亿资产的公司，当然以后民航的安全、民航的发展动力都靠我们自己了。
这样一来工作效率会提高，否则重庆航空想做的任何事情都要跑北京，跟企业讨论，让他们同意？很麻烦。中新互联互通合作，是新加坡跟重庆讨论航空合作，如果都变成了第三方来讨论的话就很麻烦，这件事体制上转过来了，用了半年的时间。
第二五个目标。重庆的客运6-7年以后应该翻番，从3200万变成6500亿，到2020 年，希望吞吐量超过5000万，反正全世界100个大机场吞吐量过5千万20位，进入全世界大机场的20位，中国的大机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也在里面， 重庆也在这里面，能过5千万。二个目标货运量从30多万变成1000多万，大家知道，重庆在十年前航空货运量1万吨，后来到了30多万吨，听起来不大，全国排名还在前十位，我们希望过100万吨，全世界100个机场，过100万吨航空货运也不超过20万。总之，这个也要集中起来。第三希望有100条国际航线。世界100个主要机场有100条国际航线的没超过20个，这都是大指标。去年现在的国际航线53 条，以后变100，意思是每年涨10条能实现。
第四有100-200架的飞机每天在这里过夜，意思有基地航空公司，上海有东航，北京有国杭，重庆也要有大的航空公司，海航在全国各地都有，如果东航在这里弄一个基地下来，川航在四川，总的基地航空公司搞一个。
第五把70多万平方米的航站楼经营好。原来经营20多万，现在突然加50万，
今年竣工，明年投入运行。
总之，“11157”，就是100架飞机的基地公司，100条航线，100万吨货运， 5000万的客运，70几万平方米航站楼的盈盈，这个目标搞好，这就是中新互联互通，主要是以我为主，主要是吸引人家来搞好。最近得到国家最大的指示，航线， 国际航线的航权，你飞我一条线，我飞你一条线，大家对等这就是航权。你要对等的话，你要飞过来的话，人家也愿意，你要飞过去占他一块资源，他小气不愿意给你，他资源可能利润高，你的利润低，不平衡。国家支持我们，特许我们33 条国际航线，对重庆予以支持。这是了不得的含金量。其中重庆和新加坡选择航空公司，“一带一路”有70多个国家，有上百个各种各样的中小城市，任选14个城市作为航线的起点终点，这样就可以增加14条航线，在欧洲和北美各选5个城 市，欧洲也可以选5个城市航线，不需要航权对等直接就可以，然后再选9个货运航线，国家的城市货运，货运的时候前面19条，24条是客运，14个城市+10个城市
+9个城市，一共33，现在加上就是88，按常规的搞货运航线10几条，每年有2-3 条，好像也能完成。所以，国家给了我们特许的政策。这件事情做不下来是无能， 这不是泡沫，国家给了特许政策的情况下做不到？如果没有特许按常规，一年增加4-5条，每年增加到70-80条就有了。四川成都60-70条国际航线。总的意思，开放上有很多事可以做。每多一个航线，每多一架飞机都会带来几个亿的利润和利润+税收，有十几亿GDP，所以可以我产生巨大的航空产业链。这是供给侧结构改革，改革开放都是属于结构性改革中的内涵。
第四注重需求导向突出重点强化创新。我们知道，新技术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做加法，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常理解去长能、去库存、去产能、去僵尸等等都没有错，去掉无效供给做减法。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重要的是一块做加法降低成本，降低税收促进企业税收和发展的活力。这都是在做增量，还有推动新技术创新，创新能产生新的市场，创新有三种层次，一种是现有的产品，在现有市场里，不断的技术进步，不断的技术改造，更新自己的产品，适应市场的要求。把落后的产品变成质量好的产品，这是一种。
第二原来没有的市场通过创新，创造出的市场。前面一种是渐进的创新，是市场已经客观存在，别人做得好，你做得不好，难道不用技术进步改善自己，使自己满足市场需求。后面一种根本没有这个事情，但创造了市场，革命性的技术创新，能够创造出新事物，比如苹果，如果没有苹果，这个市场就没有了。没有苹果的时候，大家用的是其他的电子终端产品，所以苹果手机方式，整个世界20
亿的手机是这个模式，就产生了一个市场，不适应这个市场老的就是淘汰，包括诺基亚、爱立信现在都倒闭了。这方面很好的抓住创新，利用供给侧结构改革， 压缩老产品，压缩没有发展前景产品的同时，创造有前途，有机会的新产品。这种新产品，新需求哪怕现在在老百姓的观念里还没有需求，还没有意识到对它有帮助，但是那些企业家，那些技术的把握者，作为前瞻性的判断，预测到了这种情况，作为政府就要支持这一类的创新活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要对创新活动，把创新驱动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尊重创新，规律整合创新，资源聚集创新要素深入推进要素驱动的战略。
重庆政府去出台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指南，也是根据中央的8号文件来搞的。今年5月，中央召开了创新工作的会议，总书记有重要的讲话，结合供给侧结构的改革，抓好这项工作。
一是强化企业主体的地位，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企业是研发的主体。重庆尤其如此，重庆这个地方，大专院校15年前，就那么20来个，这16-17年爆发式的涨到70-80个大专院校。二原来本来本科院校一位数，就7-8个，现在到了20来个， 有17-18个专生本，本科的学员生，大学生专科生本科，质量都是合格的，缺少 历史渊源。现在本科院校30来个，大专学校40多个加在一起78个，学生数量在校生50万，本科生50万，大中转学生50万，总之缺少历史渊源，大专院校对生产力贡献的力量是不足的，第二科研院所都放在了国家队，国家队都放在成都了，尽管我们也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重庆的绿色研究院，也就是服务贸易1-2个，总之 没有成体系，所以重庆的研发费，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从国家部委拿的研发费是四川、陕西的零头，不是少了1/3，2/3或者一半，就只有人家的一个零头。
面临这样的情况，更需要以企业为主体，去年十二五的哪一个指标都完成了， 就是科学研发指标设立2%，结果到1.5%，没有实现。2015年全国GDP研发费投入占2%，我们是1.5%，这是我们短板中的短板。把这个搞上去，主要靠企业。现在每年研发费10%，到2020年让企业研发费占社会研发费用的90%，这个比重比较高， 事业单位研发多了10亿，企业研发费就要等比例的增加90亿，有这样一个杠杆， 以企业研发为主，不能靠财政拨款。事业单位能干多少是多少，能快则快尽量快， 但是解决问题杀手锏以企业为主体，这个事情搞上去。
第二要抓孵化器。搞双创，搞各种各样的创投中心，各种各样的加速器。这些事情推上去，形成一系列的创新平台。一这个创新平台关键真正好的平台也不是几百个，几千个，有几十个好平台，一个平台带出上百个企业，那几十个企业，
几十个平台带几千个企业，不得了。这方面，如果平台搞几百个上千个，最终都是长不出生命果实的。空头平台，形式主义平台，形象工程也是一个，好的平台在人代会报告里说了有6个：一个是准入环节，你搞生物只要的创新中心，搞机 器人别把化学医疗放进去，总之规归门归类，是一个专业平台，不能阿猫阿狗都进来长一堆杂草。二有一定的培训。经验证明，任何专家、学者、创业者都不是天生的企业家，可能有一技之长或者有一些资本，但是要变成创新的企业家要培训，培训了以后，成功率可能从10%增加到30%。三有一定的公共服务平台。如果是生物医药，一些实验室有孵化器来提供，孵化器不是光提供一堆写字楼，一堆房子，要提供专用的公共使用设备、机器人专用的基础设备。医疗系统专用的仪器，使得几十上百个创新企业，用不着小而全、大而全的培植各种各样的设备， 设备可以公共服务。四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私募股权基金帮他投资，有的天使基金，有的私募基金，有的有是风险投资基金，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基金去继续。五当成果出来以后，应该可以有不同的出口帮他成形，比如上市或者第三板、第二板，第一板不同的地方去上市。可以被已经上市的大集团收购，也可以和一些企业合资合作，也可以把成果在市场上拍卖，有一系列的出口让成果转为生产力。六这个地方还应该成为各个方方面面来推广传递各种资料背景，传递各种知识的窗口，也就是说从大专院校和专业有关的，大专院校有广泛的交流，使得这个地方知识结构，因为创新，是这个领域的前沿阵地，这个地方本身就是知识的集聚力。
有这六个环节形成的孵化器，在重庆，在我的脑子里可能记得不全面，不超过5个，希望各区、各开发区能搞50个，但绝不设想有500个，这个东西是讲集聚的。
第三利用开放式创新积极引入和运用外部的创新资源，完全靠重庆的原始积累搞创新猴年马月，上海、北京可以由原始积累，因为是历史的积淀深厚，重庆三个不足，大专院校的底气资源不足，科研院所的中央资源不足、真正的龙头企业，一个龙头企业像长安一年5%的研发费，1000多亿的销售50-60亿，这种龙头企业如果有10家就发了，很少。本土长出来的，真正大企业研发方面的投入不多。第二没有产值，产值的营业额就是研发投入，整个机构几百个人，全部经费投入都不称研发投入，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研发成果卖专利，如果专利卖了几百亿， 就相当于研发投入的收入。重庆现在这种企业有3个，我逗趣看过，但是这3个都不是重庆的，都是引进的，本土原始生产的这种企业很少。所以，一种是大企业
百分几的研发投入形成了极大的推动力发动机。一种是企业本身，就是研发性的企业，不做任何生产产品，也不做任何贸易，就是搞研发投入，然后搞专利销售， 甚至自己都不做中试，也不搞生产线，就把自己的产品技术卖给人家，人家去搞生产线，我们需要把这种多搞一点。
这方面要靠引进，引进收购兼并。最近以引进的方式，引进了几个期、第一 8亿美元，第二期12亿美元，第三期50亿，总共70亿搞集成电路。最近跟ARM公司合作，全世界的芯片就是三大体系，英特尔设计了全球90%的电脑芯片，ARM公司设计全球80-90%的手机芯片，ARM公司设计了全世界通信设备的芯片，实际上三大研发体系形成的构架，然后成千上百的设计公司都是在构架下进行具体的工匠式的设计，芯片制造厂根据设计去造片，艺术大师设计了楼堂馆所的外形一个框架， 一个艺术大师设计了框架可能几百个上千个设计院的工程师去画图纸，也是设 计，设计完了几万个工人去施工。这个过程就是把芯片，大家注意ARM公司在重 庆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在这方面予以推进。
总之把这些工作做好了，创新的事可以推进。这个事讲在这里，8月份市委全会就是创新工作的全会，会把重庆的短板怎么解决，会更加着力的措施，强劲的推进。
总之，重庆这些年发展的方方面面，大家觉得比较好的时候，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我们比别人不如，不如成都，不如四川，不如西安，不如陕西，也如湖南湖北，更不如上海、深圳、北京短板中的短板就是科研创新，缺少灵魂缺少动力， 缺少的主体企业，缺少这方面的创新驱动。“十三五”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灵魂安上去，把发动机装上去，才能使重庆真正走向好的，更高的境界。
第五注重减负降本增效，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总书记说大刀阔斧的降低成本， 使企业降低竞争力，对七个方面，制度性交易成果、人工成本、税费成本、社会保险“五险一金”的成本、财务成本、电力价格成本、物流成本，都提出降低成本。总书记说了这样的话，我们这样的过程五险一金的成本，居然比北欧、欧洲福利社会的成本还高，总书记直接指出了这个概念，当然下决心下降。所以，今年在这方面，对外没有说，力争今年为企业下降500亿左右的成本，这是为所有 企业工业商业，只要是社会上的单位。这500亿不是指把过去几年降了的成本都 再重说一遍，以前降的就降了，在以前降的基础上再降500亿，大体上做了这样 一个安排。
主要在30条里体现了，但是30条毕竟是去年下半年运量的，到四季度，根据
中央的供给侧结构降成本又补了一些措施。现在主要根据这30条，又加了一些新的措施力争再降150-160亿。第一将税费。西部大开发年年都在讲降税费，今年力求给工商企业150亿的减税降税的空间，其中营改增，这个环节有九大行业， 全社会服务业，工业本来是增值税，全社会9大服务业营改增，总体上会降120亿的税率，这个正在推进。营改增以外的税费，新增的措施30亿，加在一起就有150 亿。【联系微信dadawk0*1】
第二社会养老福利“五险一金”，减160亿。这“五险一金”，总书记为什 么说高呢？养老企业交20%，个人交8%，加在一起28%，医疗，个人和企业各交6%， 加在一起就是12%，这12+养老的28就是40，再就是公积金大体上企业交7%，个人交7%，就是14%，就变成54了，然后再加上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几个 小的百分点，统统加起来57-58%，企业在57-58%里占了38-39%，个人在里面也要交20%左右，医疗里面6%，公积金有7%，就是13%了，养老金8%，就有21%了，这样一来，对老百姓来说集体消费增加一块，企业来说增加1块，新加坡“五险一金” 统统加起来35%，35%里面企业占15%，个人交20%，个人交的跟中国差不多，企业交的15%，我们是40%左右，所以企业的负担是很重。
重庆怎么解决这个事呢？帐面上动了税率，我们很认真的把养老、“五险一金”降低两个点，但是降了两个点，一个点20多亿，两个点，这个地方实际上企业降低2个点，企业差不多降40多亿。第二把费基调下来了，以前总是希望把费 基设为平均收入，工资弄得越高越好，越高产生的税率可以多收一点，这一块害死人。比如说工业企业已经有200多万人了，服务业也有200多万人，有400多万人， 你弄一个平均工资，一个月就是3000多块，但是把X政机关的50多万人，那工资就高了。一个月就不是平均在3000了，然后又把银行10来万人，银行的10来万人平均年收入20万，所以，这些东西一平均以后，就把个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提取的基数搞大了。这个基数不是国家定的，是地方政府自己搞的，深圳本地的人才300万，有900万农民工，把900万农民工的工资月收入跟300万混在一起定了一个税基，同样的税率，外地900万人压低了，而我们呢？把本地的高收入全捆在里 面，这次做了一个概念，我们也不能像深圳弄500万外地农民工做平均值下降， 我们就实事求是，银行的这些单位，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别跟工人群众企业混在一起，企业收的费率，不全社会，不搞被绑架，实事求是企业的平均工资，有的企业高，有的企业低，搞一个实实在在的平均工资，也不把最低收入的企业搞一个平均工资，把高的、中的，低的，只要是企业的进行平衡，把工人和事业单位、
机关的进行分开，这个分开数字就大了，一个月的平均工资降了近两千块，这20-30%就是600-700块，几百万人就是上百亿了。所以今年养老费要降，这是货真价实的，中央供给侧结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对五险一金收费太高给企业带来的困难，做这个事要动真格。
第三物流费和政府的公共服务收费，农用地、净地等等。这里特别值得一说的，材料里也说了，要降低能源电力、天然气，今年天然气降20多亿，天然气的企业可以降20多亿，平均每立方米至少降5毛钱，20亿方气就是10亿。第二电费。中国电费之高，比新加坡贵，比香港贵，比美国、欧洲贵。贵在哪里呢？现在14 亿千瓦装机，实际上中国产能低过剩，只是大家捂着没人说。这个电力明明只需要8亿千瓦装机，全国人民用电。造了14亿，就有了6亿，6亿千瓦装机需要3万亿资本的，这3万亿资本折旧也好，成本也好，过剩产能都摊在电费里。所有的装 机，全中国，包括重庆，装机每天只开3千小时，365天乘24小时是700小时，所以60%的装机停用，利用率只有40%，活力的话装机利用率70-80%才是合理的，在欧洲美国所有的装机6500小时以上，90%以上的利用率，我们是巨大的浪费，没人 说。本来火电厂开到90%，有6500小时开，哪怕5000小时在开，电费成本就会降低， 现在4毛钱，他也没有赚多少钱，这个折旧，过剩产能都摊在里面的，没有表现 在重钢钢铁厂关门，他体现在6千方变成开3400，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电网公司垄断。老百姓用电、企业用电，为了深山老林里拉一个电网， 拉过去10万人，就不够用，但是那边只有1万人，这就是电网中的资源配置有一 定的浪费，这样的过程，全世界过网费1毛几，我们是2毛几，4毛几加2毛几，就是6毛几，加上政府收点规费就是6毛8，全市的平均价7-8，又额外收了7毛几， 叫什么呢？容量费。老百姓用电200度的一个价，500度的一个价，800度的一个价， 阶梯用电，用得越多就价格越高。企业倒过量的，如果少用了3000万吨，应该少收费率。把变压器的容量，装备闲置浪费，这个电价7毛几涨2恩毛，就是9毛几， 长安的电价经常是1.5元，是不是很生气啊，必须降下来。利用几年的时间降20 亿。什么意思呢？全市用电300多亿度是企业用电，300亿度是老百姓和各方面用电，这就是600多亿度电，这300多亿度电，如果8毛钱一度就是240亿，争取减20 亿，相当于减了1/12，如果降了40亿，就是1/6，今年把这个事做好，今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总的意思150+160就是340，能源上降了40亿就是350，其他各个方面， 七七八八的降一些就是400多亿。还有一块融资成本，这块降60亿，常债换短债， 使成本降到60亿。通过这些措施，降成本这一块落到实处。
最后注重严格准入，严格监管去杠杆防风险。首先切实强化金融风险管控， 里面有五个：一凡是摸不准的，别去冒险。对公共服务有巨大影响的，公共服务就是教育卫生文化之、社会性的。三对金融体系有巨大动力的。这三类都要按照五个规矩来做。
第一完全吃不准的，就是要保险。比如说P2P，重庆从2013年规定不能搞， 慢慢看。全世界20个搞了7个，英国搞7个，我们三年搞2-3千个？也搞了。工商 注册登记的没有评比2600家一个都没有，但是也有一种，外地人搞P2P，在那里 做广告，重庆人在家里拿着手机看到了，把钱汇过去，这不是管理，是社会的事。还有通过广告做P2P，防不胜防，这是第二类。第三类有些外地的P2P公司，跑到重庆来，知道重庆不让注册，就跟重庆的企业做了一系列上下游的合作，我们的企业糊里糊涂的别埋进去了，现在一些企业的坏账就是这种事情。这三类平静是源头之外的外汇，我们源头上把控，这是好的一面。
第二觉得有风险，要把负面清单开出来。所有的先证后照变成先照后证，事中监管到事前监管，发执照给企业的这一天，告诉他拿这个证照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做了就审查取缔里，就归制你，这个都要讲清。每个行业都有负面清单，比如说网络约车，有一天给家里的保姆打电话约网络车试试看，确实很方便，跟里面的人聊聊天，因为网络车可以新鲜事物无限支持吗？第一不能在北京、上海、深圳注册一个网络公司，通过互联网呼啦一下全国几百万辆车就进去了， 在每个城市都没有法人，没有子公司，全世界的出租车，纽约的不会到洛杉矶， 你必须到重庆交委注册一个公司，而且这个公司到万州区，对不起，你不是长途车，要到万州，就到万州区注册一个，属地化就是注册清单。
第二公司总有职工合同，不签职工合同，职工有癌症，肝炎什么都搞不清， 网上照片有一个就是你的职工了，摧枯拉朽的重庆就有420万网约车。总之要有职工协议，有健康保障，要有安全的记录，这也是一个概念。还有要收一些税， 不能你不收税，人家收税，不公平竞争等等。任何行业都要有负面清单，只要适合三个公共服务的。负面清单有了，所谓事中、事后才有责任，才有监管。没有负面清单的工商局或者各部门说的，事中事后管理统统就是八卦空中楼阁，说得很好，没有任何行动可以付诸实施，这个很重要事前事中的监管。
最近跟政府法制办说了，权力清单1万个变成了3千多个，政府通过，市委常委通过，人大政协也帮我们审议，现在变成了正面的清单，法有授权不得违，这是一块。负面清单说在口里当成口号没有真正出来，每个行业的负面清单由每个
委办提出相关委办讨论，工商局一起参与，然后法制办一批批的出来，出来以后市政府常委会过了，然后市委常委会和人大常委会立法通过，当然有些实验性的， 可以行政规章代理，成熟了变成法律，负面清单要出来。光P2P几千万的坏账， 比银行的严重，银行是几个企业的事，老百姓如果出了10万，几千亿会牵扯几个老百姓倾家荡产，社会的不稳定，解决问题的后果成本，比几千亿的银行坏账， 企业的坏账严重100倍，毕竟心里搞不顺，所以你想想这是什么事。
第三要防范，不通过政府搞出各种事情来。举报有奖、重赏。中央发到国务院的文件里面都采纳了，这一条是有效的。好几次讲话，比如重庆不忙碌发展， 二负面清单管制。三三大体系公共服务、金融领域和安全领域负面清单。四对各种问题社会监控之外的，政府管理部门管控面之外的，地下的，隐蔽的举报。五对一切可能穿透，帐面上都是很好的，负面会穿透，这种就要当心。比如平时每个人的夫人或者老婆，遇上银行的小姐，说买保险理财产品比银行的利息高，其实银行帮保险公司推销产品，这些保险产品其实跟银行抢钱的理财产品，跟正常的买保险5-10年出了事，保险公司赔我，不出事保险公司给我是一样的，叫万能险及在国外万能险一般不允许超过保险公司保费额的15%，但是现在许多保险公 司的保费额50-60是万能险，因为推销正常的保险费劲口舌拿不到多少营业额， 搞万能险利息高了一倍，万一出了事，还有保险赔，脑子一动就会买。银行有100 亿存款，老百姓存款有60亿，但是有10亿是保险公司的，摧枯拉朽的发展，其实很容易出事，这是保费收益是债务，银行储蓄等级杠杆更高。高息债务，保险公司说起来是规范的，借我200亿资本金，银行没有错，存一贷二。实际上300亿全是杠杆，全是债券，如果拿了100亿的债券，跟银行说借我200，银行一看杠杆比太高，抵押物全是债券，我借给你有风险。各管各的时候会出现真空。第二个环节你是对的，是没有问题的，拿了300亿买股市融资融券，我10块钱，你借5块钱， 你300亿借我150亿？问题也不大，听起来融资融券杠杆比也不低，但是串起来就要当心，相当于定时炸弹。
大家很瞩目的万科、华融的事，这个事以我的眼光真不复杂。保险公司如果是自己的资金拿200-300亿倒没什么，但是如果拿的是老百姓的基金，就要注意了，老百姓的基金跟你签1-2年期的活跃，你做大股东要做百年，不做百年要做十年吧，你不是法人股东，而不是战略投资者，如果是战略投资可不可以？为了分红取得股息，作为法人投资者必须有自己的资金，除非你让出了100亿-200亿的万能险的老百姓签约，你说用来投资股权，变成重筹的股权委托，这个事情只
要一搅，信不信，这个事情翻天覆地的过来了，因为资金是不安全的。
就这个角度首先查资金规不规范？第二又要查管理团队跟董事会之间的约定信托责任合理不合理。第三股东之间也不能阴谋诡计串在一起，事前可以酝酿， 一旦公告任何协议都要公告，不能密谋的，这也是现代企业制度上市公司的原则， 如果不是上市公司不相干，如果上市公司就要这样。解决这个事，政府只要从法律的角度，公司法的角度，市场的角度就可以把这些事解决。但是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由企业自己扯的话，这个事好像也是一锅混汤听一点社会风险。第五种风险，政府在管理上要对各个专业管理执行到位，同时对穿透性的，叠加性的，综合性的监管也要到位，因为你是政府。在这当中监管到位，杠杆、泡沫、风险就会降到最低。
今天说的就讲到这里。
在2016年市场监督管理论坛上的讲话
（2016年9月22日）
市场监管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性条件。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并提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人制度”“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改革市场监管体系”等重点任务， 为新常态下我国市场监管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一直把以“放管服”为核心内容的简政放权，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当头炮”和“先手棋”，强力推动，持续深化，取得了重大进展。本次市场监管论坛以“创新事中事后监管、营造良好市场秩序”为主题，体现了改革精神，凸显了责任担当，对于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必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当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正引领着发展全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增加有效供给的“利器”和“旗手”。增加有效供给，关键是从生产领域着手，形成一批引领技术创新、适应市场需求的优质企业。这不仅要靠创新驱动，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更要靠简政放权，增强企业自主发展活力。这方面，工商部门的切人点很多，推进“放管服”、促进“双创”必定大有作为。比如在国家工商总局的支持下，重庆由工
商部门牵头发展微型企业，形成了一整套政策体系，培育出微型企业50万户， 带动了350多万人就业，还成为民间投资的重要新生力量。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去除元效供给的“杀手铜”和“守在人”。工商部门有着较为完备的市场监测和行政执法体系，是去除元效供给的重要卡口。通过把好企业登记注册关，进行必要的资格审查，健全监测预警机制，可从源头上防控风险隐患的出现。通过把好企业年报关，可以精准识别一个企业是否为“僵尸企业”、空壳公司，并依法依规从源头上摘掉它们的法人“帽子”，避免这些企业死灰复燃。比如重庆，今年按照“吊销执照、拆掉设备、遣散职工”“三停” 标准，已关停500多万吨钢铁产能、23家民营钢铁企业。煤炭也一样，按照“三停”标准，年内将去掉2000万吨产能，最终将煤炭企业控制在70家以内。此外，
还可以通过分析企业年报，准确评价各行业发展态势，从而确保经济良性运行。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优化制度供给的“先行官”和“主战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运行机制，都是在市场监管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并成熟定型的。建立健全政府与市场边界的一整套规则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核心要素，牵一发而动全身。工商部门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和监管体系重建，有助于实现政府向现代治理模式演进的目标，并探索形成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
近年来，我们认真贯彻中央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各项部署，由“先证后照”变为“先照后证”，由“重事前监管”变为“重事中事后监管”。实践证明，这些都是对原有体制机制的极大完善，是对企业供给的极大支撑，是对生产力的极大释放。2013年以来，重庆市场主体数增长了35%，其中企业增长62%、个体工商户增长25%0目前，市场主体总量达到207万户，其中企业65万户、个体工商户140万户，其总量、结构和增速都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面向未来，我们将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结合重庆自贸区建设的需要，坚持把商事制度改革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和健全市场监管体系的重要抓手，确保“放得更活、服务更优、管得更好”，努力建设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动力。如何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我认为，当前亟需加强四方面工作：
一、完善企业“宽进严出”机制，着力增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有效性
企业有生有死，行业有进有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实行注册资本登记认缴、推进注册登记便利化等，营造了适度宽松的市场准入环境。但“宽进” 一定要同时跟进“严出”，做到该出的必须出、及时出。如果“只进不出”，不仅实现不了“宽进”的初衷，还会扰乱市场秩序，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就会变形走样，事中事后监管就会法不责众、形同虚设。
一要加快去除无效的企业供给。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坚决去除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和空壳公司。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严把工商登记、年报审验等关口，依法依规推动“僵尸企业”和空壳公司出清。当前的重点，应放在空亮公司、房地产开发企业、投资咨询类公司、互联网金融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容易集聚风险和泡沫的领域。比如房地产开发企业，全国平均每万人就有1家。重庆也如此，3000多万人有3000多家。其中，前500家公司的开发量占比达到95%，剩下2500多家只占5%，很多企业都可归于“僵尸企业”。大量房地产“僵尸企业”的存在，极易带来银行坏账、乱集资等危害，必须予以去
除。我们计划主年内把全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减少1500家左右，把一些“僵尸企业” 依法依规注销掉。再如投资咨询类公司2013年重庆突然莫名其妙地新增了3000多家。后来查实，是外省某地一群无业游民打着投资理财旗号，实际上向群众搞乱集资的金融诈骗公司。我们安排市工商局会同相关部门及时查处，最终没有酿成大祸。再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全国有4.5万支，平均每支运作资金只有1亿多元， 说明整个领域良莞不齐、杂草丛生，也存在许多空壳公司。这些行业一旦出现问题，其危害和风险具有叠加性、穿透性和破坏性。对此，必须按照是否及时年报、是否有税务活动、是杏出现注册登记异常等标准，及时颤别出其中的“僵尸企业” 和空壳公司，并依法依规予以去除。
二要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市场监管部门和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制定一套企业“死亡”标准。一旦符合这样的条件， 就毫不容情地去掉。要建立便利化的退出通道，方便市场主体办理退出手续，不必把过多精力耗散在出具“死亡证明”上。重庆在永川区开展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和强制注销改革试点已有1.8万户快速便捷退出市场，试点成效良好。这一制度将在全市范围内推进，并启动对未开业和无债权债务企业简易注销改革试点。今年以来，全市注吊销各类市场主体4万多户，同时新设立17万多户，这样的市场主体增长才更有质量，没有多少水分和泡沫。
三要加强行政执法力度。通过查处一类案件、规范一个行业，震慑违法违规行为，可以有效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特别要健全跨部门、常态化的执法联动机制，加强对具有叠加性、穿透性和破坏性的违法行为查处，防止产生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
二、分门别类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着力增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针对性
对一般工商实体企业实行“先照后证”，是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我们必须按照国家要求，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但对一些具有涉众风险的行业，比如大资本、高杠杆的金融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公共服务业，涉及公共安全的企业，其市场准入，都应设有必要门槛。比如过去几年，由于准人门槛低， 全国P2P公司野蛮生长，目前1/3出现经营困难或失联“跑路”，涉及数千亿资金、数百万普通投资者，教训十分深刻。这类行当，必须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 “谁家的孩子谁家抱”，由金融监管部门切实管起来。再如，作为公共服务的教育领域，如果任由没有资质和执照的一些“野鸡”学校随意招生，乱许颁发文凭的承诺，一次性收取三年学费，最后学校难以兑现承诺，群众就会上访，引发社
会不稳定。由此看，对金融、公共安全、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特殊行业，应坚持“先证后照”，而且发证部门应终生负责。
对一般工商企业“先照后证”的同时，则需要制定负面清单作为事中事后监管的依据。“先证后照”变为“先照后证”后，事中事后监管什么？主要就是监管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是否触碰了负面清单。建立负面清单，关键要抓好两点：一是负面清单应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开列。行业主管部门熟知行业内在运行机理， 理所应当提出严谨的负面清单，并知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商部门在企业领取营业执照时，应主动把相关负面清单告知企业，这是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依据。二是负面清单条款内容不宜太繁杂，应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看就懂，易于操作。比如，我们对私募基金的资金来源采取不准高息揽储、不准乱集资、不准形股实债、不准信托融资等通道业务“四个不准”，在资金投向上不炒二手房、不炒外汇、不炒股票、不放高利贷“四个不技”；对小贷公司实行不乱集资、不跨地区经营业务、不大规模摘杠杆比透支“三个不”。由于事先就“约法三章”， 这几年重庆的非银行融资市场发展总体是健康的。
三、加强市场风险防控，着力增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预见性
商事制度改革后，市场准人门槛大幅降低，一些不法分子浑水摸鱼，借机从事违法活动，市场准人风险必然有所增加。只有对市场准人风险提前预警、早日防控，才能降低事中事后监管的压力。比如，国土部门在土地招拍挂时，对企业的保证金来源就必须查实，一且是高利贷资金，就要取消其竞拍资格。又如，对涉及金融类企业，在实行“先证后照”的同时，工商部门建立了市场准入监测预警机制，对外地异常投资、行业异常变动、法人设立异常集中等情况进行监控， 有效遏制了虚假注册、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商事制度改革后，市场主体大量涌现，经营活动从线下向线上延伸，监管对象大幅增长与监管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缓解这一矛盾，既要大力推行年检改年报、“双随机、一公开”等改革措施，降低监管工作强度，还需要合理配置监管力量，真正把监管重点和力量集中到群众反映强烈、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大的领域上来，而对诚信守法经营的市场主体少检查、少干扰。为此，我们开发了市场主体分类监管平台，按标准对市场主体自动评级，并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提升了日常监管的针对性。
四、与时俱进创新监管方式，着力增强事中事后监管的科学性
在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伴随技术、资源和市场跨时空跨领域的深度融合，亟须转变监管理念，创新监管
方式。
一要实施审慎监管。面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层出不穷，必须一手抓规范发展，一手抓风险防范，做到既不能管死，又要管控好风险。比如， 大量兴起的众筹公司、创客公司，是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有的甚至已发展为联盟企业或全国性组织，社会影响较大。但如果发展模式出现偏差，跨界越线，触及非法集资、传销等“雷区”，就会对社会造成恶性影响。
二要实施信用监管。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我们高度重视信用在市场监管中的作用，明确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牵头推进全市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开发建设全市法人数据库、联合征信系统和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推动信用信息数据高效归集、有效整合、充分共享，社会公众的信用意识显著提升，“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初步建立。
三要实施智能监管。改变传统“人盯人”、排查检查式的监管方式，积极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充分整合各类市场监管信息，提升事中事后监管的信息化水平。重庆开发建设了情报信息工作平台和电子证据取证实验室， 较好解决了违法行为发现难和网络违法取证难等问题，迈出了智能监管的一大 步。
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是全面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纵深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的关键之年。创新事中事后监管、营造良好市场秩序，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至关重要。我相信，大家群策群力，奉献智慧， 本次论坛一定会在加强市场监管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今后工作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在2016年全市金融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6年12月9日，根据录音整理）
临近岁末，我们专门召开金融工作座谈会，沟通我市金融机构运行情况，听听大家对明年金融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刚才，市金融办通报了全市金融业发展总体情况，部分金融机构结合各自业务领域发了言，“一部三局”的同志发表了意见，刘桂平同志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我都赞成。下面，谈三方面意见。
一、2016年重庆金融业改革发展成绩值得肯定
今年以来，全市金融系统认真贯彻中央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建设国内重要功能性金融中心的目标，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能力，取得了可喜成绩。
第一，机构体系建设成果丰硕。在国家“一行三会”大力支持下，我市新获批一批全融牌照，形成了涵盖5大门类、10多个领域的全牌照金融体系。富民银 行成为西部首家民营银行，阳光渝融成为全国首家互联网信用保证保险公司，渝康资产管理公司、再担保公司开业运营。邮政租货公司落地，重庆移动金融公司获准，三峡人寿保险获批，重银金融租赁进入审批流程。交行、中信、建行、农行等大型银行来渝设立离岸结算、资产管理等功能性总部，渤海银行重庆分行获批筹建，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均已进驻重庆。此外，还新增保险公司总部1家、市级分公司5家，保险公司数量中西部最多。目前，全市金融机构1600家左右， 外资金融机构17家，门类数量均在中西部最齐全。与那些扰乱金融秩序的P2P公 司、投资咨询公司和五花八门的私募基金不同，这些金融机构都货真价实、运行规范、结构合理，真正在为重庆实体经济发展加油助力。
第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亮点纷呈。我们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关闭“傻尸企业”和空壳公司，需要金融配套贴身跟进，比如核销坏账、债务置换和处置等等。在此过程中，银行系统主动作为，前所未有地核销了130多亿元坏账， 全市银行不良贷款率因此降低0.6个百分点，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左右。银行、小贷公司共同推动去产能、去库存，涉及钢铁、房地产行业170多家关联企业， 总金额达到305.8亿元。渝康资产管理公司发起设立500亿元债转股专项基金，4 大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超过100亿元，帮助企业降低了杠杆比。金融机构 务实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推动了企业信用的持续好转。
第三，降控企业融资成本成效显著。我们按照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今年1—10月，全市新增直接融资3085.5亿元，同比增长46.3%，占新增融资总额的比重达到65.8%，其中， 股票市场融资366亿元，同比增长2.5倍。银行新增融资增长47?利率相对较高的非银行机构融资下降了12.8%，资本市场、债素市场、基金市场、银行机构共同发力，推动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人民币贷款、债素加权平均利率同比分别降低1.03 和0.91个百分点。
第四，要素市场建设取得新突破。保险资产交易所、石油天然气交易所两大国家级要素市场获批，明年一季度有望双双挂牌，将为功能性金融中心建设增添重要法码。地方要素市场发展也取得长足进步，联交所实现增资扩股，汽摩交易所完成重组，咖啡交易中心开业，电力交易中心挂牌成立。特别是金交所在平安集团接盘后，交易规模爆发式增长，今年1-10月已实现交易5900多亿元，预计全年交易额超过6000亿元，2017年有望突破万亿元大关，建成全国性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所和全国非标资产定价中心。
第五，金融风险防控有力。我们坚持宁缺母滥的原则，审慎的原则，加强金融风险源头控制和过程监管。对新设立的金融机构，一律坚持“先证后照”，借助“一行三会”和金融办的专业化风险识别和监管，从源头上屏蔽或过滤风险隐患。日常运行中，严格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比如融资担保公司10项戒律，要素市场经营16条红线，小贷公司“十不准”等等，一旦触犯，决不姑息。对各类交易场所进行摸底调查和风险处置，停止再生资源等3家要素市场杠杆交易。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安善处置校园网贷等风险事件，群防群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这一系列工作的深入开展，确保了全市金融市场安全稳定。
第六，金融开放持续拓展深化。将推动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纳入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具体工作正在陆续展开。持续推进中新互联互通金融示范项目建设，已落地42项跨境融资、外汇管理创新的政策，实施27个跨境贷款和8个境 外发债项目、融资26.2亿美元。仅今年1-10月，金融板块已引进外资36.2亿美元， 是全年目标任务1.8倍。患普结算累计达到4383亿美元，跨境人民币结算近千亿 元、继续保持中西部前列，钱宝全年交易额预计达到3万亿元。
全市金融业发展成绩的取得，是“一行三会”大力支持的结果，当然更与各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近年来，大家和衷共济、攻坚克难，为促进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建设国内重要功能性金融中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此，我
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二、全面把握国内重要功能性金融中心的内涵、基础和目标
重庆“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建设国内重要功能性金融中心的目标，这是市委、市政府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大家要对国内重要功能性金融中心的基本内涵、基础和目标，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把握，做到顺势而为、同频共振。
一般来说，金融中心有四种功能类型：
第一，总部集聚型中心。各种跨国公司、大集团、金融机构的总部大都汇集于此，带动各类资金往来活跃。
第二，资本市场型中心。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以及各类要素配置市场于一体，各类私募、公蔡的股权投资基金，股票、债券以及其他证券化资产，都可以到此集中交易。
第三，贸易结算型中心。全球每年几十万亿美元贸易额，涉及大量的资金结算，包括各类国内结算和离岸结算，贸易活动的相对集聚自然会催生贸易结算型中心。
第四，金融创新型中心。拥有大量优秀的金融人才和先进的理念、技术及管理方式，能够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新，开发出一系列引领特定区域甚至全球潮流的金融新产品、新模式。国际上的金融中心，要么以综合功能闻名，要么以专业功能取胜。比如伦教和纽约，作为全球第一、第二的金融中心，既是总部中心，又是资本市场中心、贸易结算中心和金融创新中心。香港是亚洲地区总部、资本市场、结算市场“三合一”的金融中心，而新加坡是亚洲功能最强大的结算中心， 近十年跨国企业总部数量增长也比较快。从我国内地来看，北京作为中国金融改革、新牌照、新业务的源头，云集了“一行三会”、各大银行总部和世界500强亚太总部，是我国的总部中心和金融创新中心；上海拥有证养交易所、黄金交易所、票据交易所，是大陆名副其实的资本市场中心。
从现有条件来看，重庆不可能像北京那样成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总部大量集聚的总部型金融中心，也不可能像上海那样成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集聚的资本市场中心。近十多年来，重庆金融业发展各项指标持续向好，但常规的银行、证券、保险业以及延伸出来的小贷、租赁、保理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全国各地都在竞相发展，仅靠发展这些传统金融，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中心。重庆要想
成为辐射全国甚至影响全球的金融中心，必须在功能上做文章，凸显特色，形成优势，以特定功能的突破和延伸来掩动整个金融中心建设大格局。为此，市委、市政府借鉴新加坡的做法，量身定做了“十三五”金融业发展目标，即建设国内重要的功能性金融中心，突出发展各类国际国内金融结算业务，争取建成以结算功能为特色支撑、辐射全国甚至全球的新型金融中心。
我们提出建设国内重要的功能性金融中心，是立足重庆实际作出的科学判断和战略决策。经过十多年蓬勃发展，重庆已具备了建成国内重要功能性金融中心的四大内在基础。
第一，良好的经济基础。建设金融中心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大量的经济贸易活动作支撑。重庆GDP增长率多年来一直领跑全国，投资、社零总额、工业产值及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长期保持全国前列；进出口总值、外商直接投资额均居中西部前列、全国前十。更重要的是，重庆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质量和效益持续向好，推动经济基本面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日益增强。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为建设功能性金融中心奠定了现实基础。
第二，良好的金融业基础。经过十多年不懈努力，重庆金融业发展呈现出五个良好特征：一是支柱产业特征明显。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接近10%，在全国排名靠前。二是对经济增长贡献度高。金融业增加值每年增长15%，右，拉动GDP 增长1.5个百分点，成为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三是产业生态体系完善。金融机构数量众多、金融业态丰富，“一行三会”发放的金融牌照基本上应有尽有。四是发展质量和效益俱佳。重庆银行机构以全国四十几分之一的贷款余额收获了全国二十几分之一的利润，资产利润率高出全国平均，而且各类金融机构的不良率或代偿率都比较低。五是金融与经济融合共生。金融业在努力保持自身良性发展的同时，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深度介入，积极作为，有力促进了工商产业发展。
第三，良好的交通物流条件。经济贸易活动离不开交通物流，因此金融中心通常也是交通物流中心。这些年，重庆水陆空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日益完善，初步形成了立足重庆、辐射全国、联通欧亚的集疏运体系。水运方面，已成为与上海、武汉遥相呼应的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枢组，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能力分别达到1.8亿吨和405万标箱。航空方面，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3600万人次，
航空货运量增加到36万吨，十年分别增长了6倍和18倍，客货运输量在全球百大机场中增长最快。T3航站楼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后，航站楼总面积将达70多万平方米，与首都机场规模大体相当。铁路方面，正成为我国六大高铁枢纽和欧亚大陆桥的东部枢纽，“渝新欧”班列今年已开行400班、运送1.5万个集装箱，单箱平均价值量超过100万元，车皮量和货值量分别占到整个经阿拉山口中欧班列的45%，80%，铁路运输的综合价值优势，为繁荣亚欧陆路贸易提供了重要支持。
第四，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重庆政策、人才等环境条件均不错，能够吸引各种资源要素聚集，促进各类金融结算业务的发展。一是税负成本低。为了保证企业的合理利润，全球的结算中心一般税负成本都比较低，爱尔兰、新加坡、香港的企业所得税分别为12.5%，17%，16.5%，重庆集直辖市、西部大开发、保税区、自贸区等优患政策于一身，是全国税负最低的地区之一，企业在重庆结算，利润空间更大。二是人才配套到位。重庆每年不仅有大量财经专业本科以上毕业生， 而且早在2010年就建立了国内首家“国际金融结算实训基地”，到2020年前有望培养数以万计的金融结算高端人才，弥补金融结算的人才缺口。三是金融创新氛围浓厚。近年来，重庆打破常规，稳妥推进一系列金融创新，力争做到先行者通吃。比如离岸金融结算，我们五年前得到了国务院和外管局的支持，将惠普千亿美元级的加工贸易结算基地搬到重庆，实现了境内离岸金融业务的首单突破。最近，我们正在推进大数据产业链上的轧差结算，企业不需要对每笔进出口都进行汇兑，只需对进出口同等金额相抵后的差额进行汇兑，这不仅为企业降低了成本， 还提升了结算的效率。国务院已批准重庆设立自贸试验区，并以重庆为营运中心开展金融等领域的中新互联互通示范合作，将进一步拓展重庆金融结算创新引领的空间，加强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国际金融和贸易合作。
金融中心的基本特征，是金融机构高度密集，金融市场要素齐全，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金融集聚辐射功能强大。建设以贸易结算为主要功能特征的国内重要功能性金融中心，目标设定要突出但不限于贸易结算本身，必须统筹兼顾银行、证券、保险等传统金融业务和各类新兴金融业务。为此，我们将“十三五”建设国内重要功能性金融中心的目标，细化为一系列量化指标：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4%左右，2020年达到2800亿元左右，确保占GDP比重提高到11%，上。金融资产规模从目前4万亿增加到2020年7万亿以上。金融牌照方面继续寻求“一行三会” 的支持，2020年力争机构数量突破2000个。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从目前2.5万亿增加
到2.8万亿。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市贷款平均增速。国民经济证券化率从目前的53.7%高到70%以上，带动证养化资产达到2万亿左右。保险密度翻一番以上、2020年达到3500元左右，保险深度从3.3%升到5%，行业资产利润率继续保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银行不良贷款率保持在1%左右。除了这些常规性指标之外， 我们将着重加大结算类指标的权重，从五个方面着力，做大做强金融结算功能。
第一，离岸金融结算。既包括与国内市场主体有关联的国际结算，如跨国公司内部结算、国内商业银行在重庆开展的国际结算，也包括与国内市场主体无关的离岸国际贸易或供应链结算。随着贸易全球化深入发展，贸易和结算出现空间上分离的趋势，企业往往集中在某个点、某个城市就可以做全球结算，爱尔兰、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如此。重庆近五年来，一直致力于打造离岸金融结算中心，结算规模五年增长了五倍多，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2020年将迈上2000亿美元台阶。
第二，消费类金融结算。目前与居民消费有关的结算品种很多、结算规模很大，仅重庆每年就有上千亿元的结算量。比如汽车金融公司专门为居民买车提供抵押贷款，马上消费金融公司为居民购物提供各类小额贷款，这都涉及到大量的金融结算。特别是信用卡结算，按照“入世”承诺，我国的金融领域将逐步放开， 外国信用卡公司进入中国后将进一步激活信用卡消费，相应的结算需求将由此大增。重庆正在争取这一牌照，一旦获批就可以辐射全国甚至全球，形成几千亿元甚至上万亿元的结算规模。
第三，要素市场结算。各类交易所内的资源要素买卖，自然都会产生等量的金融结算。目前，重庆已有14家区域性乃至全国性要素交易市场，年交易量上万亿元。金交所重组后，交易规模未来四五年可望达到2万亿元规模。石油天然气交易所、保险资产交易所作为国家级交易平台，面向全国集聚资源要素，2020年交易规模都会上万亿元。到2020年，全市要素市场交易结算规模将在5万亿元以上。
第四，跨境人民币结算。具体又分为两类：一是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国内企业跟外国企业之间贸易，不用美元、欧元而是用人民币结算支付。这类结算， 重庆去年有2000多亿元的规模，今年受汇率贬值影响规模有所下降，但也有1000 多亿元。二是国际贸易的计价结算。比如为国际间商业银行转账提供区块链类的网络基础设施、跨国企业之间的国际贸易转账、国际中小企业的跨国结算。重庆钱宝公司就是探索运用区块链技术，专门开展这类国际结算的企业，他们2014年
结算量2000亿元，去年达到9800亿元，今年将达3万亿元。总之，随着人民币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与SDR中其他重要币种的国际贸易结算融合的前景会更加广阔。
第五，大数据对冲结算。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平台，可以搞国际贸易或者各大银行的对冲结算。目前最典型的就是人民银行特别支持重庆开展的外汇轧差对冲结算，今年有600多亿元，累计结算量已达2000多亿元。
总之，大力发展金融结算业务，是重庆建设国内重要功能性金融中心的“撤手铜”。这不但有利于拓展贸易公司业务空间，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利润率，还可以壮大金融机构中间业务，增加金融GDP和税收贡献，其意义和作用不可小视。
三、防范穿透式、叠加式金融风险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主题。特别是新形势下，金融风险借助现代技术手段跨界渗透和叠加，穿透性和破坏力大大增强，稍不注意就会酿出大祸。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初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明确要求，要防止穿透式、叠加式金融风险。大家务必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强化对五个方面金融风险的防范，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第一，互联网金融风险。信用、杠杆、风险是金融的三大本质要素，银、证、保只要遵守金融的基本原理，本身都可以“+互联网”发展壮大。但如果妄图通 过“互联网+金融”改变游戏规则，就会出大问题，而且难以防范。重庆在这方 面格外审慎，尤其重点防控P2P、网络众筹、信托理财、互联网保险等风险。比 如，对互联网公司涉足金融领城设置了负面清单，对其筹资和资金投向分别设置了“三个不许”。近几年，全国各类P2P公司泛滥、案件频发，但在重庆本土没 有P2P公司生存的空间。各类非P2P的投资咨询公司，以投资咨询之名行P2P之实， 经过清理整顿目前已销声匿迹。互联网金融领域，我们重点支持的是结算。因为互联网结算不放贷，没有杠杆，也不透支信用，不需要创新金融产品，只是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云计算平台对交易流程进行了改善。其采用的区块链运算方法， 还可以极大提升安全保密性能，因此国家对此十分支持，各大银行、跨国公司需求也比较旺盛。钱宝公司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此。另外，阿里巴巴小贷公司等“小贷+互联网”，不是P2P，而是线下集资、线上放款，只要坚守负面清单， 也可在一定范围内适当发展。
第二，万能险风险。万能险在国际上是合理合法的险种，但其操作必须坚持五条原则：一是比重不能过大。占比不能超过保险公司保费总额的15?否则就是
乱集资。二是杠杆率不能太高。不同于一般的保费可以成为保险资产、投资资产， 万能险本质属于理财方面的短期借债，虽有保险功能，但又给客户较高的储蓄利息，同高息揽储没有太大的区别。保险公司如拿着这些短期借债，在银行存一贷二，再到证茶市场买股票，并进行融资融孝抵押，虽然单个环节杠杆比都不高， 但串在一起就是几十倍的杠杆率，隐藏着巨大风险。三是只能短期使用。与银行不能用储蓄资金进行直接投资一样，万能险资金只能用于短期理财，可以投资股市，但不能举牌，不能做法人股东，更不能去抢董事长位子。如果用于长期投资， 实际上就变成了对冲基金，在法律上就必须变更契约，否则就形成期限错配，事实上面对大量分散的客户，契约变更是很难做到的，到期可能无法偿还，就造成祸乱。四是不能做一致行动人。一致行动是各国或地区上市公司收购立法中重点监管的行为，一旦被确认成立，将判定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和股民可按半年内最高股价卖给一致行动人，涉事公司很可能因此就破产。五是股东股权占比不能过高。与一般工商企业截然不同，金融机构一般都是公共服务平台，资本金来源于广泛的社会民众和企业，总量极大。国外即使是私人银行，股权占比最高也只能在15? 右，新加坡华侨银行、大华保险、大东方保险的最大股东股权都没有超过10?如 果一股独大，金融机构就会沦为家族企业的“提款机”，一旦出现金融风险，又会把责任转嫁到社会，拘空大量社会资金。这五条都是国际惯例，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常识。应从制度上加强管控，杜绝为所欲为的家族式野蛮收购和控制。
第三，企业债务风险。目前，全市核定的政府性债务有5000多亿元，其中一类债务3000多亿元，占GDP比重不到20?负债控制优良度位列全国前三。全市债务余额仅占财政支付能力的65?右，也比全国平均债务率低了近20个百分点。因此， 重庆总体上不存在政府性债务危机。真正的风险来自于企业债务。这些年来，重庆经济增长较快，企业效益也普遍不错，但全市非银行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了64?比全国高4个百分点。特别是非银行类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达到了68? 高于全国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值5个百分点。今年，我们大力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在去产能、去房地产库存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要更多转向企业去杠杆、降债务率。一是按照国家要求再申报设立2个专业 化、市场化的资产管理公司，与渝康资产管理公司一道，分类处置好国有、民营非金融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和不良贷款。二是引导银行继续核销两三百亿元坏账。三是通过企业上市融资，利用筹集的资金集中解决300亿元左右债务。如果大家同心协力，1-2年内减掉1000多亿元企业债务，增加上千亿元有效资本
金，全市企业资产负债率就有望降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下。
第四，房地产资金风险。房地产具有资本品和金融品的属性，连带着相应的金融风险。当前的房地产资金大部分来自于金融资本，一旦崩盘就会出现大量银行坏账，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应从四个方面着手防控：一是控制土地供应。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货币供应只是外因，土地价格才是内因。地价与土地供应密切相关，控制房价的关键在于控制土地供应。按照城市发展规律，每1万人需要1平方公里土地，如果土地供不应求，地价上涨就会推高房价；反之，则会供过于求， 形成“空城”“鬼城”。二是严格规范买地资金来源。房地产商买地应用自有资金，不能用银行贷款甚至高利贷。如果用银行资金、信托基金、P2P基金竞相拿 地，会大大推高地价和房价，很容易导致资金链断裂。三是控制好购房按揭比。老百姓购房的按揭杠杆要合理，否则会出问题，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前车之鉴。房地产去库存，应在供给端去杠杆，而不能在需求端加杠杆。决不能搞“零首付” 和“首付贷”，或允许房产增值后二次贷，这样会直接推高需求端杠杆。如果对购房者按揭比实行首套房二八开、二套房对半开、三套全首付，就决不会滋生炒房投机。四是去房地产“僵尸企业”。目前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几乎是“零门槛”。工商总局数据显示，全国有13万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相当于每万人就有1 家。重庆也不例外，3300万人口对应有3100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其中前500位的房金开发量占到了95%，剩下2600家只占5%，上千家开发企业根本就是“零开发”“零建设”的“僵尸企业”。在形势好的时候这些企业乱集资拿地造房，形势不好就资金链断裂、形成坏账。所以要双管齐下，优化房地产企业供给：一方面消化存量，三年内关掉1500家三年未运转、未交税、未年检的“僵尸企业”；另一方面控制增量，提高房地产开发公司设立门槛，工商登记注册时务必严格坚持标准。
第五，外汇风险。美国正处于加息周期，目前加息的惯性更强，如果连续几次加息，将增加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宏观上判断，人民币没有长期大幅贬值的基础。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保持世界前列，五年增长量就相当于日本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我们对保住汇率和外汇储备，以及中国加入SDR以后的货币地位有绝对的信心。汇率波动本身是正常的，跌到7虽然有问题，相关风险会波及到各行各业，但不是颠覆性的问题。当下重要的工作是加强外汇进出的管控，防止大面积外汇资本相机抽离。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就必须加强对外汇的管控。外汇储备是我们防止国际金融风险冲击的“撒手铜”，要对海外虚假投资、无战略意义的开发投资加强管制。总之，外汇管制主要是国家层面的事情，但重
庆一定要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和扩大出口等，增加对外资的利用，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不能置身事外。明年应特别注意维护汇率和外汇储备的稳定，严格防止资本外逃，同时外贸进出口、外债利用也要统筹考虑汇率变化的因素。
刚才，大家提出了一些工作建议，包括金融开放，控制存款成本，降低部分领域坏账率，支持开展飞机租货，健全银行和担保公司风险分担机制，坏账处置、债务重组税费减免等，都值得专题研究。市金融办要牵头汇总，拿出相应的方案。凡是市里能够协调解决的要抓紧研究处理，需要国家有关部委帮助解决的要及时报告，尽快把这些好的建议落到实处。
供给侧改革关键在落地
（2016年1月31日）
首先，X中央说的新常态就是经济新常态，不是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其次，新常态不是经济下行的代名词。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已进入一个中高速经济增长阶段，最后，不能把新常态当成工作不努力或工作出问题的遁词和借口，一有什么问题都往新常态上推是不负责任的思维。
一是要增加有效供给。什么是有效供给？比方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的发展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大资本。目前大量进口的，生产出来就有市场。这十大产业重庆过去的确也没有，2014年刚启动，产值达到600亿元，2015年产值达到了1600多亿元，今年产值或将达2800亿元。这就是个结构性的变化。对有需求、市场好，大量进口的产品，我们把它生产出来，这就是增加有效供给。
二是消解无效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去僵尸企业，这方面的事，10多年来我们一直比较注意，对过剩产能要严控古的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新的过剩产能还会冒出来，一些企业会周转不灵变成“僵尸”，这方面尤其要控制产能。
三是降成本。降成本包括税务成本、社保成本、融资成本，也包括物流成本。比方说，重庆网络终端产业的零部件本地化，就是为了降低物流成本。我们有时候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也需要从产业布局、产业内部的物流组织、企业内部的结构优化上下工夫。
四是去杠杆。杠杆是金融的个特征，经济出问题常常跟金融系统本身的杠杆失当有关。但是，去杠杆也是全社会的事，政府、企业负债太重，杠杆高了都是有风险的，金融杠杆的基础是信用，有信用才有杠杆，杠杆高了风险就高。要把握好信用、杠杆和风险的度，过了度就要出毛病．
五是补短板。包括基础设施和交通堵塞的短板，重庆新近“荣膺”中国第十大堵城，按照重庆市部署，重庆“空中走廊”今年开工，2020年建成．基建可以用PPP让社会资金来参与，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债务；另一方面，节约出来的财政资金可以拿来搞教育、卫生、社保等各类民生、社会事务。
总之，供给侧改革要更多地从体制、机制，从资源优化配置上动脑筋、想办法。
黄奇帆与“他的重庆”
（2016年10月21日）
9月29日，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上映，影片取景重庆洪崖洞、千厮门大桥、解放碑步行街、嘉陵江滨江路等地，导演张一白试图将一座现代化的都市呈现给观众。
而10年之前，同样一部电影《疯狂的石头》向观众展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重庆，破败的公厕、澡堂、楼房与随处可见的棒棒军。当没有去过重庆的人们还在笑声中不停加强电影中的重庆印象时，这座山城已经挥别了过去。
“黄市长功不可没”，当地的论坛中这种颂扬声并不鲜见，15年来重庆市委书记换了6位，而黄奇帆实现了当初承诺，像黄桷树一样扎根在了重庆。
64岁的黄奇帆是浙江绍兴人，他ZZ生涯的前半段都与上海联系在一起。
2001年，天命之年的黄奇帆来到大西南山城重庆，从副市长到市长，黄奇帆的工作重点依然是他熟悉的领域。
张五常曾这样评价黄奇帆说：这个人思想细致紧密，组织力强，对数据的掌握有系统。他确实是管理经济的能手，拥有微妙、高超的经济管理技巧。在任期间力推产业发展和旧城改造，却并没有落入俗套让城市房价成为一系列努力的最终见证。【联系微信dad*awk01】
“亦敌亦友”，一位当地房地产人士这样评价黄市长（黄奇帆）上任以来在重庆地产人心中的形象，他2000年来到重庆，亲身经历了黄奇帆挽救重庆烂尾楼的力挽狂澜，却并没有享受到像其他城市地产市场一样的丰厚利润，“辛苦经营树立在地产人心中的形象，如今黄市长并不在意这些。”
亦敌亦友
9月23日，山城重庆阴雨绵绵。沙坪坝区西部新城的重庆万达文化旅游城项目启动仪式上，坐在王健林身边的黄奇帆作为重庆市市长罕见为一项目启动站台。
黄奇帆当天兴致颇高，完成常规致辞后，他补充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重庆能不能成为国际的旅游目的地，有万达文化旅游城就会成功！”
在重庆渝富地产一位负责人凌志（化名）的印象中，公开场合这位市长所展露的特征更多是套话少、实话多，也很直白，通俗易懂，“如此褒奖一个项目实
属罕见，况且这个项目涉及庞大的房地产开发工程。”
黄奇帆如此看重万达文化旅游城项目事出有因，一年前在考察西部新城时， 他曾经狠批该区域长远发展定位还不够清晰，对发展机遇的把握还不够敏锐，尤其指出区域城市化建设步伐有待进一步加快。
而在黄奇帆所接触到的众多企业中，他显然看中了万达的某种能力。具体来说，万达集团的文旅城和万达广场两大合作项目给重庆房地产市场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带来新机遇，将促进西部新城房地产业的发展，助力重庆整体城市化建设步伐。
因此，人们很难将他的形象同“房地产敌人”的角色联系起来，这是黄奇帆“金融市长”、“学者官员”等众多头衔中最新同样也是最偏负面的一个，因为就在出席完万达活动3天后，在重庆召开的“2016市场监督管理论坛”上，黄奇帆语出惊人，他打算从2016年开始3年内，每年关闭重庆的500家房地产公司，3 年关掉1500家。
凌志所在的公司是重庆市国资委旗下的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平台之一，他并不担心在此轮洗牌中被淘汰，不过他不能理解的是此次“洗牌”打击面太广，“向市场释放了强烈的调控信号。”
黄奇帆的底气来自一个“账本”。2015年底，重庆市工商局一份统计材料被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这份材料显示，重庆3100多家房地产公司中，95%都是由前500家公司产出的业绩。而剩下2600家公司的全部“产出”，只占全部房地产市场份额的5%。可以说，实际上就是空壳。
因此，他的结论是，“做到该出的必须出、及时出，否则只进不出，也会扰乱市场秩序，导致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变形走样，事中事后的监管会出现法不责众、形同虚设”。
要产业还是要“房价”
不过决心要关掉1500家房地产企业的市长最初来到重庆的第一把火却正是得益于地产项目的成功。
彼时，作为“空降”干部的黄奇帆，“第一把火”便是处理重庆城区的烂尾楼。2001年前后，重庆主城区烂尾楼总投资达数十亿元，涉及拆迁户数千户、银行贷款30多亿元。黄奇帆多次提醒民营企业家：“烂尾楼里有黄金”，但始终没有人敢去接盘。在此背景下，重庆市政府决定直接操刀处置，第一刀指向紧邻市中心解放碑的地铁花园中心。
《重庆商报》当时这样写道：“这个投资3亿元的项目，银行贷款1.7亿元， 1300户老百姓的集资款1.2亿元。征地、动迁、打桩、造楼，楼还没盖好，开发商的钱却用光了。这时，银行害怕损失就赶紧封账，而老百姓看集资项目前景无望就频频上访。各方都陷入了僵局。”
等不来民营资本，于是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城投公司”）接盘，盘活了这栋楼盘。
从2003年开始，不仅仅是重庆本地民营企业，包括美国摩根财团、上海上投投资管理公司、深圳茂业百货等海内外投资者开始“争食”重庆的烂尾楼。至2004 年，重庆烂尾楼彻底得以解决。
虽然在烂尾楼改造领域的小试牛刀让黄奇帆尝到甜头，不过他没有把重庆经济发展的赌注押在单个行业上。相反，在2010年黄奇帆对重庆的房地产发展提出了著名的“25%理论”，也就是，每年房地产的总投资不要超过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的25%，跟规划人口有关的社会结构的总量要平衡，还要控制房地产的按揭。
他解释说：超过25%一定供过于求，低于25%又供应不足，不适应城市化。如果一个地方基础设施投资中，房地产占了百分之七八十，长远看没后劲。
从横向数据对比来看，黄奇帆的25%理论并不是凭空臆造的，国内主要的产业主导城市中，以房地产开发投资占GDP的比例来看，上海、北京、深圳、东莞等城市的比例都比较低，均在20%以下。
黄奇帆认为：“调控地价十分重要，别以为地价高了赚钱，政府收入高了就是好事。它是个好事，但如果唯利是图，一根筋把地价推高，长远就使得房地产价格过高，工商企业房产资源成本过高，最后使得这个地方工商经济萧条，无法良性运作，后果就很严重。”
事实证明，与高速增长的经济相比，这几年重庆在控制房地产投资进度方面一直做得不错。数据显示，到2015年上半年，重庆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1715.82 亿元，同比增长10.5%，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7.2%。刚好在25%的标线附近。
华尔街日报在2012年年初曾经对重庆做过一次调查，它的结论是告别“薄时代”的重庆模式需要喝一声彩，不过此前ZZ高压推动的增长将在未来几年有所降温。
3年之后再次来到重庆，其GDP达到1.5万亿元，超过成都成为西部第一，在全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重庆GDP增速在2014年、2015年连续位列第一。黄奇帆也完成了2010年的承诺，将重庆打造成为内地现代制造业基地和国际金融中
心。
平衡、平衡、平衡
对于重庆的稳定房价兼顾经济增长的神话，媒体的溢美之词是一个市长拉动了一个市场、控制了一个市场，不过事实上当资本的逐利性努力撬动压抑已久的房地产市场，如何控制住房价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黄奇帆的答案看似简单：土地的供需平衡。
黄奇帆“把玩”土地的技能，十分突出。2002年以前，重庆市政府手中的储备土地几乎归零，政府要用地，要跟开发商去买地。
“我刚到重庆的时候，主城区90%的土地都是采取协议转让。”黄奇帆曾在
《中国国土资源报》上撰文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发商拥有土地动辄几千亩，在渝北、江北和城乡接合部，土地十几万、二十万一亩，全（卖）出去了。”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2002年，重庆市建立了土地整治储备中心，对全市土地市场进行宏观调控。通过推行土地储备体系，重庆市将土地一级市场的经营权上收，并通过政府特许经营的方式，由重庆市地产集团等经营。
这其实就控制了土地的“入口”与“出口”，在征收土地后，土地储备公司投入资金进行拆迁安置或置换搬迁，并投入资金搞土地整治，完成“七通一平” 后，将可以直接使用的“熟地”移交给当地土地出让中心挂牌。
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2002年开始重庆市进入快速扩张阶段。2003~2014 年，重庆市各类用地共计成交约700平方公里，而同期城市已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693平方公里，城市扩张速度与土地供应的趋势基本吻合。
尤其在2006年之后，重庆城市扩张速度进一步加快，面对城市建设日益增长的土地需求，黄奇帆又创造性地以“地票制度”打通传统的城乡二元土地分割现状。
在黄奇帆看来，这是一举多得，在完成农村闲置土地置换的情况下完成农民的城镇化。此后的10年间，重庆每年供地面积始终是京沪的2到3倍。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重庆供地1864.59万平方米，京沪深分别是580.76万平方米、313.18万平方米、105.73万平方米，也就是说2014年重庆供地面积是京沪深的3倍、6倍、18倍以上。
尽管一系列土地供给调控以及地票制度得到中央肯定，但是其引起的争议同样巨大。例如复垦的落实、溢价的分配，在操作中是否违背农民的自愿原则和对农民权益保护不力等问题，都一度被关注。
争议之中，重庆的土地供应始终处在一种相对动态的平衡当中，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院长刘贵文表示，重庆土地供应量大，加上土地占用房价比例低，价格难以涨起来。
公开报道显示，2016年上半年，重庆主城区住宅成交价为6747元/平方米，较2015年同期仅增加了36元/平方米，同比微增0.54%。而据机构发布的数据，9月份， 重庆主城区新建住宅样本均价为每平方米7164元。
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截至8月底，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定基（2015年
=100），深圳为149.2、上海为140.7、南京为139.8、北京为128.2、杭州为123.4、广州为123.0、武汉为119.1、成都为105.1、重庆仅有103.4。
金融手段的新加坡轨迹
不难看出，无论是对重庆的产业发展或者是房价控制，黄奇帆最终的手段往往落在有效的调控，在第一步控制完土地后，下一步黄奇帆需要考虑如何管住“钱袋子”。
10月11日，国庆假期后上班第三天，黄奇帆来到市国税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工作座谈会。他希望市财税部门能进一步从制度上构建起国地税联动共治的税收体系，要重点提升和改善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税务征管效能。
经济学家张五常写过两篇关于黄奇帆的文章。在头一篇《从黄奇帆的发展思维说中国的财富累积》中，张五常对黄奇帆给予了极高评价：
“他的金融手段跟我认识的一些其他地区的干部的构思相近，胜出的地方有三点：其一，奇帆兄的构思比较有系统，也比较清晰；其二是他做出来的有大气； 其三，最重要的是遇到难题他能想出解决的妙方。 ”
黄奇帆的金融秘密武器在于他的资本平台模式。从上海调任重庆主管国资委后，他组建了国有资本的八大平台，这一国有资本运作后被称为“渝富模式”。这八大平台后来广泛出现在重庆城市建设和产业投资的第一线。
实际上通过国有资本参与市场的资源配置在国内并不鲜见，更早之前这种模式类似于新加坡淡马锡模式，通过资产的买卖和重新组合实现市场资源的配置。供职于盛裕集团的Henny shen记得黄奇帆曾经数次到访并与公司领导有过探
讨，关于新加坡模式的中国借鉴。“盛裕集团是新加坡裕廊集团旗下的裕廊国际与淡马锡旗下的盛邦国际整合而成，是新加坡模式最主要的参与者。”
早在2010年，黄奇帆访问新加坡时就曾表示，新加坡模式最适合重庆，它的金融路径将成为未来重庆发展的方向。
实际上，黄奇帆的地产政策逻辑中也能看到十分明显的新加坡模式的痕迹。2010年从新加坡出访回国的黄奇帆宣布重庆在未来3年将建设超过3000万平
方米的公租房，而在新加坡，这种由政府提供的廉价住宅被称之为组屋，市民付出低廉的租金既能居住，住到一定时间后甚至可以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进行购买。黄奇帆同样强调，公租房将永远姓“公”，不会有私人企业介入。公共租赁
房将由政府指定的机构负责建设，房屋产权由政府指定的机构拥有，建设资金通过财政性投入和各项优惠政策及融资方式解决。
而作为唯一的战略合作者，重庆的公租房建设设计平台选择了向新加坡企业开放。今年6月，重庆两江新区公共租赁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盛裕集团签署了协议，双方将结合两江新区公租房实际，开展两江新区公租房智能化顶层战略设计，以此助推两江新区智慧公租房建设。
“居者有其屋”，这是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理想，通过稳定的土地供给和房屋供给实现价格稳定，他的逻辑简单直接，却十分奏效。
在中国经济与房地产激变的当下，重庆发展走出一条优好的上升曲线，其后的经济操盘手黄奇帆无疑是绕不开的一个现代治理者。
科斯写过一本关于中国改革的书，叫《变革中国》，这本书里科斯对中国改革开放意义的估计更加全面，提得也更高。他说：“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是一个非凡、动人的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属于中国，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之于中国的城市与房地产经济，重庆就是中国的一个新型样本，不管是改革与发展，还是治理与秩序，都要有一个很好的“思想市场”。
金融市长黄奇帆的上海岁月
（2016年12月30日）
长江两头的重要城市上海和重庆，承载了黄奇帆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段岁月。2013年3月5日，北京鸿府大酒店的暖气开得很足，有些显胖怕热的重庆市市
长黄奇帆脱掉外套只着一件白衬衣。这位被誉为最懂经济的市长在其下榻的酒店房间里接受了包括《等深线》记者在内的三位记者采访后，笑呵呵地对当时还略显胖乎乎的一位香港媒体记者说：“你很像我在上海工作时的一位老同事！”
这位老同事到底是谁，黄奇帆并没有告诉《等深线》记者。1952年5月，黄奇帆生于浙江诸暨。西施故里诸暨的历史悠久，诸暨意为“天下诸侯到达驻留之所”。16岁的黄奇帆走出了诸暨，却驻留在上海滩30余年。
上海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已经成为诸暨人黄奇帆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而今，任职重庆十五年（2001.10-2016.12）之久的黄奇帆也到了告别时刻。
2016年12月30日上午，重庆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经表决， 决定接受黄奇帆辞去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
献身四化
时间的流逝，已经很少有人知道，黄奇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已成上海滩名人。
1978年，著名报人马达调任上海文汇报担任总编辑。名如其人，马达到任文汇报后一连串的举措让文汇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舆论阵地。1978年8月11 日，文汇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复旦大学一年级学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伤痕》对小人物在大时代命运中的关照，以及大时代对人们精神的伤害的控诉，激起了千层浪。
旧的时代给人们留下了伤痕，新的时代却正在让一批小人物走上历史的大舞台。马达敏锐的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的推动下文汇报在一版开创性的推出了“献身四化的人们”专栏。据文汇报老报人张煦堂回忆称，“‘献身四化的人们’专栏在一版开出，吴邦国、赵启正、黄奇帆、宋健、路甬祥等等先进人物还在车间、学校时就纷纷成为我们热情讴歌的人物，而后才陆续走向领导岗位。”
1968年9月，时年16岁的黄奇帆就来到了上海焦化厂，成为了一名普通的焦炉车间工人。1977年9月，黄奇帆从上海机械学院仪器仪表系自动化仪表专业学习后，一步步从技术员做到了助理工程师，工程师。而在1983年，31岁的黄奇帆
成为了当时上海重点企业上海焦化厂副厂长。
尽管彼时的上海媒体已经在大胆创新，然而在思维固化下，媒体或许更希望黄奇帆是一个为了工作加班、废寝忘食的高大全式典型。但是，个性鲜明的“黄厂长”不肯接招。据了解，上海某媒体记者采访彼时的“黄厂长”时提问“你一定经常加班加点，忘记了休息？”“黄厂长”摇了摇头：“不，我一般不加班加点，我对每天的工作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休息时间我要用来看书。”提问者继续发问：“你有没有生病不休息，把病假单塞在口袋里？”黄奇帆笑着回答： “不，现代社会要讲求效率，拼身体不是好办法。”如此坦率和真诚的回答，《等深线》记者十余年与其接触中并不鲜见。《等深线》记者还了解到，彼时黄奇帆的夫人还在新疆从事计算机工作。
没有“高大全”形象，忍受着两地分居之苦的黄厂长，却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在学术领域的突破。《等深线》记者了解到，80年代初期，上海焦化厂是全国节能典型。资料显示，1981年7月份化工部化工司于上海焦化厂召开了焦化节能工作座谈会。显然，这家拥有数千人的大厂，在上海化工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基层工人再到工程师、厂长的黄奇帆，对于焦化领域十分熟悉。1983年5月1日出版的《化工劳动保护》杂志上，王莹与黄奇帆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特菲尔法在制订职业病诊断标准中的应用》。文中论及，可以采用系统工程中的特菲尔法和专家会议法相结合的途径，来进行职业病诊断标准的制订。从文中以及相关参考文献中，可以看出黄奇帆此时对于系统工程学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并参考借鉴了钱学森、汪应洛、郑春瑞等系统工程学方面专家的理论。《等深线》记者还查阅到，1984年6月黄奇帆作为第一作者还发表了《焦化厂的煤气热值自动控制系统》。
发表学术研究文章之外，30出头黄奇帆还在焦化厂期间还担任了上海一项大型工程论证组的牵头人。黄奇帆在上海焦化厂不断提拔期间，吴邦国、赵启正等人也在这一时期不断上升。履历显示，吴邦国在1981年从上海市电真空器件公司副经理任上，调任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X委副书记，并在1983年迅速提升为上海市市委常委。赵启正则在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之后，在1982年提拔为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副厂长。这些“献身四化的人们”，正在改革大潮中得到重用。
大潮起
“献身四化”的黄奇帆，被时代的浪潮推着前行。
那是一个渴望知识的时代，工业领域和商业领域中成长起来的一大批青年人，成为了政坛的新星。1983年12月，黄奇帆迈入了政坛，成为了上海市委整X办公室联络员。短短几个月后，黄奇帆进入了更适合他的去处：上海经委综合规划室副主任。1987.01—1990.06，他升任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副局级）。
《等深线》记者了解到，1984年5月25日，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和《青年报》、
《青年一代》编辑部联合召开青年改革者座谈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包括市经委综合规划室黄奇帆、上海手表厂X委书记曹泉生、普陀旅游用品厂厂长蔡爱仁、中南建筑材料厂厂长王醒庵等十位同志。《等深线》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这些参与者在彼时乃至后来的上海经济界中亦充满了传奇。
此次讨论中还提出，“现在报上宣传改革者的事迹多，而分析评论文章少， 希望开辟专栏为立志改革的青年人提供发表改革经验、理想、建议的场所，也使探索研究的东西进一步实践化。总之不为报导要为探讨。”《等深线》记者还查阅到，黄奇帆在此期间发表了多篇学术文章，包括《上海市“七五”期间环保项目的投资决策》、《模式识别方法在胃癌普查中的应用》、《综合经济管理部门MIS逻辑模型的设计》等。
经济部门多年的历练，为未来亦有“数据市长”之称的黄奇帆打下了坚实基础。《等深线》记者在十余年时间里，与黄奇帆讲话的各地官员及媒体记者交流中，众人皆对黄奇帆的“最强大脑”赞叹。《等深线》记者亦在十多年的采访中， 鲜少见到对数字有如此记忆力的官员。黄奇帆在演讲中，动辄就脱口而出数十个甚至上百个数据，为其极具宏观视野和建设性的演讲构成了强支撑。
改革春风吹到了浦东，上海即将迎来一场巨变。1990年5月3日，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成立。成立之初，黄奇帆出任了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浦东开发办公室首任主任是杨昌基。杨昌基回忆，“1990年5月15日，我到浦东开发办走马上任。当时已年近58岁，我想，我如果干到60岁的话，总共才730 天，能干多少事？我是一天一天算，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算，来日不长，时不我待， 我要争分夺秒地干，尽可能地多干点。”在浦东早期开发阶段，钱从哪里来是首要问题。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也颇为急切，希望浦东尽快把陆家嘴、金桥等十多平方公里土地盘活。盘活土地的重任，落到了时任开发办公室副主任黄奇帆身上。杨昌基说：“当时，年轻的浦东开发办副主任黄奇帆一听就来了劲，自告奋勇地请战，由他来具体操作。”他回忆当时的领导思路，“领导班子出思想火花， 谁愿意操作，谁出来操作。”
天降重任，黄奇帆也堪当大任。黄奇帆操刀下，三个开发公司有了一笔“土地空转”启动资金，浦东三个开发公司的实质性启动也加快了步伐。彼时的土地滚动开发，亦是创新之举。
上海浦东进行的土地运作的经验，无疑为黄奇帆在重庆期间的城市运营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教训。上海浦东任职期间，黄奇帆对于金融领域的理解更是让其受用无穷。1990年6月27日-6月28日，上海市金融学会举行了第四届会员大会， 在大会上黄奇帆为金融届人士进行了“开发浦东过程中的金融与作用”的演讲。这一演讲稿亦是目前可以查询到的黄奇帆在金融领域最早的记录之一。《等深线》记者还了解到，此次参会的人员中还包括了曾任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姜建清在此次会员大会上被选举为副秘书长。
浦东开发离不开金融，关键突破也离不开金融。黄奇帆在199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格外谈及金融贸易，他说，小平同志在1991年2月在上海听取朱镕基市长关于浦东开发的工作汇报时，针对新区的“金融贸易先行”说过一段极为精辟的话：“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做，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这段话触动了黄奇帆，他曾全文记下了这段话。他回忆，小平同志提出了对我国经济建设至关重要的金融战略，指出了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在座的所有人都被小平同志敏锐的思维和非凡的判断力所深深折服。
在他看来，小平同志道出了四层含义：一是说明了金融在国家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二是指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方法，即重点要抓好金融的改革和发展；三是指出了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即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一定是各种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的地方；四是希望上海按国际惯例办，尽快成为金融中心。浦东开发实践中，“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的创新构成了一个主线条。
土地运营以及金融运作上，黄奇帆无疑在浦东时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充满热情的工作。《等深线》记者查阅黄奇帆在浦东时期的系列文章发现，每一个标题似乎都充满了激情：《面向世界的宏伟工程开发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开发：上海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希望点》。
曾经担任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的赵启正对于这位同事非常了解，他曾这样评价这位同事：“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和创造性的人，但他的激情和创造性发挥的时候是有底线的，他绝不会被周围的掌声冲过边界。”
大重组
经历了四年浦东的燃情岁月后，1994年9月黄奇帆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之后又短暂借调中央办公厅，担任某中央领导秘书。1998 年，他又担任了市经委主任。从1994年到2001年10月，黄奇帆在这段时间里，最引人注意的国企重组和工业投融资体制建立的探索。
1995年，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完成2462.7亿元，比上年增长14.1%；地方财政收入达到227.30亿元，比上年增长29.6%，全是工业总产值达到5253.89亿元，比上年增长17.1%。从数据上看，上海工业显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微观企业的经验，加上浦东国际视野的历练，黄奇帆的知识和经验终将发挥到更大的舞台。工业企业改革正是彼时上海改革的重点领域。
黄奇帆认为，上海市工业改革是在1994年进入解决国有企业深层次矛盾、企业所有制改革结构调整和全面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现代企业制度的接管。在这一阶段，明确了250家企业进行试点，并于1997年在全市全面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1996年，黄奇帆还发表了一篇《资产经营的内涵及操作思路》的文章，这篇文章中，涉及到黄奇帆对于包括上海在内的我国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的思考。他认为，我国现有的国有资产存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过于分散，资产配置效率太低、造成了产业结构不合理，其结果收效甚微，因为有限的增量是会被大量不合理的存量所同化。而产权合理的流动与重组，能使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使生产要素重组，因此盘活存量是调整产业结构的根本途径。而在这篇文章中，索罗斯也首度被黄奇帆提及。
《等深线》记者十多年来听过许多次黄奇帆的讲话，索罗斯也曾出现在黄奇帆一些讲话中。这篇文章，黄奇帆指出：“1994年，美籍匈牙利人索罗斯凭借基金的实力，对法国、英国、德国作了几次‘法’，造成法郎、英镑、马克的贬值， 借机狠狠赢了一票。”《等深线》记者了解到，索罗斯针对英镑的狙击应在1992 年，卖空70亿美元英镑，买入6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少量法郎，时间点的不同或许是当时文章所载杂志出现了差错。
文章中，黄奇帆还提出了产权市场上资产运营的十种形式：股份合作制、破产、购并、拍卖、盘活无形资产、合资、BOT、租赁、承包经营、托管。其中， 他特别提到上海第二毛纺厂厂长万德明托管张家口毛纺厂就是这方面（托管）的范例。
深入的理论思考和调研之后，黄奇帆最终回到一线进行实战。1998年4月， 他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其担任上海市经委主任一职后，发表了一篇讲话。他说，当前，上海市国有企业改革正进入攻坚阶段，工业发展中也有许多棘手问题需要解决，我深知，我所担任的工作任务重、难度高，但我有决心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上海工业系统的广大干部群众，知难而上、开拓进取、兢兢业业、竭尽全力地做好工作，努力实现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上海工业“面向新世纪、建立新高地、再创新辉煌”的发展目标。
面对“上海工业再不努力，在全国的地位就会下降”的严峻形势。黄奇帆提出，今后三年是上海工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到经委工作之后，将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一是以高科技产业化为重点抓好工业发展，进一步明确需要加快发展和及时淘汰的行业和产品；二是以现代企业制度和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 抓好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政府职能转变；三是以再就业服务中心建设和纺织行业扭亏为重点，抓好工业调整。
随后，上海市针对工业企业调整还提出了2000年对310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中大型亏损企业通过多种途径减少为130户左右，将亏损面从原来的36%下降到15% 以下等措施。而要减少亏损企业，势必要进行一场大重组。
对于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重组，黄奇帆有明确的认识：“上市公司从来到资本市场的那天起，就是一个伴随着重组的过程。”数据显示，1997年到2001年期间，上海本地股重组进入一个高潮阶段，有八十余家上市公司进行了重组，在此期间上海上市公司获得200亿元优质资产注入、累积募集资金1000亿元。重组中， 黄奇帆赢得了市场的赞许，也获得了“净壳上市操盘手”之誉。
《等深线》记者还查阅到一份官方文件。这份文件中，由官方界定了黄奇帆对于工业领域推进和资产重组的贡献。
《关于市经委主任黄奇帆同志履行职责情况的调查报告》由上海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阮庆棠代表述职评议工作小组，在2001年8月16日举行的上海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进行汇报。报告中提及了广电集团重组，以及上菱电器和真空股份等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其中，广电集团重组中， 黄奇帆着眼于光电集团资本结构的优化和产业规模的扩张，指导企业采取了优势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等措施，两年内先后募集到36亿资金，许多重点项目获得了宝贵的资金来源，集团规模迅速扩大，这几年每年产值增长在30%以上。上菱电器在1997年亏损10亿元，每股净资产亏0.10-0.20元，黄奇帆同志带领有关部门到上
菱集团调研，指导企业从产业结构调整上求发展、经过调整，上菱股份成为投资控股型的上市公司，企业效益明显提高，去年（2000年）每股税后利润提高到0.62 元，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好拼。报告中还指出，真空股份以前被称为是“真空真空真正空”，是“垃圾股”，黄奇帆同志在对真空公司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议把真空公司对永新彩管的股权转让，由此得到增配股13亿元，在此基础上又上了平面显示器等一系列新的项目，企业赢得了新的发展。
调研报告中还提到，黄奇帆到市经委之后，实施了一系列工业系统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措施，三年来上海工业累计完成投资达到1840亿元的规模。黄奇帆对有色金属公司扭亏方面，具体指导企业采取优质资产上市、不良资产剥离、“债转股”等“三管齐下”的措施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去年实现利润1153万元。报告还提出，黄奇帆推动了机床集团试行“债转股”，把机床集团的债务转成“上国投”的股权，为企业卸下了沉重的包袱。报告提出，黄奇帆同志带领经委系统干部职工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由97 年的36.5%下降到去年的15.8%。
报告中评价，黄奇帆实施上海工业改革、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作是出色的，是一位称职的市经委主任。
当然，评述组也提到了黄奇帆在工业领域的一些弱点。其中涉及到非公经济方案的内容，《等深线》记者亦是首度从官方文件看到。评述组指出“要学习兄弟省市的经验，在推进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发展非公经济方面有新的突破，培育一批不同领域、不同所有制的‘小巨人’，要更多的关心区属‘放小’企业、区属集体工业的生存发展。”针对黄奇帆不足部分的批评部分，甚至在文件中占据了五分之一的内容。这样坦率和直接的评述，放到这些年也算罕见。
评述报告最后指出，希望黄奇帆同志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再接再厉， 不断进取，为再创上海工业新的辉煌，增强上海经济的综合竞争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然而，短短一两月后的2001年10月，黄奇帆就调任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城市重庆。重庆十五年岁月里，辉煌中亦有波澜。重庆投融资体制的建设、国企集团的重组、重庆土地交易所的建立、引入惠普和富士康等企业，推动福特将重庆建设为最大的海外基地等，这位“金融市长”功不可没。其着力推进的重庆建工上市， 也终于在寒冷的12月过会，这成为黄奇帆离任重庆之前又一个小小的贡献。 2016 年12月28日下午落日时分，重庆室外温度只有几度。《等深线》记者已经在当日
获悉，黄奇帆将迎来新的归途。1952年出生的他，在重庆多次饱含热泪之后，终于到了告别时分。
2016年12月30日上午，重庆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经表决， 决定接受黄奇帆辞去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
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关于建立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的若干思考
（2017年5月26日）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关于房地产的，主要是怎么贯彻习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就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形成合理的对策措施。
中国的房地产，和世界一样，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说它是支柱，不管一个城市在高速发展阶段，还是成熟老化阶段，房地产每年产生的GDP至少占这个城市的5.3%，所以它当然是支柱产业。
同时，房地产业涉及到几十个工业产品、工业材料的关联，房地产兴旺与否跟一个很长的产业链联系在一起，是一个龙头产业。
我们对房地产的重视，是因为它是支柱产业、龙头产业，更因为它是民生产业，老百姓衣食住行，跟房地产息息相关，中产阶层很重要的财产特征跟房产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又是财富的象征。
房地产因为与庞大的资本和金融相伴，兴衰往往会带来金融资产的膨胀或者坏账，所以从防风险的角度，各国政府都很重视房地产的稳定，因为很多世界级的经济危机总是和房地产泡沫崩盘联系在一起。
那么当下的中国房地产，用习总书记去年经济工作会的一段指示、评论，作为我下面讲的内容的主导面是很重要的。
习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上供需失衡；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严重的失衡。
我今天就是要论证和阐述一下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的问题。我自己感觉， 这种失衡表现在10个方面。
失衡之一：土地供应
房地产业当然需要大量的土地做基础，在国内经济中，目前对房地产的土地供应有失衡之处。
宏观上看，国内每年都要供应城市开发用地，要把农业用地、耕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几十年来，大体上平均每年要用800万亩耕地征地动迁，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
每年800万亩，每10年就是8000万亩，加上地方政府或者地方上的各种企业， 总会有一些计划外的征地，这样的话，国家一年800万亩，下边有个百分之十几多征的地，实际上，每十年国家要用掉1亿亩耕地。
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国家的耕地少了3亿多亩，1980年的时候，国家的耕地是23亿亩，到了去年，是20亿亩左右，再过30年就不可避免地要降到18亿亩以下了。
我们国家有个判断，无论如何，十三四亿人口，吃饭问题至少需要18亿亩耕地。
一亩地满打满算产1000斤粮食，每年1万亿斤粮就需要10亿亩解决吃饭问题， 五六亿亩种蔬菜水果，但是我们还需要饲料，我们吃的肉类，人均一年要吃40公斤左右，13亿人，就是5000万吨，按照1：4算饲料，就是几亿吨，这几亿吨需要五六亿亩地，所以中国的地是不够的，每年都要进口饲料或者粮食。
总之，18亿亩耕地红线要守住，这是中国的客观需要和国家安全所在。
现在的土地供应，已经不是过去30年每年800万亩了，2015年供应了770万亩， 2016年供应了700万亩，今年，还没到年底，实际供应还不知道，但是计划是供应600万亩。
土地供应的总量在减少，城市里的用地会紧张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600万亩土地，分成四个方面的用途。
这个地说起来是城市建设用地，但是农村也同样有建设性用地的需求，比如农村修一个水库，搞农村基础设施，或者城市和城市之间修1000公里高速铁路， 途中经过农村的地变成建设性用地。
这样的话，600万亩土地，会有35%左右实际上是用在农村里的建设用地。真正到了城市里面，剩下2/3，600万亩里还有400万亩。
这400万亩又一分为三：有50%几，用于城市里的基础设施比如城市的道路、绿化、市政建设；
第二块是工业，在国家改革开放最初的二三十年，大家都高度重视第二产业， 招商引资没有本钱，就用土地做本钱，工业用地便宜。
如果来了一个搞100亿产值的老板，可能不是供应1平方公里，而是2平方公里都给他了，供地比较慷慨，投入产出率低，不那么集约、节约。
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城市土地中工业用地占比差不多30%。现在我们每年增加的，比如今年的600万亩土地，大体上会有多少给了工业呢？22%左右。
剩下来住宅可以拿多少？10%。就是说总分母600万亩中，10%给了房地产。 这个比例是不平衡的，老百姓的住房用地，一般占这个城市所有土地的25%，
我们呢，只占10%，这就显得少了。
好不容易有了这点地，可以作为城市居住用地使用拍卖，那么是不是大城市人多就应该多供应点？人少的就应该少供应一点呢？
政府做事呢，会有点，不叫长官意志，而是想调控。城市太大了，我有意控制你几个点，土地不能再增加了，人也不能再增加了；反过来，中小城市，200 万-300万人口级的城市，他们想发展，比较容易得到上级部门支持，指标拿到的时候，假如说平均一刀切，结果大城市人口集中多，流入多，结果土地拿的少。每个城市的10%里面，可能越大的城市眼下每年新增的供地，住宅用地反而
更少一点，反倒是中等城市、小城市会更多一点。供不应求，土地越拍越贵。
这是我要讲的供地失衡的问题，很多失衡的状况，一旦了解了底细，就会发现逻辑上是想得通的，我们在经济调控中，应该有更务实更合理的调控方式。
失衡之二：土地价格
这十年，一线城市的房价几乎涨了10倍以上，有时候大家会说这是通货膨胀现象，十多年前，中国GDP10多万亿的时候，贷款余额也就是10多万亿，现在是150多万亿，货币增加了十几倍，房价有的地方也涨了8倍、10倍、12倍。
到底是货币涨，房价涨，还是土地涨，房价涨呢？
我个人认为，一切物价上涨都是通货膨胀现象，这么笼统的一个经济规律是没错的，但是为什么货币通货膨胀了三倍，有的东西涨了，有的东西掉价呢？说明还是跟具体的供求有关，如果真的是一个供过于求的东西，货币哪怕泛滥，这东西价格跌掉一半也是有可能。
房地产之所以涨价，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和地价有关。
地价涨了，房价跟着涨，房子本身是会贬值的，每年折旧，用个几十年可能就会拆掉，但是在城市里，土地每年都会升值，最后这个房子哪怕拆掉了还会值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是因为这块土地升值了，我们土地升值有点畸形，长得特别高。
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我们土地买卖的方式，我们从香港学来的土地拍卖制度，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我当时在浦东新区，我们一起到香港学习土地拍卖制度，几个月学了回来，中国第一轮的土地批租拍卖是从上海上开始的，我对这件事，应该说了解得特别清晰。
总的来说，拍卖有它的好处，在政府主导的机制里，拍卖是阳光的市场机制， 能够避免腐败和灰色交易。如果是协议出让，居间交易中搞不清的事，不知道会
害了多少干部。
拍卖制是好的，但是拍卖制的规则是价高者得，很多家来叫这块地，就可能几十轮甚至上百轮地叫价，越拍越高，拍卖的上限怎么封顶缺少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光靠行政手段，比如拍到3000万一亩的时候，拍上去的不算，到此封顶， 这又有点和规则不合。
这是第一点原因，拍卖制本身会推高地价。
第二个原因是土地本身就供不应求，假如说我们供应城市的土地，平均在供地量的20%，情况就会比较平衡，现在供应的只有10%，少了一点，而且是不均衡的，对一线城市供应不足，越供应不足，拍卖地价越高，最后倒过来，地价越来越高，房价越来越高。
这是第二个问题，供不应求短缺，总的供应上短缺，有缺口产生的问题。 第三个原因是，城市发展并不是每年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都在城市边
缘地带征收农民的地，新增土地扩张来发展，新增土地扩张是跟国家要的指标。每一个城市的市长，另外有个手，它在干的一个活呢，是不要指标了，把这
个城市几十年上百年留下来的棚户区、贫民窟、破房子拆掉，叫旧城改造。旧城改造不要指标，本来就是城市建设用地。
拆迁会有什么情况呢？如果这个地区的房价大体是7000元一平方米，你来拆1000户，每户有个100平方米，这10万平方米怎么补偿？大体上按照这个地区的均价来补偿，这是拆迁的基本逻辑。
所以拆迁10万平方米的土地，地价7000元/平方米，造出来的房子一定到一万五六，拆迁会带来巨大的土地成本。
过了一年两年，这块地旁边的地要拆迁，拆迁的成本就不是六七千，而是一万五、两万，这很正常，以这个地价成本拆出来的房子，造出来的就会卖三万四万。
这个意义上，城市的土地如果都是靠拆迁而来，造新房子滚动开发，房价容易高。
所以我们现在的城市，在拍卖机制下，在一个总体上新供的土地短缺的情况下，老城改造，拆迁循环，这三个机制叠加在一起，就会导致房价往上升。
一定要说这里面哪个人负责，这里面是一种机制，几乎所有人都在埋怨，开发商埋怨土地价高，老百姓埋怨房价高，官员埋怨投资环境破坏了，所有人都不满意，似乎无法改变它。
失衡之三：房地产占用的社会资源
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太大，消耗的金融资源比重太大，房地产在财政税收的比重中太大，这是三个失衡。
从投资来说，一般经济学、城市学有个基本的经验，一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每年不要超过25%，这个话呢，10年前我在重庆管这个事情定了这个原则后就在说，我看到网上有一个专家说，黄奇帆这个人有时候会拿出一些很武断的结论，使用效果不错，但是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理论？就定了很武断的结论。
我当时看到，想了想，我似乎因为不是教授，不会整天写报告，为什么这么做那么做。实际上有个理论，很简单，就是六分之一的理论。
一个人正常的家庭，如果是租房子，最好月收入的1/6以内付房租，如果你用了1/3的钱在付房租，你的生活会很困难，比例失调了，如果你不是租房住， 而是买房住，用你一生的工作正常收入，三十六七年的六分之一，六七年的家庭收入买套房，这个1/6是这么来的。
一个城市的GDP如果有1000亿，这个城市搞房地产投资，最好在GDP的1/6以内， 就是150亿。
意思就是，GDP不能都用来投资造房，否则就像一个家庭无法正常持续健康地生活一样的道理。
一个正常的城市，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要超过GDP总量的60%，否则就不可持续。
我们现在国家32个中心城市和直辖市，有5个城市，已经连续多年，房地产投资每年占整个GDP的60%以上，然后有16个城市比例偏高，当然也有少数五六个城市在10%几，这些城市发育不足。
房子卖得多，基础设施没有跟进，工商产业没有跟进，空城鬼城便会出现， 各种情况都有。
这是第三个失衡，固定资产投资绑架经济发展成为增长的撒手锏。
失衡之四：绑架金融
2016年，中国100多万亿的贷款，有百分之二十七八，是房地产相关的，开发贷加按揭贷，也就是说，房地产用了全部金融资金量的百分之二十七八。
大家知道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产生的GDP是7%，绑架的资金量是百分之二十七八，去年，工农中建交等主要银行，新增贷款的百分之七八十是房地产，全国
而言，到去年年底，全国新增贷款量的46%是房地产。
从这个角度讲，房地产绑架了太多的金融资源，也可以说，脱实就虚，这么多金融资源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都在房地产。
失衡之五：税收
这些年，中央加地方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差不多占了35%，听起来还好，但是因为中央没有房地产的收入，房地产收入属地化，所以这一块房地产的收入、土地出让金、预算外资金有3.7万亿。
在地方的税里面，有40%是房地产关联的税收。我们整个国家的税收是17万亿，地方税总的10万亿，有4万亿与房地产关联，再加上土地出让金，预算外资金，叠加起来，将近8万亿。
讲这段话的意思是，整个地方的收入是多少呢？一共是13万亿、14万亿，里面有接近8万亿，是和房地产有关的，如果地方政府离了房地产，是会断粮的， 所以这也是太依赖房地产。
失衡之六：销售租赁比例
在美国和欧洲，所有的商业性房屋，50%左右销售，50%租赁。租赁有两类， 一类是房产商自己开发的房产租赁，第二类是小业主老百姓有很多套房，自己住一套，其他的租赁，这就形成了50%的租赁市场。
新加坡接近80%都是公租房。有点像改革开放前，我们都住在政府集体企业的公房中，产权归公家，分配的房子归你租用，不是你的产权，也不能买卖。
这十年开发的房屋，每年十几亿平方米，作为租用的，不到10%，90%以上的商品房都是买卖，这个市场是畸形的。
租赁市场有4个不足：第一，租赁者是弱势群体，没有谈判的能力，租房的人和企业，可以随心所欲地调租金；
第二，随意把房子收走；
第三，各种重要的公权部门，没把租赁房屋的住户当做同等公民待遇，租了房子的上不了这个学区的学校，必须买房，医疗也是这样，医保的服务都和产权房有关，入户也是，买房满几年可以入户，租房就不行。
老百姓有了这个心态之后，会觉得我现在租房子是没办法，只要有一天，稍微有条件就买产权房，总之把租赁当成短暂的没办法的办法。
失衡之七：房价收入比
六七年家庭收入买套房是个合理的年限，我们现在实际情况，均价对均价，
一线城市一般都在40年左右。
纽约、伦敦市中心的房子也不便宜，但是按伦敦房子的均价，家庭户均收入10年以内也可以买到房。
总得来说，我们高得离谱。
一般的二线城市，在20多年，当然也有边缘一些的地方，五六年。
失衡之八：房地产内部结构
一二线城市土地供不应求，房产开发量供不应求，这些地方只够卖三四个月， 而且是在限卖限购的情况下，不需要去库存。有些地方是三年四年都卖不掉。
这是一种失衡，资源错配。
供不应求的地方应该多供一些土地多造点房子，供过于求的地方应该不再批土地给它。
这就要把错配的资源调配回来。
具体而言，房地产开发是个供给端的概念，不是等到市场需求端来调控，一定是在供给端，政府和企业可以有明确的信息，进行调整的。
比如，一个城市人均住宅是多少，大账上说40平方米，如果只有100万人， 这个城市造4000万平方米就够了，过去几十年，留了2000万平方米，结果每年又去开发1000万平方米，五年一过，有个七八千万平方米，人均住宅面积就变成70 平，80平，肯定过剩。
所以这是可以预测的，应该有规划数的，上下波动个10%、15%，不得了，不能由着开发商想盖多少盖多少，政府短期效应，这会儿开发的多，GDP投资拉动的多，短期效应，然后拍拍屁股走了，这个地方容易烂尾，后面的人收拾烂尾。一个地方应该建多少写字楼？各个地方都在盖写字楼，作为城市中央商务区
造的写字楼，为全社会的贸易公司服务的，一般中等城市以下，每两万元GDP一平方米，如果你的城市有1000亿的GDP，说穿了，500万平方米的写字楼到极限了， 多造一定是过剩的。
如果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呢，资源利用率高，其实GDP，4万元左右一个平方，上海一年有25000亿的GDP，第三方造的为所有人用的写字楼，6000万平方米足矣。
上海商业零售额在1万亿左右，这1万亿盖多少商场、零售商店呢？大账上说， 2万元一平方米，1万亿造5000万平方米；上海还有一种方法，一个人2平方米， 上海现在2400万人，打造5000万平方米，这种算法内在都有规则。
如果你一平方米的商业零售只有1万元，这一平方米的房子的价格在大城市里倒要几万元，赔死了。
有些城市，开发商一进来，搞一个五十万方的大卖场，不是一个老板搞的， 这个老板搞两个，那个老板搞两个，政府有兴致批，都是空城鬼城的代表，好大喜功的代表。
这些都是要吸取教训的。
失衡之九：市场秩序
比如原来规划用途是写字楼的去造住宅，原来是工业后来做商业，随便转化用途，随意变换容积率，可能政府知道了，罚款一下。
各种乱象很多。房产销售时，商铺的面积切碎了卖，卖不掉了，售后返租， 实际上是高息揽储，最后坏账，变成社会不稳定的源头。
房产商在融资的时候，高利贷，职工系统乱集资，社会上骗老百姓乱集资， 都是房产商在开发中的乱象。
还有一种，批了土地后，两年必须启动开发，三五年完成，太多的房产商囤积了地十年没有开发，这十年来，房价涨了10倍，什么活也不干，利润增加10倍。
政府土地储备很少，开发商土地多多，囤地，囤房，卖不掉的房，切碎了卖， 售后返租，当股票一样的当成标准化的再卖。
这些都是要加强管理。
失衡之十：调控方向
失衡是政府本身在管理房地产时，经济下行希望刺激房地产，往东调，房地产泡沫来了以后，希望压住它，稳住它，不让它乱涨价，往西调。
现在房地产调控是有这种不东不西的状态。
再有呢，采取的办法行政性的居多，短期的措施缺少理性的长周期措施，缺少法律性措施，缺少经济逻辑、经济杠杆措施。
比较多的是需求侧的调调控控，紧紧松松，在供给上进行有效的结构性调控比较少。
这就是我们在调控方面的缺陷，也是习总书记批评的，这种政府长周期的法制性的问题。
以上十项，是房地产失衡的具体表现，这种失衡会带来三个后果：
实体经济脱实就虚，土地成本高，房价高，对搞实体经济的投资肯定是不划算的。
实体经济看到搞房地产那么轻松，卖套房比它好几年赚的都多，有点钱就不再往实体投，都投到房地产。
实体经济的职工，也因为房地产价格过高，招来的人才买不起房，没地方住。从长周期来说，房地产是必须要有的，但是高房价造成的后果，对实体经济
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
怎么样建立长效机制？围绕总书记说的，要从土地、金融、财税、投资、法制五个方面采取长效的机制，形成制度化的安排，系统地做好房地产的调控。
总书记的要求非常深刻，我要说的就是学习总书记关于房地产调控的五个方面要求的一些思考。
长效机制之一：土地
我觉得对土地的调控需要那么四个五个刚性的措施。
一个城市土地供应总量，按一人100平方米，100万人就供100平方公里，一千万人就供1000平方公里。
爬行钉住，后发制人。
什么意思？你这个城市有本事，把这个人口搞到500万，那我以前只给了你350万平方米，现在每年补你几十万平方米。
不能根据长官意志，计划未来有500万人，现在才两百万，就要500平方公里土地，结果我在10年里，真的给你300平方公里土地，你300万人没来，只来了100 万人，甚至原来的200万人还走了，这个土地的错配，谁负责。
土地要爬行钉住，而不是说要你去臆想调控，长官意志，违反经济规律。 就按这个逻辑，不复杂，如果上海到了2500万人，一定要2500平方公里，不
是没有地啊，上海有6000多平方公里，还有很多农业，农业在上海只占1%的GDP， 农民人口也只有三四十万，在这个意义上，一定维持农业也是要做城市绿色农业， 示范农业。由此而言，如果这个城市本身的土地不足了，不到人均100平方米了， 就应该补上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拿到指标，三四百个城市大家平分，而是看谁人口多。
人口怎么多起来呢？有句话叫产业跟着规划功能走，人口跟着产业走，二产、三产发达了，人口就多，土地跟着人口和产业走。
当你把前面的几个环节做成了，我爬行钉住就行了。最笨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长效机制之二：法律
用法律，或者非常刚性的约束。
人均100平方米干嘛的？绝对不是100平方米都去搞住宅。作为城市来说，100 平方大体上55平方米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包括学校医院，城市绿地；工业20平方米。
如果一个城市有1000平方公里，就有200平方公里搞工业，1平方公里可以搞100亿，那200平方公里，那就是2万亿啊，很大的工业体量。
像金桥，90年代浦东开发的时候，规划了10平方公里，我们当时就定下来每平方公里至少100亿，到了2000年，朱晓明是金桥开发区老总，他说，金桥已经有1500亿。10平方公里里面，7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每平方公里干了200亿。
我讲这段话意思是，工业就是要约束性强一点，要把过去太慷慨的工业用地再高压紧逼下把土地置换一些出来，或者在产业结构、工业结构里做一些调控， 把低利用率的换成高利用率的，使工业更加节约。
剩下的25平方米，就是土地批租，商品房的开发，20平方米给居民开发，5 平方米给商业。
如果1000万人的城市，可以搞一个50平方公里的商业区，大家知道曼哈顿的商业区多繁华，只用了10平方公里。
原来上海的南京路，多繁华的商业，整个土地的建筑面积几平方公里，非常节约。
地价方面呢，总的供应量起到了保障作用之后，拍卖土地的时候也要有限价措施，大体上讲，楼面地价不要超过当期房价的1/3。
如果周围房价是1万，这会儿动迁产生的土地拍卖，拍到3300，就应该适可而止，不能说我征地花到6000，我就要拍到6000。
限价不是长官随意的限制，其实政府不在土地上去推高地价，地价跟着房价慢慢走。
如果你是旧城改造拆下来的，成本的确很高，不能由着这个成本，由着拍卖覆盖成本不亏本这样的小心眼，应该把政府给你的城乡结合部的，供应比较充分的土地资源，那个地方可能会得到的土地出让金，补充平衡市中心旧城改造的土地出让金。
这么平衡之后，看起来你可能吃了点小亏，但是城市投资环境好了，工商经济发展了，实体经济和房地产不失衡了，你是可持续发展，税收、金融、投资都
跟实体经济更多地连在一起，城市会更好地发展。
金融方面的措施要坚决守住底线，任何开发商买土地的钱，必须自有资金， 上世纪90年代我在浦东开发的时候，就是这个约定。
这里面有个原理，开发商对房地产的总投资理论上1：3，自己的资本金是1 的话，社会的融资可以是3，就是总资产的25%是资本金。对工业企业，我们是1： 2，1/3的资本金。
房地产商呢，融通量大一点，1：3，也就是25%的资本金，当然是拿来买地了，地如果是你自己买的，可以抵押了融资，拿到钱造房子，封顶的时候，可以预售，老百姓已经把预售定金或者按揭贷款的资金转过来，最终是土地的自有资金加房屋开发的融资资金开发贷，再加预售过程中老百姓的按揭贷。
现在全国房地产商的融通量是多少呢？1：9，我这么说可能还是保守的，有的开发商可能1：50。
你听他有几千亿的资产，债务95%，万一有坏账，银行倒霉。
买地皮的时候，来个三七开，如果这块地皮是10个亿，他自己拿3个亿，借了7个亿，拿到地了去银行抵押，抵押至少六七个亿，造房子，卖楼花，把预售的钱拿到了。
这个地是10亿买来的，三年后，地价涨到20亿，真的要开发的时候，20亿作为抵押物，可以拿到15亿的钱，整个开发流程中的融资，到了1：9，这就是房产绑架金融的情况。
地王不断出现，是房产商跟金融系统的关系，谁融资能力强谁就拿到地王， 融资再多也不担心，地价一炒高，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地王现象不仅是土地短缺，拍卖机制的问题，还和融资的无限透支，缺乏隔离墙有关。
为什么那么多资金都往房地产里面走，如果有一个防火墙，一切买地的钱通通不能借债，只要做到这一条，M2跟你有什么关系？进不来的嘛。
我在重庆，一直是管住融资的，但有时也会露项。
来个房产商，买了15个亿的一块地，把房子造起来又花了15个亿，30个亿全是借来的，而且借的高利贷利息是17%，五年时间，30亿债务变成60多亿，房子造好实际上也只能卖个四十亿，五十亿，当然破产了。
一查账，是三个很有名的工业企业，看着房地产热，工厂还可以，搞汽车的， 跟信托公司去借钱，这个事情一协调，我说三令五申不许借钱买地，借了高利贷
还来买地，这是个教训。国土局说这三个公司老板都是有名的工商联副主席，去信托借钱都是用工业企业的产权抵押的，所以就疏漏了，没查。我说一切房产商批租土地，别的不用查，就查资金血统，只要是借来的，通通不允许进入。这样一来，地王会消失大半。
第二个是房产商在开发过程中，如果一个房产商，有几十个上百个金融单位的账户，总的债务，高利息的占了全部融资的50%以上，对不起了，资金账户是危机状态，这种房产商，对它的运营，都要当心。
第三要管住老百姓买房的融资，首套房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首付，第二套房百分之五十六十的首付，第三套房，通通全首付，只要全首付了，不管他买三套五套，不用担心他会带来金融危机，危机是他自己家里的事情。
这条要坚决做到，但是在中国做到比较难，美国做得比较到位，美国不是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可以搞按揭贷款，美国的按揭贷款，就在5个金融机构，对50个州全部覆盖，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按揭一目了然。
我们银行对老百姓的按揭贷款造假账非常粗放，老百姓在其他国家是交税单，根据这个来测算能付多少按揭，我们叫单位开收入证明，一个私人老板，现在就帮员工开五万块一个月的收入证明，有啥关系？甚至银行自己有萝卜章给客户开收入证明。
长效机制之三：税收
税制从来都是重要的调控手段。
第一条，高端有遏制，中端有鼓励，终端有保障。
比如，你如果想买一个5000万元的高端别墅，交易契税，可能要交5%，普通住宅交1%，保障房0.2%，还可以抵扣，这样的话，就叫差别化税率。
别墅买了以后，两年或者五年就要炒掉，我就把交易税从5%，递增到8%，香港就这么干的，不断在印花税上递增，加到没人敢炒。
中端有鼓励，老百姓买的是自己住，总的有各种抵扣，我甚至认为，住房首套房，按揭贷款的钱，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我相信中国政府搞税制改革，分类税改成综合税的时候，是可以按揭贷款抵扣所得税的。
全世界都是这么抵扣的，美国个人所得税，账面上39%，实际上25%，就这么抵扣掉了。
低端的有保障，不仅不收税，政府出钱帮你解决住房问题。这是三端调控的体系。
第二个是要把物业税、房产税或者以后总体上叫房地产税搞上去。
什么叫房地产税？一是对这个社会存在的各种存量、增量都要收税，不是说只收增量，试点的时候可以；
二是如果物业价值上升了，根据升值的额度来收税； 三是越高档的房子持有的成本越高；
四是低端、中端和合理的住房需求，房地产税里是有许多可以抵扣的，最后这个社会百分之七八十的老百姓，尽管房地产税是普遍实施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压力不大，一定是对高端的炒房持有者会有巨大的压力；
五是大家会说，房地产税收了，土地出让金是不是就不收了？你不能前道到， 后道也收。国外土地是私有的，没有土地出让金，国内土地是国有的，有出让金是合理的，并不是有房地产税就要否掉土地出让金。
出让之后，是不是70年以后再要第二次出让呢？有房地产税覆盖，淡入淡出， 就不用补交土地出让金了，这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
房地产税有什么好处呢？第一让税制健全，中国普遍是间接税，缺少直接税， 房地产税是一种持有环节的直接税，在美国欧洲，直接税占总税收的40%，中国连10%都没有，这是税法体系、国际惯例的一个方向性实践。
第二，房地产税对炒房是有一定的遏制作用的。说房地产税对炒房没作用， 要么是弱智，要么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第三，有了房地产税以后，持有环节成本提高，对资源优化配置、对租赁市场的形成有好处。
第四，对社会在房屋领域的意识形态有意义，所以2009年、2010年在财政部领取了这项任务，在重庆做了试点。
税收方面还有一个事，三中全会提出，农村的集体土地和城市的国有土地， 如果在一个地方拍卖，现在的办法是非要把农村土地征用，然后一起拍，征地的时候，一般地价比较低，这样就减少了农民的利益。
三中全会提出，同地同权同价，要把这件事落实到位，税收要跟进。因为地价，拍卖的时候很可能卖出500万元一亩，明明是农田，怎么会变500万一亩，因为地价并不是征地成本决定的，它和基础设施相关，有地铁当然高，基础设施配套好地价会高，这些土地的地价高，是社会资源的投入。国有土地拍来的高价， 当然去盖这些公共资源，集体土地拍了高价，全部归集体家庭所有，这个不公平。
所以在美国、台湾、马尼拉有个税收，不管哪一类土地，成本算掉以后，增
值部分，增值50%，收40%的税，增值100%，收50%的税，增值200%以上收60%的税。这个增值税现在还没有出台。
没出台呢，真要把现在的土地同股同权同地价去拍，拍出来之后农民就拿钱吗？也不一定。
这块地正好在金融区边上，拍了个500万一亩，那个农民同样的地，在学校旁边，拍下来就是造学校，50万一亩，这个农民不就吃亏了吗？
这个意义上讲，拍的低的，土地增值税交的很少，拍的高的，土地增值税交得高，也是一种平衡。
长效机制之四：租赁市场
习总书记在2014年城市工作会议上讲过，每个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总有20% 人买不起房子，政府要造公租房配置给他们。
如果一个社会有1000万人，200万人租了公租房。另外有200万人住了房产商造的住宅持有出租的房子，商业性的租赁房，还有10%的人住了小业主出租的房子，如果我们能有50%的租赁市场，那住房系统就比较平衡了。
公租房，这几年政府都造了一批，我觉得政府的公租房有五个要点：
一是，大体上不能造太多，一个城市覆盖20%的人口，如果100万人的城市， 公租房的投放对象是农民工、学生和城市的住房困难户。我们以前帮困呢，总是看人家的家庭收入两千块三千块，其实只要看人均住房面积，三口之家，十年来人均住房在30平方米以下，他也许年收入有10万元，也许小孩在美国读书，或者老人生病，住房困难户造不了假，收入困难户很容易造假。学生不会造假，农民工造不了假。这个不要靠收入证明，现在的收入证明搞不清。
第二，要三配套，房子造好了，公共设施学校医院的配套，公共基础设施的配套，户籍管理的派出所、居委会的配套。
第三，管理上，公租房是国家的，不能有二房东赚外快。
第四，不能造成贫民窟，应该和商品房集聚区行成1/4，3/4的比例，地区的公共设施配套是给所有人的。
第五，租金应该是商品房租金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符合低收入公租房对象家庭收入六分之一的房租。
实际上，公租房，60%的左右的贷款，收到的租金利息足够平衡贷款利息， 五年以后，老百姓可以把房子买过去，共有产权房。
共有产权房可以按市场价卖，卖的时候，政府回购。美国、新加坡都是这样。
我和美国的住房保障局局长交流过，他们的保障房造出来以后，老百姓想要退出去，只能退给政府，由他们再出给新时期的保障对象，这件事应该持之以恒， 以民为本地去做。
房地产商不是不愿意持有，而是融资结构害了整个中国的房产商，永远做不了持有房子的出租者。他一比九的融资结构，逼得他房子一造好，就急吼吼地要回笼资金。
李嘉诚不是这种状况，他在浦东拿的地，1993年拿的地，1997．1998年造好， 出租，协议都是10年期，到了2008年、2009年的时候，全部回收，重新装修，2009 年、2010年开始变成销售，房价从一万多变成10万，这就是发了横财了。
中国租赁这么少，跟房产的租赁结构有关，政府要让开发商进入1：3的融资结构，到了持有环节，能够出租的，必须60%的资本金，40%的贷款，这样的话， 收来的租金一定能够平衡40%的贷款的本息还款计划。
政府对这种，三年五年十年租赁的房产公司，有一套鼓励政策，包括租房的公积金，应该尽可能地提供给房客，公积金拿来付房租，房租抵扣个人所得税， 拿出房子出租的也应该有鼓励。
对租房者，要从法律上保护产权房的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地位。
长效机制之五：地票
最后一点我特别要说的是，整个房地产的调控还有一个措施就是地票。地票是在讲什么呢？
我就说中国土地制度有两件事。
一件事，我们这么多人，耕地总的不充分。要做两件事，第一是集约节约使用土地指标，不要造成每10年少1亿亩的需求，应该每10年，少5000万亩，4000 万亩。
还有20年就用到18亿亩土地红线了，如果这2亿亩，可以变成40年，50年用到， 这样可以把时间拉长，可持续发展势头更猛。
最重要的是工业用地要节约，同时农村的建筑性用地要集约节约，商品房的住房用地不能太苛刻，要多给。
第二个要讲个更深入的问题，一百年、两百年，城市化大规模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城市化进程没有减少耕地，耕地有所增加，人在在农村居住的时候比较分散，人均建筑用地，要用到250平方米到300平方米，城市比较节约和集约， 人均是100平方米，所以当1亿人进城，真要在城市中生活，城里边肯定要给他1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农村里面可以退出2.5万平方公里土地，但是中国的农民呢，两头占，所以我们才会出现10年少1亿亩，30年少3亿亩，否则的话，应该是大体平衡，平衡还有余。
要化解这件事，我自己认为有三个原理。
第一，宪法上规定的三个底线，农村的土地是集体的，你不能把它变成私人的，农村的土地变化中间要保护农民的利益，农村的土地有用途管制，搞农业的搞农业，搞建设的搞建设，这三个是游戏规则，不能改变。
第二，耕地的转换，要使得农村退出来的地，大于进城的地，这是世界城市化运动中的一个现象，我们没有这个现象，要把它体现出来。
第三，你不能光说城乡结合部的那点郊区进行这样的转换，要让1000公里外的农村，分享城市增值的级差地租。
按照这三个原理，我们想了一个地票的招，就是要把农民进城以后的宅基地， 或者集体组织废弃的乡镇企业的土地，废弃的小学土地，废弃的粮站的公共用地， 复垦为耕地。
农民进了城了，房子空在那里，租不出去，卖也卖不了几万块钱，把农房农地复垦为耕地。
这件事有四个环节：一是复垦；二是有关部门验收；三是给你一个地票可以到交易所交易，房产商要买城乡结合部的土地，需要指标，就来买这个指标；四是城郊结合部的土地就去掉了。
这个过程中就可以看到，农民进城了，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建设用地变成耕地了，城郊结合部增的耕地，小于农村复垦的耕地，最后增减挂钩，全社会的耕地总量增加。
这样的一个工作可以产生几个好处：
一是耕地保护。现在出现了先征后补，我们现在每年征600万亩耕地，国家也要求各地想办法去造600万亩耕地出来，你征了600万亩，要造600万亩，大家都同意，等到我把地征了以后，五年十年，是不是能造出耕地出来，不知道，或者造出来一半，没完成。
另外，几千年农耕文化早就把可以造农田的地用了，所谓的造耕地，是把山坡上，一个25度、30度的地造成梯田，破坏生态嘛，把树林子地造成种菜的地， 或者把弯弯的河道拉直，弯弯就变成良田，破坏生态，没办法的办法，大家都装糊涂了。
所以地票制是把农村缺少充分的耕地复垦的后备资源的这件事给解决了，我不复垦生态里的野地，复垦的是废弃了的宅基地，公建用地，这就是一种集约节约。
腾出来的地票指标，让房产商造房子去了，这不是平衡了吗？这是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是反哺农村。房产商买地，一亩花个几百万块，花几十万块来买这个指标，这个钱给了农民，可以反哺农村，这个反哺不是反哺5公里、10公里外的近郊，100公里，1000公里也可以的。
黑龙江的农田产生的地票，上海如果几十万一亩买过来，上海征上海郊区的地，这个钱就到黑龙江去了，地票几千公里就可以辐射了。它的虚拟性，票据性， 使它有辐射性。
第三是增加农民有收入。我们这些年，一共卖了20多万亩地票，每亩地票十多万元，差不多四五百亿，农民拿到了，农民拿了这个钱，在农村造房子，进城都可以。
第四，农民进城，有了公租房，这笔钱可以改善城市的生活。地票这种制度， 对城乡之间的土地交易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认为，这都是以城补农，对农村的好处，最最重要的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平抑城市中土地不足造成房价畸高的这种根源，起到遏制作用，能帮助大城市增加土地的有效供给。
重庆在过去这些年，每年从国家这儿拿来的土地指标，20万亩，也的确50% 几，城市、基础设施用掉了，工业上用掉20%几，商业去掉5%，也只有10%了，我们这10%通通给了中小城市，万州、涪陵等，他们实力比较弱，开发过程中拿国家的指标，国家的指标不花钱。
主城重庆这个大城市，800万、1000万人口的，每年2万多亩的房地产开发地皮周转指标都没有用国家指标，基本上每年2万亩的地票就在主城，主城的房产商，在主城动迁一概用地票，地票不受国家约束。
这样的话，土地供应量实际上增加了一倍，就比较宽松了。
这就是我要讲的，总的来说，分两个部分，10大失衡和5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如果通过制度的安排，按照中央的要求，不仅是行政化的安排，不仅是供给侧改革基本面的安排，比如中国最终应该有房地产税法，应该有住房法，老百姓租赁房的法律，其实我刚刚说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在这三个法律的框架下。
在南通市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的专题报告
（2017年7月11日）
今天很高兴利用全国人大财经委到江苏调研上半年经济形势的机会，和南通的同志交流一些经济方面的情况。按照书记、市长给我出的题，主要是在经济发展当中作为一种动力的投融资方面希望我专门讲一下，我就不展开说别的事，就从中央今年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边涉及到有效的增长、有效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消除无效供给这一方面，是在产业方面的，也涉及到去杠杆方面产生的各种资本的融资问题，当然也包括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改革开放创新都属于制度供给上的方方面面。所以我想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大题目，着重围绕和金融去杠杆有关联的内容，涉及到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投融资方面的一些情况，跟大家作一个专题的报告。
一、关于西方供应学派相关理论
从经济学的原理上说，从亚当斯密开始到现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学流派，如果归大类就是三大流派，第一个是纯市场经济，纯自由市场的一种流派，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60年代的弗里德曼，这些都是纯自由的市场派，这是一块。
第二个是强化政府调控，以凯恩斯为代表，三驾马车的调控，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个从40年代战后美国的调控形成了一个潮流，也对全世界经济4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就是供应学派，供应学派其实也是从亚当斯密开始，在西方的经济学里边一直有的，这个供应学派讲的是小政府，他对政府的作用看得比较低，要寻求市场的配置，主要靠市场来配置，另一方面他比较相信供给创造市场，而不是凯恩斯的政府调控市场，那么供给可以创造市场，供给可以创造需求，在这方面他强调得比较多。
有效的制度供给会产生生产力，这一概念也归在供应学派的重要原理里。主要就这三个。小政府有效的制度供给，低成本，政府收税费少了政府就小，否则大政府如果很少的税收就维持不了政府的正常运转，所以低税费政府一定是简政放权，精兵简政，提供创新。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也包括因为低成本以后产生了更多的中小企业，企业不断创造，又创造出更多的企业，这些企业又创造产品， 所以技术的创新、产品的创新、企业的增长，从这些角度形成了所谓供应学派。
二、关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根本性不同的问题
X中央、国务院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等于是供应学派的简单拿来。我们提出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西方的供应学派在三个重要原则问题上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个不同，就是在私有制还是公有制等方面，西方供应学派的原理，供应学派的政策基础一定是推动私有制，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把供应学派的原理贯彻到底。所以撒切尔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在80年代把英国的国有产业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全卖掉了，这是撒切尔干的活，里根那时候也是这么干的，他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搞供应措施。我国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两条腿走路，共同发展，坚定不移地推动公有制国有经济的发展，把它搞活，也坚定不移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支持它健康发展。所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展开的，这是和西方供应学派经济基础上一个很重大的原则性区别。
第二个不同，就是西方的供应学派是在和凯恩斯需求侧拉动对立之中产生的一个学派，所以它强调供给，否定需求。我们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认为市场当中需求有需求侧的作用，供给有供给侧的作用，两侧都少不了，这两个学派中各有它应用的地方，某一阶段需求侧为主，某一阶段供给侧为主。比如现在我们两端都需要，但以供给侧为主，这就是辩证法，不走极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在我们世界观、经济学理论里显得非常的从容周全。
第三个不同，就是西方供应学派强调纯市场的作用，强调政府只做经济的守夜人，游戏规则的一些制定，否认政府对经济的一些调控，因为它反对凯恩斯， 凯恩斯是讲政府调控的，所以它当然就否认政府的任何调控。我国的经济学是认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的做好服务，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的有效服务有效调控是可以避免许多市场的盲目的，避免许多市场经济走向极端，闯了很大的祸再进行调控，再进行市场本身的调节，避免更多的损失。我这么讲， 就是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西方供应学派有经济学上对应的一面，也有三个根本性的不同。
中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供给侧主要是讲要素，包括资本的要素、金融上融资资金的要素、生产力当中人口红利或者各种劳动力短缺或充分的要素， 还有各种土地、能源等经济要素。如果这些供给都短缺，比如人口红利没了，那经济会下来，如果土地的资本搞得很高、短缺、供不应求，那经济也会被拉后腿。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讲供给侧首先讲的是要素供给，而不是常规的千百种商品， 讲的是战略性要素资源的供给。其次讲的是结构性，一般来说我们讲动力的结构， 是一个产业的结构、动力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上进行改革。还有讲的就是制度方面，结构性改革，改革就改制度，这个制度主要是改革开放当中对生产力直接起配置资源作用的一些基本制度，包括税收，国家的法治等等。
三、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健全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的问题
我们结构当中要去杠杆，国民经济的负债率太高要去杠杆，企业的负债率太高要去杠杆，有些地方局部地方政府的债务比较高，要去杠杆。那么这个去杠杆里边，同样的债务规模下，如果企业资本金增加了，这个社会的股权增加了，那么负债率就会下降，债务问题杠杆问题就会缓解。所以去杠杆，企业也好、政府的债务平台也好、平台公司也好，要加资本，要补充资本，要增加企业资本的市场化补充的制度安排，不是靠我们一个一个去救活补资本，而是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把这个机制搞起来，资本负债率就会下降，资本就会扩张。
比如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40%左右，中国企业资产负债率在70%左右，全社会的。所以美国企业的债务总量在GDP里边只占60%不到，中国企业的债务占了GDP的150%，这个债务就很高。原因就是中国企业不管民营还是国有，负债率很高资本金很小，就算大家说的万达、恒大，号称有八千亿总资产，但八千亿总资产中恒大差不多有七千多亿债务，如果把债务跟资产抵消，净资本一千亿都不到， 如果房地产跌下，他就坏账了，房地产土地不断上升，那当然还可以活下去。万达也如此，万达也是一年三千亿销售值的公司，听起来也是很庞大，债务也是很高的。讲这些就是说明中国的企业不管大的小的，总的负债率都比较高。
要把负债率降下去扩大资本，最重要的市场化制度是资本市场制度、股票市场制度。不是我们政府看着这个企业资本金不够了给他一些财政补助或者这帮点忙，那帮点忙，没用，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的资本补充制度，就是上市公司，就是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当然不仅是一种市场，它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比如说我们的A股，A股下面有创业板或者有OTC板，美国股票市场有三板、四板等等，但不管哪一种市场都是补充资本金的市场。
大家有时候埋怨，中国的股市好像就是补不了资本金。从90年代到新世纪的十年再到现在27年的股票市场，每次发行新股，发半年一年就被抽血了，股市就趴下来了，趴下来了股民怨声载道，指数跌了百分之二十、三十或者四十，政府部门受于压力也就停发、缓发，停半年一年两年又开始发，发了半年一年恶性循
环又来一遍，这样这十几年发新股发了十来次，也停发缓发了十次以上，最近这半年大家又看到停发缓发。有说上市公司筹资天经地义，上市公司如果没有筹资功能没有IPO上市，资本市场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有说维护股市稳定，维护股民利益也是天经地义。其实两边说的都不对，没抓住要害。任何一个股市资本市场不能只吃不拉，只进不出，一定死亡，一定憋死。
中国股市的要害是十年二十年直到现在27年，还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垃圾股企业退市机制。比如美国的股市2008年的时候道琼斯指数几百个指数对应的纽交所的全部股票，有近三千个，现在纽交所全部的上市公司企业数比2008年还少一点。说明什么，说明他每年退市也有三四百家甚至四五百家，这个退市退出去的是什么，一定是市盈率很高的企业。资本的利润率1%，那市盈率就是100倍，如果0.1% 市盈率就是1000倍，所以市盈率越高，企业越垃圾越没效益。如果这个地方一共两千个，每年进去三百个出来三百个，差的三百个出来，好的三百个进去，这一锅菜总是越煮越好，所以美国股票市场的价格从2008年掉到6000多点，现在是22000点。美国人都富了，美国股市市值从2008年掉下来的时候是12万亿美元，现在是20多万亿美元，美国股市增长了10万亿。
我们20年来可能只退了一两个，反正不超过十个，在这种情况下，几百倍市盈率的多年亏损的在里边趴着，长期待在股市里趴着，新的不断进去，那么这一锅汤越煮越没有味道。所以要解决的就是退市，不解决退市制度，注册制也是没用，新股IPO改革上市都是搞不好的。退市无非四种情况，也不是很复杂。第一种，上市公司如果到了破产边上，由法院宣判破产，公司法破产法客观有，本来就可以这么做，一般企业破产还有不稳定，上市公司破产主要是股民不稳定，怕这个。第二种，如果不退市，可以股市重整。比如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都破产了，因为是太有名的汽车也不是简单破产，董事会还是下决心通过重整，包括债务重整，坏掉一批账，银行妥协，给他们坏一批核销一批，同时企业结构也调整，有些东西卖掉，有些东西处理掉，处理了一年多，三大汽车到了2010年以后都恢复上市，这叫做停产整顿。从市场里边停盘整顿，整顿一两年，股民不能运作了，但运作好了又恢复了，大家都高兴。第三种，就是借壳上市，垃圾企业退出，战略新兴产业收购他股权上市。第四种，就是从主板退到二板退到三板，退到OTC市场板等等，企业还是可以交易，不再是股民交易，而是老板们法人企业和企业之间在OTC的市场里交易。所以退市就这四种，把这四种坚定不移地制度化，用不着谁来审核，符合条件了到了该退的自
己就划过去了。不会有任何官员我把你退市了，我得罪你了，没有这个事，这是个制度。只要这件事做好了，注册制也能出来了，上市公司也可以上市了，所以这件事的关键在这里。就是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总是绕道走，不解决这件事，结果总在上市公司该不该上市IPO动脑筋，动了脑筋以后大家就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大家动小脑筋。本来一个企业要上市，发10亿，但是怕你发的太多资金被抽走，只允许你发2亿，但是过了3年非流通股一大堆，法人股都可以流通，那时候也一样是股市里边会有影响。
我讲这一段实际上是为了说明要解决资本市场的问题，解决企业资本金的市场化补充机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金融范畴、在资本范畴的最重要的核心的命题，是我们国家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市场化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改革开放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途径。要解决好这件事，不是简单的讨论注册制合理不合理，IPO合理不合理，实际上不是解决吃饭的问题，而是要解决退市的问题。
除了这个以外，市场化的监管问题，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中介单位对股市、对上市公司的服务和监督的问题，还有各种资本金、各种买股票入股市的资金的合规性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制度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的。如果把这些事都搞好了，那么注册制条件成熟就可以出来了。注册制出来，前面讲的四种条件也都成熟了，企业市场化的资本补充机制就有了，这个机制有了以后，中国的国民经济证券化就会加快发展。这个加快发展最终表现为上市公司的市值跟GDP是1比1，这是国民经济证券化的一个标志指标，就是上市公司的市值和你这个地方的GDP大体1比1。
我们国家GDP现在70万亿，上市公司的市值40多万亿，有时候拼命把300个企业上市，上市以后多了一块市值，但是股市跌了两百点，结果最后300个企业上市了，企业从3000多个变4000个，市值可能从40多万亿变成30多万亿，指数下跌了，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要把这件事解决好。如果我们的上市公司市值跟GDP一样，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上市公司的企业的资本金大体等于GDP，那么非上市公司的一块还有资本金，这就说我们工商类的企业、非金融类的企业的资本金， 总的资本资产不含债务的股权资产比GDP要多，可能是GDP的1.5倍，如果资本是GDP 的1.5倍，债务也是GDP的一点几倍，资产负债率就是50对50，杠杆就下来了。所以这一块如果我们搞不上去，只在银行债务上去杠杆，国民经济被萎缩了，那也是不行的，那会变成恶性循环的。这是我想讲的一部分，有点理论化，实际上跟投融资息息相关。如果这一块不好，想要解决投融资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这是一
个宏观投融资的逻辑。
四、关于去杠杆和避免金融脱实向虚的问题
去杠杆，就是要去掉债务的杠杆。最近几年，金融的资金量过分，金融的脱实就虚，使得我们虚拟资金各方面的金融资金泛滥、量很大。这个指标有没有泡沫、有没有过分的杠杆呢，就从几个指标来看。
第一个，就是常说的M2。M2是社会在流通中的各种货币。我们现在的M2去年年底是150多万亿，目前到6月份大体上160多万亿，GDP去年是67万亿，所以M2是GDP的2.4倍。美国的GDP总量现在是18万亿美元，美国的M2是13万亿美元，美国全部的流通货币比它GDP的总量要小，是GDP总量的70%左右，我们是GDP总量的150%， 是百分之二百几十。所以我们货币多，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比如房地产这个十年就涨了8倍、10倍等等，都和这个货币现象有关系。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个，就是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是大家都会作为骄傲的一个指标来说的，但内行来看的话，这个指标恰恰是泡沫的表现。大家如果注意的话，2008 年以前的十年，中国的金融产业作为一个产业本身的GDP，占国民经济的GDP总量其实只有百分之四点几，但是到了2016年，金融业的GDP达到了国民经济的8.4%， 翻了一番。我们许多省或者一个城市，原来十年前、五年前金融GDP比重都只有3%、4%，现在8%、9%，本身也拉动了整个GDP的增长。如果金融比重有8%，今年金融GDP涨了15%，那这个8%到15%就等于整个GDP里边增长了1.2个百分点，如果GDP 涨了7%，1.2就是金融业贡献的。如果没有金融业这个贡献，靠二三产业其他的想拉到7%，还拉不到，只有6%，或者只有5.8%，所以大家一般看到这个指标就认为自己发达了。
我要讲一个数。美国掌握着全球最多的金融资源，跨国公司、金融公司总部都在美国，华尔街的股票市场是全世界的股票市场，大家炒股票炒出来的GDP交易费都算在华尔街、算在纽约、算在美国。美国过去10年金融业的GDP比重从来没超过8%，去年全年是7.6%，比我们还低一个点。那我们高了是不是就对呢？是我们胜过了他们吗？其实这就是泡沫的表现。整个欧洲各个国家的金融GDP在欧洲GDP里只占5%，日本GDP里边金融业也只占5%。
那我们怎么会有百分之八点几，而且就几年里面快速增长，大家甚至说出以后金融GDP比重全国要到10%，各个地方都在想把这个指标弄上去。大家知道什么叫脱实就虚，就是金融业不为实体经济服务。银行把钱借给小银行，小银行把钱借给租赁公司，租赁公司把钱给了小贷公司，小贷公司把钱贷给各种金融业，自
我循环，每一个钱转来转去多通道的转，多层次的叠加，每一个金融企业都要有点利润，都要有用工成本，这些成本就是金融业的GDP，所以金融GDP如果多了一倍，意味着把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提高了，转化为他们的利润了，转化为税收， 转化为金融业的GDP了。所以额外的这三个点，正好是脱实就虚，实体经济增加成本，融资难、融资贵的经典表现，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批判这个说法，这是很经典的第二个指标。【联系微信dadawk*01】
第三个，就是许多金融企业互相穿透式的叠加。保险公司拿了一笔保费到银行这边杠杆一下，银行这边杠杆后，再到股市里杠杆一下。金融一定有杠杆，没有杠杆就没有金融。金融业就是一个杠杆，就是透支、就是借钱，借钱就有风险， 就要跟信用匹配。所以金融的本质一是融资，融资不是一比一融资，而是根据信用有杠杆的融资。有杠杆的融资多了，风险大了，就要防范风险的出现。所以融资杠杆和风险防控是金融的关键。杠杆应该是直截了当的，任何一个金融单位， 大体上跟某个实体经济服务对象，不管是一个农业企业、工业企业、房地产企业。就是一个金融企业借钱给你，一比三的杠杆，桥对桥路对路，大家清清楚楚。最怕的就是五个金融机构互相串联着最后借钱给了你这个实体经济，这个中间就出现了多通道、多杠杆，最后变成高利贷、高风险，不透明、穿透的风险。
大家都知道，发生在这一年里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广东宝能在2015年底动用400多亿收购万科25%股权。整个万科的市值两千亿，25%的股权就差不多500亿， 它当时动用了450亿。然后大家就在讨论情怀问题和资本的原则问题，就争论。其实整个这个事情争论根本不在这些问题上，而在于资金来源的合规性、合法性， 资金来源的杠杆性。宝能收购万科的资金第一笔钱，上百亿的钱是万能险。什么叫万能险，不是正常的保费、健康险或者什么险，十年里边每年付钱，万一我生什么病了要赔偿我等等，正常的人生保险。它实际上是一种理财资金，所有的万能险都是商业银行的门市部兜售给你，利息比银行储蓄要高。老百姓一看，本来有十万元放在银行里储蓄，但是现在银行柜台说你买个万能险，跟储蓄一样，但比储蓄还高两三个百分点的利息，万一你有事还能保险赔你，赔你个生命保险的品种，并且一年或者两年到时候可以兑付，还是把钱拿回去。老百姓都愿意把储蓄搬过来买这个，所以只要保监会同意保险公司发这个品种，一发你拿了十个亿就能发一百亿，一比十的杠杆。这个钱是理财资金，是短期资金，炒炒股票也就拉倒了，股票买进买出是短期的，但是要变成登堂入室作为法人董事长的资本金是不可以的，上市公司不能今天这个钱明天忽然又没了，又撤回，上市公司颠三
倒四不可以的，做法人股东的钱是长期资本，不能每天变动的短期资金，这是一个违规概念，资金错配的概念。
而且，这个本身就一比十杠杆，拿到了这个钱以后，他往银行一放，银行把它理解是正常的保险公司拿来的钱，是保费，保费是资本金的长期概念，长期资金概念。你拿一百亿来，我银行就借你两百亿，乘一贷二，就变成有三百亿。从银行角度讲只是一比二的杠杆，从保险公司讲万能险一比十的杠杆也有合理性， 基本是这个规则，但他一串通已经变成了30倍，然后这个杠杆的东西10个亿变成300亿，买了300亿股票可以融资融券，一比一可以变600亿，一比零点五也可以借他150亿，所以就变成了400多亿，四十几倍杠杆。高杠杆是各种通道的资金互相叠加产生的，那就把这个企业收购了，收购了以后万一成功，他当然发横财，万一不成功，这个高杠杆是高风险的。一两年一到资金利息要还给老百姓，这边要还那边银行也要逼你还，所以这里面是不合规的。我讲这个就是说明，中国的高杠杆并不是哪个金融单位跟客户之间直接面对面的生意高杠杆，这个杠杆基本上是规范的，但是当把三个五个通道上每个通道都算合理的，当叠加在一起的时候， 一个稀里糊涂的高杠杆、多通道、高利贷的融资过程就出现了，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中央批评中国金融乱像，去年经济工作会议习总书记讲了，中国经济现在有三个失衡。第一就是产品经济领域供应和需求失衡，有的东西大家需要，生产不出来，供给侧供给不足；有的生产出来的东西又是大家不要的，库存多、产能过剩，这是生产领域。第二就是金融领域，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第三就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金融的失衡就表现在刚才说的这些都属于失衡的问题。
大家都要想一下，这个失衡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理解这个失衡，可能是有一些银行行长道德出了问题，做了坏事，为了贪图不正规的巨额利益，或者某些民营企业掠夺社会财富，也有这个问题，就不正规的、指导思想不正确的企业有这么一种动机行为。但是，当一件事是比较普遍的面上都展开的时候，不能把事情简单的都归在企业或者经理的或者管理监督者的道德问题上。凡是普遍性出现的问题，一定和体制机制制度安排有关。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把这种造成泡沫现象、脱实就虚现象的制度安排要进行调整，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给。
这里边讲制度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的M2会这么多？仔细分析，央行管M0，M0就是印货币，就是货币发行的总量，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M0，整个多少年积累的货币是3万多亿，到了2016年是30万亿，这8年涨了10倍。M0跟M2有一个乘
数效应，一般是1：5，30万亿乘5就变成150万亿、160万亿就出来了。所以货币发多了，发多了就出来150万亿、160万亿，这个钱具体表现在银行。商业银行有了这么一百几十万亿存款资金，他如果把150万亿变成贷款贷给了工商企业，那天下大乱，工商企业就通货膨胀了，全社会通货膨胀了。所以人民银行知道这个钱多了，采取了四种非常也很有效的具体办法。
第一种，就是把存款准备金率很努力的、很大比例的提高。本来老百姓把钱存到一个银行里，存了一百万，银行准备金率10%，那就是90万可以贷出、10万交给人民银行储备。一个企业贷到了90万以后不会一天把它用掉，可能用了5万， 85万又存在银行，银行又提掉10%，这样一个乘数效应层层叠加。一般100万的钱存到银行里，最终人民银行会抽掉百分之二十几的资金作为存款准备金，有七十几万贷出去了。现在人民银行把存款准备金率提到20%、21%、22%，这样的话就基本上100万放到银行里，银行只能拿60万贷出去，这样就等于收敛了银行资金对外释放。
第二种，就是即使60万亿可以贷，但是贷出去还是比例高，所以每年都会有个窗口指导。人民银行、银监会对各个银行都说，今年不管你有多少钱，你只能贷10个亿，增加10个亿的贷款投放。很多商业银行半年不到，就把一年的贷款指标用完了，后边就不贷钱了，有钱也不能贷，只能是有多少人还给他多少钱，他再贷出去多少，不能有增量，这也是一个行政性的控制。
第三种，人民银行有许多短期便利贷款，有许多货币工具在操作，就是银行采取很多办法在控制，控制的结果就使得通货膨胀不至于因为M0多，M2多，造成全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吃喝拉撒睡都涨价，不会造成国民经济的混乱，这个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但这个办法的结果会提高金融的利息，都要有成本的。当一个银行明明有，比如说有一万亿资金可以放贷，只让放贷6000亿，那么4000亿干吗呢？ 银行一定会从表内变成表外。最近几年银行普遍出台的叫表外贷款，表外运行， 委托贷款、委外贷款、理财资金，把不贷款的钱变成理财的资金。放在银行里要付利息的，存款的人是要拿利息的，他要赔本的，所以就去表外运作。这些表外运作，银行把钱表外运到谁手上？就是运作到信托公司、租赁公司、小贷公司， 各种大银行给中小银行等等，这样一来金融掮客、金融秩序等等都复杂起来了。然后拿到了银行这些钱的企业几千个，这么一运作算下来他们都有GDP的，你的GDP比重就上来了。所以仔细分析这些的话，这和资金M0增加有关。
M0增加又是什么原因呢？本来货币发行量有一个铁的法则，大体上GDP增长
率是多少，加上通货膨胀率是多少，加上一个修正系数，假如GDP是6.7%，通货膨胀率是2%，货币发行最多就是8.7%，加到修正系数发到9%也行。但是为什么2008-2014年间经常看到这个货币增长率17%、27%都有呢？不是我们银行不懂得法则，也不是乱操作，是被动的。就是我们被外汇占款占住了，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外汇的顺差，就相当于外国人帮你在发货币，我们很努力的微观上低发，引进外资，那外资来了2000亿，我们出去投资500亿，顺差1500亿。这1500亿美元等于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是M0，它是一个进的钱，这个钱人民银行作为外汇储备储备下来。人民银行怎么储备外汇？他又不像财政自己有钱，他只能印钞票，这个购买外汇储备的钱就相当于外汇占款。
从2008年到2014年，我们国家外汇储备一下子涨到了4万亿，38000多亿美元的时候，一比六点几的换汇，就差不多就是二十几万亿，所以我们这个30万亿的M0里边有70%甚至80%就是买外汇储备，外汇占款产生的。这是一个被迫的行为。你说外汇占款多了、外汇多，贸易顺差、资本顺差好事情，好事情就带来这些麻烦。所以大家分析这么个源头，大体理解国民经济通货膨胀宏观的、微观的、社会直观的现象和背后的机理，那么理解了这个，知道体制机制中的这些事情。
那怎么解决呢？也不复杂。外汇储备每个国家都在储备，别的国家储备外汇， 为什么没有引发通货膨胀，没有引发M0的乘数效应呢？那是因为别的国家都是财政部储备外汇，财政部储备外汇，他的钱要么财政部自己有结余的钱，没有结余的钱他可以发特别国债，发国债发个20万亿，那是老百姓、企业现在手中有的钱释放出来，买了国债，他不造成通货膨胀，然后他这个国债20万亿买你3万多亿美元，那么这个外汇不会膨胀，没有乘数效应，他不是印的钞票。所以体制如果调整一下，利益格局调整一下，就会解决。欧洲如此、日本如此、新加坡如此、英国也如此、香港也如此。我讲这个意思就是，改革是解决一切矛盾、一切困难、一切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现象的杀手锏、不二法门。为什么中央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和开放呢？要义就在这。凡是长期存在的，凡是广泛存在的矛盾，往往和体制有关，解决的办法就从体制入手。如果不从体制解决，不从源头上解决，不从制度安排上、供给制度上解决，那这个问题不断的泡沫出来，然后你就在尾巴上、在泡沫上不断的去洗澡，不断的去修枝剪叶，忙得不亦乐乎，事倍而功半。实际上，去杠杆的要害，一个是资本市场扩资本的问题，企业的资本市场化补充的问题，另一个是金融系统去杠杆，源头在M0，在M2。
五、关于新常态下招商引资的问题
为了发展，大家都在忙招商引资，这个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不二法门。从80年代深圳特区一直到沿海地区90年代、新世纪以后全中国到处都在讲招商引资。眼下招商引资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新常态下，其实有效供给的工商产品、工商项目的确不怎么多。好不容易有点项目，每个地方都看得非常紧，所以内陆到沿海挖墙脚来招商很难，沿海小一点的城市到深圳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去招商也很难。在经济热度高的时候，大水冲过来，各种各样的鱼、虾米，层层叠叠都有， 大城市把大鱼捞了，剩下的中鱼、小鱼、虾米拿在手上意思不大，会主动转给内陆地区，所以互相招商引资这种现象很普遍。现在这种行为方式很难奏效。第二个特点，以前招商引资开大呼隆的会议。一般都愿意去把全世界的厂商请过来开个大会，领导讲讲话，介绍介绍投资环境，这种粗放的活动方式，现在其实不会太奏效。所以最近这一类活动各地大大减少，不是大家没热情，是这一类活动不实用了。第三个特点，以前招商引资大家会用低成本招商、粗放型招商，砍胳膊砍腿，税收给你让了，土地可以很低的钱甚至不要钱，劳动力压低成本，各方面给人家以帮助。如今，真干得好的企业已经不是最需要这一类恶性低成本招商， 这些办法现在都不是最有效。
但是招商引资还是要推进，怎么来改革开放创新、怎么来招商引资呢？这都是现在各地书记市长动脑筋的。一般光拍胸脯，书记市长齐上阵，每个政协副主席人大副主任、市长副市长甚至市委常委都带几个项目出去招商，这都是80年代、90年代干的活，现在不管从哪个角度都不合理了。所以我讲这一种招商，实际上要避开，要把它给去化，消除掉。另一方面，现在有板有眼的好项目、资助产业项目、战略新兴产业项目、战略新兴服务业项目，一般有它的特点，要么不干， 要干就是集群化的干。就说一个制造业的上游中游的原材料零部件体系，下游的销售服务物流的体系和制造业是一个集群。要用产业集群的干法，这种干法容易招商，一招就招几百亿甚至上千亿产业链。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到了垂直整合一体化的阶段，只有这种垂直整合一体化的产业才有核心竞争力。《世界是平的》那本书90年代出来时，我看了以后很高兴，想买几百本，每个企业、各个方面发一份，但实际上到2005年以后，我已经意识到这本书只能看看，不能当真理，因为它不是垂直整合，是横向整合，是来料加工式。做产品的人，他的原材料零部件可以从世界各地买过来，物流成本几乎是零，能源不要钱可以这么做，但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所以，今天跟你们讲几个现在用得比较好的办法。
第一个方式，是用产业链来招商。比如我在重庆，前几年重庆这个地方一台电脑都不生产，为什么能把重庆的电脑现在搞到中国之最？全球一年笔记本电脑的销售和生产量是1.8亿台，一半在上海、苏州、福建和广东等中国沿海城市制造，内陆西部是没有的。沿海做这个是加工贸易，从外边把零部件原材料运到沿海很方便，加工完了大进大出，我在上海待过，很清楚这些情况，到重庆以后就发现要想沿海的加工贸易或者世界的这种产业集群到内陆来，必须解决物流问题，必须让他的产业链垂直整合就在一个地方一下子解决掉。所以，我跑到硅谷去跟几个笔记本电脑的大企业谈判，就说你到我这来搞几千万台电脑，我一定在两年内把几千万台电脑80%的原材料零部件在重庆本地化，半小时车程全部可以运到，如果达不到一切物流成本我赔你，这就是赌一把了。但是我也想过，如果几千万台电脑在我这边生产，一切零部件厂商一定奔着我来，我不用招他，因为全球的1/3电脑在我这儿，衣食父母在这儿，他不到我这设厂还到哪儿设厂。但是你如果只搞500万台，一个零部件厂可以顺应两三千万台，到你这规模效益不好。所以就是零部件原材料一体化整合，跟整机厂说有零部件，整机厂同意了我跟零部件厂去开会，一年开一次，开一次就来个几百家，三年开了三次，来了一千家。所以重庆现在有一千个笔记本电脑的零部件厂商，已经连续生产四年了， 每年生产六千万台，等于全球1/3，这个基地就起来了，整机和零部件加起来就有四千亿左右的产值。这个招商就靠产业链，把产业链完整齐全，亮到明处，包括销售结算整个都要说清楚。
再讲一个例子，就是重庆的汽车。重庆原来有一个长安。中国的汽车厂很奇怪，一个省一个，上海有上汽，一汽、二汽、北汽各种汽车公司都不去上海开厂， 上汽也不会到一汽、二汽的地方去，大家各占一个。然后各个省如果招了上汽， 一般不会再去招一汽、二汽，因为有面子问题，把你大头招来了，不能去招别人了，这个是不对的，要集群。所以我们招笔记本电脑上中下游产业链一体化，把全球所有的做电脑的企业都招来，同类项集群，然后，这个集群既可以为这个公司服务，也可以为那个公司服务，这样规模效应会比较好。汽车也是这种集群， 重庆有一千多个汽车原材料工厂，百分之八十几的汽车原材料本地造。除了长安以外拉来了12个国内外汽车厂商，上汽、北汽、二汽都在重庆做，每个都做了几十万，还有外资企业5个，这么一来这个集群堆在那里，零部件又是扎堆供应， 成本比较低，越成本低大家越是愿意来，形成了一个六、七千亿的汽车产业集群。重庆汽车产量已连续3年排第一，去年生产330万辆，第二名上海，240万辆，第
三、第四是一汽二汽所在的吉林和湖北，这正是因为集群产业链的集群和同类项的集群形成的。我举以上两个例子，就是说产业链集群是一种合理的招商方式。第二个方式，是顺应资源市场配置招商。比如重庆产页岩气、天然气，那么
挖页岩气的企业可以定向招商，因为许多地方想搞天然气加工没有天然气资源， 天然气还像有粮票的时代抠门抠得很。比如一个省，实际需要5000亿方天然气， 才能满足目前各个城市的使用需求。我们全国能源里边天然气的比重只有7%，像美国欧洲达到百分之二十几，我们煤炭的污染、能源的污染，需要天然气来解决。所以我们就因地制宜，招了几百亿的页岩气的投资。去年全国页岩气全部产量60 亿方，重庆出了50亿方，今年预计全国的产量会到100亿方，重庆能出70亿方， 预计到2020年全国能出300亿方，重庆至少能出200亿方到250方，我们几百亿上千亿资金投在页岩气里，是全国页岩气投资开发的主战场，占了全国的2/3。同样， 有了页岩气以后天然气多了，天然气是一个很好的燃料，也是化工产品，凡是要用天然气做燃料的工业，或者拿天然气做原料的一些高科技化工厂都可以沿着这个招商。
第三个方式，是一些好的高科技的但缺乏资金项目，政府可以融资投入，但 要会动脑筋规避风险。他有技术、有产品、有市场，但没钱，你想跟他合作，但这种高科技项目、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往往一个项目就三百亿人民币，甚至四百亿、五百亿人民币，你帮他投入了，但如果，盈利是他的，赔钱了拍屁股走路， 你怎么办？有时候招商引资遇到这样的主，项目是好的，也不是吹牛骗人，你怎么决策？这个时候就要调动我们国内资金，但这个钱一定是有资本、有信用、有投资、有回款的地方才能用，否则没人借钱给你。在这个方面也是要动脑筋的。重庆有一个京东方项目，2014年的时候，我跟京东方老总打了个电话，说我
们重庆生产几千万台电脑，还很需要几亿台手机液晶面板，你如果到我这来做这个，有市场，他说现在的液晶面板是供不应求，不要说你的市场，我全国和国际上的市场都供不应求。他说我有技术，就是没钱，现在一下子拿几百亿拿不出。我说我们给你，但是不能白给你三四百亿，你拿了去投资，失败了我赔钱，那不行。我们就拿了三百多亿买他的股票，京东方那时候2块多一股，买他一百亿股定向增发，2.1元就是210亿。我们一个月内就付了210个亿，我开始让民营企业出， 我认为很赚钱，民营企业研究了差不多一个月，工商联民营企业一大批企业家开会，最后都摇头不做。不做我就让国有企业出了210个亿，7个企业做了股东，买了100亿流通股股票，作为上市公司得到了100亿增发股权以后，跟银行借了100
多亿，就是300多亿。凡是现在战略新兴产业，都是半年一年就可以把你一百亿、两百亿、三百亿花掉，不像玻璃厂、钢铁厂、化工厂，一百亿、两百亿可以干五年。现在电子和高科技企业都是一年的周期就可以把你几百亿花掉，买设备就两百亿，买了就装上去，时间都是半年的周期。所以京东方在重庆2015年底就投产了，现在是满负荷生产，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当年投产当年就有效益，重庆就多了300多亿产值的一个工厂，这个工厂虽然不是我们的是京东方的全资公司， 但是京东方效益好了，股票上升到了4块多，我们的100亿股退出来就变成400多亿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概念。有了这个概念以后，这个原始投资200亿收回，我还有200亿，那干吗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投资，这会200亿不是买他股票了， 而是一起合资搞一个柔性的液晶面板，现在的液晶面板手机可以弯曲的，如穿戴式的就是柔性液晶面板，这个面板现在全球也供不应求。这一个项目要投资480 亿，100亿的贷款，那么就300多亿的投资，300多亿投资各自出一半，我们就拿赚来的200亿往里投，这个决策没有压力。如果财政要拨200亿投资，决策万一输了， 是不是就坏账了，你是不是跳楼跳长江啊。当你把决策、行为和资本市场运作方式结合起来，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我讲这一段就是指该要给人家资金有时候要在有防范、安全、不出格且合乎整体利益的情况下。
但是有一个项目我犹豫了一下没干，就是郭台铭的项目。他跟我说搞一个四代线，400多亿，然后说我出钱，他3年里面回购。400亿按8%的利息，一年20多亿， 3年下来七八十亿，他把这七八十亿加上本金都给我，然后我这边就多了一个400 多亿的项目。但这个钱借给他，他没有把他的股权担保给我，万一坏账了，我就赔了，鸡飞蛋打，是不是就构成国有资本流失，去年犹豫了一个月没受诱惑，把他回掉了。我讲这段话意思就是，要审时度势，要地方一把手和大企业想明白才能做。总之，两面思考，当真的有高科技、大资本、全球化的好项目时，如果他缺资金，怎么解决资金，怎么在资本市场融资等，是要动脑筋的，不能简单就来个没办法，拉倒、放弃。
第四个方式，是给优惠政策。这优惠政策不是面上一般意义上的，和刚才我说的砍胳膊砍腿、自己伤自己的没道理的优惠政策不是一回事。如果一个事情是绝对有意义的战略性事件，那么市委、市政府或者财政、发改委大家综合研究以后做出集体民主决策，也是值得一试的。比如南京跟台积电在长江边上搞的共80 亿美元（第一期30亿，第二期50亿）的集成电路，起步第一期是14纳米，第二期是8到9纳米，都是世界之最的好项目。我去台积电看过，这个张忠谋了不起，在
新竹搞了三个150亿美元的企业，全球集成电路供应面他占了很大的份额。所以他到你们这来做集成电路，你们当然会有优惠政策，税收怎么优惠，土地怎么给， 资金怎么补助，这个时候一整套综合，该下重手也要下去。这个集成电路项目一摊，你这些优惠政策给他了，如果算帐，5年、10年政府给他的优惠政策差不多会有100亿，这100亿使他产生了几百亿一年的芯片产值，鸡和蛋还是他先有蛋， 你才会孵化出鸡给他一块肉，不是你自己把别的地方财政的钱补给他，所以这里边是要明白，要系统集成，我觉得江苏这件事干得非常成功。
第五个方式，是直接收购。现在中国的企业有能力了，想要一个企业索性把他收购了，一下把你控股权买了，买了以后自己给自己决策，把他搬到你这个地方资源优化配置，省得招来招去，讨论来讨论去。我们曾经干过一个事，就是把乌克兰的一个航空发动机工厂给收购了。整机组装都在俄罗斯，发动机都在乌克兰，乌克兰发动机保持供应俄罗斯。四年前他们吵架以后，俄罗斯也不买他的发动机，自己也能做发动机了。乌克兰尽管跟欧洲好，但是欧洲有空客，有自己的发动机，很强大，也不需要他，他这个企业就倒闭了。这个企业50年代、60年代一直是国有，90年代叶利钦变革以后，X委书记、董事长就变成董事长，变成私人老板了，总经理是他儿子。我们十亿美元收购了他的股权，然后花100多亿把他的企业搬到重庆，使重庆形成一个年生产上千个发动机的工厂。这是高科技， 乌克兰的发动机水平比国内的发动机高好多倍，提前好多年，所以国内的市场是有需要的，而且我们本来就在采购他们的发动机，现在能本地制造更好。这个案例是收购了他，转为自己使用。当然还有就是有一些企业他到你这来，你也希望他这个产品过来，但他有特殊的需求，比如希望有一些我们国内的某种资源牌照， 这个时候政府掌握着牌照或者掌握着某些资源，或者国家掌握，地方政府为他去向国家申请，你帮他解决东面的问题，他给你西面的项目，两边互相投桃报李， 这也是一种平衡，当然这种东西都不能权钱交易，都是公开的，政府的合理运作。
第六个方式，是优化投资环境。比如物流，现在大规模生产的产品，产业如果到了几十亿、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的时候，都要考虑全球化的物流。比如重庆的电子产业之所以大家都能来搞，除了刚才说的垂直整合这些事情以外，很重要的是我们把渝新欧的通道搞起来了。因为在内陆几千万台产品市场分隔，30%在北美，30%在亚洲，40%在欧洲，如果在重庆生产运到上海、广东，再通过船舶运到欧洲，一方面时间要两个月，另一方面成本也很高，至少增加了两千多公里内陆到沿海的距离。
所以我们当时推动了一个重庆到欧洲的渝新欧班列，因为这个铁路本来就通，所以推动它的时候主要解决了三件事。一个是六七个国家的海关要一体化， 你如果没有一体化的话，火车开到每个国家都会把你的集装箱拿下来关检，弄的支离破碎，这就不行了，必须重庆检了，沿途任何国家不再重复关检，反过来在欧洲关检的东西到重庆一路不再关检，叫关检互认、执法互助、信息共享，就是自由贸易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做法，我们花了一年多时间跟各个国家谈判，就是要把这种问题解决掉。第二个就是各个国家的铁路部门都有铁路运行时刻表，要统一编制时刻表，不能到哪儿都等别的火车，那就时间浪费了。所以要开各个国家的铁路部门协调会，这个协调会在我办公室里也开过好多次，形成了五定班列， 定起点重庆、定终点德国，中间一百个火车站只停12个，哪12个停下来都要讨论的。第三个就是定价格，每个国家都有铁路运费，连在一起的时候哪个国家最高， 大家都拥护的话就把价格抬高了。这个铁路价格从2011年是一个集装箱一公里一美元，那12000公里就要12000美元，运输肯定赔，到2012年降到0.8美元，2014 年降到0.7美元，2015年降到0.6美元，现在降到了0.5美元，一万多公里就是6000 美元，如果我们不管从连云港还是从上海、深圳，一个集装箱运到欧洲一个多月时间，三千美元。如果一个集装箱里面装的货是500万，一个月的利息就要3到4 万，就相当于四五千美元，这个时候你三千美元加四五千美元就变成七八千美元， 所以大家都愿意用铁路来运。我讲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些具体的事解决， 当时为什么会努力的做这件事，就是那些大厂商说我们的东西40%运到欧洲，如果在你这运到沿海再到欧洲不合算，放到你那边不可以，但是如果你能够帮我直接用火车运到欧洲，我把沿海的都装到你重庆来，所以这就叫做战略格局。遇上矛盾、遇上困难，坚定不移地推上去，不能绕道走，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四亿台手机、六千万台电脑，还有别的产品，百分之三四十运到欧洲的物流问题就解决了。我讲这一段也就是说，要帮企业解决他特别想解决的问题，他想解决什么，你帮他什么忙，只要这些问题是客观的，是经济的，不是ZZ上的或者其他无理取闹的，我们都该把它当成自己的事，发挥政府的特有服务功能，把它给配置好。
第七个方式，是争取国家政策。比如自贸区，比如保税区等等这些政策，也是一个方面。重庆有一个好处，我们对任何外资包括实体经济的工商企业，我们的确是给他15%所得税的，但这不是我们违规，西部大开发就是15%的所得税，这还是很重要，因为你去看香港、新加坡、台湾，包括欧洲许多发展地区都是15%
所得税，就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开发区，国际上都15%，那么我们国内，以前特区是15%，现在都是25%，但是西部大开发有一个15%的优惠，鼓励类产业15%， 所以我们把这个用上去。国家的一些特别好的新区、开发区、特区或者自贸区保税区，反正各种好的平台的确是有用的，能够对招商引资起到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都是一些措施，根本性的就是政府要有服务于企业的愿望。本届总理最呕心沥血干的事情就是简政放权，帮助企业降低准入门槛，对外资企业同等国民待遇、准入前的国民待遇等方面提高效率，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的各种便利，同时降低服务交易价格、制度价格等，把企业成本降下来。
六、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投融资（PPP）的问题
这是现在各级政府都可能要考虑的一件事。政府的钱总是有限的，要搞更多的项目怎么办，政府要搞的公共服务项目、基础设施项目，自己又一下子掏不出钱来，希望社会上国内外各种企业来帮助投资，这就是PPP。PPP在公平公正、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前提下，很重要的就是做好五个平衡。这五个平衡做好了， PPP一定是真的PPP，就不会有现在财政部、发改委发通知说各地有假PPP，整天防范各地作弊的PPP的事情发生。五个投入产出平衡就是：
第一种，如果一个项目是可以收费的，收费的价格能够平衡投资的，那么就说明这个项目是完全市场化的，是可以用市场化方式招商引资的PPP。比如高速公路，收费20年、25年，可以把前期投资收两三个回来，回报率比银行利息还多了几个点，那么对企业来说只要有能力都可以来争取，所以这类PPP是完全市场化的PPP，投入产出是平衡的。
第二种，就是一个项目也是收费的，但是收费并没有到位，是半市场化，那么如果要收费到位，还要改革还要调价格，但调价格可能有一个过程，但项目又希望现在就启动。所以政府可以部分市场化运作，企业自己收费，缺口的地方政府就作为一个补助、采购，把这缺口补了，补了几年以后政府通过体制改革、价格改革，把这收费标准提高了，那么就平衡了。比如说重庆自来水的价格，重庆老城市里的水价是2块多一吨，污水处理价格差不多8毛钱，所以大体上3块一吨， 是平衡的，可以完全市场化PPP，让外资合资企业来搞。但是到了库区，原来自来水是4毛钱，污水费是不收的，现在就算调价，调到8毛调到1块2，离开实际成本还有距离，所以我们内部有一个时间单，每3年库区水价往上调一次，通过3个 3年调到和市场平衡，这是一个原则，同样，污水处理价格也是这样，开始是2毛钱，后来是4毛钱，然后到6毛钱。在这个过程中，账算在明处，你处理了多少吨
污水，处理了多少吨自来水，给你补贴多少，算个帐，这个就是价格改革的机制， 然后补贴是在过渡期间做补贴。这是第二种，就是通过改革最终实现平衡。
第三种，一个项目就该政府买单，将来一直都是政府买单，没有什么价格改革不改革，就是政府公共服务。但是如果政府要投资的话，可能在短期两三年里投一百亿，政府也拿不出这么多钱，但事情又需要做，可以把一次性的投资变成今后20年、30年、50年，每年的采购费，运行费，就像租赁一样的。本来是政府自己投资买设备，搞一个工厂，现在是工厂设备都是企业投资的，政府然后租赁， 租赁是变成生产运行的流动资金的概念，而不是固定资产一次性投资的概念，那么这个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越涨越大。经过十年二十年发展，现在付不起的钱如果每年采购费率越往后比例越低就越轻松，所以这也是一种办法，叫采购。最近大家看到不要到处使用各种采购概念搞PPP，也在批评这方面的事，但是我讲的这个概念就是一个严格的分类。
第四种，一个项目是个巨大的投资，哪怕十年二十年如果用采购的办法来解决，照样会使得每年政府开支会变成巨大的负担，必须脱离政府日常采购的概念来平衡，但是收费价格也平衡不了，企业出不了这个钱，那就用政府掌握的其他资源跟企业交换。比如香港地铁，修了200多公里，花了3000亿港币，他怎么还， 200多公里有80个车站，这80个车站，每个车站搞加盖物业20万平方米，80个车站就有1600万平方米的加盖物业，就相当于楼面地价1600万平方米的土地，香港土地1平方米2万港币，那就是3千多亿，所以政府给企业加盖物业批了规划，上面的土地等于送给你了，这就做了个平衡。各个地方都一样，因为地铁是1公里就要投7到8个亿，修100公里就是七八百亿，不管上海、北京还是南通，都一样。重庆应该说起步晚，到2006年、2007年才建了16公里，从那时候开始每年建40公里，现在已经到了竣工200多公里，正在建的也有200多公里，到2020年会到400 公里，也就是说，这个十年每年建40公里，这400公里就需要两三千亿，说穿了就是三千亿的钱，政府采购每年付300亿，谁付的起，这个必须资源配置。如果政府没有资源配置，跟老板说你帮我出三千亿，然后以后过几年让政府回购，谁签这个合同，就是把现在的债权形股实债骗人，政府背了巨大的债务。但是又是过了几年真让你买回来你也是赖帐，还不了，变成巨大的投资，那么除非你把地铁修的慢一点，别修400公里，修40公里等等，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这方面就是第四种平衡，题内损失题外补，一个资源平衡。
第五种，总有一种政府的开发项目，效益会很好，但是既然有效益政府为什
么自己不干，投资公司都可以干，是的，有效益的项目，政府如果自己的投资平台直接干也是可以，但是如果政府资金真的短缺，这个有效益项目让市场招商也可以搞PPP，但不要搞，绝不能利益输送，所以对这种项目要确定一个明确的上限。这种项目需要一百亿让企业来投资，给固定的回报，这个回报，利息就是你这个投资本息回报不能超过7%，因为所有PPP项目，一不能让投资者赔钱，因为人家是市场化的企业，二不能让他有暴利，因为这是PPP，是公共服务项目，基础设施项目，不应该获得暴利，想获得暴利的别来搞PPP。这应该是个安全的、长期的、投资回报的利息是均衡的，不能太高的，那么你守住这个概念，跟他签一个这样的合同，他把项目投资了，多少年怎么还，这样政府拿到了这个资源， 被开发好的资源，政府再去干别的事，因为这个资源的效益是比较高的，这就是第五种。
我们有时候对PPP是用不着去分学校类的PPP，基础设施的PPP，市政建设的PPP、公共服务的PPP，这种分类毫无意义。最重要的是动财经的脑筋，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项目，应该有会计师、精算师、财务人员算出，这个PPP项目是怎么投入产出平衡的，是市场化价格改革就能收费平衡的，还是要用资源交换才能平衡的，还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项目。把这个讲清了，实际上就是分这五类，然后进行签合同。
2014年三中全会会议开完，重庆当年就搞了1300亿PPP，总的我们设定了8000 亿PPP，从2014年到2020年，每年1300亿、1400亿，差不多就8000亿。我们到2020 年要搞18000亿的政府项目，其中8000亿PPP，有10000亿该政府干的还是应该政府干。比如铁路就有2000亿，那是铁道部干的。把政府直接干的一块去掉，让市场来干的，8000亿，每年1300亿，每年6月份推出来，基本上都成功了。最近财政部和发改委批评的各种有问题的PPP里边，重庆的4批差不多5000多亿，基本上没有摊上什么项目。也就是说只要做到五个平衡都可以，这是一个投融资问题。
同时还要注意五个防范，就是“五个不”。
第一，PPP的过程中，不能搞抽屉协议、形股实债。名义上是股，实际上跟你签了个抽屉协议，三年、五年，政府连本带息回购，就等于是个债务项目。这个债务比政府跟银行借债的利息肯定要高，银行利息如果是5%，他这个利息肯定7%再加管理费，就变成9%-10%。现在的政府信用很好，银行也借得到钱，为什么要借你的9%-10%或者12%？所以，形股实债、抽屉协议必须杜绝。
比如重庆有40个区县，每个区县都是自己在搞PPP。同样的高速公路或者自来水、污水或者其他的项目，如果这个地方的项目是50亿，那个地方的项目变70亿，尽管好像是老板出的钱，PPP，但最终这个价格如果过高、出问题，可能就会不合理。所以同类型的、性质相同的项目，发改委应该有一个基本平衡，差不多的标的。
第三，PPP的项目要防止营私舞弊，比中纪委说的八种类型招投标，更容易营私舞弊。因为一般的PPP项目等于是五种招投标放在一起。比如工程施工的招投标，投融资的招投标，如果有土地补偿，那就等于土地批租的招投标，它是一个巨大的项目，一个项目可能100亿，里边夹杂着土地批租问题，银行贷款融资的问题，项目管理的问题，价格确定的问题等等。所以这个时候，PPP的这种项目的确不能让一个部门、一个人单独管。实际上，应该每个大项目，相当于有个联合平衡委员会，发改委、财政局，搞工程的建委，还有土地局，或者还有国资委的一些投资集团，大家坐在一起对某个特定的PPP开几次会定下来，这就是个公平的过程。这个招投标不像一般的房地产招投标拍卖，的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PPP可能有两三个大企业都想来竞争，有招标、竞标的问题，总之要有个协调委员会。因为这个项目要么不干，一干就是几十亿、一百亿，所以对一个项目搞一个协调，这个协调委员会今天协调这个项目，明天协调那个项目，总之要有专门协调，再到政府常务会上过一过。
第四，PPP的项目要防止投资方乱涨价、乱收费，把成本转嫁给老百姓。因为PPP里边，一个是政府，一个是私人，一个就是公众。如果政府不要出钱，私人投资者又想赚钱，把收费价格往上提，最后是公众、老百姓来出钱。这种情况政府要管治，代表公众要进行平衡，不能侵犯公众利益。
第五，PPP的项目是个基础设施，一弄就是几十年，万一地震、滑坡等各种原因损害了，如果是政府自己搞的，损害了以后政府继续掏钱把它修复。如果是私人老板干的，你如果说出毛病了，让私人老板自己赔，这不行，因为这是公共项目，对PPP要一视同仁。这个也很重要。【联系微信dada*wk01】
我讲的这“五个不”代表了各个方面的公平，只要做到这两个五方面，“五个平衡”和“五个不”，PPP一定是健康规范的，这就是个投融资，这是一个方面。
七、关于政府引导基金的问题
政府每年总有拨款来支持产业发展。整个中国政府一年17万亿，中央政府加
地方政府，帮企业增加经济发展动力的各种补助，一年有1万多亿。中央政府一年收7万亿，自己开支直接使用的军费、外交领域的费用2万多亿，有4万多亿、近5万亿是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给各个省的。这里边有民生的，有各种各样的转移， 中央政府转给地方的，鼓励经济发展方面的钱也有六七千亿，包括科研开发或者各种经济投入，地方政府也补一块，加起来有1万亿。
像重庆一年这种补助给社会企业的，一年差不多一百亿。这一笔钱到了政府委办局手里有可能出现几种情况。第一种，这个钱批出去以后三年五年到底什么效果看不见的，出去了就出去了。第二种，有的委办局拿了这个钱，该出100亿， 结果今年只批了70亿，钱就挤压着，几年下来挤压个100亿出来也是有的。第三种，就是权钱交易、灰色交易、腐败干部，这也是可能的。第四种，政府的职能异化，碎片化地整天管项目、批项目，权力的象征，这其实是把政府服务变成了一种审批机制。所以把这一部分的钱转出来，先转一半，以后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成为引导基金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这边有100亿，我先转40亿出来，让政府的行政审批本来每年开支100亿，现在只开支60亿，40亿出来了。过两年60亿转出来，这个钱出来以后， 除了把刚才说的四种问题解决了以后，还产生一个放大功能。因为既然叫引导基金，就是政府出的钱在私募基金里占20%到25%，可以1比3．1比4地放大。这样的话，如果你拿了40亿，人家拿了3个40亿，就是120亿，加在一起就是160亿，这样就形成了160亿的私募基金。有GP团队专门管的，他像啄木鸟一样，会优化配置。如果是医疗的基金，那么就在医药产业里。如果是电子的基金，就在电子产业里。如果是在农业的基金，那么农业产业里也都会找项目、找投报。这个钱出去了以后，一般私募基金三年、五年要把本钱回收，要赚一个钱出来，总归有百分之十几的回报。政府的钱在里边，你有回报，我有回报。如果你赔光了，私人的钱、企业的钱把60亿都赔掉了，那我的20亿、30亿一起赔掉就赔掉，这也不是谁的责任，因为这里边有概率，项目不可能个个赢，但也不会个个输。总的基金的回报率一般在10%以上。五六年、六七年能翻一番回来。回来以后政府的钱可以滚动， 政府每年有40亿或者50亿进去，然后五年以后，你前面出的40亿、50亿回来了， 变成两个四五十亿。不断地这么滚动，要不了多少年，可能你的资金积累，变成了几百亿，带动着社会资金，可能会上千亿。这是个重要的机制改革，是国务院十八大以后很重大的一个改革，这项改革三中全会的措施里是有的。
大家注意最近报纸、国家文件，都对这个引导基金有一些批评，就说这两年
引导基金推下来乱象出现。比如说政府不是作为引导基金，而是拿了国家的钱又开始办公司。你有几十亿出来，就变成十个八个企业，每个企业就是一批处长、科长出来，还有些是局长，出来就变成了这个基金的经理。然后由他再审批，那就是化公为私，又变成了政府的官办企业，有的地方甚至产生了几百个干部在管这些事。这是一个要批评的事。
引导基金用不着政府管，政府就在这里边弄几个会计师看财务，项目往哪边走，一年审一次，各个委办，有的是工业的，有的是农业的，这些委办应该把方针、把方向。但是日常管理是招聘GP团队来的，既然是招投标，假如这个城市里有两百个基金的GP团队，你就找里边干的好的20个，然后这20个团队搞的基金， 这个基金放2亿，那个基金放2亿，10个团队就20亿下去了。所以应该是招社会的基金公司来管，这是一个概念。
基金团队来了以后，他跟你是1比3．1比4．1比5放大的。也就是说，这个团队能来做你的资金管理者，是因为他带了20亿，来要了你的5亿。不能是你的钱给他，他市场上去跟银行借了15亿放在里边，变成了一个合资公司、股份公司， 这不行，这就是名股实债。所以GP团队找市场上的LP，股权投资者是货真价实的， 政府的钱是放在这个货真价实的私募基金里边入伙。你连这个都不选择好，说明你招投标里出毛病了，这也是一种问题。
投资的项目，怎么确定？怎么清退？怎么退出？大家因为不大熟悉这个，搞到后来就变成政府官办搞一批公司。所以财政部和发改委最近批评一些私募基金、引导基金的事情，主要是在批这个。但是从工作方向上，这是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表现，有助于反腐败，有助于转变财政和政府资金使用的职能，有助于使我们的投资基金更市场化地优化配置，有助于使财政资金投资三年、五年有回报，看得见、摸得着，有助于把政府的资金杠杆化，1比2．1比3．1比4，这就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所以这件事也是应该把握好的，有关委办之间要把这个事情平衡好。
八、关于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问题
我们各个省、各个城市都会有一些投融资的平台公司，这个平台公司大家注意。平台公司的资本金怎么注入？政府应该有明确的规范，不能一毛不拔，不给平台公司钱，他就变成了负债公司，负债多了就是政府的债务。所以你不能掩耳盗铃，不给他钱，又说这是市场化企业，然后政府和他无关，那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大体上，政府对这样的，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起着至关重要的平台公
司，第一个方面，政府不能搞得太多，一般一个直辖市的地方搞一个到三个就够了，副省级的省会城市或者单列市，搞一两个就够了。到了地市级的城市，一般只要搞一个，这一个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就够了，不要多。到了区县一级也许也需要，但一个地方就搞一个，千万别搞多，搞多了泥沙俱下，最后一片糊涂账， 就搞一个是可以的，国家也是允许的。
第二个方面，平台的资本金来源，除了财政一次性的开办费也好，什么也好， 拨一个款以外，给他了土地、实物资产、资源划拨一块，还有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金注入一块等等。在重庆，我以前是叫五个注入，税费注入一块，土地资本注入一块，财政经费注入一块，国有资产，其他闲置的资产或有效的资产注入一块， 等等。
第三个方面，要像保护生命一样维护平台的信用，因为它是你的投融资平台， 跟银行、大公司在一起要借钱，要有信用。信用主要是讲“三个不”。平台公司不为任何企业做担保，平台公司的全部信用只为政府的基础设施、重大投资去融资，不可以为其他国有企业或者要破产的企业做担保，一担保，功能异化，马上就一起捆绑，所以平台公司绝不为别的公司做担保。平台公司里有些是政府补助性的项目，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专款专用，不可以拿这个资金去跟融资平台中的信用做担保，一到里边，账要分开。平台公司任何时候都应该把负债率控制在50%以内，也就是说，平台公司是要融资的，所以你叫他20%-30%的负债率也没有道理，但是绝对不要让平台公司有70%-80%的负债，就是在50%-60%以内的范围， 始终让他有弹性。
第四个方面，平台公司的现金流。可能他投资的项目时间长，现金流一下子回不来，政府始终要维护平台公司的现金流、长期债务、短期债务，有的是长期债券，有的是两三年的债券，有的是短期贷款，也就是他的现金流回款要平衡， 绝不能让现金流断裂，就是现金流的平衡，资产的负债率。再有就是融资担保方面的事情。
我讲这些话都是讲政府平台的信用要维护，维护他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政府可以融资，关键时候出手就可以解决一些事。另外，平台公司承担政府基础设施的一些重要项目，一旦中央政府有置换债，平台公司借的钱里边如果有信托的钱，有利息较高的钱，7%-8%的贷款利息，或者9%-10%的信托利息，有置换债第一时间先把它置换了。这不是营私舞弊，平台公司就是国家利益，就是你这个地方政府的利益，首先要把这个置换掉。中央政府的置换债一般是3%-4%的利息，
另外有企业的，叫发展的贷款，专项的项目贷，这个项目贷是2%左右的利息，10 年期。所以你借他100亿，比正常的银行贷款降低了3到4个点，100亿就是三到四亿，10年可是三四十亿成本的下降，所以这种平台公司就是承载国家优惠政策的第一载体，理直气壮的，这个国有企业是为全民、全社会公共服务的企业，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平台是要维护的。但平台不要搞乱，不要搞多，搞到多了以后，变成各种各样安排干部的场所，然后七大姑八大姨都在里边拿高工资，事情都不干，债务一大堆，互相担保，搞到后来就乱掉了。这些事都要防范。
九、关于政府土地储备平衡资金的问题
我们国家的土地，城市的土地都是国有的，农村的土地都是集体的，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我们国家跟世界各国私有化是不同的，土地的确有价值，还有一个区别，因为城市在发展，从原始积累中，大量城市的土地是处在基础设施还未开发的阶段生成的。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先搞基础设施土地才会升值。一个城市一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至少投入15个亿，如果一个100平方公里的城市投入到地底下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没有任何楼堂馆所，桥梁隧道或下水道，各种各样的， 1500亿。还没发展起来，财政又没那么多钱，当然要负债。这个负债靠什么平衡？ 如果靠税收平衡，50年后城市发展了再平衡，那你的债务就有危机了，所以土地财政就是当下各地政府的一个选择。
但是如果地方政府选择土地财政，唯利是图地把地价越炒越高，以为炒高了地价城市发展就有钱了，那是短视的。地价要平稳，地价低房价才会低。大体上， 房价走势的确应该根据GDP的增长率，老百姓收入的增长率。只要GDP翻一番，老百姓收入翻一番，地价每亩地的价格也翻一番，这是合理的。十年前如果用七到八年的家庭收入买套房，同步地增长，十年后还是七到八年，哪怕房价翻了一番， 地价翻了一番，但你的收入也翻了一番。这个意思是，土地财政是要控制稳定合理的地价。但是在合理稳定地价的前提下，土地每五年、每十年的确地价会翻一番，如果你控制得不好，可能三年、五年就翻一番，甚至翻两番，地王现象不断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手中的确要储备一些地。比如南通，现在城市就是处在两百平方公里左右的建成区，我讲的不算农村，也不算郊区县城，就讲核心城市。如果以后是一个五百万人的城市，就有五百多平方公里。未来的十几年，要发展的这两百平方公里，现在是农田，可能以后你把它征了，这就可以作为土地储备， 要储备起来。如果你明年要用的地今年征，然后明年征的地后年就用，这不叫土
地储备，这叫及时套现，及时征、及时用。土地储备总是为三五年、十几年以后要用的地进行的储备。
土地储备的基本原理有这么几条。第一，一步到位，把十年甚至二十年可能要用的地储备了。储备有三种，一种是征地动迁到手的地；第二种是征地动迁， 并且把七通一平搞好，随时可以开卖的地；第三种，既不七通一平，也不征地动迁，但我对这个地方的规划进行冻结，红线冻结、建筑冻结，也就是说，今后几年要用的地，不能再不断地有零星的户口、企业、建筑，这也是一种叫规划性的红线冻结，就是一下子把今后要用的两百平方公里，我认为最有价值的地冻结一百平方公里，政府规划可以做这个事，这就叫做一次冻结，一次性的、长远的储备。还要分批使用，不能这任市长一储备，三年里就把储备的用掉了、卖掉了。一般储备的地，长远一点要有20年的眼光。就是你储备了一万亩地，每年就是用5%，每年用200亩地或者500亩地，反正就是百分之几，20年来用，叫做一步到位、分期使用。
第二，储备的地不是全部用来唯利是图，搞商品房批租的。政府储备的地大体上50%用于政府在今后若干年要搞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学校、医院等等， 也就是政府自己要用的地，这个地应该是低成本的，拿你自己储备地来用。但你也不能把储备地全部用于公共服务，也就是一半用于公共服务，还有一半大体上用在商品房、写字楼、土地批租，中央商务区、住宅区的批租，也就是市场化的批租。
第三，储备的地要征地动迁，要七通一平，要生地变成熟地以后才能卖。最 怕的是，政府画了一个圈，然后征地也没征，包括有些危旧房的所在地，政府没钱，既不征地也不改造，也不拆迁，然后就跟老板说，你出钱，你去征地，你去改造，然后大家算账。实际上是算不出的，这种账算到最后要么就是贪污腐败、灰色交易，要么就是让老板吃亏，把这个老板害死，钉子户都在里边，最后成本巨大地提高，老板十年动不了，资金压在里边，最后铩羽而归。更多的是老板跟政府熟人勾结，结果动迁的时候就违反了政策，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所以合理的做法，一定是储备地上，政府把土地的一级开发，也就是征地动
迁、七通一平搞好。搞好的这批钱从哪里来？储备地是可以抵押的，以前跟银行抵押可以拿贷款，现在也可以发土地储备债券，中央专门开了这个口。这个钱大家记住，土地储备的贷款或者债券只能用来生地变熟地，把储备地变成可开发的使用地的用途。不能把土地储备的钱去搞城市发展，去搞财政的各种投资，结果
储备地本身一分钱没进去，也没开发，一直也无法卖，那就变成了庞氏骗局。你这1万亩的储备地去贷了20个亿，等到要还的时候，又去拿2万亩，再去贷40亿、50亿，新账还老账，这个就变庞氏骗局了。所以储备地的公司，寄托着政府的庞大信用和资源，他第一波的信用是拿来融资，拿来开发土地的，搞一级开发的， 然后一级土地开发了以后，土地局去批租土地。
土地批租了以后，一级开发可能花掉了100亿，但这100亿产生的土地批租， 你可能卖了300亿。300亿里边，100亿还老板，200亿拿来就是财政收入，政府用于基础设施，拨款投资。所以它有两个循环，一个循环是土地储备地的一级开发。另一个循环是产生的收益用于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财政性资金补充。
第四，储备地可能有10万亩、20万亩，对应的一个资金量，可能增收500亿。不能像一个大锅子，里边放着500亿，让储备公司对应着各种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项目，最后一批糊涂账对着一批糊涂账，也不可以的。你的储备地大体上，这里边的10万亩，这5000亩对着一批200公里、100公里的地铁项目，那3000亩对应了或者什么大桥，像你们的沪通大桥150亿，这150亿，如果你们要出100亿，或者出多少，应该多少亩地跟它对应。包括PPP的时候，这个PPP公司如果需要资源配置，这个土地的2000亩配给这个PPP。也就是说，一个大口袋里分了很多小口袋， 小口袋基本上都要有责任制。当然，这里边出现的多了少了，只要财务是公开的、公平的，没有人营私舞弊的，调整都是没有关系的，这不叫国有资本流失或财政的失误，但口袋管理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土地储备很重要。我2001年到重庆，2002年就认为，当时的重庆是300 多万人、400万人不到，300平方公里，我就认为重庆以后应该是个1000平方公里、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不是讲8万平方公里的1000万人，而是讲中心城市就该有
1000多万人、1000平方公里。至于万州涪陵都属于城市群里的其他城市。这就多了有700平方公里。700平方公里不能全部去储备，区县的其他地方都不能活了， 至少划一半，就是350平方公里，那就是50万亩地。50万亩地每年就使用5%，2万多亩，十几年下来用掉了30万亩，还有20万亩。这30万亩，重庆这些年各种平台公司搞基础设施重建，政府花掉了一万几千亿。重庆政府是不是债务平台很重？ 我们的高速公路一公里都要1亿多，因为每100公里高速路，其中60到70公里不是架桥就是打洞，像造那个70公里的桥梁和隧道，这个成本就比上海、江苏的成本都要高。我们各种投资公司，基础设施花掉1万多亿，但现在财政部和省级记账的政府债务余额重庆是3000亿，那就差不多有1万亿平衡掉了。1万亿平衡掉，就
是我们那近30万亩的地，有十几万亩是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划拨用掉的，真正市场化的商品房就是15万亩，一亩地总有六七百万的基本利润，那十几万亩，差不多就是九千亿、一万亿平衡掉，这就是一个平衡，否则的话就是高额负债。反过来，在施工过程中有个高额的现金流，这个现金流就是每年上千亿在里边转。因为你这个平台有土地储备，有信用。没信用，你这个储备就变成了政府债务，就是一个赖账的系统，坏账的系统。所以这方面，重庆政府的债务率，也就是财政收入的总账，分子是债务的余额，区县加市级政府的全部债务余额，我们是70%， 总的来说安全，财政部要求是在100%以内。所以这个储备绝对起着关键作用。
储备还有一个作用，因为你有储备在手，可以控制地价。土地供应是房价的杀手锏，土地如果楼面地价一万，房价一定两万、三万。所以一般来说，政府不推高地价，但地价明明该五千，政府却卖成三千，那你搞利益输送也是不可以的。所以政府行为是跟着市场走，市场到多少，政府的地价到多少，但政府绝不推高地价。有土地储备以后就能实现这个功能。
一般来说，如果现在的房价是在两万块，那么楼面地价应该是房价的三分之一，就是六千六。那你在拍卖土地的时候，如果土地供应少了，房产商要的多了， 你看着地价到了八千、九千、一万，你有储备地在手里，你再放几块地同时推， 那价格一定就下来了。如果你明明有地，可以推五百亩，你只放三百亩，那你就是希望地价往上走，地王现象出来。看起来一时收入高了，但收入高了以后老百姓不愉快，企业成本也会高，最后把投资环境破坏了，长远的经济就上不去了， 就是这个意思。我自己觉得，重庆现在的房价合理，基本上六七年、七八年买套房。重庆老百姓的收入并不算高，但最近的七八年，重庆商业零售始终是全国增长率第一。商业零售，吃喝拉撒，所有的即期消费，也不是全中国的人都跑到重庆来旅游，但商业零售总是比较高。我就认为，他们房地产上的负债比较低，所以就有更多的一些钱即期消费，和这个是有关系的。
这是讲土地储备在平衡地价上也是可以调控的一个杀手锏。最怕的是，政府手中根本没土地，土地都储备在房地产商手里。他五年、十年不开发，政府也不去把土地给收回，最后房价炒高了，地价炒高了，他把土地一转让，拖着绳子就走。比如说万达，他在全国搞文化娱乐，大家认为，他搞房地产，纯粹地按市场价格走，拍卖，一搞文化娱乐，大家会用文化娱乐的思想来给土地，房地产的土地如果本来一千万一亩，可能文化娱乐的项目就变一百万一亩，还给他很多的地。他拿下来以后，真的要开发都是几百万的，也是要花很大本钱的，他最近突然想
着要清资产，就把几十个文化项目卖掉，这些文化项目都是市中心比较热闹的， 各个地方给他的几百亩的文化项目土地。从这个价值来说，六百多亿的几十个项目，算土地账肯定划得来。所以孙宏斌买它也不差、也不赔、也不傻。但万达这么一卖掉以后，本来文化项目占了这些地，至少再拿2000亿投，现在他不投了， 要投孙宏斌去投，他就来进行管理，就变成了轻资产。现在一个几千亿的公司， 国内几乎没多少资本、没多少资产了，就变成输出管理了，真正几千亿的资本都在国外。
从这个意义上，关于土地储备，让一个公司储备几十、几百、几千平方公里土地合理不合理？政府是可以这么储的，但政府绝不要卖一个城市的地，让几个房产商储备掉。这是关于政府自身投融资的几件事，把这些事做好了，基本上状况就会比较好。
十、关于政府孵化器平台平衡资金的问题
怎么让孵化器平台的土地资源、房产资源有效地变成税收发展起来？很重要的不是政府要出钱，而是政府要制定一个好的办法，同样能够化呆资、呆账变成有效收入、有效成果。就是科研成果产业化。从无到有，就是发明了某个专利， 原理性的发明是零到一，把这个发明了的原理专利形成产业化的平台，是一到一百，把这个一百变成一百万，那是个工厂生产线的问题。这三个是不同的事情。零到一的发明创造绝不要到政府办的孵化器里，别以为搞一些楼堂馆所、孵
化器就能发明创造，专家学者就该在实验室，该在大学系里边，该在研究所里边， 他的生存环境就是专门用来搞发明的。然后政府要给他资金，种子基金、天使基金，或者财政性的补助，研发的投入，你就给他们。
零到一出来了以后，这些科研人员没有能力产业化。人的脑子，能发明的人， 他发明的细胞活跃，市场化的情商往往是呆头呆脑的。这个时候，孵化器里的一批公司，基本上是不搞发明的人。硅谷最重要的机理，他的所有孵化器里的企业， 95%以上都是自己没有发明专利，但他把美国的大学，不管是斯坦福，卡内基梅隆，或者麻省理工，那里边的教授、专家、学者发明的，比如说一万个单子，他拿过来，他们自己去招标，自己签合同。拿了人家的专利，到你的平台里就可以动脑筋来搞一些生产线，搞一些转化的机理。一旦成功，这个专利的好处三分之一是政府的，是投资者的，三分之一是学校发明者的，三分之一是转化者的，也就是说，一到一百转化的平台是在孵化器里。然后转化的人搞出名堂来了，上市公司收购，或者自己去上市，或者私募基金有比较大的资金投入，这个时候就到
开发区里边去，就是一百到一百万。
江苏有五百个孵化器，每个孵化器里一百个公司的话就是五万个。那五万个如果都是在想发明，那就得喝西北风去。就应该把你们180个大学的教授们发明的专利，甚至是清华北大的专利，政府协商好，不要去简单地把这个专利写成70%-80%的好处给专利获得者。哪怕你百分之百给他，他一辈子都变不成钱，变不成经济现象、产品，那他百分之百还是零。所以其实不能百分之百，比如有三分之一归转化者，还有三分之二归学校，学校可以把里边的一半给发明者，还有一半学校拿来，再投入于新的发明科研的资金。
从这个意思讲，南通在搞三港三城三基地，三城中有一个是创新孵化的城， 不管怎么说，最重要的是让没有发明能力或者还没发明什么，但是想创造什么产业的，产品的人，你们政府去把各种大专院校的专利、成果跟他们见面，让他们能够有这个转化。一旦成功就给他们无偿获得三分之一的专利权。把这个机制搞起来，再把私募基金，政府引导基金或者风投基金跟他配对，那种子基金配在零到一上面，风投基金配在一到一百上面，PE的私募基金配在一百到一百万上，然后上市公司都把机制放在一起，这样你们就可能把这个事情做活。如果真的能够有一万个这样的创业者跑到南通来，那你们肯定活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概念最终要和这个逻辑匹配，否则创新创业也无法做得好。
这是我讲的第二段，就是政府方面怎么能让自己的投入产出、融资各方面能平衡。
十一、关于社会的投融资问题
我归纳一下，地方政府要遵守好“十个不”。遵守了“十个不”，这个地方的投融资环境就不会差。如果不遵守，出了问题会有很大的麻烦。
第一，现在社会上的投资咨询公司，基本的别批。因为这个投资咨询公司全国不下几十万个。深圳的前海金融试验区，投资咨询公司批了七千个。重庆2012 年到2013年这一年里边，一下子冒了三千多个，整个重庆过去十年，有六七千个。各个省都是这样。投资咨询公司99%是骗子，是没意义的。如果是有识之士有智慧的人千万别再用投资咨询公司的名义来注册，再注册等于你自己是个好人，套上个麻风病人的外壳来看毛病，那何必呢？
我在重庆时发现河南洛阳下边一个县，县下边一个乡，一个乡里来了一百多个农民，在重庆每个人注册了两三个，一共注册了几百个投资咨询公司，每个区里都去注册。注册完了以后，就在银行边上去骗钱，老百姓也会上当，一看他在
银行旁边，以为是银行的便民服务，他只要骗到几万块钱，就把店一关走掉了。然后他另外一个牌子又来换一下。这样的公司现在好像到处都有。如果工商局以为这样的公司注册多了，每年工商登记注册的公司增加了20%，那你上当了。经济下行，怎么可能公司增长这么多。关闭得多，减少了一大批，增减相抵，增加个百分之几就正常。百分之几十的增加，全是这种垃圾公司在增加，毫无用处， 还害你。
第二，不要搞P2P的互联网金融。别相信互联网金融这一类的，互联网是最适合于金融搞结算的。各种各样的银行结算、清算、信托，是互联网的长项。但是互联网的公司，如果说要搞贷款，P2P是个贷款，如果要搞投资、众筹是个投资，要搞理财、保险，说是互联网式的保险，都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只不过就是传统的贷款、投资、保险，理财公司只是用了互联网的工具，但这个互联网信息不透明，99%的P2P都是要倒闭的。
现在国内六七千个P2P，有一半坏账关闭，而且等着几千亿的钱在赔，还有一半死去基本上不动。所以如果谁说我干的P2P一定会赢，政府如果信他，那就在信一个概率极小的事件，你不能完全说他不行，也许他没出事。但只要是他们展开做事，就一定出毛病。所以这件事，这不是招商引资，是自己招麻烦，应该禁掉。其实国家已经在禁了，很多负面清单让他不能做。
第三，文化产品的交易所要当心。文化产品要么是拍卖，要么是实物，反正是一对一的，愿买愿卖。哪怕被骗了，假的当成真的，花了钱，那也是个别的。如果变成交易所，交易所是什么？一是标准化切碎。一张邮票切成几百份，一张邮票如果值五百块，卖给了五十个人，一个人出了十块，大家一切碎，碎片化就看不见邮票了，价格倒暴涨，这叫炒股。二是高杠杆。本来实打实的，有十块钱买十块，有一万买一万，他一根杠杆连起来拿了一万，可以变成二十倍，变成二十万。实际上这个碎片化、高杠杆，大家就容易糊里糊涂地套进去。他说很规范， 听都不要听，别信这个东西。哪怕现在不出事，过几天也出事，只是还没轮到你而已，都是庞氏骗局。天津的文化交易所出了很多事，其他地方也都有。当官的、掌握这些权力的人听到这些，别脑子一热，想着开放，招商引资别的招不来，这个东西来了很高兴，别上当。
第四，要防范乱集资现象。社会上如果有乱集资，也就是老百姓眼中的钱庄、高利贷，这个不要工商局批，但老百姓信。这个要举报，举报一个，可以奖励比如一万块。高利贷公司在骗你的时候，可能要你出两万块、三万块，给你一万块
的好处。现在举报了就送你一万，奖励你一万。如果政府真拿出一百万，别舍不得，一百万就相当于一百个案子，一个案子十个亿，那就是一千亿，一个案子一个亿，就是一百亿。这个事政府要防范，靠举报，就是要深入到群众里边，让大家举报。
第五，不要搞形股实债的PE和PPP。刚才说的PPP也好，私募基金也好，场面上是股权，实际上是银行贷款，或者是抽屉协议，杠杆贷款的协议等等。大家有时候用许多好听的名字，叫奖惩基金，其实全是杠杆贷款的变相名词。
第六，政府的宏观管理上，绝对不要让自己的各种投资，全社会投资超过GDP。这个意思是，你的GDP如果是六千亿，你的投资一年不要六千亿，要控制在六千亿以内。长远来说要有这个控制。你们现在很好，今天我帮你们算了个账，你们大概在60%，江苏整个负债率在全国平均值中还是比较好的，这么大的省，控制得还可以，60%不到。我讲这个，就是某个县、某个乡，某个局部，都绝对不要超过100%的投资率，这也是一个概念。
第七，政府的债务率不要超过80%，这是全国的平均值。国家的红线是不要超过100%，一般优秀一点的地方不要超过80%，在80%以内放开一点都可以。
第八，银行的不良资产，各种小贷公司的不良资产，或者信托公司的不良资产，都要控制在全国的平均值以内。全国有个平均值，比如现在全国的银行不良贷款在1.8%，那你这个地方不要超过全国平均值，这应该是大家追求的一个目标。
第九，不要让一个企业对上好几种金融工具，金融品种不要叠加。地方上各种实体经济对金融单位，各种金融单位很多，有银行，有租赁，有信托，有小贷， 有债券，有中票，有各种各样的抵押公司、财务公司，这个融资都可以，不是说金融工具、金融杠杆、金融品种有的就不可以，都是可以的。既然存在，都有合理的生存价值。但是绝对不要让政府的企业、国有的企业或者民间的企业，一个企业去对上五六个品种，或者你这个贷款，银行没有直接借给你，银行借给了信托，信托转借给你，或者信托甚至还转给了小贷公司，最后给你。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金融工具串联在一起，叠加在一起，跟你再融资，要停，应该单独地点对点、面对面，不要叠加。
第十，要当心负债中有各种金融机构资金的企业。如果政府看到一个房产公司，或者一个企业，如果负债率是70%、80%、90%，负债当中有一半以上是非银行贷款，七八个品种租赁的、集资的、小贷公司的、信托公司的，杂七杂八的很多家，乱七八糟高利息的品种，这个企业一定有生存危机。你要么帮他治理，要么
把他毙了，总之不要跟他粘得太多，你粘上，就是去帮他整顿。如果你还去跟他融资，或者国有企业，或者金融单位还在跟他联手，好像他的信用很好，你就糊涂了。所以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叠加在一起，串联起来跟你要融资的要当心。对一个企业借了各种各样金融工具的资金，一个账户上几十个，一个企业有几十个资金账户，或者50%、60%以上都是各种各样高利息的资金来源，这种企业基本上病入膏肓，要当心。
总之，以上这些就是我给大家提个醒，防范的方面。大体上就讲这些，时间关系，讲得比较多。谢谢！
在2017年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上的讲话
（2017年12月9日）
今天话题的主题“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就这个主题做简短的发言。讲回归本源，金融的本源，我在四五年前做报告的时候曾经讲过，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的人融资，二是信用、杠杆、保险形成一个合理的度，没有信用就没有金融，没有杠杆也没有金融，有了信用就有了杠杆，杠杆搞的太过、太大就一定有风险，所以金融要满足这几个方面平衡好。第三，金融的本源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离开了实体经济金融就是无源之水，我们叫做实业兴则金融兴、实业衰则金融亡，这就是金融的本源。当前全国各个方面，特别是一行三会，都围绕着中央、围绕着总书记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对金融的发展要围绕实体经济服务中发展，特别要对金融的风险，去杠杆、防风险，避免系统性的风险发生。
今天这个会议上我特别想讲的是四个方面金融的风险。第一个，宏观杠杆， 国民经济的整体杠杆过高，怎么去杠杆。第二个，我们金融机构本身怎么在加强监管中去杠杆。第三个，我们交易所、要素市场也有防风险、去杠杆的风险。第四个，创新的过程中怎么防风险。
第一，宏观杠杆。
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国民经济的整体杠杆，现在跟美国差不多，我上个星期跟美国财政部的领导、IMF、美联储都去拜访了美国国会的金融委员会、预算 委员会，讨论过几次，总的结论是，现在社会杠杆最高的是日本，中国跟美国差不多，我们国家政府的杠杆比应该是GDP的46%，居民部门44%，加在一起是90%， 我们企业杠杆率有160%，相比之下，美国企业的全国债务是GDP的70%，所以企业这块我们特别高，美国的政府债比我们要高得多，两边总量一样，但是结构不同。我们的企业债务高，一方面有我们企业产能过剩、库存过剩、僵尸企业比较多， 这样就会有一些坏账，就会有一些债务转不过来，这个是微观上的。宏观上看， 这件事不能怪我们的企业，从存量来看，70%的全社会融资是债务，只有20%多的融资是股权。2016年企业对社会融资借的钱90%是负债、10%是股权融资，按这样一个结构下来，企业债务只会越搞越大。
我们的企业缺少一个股本的市场化的补充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报告一共是16个章节，其中讲到资本市场章节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媒体也好、专
家也好，对这句话专门列标题当一件事来研究的还不多，这句话就是“要建立企业资本市场化的补充机制”，这句话三中全会原文里边有，非常非常重要。这句话本身不亚于“发展资本市场”这句话，因为发展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可以发债券，债券还是融资，还是债权，不是股权。美国的企业每年的融资70%是股权融资，不管是私募基金投资、公募市场、资本市场发股票，这都是股权，全部的债权只占一年融资的30%，整个美国的存量“七三”开，每年的增量差不多也是“七三”开，这样美国企业资本的负债比我们低得多就很正常。如果我们能够把资本市场，把股权融资市场、把多层次资本市场，把私募、公募体系都能搞好的话， 我们工商企业、非银行企业机构的债务降下来，国民经济宏观杠杆就降下来了， 政府部门债务再增加几个点也没有关系，居民部门再加几个点也没关系，只要企业部门能降到60个点。这60个点着重在哪儿呢？我自己认为，去库存、去僵尸、企业增加利润、优化产业结构都很重要，这样他降6个点、10个点是可能的，但不会降几十个点。所以要害是要补短板，优化结构，把资本市场，特别是股权融资市场，包括私募基金、公募市场都要发展。至于怎么发展资本市场？今天就不展开了，只说要点。
第二方面，对金融机构，不管是哪一类的金融机构，最重要的要确定三个原则：
一，一切金融机构都必须持牌经营、必须是先证后照，不存在金融机构设立先照后证、事中事后监管，就是事先准入门槛要高、要规范。没有牌照，一切不持牌经营的牌照，或者给了你牌，你又去搞牌照功能之外的事，都是属于非法经营。所以我在重庆落实工商总局有关“先照后证”改革的时候，明确定了一个调： 工商产业本身先照后证，但是有三类企业必须先证后照：一个是金融，没有工商局批的，重庆工商局一概不准注册；二个是会爆炸的、危险品的一定要先证后照； 第三个公共服务，比如教育、卫生，是全社会的经营，也必须持证经营。
二，有了照以后，业务范围必须在他的业务执照的正面清单里，必须严格按这个来走。
三，负面清单。工商登记、部门发照的时候，必须给每一种金融工具、金融牌照定出一个当下、当时、当刻、现阶段他不准做的负面清单。我在重庆的时候， 有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担保公司、小贷公司、保理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或者各种租赁公司等等，这些都是要国家有关方面、“一行三会”或者“一行三会”在重庆的机构或者地方的金融办批
的，批了以后又要给他们定负面清单，所谓事中事后监管就是负面清单监管，而这个负面清单在拿牌照的那一天就应该掌握，搞金融机构的人、搞企业运行的人就应该要懂。
这个负面清单我举几个例，比如小贷公司我们有几个不准，不准非法集资和吸收公众存款，小贷公司自己的钱加上银行贷款1：2，他有1个亿，银行提供2个亿贷款，形成3个亿。不得发放超出有关部门上限利率的贷款，小贷在一个街区里做做就可以了，不用去几百公里、几千平方公里去做，做到后来都是吹牛、骗人；不准开办未经监管部门批准的任何业务；不准超范围、超比例投资等等。这几条“不准”是7年前出台的（就是银监会刚刚准许搞小贷的时候），当时300个小贷公司不良贷款比例在2%点多，没有出现什么事情。而且现在互联网金融中的前十位的小贷，总部都注册在重庆，而且在重庆我们也是这么约束他。我的意思是，有负面清单就可以管好。
对担保方式，我们对担保方式七八年以前就定了五个模式，不能够为产能过剩和国家调控的约束性的企业做担保，不能为资质很差不具备相应实体、有不良经营记录的房产公司担保，不能为非合规从事互联网经营的企业做担保，不能为高利息贷款的人担保，不能为第三方关联人担保不得超出上线，重庆也有担保类的公司，现在有差不多1500多亿的担保金额，这些年累计的担保也有几亿，不良率是全国比较低的。
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的资金来源方面有四个限制：不搞高息揽存，不搞乱集资，不搞形股实债，不搞信托融资等通道业务。资金投向，不投二手房、不炒外汇、不炒股票、不放高利贷，因为你注册就是工商实体经济有关行业，有的是农业基金、有的是工业基金，通过这么一些管理和限制，使得各个方面都比较安全， 阿里小贷刚刚搞的时候，我记得马云跟我说，他想注册个小贷，但是批不出来， 各个地方都没有批，我恰恰对网络小贷P2P是最反对的，一概禁止，我在重庆没 有批过一个。但是互联网金融网络正常的搞贷款业务，实际上既有互联网基因、又有合理的小贷公司的基因，做得好就是真正的普惠金融。像马云这种方案，资金链不是乱集资的，投向是在网上的产业链、网上的这些小的企业，所以他是合理的。所以当时我们把阿里、京东、腾讯他们都在我这儿搞小贷，搞的都风声水起，做得比较规范。
第三方面，要素市场。我们现在各个地方都有小杂散的各种各样的要素市场， 这种要素市场有点像我们80年代到处都是交易中心一样，交易中心就变成了要素
市场，变成交易市场，过多、过滥、高杠杆，各种非标化的产品标准化、切碎， 风险极大。对交易所，可以搞，一是“一行三会”有关方面来批，二是批准以后是12个不准，一是严格管理不得乱设分支机构、乱设网点，二是不得违规的发展各类会员代理商，需要和有关方面沟通，三是不得违规发展投资者，这种投资就包括乱集资、乱投资，严格管理各方面市场的交易体系。第二是严格管理资本金， 不得擅自变更股权、转让专权，不得抽逃留用资本金。不得以交易所的体系对外做担保、抵押，这也是一个方面。三是严格管理自己的业务，不得擅自变更交易品种和业务品种，不得开设网络借贷中介公司，不得高息揽储、没有固定对象的乱集资，违规的建立资金池，不得开展期货业务、高杠杆业务等等，不得代客交易、代客理财、违规使用他人账户进行交易，不得虚假宣传、诱骗客户等等。不得侵占挪用客户资金，不得操纵市场价格，不得虚设账户、虚拟资金进行虚假交易。最后是严格信息报送管理，杜绝刻意隐瞒重大风险等等。
我不厌其烦的把文件上的东西抄一份来说，这些负面清单不是马后炮，交易所一成立的时候就应当宣誓这些东西，避免多多麻烦，我自己认为重庆有十二三个交易所，每次七部委清，基本上两三个月清理完放行，因为始终会有的，不是马后炮凑上去，而是一成立的的时候就要交待，这五个方面10几条一个都不能违反，违反了不管私营的、公营的一概要受处罚。
第四方面，在银行理财的时候，我们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影子银行机构搞资管业务的，包括我们搞金融，金融机构搞各种金融创新的时候，经常要使用的创新的武器是什么，其实就是六种工具：
第一个就是高息揽存或者较高的利息、较高的回报，没有高息揽存，没有较高回报，金融之间互相拆借资金、各方面的融资都不会，包括P2P搞的也是用高息等。
第二个，就是刚性兑付。没有刚性兑付，你这些利息一年100%人家怕你连本都还不了，也不一定给你钱，如果有高息再加比较刚性的对付，资金就会源源不断的注入。这个刚性兑付既可以是这样的，也可能通过协议，比如说如果有利润首先还你的，利润多了我再有回报，我们优先劣后这类的概念。
第三个，资金池。资金池的好处就是可以把长长短短、先先后后的钱，各种路数的钱，都流到这个池里，实际上就像一个庞氏骗局，后边的钱还前面的，就这么滚动，滚动了以后第四个情况就出来了，便于资金错配，因为资金和吸引来的银行可能都是短期的，半年、一年、两年的理财资金，然后出口和投资可能都
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如果不失败这些投资就算都收回也有利润，但都是比较时间长的，这个资金流就错配了。我们本来错配也是一种智慧，完全不错配也不叫金融了。
再有，通道。这个通道是什么概念呢？假如我们说有18种，我们横坐标上有十八种金融的牌照，银、证、保，信托、保理、租赁、小贷，我们所有的影子银行金融工具国家持牌的，假如有18种，这18种都是通道，如果这18种跟工业企业真正发生了创新，那没有什么创新，就是牌照业务合理的接口。所谓金融创新， 是把银、证、保其他的金融资金通过信托作为一个通道，转到了某个企业，就是这个企业得到了资金是这个金融机构的，但这个资金的来源可能是其他金融机构的，这种通道能够是多通道的叠加，叠加到某个，最后这个资金的来源性质都变了。
再有一个，嵌套。一般嵌也是合理的，也是智慧，但是如果把三五个嵌套在一起，最后感觉都没有了，底数都不清了，那就是会出现巨大的风险。
我讲这个意思，当我们横坐标上有18种金融工具、金融牌照，纵坐标上有6 种组合，就是说高收益、刚性兑付，或者还有嵌套、还有通道，还有资金池、还有错配，这6种东西组合的时候，如果你组合成一个产品，信用比较好，杠杆基 本合理，风险不大，又得到了应用，那么智慧，金融创新就干这个，但是如果创造的产品底数不清、杠杆极高、风险极大，最后爆炸了把大家都害了，这种就要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金融去杠杆，在衍生产品里边，在银行理财的里边，在非银行影子银行的资管领域，银监会对三套利、四个不当等发了一个文件， 这个政策符合负面清单的原则。前不久又看到一行三会对资管业务搞了非常具体的负面清单，我也觉得非常好，我相信在“一行三会”的领导下、各个地方政府的领导下，我们金融业监管、防风险、去杠杆是一定能做的非常好。【联系微信dad*awk01】
加强金融企业和金融活动全生命周期风险防范
（2017年）
金融防风险，持牌经营是前提、严格监管是关键、负面清单是基石，三者是有机整体、不可割裂，要在理念上、行动上贯穿到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生命周期的全过程。持牌经营就是企业出生时就既要有工商登记更要有金融业务许可；严格监管就是对金融企业在事中事后经营中的行为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数的基础就是要有负面清单，做到负面清单之内的绝不准做，负面清单之外的即使在持牌经营条件下行为也要受到严格监管，并且还要适应金融创新和监管形势的需要， 及时更新、深化负面清单。具体工作中，应该要抓好五个方面的事情。
一、对持牌金融机构要有负面清单“约法三章”
这些年，负面清单管理一般是在放宽准入的语境中使用的，它的内在涵义是除了负面清单规定的不许可事项外，什么都可以干。工商企业在负面清单管理下， 法无禁止即许可、放开搞活、放开准入、先照后证。但是，由于金融企业存在专业性、杠杆性、信用性、风险性，必须有专业监管机构予以持牌许可，才能持牌经营，无牌经营就是非法经营，就可能产生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交叉金融业务风险、理财和代销业务风险、互联网金融与信息科技风险等诸多风险。目前， 我国有银行、证券、保险、第三方理财、信托、保理、小贷、消费金融公司等牌照。有了这些牌照，就确定了这些持牌经营机构的正面清单，它的功能、它的市场定位、它的业务领域，都清楚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还要对这些持牌金融机构设立负面清单，让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按正面清单发挥功能、按负面清单约束自己。
在发展各类金融机构过程中，按照防风险的底线要求，设定必要的边界条件， 规范各种业务要求，有的放矢发挥牌照功能，各类金融机构发展才能总体比较健康。比如，对小贷公司发展，至少有“六个不准”：一是不准非法集资和吸收公众存款，主要是用自己的资本金最多在1：2左右的杠杆比范围内去放贷；二是不准发放利率超过司法部门规定上限的贷款；三是不准抽逃注册资金；四是不准违规跨经营区域发放贷款；五是不准超范围超比例投资；六是不准突破单户贷款比例。再如，对融资担保机构要求，至少也有“五个不得”：一是不得为产能过剩和国家调控行业的企业提供担保；二是不得为资质较差、不具备相应资金实力或有不良经营记录的房地产企业提供担保；三是不得为非合规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企业提供担保；四是不得为高利息贷款提供担保；五是为单个被担保人及其关
联方提供的融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监管规定上限。还如，发展私募基金，应该要求其资金来源遵循不搞高息揽储、不搞乱集资、不搞形股实债、不搞信托融资等通道业务“四个不搞”，在资金投向上不炒二手房、不炒外汇、不炒股票、不放高利贷“四个不投”。
二、金融创新中严密防范多种金融产品和工具叠加产生风险
银行、信托、保险等各类金融企业按牌照功能各管各的与企业做业务是一种常规，但是如果一个金融企业将多种牌照的通道业务叠加、嵌套成一个出口与企业形成融资、投资的接口关系，往往就是产品创新。通常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影子银行的资管业务包含着大量的这类产品创新。影子银行的基本运行方式就是从短期的资金市场获得融资，然后投资到期限较长、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中。商业银行的资金通过表外理财业务或同业拆借市场转移到影子银行，成为这些金融产品的基础资产。在这个过程中，影子银行的高杠杆性放大了金融风险、不透明性产生了金融风险、与商业银行的关联性传递了金融风险。因此，金融产品创新与金融业特别是与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影子银行、资管业务是相伴相生的关系， 但任何金融工具的使用都需要把握一个“度”。从横向看，我国形成了银行、债券、保险、小贷、保理、担保以及私募股权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基金等十七八个金融品种、业务、牌照。从纵向看，一般来说，金融机构在创新过程中设计的任何金融产品在吸收资金和投放资金时往往采用“六种组合器”。比如为了吸引资金而大量使用高息理财和高息揽储的高回报诱惑、为了增加信用给予投资者刚性兑付的印象、为了沉淀资金建立资金池等和为了提高资金投放效益则大量使用期限错配、多抽屉嵌套、多通道叠加等手段，这六种手段事实上会使金融系统杠杆累积、透明度降低，在顺周期时产品效益大幅叠加增长，在逆周期时产品亏损也是大幅叠加增长。总之，在影子银行的理财业务、资管业务开展过程中，横坐标上武器库中有“十八般武器”，纵坐标上连接工具有“六种组合器”。当“十八般武器”与“六种组合器”以不同的组合形式结合在一起，就是金融产品创新的过程。如果组合得好，信用、杠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边界内，既表现为合理的杠杆比，又表现为有信用，那就是成功的创新。如果组合的不好，就是伪创新、乱创新。在金融创新实践中，主要有几类情况要防范。
第一种，高息理财、揽储和刚性兑付。比如万能险是一种理财性质的保险品种，利息一般比同期存款利息高50%左右，高息理财是它的基本逻辑。因为有较高的利息、较高的回报率，大家才会来投。但没有刚性兑付的高利息、高收益是
无法吸引人的，如果资金给了你，到时候你连本都还不了，怎么办？所以，刚性兑付是一切吸引社会人群集资、融资行为发生的直接动力，没有刚性兑付的信用， 高息揽储对人群的吸引力也会丧失。
第二种，多通道叠加、多层次嵌套。比如，高现价万能险，本来杠杆就很高， 为了进一步扩大杠杆，再向银行借贷，往往将自己的理财险转化为私募基金，形式上成了股权资本，遮蔽了这部分资金的杠杆特性、短期特性，与银行资金嵌套并采用“优先、劣后”的抽屉协议，让银行很放心。因此，部分保险公司就利用保费收入，形成银行理财嵌套私募基金的组合，积极配置股票甚至举牌上市公司。这些年，屡现国内中小保险公司收购上市公司的“蛇吞象”，基本上都是通过万能险加杠杆实现的。几个环节叠加起来，杠杆比被大比例放大，风险也成倍增加。
第三种，资金池错配。当资金池里有多种渠道来的钱，有的是一年期要还， 有的是两年期要还，而贷款出去往往要三五年、十年才有效益，才有分红，才有现金流，这时候用后面筹来的钱还前面的，这个资金池是很有用的。但如果资金池使用过度，全都变成期限错配的资金池，就会出现流动性风险。比如高现价万能险，保单期限往往1-3年不等，但如果过度用于举牌上市公司而不能实现资金从股市的自由退出，当迎来满期给付及退保高峰时，如果后续保费跟不上，期限错配就会引发大的流动性风险。
总之，在金融市场上，永远都会有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金融创新本义是为了更好的配置资源、分散风险，但是创新过了度，就会走向反面，就会搞得底层资产“叠床架屋”看不清，成为事实上的伪创新、假创新。作为金融监管，就需要设立禁区，避免各类金融工具的过度使用，明确规定不可逾越的“戒线”。比如，影子银行当然可以建资金池，但资金池投放资金时的期限错配比例，一般不超过20%，绝对不能超过30%。如果超过了甚至达到100%，那就会演变成“庞氏骗局”。又如，理财业务、资管业务金融产品利息当然会比基准利率高，但不能超过利率上限，通道业务一般会收取0.5%-1.5%左右的通道费，看似不高，但如果四五个通道叠加，就会演变成高利息的金融产品，所以应该明确规定通道叠加不能超过两个以上。还如，嵌套业务也当然可以做，但最多只能嵌套一两层，并且不能有暗箱操作的抽屉协议。这样做，至少底数是清晰的。
三、要素市场也要防高杠杆、防无照经营
要素市场具有特殊的金融属性和风险属性，直接关系到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一段时期以来，国内要素市场过多过滥，往往一个城市的交易所就超过整
个美国。交易所不是杂货铺，泛滥发展就会自掉身价。必须把好入口关，严格市场准入。
对要素交易市场的金融风险防范，也必须明确“负面清单”，划定底线和红线，概括起来至少应该包括“5个严格、16个不得”：一是严格展业规范管理， 不得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分支机构或违规设立经营网点；不得违规发展会员、经纪商、代理商、居间商等展业机构；不得违反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违规发展投资者（客户）。二是严格资本金审慎管理，不得未经批准擅自转让或变更股权； 不得抽逃挪用资本金或违规从事高风险投资；不得以交易所名义违规对外（包括股东）提供担保、股权质押等。三是严格业务范围管理，不得未经批准擅自新增或变更交易品种和业务种类；不得开设网络借贷中介公司（P2P）或开展相关业务；不得高息揽储、无固定对象乱集资或违规建立资金池；不得开展期货交易等高杠杆业务。四是严格交易秩序管理，不得代客交易、代客理财或违规使用他人账户进行交易；不得进行虚假宣传或诱骗投资者（客户）参与交易；不得操纵市场价格，妨碍市场公正；不得虚设交易账户或虚拟资金进行虚假交易；不得侵占、挪用投资者和客户资金或其他资产。五是严格信息报送管理，不得向监管部门报送虚假报表、资料或故意隐瞒重大风险事件。这些规定，也是全国众多交易场所清理整顿的基本要求。
四、对可能扰乱市场秩序的互联网金融行为严格市场准入
互联网金融近几年的发展力度很大，但出的问题也不少，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比如P2P公司，P2P网贷在上世纪90年代发源于英国，其宗旨是让投资人和借贷人通过网络这样一个中介平台，建立起点对点的直接借贷关系。到目前为止，20多年过去了，整个英国仅有20多家P2P公司。在美国，P2P只能在限定条件下发展， 它既不是贷款公司，也不是投资公司，而被当作对储蓄账户、货币市场账户和存款证明等低息传统存款工具的补充，市场规模仅几十亿美元。总体看，P2P网贷在英美等国家因受到严格监管，市场空间有限，基本不存在系统性风险。从其生存发展的土壤看，有三个重要的基础：一是信用体系完备，二是利率完全市场化， 三是监管非常严格。
P2P网贷的爆发，出现在我国。2006年P2P首次引入中国，2015年达3800家， 融资规模增长2.8倍，达到9800亿元，约为美国的7倍。由于开始没有资金第三方存管、没有抵押物、没有投资项目与投资者一一对应这些负面清单，P2P的无节制发展，导致金融风险不断暴露。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一是许多人没有认识
到互联网技术运用于金融业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对各类金融产品的本质属性缺乏准确的了解，对金融的法律红线缺乏敬畏之心。二是现有的金融产品设计不能满足不同风险承受能力投资人的需求，因而出现了一些有市场但不合规的产品，运作不当给市场带来风险。三是创新的度没把握好。互联网金融是新生事物和新兴业态，创新余地和空间太大。总之，互联网金融有互联网基因和金融基因， 互联网发展有无限的穿透性，一旦与金融结合，就不能违背金融的基本特征，必须持牌经营，必须有监管单位的日常监管，必须有运营模式要求和风险处置办法， 不能“无照驾驶”，不能百分之三十、五十的高息揽储、乱集资，不能无约束、无场景的放款融资、对借款人和单位的钱用到哪里都不清楚，不能搞暴力催收、采用堵校门和朋友圈乱发信息等恶劣行为。
当然，对互联网金融中不违背金融运行本质的网络小贷、消费金融、支付结算等，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应该支持发展。比如网络小贷的资金是大型互联网企业的自有资金，或者是以该企业信用为征信背景的ABS配资，合乎监管层对小贷公司资金监管的原则要求，贷款客户是网络企业平台上的企业，本质属于产业链金融的范畴，这种就是可以支持的。
五、坚决遏制社会性非法集资
目前，隐匿于民间的各种非法金融活动猖獗，既有传统的、原始的庞氏骗局那一套，也有结合互联网搞违规乱集资活动。这些无牌无照、小杂散的非法金融组织，其活动方式隐蔽性强、传染性高、突发性猛、危害性大，事后的处置过程往往又极其复杂。尽管政府部门采取严格管制、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的措施，但潜在风险和隐患仍在积累。主要包括：一是高息揽储、乱集资，二是民间“老鼠会”、传销组织，三是民间典当行、地下钱庄、高利贷公司。2015年，全国非法集资案件风险加速暴露，新发案数量、涉案金额、参与集资人数同比分别上升71%、57%、120%，为历年最高峰值。民间投融资中介机构、P2P网络借贷、农民合作社、房地产、私募基金等仍是非法集资重灾区，民办教育、地方交易所、保险等领域涉嫌非法集资问题逐步显现。据不完全统计，投资理财类非法集资案件占全部新发案件总数的30%以上。非法金融活动，上当受骗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打击的关键依靠力量也应该是人民群众。要实现打早、打小、打苗头，关键是建立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发动群众力量，强化正面激励，加大奖励力度，鼓励广大群众自动自发、广泛参与，只要是举报查实的，要一次性的给予合适奖励，“花小钱办难事”，能避免事后治乱动辄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损失。
建立房地产调控五大长效机制
（2017年）
应该用什么样的措施来实现房地产的系统平衡呢？去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工作会上明确要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 “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抑制房地产泡沫”。这一重要指示，是我们做好房地产调控和房地产管理体系改革的总遵循。我们必须围绕房地产的功能定位，厘清主要矛盾，搭建四梁八柱，配套政策措施，才能实现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我认为当前有五项基础性制度尤为重要。
长效机制之一：土地
一个城市的土地供应总量一般可按每人100平方米来控制，这应该成为一个法制化原则。100万城市人口就供应100平方公里。爬行钉住，后发制人。什么意思？你这个城市有本事，把人口集聚到500万，如果以前只给了你350平方公里， 今后若干年内每年就逐步增加土地供应，补上这个缺口。不能根据长官意志，计划未来有城市人口500万，现在才200万，就要500平方公里，结果今后十年里真的给了你300平方公里，你另外的300万人没来，或只来了100万人，甚至原来的200 万人还走了一些人，这个土地的错配，谁负责？
土地要爬行钉住，而不是说你去臆想调控，长官意志。这是因为，规划意图能否落地变成现实的因素，不仅仅是土地问题，还涉及产业集聚能力、基础设施配套能力、投融资匹配能力等因素。在这些因素中，土地是殿后的因素，而不应成为招商引资盲目扩张的领头羊。
总之，土地供应总量应当爬行钉住人口增加，而不是违反经济规律去逆向调控。在这个意义上，土地指标不应各城市平均分配，而是要看谁的人口多，增长快。原则上，应按照产业跟着功能走、人口跟着产业走、土地跟着人口和产业走， 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土地调控逻辑链条。
人均100平方米的城市建设用地，该怎么分配呢？不能都拿来搞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也不能都拿来搞商业住宅。大体上，应该有55平方米用于交通、市政、绿地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文化等公共设施，这是城市环境塑造的基本需要。
对工业用地，应控制在20平方米以内，一平方公里要做到100亿元产值。这方面， 要向上海学习，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开发浦东时，金桥工业区规划10平方公里，当时就要求每平方公里产出至少100亿元，事实上金桥工业区到2000年产出就达1500 亿元了。
现在一些城市，工业用地投入产出比太低，每平方公里甚至只有20亿~30亿产出，浪费太严重，一定要提高刚性约束，把过去太慷慨的工业用地倒逼下来。如果1000万人的城市，1000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就可以搞50平方公里商业设施用地。200平方公里的住宅用地，相当于2亿平方米，如果容积率平均1∶2，就是4 亿平方米，1000万人口的城市，人均40平方米住房应当是平衡的。因此，要改变以往为了GDP大手大脚招商搞工业、工业用地占比太高的问题，把城市用地20% 用于住宅开发、5%用于商业开发，这个比例作为法制性的用途规则确定下来。
大体上，楼面地价不要超过当期房价的三分之一。如果一地块周边当期房价1万元/平方米，地价拍到3300元/平方米就要适可而止，否则就会人为推高房价。当土地供应是比较充分的、合理的、有效的时候，如果地价高了，就把政府的储备地多卖几块出来平衡一下。还有一种情况，旧城改造、拆迁成本很高，但政府不能为了不亏本而拍高地价，应该在城郊接合部的出让土地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平衡，以此覆盖旧城改造成本。政府看起来是吃了点小亏，但整个投资环境好了，工商经济发展了，实体经济和房地产之间平衡了，最终这个城市会长期健康发展。
长效机制之二：金融
任何开发商拿地的钱必须是自有资金，这个规定早已有之。一般地，开发商搞房地产，资本金和社会融资比例大体上应该是1∶3。现在，全国房地产平均融通量多少？保守估计为1∶9，有的开发商可能达1∶50。
1∶9是怎么来的呢？拿地的钱三七开，如果一块地10亿元，自己出3亿元， 另外7亿元从金融机构借来，然后把这块地抵押给银行至少贷款六七亿元，造好房子后预售又把按揭贷款拿过来。这个过程中，如果这块地三年后涨到20亿元， 开发商就可以拿到15亿元的抵押贷款。最终，整个开发流程中的融资就可以加杠杆到1∶9。
“地王”不断出现的背后，不仅是土地短缺、拍卖机制的问题，还和无限透
支金融有关，比的是开发商的资金融通能力。所以，只要做到一切买地的钱通通不许借债，有了这道防火墙，现在M2中大量的资金就不能进入到房地产了。这么一来，“地王”现象就一定会消灭掉一大半。
开发商在开发过程中发债券、银行贷款，算比较规范的，但有时又是私募基金，私募基金好像是股权，但“形股实债”，有时候还把理财资金、高利贷弄来。一个开发商如果有30%的资本金是清晰的，70%的贷款基本上是银行、信托、债券市场来的，那还过得去。如果一个开发商涉及几十上百家金融机构的债务，各种高利贷、“中利贷”占到全部融资的50%以上，你的账户一目了然就是危机状态。对这种开发商的开发运行必须提高警惕。
对房地产信贷市场调控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是，合理设定首付与按揭之间的杠杆比。如果这一比例过高，比如零首付，会造成房地产泡沫，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过低，比如零按揭，会使得老百姓买房困难，宏观上也会导致楼市低迷， 制约房地产市场发展。因此，要根据不同需求层次和房价走势，实施差别化按揭制度。
要做到这一点，就涉及老百姓贷款情况和收入核定问题。
长效机制之三：税收
高端有遏制，就是对别墅这样的高档住宅，要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如果普通商品房的税率是1%，那么别墅就要考虑收5%，如果三五年内想卖掉，交易税可以再升到8%。香港就是不断递增印花税税率，加到没人敢炒房。中端有鼓励， 就是让一般老百姓买得起自住房，比如首套房按揭贷款的钱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今后税制改革应采取按揭贷款自住普通商品房抵扣所得税这类政策。这是全球通行的房产税政策。低端有保障，就是不仅不收税，政府还帮助建好公租房， 用低价格保障老百姓住有所居。
这样做有四大好处：一是健全税制。在欧美国家，直接税往往占总税收的40%。中国普遍是间接税，缺少直接税，物业税是持有环节的直接税，这符合国际经验。二是这是有效遏制投机性炒房的重要手段之一。以1%税率来计算房产税，一套200 万元的房子即使十年翻番到400万元，账面上是赚了200万元，但升值过程中的房
产税，加上买卖过程中缴纳的契税、增值税等，再考虑资金的终值系数，投机炒房的动机会大大降低。三是由于持有环节成本提高，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繁荣房屋租赁市场。四是对全社会住房观念、房地产理念和房屋领域的意识形态都会带来巨大调整。
总体上，房产税应包括五个要点：（1）对各种房子存量、增量一网打尽， 增量、存量一起收。（2）根据房屋升值额度计税，如果1%的税率、价值100万元的房屋就征收1万元，升值到500万元税额就涨到5万元。（3）越高档的房屋持有成本越高，税率也要相对提高。（4）低端的、中端的房屋要有抵扣项，使得全社会70%~80%的中低端房屋的交税压力不大。（5）房产税实施后，已批租土地70年到期后可不再二次缴纳土地出让金，实现制度的有序接替。这五条是房产税应考虑的基本原则。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农村集体建设性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落实这一改革措施，相关的税收政策需跟进。比如，一亩农村集体建设性用地拍出500万元，怎么实现的呢？这不仅是征地成本决定的，还与配套的社会资源和投入紧密有关。国有土地出让收入，扣除征地动迁成本后，是拿去修地铁、建学校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农村集体建设性用地拍出后，全部归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显然是不合理的。另外，对于不同区位的地块， 由于使用目的的不同，有的搞金融商贸设施，有的搞学校文化设施，它们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一个拍出500万元/亩，一个拍出50万元/亩，对两个地方的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也是不公平的。在欧美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都要征收土地增值税， 扣除成本后，增值50%以内收40%的税，增值50%~100%收50%的税，增值100% 以上的收60%的税。现在，我国土地增值税政策还没出台，导致税收上缺少房地产土地资源类的税种。
长效机制之四：租赁市场
我国住房的租赁体系，可以分为公租房和商品租赁房两大类。
第一，完善政府公租房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曾就加快推进我国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强调指出，到2020年，以公租房为主体的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要达到20% 左右。落实好这个要求，不仅可以充分彰显房地产的公共产品属性，让城市困难家庭基本住房需求有了保障。而且，如果我们能把公租房配置好，必然会带动开发商和各类业主的商品租赁房体系的发展，整个住房供给系统就会比较平衡。
总的说来，公租房建设应把握好五个要点：（1）总量上，大体按照覆盖20% 的城市人口、人均20平方米来配套，100万人口的城市建400万平方米就够了。（2） 服务对象包括进城农民工、新生代大中专毕业生和城市住房困难户，这些对象特征明显，核定容易。（3）同步配套医院、学校、派出所、居委会等公共服务设施和机构，一步到位。（4）集聚区布局合理，公租房与商品房大体形成1∶3搭配，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共享，不能把公租房变成贫民窟。（5）合理收取物业费，一般定价为同地段商品房的50%~60%，租金占低收入家庭年收入的1/6左右。对于政府而言，公租房是不动产，商品房价格上涨，公租房租金也会上涨，建设成本是能够平衡好的。通常，公租房60%左右建设成本是贷款，租金可以把贷款利息平衡掉。像新加坡那样，五年以上的公租房，租户还可以买过去，变成共有产权房。如果这个共有产权房要出售，只能按照市场价格售卖给保障房管理部门， 政府再出租给新的保障对象。如此循环往复，就能够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对于开发商持有房屋出租，重要的不是开发商不愿意持有，而是开发商主要依靠融资的开发模式，决定了它做不了持有房子的出租者。试想，1∶9的融资， 有些甚至是半高利贷，房子造好后，利息滚上去，开发商就必须尽快把房子卖掉， 以回笼资金偿还贷款。从这个角度讲，开发商并不是不想持有房产搞租赁，而是受制于1∶9的融资结构不得不放弃。中国商品房租赁太少，很大原因和开发商资本结构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首先应让开发商进入1∶3的融资结构，提高开发商的准入门槛，让有资本金实力的开发商参与土地批租，不仅有利于遏制炒地现象， 还有助于商品房租赁市场的发展。此外，对搞长期商品房租赁的开发商，要形成一套激励政策，包括承租人可以使用住房公积金付租，交易税、契税、个人所得税抵扣率更高等。对老百姓二套房出租，也应有鼓励政策。同时，从法律上保证租房居民与产权房居民在教育、医疗、户籍等方面享有同等国民待遇等。
长效机制之五：地票制度
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不足世界水平的一半。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做好两件事：一方面，要十分珍惜国家给的土地指标，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与此同时，要探索建立农民进城后退出农村宅基地和建设用地的新机制。
在过去一两百年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各个国家和地区耕地不但没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在农村由于居
住分散，人均建设用地为250~300平方米；在城市，比较集约和节约，人均用地100平方米左右。一个农民进城，理论上讲，就可以节约100多平方米的建设用地， 若把它复垦，耕地必然增加。但中国农民由于“两头占地”，农村的宅基地和建设用地没退出，城市又为其匹配了建设用地，所以全国耕地总量不断减少。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地票设计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要体现农村土地是集体的公有制性质；二是农民是农村改革的主体，要保护好他们的利益；三是农村土地要严格实行用途管制，城乡之间地票的交易对象是建设用地，不涉及任何耕地。
按照这三条原则，经中央批准，重庆开展了地票交易探索。所谓地票，就是指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益公共设施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它作为土交所交易的主要标的物，具有与国家下达的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占补平衡指标相同的功能，可在重庆市域内凭票将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的农用地， 按照法定程序征转为国有建设用地。
地票的形成和使用，有四个基本环节：一是复垦，二是验收，三是交易，四是使用。通过这个过程，农民进城了，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和建设性用地变成耕地， 被开发的城郊接合部的耕地面积小于农村复垦的耕地面积，最后全国耕地总面积就增加了。
第一，落实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地票制度将用地模式由“先占后补” 变为“先补后占”，避免了过去占多补少甚至只占不补的现象。而且，经过几千年农耕文明，我国可垦土地已经基本开发完，耕地后备资源匮乏。“地票”就解决了耕地复垦的后备资源不足问题。由于农村闲置的住宅、废弃的学校、乡镇企业等所处的地方大多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复垦后既无破坏生态之忧，也能保证补充耕地的质量。
第二，打破了土地资源配置的空间局限。地票作为一种虚拟的标准化交易品， 具有虚拟性、票据性，也有很强的辐射性，通过土交所实现交易，可以让身处千里之外偏远地区的农民享受到大城市近郊的级差地租。
第三，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增加农民收入，关键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重庆每亩地票均价20万元左右，扣除2万多元的复垦成本，净收益大体为18万元。这笔钱按15∶85的比例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每亩地农民能拿到15万元左
右，是一笔很大的财产性收入。同时，地票作为有价证券，可用作融资质押物， 为农房贷款的资产抵押评估提供现实参照系，从而解决农民信用不足的问题。
第四，支持了新农村建设。危旧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历来是新农村建设的难题，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民手里缺钱。实践中，重庆把农村闲置宅基地复垦与农村危旧房改造、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高山生态扶贫搬迁等工作有机结合、共同推进，达到了“一票”带“三房”的效果。
第五，推动了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通过土地复垦和地票交易，农民工进城有了“安家费”，相应的养老、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及家具购置等问题，都能很好解决，无疑可以让转户居民更好地融入城市。
刚才讲到，近几年，国家逐步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在建设用地的配置使用上又主要供给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工矿仓储用地，房地产用地供给不足。地票制度可以相当程度上解决这一难题，因为地票制度形成的土地指标， 是市场化指标，可以等效于国家用地指标，专门提供给开发商用于房地产开发时的征地需求，从而弥补房地产开发用地不足的矛盾。
拿重庆来讲，近几年国家下达重庆的建设用地指标在16万~17万亩。实际使用中，重庆优先保证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用地，合理保障工矿仓储用地，能够用于房地产的土地极其有限，只有10%、2万亩左右。不过，由于有了地票制度，每年可市场化供地2万多亩，很好补充了住房建设所需用地。重庆包括万州、涪陵在内的二三十个中小城市实力相对较弱，城市开发过程都是用国家下达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主城区作为近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每年2万多亩房地产开发批租指标，基本上全部来自地票交易。这就相当于重庆房地产开发的土地指标多了一倍，土地供应量增加了一倍，房地产调控能力就大大增强。重庆的这项探索，目前已被纳入国家《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予以推广。
以上这五个方面的制度化安排，按照中央的要求，把四梁八柱搭建好，形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效机制，以后再逐步形成法律法规。我国应该有《房地产税法》，应该有《住房法》，应该有《房屋租赁法》，将一些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固化下来。
高度重视解决金融“虚火过旺”问题
（2017年）
从稳不忘忧、好中知难的角度，谈一下经济去杠杆、解决金融脱实向虚的问题。这些年，我国金融业脱实就虚，集中表现在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高、M2对GDP倍率过高、金融业各行业杠杆比过高这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过高问题。2005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4%，2015年上升到8.44%。我看到很多文章都把这个作为中国金融业十年来重大发展成果。其实，这恰恰是经济脱实就虚、虚火上升的结果，是经济风险积聚的标志。从全球看，美国、日本、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从1980年到21世纪以来的这三十多年里，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大部分时间在5%左右。美国有两次超过8%：一次是2001年，爆发了互联网金融危机；第二次是在2007年，出现了次贷危机。日本在1994年出现过金融业达9.6%的状态，随即经历长达20年的经济衰退。这不是说到了8%、9%一定会出现危机，但比重超过8%就容易出现危机。这表明，这个指标太高就是虚火上升。具体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一个城市不同，一个城市特别是金融中心城市，作为金融集聚和辐射中心，金融业增加值往往可以占城市GDP的15%甚至20%以上，比如纽约，但如果各省都认为金融业比重上升好，都希望到10%以上，那肯定会虚火上升。过高的金融业增加值来源于实体经济的财富转移，实际上是把实体经济的成本加上去了。这个要重视，应该让这个指标逐渐往下降两三个点。
第二，M2与GDP倍率过高问题。现在，我国GDP是70万亿多一点，M2是160 万亿左右，是GDP的2倍多，比美国M2几乎多了一倍，但是我们GDP只有美国60%， 意味着我国货币周转效率太低，这是有问题的。中国人民银行报告中有两句话解释M2为什么高：“过去M2增速高于名义GDP与住房等货币化密切相关”，“近些年M2增长较快还与金融深化有关”，这个判断好像在说M2高是因为房地产增长、金融业深化改革产生的，是被这两方面发展绑架了。其实，恰恰相反的是我们M2这些年加大了、多了，这些货币如果全部到实体经济中去，那整个国民经济会出现大规模通货膨胀，应该说央行调控有方，使得这么多货币没有全部进入实体经济，比较多的一块进入了房地产，另一块进入了表外金融机构，这两块过度循环尽管会带来问题，但是也把多余的M2消化吸收了，这是有功的。2007年，我国基础货币只有三万多亿，2016年有三十万亿，增长了十倍，其中70%是外汇占
款。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对M2有五倍大的乘数效应，M2因此到了160万亿， 这是金融失衡的源头。解决这个杠杆要动些脑筋，使M2下降。如果现在让M2增长从两位数变成一位数，那么应该挤的是银行的表外、委贷、理财资金，挤的是非银行金融机构链条中的杠杆、通道、非标、池子、网兑，挤的是房地产虚火的资金，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必须保护性、精细调控，不管M2增长率下降了多少， 要始终确保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资金周转量不能过量抽减。在这方面要审慎决策，进行各种调控之前要好好考虑。
第三，各金融行业高杠杆比问题。这些年，杠杆比高，是因为M2高了、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了。金融机构之间互相串联使杠杆比越来越高。从2013年到2016年，银行表内杠杆从14倍上升到18.8倍，银行表外的影子银行杠杆从2倍上升到了4.8倍，券商杠杆从8.6倍上升到10.7倍，保险杠杆从7倍上升到8倍多。更严重的是，每个行业杠杆叠加，造成各个通道的杠杆再加杠杆。比如，宝能收购万科的万能险资金，本身作为理财产品就有6—7倍杠杆，到商业银行一存一贷，形成十几倍杠杆，到股市融资融券再加杠杆就是20—30倍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高杠杆问题解决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运行中存在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问题、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这三个失衡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在新常态下，GDP增速在6.5%以上稳住就好了，最重要的是落实好X中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明确解决目标，想到破解这些失衡问题的具体办法，努力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新时代的企业战略转型
在“亚布力论坛理事张家港行暨第四届‘港城合伙人’峰会”上的演讲
（2018年3月30日）
在X的十九大和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中国经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在走富国之路、强国之路的时候，一定要抓好去杠杆、防风险的工作，并且把它作为今年三大关键性的重点任务，包括扶贫、环保在内， 首位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杠杆、防风险。
一、需要着力解决的是非金融企业债务
对我国来说，去杠杆，除了实体经济的各类企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各类金融机构去杠杆、防风险之外，还有一个整体上的国民经济的去杠杆。目前， 我国的宏观杠杆率是比较高的，去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包括政府的债务，居民的债务和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加在一起差不多是GDP的250%，在世界上处在较高的位 置。
在这三大部分的债务杠杆之中，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企业的债务杠杆。政府的债务大家说得比较多，中国政府去年底包括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总债务是29.95万 亿人民币，GDP是80多万亿元，占比约36%。而现在的美国政府债务是21万亿美元， 美国的GDP总量是20万亿美元，政府的债务是GDP的105%。美国政府债务中，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谈美国政府的债务只是谈美国联邦政府的债，美国50个州的债没有统计在21万亿美元里面，比如加州或者像底特律这样的更低一个层级的政府债务并没有包括在内。而我们中国政府债，是包含地方政府的，通通算在一起没超过GDP的50%。所以，从总体上说，我们的政府债不是最危险的事，只要对今后的增量包括地方政府潜在的债务能够防控、管制得好一些，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居民的债务包括老百姓买房子的按揭贷款，过去几年增长得比较快，目前加在一起是47%左右。今后，我们不要像过去三五年那样高速增长，把这个增长势头往 下压，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居民部门负债率在GDP的50%以内，我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合理的。
所以，中国经济真正成问题、需要着力去解决的是非金融企业的债务，这个债务占GDP的160%左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的GDP是80多万亿元，企业债务有130多万亿元，这个160%和政府的、居民的债务率加起来，总的宏观杠杆率接近250%，是世界上较高的水平。如果我们能把企业的债务率降一部分，比如能降
50个百分点，那么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就能降到200%以内，就会好得多。所以，宏观经济去杠杆的要害，在于去企业的债务。同样拿美国来比较，美国的企业债务占美国GDP的比重是70%不到，而我们要比美国的企业债务比重高一倍，从这个概念上来说，大家一看就知道，问题焦点、要害是在什么地方。
二、企业去杠杆更要靠提高股权融资比例
那么，怎么解决这件事呢？一方面，在微观上、在结构上，我们对各类工商企业要按照X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狠抓“三去一降一补”，帮企业去过剩的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促使企业增加利润、降低成本，有效地降低具体企业的债务。另一方面，在企业管理上要更多地从财务上考核和要求企业家，做好每个企业的现金流管理，不能弄得资金链断了；强化每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管理，不能总是80%、90%地负债，不能盲目地为了扩张、为了收购兼并，甚至到了8000亿元、9000亿元债务，还敢千亿、千亿地举债，在世界各地疯狂地收购兼并， 最后把自己搞到资金链断掉，这类高杠杆冒险应该受到严格的约束和管控。不仅是金融机构要约束管控这类杠杆贷款，企业家、董事会自己也该留有余地，要有这方面充分的意识，管控好现金流、管控好资产负债率，管控好自己的亏损或者效益。
再一方面，千做万做，赔本的生意别做，产能过剩的生意别做。一个企业千万不能以为自己聪明能干、竞争能力强，过剩的恶果都是别人承担，我的企业在过剩的领域里照样能够跑马圈地，能够拔得头筹，能够取得良好效益，这都是过分自信的表现。在市场经济里，一个行业有10%～20%的过剩是正常的，这个百分之十几、二十正好是优胜劣汰、动力所在，促使一些劣势企业、劣势产品被淘汰出局。但是如果这个行业有30%以上的过剩，比如有40%、50%的产能过剩，就会出现全行业亏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对企业家来说，千万不要在产能过剩行业再去增资扩产。总之，要在财务指标上，在发展的前景上，控制好自己的业务的方向、业务的范围，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这是讲微观，是讲具体的产业行业结构中企业去杠杆、防风险的一些问题。
从宏观上说，我们企业部门高杠杆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还处在不成熟状态，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跑了27年，但目前还处在不健康、不健全、不理想的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7月份的金融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非常深刻地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的一块短板，金融市场一方面在银行理财业务、非银行金融企业资管业务等方面发展过度，另一方面资本
市场发展不足，目前还是短板，是瓶颈。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的短板、瓶颈，使得我们国民经济的宏观融资比例出现了问题，比如去年全社会新增的融资，债权融资占90%还多一点，股权融资10%不到，这是什么意思呢？企业银行贷款是债务， 信托融资也是债权，各小额贷款更是小高利贷性质的债权，即使是在资本市场上发的债券，或者在银行间市场上发的中票，也都是债务。中国总的新增融资90% 以上是债权，只有10%不到是股权，这样的市场融资结构如果长期存在，我们的 国民经济的高杠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还会越来越高。如果现行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是70%，而这些企业每年新增的融资量总是90%的债务、10%的股权，由此类推， 这些企业几年后的资产负债率就不是70%，而是80%甚至90%。
讲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我国国民经济的融资结构在体制机制上缺少股权融 资，抓好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例，是国民经济去杠杆、防风险的关键措施。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共16章60个条款，其中第四章讲到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改革时，特别讲到了一句话，就是要解决好中国工商企业股本的市场化补充机制，这句话深刻地指出了解决国民经济高杠杆率，特别是企业高杠杆率的关键所在。这是我们的心病，是要害之处、瓶颈之处，必须着力去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既要靠工商企业自身的利润积累，滚成资本，从微观结构上去解决一些问题，更要靠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市场的发展，从国民经济融资的整个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整体上讲，如果每年全社会新增融资中股本融资能占50%以上， 形成债务融资、股本融资各50%的格局，企业融资高杠杆问题就能有一个根本性的好转趋势。
三、退市制度到位，注册制就能顺理成章出台
从2009年到2017年的最近七八年，在美国全社会每年融资里，企业融资的70% 来自股权融资、30%是债权融资，我们却正好倒过来。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根 本办法是发展健全的资本市场，不光是A股市场，还包括场外的、场内的多层次 资本市场，总之是股本融资市场。这个市场的龙头是什么呢？当然是A股这个主 板市场，包括私募基金、OTC在内的各类股权投资，投资的目标最终还是要上市 的。所以，主板市场如果不健全，其他多层次的场外市场也不会发展顺利。总之， 提高股权融资比例的关键在于资本市场必须健康地发展好。
大家看我国资本市场，不管是20多年来，还是最近几年来，都会看到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就是很多的拟上市企业压在那里，曾经有六七百个企业排队要上
市，形成堰塞湖。IPO一启动，发行了三个月或者半年，发行的量多了，资金抽水抽得多了，股票指数就往下掉，掉得受不了就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半年一年又启动，周而复始。最近十几年，已经有过七次停发整顿、开开关关的情况。
仔细想想，也不是不想IPO正常运转，谁不想呢，都希望正常发行。但是一 旦发行上去以后，过了一阵子，股市跌了个百分之二三十，股民也好，公司也好， 社会各方面又会感觉到受到了发行的压力，不得不倒逼证监会停止发行。这样周而复始的现象不是谁聪明不聪明的问题，也不是管理者能力强和弱的问题，本质是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股市发行缺少两个基本制度——一个是注册制，一个是退市制度。
在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中，除此还包括投资者保护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各种违规案件严厉惩戒制度等许多制度。在所有的制度中，有的是树根、树干性的， 有的是树枝树叶性的，而注册制和退市制度就是根基性制度。在这两个制度中， 注册制是方向，退市制度是前提。
对比美国上市公司一年退市有百分之八到十，中国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百分之一，甚至有些年几乎没有退市的。自1990年上证所成立以来，全部退市的股票数量只有100多个，2009年后有些年一个都没退。尽管证券法有退市这个要求， 但实际操作中没有真正到位，缺少具体的规章制度法规、操作的程序。总之，市场化的退市不存在，市场化的上市也无法推进。只进不出、只吃不拉，人活不了， 退市制度不建立好，企业上市也无法正常制度化。目前，注册制出台最大的障碍就是退市制度还没有到位，什么时候退市制度到位了，注册制就能顺理成章地出台。
成熟的资本市场往往有两个情况：一是每年上市的企业和退市的企业大体相当；二是每年退市企业中，主动退市和被动退市企业大体相当。纽约华尔街上市的股票，上世纪80年代就有3000多个，美国每年上市有两三百个企业，十年就有两三千个，20年就四五千个，长此以往会不会变成一万个？没有，现在还是3000 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进退大体相当。有些年退市数量大于上市数量，若干年后累计，退市和上市的大体相当。比如，2009年退市200多个企业，上市100多个， 退得多了点，但从过去10多年来看上市和退市差不多。
看到这样的场景，你就会想象，每年的3000多个上市企业中，垃圾一点的， 效益不好的，经过长期考验指标不达标的，就会退出市场。然后不断有优秀的新的企业上市，这些新企业有的哪怕现在还没盈利，但它往往是前景很好、日长夜
大的独角兽企业。这样的股市年年进行结构调整，越调越好，股市市值也会越做越大。国民经济的最有效的利润都集中在上市的企业中，股市也就成了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从这个意义上讲，优胜劣汰、有进有出、有呼有吸是股市健康发展的生命之基。如果只重视上市方面怎么快速健康有效的发展措施，在退市方面不下功夫、不啃硬骨头，市场就不会健康发展。
四、退市怎么退
刚才着重讲了退市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它的意义。那么大家又会问，退市怎么退？
前面谈到，成熟的市场有一个现象，就是它既有强制的退市，又有主动的退市。退市企业的总数里，主动退市和强制被迫退市的数量大体相当。经常出现的场景是主动退市大于强制退市的数量，对主动退市申请的，也是注册制管理，只要合法、没有猫腻，退市方便有效，退得光明磊落，干净利落。
在强制退市方面，三种情况要无条件地强制退市。第一种，上市过程中造假的。凡在新股IPO过程中造假的，上市以后一旦发现，采取零容忍措施，无条件退市。这没有任何人会同情，一票否决。相关联的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也要“陪绑”，受到相应的惩罚。第二种，你已经上市了，每年都有年报，都有信息披露，披露时如果造假、欺瞒，最后查实信息披露的造假问题，涉及刑事犯罪性质的，董事长、总经理等关键的当事人被依法处理了，只要这个案子的信息披露案件犯错性质达到了刑事案件的档次，这个企业就要强制退市。第三种，企业本身连续若干年经济指标达到退市标准，依法强制退市。这三种强制退市，无条件执行，任何企业碰上就退市。长此以往，形成惯例，形成习惯，不会吵架，不会不稳定。关键是执法的力度，制度规定的明确。
那么另一方面，主动退市这一环呢？当然也很重要，它是降低退市成本、保持退市制度常态化运行的重要手段。
这方面，也有三类，一种是董事会根据企业某种特殊情况，比如考虑从这个市场退出到另一个市场上市，只要没有违法，申请之后该退就退。第二种它可能意识到自己今后几年随着经营发展，它的行业趋势、企业状况已无法达到上市要求，与其被强制退市，不如主动退市，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还有一种主动退市是，自己的企业要退，有人愿意收购、借壳上市也是主动退市的一种，就是说原来垃圾企业退市了、退出了，优质没上市的企业借壳以后上市，也是原企业的主
动退市。
总之，主动退市有各种类型，强制退市也有各种类型，只要把这些类型企业退市过程法治化、市场化、公开化、制度化，而且非常严格地推进，每年就会有两三百家企业正常退市，也有两三百家企业正常上市。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基础生成了，注册制和退市制度的法治形成了，再加上信息披露制度、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制度、对投资人的保护制度、上市公司上市和退市的审查不再由证监会审查而是由交易所作为市场的管理机构来审核，整套配套制度匹配到位， 整个资本市场法规体系中树根、树干、树枝、树叶性质的制度也就完整丰富了。总之，资本市场法治最重要的制度就是注册制的法制和退市制度的法制，以
及投资人保护制度的法规、违规违法行为打击的法规、信息披露的法规、证交所对上市企业退市审核监管的规章。做好这些资本市场就会健康发展。
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两年，证监会和国家有关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对推行注册制相关联的投资人保护制度、上市公司正常化常态化上市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以及交易所怎样加强交易监督管理，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上市公司审查方面，最近请了一批交易所的管理人员一起参加证监会的发审和审查，这就为今后最终实施注册制由证交所承担上市公司注册上市的业务审查管理工作，创造了无缝对接、平滑过渡的条件。可以说，证监会最近两年为注册制最终推出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工作。
特别是在退市制度方面，大家注意到，最近几个月证监会对退市制度的管理也出台了若干基础性规章文件。所以，我相信再过两三年时间，到2020年时，我国一系列重要的资本市场制度体系和管理的措施将会系统到位，注册制和退市制度也会同步生效。由此，我相信，今后十年，中国企业股权融资比重会出现大比例的提升，国民经济证券化率将从现在的50%左右提升到100%左右，企业债务杠杆率会大幅下降，中国宏观经济杠杆率也将会有较大幅度下降，建立中国企业股本的市场化的补充机制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也一定会实现，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型经济全球化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启动会上的演讲
（2018年5月12日）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中国社科院设立“一带一路”国际智库，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加强新型智库建设要求的重大举措，是聚共识、汇众智、合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行动。能够成为智库一员，我深感荣幸，将尽己所能，多谋发展之计，多献务实之策！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伟大构想，引起世界各国广泛共鸣。
5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同秉持亲善惠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持续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批重大项目落地生根，众多发展难题成功破解，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超过600亿美元，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达到了4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正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朋友圈” 不断扩大，影响力日益增强，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 符合各国人民利益，既为我国改革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各国合作发展和全球治理变革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一带一路”塑造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五大特征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过去几十年，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在开放领域形成了5个特点：一是引进外资为主，以弥补国内资本匮 乏；二是鼓励出口为主，以发挥劳动力和要素成本比较优势；三是沿海开放为主， 以充分利用沿海区位优势；四是货物贸易为主，重点发展加工制造等实体经济； 五是适应和融入国际贸易规则为主，以开放倒逼改革、促进发展。这样的开放模式，推动我国成为了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对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严峻挑战。我国经过几十年快速增长，国内劳动力成本和经济要素成本上升，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习近平主席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要
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极大改变了国家开放格局，推动开放向广度、深度、高度不断拓展，形成了五个新的时代特征：
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2010年—2017年， 我国每年实际利用外资从1057亿美元稳步增加到1310.4亿美元，增长23.9%；同期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590亿美元增加到1200.8亿美元，翻了一番多。我国正从贸易大国转为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这是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近几年，我国商品进口增长率一直快于出口增长率。2017年，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7.8万亿元，其中， 出口15.3万亿元、增长10.8%，进口12.5万亿元、增长18.7%。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但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我国进口规模的持续扩大，不仅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满足老百姓(75.650,-2.21,-2.84%)消费需求，还必将增强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
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施，中西部地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明显提速，正在由过去的“跟随跑”变为“齐步跑”甚至“领先跑”，我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正加速形成。
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FTA框架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在双边和多变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呈现快速增长之势。2010年—201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3624亿美元增加到7130亿美元，年均增长14.5%，为同期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平均增速的2倍。2017 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7万亿元，有力促进了我国外贸结构的持续优化。
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我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高举合作共赢旗帜， 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推动者，展现了中国智慧和大国担当。
这些新特征，将贯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推动我国以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方向发展。
二、“一带一路”带来内陆开放五大新变化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促进生产
要素自由便利流动，打造多元合作平台，实现共赢和共享发展。此举，在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的同时，也使中国内陆地区突破了地理困局，从开放的“末梢”一跃转为开放的“前沿”。
一是打通了开放通道。过去，我国对外经贸主要依赖海路。自首趟中欧班列开通以来，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郑州等城市纷纷开通中欧班列。现在中欧班列国内线路已增至61条，通达欧洲13个国家、41个城市，累计开行班列突破7600 列。依托中欧班列，中西部城市大力发展江海、铁水、铁空联运，进一步联通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空中走廊方面，全国前十大机场，北上广深杭占据6席， 成都双流、昆明长水、西安咸阳、重庆江北占据四席，中西部地区在“一带一路” 区域联通和经济合作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是形成了口岸高地。以前，我国口岸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内陆货物进出口必须运到沿海通关，可谓“一江春水向东流”。近年来，国家陆续在内陆腹地设立了100多个国家级口岸，一批汽车、粮食、肉类、木材等进出口指定口岸也相继建立。海关体系还全面推进“单一窗口”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形成了便捷高效、畅通安全的通关模式。
三是设立了内陆保税区。保税区具有“境内关外”特征，叠加着海关各类优惠政策，集中了保税物流、保税加工、保税服务、保税贸易等多种功能，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载体。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提速，国家在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20个中西部省市区设立了30余个保税区，打破了内陆地区不沿边、不靠海不必也不能设立保税区的既有格局，带动内陆地区开放步入了新阶段。
四是增添了开放平台。国家相继在中西部布局了重庆两江、甘肃兰州、陕西西咸、贵州贵安、四川天府、湖南湘江、云南滇中、黑龙江哈尔滨、吉林长春、江西赣江等10个国家级新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也落户重庆。近几年，国家布局的11个自贸试验区中，内陆省份就占了5个，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均建起了自贸“试验田”，内陆开放加速迈向全国前沿。
五是构筑了开放型产业。借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我国内陆地区打破以往“碎片化”格局，按照产业链垂直整合、集群发展的思路，加快承接加工贸易转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和质量明显改善。5年来，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由25.6万亿元增至38.2万亿元、年均增长8%以上，进出口总额增加到了4.2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有了重大提升，内陆开
放发展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
三、“一带一路”建设重在资源优化配置
“一带一路”认同的是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遵循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目的是造福世界、造福人民。习近平主席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以开放为导向”，“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一带一路”建设重在聚焦“五通”， 依靠制度创新和规则完善，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这方面，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具有低成本、高效率、轻资产的特点，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选项。可从五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是加强物流联通。物流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拥有丰富的资源、较好的产业和基础设施条件，现在的问题是点状分布、缺乏联通。应加快建设跨区域物流网，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联通。尤其要聚焦关键通道、关键城市、关键项目，联结陆上公路、铁路道路网络和海上港口网络，打通中蒙俄、新欧亚大陆桥、中国—中亚— 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互通有无、优化资源配置。
二是促进金融融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脉通，增长才有力。今年4 月，习近平主席在亚洲博鳌论坛上，作出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的承诺，准备推出“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 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等系列举措。应当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重点围绕满足投融资、统一货币结算和金融服务三大需求， 创新投融资模式，完善金融服务网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三是发展“丝路电商”。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保持年均30%左右的增 长，去年交易规模达到7.6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近三成。据测算，2020年 全球跨境电商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万亿美元，跨境电商已成为国际贸易竞争新的 制高点。“一带一路”覆盖65个国家、44亿人口，是巨大的市场。我国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电商企业已有较强实力，应落实商务部“丝路电商”设想，支持电商平台走出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电子商务合作机制，真正实现“买全球，卖全球”。
四是壮大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当前，我国云计算已经铺就覆盖全球主要互联
网市场的“普惠道路”，发展云计算大数据服务独具优势。应加快落实“数字丝绸之路”构想，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据信息服务、互联网业务和国际通信业务领域的互联互通，积极拓展数据通信、存储、处理、软件开发等业务， 打造云计算大数据产业集群。
五是拓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研发设计、专利技术、工程咨询等资本技术高度密集，是服务贸易的高端领域，也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国正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已经形成了一批发明专利、技术标准和核心知识产权， 应当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一带一路”创新网络，打造专业技术交易网络平台， 发展面向沿线国家的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等技术服务贸易。
女士们，先生们！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迈出坚实步伐，接下来是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动它行稳致远、继往开来。这就要凝聚各方智慧力量，“一带一路”国际智库成立恰逢其时。我们应当用好这个平台，争做思想的集聚地，汇集各国政要、商业领袖和学界精英，集思广益，碰撞思想的火花；争做政策的策划者，聚焦“五通”， 围绕建设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把方向、出思路、提建议；争做沟通的新桥梁，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密切交流往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凝聚各方共识。我坚信，“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大有可为、大有作为，一定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谢谢大家！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
在“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的演讲
（2018年5月19日）
一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X摈弃了教条主义，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摈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ZZ路线，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国家建设由封闭转为开放，由人治转为法治，由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一个重中之重的变化就是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今天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资本市场。
二
中国的资本市场，在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于90年12月成立上交所、91年5月成立深交所时起步。至今28年来，采用了摸着石头过河、先探索试点，再规范发展（认购证、文化广场作交易大厅）；先重点突破，再整体推进；企业流通股权实行先增量后存量，先股权分置再实施全流通；IPO上市先搞审核制，等条件成熟后再搞注册制；管理上先政府规章再法治化覆盖。20多年来，面对一个新生的初级市场，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面对着各种客观存在的体制性问题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的局面，法律的制定和健全完善也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现实，我国政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针，既不搞洋教条，把西方成熟市场规则照搬照套，也不搞摊贩市场式的误打误撞；既有问题导向，切实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又有目标导向的顶层设计、系统配套。想想近十年IPO发行闸门多次开开关关，经常为人诟病，这其中包含着管理层多少兼顾改革、发展、稳定的理性判断，以及尊重现实的无奈。当然，我们的资本市场也遇上过经验不足的失误，比如2015年因高杠杆配资管控不到位引发的股市泡沫的教训和2016年初熔断机制实施带来断闸停摆的教训。中国资本市场尽管有这些坎坷，还是克服了各种困难，有了长足的发展。想想西方成熟市场已经有了200 多年的历史，其中有70多年大起大落、制度混乱、作奸犯科盛行的情况，我们20 多年遇上的这些问题、困难，真不算什么大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困难，都得到了稳妥的化解。现在，资本市场规模逐步壮大了，法制建设逐步到
位了，信息披露逐步规范了，监管体系逐步健全了，国际化合作体系逐步突破了。总之，20多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化方向、法制化需求、公开化制度、国际化导向。20多年来，在X中央的领导下，我国资本市场在探索中前进， 在改革中创新，在总结教训中积累经验、改进管理方法，走出了一条符合市场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每想到此，我们这些改革开放的过来人，不由得心潮起伏、倍感振奋。
三
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六方面的重要功能。
（一）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到2017年，中国资本市场总市值接近50万亿元，上市公司总营业额超过百万亿元，利润三万多亿元，包括上市公司债务在内的总资产约100万亿元，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占有半壁江山的分量。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持续发展，并且大大提升了经济总量和企业规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市场既是中国经济的前进动力，也是企业腾飞的翅膀。
（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高质量、有效益的发展， 资本市场的独角兽制度，风险资本投资机制能极大地促进企业科技创新。以资本市场的逐利特性、用脚投票的资源配置机制，极大地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企业实施现代企业制度。现有的国企民企， 一旦成了上市公司，既受到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律所训导，又受到交易所、证监部门监管，理念上、行为上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成为有激励有约束的理性的行为法人，不仅会增强股东意识、公司治理概念，而且通过强制性信息透明度原则倒逼上市公司管理层形成讲真话、不讲假话的行为人。
（四）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传统金融体系是指以商业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 现代金融体系是指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不仅仅具有媒介资金供求关系的机制，而且还具有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分散风险和分享财富成长三大功能的机制。资本市场发展好了，能改善国民经济的宏观杠杆率过高的问题，降低全社会融资中过高的债务比重，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债权转化为股权，还能有效的消除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融资不规范、非法集资、金融欺诈等问题。
（五）让老百姓增加致富途径，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老百姓。资本市场加快了社会财富特别是金融资产的增长，以前中国人主要靠增量来增加家庭财富，现在可以用存量来增加财富。国际资本市场的经验表明，如果从50年到1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股票、房地产、国债、黄金四方面的投资收益最高的
首先是股票，第二是房产，第三是债券，最后是黄金。总之，资本市场提供了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财富成长机制，建立了一种人人可以参与财富的分享机制。
（六）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探索了高质量有效益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深刻地指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 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方向是混合所有制，也是要求国企转制为股份制、股份有限公司。而上市公司恰恰是最规范最典型的股份公司。作为公众公司， 上市公司理所当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最佳的实现形式。
过去28年中，资本市场上这六种功能已经在国民经济中逐步体现出来，今后二三十年必将更深刻的显现出来。当然，中国资本市场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需要进步的地方，概括起来大体有九个方面：一是总量还小，国民经济证券化率不到50%， 还有巨大成长空间；二是交易所竞争力不够，交易品种和数量还不丰富，商品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有待发展，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三是市场分割，比如A股、B股、香港红筹、H股，债券分为银行间中票和交易所债券，这些市场分割降低了资本 市场的有效性。四是发行机制不健全，注册制还没到位。五是退市制度不健全， 目前总体上还只有说法，还没有真正到位。六是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和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七是证券公司综合实力、竞争力较弱，主要靠经纪业务支撑，直接投资、并购顾问能力不高，证券公司行业集中度太低。在成熟市场，前10位的证券公司一般能占到全行业的业务量的60%甚至75%，我们现在不到30%。八是投资者结构 不合理，散户投资者多、机构投资者少，保险资金、养老金投资规模小，PE发展不规范、运作模式、风险管理、资金来源和托管方式都有问题。九是发展和监管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需要加强。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按习近平总书记要补上资本市场发展短板的精神要 求，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多样化的投融资工具，大力培育多元化的投资者群体，切实加强资本市场的诚信建设，坚决打击证券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防范和警惕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把资本市场建设成为经济发展发动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杀手锏，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的推进器，老百姓致富的财富通道而努力工作。我相信，到2050年，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 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我们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
如何防范宏观经济去杠杆和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
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主题论坛的演讲
（2018年6月23日）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结合今天论坛“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主题，我围绕两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一、关于宏观经济去杠杆
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中国经济去杠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去杠杆、防风险的工作作为今年三大关键性的重点任务之一，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
目前，我国的宏观杠杆率确实比较高，具体有四个指标可以衡量：
一是M2。2017年，中国M2已经达到170万亿元，我国GDP是82万亿，占比已经达到2.1：1。相比而言，美国的M2跟GDP比是0.9:1，现在M2大约是18万亿美元。所以，我们这个指标显然是非常非常的高。
二是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005年，我国金融GDP比重只有4%，之后迅速上升，2016年年底是8.4%，去年底是7.9%，今年1-5月份还是在7.8%左右。
从全球看，全球金融增加值占GDP的4%左右。我国这一比重，已超过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在西方，金融业比重过高往往意味着经济危机的到来。
比如，日本1990年达到高点6.9%，随后经济危机爆发，资产负债表衰退，步入“失去的二十年”。美国2001年达到高点7.7%，之后互联网泡沫破灭，2006年达到7.6%，之后次贷危机发生。
三是宏观经济杠杆率。去年，包括政府的债务，居民的债务和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加在一起差不多是GDP的250%，在世界上处在较高的位置。在这三大部分的债务杠杆之中，去年底，政府的总债务是37万亿人民币左右，占GDP的47%左右。
居民的债务，过去几年增长的比较快，目前占GDP比重是45%左右。非金融企业的债务，这个债务占GDP的160%左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目前，美国也是250%，日本有350%，英国也比较高，意大利等欧盟国家中财政比较差的国家也异常的高。即使这样，我国也排在世界前列。
四是全社会新增融资中的债务率。每年的全社会新增融资量，在十年前是五六万亿元，五年前是10-12万亿元，去年全社会新增的融资18万亿元。在新增融资中，股权性质只占总的融资量的10%，90%是债权。
大家可以想像，如果每年新增的融资总是90%是债权，10%是股权的话，10年后我国的债务肯定不是缩小，只会越来越高。
从这四个指标来看，中央提出宏观经济去杠杆、防风险，不是无的放矢，是抓住了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要害。
一是过度紧缩型的去杠杆。这是非常糟糕的去杠杆，去杠杆当然会带来金融紧缩，但措施不当，金融过度紧缩，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箫条、企业倒闭、金融坏账、经济崩盘等局面。
二是严重通胀型去杠杆。通货膨胀也能去杠杆。通过加货币去杠杆，坏账通过发货币稀释掉了，这种通货膨胀把坏账转嫁给居民，如果过于严重，会带来剧烈的经济危机、社会振荡。
三是良性的去杠杆。虽然经济受到了一定的抑制，但是还是健康地向上，产业结构、企业结构调整趋好，既降低了宏观经济的高杠杆，又避免了经济萧条， 保持了经济平稳发展。良性的宏观经济去杠杆，要从宏观上形成去杠杆的目标体系和结构。
假如，我国国民经济宏观杠杆目标下降50个点，杠杆率维持在200%左右比较合理。那么，财政、居民和企业三方面是平均降，还是突出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这一块？要害是把企业160%的负债率降三五十个点到100%-120%。
这是一个定量定性的宏观目标，操作上既不能一刀切地想两三年解决，这容易造成糟糕型的通缩去杠杆，也不能用一种办法孤注一掷，应该多元化去杠杆。
一是核销破产。如果现在130万亿企业债务中有5%是必须破产关闭的企业造成的，那就该有6万多亿的坏账核销。这对企业来说是破产关闭，对银行来说是坏账核销，宏观上说是债务减免。
二是收购重组。这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没有破产， 但是会有一些债务豁免。比如，2000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实施了1.3万亿元的债转股、债务剥离，当时的债转股重组中，对活下来的企业约减免了五千多亿
的债务。如果现在我国130万亿企业债务有10%需要通过债转股收购兼并等资产管理手段重组的，那也会有6万多亿元债务减免。
三是提高股权融资比重。如果全社会融资中股权融资比例提高到50%，那么一年就增加8万亿、10万亿的股权，这样企业债务三五年相当于会减少三四十万亿，一年十万亿的话，五年就有五十万亿，三年里面就是三十万亿。
四是调整物价指数。通货膨胀是客观存在的，就算每年保持2%-3%的增长， 五年也有10个点的债务会被稀释掉。如果完全变成紧缩，那么资金链会出问题的。
五是平稳调控M2增长率。每年M2增长率应该约等于当年GDP增长率加上通货 膨胀率。如果GDP是6.5%，通货膨胀率2.5%，加在一起是9%，再加一个平减系数。在通胀时期平减系数逆周期调控减1个点，通缩时期加1个点。
总之，这一方面要平稳，既不能像前几年15%、16%的增长率，也不能为去杠杆骤然把增长率降到5%、6%。
二、金融产品创新风险防范和去杠杆
一般来说，金融企业的创新可分为三类：
一是因经济发展需要、围绕实体经济的问题导向而出现的业务模式创新。比如近几年因互联网发展而出现并纳入监管部门牌照管理的第三方支付、网信银 行、消费金融等业务模式；
二是因技术进步、金融科技发展而形成的服务方式创新。比如手机上大量使用的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付方式创新；
三是为追求利润、提高杠杆而进行的金融产品创新。在金融监管中，最需要防范的就是金融产品创新这一方面，因为金融产品创新往往是通过多种金融产品和工具叠加，抬高杠杆，以获取丰厚利润的代名词。
银行、信托、保险等各类金融企业按牌照功能各管各的与企业做业务是一种常规，但是如果一个金融企业将多种牌照的通道业务叠加、嵌套成一个出口与企业形成融资、投资的接口关系，往往就是产品创新。
通常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影子银行的资管业务包含着大量的这类产品创 新。影子银行的基本运行方式就是从短期的资金市场获得融资，然后投资到期限较长、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中。商业银行的资金通过表外理财业务或同业拆借市场转移到影子银行，成为这些金融产品的基础资产。在这个过程中，影子银行的高杠杆性放大了金融风险、不透明性产生了金融风险、与商业银行的关联性传递了金融风险。
因此，金融产品创新与金融业特别是与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影子银行、资管业务是相伴相生的关系，但任何金融工具的使用都需要把握一个“度”。
从横向看，我国形成了银行、债券、保险、小贷、保理、担保以及私募股权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基金等十七八个金融品种、业务、牌照。
从纵向看，一般来说，金融机构在创新过程中设计的任何金融产品，在吸收资金和投放资金时往往采用高息揽储、刚性兑付、资金池、期限错配、多通道叠加、多抽屉协议嵌套“六种组合器”。
比如为了吸引资金而大量使用高息理财和高息揽储的高回报诱惑、为了增加信用给与投资者刚性兑付的印象、为了沉淀资金建立资金池等、为了提高资金投放效益则大量使用期限错配、多抽屉嵌套、多通道叠加等手段。
这六种手段事实上会使金融系统杠杆累积、透明度降低，在顺周期时产品效益大幅叠加增长，在逆周期时产品亏损也是大幅叠加增长。
总之，在影子银行的理财业务、资管业务开展过程中，横坐标上武器库中有“十八般武器”，纵坐标上连接工具有“六种组合器”。当“十八般武器”与“六种组合器”以不同的组合形式结合在一起，就是金融产品创新的过程。如果组合得好，信用、杠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边界内，既表现为合理的杠杆比，又表现为有信用，那就是成功的创新。如果组合的不好，就是伪创新、乱创新。
第一种，高息理财、揽储和刚性兑付。比如万能险是一种理财性质的保险品种，利息一般比同期存款利息高50%左右，高息理财是它的基本逻辑。因为有较 高的利息、较高的回报率，大家才会来投。但没有刚性兑付的高利息、高收益是无法吸引人的，如果资金给了你，到时候你连本都还不了，怎么办？所以，刚性兑付是一切吸引社会人群集资、融资行为发生的直接动力，没有刚性兑付的信用， 高息揽储对人群的吸引力也会丧失。
为什么我们敢把钱放到银行？因为它刚兑，不会坏账。为什么万能险有风险， 老百姓还是敢买？因为万能险都是通过银行理财系统卖出来的，大家误认为这是银行出来的不会坏账。如果哪一天真要打破了这种刚兑概念，那投资者就要考虑风险了。
第二种，多通道叠加、多层次嵌套。比如，高现价万能险，本来杠杆就很高， 为了进一步扩大杠杆，再向银行借贷，往往将自己的理财险转化为私募基金，形式上成了股权资本，遮蔽了这部分资金的杠杆特性、短期特性，与银行资金嵌套
并采用“优先、劣后”的抽屉协议，让银行很放心。
因此，部分保险公司就利用保费收入，形成银行理财嵌套私募基金的组合， 积极配置股票甚至举牌上市公司。这些年，屡现国内中小保险公司收购上市公司的“蛇吞象”，基本上都是通过万能险加杠杆实现的。几个环节叠加起来，杠杆比被大比例放大，风险也成倍增加。
第三种，资金池错配。当资金池里有多种渠道来的钱，有的是一年期要还， 有的是两年期要还，而贷款出去往往要三五年、十年才有效益，才有分红，才有现金流，这时候用后面筹来的钱还前面的，这个资金池是很有用的。
但如果资金池使用过度，全都变成期限错配的资金池，就会出现流动性风险。比如高现价万能险，保单期限往往1—3年不等，但如果过度用于举牌上市公司而不能实现资金从股市的自由退出，当迎来满期给付及退保高峰时，如果后续保费跟不上，期限错配就会引发大的流动性风险。
第四种，创新中的底线监管。作为金融监管，就需要设立禁区，避免各类金融工具的过度使用，明确规定不可逾越的“底线”。
比如，影子银行当然可以建资金池，但资金池投放资金时的期限错配比例， 一般不超过20%，绝对不能超过30%。如果超过了甚至达到100%，那就会演变成“庞氏骗局”。
又如，理财业务、资管业务金融产品利息当然会比基准利率高，但不能超过利率上限，通道业务一般会收取0.5%-1.5%左右的通道费，看似不高，但如果四五个通道叠加，就会演变成高利息的金融产品，所以应该明确规定通道叠加不能超过两个以上。
还如，抽屉嵌套业务也当然可以做，但只能是一两层的嵌套，决不允许三层以上的嵌套行为。这样做，至少底数是清晰的。
最后，也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事，就是防止高杠杆叠加造成的高风险积聚。在企业和金融机构融资配资过程中，一定要防止每个环节杠杆比虽然合规，但多嵌套、多通道、多环节叠加成高杠杆的畸形状况。这就应实行表内表外穿透监管。
只要是一个企业、一个项目融资，就应把各环节各通道的杠杆比打通算账。比如，如果小贷公司的资本融资比是1:2.3，形成的贷款做ABS如果可以反复
循环10次、20次，就会形成几十倍的杠杆比，证券交易所就应对此设立循环次数， 比方说不得超过三或四次，两项叠加，整体融资总量的资本充足率应约束在1:10 以内，从而实现风险大体可控、市场也能搞活的局面。
总之，只要按照中央要求，切实把握好金融去杠杆的政策节奏和力度，分类施策，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市场金融风险情况，采取差异化、有针对性的办法， 就一定能够打赢金融去杠杆的攻坚战。
在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2018年7月7日）
老师们、同学们，受王江、张春同志的邀请，我有幸参加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2018届毕业典礼。站在这个讲台上，看到同学们青春的面庞、清澈的眼眸，一股蓬勃朝气扑面而来，让人倍感欣慰，又心生感慨。在你们即将告别校园、踏入社会之际，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金融的体悟和感受，希望能对大家的职业生涯有所助益。
同学们的专业都是金融学，我首先和大家分享一段28年前小平同志关于金融的重要论述，这一论述，应该成为每个金融从业者的“座右铭”，永记于心，终生回味。记得1991年2月18日，大年初四，小平同志到浦东视察。在听取时任上 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同志汇报时，老人家讲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话：“金融很重要， 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 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这个要好多年以后，但是现在就要做起。”当时，我有幸在现场聆听， 受到极大震撼。
小平同志这段精辟论述，以一名世纪伟人的思想伟力与远见卓识，道出了四层含义：一是说明了金融在国家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二是指出了推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法，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要抓好金融这个关键环节；三是提出了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未来的方向，中国人民币最终要走向自由兑换，深刻指出了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是货币自由兑换；四是指出上海应该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希望上海为“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作出贡献。这段话，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对我国经济建设至关重要的金融战略，指明了我国金融领域改革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其意义极为深远，犹如一粒思想的种子，在我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成为后来我学习金融知识、处理金融事务的思想指引和动力源泉。
按照小平同志的理论，中国的金融在世界真正有地位，就是中国的人民币能在世界上自由兑换的时候，这是金融强国实现的标志。大家要知道，1990年、1991 年中国的货币根本连贸易项下都没有自由兑换，一切都是管制的。在那个时刻， 小平老人家能够非常深邃地、高瞻远瞩地讲了今后货币要自由兑换，是多么的有睿智、有气魄！小平说了这个话以后五年，到1996年中国人民币在贸易项下实现了自由兑换。
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多年，中国人民币逐渐国际化，跨境人民币的交易量越来越大，结算量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也有一些国家把我们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2015年，人民币加入了SDR。再过二三十年，当有一天人民币在资本项下也能够自由兑换的时候，当有一天人民币不仅成为贸易清算、结算货币，而且成为资本项下自由兑换的货币，成为各个国家的储备货币，成为世界各国货币中的一种锚货币的时候，小平老人家的目标就实现了。老人家说，这件事要很长时间，我相信十九大报告提出的205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候，这个货币目标一定能实现。
社会在前进，时代在发展，但金融的重要地位始终未变，国家对金融的高度重视始终未变。去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明确提出了做好金融工作的四条重要原则， 即：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特别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习总书记这些重要讲话，是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每一位金融从业者都应当牢记于心、始终遵循。
对金融的重要性，同学们都很熟悉，学了多年金融，想必也会有这样的感触： 金融产品种类繁多，操作手法眼花缭乱，似乎让人摸不透。在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有这样的困惑不难理解。不过，我们看问题、想事情，要善于抓住本质、化繁为简，这样才能得心应手。说到金融的本质，归纳起来，就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金融归根到底是中介服务，不管什么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只有从这个原点出发，才能实现自身价值。比如银行， 一头揽储、一头放贷，赚取的是利差，分散的是风险，充当的是桥梁。再如保险， 人在健康、安全时购买，遇到意外时救急，实际是构筑了一种财务平衡，保险公司则运用保险资金为企业提供融资。又如证券，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广大股民购买股票博取收益，即使自负盈亏、没有刚性兑付，也是为资金供需双方搭建通道。
第二句话，信用、杠杆、风险。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是金融的生命线。金融机构本身要有信用，向金融机构融资的企业也要有信用，没有信用就没有金融。信用是杠杆的基础，一旦有信用，就有透支，透支就是杠杆。银行存贷比、
期货交易、股票市场融资融券等，都是一种杠杆比。一切金融创新的本质都是放大杠杆比，但杠杆比过高就会产生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而防范金融风险、解决金融危机就要“去杠杆”。信用、杠杆、风险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信用高的风险就低，杠杆比一般也不会太高；杠杆比高的信用就低，风险也会相应较高。金融的精髓就是把握好三者的“度”，设计一个信用可靠、风险较小、不容易坏账的杠杆比。
第三句话，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所有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母体”，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只能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就会变成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异化为自弹自唱、空中楼阁，最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谓“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讲这三句话，大家即将步入职场，相当一部分同学会进入金融行业，对未来都充满期待，有着很多美好的憧憬。现在，社会上对金融业的说法也很多，观点各不相同。有人认为金融业薪酬高，人人都能赚大钱，是发财致富的捷径；有人认为金融业“高大上”，穿名牌西装，住豪华酒店，往来“上流”社会；有人认为金融业工作清闲，喝喝酒、聊聊天，觥筹交错之间就能谈成大单，沉醉于岁月静好、月白风情；有人认为金融业是垄断行业，是市场中的“甲方”，上海话就是面孔朝南的一方，人人都围着你转；有人认为金融充满幕后操作，把金融业神秘化；更有人因为近年来金融业丑闻不少，认为搞金融的都是吸血鬼，把金融业妖魔化。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些都是假象，都是虚幻的错觉、浮华的误解。
金融本质上就是具有中介性质的现代服务业，既不是阳春白雪，也不是妖魔鬼怪，更没有那么神秘。每一位金融从业者，都需要用知识去创造价值，用劳动去赢得客户，用调查分析去规避风险，都必须沉心静气下真功夫、苦功夫。一旦踏入金融行业，加班加点将成为你的工作常态。我国金融从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超过56小时，遇到特殊岗位、重大项目，基本上是“5+2”“白+黑”。一旦踏入金融行业，你会经常“为钱发愁”。如果在商业银行工作，你要四处求人拉存款，绞尽脑汁寻找优质放贷对象，稍有疏忽就可能坏账；如果在投行工作，你会像项目承包商一样，全国各地找项目，求人给你IPO，要找法务财务梳理包装， 要找分析师咨询，要找投资人询价，要找证监会审批，要组织路演，经常是多方求人、多头碰壁、四处受气。即便是进入企业财务部，也丝毫谈不上轻松，会经
常为企业现金流而操心。一旦踏入金融行业，你还要与残酷竞争为伴。金融从业人员面临巨大的考核压力，为了工资奖金，为了职务晋升，你可能尽心尽力，心疲力竭，但业绩平平，甚至掉队；你可能面临职场竞争，可能遭遇明枪暗箭，必须学会坚强。
金融业还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面对各种或明或暗的陷阱，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困境甚至是危机。在商业银行，你可能遭遇呆账、坏账，让自己所有努力化为乌有；在保险公司，你可能遇到骗保而影响业绩； 在证券公司，一次操作失误，就可能让个人甚至公司陷入资金周转困难；在投行， 市场波动和潜在风险，可能让你血本无归；在一些网络金融企业，甚至可能因为单位的业务规程就是一个庞氏骗局，你作为具体工作人员，不识庐山真面目，愈是努力按主管要求办事，愈是把你拖入犯罪的深渊。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每一个即将踏入金融行业的新兵，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学会在逆境中看到希望，在困境中看到光明，在风险中发现机遇，在平凡中成就伟大。在今后漫长的职业生涯之中：
希望同学们守住本心、不忘初心。自觉肩负起新时代赋予金融人的重大使命， 坚守学习金融、投身金融的初心，坚守献身事业、回报社会的理想，为金融改革发展铺路架桥，为祖国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希望同学们沉心静气、脚踏实地。保持良好心态，从基层岗位做起，从基础工作做起，在具体琐碎的日常工作中学习业务、积累知识，在破解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增强本领、沉淀经验，不心浮气躁、不急功近利，扎实走好职业生涯每一步。
希望同学们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把负责的每一个项目做得周到细致，把手头的每一项任务干得出效出彩， 以实干创造实绩，以实绩证明实力，一步一步赢得业内的口碑和事业的辉煌。
希望同学们警惕风险、坚持原则。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坚守底线，在经济利益的追逐中有所不为，始终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维护好客户利益，保护好自身安全，为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同学们！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希望同学们珍惜青春时光、挥洒青春才情、追逐青春梦想，今后回首往事时，可以骄傲地说，我把青春献给了最热爱的金融事业，实现了人生的升华与超越，不负交大的培养，不负青春的韶华！
最后，祝大家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前程似锦、圆梦明天！
关于资本市场发展的功能意义及基础性机制性制度的若干思考
在第12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论坛上的演讲
（2018年8月12日）
中国资本市场自上世纪1990年起步以来，始终在X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化方向、法制化需求、公开化制度、国际化导向，在探索中前进， 在改革中创新，在总结教训中积累经验、改进管理方法，基本走出了一条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发挥出六个方面至关重要的功能作用：
一是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二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高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三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企业实施现代企业制度。
四是健全现代金融体系。
五是让老百姓增加致富途径，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老百姓。六是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探索了高质量有效益的实现形式。
今后二三十年，资本市场这六种功能必将更深刻地显现出来。当然，中国资本市场是从一个新生的初级市场、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发展起来的，各种客观存在的体制性问题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法律的制定和健全完善也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想想西方成熟市场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70多年大起大落、制度混乱、作奸犯科盛行的情况，我们二十多年遇上的问题、困难，真不算什么大问题， 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困难。只要我们既坚持问题导向，切实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又坚持目标导向，搞好顶层设计、系统配套，资本市场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困难，都会得到稳妥的化解。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发展，2015年，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明确指出“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的改革方向”。同年，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进一步要求“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总书记的重要思想论述，明确了资本市场功能地位、制度建设等重要问题，坚定了我们发展资本市场的决心和信心，是我们改善和推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遵循。
当前，中国的资本市场由于内部机制问题和外部贸易冲击影响，处在低迷阶
段，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振股市信心、扭转市场悲观预期，营造良好的股权资本环境。为此，就退市、回购、减持、基金、独角兽和补充养老保险等六个与股市密切相关的基础性、机制性制度，谈谈我的思考。
一、建立有效退市制度，打破股市“刚兑”
尽快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打破我国股市的“刚性兑付”。在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中，包括退市制度、注册制、投资者保护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各种违规案件严厉惩戒制度等许多制度。
在所有制度中，有的是“树根”、“树干”性的，有的是“树枝”、“树叶” 性的，而注册制和退市制度就是根基性制度。
这两个制度，注册制是方向，退市制度是前提，什么时候退市制度到位了， 注册制就能顺理成章地出台。
成熟的资本市场往往有两个情况：一是每年上市的企业和退市的企业大体相当；二是每年退市企业中，主动退市和被动退市企业大体相当。
纽约上市的股票，上世纪80年代就有3000多个，美国每年上市有两三百个企业，十年就有两三千个，但因为进退大体相当，现在还是3000个左右。
这样的股市年年进行结构调整，越调越好，股市市值也会越做越大，国民经济最有效的利润都集中在上市的企业中，股市也就成了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可见，优胜劣汰、有进有出、有呼有吸是股市健康发展的生命之基。成熟市场退市既有强制退市，又有主动退市，数量大体相当。
在强制退市方面，有三种情况无条件地强制退市。
第一种，上市过程中造假的。凡在新股IPO过程中造假的、违法犯罪的，上市以后一旦发现，采取零容忍措施，无条件退市。关联的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也要“陪绑”，受到相应的惩罚。
第二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造假、欺瞒，犯错性质达到了刑事案件档次，就要强制退市。
第三种，企业本身连续若干年经济指标达到退市标准，依法强制退市。
这三种强制退市，无条件执行，长此以往，形成惯例，不会吵架，不会不稳定。关键是执法的力度，制度规定的明确。主动退市是降低退市成本、保持退市制度常态化运行的重要手段，也有三类。
一种是董事会根据企业某种特殊情况，比如考虑从这个市场退出到另一个市场上市，只要没有违法，申请之后该退就退。
第二种它可能意识到自己今后几年随着经营发展，它的行业趋势、企业状况已无法达到上市要求，与其被强制退市，不如主动退市，改弦更张，另起炉灶。
还有一种是有人愿意收购、借壳上市。
由于我国退市制度不完善，每年上市数量远远高于退市数量，导致规模不断扩大，造成股市投资重点分散，易跌难涨，增量稍有减弱或新股发行稍有提速时就会跌跌不休、恶性循环，加大退市力度势在必行。
从技术上看，关键是把股市交易量、交易时间视为股市资源，不断缩减所有ST股票和违规公司股票的交易时间。
一是ST股第一年只允许上午半天交易，第二年只有开盘后1小时交易，或者只允许集合竞价时间段交易；
二是允许这些公司主动申请转板交易、私有化或主动申请退市并提交退市补偿方案；
三是允许准退市公司采取兼并重组收购措施； 四是造假退市必须依法赔偿。
总之，只要把各种类型企业退市过程法治化、市场化、公开化、制度化，而且非常严格地推进，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基础就能生成。
二、破除监管障碍鼓励回购注销
鼓励上市公司回购并注销本公司股票。这是发达国家上市公司激励投资者信心最为常规的手段。
很多人认为，美国加息、缩表会导致股市暴跌，但没有发生，原因就是上市公司大量回购并注销股票。今年以来，仅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回购并注销股票金额就接近6000亿美元。
当下，我国大量上市公司股价跌破净资产，股市下跌更加剧股权质押贷款风险，形成恶性循环。这不仅暴露了主权资本价格控制权旁落的风险，而且推高了我国以资产价值计算的企业杠杆率。
理论上，股价破净是最适宜上市公司回购并注销股票的时候，它会使股票价值提升，有利于所有股东。但由于一些制度障碍，股价低迷时，我国上市公司一般有大股东回购，同时也给其它投资者带来“今天低价买，为了明天高价卖”的顾虑，削弱了回购股票对市场的激励作用。正因如此，需要从监管角度破除一些制度障碍，鼓励上市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并注销这部分回购的股份。
三、遏制大股东高位套现与减持
遏制大股东高位套现、减持股份的行为。与回购注销公司行为相对，大股东高位套现减持股份的行为早已被我国股市散户投资者深恶痛绝，尽管证监会、交易所也曾多次指责，但巨额利益面前屡禁不止。所以，有必要从制度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发达国家股市是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所以大股东减持天然地受到机构投资者制约，但中国不同，散户投资者无法制衡大股东。
按照发达国家成熟股市的逻辑：大股东交易股票必须找到适宜的交易对手， 一般是大的机构投资者，如果大股东把散户投资者当成交易对手不仅属于错配， 而且不公平，甚至存在欺诈之嫌。因此，可考虑给散户提前于大股东减持的权利。
四、发展各类私募，提高股权投资质量
大力发展VC、PE等各类私募基金。基金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助推资本市场发展的关键所在。
我国目前由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2.3万家，已备案的私募基金约9.5万只，基金管理规模达到12万亿元，从业人员24万人左右，其中私募证券投资规模约4万多亿元，私募股权投资规模约7.35万亿元，私募管理机构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构建稳定健康的市场、塑造成熟的投资文化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与此同时，随着私募基金行业的蓬勃发展，违法违规案件也呈多发态势，必须予以重点治理。要推动私募管理公司提升管理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和法律合规水平，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目前，我国基金管理中的最大问题就是空壳公司、杂散小公司占比大。2.3 万个基金管理公司平均管理基金规模约5亿多元，其中管理资金规模达10亿以上的公司约2000个，管了约9万亿元资金，剩下的2万多个基金管理公司，只管了3 万亿元资金，大部分规模小、杂而散，有些只管理几千万元，一个亿都不到，没有太多有钱人往里投资，就可能乱集资、搞固定回报、搞高中利贷，而不是真正对企业股权进行投资。
如何提高股权投资机构的质量和能力，是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好的VC、PE公司有三个业务判断标准：
一是应当具有好的业绩回报，其收益风险比、平均收益率、回报率、波动率等主要指标良好；
二是有好的投资观念、投资流程、投研人员，有好的风控体系、流程和措施；
三是有好的、优化的公司组织架构，有较高的管理效率。
总之，VC、PE等基金在上市前是企业股权融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在上市过程中和上市后也是一级、二级市场的重要资金渠道，是推动股权融资和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
挖掘本土“独角兽”鼓励“独角兽”企业在股市健康发展。一般创新企业成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基础创新，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
第二阶段是“1~100”，是技术转化创新，是技术创新、是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需要建立各类小微企业，在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做好技术转化创新工作。
第三阶段是“100~100万”，是大规模生产力形成，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这个阶段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等。
从经验看，独角兽企业通常产生于“100~100万”阶段发展的高科技企业，成长之后市值巨大，成长过程不断吃钱、多轮融资。因此，VC、PE等市场投资者应当重点在“100~100万”这些大规模产业化成长阶段的高科技企业中，选择有成为独角兽可能的予以支持。
如果一家企业已在境外上市多年，已处成熟阶段，未来只能靠规模扩张实现增长，这样的企业以CDR方式高价回归A股，基本就是“圈钱”，只会给投资者带来高风险，应当排斥这样的回归。事实上，我国新三板上市公司当中有一些极具潜质可能发展成为独角兽的公司，只要VC、PE发展得好，就一定能把它们挖掘出来。
五、盘活企业年金，健全资本市场支柱
以企业年金、补充养老保险作为资本市场的源头活水。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发展至今，已经形成基本社会养老金（通过政府收入安排）、401K补充养老计划
（企业雇主和雇员共同支付）以及个人储蓄养老账户（每年最高5000美元的免税存款）——三大养老保障制度，其中401K补充养老计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2017年，三项养老制度存续金额分别为4.5万亿美元、8.5万亿美元和4.9万亿
元美元，总计17.9万亿美元，几近于美国GDP，其中401K独占近半份额。这么大的
规模，主要得益于其投资灵活度远高于社保基金，2009年美国股市最低迷的时候， 401K投资账户的41%配置到股票基金，9%直接配置到股票，45%配置到股债平衡型或偏债型基金，只有5%配置货币基金。
可见，401K养老计划天生和股市的命运紧密相连。我国企业年金，相当于是“中国版401K”补充养老金计划，但运行10余年，2016年底总规模刚达到1.1万亿元，尚不足GDP的2%，而且90%企业年金来自大型企业，这说明我国在这方面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年金方面存在巨大提升空间。
建议充分利用税收优惠的政策杠杆，撬动数倍、数十倍规模的长期稳定的企业年金性质的股权资本，强化我国机构投资者实力，为我国经济未来和股市长期健康发展积蓄力量。
总之，上述这些退市、回购、减持、基金、独角兽和补充养老金（企业年金） 等涉及股市的基础性机制性制度，不是短期刺激，而是长效机制；不是行政性措施，而是市场性、法制性措施；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措施，而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之下的政府更好作为。相信这些措施实施后对中国股市会有建设性的作用。
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在逻辑
（2018年9月3日）
一、慧城市建设起码经历四步骤
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即将到来，智慧城市正是以智慧支撑的城市形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全面掌握并运用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新理念、新思维，更加主动地推动城市与智慧的融合。从大逻辑来讲，智慧城市建设起码要经历四个步骤：一是让城市各种各样的物能够“说话”；二是让物与物之间能够“对话”； 三是让物与人能够“交流”；四是让城市会“思考”。
智慧城市，被认为是信息时代城市发展的方向、文明发展的趋势，其实质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城市运行系统的互联、高效和智能。在我看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有三重意义：
一是可以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智慧城市以智慧的理念规划城市，以智慧的方式建设城市，以智慧的手段管理城市，以智慧的策略发展城市，有助于促进城乡各个关键系统和谐高效地运行，从而缓解城市病。
二是可以推动高质量的发展。智慧城市是创新2.0时代的城市形态，它基于全面透彻的感知、广泛的可穿戴互联设备以及智能融合的应用，构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和生态系统，推动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全面创新，从而为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三是通过物与物、人与人、物与人的互联、互通或互动，极大增强城市信息化程度，增强获取、实施、反馈和随时随地服务的能力，可以有效地解决民生领域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服务不公平问题，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化，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根据我的理解，智慧城市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智慧，二是城市。智慧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的精气神。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善用现代技术、现代理念、现代思维，夯实城市数字基底、中枢神经和智慧大脑，让城市学会思考，如果沿用工业时代的思维方式来搞智慧城市，只能照猫画虎，低水平重复。所以，对智慧城市建设而言，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基础性根本性层面的任务，推进城市智慧化是战略性集约化层面的举措，两者缺一不可，唯有有机融合，才能最终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
要从基础性根本性层面思考智慧城市建设，要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 念，在城市的功能定位，人口，土地、房屋建设，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就业岗位五个方面的要素供给上，按照产业跟着功能走，人口跟着产业走，土地跟着人口和产业走的思路，实现五个方面的结构性平衡。
第一，城市功能定位的平衡。任何城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若是依托城市群、城乡之间的格局来发展，城市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代表着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发展方向。考察世界主要城市群和大都市连绵带，一般有四个特征： 一是城市群、大都市连绵带区域城镇化水平比较高，城镇化率一般在70%以上； 二是在城市群中，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协调分布，相邻等级的城市人口比例大多数在1：5左右；三是以交通为重点完善基础设施网络，使各城市之间交通便捷、信息畅通；四是城市功能布局合理，功能明确，城市间功能互补。要在城市群层面上思考谋划，合理确定自身的功能定位，而不能各自为政，盲目建设。
第二，人口供给的平衡。人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要素，以人为本是建设智慧城市的核心要义。当前，制约我国城市化建设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城镇化率刚过60%，人口红利就已逐渐消失，劳动力供给紧张，很多城市出现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
第三，土地房屋的供应平衡。以智慧城市促进经济增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管理资源。比如商业设施，面积一般每两三万元的商业零售额可以配置一平方米的商铺商店百货店，每两万元的GDP可以配置一平方米的写字楼。这不是计划经济，而是讲经济效益。这种配置都要按照市场需求使供求大体平衡，否则大手大脚、供过于求，势必出现空城鬼城。但是如果土地长期供应不足，又会造成土地稀缺，房价企高。
第四，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的平衡。基础设施是城市的脊梁骨，我们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重要的出发点是解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但是在总体不平衡的基础设施上，增加再多的智慧元素也解决不了问题，前提还是要做好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平衡。
第五，产业布局的平衡。产业集聚，人口才能集聚，政府才会有收入，智慧城市建设才有基础。这方面要特别做好两个平衡：一是就业总量平衡，一座一百万人的城市，扣除未成年人老人，起码有五六十万人需要就业。二是结构平衡， 城市一二三产业之间要平衡，上中下游产业链与生产企业之间要平衡，还要重点
发展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只有这样智慧城市才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二、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必须把握内在逻辑规律
智慧城市是新型城市的升级版，是未来城市的高级形态，是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致力于城市发展的智慧化，使城市具有智慧感知、反应和调控能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战术层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务必把握内在逻辑规律。
第一，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是万物互联。当前我们正步入物联网时代，5G通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让物理世界的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可能，推动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深度融合，从而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连接逐步扩大到人与物、物与物的沟通。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即将到来， 智慧城市正是以智慧支撑的城市形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全面掌握并运用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新理念、新思维，更加主动地推动城市与智慧的融合。
第二，智慧城市建设可分阶段循序渐进。从大逻辑来讲，智慧城市建设起码要经历四个步骤：一是让城市各种各样的物能够“说话”；二是让物与物之间能够“对话”；三是让物与人能够“交流”；四是让城市会“思考”。这决定了智慧城市建设有四个版本：1.0版是数字化，这是智慧城市的初级形态，目的是让我们生活的世界可以通过数字表述出来，让物能够“说话”；2.0版是网络化， 通过网络将数字化城市连接起来，实现数据交互，物和物之间能够“对话”；3.0 版是智能化，在网络传输基础上实现智能反应与调控，如智能设备、智能交通、智能工厂等等；4.0版是智慧化，借助万物互联，使城市各部分功能在人类智慧的驱动下优化运行。
第三，智慧城市建设要自下而上，由点到面地推进。智慧城市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很难先有一张施工总图，然后照图推进，其建设只能自下而上，各个领域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积少成多。也就是说，我们要按照现实需求，区分轻重缓急， 构建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智慧子系统，如智慧教育、智慧社区等，各领域各条线都可以分别推进。先把智慧城市的四梁八柱架好，要避免大规模大方案却不做细工的现象。
第四，智慧城市建设要坚持市场导向。智慧城市意味着高效率，而效率一定能够产生效益，这就能够吸引社会资本参加。比如物流领域，2017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12万亿元，占GDP15%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个百分点，如果通过发展智慧物流，把物流成本降到世界平均水平，就会节约4万亿元，这其中如果有2.5
万亿元给企业，供方和需方由实体企业分享，剩下1.5万亿给智慧物流、智慧产业、金融业等各种服务业分享，这样形势就会好得多。
第五，智慧城市建设要法制化、标准化。智慧城市是个复杂系统，也是新生事物，其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有三个方面尤为重要：一是标准，要统筹协调，加快构建包括信息技术标准、城市建设标准、信息应用标准在内的智慧城市标准体系，确保有序建设，高效集约。二是安全，这是智慧城市正常运转的基础，要加强网络安全立法和监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发展网络安全技术， 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三是扶持，政府要带头打破信息孤岛，出台鼓励社会参与的政策措施，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为智慧城市建设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房地产业发展的六种趋势及开发企业要摒弃的八种运行方式
（2018年9月20日）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房地产业对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推动经济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房地产企业自身得到不断壮大和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也染上了盲目扩展、粗放建设、高债务发展等问题。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X中央高度重视人民的住房问题，习总书记多次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 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系人民安居乐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下，行业发展大势有变，房地产企业不能再靠旧模式发展，也走不通了，转型升级成为必经之路。
新时代房地产业如何发展，有些什么趋势性特征，房地产企业该如何运行、如何与时俱进适应新时代要求，摒弃过往盲目的、粗放的、不合理的运行方式， 我作了一些思考，在此分享给大家，供思考和探讨。
一、新时代房地产业发展的六个趋势性特征
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个背景下，房地产业也将
呈现六个新的趋势性特征。
第一，每年新开工量、竣工量的增长率逐步下降，从过去的两位数降至现在的一位数，甚至以后还会有一定年份的负增长。我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已有40平方米，达到房产需求的均衡数。今后的房产需求主要体现在城市化率进一步提高、城市人口进一步增长和已有存量住房的更新改造上。过往那种城市家庭人均10平方米增加到三四十平方米的全面刚需时期过去了，每年全国十几亿平方米房地产开发量的刚需过去了。
第二，房地产企业的集中度将大幅度提高，房地产开发将进一步向规模排在前100名的房地产企业集中，小型开发商将会通过转行调整、关闭破产、重组兼并等方式逐步退出。过去二三十年，各地注册一家房地产公司几乎零门槛，据统计，全国约有十多万家房地产开发企业，中国14亿人基本上是每一万人摊上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每年的实际开发中，15%的开发商建设开发量占到总开发量的95%， 剩下85%的企业建设量只占5%，大多数根本就是趴着不动的僵尸企业或空壳公司，
这些公司形势好的时候融资造房，一旦形势不好，就容易坏账，欠一堆银行贷款、民间集资或高利贷，导致金融乱象，影响社会稳定。从房地产业看，优化房地产企业供给，就是要一方面通过提高准入门槛，把那些僵尸企业、空壳企业消除掉， 另一方面就是要支持优势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
第三，改善性住房需求将会越来越占主导地位，高品质、高品位的住宅越来越被青睐。二三十年前，城市居民人均住宅面积只有十平方米时，能有一个50～ 80平方米的厨房和卫生间独立的小户型房，是多少家庭的梦想。现在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会要求面积更大一些、户型更舒适一些、环境更宜居一些。
第四，房地产企业负债率将逐步降低。目前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平均负债率在80%以上（包括欠银行、信托等各类金融机构的债务和预售房欠款、施工欠款）， 杠杆率是世界上同类行业中最高的之一。企业去杠杆，首先要去房地产企业的高杠杆，今后五至十年，房地产企业的负债率从现在的80%逐步降到70%、60%是可以预期的。
第五，房地产企业会从过去大量建房卖房的经营方式转变为卖房租房并举的经营方式。过往十来年，我国开发的房产90%以上是作为商品房、产权房进行买卖的，真正作为租用的不到10%，这样的市场是畸形的，造成这种现象不仅是房地产商的运行方式问题，还有我们管理制度上的一些问题。当前，中国房屋租赁市场有三个不足：一是租赁者作为弱势群体，缺乏讨价还价能力，业主掌握了调整租金的话语权；二是业主可以有很多方式收回房屋，租赁者朝不保夕，稳定性不够。三是租房者因为没有产权，无法享有与房产紧密捆绑的教育、医疗、户籍等公共服务。由于我们在制度上工作上习惯上有这些问题，房屋租赁市场发育不足，但这种现象今后会逐步扭转。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摒弃八种运行方式
一是避免在存量和在建量过剩的地区搞开发。开发商搞开发，应该既要关注当地规划建设量，也要看眼下存量和在建量，既要关注当前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 也要看中长期人口流动趋势。主要分析三个指标：一是人均住房面积。一般人均40平方米左右住房，如果超过太多，就坚决不要去建。比如，当下看，一个城市只有100万人，建造4000万平方米住房就足够了。如果这个城市现有存量房已有
3000万平方米，在建总量有2000万平方米，每年还再新开工500万平方米，五年后就变成七八千万平方米，人口基数如果没有太大变化，未来人均就有70～80平方米，肯定会过剩。如果还去搞开发，一定会弄一堆烂尾楼、鬼城、空城。二是写字楼面积。一个城市有多少写字楼是合理的呢？实际上，一般中等城市每2万元GDP造1平方米就够了，大城市每平方米写字楼成本高一些，资源利用率也会高一些，大体每平方米4万元GDP。如果一个城市远低于这个水平，说明写字楼是过剩的，就千万别再去造了。三是商场面积。商铺建多少，应该基于这个地区的商业零售额，差不多可按每年每平方米2万元销售值计算。如果每平方米商业零售只有1万元，那么扣除人工、水电、房租等费用，很可能是赔本买卖。现在，一些房地产商无论是在城市中心还是边缘地带，大量兴建写字楼、综合体，很容易过剩，不值得提倡。
二是避免在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全无的地区搞造城开发。规划是城市发展的蓝图，基础设施是城市发展的活力根基，公共设施则是城市发展的灵魂所在。从规划角度看，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建成区该规划建设多少道路、桥梁、铁路、港口、地铁、电力、自来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多少学校、医院、文化娱乐、园林绿化等公共设施以及建设多少工厂、写字楼、商铺、住宅等，既要从规划总量上平衡，也要有合理的时序安排。建设时序上，何时何地建设道路桥梁、何时何地配套学校医院，总体上要从整个城市发展来谋划，具体应由多元化的二三产业市场主体按市场需求跟进发展。总之，不可能由一个开发商大包大揽、包打天下，房地产开发理应在城区中某一“七通一平”基础设施已基本就绪的地块上搞开发。但是，过去有些开发商动辄“造城”，拿下几十平方公里一块地并向政府夸下海口不仅要造上千万平方米住宅还要连带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从城市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到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以及产业、人口引入，大包大揽搞大而全、小而全的“一竿子插到底”，既表现为房地产开发商不自量力、自我夸张，也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放弃责任，这类案例可以举出不少，但成功的很少。
三是避免四面出击搞长周期的开发。房地产业是重资产行业，一部分大开发商现金流充足、融资能力强，在全国土地拍卖市场中很容易攻城拔寨，在商品房销售市场也有很大回旋空间，一二线城市行情不好可以向三四线城市扩张，三四线城市行情不好可以杀个回马枪再到一二线城市开发。但是，这种现象也造成一些开发商在同一时间段到各个省、各大中小城市跑马圈地，既造成竞争“地王” 现象，也因为多地战线拉的太长，资金、管理顾不过来，形成“胡子工程”，与
每个地方政府的城市化进程很难有效衔接，以致发生进度要求上的冲突。往往， 一个项目拆分很多期子工程的现象比比皆是，从项目签约到拿地开发、建成销售往往七八年的有之、十年的有之、十五年的有之，甚至二十年的都有，给地方发展带来明显的时滞，其自身开发资本利息成本、管理人员成本也都很高。在顺周期时，开发商还能够按自身设想维持开发，一旦遇上逆周期，一个不当心资金链断了就全盘皆输。最近一段时间，常常爆出开发商要崩盘的消息，其实就与这种现象非常有关。
四是避免借钱融资买地、不能热衷于炒“地王”。按照我国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房地产开发商买地的钱，一般应该是自有资金，而不能是高杠杆融资来的钱。如果房地产企业用自有资金买了地，抵押给银行得到贷款去建房，当房屋建到70% 以上时即可预售，得到购房者的预付款。如此滚动，房地产开发的杠杆比已是1： 3、1:4左右。如果房地产企业拿地的钱也是借款，房地产开发的过程就几乎成了百分之百的金融借债。赚了钱，就成了房地产商的暴利；坏了账，就是金融机构的危机。因此，开发商拿地前要量力而行，企业有多少自有资金，能参与土地批租的挂牌竞争，要留有余地，其资金来源不能是银行贷款，不能是信托资金，更不能是乱集资、高利贷以及各种互联网P2P平台资金。从政府管理角度来看，核 查一个城市本土的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是比较容易的，拿地的钱无论是来自信 托、小贷还是银行理财资金，只要各专业部门相互配合，很容易分得清。总之， 开发商自己一定要洁身自好，管控好拍地资金来源，不滥用金融杠杆特别是高息、高杠杆资金拿地，不能热衷于搞“地王”炒作，这样就能防患于未然。
五是避免高资产负债率的搞开发。房地产开发是一个周而复始滚动开发的重资产行业，希望的是资本投入、利润产出，最忌讳的就是高债务经营，在滚动开发中债务会越滚越大。过去，很多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运营模式就是向银行借钱买地造楼，造好了抵押给银行借钱接着造，如此循环往复。但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积累了大量债务，风险日积月累、越来越高。比如，去年中国排名前十的房地产公司资产负债率平均达到了80%。过去几年，我们不时看到、听到这些现象：有的企业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银行、信托、小贷等账户从各种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借钱，有的资产抵押搞“一女多嫁”，有的甚至借高利贷、搞职工内部集资，等等。总之，长期高负债率会带来高比例高利息负债、高比例短期贷款，一旦房地产市场销售不畅，一定会导致资金链断裂，最终陷入“拆东墙补西墙”过日子、身不由己的滑向灾难的沼泽地。在这方面，内地开发商要向香港学习，港
系地产商尽管也持有大量商业项目，但他们的负债率比内地开发商要低很多，基本上在20%～30%之间，最低的只有10%多一点，最高的只有40%左右。总之，内地的优秀房地产公司要将资产负债率降低并控制在40%左右，一般的开发商也要将负债率的底线控制在50%～60%左右。从政府管理角度看，凡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负债率超过80%、90%甚至资不抵债的企业，土地部门应当停止土地供应，金融部门应当对其实行存量渐进稳妥微调、增量遏制约束的放贷措施。
六是避免各种巧立名目、违规销售式的搞开发。中国房地产企业多，竞争很激烈，于是各种玩概念、吸引眼球的做法都有。一类是前期打着商业地产、工业地产、养老地产、旅游地产、医疗保健地产、智慧城市地产等旗号搞开发。一方面因为这些开发带有公共服务的职能，希望通过这些概念说服政府，低地价的供地；另一方面开发商是通过这些广告概念吸引老百姓，更好地销售自己的楼盘产品。须知，这些名目其实都是专业性很强的领域，需要长周期研究、长周期提供管理服务，不可能大家都成为这些专业领域的开发商。一定要沉心静气，让这些专业领域的企业主动配套房地产，而不能房地产商自己拉个名头、浮光掠影的搞一番。还有一类在销售环节，为了制造热销场景拉人头搞烘托；为了快销回笼资金，要么将一个房子划成几块搞碎片化销售，要么搞售后返租，要么与非银行金融机构联合搞首付贷以及首付贷的按揭，这些销售方式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伤害整个市场和大量老百姓，造成鸡飞蛋打的局面。
七是避免不专注精品生产，在规划设计、建设施工上不下功夫。房屋质量， 重在前期规划设计和建设施工。如果前期的产品设计上不用心、不下功夫、无特色，不能结合当地的文化元素因地制宜地设计出高品位的房屋，就形不成品牌， 卖不好房子。因此，规划设计千万不要一张图纸干全国。过去，有一个上世纪80 年代就在全国知名的房产公司，新世纪以来还在用上世纪80年代的设计图纸在全国20多个城市使用，造成几百平方米的楼盘销售不畅的局面。另外，如果不重视建筑施工安全、施工质量，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住的人要受影响几十年，口碑自然不会好。但是，现在许多楼房，要么在下沉地基上建房子造成塌陷，要么墙体里面裂缝剥落，要么电梯设备故障停机，要么小区下水道曲曲折折、容易堵塞， 种种问题到处出现。总之，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产品，房地产商最重要的产品就是房子，房屋质量是开发商安身立命的本钱，也是市场竞争的优势所在，一定要倍加重视。
八是避免售后服务简单化，不重视物业管理。近年来，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得
到了较大改善，在满足基本居住的前提下，业主们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更加注重居住环境的舒适性和小区人文的建设。我很赞成房地产行业发展五个阶段的论断，第一阶段以区位优势为卖点，然后依次是以特色、户型、小区环境、物业管理为卖点。因此，今后开发商不重视商品房的售后管理，没有专业化团队去做， 做好的不会太多。目前，大开发商物业管理要么自有要么合作，总体是好的，但小开发商的楼盘大部分存在物业管理跟不上的问题。随着租售并举时代来临，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将持有的商品房出租，物业管理面积逐步增加，对房地产住宅和商业项目的资产保值增值功能愈发凸显。无论从自身盈利角度还是满足业主居住需求，物业管理方面都应该是开发商下一个重点关注和推动的方向。
总之，新时代房地产业有六个趋势性的特征，房地产开发商要积极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加快从过去高速扩展、粗放建设、高融资、高债务、高地价、高房价的运营方式转向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享受更美好生活的运营模式，努力实现长周期、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不断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添砖加瓦、再立新功。
“大智移云”背景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新特征新趋势
在2018年中国管理会计论坛上的演讲
（2018年9月21日）
应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的邀请，专门就“大智移云”背景下，人类社会和企业、产业有些什么新的趋势特征做一个报告。今天报告分三块：第一块就是把“大智移云”涉及的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化等几个关键词做一个解释，实际上“大智移云”除了涉及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化三个方面外，还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由于时间关系，今天重点讲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化三个关键词。第二块主要是讲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对于当代社会每一个人，在社会的最基础的细胞环节上对我们的影响，也就是基本面的影响。第三块主要讲“大智移云” 对经济、对产业、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分析有关新经济、新模式、新趋势。
一、关于云计算、大数据和智能化
可以把云计算理解成一个系统硬件，理解成一个具有巨大的计算能力、网络通信能力和存储能力的数据处理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实际上是一堆服务器，数据处理中心的功能、规模是以服务器的数量来说的，比如2015年北京市有2000多万个手机、2000多万个座机、七八百万台各种各样上网的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 以及七八百万家庭的电视机机顶盒，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电信公司处理所有北京市的上述信息的后台服务系统、数据处理中心拥有的服务器，堆在一起有25万台。上海差不多也是20几万台。像Google处理全世界的互联网上的大数据、数据搜索、智能化处理，它现在的服务器有多少？有150万台服务器分布在全世界七 八个地方，现在正在建设的服务器还有一百万台。总之，云计算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数据信息的存储能力，大量的数据存储在服务器里。第二个就是计算能力， 每个服务器实质上就是一个计算机，现在的服务器计算能力比20世纪60年代、70 年代世界最大的计算机，运算能力还要强。50年前，一个篮球场这么大的巨型计算机，还不如现在一个刀片大小的服务器。第三个是通信能力，服务器连接着各种各样千家万户的手机、笔电等终端，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通信枢纽，是网络通信能力的具体体现。所以数据处理中心、云计算的硬件功能，表现为超大规模化的云计算通信能力、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具有虚拟化、灵活性、伸缩性的特点，它以IDC为硬件、以私有云、公共云作为客户服务的接口，就像
居民通过水龙头管道向自来水厂买水一样，各类客户以按需购买方式利用IDC的资源，你要用的计算量、存储量、通信量，你要多少给你多少，用多少算多少费用，你不用的时间就给别人用，这样就能有效的、全面的、有弹性的利用云计算架构中的资源，既能同时为千家万户服务，又能使大量服务器不发生闲置。
大数据之大有静态之大、动态之大和计
算量之大三个要点。第一就是数据量多，比如说把一个大英博物馆的藏书全部数字化存储起来，这样一个数据当然是一个大。第二是实时动态变量大。每一秒钟、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都在变、都在叠加积累。社会上实际存在的手机，70亿人差不多有六七十亿个手机，这样的手机每天都在打电话，每天都在计算，每天都在付款，每天都在搜索微信平台。所有的这些动态的数据，每天不断地叠加，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增长。所以首先是基数大，然后是动态量之大， 是动态叠加数据量大。量变会引起质变。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对某些静态的东西拍了几张，那只是几张照片。但是你如果把一个照片每一秒钟拍下来，一秒钟60张照片连着看就变成一个实时的电影了。所以大数据首先是把静态的大数 据、大量的数据存放着。同时又实时积累每一瞬间的新信息，不断累积。第三是数据处理的变量叠加，不管是动态的、静态的，在人的主观需求下，还会对里边的数据进行不断地处理分析，综合挖掘。这个挖掘计算过程中又会产生复核的计算以后的新数据，这种计算数据也是数据库不断累计的数据。所以所谓大数据之大，一是静态的数据，二是动态的数据，三是经过人的大脑和计算机的处理、计算以后变化了的数据，这些都构成大数据的数据来源。
大数据要变成有用的信息、知识，需要消除各种随机的、不确定的东西，数据在计算机里就是一串英语字母、字符，或者阿拉伯数字。所有的字母字符数字， 可能是混乱的、无序的，数据应用一般有三个步骤，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第一，数据变信息，任何结构化、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数据杂乱无章、本身无用，但经过分析去掉随机性以后的数据就变成有指向的信息。数据变信息的处理过程用的工具有滤波器、关键词，滤波以后提炼出相关的信息。第二，信息中包含的规律，需要归纳总结出来，就成了知识。信息不等于知识，知识改变命运。如果不能从信息中提取知识，每天看再多的手机、电脑信息也没用。第三，有了知识要能够运用，善于把知识应用于实践中解决问题叫智慧，从信息当中综合出规律性的东西那是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过程。有的人对已发生的事，讲得头头是道，
一到实干就“傻眼”，是没智慧的表现。所谓智能实际上就是在信息里抓取有关的决策的意图、决策的背景，最后“临门一脚”能够决策。这个信息和知识就是辅助决策系统，如果它帮助你作出决策，人根据机器作出的决策实施，这个就是智能化的过程。所谓大数据蕴含着人工智能，就在于把杂乱无章的数据提取为信息。把信息归纳出知识，通过知识的综合做出判断，这就是大数据智能化所包含的三个环节。
第一，人工智能。如何让数据产生智慧？大数据之所以能够智能化，能够决策，能够辅助决策，在人工智能或计算机操作过程中有四个步骤：一是采集、抓取、推送；二是传输；三是存储；四是分析、处理、检索和挖掘。第一条就是不断地在大数据里过滤出有一定目的意义的信息，也就是采集、抓取、推送。第二、第三讲的是传输和存储，内涵不言自明，大数据之大，不是在抽屉里静态的放着大数据，而是在云里存储、动态传输的大数据。第四讲的是分析、处理、检索和挖掘，关键技术在于算法，算法是辅助人在非常繁杂、非常巨大的海量的数据空间中，能够迅速地找到目标，找到路径，找到方法的工具。
第二，人工智能依靠大数据在分析、处理、检索和挖掘中产生智能的关键在于大数据、在于算法、在于高速度的计算处理能力。没有数据、大数据的长期积累、重复验证，有智能管理也没有用；有了算法和大数据，没有高速度计算能力也没有用。算法是人工智能的灵魂，它真的变得有灵气是要用大数据不断地“喂养”、重复和训练。在这个意义上，大数据没有算法就没有灵魂，就没有真正的大数据处理的意义。但是如果算法没有大数据来“喂养”，你说你有一个好的算法，数学家想出来了，你怎么知道智能就会变得有效呢？比如我们说去年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下棋，这个算法其实把人类各种各样的棋谱、高明的棋手下棋的步骤数据全都堆到Google的算法中去转，转了几万次、几十万次。越转越聪明，因为有网络深度学习的模块，转一次就聪明一点。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反复、不断学习的过程。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这些要素有关，转化为真正人工智能的时候， 一靠大数据，二靠算法，三还要靠高速度。我们人类的发展对工具的使用，就是一个计算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农业社会，中国人聪明智慧地发明了算盘。算盘一秒钟两三个珠子拨动，算两三下。到了工业社会起步的时候有了电，20世纪20年代有了继电器做的计算机，一秒钟非常快的抖动几十次，这个比算盘要快得
多了，快了10倍、20倍。到了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发明了电子管， 电子管的计算机一秒钟能够计算几万次，比继电器这个几十次要扩大1000倍，非常快了。到了60年代，有了半导体，三极管、两极管做的计算机，这时候出现的计算机一秒钟，不是几万次了，而是几十万次到几百万次。到了80年代半导体芯片出来了，由芯片形成的计算机能力就到了一秒钟几千万次甚至几亿次。
中国的超算在10年前达到了亿次，最近2015年前后到了10亿亿次，最新推出一个超算系统已经超过100亿亿次，但是它不是一个芯片，不是一个计算机的速 度，是几千个计算机，几千个服务器组合起来的一个矩阵，一个算法。它能够做到一秒钟10亿亿次、100亿亿次，还没有做到一个芯片就10亿亿次。我们为什么 非常重视这一个芯片每秒能计算10亿亿次呢？有一本2012年出版的书——《奇点临近》，我建议在座的不管什么行业的人都应把这本书读一下，大概有40万字， 都翻一遍，这几年我至少读过三遍以上。这是一本源头级的科普书。这本书里讲到大概人类再过二三十年，人造的机器计算速度将超过人脑。人脑是多少，它提出来人脑是每秒计数10亿亿次，这是科普不是幻想。大脑科学研究人脑的每一个神经触突，一秒钟能两百次抖动，两百次怎么会变成10亿亿次？每个人脑子里有六张脑皮，六个皱褶，之间的神经连接。科学家居然研究出人脑的6张脑皮之间 神经的连接方式，是一个几何指数级的连接，相当于200次、200次、200次，有六个200的指数方，这六个200次的几何指数算下来，就是10亿亿次。所以，当计算机到了每秒10亿亿次以上的时候，计算机速度超过人脑，所以叫作《奇点临近》拐点的到来。人工智能超过了人本身智能，大家讨论人工智能最终能不能超过人， 人是不是会被计算机圈养，这都是大家经常讨论的，各有各的说法。从科学的角度讲，最近美国人研发出一个量子计算机，它已经跳离了硅材料芯片的概念，而是由量子材料做成的芯片。量子芯片速度是多少？一个量子芯片做成的电脑，它比我们现在一栋大楼安装的超级计算机的体系功能还要大，每秒钟能超过100亿 亿次。人工智能的计算能力不断地增强，是人的智慧，是人对工具使用的智慧不断发展的结果。那么这个巨大的计算能力和大数据连在一起，再加一个算法，就把以前要几千小时，几万小时，几十万小时人无法等待的时间，瞬间跳跃了，瞬间穿过了，使得大智慧越来越智慧。
第三，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软件植入在云计算厂商提供的数据处理中心硬件中，对客户形成三种在线服务。云计算的云是一个硬件、是一个具有通信能力、计算能力、存储能力的基础设施（IaaS）。云计算里边放的是什么？除
了大数据放到云里，同时各种各样的算法作为一种服务软件处理也放到云里。所谓大数据公司往往是在搜集、组织管理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使用了人工智能算法后为客户提供有效的数据服务，形成一个大数据的服务平台（PaaS）。所谓的人工智能公司，往往是依靠大数据平台支撑提供算法服务，算法软件也是一种服务
（SaaS）。他们共同形成了“大智移云”的三大功能：第一个是IaaS，就是基础设施作为使用的服务。第二个是PaaS，是大数据的平台作为使用的服务。第三个就是SaaS，我们说的软件，算法软件也是一种服务。这三个字符、词组代表了“大智移云”三兄弟三种功能不同的软件。
以上是我为大家做的有关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的科普解读。“大智移云” 离不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一句话解释就是，互联网的时代是PC（个人电脑）时代，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是手机加笔电的时代，物联网时代就是万物万联的时代。时间关系，“大智移云”的科普就讲这些。
二、“大智移云”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大智移云”对每个人来说，都会碰上并使我们生活方式发生重要改变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有四方面的事。
因为任何人只要活在社会上总要用钱，
货币是一个国家和国家，一个地区和地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各方面发生社会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少不了的。人类的货币变迁可以从维度、空间和价值三个脉络来了解。第一个就是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现在，货币的形态从多维的、三维的、两维的、一维的维数越来越少的一个发展过程。在原始社会那时候没有货币，那么就物物交换，物物交换有一个原理，我认为我的东西没有你的好，你的东西给我更有用，所以我才会把我的东西给你，要你的东西。反过来他那边也认为我的东西在他那边会发挥更大作用，他把他的东西换给我，他划得来，很愿意跟我换，两个互相愿意就产生交换。各种各样的东西不可比，无法对称。总会想出几个有特征的，原始社会毛皮，或者是海边看到了贝壳觉得很漂亮可以装饰。也就是说把原始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拿它去换其他的价值低的东 西，也会出现类似于货币功能标志性的货品。因为这东西是不统一的，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多维的事情。到了农业社会基本上商品越来越多，就开始以黄金、白银或者是铜币等标志性的贵金属作为货币中介，这是三维的贵金属货币。到了工业社会变成纸币，GDP越来越大，商品价值量越来越大，如果还要用黄金来比价，
哪怕每一克黄金卖1000美元，现在全世界有的黄金也代表不了全世界70万亿美元的GDP。所以再用这样的贵金属作为货币，是无法推进社会发展的。由于这个原 因，人类社会发明了纸币，厚度不算，可以算成一种两维的货币。到了20世纪80 年代，货币的电子化越来越发达。随后，电子钱包、信用卡、储记卡、手机支付迅猛发展。实际上，电子化的货币或数字货币本质上就是一串符号，是一维的。总之，可以这么说：现在的数字货币是一维的；近几百年工业社会的货币是二维的；农业社会几千年的货币是三维的；几万年的史前社会是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 可以算多维的。这是人类社会货币变迁的一个特点。大家可以从维度上看到人类货币发展的一个历史。
第二个就是货币辐射的空间越来越大。原始社会的那种物物交换，基本上是一种局限在一个很小的部落范围的交换。到了农业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诸侯国一种铜币，就自己流通。东周列国或者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所以说农业社会的货币辐射范围比原始社会要大，但是还是小国的范围。工业社会它的纸币辐射面就大了，基本上一个大国一种货币，美国是美元货币，中国是人民币货币。当然小国也有货币，地区也有地区的货币，如香港有港币，全世界有一百多种货币或者地区货币，这又是一个方面。到了数字货币的时候可以这么说，数字货币一旦产生就是全球化的，无论海关也好，政府的边界管制也好，无法从走私的角度、关卡的角度守得住、管得住它的流动，比特币洗钱没有边界，就和这个数字货币特性有关。但是比特币本身大起大落不稳定，不适合真正作为人类的货币。
人类社会货币的第三个特性就是变现交易方便并有比较稳定的价值。这种价值包含着三要素：一个是有政府主权背书的法定货币，这个是不能少的。第二个是大体是稳定的，也就是说一定时间币值基本稳定，除非发生很特殊的危机，一般是稳定的。第三个就是不能伪造或不容易伪造，纸币不能伪造，黄金不能伪造。到了电子货币同样要有不可篡改不能伪造等这些特性。
讲这段是为了说明，“大智移云”背景下很特殊的一个概念就是会刺激数字货币的发展，一些主要国家的货币研究所，实际上都在研究数字货币。这个数字货币会从银行的账户系统到老百姓和各种企业使用的各种电子钱包，形成双层构架的体系。最重要的就是即使是数字货币也不能随心所欲来印刷，不管是数字货币还是纸币，还是历史上流通的铜钱，都是和GDP的规模有关，跟实体经济的规模有关，跟一个国家的税收能力有关，如果你这个国家滥发货币，你的税收只有
十个亿，货币发了一百亿，那么一定是通货膨胀，最后货币贬值没有信用，整个经济系统会崩溃。这就像委内瑞拉最近发生的货币崩盘造成危难那样。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货币滥发引发灾难的例子是宋朝，宋朝武备不行，它的国力从盛世到迅速衰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货膨胀，当时是乱铸铜币，把这个铜币成色越做越小，看中国钱币史的话，会看到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社会通货膨胀最厉害的一个典型，以至于整个国家最后货币体系崩盘、大乱，造成整个国家国力衰退。
我们说不管什么货币，最终总是和GDP有关的，GDP跟税收有关，发行货币的权力不是人民银行赋予的，人民银行只是具有发行货币的职责，央行发行主权货币的后盾是一个国家的税收，一个国家GDP多，税收就多，基础货币也可以相应 多发一些。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体，财政是国家主权货币强不强的后盾。因为央行印出来的货币相当于央行债务、政府的债务，你欠别人的债，老百姓拿了你的钱买东西，最后你这个欠债是怎么平衡的？是跟国家每年的收税能力相平衡的， 政府有权利收税，通过收税把自己的负债不断地平衡、收支平衡。以前是依据金本位发行货币，你有一千吨黄金，你每一克黄金代表多少货币，要严格按比例来印。大科学家牛顿当年还是伦敦皇家造币局局长，他发明了金本位，每一盎司黄金，印多少英镑，金本位是从牛顿开始的。当然金本位背后还是经济实力，淘金、冶炼消耗大量劳动力，足以跟农业的劳动力、各种商品来对价平衡。我讲这段的意思是，对任何一个国家，不管用什么货币，都不能滥发货币，都要与经济发展、GDP、税收增长相对应。货币增长的平衡规则就是每年GDP的增长率加通货膨胀率， 再加上一个变通的系数、平减系数，大体等于M2增长率，这是一个概念。
除了央行有造币功能之外，商业银行也有造币功能，体现在运行中对基础货币、流通中的货币的乘数效应。最近这些年，由于电子技术的变化，我们的商业银行的造币能力有了极大的增强，这是值得关注并予以管控的事情。大家看一下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流通中的现金M0假如有1亿的话，最终形成的M2大体是5个亿，乘数效应是1：5左右。大家注意到最近几年商业银行创造货币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我国目前的基础货币有30多万亿，扣掉外汇储备的20多万亿，所谓的流通中现金M0是8万多亿，但是我们有170万亿、
180万亿的M2，扣掉一些其他因素，杠杆率或乘数效应至少也有十七八倍， 我们创造了世界之最，怎么会变成1:17、1:18的呢？这些年，我们商业银行发生了两个变化，一个是商业银行表外的业务大大增强。非银行的各种各样的金融机
构，在10年里增加了几万个。在体制外、表外周转的资金量，总量有100万亿， 几乎看不到货币现金，都是电子商务汇票、付款结算电子来电子去的。第二个是老百姓的支付宝、微信支付，各种各样的手机变成了钱包、信用卡、储蓄卡，ATM 机到处在使用，所以现金在市场上的流通量大量减少，货币数字化使货币的乘数效应、杠杆效应大大增强，这又是一个方面。总之，“大智移云”方式的变化对我们移动支付自动系统、结算方法，表外资金的处理系统，以至于商业银行的造币能力、杠杆能力有着极大的影响，以至于人们生活支付方式、管理部门对货币流通的监管方式都将发生深刻变化。
有了货币当然就有支付，这个支付与每个人相关，与每个企业相关，与社会上任何成员都相关。在支付这方面有四个问题、四个层次的支付方式在改变着社会和每个人的行为方式。
第一层次讲个人层面。每个人手里拿一个手机，这个手机都具备了支付宝功能、微信支付功能，一下使中国的电子支付穿越并覆盖了信用卡时代。2000年， 我国加入WTO时，有一个条款就是各国的信用卡公司想进入中国市场，有15年的 过渡期，2015年8月就到期了，中国政府按照约定协议开放了信用卡。但就在这 15年里，中国自己运营的信用卡的银联管理公司，发展也就一般。但是我们的支付宝系统、微信支付系统、手机支付系统这一块已经有了铺天盖地覆盖14亿人的市场。商店几乎所有的柜台都是扫一扫二维码。拿200元钱付钱，柜台里面没有 现金，还要叫经理到里边拿出一个口袋换一下现金。这种形态比比皆是，甚至有的地方出现歧视人民币现象，商店不收人民币，当然人民银行知道以后发出通知， 说人民币是法定货币，任何企业不可以拒收人民币。事实上，中国的电子支付系统普及世界之最，2016年中国手机支付总量约9万亿美元，美国则是1200亿美元。这个支付系统又留下了14亿人支付系统的场景。每个人一个月付了多少钱，又打进去多少钱，这个用钱的场景都在市场里留下了信息。这就为互联网金融奠定信用的基础，这种数据在一般的银行都掌握不了，但是互联网平台公司能掌握这个数据。
第二层次是讲企业层面。就是我们说的第三方支付系统的出现。互联网上的一切交易体系都是由第三方支付来交易结算，凡是通过一个B2B网站交易，有协议、付款、物流三个环节，网站上只是确认了双方之间的贸易协议，并不能直接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网站上的各种公司贸易协议成交以后，一定由另一个手
把钱交给专业的支付公司，专业的支付结算公司拿到了你的钱，通知网络上B2B 商家，然后卖方通知物流公司把东西送到买方手中。任何一个电子商务都有三条平行线、三个平台，一个是商业合同协议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物流平台、送货的公司，再有一个就是支付结算的平台、第三方支付平台。这三个部分是网络运行的基本模式，是安全运行、良性循环的模式。因为如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网上的人不见面，我把你的钱挪走了，货不到位怎么办？最后不安全。阿里巴巴是马云公司的总称，具体的电子商务由淘宝、菜鸟、支付宝三个平台构成，当然支付宝不仅可以为淘宝B2B、B2C做商务结算，也可以通过网络为老百姓手机支付做结算。建立在移动物联网基础上的第三方支付一旦产生以后，又与大数据、云计算相结合，可以衍生出许多新的金融业务。比如对用户使用场景做大数据信用分析，可以为互联网小额贷款（以下简称小贷）公司提供客户的信用基础。又比如利用第三方支付系统为成百上千家小企业做会计出纳支付结算的专业平台，市场上有上百家小型的面包店、馄饨店、大饼油条店，如果开一个个体户的小商店， 我又要前台做事，又要后台算账，又学会计，又做出纳，还要做许多其他事。其实对许多小微企业来说，是很不划算的。对一个小微企业来说，做得了这个，做不了那个，专门去聘会计成本又有点高。现在，把上百个这样的公司的前台与后台分离，把小公司的会计出纳业务打包了，利用第三方公司做专业后台，让上百个小公司人员专业地做前台服务顾客业务。各个小微企业业务本来是个体的互不相关的，但在第三方支付公司看，互联网的后台服务让他们成为一个群体，有一个平台联系着。把一个小的业务，分成前台后台，通过网络统一安排，这是现代支付结算的第二层次，第三方支付的层次。第三方支付作为金融业务，要有金融牌照许可的。这几年，人民银行发出了几十个这样的牌照。
第三个层次是业态层面。由于每个老百姓手中有了手机随手可以电子支付， 而且信用和职责都很牢靠，手机二维码因为绑定了他的信用卡、储蓄卡，这样的信用使得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租用、使用方式也变得方便了，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共享业态，一种能促使资源优化配置、所有权不变、使用权租用共享的业态。所谓的共享单车、顺风车能够蓬勃发展的基础性环节，就是手机支付。如果没有支付宝，没有微信支付、手机支付，所有的这些共享业务是无法开展这类业务的。如果使用现金买和卖，像一般出租车付现金的方式，共享单车根本无法正常循环运行，因为共享单车运行时，自行车上的二维码用你手机一刷拿了就走，你用车的时段，通过手机打卡、开锁、闭锁，它将时间计算的一清二楚。所以罚你的款
也好，收你费也好，扣你的款也好，你想赖都赖不了。同样，如果没有手机支付， 滴滴打车平台公司根本无法控制一个城市几万辆顺风车的运行程序。顺风车收了多少钱，怎么交份子钱，无法控制。所以，由于有了支付方式的变革，使得企业在业态层面有了极大的创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买东西不再是买了所有权一辈子使用，转变成只用某一个时段。其他可以分段出租，而分段出租的信用是和你的支付卡联系在一起的。相信以后，共享的办公室，共享的各种家具，或者是各种产品，共享各种工具都可以通过随时打卡收费而蓬勃发展。
第四个层次是国际贸易的货币结算支付。企业在做国际贸易、跨境贸易的时候，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之间结算清算，会涉及外汇结算，是一个国家货币与另一个国家货币直接支付结算，还是以美元为中间价结算。现在，我国的人民币已经可以与一些国家做跨境人民币结算甚至在某些国家之间已经可以拿人民币做 中间价结算，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之前，人民币跨境清算高度依赖国外的SWIFT系统。全世界各国之间做贸易只要涉及结算都有一个公司在结算， 是谁呢？这个机构叫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从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到现在70年了，全世界近万个银行都参与了这个协会。前些年一年约结算300 万亿美元，现在预计约500万亿美元，每天约1.5万亿美元。这家公司怎么收费呢？ 一般按结算量的万分之一收取费用。所以它的利润是非常高的，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垄断平台。这个平台方便的地方是全世界上万家银行在里面清算，有规模效益，很安全，网络技术也很科学。但是高度依赖SWIFT系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从历史上看，美国就借助SWIFT系统发动了几次金融战争并取得了成果。比如， 在十多年前，美国财政部通过对SWIFT的数据库进行分析，发现了欧洲商业银行 与伊朗资金往来的渠道，美国随即以资助恐怖主义等为借口，要求欧洲100多家 银行冻结伊朗客户的资金，将继续为伊朗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列入黑名单。正是因为跨境结算上高度依赖SWIFT存在一定风险，早在2012年初人民银行就决定组织建设CIPS。在2015年10月开始的一期建设中主要采用实时全额结算方式，为跨境贸易、跨境投融资和其他跨境人民币业务提供清算、结算服务。未来的二期将采用更为节约流动性的混合结算方式，提高人民币跨境和离岸资金的清算、结算效率。在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情况下，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将落户上海，不仅有利于上海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为“一带一路”倡议服务。
我讲这一段是要说明，中国的互联网、电子商务、销售支付清算，在第一层
做到了世界之最，在第二层也是铺天盖地，到了第三层尽管经验还不多，教训也有一些，但也是不断地在开拓进取，有一定的成就。但是在第四层，总体上还在探索，如果在今后若干年，我们有某个大数据、云计算网络清算平台能够把第四层国际贸易的货币结算业务，首先是在国家的跨境投融资、跨境人民币业务清算方面把CIPS做起来，继而能在“一带一路”上做起来，这将是极具战略意义的事。CIPS的真正发展，一靠网络技术，二靠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地位的提升。当十年、二十年以后，人民币逐渐成为各国都能接受的结算货币、自由兑换货币，CIPS 也会在国际贸易上能像SWIFT那样发挥功能性作用。这件事做成了，善莫大焉、 功莫大焉。
智慧城市概念源于2008年IBM公司提出的“智慧地球”理念，是数字城市与 物联网相结合的产物，被认为是信息时代城市发展的大方向、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其实质，就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城市运行系统的互联、高效和智能，赋予城市智慧感知、智慧反应、智慧管理的能力，从而为城市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使城市发展更加和谐、更具活力、更可持续。智慧城市是新型城市化的升级版， 是未来城市的高级形态，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致力于城市发展的智慧化，使城市具有智慧感知、反应、调控能力，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战术层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还务必要把握其内在逻辑规律，抓住两个关键点。
第一，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是万物互联。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随着手机等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全球70多亿人口已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了人与人跨时空的即时互联， 这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当前，我们正步入物联网时代， 5G通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让物理世界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可能，推动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深度融合，从而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连接逐步扩大到人与物、物与物的沟通连接，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即将到来。智慧城市正是以此为支撑的城市形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全面掌握并熟练运用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新理念、新思维，更加科学主动地推动“城市” 与“智慧”融合，否则，很难有大的突破。
第二，智慧城市建设可分为四个阶段循序渐进。从大逻辑来讲，智慧城市建设起码要经历四步，首先让城市的物能说话，其次让物与物之间能对话，再次让
物与人能交流，最后让城市会思考。这决定了智慧城市建设分为四个版本：1.0 版是数字化，这是智慧城市的初级形态，目的是让我们生活的世界可以通过数字表述出来；2.0版是网络化，就是通过网络将数字化的城市要件连接起来，实现 数据交互共享；3.0版是智能化，就是在网络传输的基础上实现局部智能反应与 调控，如智能收费、智能交通、智能工厂等；4.0版是智慧化，就是借助万物互 联，使城市各部分功能在人类智慧的驱动下优化运行，到了这个版本，智慧城市才算基本建成。这四个版本，前一版是后一版的基础，但又不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要循序渐进、适度超前，但不要好高骛远、急于求成。
“大智移云”给人类的学习、工作、生活娱乐等方面都带来深刻变化。
第一，青少年学习。每个人都有读书阶段，都要上小学、中学、大学，学校教育质量有三六九等，因大城市、小城市或农村的区位不同，因师资能力、学科建设的差异带来小学、中学、大学教育水平的不同，这是客观的现实。但是在“大智移云”时代能够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教授的授课过程通过远程教育网络展示给学生。比如，哈佛大学从教材到老师讲课再到提问回答的整个场景，通过网络传递，全世界各地的学生都能同等接收到。不管小学、高中、大学都可以通过远程教育把整个社会不同水平的学校的差距给拉平，从而缩小鸿沟。
第二，成年人在工作时间的学习、业余时间的学习、终身的学习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进行，包括学英语、学金融、学各种各样的专业。你可以网上付200元钱学一门专业课，总体学费成本并不高，因为可以同时教给几千人甚至几万人。教授只要讲得好，收看的人就多。开始可能只有几百人，后来就变几千人，甚至全国各地几万人。如果都交你200元，那你收入是多少？成本是一样的，你教一万人、教一千人，或者教一百人成本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学习场景大变化。
第三，由于“大智移云”发展，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生产车间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研究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举个例子，讲话的时候是即兴演讲，没有稿子，谁帮你做录音整理呢？科大讯飞是好帮手，可以用科大讯飞的翻译机终端把我的每一次课堂授课、论坛发言、讲座报告录音下来，上传到它的云接口，一瞬间就能根据录音将几千字、几万字的讲话从语音翻译成文字稿传送给我了，人工智能的语言变文字虽然会有些误差，除了因为我的脱口演讲、普通话五音不全等因素导致段落不分、同音不同字、标点符号乱注等问题之外，基本上有95%的准确性，打出来后，花半个小时自己修改几遍就行了。可以说一个科大讯飞的翻译
机几分钟的工作代替研究室两三个人两三天的工作。
第四，为生活娱乐等方面带来了显著变化。今后，人们在各种娱乐活动或者居家生活的过程中，使用智能房屋、智能家具、大屏幕电脑、3D打印机或者是娱乐机器人、教育机器人等智能系统越来越多，届时小孩、老人可以与机器人做生活、学习、娱乐的伴侣。这些方面，都会生动地影响人类生活娱乐的世界。
人类的智慧使自己长寿。从250万年前非洲猿人迁移到各个地方，这还只是 猿人。真正进入跟现代人差不多的智人是在一万年前后形成的。猿人的平均寿命是十几年，史前的智人、原始社会部落人群的平均寿命延长到20多年，翻了一倍。到了农业社会，生活条件改善，人类平均年龄能够到40岁左右，所以，那时的古语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到工业社会又翻一番，现代社会人的平均年龄在70多岁左右，接近80岁。再接下去到新的时代，人类的平均年龄正在朝100岁、120岁方向延长，《奇点临近》那本书讲了这件事，他讲人类身上每个元器件正常的生物学寿命是150岁，活到60、70岁就死亡是因为某一个部件出了毛病，就带动整个身 体死亡。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有生命特征、生物特征的微观智能器件今后能替换人的五脏六腑。什么零件坏了换什么零件，最后人的平均年龄可以上升到120岁，到那时候，遇上150岁的长寿老人也不稀奇。
“大智移云”会给人类的医疗保健带来巨大的促进。我们人类有免疫系统， 有三分之一的病其实不看也会好。还有三分之一的病看了也白看，医生没能力看好它。还有三分之一的病不看不会好，看了才会好。所以正常的医疗体系应该在这三分之一看了才会好的方面发挥主体功能。三分之一看不好的其实就应该是精神安慰，愉悦自己。进行各种治疗，治疗半天反而短命。怎么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远程诊断，把不看也会好的和看不好的这两类病处置清楚，其实是人类医疗技术进步。既能节约人的医保费、社会保健费用，又能够使人类最终延长寿命。这也是一个方面，总体来讲是大数据云计算表现在人的保健医疗方面。【联系微信dadaw*k01】
人们常说，农业化使人活下来，工业化使人强起来，智能化使人聪明起来。这一说法，大体确切，但不精确，因为人类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在不断地聪明起来。由于有了人类智能的不断提高，才有了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从农具时代到机器发动机时代，才有了使用工具的不断进步；由于有了人类智能不断提升，才有了人类从史前利用自然雷火到钻木取火， 到利用煤炭、石油、天然气、风力、水力、核能的能源利用能力的不断提升。人
类自身的发展和进步，本质特征是大脑智慧的发育、发展，由于智能的提升，人类产生了语言、文字。由于有了语言、文字，人类的智慧知识有了交流、传递和积累，产生了不论是迷信图腾还是宗教信仰或是理想信念、价值观的信仰；由于人类有了语言、文字和智慧，产生了人类社会和组织。正是人类智慧的发展，产生了人工智能，产生了“大智移云”时代。总之，人类在创造和驾驭工具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在智慧的光芒中发展人工智能，不用担心人工智能的智慧发展超越了人类。人类智慧的发展史证明，人类一定会在工具的智能化发展中变得更智慧。
三、“大智移云”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大智移云”时代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数据价值时代，数据就像传统资源、能源一样有价值，成为企业竞争力的一种标志。大数据能使我们工作精确，大大提升工作效率；能告知我们一些事物间的因果关系，让我们在不明确因果关系时了解一些事物间的相关性，从而增强预测性；能帮助企业把握全流程、全场景、全产业链、全样本信息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抽样调查的信息，能使工业制造由客户定制产品，使电子商务更智能，使产业链金融、贸易支付、信用媒介更加安全， 付款周期更加缩短，货物周转成本快速下降。数据挖掘形成的智能特性，不仅能帮助人快速找信息（搜索引擎），也能帮助信息找人（推荐引擎），具有机器懂人的智慧，从而主动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做好该做但还没想到的事。就产业发展而言，有五个方面值得重视。
在大数据云背景下，产业企业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特征，这方面第一个变化当然是制造业，就是我们所谓的工业4.0这一概念。能被称为工业4.0的企业， 一般具有互联、数据、集成、转型四大特点，就是企业的仪表、生产线、车间、管理部门、供应链、研发、运营、产品客户、消费者互相实时联通的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实时集成、信息反馈，使得整个工厂企业从传统制造转向个性化定制， 实现生产过程柔性化、个性化。具有这种功能的工业4.0企业，充分利用了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器、机器视觉数据采集器、智能物流、网络安全等信息技术。工业1.0讲的是蒸汽机时代，工业2.0讲的是电器化时代，有了电以后，电动机、发电机各种各样的电气化时代的工业。工业3.0讲的是自动化时代，工业4.0讲的是智能化时代。最经典的工业4.0的案例就是现在的集成电路的制造厂。12寸的芯片企业，小则70亿美元，大则150亿美元。占地差不多1平方公里。150亿美元投资一座芯片厂，将100万平方米的厂房划分【联系微信dad*awk01】
成几个车间，非常大的块面。里边的机器设备堆得满满当当。但是整个厂区里面， 你看不到几十个人，里边全是机器人在转。十多年前，我们参观集成电路厂车间还有很多穿着白大褂的人，一个车间至少可以看得到几十个人。整个集成电路厂车间同时上班也会有几百人。现在，150亿美元投资的一个大型集成电路企业， 一个盘片从投入制造到流水线生产出来变成芯片，24小时在机器人搬运操作下， 不断地在运转，要周转几万道工序，要二十几天，才变成芯片、变成产品，从流水线上下来。每一个客户要什么什么样的芯片，只要一下订单，然后芯片样图设计原材料、辅助材料的供应，以及下游封装测试的去向定位，都在电脑里配送好了。信息都是互通的，配送好就送进了工厂。工厂里的机器人流水线全都这么协同运作。关键是什么？每一个芯片的尺寸看上去只是一个点，非常小。但是它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图形，一放大开来，这个图纸堆起来是巨大的一叠图纸，像这座房子，堆满了图纸，非常的复杂。每一个芯片的图纸都归档，一个12寸的硅片一般可以做几百、几千个芯片。一个大型芯片厂一个月消耗15万张盘片，一年消耗180万张盘片，做出来的芯片数量是几亿、几十亿个芯片。每个芯片档案都在云 计算数据库里放着。任何时候都会将信息终身留存。这样的工厂，数据和信息互联互通、实时集成、自动化运作，生产过程中各种资源配置柔性化。你看了，就知道工业4.0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了。
所以，工业4.0是当代人类社会机器人运作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有三个特征：一是车间里几乎没人，全是机器人，机器人代替人进行高精尖的运转。二是整个车间，整个工厂可以算成一个人，全是自动的。整个工厂大脑决策思考怎么操作，怎么运算物流，可以把整个工厂当成一个人自动化在运转。三是跟整个市场密切联系。产品的需求、市场的定制、市场个性化要求，都在事先设计之中， 在流水线中运行，生产的这个芯片不是一批一批地做，不是按同一批次、同一种芯片做，而是每一个盘片的芯片都是有不同要求的，因为指令进去以后，机器人能够非常高速度地运作，但又是个性化地生产。
（二）产业链集群：“大智移云”背景下的加工贸易集群化转型
在“大智移云”的背景下，传统的加工贸易，来料加工的转型升级，也会发生重大的变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很重要一块叫加工贸易，即来料加工。它的运作特点是零部件原材料在外，在中国沿海加工， 加工后的产品向全世界销售，所以叫“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它的原理是制造工业进入了水平分工阶段，把一个整机产品中的各种零部件、原材料制造，包括
物流，不再由一个企业、一个公司大包大揽。这个成本最高，应该把每个环节分包给最擅长该业务的企业，这个外包的过程就可能把一个电脑一千个零部件分包给七八百个企业。让这些专业化的企业专业做这些部件，产品质量又好成本又低， 规模又大。按照这个原理就出现了“大进大出”，零部件原材料在全世界，制造组装基地则在中国大陆，这是一个方面。
传统加工贸易的缺点是什么？一是物流成本偏高，二是产业链粘合度较脆 弱。物流过程总有刮风下雨，总有延误。同时，物流当然会有物流成本，不能说10美元一桶的油，便宜到运输不要成本了。时间也是成本，运输能源也是成本， 还有各种各样运输事故损耗带来的不测风险也是成本。所以这个世界是平的也是不平的。哪个地方垂直整合一体化，物流半径、原材料半径、服务半径在一两个小时半径内形成集群是最有效率的，这种产业链垂直整合的集群式发展，不仅可以使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之间的资源要素实现有机整合，避免行业内的供需错配，使供给更加精准有效，还能通过产业链条上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良性竞争，推动企业不断创新，促进优胜劣汰，延长产业的寿命周期，实现产业能级的快速跃升。更具现实意义的是，能够有效降低物流等成本，补齐创新等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产业集群发展模式，能为地方政府调结构、转方式起到核心支撑作用， 并具有持久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具体方式上，要推动三种集群：首先是上游、中游、下游的产业链集群。比如说汽车产业，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要形成支柱，就要把上游零部件产业的百分之七八十都实现本地化生产，形成上游、中游、下游产业链集群。其次， 促使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集群。当一个大产品产业链集群形成之后，那么它的上游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产业既可为这家龙头企业服务，也可为那家企业服务，这就有条件把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落户，形成集群。这样，只要形成了这种同类企业集群，即使有个别龙头企业遇到困难，但就产业整体而言，是稳定的，是持续向上的，整个产业集群就能健康发展，从而能避免一个地区的经济大起大落，进出口大起大落。再次，围绕制造业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集群。任何一个产业领域都会有研发、生产、物流、销售、结算等生产性服务业多个环节。比如，产品在全球销售、在全国销售，就会使得与结算、物流相关联的各种各样的服务型企业集聚扎堆，要围绕着制造业集群来布局并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集群化。
总之，企业三大集群的发展方式，实现了现代产业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两种
理论的完美结合。我们知道，企业不可能“大而全”“小而全”的干，为此，过去龙头企业、品牌企业抓住品牌、研发和销售结算体系，把各种零部件制造和整机组装以水平分工分包给各类最有投资效率的企业，这种分工对一个龙头品牌企业来说，是合理的，能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形成良性的竞争力。但对一个地区来说，如果产业发展没有形成产业链，重点招引的组装等制造环节可能处于
“微笑曲线”低端，除了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没有太高的附加值，同时加工基地很不稳定，随时可以“拎包走人”，企业很容易转移到其他地方。所以， 一个地方要形成国际化主打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就要在全产业链上下功夫，以垂直整合的方式，把研发、材料与零部件制造、物流、仓储、结算、销售等高端环节与整机组装制造集于一地，既实现了成百上千个企业与龙头企业的水平分工， 又实现了上中下游产业链在地区的垂直整合，推动制造企业在行业内、产业链内、地区内互联互通。
这个三大集群的发展模式，既符合水平分工，又符合垂直整合。这样的集群模式，还符合工业制造4.0，这个逻辑就是个性化的配制。任何一个产品一旦有 了个性化的配制，很快地留存资源配置就起来了，这个资源配置如果在全球运输各个方面就无法控制。如果基本上百分之七八十的零部件在一个地方，这时它的定制系统、信息通信系统，各种物联网的系统。一个定制要求产生、决策配送基本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把这个产品的配制做好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放大了的4.0工厂，实际上是一个工业4.0的产业链集群。这个集群是很有战斗力的，所以特朗普说美国工业再造，美国制造业要重新发展起来。要让海外的美国企业搬回美国去，这难在哪儿？代工企业、龙头企业要搬回去并不难。但是要把一个上中下游产业链涉及几百上千的企业集群化的体系一起搬到美国去，非常难，没有五年布局做不起来。特别是这个体系都按照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按照工业制造4.0的配制体系形成了一个有灵气的，有灵魂的组合，要把这个系 统都搬回去很难。企业不会因为增加点关税就搬回去，或者是减一些税收就搬回去，它要么不搬，要搬就要搬一个集群体系。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加工贸易很容易搬走，但是最近这些年里，中国内陆、沿海按照工业4.0，物联网的架构形成了 一些产业集群，是具有很强竞争力的，是不容易搬动的。中国制造业今后真正的竞争力，就靠三个。第一是科研驱动，创新驱动。在战略性的、基础性的科技开发上，能自主发展。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全产业链的集群，全产业链集群一旦形成， 就会有集群竞争力。第三是按4.0要求形成物联网的、智能化的运转，这个很重
要。
前几年，经济脱实就虚，各种金融机构小而全、大而全，银行的做信托，信托的做证券，金融企业热衷于集团化、全牌照。很多的工业商业企业、非金融企业也热衷于跨界运作，很努力地申请金融牌照，申请金融牌照不是为自己产业链服务的，而是在与本公司业务不相干的金融市场中找业务。因为金融系统利润高， 大家跨境经营都去做，以至于金融业虚火上升、脱实就虚、杠杆叠加、风险累积、乱象丛生。目前，金融界正在按中央要求进行去杠杆、防风险、加强新形势下资产管理业务、跨界业务的整顿，非银行金融机构出路在哪里？就在产业链金融。那些不务正业做金融的最近几年很多都赔本，重庆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民营企业， 规模几百亿。前几年，它也热衷于做金融，做小贷。它做小贷不是围绕自身企业的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提供小贷融资，而是在陌生企业群众放贷款，由于没经验，借出去30亿，坏账20多亿，陷于困境之中。那么，产业链金融应该怎么做？ 产业链金融作为一个龙头企业，其上游、供应链提供原材料等各种各样的东西， 做一个小贷公司，看起来是小金融机构。但是就把几千个为你配套的企业串在一起了。第二个下游就是你的货放出去了，人家要付你款，用你的产品的，买你产品的那些企业。它也有一个金融，也是一个供应链，不管是小贷、保理还是租赁。实际上业务信息是全产业链的，是有背景的，是可靠的。那么一个企业本来人家给你提供货物，你因为是大企业，可能3个月后才付款，会造成上游企业的资金 周转困难。如果你是小贷公司或者是保理公司，他给你供货你本来就要付他货款。货款拖了3个月，先用保理。人家拿到货款回去了，当然要付点利息。保理的钱 不会坏账，过了3个月你还货款的时候把这个抵扣回来。所以是一个安全的坏账 率基地的封闭运行体系。总体来讲互联网金融也好，产业链金融也好，它有全产业链的信息背景，能使得你把这样的金融信用做得很好，杠杆做的合理，风险降到最低，最后可能一个保理公司、一个小贷公司一年能赚的钱，为你整个集团几百亿元的业务流程可以省掉几亿元的利息成本，可以多赚几个亿的利润。
“大智移云”不仅对制造业企业、产业链运行有革命性的提升，在为物流、贸易、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方面，也能产生催化剂作用，中国的物流费用差不多是整个GDP的15%，每年的物流费用大约要十几万亿元，包括交通运输、仓储转拨、金融支付等各种费用。这些费用中还包括企业之间互相拖欠的货款的成本，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各种各样物流方式没有做到无缝对接造成的效率
损失，还包括因为安保管理不到位造成的货物损失。如果有了万物万联的物联网， 有了一个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智能化的物流管理平台，就可能提升各种运输方式无缝对接的效率，确保物流运输过程的安保到位，加快货款资金周转效率， 降低货物支付结算成本，供货方就不是等到该货物到对方公司的厂区仓库里才拿到货款，而是可以使自己的货一发送，集装箱送到港口、火车站就可以拿到货款。那么，谁给钱？游戏规则不变，最终还是由收货人付，但提前由一个主办银行或保理公司、小贷公司来填付，这类公司付款以后万一出问题怎么办？可以由保险公司为它保险。在整个物流过程中，物联网的平台公司已经算好了上架的集装箱几天以后开到哪，最终这个集装箱货物到哪儿，全过程物流信息一目了然。整个过程供货方因提早收回货款而受益，买方也没有提早付款。有小贷公司、保理公司或者银行提供贷款给发货的公司。保险公司和物流平台公司发挥了信用管理的功能，最终物流速度也加快了，成本下降了。金融、保险和物流下降的成本大头由贸易双方分享，部分分摊给网络平台，大家都受益。
互联网金融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资金支付结算、投资融通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但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属性，而是按照“互联网+”要求，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通过挖掘客户交易、结算、征信、资产、行为等各维度数据，将符合监管要求的互联网金融公司与大型企业、电商平台、数据公司有效对接，贯通目标客户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形成场景融资服务新模式。
互联网金融可以从方式上分为两种：一是支付结算类企业。包括手机支付、储值卡、信用卡结算支付，以及以第三方支付牌照为企业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上中下游企业做各种境内结算、跨境结算业务，在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支持下做产业链进出口零部件、原材料的轧差业务，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规避汇率风险、降低结汇成本。二是利用具有全场景信息流的优势，提供客户融资服务。这几年，大家当作互联网金融公司的P2P被广为诟病，这种P2P最大的问题在于四点：其一，资金来源向网民高息揽储乱集资；其二，贷款去向无场景、无业务链信息地向网民乱放高利贷；其三，平台资金错配，不断借新还旧，陷于庞氏骗局境地；其四，一旦出现坏账，因其没有备付金，缺乏监管约束，就会出现“关门走人”、卷款而跑。总之，这几年在国内市场广为流行的P2P不是真正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国际市场运行的P2P。20世纪90年代，英国人发明的P2P，到今天二
十多年，三十年，英国P2P没有超过10个企业，美国人在21世纪初的2005年开始允许做P2P，至今也就十几个企业。在国际金融规范中，P2P只是一个中介的平台， 既不能融资集资，也不能投放贷款。在英美的P2P平台中，前边那个P和后面P是互相认识、互相了解、达成协议的双方，平台公司只是一个中介，帮你见证。就如我是家里管事的人，然后我的姐姐跟我妻子的妹妹互相借钱。他们都认识，然后我就做一个证人，这叫P2P。我们现在的P2P公司既没有金融牌照和资本金，又没有坏账准备金和资金池监管，就敢像银行一样左边筹钱、右边放钱，一定出问题。
不同于上述的P2P公司，互联网金融贷款公司规范运行的关键在于四点：其 一，较大的自有资本金，不同于传统的小贷公司，有较强的辐射性，业务范围往往覆盖全国，应当具有较高的资本金门槛；其二，主要在商业银行贷款、银行间市场发中票、证交所发ABS债券等三方面市场融资；其三，有互联网的产业链信 用、全场景信用；其四，有较低的不良贷款率，从而有条件提供较低的贷款利息。
这四条管理的要点，第一条讲的是，既然是一个互联网金融公司，那么会不同于普通的小贷公司，因为小贷公司业务范围一般只是覆盖一个街道或社区，互联网金融会覆盖一个城市、辐射全国。所以，互联网金融公司注册门槛要高、要严，一要有主管部门的资格认证，二要有较高的资本门槛，而且这个资本的来源要来自于股东们自己的母公司，不能向社会、向网民乱集资。第二条讲的是杠杆融资。作为金融机构，对外放贷资金的来源除了资本金之外，总要杠杆融资。从哪里融？只能从商业银行融资、从银行间中票市场融资、从证券市场发ABS融资。这是国家规定的三个最规范的市场，你只要向他们借得到钱，就一定是规范的。第三条讲的是贷款出去，因为是互联网平台为全国做小微金融贷款，资金贷款额小，利息相对高，但绝不放高利贷。在人民银行、商业银行规定的小贷公司的比例里，比如3～4四倍你最好在3倍，别放4倍、5倍，这方面要规范。第四条就是 你这个企业放出去的钱，因为一定是给你的客户，你是一个互联网公司，你有场景。比如，马云的花呗、借呗向他的手机客户放小贷，手机客户支付宝的信息都有。这个人信用在5000元，那个人信用在3000元，他基本上看的出这个场景，淘宝中的企业和企业之间做生意，也有它的场景。这样全场景、全产业链、全流程的信息基本都掌握了，在这样一个信息把握下，贷款的坏账可能性就低。这四条就是互联网金融的本质精髓。这并不复杂，不是什么玄学，一定是一说就明白， 三分钟就听得懂，你只要这么做互联网金融贷款一定不会出事问题。
第一，对金融、公共服务、安全类的互联网平台公司要提高准入门槛、强化监管。凡是互联网平台或公司，其业务涉及金融领域，以及教育、卫生、交通社会服务等领域和社会安全领域三方面的，必须提高注册门槛，实行严格的“先证后照”，有关监管部门确认相应资质和人员素质条件后发出许可证，工商部门才能发执照，并对这三类网络平台企业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事中事后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
第二，落实反垄断法。要及时纠正和制止网络平台公司以融资—亏损—补贴
—烧钱扩大规模，然后再融资—亏损—补贴—烧钱扩大规模直至打败对手、实现垄断再提价盈利的发展模式。尤其要防范市场份额的垄断程度达到整个国家80% 甚至90%程度的企业。
第三，限制互联网平台业务混杂交叉。要像美国谷歌、脸书那样，严格要求资讯平台、搜索平台和金融平台之间泾渭分明，做资讯的就不应该做金融，做搜索的也不应该做金融，做金融的不应控制资讯、搜索平台。
第四，保障信息数据的产权。要像尊重知识产权那样尊重信息数据产权和版权，不能认为经过你的平台数据都是你的。数据信息是一种资源，产权是客户的， 不是平台的，平台公司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将客户的信息数据资源对外交易买卖。
第五，确保信息数据安全。互联网平台公司以及各类大数据、云计算运营公司，要研发加密技术、区块链技术，保护网络安全，防止“黑客”攻击，防止泄密事件发生，不侵犯隐私权等基本人权，绝不允许公司管理人员利用公司内部资源管理权力窃取客户数据机密和隐私。
第六，确保各种认证技术、方法的准确性、可靠性、安全性。近几年，网上许多认证包括网上实名制在内由于安全性差而遭到“黑客”轻易攻击，造成隐私泄露、社会混乱的情况，亟需改进。最近一段时间，又有许多创新，如生物识别、虹膜识别或者指纹识别，这一类技术好像很先进，但是所有这些生物识别都是“黑客”可以仿造的，如果一个“黑客”可以仿制我的虹膜、声音、指纹，那么监管都是很难的。这些识别在线下常规情况下是准确的、唯一的，但是在线上就可以仿制，根本就分不清。所以，现在美国、欧洲根本不允许在线上做生物识别系统。
关键是研发网络空间的公民身份证号码、公民数字身份是唯一的，而公民作为用户的数字身份是不同的，具有去身份化、碎片化，防抵赖、可溯源等功能。
第七，凡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事，一定充分听证、逐渐展开；要新老并存、双规并存；要逆向思考、充分论证非常规情况下的社会安全，绝不能由着互联网公司率性而为。比如货币数字化、电子钱包、网络支付方面。这几年，我们发展很快，人们把手机变钱包，衣食住行几乎离不开移动支付，一些商店甚至不能使用人民币，但是应当认识到无现金社会面对战争、天灾时毫无可靠性，庞大的社会电子支付体系会瞬间崩溃，总之要三思而后行。
第八，对社会性公共服务的公司一旦出事，要重罚。互联网公司因其穿透性强、覆盖面宽、规模巨大，一旦疏于管理，哪怕只有一个漏洞放到全国也会有严重后果。比如，滴滴打车做出租车、顺风车业务是一种社会性公共服务，但它的规模达到几十万辆，遍布全国，由于管理体系不健全，出现了强奸杀人等刑事案件，现在停业整顿一个月，怎么处罚？常规的出租公司有几百辆车，出了一个事故罚3倍、5倍的款，罚几十万元是一回事。美国的优步出一个事故还没有人员伤亡就赔几千万美元，不是因为公司大赔偿数额也巨大，而是因为社会影响大，这一赔痛到心里，倒逼企业彻底改正，绝对不再让员工犯这个错误，影响了该公司的前程。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打破常规，不能用常规的管理办法。常规出租车出了事故赔几倍，导致人员伤亡，正常的工伤赔60万元，事故导致人员伤亡赔3倍即180万元，网约车绝不可以这样，至少加10倍，赔1800万元都应该。
第九，规范和加强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税务征管。讲到电子商务，为什么最近几年许多百货商店关门了，有一些大城市三分之一的百货商店都关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网上购物分流了商店的业务量，而实体店无法与网店竞争的重要原因除了房租、运营成本之外就是税收，百货商店税收是规范的、应收尽收的，而电子商务系统的税收是看不见的，这就有违不同商业业态的公平竞争原则。
我讲这九条的意思，就是讲“大智移云”是这个社会最先进的、最有穿透力的生产力，近十年正在气势磅礴地发展，我们在宏观上、战略上都是非常支持的， 但是要留一份谨慎，留一点余地。对于涉及国家法理，涉及一个行业基本宗旨和原则的，比如数据信息产权的原则，金融的原则，财政税收的原则，跨界经营的约束原则，社会安全的原则，垄断和反垄断的原则，或者企业运行的投入产出的原则，资本市场运行的原则，我们都应当有一定的冷思考、前瞻性思考，以防患于未然。
在2018上海全球金融论坛上的演讲：近十年美国政府债务演变格局和风险含义
（2018年10月15日）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很高兴受邀参加2018上海全球金融论坛。借此机会，我对近十年来美国政府债务的演变格局和风险含义，同大家分享一些认识和看法。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GDP除了作为一个国家每年经济增长情况的综合反映指标之外，也是一个国家一些重要经济要素发展状况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尺。比如， GDP与M2、政府债务、股市总市值或房地产总市值在经济正常时一般不超过1:1。当某个方面经济过热时，这些指标中某一个或某几个与GDP的比值超过1:1时，表明经济的某个方面或整体出现泡沫；当达到1:1.5或更高时，表明经济出现严重 泡沫，就会出现剧烈震荡甚至市场崩溃，从而矫正修复相关指标，回到1:1以内， 如此这般，周而复始。
从美国看来，2000年美国GDP是10万亿美元左右，政府债务是GDP的55%，房地产市值是GDP的81%，M2是GDP的70%左右，都在安全范围内，没什么问题。但由于当时互联网经济狂热发展，股市出现了严重泡沫，股市市值占GDP比重达到创纪 录的183%，由此导致了2001年的股市大崩盘，几个月内股市总市值占GDP比重从183%降到了90%，重创了美国的经济，再加上“9·11”事件，使之在21世纪初进入了危机状态。面对这种局面，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一方面，下调利率， 从2000年的6.5%下调至2003年的1%，大大降低了整个社会借债成本，另一方面， 采取了零首付按揭贷款的方法刺激房地产，这样的100%按揭贷款加低利息当然促使房地产疯狂发展。与此同时，美国人又将这类有问题的房产按揭贷款（次级贷款）转化为抵押债券通过CDS在资本市场做高杠杆交易，进一步引发了证券市场 的泡沫发展。到2007年，美国房地产总市值24.3万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当年14.7 万亿美元的GDP、比重达到173%，而在2000年前后，美国房地产总市值占GDP比重仅为80%，7年时间比重翻了一番以上、总量增长了3倍以上。股市总市值也达到 了20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到135%，形成了次贷危机，并引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全球金融危机。这场房地产次债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股市缩水50%， 全美股市总市值从2007年的约20万亿美元缩水到10万亿美元左右；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按揭贷款主办银行房地美、房利美几乎面临倒闭，按揭业务从2008年到2010 年三年全部停顿，房地产总市值从2008的25万亿美元缩水40%，下降到2009年的15
万亿美元。
今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如果说2001年的经济危机靠降息和房地产次贷刺激使美国经济走出阴影，恢复景气。那么，2009年在股市、房市一片狼藉中，美国人又靠什么拯救、刺激经济发展呢？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靠财政举债、靠政府透支、靠Q1、Q2、Q3的货币放水、直升机撒钞票。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有整整三十多年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均没有超过70%，但2009年开始美国的财政债务与GDP的占比从2007年的62.5%、2008年的67.7%跃升到2009年的82.4%，以后几年一发不可收拾，10年下来到2017年，美国政府债务总量从2007 年的9万亿美元上升一倍多，达到20.44万亿美元，是GDP的105.4%。要知道，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并不包括州、市县地方政府债务。如果加上50个州和市县地方政府的5万多亿美元债务，总量接近26万亿美元，全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已达到130% 左右。
分析新世纪以来美国解决经济危机的过程，我们看到2001年互联网经济过热导致的股市危机，因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对冲化解，却又引起了2008年更大级别的全球金融危机。那么，这十年靠财政举债、货币政策放水平衡化解了次贷危机、金融危机，会不会因美债危机、美元危机引发一场大级别的股市灾难、经济危机呢？对此，有三种认为不会发生这种问题的观点。一是认为目前的美国经济很景气，宏观上看，正处在股市指数高位、美元汇率高位、经济增长率高位，在具体结构指标上看，正处在企业利润上升、贷款意愿上升、贷款违约率较低、失业率较低特别是10年期国债与2年期国债收益差值不小（差值愈小，甚至负值倒挂， 则表明美国经济趋弱），这些指标都是近十年来最好的。所以，美国经济不至于衰退。二是认为美国国债利率被视为全球市场的基准利率，是全球信用体系的支柱。如果政府债务违约，必将导致支柱倒塌，导致私人间信贷难以定价，导致全球流动性短缺。所以，大家的共识是美国政府绝不会让国债轻易违约，在当前美国国债评级还非常高的情况下，美国国债违约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尽管美国政府债务很高，但完全有信用借新还旧，不会发生债务违约等流动性风险。三是认为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美国想还债，只要美联储多印些美元就行了。
以上三种说法，第一二种是经验之谈，有它的道理，但并不绝对，第三种说法是无知者的直观感觉，似是而非。这三种情况成立只有一个边界条件，那就是信用还在，债务率、债务杠杆还没有到极限，一旦美联储过度透支了信用，造成了美元贬值、信用下降，世界就会减少美元的使用；一旦美国政府出现了债务杠
杆过高，出现了美债违约，美债就无法顺利发行，借新债还老债的玩法就会断裂； 另外，尽管美国股市、汇市、经济增长率等许多指标处在高点，但是高处不胜寒， 是否正是拐点临近的征兆？借的债，总是要还的。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金融泡沫越大、越圆，离它的破灭往往越接近，而且，这种破灭往往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短期内瞬时完成的。
那么，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能确定政府债务上限达到什么水平时，美国经济就会陷于困难、绝境？当然有。美国政府的债务有三个上限。第一种上限， 作为良性的上限，是不影响机构正常运行的债务上限；第二种上限，作为有问题的上限，是影响机构运行但不致命的债务上限；第三种上限，作为会导致经济恶性崩盘的上限，是终极上限或者致命上限，会导致股市崩盘、美元崩溃的上限。第三种崩盘性上限，具体的定量标准是什么？大体就是，每年债务付息+到期债 务=全年财政收入。这将导致每年几万亿美元的国民教育、卫生等政府公共服务 正常支出也就无法维持。按照近几年美国债务的增长率和增长额推算，再过五年， 到2023年，美国政府债务总量有可能超过30万亿美元，再加上美国州政府、市县政府等地方政府债，债务占GDP比重将达到150%左右。届时，美国政府的全年税 收收入将全部用来清偿利息和到期债务还不够，将达到第三种上限。
我们知道，主权国家之所以能发行货币，过去主要依据金本位、银本位等贵金属本位，现在主要依据GDP发展支撑，本质上是政府税收、财政收入支撑。政府的税收收入、财政收入是主权货币发行的依据，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债务利息和到期债务把全年的财政收入消耗完毕了，就没有信用再发国债，就会降低发行新债还旧债的融资能力，导致重大的金融危机，美元公信力就会大幅下降，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也会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将成为国家的命运。因此，债务上限的控制能力决定一个国家货币的全球公信力。政府债务透支到了极度上限，必然导致货币失信、大幅度贬值，引发大规模的混乱和局势动荡。事实上，如果美国政府债务增长率今后几年保持不变，不必等到2023 年，不必等到美国政府债务触及会导致经济崩盘的恶性债务上限，各类经济体就会打提前量预防设防，一场与美元、美债相关联的大级别全球金融危机就有可能发生，这将是一个超过50%可能性的大概率事件。
对美国来说，为了经济复苏，采用扩张政策，搞一些财政赤字和增发美元的措施无可厚非，虽然这种扩张过度可能会引发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进而迫使利率上升，抑制投资和消费。但是，由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高利率会吸引海外
资金注入套利，外国投资者会更多的买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使美元升值降低进口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又弥补了政府投资的不足，抵消财政赤字对投资的消极作用。正是这种原因，促使这几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企业利润率、失业率等经济指标都还不错，不至于马上衰退。但是，如果债务与收入比在一段时间内快速上升的话，就说明这段时间内产生的大量债务并没带来收入的相应增长。一旦借了超过自己收入能力的债务，走向极限，最终必然会导致违约。对一个国家来说，则会导致经济危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一国债务与GDP之比在五年内 涨幅超过30%的话，大概率会在随后的五年内爆发经济危机，美国次贷后的10年， 可以说连续已有两个五年，债务都增长了30%以上。所以，按现行美国举债速度 和赤字增加速度如果不变的话，要不了几年，美国经济将被债务大山压倒。
大家会问，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会不会批准这个不断提高的政府举债上限呢？美国国会批准提高债务上限过程应该更加曲折，但还是会批准。因为不得不批准，毕竟它只是两XZZ吵闹的插曲，不是根本，只是程序，不是根源。那么， 美国会采取什么经济措施来缓和平衡美国政府债务率过高的问题呢？从过去几 十年历史经验看，大概率会采取三种措施：
第一种是美元贬值、通货膨胀。为了维护美元地位，维持债务融资来源，美国采取直接违约的可能性极小，但却不能排除美国政府以间接方式违约。这些方法包括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有三个历史性案例：一是1933年，美国因美元贬值， 废除国债的黄金条款，国债购买者不能按原契约换取相应黄金。二是“二战”后， 美国采取通胀办法，每年通胀6%，5年总债务占GDP比例能减少20%左右，10年能降低40%左右。三是1971年美国单方面停止美元兑换黄金，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崩 溃，继而确定了牙买加体系。总之，采用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变相违约，早已是美国减债减赤的惯用手法。
第二种是通过加息缩表剪羊毛，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美国每一次加息周期往往会演化出某一领域或某一地区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有4轮加息周期，80年代加息的尽头是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加息的尽头是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开始的加息周期尽头是全球金融危机。目前这轮加息周期从2015年12月开始，2015年、2016年、2017年各加息一次，2018年已经3次，预期全年加息4次。那么，这次加息的尽头是在什么地方、什么领域出现大级别的危机呢？由于加息，美元走强，近几个月继巴西里拉之后，南非兰特、印度卢比、印尼盾、俄罗斯卢布、阿根廷比索都在大幅贬值。因此，现在大家有种预感，近期
的新兴市场货币贬值是否表示新一轮金融危机将表现在新兴市场。
第三种是以全球经济老大的实力改变游戏规则，大打贸易战意图获取超额利益弥补、化解债务困境。美国经济结构有很大问题，其GDP中85%来源于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制造业只占11%。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根本就是自己的经济结构 造成的，而不是别国造成的。怪罪于别国，完全是一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行为。金融业属于精英产业，对劳动力吸纳能力非常差，比如美国金融中心华尔街总共才吸纳30万人就业。美国政府提出要重新振兴制造业，但谈何容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五到十年根本转不过弯来。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表面上恢复很快，但是结构不好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在新增GDP占比中制造业一路走低， 金融与房地产占比一路走高，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困人口占比从10年前9%上 升到20%。特朗普提振经济的减税、关税、基建三大措施叠加加息缩表后的美元 升值回流，相当于给美国经济打了兴奋剂，短期看经济数据还不错，但经济结构性矛盾并未修复。大基建由于美国政府拿不出钱来而势必落空，其他几个短期兴奋剂式的措施，只能是暂时缓解美国经济中的结构性困难。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不是着力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良性协调发展，认认真真、持之以恒的节约开支、减少赤字特别是减少军费来化解国内财政债务危机，而是四处开火，对欧洲、北美、日本特别是中国大搞贸易战、单边主义、逆全球化。事实上，美国的这些作为和措施，是无法解决美国经济内在的、固有的结构问题、债务问题的。
总之，解决危机最不能容忍的办法有三种：一是不能为了掩盖矛盾、缓和矛盾而把现在的危机推向未来，导致未来更大的危机。二是不能用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走极端，采取一种措施解决一个危机而引发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危机。三是不能以邻为壑地把自己的问题转嫁给别人，利用自己的强国地位、货币信用为所欲为。历史已经证明，不论是解决政府债务危机还是全社会债务危机，解决办法根本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靠经济发展拉动税收增长；靠合理的产业结构获取经济收益、平衡国际收支；靠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去过高的财政杠杆、金融杠杆，减少赤字，约束财政透支，让财政债务与GDP比重平衡；靠经济要素供给总量合理、结构相对均衡，M2、股市、房地产市场、政府债务等指标与GDP 的占比保持在1:1左右。对一个国家如此，对全球经济运行也应当如此。
谢谢大家！
在2018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演讲
（2018年10月20日）
很高兴来参加复旦大学这个论坛：改革开放40年再出发。那么今天我讲的主题是关于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深化改革的一些思考和建议。中国改革开放40年， 一个非常重要的伟大成果，就是产生了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
第一，股票市场是怎么建立的？90年建立了证券交易所，经过了28年的发展， 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去年年底，市场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这个市场也是从90年代启动，磕磕碰碰地起来了。如果现在想了一下当时原始起步的一些场景，大家可以知道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多么不容易，比如原始起步的时候，什么公司可以上市？
发额度的，就像发粮票一样，一年有多少个额度。上海几个，浙江几个，江苏几个等等，是国家统一分配的。那么（地方）政府拿到以后，他们就让困难企业去融资了，就给你一个指标。所以。当时来说这是额度（分配），现在想象起来很可笑，但当时是很神圣的一个活动。
第二个，老百姓怎么买股票？上市原始股，第一次上市的时候的发行认购证。大家记得上海最初90年91年初的时候发了100万张认购证，每个人一个身份证买 十张等等，深圳在91年的七八月份也发了这样的认购证。
第三个怎么交易？尽管有证券交易所，大屏幕交易行情也有，但是证券公司在各个城市还没有分布营业网点，各种街道、社区都还没有。整个交易，上海在文化广场，那是可以坐2万人的非常大的一个房子改成的，长的桌椅全部拿掉， 然后放上一百个电视机。那么老百姓在这里边人山人海，就像菜市场一样买股票。
第四，你的股票怎么运行呢？存量一个国有企业本来有十个亿，新股发行增加了两个亿，存量不能买卖，增量做交易。所以中国股市那时候听起来如果有1 万亿（规模），真的可以流通为交易买卖的，是2000亿或者3000亿。
就是增量交易存量不动。一直到2006年，我们叫股权分置改革，就是股权制度的一个改革。尚福林任证监会主席的时候，才把存量的股权流通，建立全流通制度。
我讲这一段，大家不要看着现在高大上，而忘记原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什么地方走过来的。所以40年改革开放，资本市场二十八年的历程，可以说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那么资本市场这个20多年来对中国的经济的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功
能。在我看来，有六种。
第一，那么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市以后，法人治理结构就发生了改变，国有的变成了股份有限公司，民营投资的也变成了股份有限公司，有很多很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变成股份有限公司以后就做大做强了。总之这是法人治理结构对我们的一个促进。
第二，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资本市场股票买卖用脚投票，以股票投资的方位来投票。所以弱势的企业、淘汰的企业在股市里得不到支持，优胜劣汰，资源优化配置，这是第二个。
第三，对中国的金融市场金融结构产生功能。那么本来是间接金融为主的， 现在间接金融、直接金融体系健康完善。
第四，当然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起着一个动力的作用。几十万亿的市值里边募集到的资金，大体上这20多年也是十几万亿。股民、股东的资金投资到了企业， 推动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
第六，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资本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资本市场上推动的是股份制。股份制是一种公众公司，一种共同的实践形式，所以资本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是讲六个方面，这20多年来产生的功能、成就。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中国资本市场上也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毕竟是初期启动新兴的一个市场，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度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有） 各种各样计划经济的痕迹，原始启动状态的那份痕迹。
那么。我们如果分析一下我们资本市场存在的各种各样问题。如果把它归纳一下，集中地说，我认为最主要的现在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资本市场应该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证券市场跟晴雨表关系，至少眼下来说还真不大。比如这20年中国的国民经济从2000 年的时候，是十几万亿GDP，现在到八十几万亿，翻了三番。基本上每五六年翻一番。
那么，我们的资本市场怎样呢？两千年的时候2000多点，现在2500点。从08 年的时候算呢，从6000多点跌到2000多点以后，现在也差不多2000多点，这十年也没动。即使08年到现在十年，中国经济也差不多反了两番。所以，大家想一下， 它是晴雨表的功能没彰显。
然后外围市场跌，我们大跌。外围市场涨我们不动，这个里面存在“晴雨表” 的功能弱化或者丧失了，显然有机制、体制中的矛盾。
第二个，就是投入产出功能的这个功能（不匹配），任何投资总是要有一个投入产出。那么如果投资有10%的回报，也是可以的。（比如）我们整个中国工 业，大家看最近五年中国工业营业额，就工业总产值利润率，不管国有民营捆在一起，总算帐基本上在6%左右。那么营业额6%的利润，资本回报率一般都超过10%。这个意思把整个中国几十万个工业企业混在一起算，一个企业的话，它上市的效果十倍市盈率还是蛮好的。
但是，我们的资本市场平均市盈率可是五六十倍，五六十倍还是由五六倍（市盈率）的一大批银行撑着（否则市盈率会更高）。许多许多企业，几百倍的市盈率，1%的利润率，资本利润率肯定很低，所以资本市场缺少投资回报。
长期缺少投资回报的市场。长期就是圈钱融资的市场，最后的结果是融资也融不成。因为股民也都是聪明人，你圈了钱就不管了，那么最后你老圈钱我就不投资，我也不跟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出现发一次新股，（公司）半年花了很多钱。花了以后呢，市场就跌下来了。投资弱化了，接下来以后发生什么？所以我们经常开展开关式（IPO）。这18年，资本市场发新股暂停再发再停，有八次之多，基本上两年一个循环。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投资回报功能的市场，只圈钱、只融资、少回报的市场，最后圈钱也全圈不成。市场会教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所以，这个功能也是弱化了。
第三，关于资源优化配置。本来资本市场就是个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用脚投票的市场。高科技企业真的假的，在资本市场上就用资本看颜色。但是我们这个10年20年30年说，中国资本市场培育出庞然大物、独角兽，几乎没有。
很多独角兽，中国资本市场没展开，到了国外变成独角兽。到了国外变成独角兽，又想回到中国来。引入了国外独角兽，就算中国资本市场有独角兽吗？不能算。引入了一个（独角兽）可能让中国股民高位举杠铃、套牢也是不可以的。所以今年6月15号在陆家嘴的金融论坛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国内要有引入一些
独角兽的时候。我讲了高位引入“独角兽”，是钱多人傻的行为。不能干这个事。当然，应该说我们有关方面还是很明智的。就在那一段及时间及时地调整了，一批本来可能进来的独角兽没进来。当然那些那些独角兽的投资者很失望，但我觉
得这个失望避免了一个劫难，非常好的事。总的意思，就是我们的选择功能、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弱化。
如果这三个问题长期存在的话，对中国资本市场是致命的。中国改革开放40 年，改革开放再出发，怎么再出发？就是围绕问题再出发，问题导向再出发，解决问题再出发，用改革开放的措施来解决问题再出发。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市场再出发就是要围绕中国资本市场晴雨表的功能再出发，投入-产出功能能够实现再去发展，资源优化的功能能够实现再出发。
要从经济的、法律的措施，而不是行政的、短期的措施，进行深化改革。采取措施，要从体制机制性的角度进行深化改革，要从基本面特性基础性制度的角度，进行一个纵深的研究。
很重要的一点，用不着钻牛角尖对着自己的系统，整天研究问题，研究的越来越多，又想不出办法。资本市场是国际性的，是开放的。国际成熟资本市场200 年的经验和教训，凡是成熟的、长期稳定的那种制度，我们要开放的引过来，做下去，就可以。
所以我自己感觉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根据中国自己的东西研究一大堆，研究了半天，你不是也无法结果。资本市场这个东西的顶层设计其实很重要，把国际成熟的、长期的、有效的、基础性的制度应该搬过来，正确使用。那么我下面就要回到前面部分，下面就讲今天要讲（改革的）若干思考的总
结。说基础制度、体制改革不能总是在说套话，必须说一些具体的体制机制特性， 有成效的基础性制度。我认为这个制度，六个方面要看。
第一个就是退市制度，退市之后跟注册制是一棵树，属于基干型的制度。资本市场证券公司，帮助企业上市到资本市场上市，那是注册制的概念。那么上市以后，有进有出，能吃能拉，是个正常的生理循环，是个优胜劣汰的一个过程。如果一个市场只进不出，肚子涨死，就是个僵尸市场——一定会是这样事情。
所以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新三板一下子上了一万多家企业。一万个这里，后来发现三年下来这1万个上市，除了上市那一天上市有资本活动，9000个企业一年到头没有一点点交易。
后来动了脑筋，理性地分配一下说，这个1万个里边9000个一个板，一千个活跃的一个板。你说你这把9000个是退市了还是没退市？就是基础制度如果不展 开，只是在一个现成的概念上去绕圈子，再聪明也白搭。
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不够好。美国华尔街我们说70年80年做3000多个企业， 每年上市200多个，十年就2000多个，30年下来七八千个上去了。那它怎么现在没有1万个呢？还是三四千个。
（因为它）基本做到了“一年进来多少就出去多少”。可能某一年出去得多， 进来得少；某一年进来得多，出去得少。十年一算账，进出基本平衡。
第二个，它退市的时候，有政府强制性的惩罚行为、制裁性的退市和企业上市公司总部自我决策、自主申请退市，基本也是一半对一半。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市场就进入了一个平衡。如果你每年进来的企业，总是带着新鲜血液，带有一定朝气，效益相对好的。同时，每年总是把一批差的退掉。所以你买股票买留在市场里的股票，一般效果会比较好。
但是这个制度，我们28年只退了一百多个，今年有所努力退了五个了，但今年我们上市上了200个了。我讲这个话意思是，一定要把退市制度建好，什么时候退市制度都建好了，注册制自然到位了，退市制度不到位，注册制永远到不了位。
所以这件事不是为未注册而注册制，打仗打的是一个综合体。注册制的手心手背就是退市，这两个是一个手的手心手背，你不能说只有手心没有手背，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我们经常说中国资本市场缺少长期资金，缺少企业的机构投资。我们是散户市场，是短期资金市场，是炒作市场。这句话光说没用，一定要从机制体制上拿出长期资金来，拿出机构投资的体系来。那么主要是什么？
其实就是两种资金，把这两种资金到位了，长期资金也好、机构投资也有了。第一就是企业的年金。第二就是每个老百姓、家庭自己为自己养老保险、商业保险购买的保险公司的商业保险的资金。
在美国现在20万亿的GDP，他的企业年金是多少？40%，9万亿美元。那么企业年金的使用方式，法律制度规定，就是所有的企业年金投资于证券市场45%，投资在股票市场，买股票。还有45%买企业债券，也是证券市场中的债券。那么还有10%左右买货币资金。
总的来说，这个年金只要一产生，美国资本市场现在二十几万亿的市值，企业年金在里面4万多亿。就是股市里面就1/5的一个板块，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比重。
企业年金并不是几万个企业用自己的年金自己炒股。企业自己炒股，跟散户
炒股没区别。主要来说，就是它的资金都委托了专业的私募股权基金，各种基金去投，那么这些基金有长期的LP，长期的资金来源他就有了。有了长期资本，又有了机构投资。
中国有7万多个私募股权基金，PE、VC有7万多个，全部的资金量12万亿。实际上，我们的中国的股权资金缺少大资本来源。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年金自动解决了。
我们国内现在有多少年金呢？十几年前我们国家就规定了，企业可以搞补充养老，搞年金。但是到今天为止，全部企业年金1.1万亿，跟我们GDP80几万亿比呢是1/80，1%点几。
我们资本比重这么低，本身社会保障系统全靠政府保障，政府五险一金保障， 五险一金只占GDP的百分之十几，要托底，保障会有难度。美国的五险一金就是 养老医疗，4万多亿，企业年金呢有9万多亿，然后老百姓家庭自我买保险的保险金呢也有4万多亿，整个加起来18万亿，跟GDP几乎相当。这里面就是政府保障， 家庭保障，企业帮助职工保障三家抬。
从这个角度，我们年金没推开，那么为什么没推得开？是因为有一个有的概念税收制度。美国的401K讲的就是企业年金，只要这企业为职工买年金，60%企业出钱，40%职工自己掏钱。60%部分企业掏钱，可以税前抵扣企业所得税，这工人高出的钱部分抵扣个人所得税。
那么等于买年金的部分，1/3的钱来自于国家的税收支持。那么国家支持是对的，这么一个支持，保障系统平稳。第二，股票市场多了。股票市场市值的1/3 是年金支持吧，养老保险资金支持吧，是各种各样的保障资金支持的。【联系*微信dadawk01】
我讲这一段呢就是要用这个税收鼓励。我们目前补充养老保险、年金制度没有任何税收优惠的。我认为我们给企业减税，给个人所得税减免税，刺激消费直接发展，是应该的。
但是给养老保险中的保障资金、年金优惠减税（还不够）。这个地方减1万亿，一方面年金可能增加10万，另外一方面股市增加了10万亿，最终的企业发展市场发展的税收可能回来2万亿，这个是是划得来的一件事。
还有一个，老百姓、家庭的养老保险，或者其他的商业性的保险。这种保险不管在香港在欧洲美国成熟市场都有免税、抵扣。这也就刺激白领买保险，保险公司就会得到一大笔资金来源。
我们因为没有抵扣，我们的保险公司怎么卖保险，怎么卖保单，就像农民传
销一样的，搞保险。所以你看你是干什么的？保险。然后他说是保险的白领，过了一阵子跟你熟了，亲戚朋友里面，唉你买保险，就传销式的。主要白领自己没有自己买保险，钱留在自己家里，但是如果有退税制度，从理财的角度就会主动， 这是讲的第二条。当有长期资本基金投资机构投资的时候，中国股市的结构会有所变。
第三个。股市里边上市公司的行为方式，有三种要支持，有三种要控制。比如该支持的一种，当股市跌了以后，上市公司市值股价跌破了它的发行价，或者董事会认为是市场低估了，自己对企业有信心。那么可以动员、决策以后就是股票回购注销。
这个回购注销，大家注意，不是现在我们常常在干的，低了以后董事长或者大股东们公告，我们个人增持多少多少，这个增持没多大意义。当时当刻有点意义，但是哥们股价一回来他高抛低息。其实一回事。
那么美国人在讲的回购，它不是增持，它是注销。那什么意思呢？
假如你有五亿股，一股十块，50亿市值，你觉得现在股价低了，我就回购一亿股。回购了以后，由董事会宣布注销，那么我们这个上市公司只有4亿股，4亿股面对50亿市值，均价是12块5，不相干的股民看这个股票升了，就去买一点， 说不定还生成14块了。这个意思，它是支持股市向上。好的上市公司是通过这个手段是维持的。
那么它一种是回购注销，还有一种回购了干嘛？董事会放着，对优秀员工优秀管理者优秀的技术骨干，把股票馈赠给他，奖励给他，回头要干这个活。总之它是积极的。
那如果回购了就是增持的，到时候又抛掉，而且它不是企业的行为，是每个企业中的个人股东的行为，那是两个概念。今年美国公司纳斯达克1到6月份，企业回购了6500亿美元促销了。
道琼斯指数群里的企业回购了8000多亿美元注销，半年就一万几千美元，是美国股市的5%。它们是这么多，所以今年美国加息本来股市应该下跌，但是还涨了20%。
特朗普说，是他跟中美打贸易战产生的，胡说八道。实际上是美国资本市场上的这种制度、企业家、股东群本能的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好企业产生好的做法。这是一种。
第二个，当然要鼓励上市公司分红。中国的企业几十年上市几十年不分一次
红，这也是铁公鸡。就是制度上要做出红利。比如说什么情况下至少拿40%分红？ 什么情况下50%，什么情况下60%。
当然企业总有积累，总有自我扩张，所以不分红大家也同意，但是至少有个四十五十六十要有这种法的定义。这是鼓励分红。
第三，要鼓励上市公司收购兼并资产重组。上市公司资本运作天经地义。资本市场本来就是个资产重组、资本运作的市场，这个地方让他能够有健康的发展， 但是我们现在管制的太严。
市场重组一个方案出来，就跟一个新股要上市一样，审批半年一年两年。任何资本运动都和市场环境有关，这个时点是英明的聪明的行为，那个时点是愚蠢的倒霉的行为，那么时点不同，你就会变得合理或者不合理。
重庆就有过一个企业曾经收购的时候九块，那时候是对的，因为市场12块， 它这个地方九块收购当然是对的。审批的过程整个两年批准了，企业收购了。这时候两年过程股价跌到了八块了。
后来审计查这个企业，说你这个企业国有资产流失，你怎么会市场八块你怎么九块去买呢？那个经理讲不清了。后来我知道了，我跟审计讲了一句话，你看看这个时点，政府管制管了他两年，等到批准了，他又不能不干。
后来这件事当然就过去了，因为这是公事公办的一个标准，要了解实情就行。总之，注册制就是说审核只要放松一点，只要不造假，信息披露没有造假，愿买愿卖重组的各方资源，首先是资产重组过程中的行为，审批宽松一点，而且应该支持一点，就像注册制对待审批、新股上市。
现在首先把注册制的思想精神用到资产重组的审批上去，这才比较好。同时对资本市场中企业上市公司企业不规范的行为，倒要遏制或者要管制，或者要加强监控，比如高位套现。
股市好的时候，董事长悄悄的把自己的股权都抛掉了，贾跃亭。怎么可以？ 一个上市公司别人都可以抛股票，董事长爱这个企业，操作了这个企业，信任这个企业，有信心，他怎么会抛掉自己的心血呢？
它抛掉就不准备好好的干，你就要当心了，所以这高位套现，特别是董事长个人都是要特别（注意）。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不干这和活，但是民营企业中是有这种情况，都要反思。
第二个什么呢？高位质押。高位质押，股票一跌百分之七十六十底线突破， 平仓。最近突然发现5万多亿的质押。现在可能是这么回事，是值得同情，而且
点对点的要予以救助等等。
但是从逻辑上讲，任何一个企业资产负债率50%，同时股权抵押了，银行才借你百分之五十六十的融资。所以你的股权事实上是你现在企业债务的一个抵押， 你突然把这个企业“一女二嫁”，把自己的股权又去抵押了，再去弄一笔钱，不再投资在企业中，投到别的地方去炒股票买房子了，干别的活了。那么股市一跌呢出现踩踏，这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合理。
第三种，长期的股市里面长期的停牌，这也不合理。两三年停牌停在那里， 或者一看苗头不对，我现宣布停两个星期，本来要跌停板的就不跌了，我躲过一劫，就这一类的随意性的运作不合理。所以上市公司运作的机制体制里应该有一些机制的制度性的安排。
第四个是证券公司和证金公司。我们的证券公司一百多个，03年的时候有个法，就是把证券公司的买股票的保证金，证券公司不得沾染，然后呢放在银行里， 就是由银行托管。证券公司的报表里有总资产，有净资产有债务，但是没有托管资产这个概念。
一个证券公司有1万亿的保证金在他这过手，和100亿是代表证券公司两个档次的重要区别。就像一个银行有10万亿存款和1万亿存款，是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的银行。
但证券公司却把他阉割了，不能表达出来。中国的银行这十几年，银行的规模原来在全世界排在后边，现在全世界前十位中的银行，四家、五家是中国的， 保险公司前十位的也有。证券公司一家没有。
原因什么，他不管资产，它的资产哪怕1万亿保证金在那边和他无关。实际上一个强大的证券公司（10几个20个）是资本市场“杀手锏”。它既是上市的动力，也是资产理财的动力，资本运作的动力。
同时也是市场出现各种危机的时候，那证券公司当然也是救市或者操作的一种动力，所以这是个工具，是个重要的杀手锏，应该把它给向所有金融企业一样。
第二个，证金公司它是危机的时候救市的一个基金，1万多亿，1万多亿这种基金应该来自于财政部的债券，反正应该是国家无息的一笔钱给他。然后他低的时候买了，买了以后如果涨上来赚的钱给社保基金，全民所有，平时按兵不。
现在证金公司一万几千亿的银行借款，8%的利息，那一年没有给1000亿的利润，利息还不了，五年十年时间这个资金没了。所以，这个情况下逼着证金公司如果也来平时低的时候买高的时候抛，就变成了坐庄的人搞股票了。所以，这件
事也是体制机制性的制度性的安排，不是任何经理出的错。
第五呢，当然就是讲税收。证券市场资本市场的税收应该有专门的考量，比如印花税，现在应该就可以取消。全世界一百多个证券市场，现在只有中国和印度收印花税。
印花税在过去几十年都是对的，因为每个股票要一个份额要一张纸。这么多的雪花一样的这个发票，当然要收点成本费。现在电子、手机上买了股票，手机一看根本不要做（纸）了，所以全世界都取消了。我们一年2000亿，3000亿，完全如果取消，说不定股市涨两点。
我讲这么话就是说，减税减税这种方式是可以考虑的。另外，红利税或者基金的收税，或者我们刚才说到的保险公司的税收或者年金的税收等等各方面都可以考虑。
最后一个就是有关指数。现在的上市公司，我们的上证综指或者深圳的指数。我们这个综指呢是90年代初，那时候上海只有几十个股票，当然全部算在里面的一个综指。
那么现在3000个4000上市公司，应该成分股。成分股现在也有，12年以后搞了。上证五零或者蓝筹的300等等，但是这只是研究部门内部用。对外公布的总是这个全算账的综指。
美国道琼是三千个股票，只算30个，当然是好中又好，所以美国GDP翻一翻。道琼斯指是从6000点变25000，翻两番。但是美国全国的市值涨多少呢？也是翻一番。现在30万亿，十年前他是15万亿。
我讲这段就是说他企业里面总有好有坏，有中不溜。你如果要把所有的好中坏的，放在一起拉一千点，千难万难。那好的东西就是正确的引导，向上的这个引导，从这个角度，我们股市哪天把综指废了，就说上证五零或者三零也可以。定了以后就只算这一个，而且每两三年把差的丢掉，好的再选进来。这样就
产生一个向上的事，这不叫掩耳盗铃，也不叫拔苗助长，就是资本市场的功能， 老百姓炒股票只要盯着指数就好，然后专家们你自己去研究，你去研究那个3000 个然后倡导每天被淘汰退市，股市的机制体制的改善了。
基础性基本面的制度改善了，向上的发展的投入产出率高的（改善），资源优化配置强的晴雨表功能的制度（改善），那么中国指数就有希望。我特别高兴的是昨天副总理对股市有很重要的讲话，还有一行两会领导也有重要的讲话。我的确相信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股市的春天会来的。
扩大开放是辽宁振兴和沈阳发展的关键一招
在2018沈阳·第五届中国智慧城市创新大会上的演讲
（2018年11月3日）
上午好！很高兴受邀参加今天的论坛。1个多月前，习近平总书记调研东北三省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从营商环境、发展动能、对外开放等6方面对东北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借此机会，结合工作实践经验，我就辽宁、沈阳的进一步扩大开放，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和感悟。
一、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就、意义和新时代新特征
我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从兴办深圳等5个特区，到沿海14个开放城市，再到27个沿海经济开放区，逐步打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40年来，我国的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1979年到2017年我国对外贸易从109亿美元增加到4.1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累计吸引外资1.9万亿美元，去年达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从几亿美元增加到3万亿美元。
对外开放，不仅使封闭的中国成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而且使全面开放的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对外开放，不仅能带来外资，还能带来优势产品、技术和管理，带来国际市场和贸易渠道。
对外开放，不仅能带来生产力的变化跃迁，还能带来营商环境的变化改善， 直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营商环境国际化、政企关系调整、外资和外汇管理体制变革、人民币加快国际化。
对外开放，不仅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还倒逼我国制度体制改革，原有的体制弊端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显露出来，进而倒逼改革深化。
总之，改革需要开放的推动力量，开放需要改革的体制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实践证明，哪些地方开放的早， 改革与开放结合的好，哪些地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就迈的大，经济发展就快。
X的十八大以后，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对外开放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 出现了五个重要转变。一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近几年，我国进口增长率一直快于出口增长率。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但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我国进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必将增强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二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
2013—2017年这5年，我国对外投资6928.6亿美元，超过1979—2012年这33年对外投资的5526.35亿美元，也超过这5年引进外资总量724亿美元。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明显提速， 正在由过去的“跟随跑”变为“齐步跑”，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正加速形成。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FTA框架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在双边和多变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近年来， 我国服务贸易呈现快速增长之势。2017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7万亿元， 有力促进了我国外贸结构的持续优化。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 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我国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引领，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推动者。具备这五大新特征的对外开放，必将为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发挥历史性作用。
二、以开放为抓手推动辽宁经济三大重点领域释放新动能、形成新产业
（一）以辽宁传统优势产业为基础、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形成上中下游产业链一体化的产业集群，与之配套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链金融集聚区。现代制造业比的是核心技术，比的是资本，更是比产业链集群竞争能力。现代制造业不搞大而全、小而全的制造企业，而是将零部件、原材料、物流等上下游业务让那些对这些环节最有技术、能力强的企业去干，能外包的尽量外包，形成水平分工的产业链。但是，考虑到分工体系在全世界，物流、效率、安全以及产业链间的沟通协调都是个问题，现代制造业又提倡在一个2—3个小时车程区域内，上中下游70%以上的部件、关键件能够垂直整合一体化。这种一体化能带来四种效应：一是不仅有整装厂的产出，而且包含上中下游全产业链的产出；二是不仅有制造业产出，还带来物流、运输、销售结算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出；三是具有区域竞争力，外资无法随时打包走人，搬一个制造厂易，搬一个产业链难；四是产业链集群互动，既能互相促进，又能逆周期抱团取暖。
（二）以“大智移云”等颠覆性产业为主体，形成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的产业链集群。所谓“大智移云”,即指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 网和云计算的综合体。作为一种新型的颠覆性产业，东西南北中几乎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辽宁沈阳并不落后。搞云计算的关键是需要建设数据处理中心（IDC）。配置大量服务器，运行耗电，降温也要耗电，南方搞必须要找凉快的山区，而东
北温度低，最适宜搞。在2009年日本大地震前，欧美上百万台服务器规模的数据处理中心堆积在日本，地震后欧美认识到放在日本不安全，近10年陆续转移到亚洲其他地方。辽宁、沈阳既有温度低、地质条件好的自然优势，又有东北工业大学、中科院沈阳分院、沈阳计算机所、沈阳自动化所这样人才和技术领先的优势， 要抢占未来中国云计算产业制高点，要站在国家大局角度思考，理所当然可以在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方面努力，重点要发展创新云计算的基础设施服务（IaaS）、大数据综合平台服务（PaaS）和智能算法服务（SaaS）， 这三种服务是“大智移云”服务的产业链，是无法消除分离的三兄弟、三胞胎。总之，从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算法等领域的制造创新中心、标准体系、公共服务平台、软件支持企业，到安全保障体系发展，涉及面很宽，几乎包含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最前沿颠覆性产业，对此， 绝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开放性、创造性的干。这方面，可以与中国各大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服务商、企业、研发团队进行共同发展“大智移云” 的战略合作。前几天，中央ZZ局会议专门提出了要把人工智能行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来推进，这对沈阳更是重大机遇。沈阳自动化所、机器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很出名，东大东软的系统软件也是国内一绝，当然有基础抓住机遇推动人工智能硬件、软件系统演进升级，开发增强人机协作能力的智能系统，构建人工智能安全与保障、标准与基础等发展环境，抢占未来中国人工智能制高点。
（三）以保税区、自贸区、中德合作装备制造产业园、沈抚新区等为重点抓好战略性新兴服务业。沈阳是辽宁的中心城市，也是东北的特大型城市，更是辽宁省举全省之力正在打造的国家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理所当然是服务业发达的城市，为此，要通过扩大开放，着力发展战略新兴服务业，联同已经发展的传统服务业，使沈阳成为东北地区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
沈阳现在开放的要件有保税区、自贸区、中德合作装备制造产业园和沈抚新区等，这些是中国当今抓开放最重要的关键要件。保税区是境内关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不能简单地当作铁丝网围起来的开发区，不能简单地当作一般的工业园区来使用。保税区是货物入内免税区，适合货物贸易周转，可以开展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和跨境电子商务贸易。上海外高桥保税区10平方公里，因为做这几种贸易，年贸易额1000亿美元，税收1000亿人民币，吸引了10000 个做国际贸易的公司和20万白领。2010年的业务量超过全国沿海其他27个保税区的总和。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好？因为它不是当成工厂在搞。
自贸试验区重点是搞服务贸易，包括教育、科技、医疗、金融、商贸物流、跨境电子商务等服务业以及服务外包产业。要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的政策优势， 打造中国服务国家品牌，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体系和政策框架，加强涉外资源整合，完善服务。在自贸试验区建设中，开发要利用现有的商务集聚区、交通枢纽物流区搞服务贸易发展，千万不要像建开发区、保税区那样征地动迁、七通一平、搞楼堂馆所的开发，那样最后的结果是基础开发三年、形态开发三年、功能开发又三年，等把自贸试验区政策落实到位是十年后的事了，黄花菜都凉了。中德合作装备制造产业园和沈抚新区开发同样如此。为什么叫新区？新区新区，不叫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现在特区能干的事，新区都能干，而特区没有干过的一些新区特色的事由中央支持干。新区要干新事，要五位一体干新事，新区的产业园区应当如同中德合作装备制造产业园那样是全产业链集聚区、产业资本集聚区、龙头企业集聚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和各种交通方式集聚的交通枢纽区。新区的创新园区是产学研一体化的集聚区，是孵化器、LP、PE、VC等投资基金的集聚区，是独角兽企业的群栖之地，是东北地区创新驱动的标志性地区、新兴技术发展的制高点，是落实习总书记要求培育壮大新动能为重点、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的重要环节。
三、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开放发展
（一）为开放创造优良营商环境。加快建设高标准营商环境，对接全球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做法，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放宽市场准入、自由贸易区建设、保税区建设、内外联动与双向开放在内的体制机制创新。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完善外资安全审查机制，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的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首先实现对内开放，要放宽民营资本的准入，推进金融、医疗、教育、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的有效监管、有序开放， 提高办事效率，降低制度成本。
（二）实现五个低营商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成本、要素成本税费成本和制度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之一，拉弗曲线、三去一降一补讲的也是这件事。五个低包括：一是税费成本低，对地方来说除了减税，更多的在于费的实质性降低。二是物流成本低，物流成本的下降主要靠地方政府，要形成铁路、水路、公路、航空的无缝对接，要着力建设最后一公里物流硬件，要形成2小时半径的上 中下游产业布局。三是金融融资成本，主要在融资结构优化、解决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和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四是土地房产成本，要在按揭贷款、地价控制、买地资金来源等方面予以控制。五是劳动力供应成本，要在最低工资标准、五险一金的费率和费基上做文章。这件事，上下都有共识。现在，不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谁都说要降成本，但解决这些问题，主要靠地方，不能把问题解决的方向对外，不问自身可做什么，全部希望中央帮忙解决。实际上，“五高”问题80%不是靠中央、不是靠国家，而是靠地方政府改进管理，靠改变企业 自身的运行方式和机制。比如物流成本，全国物流成本占GDP的15%，在世界上比较高，原因是什么？有三块，一是铁路、公路、水运、空运结构不合理，铁路运能大、运费低（是公路的1/5），我们的铁路那么发达，货运量只占总运输量3%， 为什么？可不是铁路部门不想运，实际上是最后一公里没到位。大型工厂、货场基地以及开发区几乎都没有铁路进去，企业图方面，卡车上货点对点，成本就高了；二是多式联运、无缝对接不到位；三是产业链布局不集约一体化。东边往西边运、西边往东边拉，往返重复。这些成本其实就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能够解决的问题。又比如土地房产成本高，土地批租收入作为地方预算外收入归地方，地价高房价就高，房地产成本与规划有关、批租方式有关、房产商买土地的资金融资方式有关，都是地方政府可以解决的。如果面粉比面包贵，不仅造成营商环境恶化，还在主观思想上造成制造业无心发展、热衷房地产、赚快钱。再比如“五险一金”高，一方面有费率问题，中央有关部门为此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要求，建议地方自行降几个点；另一方面还有费基问题，怎么算费基，大概念是地区职工平均收入为费基，你是把金融业等社会收入较高的人群与工商产业职工平均作费基，还是以产业工人平均数作费基，其高低有很大的不同，这需要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其他比如制度成本、金融成本，办一件事让人跑几次成本就高，只跑一次成本就低，金融生态好、品种结构好、服务体系健全等等，都是地方政府可以解决的问题。总之，搞好五个低成本，是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也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要害在地方政府，要害在企业， 要害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管理能力。
（三）招商服务也是一种营商环境。招商中要遵循同等国民待遇、准入前国民待遇、尊重知识产权等原则，要搞好系统设计、互惠互利、资源互补。当下， 在招商中要特别突出六个方面：
一是以产业链招商。按上中下游产业链，利用已有的上游企业招引中游、下游企业，利用中游、下游企业招引上游企业，或利用中游企业招引上游、下游企
业，形成上中下游产业链的优化配置。企业有利可图，愿意集聚在一起，招商就能事半而功倍。总之，一个能上下游互相配套的、有较大市场规模的产业链体系， 往往具有较强的产业集聚能力，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降低运行成本，而这正是吸引世界级巨头的撒手锏。
二是以资本注入式招商。招商引资往往关注的是引进资金、资本，但在资本的时代，更应该关注引进能驾驭先进技术、人才、产品和市场的一流企业，并以本地能集聚的资本吸引这类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项目往往投资额都很 大，只靠企业自身的资本积累是难以持续投入的。比如液晶面板，中国缺口巨大， 但投入一个项目少则三四百亿元、多则五六百亿元。尽管这类产品市场短缺、效益前景良好，但由于资本、技术门槛高，有能力干的企业并不多。所以，这样的项目既要资本市场的资金供给，又要有高科技企业的技术供给，还有产品供不应求的市场供给。
三是以牌照资源补缺式招商。包括上市公司、金融牌照、现代服务业牌照等重要的政府许可性资源，吸引没有这种资源的内外资企业过来，通过捆绑项目或其他资产方式“投桃报李”，互相优化资源配置。尤其对差一口气就谈成的项目， 在没有这类政府许可性资源的情况下，承诺帮助企业向国家争取所需牌照也是一个办法。比如，一个大型企业集团，全国有几十个工厂，每年几千亿产值，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没有财务公司的，我们支持他办一个财务公司的牌照，财务公司要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批。我们帮助做好具体的沟通，以期有关部门批准。这也是招商引资的合理措施。
四是以收购兼并式招商。对现有的国有、民有企业资产，转让部分或全部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是国内外流行的发展方式。对在本地发展不好的企业，可以通过引进国内外企业直接收购兼并掉，一方面盘活了企业，另一方面还引进了新的资本。对在外地或国外发展困难的企业，如果对该企业的行业特征、核心技术、市场前景、财务状况都有实质性的了解的情况下，方向看清楚了，也可以直接买断对方的控股权、整体搬到本地来生产。
五是PPP合作招商。只要公平公正、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可以让社会资本参与政府公共服务项目，这是合作共赢的招商。关键是要做到“五种平衡”：第一，凡市场化收费可以平衡投资的，比如高速公路项目，就完全放开，由市场主体来做；第二，凡当期收费较低、暂时平衡不了的，像供排水、停车场等项目， 就可以通过逐步调价的措施，使项目最终形成投入与产出的大体平衡；第三，凡
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收费的投资项目，要通过政府采购、分期付款的方式，把一次性投资变成长周期的公益服务采购，以时间换空间，形成长周期的投入产出平衡；第四，凡是特别大的投资项目，比如地铁项目，没有条件以采购方式推进运作的，政府就应配置土地等相应资源，使其平衡；第五，对土地开发整治等收益很高的公共服务项目，政府要限定投资者的收益幅度，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否则就是搞利益输送。推进中，要注意严防“形股实债”的PPP，不得以 任何方式承诺回购社会投资的投资本金，不得以任何方式承担社会资本的投资本金亏损，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社会资本承诺最低收益，不得将项目融资偿还责任交由地方政府承担，防范社会投资方在实际经营中乱收费、防止同类项目不同标准、防范灰色交易、防范项目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出了问题撒手不管。
六是产业引导基金招商。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一般会产生1：3或1：4甚至更高的杠杆比。政府出资30亿元，凭借良好信用，通过杠杆撬动，可吸收100多亿社会资本参与，整个投资基金规模就会变成150亿。这种放大效应，使财政资金可以更多投入到各种技改、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还能推动企业重组和并购。同时，股权投资基金本身是一种市场化选择机制，具有优胜劣汰功能，由基金管理人选择项目投资，总体上会选到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优质项目，从而助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一种优秀的招商方式。
在招商引资中，要把是否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带动就业作为重要条件，要确定“三不招”、“五不搞”原则：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不招、过剩产能和产出强度不达标的不招、环保不过关的企业不招，避免了“捡到篮子都是菜”。与此同时，不搞血拼优惠政策的“自残式”招商，不搞众筹招商，不搞P2P招商，不搞炒地皮，不搞炒房招商，防止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和乱象。
谢谢大家。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的演讲
（2018年11月10日）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很高兴参加本次会议。前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借此机会，围绕学习领会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推动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同大家谈一些思考和体会。
我国的改革开放从五个特区到开放沿海14个城市，再到建设27个沿海经济开发区，逐步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40年来，我国的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从1979年到2017年，我国对外贸易从100亿美元上升到去年的4.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累计吸引了1.9万亿美元， 去年达到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也增长到现在的3万亿美元。
一、特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五个特点： 一，进出口贸易方面，以出口导向为主；
二，在资本进入方面，引进外资为主；
三，在开放方面以沿海开放为主再逐渐到内陆开放； 四，在贸易产品方面以货物为主；
五，在世界经济方面，遵守国际经济规则，倒逼国内体制开放。
这五个特点是我们改革开放80年代初一直到新世纪初形成的五个方面的特 点。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开放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国际环境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市场抬头，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在这种背景下，必须与时俱进地改革。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出现了新的五个重要特征。
一是从引进外资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举。2013年到2017年这五年， 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我国对外投资6900亿美元，而1979年到2012年的33年里中国对外投资是5000多亿美元，这五年投资规模超过了过去33年的对外投资。另外这五年的对外投资，比2013年到2017年引进外资的种类还要多700多亿美元。比较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已经从一个贸易大国转变为一个贸易大国和投资大 国，推动开创型经济转型升级。
二是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当今世界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出口大国可能是原料加工的出口大国，是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
但当今世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大国将极大提升贸易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近几年，我国每年商品出口的增长率远低于进口商品的增长率，比如去年， 我国货品出口为15.3万亿，增长了10.8%，去年的进口为12.5万亿，增长了18%。过去五年，我们出口基本上呈现一位数增长，但进口始终保持在两位数增长，所以贸易顺差逐渐进入平行的阶段。总体来看，较大幅度的提升进口的总量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和满足消费需求，也有利于增强我们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
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内陆一同开放的格局。40年前，我国对外开放从沿海起步由东向西逐步推进，这种开放的格局拉大了中西部差距。沿海地区每年进出口总量和引进外资的总量占全国的85%左右，中西部地区的进出口总量和引进外资的总量只占全国的15%。
X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雄安新区，中西部地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日益加快，全方位开放格局日益显现。特别是国家相继在中西部布局了10个国家级试验区，新设了28个综合保税区，落地了7个自贸试验区，建成了100多个国家口岸，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
过去，沿海如果批了一个新的开放港口，一般要五年甚至十年再往内陆转移推进。现在，上海搞了自贸区不久，沿海就有三个地方跟进，内陆中西部地区同时有7个省跟进。所以，现在有11个自贸区。
同样，保税区方面，沿海地区从1990年外高桥保税区建了以后，到2010年一共建了28个。但是从2010年到现在，中西部地区也增加了28个保税区，现在全国形成了50多个保税区，另外还有100多个海关特别监管区。这就意味着中国内陆和沿海达到了同步开放的标准。
原来有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全国在内地地区相继有了10个新区。现在到深圳没有人再称“我们深圳特区”。但是批新区的时候还是以新区为名。其实，特区的政策，新区都有。以前特区所得税为15%，现在特区所得税也变成了25%了。所以，“不特而特，特中有特”。这意味着，10个内陆新区其实相当于内陆又搞了10个相当于以前特区一样的开放区。
最重要是口岸的建设开放。中国原来的口岸都设在沿海，内陆没有口岸，内陆虽然有海关，但关检了以后，任何货物运到深圳要重复关检，出关的订单都算在深圳，所以，进出口中的百分之七八十份额都在沿海港口。
最近几年，内陆又建了100多个一类口岸。什么叫一类口岸？只要关检了，货
物就可以直接出国了，转成了电子海关，到了边界监管互认，信息互通，以当地一类海关关检为标准。这也就意味着整个中国的内陆开放和沿海开放，在电子海关的技术推动下变成一体化了。
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FTA框架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在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0年到201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量从3600亿美元增加到7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4.5%，为同期世界进出口服务贸易平均增速的2倍。2017 年，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7万亿美元。
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制定和修订。一方面，这几年我国积极参与世贸组织代表的多边贸易组织和自由贸易区代表的区域贸易活动，创导和推动全球贸易发展。
另一方面，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五年来， 已经有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支持周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迭代。继续拓展我国对外开放空间的需要，也体现了我国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责任与担当。
这五个新特征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推动了我国以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二、展望
展望未来，新一轮对外开放各自发力。习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从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与各方面产业发展开放合作的中国方案到宣传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展示了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携手前行的勇气和胸怀。
一是激发进口潜力，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担当和风范。从曾经的着力努力进口出口，到现在积极增加进口，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思维和意识在不断提升。敢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敢于与对手携手合作，这是一种大国的风范和气度。
二是持续放宽市场准入，体现了我国更加开放包容的气度和自信。今年4月以来，中国已经进一步精简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减少投资限制，提升贸易自由化水平。目前正在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续推进服务业开放。我国利用贸易这一重要突破口，对提升产业竞争力，推动创新发展，提高实体经济的水平， 把握发展主动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是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体现了我国从制度上打造权力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的发展环境的鲜明导向。改革开放以来，出于吸引外国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需要，我国对外商投资给予了税收优惠为主的一系列激励政策。当前，全球引资竞争日趋激烈，不少国家要素成本和政策优惠力度比我国更大。随着我国要素成本不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优惠政策空间也不断压缩，传统的招商引资模式不再有生命力，必须转向更多依靠改善投资环境。
四是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体现了我们着力推动高层次改革开放的新格局的意识和责任。过去我国为增加开放，工业区开发区力推社区本土的开放要素，这为探索自由贸易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当前开放水平越来越高，需要更高的平台和高水平的开放。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本是开放的最高境界，加快中国特色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进程，将是中国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将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五是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体现了我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决心。历史和现实够告诉我们，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动的重要动力，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就应坚持在开放当中扩展互利合作的空间，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坚持包容普惠，推动各国共同发展。
三、方向
这次进博会在上海召开，规模有目共睹。从1990年上海第一个保税区至今， 中国建了50多个保税区。同样是保税区，它的功能开放度怎么利用，关键在于干， 关键在于跟国际规则展开空间。
上海的外高桥保税区，面积有十平方公里，现在一年的进出口量是一千多亿美元，保税区本来是个免税区，但因为它量大，有了进出口总归要交税，产生的税收一千多亿人民币。
面积十平方公里的上海的外高桥保税区，现在一年的进出口量为一千多亿美元。保税区本来是免税区，但因为量大，有了进出口额还是要交税。上海一年五千多亿美元的进出口量，这个保税区就占了五分之一。整个中国沿海地区20多个保税区，全部加起来的进出口总量小于上海，税收也小于上海。这也就意味着1 个保税区交易额等于另外27个。
很多地方把保税区当作铁石网围起来的开发区，不利于自由贸易。保税区是货物的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是服务贸易的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应该是做
贸易的。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辅佐五类贸易进口，一，进出口贸易；二，浅层次的加工贸易；三，转口贸易，四，离岸港，比如从韩国把货物运到新加坡时，海洋运输经过上海，但贸易的订单签单结汇结算都在上海外高桥，这就是离岸的贸易；五， 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贸易。货物贸易是保税区天经地义的最大功能。所以把这五种贸易并举，把保税区真正用活，才能形成了世界共通的保税区功能。在这方面我们要向上海学习，最终把中国的改革开放高度、广度、深度做好。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将中国的开放又放在全新的高度、广度和深度，这将推动和引领我国今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谢谢大家！



在2018第十届全球PE北京论坛上的演讲
（2018年12月7日，根据录音整理）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一个重要的成果是资本市场的发展。28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与资本市场发展相关联相匹配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中国的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发展在资本市场，以及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股权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要改革完善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这句话常被忽略，事实上是私募基金业和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指南。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从注册登记那一天，把家族的钱、把国有的钱放进企业后，就靠企业自我循环，且往往是借债发展，产生利润，滚动积累投入发展，企业普遍缺少市场化的资本补充机制。以至于每过十年负债率就不可避免地高企，或者破产关闭，或者债务重组减记，之后资产负债率降低， 周而复始。股权不足，缺少市场化的长期资本，是中国金融和实体经济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
散户化：长期资本和机构投资不足的结果
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意指两件事，一是私募基金投资体系，一是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这个公募市场的体系，这个系统的完善本身就是建立中国企业包括国有、民营企业的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没有私募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发挥作用，没有长期资本支撑私募基金，中国的资本市场也不会健全。
其次，股权投资搞好了，也是培育中国独角兽、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市场化推动力。没有私募基金、没有风险投资基金、没有资本市场，独角兽难以产生， 资本力量推动的科技进步成为巨大生产力的体系也难以出现。
当然，私募基金发展和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资本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包括退市、注册制、监管制度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的系统化配套到位，资本市场才会健康发展。但资本市场的长期资本不到位，机构投资不到位，私募基金或者是各种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发挥得不够，那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就会有短板，无法成长为一个健康的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这20多年来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缺少长期投资资本，缺少机构投资者的力量。其结果表现为市场投资散户化。数据显示，中国每年交易额
的80%来自1.9亿户股民，而非机构投资，散户短期炒作特征明显，1.9亿户股民持有的股票在40多万亿市值里占25%。这听起来好像不算大，但从市值结构来看， 由几千家上市公司的原始股东、战略投资者和主要股东在公司上市后持有的市值平均占50%（这部分资本是长期持有的，一般不介入炒作，其主要任务是发展自己的企业）；此外国家机构持股占15%。也就是说，工商产业原始资本占50%，国家占15%，剩下35%当中的25%，相当于70%来自于散户，余下30%是各种各样的其他投资者，包括外资、内资，包括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占比25%的散户在流通交易当中拥有70%的比例，他们热衷于交易，形成了80%的全年交易量，这就是中国股市散户短期资金的基本面和基本结构。
再从机构投资者角度来看，机构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中国目前有120多家公募基金，13万亿资金，2万多家私募基金，约12万亿资金。2017年年底，公募基金的13万亿资金中有7万亿是货币基金，余下6万亿中，4万亿买债券， 只有2万亿投股市，比重很低。私募基金管理的12万亿资金中，7万亿是股权投资基金，5万亿是证券市场的基金，前者一半多投入了房地产和金融理财业务中， 真正投入工商企业或科技创新类企业的资金可谓少之又少；后者3万亿买了债券， 2万亿是股票。加总之后，中国资本市场上和股权投资有关的、公募私募有关的、在股市里持有的市值，2017年年底是4万亿，占比10%不到，其结果必然是散户市场。
此外，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存在不少问题。私募基金的准入门槛太低， 有2万家，但许多基金找不到LP（有限合伙人）投钱，空有一个牌照。有一些基 金看起来有LP投资，但是这个LP形股而实债，往往有多层次的抽屉协议。有些资金签了协议，但到真有投资对象时，LP资金又不能履约，钱不到位。或者拿了牌照搞通道业务，形成虚假性募资业绩。以上种种，都需逐步整顿改善。
他山之石：美国经验
中国资本市场缺少长期投资资本、缺少机构投资者力量，这个问题长期存在， 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是体制机制问题，也是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的问题。我们需要从基础性制度出发来解决这个问题。
资本市场散户化、短期化炒作问题，并非中国股市独有的现象，在1925~1975 年期间，美国资本市场同样是个散户和短期炒作盛行的市场。1925年到1929年， 美国资本市场散户狂热，散户交易占总交易量的90%。1929~1933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其后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和经济不景气，1945年美国经济和股市恢复，但一
直到1975年的30年中，美国基本上是散户为主，散户占资本市场比重高，约在80% 到90%，到1975年还高达70%。然而，到2017年，美国股市散户投资只占6%。为什么1975年以后的几十年来，美国资本市场会形成基本上是长期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主导的股市？
出现这个转折的核心是美国养老金体系的全面介入。美国养老金体系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介入，以后逐年积累，随着积累的资金量越来越大，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到2017年，美国养老金体系总资金量相当于GDP的100%，高达18万亿美元。美国养老金分三大支柱，第一支柱是政府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养老金，占25% 左右；第二支柱是企业帮职工买的养老金（在国外叫企业年金，美国是401k计划， 在中国叫年金或补充养老金），其比重随市值有所波动，约占全部养老基金的55% 左右；第三支柱是家庭自己购买的商业保险，约占20%。三块加总，形成了跟GDP 几乎一样大规模的资金量。
美国的第二支柱年金用途方式有比较明确的引导性机制。例如2017年美国的年金是9万亿美元，占当年GDP的50%，其使用方式是50%可以投资于股市，其中10% 直接投资上市公司股票，40%投资于股票型基金，由基金管理机构直接投资股市， 大账上就是9万亿美元中的4.5万亿美元在美国股市直接持股，余下50%中的45%买资本市场的债券基金，还有5%买市场上的货币基金。
政府的社保基金或者个人保险相关联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形成的养老基金，基本上是30%左右直接进股市。这样加总来看，三大养老保险金有40%的比例直接进入股票市场，美国股市总市值约30万亿美元，其中9万亿~10万亿美元由养老基金持有；剩下20万亿美元中，工商企业股东
层长期持有不炒作的比重有一半；剩下10万亿美元则主要是各种私募基金、公募基金或者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散户只占6%。
分析这几十年美国股票市场投资主体结构的变化，主要结论就是养老金入 市。因此，解决中国资本市场散户性市场问题的关键一招，就是要发展并培育包括政府性养老基金、企业年金和家庭的商业保险体系，并形成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
年金：撬动养老金投资股市
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障体系，约占GDP的20%、18万亿元，仍有发展空间。中国的商业保险制度也发展顺利，目前占GDP的20%，养老体系三大支柱中最大的短板是企业年金。
十几年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制度，但是迄今为止，很多企业都尚未参与，少量中央企业参与，总量余额只有1.1万亿，占90万亿GDP不足2%，和美国年金占GDP45%的比重相差甚远。为什么企业没有积极性？美国在几十年前开始实施401k年金制度，其核心制度就是任何企业帮职工交年金、给予企业所得税的抵扣，个人交的年金给予个人所得税的抵扣。由于这个抵扣概念，企业积极个人也积极，几十年来美国年金积累越滚越大，成了资本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资本来源。国家在年金上若减了1万亿的税，就有可能撬动年金体系增加十几万亿，如果有一半进入股市，那股市就多了七八万亿，并能刺激市场其他投资力量跟投，市值增加，直接融资壮大，经济发展，企业负债率就会下降，宏观经济的杠杆率也会下降，税收则会增加，这是一个一举多得、投入产出率很高的减免计划。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养老保险体系从靠国家社保基金养老一家抬转变为三家抬，让企业年金变成最重要的支柱，对国家大有裨益。首先，有助于推动机构投资的发展，大大充实资本市场中的机构投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的股权资本来源。私募基金最缺的是LP中的长期资本，年金一旦介入，就把私募基金投资股票的来源充实了，推动了中国私募基金、公募基金资本投资的能力问题。同时， 资本市场也有了长期资本，工商企业的股权资本的市场化补充机制也会真正建立起来。换言之，中国长期资本缺乏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养老金体系培育及投资存在欠缺，而其核心是年金问题。
总之，中国资本市场的散户投资问题和短期资金炒作问题，本质上是作为长期资本的养老金体系培育发展的问题。未来随着中国三大养老基金逐步建立完 善，年金也积累到了庞大体量，各类工商企业积累的年金都应交给公募或私募基金来投资，可以在几千家私募基金里遴选100家善于运作、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进行LP投资，这些基金可能变成数一数二的巨无霸基金。而散户的资金作为养老金入市，也无需自己再去投资。由此，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规模变大，占比提高，资本市场的散户投资、短期资金炒作的特征就会渐渐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中国资本市场才会出现健康向上的发展趋势。
浦东开发：一盘大棋中的重要一步
（2018年12月10日）
整个上世纪80年代，全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深圳地区都在开发开放的前沿。上海作为老工业基地，是国有经济比较重的一个地方，同时也是国家的财政口袋，整个中央财政的1/4是由上海财政上交的资金贡献的，上海相当于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后卫，也因为此，整个80年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比较慢。邓小平老人家在1990年这个关键的时候，推动了上海的浦东开发。老人家说过， 深圳的开放是面对着香港的，珠海的开放是面对着澳门的，厦门的开放是面对着台湾的，而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是面对世界的。在老人家的心目中，浦东的开发开放，是一盘大棋中重要的一步棋。他甚至讲过，浦东的开发开放晚了5年，如果要早一点起步更好。
因此，X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决定加快浦东开发的步伐。
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制定落实浦东开发十大政策的文件
我于1986年至1990年在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当主任，对全国改革开放、上海经济发展十分关注，有不少思考。记得1990年4月22日，那天是星期天，我接到市委组织部通知，告诉我由朱镕基同志提名、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任命我去浦东开发办任副主任，第二天即去报到。4月23日，我去参加了时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黄菊召开的浦东开发领导小组会议。会上，我接受了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负责把中央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十条政策形成具体的落实文件。这个文件在4月23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上予以了通报，并于4月30日向社会公布整个文件，十条政策的全部内容十分简单，就两页纸，全文如下：
区内生产性的“三资”企业，其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计征；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征，三年减半征收。
在浦东开发区内，进口必要的建设用机器设备、车辆、建材，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区内的“三资”企业进口生产用的设备、原辅材料、运输车辆、自用办公用品及外商安家用品、交通工具，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凡符合国家规定的产品出口，免征出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外商在区内投资的生产性项目，应以产品出口为主；对部分替代进口产品， 在经主管部门批准，补缴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后，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
允许外商在区内投资兴建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电站等能源交通项目， 从获利年度起，对其所得税实行前5年免征，后5年减半征收。
允许外商在区内兴办第三产业，对现行规定不准或限制外商投资经营的金融和商品零售等行业，经批准，可以在浦东新区内试办。
允许外商在上海，包括在浦东新区增设外资银行，先批准开办财务公司， 再根据开发浦东实际需要，允许若干家外国银行设立分行。同时适当降低外资银行的所得税率，并按不同业务实行差别税率。为保证外资银行的正常营运，上海将尽快颁布有关法规。
在浦东新区的保税区内，允许外商贸易机构从事转口贸易，以及为区内外商投资企业代理本企业生产用原材料、零配件进口和产品出口业务。对保税区内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可办理多次出入境护照，提供出入境的方便。
对区内中资企业，包括国内其他地区的投资企业，将根据浦东新区的产业政策，实行区别对待的方针。对符合产业政策，有利于浦东开发与开放的企业， 也可酌情给予减免所得税的优惠。
在区内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政策，使用权限50年至70年，外商可成片承包进行开发。
为加快浦东新区建设，提供开发、投资的必要基础设施，浦东新区新增财政收入，将用于新区的进一步开发。
另外一条，文件上没写，但中央内部口径允许上海浦东新区搞证券交易所， 进行资本市场的探索。
这十条政策，直白说就是：
一是15%企业所得税、10年期两免三减半；二是区内自用物资免进口关税、增值税；三是区内企业内销替代进口，可补税后销售；四是外资搞基础设施，所得税五免五减半；五是外资可办三产，对现行规定不许可的，经批准可办商业、金融；六是外资可办银行及分行、财务公司；七是可办保税区，可从事转口贸易、出口业务；八是区内中资企业也可减免所得税；九是区内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50 年至70年；十是新增财税留给浦东新区。
这些政策，再加上允许办证券交易所的政策，集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十条政策、五大特区的九条政策和特区都没实施的五大政策（外资可以办百货超市，办银行、保险、财务公司，办保税区，办证券交易所和扩大浦东新区五个审批权） 于一体。正是由于这些政策特点，记得当时有一天，镕基同志对我和同事们说了
浦东新区命名的内涵：“新区新区，不叫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
接到任务后，我立即组织了两个层次的起草工作，一个是全市近20个委办局根据十条政策起草各自相关条文和实施意见，另一个是由各委办派出得力骨干参加市里文件起草小组，包括海关组沈耀华、李秀芬，保税区组黄开旭，金融银行组姜建清，证交所组毛应梁、尉文渊，外汇组林月娥，外经贸组陈忠浩，外资组范永进，财税组顾性泉，土地组谭企坤、王安德等人。那两个月里，五加二，白加黑，日夜奋战，除了将80年代经济技术开发区、特区的具体政策条款悉数收集、一网打尽，纳入浦东新区政策外，更主要的是研究特区没有干过的五方面事项。
比如，外资办百货商店、超级市场，涉及外资零售权、百货进口权、国内商品采购出口权、外汇调剂权、减征关税和所得税。又比如，建设保税区，涉及区内免关税、免许可证；国内外企业可以在区内设立国际贸易机构；区内企业不仅可做一般的进出口贸易，还可做国际转口贸易，可从事生产资料交易中心业务； 作为境内关外的地区，外汇全额留成，各国货币可以流通。
再比如，外资办银行、保险、财务公司，设立证券交易所以及土地批租的具体规则。所有这些事，现在看很常规，但在28年前，是十分复杂的事，中央有关部委、各兄弟省都没干过，也没相关文件，可以说件件破天荒，件件都是烧脑的重大创新突破，只能参照欧美各国的国际惯例，按WTO等国际组织的规则结合国内经济的实际条件或移植或修改变通，形成相应的文件。
7月中旬，我们形成了10个文件，经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市政府常务会、市委常委会和市人大常委会相继审议通过。
7月下旬，由朱镕基、黄菊同志带队，我和有关人员随行去了北京，向国务院汇报并于9月初得到批复。9月10日，在锦江小礼堂，召开了一个由上海市政府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参加的浦东新区具体政策新闻发布会，会上共发布了9个文件， 另有一个内资政策只做不说没对外公布。
这十条政策和落实政策的十份文件，之所以时至今日我仍记忆犹新，是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些政策可以说条条都代表了改革开放的内涵，其力度之大，含金量之足，是各种政策文件中罕见的。力度大，不是指给你多少钱，这里边一分钱也没有，但如果能够把政策落实到位，发挥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的资源配置功能， 发挥开发开放对国内外资本的吸引功能，那么这十条政策的含金量是划时代的。相反，如果你没有开放的头脑，没有改革的思维，没有各种具体的国际业务知识
和见识，只会按照本本主义照本宣科式干活的话，就无法把中央的政策变成具体的、有实践意义的条款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浦东新区十大政策的制定过程， 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成果。
发展面临的问题：首先是钱从哪儿来？
1990年6月，朱镕基同志带队去香港、新加坡考察，走之前给我们布置任务， 要求我们准备好浦东新区如何具体搞开发的方案。在黄菊同志领导下，浦东开发办的同志们准备了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个功能区先行开发的方案。朱镕基同志回来后，和黄菊同志召集了昌基、沙林、我和佳能同志开了个专题会。朱镕基同志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后说：同意三个开发区的先行开发方案。结合新加坡裕廊开发区经验，三区起步的头三年要有气势地启动建设，至少需要各投入100亿人民币以上，长远看要投入100亿元美元以上，但市政府没钱，我只能给你们每个区3000万元开办费，实际开发的资金筹措，请你们浦东新区自行想办法。回来后， 黄菊同志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由我牵头，与有关同志和部门商议拿出具体的筹资方案。
我用了一周时间，形成了一个三管齐下的找资本金方案。一是按照浦东新区允许搞土地批租的政策，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中找钱；二是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大开发区公司通过招商引资成立股份制开发公司找钱；三是利用浦东新区开办证券交易所的政策，近水楼台先得月，让三个企业上市融资。三管齐下找到足够的资本金，而有了资本金开发公司就可以从银行贷款融资，进行征地动迁、基础设施开发形成熟地后，再通过土地开发转让，形成三个公司100亿元以上的滚动开发资金。
此方案一经批准，便得到了紧锣密鼓的推进。1990年7月下旬，宣布了金桥、外高桥、陆家嘴三大公司领导班子，开始公司筹备工作，9月成立了三大公司， 而后开始了三管齐下找资本金的工作。
一是采取了财政投入、支票转让、土地划转、收入上交等方式，形成财政资金空转循环方式，使土地使用权发生转移，公司获得了土地，但是财政因投入后， 土地局又上缴了土地批租收入款，也没有发生多支的问题。这件事在三大公司完成了各自的开发规则、土地丈量、定级确权后，于1991年6月实施了财政空转、土地使用权实转的手续，三大公司由此解决了土地资本金问题。
二是三个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形成的各有几个亿元的注册资本金之后，如果没有实际的现金，就无法进行土地实征、动迁及七通一平。为此，从1991年下半年
开始，三大公司开始寻找战略伙伴。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漕河泾开发区、闵行开发区和虹桥开发区都将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招商局作为合资伙伴，大家合作得很好。所以，一开始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大公司也打算找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和招商局作为合资伙伴。朱镕基同志当时开玩笑说：你们上海人真没出息，怎么六个儿子娶一个媳妇？所以，后来外高桥、金桥吸引了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招商局， 陆家嘴吸引了中国人保和上海实业。浦东三大公司保持控股地位，大体放出了45% 左右的股权，吸引了外资资本。每个公司由此形成了各1亿多美元的资本金，再向银行贷款，形成足够的资金启动了开发。
三是1992年，公司实际运转一开始，就启动了上市步伐，并向市政府和国家主管证券的刘鸿儒同志作了汇报，获得批准后于1993年上市，成为深受国内欢迎的优质上市公司。到2000年，三大公司都成为了实际投资七八百亿元、资产规模上千亿元的公司，实现了朱镕基同志当年提出的百亿美元级的投资目标。后来的张江高科技园区、花木世纪公园住宅区的开发也都采用了这种办法。
除此之外，浦东开发整个面上也采用了多渠道筹资开发的办法，用足用好浦东开发优惠政策，通过招商引资、土地批租、证券市场和金融融资。到2000年， 浦东开发的第一个10年，通过土地批租、股票市场、外资、内资及金融机构融资贷款筹集了至少5000亿元以上的开发资金。
外高桥保税区：我国第一个保税区，也是保税区的成功典型
当时的中国没有保税区，中国第一个保税区出现在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后来辐射到深圳等五大特区和沿海地区，到2005年全国一共形成了13个保税区和15个保税港区，进一步到2017年国务院共批准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138个， 主要有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出口加工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和跨境工业园区等六种类型。
外高桥保税区一经设立，就是开放度最高、自由贸易的功能性最强的保税区。当时，国务院确定外交桥保税区内：一是实行免关税、免许可证；二是允许外商贸易机构从事转口贸易；三是可为区内外商投资企业代理本企业生产用原材料、零配件进口和产品出口业务；四是区内企业外汇全额留成；五是各国货币流通； 六是设立生产资料交易中心；七是对保税区内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可办理多次出入境护照，提供出入境方便。
由于有了这些政策，来到上海的国内外贸易公司几乎云集外高桥保税区。到2017年，外高桥保税区外贸规模稳居全国保税区首位，全年进出口贸易额突破
1663.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3%，占全国13家保税区进出口总额的比例达到
%，占全国全部138个海关特殊监管区进出口总额的25%，占整个上海2017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5%。除了进出口额，保税区的增加值、税收等经济指标几乎是全国其他12个保税区的总和。
之所以有这样的成效，关键在于外高桥保税区政策所形成的体制机制，产生了长远的基本面的作用。由于区内上万个内外资贸易公司不仅从事着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还从事着转口贸易、服务贸易、生产资料交易市场的贸易，多元化贸易、多元化经营程度非常高。实质性的货物进出口可在外高桥保税港区实施封闭管理，外高桥保税区从事的是多元化贸易、服务贸易，并没有实质性货物进出， 因此，为了方便人员进出，外高桥保税区是唯一没有围网、不设卡口、没有海关值守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为自由贸易先行先试的探索发挥着标杆引领的作用， 成为自由贸易开发开放的典型。
规划先行：一流的城市规划和高起点的产业规划
1991年2月18日，大年初四，朱镕基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浦东新区发展规划的宗旨是：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东西联动，得到了小平同志的充分肯定。
浦东新区的城市规划是一流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开发区、城区的开发过程， 而是一个高起点的城市化、都市化的发展过程，是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以黄浦江为轴、对称发展的过程。浦东的城市规划灵魂是东西联动。浦东浦西市政基础设施一体化、城市规划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从而实现浦东浦西资源优化配置， 浦西大都市的人才资源、经济基础支撑浦东开发，浦东的开发开放政策引领带动上海成为国际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
为了实现东西联动发展战略，浦东开发在起步建设时就规划了在黄浦江上建杨浦、南浦、卢浦、徐浦、闵浦五座跨江大桥和外环、翔殷路、军工路、大连路、新建路、延安东路、人民路、复兴东路、西藏南路、打浦路等十条跨江隧道，并规划了将浦东浦西包容在内使之一体化发展的内环线、二环线、中环线以及后来确立的三环线。这就使得黄浦江两岸东西对应、珠联璧合、相映成辉：外滩对应陆家嘴地区成为上海的金融中心区，内环东西两地作为上海的商业商务中心城区，内环到外环之间的东西区域是上海大型居住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所在地。
总之，浦东、浦西东西两地基本对称，这就为浦东浦西联动发展奠定了上海大都市的基础形态。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开发是浦东新区城市开发的起点。它的地理位置显赫， 在上海外滩的对面，功能定位与浦西外滩并立为金融贸易集聚区、中央商务区。它的规划必须是一流的，决不能马虎，为此，早在1991年，由朱镕基同志提议， 对陆家嘴地区开展国际规划设计招标，由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我国五个世界著名的设计事务所参加了设计，到1992年10月，形成了五个方案，而后由我牵头，会同市规划局副局长夏丽卿、城市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黄富厢、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李佳能和陆家嘴集团总裁王安德等成立了联合深化小组，将这五个成果扬长避短，综合成一个方案。联合深化小组的深化工作经过5变3、3变1的过程，记得有一天联合深化小组的几个人坐在地上看着五个模型，当时的五个模型的最高楼层只有40—50层。我说纽约、芝加哥各有三幢100层左右的超高层，上海作为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有必要搞三幢超高层。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认同， 我们拿了三个筷子，在模型上比划摆放，选择确定了合理的位置，形成了现在陆家嘴金融区三幢超高层的模型雏形。
在这期间，黄菊同志亲自听取了方案汇报，指出了方案进一步优化的三个结合原则，按此原则，我们最终综合形成了陆家嘴金融商贸区的形态规划方案。
考虑到这个规划要15到20年才会最终建成，会经历多届政府，为保证一张蓝图干到底，后来人不能随意变更，此规划方案报经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常委会征求意见并根据审议意见作了相应修改后，报市政府常务会、市委常委会通过后， 最后于1993年12月28日由市政府批复，成为陆家嘴地区20多年来一直遵循的城市规划法定的方案。
发挥金融作用：建设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朱镕基同志关于浦东新区“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东西联动”的规划宗旨汇报时，老人家即兴讲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话：“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这个要好多年以后，但是现在就要做起。”当时，我有幸在旁边聆听，受到极大震撼，觉得这段话是世界级的、非常深刻的至理名言，于是就记了下来。
小平同志这段精辟论述，以历史伟人的思想伟力与远见卓识，道出了四层含义：一是说明了金融在国家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二是指出了推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法，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要抓好金融这个关键环节；三是提出了中国金融
改革开放未来的方向，中国人民币最终要走向自由兑换，深刻指出了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是货币自由兑换；四是指出上海应该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希望上海为“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作出贡献。这段话，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对我国经济建设至关重要的金融战略，指明了我国金融领域改革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其意义极为深远，犹如一粒思想的种子，在我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后来我学习金融知识、处理金融事务的思想指引和动力源泉。
按照小平同志的理论，中国的金融在世界真正有地位，就是中国的人民币能在世界上自由兑换的时候，这是金融强国实现的标志。要知道，1990年、1991年中国的货币根本连贸易项下都没有自由兑换，一切都是管制的。在那个时刻，老人家能够非常深邃地、高瞻远瞩地讲了今后货币要自由兑换，是多么的有睿智、有前瞻性！小平同志说了这个话以后5年，到1996年中国人民币在贸易项下实现了自由兑换。
现在又过去了20多年，中国人民币逐渐国际化，跨境人民币的交易量越来越大，结算量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 也有一些国家把我们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2015年，人民币加入了SDR。再过二三十年，当有一天人民币在资本项下也能够自由兑换的时候，当有一天人民币不仅成为贸易清算、结算货币，而且成为资本项下自由兑换的货币，成为各个国家的储备货币，成为世界各国货币中的一种锚货币的时候，小平老人家的目标就实现了。
老人家说，这件事要很长时间，我相信十九大报告提出的205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候，这个货币目标一定能实现。










在双12创客日暨第四届中国创客领袖大会上的演讲
（2018年12月12日）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今天很高兴来到双12郑州创客大会，这个大会已经开了三届，今年是第四届， 我以前知道这个信息，但是没想到这么热闹，特别是刚才天明集团的老总那一番演讲，情文并茂，打动人心。
结合今天的主题，我想讲两方面的意见：
第一，创客是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么一个双创工作展开的，创客既是创业之客，也是创新之客，创新创业已经成了我们中国新时代的一个主旋律，创客也成为我们国家创新驱动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活跃的前提。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重要纪念日，今年40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一个行动，就是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很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之于我们中国现在的国民经济来说，有五个重要的功能。
一是推动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动力。我们都知道去年的GDP60%的比重是来自于民营经济。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60%是什么含义？一般说100%里面有60%，实际上因为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总数占GDP的百分之二十几甚至三十，政府收到多少钱每年就要把多少钱给花掉，政府花掉的钱不管是给事业单位、各方面的公共服务、市政建设或者我们公务员发工资、各种政府机关的运行，要收支平衡，把差不多占GDP百分之二十几的钱花掉，花掉的时候又创造了这一年百分之二十多的GDP。所以，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企业活动的话， 政府的运行就产生这个国家GDP的20%。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如果以80%来算账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的企业在这80%里占了四分之三，国有企业在这里面占了四分之一，所以民营企业就占了中国经济的75%，已经是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动力。
二是民营经济也是中国现在创新发展的主动力。比如我们去年研发费占GDP2%左右，其中70%是民营经济投入的，就此而言也说明它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创新的一个力量。
三是民营经济也是中国老百姓致富摆脱困境、摆脱贫困的一个途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现在有六千多万个体户，还有接近三千万户的民营企业，加在
一起九千万户业主，当然他们相当于中国的白领一样，比较富裕的人群，他们自己给自己创富。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九千万人中的两千多万又带动了近三亿的人就业，整个中国目前就业人群的80%是民营企业产生的。所以，它事实上成了自己致富，同时又带动80%人就业摆脱贫困，能够稳稳当当的过小康日子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四是民营企业同样又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本身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所以它本能的从立场上最拥戴改革，最拥抱改革，一切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或者开放措施， 民营经济总是最先响应，率先投入。所以，在这方面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
五是民营经济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组成部分。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40年前主要是公有制，非公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经过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一起发展，“两个坚持”、“两个坚定不移”是我们写入宪法的X的宗旨，也是国家的宪法。所以，目前而言，民营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是我们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成了国家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从这个角度而言，有这么五个功能，所以，在今后中国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国家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民营经济一定会更好的发展。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各个部门，各个省市都在按照11月1日习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总的来说我相信今后一段时间，民营经济发展会更强更好。
第二、创客不光是创办企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创新。大专院校0到一无中生有的创新，也包含把大量的科技原理转化为生产力，孵化出产品，就是1—100这个阶段的创新。更重要的还有100—100万创造各种角色各方面发展的企业，这个过程要创新，三个阶段都是创新重要的不同阶段。
另一方面我们大量的传统工业需要从原来不适应发展的状况转型升级，其中既有管理创新，也有技术创新，也有投资运营方式的创新。另外，在第三产业里面我们现在有很多商业模式的创新。
总之，当前时代最重要的一个创新的领域就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移动互联、物联网，这六个环节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互联网+或者+互联网， 互联网产业，这个产业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快速度发展的产业。
最近五年统计下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些行当的发展速度基本
上每年都在20%以上，三年就能翻番。我们平时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九大行业， 一般这几年增长率是14%—15%，但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差不多是百分之二十几到三十的增长，我们传统工业一般是6%—7%的增长。
我们要拥抱互联网，拥抱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本身是个 创业创新的重要领域，可能在今后五六年里这个领域在中国的销售值会形成上万亿的GDP，十年、十几年以后有几万亿的规模都是显然的趋势。我们重视互联网， 重视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链， 巨大的一个市场，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潜力，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颠覆性行业。
大家注意，国务院有关产业布局当中的描述，战略性新兴产业九大行业， 比如造飞机或者造新能源汽车都是战略新兴产业九大产业中的一些分类，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没放在里面，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就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等，是颠覆性产业，比战略新兴产业还高一筹。为什么说它是颠覆性产业呢？就是因为它和任何行业一沾边，就会推动各个行业转型升级，发生化学反应，发生物理反应，发生新的变化。
比如说它和城市发展相结合就产生智慧城市，它会让每个城市万物发声， 万物之间互相对话，再后来是万物和人之间发生对话，最后形成智慧城市。万物发声是1.0版本的城市化，互相对话就是网络化的城市，到了人机对话是智能化城市，现在我们说的智慧城市就是第四版本。总的意思就是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人工智能这些东西，一跟城市结合就是智慧城市的内容。
跟工业一结合，所有智能制造工业4.0，就是根据个人个性化的要求，采集来的信息时刻反映到生产线上，从原材料、零部件到各种组件，到组装加工，到销售，到销售以后的市场结算，统统一网打尽，形成一个智能化的体系，就是工业制造4.0体系。
当它和金融一结合，就是我们说的科技金融、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就产生了，所以它和任何东西结合都可以产生催化。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和一切结合就让一切发生变化呢？就两个字，信息，万物留痕，它和万物一结合，万事一结合，就使得各种过程生产链的信息全留下来了，又使得各种供应链的信息留下来了，又使得结算过程中价值链的信息全留下来，它还能够使得全流程全空间的各种角度信息都留下来，全留下来你回头想想也蛮恐怖的，好像什么事都留下痕迹了，但实际上大、智、云跟每个人、每件事、每个工作来说，可能大量是琐碎的、毫无意义
的碎片化的信息，不留下来也无所谓，但是跟大数据结合、跟云计算结合、跟人工智能、智能化结合，它就产生了价值趋向，把碎片化的数据变化了有用的信息， 能够推动人类的决策，辅助人类正确的选择。它不仅帮助人去找信息，还把信息主动的推到人的眼前，像个秘书，你每天要做什么事它自己就推上来了，所以一个叫挖掘，一个叫推送，都是人工智能自己在展开。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将是时代的最强音，是大势所趋，一方面它自身会有上万亿的产值，另一方面它又跟各行各业结合，改变各行各业，在这个面前创客的创新，创客的创业，产生无穷的空间，所以大家可以在这方面发展。
郑州市长在这，我早上也去看了郑州的机场、保税区，我刚才也听了他感人肺腑的发言，所以我这里说一句结束语，我感觉中原地区，内陆地区的开放高地在郑州是货真价实的实现了。
总书记在11月5日进博会有个讲话，今后中国的开放有五大任务，其中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建设开放高地，建设开放高地，沿海本来就是开放高地，它是向更高、更深、更广，推动我们国家的开放从高度、深度、广度上进一步挖掘， 内陆原来是封闭的，现在要开放，这个开放，河南郑州带了个好头。
我们说一个开放高地必须有五个要件，一是你肯定是个大都市，否则成不 了开放高地，所以一般是各个省的省会城市，河南郑州作为省会城市现在已经超过一千万城市人口。在中国一千万以上城市人口的地方叫“超级大城市”，全国现在是六个，河南会变成第七个，现在六个是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深圳、重庆，河南可能就是第七个超过千万级的，一千万到五百万的是国家级特大城市， 五百万以下的是国家级大城市，一百万以下的是国家级中等城市。二是一个开放高地要拥有国际交通枢纽，通往国际的交通，如果四面八方国际上都不通，你说你是开放高地，人家跟你做贸易都无法来做，从这个角度，郑州现在的机场，郑州通向欧洲的铁路口岸这两个枢纽起来了，八条高铁聚焦在郑州，中国现在十大高铁枢纽城市郑州是其中之一。就交通来说它已经是一个国内的枢纽，国际化的枢纽。三是口岸，开放高地一定是口岸高地，中国海关设定口岸有一类、二类、三类，一类口岸就是关检了货就出去、进来了。二类口岸是这个地方哪怕企业去报了关，给你关检了不算是，跑到深圳、上海还要关检，所以企业在内陆以前不报关，货物运到上海、深圳才报关，结果上海一年六千亿美元的出口只有两千亿是上海进进出出的，四千亿是帮内地转口的。郑州现在是一类口岸，有了国家级的口岸。内地一类口岸有意义吗？有，现在郑州海关关检了以后货物从郑州发出，
到新疆口岸、上海口岸不再重复关检，叫关检互认，信息共享，这个很重要，这就是内陆可以成为一类口岸开放高地的原因。四是应该有个大平台，郑州机场旁边的保税区，五平方公里一年五百亿美元进进出出，在中国几十个保税区里面排名排在第六、第七位，可能是前三、前四位，我印象就是在前几位。从这个意义上，在中国沿海+内地一共三十个保税区，你能够在内陆地区后来居上，五年时 间从零做起，做到现在有五六百亿美元在保税区里进进出出，这就是一个大平台。五是要有大产业，如果前面四个要件都有，最后没有货跟人家国际上交往，意义也不大，最终落脚点是大产业，你们有一个几千亿的手机产业，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
为此，我要对郑州这个开放高地表示祝贺，我也相信在开放高地的引领下， 在开放的推动下，郑州的改革、郑州的发展都会更加的辉煌，因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经验不是闭门造车，闭门搞改革，闭门搞发展，是用开放推动发展， 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使得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走向更高的台阶。过去这些年我们的开放带来了三万亿美元的储备，带来了1.9万亿外资的投资，也带来了每年四 万亿美元的进出口量，今后不管中美贸易战怎么打，不管地球上有那么些国家逆全球化的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思路在发酵，但是中国拥抱全球，涌入全球化，支持全球化，在全球化当中既发展自己，也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全球运行秩序的改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方向不会变，我也相信河南郑州现在做得这么好，今后会做得更加好，河南郑州的双创活动也会发展成为全国的一个重要的双创活动 日。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在2018-2019年中国经济年会上的演讲：在长三角地区协同推进建设开放新高地
（2018年12月22日）
各位嘉宾：
按照会议要求，我围绕推动长三角开放新高地建设这一主题谈几点思考和体会。
一个国家的开放高地，一般具有五个基础条件：一是具有较大的城市群体系， 有发展的比较优势和较强的腹地优势，连接产品供给和市场、消费地区。二是具有联通全球的交通枢纽（航运、航空、铁路），在国内外经济中发挥枢纽功能。三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政策体系，既有海关商检国家一类口岸功能，又有保税区、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在财政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形成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四是具有与国际市场融合的全球化大产业，形成独具特色、产业链配套发展的产业体系。五是集聚了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领导能力的人才，在技术管理方面与国际接轨。
长三角地区的“三省一市”就是我国具有这五大条件的开放高地，长三角以占全国1/26的土地（25.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6的人口（2.2亿），产出了全国1/4的GDP、1/4的财政税收、1/3的进出口贸易和58%的外资利用，是我国区域经济最发达、经济体量最大、综合竞争力最强的重要经济、贸易、金融中心，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在今年11月5日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上，习总书记提出“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 习总书记还进一步提出了下一步中国对外开放的任务，是要重点抓好激发进口潜力、扩大外资准入、改善营商环境、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做好多边和双边合作等五方面的工作。长三角地区作为当前中国的对外开放高地，进一步按照总书记要求，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责无旁贷。要全力以赴实现总书记关于开放的五大任务，就要在开放的高度、深度、广度上下功夫、做文章。在这里，高度就是指与国际市场相通的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产业实力和能力，深度就是指与WTO、FTA等全球多边与双边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相融合的营商环境、制度安排，广 度就是指各种开放、改革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一、高度方面
长三角地区要形成与国际市场相通的、占有相应比重的产业体系和市场辐射
体系，至少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在战略新兴制造业和战略新兴服务业方面，形成富有竞争力的上中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集群。伴随这种制造业内部协调，产业链集群化会形成研发、设计、物流、配送、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配套的供应链系统化，以及由总部协调控制的、分布在全球各地区各环节的贸易清算、结算价值链的枢纽化。这种产业链集群化、供应链系统化、价值链枢纽化，正是现代国际化大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现代企业、现代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一靠技术，二靠资本，三靠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全球化运作能力。
二是充分发挥长三角良好的航运、空运枢纽条件，建设全球航运和航空的核心枢纽，以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离岸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商为重点，打造新型国际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
三是发挥中国的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外汇市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贸易清算结算系统、跨境人民币交易等要素市场云集在长三角地区的优势条件，打造与香港、伦敦及世界其他城市相连通的全球化资本市场和离岸金融服务中心，把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建成亚洲最具规模的、重要的金融中心。
四是当前国际贸易已进入数字贸易时代，统计显示全球服务贸易中有50%以上已经实现数字化，超过12%的跨境货物贸易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预计今后10
—15年时间，全球货物贸易呈2%左右的增长、服务贸易量15%左右的增长，而数 字贸易则是25%左右的高速增长，20年后世界贸易格局将形成1/3货物贸易、1/3 服务贸易、1/3数字贸易的格局。数字技术不仅对货物贸易有利，还促进服务贸 易便利化，催生新的服务业态。长三角地区应以上海和杭州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实力和基础，建成具全球竞争力的数字贸易中心。要抓住数字经济机遇，创新思路， 挖掘和培育数字经济新增长点，大力发展以数字技术为支撑，高端服务为先导的数字服务出口，扩大数字经济领域的服务出口，包括云服务等。积极培育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形成数字服务贸易集群。要发挥中国和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系统的优势，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智移云）的发展， 并以大智移云的颠覆性功能，提升推动智慧城市、工业制造4.0体系等方面的发 展。
五是发挥长三角地区大专院校密集云集的条件，实施创新驱动，形成0—1的原创成果不断发明、发现；1—100的科研成果不断被转化孵化；100—100万的孵化成果不断被大规模投资投产、兼并收购、上市发展、独角兽不断生成的局面，
形成良好的创新驱动体系。
二、深度方面
长三角地区要深入研究全球多边双边已经形成的贸易规则，密切跟踪这些规则的变革趋势和谈判重点，并形成与国际贸易规则相对应的营商环境。
以产业链全球一体化为特征的国际贸易模式要求国际贸易规则也发生相应 变革。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一种产品生产分工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内部完成逐步变成全球范围内跨国分工完成，形成了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一个产品生产由一个企业、一个地方生产变成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商品贸易不再是简单的产业间贸易，而是产品内贸易，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中约有60%来自中间商品和服务贸易，它们分布在最终商品生产和服务生产的不同阶段。生产力变化会推动生产关系调 整。全球价值链对传统经贸规则提出新挑战。
首先，在全球产业链背景下中间品贸易壁垒会产生累积效应，极大地提高贸易成本。中间品要多次跨境贸易，即使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很低，其贸易保护程度也会被放大。为此，零关税、零补贴、零非关税壁垒“三零”规则凸显。全球价值链要求高效的贸易便利措施，由于生产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跨境贸易迅速增长，降低通关与物流费用，节省贸易的时间成本，增加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提出了营商环境公平透明、政府服务便捷务实、海关通关不重复关检，实施“关检互认、执法互助、信息共享”。
其次，全球产业链的分工模式不仅要求产品标准趋同，而且对生产经营、管理模式的一体化提出更高要求，原先各国单方面自主制定、执行的规则如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劳工标准、国有企业行为、竞争中性等规则都受到国际规则的规范和约束，要求做到公平公正不歧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发展， 要求把国际投资、服务贸易、劳工和技术标准、国内管制、中间品贸易都纳入到谈判议题中。由于贸易、投资和服务的高度关联性，制定统一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再者，放开市场准入不仅仅是工业体系开放，还包括金融、物流、研发、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开，以及涉及人才吸引力的教育、卫生、文化创意产业的开放。相比工业经济领域，我们目前这方面开放度较低。大量海外治病、大量孩子和青年海外读书，既流失了教育卫生的GDP，也不利于吸引外资和改善
营商环境。
四是对服务贸易、金融业、生产性服务业关联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比如，我国加工贸易产生的大量金融结算业务流失境外。我国4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中有大约1.8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算是离岸金融结 算，由于国内条件不许可、不适应，这1.8万亿美元的离岸金融结算量中，香港3000多亿美元、新加坡4000多亿美元、爱尔兰4000多亿美元，还有一些在台湾、韩国、日本。这方面，只要我们的离岸账户能够允许开放，并有与国外自贸区相同的税制，就能够促使上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量回流，相应会产生相当体量的银行收入、就业和税收。【联系微信*dadawk01】
五是数字贸易领域的接轨问题。有几方面：一方面，招商引资方面，比如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上境外的邮箱和交流软件不太方便，影响跨国资料和数据交换，外资研发机构在长三角设立公司就是一个考量因素。另一方面，我国互联网公司电子商务走向世界有很多与国际规则不接轨的问题，比如国际上互联网平台公司不跨界垄断、不搞金融、网络交易交税、网络支付与信用卡体系竞争问题、涉及共享经营平台发展的约束规则等等都与我国国内发展的状况不同。为此，深入研究解决数字贸易的市场集中度、隐私保护和安全威胁等国际规则，一要加强国际间数字贸易合作，确保网络开放、自由和安全，支持国际数字贸易自由化和便捷化；二是确保双方数字经济政策处于全球合理共识之；三是通过双边多边合作确保构建坚实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长三角地区要成为开放新高地，在这些方面已经捷足先登，未来如何深化，亟需要继续努力，再上一层楼。
三、广度方面
既要为FTA和WTO谈判探索合理的基础，又要为沿海、内陆其他地区的开放提供有价值、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和经验。长三角地区在建设开放新高地过程中， 不论是保税区还是自贸区，不论是工业区、开发区还是城市新区，关键不在于搞政策洼地，重在市场制度建设。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的探索活动既不在于搞一些碎片化的政策设计或创新，也不在于把省市政府的权力几十项、几百项的都赋予它搞一站式的政府服务改革，而是要切入FTA协定谈判关注的内容，切入WTO条款修改所关注的内容有针对性的做实验、搞改革。比如，在120平方公里的自贸试 验区内扩大外资投资领域，试办一些原来限制设立的外资学校、医院、文化传媒机构，并予以负面清单管理。又比如，在数字贸易领域，允许在自贸试验区里设立由外资投资的、数据来源于国外、数据处理服务对象在国外，并且不与中国国
内的政府、事业单位、企业和老百姓有物理通道联系的云数据处理中心，类似于保税区两头在外的外资企业和离岸金融系统的不与国内人民币系统联系的外汇 交易市场。在这方面，要从合理的国际惯例入手，从有利于开放发展的角度，做出一些实质性的开发试验。要像上世纪90年代浦东外高桥保税区那样改革开放创新。中国目前有138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共分六类：包括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出口加工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和跨境工业园区等，涉及货物进出口的都可以在保税区之外的五类保税监管区分门别类的监管。那么，保税区人员进出为什么要设卡监管呢？徒生不便。为此，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做了试验。1990年国家批准了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赋予了七条政策：一是实行免关税、免许可证；二是允许入驻保税区的国内外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三是可以从事转口贸易；四是区内企业外汇全额留成；五是各国货币流通；六是设立生产资料交易中心；七是对保税区内企业实行15%企业所得税政策。由于这些政策，外高桥 保税区很快集聚了国内外上万个内外资贸易公司不仅从事着一般贸易、加工贸 易，还从事着转口贸易、服务贸易、生产资料交易市场的贸易，多元化贸易、多元化经营程度非常高。外高桥保税区自1991年开业后，最初保税区里有货物进出， 海关封关运行、专设卡口，24小时有海关人员值守。后来随着贸易活动的发展， 发现实质性的货物进出口可在外高桥保税港区实施封闭管理，外高桥保税区从事的是多元化贸易、服务贸易，并没有实质性货物进出，因此，为了方便人员进出， 提高工作效率、扩大保税区的贸易功能，上世纪90年代后期，浦东新区和海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外高桥保税区不再设卡关检，成了全国唯一没有围网、不设卡口、没有海关24小时值守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这是它与其他130多个海关特 殊监管区最大的不同，由于它是最为开放的保税区，这十多年来外高桥保税区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全部138个海关特殊监管区进出口总额的25%，占全国13家保税区进出口总额的比例超过50%。
这种试验，完全可以在全国比照推开。现在，有的地方的保税区像出口加工区那样在铁丝网内建工厂，是政策的浪费。同样的道理，自贸试验区建设不能简单地当成新区、当成一般的城市化地区来建，如果这样，120平方公里搞征地拆迁、七通一平至少要花两三年，楼堂馆所等城市功能开发至少又是两三年，真正的招商引资、制度建设、探索试验都等到猴年马月了。因此，上海、浙江、江苏的自贸区内就是要率先探索在现有的保税区、开发区内，在现有的航空、铁路、
港区等交通枢纽内，在现有的中央商务区内，利用现有的设施条件，划出范围， 直接进行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制度试验。
与此同时，建议在长三角进行自由贸易港试验。在长三角地区建设自由贸易港，以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和南京—南通港为依托，由上海、浙江、江苏共建自由贸易港，围绕全球一流的航空航运能力，以离岸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商等为重点，打造国际贸易中心、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
总之，只要按照总书记关于未来对外开放的五大任务认真落实，依靠长三角地区现有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条件，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地区对外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我相信，长三角地区一定能不负众望、协调发展，建成我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谢谢大家。
在第十七届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
（2018年12月29日）
各位嘉宾：
很高兴来参加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举办的第十七届中国经济论坛。岁末年初，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刻。围绕会议主题，我就全球产业和贸易的新格局新趋势谈几点看法：
一是在产业发展上，目前的格局冰火两重天，半是冰河半是火焰。一方面， 近五年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规模年均增长率仅仅2%—3%左右；另一方面，与战略新兴制造业有关的产业则以每年10%—15%左右的速度在增长，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贸易等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则以15%—2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而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在内的颠覆性数字产业则以每年25%左右的速度增长。如何顺应战略性制造业、服务业和互联网+产业发展趋势，抓住产业发展新机遇， 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是每一个现代企业、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认真考虑和规划的事。
二是在企业和产业运行模式上，全球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支柱产业逐步形成富有竞争力的上中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集群。伴随这种制造业内部协调，产业链集群化会形成研发、设计、物流、配送、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配套的供应链系统化，以及由总部协调控制的、分布在全球各地区各环节的贸易清算、结算价值链的枢纽化。当然，这种分布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枢纽化结构， 是一种离岸金融结算，跨国公司一般选择一个低税率、零壁垒的自由贸易地区作为枢纽地。比如，我国加工贸易产生的大量金融结算业务流失境外。我国4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中有大约1.8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算是离岸金融结算，由于国内条件不许可、不适应，这1.8万亿美元的离岸金融结算量中，香港3000多亿美元、新加坡4000多亿美元、爱尔兰4000多亿美元，还有一些在中国台湾、韩国、日本。这方面，只要我们的离岸账户能够允许开放，并有与国外自由贸易区相同的税制，就有可能促使跨国公司将上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量回流，相应会产生相当体量的银行收入、就业和税收。总之，现代企业、现代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一靠技术，二靠资本，三靠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全球化运作能力。这种产业链集群化、供应链系统化、价值链枢纽化，正是现代国际化大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三是以产业链全球一体化为特征的国际贸易模式要求国际贸易规则也发生相应变革。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一种产品生产分工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内部完成逐步变成全球范围内跨国分工完成，形成了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一个产品生产由一个企业、一个地方生产变成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商品贸易不再是简单的产业间贸易，而是产品内贸易，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中约有60%来自中间商品和服务贸易， 它们分布在最终商品生产和服务生产的不同阶段。生产力变化会推动生产关系调整。全球价值链对传统经贸规则提出新挑战。
在全球产业链背景下中间品贸易壁垒会产生累积效应，极大地提高贸易成本。中间品要多次跨境贸易，即使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很低，其贸易保护程度也会被放大。为此，零关税、零补贴、零非关税壁垒“三零”规则凸显。全球价值链要求高效的贸易便利措施，由于生产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跨境贸易迅速增长， 降低通关与物流费用，节省贸易的时间成本，增加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提出了营商环境公平透明、政府服务便捷务实、海关通关不重复关检， 实施“关检互认、执法互助、信息共享”。
四是全球产业链的分工模式不仅要求产品标准趋同，而且对生产经营、管理模式的一体化提出更高要求，原先各国单方面自主制定、执行的规则如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劳工标准、国有企业行为、竞争中性等规则都受到国际规则的规范和约束，要求做到公平公正不歧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发展， 要求把国际投资、服务贸易、劳工和技术标准、国内管制、中间品贸易都纳入到谈判议题中。由于贸易、投资和服务的高度关联性，制定统一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成了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五是当前国际贸易已进入数字贸易时代，统计显示全球服务贸易中有50%以上已经实现数字化，超过12%的跨境货物贸易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预计今后10
—15年时间，全球货物贸易呈2%左右的增长、服务贸易量15%左右的增长，而数字贸易则是25%左右的高速增长，20年后世界贸易格局将形成1/3货物贸易、1/3 服务贸易、1/3数字贸易的格局。数字技术不仅对货物贸易有利，还促进服务贸易便利化，催生新的服务业态。要抓住数字经济机遇，创新思路，挖掘和培育数字经济新增长点，大力发展以数字技术为支撑，高端服务为先导的数字服务出口， 扩大数字经济领域的服务出口，包括云服务等。积极培育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推动形成数字服务贸易集群。要发挥中国和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系统的优势，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智移云）的发展，并以大智移云的颠覆性功能，提升推动智慧城市、工业制造4.0体系等方面的发展。
数字贸易领域的接轨问题。有几方面：一方面，招商引资方面，比如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上境外的邮箱和交流软件不太方便，影响跨国资料和数据交换。另一方面，我国互联网公司电子商务走向世界有很多与国际规则不接轨的问题，比如国际上互联网平台公司不跨界垄断、不搞金融、网络交易交税、网络支付与信用卡体系竞争问题、涉及共享经营平台发展的约束规则等等都与我国国内发展的状况不同。为此，深入研究解决数字贸易的市场集中度、隐私保护和安全威胁等国际规则，一要加强国际间数字贸易合作，确保网络开放、自由和安全，支持国际数字贸易自由化和便捷化；二是确保双方数字经济政策处于全球合理共识之；三是通过双边多边合作确保构建坚实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
总之，全球产业和贸易演变发展的新趋势，要求我们必须积极调整产业发展方式，主动拥抱产业发展新浪潮，努力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从过去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加快转变。
谢谢大家。
对资本市场的六大建议
在第二十三届（2019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的演讲
（2019年1月12日）
去年下半年以来，基础性制度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关键词。一个市场可能有许多制度，有些是树枝、树干类型的制度，基础性制度是树根、基根性的，这类制度不会很多，可能有那么几个大类。这种大类的最终确立不是短期调整的措施，而是几十年、上百年一直稳定地发挥作用。中国市场上世纪90年代起步从无到有是一个新生的、“转轨+转型”的一种市场，许多成熟的基础性制度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确立或者刚刚起步。在这个意义上，证监会和有关方面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极其具有战略性，对中国资本市场长远发展会起重要的作用。
从我的体会来说，我觉得目前跟基础性制度有关的、还在建立的有如下几项：
现在A股三四千家上市公司退市的很少。截至到去年底一共也就退市一百多家，而且是在去年证监会非常着力推动下才退了这么多。国际资本市场基本上每年上市多少差不多就会退市多少，可能每年的数据不同，但是五年、十年来一个大数平均的话，五年上了1500多，可能退了1400多个，大体上进出平衡。从美国股票市场看，20年前就有三千多个，现在还是三四千个，每年上市三百多，因为每年也退市三百多。这个过程就是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不符合条件的质量变差的，或者违规的被剔除了，留在市场总是比较好的、优质的、新生的。
所以，一般有退市制度以后，哪怕注册制度能比较宽松的上市，上市公司本身也会很注意自己的质量和各种信息的规范性、公开性。总而言之，有了这个优胜劣汰的制度，上市公司的质量才能保持。没有正常的退市制度，股民就会觉得上市是不断吸收资金，资金被分流，股市资金供应和需求无法达到平衡。注册制管上市，退市制度管退市，这是手心手背的问题。退市制度到位，注册制度自然健全，如果只有注册没有退市制度，这件事儿会不平衡，最后不是退市制度本身出什么毛病搞不下去，而是整个市场的优胜劣汰系统，呼吸系统出了问题。
证监会在去年下半年非常强力的推行退市制度，对三种情况必须强制退市， 包括上市的财务造假，或者年报、月报里边造假，或者犯刑事犯罪，有这些强制退市。证监会也设想了一些主动退市，因为在美国每年退市两三百个企业，差不多一半是强制退市，还有一半主动的退市。主动退市有各种原因，有的觉得自己
企业不适合再上市，自己拿钱从股市里面把股民的股票买断以后退市。我相信我国真正的退市制度往后十年会非常良好的展开。随着退市制度的完善，注册制应运而生就会健康发展。
在各种中长期投资里，国家主权基金、养老基金的投资是中长期的。目前， 我国的养老金体系，一是政府的养老保险，这块有十几万亿，有20%到30%可以入市。这个体系大体健全，逐渐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二是老百姓家庭买商业保险， 这块现在在发展中，规模不是最大，真正形成的资产就是七、八万亿元，但是这块制度是健全的，也在发展中。特别是证监会和人社部出台的老百姓买商业保险递延税的做法里面有买保险抵扣个人所得税的内涵，这个政策推出来会激励很多老百姓买商业保险，作为理财的方式。这块规模也会扩大。
我们真正的短板是社会养老保险三大支柱中的最大支柱，就是年金。在美国， 企业年金占整个美国三大养老保险体系的60%左右。去年美国的年金约20万亿美元，占GDP的45%。我们国内年金已经十几年，去年年金积累的总量1.1万亿，现在只占GDP的1%多。一般来说，年金资金的50%以上会直接投资股市。政府的养老金、老百姓的商业保险30%进入股市，我国是把年金也按养老金和商业保险规定的30% 入市，也就是说现在一万多亿规模，能进股市的算三千亿。如果按照国际惯例， 年金占全部保险的百分之五十、六十，其中有50%可以入市，那么这个量很大。
我们有1.4亿股民，他们持有股票市场的26%，说起来是四分之一左右。但是我们这四分之一左右的资本持有者，一年的交易量占A股交易总量的80%多，所以我们的确是一个散户市场，短期资金市场。
这里首先缺的就是保险，保险中短板的短板是年金。为什么年金制度推开十几年没有完全展开？原因跟激励措施有关。美国的年金制度有一个激励制度，企业帮职工缴纳年金抵扣所得税，职工买年金，买100块里面个人缴的部分抵扣个人所得税，如果不买不抵扣，一直买一直能抵扣，这样规模越做越大。美国没有这个计划的时候，每年股票交易量的70%跟我们一样是散户，1975年美国散户交易量占美国交易量的70%，去年我刚才说了降到6%，为什么？因为年金越做越大， 成为机构投资的来源。同时年金高了以后，社会保障制度从政府全面兜底变成企业为主的支撑，政府也一起支撑，老百姓再补充资金买一块，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更稳定，养老体系更好，对于一个要走向老龄化的社会更为重要。同时，长期资
本出现后，就会委托专业投资机构，机构力量也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个制度过去没怎么展开，把它搞好是基础性制度的改革建设发展。
因为这十几年来我们有一百多个公募基金，掌管着13万亿元的基金，有2万多个私募掌管12万亿元左右的资金。但是如果看它的投资方式，管理的特点：
一是它杂散小，2万基金公司，平均一个管理资金规模就是五六个亿，大的管着上千亿，小的管几个亿，这个门槛太低；
二是从它的投资结构来看，公募资金13万亿中有7万亿买了货币基金，等同于存款。有4万亿买了债券，2万亿买了股票，这样一来真正对股市支撑起不了什么作用。私募基金12万亿中有7万亿是作为股权投资基金在没上市的企业里投资， 很多投在房地产甚至P2P上，搞制造业三五年一个周期大家耐不住。
三是不管是募集、还是投资、还是退出，有的是名股实债，有的作为通道。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基金处在不那么景气的状态，如果几万亿社保类年金类的资金出来，肯定就能出现比较好的基金，一个管几百、几千亿美元。
基金怎么才能有这个能力和眼界？其实背后的长期资本到位才会有，所以第二和第三是关联的，没有强大的私募资金也没有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资本市场本来就是二级市场跟一级市场相关的，基金既是一级市场上市前的企业培育的股权投资力量，也是二级市场资金收购兼并投资运作的关键，所以基金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杀手锏。
证监会为这个事儿紧锣密鼓做方案，相信2019年逐步出台落实。中国股市很缺少的一个就是20多年没有培养出太多高科技创新企业，这块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不强或者说成果不那么多，能够成功的一些高科技企业都跑到海外上市了。那么， 我觉得原因有三个环节，要从改革的角度把基础制度相关联的机制建设到位。第一个环节是在科研本身上面。我们的科研成果产生是0到1，原始发明、知识产权形成了，给这些创新的领头羊、知识产权的拥有者50%、60%、70%的知识产权。
投资者对这个过程进行投资，不管是国营民营还是企业学校单位，算上30%。知识产权的好处70%给了发明人，但是发明人不一定能够把发明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美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出台了杜邦法案，法案规定凡是
知识产权发明，三分之一收益归投资者，这跟我们差不多；三分之一归原创发明人；还有三分之一收益属于那些把发明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人，转化的人也是一种知识产权。
这样有原始创新的知识产权和转化的知识产权，如果发明人既创新又转化， 这个70%归我；如果我做不了转化，有人帮我转化，把我的发明变成一个亿，我有三千万、五千万的好处，他不帮我转化我拿不到一个亿，永远是一个0。
在硅谷孵化器里的孵化企业，大部分是自己没有发明知识产权的，他是到市场上、到其他大学把知识产权拿过来，签一个合同，我帮你转化成功，然后这个产权卖出10亿，你拿3亿我拿3亿，然后投资者拿3亿多。这个制度很重要，有了这个产权制度，转化人的原始股权、知识产权发明人的原始股权都跟股市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这是推波助澜这是第一环。
第二环是要有中长期投资理念的私募基金。要有一批私募基金，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独到的眼光，真正进行风险投资。
第三环是资本市场要做到两权分离。有知识产权或者有转化孵化权的那些经营者拿了知识产权和转化权来上市的，上市过程是扩大一万倍十万倍的过程，资本巨大的投资可以把他们的股权稀释到1%、2%，这个时候经营者如果按照常规的逻辑就搞不下去了。
所以很自然的就提到VIE，同股不同权。在高科技和创新科技里面这种股权结构变成理所当然，相当于两权分离。这是我知识产权换来的，是我拼命拼出来的。哪怕只占10%，需要90%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你们可以分红可以发财，但是不干预经营管理。因为A股市场不能用这样的概念，A股市场要有阅历、有利润，而科创企业刚出来，阅历不够，效益还没有，所以这样的企业要上市就需要有一个科创板。科创板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用注册制的方法推进，推进以后一批企业退市，进的快退的也快，流水不腐。
一个是企业的资本股权回购注销。因为中国《公司法》出现在1990年，1990 年怕注册公司偷逃资本金，公司注册以后资金怎么处理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定。现在上市公司如果股价跌30%，跌破发行价，跌破正常利润的心理价位，那么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高管、监事长自己拿自己的钱买股票有助于稳定市场，这个不是内幕交易，是市场公告。大家看企业高管买，大家不再抛了，这样就稳定了，这
样的事儿过去十年经常有。但是涉及到资产重组，拿企业的资金对银行贷款，企业把自己的股票在市场上回购，比如回购10%，本来有五亿我回购五千万，这样就只剩下4.5亿，你回购还注销了，股票就只有4.5亿股，这个时候可能股价不是10块，变成11块或者12块，股民看到股价在升还会跟进。这件事在美国、欧洲的资本市场是经常干的。美国股市去年开始猛涨了一块，和回购注销也有一定关系。非常高兴看到证监会在去年启动了回购注销、库存股这件事。去年11月2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公司法》，对回购各种方面的类型、方法各方面做了细节的规定。这本身是了不起的大事。
另外就是股市高涨的时候，会有上市公司把自己持有的股票高位套现甚至高位抵押，这样确确实实要有严格的法制。因为高位减持你自己知道内幕，这个时候是套现的行为，这种高位减持规模大了，影响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这种高位套现还会影响股市的稳定。所以证监会去年对中国董监高持股高位套现出台了一个文件。这套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上市公司在股市高和低不同的波动中， 低的时候怎么增持，甚至是回购注销？高的时候怎样规范？这涉及到投资的保护、涉及到所有股民的利益、涉及到股市的正常稳定，不是行政干预，而是基础法制保障。
经过这些年证监会的管理以及法制方面的到位，现在哪怕不搞三方托管，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也很难了，可以考虑恢复。证券公司在资本市场对各种投资者提供资本中介的能力和功能，在各国证券公司的投资银行里都是很重要的概念，这像银行拿着老百姓存款进行融资贷款、保险公司拿着保险的钱也是老百姓的钱进行各种融资的是一样的。在国外，客户保证金是客户的，证券公司绝不能挪用也不能自己搞投资，证券公司可以依法规跟客户商量好，把客户的资金或者资产借给我，签了合同，然后证券公司就把表外的这些资金资产纳入了客户系统里，纳入了公司表内的债务体系里，按照风险管理的杠杆率，控制在一个金融机构表内的体系中。在这样的体系中，证券公司可以把借来的资金再融资借款提供给投资者。这个过程就是证券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提供资本中介的功能。这个功能， 我们现在没有，这方面可以搞试点，比如对前10名的最优秀的质量高的券商赋予资本中介功能的试点，这个制度一旦形成，对我国股市有长期的向上推动的功能。

关于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思考
在2018城市发展年度论坛上的演讲
（2019年1月18日）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强战略性实施。围绕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发展问题，谈三方面思考与体会：
一、加强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发展，首要前提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和服务业
长江经济带的面积占全国的21%，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40%，无论从地理位置、生态环境还是资源水平来看，都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上条件最好的地段。目前，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有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发展好这三大城市群，关键要抓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抓好大都市圈，抓好高水平的互联互通。今后十年、二十年，长江经济带特别是三大城市群在经济上应该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为生态条件较差的西北等地区的资源环境腾出休养生息的空间，实现这个目标决不是搞大开发来发展，而应该在习总书记指出的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背景下实现。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要在国际上提升综合竞争力，形成与国际市场相通的、占有相应比重的产业体系和市场辐射体系，至少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在战略新兴制造业和战略新兴服务业方面，形成富有竞争力的上中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集群。伴随这种制造业内部协调，产业链集群化会形成研发、设计、物流、配送、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配套的供应链系统化，以及由总部协调控制的、分布在全球各地区各环节的贸易清算、结算价值链的枢纽化。现代企业、现代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一靠技术，二靠资本，三靠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控制运作能力。这种产业链集群化、供应链系统化、价值链枢纽化，正是现代国际化大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二是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良好的航运、空运和铁路、公路枢纽条件， 建设全球航运和航空的核心枢纽，以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离岸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商为重点，打造新型国际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
清算结算系统、跨境人民币交易等要素市场云集在长三角地区的优势条件，打造与香港、伦敦及世界其他城市相连通的全球化资本市场和离岸金融服务中心，把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建成亚洲最具规模的、重要的金融中心，并由此带动武汉、长沙、成都、重庆等中上游城市群的金融成为内陆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四是当前国际贸易已进入数字贸易时代，数字技术不仅对货物贸易有利，还促进服务贸易便利化，催生新的服务业态。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应以上海和杭州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实力和基础，建成具全球竞争力的数字贸易中心。要抓住数字经济机遇，创新思路，挖掘和培育数字经济新增长点，大力发展以数字技术为支撑，高端服务为先导的数字服务出口，扩大数字经济领域的服务出口，包括云服务等。积极培育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形成数字服务贸易集群。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智移云）的发展，提升推动智慧城市、工业制造4.0体系等方面的发展。
五是发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大专院校密集云集的条件，实施创新驱动，形成0—1的原创成果不断发明、发现；1—100的科研成果不断被转化孵化；100—100 万的孵化成果不断被大规模投资投产、兼并收购、上市发展、独角兽不断生成的局面，形成良好的创新驱动体系。
按这个目标设想，目前占全国21%的土地面积大体不会变化；由于大城市、城市群的发展，人口比重可能上升到45%；GDP比重可能增加到45%。目前长江经济带的化工等传统制造业，不管怎么提高环保标准、致力于结构调整，总量基本上不会再增加，在今后更大规模的GDP总量中的比重将会下降。新增的生产总值， 应该来自于中国制造2025中的9种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和12种战略性新兴服务业， 与传统的化工、冶金、有色金属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不同，这些产业具有物质资源消耗少、污染排放少、运输负荷少、附加值高、综合效益好等特点。未来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有可能、也应该占全国的50%，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还有金融业应该占55%左右，加上落后产业的产能淘汰，最终的GDP总量占全国的45%，而环境污染大大减少，从而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这一目标。
二、加强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发展，第二个前提是要以超级大城市为中心发展好大都市圈
长江经济带覆盖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群，理论上看整个两百万平方公里的经济带应该形成大都市连绵带这样的流域经济。这一流域经济中，城市应该分为几个层次，包括1000万人口以上的超级大城市，500到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100万
到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几十万到10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或者中小城市等等。长江经济带中，目前上海和重庆的城市人口在2000万以上，是国家中心城市，也是规划意义上的超级大城市，未来三五年还会出现六个1000万常住人口以上的城市， 比如成都、南京、杭州、武汉、合肥、长沙等，这些大城市与周边50—100公里范围内的中小城市即将形成城市群中的大都市圈。加强城市群的发展，首先要发展好以超级大城市为中心的大都市圈，再由各大都市圈协同融合成区域的城市群。
城市发展是历史演进规律的体现，城市从商品交换中产生，与资源优化配置相伴始终，合理的要素资源配置让城市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当城市地域扩大到一定程度，相邻近的两个城市因为地理空间而交互影响，大都市圈、城市群相继发育、因运而生。从全球城市化进程看，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过程都从单个城市发展到大都市圈，再进一步发展至城市群的演化过程，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区连绵带在 2%的国土面积上，容纳了全美 20%的人口。日本东京、名古屋、大阪都市圈集中了全国 80%以上的大型企业和全国 50%以上的人口。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0% ，正处于各类城市各管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在此背景下，长江经济带上的各超级大城市从过去原来七八个城市的各自为战发展到与周边中等城市分工合作，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的大都市圈，再由都市圈之间协作进一步形成一个大城市群，是时代发展的进步，是内在发展的提升和需要。
那么，大都市圈应当如何打造呢？关键是做好宏观规划，具体要做到五个一体化，即交通枢纽功能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内陆开放要件一体化、产业政策和布局一体化、公共服务和设施一体化。
第一，交通枢纽功能一体化。大都市的交通枢纽一般由江河水运枢纽、国际航空客货运枢纽、高铁枢纽、铁路货运枢纽以及高速公路枢纽等五种大交通组成。交通枢纽具有城市发动机功能，对一个城市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性带动功能，是大都市圈得以长足发展的战略性措施。
第二，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大都市圈中的大城市不能自顾自的搞地铁轨道交通、城市道路网络系统、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和市政设施，而要在都市圈内一张网、一体化的建设，实现都市圈内互联互通。比如，轨道交通应该在城市中心区内以地铁轨道网络互通，在都市圈内各近距离城市之间则以城际铁路方式互联互
通，城市中心区内部地铁可以1000米、2000米设个站，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城际铁路可以3公里、5公里设个站。
第三，口岸高地建设一体化。将都市圈建设成为口岸高地，是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凡是铁路、航空等枢纽节点的口岸，要按国家一类口岸标准建设，实现关检后视同出关，与边境海关关检互认、执法互助、信息共享。都市圈的保税区是开放的重点，其本质是境内关外的地区，要最大程度发挥保税区的贸易开放功能，实现保税区的进出口贸易、加工贸易、转口贸易、区内贸易、跨境电子商务贸易五种贸易并举的格局。要争取国家支持在都市圈内设立自由贸易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对区域经济的开放引领和推进作用。
第四，各类产业布局和政策措施一体化。凡在都市圈内布局的工业区、物流园区、科技创新基地、大项目、大产业链的集聚区，要按照因地制宜、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备、运行高效、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进行布局。在要素价格和资源配置以及各类优惠政策方面，都市圈内要一体化。
第五，实行都市圈的市民同城待遇。主要包括市民的教育、医疗、文化、住房、商业等一体化配置。要按照都市圈的居民集聚结构、状况、布局学校、医院和文化娱乐场所，在都市圈内的人口流动迁徙可以放开，做到产业跟着功能走、人口跟着产业走、土地跟着人口和产业走。
总之，大都市圈内不同的城市政府职能可以不变，管辖地域可以不变，但是在枢纽功能、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功能、口岸功能、产业布局和政策，以及同城化居民待遇、教育卫生文化上要一体化布局，形成都市圈各个城市发动机优势互补、各中心组团资源优化配置，互补不拆墙，补位不缺位，“禀赋”就能转化成“优势”，“比较优势”就会变成“核心竞争力”，都市圈内各城市会更加各优其优、各美其美。
三、加强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发展，第三个前提是要补上长江航运和沿江铁路的两个短板，实现高水平的互联互通
大都市连绵带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城市群之间交通便捷、互联互通，产业贸易形成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交错互补互联。当前的问题是这三个城市群还是块状城市群，还没有构成大都市连绵带的有机体。从这个角度出发，未来应该加强三大城市群经济、贸易、金融之间的互动，促进金融、物流、人才、企业、信息“五流”涌动，建立密切联系，形成国际上规划概念中的大都市连绵带，这一连绵带上70%以上的人口是城市人口，经济交往、分工形成有机体。实现上述目
标的前提就是提高长江综合运输能力，改善交通体系运行效率，这是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互动一体化的最起码的前提。目前，还存在着长江航运和沿江铁路运输的两个短板。
一是长江航运方面。从南京到上海的航段能够承载相当于二十条铁路的运输量，运输能力比密西西比河还大。但密西西比河长达两千公里，所有段面都能通行相当于十二条铁路的运输量。而长江航道中，上海到南京段每年有十几亿吨的流量，但只有五百公里的运输段面；南京到武汉之间一千公里的运输段面，运输能力只有四到五亿吨；三峡大坝以上四川到重庆的一千公里的段面，运输能力只有一亿多吨。因此长江航道被切割成三段，吨公里运输能力被大大缩小。从这个意义上看，需要进行几项生态工程：一是解决南京长江大桥的通行制约，使其从允许五千吨轮提高到允许万吨轮通行，将中游段的运输能力翻一番；二是在三峡大坝增建第二船闸，目前实际吞吐量饱和，船舶在三峡大坝需要等两到三天，且有大量翻坝运行，造成巨大的成本浪费，在三峡大坝增加600多米修建第二船闸， 可以形成大体上2.5亿吨到3亿吨的吞吐量，将上游段的运输能力翻一番。如此算下来的运输能力，才能真正超过密西西比河。
二是沿江铁路建设。由于长江有航运，铁路运输需求相对弱化，在这一繁华的经济地带还缺少东西向的横向铁路。目前纵向铁路饱和，横向铁路仍是短板， 没有真正形成大通道。中国花了五万亿修建大量铁路，也花了五万多亿修了十几万公里的高速路，但目前全国运输量中有百分之八十多是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只占货物运输量的5%，长江或其他河流运输占10%左右，造成了极大的能源资源浪费。且铁路归铁路，水运归水运，铁水联运的无缝对接体系基本没有形成，这也是运行效率低的表现。铁路枢纽和航运枢纽之间没有交叉或者不匹配，这也是长江经济带的交通上的致命问题，需要得到解决。
新特征 新任务 开放之门越开越大
在《中国经济大讲堂》栏目上的演讲
（2019年1月24日）
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隆重开幕，成为我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又一重大举措。未来，随着关税进一步降低、教育医疗领域外资股比限制放宽等措施的实施，我国开放的大门还会越开越大，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跨国投资目的地。
一、新时代开放的新特征
40年前我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纪念改革开放最好的行动，就是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用开放推动发展，用开放倒逼改革。X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开放出现了五个新特征。
一是由过去以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走出去”双轨并重。在2013 年到2017年的5年里，中国引进外资6000多亿美元，而各类企业（包括民营、国有） 的海外投资是7800多亿美元，对外投资比当年的引进外资多了近1800亿美元，比1980—20112年33年的海外投资总额5000多亿美元多了2800亿美元。说明我国的开放在投资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是引进来和走出去投资双向并举的格局。
二是由过去出口导向为主的贸易模式，转化为鼓励出口和努力进口并重。世界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可能出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初级加工产品，也可能是来料加工、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首先，如果进口量在世界排在前三位，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消费需求很大，进口的容量很大。我国现在每年进口2万亿美元，今后15年即使没有任何增长，15年乘以2万亿就是30 万亿美元。可以预计，今后15年我们国家至少会进口30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量。其次，进口需要用美元，进口大国一定是国家外汇比较充足的大国，当然也是资金强国。我们国家现在有3万亿美元的储备，是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再次，进口大国也不仅仅是因为有外汇、有美元，进口多往往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本币将逐步会成为国际贸易的硬通货。比如人民币，尽管目前还没有做到在国际上资本项下自由兑换的程度，但人民币贸易项下自由兑换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种清算货币、结算货币。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市场这些年来越做越大，越来越受欢迎。我们可以在许多国家购买商品直接付人民币，当这个国家因出售了商品而回收了人民币以后，在买我们国家商品时，同样也用人民币结算，不需要再用美
元结算。所以进口大国与经济强国与货币有关、与外汇储备有关、与国内需求有关。更重要的是，进口大国还会将大量的国际现代商品惠及于本国老百姓，使本国老百姓的生活需求多样化得到充分的满足。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增加进口是一个很长远的战略性措施。
三是中国的开放已进入沿海开放和东西南北中内陆各个地方同步开放的阶段。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顺序是：先在东南沿海搞特区，再逐渐延伸到整个沿海的14个城市，再扩张到沿海的27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再进一步扩展到中部、西部， 是逐步从沿海到内地波浪式延伸扩展的过程。这在最初开放的时候，谨慎一些， 让沿海先开放是对的。但目前中国的开放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开放是一种体制、一种制度、一种观念，与地域无关。所以，不管是内陆，还是沿海，都可以同样的开放。
四是中国的开放已经从过去的货物贸易为主，到现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同步开放。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一般双边的或者地区区域的贸易协定，在全世界已经签了30多个，这个方面发展得比较快。我国现在也是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开放双管齐下、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协议合作和自由贸易区（ＦＴＡ）的协议合作同步推进。“一带一路”中的很多贸易协定，就是属于“一带一路”上的Ｆ ＴＡ协定。
五是从过去以适应和融入世界贸易规则体系为主，转化为既适应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同时也参与和引导甚至有些方面是主导国际贸易体系游戏规则的制定。最近10年，世界贸易的新变化是数字贸易的兴起并迅速发展。中国的数字贸易规模之大，正引领着世界数字贸易发展的势头。在数字贸易协定谈判中，我们就不是简单的按照别人制定了的规则去参与去适应，我们有了制定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负面清单的话语权，我们可以平等地参与在其中，发挥在这方面领先的优势。
以上谈的是新时代开放的五个特征，下面谈谈关于国家举办进博会是否意味着由以前的外贸出口型转变为进口消费型？对我们的经济生活有什么影响的问题？我们举办进博会不等于今后从外贸出口型转变为进口消费型，是要转变为既鼓励出口也鼓励重视进口双向并举。要以追求进出口平衡为目标，稳定货币、稳定进出口贸易，要给各个国家带来中国大市场的分享。举办进博会至少从三个角度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第一，进博会让世界深入了解了中国市场容量有多大。现在国际上都知道，中国每年进口2万亿美元，15年进口了30万亿美元。所以全世界各个国家为了打开自己国家产品的市场，都热衷于参加中国的进博
会。第二，进博会标志着中国要进一步降低关税，让老百姓多样化的生活从国内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国际商品，不用靠出国旅游背货回来。第三，进博会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定价权，最终反映了中国是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不是简单地利用廉价劳动力去占领世界的市场，而是与各国互利互惠、互利共赢。从这个角度讲，进博会的历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二、新时代开放的任务重点
一是要激发进口的潜力。增加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的战略目标。进出口不是以追求顺差为目标，而是以追求贸易平衡为目标。比如我们出口2万亿美元，进口差不多也应2万亿美元，进出口平衡；而不再是出口2．4万亿美元， 进口1．8万亿美元，每年顺差0．6万亿美元。顺差多了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而且长期顺差也会造成国家的本币升值。因此，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人民币不会过分地升值。我们是以追求货币的稳定为目标，一个货币长期稳定的国家、一个国家拥有长期稳定的货币都是一种良好的信用，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国际上的硬通货。激发进口的潜力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更多地在国内买进口货，不必再到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去买很多商品背货回来。据测算，每年中国老百姓出国旅游买商品总的价值量超过1500亿美元，几乎是1万亿人民币。如果将这1500亿美元的产品通过贸易进口投放在中国市场上，在国际贸易中我们就有了1500亿美元的进口。如果我们顺差是4000亿美元，因为多了这1500亿美元的进口，就只有2500亿美元的顺差了，国际贸易摩擦也会减少。所以，我们要把关税降下来，让老百姓不必利用出国旅游背东西回来， 而是在国内就能买各种奢侈品了。减税对国民经济发展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实际上从2017年到2018年各种商品的关税已经下降了许多。目前，就几千种商品的平均关税而言是7．5％，已经比2000年刚加入ＷＴＯ时的15％左右降低了50％。今后几年还会逐步下降，这个降税的过程也是激发进口潜力的过程。
二是要进一步扩大外资投资的开放领域。在2018年的博鳌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明确宣布，下一步要尽快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特别是汽车行业外资限制。中国的汽车企业过去外资占股不允许超过50％，现在可以超过51％以上，控股60％、70％ 都可以。最近宝马车企宣布，它在上海的合资企业已经控制了70％的股权，做了大股东。我们还将在金融领域进一步开放，总结起来是四个方面：第一，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过去只允许外资在境内参股银行、保险和证券不能超过25％，现在可以到50％，若经过三年的过渡期，可以逐渐占到70％至
80％。第二，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同样的一个合资银行与保险公司，原来在工商登记注册中的业务范围可能是30项， 现在可以扩大到50项。第三，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合资的银行、证券、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各地开子公司、分公司。因为一个银行如果只有一个总行在北京，而在其他省市没有分行，那它就没有手脚，也无法吸收存款、放贷款。第四，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
三是要建设新的开放高地。新的开放高地的重点是内陆开放，比如中部、西部的开放。过去40年主要是在沿海开放，深圳是中国的开放高地，上海是中国的开放旗帜，沿海已经树起了一面面中国开放高地的旗帜，现在需要在内陆地区建设新的开放高地。
三、内陆地区打造开放新高地
中西部怎样才能具有“沿海优势”？要成为开放高地必须具备哪些条件？笔者认为，一个地方如果是开放高地需要具备五个要件。也即内陆开放高地一定要做好五件事。这五件事做好了开放高地就有了基础，这五件事做不好开放高地就是空话。
第一，开放高地一般是与大城市相关的。比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以及杭州都是大城市。内陆的开放高地一定是跟内陆的省会城市有关。如果一个省的省会城市不能成为开放高地，那它下面的某个地市州或县是这个省的开放高地就不太可能了。所以首先是齐心协力把省会城市、内陆的大城市发展成为开放高地，然后再辐射延伸到省下面的地市州县。
第二，开放高地一定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其铁路、港口、航空、高速公路也许是区域的枢纽，也许是国内的枢纽，甚至直通世界的枢纽。如果一个机场有100条国际航线，它一定是国际间的航空枢纽。如果这个省会城市的机场能够有50条、60条、70条国际航线，再过个5～10年就有可能发展为100条的国际航线， 也就成为国际航线枢纽了。如果一个内陆的省无法跟国际直接连通，但它能同国内其他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等）的国际枢纽有非常便捷的通道，它也能成为开放的高地
第三，开放高地应该是个一类口岸。一类口岸就是海关在这里设关检，进口货物在这里经关检就放行，出口货物经关检后交了税就出境了。过去一直认为关检一定是在沿海沿边沿疆，10～20年前，内陆所有的海关基本不搞关检，属于二类三类口岸，一类口岸都在沿海。最近5年，中国内陆的一类口岸增加了十几个。
一旦确定某地属一类口岸，这个地方的海关人员便会大量增加。每1亿美元货品就需要有一个关员，如果这个地方有1000亿美元的货物进出口，则至少需要1000 个海关工作人员。天下海关是一家，内地海关与边关之间是关检互认、执法互助、信息共享，只要是内陆地区的一类口岸关检了，上海、深圳不再重复关检，只是核一下而已。而且内陆地区某地如果有500亿美元进出口，并经过自己的一类海关关检了，再到上海或深圳转口出去，这个进出口量就统计归属内陆某地，不归属沿海城市了。
第四，内陆开放高地要有大平台，就是保税区或者新区这些国家特别开放的区域。保税区属于境之内、关之外，相当于一个没有关税的地区。2008年以前， 中国内陆没有保税区，自从西部大开发以后，中西部的重庆和郑州开始有了保税区。如果没有保税区，大量的产品进进出出都要经海关关检，还涉及加税、退税等程序，无谓地增加了劳动力、时间和成本。所以一般来说，开放高地要有保税区大平台。
第五，开放高地要有与国际市场密切相关的大产业，方能让其所生产的产品在国际上大进大出。从大概念上说，如果哪个内陆省份具备了这五个要件，那么假以时日它就有可能成为内陆地区的开放高地。从现实角度讲，中国必须进一步对外开放，只有扩大、深化对外开放，我们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的各种困难与问题才会逐步迎刃而解。
推进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全球金融格局变化和中国金融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9年3月8日）
中共中央ZZ局2月22日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我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基本面的角度，从制度的角度，从结构性的角度进行推动和改革。如果这些领域存在问题，就用体制机制性改革的方法进行调整和变革，最终形成对经济有长效作用的基础性制度改革。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当下十分重要的事情。抓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我们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让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避免脱实向虚的问题，减少或避免金融系统性风险。实际上，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要依靠短期货币和金融政策调控，其中存在的基础性、结构性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一、不同于需求侧的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以后，一些重大改革都和供给侧有关。例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且把劳动力腾出来转到城市，这是农村的生产力、农民的生产方式的一种供给。又如推动个体户、民营企业发展，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变成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企业供给。搞经济技术开发区、搞特区是一种营商环境的变革，这是一种制度供给。【联系微*信dadawk0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属于需求侧的宏观调控，且侧重于短期。经济热了，需要逆周期政策，让经济冷一点；经济冷了，又需要逆周期政策，让经济热一点。
这些短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固然对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但是不管怎么调控，十年后，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不会因为需求侧调控而发生大的变化，但供给侧的这一类调控和改革，一定是体制机制性的改革、是供给制度的改革，一旦奏效，就会带来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变化。
二、货币供给体系三大问题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货币供给、资本供给、金融企业供给、金融要素价格（成本）供给、金融产品供给等，其中很重要的是货币供给方式，也就是基础货币的发行方式。从货币发行的原理来说，古代和实物与珍稀物品有关，后来与黄金、白银等贵金属有关。
现代的货币发行和政府的信用有关，本质上，和GDP增长中的政府税收有关。一个政府之所以有权发货币，在经济的本质上，是因为政府在收税。收税用什么货币支付，货币发行就是什么货币。货币发行的量大还是小，和政府税收的增长能力有关，当然可以透支，但总的来说，需要有个平衡。
那么，哪个部门代表国家来发行货币呢？当然，由各国中央银行。但是，财税状况是基础后盾。美国财政部发债，美联储买债，买债的过程中基础货币就发出来了。我国由央行代表国家发行基础货币，背后的支撑仍然是国家主权、国家经济和税收增长能力。
截至2018年末，中国基础货币余额超过33万亿元，其中流通中的现金M0为7.3 万亿元，其余25.7万亿元为银行存款准备金，而其中外汇占款超过21万亿元，这是基础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的另一个环节是流通中的货币M0到M2（贷款）之间的扩张，表现为从基础货币到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过程，即贷款，这个过程有所谓货币乘数。在基础货币一定的条件下，货币乘数决定了货币供给，而存款准备金率的高低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构成了货币乘数的关键。
除此之外，商业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过程，例如小贷公司、保理公司、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等，他们的资金往往来源于商业银行表外的委托贷款业务、理财业务、票据业务、资金拆借业务等。这个过程也有金融杠杆放大， 所以也是金融监管部门严格关注监控的方面。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货币供给和金融体系存在着三种问题，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力图要解决这些问题。
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货币市场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但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依旧存在，“利率双轨制”造成套利现象。金融系统不可能没有套利，但是如果泛滥，对实体经济是不利的。
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顺畅，造成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属于基本面和结构性问题，通过对银行行长的指导和一系列文件，敦促银行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农村加强放贷，固然会有
一定的效果，但本质上，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供给侧改革加以解决，如果不从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客观上资金仍然流不到毛细血管，流不到小微企业，流不到农村。
三是货币调控以数量调控为主，还是以价格调控为主？面对问题的时候，往往就会用一刀切和数量型的方法来解决，当然，这里存在路径依赖的现实情况。
三、直接融资供给不足导致高杠杆
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的供给问题，也是中国金融体系要解决的问题。资本市场将是解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杀手锏，是金融防风险的关键一招。
分析一下宏观数据，2018年，在整个全社会新增融资中，83%是间接金融， 即商业银行贷款和信托等机构提供的资金；17%是直接融资，在直接融资里，又有一部分是企业债券等，约占10个点。也就是说，中国去年新增融资近20万亿元， 93%是债务债权，7%是资本股权。这个比例显然是失衡的。反观美国，去年70%是股权融资，包括私募股权融资和资本市场公募股权融资，而银行债务融资和债券融资，仅占30%。
美国的企业负债只有GDP的60%多，而中国的企业负债率，加总数据是GDP的160%，这就是我们资本市场供给明显不足造成的。所以中央提出要加大直接融资的发展，尤其是股权融资这一环，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资本市场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环节。
由于融资结构不合理，直接融资占比低，中国整体杠杆率水平很高。但全世界比较而言，我们的政府杠杆率和居民杠杆率并不算太高，主要是企业部门债务重、杠杆率高，而企业债务这一块，解决方向就是把资本市场发展起来。
四、资本市场三大问题
中国发展了近三十年的资本市场，一方面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无到有， 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资本市场存在三个功能不到位的问题。
一是中国的资本市场缺少晴雨表功能。2000年以来，中国GDP翻了三番，各项事业都有长足的发展，但是资本市场总量指数还是大体不变。总的来说，缺少国民经济晴雨表这个功能。
二是缺少资源优化配置功能。资本市场对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独角兽企业推动力不足，如果把这些功能都彰显出来，对中国经济、中国金融的变化会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
三是投入产出、收益回报不到位。资本市场缺少优胜劣汰机制，以致上市公司群体存在投资回报收益不理想的问题。
五、资本市场六大供给
从资本市场的供给角度分析，至少有六大供给。
一是基础制度的供给，即注册制和退市制。关键的一点，要把注册制推上去， 退市制必须同步推进。要把退市制作为注册制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美国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若干年就会更新一遍，公司总量大体不变。优胜劣汰，有进有出， 是资本市场晴雨表的表现，是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表现，是资本市场的生命力所在。
二是缺少长期资金，这也是供给侧的问题。有卖方就有买方，有企业供给就有资金供给。中国的资本市场缺少长期资本，以去年为例，全年总交易量中的92% 左右是1.45亿散户。美国相反，90%是机构长期资本，不到10%是散户，是短期资金。所以，在中国，主力投资者就是散户，即个人投资者。
有人说散户素质不好，其实不是散户的问题，是机制和制度的问题，其实是长期资本不到位的问题。长期资本不到位，当然就是短期资本为主。所以，不要去埋怨普遍性的问题，普遍性的问题一定和制度安排、体制机制有关，不单纯是企业经营或者投资者的素质问题。
在长期资金这个问题上，最要害的是保险。以美国为例，养老保险有三大支柱，一是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二是老百姓(58.760, -0.49, -0.83%)买的商业保险；三是企业为职工买的企业年金。大数来看，三大保险系统的资金量有40%左右在股市中。
美国股市总市值约30万亿美元，其中9万亿~10万亿美元由三大养老保险基金持有；剩下20万亿美元中，工商企业股东层长期持有不炒作的比重有一半；剩下10万亿美元则主要是各种私募基金、公募基金或者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散户占比不到10%。这样的结构中，买进卖出，就是战略性的长期资本和企业之间的交换和博弈。
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的五险一金和老百姓买的商业保险都在不断增加，主要缺年金。虽然已经形成制度，但买年金的企业很少，要把这一块搞上去。为什么美国企业都为职工和高管买年金呢？除了企业管理和凝聚力外，很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制定了所谓“401K”的制度和政策，任何企业为职工买年金，企业出的钱部分可以抵扣企业所得税。
庞大的年金资金可以到资本市场做长期投资。国际上，一般把年金的50%投资货币基金或债券，50%直接投资股票。美国人有9万多亿美元年金，就有4万多亿美元在股票市场里，还有4万多亿美元买的是债券或者货币基金。总体来说， 就是长期资本要逐渐建立起来，这也是供给问题。
三是证券公司的资本中介功能。中国的证券公司一般有五个运行功能：一是经纪业务，二是自营业务，三是IPO发行业务，四是投资顾问，五是固定收益， 缺少全世界投资银行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即资本的中介功能。
证券公司最关键的业务是什么？是资本的中介功能。银行是资金的中介，老
百姓的钱不是银行的，银行把老百姓的存款作为债务，然后做贷款；保险也是运用老百姓的理财资金，实现中介投资的功能。
中国的证券公司缺乏资本中介功能。全世界的投行在每年的季报年报里，都有其掌控和运用客户资金，实现了多大的资本中介能力。例如一个大的证券公司， 有1万亿元客户保证金，客户保证金当然是客户的，不能动，但是如果跟客户协商了，形成协议，这笔资金可以根据投资银行自身的资本信用相应从表外变成投资银行表内的信用，进而发挥资本的中介功能。全世界的投行都有这一块业务， 我们证券公司却没有。
中国股市有40多万亿元的市值，每天都会有十几万亿元沉淀资金，通过基础性制度的改革，建立新的投资规则，证券公司就会形成万亿级的资本中介能力， 场外资金无序配资、乱象丛生等问题会得到消除和抑制。
四是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资产重组和回购注销、分红的制度建设。上市公司融资，一是IPO，二是再融资，三是资产重组，资产重组也能扩张资金。我们的IPO上去了，再融资功能基本没有，缺少配股、送股、定向增发、公开增发、发售、转增股等功能。往往一个上市公司上市以后，10年、20年没有再融资。还有资产重组、资产并购也是资本市场的一种基本制度，有一段时间封冻，现在又启动了。
上市公司还有一个经常要考虑的功能，就是回购注销。中国资本市场建立近三十年来，中国股市没有一个企业搞回购注销、存贮或奖励，因为公司法不允许企业回购。公司法出台的时候是1990年代初，资本市场还没起来，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非上市公司来讨论的。为此，去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这个修改为资本市场今后的回购注销、存贮、奖励提供了法律依据。
对于回购注销，大家往往理解为对市场护盘托底的行为。实际上，回购注销更重要的功能是一种不缴税的分红。越是好的上市公司，越是创新型的健康发展的上市公司，越会不断地回购注销，回馈投资者。
五是和我们的机构投资者有关。现在公募基金有13万亿元规模，私募基金有12万亿元，加起来是25万亿元。他们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分析2018年的结构，大家一目了然：公募13万亿元，7万亿元买了货币基金， 剩下6万亿元里，4万亿元买了债券，只有2万亿元买股票。私募基金12万亿元， 有7万亿元还没上市企业的股权融资，而7万亿元中，又有4万多亿元是房地产；
剩下来5万亿元，3万亿元买债券，也只有2万亿元在股市，所以去年，共约4万亿元在股市里。
基金公司购买货币基金、买债券的方向没错，比如美国年金也是50%买货币基金、企业债券等，但是也不能过了头，变成了百分之八十、九十买债券、买货币基金，15%投入股市。这个也要讨论，逐渐地改善，这是个基础制度的供给问题。
最后一个供给侧改革当然就是科创板。相对于A股，科创板在制度变革上有三个重要方面：
一是由于科技类创新企业产生的时间短，业绩不稳定，它不会像传统企业和常规企业一样，有三年五年的利润周期，但又需要多轮市场融资，所以准入门槛有所放宽。
第二，市场融资一旦进入以后，融资的钱是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那这些搞科技创新的创新人员，哪怕他发明的专利值几十个亿，但是其最初的股权可能就是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了不得一个亿，被几十亿、几百亿一融资，按股比大小一算账，就微乎其微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有了公司治理上的同股不同权的安排，哪怕股东们占了90%多股份，在日常经营中，科技创新的带头人要有决策权。
第三，允许红筹和VIE架构公司上市也是重要变革。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和调整到位后，中国金融的三个组成部分：信贷、债券与股票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就会出现一个协调的比例。我认为比较合理的结构是：40%是银行贷款，30%是债券，还有30%左右是股票市场和各种私募基金的股权投资，即4： 3：3。当然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不太可能做到像美国那样，70%是股权、
30%是债权。我们的努力方向是70%债权，这70%的债权里有40%是间接融资，30% 是直接融资，即债券，还有30%是股权，这需要至少十五年到二十年时间的缓慢发展过程。
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三个关键词组成：供给侧、结构性和改革。供给侧是问题导向，分析供给侧有什么问题，然后加以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改革， 就是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体制机制的调整。结构性平衡合理是目标，即以结构性不合理的情况来发现供给侧供给的问题所在，也以结构性的系统平衡来判断改革的成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关键词各有用处，共同形成一个体系。
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演讲
（2019年4月9日）
各位老师、同学：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比较新的题目。内容都是跟当前整个世界或者是说最近的五年、十年整个世界贸易、世界经济发展中，比较重大的一些题目。就像陈老师刚刚说的，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是第五次。我觉得做报告要符合五条原则。
第一条，我在这个地方做报告，一定是宣传X和国家重大经济方针政策，或者是对重大经济方针政策的理解和判断。
第二，既然是在复旦学术课堂上讲课，那么讲的东西应该是符合国际经济学原理的，乱说一通，或者说一些没有国际理论归纳的现象是不行。
第三，如果符合两条，但是内容跟当前的热点、重点、焦点没关联，不接地气，大家的兴趣也不会高。我如果讲五年、十年前的事情，也可以符合国际经济原理，但不接地气，没有跟热点、重点、焦点聚合。
第四，符合这三条，可能也是老生常谈，如果大家都讲差不多的东西，那意义也不大。要讲的应该要有一定的深度，有比较独特的视角。
有了这四条好像看起来也够了，但我觉得这个课堂的老师跟学校里的一般教师还有不同。一个优秀教师准备一个讲稿可以跟一届一届的一年级讲，年年讲， 讲五次十次，讲一辈子也是可以的。我来这里讲，不是单纯来做一个老师，可以一个内容重复讲十次二十次。尽管学生对象可能变化，但是重复讲意思不大。我们在这儿开讲，每次讲的内容都不同，也就是说我不仅不要去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也不重复我自己以前讲过的。
从这个意义上，今天讲的第五讲，跟前面的资本市场、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房地产的内容都有点不同。以后我讲课的内容，一般我会在开学初跟学校里商量，这个学期讲四讲，讲哪四讲？下学期开始了，又讲哪四讲。半年定一下。如果一年就把全年要讲的都定了，可能到时候又不接地气了，因为形势变了，大家关心的热点可能不同了。半年定一个格局，排个序。讲了以后，下半年再排个序。大体按照这样的做法来讲，完成这个课堂的任务。
今天讲的国际贸易新格局，以及各国政府对国际贸易的管理方式，制度。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对国际贸易的制度和新的趋势进行一些讲解，尽可能讲的让大家
听起来有趣，听得明白。
一共今天要讲八个要点。大家只要记住我八句话，今天的报告内容就都在里面了。
一、这三十多年来，世界贸易的格局发生了变化
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三四十年前，也就是1980、1990年，这个期间，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 国际贸易的总量当中，70%左右是成品的贸易。你这个国家把拖拉机卖给我，我这儿把机床卖给你。总之，是一种产成品的交易。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做出来的产品，卖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产成品之间的贸易，占全世界货物贸易的比例，一般达到70%左右。
到2010年的时候，整个世界的总贸易额里面，60%的贸易量是中间品的贸易， 是零部件、原材料各种中间品的贸易。
这是2010年的时候，比例其实倒了过来，就是说60%是中间品，40%是产成品。又过了七八年，到了去年，如果再根据去年总贸易量里面的品种进行测度一
下的话，贸易量中的70%以上，是零部件、原材料的中间品。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品，已经不是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企业来把它生产出来，卖到另外一个国家，往往是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生产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形成的一个产品。也就是这个产品，不是一个国家做的，是几十个国家，是几百个企业，在不同的地方，生产组合的。
这样一个过程就产生了中间品的贸易，也是这个过程产生了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这三十年，服务贸易的量，包括生产性物流、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金融， 各种各样的科研开发、研究设计。总而言之，在三四十年前，在全球贸易中，服务贸易，跟货物贸易来比的话，是5：95的关系。
现在，服务贸易的总量，跟货物贸易的总量大概是30：70的关系。这里面就出现了贸易格局变化。
一个叫货物贸易中的中间品的比重上升到70%以上。第二个叫做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总贸易量中，服务贸易的比重从百分之几变成了百分之三十。这个概念是因为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全球服务贸易始终表现为15%到20%的增长率。在中国，最近这十年服务贸易每年的增长都在25%以上。所以中国服务贸易的量是三年翻一番，全球服务贸易是五年翻一番，而货物贸易一般要十年翻一番。在这个意义上，结构变了。这是我想说的第一条。
世界贸易格局变了，表现为货物贸易中的零部件、原材料、中间品的比重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服务贸易的比重也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整个生产力体系这方面的变化，正在影响和产生新的世界贸易规则。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二、由于产品交换，贸易格局的这种变化，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也发生深刻的变化
现在一个产品，涉及到几千个零部件，在几百个国家或者几十个国家，在形成一个游走的逻辑链，那么谁是灵魂、谁牵头、谁在管理、谁把众多的几百个上千个中小企业产业链中的企业组织在一起，谁就是这个世界制造业的大头、领袖、集群的灵魂。所以现在看世界的制造业，不像几十年前，看一个一个单个的企业规模多大，而是看产业链的集群、供应链的纽带、价值链的枢纽。谁控制着这个集群，谁是这个纽带的核心，谁是这个价值链的枢纽，谁就是龙头老大。
比如苹果，苹果手机里面，一共涉及到500多个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全世界有几百个企业，在为苹果加工零部件。涉及到几十个国家。问题是， 这几十个国家的几百个企业各个有专利，并不是说苹果发明了手机的全部专利， 然后把专利交给了这些配套企业、零部件厂、中间厂，让他们为苹果来进行制造。事实上，这个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零部件供应企业，各个有专利，各个有拿手好戏。他们的这些专利、拿手好戏，都是苹果不掌握的。但是苹果产生了标准， 产生了纽带。所有供应链上符合苹果标准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你有创新、有专利、有各方面的知识，苹果就选择了你。有人说核心技术只有我有，我不卖给你，你手机就停产了。这话也没错。假如高通不把芯片卖给苹果，那苹果不就瘫痪了吗？ 问题是苹果是世界使用芯片最大的户头。如果苹果不使用高通的芯片，高通就死了，是高通先死，而苹果还有其他的芯片可以选择。苹果只是遇上一点困难，而高通立马就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产业巨头，产业竞争能力， 不仅仅是核心技术的竞争，不仅仅是资本多少的竞争，讲资本，讲技术，更讲产业链的控制能力。
谁如果控制产业链，谁其实就给是在出行业标准，就是大头。谁控制供应链的，你其实是供应链的纽带。你在组织整个供应链体系，几百、上千个企业，都跟着你的指挥棒，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到哪儿，一天的间隙都不差，在几乎没有零部件库存的背景下，几百个工厂，非常有组织、非常高效地在世界各地形成一个组合。在这个意义上讲，供应链的纽带也十分重要。
产业链的行业标准十分重要。各种各样的专利发明，是围绕着这个标准，我
发明了专利，但要符合你这个标准，你才会用我的专利。
价值链是在说什么？实际当这个世界几千个零部件、组件、大大小小的部件在组合的时候，实际上都在做贸易。这个贸易的几百个企业，几千个零部件分布在几十个国家，各种各样的城市里，是不是每单之间，零部件和零部件厂，零部件和总装厂，都在做贸易，都在相互结帐？其实不是这么结的，他是一个通过互联网、通过通信系统在世界上某个自由港形成一个结算点。苹果一年产生上万亿美元总的销售值。这个销售值，所有的零部件厂平行地都跟苹果的结算中心发生网络的直接联系，然后进行结算。
这种结算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你是美元，他是法郎，他是人民币，他是韩元。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是在一个自由港，自由港的税率只有15%，甚至12.5%。所以它的结算税收低。外汇交易是个离岸交易。离岸交易中心往往是在自由港。跨国公司的结算点，从来不是在一个点上，不是在几百个企业、几百个城市、几百个活动点上发生结算。利用这个互联网，统统在这个结算点结算，这就是结算的枢纽。
我在重庆的时候，在2008、2009年把惠普拉到重庆来建厂。当时一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千五六百个零部件，比手机的零部件多。我们定了项目开始干了以后， 我问惠普的人你在哪里结算？他说在新加坡。我说你明明在我这儿生产，为什么在新加坡结算？他说，我们全球的惠普，所有的生产点、研发点、零部件的点， 通通不在当地做结算，都跟新加坡的惠普结算中心做结算。然后由结算中心结算出来钱支付给各个零部件配套企业，也支付给各种物流，研发的单位，也支付各种专利等方面。
在这个意义上讲，因为自由港本身就成了离岸金融的结算点。
我也跟他讨论过，2008-2009年的时候，中国一年有差不多三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其中一万八千亿加工贸易就是全球产业链布局，但我们一万八千亿美元的结算都不在中国。接近4000亿在新加坡，因为它是自由港，所得税率17%，加上一个自由港的离岸金融政策。3000亿在香港，因为香港设了自由港。然后还有3000 多亿在爱尔兰，爱尔兰是英国旁边的一个自由港。还有一部分是在台湾，台湾所得税也是17%，也是一种自由港的性质。还有一部分在首尔以及东京。就是说整个接近两万亿美元的结算都不在中国。中国只是在做加工的苦力。金融结算产生税收，金融结算产生专利、版税，金融结算产生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这些都不在中国。这个意思就是说，谁掌控这个结算点，谁也是这个产业链的中心。
大体上，由于这三四十年，出现了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共同生产一个产品，就使得这个产品在加工过程中的产业链形成上中下游的产业链集群。这个集群中各种企业，互相供应零部件、原材料、供应金融，整个体系服务链，生产性服务业，整个服务贸易都在这个供应链中体现出来。这个供应链的纽带，起着枢纽纽带的作用，关键的作用。最终这个纽带也好产业链，当然要赚钱要结算。谁掌控这三个点，掌控枢纽，掌控纽带，掌控产业链的集群，谁就是世界贸易中的产业巨头。你掌控了这三个但你没钱，不用担心，各种私募基金、产业资本都会往你这儿来，因为你有钱赚、有市场。有技术的人都为产业链服务，做芯片也是零部件，做液晶面板也是零部件。有些核心的东西它自己做。但是苹果没做芯片， 苹果也没做液晶面板，三星又做芯片又做液晶面板。三星举国体制是韩国特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产业链是在分工当中产生的。世界贸易是在互动中形成的。这个过程中，新的贸易格局形成了新的世界级企业的产生方法和控制产业的特征。特征就是三链，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产业链的集群、价值链的枢纽和供应链的纽带。这是第二个特征。世界贸易格局由第一个特征引发第二个特征。跨国公司适应这种贸易格局、生产方式的变化，它的组织方式、控制方式、管理方式也发生变化。这是第二点。
三、由于世界贸易格局特征的变化，跨国公司管理世界级的产品的管理模式的变化，也就是“三链”这种特征性的发展，引出了世界贸易新格局中的一个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度的变化，就是“三零”原则的提出
零关税
本来WTO从关贸总协定开始，总之就是努力的推动自由贸易，降低各国的关税。五十年前关税平均高度是50%-60%。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关税一般都降到了WTO的关税水平，都降到了10%以下。WTO要求中国的关税也要下降。以前我们汽车进口关税170%。后来降到50%。现在我们汽车进口关税还在25%的水平。但我们整个中国的加权平均的关税率，80、90年代是在40%-50%。到了90年代末加入WTO的时候到了百分之十几。WTO给我们一个过渡期，要求我们十五年内降到15% 以内。我们到2015年，的确降到9.5%。到去年已经降到7.5%。不过整个世界的贸易，已经降到了5%以内。美国现在是2.5%。
讲这段是说WTO的运转功能，已经使得在世界贸易发展中，各国关税不断下降。关税越低，越代表了一种贸易的自由化。但这个低关税在世界贸易变化的格局中也不适应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你要收3%或者5%的关税。如果我生产了一个
杯子，卖到你国家，你这个国家只是在我这个杯子价值上加5%的关税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如果我这个产品，中间的环节有几十次的要经过各个国家的海关， 要跨越各个国家的国界。因为是几十个国家，在共同生产一个产品，这个时候， 这个国家的零部件做出来了，到另一个国家变成一个部件。部件做出来了，再到又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模组，一个系统件，系统件又运到最终总装厂，经过四个企业。如果这四个国家都跟你征5%的关税。这一部分就重复形成了百分之十几的关税，而且把劳动力、物流、运输中的这些非产品的硬件部分，都是一些服务的部分都算到了这个产品的价格上，海关征税的时候，是按价值多少来算你多少税。就比如说一千公里的铁路运输的费用，航空运输的费用，不断的叠加，叠加的过程中都变成了关税的一个基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发现，必须是零关税才能适应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共同制造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又从最终生产厂又卖到全世界，零关税在这个过程是最合理的。所以零关税就这么提出来的。
零壁垒
为什么要讲零壁垒？因为当有几十个国家，共同生产这个产品，这个产品的产业链涉及到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如果这几百个企业之间的营商环境不同， 你这个国家在这方面是准入的，他那个国家在这方面是不准入，跨国公司在生产力布局的时候，按照资源优化配置，这部分布在这儿，那部分布在那儿，布在你这儿市场不准入，布在那儿，你又来一个侵犯知识产权。必须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营商环境，几十个国家之间才能共同生产这个产品，我们现在讲营商环境要国际化，要法治化，要公平公正公开化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涉及到，如果三个国家的制度不同，那企业要在三个国家里面布这个产业链是很麻烦的。
而且这个营商环境不仅是零部件加工厂、制造厂。还涉及到，产业链中间互相供给产生的供应链，供应链有物流企业、航空运输、铁路运输、汽车运输这些都是物流，还涉及到物流当中保税服务，仓储服务，配送中心服务，还会涉及到生产性金融企业，产业链金融以及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在许多国家，这个是开放的。但在另外有相当一些国家的这些领域中，很多是保守的。这个时候，产业链布局都会受影响。所以关于营商环境中的要求，其实就是一个壁垒，就是营商环境。如果你的营商环境会侵犯知识产权的，你实际上就是一种壁垒。如果你的营商环境里面，劳动力保护，社保制度跟世界各国都不同，是很冷漠的，很不合理的，也会有问题。如果你的生产关系里面的生态环保做的很差，也是一个问题。还有同等国民待遇，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市场中心、国家采购各个
方面的组织方法。
营商环境就是壁垒的问题。当你把你的营商环境国际化的时候，你就相当于在三个零里面的零壁垒方面做到跟国际营商环境完全一致，你就是零壁垒。壁垒不是我买你的东西，你不卖给我。你给它设置了一个壁垒。这是一个最直白的理解。但是更多的讨论，是指营商环境的国际化，这是第二个概念。当几百个国家几十个国家共同生产一个产品，这几十个国家的营商国际化、一体化、法治化显得多么的重要。
零补贴
所谓零补贴，就是如果一个国家，为了争夺产业链，为了争夺企业到这儿来落户，有意给这些企业进行一定的税务补助。这个补助会使得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国的布点发生扭曲。你如果一补贴，产业链扭曲到你这儿，对别的国家也不公平。如果大家都乱补贴，到后来也会出现问题。“三零”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
原来，国家海关之间的管理规则，都是在国境线上收取关税或者设置非关税的贸易壁垒。那么现在进入三零以后，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海关显得意义不那么大了，只是在起进出口的统计，管理走私或者有些不允许的菜单。那只是在管制的， 对一般的制造业来说，三零就相当于国门打开，关税壁垒消除。然后真正的国家和国家对贸易的管理，就从国门、国境上的关税和非关税品种的管理。进入到国内，按自由贸易去协定，定下来国内区域中的营商环境的互相约束、互相管理。
你如果国内的贸易环境不符合国际标准，我就提抗议。反过来，他如果不符合，我也可以跟他提抗议，互相之间有一定的监督作用。这是我想说的第三个方面。
这三个方面，是一个逻辑推理，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到跨国公司运营方式三零为特征的运营方式的变化。到WTO，各个国家之间贸易规则都趋向于三零， 这么一个原则的概念。这是我讲的一个变化的趋势，讲了三个要点。
四、有关我们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在这样的变化趋势里面，关于三零原则的讨论、发展，现在处在什么状态？
事实上，美国还是比较先进的。2002年，他就提出了“三零”的概念。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计划。在WTO里，他也提，在G7，也就是最主要的西方七个发达国家，工业国之间，提了一份“三零”原则实施的时间表。争取到2010年，把关税降到5%以内。争取到2015年的时候，把这个关税降到零。这件事在2002年提出来，显然当时来看整个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事实上到2010年的时候，全球WTO
的主要发达国家关税基本上都降到了5%以下，基本上都达到美国设想的第一阶段。但最近七八年世界贸易“三零”走向，美国计划并没有实现。到2018-2017 基本上和2010年的关税平均度差不多。
这个主要是在WTO里面，讨论关税为零很难通过。WTO，是多边协议体系，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只要有一个国家，成员组织中的一个成员不同意就不能通过。它是有一票反对就不通过的多边体制。
这里面，你说零，往往是指工业国当中，几十个发达国家产业链都在你这些地方转来转去的，对你是有好处的。但你一旦通过，那些跟你供应链无关的，比如非洲的、拉丁美洲的一些搞农业的国家，他的关税也一起变成零。工业中的好处，产业链的裨益跟这些搞农业的国家无关。一般大国小国之间，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要在WTO里统一地通过这个“三零”原则也的确很难。那么就在这个七八年，尤其是最近这七八年，也就是从2005年以后，到2010年之后，FTA，双边的贸易体的讨论，或者是一个地区，五六个国家、七八个国家形成一个贸易体的讨论就不断增加。给人感觉好像发达国家在进行双边谈判，抛弃WTO，把WTO边缘化了。这个概念有这种现象，但事实上我们平心而论，是因为“三零”这个原则的受益区域还是有一定范围的。这个范围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可以认同产生共识。不相关的就不一定跟你有共识。在这个意义上讲，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是全球化发展中，生产力发展到这个阶段，进一步促使全球化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特征。它倒不见得是逆全球化。FTA不是逆WTO，FTA也不是逆全球化。它是全球化发展到更高级阶段以后必然的趋势。美国在2002年的时候， 想在WTO里实现“三零”原则，当时提出来了。第一阶段目标，实现，第二阶段归零的目标，没实现。这个十来年过程中，FTA谈判变成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 一个主要的贸易谈判原则的一个体系。WTO的作用越来越小了，或者这些事情都不讨论了，那不是有点边缘化了吗？大家在讨论WTO的规则要改变。议事规则、管理规则、裁决规则要改变等等。这就是现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新特点。
最近几年，以“三零”为背景、为基础的FTA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发展还是有比较快的进度。可以看到，去年日本跟欧洲的FTA谈判已经签订协议。并且将在今年下半年生效。这一块代表多少？日本的经济差不多五六万亿美元。欧洲的经济也有十几万亿美元。加在一起，差不多二十多万亿。全球经济总共70万亿， 这里面有1/3的一块就形成了，这是一个。第二个，美国和欧洲的协议，各方面的条款，都谈好了，还有一部分没谈好。去年年底签了部分协定，敲定到今年六
七月份希望签约，当然现在还没有签约，还在谈判，主要是为农业问题，欧洲和美国在讨论，目前还没有统一共识的现象。原来预计六七月份签约生效，可能会推到年底。第三个是美国跟日本贸易协定，已经谈了两年，目前基本上框架文字都有了，还在进行最后的讨论。另外，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北美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签了。
讲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在今后的一年，或者在2020年，这几块都加在一起， 那么这几个国家，欧洲、美国、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这块，它的经济总量占全球54%，这些地区互相的贸易总量占全球贸易的55%左右。这个意思是相当于美国人在通过FTA的过程，把原来已经淡出的G7又恢复变成了一个一体化的贸易体。
新世纪以来G7变成了G20。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中国没有介入到这个自贸体的贸易圈里，那么我们等于进入了WTO，却又在FTA的范围里出圈了。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进入了FTA，那么加上中国占世界经济16%的经济规模，54%+16%，就等于世界经济的70%。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贸易体了。【*联系微信dadawk01】
贸易量，还不是70%，因为中国的贸易量占全球1/3。在这个意义上讲，这块加上去全球贸易70%-80%就在这个圈里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讲第四点，就是以“三零”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目前这十几年的发展过程处在什么状况，中国又处在什么状况。我们因为没有去从“三零”角度去跟他们讨论，现在我们跟美国的中美贸易战也不是讨论“三零”的，是在讨论贸易顺差逆差和其他的具体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欧美、日美、欧洲和日本，这个事情，我们有一个怎么去介入的问题。
同样以日本牵头的，就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自贸体。涉及到11个国家。后来， 特朗普上来以后，说美国退出TPP。现在这个贸易体协议倒也签了，是日本挑头的，我们中国还没介入。这么一个亚洲地区，中国不介入，这个自贸体，某种角度上说功能丧失了一半。反过来我们的确该去介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国际贸易，今后很重要一个格局。就是以“三零”为原则、纲领的国际贸易的体系的介入、参与、甚至到里面进行很重要的推进工作。这个事情做的好，相当于第二次入市。如果说过去2000年时候的入世引领中国15年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这一阶段的事情谈好对中国国际贸易、国际经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发展的贡献和作用，以及我们整个中国在2035年成为世界的现代化的大国、2050年成为强国，都会奠定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想讲第四点，就是以“三零”为原则的FTA的谈判、讨论、区域协定、自由贸易协定，目前在整个世界的
格局，状况。
第五、第六、第七，具体跟大家讨论一下“三零”原则在中国具体实施的情况。
五、零关税，在中国实施会发生什么变化？
大家有时候，有一种感觉，一讲到零关税就是国门大开，外国货冲击进来， 中国的农业会萎缩，工业也会萎缩，服务业也会萎缩，这种观点在90年代讨论也多得很。到要进入WTO的时候了，早进好还是晚进好？有的人说越晚进越好。让我们自己养的大一点、肥一点、强一点，开门了，不会受人家欺负。
那么实际上，当时上海方面，就跟国家提了一个基本逻辑，就是进WTO，早进比晚进好，在这方面，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案。事实证明，WTO进去以后，我们不管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基本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反过来，我们金融， 出现了世界级的最大的金融企业。在2000年的时候，世界金融体系里面，中国所有金融机构都不要说前十位，前二十位一个都没有。现在前十位的银行里我们占五个，前十位的保险公司里面我们也占好多个。讲这段话的意思，通过开放，我们得到的好处是多多。
同样，现在大家也会想到，如果关税归零了，会出现什么情况？抽象地讲容易走极端，做任何事都要具体分析，了解问题本质，才能把思维逻辑讲清楚。下面我们就分析中国经济开放，如果按零关税开放以后的几个板块的概念。
制造业
第一，当然大家都会想到，工业品、制造业，不管是机器设备，还是汽车产品，还是轻工业，或者其他的工业品，大家首先，看到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产业链当中的零部件中间体，已经占全球零部件中间体，这个概念来说，还就是占60%。这个意思，在中国的进出口一年四万亿美元，然后我们这四万亿美元，进出口里面，跟全国的贸易结构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大的贸易国。所以， 全球的贸易特征里，中国的贸易特征是聚焦的。我们这个四万亿里面，60%多， 就是零部件贸易。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已经是制造业大国了，我们每年进口一万八千亿， 这个进口量里面60%-70%就是零部件。我们芯片进口，就两千多亿美元。液晶面板还进口一千多亿美元，各种都是部件。当你把工业品变成零关税的时候，我们的企业进口关税没了，成本下降了，是最大的受益体，对中国制造业来说。这是第一。
第二，由于关税下降，生产的成本又下降，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产业链里面，我们有最大的产业链集群，但是这个集群里面，我们掌控纽带的，掌控标准的，掌控结算枢纽的，价值链枢纽的企业并不多。比如华为，华为的零部件，有三千六百多家大大小小供应链上的企业。这全球的3000多个企业每年都来开供应链大会。华为就是掌控标准。他的供应链企业比苹果多两倍。为什么？苹果只做手机，华为又做手机又做服务器、通信设备。通信设备里面的零部件原材料更多。所以它掌控产业链上中下游的集群，掌控标准，也掌控价值链中的牵制中枢。
当“三零”变成零关税的时候，对于在中国形成总部，形成中枢，形成集团的龙头等各方面会有提升作用，这是第二个好处。
第三，通过这样的过程，对我们中国的企业，进一步走向世界，也产生好处。就这这个意义，工业品如果把关税趋零的话，事实上对于整个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化、集群化和纽带、控制能力，有好处。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进一步分析汽车产业，我们现在国内的汽车厂一年生产2500万辆汽车。那么说，如果没有壁垒了，关税为零了，是不是会大量进口国外的汽车，然后冲击中国国内的汽车市场？这话听起来，也有道理。因为我们现在的汽车，比如日本的一个丰田，现在像一个小的面包车一样。在日本就卖40-50 万。在我们国内，关税和进口工商税进口增值税一收就变成80-90万，提车可能还提不到，要加近20万才可以提到，最后变成100多万。
我前段跑到深圳，居然跟我合作的二三十个经理，跑到我这里来看我。一看他们开的全都是这种车。香港有两个人是有官邸的，其他人都是自己买房，住自己家里。一个是特首，一个是财政司长。我前两天在香港，去财政司长的家里， 我看财政司长的家里除了一栋500平方的别墅以外，最重要就是半山上面有一块非常大的草坪。相当于三个篮球场这么大的一个长方形的草坪，上面一走可以看到香港的各种景观，比如维多利亚海峡的景观。我说你住的比特首家还要好，你怎么可以住这儿？他说英国人规定，财政局长就住在这里，谁当谁就住，谁不当了明天就搬走。他请我们在他家里吃饭。我后来想，有这么一个家，如果不请朋友到这个家里来作客，这个家就像是锦衣夜行。那天，我去看他们的院子里，来了七八个香港的要人，开的车都是方方的面包车。我说你们中邪了，奔驰车都变成这个。这个丰田就大赚一把。
我讲的意思，是不是外国人的车都会这么进来呢？并不会。中国一年是要消费大概2500万辆车。现在这2500万辆里，120万辆从欧洲从美国或者从日本原装进
口，其他2400多万辆都是中国自产。但这个中国自产的2400万辆里面有1800万辆是外资企业的车，就是中外合资的车。有德国的、有日本的、有美国的、也有韩国的。在这个意义上，在消费地形成制造业，就近生产出来并卖掉，减少物流。成本低，效益高。再者，他本身就在一个国家里生产，车里也没有关税。哪怕不收关税了，但你从美国、欧洲这么运过来，物流成本多高。对于高档车的消费， 那么原本100万辆的，也许可能翻一番，翻两番，变成四五百万辆。但几千万辆规模的，还是本土的企业。这本土企业，无非是开放过程中，合资企业可能变成外资独资企业，但他不会把厂关掉，把美国的产品运过来。他不会做亏本生意。在这种意义上，不用太担心外国的汽车会来冲击我们的这种问题。这个里面，就总的来说，关税下降，会促进中国的生产力结构的提升。促进我们企业的竞争能力的加强。使得我们工商企业的成本下降，有好处的。
农业
中国的农业，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么一个基本面。第一，我们13亿、14亿人的吃饭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所有吃的东西都外国人供应。好的时候供应，不好的时候给你卡脖子，那饿殍遍野了。中国人的饭碗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具体分析。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不搞国际贸易。这里面有一个基本面的分析。首先我国人多地少。我们拥有全世界19%-20%的人口，14亿人大体上是70亿人的1/5。但我们的可耕地总的亩数，20多亿亩。大体等于世界可耕地的9%。20%的人口只有9%的耕地，我们人均耕地是全球人均耕地的40%。我们土地供应是不够的。第二，中国的淡水资源是全球水资源的6%。人均用淡水资源是全球人均的24%。这两个数据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土地和水从农业角度讲，要完全自给自足，也是很难的。这是第一个基本面的概念。
我们现在差不多有6.6亿吨农作物粮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每年要进口农产品一亿吨。加在一起，也就是中国14亿人，一年要吃7.6 亿吨农作物。
这一亿吨里面，有个基本的分类，我们现在进口的一亿吨里面，有八千多万吨，进口的是大豆，300多万吨的小麦，300多万吨玉米，300多万吨的糖，还有不是农作物，但是动物，也算农产品。进口的猪肉牛肉其他的肉类，也有几百万吨。统统算起来四个三四百万吨，加一个八千多万吨，加起来一亿吨。
分析现在的进出口的结构，我们脑子里要有数学模型，要有形象的演变。假如农产品关税归零，是不是出现世界上的农产品对中国进行倾销？这个倾销又便
宜又好。最后使得中国各种消费者不买中国农村的粮食，最后中国农业萎缩，萎缩到一天，人家突然卡你脖子了，你这个地方瘫痪，出问题。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大体上，一定要做结构分析，才能最后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回答。比如中国
人主要吃的粮食，是吃大米。这个稻子，欧洲人和美国人想倾销我们，他也没有稻子。稻子主要是由中国人生产的，当然亚洲人也种。我们跟泰国去买稻子，不用担心安全问题。无非是他的稻子好吃，糯米。吃泰国的米时候，可以一口菜都不吃，一碗饭就吃下去。我还真干过这个事。我跑到泰国，谢国平请我吃饭，他说饭是用泰国香米做出来的，后来我感觉，真不用吃菜。就很愉快的把它吃下去。这个米确实有点特点。后来，他给了我一包米。大概有两斤米，我还带回来，让我妈做饭吃。
我讲的意思，调剂一点是可能的。但是你要说，他们跟我们来卡脖子，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我们本来就是大国，人家跟你是利益共享，是一个互助互益的贸易行为。
讲这段，首先就是你关税为零。欧洲美国也供应不了你一吨大米。稻子这件事就不存在问题了。要我们把稻子提供了欧美，他零关税，我们也不会去大量的供应，我们没那么多的土地和生产能力。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我们确实需要人家进口的，比如说中国现在实际使用的是二十亿亩可耕地。我们一年要自己种一万两千亿斤粮，大体需要12亿亩，意思就是一亩地一年产一千斤。那么12亿亩地就去掉了。然后我们吃蔬菜这类东西和各种瓜果一类的东西自给自销，大体上所需要的产能是6亿亩。剩下两亿亩，要种饲料， 饲料转化为猪肉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每年平均来说，不管你吃鸡肉、兔肉、猪肉、牛肉大体40公斤左右。那么13亿人，五百多亿公斤，相当于五千多万吨，一吨肉要四斤饲料转化，所以就需要四亿多斤饲料。也还是按一亩地一千斤来算。要四亿亩到五亿亩。这个时候我们只种两亿亩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豆进口到八千多万。
全世界能够做贸易的大豆就一亿多，60%给我们买来了，也就是说在没有零关税的时候，我们就买了一个天花板的量，你想多也多不了。那么零关税情况下大豆的进口也还是八九千亿，不会变一万亿的。这个量大概就是这个量。跟这块相关的是饲料国的概念。我们土地也不够，黑龙江的大豆都给我们做了豆浆吃了， 中国人的大豆，自己做豆制品做豆浆能吃掉。还要给牛、给猪吃还真的不够。所以我们都从国外进。
再有，进猪肉，当然也是需要进一点，从美国欧洲或者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 这是第二块。
第三个层面，小麦、玉米、糖，这是我们北方人都还喜欢吃面粉的，南方人当然也吃馒头，总之小麦是需要的。玉米也是需要的，即是饲料也可以人吃，同样还有糖，中国人国内的市场每吨是五千块，在欧洲和美洲巴西这些地方糖基本上每吨1500块人民币差价就是三千多，你如果放开一点，就会在这个地方多进一点，把国内糖的价格往下降。不过现在糖尿病越来越多，看到糖就害怕，连花生糖看见了嘴巴想吃也不敢吃。所以总的来说，这个东西变化是有限的，真正要进口的，关税降为零，多点少点，是会带来变化的，应该是在糖、玉米和小麦。但这方面，WTO也好FTA也好，它也是可以有配额的，也是可以管制的。
这是农业分为三块的分析，大家就知道，真的零关税对中国农业总体上是起到调剂补充的作用，是有好处的。
原材料、能源
中国铁矿石少，每年中国的铁矿石，不管我们是压产能还是去库存，我们一年也要生产七亿吨钢，七亿吨钢需要十几亿吨的铁矿石，其中2/3的铁矿石从国外进口，我们国内没有这么多的铁矿石可以供应。这个也就是说你加不加关税， 总是这么一个量。
再有，就是石油。现在中国一年用六亿吨油。国内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生产2亿多吨，进口4亿多吨。我们一年进口的原油花两千多亿美元。这是我们需要进口的。
也就是说你关税是不是零都不相干，已经是2/3的进口，还在大量的增加， 再冲击能把你冲到哪儿去？
天然气，我们一年实际上需要至少三千多亿方，现在实际供应方是两千亿方， 有许多城市想要天然气但没有供给。两千亿立方米中我们自己生产一千多亿方， 从美国从俄罗斯等进口一千多亿方。
我们的能源、原材料本来就在大量的进口，这个意义上不存在怕不怕冲击。反而是通过关税下降，跟世界各国的贸易搞的更平衡更协调，越是这么协调越安全。这是第三方面。
第四方面，就是消费品，包括药品，化妆品，衣服服装，或者其他的日用品。我们现在的消费品，为什么每年上亿的人，出国旅游，大家就“蚂蚁搬家”式背东西，从世界各国背1500亿美元的货回来。如果这1500亿是我们进口在国内销售，
我们就增加1500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而且减少1500亿美元的顺差。但现在，老百姓背回来，不作为国际贸易统计，我们顺差4000亿，人家看着觉得你赚便宜了， 实际上我们只顺差2500亿，老百姓这1500亿就没算上。
为什么老百姓会干这个活？就因为关税。到法国、到英国、到美国、到日本买东西，比国内的百货商店里便宜，便宜至少1/3。关税一减以后，这方面，整个的就可以国内消费，商店零售就可以刺激起来。老百姓旅游的时候也可以不用那么辛苦背东西，同时进出口顺差还能平衡。好处多多。包括药品，如果便宜以后，更多的国外药品进来，老百姓许多人到国外买各种各样国内买不到的药，这一类对老百姓改善生活，健康各方面有好处的。从这个角度也是好的。
总的意思，如果具体分析零关税的话，四个方面都是好的，最终还会带来第五方面的好处，就是你零关税的时候，就增加了进口量，使得我们跟国际上的贸易摩擦也会减少。我们不将贸易顺差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也不追求大量出口， 当今世界进口大国是经济强国，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出口大国可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加工贸易出口大国。但进口大国一定是强国，为什么？因为，第一你如果是世界上的进口大国，说明你这个国家市场容量大，足以牵动世界。第二，你是进口大国，你往往就成为了世界贸易的定价者。进口量大，定价权就到你这儿来。你就有更大的声音，在世界贸易中，可以发声。第三，进口大国，一定是有非常丰富的外汇储备，或者这个国家的货币本身就是世界的硬通货。人家拿了你人民币就像拿了美元一样，不用再去换，直接当作是自己国家的外汇收起来了。从这个角度，有一天人民币变成了世界硬通货，也是成为进口大国的一种标志。
对刚刚说的五方面做分析可以得出零关税利大于弊。
六、零壁垒，在中国实施主要抓什么事？
零壁垒我开始就讲了一个定义。壁垒，就是要讲营商环境的国际化，要讲市场的开放，要讲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开放。要讲我们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去投资有便利性，不能跑到海外总是受到别的国家磕磕碰碰的阻拦，就是别的国家给我们很多的壁垒，如果我们签订了零壁垒，我对你没壁垒，你对我也没壁垒，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方便。有四个方面。
讲营商环境，主要是讲八个要素
第一，准入前国民待遇。有的说同等国民待遇，这讲的是你的企业，我的企业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成了。这两个生成了的企业一样的待遇。但如果我这个地方
有一个规矩，你的企业我就不让你诞生，不给你注册，不让你准入，那你说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就是废话一句，我都不让你准入，你就没资格参与公平竞争或者不公平竞争，你连竞争的门槛都不能入。所以这里首先强调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 就是可以不可以到你这个地方开公司，国有企业可以，民营企业可以，外资企业也可以，同等的准入前的待遇。这个定义跟后面的同等国民待遇是两个概念。
第二，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管理我们有一句行话，叫法无禁止都可为。就是对这些企业必须要有负面清单，不能干的我定负面清单。我负面清单之外的你都可以干。前几年我们政府就在搞负面清单。一搞就搞了三百多条。任何一个地方三百多条负面清单，搞得企业什么都不可以。这次人代会，李克强总理报告里讲，负面清单的条目要大大的约束减少，你减少到一定的量以后，法无禁止都可行，企业的自由度就大了。对政府要有一句，法无授权不可为。也就是说政府别多动症，什么都想做。法无授权，你就不能乱管三七。也就是说不能多动症。这两句话是对称。负面清单管理里涉及到这两句话的法治性的意义。
第四，遵守有公平的规范的合理的劳动保障制度。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套制度。环境制度。
第六，竞争中性。竞争中性就是企业产生之后的同等国民待遇。表现在招投标的时候，政府采购的时候，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时候，在银行贷款提供资金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同的所有制的企业，是同等国民待遇。不能有主观上、客观上的差异。这也是一条。
第七，就是政府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就是我允许你企业成立，但不能让你做的事很有限。比如说我们对外资银行最近提出了三个开放，已经操作落实下去了。
以前，允许外资企业建立合资企业，股权比例不能超过25%。银行的股权比例不能超过50%。汽车的外资企业比例不能超过50%等等。现在可以让你70%、80%， 乃至独资。这也就是开放一些领域。
第八，允许你开银行了，但你这个银行有了之后，要在三十个城市或者三十个省开分行，健全发展。但每开一个支行一个分行都要人民银行银监会去审批， 两年三年，那就很麻烦。所以就是说通过备案制可以自由地设立子公司。
五个方面还是八个方面还是八十个方面，经营领域里面的具体限制，这一块， 怎么放开，也是一种管理方面的事情。所以营商环境，实际上是在讲这些事。这
些事涉及到国际化、法治化和公开化。这是营商环境。
就是要开放一些原来比较不开放的禁区
这也是壁垒。主要是讲什么？我们国家四十年在房地产、在工业、在制造业或者基础设施领域，对外资基本上都开放的。这次人代会通过了《外资投资法》实际上把这些年在这个方面的开放政策法治化，形成一个新的法规。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对于我们以前视若禁区的，不怎么开放的，或者嘴上在说开放但操作的时候迈不开步的那些领域，比如教育、卫生、文化、金融、服务贸易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开放度是很低的。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大家就可以想象开放度是很弱的。其实到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的营业额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量、营业量、业务量的百分之四点几。那个时候外资金融机构没开放，就是在上海浦东这些地方搞了一下。但是到2018年，十八年过去了，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量， 资产量占整个中国金融机构业务量资产量1.6%。这个缩小，说明这十几年外资金融机构发展不快，另外一方面说明中国国内自己的国有民营的金融机构成长得飞快。你分母变大了，分子不动，比例也会缩小。
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这个领域还真不是担心人家来冲击我们。我们有太强大的壁垒和自卫意识。哪个文件规定的？真没有。稀里糊涂中，懵懵懂懂的，形成非常大的保护体系，玻璃门也好，铜墙铁壁也好。在这个意义上开放有助于我们竞争发展。
医院也是，外资办医院，一般很难的。世界上的一些好的医院，在中国来建生产效力都很低。外资办学校，也是很少或者很慢，他们不是没积极性。他们看到我们有巨大的市场，你就看浦东，那时候我们在浦东的时候，大家意识比较开放，也就是在九十年代的初期，中期的时候，上海浦东就允许外资办小学、初中、高中。包括中欧工商管理学院，都是那时候搞起来的。
浦东金桥有一个小学，进了这个小学可以读到初中，一直读到高中，十年连读的，读了以后，这是外国人办的一个外国学校，贵族学校，然后这个学校的人出来以后，可以有通道到美国常春藤大学里面去读书。结果整个上海，多少人都想到这个地方去，我那个时候是因为在重庆，我根本不来管自己老家浦东的事， 后来有一天碰到一个上海人跟我说，他的小孩想到这个学校去。问我有什么办法？我想想这个地方，读书这么难？后来我就问朱晓明——我的老朋友，我说你那个时候搞的学校现在是上海很有名的学校，他说是。这个学校，每年如果有一个名额出来，至少有一百多个人来竞争。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学校定了一条制
度，不管上海什么人等，市级领导局级领导还是谁，批条子通通没用。我一听上海还有这样的好学校。我们重庆的学校，我一打听，好学校都如此。
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让更多的学校进来呢？我到新加坡去，新加坡在2014年的时候办了一个学校，这所学校是美国常青藤大学在新加坡办了一个分校，这个分校一年招生六七百人，几年下来，一共有几千人，95%是大陆的学生。孩子一去读，他的老爸老妈也跟着到那边生活工作，去移民或者什么。总而言之， 里面的人，原则上新加坡人去读只占5%，95%是大陆的学生进去了。既然是这样， 我问他们校长为什么不开到上海、北京去，而跑到这儿，让我们的学生走来走去？ 他说是你们不让我们办。我就懵掉了，后来我想想也是这么回事。
从这个角度是要开放的。开放不在嘴上，而是很实质性的，把教育、医院、包括文化，文化里面有大量的创意产业，各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物流业。现在物流业，我们想想这里面也没什么复杂性，但外资来干也不大容易干好的。
总的意思就是服务业，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数字贸易里面，也有很多复杂性的壁垒。比如说你搞了一个研究所，你让外资把研究中心搬过来，他说可以， 我们的人搬过来，不可能把美国的书、资料统统搬过来，主要是靠网，如果五十个人在你这儿工作，每天都要跟美国的互联网通，但你们这儿就要翻墙。这翻墙我们是不做的，因为我们的人不能违法。你们中国人自己翻墙是你们的事，我们遵守你们的法律，我们绝不翻墙，因此我们也就无法来中国开研究所、研究中心。就这一个，数据通信的自由，这是FTA讨论里面数字经济的第一条。
第二当然就是说数字经济里，还有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也是，我们的数字经济是鼓励它发展。在鼓励发展的时候，游戏规则定的比较少，像农村里的庄稼，在田野里杂草乱生，因为游戏规则很少。到了城里，同样这个土地上游戏规则各种交通规则都会比较多。在这个意义上，在美国、欧洲，互联网是他们发明的，但中国有很多的互联网的业态发展的好像很好，但为什么发展不到美国去？ 发展不到欧洲去？也发展不到日本去？这其实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投资问题， 就是法治性的游戏规则不接轨。你到他那里，他那些事不许干，美国人的法律基本上有一个约定，互联网平台不得搞金融。Facebook，七八千亿美元的平台，它没有金融。亚马逊也没有金融的。Google跟我们百度差不多的搞搜索引擎的，他也没有金融的。它就为一切金融服务，为一切企业服务，为一切市场服务。他就做它的平台，不跨界。一跨界，这里面会乱套。而我们这儿几乎所有的互联网都搞金融了，是你搞金融？还是你乱搞金融？还是你帮助金融提高了一些技术手
段？比如说我们的P2P，一搞就搞了上万个。从2006年的第一个宜信到2012、2013 年大规模推广，到处都是站台和宣传。报纸上长篇累牍的内容很多，一下子就刮了一阵风，最后这个东西都是什么？是农村里的高利贷在互联网的套路里，在新瓶装老酒。
农村里的高利贷都是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在几十人几百人的圈子里，互相乱借资，高吸揽储，借新债还老债。如果有最后崩盘了，了不得损失几十万、几百万，最多就损失个几个亿。但一跟互联网结合在一起，可以日行万里，穿透到全国各地。一个网站就把全国各地给覆盖了。几个月几年一过，几百亿的坏账就爆炸了，这里面就有很多游戏规则。数字贸易谈判，这方面游戏规则的谈判， 有个判断理解的问题。数字通信，进出自由方面的游戏规则问题。还有就是对于一些数据产权跨界流动的时候，对国家利益各方面的判断，也是一块。
这一块，现在欧洲跟美国谈判也是焦点，日本跟欧洲谈判也是焦点，大家在这块还是很认真的。我讲这段壁垒这件事，内容其实很丰富，是当下，在零关税背景下，国门打开的背景下，壁垒成为各国之间认真计较谈判的重要内容。如果把这些事处理好了，壁垒的问题就解决好了。
七、补助、零补贴的问题
零补贴，其实一可以使得国家一年加入本来要补贴几千亿，现在可以省掉一两千亿，财政可以节约开支，少补贴。这是一个宏观上的好处。第二，补贴的过程，经常会出现跑步前进、灰色交易。实际上少补贴，不搞这种补贴，这一类的不正之风、灰色的现象相对就会收缩减少。第三少搞这种补贴，可以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新，自身更加健康。第四，这种补贴，往往变成人多钱多干傻事。反补贴盛行的地方产业结构一定过剩过烂，大家骗钱骗保。
一个电动汽车在补贴的状况下，在2014到2016年三年里面，全国搞电动汽车的法人做的规划，到2020年，这个规划加起来，是多少辆？两千万辆。我生产多少辆，他生产多少辆，报给建设部工业部。规划2000万辆，实际上不会做到。但他就为了骗补奠定基础。这是一个。
事实上，前两年大家发现，这个电动车除了骗补产生一个大量的产业以外， 没有真正形成多少好的电动车。
为什么？全世界的电动车的基本问题没解决。电动车的基本问题是电池、能源，这个电池充一次电跑400公里。用了一年多的时候，充一次电只跑一百多公里、两百公里。到第三年，基本上充一次电只能跑一百公里不到了。而换一个电
池等于半辆车的价格，买得起汽车换不起电池。再有电池下雨天水一进立刻短路， 车就废掉了。还有电动车容易着火，一撞肯定触电。事实上全世界电动车的基础还没有奠定。美国人说美国的，欧洲人说欧洲的，特斯拉这么有名，电动车的电池根本没发明任何知识产权，就是把七千个我们说的五号电池串成一个大饼装了上去。就是把日本人的五号电池装起来。恰恰在这块没有任何发明，你搞什么知识创新。所以本人干过一个比较混的事。我当时作为市长，2014年我们科委工业经委写报告来，说我们重庆应该争取搞电动车。电动车的补助，要市政府补贴一万辆。因为一辆车我们补贴一万，中央有关部门也补一万，这样一辆车补两万。后来我就想着，刚刚说的这段话，我就在会上说，根本没有任何可能，2020年前不会有电动车的世界。这种事情不是说你创新，就先扑上去。扑上去创新，让实验室去创，别在市场上搞，东西出不来，害了老百姓。现在我们汽车牌照十万块一个，摇三年也不一定摇得到。摇到还出十万。电动车牌照随叫随到，买了电动车套牢了，这个车不行。所以我当时说，这个东西即使国家出一万，白送，我也不干。这个东西搞到后来会是一场灾难。
后来他们又说了很多，我说那弄一百辆吧。他们会开完后跟我做工作。几个委办主任和管工业的副市长跟我说要标一个姿态，要有积极性，重庆是一年生产几百万车的地方，电动车不搞，你就变成一个老古板，后来我同意一千辆，当然各个省里我们是最少的。所以说要看透，不能为了骗补就乱搞。还有光伏电池， 等到补贴一取消马上行业就瘫痪。
补贴要补在哪儿？补在生态环保上。补在产业结构调整以后，下岗工人出现了，我补就业、补他下岗工人的生计。第三，补在研发环节上，研发环节里国家补进去了，企业自己也出钱了，科研人员也下了很大的精力，这样产生生产力跟市场竞争中的补贴是无关的。要把这个补贴补到刀口上。
八、应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我们国家在采取措施，中央也非常明确地积极的推进，今年很重要的任务，一边和中美贸易谈判之外，另一边积极的参与和推进双边的，和地区的FTA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在开放当中的引领作用。通过贸易谈判、通过国际贸易之间的这种合作，使得我们的国家跟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一个开放的、互利的、普惠的、包容的，而且是共享的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了实现这个方面，实际上下一轮的贸易谈判，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要以“三零”原则，为纲领的，为基础的，为前提的FTA的谈判。
因为现在说的FTA谈判，里面主要的就是讨论“三零”。所以实际上“三零” 这件事、FTA这件事，在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60条里，第七章第一段专门讲过中国进FTA怎么展开、怎么推进这方面的事。
国家其实想的很长远。下一轮的国际贸易谈判也好，开放过程也好，是会和“三零”原则为基础的贸易格局密切相关的。在这个工作推进的时候，有五个要点要把握好。第一个，“三零”不等于全部归零，“三零”里比如说关税这方面， 不是百分之百的商品全部变成零关税，他有一个阶段性和趋势性。比如日本跟欧洲的贸易谈判，他的概念是什么？日本对欧洲的全部的货物贸易的品种，有86%， 实施零关税，也就是日本对欧洲，86%的产品关税全部归零。但还有14%的品种， 用15年时间，逐步归零。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阶段性、趋势性，15年为零。这是一个概念。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15年以后，最终一万个商品里面，我可能会有9500个商品变成完全零关税，但还有那么500个，哪怕是一百年以后我也还是有5%、6% 的关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利用“三零”原则中的阶段性、趋势性和某种灵活性，变成国家和国家之间谈判，你争我夺、互相较量的一种筹码，我同意你这两点，你同意我那两点，最后贸易签订了，大家遵守贸易协定。但是“三零” 不等于统统归零，这是很具体的概念，这是有关“三零”的灵活性、趋势性、阶段性谈判中，实际上要把握这个东西，我们搞经济学研究的可能在这方面要研究各个国家的案例了。
“三零”的确是要实验的。
为什么三中全会的报告在讲到FTA的时候，后面讲了推出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等等。因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神圣任务就是对全球的FTA贸易协定中的“三零” 原则进行先行试验。试验成功了，国家跟国外签订“三零”原则的贸易协定就有底了，就等于可移植可推广到全国。因为FTA只要一签，就不是国家一部分的签协议，而是整个国家的。这个有点像1990年浦东开发，当时中国的开放还是刚刚在货物贸易领域，在服务业金融业统统都没开放。但国家允许浦东开发，保税区里就干这些服务业开放的活。
比如90年外高桥保税区，国家规定的法规一共七条。
第一，允许保税区里面设置的任何企业都可以做进出口贸易。大家如果年纪大一点知道，90年中国任何企业都没有进出口权。外资、内资、民营、国有企业都没有，只有外贸部直属的外贸公司有进出口权。外高桥保税区允许只要在这里
进驻的任何企业都有进出口权。
第二，还可以做转口贸易、加工贸易、离岸贸易。这些概念现在很多人都搞不懂，但当时这个地方就已经可以了。
第三，允许外资在浦东设银行，允许外资在浦东搞百货商店，允许外资在浦东搞保险公司，允许外资在浦东的保税区里搞批发贸易。为什么把批发贸易单列一条呢？现在搞批发，义乌小商品市场都是批发。但是大家知道90年的时候，中国的商品零售刚刚放开，一般批发都是政府管制，在保税区里搞国际批发，是很稀罕的。去年上海进博会里所有的摊位就是进出口的批发贸易，外高桥保税区90 年就开始干了的，所以马上就把外高桥的保税区整个的做法移植到进博会里。大家想象一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在90年这个机制下搞起来以后，整个中国现在有138个海关监管局，外高桥保税区是其中一个。但它一年做的进出口贸易是1600 亿美元。全中国138个监管区产生的进出口贸易是6000亿美元，外高桥一个等于138个的1/4。第二个它一年的税收都有一千多亿。上海一年一共税收是五千多亿， 它就占了1千多亿。上海6000多平方公里，它这里10平方公里，就占1/5。上海一年外贸进出口一年也就是五千多亿，它1600亿，也是1/3。所以外高桥里面做的事，就为整个国家进入WTO以后的开放产生托底的作用。同样我们现在的FTA要进行贸易谈判。我们自由贸易试验区该是什么？就是“三零”。就是零壁垒，零壁垒里面刚刚说的八种投资环境中的营商环境的八条你就要做。你如果做了可以， 外国企业到你这儿做八条可以做到，那么别人去推广就有底了。我们现在有许多自贸区，连“三零”概念都没听到过，也没想过自贸试验区和国际上的双边自贸协定是什么关系？
大家可以取网上搜一下，看各地自贸区在干什么？一个自贸区120平方公里， 往往在城郊结合部，“征地动迁，集中移贫”，实际上在造新城，没有三年见不到影子的。楼堂馆所搞好又三年，加起来那就是六七年以后，六七年如果造了几十万平方米房子，招商引资把它放满，十年以后，黄花菜都凉了。你这十年有什么用？变成扩张造新城，造新城为什么叫自贸区？你就开发就是了。有的把这个地方当做是招商引资，搞工业区；有的把它当铁丝网围起来搞保税区，有的当做是城市开发的新区，造新城；还有的作为改革试验区，改什么？省里面有600项审批权利，全部下放给自贸区管委会，自贸区管委会要你政府600项审批权利有什么用？它不造城、不造省，它做的是国际贸易的格局。
这些人还是不懂。你们这儿的学国际贸易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到这些自贸区
去工作的话，多一点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多一点世界贸易发展的关键是“三零” 控制的概念，多一点国际贸易规则“三零”为基础，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多一点现在的FTA的核心就是讨论“三零”。然后，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核心，也就是“三零”规则在自己这个区域里先行先试，等到国家签订FTA的时候，你为国家签订FTA提供托底的经验。心里有数。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今天用了两个小时，把八个方面跟大家拉拉扯扯说一下，给大家灌输一个概念。世界变了，这三十年世界贸易格局，世界贸易的趋势，世界贸易中龙头老大的企业，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都发生变化。当今世界FTA的发展、FTA的讨论，是对WTO的丰富和发展，而不是颠覆和脱离。WTO如果说要继续有效的话，那就要进行积极地进行跟“三零”有关系的机制体制改革。WTO也要改，你不能几十年不变。这样才能发挥全球多边的、双边的贸易世界的这种全球化的功能。
今天就讲这些，谢谢。
加快形成跨境电商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在第三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上的演讲
（2019年5月10日）
跨境电子商务使国际贸易走向无国界贸易，正在引起世界贸易经济的巨大变革。对企业来说，跨境电子商务极大地拓宽了进入国际市场的路径，促进了多边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企业间的互利共赢；对消费者来说，跨境电子商务使他们非常容易地获取到其他国家的信息，并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国家发改委、海关总署2012年8月共同开展国家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工作以来，从上海、重庆、杭州、宁波、郑州五个城市开始，发展到今天的37个城市和地区。六年多来，中国的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一直保持在非常高的发展速度， 据海关总署统计，2018年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零售进出口商品总额达到了1347亿元，增长了50%，其中出口562亿元，增长67%，进口785亿元，增长40%。
我由衷高兴地看到，郑州作为我国最早的五个试点跨境电商城市，勇于改革开放创新，创造了巨大的发展势头。目前郑州跨境电子商务在总量、规模方面已经在第一批五个试点城市中名列前茅，也是全国37个跨境电子商务城市中的佼佼者。
一、郑州的货物分拣系统让我震撼
郑州的跨境电子商务创造了中国各个城市跨境电子商务中的五个一体化模式。
第一，五年多以来，郑州已经实现了零售四个概念的一体化；第二，郑州已经实现2B和2C的一体化；第三，郑州的电子商务城，实现了物流和商务平台一体化运作、无缝对接；第四，人民币的支付和跨境人民币支付一体化；第五，郑州实现了航空、铁路、陆路联运和终端配送一体化。
物流运输时郑州会有各种包裹，每天几十万个包裹要分捡。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货物来源和中国各个城市之间到达地这一类的分捡，就需要多式联运和目的地、来源地等各种方面的分捡系统的一体化。
这个一体化大家如果参观的话可以看，以我的阅历和经验，世界最大的分捡系统，中国各大城市中最大规模的物流分捡的系统是在郑州产生了。我看后是极具震撼，稍有想象力就觉得这是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这件事必将带动跨境电子商务系统发展，最后推动郑州成为中国中部地区的物流枢纽中心、大数据中心、
跨境电子商务的示范地。
整体而言，郑州的跨境电子商务得到了非常高的社会认可，也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和赞赏。
我相信，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系统、EWTO系统必将使河南成为我们中国的商贸中心、物流中心、征信中心、结算中心、标准制造中心、大数据服务中心，为全球的跨境电商发展做出贡献。
二、三点建议
今年1月1日中国的《电子商务法》正式实施，为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监管， 保护消费者权益，知识产权等方面提供了法律支持。
1月12日，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又提出了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支持综合保税区内企业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业务，逐步实现综合保税区，全面适用跨境电商的零售进口政策。
尤其是个人单笔交易的限制，人民币提高到5000元，个人年度的交易限制人民币提高到26000元。在限制以内进口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产品关税税率暂定为零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按法定应纳税额的70%征收跨境电商的零售进口税。
我相信，这些政策必将进一步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了更好的推动这个目标实现，我在这里讲三点意见供参考。
走私和假货会阻碍正规的跨境电子商务业态落地，影响跨境电商业务健康发展。据报道，随着我国跨境电商贸易发展，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走私手段， 就是刷单走私，这种手段不仅盗用个人公民信息，侵占消费者跨境电商购买进口商品的额度，应该说有一定的普遍性。
另据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商务投诉与维权服务平台接到了用户关于跨境电商投诉的比例占整体投诉量的13%，其中售假问题比较严峻。
建议健全合作机制，加强海关、卫生、市场监督管理、药品监督管理、银行等相关单位的责罚合作，强化全领域监管，探索建立协同管控的模式。通过信息共享等方式，减少虚假信息的生存空间，摆脱监管部门各自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 共同下好跨境电商监管这盘棋。
首先，当前跨境电商现行制度和发展现状，整体还不匹配。跨境电商的碎片
化决定一般贸易制度并不适应。由于支付企业异地开展业务已经成为常态，监管部门调查取证难度大，成本高。而在上位法中，针对小型支付企业转换支付宝等大型企业支付信息，向监管部门进行传输的行为还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定性上存在难度。据了解，这方面难度也一定程度上影响跨境电商交易支付的效率。
其次，监管差异问题。由于跨境电商监管要求标准与一般贸易存在差异，不良分子会利用这种差异规避监管风险。比如奶粉、保健品、化妆品，卫生部和市场监管局对一般贸易方式进口上述产品都有明确规定。但上述两个部门还没有对跨境电商渠道产品有明确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也是建议，我们这些部门要加强联手，形成协调的方案。
再次，跨境电商运作模式的问题。比如跨境电商企业采取权责分工的运作模式，风险逐级下降，规避监管追责。有关部门介绍，通过近年查罚的情况来说， 参与跨境电商企业又开始推行“海派客”的运行模式趋势。相当于代购直销模式， 一旦被查出，企业会与签订的商务代理协议推托和转移虚假订单，传输虚假数据的嫌疑，断尾求生，逃避责任。这方面也是一个流程当中，各部门之间协同监管的问题。
首先跨境电商在促进全球化进程必将发挥重要作用。跨境电商不仅能够很好的帮助企业实现跨国运作，还可以让海外商家通过这个平台，采购商品和转卖商品。海淘商品的货物来源比较广，一般涉及到多个国家多个产地，多个渠道。
货源复杂必然带来风险增加，传统海淘模式还要经过海外购物网站、转运公司，窗口快递公司等多个环节，环节复杂也会带来风险加大。最近两年，我国与俄罗斯、阿根廷等九个国家已经建立了电子商务合作机制。通过召开电子商务工作促进会与企业对接会等，帮助相关国家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开拓国际市场。
目前我国与柬埔寨、科威特、奥地利等跨境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速每年超过50%。《电子商务法》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作为中国电商领域首部综合性法律明确规定了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为网购消费者撑起了法律的保护伞。但是由于跨境电商是全球化的，因此有必要依托“一带一路”加快推进形成通行的跨境电商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用法律保障消费者能够买到更便宜、更好的商品， 让几亿甚至几十亿人从全球化中受益。
这三方面加强了，相信郑州，相信全球跨境电商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会带来进一步的改革
在“2019中国营商环境研讨会”上的演讲
（2019年5月11日）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今天的话题是营商环境，包括硬环境、软环境，一会儿要发表的指标体系， 各方面的考核也十分重要，很精彩。我想结合营商环境这个主题讨论一个现在全球讨论关注的题目，就是中国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公开化，透明度提高的主题。
一、中国开放的五个时代特征
我国进入新时代以后，从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开放出现了五个新的时代性的特征：一个是从过去主要着力于增加出口转变为既支持出口也鼓励进口，而且努力地降低关税以增加进口；一个是从鼓励吸引外资转变为既鼓励吸引外资也积极地走出去投资，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这五六年我们走出去的投资7000多亿，引进来的投资5000多亿，出去大于进来，比过去40年从1979年-2012年30多年的历程当中，总的对外投资是6000亿，这5年对外投资比过去30多年还多；一个是我们国家的开放，从过去沿海为主，逐步递推到内陆，现在有重大开放的举措，不管自贸区或者新区各种开放举措，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自贸区12个，沿海4个， 内陆中部有8个；一个是过去以工业制造业开放为主，现在服务业、服务贸易和制造业全方位开放；一个是我们过去的开放以商品进出、资金要素的进出为主， 有关它的流量大和小，总是流量越大越好，是以商品要素的流量型的开放，今后是会进一步转化为制度规则型的开放。这五大开放的新特征是过去5年新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必将在今后几十年对中国的开放形成新的高度、广度、深度， 产生重要推进作用。
分析这五个开放的新特征，有一个关键因素，有一个基本面的概念就是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没有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治化、公开化，就不会有刚才说的五个新的特征的产生。
二、营商环境国际化
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就是我们现在搞营商环境不简单地就是根据自己原有的基础，自我的改革，自我的发现问题，自我解决问题，不断地再根据自我的实际情况下，不断地解决问题，也不断地有所提高。这个路子没错，但是时不我待，
营商环境国际化要求按照WTO改革的要求，FTA发展的要求，WTO、FTA讲国际营商环境是什么样的标准，我们就应该一步到位地把这个标准引过来，整个中国不能一下子实现，就先让自贸区，上海的4个，中部的7个，海南岛的自由港，这12个自贸区理所当然就应该以国际的营商环境的标准，合适不合适拿来先试验。
所以自贸区的试验本质上试什么？试的是国际营商环境内容，这些内容吃不准在中国一下子推开会怎么样，在这12个试验区里边试，每个试验区现在100多平方公里，现在还要进一步扩大。这些范围如果试的可以，就是可移植、可复制、可推广。进入WTO修改以后的规则，融入FTA的规则也好，我们心里有底。签订FTA 协议，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和协议签订国国家营商环境大体一致。对整个国家来说， 怎么让关税、壁垒等问题比较一致，这是国家层面的事。对地方来说，地方政府的行为怎么国际化、法治化的问题。这个意义上，自贸区的试验本质上就是营商环境国际化的试验，就是零壁垒的试验。
三、营商环境国际化八大要点
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更重要的还不是边境上、海关的两方的管理，更重要是边境内的规则国际化的问题，边境内的营商环境规则从FTA、WTO的要求来说，大体上涉及8个方面：
准入前国民待遇。要点不是一个企业和另一个企业同等国民待遇问题， 而是能不能有生存权、出生权的问题，如果不让你出生权，就没有你这个人，所以准入前国民待遇。
准入以后企业产生了，不同企业之间统统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法无授权政府不可以作为，法无禁止企业都可以做，负面清单清楚了，所有企业在一个行动的框架中。
要保护知识产权。
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劳动力保障，权利方面的要求。
同等国民待遇，不同所有制，不同企业竞争中性，在政府采购、银行贷款或者其它各个方面不同所有制同样一件事有同样的游戏规则。
不应该有各种补贴，这是不合理的，也要去掉。
开放一些以前不怎么开放的领域，或者开放度不够的领域，比如教育、卫生、文化，比如服务贸易，服务业、金融业等等。
面对这么一些内容，如果我们把它给搞好了，国际化了，跟国际上基本上一
致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自贸试验区宗旨就是要对标WTO和FTA中的营商环境国际化的要求，然后把那些国际化要求引到自贸区里进行实施，实施的过程中跟我们中国的国情有矛盾的，自贸区里做试验，总结经验教训，推广、移植，或者有些地方留点余地等等。因此，当今中国营商环境的最高的试验地就是自贸区，所有区县，地市州、各个政府都有营商环境改善要求，都有硬条件和软环境条件的要求，这些最根本的标准就是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的要求。因此，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是我们建设一切营商环境软硬件的最高标准， 也是当下中国最需要、最迫切、最务实，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所需求的。通过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会给我们带来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因为我们中国政府跟企业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怎么平衡，在营商环境国际化8个条款中只要一展开，边界和度就很清楚，就会真正形成法无授权不能为，想作为也不能为，法无禁止企业都可以做的市场和政府管理之间的一个环节。
营商环境国际化还可以倒逼我们更多开放，因为没有壁垒了，内外资融合在一起可以更健康发展。同时营商环境国际化一定会带来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才环境的交流，使得我们创新驱动发展的更好。营商环境国际化会带动我们产业结构调整完善，产业链布局更加合理，效率更加高，整个经济就能够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产品的发展。最终营商环境国际化会推动我们国家更大开放，融入国际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把这个事做好了，对我们国家应该说是有万利无一害。
谢谢大家！


在“中美经贸摩擦关键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9年6月20日）
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行为，是逆全球化、逆势而动的行为，有悖于贸易规则发展趋势，损人不利己，必然得不偿失。历史一再证明，以邻为壑、转嫁危机， 甚至用极端方法强取豪夺，得逞于一时，绝不会持久。
当今世界国际贸易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不仅仅是核心技术、资本多少的竞争，更讲对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的控制能力。产业链的一体化、供应链的相互交错、价值链各方面的利益融合，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三链”融合发展必将是捍卫全球化的“万里长城”，也将是抵御各种贸易摩擦的“杀手锏”。
一、全球贸易格局三大变化趋势
近几十年来，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三大变化。
一是货物贸易的70%是中间品，这意味着大量的产品往往是几百个企业在几十个国家共同创造的。大量零部件和原材料的研发活动以及物流运送或者产品交换的各种活动，都作为生产性服务贸易的方式在展开，服务贸易的比重自然就上升了。二是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仅靠技术、靠资本，更讲对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管控能力，也上升为重要核心竞争力，跨国公司管控世界，成为世界性大公司、领头羊公司，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产业链、供应链的管控。三是各国贸易规则越来越趋于减关税、减壁垒、少补贴，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原则成为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方向。
在全球贸易这样三个变化趋势中，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美国挑起贸易摩擦，是一种逆全球化、逆全球贸易规则发展趋势、逆供应链和价值链发展要求的行径，只会损人不利己，得不偿失。比如，加征关税，只会造成美国进口商品增加成本，最终由美国全民分担；又如，中国出口美国的货物，60%是美国在华企业生产的，出口美国的产品加税，极大地伤害了美国自己的企业；再如，美国实行冷战思维，有十大类3000多种商品禁止出口中国，让美国人自己关闭了对华出口的市场。
特别是近几个月，美国政府逼迫一批美国企业对中国高技术企业的供应链实施断供，特别像对华为进行一些核心零部件、芯片或者操作系统、软件的封堵。这种封堵固然会对中国企业带来损伤，但这些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往往占到20%~50%。这种封堵的行为很可能中国的企业还没倒闭，美国的企业先行死亡。
因为任何一个企业突然丢失20%~50%的市场的结果，不是严重亏损就是倒闭死亡。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最终会将商品的成本压力转嫁给美国民众。此外，在
加征关税的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公司生产的产品返销到美国的。因此，加征关税也会连带打击到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企业。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打贸易战没有赢家。我相信美国的企业、民众、经济专家在这方面会有深刻的反思，越反思越会觉得美国政府的行为不合适，会推动美国政府校正自己的行为。
二、“三链”融合发展是捍卫全球化的“万里长城”
全球化到今天这一步，特别是最近10年，第四代工业革命浪潮的兴起，使得这些高科技领域、战略新兴制造业方面的各种产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变得更加一体化。这些领域的产品甚至都不仅仅是70%的中间品作为全球的贸易，在现代高科技领域的产品那70%还只是个平均值，80%、90%都是互相交错的，比如从芯片到各种操作系统的设计，包括人工智能许多软件的开发。全球各大公司之间互相交错的配置，事实上已经根本无法分清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还是美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各个环节都胶着在一起。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产业链的一体化、供应链的互相胶着、价值链的各方面利益的融合，恰恰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也是全球化各个国家之间产业联系的纽带。这“三链”的发展，必将是捍卫全球化的万里长城，也将是抵御各种贸易摩擦、加征关税搞壁垒的“杀手锏”。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越是发生贸易摩擦，对中国来说越要对制造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推动“三增一减一补”。目前我们对全社会的工业制造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三去一降一补”，但是对产业链方面，应该增加中国产业链的品牌集群，增强中国供应链的配套体系，提升中国价值链多方面的跟各国之间的融合；政府就要在“三链”的营商环境上进行改善，降低“三链”融合发展的成本；对企业来说，特别要对自己的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薄弱环节“打补丁”，核心环节如果有薄弱点，要补短板把它化解掉。这“三增一降一补”实际也是我们这个阶段抵御贸易摩擦的“杀手锏”。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市场是王牌，中国是一个进出口内需大国，今后的15年，中国每年至少进口两万亿美元，15年就是30万亿美元；我们每年会进口700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15年会是10万亿美元。所以今后15 年，中国将有30万亿美元货物贸易进口、10万亿美元服务贸易的进口，这将是中
国促进世界贸易一体化、全球化的一张重要王牌。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是王牌中的王牌。中国是当今世界制造业最大的产业链制造业体系，也同时拥有相对匹配的、比较完善的供应链，同时我们各个环节要素成本比较低，也充分体现价值链效益，在全球价值链综合体系中，中国的比较价值链最高。在这个意义上，用“三链”这个“王中王” 来推动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有足够的底气和回旋余地。
三、没有什么理由让中美贸易斗得你死我活
分析美国贸易赤字问题，不能仅仅看货物贸易总量差额来片面研判中美经贸得失关系，还要从美国的经济结构、金融特征深入分析，才能搞清为什么美国不仅与中国，事实上和全世界多国几十年来都是贸易巨额逆差的原因。
一是因为美国的产业结构。15%的制造业，80%的服务业，致使全国的消费品和产成品大部分都靠进口，加上中国产品价廉物美，这是在美国进口总量比重较大的原因。
二是因为美国的国内储蓄状况。美国国民净储蓄率只有1.8%，必须通过进口贸易赤字大量利用外国储蓄才能平衡。美国人是比较喜欢透支的，甚至透支到卖房子、抵押房子来消费的地步，而中国人比较节俭的，甚至把消费应该用的资金都尽可能地变成买房子的储蓄，这个情况跟美国正好反过来。这两种消费习惯其实也产生了一种结果，中国人把大量的钱变为储蓄，然后也买了美国国债，美国的透支发债也刺激了美国经济发展，这个过程也是一种两国人民之间的消费习惯互补。
三是美国的金融能力。美国利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对全球收取铸币税，必须依靠进口，才能支付美元，从而收取铸币税，几美分的印刷成本，就要世界提供100美元的商品。
四是中美产业比较优势互补的结果。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生产成本低、配置能力强、基础设施好等优势，来华组装产品、销往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地。事实上美国是世界最大的金融力量所在国，中国是世界产业市场最大的、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和市场这两个环节是互补的；另一方面，美国有世界上最高的技术发展水平，中国有世界最强的工程设计和制造的能力，技术发明以后总会要变成产品，变成影响世界的产业，在尊重知识产权的情况下，美国的技术发明和中国的工程设计制造结合在一起，才能变成改变世界的产品强国。就像美国苹果公司，几乎90%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在尊重苹果知识产权的基础上，两方的企
业各得各的利益，产品销往全世界。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客大讲贸易逆差吃亏，挑起贸易摩擦，是倒打一耙， 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行径。总的来说，中美两国经济共生体的内涵是客观存在的， 是影响世界的。中美两国之间合则两利，带动世界经济发展；斗则俱损，同时破坏世界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一百条理由搞好中美贸易合作，而没有什么理由让中美贸易之间斗得你死我活。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弗格林和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奥利兹认为中美两国是经济共生体，对世界经济发展有高度影响力，近几十年的发展证明了两位教授观点的确切性，中美经济共生体对世界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6月18日应约和特朗普总统通话就能引起全球股市走势上升、引起各国家经济专家和企业家振奋的原因，这也说明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对全世界都有广泛影响。所以我们不管是研究中美两国关系，还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贸易摩擦， 都不要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变化，也不要忘记当今世界中美两国经济共生体对世界的重要影响。
在这样一个立场上，我们不愿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实行单边主义，那我们奉陪到底，中国有这个定力和决心。但同时，我们更多地希望中美两国主动合作，最终使两国经济能够在合作中共生共赢。
在第七届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交易会上的演讲
（2019年6月26日）
中国金融业最近这些年一直在着力解决三个问题：金融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避免脱实向虚的问题？金融如何解决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金融如何防范各种类型的风险，特别是不要出系统性大面积的风险的问题？这三件事一直是金融主管当局或整个金融系统都在着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中央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也是要解决这三方面问题。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如何解决，在金融供给上，除了宏观以外，还有微观的金融企业的行为方式、运作制度、方法和原理。互联网金融是在数字金融平台上展开的金融，如何通过互联网金融解决为实体经济服务，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如何避免金融风险，值得引起思考和重视。
一、互联网贷款公司应遵循五个运行原则
合理的互联网贷款公司是金融科技、科技金融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帮助金融脱虚就实、为实体经济服务、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重要途径，是普惠金融得以实现的技术基础。这类网络贷款公司规范运行的关键在于实施五大基本原则：
一是资本信用原则，有较大的自有资本金。不同于传统的小贷公司，互联网金融有很强的辐射性、很快的发放贷款能力，业务范围往往覆盖全国，应当具有较高的资本金门槛。
二是信用规范原则。贷款资金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银行间市场发的中票和证交所发行的ABS债券。
三是信用杠杆原则。网贷公司的资本金和贷款余额总量的杠杆比，任何时候都应控制在1∶10左右，决不能超过1∶20甚至1∶30。在常规的ABS、ABN的发债机制中，并没有约定一笔贷款资产的发债循环的次数，基于网贷业务的快速周转能力，一笔底层资产一年就可能循环5次、10次，几年下来，杠杆比有可能达到30 次、40次，形成巨大的泡沫风险。鉴于网络贷款公司往往以资本金1∶2—1∶2.5 向银行融资，网络贷款形成的底层资产在ABS、ABN中的循环次数不宜超过5—6次， 只有这样，网络贷款公司的总债务杠杆比才能控制在10倍左右。
四是放贷征信原则。要有互联网产业的产业链信用、全场景信用，不能无约束、无场景的放贷，甚至到校园里做校园贷、为买房者做首付贷。一旦坏账，实行暴力催收、采用堵校门和朋友圈乱发信息等恶劣手段，造成社会不稳定。
五是大数据处理原则。平台拥有强大的技术基础，能形成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处理技术，这样就可以把控风险，形成较低的不良贷款率，并由此有条件为客户提供相对低的贷款利率，形成网络贷款良好的普惠金融能力。
总之，在发展网络贷款公司的过程中，只要合乎以上五条原则，一般都能实现小贷业务发展快、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得以缓解且不良贷款率低的效果。
二、网络数据的本质在于它具有颠覆传统的五全基因
互联网融资并不仅仅限于网络贷款公司，互联网金融的大格局、大空间在于互联网平台自身并不搞金融贷款，而是以网络数字平台（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数据存储能力、计算能力、通讯能力为基础），与产业链金融相结合， 形成基于数据平台的产业链金融，形成数据平台、金融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各方资源优化配置，运行成本下降、运行效率提升的良好格局。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深刻的了解网络数据本质的五全特征—颠覆传统的基因所在。
颠覆已经成为互联网见怪不怪的经济现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移动通讯在内的网络平台—五大现代信息科技构成的“大智移云”基础平台。这中间，互联网、物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像人类的神经系统联系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什么“大智移云” 基础平台会有如此强大的颠覆性？研究表明，“大智移云”基础平台实际存在“五全特征”：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空域”是指： 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的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信息积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收集和分析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所谓“全价值”是指： 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现代信息化的产业链是通过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通信跟全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正是这种“五全”特征的基因，当它们跟产业链结合时形成了产业链的信息、全流程的信息、全价值链的信息、全场景的信息，成为十分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源。可以说，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与这五大信息科技结合， 就会立即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
总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下的现代互联网体系，具有颠覆性作用。现在的互联网数字平台，下一步在5G时代还会进一步形成万物万联体系，其终端
连接数比现在人类的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的连接数将超过上百倍、上千倍。人类的互联网产业也因此将从“toC”型的消费类互联网发展为“toB”型的产业类互联网。而在产业互联网时代，这种颠覆性功能将更为突出。我们常常说的颠覆性产业，主要就是指具有以上五全信息的网络数据平台产业，这五全的信息在与工业制造相结合时，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在与金融相结合的时候，无论是金融业务展开的价值链也好、产业链也好，把这五全信息掌握在手里再开展金融的服务，这样的金融安全度将比没有五全信息的人工配置的金融服务系统安全信息要高，坏账率要低，各方面的系统性风险的平衡要更好，这是一个基本原理，也是为什么要非常睿智地、前瞻性地看到互联网金融、数据金融平台具有的重大的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前景。
三、互联网金融的大格局在于网络数字平台与产业链金融相结合
基于上述，互联网金融的大格局大空间不在于互联网平台自身搞金融贷款， 而在于以网络数字平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数据存储能力、计算能力、通讯能力为基础），与金融机构特别是产业链金融相结合，各尽所能、各展所长， 形成基于数据平台的产业链金融，形成数据平台、金融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各方企业资源优化配置、运行成本下降、运行效率提高的良好格局。在路径上，要尊重并依据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第一，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并没有改变任何金融传统的宗旨以及安全原则，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互联网+金融”，还是“金融+互联网”，不但要把网络数字平台的好处高效的用足用好用够，还要坚守现代金融形成的宗旨、原则和理念。互联网金融有两个基因，一是互联网的信息基因，数字平台的基因——“五全信息”，二是金融基因，在一切金融业务中把控好信息、杠杆、风险的基因。互联网运行有巨大的辐射性和无限的穿透性，一旦与金融结合，既有可能提升传统金融体系的效率、效益和降低风险的一面，也有可能带来系统性颠覆性的危机的一面。为此，互联网金融系统绝不能违背金融的基本特征，必须持牌经营，必须有监管单位的日常监管，必须有运营模式要求和风险处置方式，不能“无照驾驶”， 不能百分之三十、五十的高息揽储、乱集资，不能无约束、无场景的放款融资， 不能对借款人和单位钱用到哪里都不清楚，不能搞暴力催收等。总之，一定不要违背这些金融常识，违背金融常识的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能够守住某个空间， 最后就是自作聪明。P2P的经理们都有一点金融知识，但现在比谁都倒霉，就因
为违反了这个基本原理，这也是个很重要的概念。
第二，互联网金融平台应该是网络数据平台跟各种产业链金融相结合产生的。互联网金融不仅仅是互联网公司自身打造的网络贷款公司，其最合理、最有前途的模式是互联网或物联网形成的数字平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各类金融机构的有机结合，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形成数字金融平台并与各类实体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结合形成基于互联网或物联网平台的产业链金融。在消费互联网（toC）时代，基于人类消费的同一性、同构性，几乎可以一刀切的模式对全社会的电子商务开展活动，在产业互联网（toB）的时代，基于产业的复杂性、异构性，一个工业产业链与物流供应链的“大智移云”平台是完全不同构的；而一个医疗药品供应链与消费品供应链的“大智移云”平台结构也完全不相同。基于此，在产业互联网时代，一个有作为的网络数据公司，若想搞金融业，不是利用资本条件直接搞金融，而是应当发挥自己的长处，深耕各类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形成各行业的“五全信息”，提供给相应的金融战略伙伴，使产业链金融平台服务效率得到最大化的提升，资源优化配置，运行风险下降，坏账率下降。从国际经验看，一般性互联网平台公司绝不敢随意染指金融业务，美国的Facebook、亚马逊、雅虎等平台公司都很大，股价市值同样可以达到数千亿、上万亿美元，但它们再大都不敢轻易染指金融业务。至少四个因素：其一，成熟的商人懂得术业专攻，懂得长期坚守自己，不断创新自己才能使自己炉火纯青，获得足够的行业地位和进入门槛，才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其二，一般性的互联网商品销售平台，其底层技术的安全等级无法满足金融要求， 要满足金融业务要求，必须投入巨额成本，这往往得不偿失；其三，美国对金融公司有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一般性互联网公司从事金融业务，一旦发生风险， 公司根本承担不起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其四，鉴于所有业务点的风险都可能迅速转化为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反过来又会拖垮所有非金融业务，所以成熟商人绝不愿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第三，必须建立商业机构和互联网数字金融平台数据分级管理制度，确保数据信息从低级到高级单向流动。比如，一般性个人数据信息可以流入互联网金融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数据可以流入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国家安全机构、税务审查机构、特许征信机构等。但绝不允许反向流动和交叉流动。另外，要尽快建立有效的“国民综合数据总库”，并以此为公共服务平台，针对特定对象（比如金融和征信企业）提供有序、有偿、有限、有效的数据服务，一来，可以帮助互联
网金融公司大幅降低企业或个人的征信成本，更好地发展普惠金融；二来，可以帮助中小微企业增强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三来，这是数据化时代政府管理适应发展的必然要求。
客观上说，数据存在等级高低之分。有两个层面：一是数量层面。客户群体数量越大，数据级别和价值越高；二是品质层面。对单一客户数据掌握的越全面， 数据级别和价值越高。现代互联网业务发展已经呈现出一个明显特点：以巨大的资本实力，通过对社会公众个体给予小利，而急速将十几万、几十万甚至百万、千万人群汇聚在一起；同时，通过横向交易、交叉互助，迅速将支离破碎的低价值数据，拼接为更加全面的高级别、高价值数据。
正因如此，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必须适应数据时代要求，构建确保数据有序而安全流动的制度体系。否则，任由数据随意交易、随意交互，势必导致资本实力雄厚的机构掌握最多、最全面、最有价值的数据，从而形成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最精准的资本利益索取，以及最大化的、为资本利益服务的公共平台。
第四，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要有明确的各方多赢的效益原则。任何网络数字平台的发展，不能靠长期烧钱来扩大市场占有率，这是对股东的不负责任； 也不能让客户中看不中用、有成本无效果、长期赔钱，这是不可持续的自杀行为。合理的网络数字平台，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应用，实现了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了优化红利，并且由于全产业链、全流程、全场景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了金融风险和运行成本，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合理的返还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上游、下游、金融方和数据平台经营方， 从而产生万宗归流的洼地效益和商家趋利集聚效益。
第五，网上安全认证技术，比如生物、二维码、虹膜、指纹、刷脸、声音等辨别认证技术必须“特许经营”，凡此类技术公司设立必须“先证后照”，必须有较高的进入门槛。认证识别系统属于重大国家安全范畴，但在未经长时间的安全检验的情况下就在互联网金融业务上大量运用，这明显违背了金融行业安全必须无限趋近于100%的要求。所以，目前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支付、资金划转必须坚持小额原则，同时各类互联网认证识别技术，只能允许线下使用，而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试错之后，才能在国家技术管理部门授权之下，上线试点，逐步成熟，逐步推开。
现在，互联网金融业务经常受到黑客攻击，这些攻击实际都是突破了网络认证系统。所以，如果网上传递识别信息，而没有较高的技术门槛作保障，任由谁
都可以开发，而且以廉价和便捷为出发点而忽视安全水准，那伪造就不可避免， 网络黑客也将大行其道。所以，所有互联网识别技术必须接受公安部门的技术监控。
总之，只要对网络贷款规范发展实行五个前提性原则，认真研究网络数据具有的颠覆传统的五全特征基因，遵循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的五个要求，互联网金融就能进入健康、稳健的发展轨道。
在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暨房地产业高质量转型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2019年7月13日）
各位来宾，很高兴参加今天“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暨房地产业高质量转型发展国际研讨会”，来了以后才知道这个会已经开了十年了，每年举办一次，持之以恒，很有成就。
按照会议的主题，我今天讲的内容围绕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谈一下中国房地产今后发展的趋势。
我今天讲的趋势是总的内在的趋势，长效的、长期的、基本面的、基础性的趋势。
一、中国房地产的市场规模有多大？
今后十几年新房的销售交易量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下降，这个变化就是从这几年的顶点到了拐点开始往下，趋势性的总量缩减。
在过去的20年，中国房地产每年的新房销售交易量差不多从1亿平方米增长到17亿平方米，翻了四番多。
那么今后的十几年会怎么走，是保持现状17亿平方米一年，维持10多年，还是继续每5年、10年还要翻一番，17亿平方米变成30亿平方米、34亿平方米？
我的判断是今后十几年，中国每年的房地产新房的交易量，不仅不会总量增长翻番，还会每年小比例地有所萎缩，或者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十几年以后， 每年房地产的新房销售交易量可能下降到10亿平方米以内，大体上减少40%的总量。
在今后十几年的长周期里，中国房地产每年铺天盖地的十六七亿平方米的新房竣工销售交易量，这个时代结束了。去年比前年只增加了1.8%就是一个信号。
因为1998年到2008年，每年增长25%左右，三年能够翻一番，十年翻了三番。2008年到2012年期间，每年增长15%左右，五、六年翻一番。
2012年到2018年，大体上维持在6%-7%的区间，增幅进一步下降，去年增长率是1.8%。
我讲这段话的意思，今后十几年的房地产业发展趋势，不会是17亿、18亿、20亿、30亿平方米，而是逐渐萎缩，当然这个萎缩不会在一年里面大规模萎缩20%、
30%，大体上有十几年的过程，逐步往往下降。十几年后每年的竣工销售量下降到10亿平方米以下。
二、总量萎缩后，中国房地产建设的重点地区在哪里
过去十几年的状态，不管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不管是大城市、中城市，还是小城市、区县城市，总之是全面开发，四面开花到处都是房地产， 是个全民造房运动的时代。
从现在开始，往后的十几年，房地产不会出现四面开花，东西南北中全面发热的状态，但是房地产还会有热点。我们说的总量17亿平方米一年，以后可能变为一年15亿、12亿平方米。
这个建设量、生产量主要体现在三个热点地方。
所谓中心城市，指除了省会城市之外也包括一些同等级别区域性的中心城 市。比如山东省除省会城市济南外，也有区域中心城市青岛；广东除了省会城市广州之外还有同等级中心城市深圳。
超级大城市辐射会形成城市圈，城市圈里的那些中小城市会成为房地产发展热点。
城市群里的大中型城市往往也会是今后十几年房地产开发的热点。我们国家人口在50万以下的城市叫小城市，50万-100万的叫中型城市，100万-500万的是大型城市，500万-10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1000万人口以上的叫超级大城市。
在省会城市里有一批已经过了1000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比如郑州、济南、杭州、南京、合肥、武汉、成都、西安，这些城市还会向1500万、2000万发展。
有些省会城市现在是500、600万人口，以后可能往1000万人口的方向走。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动力呢？在中国各个省的省会城市大体上发展规律都会
遵循“一二三四”的逻辑。
所谓“一二三四”，就是这个省会城市往往占有这个省土地面积的10%不到， 一般是5%-10%；但是它的人口一般会等于这个省总人口的20%；它的GDP有可能达到这个省总GDP的30%；它的服务业不论是学校、医院、文化等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还是金融、商业、旅游等市场化的服务业，一般会占到这个省总GDP的40%。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家可以关注现在近10个跨入1000万的国家级超级大城市，根据这些省总的经济人口规模去算一下，他们都有十几年以后人口增长500 万以上的可能。只要人口增长了，城市住宅房地产就会跟上去。
所以我刚才说的大都市、超级大城市，1000万-2000万中间有一批城市还会扩张，过了2000万的，可能上面要封顶，但是在1000万-2000万之间不会封顶，会形成它的趋势。
如果已经是2000万以上的超级大城市，这个超级大城市自身的核心圈已经密密麻麻地碰了天花板了，它的发展将集中表现在大都市圈。
大都市圈不是一个行政范围，而是它的经济辐射范围，大都市圈的辐射范围一般会有1.5—2万平方公里。
大体上50公里—70公里的半径绕一个圈就构成大都市圈，这个大都市圈里会有一些中小城市，这些中小城市，单独发展一般不构成热点，但是，一旦进入大都市圈发展，这些中小城市会加快发展。
以超级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一般是四五百公里的半径范围内的城市构成城市群。相隔太远的城市之间不构成城市群，比如上海和天津没有城市群的关系， 但是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构成了长三角的城市群。城市群里的大中城市会加快发展、会互动、会资源优化配置。
总之，尽管今后十几年中国房地产开发交易年度的规模不会再翻番，20年以后回头看，现在的17亿平方米就是一个高点、就是一个拐点，以后逐渐变成了15 亿、12亿、10亿平方米一年。
在今后的十几年，房地产开发不再是四处开花、全面开花，而会相对集聚在省会城市及同等级区域性中心城市、都市圈中的中小城市和城市群中的大中型城市三个热点地区。
三、决定房价走势的三个因素
今后十几年，房价趋于稳定，既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房价的平均增长率将低于等于GDP的增长率。
全国城市新开发房屋的平均交易价格1998年是每平方米2000元，2018年全国平均上涨到了8800元，大账上说的是翻了两番。这是东中西全国城市房屋开发每平方米的均价，10年翻一番，20年翻两番。
如果当地比当地，那么不管是东部，还是西部，都翻了三番以上。比如，成都2000年主城房价均价1000多元，2017年到了10000元以上，翻了三番多。
沿海地区，比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杭州，热点的一线城市房价基本上翻了三番，涨了八倍，有的特别热的地方甚至涨了十倍以上。
总的来说，在特别热的一线城市家庭收入30年、40年不吃不喝买不了一套房，
房价收入比是很高的，与世界比较来说最高的。
讲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过去十几年，中国的房价跟房地产的开发量、生产量是相同的趋势，都是五年翻一番、十年翻两番、十七八年翻三番的状态。
支持这个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呢？大体上有三条，任何物价涨落总是跳不出三个原因：
供不应求会涨价，供过于求会跌价。我们可以说过去十几年、二十年，中国房地产是供不应求的，人均从10平方米往20、30、40平方米的这个过程是短缺经济下的补短板的过程，所以强烈的改善需求规模支撑它越造越多。在越造越多的过程中还供不应求，就造成房价不断往上涨等等。
中国的M2从2004年、2005年开始，差不多有整整十几年左右两位数增长，一年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率，有若干年份甚至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我们的M2今年6 月份到了190多万亿，去年180多万亿。而在2004年的时候，M2其实就是20多万亿。
也就是说，这个十几年，M2翻了三番，也涨了8倍。这个钱出来当然会影响社会经济。
很幸运，被房地产吸收了一大块资金，房地产成了M2超出增长的一个吸收器， 使得整个社会商品的物价指数增长平稳，但房价出现了每三年、每五年翻一番的现象，所以这些年房价上升，也是通货膨胀的现象。
比如美国房地产大涨的时候，美国经济好，当然也会拉动世界经济一起往上走；美国出现金融危机或者出现它的汇率大幅度的起伏，也会对中国市场带来冲击。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也会吸引外资投资或购买中国的房地产。
讲这一段，我的意思就是说物价、房价是和这三个因素相关的，我们过去十几年房地产翻两番、翻三番的价格是和这三个现象综合在一起产生的。
根据这个观点预测未来，在房地产供求关系方面，我们已经进入到尽管局部也还会有供不应求，但是总体来看，供不应求的时代结束了，已经进入到总量过剩的阶段。所以供不应求造成房价上升、推动房价上升的动力下降了。
从通货膨胀看，我国M2已经到了190万亿，会不会今后的10年M2再去翻两番？ 不可能，这两年国家去杠杆、稳金融已经做到了让M2的增长率大体上等于GDP的
增长率加物价指数。
这几年的GDP增长率百分之六点几，物价指数加两个点，所以M2在2017年、2018 年都是八点几，今年1-6月份8.5，基本上是这样。
可以预判，今后十几年，M2增长率基本上与GDP增长率加物价指数，保持均衡的增长。
而中国的GDP今后十几年平均增长率大体在5%左右，房地产价格的增长大体上不会超过M2的增长率，大体上也不会超过GDP的增长率，一般会小于老百姓家庭收入的增长率。
总之，中国的城市化还在发展过程中，城市化率还有10%增长空间。
城市群、大都市圈、国家中心城市、超级大城市还在发展中，中国不存在土地价格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中国房价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往下坠落，没有这个经济基础；但也不会再产生五年翻一番、十年翻两番三番过去十几年的那种历史性现象。
今后十几年，房价会趋于平稳，既不会大跌，也不会大涨。
“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新特征和中美贸易摩擦”主题演讲
（2019年9月10日）
一、中国开放格局出现5个新特征
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最初阶段的开放体现了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以出口导向，利用中国经济在出口阶段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便宜、人口很多，各种土地、资源、能源要素都比较便宜，具有出口导向的竞争优势；
第二个是引进外资，中国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引进外资是当时重要的一方面，这些外资不仅带来了资本，也带来了市场、技术和管理；
第三点，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初是沿海地区先行开放； 第四点，工商企业制造业先行引进外资；
第五点，开放是以适应国际规则为前提，倒逼我们的营商环境，倒逼改革。改革开放适应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适应了中国的经济，使我们成为世界第
二大GDP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体。
进入新时代，十八大以后，2013年开始在一带一路开放战略的引领下，整个中国的开放格局出现了五个新的特征：
第一，在国际贸易方面，从过去的以鼓励出口、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方针转化为既鼓励出口，更努力地促进进口、降低关税，使得国家的进出口逐渐平衡。
这五年里出口的增长率保持在5%-7%，进口增长率每年都在15%左右或者更高一点。事实上这五年中国进出口的顺差是不断的缩小，形成了进出平衡的状态， 这是一个战略格局的变化。
第二，在投资发展上，不仅以引进外资为主，而且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既引进外资，也更多地鼓励海外投资。这五年（2013-2018年）海外投资7000多亿， 比过去33年的海外投资数量还要大。
所以说，我们既鼓励、欢迎外资到中国继续发展，同时也鼓励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实实在在的搞一些工商企业的投资，形成双向平衡。
第三， 在开放的时序上，过去几十年是沿海开放为主或者沿海开放先行， 中西部开放跟进，从2013年以后我们可以这样说，东西南北中同步开放。也就是说国家出台任何一个先行的实验性的鼓励政策，现在不是沿海先搞三五年再内陆慢慢跟进，都是同步推出的。
以前我们说的蓝色文明、海洋文明，一江春水向东流，现在既向东流，也向西，按照丝绸之路的方向，西部变成前沿，从这个意义上东西南北中四面一起开放。
第四，在开放的领域上，现在的开放是工业、服务业、农业，包括金融教育卫生文化各种服务、贸易，是全方位按照国际营商规则开放的，这使开放的领域更宽，纵深更深了，宽度更大了。
WTO进入后，外资金融机构应该说法律概念上都放开了，在座很多人都是搞金融的，大家心知肚明我们的金融开放深度都是不够的。
这个“近”是接近的“近”，靠近的“近”，不是进去的“进”。大家有时候有误解，中央说过我们靠近、接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有人把它简化，变成我们已经进入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已经在经济舞台中央运转了。那有点把自己夸大了，但是我们的确接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融入世界贸易规则，也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修订或者有些领域引领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用开放倒逼国内的改革， 也用中国经济开放的发展推动WTO规则的修订和改革，也包括参与世界地区的各种FTA协定的讨论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了五个新的特征，五个新特征构成了十八大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而恰恰这个格局会推动中国经济在今后十年、十五年，使中国成为世界现代化的经济大国。
二、这个决定的历史意义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认真学习习主席最近两年关于开放方面的讲话，去年4月份博鳌经济论坛上， 主席关于开放讲了五条（主要内容）：
一、中国要进一步降低关税扩大进口；
二、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领域，包括服务贸易、教育卫生文化都要进一步开放；
三、中国要进一步的加大国内开放高地的建设，这个开放高地建设主要就是指自由贸易区、自由港这一系列新的区域性的开放措施；
四、中国的经济开放还要进一步的改善营商环境，这个营商环境就是营商投资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和公开化；
五、中国进一步开放的任务就是要融入世界经济规则的修订之中，积极的推
进参与WTO改革的活动，还有对双边的、多边的、区域性的FTA的谈判协议推进的活动。
归根结底，总书记说了一句非常振聋发聩的话，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从过去四十年的要素流量型的开放，转变为制度规则型的开放。这句话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将引领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开放，是一个很重要的遵循依据。这个就是下一步重点推进落实的开放的任务，在去年的11月5日上海进博会上，总书记也讲了五条任务，基本上是这五条。
在今年6月大阪G20会议上，总书记也宣示了中国进一步开放的理念和要求， 具体讲到开放措施的时候同样讲了刚才说的这五条。应该说这五条不是短期的一年两年内的，而是今后十年、二十年中国要持续努力的一个战略性的措施。
一方面，在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对贸易摩擦的各个方面不断推动，对各个经济体都有加大贸易摩擦的行为，特别是最近中美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逐渐淡出，劳动力的红利也逐渐到了刘易斯拐点，要素资源成本、土地资源成本提高，大量依靠劳动力密集型进行出口的比较优势下降。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一味坚持原来的开放特点，也有许多不合时宜的地方。在这种背景下，X中央及时对我们的开放方针进行了一定调整，大家注意，三中全会，也就是2013年的三中全会，推出特别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历史意义不亚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
90年代的开放改革打破了国际资本对中国的封锁，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发展好时机。而这一轮开放我们也一定会打破美国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经济的封堵、打压，迎来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
三、谁掌握这“3链”，谁就是世界性大集团的龙头
当今世界，世界经济贸易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
在三、四十年前，国际经济、国际贸易中全球的货物贸易70%是产成品的贸易，零部件、原材料、中间品在全球货物贸易里只占30%不到。到去年，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货物贸易总量70%以上是零部件、中间品的贸易，产成品的贸易只占三成。
与这个特征相对应的服务贸易起来了，在全球的贸易格局里边，服务贸易只占5%左右，95%是货物贸易，货物贸易当中又是30%不到的中间品贸易，那是过去的一个格局。
现在服务贸易已经到了30%，也就是全球贸易里30%是服务贸易，然后70%的货物贸易里边又有70%是中间品贸易。
世界贸易格局这4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特征性现象就是过去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企业做成了一个产品，卖到了另一个国家。现在可能是几百个企业在几十个国家几十个城市共同生产一个产品，然后这几百个企业通过物流，通过各方面的贸易，通过各种生产性服务业的调动，最终在某个地方产生了一个大产品，而这个大产品又销售到全世界，那么这样的一个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为主体的跨国公司竞争格局就出现了。
中间品成了贸易格局的主要比重的时候，跨国公司和跨国公司的竞争关系出现了新的特征：
四、五十年前作为世界的跨国公司有资本、有技术就可以称王称霸，今天有资本和核心技术，可能就是做零部件做某个配件的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但是要做全球性的产品，不靠这个。
靠什么呢？能够在产业链上形成标准，在供应链上掌控纽带，在价值链上掌控资源优化配置的枢纽。谁掌握这三链，谁就是世界性大集团的龙头。苹果公司、华为公司，都是如此。
从三链的角度来看，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才是适应世界贸易产业链发展要求的。
在这样一个现象里，美国忽然搞贸易摩擦，完全违背三零：一加关税，二搞壁垒，我不卖东西给你，你的东西我也不买；再一个搞补贴。特朗普的贸易摩擦完全是一种逆全球化、逆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逆跨国公司三链的发展需要。
四、中美贸易摩擦的3个必然性
讲讲这一年多的中美贸易摩擦。美国的目标是制衡中国、约束中国，让中国开放的大门关起来，让我们的发展放慢、落后。
应该说整个贸易摩擦扰乱了世界的神经，干扰了全世界全球化的方向，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美国，更有害于世界。这成了全世界最关注的大事。
中美贸易摩擦为什么这个时候发生？这件事有它的必然性。
第一个是我们熟悉的也是广为人知的修斯底特陷阱。
每一百年或每隔几十年，总有一个守成的老大和崛起的老二之间形成的一个互相地位取代的一场摩擦、贸易战或者什么，老二和老大位置替换的过程中避免
不了这种摩擦，甚至发生战争都可能。过去两三百年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
现在，对美国人来说，中国就是一个崛起中的、威胁它位置的老二。他们还不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的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模式谁更优越这个问题，也使对方精神紧张。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这40年来有5个明显优势：
任何一个制度，如果光有科技创新，在社会制度上没有与时俱进的改革，就会没落。我们按邓小平的理论，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是100年不会变的基本路线。
美国是对全世界开放，但是它在市场制度改革方面积累了很多矛盾，积重难改，很少看到他们通过制度性改革化解核心难题。比如社保制度改革，奥巴马执政时用整个执政期推进，结果特朗普一上台就推翻了。
我们有城乡差异和贫富差别，但是不会积累成非常严重的阶级矛盾。最近几年7000万农民脱贫，是我们国家的体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下的两极分化只会愈演愈烈。因为资本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速，财富集聚在少数资本家手里的比重会大大增加，穷人掌控的财产、资源大幅度减少。到一定阶段，这种社会矛盾必然反映到社会治理上， 导致严重困难。
这40年来，欧洲、美国已经出现四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每次都带来几万亿、几十万亿美元的动荡，多少财富灰飞烟灭。但是，我们国家40年持续增长，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为什么？
因为政府非常清醒地审时度势，始终在分析经济体内存在的各种问题，而且不回避矛盾、不回避问题，采取宏观调控和逆周期调控。这种积极调控就把各种积累的问题，每年小范围的释放，而不是积累成一个巨大的社会灾难，毫无作为等着它爆炸。
虽然每五年换届，但是政府换届绝不会朝令夕改，始终是一张蓝图绘到底， 按照中央的要求，五年规划、十五年规划，建立长远的战略目标，然后持之以恒
地推进。
而在美国，每四年换一次总统，竞选上来的总统往往会把原来总统做的事情统统推倒。比如奥巴马搞出来的群，特朗普就都退群；奥巴马搞出来的改革措施， 特朗普都反对。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政策不可持续，损失很大。
优势五：中国的体制优势还在于经济体量大。习总书记说：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我认为这段话是至理名言，把中国的特点给描绘到位了。
这五个优势令我们的发展顺畅，也令我们的对方感到害怕，于是想尽各种办法压制我们，包括让整个G20发达国家跟中国断绝关系，使我们的开放大门关闭， 这都是痴心妄想。
美国目前处于一轮大的危机，甚至是比2008年危机还要大的“危机潜伏期” 之中。一般的主流媒体和一些经济界的大佬，都说未来两三年这个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在70%以上。那就是美国的债务规模，目前美国政府财政负债22万亿美元， 加上各州的6万亿美元债务，一共是28万亿美元，而去年美国的GDP是20万亿美元。
如果接下来5年平均债务增长率不变，那么美国的债务总额将达到38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政府的负债率可能会突破150%，而一般美国政府要求债务上限不超过GDP的70%，100%便处于报警阶段。
若真有40万亿美元的债务，平均算十年期的话，每年还4万亿美元。而40万亿美元的利息差不多是1.1万亿美元，两笔加起来每年是5万亿美元，差不多是美国GDP能够产生的税收，意思就是说哪怕每年的全部税收都拿来还债，都还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怎么避免呢？打一次贸易战，搜刮一下别人的羊毛，或者通过一场战争掠夺你1万亿美元，把我的债务还了。这是现在很现实的，但是他不会这么说。他说要打贸易战的理由有很多条，包括模式的效益之争，以及我内在危机怎么转嫁等小脑筋。
以上就是我对贸易摩擦必然性的理解。
五、中美贸易摩擦或十年、二十年伴随我们国家
那么，中美贸易摩擦有这个必然性，自然就有长远性。长远性大体上跟我们国家今后十年、二十年变成世界经济强国相关联，伴随着这个过程，贸易战的可
能性总是随时存在的，所以这是长期性。另外，则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性：
第一，在于美国和中国经济事实上是非常互补的，美国的长处是我们的短处， 我们的长处是美国的短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市场和资本结合才能周转， 我们两个国家合作才能互利。
第二，美国的高科技在上游，上游的高科技如果不与下游结合，高科技就是孤魂野鬼；反过来，我国大规模的制造业如果没有美国高科技的上游装在里面， 也只能是行尸走肉。在这个意义上，两边合作都是效益最棒的。这也是为什么过去10年美国跨国公司惠普、苹果等，都和中国一起打遍天下无敌手，而特朗普让他们撤走，没有一个愿意行动的，就是因为互补。
那么，这一系列概念拉开来说，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和欧洲专家在2009年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世界是G2的世界。但又分成了不同的情况：理性的时候，会想到G2的意义，便有可能寻求合作；不理性的时候，就想到“修昔底德” 的老大要被老二替代，又要和你拼命，然后胡说八道，比如他会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吃了亏；中国入世造成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等等。
总而言之，美国人是有理论有准备的，在不断地摆出各种措施。从特朗普来说，有利于选举他就这么干，摆来摆去，自相矛盾；但骨子里，这个观点是不会变的。
所以对于这种复杂性，我们当然要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性准备和打好自己手中的牌。中美贸易摩擦的必然性、长久性、复杂性，我们是要有多方面的判断和理解的。
六、应对贸易摩擦，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贸易摩擦是有可能升级的，要升级的话无非生成五种类型：
贸易摩擦变成贸易战，贸易战就是关税战，关税战现在是讲的多，还没操作到位，但是如果9月1日或者12月1日真的5500亿全部加了关税，那就是真正的硝烟四起的贸易战。
此外，还有科技壁垒战、汇率战、金融战、长臂管辖。
面对今后可能升级的状态我们要有充分准备，中国不想打也不愿意打，但是我们绝不怕打，中国人是越打越勇的。
我们对付美国的贸易摩擦或贸易战有四个原则：
第一，就是毛主席之前讲的话，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之前说必然性、复杂
性，如果想着送点小钱的办法来化解，那是幻觉。人家要你的命，不是一个阿弥陀佛就能化解得了，我们不想打不愿打，但不怕打，要打奉陪到底；
第二，保持定力，增强信心。要看到我们的大国优势、体制性优势，和国家在世界各个方面的地位。变成一个封闭的国家会落后，最终会挨打。中国已经不是50、60年代封闭几十年，把经济逼到困难的边缘，要有这个认识；
第三，守住底线，灵活对策。对策要灵活，底线不能丢；
第四，关键的环节、关键的领域自力更生。就像我们的芯片等从0到1的核心高科技的基础性培育。
七、5张牌反制贸易摩擦
因为美国有措施来，我们总要有反制的措施，最后还要制胜的措施，大体上有五条：
中国每年要进口2万亿美元的商品， 700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在这个意义上，谁跟我搞贸易摩擦，谁想封堵我，我也一样反制于你。但是最终我是你的市场大户，你丢掉我的市场，经济就会受损失，或者老百姓也会增加各种负担。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美国仅仅叫停了华为芯片购买3个月的（限制），高通和美国的一些企业已经发表声明说，我们可以不再封杀华为了。高通的50%芯片都卖给中国，这50%里面有两成是华为购买的。对于一个芯片企业，突然丢掉20%的份额，人家还没死，你自己先死了。
所以市场是王牌，不管对一个企业如此，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当今世界已经不是50年前的世界。现在是一个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世界。整个世界贸易中，70%是中间品贸易，不到30%是产成品贸易。在这样的体系里搞关税战、壁垒站，损人不利己，吃力不讨好！
关税一加，产品被封杀，下岗工人一大片，经济就受难了。比如美国人把5500 亿美元商品加关税，说1000多亿美元是中国支付的，这是胡说八道。这1000多亿增加的关税是美国进口商资助给政府的，然后一定会加价卖给美国老百姓，使美国人增加消费负担。更何况中国出口美国的5500亿美元商品里，有3000亿美元是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工厂生产的产品然后返销回美国的。
再者，美国这个措施搞完以后，等于拱手把市场让给别人。全世界去年一共
生产销售了5000亿美元的芯片，中国买了其中60%，它一旦断供的话等于放弃了全球60%的芯片市场。要知道，芯片不是美国的唯一，日本、德国、韩国的芯片都能供应。芯片方面美国的确有核心优势，但真要把40%、50%的市场丢掉，那是自己找死。
在这样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里面，谁是产业链标准的提供者，谁是价值链枢纽的管理者？龙头老大几乎都是美国企业。把这个产业链打散，最痛的是辛辛苦苦经营一二十年的美国龙头企业。
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还是好的，实际上（美国）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
所以产业链是保护我们中国制造业的万里长城，又是反制美国关税战的杀手锏。
在中国，制造业、市场都十分强大，直接可以与对方抗衡。但是金融一旦受损失，就是几百亿、几千亿、上万亿的。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金融方面做好，是我们的底牌、盾牌。
这方面，我们有四个具体的出牌法： 1．把跨境人民币交易结算的市场进一步开放；
推动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建设，金融战也很重要， CIPS就是我们的备胎。
美国人的金融战核心是SWIFT，SWIFT是二战结束时美国人组织在比利时注册的一个全球商业银行联合会，现在有一万多个全球商业银行构成。全球通过这个联合会网络，每年交易三百万亿美元的资金。因此，美国得以了解各个国家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什么时候交割、买了什么货、卖了什么货，什么价格，是贪污腐败的洗钱、还是走私贩毒的黑钱，它都一清二楚。
当美国践行霸凌主义，跑到其他国家去执法时，为什么能知道那么多机密的事情？因为SWIFT。
国内金融要去杠杆、防风险，做好自己国内要做的事，也就是中央定下来的去杠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资本市场供应不足、基础性制度不到位这方面进行改革，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现阶段，资本项下不要轻易搞自由兑换，我们要开放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人民币成了世界硬通货，成了世界的储备货币，别的国家甚至把你当
做锚货币的时候，资本项下也当然就自由开放，可以随意兑换了。
这方面我们有薄弱环节。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的研发国家，研发投入是GDP 的2.2%，差不多就是2万多亿。
但是中美之间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的两万亿里只有5%集中力量投资在核高基（核心产业、高科技产业、基础性产业），也就是只有1000亿人民币。美国人研发费投入是GDP的4%，约有8000亿美元，其中20%都投资在核高基产业。
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结果往往研发的费用小。有的时候，大家搞形式主义， 比如追求专利数，结果会导致虚胖。在这个角度，核高基的专利研发费不断提高是有必要的，不能等闲视之。
我们要用更大的开放来对付贸易摩擦，而不是美国人一搞贸易战，我们就封闭。他是最希望我们退回到60、70年代原始封闭状态的。封闭使人落后。封闭曾是中国最大的痛点，而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特征就是开放使我们进步。【联系微*信dadawk01】
中国现在的开放在总书记推动下应该说是比9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波澜壮阔局面正在展开。
区块链将引领金融业进入全新时代
在首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的演讲
（2019年10月27日）
很高兴受邀参加2019年外滩金融峰会。今天谈谈我对数字化的理解以及数字化如何颠覆全球金融生态。
一、数字化的构成与颠覆性作用
数字化主要包含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技术。而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将数字化平台用人来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和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数字化平台就已经成型了。而区块链技术，就像更先进的“基因改造技术”，从基础层面大幅度的提升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的帮助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颠覆性改造，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强大的推动力。
数字化之所以能够颠覆传统，就在于它所拥有的五全基因：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的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 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信息积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 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通过人工智能（AI）的收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而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
数字化具有的五全基因与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产生颠覆性的冲击。与工业制造相结合时，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在与金融相结合的过程中，数字化拥有的海量信息、计算能力、共识机制，可以大幅度的提高金融服
务的效率、安全性，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坏账率和风险。
二、数字化与金融结合带来的变革
数字化拥有的五全基因与金融碰撞以后，重塑了全球的金融生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在数字化浪潮来临之前，我国个人支付主要通过纸币、储蓄卡、信用卡来完成。2002年，在合并了全国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和18家城市（区域）银行卡网络服务分中心的基础上，我国组建了银联公司。银联创立之后，自主建成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推广了统一的人民币银行卡标准，在传统支付领域发展迅速， 促进了经济社会不断进步。但在创新支付领域如互联网支付、手机支付、二维码支付等方面进展缓慢。
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应用普及，基于手机的支付方式走进了生活的每个角落，新的支付已经占据主流地位。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已经覆盖14亿人。从线上到线下，从家庭日常水电气话费支付到交通、旅游、酒店、餐饮，移动支付凭借其高效便捷的支付体验，打破了传统支付方式在空间上、时间上的局限性。2018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约39万亿美元，而美国则是1800亿美元，差距达到数百倍。我国的电子支付系统已经全球领先。如今，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移动支付。在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线下商户门店，支付宝、微信支付的范围几乎可以涵盖餐饮、超市、便利店、主题乐园、休闲等各类吃喝玩乐消费场景。
移动支付使得个人的资金往来信息沉淀下来成为信用数据，使得企业在业态层面有了极大的创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这就是共享单车、共享办公等共享业态能够出现并蓬勃发展的基础。企业在销售商品或服务时，不再需要卖掉所有权，而只需要卖掉某一个时段的使用权。未来，共享家具、共享工具、共享智力等各类共享业态在移动支付的助推下，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随着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逐步渗透，个人跨境转账的底层技术实现方式也开始被改写。过去，个人跨境转账需要跨越支付机构、银行和国际间结算网络， 整个过程由于串行处理而效率低下。而现在，区块链技术可以作为支付机构与商业银行之间的接口技术。跨境汇款中的多方通过区块链技术将汇款报文传递给各参与方，从而实现多方协同信息处理，将原本机构间的串行处理并行化，提高信息传递及处理效率。
但是，在新的支付方式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要尊重人对支付方式的选择性。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部分商家开始热衷于“无现金”，拒收现金的现象也随之增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拒收人民币。拒收现金的行为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长远看还会危及金融安全。同时，由于移动支付的基础是电力设施、数据中心、网络系统，一旦发生意外如地震、断电、人祸导致移动支付无法使用， 将会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
在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改变个人支付方式，企业间、国家间的支付结算方式也需要进行重塑。企业在开展国际贸易外汇结算时，会面临是两国货币直接支付结算，还是以美元为中间价结算的问题。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之前，人民币跨境清算高度依赖美国的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系统和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SWIFT成立于1973年，为金融机构提供安全报文交换服务与接口软件，覆盖200余个国家，拥有近万家直接与间接会员，目前SWIFT系统每日结算额达到5万亿至6万亿美元，全年结算额约2000万亿美元。CHIPS是全球最大的私营支付清算系统之一，于1970年建立，由纽约清算所协会经营，主要进行跨国美元交易的清算，处理全球九成以上的国际美元交易。SWIFT和CHIPS汇集了全球大部分银行，以其高效、可靠、低廉和完善的服务，在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加速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流通和国际金融结算、促进国际金融业务的现代化和规范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高度依赖SWIFT和CHIPS系统存在一定风险。首先，SWIFT和CHIPS正逐渐沦为美国行使全球霸权，进行长臂管辖的金融工具。从历史上看，美国借助SWIFT 和CHIPS系统发动了数次金融战争。2006年，美国财政部通过对SWIFT和CHIPS的数据库进行分析，发现欧洲商业银行与伊朗存在资金往来，美国随即以资助恐怖主义为借口，要求欧洲100多家银行冻结伊朗客户的资金，并威胁将为伊朗提供金 融服务的银行列入黑名单。随后全球绝大部分银行断绝了和伊朗金融机构的所有业务往来，伊朗的对外金融渠道几乎被彻底切断。2014年乌克兰危机时，美国除了联合沙特将石油价格腰斩外，更威胁将俄罗斯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随后俄 罗斯卢布大幅贬值，经济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其次，SWIFT是过时的、效率低下、成本极高的支付系统。SWIFT成立46年以来，技术更新缓慢，效率已经比较低下， 国际电汇通常需要3-5个工作日才能到账，大额汇款通常需要纸质单据，难以有
效处理大规模交易。同时SWIFT通常按结算量的万分之一收取费用，凭借垄断平台获得了巨额利润。
所以说，在当前数字化浪潮的大趋势下，依托技术更新缓慢、安全性难以保证的SWIFT和CHIPS系统是没有前途的。在大数据平台、区块链技术的驱动之下， 构建形成一个新的清结算网络已经成为当前许多国家的共识。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信息不可篡改、集体维护、可靠数据库、公开透明五大特征，在清结算方面有着透明、安全、可信的天然优势。目前全球已有24个国家政府投入并建设分布式记账系统，超过90个跨国企业加入到不同的区块链联盟中。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正在研究建设类似SWIFT的国际加密货币支付网络来取代SWIFT，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和区块链平台正在通过区块链试水跨境支付，用实际行动绕开SWIFT和CHIPS全球支付体系。
货币是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交换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媒介。原始社会没有货币，通过皮毛、贝壳等稀缺的物质来进行交换， 但交换的媒介始终无法统一，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社会开始以黄金、白银或铜币等的贵金属作为货币中介。工业社会后，商品价值量越来越大，用黄金等贵金属作为货币难以承载巨大的交易规模，纸币随之出现。上世纪80年代，货币的电子化越来越发达，电子钱包、信用卡、储记卡、手机支付迅猛发展。时至今日，以比特币、Libra、央行数字货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开始出现，货币迎来了数字化时代。
那么货币发行的基础是什么呢？以前货币依靠金、银等贵金属作为锚定物。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货币发行的基础变成了与国家主权、 GDP、财政收入相挂钩的国家信用。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通过美元垄断 了全球石油美元结算和大部分国际贸易结算，美元成为了事实上的“全球货币”。
然而依赖主权信用发放的货币也面临货币超发等问题。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全球基础货币总量（央行总资产）不到1000亿美元；1980年，这一数字大约是3500亿美元；1990年，这一数字大约是7000亿美元；2000年，这一数字大约是1.5万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变成了4万亿美元；到2017年底，这一数字是21万亿美元。尤其是近10年来，美国为了摆脱金融危机，通过国债投放货币来刺激经济发展，导致政府债务总量从2007年的9万亿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22 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GDP。如果美国债务持续攀升，到期债务和利息消耗完
全部的财政收入，美国没有信用再发国债，融资能力将会减弱，一次新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不可避免。
如何改变货币超发的局面？在金本位崩溃之后，世界各国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一问题。虽然有学者提出回归金本位的呼吁，但受限于黄金储量，回归金本位显然不太现实。在数字时代，有部分企业试图通过发行比特币、Libra挑战主权 货币，这种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的货币脱离了主权信用，发行基础无法保证， 币值无法稳定，难以真正形成社会财富。本人不相信Libra会成功。对主权国家 来讲，最好的践行货币国家发行权的办法是由政府和中央银行发行主权数字货 币。在全球央行发行主权数字货币的过程中，除了要提高便捷性、安全性之外， 还要制定一种新的规则，使得数字货币能够与主权的信用相挂钩，与国家GDP、 财政收入、黄金储备建立适当的比例关系，通过某种机制，遏制滥发货币的局面。
目前我国央行推出的数字货币（DC/EP）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推出的全新加密电子货币体系。DC/EP将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即人民银行先把DCEP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DC/EP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现有货币的数字化，而是M0的替代。它使得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有利于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同时DCEP可以实现货币创造、记账、流动等数据的实时采集，为货币的投放、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人民银行对于DCEP 的研究已经有五六年，我认为已趋于成熟。中国人民银行很可能是全球第一个推出数字货币的央行
5G时代，除了消费电子产品如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之外，智能家居、汽车乃至工业制造设备等各类终端都能够智能化并接入到互联网中。数字平台将进一步进化为万物互联平台，带动人类的互联网产业从to C型的消费类互联网发展为to B型的产业类互联网。其中，科技金融可以连接数据平台、金融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帮助各方优化配置资源、提高运行效率以及降低运行成本。
科技金融的发展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互联网+金融”，有条件的数字化平台公司，围绕自身产业链筹建非银金融机构，独立发展金融业务。另一种是“金融+互联网”，金融企业根据产业链发展需要构建数字化平台。前几年经济有些脱实向虚，许多工商业企业、非金融企业热衷于跨界运作，申请各类金融牌照； 各种金融机构热衷于集团化、全牌照，以至于金融业杠杆叠加、风险累积、乱象丛生。目前，金融业正在按中央部署进行去杠杆、防风险、加强新形势下资管业
务、跨界业务的整顿。
未来，数字化平台下的非银金融机构出路在哪里？我认为最合理、最有前途的模式是数字化平台与各类金融机构的有机结合，形成数字金融体系。各类机构在其中各尽所能、各展所长。数字化平台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掌握真实的交易信息，可以与各类金融机构合作，为供应链上成千上万的原材料、加工、分销企业提供融资、贸易、资产交易等金融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数字化平台把控好资金来源、杠杆比率，就能大幅度降低风险，获得合理的利润，还能有效发挥普惠金融功能。
最后，我简单总结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交流的内容：当今时代是一个数字化时代，技术革新和数字化经济的全面兴起，让科技由最初的工具角色转变成驱动金融变革的中坚力量。数字化的五全基因与金融业不断碰撞融合，不仅改变了个人间、企业间、国家间的清结算方式及主权货币发行机制，还大幅提升了产业链运营效率，带来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展望未来，量化投资和智能投顾、人工智能定价和理赔核算、金融云服务、区块链存证等新金融业态正不断进化，将引领金融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自贸试验区的探索和推动将为我国的金融业和服务贸易带来开放的、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在2019（第十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的演讲
（2019年12月8日）
很高兴来参加第十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按照会议的主题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自贸试验区的探索和推动将为我国的金融业和服务贸易带来开放的、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我们国家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国家的经济规模已经从当年相当于美国GDP的4%，现在已经到了64%，从占全球GDP的1%， 现在已经到了占全球GDP的16%，成了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我们的净出口贸易成了世界第一大的进出口贸易的国家。
但是我们还是有两个短板，两个瓶颈：第一，就是我们金融业的开放还有瓶颈；第二我们国家的服务贸易开放还是属于我们开放中的短板。
从金融业来说，尽管90年浦东开发的时候已经宣布允许外资办银行、办保险公司、搞证券公司、搞各种金融机构，WTO以后2000年以后，整个中国的范围内外资的金融机构总体上都是开放的，但是在中国目前近200万亿的金融资产中， 外资金融机构的比重只占1.8%，非常的低，同样的一个开放的成果，我们中国近200万亿的工业、商贸业、工商产业的资产中，外资企业的资产占30%，所以这个数据就表明，中国的工商产业的开放度是比较彻底的，金融业的开放度是缩手缩脚，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表现在三个方面：
有许多的金融领域外资准入前不同的待遇，就不能准入；
一些准入的领域外资可以办银行、证券、保险，但是股权的比例有的不能超过25，有的不能超过49，不能控股、不能独资等等，股权比例受限制；
允许登记的法人执照、营业范围，假如说有50个营业的条款，可能只允许你18个、20个，这样营业范围不完全的和国内的金融机构同等国民待遇，各方面受到限制。
总之，由于这些总体上开放，但具体的又有很多束缚使得我们外资金融机构发展不到位；
第二个短板就是我们国家的服务贸易，我们国家的货物贸易从79年的200亿美元发展到去年的4.3万亿美元增加了200多倍，但是服务贸易这一块，进展问题
是比较多的。我们去年服务贸易的出口是2000亿美元，进口就是外商、外资、外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对我们来说是进口，我们的进口是5000多亿美元，有3000亿美元的逆差。那么全世界所有国家之间服务贸易的逆差一共是7000亿美 元，我们占3000亿，占了全世界逆差的40%，我们货物贸易做了4万多亿，有4000 亿顺差，美国人老是说他们吃亏了。但是我们服务贸易3000亿的逆差，两边叠加起来整个中国进出口贸易包括服务贸易、货物贸易是5万亿美元，其实只有1000 亿美元的顺差，所以总体而言我们的服务贸易逆差很大，世界之最，同时我们服务贸易是劳动密集型的为多，我们这200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出口大部分、相当一部分是旅游业，劳工密集型的服务贸易，外国人到中国旅游我们做了服务，产生了服务贸易收入。
那么国外的5000多亿美元大部分是资本密集型的，资源密集型的，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型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服务贸易也是个短板。那么我们国家进一步的开放，新的开放高度、深度、广度，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消灭金融业的开放短板，化解服务贸易的逆差、低附加值的问题。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的动力，高质量开放、高效益开放就要把这两个短板化解到，那么我们可以非常高兴的看到，2019年是中国化解这两个短板的一个起步年，今后的5-10年我相信这两个短板一定会在中国新的开放措施中加以解决。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博鳌会议上宣布了中国金融业要进一步开放的要求， 他很具体的讲了银行、保险、股权比的限制、各种经营范围都要拓宽，这些要求， 中央首长对这方面的要求我们四大金融机构，国务院金融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就在这一年半里边，从去年4月份到今年10月份这一年半里边，先 后出台了64条非常具体的金融业的开放措施，到了年底了，回顾一下这些开放措施的内容，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很多人现在还不知道对外资金融有这么具体的新的开放，其中国务院金融委出台了11条措施，人民银行出台了15条措施，银保监会出台了18条，证监会出台20条，加在一起64条。这64条如果分一下内容的话， 大体上三类：
一类是准入前国民待遇，也就是说外资金融机构跟国内的金融机构准入前同等国民待遇，放宽市场准入的措施。这个措施有24条，很具体的24条，这个金融机构，这一类的业务可以开放、可以设置外资的金融机构等等有24条。有关准入了以后股权比的限制放开，比如25的可以到50、60可以控股、可以独资等等，各种类型金融机构股权比重，中外合资股权比例放开的措施有11条；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外资金融机构的营业范围、业务的品种、各种各样的条款放宽放开的这种措施有29条，所以这个29条营业范围的放开，11条市场股权比例放开，还有24条市场准入的放开，加在一起64条。因为这些措施都是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前10个月出台的措施，如果了解一下情况的话，不管美国还是欧洲，许多大的金融机构摩拳擦掌都在做出一个个的方案在开始我们国内的金融机构注册申请，调整股权比例等等，我相信今后5-10年，这些措施逐渐进入实践活动的时候，外资金融机构的比重可能从现在的1.8%会增加到10%甚至18%，这样的话对中国的金融系统，第一会带进几百亿、几千亿美元注册资本或者运行的资本，对中国经济是个新的动力。第二，与狼共舞，外资金融机构不仅带来资本还会带来技术、带来管理、带来国际跨国的经验，那么对我们国内的金融机构与狼共舞的话也会倒逼业务水平开放程度，跨国管理能力的提高。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毫无讳言，外资金融机构到中国，对于中美贸易摩擦， 对于国际上可能发生的对中国的贸易战，特别是金融战，外资金融机构更多的在中国，实际上对金融战也是一个很好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好的一种防范措施。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金融机构外资薄弱环节就在今年这64条措施三个方面的措施中，我们可以看到了克服短板的方向。
第二，我们服务贸易的短板；
这个服务贸易，中国的服务贸易做的比较差，跟我们货物贸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能同日而语，但是这不是千万个贸易公司的能力不足，也不是企业的问题， 是我们在服务贸易的开放上有问题，开放度有限，使得我们许多服务贸易无法做， 只能让外国企业来做。比如说中国有4.3万亿美元的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货物一 定会出现清算结算这个业务，这个业务是跨国的服务贸易，一定会有全世界物流仓储，这也是服务贸易。一定会有信用保险，货物的安全保险，这也是服务贸易。这是我们自己的4.3万亿美元，为什么70%、80%是外国企业做，而不是我们中国的金融机构或者物流企业、贸易公司做呢？这里边有很多具体的制度安排上的原 因，最终这个业务百分之七八十外资企业在干。
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工业制造业，那么这个工业制造业的产业链之间的各种生产性服务业，如果是国内的产业链服务，那是国内的服务业，那么现在一大半的商品制造业都是跨国的产业链服务，这种跨国产业链服务就是服务贸易，这种服务贸易包括研发、包括物流、包括清算结算，所有的产业链金融生产性服务也80%
都在香港、新加坡、迪拜、爱尔兰或者在首尔，也就是说这些公司都注册在那儿， 人都在中国境内做这些制造业的、供应链的服务。所以这个业务也都在外边，这就要问为什么都在外边不在国内？哪怕国内做不了外国企业做，外国企业如果注册在深圳、上海，那么这些外资做的服务贸易就算是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了。讲这段话的意思这里边很多不是人的、企业的因素，是制度安排。现在中央推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短短的四年从上海推广到全国18个省，有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东中西一起推。那么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是中国最为开放的一个地区，中国的开放有个逻辑，后面的开放覆盖前面的开放。80年代中期中国有27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后来出来5个特区，开发区有的政策特区都有，特区又有开发 区没有的干货，特有的政策。浦东新区以后开发区的政策、特区的政策浦东新区都有，同时浦东新区又有特区所没有的一些政策，比如外资办银行、办保险、办信托、办百货商店、搞证券交易所、搞土地批租还有搞保税区等等。
那么现在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这么说，这120公里的一个自贸区里边以前新区也好、特区也好、经济开发区也好的一般的过去的开放政策自贸区当然都覆盖，但是自贸区特有的即使以前特区也无法做、保税区也无法做的六大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货币金融的自由、资金的自由、各种物流仓储流量的自由， 还有国际人士就业的自由、数字经济贸易的自由。这六大自由是聚焦在自贸区， 在这个意义上讲自贸区探索的主题就是“六个自由”。
自贸区的目标是对标国家和国家的FTA，国家和国家双边的地区的自由贸易 协定，两国家如果签订了六个方面自由的协定，那么就叫双边的FTA，一个国家 内有一个地块来实现这六种自由，那就是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试验区对标移植推广的目标就是让整个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的展开，自由贸易区要搞的营商环境不是我们国内几十年来开发区要搞的高效审批、一个图章、一百个图章串联并并联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应该做的，但是自贸试验区的营商环境不仅仅是这些概念，主要就是要讲跟WTO、跟FTA要求的营商环境，就是总书记在报告里讲到的八种营商环境：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权利保护、还有各种所有制、各类企业竞争中心，还有数字贸易， 还有不搞各种各样不规范的、政府的财政补贴。
这八个方面的营商环境，八个方面的内容要形成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 要对标WTO的营商环境要求，对标国家和国家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的营商环境要求， 然后自贸试验区要探索、要试验的任务集中在服务贸易，过去我们许多开发区包
括我们各个城市一般只能做实打实的货物贸易，但是传统贸易做不成，离岸贸易做不成，甚至跨境电子商务贸易也做不大，原因就是没有自由贸易这方面的措施， 香港一年跟大陆有7000亿美元的贸易，香港700万人哪里有7000亿美元的货物能进能出？很重要的它是有5000亿左右是转口贸易是离岸贸易是把美国的、日本的、跟大陆的生意它这边转口签约，单子算它这边的。
我们许多许多的保税区、许多许多的开发区做的都是实打实的，转口的、离岸的都做不起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一年做1600亿美元其中1000亿是离岸的转口的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在这一块服务贸易范围把它搞起来。包括我们跨境电子商务为什么搞不大，我们探索了五年的跨境电子商务，雷声大雨点小，在这个意义上讲，去年搞了1500亿人民币250亿美元，我们中国的货物贸易是4万多亿美元， 才0.5%而已。为什么做不大？也是因为缺少税单、物流签单和金融各方面的业务中的一个自由贸易的制度安排。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当服务贸易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推动下，服务贸易中的这些业务瓶颈都会被打破，所以我相信我们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探索和推动今后几年会带来中国服务贸易的春天。
中国的进出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就在金融开放和服务贸易开放的过程中，就在我们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探索中，我相信我们国家今年大规模推行的这两项开放制度，一定会帮助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更重大的成就。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在“2019（第十六届）中国并购年会”上的演讲
（2019年12月8日）
很高兴来参加今天并购公会组织的活动。按照会议的主题，今天讨论并购公会，又是讲国有制的，主要就是讲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国有制的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混合所有制。
我今天讲的内容分三块：
第一，讲一下我们国家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对于推动民营企业长足的发展、坚定不移的搞好国有经济，也坚定不移的搞活民营企业，这两个坚持是始终不渝的。
在这两个“坚持”推动下，我们国家的民营经济从1979年20%的比例，上升到了现在60%，我们经常说的“5、6、7、8”，50%的税收、60%的经济比重，可见这个比重已经很高了。 最近几年，也经常有人在讨论国进民退或者民进国退， 好像这几年民营经济不够快，是不是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比重发展的更快挤占了民营经济的比重。我这里想说的一个观点，这都是误解，都在数据上有基本的不确切，没有基本概念产生的一个误解。我自己认为，我们这么多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各级政府对支持发展民营经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是不遗余力的，是坚定不移的。事实上民营经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起着重大的推进作用、不可磨灭的作用，实际不管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初的十年，以至于到现在，在这个立场态度上，始终是没有变化的。
大家有时候会有一个感觉，比如广东省，2000年的时候他因为非公经济发展的很快，到2000年的时候你去查广东省GDP的数据，已经达到70%几的GDP，外资和民营非公经济创造的，今天的广东省非公经济比重也是70%几，你是不是能得到 结论，十几年下来广东省怎么非公经济比重上不去了，以前上的多，现在上的不多，是不是现在思路变了，不想发展非公经济了。错了，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以为非公经济比重可以从70%涨到80%几、涨到90%几才是正常的，我可以说在美国都做不到。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浙江省，浙江的非公经济比重早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也是发展的很快的，浙江的非公经济在80年代、90年代都是出了名的发展的快，到2000年之后他就到了71%，比广东省低一点，低两三个点。今天浙江 省经过了十几年、二十年，是不是就变成了81%、91%呢？也不是，也是70%多一点。江苏省也是非公经济发展很快的2000年左右是68%，现在也差不多68%、70%。我讲
这段意思，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到位、发展最快的几个地方，在80年代、90年代非公经济迅速崛起，到了70%左右、68%、70%、73%、74%，为什么这十几年涨不动了呢？是国进民退了还是怎么了？都不是，天花板到了，任何一个国家都有20%左 右的国有经济是固化的，美国如此，德国如此，法国如此，新加坡如此，所有国家都如此，另外每个国家都有占GDP25%甚至30%左右的税收财政收入，这个财政收入作为政府必定每年有多少财政收入全部花掉，给公务员发工资，给事业单位的人发工资，就表现为当年的国民收入GDP的一部分。同样，拿来一定的资本，财 政资金进行投资也会产生GDP。教育、卫生、文化拨款也会产生GDP，大体上一个政府如果财政收入的30%左右的政府收入，花完以后产生的GDP有20%左右，所以美国的GDP中也有20%左右是国有的，不是企业创造的，是政府的行为创造的，欧洲也如此，所有国家都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作为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政府的GDP中也有20%多税收，再加上政府还有非税收入，至于中国政府花钱产生的GDP，比美国政府可能高一点，美国政府20%，我们有个23%、24%，政府都有了20% 几了，这个地方如果非公经济有70%，这个地方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只有10个点、8 个点而已，也就是说不可能让广东没有国有经济、没有国有企业的经济，所以政府总归占掉了20%，企业再占到8、9、10个点，非公经济到了70%就上天花板，大体如此。所以当整个国家非公经济到了60%，你想还要到70%、还要到80%，不可能。重庆，2000年我刚到重庆的时候，重庆非公经济比全国要差很多，全国我刚才说的，1979年就从20%到2000年全国平均值已经往40%几、50%左右走了，发展改革快的地方到了60%、70%都有了，重庆2000年的时候只有25%，所以非公经济发展是比较慢的。
但是这几年我们推动的比较快，重庆到了2014年的时候非公经济比重到了60%，赶上了全国平均值，比全国平均值还高了2个点。到了60%以后是不是他还 可以到70%呢，我知道在我们的100里边有20是政府的量，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包括地方国企，保持20%左右可能是必要的，必须是必要的。因为中国 总而言之“两个坚持”，国有经济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坚定不移的两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是我们的宪法基本路线决定的。所以这个意义上讲，当GDP到了60%非公的时候，大家不要以为20%、30%、40%时候的那种感觉，不断的把这个比例往上涨，涨到了60%还应该到70%、还应该到80%，否则就是国进民退了， 否则就是民营经济不够重视了，没有这回事。大家知道新加坡的民营经济比重是多少，他算资本主义国家的，我这次跟楼继伟、周小川前不久一起到新加坡去，
新加坡政府叫我们去参加一个智库的讨论，我顺便了解了一下，新加坡GDP中不 同所有制的比重，他的政府也差不多有个20%左右的比重，剩下来的国有企业占40%，非公经济包括外资、民企占40%，他的公有制的国有里面，淡马锡等几个新加坡财政国家直接管得资本运营公司、国有资本公司产生的收入，因为他们几个公司有近万亿的新元，怎么投资，每年的投入10%几，这笔钱算下来在他们GDP里边公有制产生的GDP占了20%，政府直接管得，相当于我们的央企。当然还有其他的，机场、港口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也是国企，也有股份制的野战了20%，就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非公经济，公有制占了60%是不是就叫社会主义国家呢？ 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讲这个话的意思，首先要确立一个公有制的概念，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坚定不移的两种所有制并存、一起发展，绝不可能搞到公有制的企业比重连20%都没有，只剩下政府永远会有税收、永远会有个20%，还有80%都变成了非公经济，不可能的，也不合理的，也不应该的。所以这条我讲，首先，不管是混合所有制，强是资本运作重组，应该要有这个明确的概念，当今中国对非公经济的支持和推动可以说是诚心诚意、不遗余力，而且非常快的推向极致、推向天花板，一下子就从20%推到了60%、40年推到60%，是不是再过40年推到100呢？ 那是幻觉，所以到了60%我不是说到天花板，以后涨到63%、65%也可能，但是总而言之，非公经济的步伐最重要的已经不在规模上把他扩大到60%、70%、80%、90%， 而是在结构上，债务结构上、资产结构上把效益和质量搞上去。
同时，非公经济在国际竞争力上、在世界范围内的制造竞争上，服务业、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上，经营企业的国际竞争上要崭露头角，要发挥作用，要做强， 而不在于进一步做大，大已经够大了，从这个角度讲，我首先讲这么一个观点。我想我的脑子是不保守的，我在重庆一看重庆非公经济只有25%，可以说不遗余 力的推动非公经济的发展，也因此它能够赶上全国的平均值，还超过一点平均歌， 现在到了61%左右。
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做任何事要有一个总体判断，如果这个概念没有就没有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大家凭着感觉在胡说。
第二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的管理，提出了增强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同时提出了，国有经济的管理，要从资产管理转化为资本运作，这个资本运作，在资本管理、资本运作上提出了两个命题，一个叫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第二个，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在三中全会报告里讲了这两个概念。大家有时候望文生义，资本运
作公司、资本投资公司差不多的意思，所以所有的国有企业，管你中石油、中石化，好像要加强资本运作的时候对他们也有用。要做大、做强、做好资本投资的时候，好象也是一回事，这里边就对三中全会决定的这两个定义理解的不深、不透，搞资本重组的人、搞资本运作的人，如果不理解这两个词重要的区别，基本上就是江湖、就是忽悠、就是马大哈似的搞资产运作。这里面要说的是，有时候说的多了把中央定义的基本面忘记了，资本运作公司、资本投资公司到底什么意思，这里面大家要把这个定义搞清楚，大家考虑资本重组、资本运作基本型的东西要搞清。
所谓资本运作，就是一个不举债的公司，有100亿资本金就是100亿资本的运作，这个公司的总资产等于总资本，因为它没举债，如果你100亿资本去借了200 亿的贷款，这个公司总资产就是300亿了，所以他总资产等于总资本，不举债， 100年也不举债，既然叫资本运作公司，不举债。大家注意这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只投资，不管人财物的，就像私募基金，私募基金拿了10个几拿到某个公司去，他不会去管这个公司的人财物、这个公司的子公司、孙公司的事，不会去管这个市场的市场、营销恩或者去管这个公司其他的产品开发，这些是那个公司的事，我只是一个财务投资者，所以资本运作公司本质上是一个财务投资者，跟私募基金差不多，你属于不叫基金公司，就叫投资公司，像淡马锡， 淡马锡有5000亿新元，差不多等于400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他不举债的，他把这个4000亿美元，1/3投在美国、1/3投在欧洲，1/3投在中国和亚洲地区，主要在中国。他投了资以后，不管你的，淡马锡今天为止管着几千亿新元，相当于几万亿人民币的投资，全部公司总的人口800人，包括在全世界办事处的人，就是淡马锡北京的、总部的人、亚洲总部的人，或者欧洲总部的，通通算在一起800人。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拿了几千亿美元投资了各种公司的话，在公司如果人财物都是你在管，包括工人也是你招来的工人，你可能几万人、几十万人。资本运作的公司，他是相当于一个财务公司、理财的公司，他哪怕拿了1000亿美元，他可能只要1000人或者500人，一个人管2亿美元的概念，就这么在管。我讲这段话的意思，中央讲的资本运营公司就是干这个活的，类似于淡马锡，类似于一个私募基金的那种基金管理方式，哪怕资金是国家的基金，但是你是用一个私募基金的方式。
巴菲特投资公司也是如此也是一种运营公司，他投资的各种企业，投资在股票市场，投资在可口可乐，但是可口可乐里的人不管的，用脚投票，你干的实在
不好我把股票抛了走了，他也在董事会里边发表意见，进行审计、进行监督，这个事情上资本运营公司干这个活的。按这个目标，我们国家假如说有100多万亿的国有资产，资本金如果算个账有个50万亿的话，是不是该拿出10万亿甚至15万亿是资本运营公司。人倒不用多，但是非常高超的理财大师在这里边做基本的管理人员。
第二类，资本投资公司。三中全会《决定》文本里讲到的资本投资公司就是指产业内的或者伞形控股类的公司，这类公司一般有三级，一个是集团级，集团级负责资本运作、投资决策等等，第二层就是产品开发、市场竞争营销的子公司， 第三层可能就是工厂，负责全面质量管理、劳动人事管理、职工运作的管理，以及市场各方面安全的管理。就是说中石油、中石化，上面是集团，中间是各种各样的公司，到了基层就是很大很大的工厂，哪怕1万亿产值、2万亿产值、10万亿产值，也是在这么几个层次的框架里形成一个产业集团，集团是资本运作决策层， 公司级，中间这个公司级是盈利、销售、利润、管控的一个级，第三级是安全运行，保证质量的生产管理的一个层次，这样的产业内公司分为三级，资本投资集团，还有一种是伞形公司，整个公司不是一个产业，这边搞房地产，那边可能在搞百货商店，还有一边可能在搞一个什么工业制造企业。当你是这么一类的时候， 比如美国的GE，GE差不多5000亿美元的资产，里边有银行、也有房地产，资产管理的，也有造发动机、造飞机发动机的，制造业的，还有造电子的等等。相当于集团管着几个方方面面，但是总之，方方面面都是他管、他控股，他直接一直管下去，形成一个伞形的控股公司。这两种公司，不管是产业内的还是伞形控股类的，一般都是叫做资本投资公司。
讲到这块以后就形成区别了，就是说国资委一百几十个集团，如果都是伞形的或者产业内的公司，资本运营公司如果我们100多万亿的资本或者资产里，资本运营公司1万亿、2万亿，很小，有等于无，不起什么重要作用，是不是就落实好了三中全会精神呢。三中全会已经六年了，怎么还没把这个体制调过来，这是资产管理转变为资本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方向。X中央明确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的国有资本管理，不管是省里还是国家的，资本运作很重要的一块，是把一部分的国有资本圈起来，变成资本运营类的，不管是公司类的、还是基金类的，总之，变成1万亿或者5万亿、10万亿的一个资本， 这个资本就用私募基金的方式，或者巴菲特投资、淡马锡投资这一类的公司投资方式，总之这一类投资是股权投资，不带任何债务。投了资以后，只管财务，不
管吃喝拉撒睡，你这个投资哪怕投了几千亿到这些公司去，这些公司到底怎么发展，有这些公司自己的财务、X委、公司法人，自己在管，你就是个财务投资者， 但是要起到保值增值。淡马锡整整20年，平均资本回报率15%，你想想这是不是 对国家最大的报答、贡献。
所以这个地方把资本运营和资本投资公司区别开来，搞清它的定义，然后把这两个方面搞起来，我自己认为，如果有100万亿国有资本的话，2/3变成产业类， 1/3是运营类，是不是运营类就脱实就虚了，不是，运营类公司掌控着30万亿， 你还是作为股权投资投到了资本投资公司里，还是那个制造业、商业、其他的类。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是属于资本投资的资产中的体系，而是作为一个第三方，使这个公司股权多元化已经变成了一个战略投资者，而且你通天的，你就是国资委直属的体系，如果你发现中石油、中石化或者各种各样的国有资本里边运作不当， 可能一万亿、五千亿放在里面，你立刻在财务里面、董事会里面上接国资委就可以举报了，绝对起着重要的管理和监控作用，其实钱还是100万亿都在国资委的100个公司里，但是这100个公司直属的资本变60万亿了，还有30多万亿是在旁系的资本运营公司，由它表达为对它的各种各样的投资，表达为一个股权，总之把这两个体系理好是当今我们国家资本运作、国有资本经营很重要的事，也是落实三中全会很重要的事，这是我讲的第二个事。
第三个事，三中全会也决定了要通过混合所有制，使国有的、集体的、民营的，包括外应的股权交叉形成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杠杆放大的作用，形成经济的一种新的活力。混合所有制我们不能为混合而混合，不是为了一个定义而混合， 所以我们就很努力地把独资的都变成混合的，其实这个混合一定是有目的的，站在国有的角度讲，一般就是这么四种、五种目的，第一种国有投资管起来，好像权利很清晰，产权清晰，但有时候法人治理结构容易缺少监督，容易内部人控制。所以我是为了转制的需要去上市，或者去混合所有制变成多元的股权董事会，所以有的时候为转制、为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而搞混合所有制。第二个，是为了资源优化配置，我这一块资源和你这个民营，甚至外资的那块资源有互补性我们一起合作，股权上互相划转，形成了混合所有制，最后不仅是资金混合以后资金实力准大了，而且这两个企业中的长项，技术或者其他市场资源互补了，资源优化配置，一加一大于二，这也是一种目的，为了这个而混合。第三种，我这会儿发生困难了，不得已也好，主动出击也好，混合所有制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把自己的困难、被动给甩掉，不是破产重组，而是通过资产重组化解客观存在的困
难，这也是一种目的。第四个，我现在希望超常规的发展，我收割了你，我超常规地发展，乘势而上，这也是一种目的。再有就是时代发生变化，政策发生变化， 整个的运行基础发生变化，这个时候进行适应性的、与此同时的重组来把握机遇， 更好发展也是一种目的。总之，混合所有制也不是书呆子式的为概念而去混合， 是有一定目的的。
在这样几个方方面面的目的的推动下进行混合，混合会出现四五个层次、四五种类型，一种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很特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我这个投资公司涉及到的一万人多层次的资产体系、所涉及到的业务就是特别保密的，特殊功能的，必须独资的，有这种业务，该独资就独资，它就不参与混合所有制了。第二种，如果我是资本运营公司，哪怕有十万亿资本组建了一个运营公司，那因为是运营公司我永远不会找别的股东成为我的股东，淡马锡企业四千亿、五千亿新元就是财政部投的，不存在各个国家的资本或者民营资本一起往淡马锡入股，谁都想入股，他15%回报，但是他始终独资，也就是说资本运营公司、资本运营的基 金就是独资的，你这个独资跟别的人的基金、别的企业合作，一起投到某个地方， 这个可以合作，但是资本运营公司本身这个法人独资，资本投资集团中的某些特定行业，如果国家意志认为就该投资，那就投资，这是第一种，就是要坚持独资的这种特定的企业。
第二种是可以引入战略投资者，但是要控股的，假如我是一万亿的一个资本， 引入战略投资者，你控着股，哪怕20%就花2000亿，如果让民营企业出了1000亿、2000亿，在这个董事会里说不上什么话，你反正绝对控着股，他投你干吗？除非他是财务投资者，他就为了要你的10%的回报，他投到你这儿，他变成了私募投 资基金，凡是政府国有独资，规模又极大的，要引入战略投资者，要引入混合所有制，基本上混合的朋友、混合的对象应该是战略性的基金，应该是我们自己国资委里的资本运营公司，应该是跟国资委没关系，但和国家有关的社保基金理事会，应该是中投这样的投资公司。当然，也包括民营企业里非常有实力的财务性的基金投资公司，这种公司，你叫他控股，叫他来管几万人的事他也不要管了， 他就是财务投资、财务监督，然后保持一个法人治理结构，这个结构是货真价实的董事会，这些人在董事会里提意见是真刀真枪，绝不含糊的。在这个意义上形成混合所有制，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有些集团本身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股票上市，就按上市公司规则走， 也是一种混合所有制。
第四种，就是有些集团哪怕有几千亿资本，但是理论上市场化可以控股，也可以控股权给其他的参与投资的非公经济的或者外资的，可以全部转让掉，也可以转让一部分，也可以转让控股权，也就完全市场化地推开，我就认为地方的许多许多国有控股的所谓集团，基本上都属于这个第一种，都可以转的，随意的， 国家的有一部分可以转，有一部分是第三种、第二种，很少是第一种。
第五个层次就是国有资本，不管是资本运营公司，还是资本公司，也可以参与非公经济的集团，参与他们的股权投资，投了以后人家控股，我就是财务投资， 所以资本运营公司不仅是投资国有资本的公司，也可以投资到市场上的各种类型的企业，只要效益好、有前景就可以去投资。
我讲这三段意思是什么？三中全会关于国有资本要更好发展和资本运作有 关的话一共大概是有这么五句：第一句，要让国有资本控制力、影响力、活力地大大增强。第二句，要管资产变成管资本，管资本就是资本运营公司和资本投资公司。第三句，混合所有制。第四句就是要形成国有资本市场化资金补充的长效资金来源，这个长效资金是什么？国有资本来源除了财政第一单桶给他，划拨一些资金给他以外，他自己每年有利润滚在里面，也是资本的补充，当然政府有土地资源，一定情况下把这个土地资源注入到这个国有资本企业也是一种资本，一定情况下政府还有其他的各种资源也可以注入，这个不是补贴，而是作为一个注入的国有资本。政府还有一种资源当然是社保基金，或者各种各样的企业年金， 这些是公有制的，是老百姓的，他可以注入到里面，但是注入到里面不能跟国资委的国有资本混在一起，分给社保基金和分给国资委的利润是两回事，桥归桥、路归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社会要有长效的资本，要把企业年金做到他比如有几十万亿，社保基金做到他有十万二十万亿，企业年金的规模理论上可以比社保基金规模高一倍，如果社保基金有20万亿，企业年金是可以做到40万亿的，总之这个社会要把长效资本积累起来，积累了以后有的进股市，有的进私募基金，有的进国资企业、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有的就和资本运营公司一起，等于你是一种LP，我也是一种LP，我们两种资金一起组合着投到哪个企业里去，总之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这个格局形成了，那么中国的国有资本运营的格局就出现了真正的大规模的收购、兼并、重组，格局就出现了。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围绕具有重大潜在红利的供给侧问题
推动一批聚财型、生财型、资源优化配置型的改革事项在第十八届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
（2019年12月22日）
真正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下除了要推动一些需求侧的调控以外，很重要的是要在供给侧上下功夫。因为供给侧的改革是结构性的改革， 是长周期经济发展的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一定是体制、机制的改革，会产生生产力发展的红利。我认为可进行六个方面的改革， 每个都有重大红利，也都是X中央国务院要求我们今后努力去落实的。
第一，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
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引进的外资几乎等于全部工商产业资产的30%，这 也是中国进出口50%的推动力量。但是，我们在金融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开放不够， 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只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的百分之一点几。我们在三个方面的开放度有限。首先，外资不能办某些类别的金融企业，或者不能展开某些新业务， 这是市场准入的门槛问题。其次，即使准入了，还有股权比例的限制。最后，即使工商注册登记了，还有营业范围不能做。由于各类限制性过多，一些外资银行跟一个办事处也没有多大区别。
中央高度重视这件事。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中央有关方面的四个部委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相继出台了64条很具体的开放性规则，其中有24条是关于市场准入的，有11条是关于股权比的，有29条是关于经营范围的。准入类方面强调在准入前给予外资同等国民待遇，股权方面可能会逐步让外资控股甚至独资设立境内金融机构，营业范围方面则放开各种各样业务许可。这64条到位的话，相信今后几年会有一波非常热闹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潮流，有可能带进来一年几十亿、几百亿美元，10年时间就有几千亿美元资本金，会带来上万亿美元的运行资金，如果转化为人民币的话，那就会产生7万亿、8万亿人民币资产，增加了金融供给侧的力量。到2030年以后，外资金融机构占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从现在的百分之一点几涨到10%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开拓服务贸易领域
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从1979年的200多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4.3万亿美元，并
有4000亿顺差，成就斐然。但是我们在服务贸易领域尚未充分发挥潜力，目前一年一般是75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逆差3000亿。服务贸易每100亿营业额，有70% 左右能形成增加值；货物贸易100亿营业额，只有25%左右是增加值。我们服务贸易加货物贸易一共是5万亿，顺差只有1000亿；但是用增加值来算的话，我们还是亏的。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加起来一共7000亿美元，我们就占了3000亿美元，约40%，逆差过大。其次，我们现在做的2000多亿美元的服务贸易出口，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我们缺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密集的品种。再次，中国的货物贸易运行过程中必然伴随的服务贸易业务，比如保险、清算结算、物流，大部分被境外企业做了。我们因为缺少自由贸易的制度安排， 使得这一块做不大。
十八大以来X中央、国务院推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就聚焦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物流仓储自由、人员就业流动自由、数字贸易自由等六个方面。服务贸易业务可以有几十个大类，2000多个小品种，这些都跟这6个自由有关。自贸试验区的探索为中国解决服务贸易的瓶颈、短板创造了条件，将给中国的服务贸易带来发展的春天。10年、15年以后，相信中国的服务贸易可能从现在的7500亿翻一番，就是1.5万亿，翻一番半就是2万多亿，如果那时候逆差不是扩大一倍而是缩小一半，也许就一两千亿，这将是给中国经济带来几个百分点的一个动力和红利。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上，今后10年真正的动力、红利，高质量、高效益的业务，体现在服务贸易上。
第三，农民工落户城市
上世纪80年代农村承包制改革释放了劳动力到城里，产生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过程，这是巨大的劳动力释放。但是在农民工问题上，有一件事目前各地方还没有做到位。这件事恰恰就是十八大以来X中央、国务院大力倡导的，中央提出到“十三五”末要实现2亿农民工就地落户城区，其中有1亿在沿海城市落户，1 亿在内陆城市落户。这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国目前还有近3亿农民工，不 能落户城区使得这3亿农民工的劳动寿命减少一半。我国城市职工一般60岁退休， 农民工一般干到45岁左右，年龄再大沿海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招聘他了。他本来可以干到60岁，现在只到45岁，少掉了15年，少了15年就等于就业工龄少1/3。农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时候，一年12个月总有两个月回家探亲，这两个月回家相当于一年的1/6。1/3+1/6=1/2，理论上农民工的工作寿命，因为是农民工状态而不是户籍状态，大体减少一半，就是3亿人减少一半。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改善
农民工待遇的问题、对农民关爱的问题，同样也是生产力问题，是人口红利的问题。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号召，X中央已经提出这件事，我们要着力落实，谁把农民工的城市化户籍制度做好，谁就是赢得未来10年、15年主动发力的城市。哪怕你这个城市现在有1500万人，如果里边有900万农民工，如果不做好这件事，让农民工今后10年不能落户，可能10年以后有500万人被别的地区吸收了。1500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可能就变成八九百万，变成第二等级的城市。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重大红利的措施，地方应该把它当作重大措施狠狠抓一下。
第四，延长女性退休年龄
妇女从上世纪50年代起，退休年龄比男士早10年，50岁一过就退休了。她要比男士提早10年拿养老金，一个月1000多块，一年就是1万多块，10年就是10多万。她又少交了10年养老金，每个人在岗就要交养老金，一年差不多一个月1000多块， 一年1万多。一进一出一年2万多，10年20多万。以6亿城市人群来说，有3亿妇女， 3亿乘上20多万就是60多万亿。分摊到40年，每年相当于增加1万亿养老金，必将缓和许多省份养老保险资金链紧张的情况。实际上妇女寿命比男士高5岁，你如 果问她自己愿不愿意上班，大多数愿意上班。在法律意义上，应该形成60岁同工同酬同年龄退休。如果以后想要延长退休年龄，男性和女性共同从60岁延到65岁， 把这件事改好了，不仅一年产生一两万亿红利进医保，而且还能多几亿妇女10年的工作，又产生劳动力红利。
第五，降低运输成本
中国所有的货物运输量占GDP的比重是15%，美国、欧洲都在7%，日本地方只有百分之五点几。我们占15%就比其他国家额外多了几万亿的运输成本。中国交 通运输的物流成本高，除了基础设施很大一部分是新建投资、折旧成本较高以外， 相当大的部分是管理体制造成的。由于我们的管理、软件、系统协调性、无缝对接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造成了各种物流成本抬高。在这个问题上，各个地方、各个系统、各个行业都把这方面问题衔接一下，人家7%，我们哪怕降不到7%的GDP 占比，能够降3%～4%的占比，就省了3万～4万亿。举一个例子，我们有十几万公里的铁路，这些铁路花掉近10万亿的资金，却只运输了中国全部货物的6%。其余的94%，汽车大体上运了84%～85%，飞机、轮船、管道也运一些。因为把货物转到火车上很麻烦，大家就把东西装上汽车，上千公里开出去，汽车烧的是油，火车烧的是煤，运输成本是火车的3倍。我们几十年开发区修的公共设施叫“七通一
平”，但“七通”里没有铁路通。以前有一个规矩，只要一个企业有几十亿产值， 火车就要开到厂里去。现在几百亿的企业货物运输，全靠卡车拉，这都是不对的。美国的铁路是100多年前造的，美国现在的货物运输量有20%是铁路运的，这就是节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很多浪费。
第六，有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
由于城市用地的集约性，一个农民在农村的宅基地等建设性用地平均为250 平方米，在城里的建设性用地平均为100平方米。全世界城市化过程中，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城乡的变迁，人口集聚到城里，农村里的宅基地等建设性用地会大幅度减少，就使得农村耕地数量相对增加，所以没有出现耕地短缺的问题。但我们的农民是两头占地，他到城里来算一拨人，但是在农村里，宅基地还是留着的，我们的耕地因此就短缺了。宏观上城乡资源没有流动，没有配置，这就造成我们耕地短缺，住宅用地少，土地供应成本高，整个城市的房价也会高。
这里有一个城乡建设性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总体平衡的问题。如果一亩宅基地指标20万元，1亿户家庭大概7000多万亩宅基地，如果有一半实现了城乡之间增减挂钩的转换，就是3500万亩。一亩地20万的话，就是7万亿，就是农民的一笔原始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守住了国家法律规定的三个红线：第一，不能把集体所有权变成私有权。第二，守住耕地红线，把宅基地变成耕地，把耕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形成平衡。第三，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个过程使农民因宅基地的这个指标转换增加十几万、20万。三个有利，形成有效周转，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上六条，每一条都是制度性、机制性的改革，每一条都体现在X中央、国务院的各种文件当中，早就提出来了。只要落实到位、执行到位，都会具有上万亿价值的改革红利，把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干好，我们国家一年就会新增几万亿红利，GDP增长不是保5问题，而是达到6%理所当然。
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原则、特征和发展路径
（2019年6月10日）
中国金融业最近这些年一直在着力解决三个问题：金融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避免脱实向虚？金融如何解决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金融如何防范各种类型的风险，特别是不要出系统性大面积的风险？这三件事一直是金融主管当局或整个金融系统都在着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中央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也是要解决这三方面问题。
本文的主题是讨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平台与产业链、供应链结合的互联网金融，重点围绕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特征、原则、路径以及负面清单等问题，讨论在数字金融平台上展开的互联网金融，如何解决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问题，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以及如何避免金融风险的问题。
一、P2P金融与互联网金融
最近五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平台一件比较悲壮的事情就是P2P的泛滥。P2P在上世纪90年代从英国兴起，新世纪初在美国开始推进，但英国和美国到今天为止P2P企业不超过几十个，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英美对P2P监管十分明确，P2P平台一不能筹资吸储，二不能放贷运行，所谓P2P，是网民和网民互相约定借贷，P2P平台只是一个中介。这种借贷方式在金融体系发达的英美当然没有太大发展意义。但是P2P在中国从2006年开始发展，到2013年和2014年大规模泛滥，从2013年、2014 年到现在的五年时间里，形成了P2P公司注册上万家。现在，绝大部分瘫痪，形成近万亿元坏账，大量网民倾家荡产。
一说到P2P，就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P2P是金融科技；金融科技本身是好的，只是没有管好，一些坏人利用P2P做了坏事。有这些看法的人，往往是前些年P2P的狂热吹捧者甚至是推动者。
P2P问题的要害在哪里？不能把它跟数字金融、互联网金融相提并论，否定P2P并不是否定互联网金融，这是两码事。
P2P金融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农村里以高息揽储的老鼠会、乡里乡亲间的高利贷，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死灰复燃，而老鼠会这类东西本来是熟人经济、乡村经济中的一个陋习，即便要闯祸，也就是几十万元、几百万元，了不得到几个亿， 辐射面积不会太大，而P2P通过互联网，不仅可以覆盖一个城市，覆盖几十个城
市，甚至可以覆盖到全国，最后造成了网民们彼此之间连面都没见过，就形成几十亿元、上百亿元金额坏账的局面。
P2P的问题要害是什么？与现代金融风险管理原则背道而驰的如下五个机制，在互联网平台光芒下，竟然被放行了：
这种P2P公司的资本金是所谓众筹而来。这个众筹是网络众筹，即通过互联网向网民刚性承诺高回报投资拉来的资本金。
P2P的融资杠杆从网民来。假设有3亿元资本金，如果要想放30亿元贷款、放100亿元贷款，资本金和贷款之间有一个杠杆，这个杠杆性资金从哪里来？银 行资本金通过吸收老百姓储蓄，资本充足率10倍，10亿元资本金一般可以吸收100 亿元储蓄，这个资金是老百姓储蓄来的，是有规范机制的，这种储蓄转化为贷款来源、杠杆来源，有资本充足率、存款准备金、存贷比、坏账拨备等一套制度监管组合在一起的信用系统。然而，P2P没有这些系统，P2P单单通过对网民的高息揽储、给予储户高利息回报承诺，进而将网民的钱集资过来。
放贷对象通过互联网面向所有的不相干网民。P2P企业跟网民乱放高利贷，跟网民高息揽储，跟网民众筹资本金。本来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产业链会雁过留声，是有场景的，但是P2P的服务对象是互联网上对象，并没有具体的产业链，也没有什么场景，导致互联网的信息起不了信用的补充作用，但是互联网穿透辐射贷款放出去的速度又异常快，只要有人想借高利贷，钱就会被立刻借出去，造成了P2P平台跟网民乱放高利贷，跟网民高息揽储，跟网民众筹资本金的 混乱现象。
借贷资金短长不一。由此导致靠借新还旧形成庞氏骗局式的资金池，而这个资金池不由任何其他方面监管，仅由P2P公司平台负责。
一旦出事，要么P2P企业卷款而走，要么瘫痪无法运转。
究其原因，根子在于既没有在总体层面上对P2P运行中明显存在的五大严重 问题清醒认识，对有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缺少预判，也没有在监管层面上形成“资金要第三方存管，放贷要有抵押物，投资项目与投资者要一一对应”等负面清单， 导致P2P网贷脱离了纯粹的“PtoP”的原意，异化为互联网的民间集资和高息揽 储。
针对P2P金融，只要稍有金融常识，就应该判断出这是新瓶装旧酒——新瓶指的是互联网，旧酒指的是封建余孽式的老鼠会、高息揽储式的高利贷。无论是P2P也好，互联网金融也好，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只要向网民高息揽储乱集资，
只要跟网民搞乱集资、众筹资本金，只要在网上乱放高利贷，最后这个企业必将借新还旧形成不断循环，俨然成为庞氏骗局。所以，基于互联网的辐射性、穿透性，就应禁止，因为这个过程是无法有序控制的。
二、网贷公司应遵循五个运行原则
不搞P2P并不等于不可以搞网络贷款公司。合理的网贷公司是金融科技、科技金融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帮助金融脱虚就实、为实体经济服务、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重要途径，是普惠金融得以实现的技术基础。这类网络贷款公司规范运行的关键在于实施五大基本原则：
一是资本信用原则，有较大的自有资本金。不同于传统的小贷公司，互联网金融有很强的辐射性、很快的发放贷款能力，业务范围往往覆盖全国，应当具有较高的资本金门槛。
二是信用规范原则。贷款资金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银行间市场发的中票和证交所发行的ABS（资产证券化）债券。
三是信用杠杆原则。网贷公司的资本金和贷款余额总量的杠杆比，任何时候都应控制在1：10左右，决不能超过1：20甚至1：30。在常规的ABS、ABN（资产支持票据）的发债机制中，并没有约定一笔贷款资产的发债循环的次数，基于网贷业务的快速周转能力，一笔底层资产一年就可能循环5次、10次，几年下来，杠 杆比有可能达到30次、40次，形成巨大的泡沫风险。鉴于网络贷款公司往往以资本金1：2~1：2.5向银行融资，网络贷款形成的底层资产在ABS、ABN中的循环次数不宜超过5~6次，只有这样，网络贷款公司的总债务杠杆比才能控制在10倍左右。
四是放贷征信原则。有互联网产业的产业链信用、全场景信用，不能无约束、无场景地放贷，甚至到校园里搞校园贷、为买房者搞首付贷。
五是大数据处理原则。平台拥有强大的技术基础，能形成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处理技术，这样就可以把控风险，形成较低的不良贷款率，并由此有条件为客户提供相对低的贷款利率，形成网络贷款良好的普惠金融能力。
总之，在发展网络贷款公司的过程中，只要合乎以上五条原则，一般都能实现小贷业务发展得快、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得以缓解且不良贷款率低的效果。比如阿里小贷（花呗、借呗），与P2P有本质上的不同。阿里小贷资本金是阿里巴巴公司的自有资金，杠杆贷款资金是合规的，从银行贷款和ABS融资而来，合乎监管层对小贷公司监督的原则要求，贷款客户则是淘宝网络平台上的电子商务公司或者是使用支付宝的手机用户，有确切的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信用征信，有
确切的信用场景。总的来看，阿里小贷本质上属于产业链金融范畴，阿里、苏宁、小米、神州数码、马上消费金融等全国知名的网络公司设立的网络小贷公司也大体如此。
三、网络数据的本质在于它具有颠覆传统的五全基因
互联网金融融资并不仅仅限于网络贷款公司，互联网金融的大格局、大空间在于互联网平台自身并不搞金融贷款，而是以网络数字平台（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数据存储能力、计算能力、通信能力为基础），与产业链金融相结合， 形成基于数据平台的产业链金融，形成数据平台、金融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各方资源优化配置，运行成本下降、运行效率提升的良好格局。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深刻了解网络数据本质的五全特征——颠覆传统的基因所在。
颠覆已经成为互联网见怪不怪的经济现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移动通信在内的网络平台——五大现代信息科技构成的“大智移云”基础平台。这中间，互联网、物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像人类的神经系统联系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大数据是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没有云计算就等于人体没有脊柱，五脏六腑无法挂架，大数据就是孤魂野鬼，无地藏身，而没有大数据， 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脊梁以及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三个技术就可以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现代信息体系——“大智移云”基础平台。
为什么“大智移云”基础平台会有如此强大的颠覆性？研究表明，“大智移云”基础平台实际存在“五全特征”：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地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信息积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 通过收集和分析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 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
现代信息化的产业链是通过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通信跟全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正是这种“五全”特征的基因，当它们跟产业链结合时形成的产
业链的信息、全流程的信息、全价值链的信息、全场景的信息，成为十分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源。可以说，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与这五大信息科技结合，就会立即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
总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下的现代互联网体系，具有颠覆性作用。现在的互联网数字平台，下一步在5G时代还会进一步形成万物万联体系，其终端连接数比现在人类的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的连接数将超过上百倍、上千倍。人类的互联网产业也因此将从toC型的消费类互联网发展为toB型的产业类互联 网。而在产业互联网时代，这种颠覆性功能将更为突出。
我们常常说的颠覆性产业，主要就是指具有以上五全信息的网络数据平台产业，这五全的信息在与工业制造相结合时，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 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 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在与金融相结合的时候，无论是金融业务展开的价值链也好，还是产业链也好，把这五全信息掌握在手里再开展金融的服务，这样的金融安全度将比没有五全信息的人工配置的金融服务系统安全信息要高，坏账率要低，各方面的系统性风险的平衡要更好，这是一个基本原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非常睿智地、前瞻性地看到互联网金融、数据金融平台具有的重大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前景。
四、互联网金融的大格局在于网络数字平台与产业链金融相结合
基于上述，我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大格局大空间不在于互联网平台自身搞金融贷款，而在于以网络数字平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数据存储能力、计算能力、通信能力为基础），与金融机构特别是产业链金融相结合，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形成基于数据平台的产业链金融，形成数据平台、金融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各方企业资源优化配置、运行成本下降、运行效率提高的良好格局。在路径上，要尊重并依据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第一，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并没有改变任何金融传统的宗旨以及安全原则，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互联网+金融，还是金融+互联网，不但要把网络数字平台的好处高效地用足用好用够，还要坚守现代金融形成的宗旨、原则和理念。互联网金融有两个基因，一是互联网的信息基因，数字平台的基因——“五全信息”； 二是金融基因，在一切金融业务中把控好信息、杠杆、风险的基因。互联网运行有巨大的辐射性和无限的穿透性，一旦与金融结合，既有可能提升传统金融体系的效率、效益和降低风险的一面，也有可能带来系统性颠覆性的危机的一面。为
此，互联网金融系统绝不能违背金融的基本特征，必须持牌经营，必须有监管单位的日常监管，必须有运营模式要求和风险处置方式，不能“无照驾驶”，不能百分之三十、五十地高息揽储、乱集资，不能无约束、无场景地放款融资，不能对借款人和单位钱用到哪里都不清楚，不能搞暴力催收等。总之，一定不要违背这些金融常识，违背金融常识的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能够守住某个空间，最后误了卿卿性命的就是自作聪明。P2P的各位经理都有一点金融知识，但现在比谁都倒霉，就因为违反了这个基本原理，这也是个很重要的概念。
第二，互联网金融平台应该是网络数据平台跟各种产业链金融相结合产生的。互联网金融不仅仅是互联网公司自身打造的网络贷款公司，其最合理、最有前途的模式是互联网或物联网形成的数字平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各类金融机构的有机结合，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形成数字金融平台并与各类实体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结合形成基于互联网或物联网平台的产业链金融。在消费互联网（toC）时代，基于人类消费的同一性、同构性，几乎可以一刀切的模式对全社会的电子商务开展活动，在产业互联网（toB）的时代，基于产业的复杂性、异构性，一个工业产业链与物流供应链的“大智移云”平台是完全不同构的；而一个医疗药品供应链与消费品供应链的“大智移云”平台结构也完全不相同。
基于此，在产业互联网时代，一个有作为的网络数据公司，若想搞金融业， 不是利用资本条件直接搞金融，而是应当发挥自己的长处，深耕各类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形成各行业的“五全信息”，提供给相应的金融战略伙伴， 使产业链金融平台服务效率得到最大化的提升，资源优化配置，运行风险下降， 坏账率下降。
从国际经验看，一般性互联网平台公司绝不敢随意染指金融业务，美国的Facebook、亚马逊、雅虎等平台公司都很大，股价市值同样可以达到数千亿、上万亿美元，但它们再大都不敢轻易染指金融业务。至少四个因素：其一，成熟的商人懂得术业专攻，懂得长期坚守、不断创新才能使自己炉火纯青，获得足够的行业地位和进入门槛，才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其二，一般性的互联网商品销售平台，其底层技术的安全等级无法满足金融要求，要满足金融业务要求，必须投入巨额成本，这往往得不偿失；其三，美国对金融公司有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 一般性互联网公司从事金融业务，一旦发生风险，公司根本承担不起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其四，鉴于所有业务点的风险都可能迅速转化为金融风险，而
金融风险反过来又会拖垮所有非金融业务，所以成熟商人绝不愿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第三，必须建立商业机构和互联网数字金融平台数据分级管理制度，确保数据信息从低级到高级单向流动。比如，一般性个人数据信息可以流入互联网金融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数据可以流入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国家安全机构、税务审查机构、特许征信机构等，但绝不允许反向流动和交叉流动。另外，要尽快建立有效的“国民综合数据总库”，并以此为公共服务平台，针对特定对象（比如金融和征信企业）提供有序、有偿、有限、有效的数据服务，一来，可以帮助互联网金融公司大幅降低企业或个人的征信成本，更好地发展普惠金融；二来，可以帮助中小微企业增强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三来，这是数据化时代政府管理适应发展的必然要求。
客观上说，数据存在等级高低之分。有两个层面：一是数量层面。客户群体数量越大，数据级别和价值越高；二是品质层面。对单一客户数据掌握的越全面， 数据级别和价值越高。现代互联网业务发展已经呈现出一个明显特点：以巨大的资本实力，通过对社会公众个体给予小利，而急速将十几万、几十万甚至百万、千万人群汇聚在一起；同时，通过横向交易、交叉互助，迅速将支离破碎的低价值数据，拼接为更加全面的高级别、高价值数据。
正因如此，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必须适应数据时代要求，构建确保数据有序而安全流动的制度体系。否则，任由数据随意交易、随意交互，势必导致资本实力雄厚的机构掌握最多、最全面、最有价值的数据，从而形成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最精准的资本利益索取，以及最大化的、为资本利益服务的公共平台。
第四，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要有明确的各方多赢的效益原则。任何网络数字平台的发展，不能靠长期烧钱来扩大市场占有率，这是对股东的不负责任； 也不能让客户中看不中用、有成本无效果、长期赔钱，这是不可持续的自杀行为。合理的网络数字平台，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应用，实现了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了优化红利，并且由于全产业链、全流程、全场景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了金融风险和运行成本，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合理地返还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上游和下游、金融方和数据平台经营方， 从而产生万宗归流的洼地效益和商家趋利集聚效益。
第五，网上安全认证技术，比如生物、二维码、虹膜、指纹、刷脸、声音等辨别认证技术必须“特许经营”，凡此类技术公司设立必须“先证后照”，必须
有较高的进入门槛。认证识别系统属于重大国家安全范畴，但在未经长时间的安全检验的情况下就在互联网金融业务上大量运用，这明显违背了金融行业安全必须无限趋近于100%的要求。所以，目前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支付、资金划转必须坚持小额原则，同时各类互联网认证识别技术，只能允许线下使用，而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试错之后，才能在国家技术管理部门授权之下，上线试点，逐步成熟，逐步推开。
现在，互联网金融业务经常受到黑客攻击，这些攻击实际都是突破了网络认证系统。所以，如果网上传递识别信息，而没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做保障，任由谁都可以开发，而且以廉价和便捷为出发点而忽视安全水准，那伪造就不可避免， 网络黑客也将大行其道。所以，所有互联网识别技术必须接受公安部门的技术监控。
美国政策制定者犯了六个错误
（2019年6月15日）
莱特希泽是美国贸易代表，也是特朗普内阁的鹰派代表。他成名在30多年前， 参与了美日贸易战，是美国出名的强硬派。2010年，他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会议上，对中国在WTO中作用的评估，洋洋洒洒一万多字，一是骂遍 了十几年来支持或赞成中国进入WTO的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等美国前总统以 及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美国商业理事会主席罗伯特• 卡普这样的经济泰斗； 二是宣扬美国让中国进入WTO、给予最惠国待遇吃了大亏；三是主张采取强硬措 施与中国打贸易战。这篇讲话既有七拼八凑的数字，又有强词夺理的逻辑，成了煽动美国朝野上下与中国打贸易战的理论支撑和思想基石。
一、驳斥莱特希泽的五个谬论
关于中国加入WTO，莱特希泽有五个观点：一是中国入世，美国吃亏论；二 是中国没有兑现入世承诺；三是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四是中国的巨额外汇顺差造成了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五是中国买了大量美国国债，操纵了汇率。
这些观点把美国经济自身存在的问题，一股脑儿安在中国头上，既有赚了便宜还卖乖的油滑，又有农夫与蛇、恩将仇报之行径。深入分析，以正视听，十分必要。
中国入世之后，中美双方互予最惠国待遇，互为重要贸易伙伴。2018年，双方货物贸易达6335亿美元，是1979年建交时的250多倍，是2001年入世时的7倍多； 服务贸易达1250亿美元。中国和美国是互为重要的投资伙伴，2017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约6.8万家，实际投资超过83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存量约670亿美元。莱特希泽声称，由于中国入世，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在过去10多年几乎涨了4倍， 美国吃亏了，并以贸易逆差为理由，挑起贸易摩擦。
先不说双方对赤字数额统计有异议，美国认为4000多亿美元，中国认为是3000多亿美元。只要仔细分析一下中美贸易赤字的结构和来源，就能理性判断：
（1）中美货物贸易，美国属价值链中高端，资本品、中间品居多；中国属中低端，以消费品和最终产品居多。（2）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60%是美国企业在华生产的产品返销美国。
2007年，福布斯杂志报道说：“中美之间悬殊惊人的贸易赤字很大部分来自
美国在华企业生产后运往美国出售的商品上。”（3）中国对美出口高科技产品被莱特希泽报告确认为“在计算机设备、器具和组件方面，对华贸易赤字已呈井喷之态，迅速增长的计算机和电子元件进口已超过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增长量的40%，让美国计算机电子行业减少62万份工作”。事实是，这些高科技产品大多是来料加工、代工组装的电子产品，进出口贸易值包含零部件、中间产品与国际转移价值。听着很多，实则营业收入和附加值很低。比如一台销售价为5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从美国等各国各地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成本为250美元，美国的品牌商企业在研发、品牌专利、售后维护等收入为110美元，各类物流销售成本为80美元，中国代工企业组装加工收入只有60美元，区区12%的代工附加收入，让美国跨国公司获取了丰富的中国制造业的比较利益，却要背负巨额贸易逆差之名，究竟谁吃亏，谁赚便宜？
分析美国贸易赤字问题，不能仅仅看货物贸易总量差额，片面研判中美经贸得失关系，还要从美国的经济结构、金融特征深入分析，才能搞清为什么美国不仅和中国，事实上和全世界各国几十年来都是贸易巨额逆差的原因。
（1）这是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的必然结果。美国国民净储蓄率只有1.8%，必须通过贸易赤字大量利用外国储蓄才能平衡。（2）这是中美产业比较优势互补的客观反映。（3）这是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生产布局变化的结果。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生产成本低、配置能力强、基础设施好等优势，来华组装产品、销往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地。（4）这是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管制出口的结果。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的产品多达10大类3000多种物品，由于冷战思维，让美国人自己关闭了增加对华出口的大门。（5）这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结果。一方面收铸币税，几美分成本的一张纸，要世界提供100美元的商品；另一方面，通过逆差不断派出美元，美国逆差背后有着极其深刻的利益考虑和国际货币根源。
一是关税方面。中国在入世前的关税总水平是15.3%，入世承诺到2010年降到10%以内。事实是中国在切实履行加入WTO承诺后，还主动单边降税，扩大市场开放。2010年中国货物关税承诺全部履行完毕，
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到9.8%。但并未止步，而是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方式，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据WTO数据，2015年中国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率已降到4.4%，低于韩国、印度、印尼等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已接近美国的2.4%、欧洲的3%。在农产品和非农产品方面，已低于日本农产品和澳大利亚非农产品实
际关税。
2018年中国将汽车整车最惠国税率降至15%，零部件税率从25%降至6%。目前， 中国关税总水平已进一步降为7.5%。
二是不断扩大开放。中国入市以来，开放了外资投资领域；开放了商业零售、物流运输、金融业、律师、会计、管理咨询等服务贸易领域；开放了东西南北中， 在中西部内陆地区同步设立了保税区、新区、自贸试验区。三是深化改革。按照WTO要求，
推动了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公开化；推动了非公经济发展，非公经济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40%左右提升到2018年的60%以上；推动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一大批国有集团、大型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了股份制改造，IPO上市。
四是健全了法律。全国人大批准了生态环保、劳动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一大批法规。
众所周知，引进外资、扩大开放不仅会带来外国资本，也会带来产品、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这些都是根据市场契约、企业之间的合同产生的结果。在中外企业合作中，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强制要求外资转让技术的政策做法。中外企业都是基于自愿原则实施契约行为，双方从中获得各自实际利益。一般来说，外资企业技术收入有三种方式：一是一次性转让。按转让价结算或入股折价；二是销售产品中，包括技术收入；三是技术许可，收取许可费。这些都是国际贸易常规方法，莱特希泽把企业通过商业合同建立伙伴关系、转让技术、资源合作叫强制技术转让，荒谬透顶，完全是歪曲。
2009年以来，中国R&D（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每年达20%的增长，2018年达到2万亿元，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占GDP的2.13%。除了2600所高校、10 万家研究所、600多万研究人员之外，中国研发投入中，企业占到77%。对此，美国前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拉里• 萨墨斯曾评论说：“中国的技术进步来自哪里？来自那些从政府对基础科学巨额投入中受益的优秀企业家，来自推崇卓越、注重科学和技术的教育制度，主导地位就是这么产生的，不应抹杀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巨大努力和成效。”通过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等，中国短短十几年建立一套完备且高标准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完成了西方几十年、上百年才完成的路径。
莱特希泽在听证会报告说：“中国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1650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2.4万亿美元，很大程度归功于不断扩大的对美顺差。这些储备是如何导致2008年的经济危机的呢？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使其价格上涨，从而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低于应有水平。长期利率降低使得美国家庭消费水平提升，并扩大了储备和投资之间的差距。而且，因为外国储蓄主要通过政府或央行之手，流向美国国债之类的安全资产，私人投资者为了寻求高回报便转向别处，刺激了金融工程师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比如抵押债务，引发了次债。确实，贸易赤字显然在制造2008年破灭的金融泡沫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天下人尽皆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原因是2001年科技互联网危机后，当时股市一年里跌了50%以上，再加上“9• 11”事件，美国政府一是降息（从6%降到1%），二是采取零按揭刺激房地产，三是将房地产次贷在资本市场1:20加杠杆搞CDS，最终导致泡沫崩盘。2007年，美国房地产总市值24.3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到173%；股市总市值达到了20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到135%。
2008年危机后，美国股市缩水50%，剩下10万亿美元左右；房地产总市值缩水
40%，从2008年的25万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15万亿美元。将这种危机归之于中国，亏他们想得出来。
莱特希泽在听证会报告说：“中国购买美国债券，并不是基于支持美国经济的无私帮助，那些购买行为是中国想要阻止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必然结果。中国领导人将利用出口来创造中国赖以维持稳定的必然。”
这个观点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谁都知道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政府买主，对维系美元的信用、世界货币的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竟被曲解成为了人民币贬值，如此这般让人情何以堪，谁还会有投资美国国债的热情。
事实上，由于美国经济的结构、体制，美国必须保持较大的逆差，向全世界输送美元，为此，美国不断降低本国制造业比重（只占国民经济的15%），以确保美国不断增加进口，输出美元；美国必须确保较大的国债发行能力，以确保政府收入维系美国的社会保障和军事能力，这是美元霸权的条件。谁都知道，美国需要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国债拥有较大的热情，这是美国国债得以发行的重要保障条件。美国国债的发行过程也就是美联储美元货币发行的过程，这个过程除了美联储购买国债之外，亟需外国投资者购买。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到底谁是真正获
利者？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有过一番评论，大概意思是说： “当今世界有个奇特的怪圈，发展中国家辛辛苦苦给发达国家打工，好不容易收入了美元，又将这些美元低利息地、上万亿地借给发达国家，买了发达国家的国债，而发达国家又将这些低息外汇投资到发展中国家，赚取10%以上的高额回报。” 这个论断被经济界称为斯蒂格利茨怪圈。可见，谁是谁非，大家心知肚明。
通过以上五论，可以看到美国声称的中国是美国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是美国至今为止最大的贸易问题等论断完全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蛮不讲理、倒打一靶的行径。入世以来，包括美国等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大幅度增长，原因在于中国有好的基础设施、好的开发区、好的且低成本的劳动力素质、好的营商环境、好的要素供应，包括能源、水电气等，最重要的是有上中下游产业链配套。明明是好的进步，怎么变成问题和根源？须知这中间没有任何人能强迫老板投 资，只有利润可观、法治清明，才能让跨国公司蜂拥而来。
二、美国政策制定者犯了六个错误
一是他们没有反思一个基本事实。当年中国入世，美国没改变任何政策，没降低任何关税，没修改任何贸易法，美国进口限制或出口管制也没有特别取消， 因为美国市场本来就对中国开放进口。什么都没做，也就没有吃任何亏。美国只是维持入世前已用于中国的市场准入政策。所以，中国入世，美国没损失。而中国降低了关税，开放了电信业、金融业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投资，按低得多的关税在中国销售美国汽车等等，美国企业受益良多。
二是他们没有预见到最近十几年中美经贸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两国互利合作的结果。如果单单一方受益，一方吃亏，不可能取得这种成果。
三是他们没有考虑中国入世后以开放倒逼市场化改革，改善了的营商环境得到了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全世界企业的青睐，中国劳动力、要素供给的比较优势， 使美国在内的外国企业取得了丰厚的回报，外资投资也由此大幅增加了200%。
四是他们没明白的是从1980年以来的30多年，国际贸易出现了新格局，70% 的贸易量是中间品贸易，包括中美两国制造业在内的全球制造业的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一体化，已经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无法采用重商主义时代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来分割了。
五是他们没反思2008年次贷危机根本原因是美国经济脱实就虚，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杠杆过大、制造业比重过低，产业空心化，结构失衡，造成贫富差距加大，
再就业问题突出。
六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当今世界以邻为壑地把自己的问题转嫁给别人，利用自己的强国地位、货币信用为所欲为，是行不通的。
历史证明，解决政府债务危机、经济泡沫的根本办法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靠实体经济发展，拉动税收增长；靠合理的产业结构获取经济收益，平衡国际收支；靠经济要素供给总量合理，减少赤字，约束透支，让政府债务与GDP比重平衡。
三、特朗普大搞贸易摩擦必将自食其果
特朗普高举加征关税的大棒、大搞贸易摩擦是损人不利己的政策，必将自食其果。
第一，特朗普声称对中国出口美国的5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政府将多收1000多亿美元关税，这些都是中国支付的，以此论点获取美国民众对他的支持。实际上，这些关税是由美国的进口商支付的，最终必然转嫁到美国企业和民众身上。
第二，出口美国货中相当部分是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后的出口货，加征关税， 伤了美国自己的公司。
第三，中国反制报复，加征关税。美国出口中国的1500亿美元商品中，相当部分为芯片、半导体等，是美国在中国企业的供应链中的战略物资，加税会增加他们在华企业的成本。
第四，在贸易摩擦中，美国政府为了打击中国企业，采取高科技零部件断供措施，中国市场往往占了这些美国高科技企业20%～50%的份额，当你断供中国， 首先引发的事实是丢掉了市场，造成这些美国企业业务巨额萎缩、亏损甚至破产倒闭。
第五，当今世界，每一个全球性商品生产都有上千家上中下游企业，构成了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贸易战扭曲了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要搬迁一个总装厂，牵一发而动全身，重新布局少则两年多则4年，必然造成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在这三四年里丧失了产业链把控、供应链纽带的管控能力，在国际企业跨国竞争中此消彼长，必将导致一批美国龙头企业就此没落。
围剿华为的科技战，美国失算相比3G、4G，5G的重要性史无前例。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改变产业，除了家庭消费的高清视频、VR/AR等之外，5G未来主要是走向工业化应用，是今后10年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是国家科技战略的重要支
点，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引擎。预计10年之后，在全球将形成上10万亿美元的产业链。
2G时代，中国全面落后；3G时代，中国开始露头；4G时代中国基本跟进，进入第一方阵，不再落后；5G时代，中国开始领先，从芯片、终端和基站到网络和应用，5G产业链较长。中国在华为领头羊的带动下，在标准化、产业链布局和推进等方面起主导作用。
在4G领域还是全面领先的美国，在5G时代出现了问题：一是5G通信设备缺少供应商。欧洲有诺基亚、爱立信；中国有华为、中兴通讯；美国为零。二是波段问题。由于中低频率的波段被美国军方占用，在美国原来不许民用中低频率的波段。这些年美国民用通信领域只能使用高波段即毫米波段，所有商业开发者都集中在高频率波段，由于低频率波段的电波波长更长，传输距离更远，所需基站数量少、成本低、穿透能力强、覆盖范围广，而在高频率波段，电波波长不长，连树叶和人体可能都穿不过，容易受到阻挡，所需基站数量多、成本高、穿透能力差、覆盖范围小。现在美国紧急转向，调整政策，开放低频率波段，但为时已晚， 在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中，美国已经OUT了，落伍了，被边缘化了。 三是基站覆盖问题。目前，全球4G基站500多万个，中国占370多万个，美国仅有40万个左右，其余各国约100万个。由于基站覆盖数量不足，美国部分中小城市 尤其是边远农村地区的4G通信质量较差。四是通信领域基础科研问题。上世纪60 年代以来，美国科研机构及其公司在通信领域全面领先世界，尤其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及其所属的贝尔实验室曾经20多年独领风骚，取得了多项诺贝尔科技奖。
90年代以来，美国因反垄断理由肢解了AT&T和贝尔实验室，自那时起，美国通信领域的领先地位逐渐下降。
中国在5G领域一则有巨大的市场拉动，二则由于4G基站广泛覆盖为5G基站建设打下了基础，三则波段合适。5G问世，中国必然成为全球标准，赢家通吃，胜者为王。大家只能向领头羊看齐，这很可能会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通信领域的全球发展格局。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事。为此，美国以举国之力对华为进行了五大围剿：一是孟晚舟事件；二是以国家安全名义把华为列入限制性实体清单，禁销华为产品；三是高通、英特尔等产业链上游企业断供； 四是谷歌对华为停供安卓操作系统，ARM芯片框架设计软件停止授权；五是把华为从IEEE、WIFI联盟除名。
然而，这一次美国政府失算了。华为作为通信领域全球的领头羊企业，在5G 基站、终端、相关芯片和其他网络设备上处于领先位置，并自主研发了操作系统， 具有足够的实力和智慧化危为机。一是率先开发了全球领先的5G基站；二是大批量生产销售了世界一流的手机终端；三是研制开发了基站芯片、服务器芯片、手机芯片、AI芯片、路由器芯片和5G基带芯片；四是开发了能同时覆盖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鸿蒙操作系统，可替代Google的安卓操作系统；五是为防范供应链上部分产品断供、封锁，开发了相应的备胎技术。
四、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是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制胜法宝
按中央要求，以不变应万变，抓好改革、开放、创新，办好中国自己的事， 是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制胜法宝。
美国政府贸易霸凌主义行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根据美国国内法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二是片面指责他国实施产业政 策。三是以国内法长臂管辖制裁他国。四是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经贸问题ZZ化。
应对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国有足够的回旋余地、足够的韧劲，有足够的不管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的定力。对贸易摩擦，我们不愿打也不怕打，美国要打奉陪到底。与此同时，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以不变应万变，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中国都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
要认认真真抓好六方面工作：
一是对贸易摩擦的艰巨性、长期性要有足够的准备，要做最坏打算。这场贸易摩擦轻则影响GDP的1%～2%，重则影响5%～10%，不仅影响进出口，还会影响就业，影响投资，包括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会出现观望彷徨、减少当期投资。一些外资也会心存别意、撤资走人，要做好这方面的预判。还要防范贸易摩擦中， 可能发生科技、汇率、金融等方面的摩擦，并警惕美国的长臂管辖、SDR特别指 定国民名单、扣押美元资产、冻结结算系统等等。总之，要尽早应对，未雨绸缪， 提出对等的有效阻断措施。
二是要把更多的增长动力转向国内需求上来，坚持“六稳”调控方针，做好因贸易摩擦而受影响的困难企业工作，落实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采取措施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三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拥抱全球产业链， 抓好创新驱动，补短板，抓好战略性基础创新、产业链核心环节的自主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是要加速国内改革，加强完善知识产权和私有产权保护，加速市场化改革， 消除各种市场垄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决定作用。
五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开放是中国的自主选择，决不会因为美国搞贸易摩擦而关闭大门。
六是要捍卫多边主义原则，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履行WTO原则，全方位开放， 加强国际友好，积极参与并推动WTO改革。在应对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同时，另辟 蹊径，与日、韩、欧盟、东盟深入探讨FTA，并争取早日与他们签订自由贸易协 议。由此，美国的跨国公司也会奔向我们而来。毕竟，中国今后15年，会进口30 万亿美元的商品，10万亿美元的服务贸易，中国又是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最齐全的国家，进口大国是世界强国，供应链的掌控是王中王。这样，贸易、产业、金融
（进口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都活了，从而实现变被动为主动。
关于中国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建议
（2019年6月25日）
一、五大特征、颠覆传统
颠覆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见怪不怪的经济现象。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通讯———六大现代信息科技的基础平台，正在极其深刻地影响着传统经济领域。可以说，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与这六大信息科技结合， 就会立即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
为什么六大现代信息科技会有如此强大的颠覆性？研究表明，六大现代信息技术实际存在“五全特征”：全时空、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时空”是指：打破时间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瞬间连成一体，信息每天24小时不停地流动。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的每一个点。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 把人类所有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收集和分析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
恰因上述“五全特征”，六大现代信息科技的基础技术和应用技术产生强大的互动，正反馈循环，极致性地提升了互联网“对社会公众的聚合与整合”能力， 极大地提升了社会公众个性化需求的识别能力，极大地提升了互联网功能业务线的派生能力，极大地提升了互联网商业价值和资本价值的增值能力。用一个不很准确的描述：六大现代信息科技可以把经济肌体上数以亿计价值极低的单体细胞群幻化为在某个领域具有极高价值的、差异化的功能干细胞；进一步，它可以把所有功能干细胞集合一体幻化为全能干细胞———具有超级价值的全息价值体 系，从而成就了经济肌体的基因突变，大大增强了企业的经济预见性，大大增强了企业的经济质量、效率、效益。
正因为六大现代信息科技的上述特点，目前世界各国在此领域的竞争异常激烈，基础技术和应用场景日新月异，资本价值不断攀升。依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提供的数据，2017年，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高达27万亿元人民币，而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数量超过8亿，普及率57．7％；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占网民总数的98．3％。尤其是六大现代信息科技的基础
平台深度融合之后，互联网产业进一步爆发，对传统经济领域构成更加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与这六大现代信息科技平台结合，就会立刻幻化出全新的经济或商业的组织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经济、产业和企业的概念，并带来新的价值。这类事例几乎贯彻所有巨无霸式的互联网平台。比如，2018 年10月，某新型保险机构和支付宝合作开发了一款名曰“相互保”的互助保险产品，仅仅42天便聚集了2000万人参保，涉及金额近40亿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阿里巴巴电商平台所形成的巨大客户数据造就了支付宝庞大的客 户群，而支付宝的庞大客户群又造就了更加细分的“相互保”市场，把全部业务线加总所形成的相互支撑、相互依托的业务集群和效益，又造就了阿里巴巴巨大的资本价值。再比如腾讯，以社交网络平台起家，跟随六大现代信息科技的不断进步聚集了庞大的用户数据群，而这样的数据群除传统广告价值外，并不存在超乎寻常的商业价值；但腾讯以此庞大数据为基础进行业务分化，分化出不同功能的业务线，从而产生新的产业链群和价值链群；各个功能业务线———产业链和价值链进一步形成彼此依托、相互促进的产业集群，不仅将为企业带来巨大的超额利润，同时也会带来传统思维方式难以企及的资本价值。最典型的例证就是： 当互联网帝国开发了网络金融业务之后，金融打通和附能所有业务线，使得金融业务和所有互联网业务都产生更大的杠杆效应，并带来传统方式之下难以想象的巨额商业价值和资本价值。
二、祸福相依、利弊相伴
利弊永远相伴相生。六大现代信息科技带给经济更高质量、效率、效益的同时，也给社会公众和社会管理带来大量超乎传统的风险。比如，巨额资本堆积使公众聚集速度、规模动辄数以千万计，与传统产业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这使得互联网帝国一开始就“大到不能倒”，而且其所形成封闭独立的管理体系， 很容易让资本意志绑架公众认知，从而对抗政府管理。再比如，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00款头部Ａｐｐ，有91款存在过度采集客户隐私信 息的问题；2018年9—11月，苹果手机使用者的支付宝账户就被大面积偷盗；而 近年来互联网“黑客”门槛也越来越低，浙江网警2018年抓获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刑满释放犯，他仅自学五年电脑“黑客”知识，就成功侵入一家上市公司网站， 窃取数据、阻断订单、勒索钱财，造成公司1000多万元损失。尽管此犯已经落网， 却凸显我国互联网安全环境的脆弱性。
毫无疑问，我国在信息安全方面已经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同时也在针对国
家信息安全问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否能在短期内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估计不行。这不是谁努力不努力的问题，而是六大现代信息科技基本特点所决定的，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尤其在必须保障数据安全的金融方面，其安全隐患更是：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一旦出风险，损失难数计。风险防不胜防是最为令人担心的问题。关键有两条：一是六大现代信息科技的发展速度过快，过去10年一代，现在可能2～3年一代，而新的应用技术更是层出不穷，高速迭代；二是互联网企业对客户体验感有着天然的极致性追求，这会导致大量“尚无法研判成熟程度的技术”被无条件地应用在金融业务方面。
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六大现代信息科技带给传统金融业务方式的颠覆性进步， 更应看到它对我国金融安全意识和信用意识会构成严重颠覆。截至2018年6月， 我国通过互联网购买理财产品的网民数量已经高达1．69亿，同比增长30．9％； 使用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系统的用户数量更是高达5．69亿。2017年12月末，网民线下使用支付宝、微信等支付手段进行消费的人数比例是65．5％，而半年之后的2018年6月末，人数比例则升至68％。与此同时，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过度消 费、超前消费蔚然成风，《2018年第三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报告显示， 透支消费所形成的逾期6个月以上的不良贷款已经高达880亿元，而2010年年底， 这个数据仅为76．86亿元，8年增长10倍。这显然是国民金融安全意识和信用意 识日趋淡漠的结果。还有，过去5年间，我国以Ｐ2Ｐ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爆炸式发展，2016年巅峰之时数量近5000家；但2017年一年之间，就有3000多家不合格、不合规平台自行或被迫退出，并暴露出大量爆仓、跑路的骗子。涨潮迅猛、退潮急速，短短几年Ｐ2Ｐ已经处于高危状态，恶性循环不断扩展，2018年上半年倒 闭的Ｐ2Ｐ平台达721家，仅7月份新增问题和停业平台超过100家，大量人民群众落入Ｐ2Ｐ设下的庞氏骗局，使原本极其珍贵而稀缺的金融资源变成少数骗子的 财富。目前，所谓网贷平台大约还有5000万用户，人均2．27万元投资，总规模 超过1万亿元。另外，以互联网为通道的货币基金近年高速增长，2018年6月总规模达到8．7万亿元，其负债与资产的严重错配已经构成巨大的流动性风险，也引起金融监管当局的强烈担忧。还有，互联网金融环境下，资金运转速度高出过去若干倍，这会不会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这个问题至少值得研究。
三、下大决心、兴利除弊
从理论上说，六大现代信息科技在安全问题上存在“三元悖论”：安全、廉价、便捷三者不可能同时存在。但是，金融特质要求金融企业在安全问题上必须
无限趋近于100％。在此前提下，互联网金融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廉价和便捷之间寻找平衡。而目前情况看，互联网金融巨头推崇和炫耀的就是“极其便捷＋极其廉价（免费使用就是极致廉价）”，并以此吸引公众使用。凭什么做到“极其便捷＋极其廉价”？是不是牺牲了安全系数？其实，千奇百怪、防不胜防的安全风险出现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已经回答了上述问题。
当然，有一种解决方案被互联网金融公司采用：既保证便捷和安全，但通过其他方式支付高昂的成本。比如，互联网支付平台通过海量资本投入，超高速度聚拢客户人群，然后利用客户存入支付账户的保证金去搞投资，从而获利，覆盖便捷和安全必须支付的高成本。其一，这已经构成了典型的非法集资；其二，必须确保安全的客户保证金被暴露在投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之下。目前，中国央行已经发现问题，认为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并不关心金融服务质量，而更关心能够汇集多少客户保证金。于是出台法规，上收支付保证金至央行账户。尽管这样做可以防止互联网金融公司滥用客户支付的保证金，但又会带来新的问题：其一， 导致货币政策操作“收长放短”，形成紧缩货币政策效应；其二，互联网金融公司无法平衡运营成本，要么降低安全标准，要么提高收费而保持便捷使用。调查发现，蚂蚁金服等垄断某一电商平台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正在利用垄断优势，不断拉长小微电商商家的“回款周期”，一来更长时间地无偿占有商家货款；二来逼迫电商商家增加周转性商业信贷数额，以此增加互联网金融公司的盈利水平。如此所为，不仅导致电商商家经营更加艰难，同时也极易使商家背后的家庭落入金融陷阱。
鉴于“三元悖论”无解但客观存在，也鉴于六大信息科技带给互联网金融超高的集合力和传染力，更鉴于金融行业特殊的安全诉求和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 建议尽快采取以下措施以确保中国金融安全和健康发展。
第一，稳妥而坚决地割除行业毒瘤，通过牌照管理将Ｐ2Ｐ等互联网金融公 司数量压缩至50家以内，使之回归到实验或试点阶段。互联网金融本质就是金融， 既然如此，互联网金融必须由银保监会实施统一的牌照管理和专业管理，这一点没有讨论的余地。现在，互联网金融交由各地政府金融办管理，这不可行，原因是技术能力和专业能力都无法满足要求。发达国家的Ｐ2Ｐ公司是在银行信用卡 违约市场上成长起来的，其基础是个人征信体系极其完备，偶然违约者为寻求远低于银行信用卡罚息，通过Ｐ2Ｐ平台借入较低成本的资金归还银行信用卡。但 中国Ｐ2Ｐ业务100％是假的，是Ｐ2Ｂ模式，属于个人群体针对小企业的借贷行
为，极易发生两大问题：其一，按照现行法律法规，Ｐ端只要超出200人，Ｂ端则属非法集资，而中国Ｐ2Ｐ公司大量存在此类违规问题；其二，网贷公司根本没有能力向投资者提供真实有效的企业信息，大都依靠借新还旧不断滚大雪球以维系Ｂ端企业还款能力，投资者不仅不能分辨企业真实还款能力，而且极易落入庞氏骗局的陷阱。有人说，大数据、云计算等六大现代信息科技可以解决企业信用评估的问题，笔者认为不能。其一，真要利用六大现代信息科技解决信用评估问题，那将意味着巨大而无底洞式的科技投入，如此巨额成本，中国没有哪家Ｐ 2Ｐ平台有能力支付，一旦支付则意味着永远亏损，因为六大信息科技更新换代非常快，而每次迭代都需要支付巨额成本；其二，六大现代信息科技只是从理论上说可以解决企业信用评估问题，但实际应用并未获得足够的历史数据支持；其三，小偷和警察都在使用同样的信息科技工具，只要警察的技术稍有漏洞或小偷的技术稍微超前，警察就不是小偷的对手。所以，互联网金融只能被控制在试点阶段，绝不能遍地开花。
第二，互联网金融公司必须“独立建构”，即实施有效的物理设备独立、数据信息独立、注册资本独立、法人资质独立、运营团队独立，绝不能继续容忍互联网金融公司与电商、娱乐等非金融平台混为一体、跨行业经营，更不能容忍跨行业经营所带来的数据交互使用。金融业务必须独立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业务对数据安全性的要求完全与电商平台、娱乐平台不可同日而语，传统金融机构为了确保客户数据安全，100％采用内网、外网绝对隔离制度，凭什么允许互联网金融公司低成本依托一般性、开放度很高的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业务？这既是金融安全问题，也是金融市场竞争公平性问题。另外，跨行业经营的模式下，非金融业务风险极易转化为金融风险。比如，因打假导致电商平台上大量贩假商户破产，而这些商户拥有一定数量的贷款，也许规模不大，但因其对市场心理构成影响，结果导致较大金融风险及金融风险的快速传染。从国际经验看，一般性互联网平台公司绝不敢随意染指金融业务，美国的脸书、亚马逊、雅虎等平台公司都很大，股价市值同样可以达到数千亿、上万亿美元，但它们再大都不敢轻易染指金融业务。这里至少有四个因素：其一，成熟的商人懂得术业专攻，懂得长期坚守自己，不断创新自己才能使自己炉火纯青，获得足够的行业地位和进入门槛， 才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其二，一般性的互联网商品销售平台，其底层技术的安全等级无法满足金融要求，要满足金融业务要求，必须投入巨额成本，这往往得不偿失；其三，美国对金融公司有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一般性互联网公司从事
金融业务，一旦发生风险，公司根本承担不起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其四， 鉴于所有业务点的风险都可能迅速转化为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反过来又会拖垮所有非金融业务，所以成熟商人绝不愿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第三，政府必须建立商业机构数据分级管理制度，所有互联网公司都必须接受政府数据监管，而且政府必须确保数据信息从低级到高级单向流动。比如，一般性个人数据信息可以流入互联网金融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数据可以流入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国家安全机构、税务审查机构、特许征信机构等。但绝不允许反向流动和交叉流动。另外，国家需要立法，保证政府拥有强制性信息采集权利， 通过这一制度建立有效的“国民综合数据总库”，并以此为公共服务平台，针对特定对象（比如金融和征信企业）提供有序、有偿、有限、有效的数据服务，可以帮助互联网金融公司大幅降低企业或个人的征信成本，更好地发展普会金融； 还可以帮助中小微企业增强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同时，这也是数据化时代政府管理适应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四，客观上说，数据存在等级高低之分。两个层面：从数量层面，客户群体数量越大，数据级别和价值越高；从品质层面，对单一客户数据掌握的越全面， 数据级别和价值越高。现代互联网业务发展已经呈现出一个明显特点：以巨大的资本实力，通过对社会公众个体给予小利，而急速将十几万、几十万甚至百万、千万人群汇聚在一起；同时，通过横向交易、交叉互助，迅速将支离破碎的低价值数据，拼接为更加全面的高级别、高价值数据。正因如此，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必须适应数据时代要求，构建确保数据有序而安全流动的制度体系。否则，任由数据随意交易、随意交互，势必导致资本实力雄厚的机构掌握最多、最全面、最有价值的数据，从而形成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最精准的资本利益索取，以及最大化的、为资本利益服务的公共平台。这不仅对国家信息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同时还会达成“通过绑架公众而绑架政府”的目的，非常危险。此类事例并不少见，比如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市场基金，用虚假宣传和蝇头小利诱惑社会公众， 立即形成上亿公众参与而使货币基金规模急速膨胀，从而形成大规模的金融空 转，严重拉高社会金融成本，但就因为涉及公众利益，结果尾大不掉，绑架了金融监管。如果类似情况发生在数据控制方面，社会管理是否会出现国家信息安全被绑架的问题？还有共享单车项目，明显找不到盈利模式，但却获得巨额资本追逐。为什么？为了流量（流量＝人群＋数据）。资本要流量做什么？不知道。所以从现在起，一是政府必须以强有力的技术和行政手段，建立网络数据流动的交
通法规，同时建立网路警察制度，绝不允许任何商业机构，以任何形式从事无序的数据交易、交互业务。二是所有数据只可以从低到高单向流动，而绝不允许反向流动或交叉流动。三是为有效地体现数据时代的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政府必须是国民最高级数据的拥有者，以及数据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者和提供者。四是只有政府提供有序、有偿、有限、有效的数据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才有可能大幅降低，这也是一个国家建立有效的、普惠性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五是政府必须对互联网公司数据收集做出层级管理安排，需要对社会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收集，什么样的数据不能收集，采集不同级别的数据应当接受不同层级的监管。也就是说，政府对网络社会实行差别化管理措施，商业机构涉及数据级别越高，政府管理要求越高。
第五，在数据时代，数据信息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产和资源，也是国家最重要的安全领域之一，所以政府必须强化网络国界建设，任何商业机构都无权将中国数据信息对外国提供，更不允许以此从事商业经营，否则等于中国信息情报泄露。
第六，通过立法，坚决打破“互联网商业王国”的金融垄断。现在，互联网金融公司可以任意向外拓展业务，但绝不允许其他金融机构侵入自己的领地，这几乎就是一种“王国”性质的商业模式。阿里巴巴的蚂蚁金服可以对任何社会成员提供金融服务，但阿里内部所有业务的金融需求却只能由蚂蚁金服提供，京东如此，腾讯同样如此。这样的商业模式不仅限制了金融市场公平竞争，而且极易对“王国”内部的人群构成盘剥式的伤害。比如前文提到的例子，电商平台通过拉长回款周期，迫使商户借重内部唯一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周转，从而使内部金融机构获得巨额垄断收益，这实际是让全社会为其金融行为买单。有人说，传统企业不是也搞金融公司吗？这些金融公司不是也为企业集团内部提供金融服务 吗？但不一样，关键问题有二：其一，传统大型企业所设金融公司依然属于传统金融企业，不存在排他性和对内垄断问题，自己为集团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 并不排斥其他金融机构为集团公司提供服务；其二，企业内部的服务对象数量很少，不构成强大的社会性，但“互联网商业王国”不一样，电商商户数量动辄数以千万计，涉及千万量级的家庭利益，其已经具有强大的社会属性，万一出现问题就很可能演化为社会问题。所以，政府对于大型互联网商业平台公司的管理也必须打破传统，绝不能简单遵循一般性法人公司管理原则。也就是说，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必须渗入这些大型平台公司，以《反垄断法》为准则，打破互联网
“王国”的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尤其是对互联网金融的管理，必须把它从“互联网商业王国”中剥离出来，变成一般性金融服务企业，让所有金融企业都能为同一互联网商业平台公司提供服务，这才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实际上，在互联网电商平台大规模挤出传统商业企业之后，传统银行失去了大量零售商业客户，眼睁睁看着互联网电商平台公司利用技术优势、资本优势、法律优势，用“烧钱”的方式大搞金融垄断，属商业垄断；而法律又不允许传统银行自行投资互联网商业平台，这是极不公平的金融和商业环境。从国际情况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允许几家商业寡头控制95％的公共服务行业，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允许互联网商业平台公司建立畸高的商业霸权地位，更没有允许其一出手就“大到不能倒”。所以，在六大信息科技突飞猛进、数据技术应用场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政府必须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突破传统管理禁区，将大型互联网商业平台公司视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并加以有效管理， 塑造数据时代的公平市场。
第七，鉴于互联网商业平台公司的商业模式已经远远超出传统商业规模所能达成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互联网商业平台公司与其说是在从事商业经营，不如说是在从事网络社会的经营和管理。正因如此，国家有必要通过立法，构建一种由网络安全、金融安全、社会安全、财政安全等相关部门参加的“互联网技术研发信息日常跟踪制度”。也就是说，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授权之下，有权以恰当的技术和物理手段，跟踪观摩所有大型互联网商业平台公司技术研发的进展状况，而所有大型互联网商业平台公司也有义务接受政府技术的询问。在数据时代，政府要管好网络社会的公共事务，摆脱资本绑架社会公众所带来的管理被动，政府必须时时刻刻在技术上与商业机构保持同水准、同进度的研究状态。否则，在技术高速推进的前提下，监管将永远处于落后而被动状态。更重要的是， 网络技术只要有微小的级差，就会导致人群效应和传播速度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变化。政府管理技术稍有迟疑或滞后，就很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社会风险。所以， 政府及时掌握互联网商业技术进步的信息，提前介入风险控制点的发现和控制手段的研发，及时提示互联网商业公司必须注意的风险问题，对政府监管和互联网商业公司都是大好事。因为，公司可以据此强化新技术项目的完善，避免巨额成本投入之后突然被叫停的风险。当然，这样的做法或许会使互联网应用技术的进步速度略有减缓，但这是必要的，互联网应用技术本来门槛就不高，它们往往比拼的是资本实力，比拼的是瞬间垄断市场的能力。所以，这样的放缓反而有利于
市场公平，有利于把社会风险降到最低，至少降低到可控的程度。
第八，既然互联网商业平台公司的运营带有强大的社会性特征，出现错误就会穿透一切屏障急速传播，从而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甚至动荡，所以这类公司的商业行为必须充分担负起必要的社会责任。如果因为降低商业成本而疏于管 理，导致数据信息倒买倒卖，或出现类似“嘀嘀司机强奸杀人的事件”，政府必须予以此类公司超乎寻常的重罚，要罚到它倾家荡产，甚至判罚出局，这样才能向全社会宣誓互联网商业公司的社会责任及其价值。其实，西方国家的社会文明都是严厉处罚之下的产物。据了解，美国对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有着明确的法律约束，尽管各州有所差异，但涉及反垄断和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多达52部。
第九，网上安全认证技术，比如生物、二维码、虹膜、指纹、刷脸、声音等辨别认证技术必须“特许经营”，凡此类技术公司设立必须“先证后照”，必须有较高的进入门槛。认证识别系统属于重大国家安全范畴，但在未经长时间的安全检验的情况下就在互联网金融业务上大量运用，这明显违背了金融行业安全必须无限趋近于100％的要求。所以，目前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支付、资金划转必须坚持小额原则，同时各类互联网认证识别技术，只能允许线下使用，而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试错之后，才能在国家技术管理部门授权之下，上线试点，逐步成熟，逐步推开。现在，互联网金融业务经常受到黑客攻击，这些攻击实际都是突破了网络认证系统。所以，如果网上传递识别信息，而没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做保障，任由谁都可以开发，而且以廉价和便捷为出发点而忽视安全水准，那伪造就不可避免，网络黑客也将大行其道。所以，所有互联网识别技术必须接受公安部门的技术监控。网络社会是虚拟社会还是真实社会？界限已经变得非常模糊 了。但毋庸置疑，正因中国有近14亿的人口，而且主要发达地区人口密度很高， 所以在数据时代，中国天然具有数据经济的比较优势，并以极快的速度跻身于互联网大国、网上消费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大国。互联网电商在人口密度较小的国家就会发展艰难，因为物流成本过高，但在人口密度很高的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所以，从数据的规模和品质考量，中国优势明显，而且一定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比较优势。但与此同时，这一优势同样也是各国数据经营者、网络黑客和敌对势力都迫切希望掌控的巨额价值。所以，中国丝毫没有懈怠的理由，政府必须尽快认真、切实、有效地介入互联网数据管理、信息管理， 刻不容缓地主动作为，这才有可能使政府摆脱对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的被动性，并防患于未然，确保国家信息安全。
区域中心城市郑州的战略定位与发展重点
（2019年9月25日）
一、郑州发展的战略定位问题
2018年，郑州在三个重要的城市指标上有了里程碑意义的突破。一是常住人口突破了1000万；二是建成区面积增加了200平方公里左右，使得郑州市域的建成区突破1000平方公里；三是ＧＤＰ突破1万亿元。郑州在2018这一年实现了三个指标一起突破，具有历史性意义，标志着郑州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郑州的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郑州下一步应该发挥怎样的功能？需要从全局出发来谋划，要周全的规划和顶层设计。我国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份，超过1亿人口或者7000万到1亿人口的大省有七八个，这些省的省会城市一般跟本省的经济比例有一个约定成俗的逻辑， 这个逻辑大体可以用“一二三四”四个指标来衡量。一是省会城市的占地面积大体上是省土地面积的5％～10％。河南省有16万多平方公里面积，郑州市域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占5％左右的比例，显然有些偏低了。二是省会城市、中心城 市的人口一般应该占全省人口的20％左右。河南省有1亿人，郑州事实上应该达 到2000万人，但目前只占全省的10％，只有1000万人。三是省会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应当达到全省ＧＤＰ的30％左右。河南省ＧＤＰ接近5万亿，郑 州是全省的20％，偏低了。如果整个河南省增长5％～6％，那么郑州应比其他兄弟地市要快半步，别的地方平均增长6％的话，郑州就应该增长8％或者8．5％。四是有关服务业。中心城市的服务业，包括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市场主体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应当占全省同类行业比重的40％左右。如果整个河南省的服务业有1万亿的话，郑州市应该占40％，就是4000亿。用这个“一二三四”去框的话， 可以把郑州15年以后该达到的目标值、功能定位想清楚了。这不是主观的，也不是想做大就能做大的目标值，而是从全省的角度，从中原地区的角度看，郑州应该有这么一个责任。然后按照长远的顶层设计，脚踏实地的一年一年规划、五年五年规划，并互相衔接，这就会为郑州的发展产生不懈的动力。
另外，到了超级大城市做规划要想三件事、三个圈，一是城市本身的2000、3000平方公里核心圈的规划，二是城市圈大都市圈的规划，三是超级大城市同
200～300公里半径内关联的其他大城市、特大城市形成的城市群规划。像开封、许昌、新乡、焦作4个地市都在郑州100公里的范围内，是郑州大都市圈的四兄弟。
在300公里以远的地方，还有洛阳、南阳、信阳等其他一些城市，都与郑州有联系，都以郑州为核心，这就是城市群的逻辑了。
理清上述概念可以给郑州几个定语：第一，郑州是我们国家的超级大城市； 第二，郑州要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将是经济中心、贸易中心、交通枢纽航运中心； 第三，郑州是中原地区城市群的领头羊，形成以郑州为中心、为枢纽的一个城市群。
总体说，郑州在2018年三个里程碑意义的指标突破以后，按照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有“一二三四”的目标。作为超级大城市搞规划就要有三个圈的概念，核心圈、大都市圈、城市群的概念，有了这些概念以后，如果经过若干年实现了，逐渐在功能上就体现出经济中心、贸易中心了。郑州不是国家综合性的金融中心，但至少是中部区域的产业链金融中心，因为有服务业的产业链，金融肯定会相应的发展。有些定位如交通枢纽、物流中心等等这些中心城市的功能也会自然展开。
二、郑州要抓好交通枢纽建设
郑州要大发展很重要的是要抓交通。交通枢纽至少有五种，对郑州来说发展好、建设好五种交通枢纽十分重要。
第一个交通枢纽是郑州引以为傲的米字形高铁枢纽。中国的高铁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城市运行的版图。到目前为止，中国真正叫做枢纽性高铁的其实就8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是终端型的枢纽；还有就是5个通过型的枢纽，中部地区是郑州、武汉、合肥，西部是重庆、西安。
第二个枢纽是货运铁路枢纽。郑州历史上是我国传统铁路货运的中心，郑州要成为一个经济中心、贸易中心，不仅仅靠人流，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货流，货流当然以铁路为中心。郑州在高铁时代要抓住机遇，要成为中国内陆最重要的铁路货运枢纽。现代铁路货运枢纽无非是两类：一类是矿物、粮食、煤炭等大宗物资集散枢纽地，另一类是铁路集装箱枢纽地。郑州要发展的是商品集装箱铁路枢纽。铁路集装箱的货运枢纽可能是三五个省范围内有一个，整个中部地区需要两个，长江南面一个，北面一个，南面在湖南湖北是个点，北面郑州是个枢纽点。一是因为郑州是超级大城市货运量充足，二是因为在历史上郑州就是铁路货运枢纽。可以建一个十平方公里的铁路配送站，再配十平方公里的物流中心，形成仓储、物流、货运中心。
第三个枢纽是航空。郑州机场现在能吞吐6000万人次、50万吨的航空货运。
随着电子邮包、跨境电子商务的不断增长，航空货运也会不断增长。郑州也要发展和建立基地航空公司；要多建机场航站楼上的登机桥；应该有很好的飞机维修， 有各种部件配送的保税仓库，是一个能提供免税航空油的基地，这样更多的飞机愿意到郑州来维修、加油，加油加的是保税的油，郑州的保税区与机场在一个区位上，要充分利用在机场里保税区的配套条件，为航空公司做好服务。另外，一个好的机场要有良好的商业商务服务。在香港，40％的收入来自香港机场候机楼里的小卖部、免税商店或者吃饭、休息、买衣服各种各样的活动场所。郑州机场的规模和旁边的空间绝对可以变成一个航空城，一方面是个大机场，另一方面是个大的购物中心、大的俱乐部、大的旅游中心。老百姓不光是坐飞机到机场来进进出出，还可以单纯为了买东西，为了开眼界，也会到机场来转一转。机场人丁兴旺，其他各种业务也会跟上。
第四个枢纽是轨道交通。作为超级大城市需要建轨道交通、地铁交通。地铁是个长远规划。地铁投资一方面是为满足居民出行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拉动， 可以拉动地铁站附近的房价，这样修建地铁的投资也就回收了。香港地铁政府没出一分钱，就是在地铁站上面加盖物业，香港地铁200多公里，基本上市场化运 作。郑州现在1000万人，至少应该有200、300公里地铁。再有，郑州作为一个超级大城市，要想着城市圈。在郑州500公里地铁网的外侧，辐射出4条或者8条到 新乡、许昌、开封、焦作以及周围地市州一级的城市轨道，这样整个郑州大都市圈可能形成的地铁、轨道交通是800公里。总之，从规划角度讲，城市中心圈是 地铁，大都市圈是轻轨，城市群之间是高铁或城际铁路。
第五个枢纽是通信。首先，目前郑州有个跨境电子商务一秒通，郑州已经成为互联网直联点。郑州还要做通信枢纽，互联网中心。其次，要建设ＩａａＳ（基础设施即服务）云计算中心这样的通信基础设施，郑州应该是个云计算中心，也即数据处理中心（ＩＤＣ）。这是个重要的产业，也是基础设施。再次，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大数据服务能力的ＰａａＳ（平台即服务）和人工智能软件服务Ｓａ ａＳ（软件即服务）。实际上一个地方如果把这三个功能搞好了，这地方也就超前于其他各个地方，会领先一步，而且步步领先。
三、郑州要加大公共服务建设力度
一个大都市除了基础设施好、城市空间、就业各方面好以外，公共服务也要好。郑州作为一个超级大城市，公共服务十分重要，标志性的医疗体系，标志性的教育体系，标志性的文化设施体系等都要相对齐全。在这三个方面郑州要下点
工夫。
一是医疗。如果说100万人需要一个三甲医院的话，河南省1亿人口，大体上应有100个三甲医院。如果河南省要有100个三甲医院的话，郑州这个大都市形成40个甚至50个三甲医院是应该的。郑州现在有18个三甲医院，需要再加22个。一个三甲医院投资至少是10亿元，20多个三甲医院需要准备200亿元的投资，整个 河南省就要准备600多亿或1000亿元的投资。投资医院是投入小、产出大，单从 唯ＧＤＰ论的角度讲，建医院只要有市场，比发展工业赚钱，还轻松，还得人心。因此，建三甲医院可以做个五年或十年规划。
二是教育。河南不算教育高地，但也不是教育洼地。河南应该占全国3000万大学生的1／13、1／14，应该有220万、230万名大学生。但现在整个河南大专院校的在校生才100多万名，好像少了100万人。另外，现在全国有3000多个大专院校，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做平均的话，河南也应该有200个，但现在大概只有130多个，学校的数量也少了点，在校生也少了点。河南省1亿人的普九是到位的，高 中毕业生普及率也与全国水平相当，数量也不少，比例跟全国平均值一样。但是这么多的高中毕业生能进大学的毛入学率却比全国低得多。因此，河南在教育上要加大投入。要将河南的高等学校建成150个、170个。还要建一些民办高等院校， 可以请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的大学教育集团到河南来建分校。还可以邀请一些大企业、大集团来河南或郑州办高等学校。
三是文化。郑州是个有5000年历史、3000年都会历史，很有历史渊源的地方。郑州作为一个超级大城市、中心城市，处在河南丰富的历史文化条件下，要围绕文化基础设施、文化作品、文化人才三个方面推动文化高地建设，要加大投资、有所作为。
四、郑州要努力成为开放高地
开放的高地有五个标志。一是口岸高地，内陆地区的枢纽口岸可以有航空、铁路和公路三种。这三种口岸都建起来，郑州的集输运系统、跨境电子商务的各种集输运系统都会变得更加一体化。二是通向世界各地的交通枢纽，包括航空、铁路、公路、航运等等，应该是一个同国际大交通枢纽能够直接连接的交通枢纽。三是开放平台、境内关外保税平台。保税区的功能不仅仅是一般贸易、加工贸易， 还可以做转口贸易、离岸贸易、服务贸易和跨境电子商务，是一个地区得以大进大出的功能性口岸平台。作为境内关外特殊监管区，郑州已经有了，但是目前仅有5平方公里，还需要再进一步扩展。四是自由贸易区。全国一共12个自由贸易
区，河南省级的自贸区有三个，郑州、洛阳、开封各有一个。自贸区营商环境建设要对标自贸协定（ＦＴＡ）中的零壁垒。自贸区也是个开放平台，而且是最高端的服务贸易的开放平台，是最高端的游戏规则制度的开放平台。在开放高地建设过程中，如果能把自贸区的探索试验做好了，开放就有了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郑州自然而然就成为中原大地最为开放的高地了。五是开放高地要形成一批开放的产业、开放的企业，这些企业、产业在这里可以大进大出。要有人才的开放、企业产业的开放、平台的开放，平台的开放又包括保税区、自贸区的开放， 还有枢纽口岸等等，构成整套的开放体系。
五、发展中城市的财政与投融资管理
如上所述，郑州市未来10多年要占河南省20％的人口、30％的ＧＤＰ、40％ 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总的目标是要实现贸易中心、交通枢纽、经济中心。这将涉及巨大的投资，包括五六千公里的城市道路需投资5000亿元，七八百公里的地铁轨道交通需投资4000多亿元，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需投资2000多亿元等等，大约共需2万多亿元的投资。这些投资有的可以市场化由企业来承担，有的可以公私合作（ＰＰＰ）方式承担，有的可能是国家级投资单位承担。毋庸危言，这中间相当多的是公共服务项目，至少有1万多亿元必须由地方政府的财力来承担。如何解决好巨额的投资资金来源，又避免过度负债风险，关键是要抓好财政管理、搞好土地储备，推进ＰＰＰ投融资改革。
第一，理财理念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水养鱼、涵养税源，不能竭泽而渔、寅吃卯粮、收过头税。在经济下行的周期里，更要发挥财政逆周期的调节作用，着力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负担，增强企业发展活力。通过涵养税源，扩大税基，最终形成一个低税费成本、低要素成本、低物流成本、低物业成本、低资金融通成本的“五低”投资环境。
第二，一般预算财力支出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不能搞透支，更不能搞赤字财政。在每年的财力调度运行过程中，政府要坚持量入为出，特别注意收支平衡。不搞财政赤字的关键在于努力做到收支的“三个平衡”。一是静态平衡，就是预算收支要平衡，“以收抵支”。二是动态平衡，指的是现金流平衡，要善于做到“十个锅子八个盖”。三是债务结构平衡，对于历史形成的既有债务，在结构上要做到短期和长期债务的调节平衡，严格控制短期债务的增长。
投入产出效益，但不能以财政资本过分地杠杆债务融资而扩大债务风险。对地方政府而言，怎样做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呢？就是在财政资本使用上，要注重投放到那些具有“四两拔千斤”效用的领域，发挥财政资本对社会资本的杠杆作用，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第四，政府搞基础设施和公共建设的投资是可以透支的，但由此形成的债务率和负债率不能超过警戒线，债务成本不能太高，债务率（债务余额与财政收入之比）不要超过70％，负债率（债务余额与ＧＤＰ之比）不要超过30％。同时， 还要控制债务成本，即使债务率不超过70％，但都是高利贷也不行。政府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良好信用，尽量使用各种利息比较低、周期比较长的资金。
第五，地方政府要善于发挥土地财政功能，不能唯利是图、推高地价房价， 破坏投资环境。由于土地出让形成的所谓“土地财政”，就成为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应当把它充分利用好。在土地财政管理方面，有一个特别要注意防范的问题，就是土地出让收益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政府往往希望地价越高越好，但决不能把土地价格搞得过高。高地价必定导致高房价，而高房价不但老百姓不满意，还会削弱实体经济的发展，终究得不偿失。
第六，政府要善于建设强大的、有信用的投融资平台，但不能层层叠加、搞得太多太滥。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是一个城市在工业化、城镇化起步阶段甚至进入快速发展期时，地方政府整合各类资源、增强融资信用、破解发展资金难题的有效载体，是先于经济发展周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力推手，是在市场信号薄弱、政府财力不足又不能发债的条件约束下，为工业化、城镇化获取长周期、低利息融资，以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必要而合理的路径选择。从实际操作看，有几个问题需要特别引起注意：一是平台公司数量和规模要严格控制，二是高利息借贷坚决不能搞，三是财务监管要加强，四是要像保护生命一样维护投融资平台的信用。
在土地管理的五条原则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建立土地储备制度。这作为政府调控土地市场的重要手段，可以有效显化国有土地的资产价值。土地储备做好了，不但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还可以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用地需求，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土地储备和金融有机结合、良性循环，还能平衡政府财政收支，稀释债务并降低风险。
ＰＰＰ模式核心是构建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应当把握好五个原则：一是利益共享。所有ＰＰＰ项目，都要保证政府公共部门、民营企业以及社会投资者能利益共享，不能由任何一方独享。二是风险共担。一方面，风险与利益对等；另一方面，一旦有风险，大家一起来承担，不能让任何一方独自兜底。三是公共利益最大化。因为ＰＰＰ项目都是社会公共服务项目，不能唯利是图， 必须充分体现和照顾公共利益。四是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能只讲公共利益，不讲经济效益，否则就吸引不了社会投资。五是既要有激励，也要有约束， 保证社会投资者有合理的收益。这五条原则是高度关联的，缺一不可。
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与中国的应对
（2019年10月8日）
近年来国际贸易形成了新格局，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对国际贸易的管理方 式、制度架构也有相当大的变化和调整，本文对国际贸易基于价值链的发展态势和全球贸易制度新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世界贸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国际贸易产品结构出现根本性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国际贸易总量的70%左右是工业制成品。到2010年，全世界总贸易额的60%是中间品的贸易，即零部件、原材料等各种中间品的贸易，40%是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截至去年，全球贸易量中的70%以上是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品。
这反映了一个现象，即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品，已经不是由单一国家、单一地区的企业生产，一个产品往往由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生产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形成。这个过程就产生了中间品的贸易，带来了包括生产性物流、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金融，各种各样的科研开发、研究设计在内的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三四十年前，在全球贸易中，服务贸易总量与货物贸易总量的比例大约是5： 95的关系，现在，两者的总量比例大概是30：70的关系（也有研究认为，服务贸易的统计被低估，已经占到了全球贸易的一半左右）。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三十年，全球贸易格局出现了两个巨大变化：一是货物贸易中中间品的比重上升到70%以上；二是总贸易量中服务贸易的比重上升至30% 以上。这既是全球制造业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演变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服务贸易加速发展的结果。整个生产力体系的变化正在影响和产生新的世界贸易规则。
生产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现在一个产品的生产涉及几千个零部件，由上千个企业在几百个城市、几十个国家形成一个游走的逻辑链，在这个过程中，谁是灵魂、谁牵头、谁在管理、谁把产业链中众多的几百个上千个中小企业组织在一起，谁就是这个世界制造业的大头、领袖、集群的灵魂。所以现在看世界的制造业，不像几十年前看单个企业的规模大小，而是看产业链的集群、供应链的纽带、价值链的枢纽在哪里。谁控制着这个集群，谁是这个纽带的核心，谁是这个价值链的枢纽，谁就是制造业
的龙头。
例如，苹果手机一共涉及500多个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全世界有几百个企业在为苹果加工零部件，涉及几十个国家。在生产的过程中，并不是由苹果发明了手机的全部专利，然后把专利交给配套企业、零部件厂、中间厂，让它们为苹果进行制造。事实上，这个产业链上的中小零部件供应企业，各有各的专利，各有各的专长。这些专利、专长，都是苹果不掌握的。但是苹果制定了标准，产生了纽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今世界产业链中的竞争不仅仅是核心技术和资本的竞争，更是产业链的控制能力的竞争。能够控制产业链、提供行业标准的企业，就是行业龙头。
产业链的行业标准十分重要。各种各样的零部件专利发明都离不开标准，只有符合标准的专利才会被使用。提升标准的基础在于产品的整体设计，基于对产品的性能、结构、形体外观、生产工艺的整体设计。也因此，能提出行业标准、产品标准的企业往往是产品技术最大的发明者。能够控制供应链的企业其实就是供应链的纽带。这种企业在组织整个供应链体系，成百上千个企业都跟着指挥棒，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到哪儿，一天的间隙都不差，在几乎没有零部件库存的背景下，几百个工厂非常有组织地、非常高效地在世界各地形成一个组合。在这个意义上讲，供应链的纽带十分重要。
价值链（ValueChain）是什么？当几千个零部件、大大小小的部件在组合生产的时候，实际上都在做贸易。那这一过程涉及的几百个企业、几千个零部件分布在几十个国家（地区）中各种各样的城市里，每单之间、零部件工厂之间、零部件工厂和总装厂之间是不是都在做贸易，都在相互结账？其实不是。实际上是通过互联网通信系统在某个自由港形成一个结算点。苹果一年产生上万亿美元总销售值，所有的零部件厂都平行地和苹果的结算中心发生网络化的直接联系，进行结算。
这种结算选择地往往是在某个自由港地区。跨国公司之所以选择自由港地 区，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跨国公司的结算涉及全球，不同的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外汇往往需要离岸交易，而离岸交易中心往往设置在自由港。其次，为了降低税费，自由港的税率只有15%，甚至12.5%，因此结算税收低。再次是因为人才，自由港往往聚集着高层次的金融、会计和精算人才。由此，跨国公司不是在几百个企业、几百个城市、几百个活动点上发生结算，而是利用现代通信系统汇总在某一个结算点结算，由此形成了价值链枢纽。
2008、2009年时，惠普在重庆建厂，而新加坡作为自由港、离岸市场，税率低、人才集聚，因此虽然惠普在重庆生产，却选择在新加坡结算。当时，惠普在亚洲的所有生产点、研发点、零部件供应商，通通不在当地结算，而是和位于新加坡的惠普结算中心做结算。然后由结算中心负责支付各个零部件配套企业、物流公司、研发企业的费用，也支付各种专利等方面的费用。
2008年，中国一年有2.5万亿美元的进出口，其中1万多亿美元是加工贸易。这些进出口贸易的结算都不在中国境内，其中4000亿美元左右在新加坡，3000亿美元左右在中国香港，3000亿美元左右在爱尔兰，还有一部分在中国台湾、韩国首尔以及日本东京，这意味着由金融结算产生的税收，包括所得税、专利税、版税，以及金融结算产生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都不在中国内地。从这个意义上讲， 谁拥有这个产业链、价值链的结算枢纽、结算点，谁就拥有这个产业链的财富中心。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共同生产一个产品，由此形成了上中下游的产业链集群。这个集群中的企业互相供应零部件、原材料、金融服务，整个服务贸易都在供应链中体现出来。这个供应链的纽带起着枢纽的作用， 关键性的作用。谁掌控枢纽，掌控纽带，掌控产业链的集群，谁就是世界贸易中的产业巨头。掌控了这三条链之后，各种私募基金、产业资本都会涌来，因为这里有钱赚、有市场，有技术的人也都为产业链服务。对于产业链枢纽而言，有些核心的东西可以自己做，也可以由供应商提供，比如苹果不生产芯片和液晶面板， 但三星又做芯片又做液晶面板。
因此，产业链是在分工当中产生的，世界贸易是在互动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新的贸易格局形成了新的世界级企业的生产方式和控制产业的特征——三链：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即产业链的集群、价值链的枢纽和供应链的纽带。这是跨国公司在适应世界贸易新格局基础上发生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的新模 式。
二、国际贸易中的“三零”原则
零关税。
世界贸易组织（WTO）从关贸总协定开始，宗旨就是致力于推动自由贸易， 降低各国关税，50年前各国关税平均水平是50%~60%。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一般都降到了WTO要求的关税水平，即10%以下。
WTO要求中国降低关税。2001年时，WTO要求中国在十年内将关税下降到10%
以内。到2010年中国的实际关税已经降到9.8%，2018年11月1日，我国进一步下调关税，总体关税水平降低至7.5%。从加权平均税率来看，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为14.4%，2018年初降至4.4%。不考虑贸易摩擦过程中出现的关税上升，目前整个世界的平均关税在5%左右的水平。
这说明在世界贸易发展中，WTO的运转已经使得各国关税不断下降。关税越低，表明贸易越自由化。但随着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即便是低关税也不再适应新的形势，产业分工的细化、产业链的增加导致中间环节需要多次甚至十几次经过各国海关。假设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过了四个国家，即使关税降至5%，最终累计叠加之后，整个产品的生产需要承担百分之十几的关税，而且产品的价格还包括了劳动力、物流运输等服务的价值，这些费用不断叠加，海关根据价值来征税， 最终都变成了关税的基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大家发现恐怕只有零关税才能适应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共同制造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又从最终生产厂卖到全世界的现状，所以提出了“零关税”原则。随着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随着跨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成为制造业的主体，国家之间的关税运作模式也需要随之变化。
零壁垒。
为什么提出零壁垒？
如前所述，当有几十个国家共同生产某个产品，这个产品的产业链涉及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跨国公司需要按照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进行生产力布局。如果所涉及的数百个企业所处的营商环境不同，每个国家的准入情况不同，那么跨国公司很难进行协调安排。因此必须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营商环境，几十个国家之间才能共同协调生产。
所以营商环境要国际化、法治化、公平公正公开化。营商环境除了涉及零部件加工厂、制造厂以外，还涉及产业链中间互相供给产生的供应链，供应链有物流企业，涉及物流中的保税服务、仓储服务和配送中心服务，此外还会涉及生产性金融企业、产业链金融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每个国家在这些领域是否开放和如何开放的不同规定，都会影响产业链布局。
因此，所谓“零壁垒”就是对营商环境的要求，主要涉及对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生态环保、劳动力保障、市场竞争中性、服务业开放等方面的国际化、法治化、公平化要求营商环境国际化的过程就是贸易零壁垒的过程。当几百个企业在几十个国家共同生产一个产品，这几十个国家的营商环境
国际化、一体化、法治化显得尤为重要。
零补贴。
所谓补贴，是指一国为了争夺产业链，为了吸引企业落户，有意给企业进行一定的财务补助。这个补助会使得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国按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布点发生扭曲，对别的国家意味着不公平。
过去国家海关之间的管理，都是在国境线上收取关税或者设置非关税贸易壁垒。现在进入“三零”阶段后，一国对该国国际贸易的管理，从国门和国境上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延伸到贸易伙伴国内，按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贸易伙伴的营商环境、政府补贴等提出管理，互相约束、互相管理。
三、国际贸易谈判和FTA新趋势
2002年，一些发达国家就提出了“三零”的概念，并提出具体计划。G7也提出过“三零”原则实施的时间表，到2010年，把关税降到5%以内；到2015年，把关税降到零。“三零”在2002年提出来，很有前瞻性，事实上到2010年，WTO的主要发达国家关税基本上都降到了5%以下。但“三零”的计划后来并没有实现，原因在于WTO。WTO是一个多边协议体系，包括了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决策机制是只要成员组织中的一个成员不同意就不能通过多边体制。几十个发达国家产业链往往都在工业国中流转，零关税对工业国有利。但零关税原则一旦通过，和工业国产业链、供应链无关的，例如非洲、拉丁美洲的农业国家的关税也会一起变成零，零关税给工业生产和产业链带来的裨益这些农业国无法分享，它们感觉吃亏， 就不会投赞成票。因此，大国和小国之间，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要在WTO 里统一地通过“三零”原则十分困难。
基于此，最近七八年中，出现了FTA（FreeTradeAgreement，自由贸易协定） 在双边贸易或者一个地区、五六个国家之间形成诸边贸易体谈判不断增加的趋 势，WTO被边缘化。
事实上，“三零”原则的受益区域确实是有一定范围的。这个范围内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容易认同并产生共识。在这个意义上讲，FTA是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进一步促进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新特征。FTA不是逆WTO，也不是逆全球化，而是全球生产力发展到更高级的新阶段以后必然出现的趋势。发达国家2002 年在WTO提出实现“三零”原则，并实现了第一阶段目标。近十来年，FTA谈判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在贸易谈判原则和谈判体系方面的首选。WTO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小，因此提出了WTO被边缘化的问题。这也是近几年WTO改革被热议的原因，
包括WTO的谈判规则、管理规则、仲裁规则等。
最近几年，以“三零”原则为背景和基础的FTA谈判进展迅速。去年日本跟欧洲的FTA谈判已经签订协议，并将在今年下半年生效。日本的经济体量有6万亿美元，欧洲的经济体量有十几万亿美元，加在一起，就是20多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70万亿美元中占30%左右的比重。美国和欧洲的贸易协议虽有变数，也在进展之中。美国和日本贸易协定已经谈了两年，最近签署了“有限协议”，并宣布还将推动一项更广泛的FTA协议。另外，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已经签订了新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即USMCA。
如果在2020年前后，欧洲、美国、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这几个国家和地区
（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占全球一半左右）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就相当于通过FTA 的谈判，原来已经淡出的G7又成为一个一体化的贸易体。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国没有加入这个新的FTA的贸易圈，就相当于失去了FTA的全球新贸易体系。而如果中国也进入，以中国占世界经济16%的规模，就等于占世界GDP规模70%的国家形成了一个贸易体。以“三零”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的一个新潮流，中国在积极推进WTO改革和相关谈判的同时，也应顺应潮流，加入FTA的贸易潮流。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国退出后，由日本牵头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ComprehensiveProgressiveTrans-PacificPartnership） 已经成型，共涉及11个国家，中国尚未加入。这是一个亚洲地区的区域性协议， 如果中国不加入，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自贸体的功能就丧失了一半。
事实上，中国应该谋求加入CPTPP，这将推动中国今后的国际贸易发展形成一个重要格局——加入、参与和推进以“三零”为原则和纲领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这相当于第二次“入世”。如果说2001年的入世引领了中国过去十几年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发生巨变的话，那么新形势下的贸易谈判将会影响中国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和作用，并为中国在2035年成为世界现代化大国、2050年成为强国奠定非常重要的基础。
四、“三零”原则对中国的影响
若“三零”原则在中国具体实施,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零关税
有人担心，“零关税”就是国门大开，在外国商品冲击下，中国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都将萎缩，这种观点在上世纪90年代申请加入WTO时非常普遍，当时
的讨论包括早加入好还是晚加入好。有人说越晚加入越好，这样让本国产业更强大一点之后再开放，就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冲击。
当时上海和国家提过一个建议，基本逻辑是加入WTO进比不进好，早进比晚进好，并提出了一整套方案。事实证明，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基本都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相反，出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通过开放，我们得到了很多好处。
今天如果关税归零，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况？下面就制造业、农业、能源和消费品四个方面逐一分析。
制造业
中国的制造业规模目前居世界第一。
首先，据WTO统计，我国货物贸易进口的中间品部分占进口关税的60%以上。若对进口中间品实行零关税，将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在世界产业链中，中国有最大的产业链集群，但是在这个集群里，类似华为这样掌控纽带、标准和结算枢纽的价值链枢纽型企业并不多。华为的零部件由3600多家大大小小供应链上的企
业提供，这全球的3000多个企业每年都来华为的供应链大会，华为就是掌控标准的，其供应链企业比苹果多两倍。为什么？苹果只做手机，华为既做手机又做服务器等通信设备，涉及的零部件原材料更多，华为因此掌控产业链上中下游的集群，掌控标准，也掌控价值链中的牵制中枢。当中国制造业实施零关税的时候，会推动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化、集群化，有助于供应链、价值链在中国形成枢纽、形成纽带，并形成集团的龙头企业。
以汽车产业为例，现在国内的汽车制造厂商一年生产2500万辆汽车，如果取消壁垒，关税为零，会不会涌进大量的进口汽车，冲击中国国内的汽车市场？这话乍听起来，似有道理。
中国目前一年消费大概2800万辆汽车，其中120万辆从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地原装进口，2600多万辆都是中国自产。在中国自产的2600万辆左右汽车中，大多数是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包括德国、日本、美国和韩国。零关税后，是不是
外国车都会涌入中国市场呢？事实上并不会。外资厂商会选择在中国形成制造 业，就近生产并销售，从而减少物流，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原本100万辆高档车的消费可能增加到四五百万辆。但其余几千万辆规模的中低档车，还是以在本土生产的企业为主。在开放过程中，如今的合资企业可能变成未来的外资独资企业，但外资企业不会选择关闭工厂，将其他国家生产的汽车运过来，因为物流成本太高。在这个意义上讲，不用太担心外国的汽车冲击国内汽车市场。
总体来看，关税下降会促进中国制造业生产力结构的提升，促进企业的竞争能力加强，并降低工商企业的成本。
农业
关于农业，我们有一个基本发展要求，粮食安全，即中国人的饭碗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能所有食物都依赖进口。当然，这不等同于不参与国际贸易。首先,我国人多地少。我们拥有全世界19%~20%的人口，但可耕地只有20多亿
亩，大体等于世界可耕地的9%，人均耕地只有全球人均耕地的40%。中国的淡水资源是全球水资源的6%，人均用淡水资源是全球人均的24%。这两个数据说明,从农业角度来讲，我国的土地和水资源完全自给自足很难实现。因此，充分利用国际农业资源尤为重要。
第二，目前大约有6.6亿吨农作物粮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种植出来的，但中 国每年仍需要进口1亿吨农产品，这意味着13亿多中国人一年需要7.6亿吨农作 物。现在进口的1亿吨农产品中，有8000万吨大豆、300多万吨小麦、300万吨玉米、300万吨糖，还有几百万吨肉类,进口量巨大。减让农产品关税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产品市场供给质量，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求;而巨大的农产品消费需求,也有利于中国在与欧美国家减让关税的谈判中取得优势地位。
假如农产品关税归零，外国的农产品会不会对中国进行倾销？进口农产品又便宜又好，最后会不会使得中国各种消费者不买中国农村的粮食，导致中国农业萎缩，最终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对此，我们既要居安思危，也不能杞人忧天，要做具体的结构分析，才能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
进口农产品从结构上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稻米。中国人的主食是大米。欧洲和美国不生产稻米，无法对中国进行倾销。稻米主要由中国自己生产，其他亚洲地区也种植，但中国从其他亚洲国家购买稻米通常是因为其生产的稻米口感好，无须担心安全问题。在稻米方面， 零关税不会带来欧美倾销冲击，亚洲地区是利益共享，是互助互益的贸易行为，
稻米层面不存在贸易风险问题。
第二，大豆饲料。目前我国大量进口大豆饲料。中国现在可耕用的地20亿亩， 其中一年要生产1.2万亿斤粮食，需要12亿亩，一亩地一年产1000斤；蔬菜、瓜果等农产品大体上所需耕地是6亿亩；仅剩2亿亩土地可以用来种植饲料。以每人每年平均消耗肉类大约40公斤来计算，13亿人需要5000万吨，一吨肉要四吨饲料转化，需要2亿多吨饲料。还是按一亩地1000斤来算，需要4亿亩到5亿亩土地来种 植，我国剩余的2亿亩土地不够用。因此我国大豆进口量高达8000多万吨。全世 界能够用来交易的大豆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中国购买。也就是说，在没有零关税的时候，我们就买了一个天花板的量，零关税情况下，大豆的进口充其量到1 亿吨。
第三，小麦、玉米、糖。这是我们既要进口调剂需求，又要适当控制以免大起大落受冲击的品种。北方人大多喜欢吃面粉，南方人也吃馒头，因此需要小麦； 也需要玉米，既是饲料也可以人吃；还有糖，中国国内市场每吨糖5000元，在欧洲和美洲巴西等地，糖基本上每吨1500元人民币，差价高达3000多元，如果这个领域开放程度增加，糖的进口量会上升，国内糖价会下降。总体来说，如果关税降为零，会对小麦、玉米和糖等农产品生产带来冲击性变化。不过，在这些领域， 在FTA的实施中可以按照“三零”原则的阶段性和趋势性原则，利用例外条款和 配额限制等工具予以缓解冲击。
总体而言，零关税对中国农业调剂补充的作用，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C．能源、矿产
我国是能源、矿产消费大国，也是能源、矿产进口大国。
首先，中国铁矿石少，不管是压产能还是去库存，我国一年都需要生产7亿 吨钢，7亿吨钢需要10亿多吨铁矿石，其中2/3的铁矿石依赖于国外进口。其次， 石油。现在中国一年消耗6亿吨石油。国内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生产2亿多吨， 进口4亿多吨。最后是天然气，我国一年实际需要至少3000多亿立方米，现在实 际供应是2000亿立方米，有许多城市想要天然气但没有供给，2000亿立方米中我们自己生产1000多亿立方米，从美国和俄罗斯等进口1000多亿立方米。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我国能源、原材料一直大量依赖进口，无论关税是否存在，都有这么大的需求，因此不存在零关税的冲击问题，相反，关税下降有利于降低我国能源和矿产的消费成本，缓解资源约束，有助于世界各国的贸易发展更平衡更协调。
消费品包括药品、化妆品、服装及其他日用品。若降低关税，国内消费者是最大受益者。每年中国上亿人出国旅游，大家“蚂蚁搬家”，从世界各国背了1500 亿美元左右的货回来。如果这1500亿美元是进口，在国内销售，我们就会增加1500 亿美元的进口贸易，减少1500亿美元的顺差。为什么老百姓会选择国外消费？因为进口药品、汽车、化妆品等高档消费品关税过高，带来大量“海淘”现象。零关税将带动国内消费，刺激商店零售。老百姓旅游的时候也可以不用那么辛苦背东西，同时进出口顺差还能平衡，好处多多。
综上，零关税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摩擦，总体利大于弊。进口大国一定是强国，原因有三方面：第一，进口大国通常市场容量大，足以牵动世界。第二，进口大国往往是世界贸易的定价者。进口量大，就掌握着定价权，就有更大的发言权，在世界贸易中可以发声。第三，进口大国一定有非常丰富的外汇储备，或者这个国家的货币本身就是世界货币。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一天人民币变成了世界货币，也是成为进口大国的一种标志。
零壁垒
零壁垒，即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市场开放，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开放。包括几个方面：
首先是营商环境问题，主要涉及八个要素。
第一，准入前国民待遇是否可以开公司，国有企业可以，民营企业可以，外资企业也可以，同等的准入前待遇。
第二，负面清单管理。法无禁止都可为，就是对企业设置负面清单，除了负面清单之外的都可以经营。
第三，尊重知识产权。
第四，遵守有公平的规范的合理的劳动保障制度。第五，生态环境保护。 第六，市场竞争中性。表现在参与招投标、政府采购、在市场配置资源、银
行贷款时，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享受同等待遇，不能有主观或客观上的差异。第七，扩大教育、卫生、文化领域开放。
第八，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特别是银行、保险、证券、快递、电信等领域的开放。
其次，要开放一些原来比较不开放的领域。
过去四十年，在房地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中国对外资基本上都是开放的。今年《外资投资法》把这些年的开放政策法治化，形成新法。其中对于
我们以前视若禁区、不怎么开放的领域进行了规范，比如教育、卫生、文化、金融、服务贸易等领域。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2000年时，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占中国金融资产量、营业量、业务量的比重大约是4%，当时对外资金融机构没开放准入，仅仅在上海浦东等地进行了试点。到2018年，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量、资产量占比仅为1.6%， 一方面说明这十几年来外资金融机构发展不快，另一方面说明中国自己的国有和民营金融机构成长飞快。
开放将有助于竞争发展，在金融领域、医疗和教育领域都是如此。最后，降低数字经济中的壁垒。
例如数据通信。例如外资企业将研究中心搬到中国，工作人员可以搬过来， 却不能把美国的书和资料统统搬过来，信息和知识的传递主要依靠网络数据通信是FTA规则讨论中关于数字经济的第一条。
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关于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的谈判，对于数据跨界流动等问题，需要从国家利益的各方面进行判断和谈判。
零补贴
对于中国而言，“零补贴”可以带来五大好处： 第一，国家财政可以节约开支。
第二，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补贴会扭曲市场充分竞争，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凡是补贴盛行的地方通常会出现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等问题。
第三，补贴往往流向国有企业，停止补贴以后，可以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新。第四，近十几年，我国一直是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推进零补贴措施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
第五，有利于减少寻租行为，补贴的过程经常会出现灰色交易。少补贴，停止补贴，这一类的不正之风、灰色的现象相对就会收缩减少。
五、如何应对“三零”原则的未来
面对全球范围内以“三零”原则为基础的FTA，我国下一步如何应对？中央政府的观点十分明确。
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就提出要积极参与双 边的、区域的FTA谈判，推进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为了适应FTA营商环境国际化的要求，在上海等地区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探索。去年在进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
国家其实想得很长远。下一轮无论是国际贸易谈判，还是推进开放，都会和“三零”原则为基础的贸易格局密切相关。在推进过程中，有两个要点要把握好：
第一，“三零”原则实施中的阶段性和趋势性。实施“三零”原则不等于所有进口商品的关税一下子全部归零，“三零”原则涉及的关税不是指百分之百的商品全部变成零关税，这里存在阶段性和趋势性。例如日本和欧洲的贸易谈判， 确定了日本对欧洲的全部贸易货物品种中有86%实施零关税，还有14%的品种用15 年时间逐步归零。也就是说，可以利用“三零”原则中的阶段性、趋势性和某种灵活性，变成国家和国家之间谈判、互相较量的一种筹码。
第二，自由贸易试验区要为以“三零”原则为基础的FTA谈判探索经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讲到FTA的时候推出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希望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全球FTA贸易协定中的“三零”原则进行先行试验。试验成功了， 中国跟国外签订“三零”原则的贸易协定就有底了，可移植可推广到全国。
这有点类似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当时中国的开放刚刚在货物贸易领域开 始，服务业和金融业尚未开放，但国家允许浦东在保税区试行服务业开放。当时国家有以下法规：
一是保税区里任何企业都可以做进出口贸易。当时中国外资、内资、民营、国有企业都没有进出口权，只有外贸部直属的外贸公司有进出口权，而外高桥保税区允许在这里进驻的任何企业拥有进出口权。
二是允许做转口贸易、加工贸易、离岸贸易。
三是允许外资企业在浦东的保税区里做批发贸易。四是允许保税区企业外汇全额留成。
五是允许外资在浦东设银行。
六是允许外资在浦东设立百货商店。七是允许外资在浦东设立保险公司。 八是允许开办证券交易。由于率先于全国实施了服务业、服务贸易以及金融
业的开放，到2000年中国加入WTO开放服务业、金融业时，浦东新区和外高桥保税区已经形成了托底经验，适应起来驾轻就熟。
同样，现在中国为推进FTA贸易谈判积累经验，自由贸易试验区该试什么？ 就是“三零”规则，即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如果试验成功，外国企业进入时， 营商环境八个方面都能做到国际化、法治化、公开化，那么未来FTA谈判协议就 有了托底经验。因此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就是“三零”规则在特定区域里先
行先试。
总之，过去三十年，世界贸易格局变了，世界贸易中制造业龙头老大的企业把控市场的方法变了，国家之间贸易的游戏规则也变了。当今世界以“三零”原则为基础的FTA的发展和讨论，是对WTO的丰富和发展，而不是颠覆和脱离。WTO 在自身未来的改革中，也要积极地进行和“三零”有关的机制体制改革，才能继续有效发挥全球化的功能。
培育创新型企业，靠给补贴、给土地那一套行不通
（2019年10月15日）
一、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的时期，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强调“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是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
近年来，为抢占未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制高点和主动权，世界各国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共同选择，欧美发达国家分别实施了“德国工业4.0”“美国先进制造业战略计划”“法国未来工业计划”等战略。
总体来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我国有几重意义：
第一，这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核心要义是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特点，与新发展理念的内涵一脉相承，对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具有重要意义。2008至2017年10年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平均每年带动GDP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增长贡献度近20%，有力支撑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随着全球进入第五轮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将以“鼎新”带动“革故”，以增量带动存量，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坚实助力。
第二，这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拥有先进适用、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是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表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契合最新科技创新方向，能够带动大量创新投入、集聚大量创新人才、产出大批创新成果，推动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加速构建。2012至2017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高出50%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发明专利年申 请量由16.7万件增加到36.8万件，占全球比例从不到30%提高到接近50%，新一代移动通信、核电、光伏、高铁、互联网应用、基因测序等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三，这是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内在要求。西方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认为，技术的进步、产业的升级，会带来人均产出的提升，最终实现收入水平的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规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人均工资超过10万
元的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三类均为新兴产业，分别是全国平均工资的1.8倍、1.6倍、1.5倍。另一方面，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发展，正推动实现更均衡的公共资源配置、更便利的日常生活体验、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极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
第四，这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保障。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我国面临的各种安全风险不容忽视。防范化解这些风险挑战，既需要高超的ZZ智慧和外交策略，也需要强大的国防和军队作为后盾，这就离不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强有力支撑。从各国看，在新兴产业发展的初期，国防军事部门往往是最大的“客户”，美国发展集成电路、云计算莫不如是。这既是政府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有力举措，也是新兴产业支撑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充分体现。当前，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不仅将加速武器装备、指挥系统的迭代，更将彻底改变未来战争的面貌，我国唯有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赢得先机，才能更好应对未来国防领域的挑战。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发展的主攻方向
战略性新兴产业涵盖很多新技术、新产业、新领域，世界各国都根据自身产业基础与发展实际明确了主攻方向。比如，美国加速布局先进制造、精密医疗、大脑计划、智慧城市、太空探索、信息技术、量子、新能源等产业，德国重点发展微电子、材料研究和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产业，英国致力于发展先进材料、机器人与自动控制、再生医学、大数据和合成生物等产业，日本主要关注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技术、新型汽车等产业。
2018年10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最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 明确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相关服务业等九大领域。
这里，重点谈一谈世界各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普遍看好、重点布局的五大类产业：
一是人工智能产业。人工智能是让机器学习理解人的智能并最终超越人的智能的一项技术。3年多前，AlphaGo和围棋顶级高手对弈获胜，充分展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独特优势和巨大潜力。全球主要国家高度重视，纷纷制定战略、出台政策、投入巨资，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比如，美国出台了《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欧盟发布了《欧盟人工智能》，日本推出了《人工智能技术
战略》，我国也制定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8年，全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市场规模达到555.7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50%以上；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达到238.2亿元，预计到2020年可以达到500亿元。根据麦肯锡的预测，未来10 年人工智能可为全球GDP增长贡献1.2个百分点，为全球经济活动增加13万亿美元产值，其贡献率可与“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等变革技术相媲美。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有两个方面需要突破：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包括基础层的可重构AI芯片、技术层的语音识别、应用层的全面推广等，这需要政府和市场持续投入、合力攻坚；另一方面是伦理道德观念的规范，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给机器开出“负面清单”，确保人工智能真正造福人类，而非“征服”人类。
二是5G产业。4G技术孕育了举世瞩目的互联网经济，而具有高速率、广连接、高可靠、低延时等特点的5G技术，将逐步实现万物互联、万物感知、万物可视和万物智能，推动面向大众的消费互联网时代转向万物互联的产业互联网时代。据预测，未来全球将有超过7万亿设备联网，这对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物之间 社会关系的重构将是全方位、颠覆式的。今年6月，工信部正式发放5G牌照，标 志着我国5G商用时代的到来，上海、北京、湖南、广东等省市已陆续发布5G发展三年计划，一大批“5G+”项目纷纷落地。当前，我国在5G基站、终端等领域建 立了一定领先优势，但芯片环节仍是关键性制约，5nm技术芯片的代工、芯片和 操作系统的研发依然受制于人。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国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补齐短板，5G产业一定能在“十四五”期间蓬勃发展，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 万亿元以上，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三是新材料产业。新材料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是高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近年来，世界各国竞相发展新材料产业，2010到2017年，全球新材料市场规模从4000亿美元左右增长到2.2万亿美元左右，翻了近6倍。同时期，我国也先后制定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等政策，实施“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重大工程，新材料产业总产值由6000多亿元增加到3.1万亿元，增速基本和全球保持一致。但相对 发达国家，我国新材料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32%的关键材料仍属空白，国外对 我国实施的“卡脖子”项目中一多半属于新材料领域。下一步，我们应当着眼提高关键材料的综合保障能力，聚焦化工、钢铁等先进基础材料，稀土、先进半导体等关键战略材料，3D打印、石墨烯等前沿新材料重点发力，力争到“十四五” 末行业总产值达到10万亿元规模，努力实现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跨越。
四是生物产业。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施一公教授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论断，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近年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正以全新模式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扩散渗透，生物经济已演变成为推动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全新经济形态，全球和我国生物产业年增速基本都在15%左右，充分印证了施教授的论 断。当前，全球各国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人们对延长寿命、提升免疫能力的需求日益旺盛。随着基因组学技术不断突破、合成生物科技研究推进，生物产业特别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必将进一步提速。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已居全球前三，但年研发投入只有美国的1/5左右，市场上仿制药高达95%以上。考虑到生物医药产业高投入、高风险、持续发展的特点，我国要在该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应当奉行“两手抓”，既要着眼长远，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超前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生态系统；又要立足当前， 积极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小型研发企业进行并购重组，最大限度降低获取新药、新技术的成本，努力打破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行业垄断。
五是数字创意产业。数字创意产业是现代信息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而成的新业态，具有生产数字化、传播网络化、消费个性化等特点，内涵和外延十分广泛。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主要发达国家均已形成各具特色的数字创意产业经济带，美国重点发展电影业、娱乐业，英国重点发展广告、设计、艺术品产业，日韩重点发展动漫、游戏等数字内容产业。这些产业看起来只是年轻人自娱自乐， 但在数字经济时代，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与日俱增：第一是产业带动性非常强。一个广受喜爱的IP一经诞生，会迅速延伸出相关IP的游戏、电视剧、玩具等产业，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前几年非常火的电视剧《花千骨》，从网络小说改编上映后，手机游戏同步推出，每月收入高达2亿元。第二是区位依赖性非常小。数字 创意的产品并非实物，在国际贸易中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在传统货物贸易发展中不具有区位优势的内陆地区，可以与沿海发达地区在同一起跑线上发展数字创意产业，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第三是文化影响力非常大。借助数字技术，优秀的文化产品不仅能在本国流通，也将加速“走出去”，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随着VR、AR、全息成像等技术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数字创意产业发展还将进一步提速，在三五年时间内迅速成长为一个10 亿元级的新支柱产业。
三、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环节
当前，我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关键要着眼技术创新、产业培育的4
个阶段分类施策，给予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
第一，更加重视基础研究投入，提升“0到1”的原始创新供给水平。基础研究是从无到有的创新，是专家学者在高校院所的实验室、大型企业的研发中心里搞出来的，是掌握颠覆性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源头活水。X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科技创新大国往往是基础研究大国，长期居各大创新型国家排行榜前列的英美法德日5国，拿了80%的诺贝尔奖。和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是一块突出短板。这里面，固然有中华民族比较信奉实用主义等形而上层面的原因，但从现实角度讲，基础研究的研发投入不足是关键性制约。从研发投入的结构看，去年我国全社会R&D投入近2万亿元，总量仅次于美国，与日本相当。但基础研究经费共1090亿元，占总研发投入的比重仅为5.5%。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基本都在15%～25%这一区间，亚洲国家里，日韩也在15%上下。从投入主体的结构来看，我们基础研究95%的投入基本是高校院所等公共部门，企业占的比重很小；相比之下，英美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中，企业能占20%～30%左右。尽管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短期内看不到预期收益，政府当“主力军”“先遣队”理所应当，但这样畸重畸轻的结构，是难以持续的。
当前，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过程中，科技创新要实现“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的转变，必须加快补上基础研究这块短板。对政府投入而言，关键要充分调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两个积极性”，鼓励有条件有基础的省市加大配套投入力度，探索央地联合设立专项基金、联合引育科研团队、联合开展国际合作等新模式。对企业投入而言，关键要抓住政策激励和金融引导“两个环节”，加大基础研究所得税加计扣除、增值税进项抵扣力度，引导种子基金、天使基金加大对原始创新的投入力度，推动形成全社会关注基础研究、重视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的强大合力。
第二，更加重视科技成果转化，畅通“1到100”的创新成果应用渠道。科技成果转化，是新原理、新规律转化为新技术、新应用的关键环节，是连通“书斋” 与“市场”的重要纽带。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难、效率低，转化率仅有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水平，造成了极大的科技资源浪费。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固然有创新成果本身质量不高的因素，但根本上还是缺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手段。
通过有效的知识产权激励和专利收益分配，激发科技人员和机构的巨大创造活力，是各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通行做法。美国《拜杜法案》规定，凡是使用政府科技或企业资本投入产生的成果，其知识产权获得的收益“一分为三”，1/3 归学校或者公司，1/3归研发团队，1/3归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2015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将成果发明人现金和股权奖励最低比例从20%提高到50%，充分调动了研发人员的积极性。2017年全国高校院所转让科技成果合同金额增长66%，合同平均金额增长24%，科研人员获得的现金、股权奖励增长24%。但同美国《拜杜法案》相比，我国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是针对 研发人员的激励，缺少对转化专利企业的激励。我们应当充分借鉴《拜杜法案》， 把科研机构、研发人员、科技企业各方积极性广泛调动起来，特别要充分发挥企业整合技术、资金、人才的优势，鼓励产学研联合设立技术转移机构，不断拓宽新技术的转移转化渠道，拓展新产品的市场应用空间。
第三，更加重视创新型企业培育，加快“100到100万”的大规模产业化。所谓100到100万，就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力的过程，往往也是一家创新型企业壮大成独角兽企业的过程。与传统行业的企业不同，创新型企业靠核心技术竞争，靠多轮融资成长。从全世界范围看，培育创新型企业，靠给补贴、给土地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关键要建立成熟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股权投资市 场。美国几乎所有创新型企业，都有PE、VE的影子，一家Facebook前后经历10轮股权融资，估值从500万美元一路飙升到500亿美元。在培育创新型企业的过程中， 股权投资基金至少发挥了三重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价值发现的“啄木鸟”。股权投资基金凭借自己的行业经验“慧眼识珠”，在各阶段提供合理的价格支持， 最终促使企业上市时得到一个合理的股价。二是企业壮大的“催化剂”。新兴产业普遍都是长周期、高投入，政府几百上千万的财政补贴、评优奖励基本就是“杯水车薪”。相比之下，股权投资基金资本实力雄厚，不会逼企业马上盈利套现， 可以一轮接一轮巨额注资。三是出谋划策的“智囊团”。很多初创企业的老板， 有好点子、好技术，但是不太擅长市场营销、组织管理，这方面，股权投资基金就可以帮助企业迅速提升。
相比各类VC、PE资本总量10多万亿美元的美国，我国股权投资市场规模还比较小，今年上半年刚刚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且大部分用于投资房地产、债券及股票，热衷于赚快钱，能瞄准科技产业A轮、B轮长远投资的少之又少。今年6月， 科创板正式开板，对加快股权投资市场发展，促进独角兽企业成长，带来了新的
重大机遇。当前，应重点做好3项工作：一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 撬动作用，一门心思当好LP，大胆放权给专业的GP团队，支持他们自主选择市场前景好、技术含量高的创新型企业，少干预，少分利，少夹“私货”。二要适当给予股权基金以税收优惠，既可以探索对投资高科技项目的基金执行15%的所得 税率，也可以试着将投资损失在纳税所得中进行抵扣，以激发基金的投资积极性。三要严格“负面清单”管理，不允许基金搞非法集资、名股实债、固定收益回报、高息放贷和投机活动，防止出现金融乱象。
第四，更加重视产业集群发展，实现大规模产业化之后的链式反应。与传统产业相比，新兴产业的生态系统更加复杂，对专业化分工、网络化协作、集群化发展的要求更高，仅仅依靠单个企业无法实现技术革新和批量生产。从发达国家看，无论是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产业，还是德国斯图加特的高端汽车产业，抑或日本筑波的电子产业，都呈现显著的集群化发展特征。
当前，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关键要抓好“三种集群”：一是推动上中下游产业链垂直整合。着眼补链强链抓招商引资，以处于产业链中心环节的龙头企业为牵引，聚集研发、生产、零部件、结算、销售等多个环节企业，以此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二是推动同类企业扎堆集聚。把彼此间有竞争关系的品牌商聚到一起，既可以形成对上游技术研发、零部件配套的稳定需求，还可以“东边不亮西边亮”，避免因单个企业生产经营“大起大落”，影响整个产业集群的稳定健康发展。三是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广泛聚集现代金融、工业设计、监测评估、营销服务等领域企业，这不仅能够促进产业链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也能够更好适应当前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的新趋势， 进一步增强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
完善行政体制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9年11月27日）
行政体制是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ZZ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的交集点上，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特别重要地位。完善行政体制， 既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体制保障和发展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X高度重视行政体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行政体制改革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ZZ组织结构、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加强依法行政、健全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X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深化X和国家机构改革问题，着力解决X政机构职责重叠、政府机构职责分散交叉、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中央地方机构上下一般粗等问题。X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完善国家行政体制、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等四个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为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更好把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X中央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贯彻落实X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就要坚定不移地把完善行政体制推向前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完善行政体制一定要优化组织架构提高行政效率
组织管理的实践表明，管理层级越多，决策信息传递过程越长、衰减量越大； 管理幅度越多，越难做到权责统一，更难保证步调一致。因此，合理的行政组织架构才能够做到幅度和层次科学匹配。扁平化即减少中间层，避免机构设置“叠床架屋”，这至少有三个方面优势：一是运行成本较低。一般来讲，省级财政供养人数与总人口之比大致在1：25—30，直辖市由于少了一个层级，其比例大致 是1：50—60。财政供养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保持在合理水平，有利于把有限的财 力用于发展，节余的行政经费可以用于社会事业和民生改善。二是管理效率提高， 尤其是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更直接、效率更高。同时，各省区市的自主权更
大，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配置资源能力增强。缩减层级，可以改变过去省级政府掌握行政资源、经济资源配置权集中在中心城市所导致的省市两级行政与资源要素统筹难度大、成本高、摩擦多的问题，让行政处置权、资源配置权在省级和地市州充分流动。缩减幅度就是要功能重组，解决政府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和公共管理“九龙治水”“政出多门”等问题，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放管服”， 事权下放与精兵简政相辅相成，极大提升了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和行政便利化水平；另外，不少省区市还不断探索省直管县改革，打通了县与省的直接沟通渠道。这些都是行政层次扁平、幅度精简的有效探索。
二、完善行政体制一定要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效能
一个地区、一个领域，凡是存在长周期、大面积和反复出现的问题，往往是体制机制性问题，需要用市场的思维从基础性制度和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从而在基本面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操作中，切忌行政化导向，重视什么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给相关部门或条线加编制、升级别、增机构，以行政手段强化推进， 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职能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合理边界，进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要坚持运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两种手段，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充分放大行政体制效应，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办法，统筹协调，盘活各类要素资源，达到“1+1>2”的效果。比如，城市化过程中，存在农村耕地保护不到位、 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不足、城市征用土地指标不足等问题，只靠“5+2”“白加黑” 是不行的，关键要推动城乡土地资源配置的要素市场改革，让大城市反哺大农村， 既能落实好农村耕地保护政策，又能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平衡农房改造成本， 帮助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支持贫困区县发展，可谓一举多得。
三、完善行政体制一定要以提升营商环境为衡量标准
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和群众最直观、最实惠的感受，是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体制的重要目的。改善营商环境，重点是通过行政体制的不断完善，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三化”是自由贸易谈判的重要标准。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
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企业准入了，要的是同等国民待遇；没准入之前，首
先强调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在行政管理体系里，无论是国有、民营还是外资企业，都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待。
二是负面清单管理。企业经营必须有负面清单，法无禁止都可为；政府的行政管理也必须有行政权力清单，做到行政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不乱动、政府不多动。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劳工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三个保护”是我国融入世界、与发达国家接轨的重要方面。
四是扩大开放领域。包括教育、卫生、文化领域开放，以及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特别是银行、保险、证券、快递、电信等领域的开放，消除各种不必要的行政体制限制。比如，去年以来，我国对外资银行提出了股权比、建立子公司、营业范围等三个方面的扩大开放，目前已经操作落实下去了。X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的重要决策部署， 我国营商环境得到不断优化。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 中国排名从一年前的78位跃升至46位。但是，对标世界银行11个指标体系，我们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我国尚有80多条法律法规需要修订；自贸区建设中遇到不同程度的授权不充分问题；信息系统碎片化，软件数据尚不能互融互通；缺乏将先进经验迅速推广的机制等。这些方面，需要持续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 积极简政放权，提高服务效能。
四、完善行政体制一定要激发基层干事创业活力
郡县治，天下安。激发基层发展活力，是完善行政体制、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上面千根线，下面一个针。最近几年，不少地区和部门的日常行政管理中出现了诸如一刀切、切一刀， 层层加码、同频共振、瞬间发力的不良现象，造成基层疲于奔命、负担越来越重， 无疑打击了基层的发展创造活力。这其中既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作风问题， 也有体制机制、管理方法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在完善行政体制中不断解决。一方面要改变政出多门、同时出政的现象，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去年以来的深化X和国家机构改革，理顺了60多项长期存在的部门职责交叉、关系不顺事项，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责任不明、推诿扯皮现象。下一步还要加强政策制定协调，力争各部门、各级政府协调一致、达成共识，避免政策冲突、政策叠加。另一方面， 要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执法事项，合理安排检查频次，减少重复检查，增强行政检查实效，切实让基层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干事创业、发展经济、服务群
众。
总之，坚持和完善国家行政体制，要在组织架构上更加富有效率、在资源要素上更加优化配置、在营商环境上更加氛围友好、在激发动能上更加赋予基层活力，着力巩固根基、发扬优势，补齐短板、强化弱项，努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对2020年经济增速6%左右有信心
（2020年1月15日）
新的一年到了，大家都在判断今2019年增长多少，2020年会增长多少，都有一个形势的预估。我自己判断2019年尽管世界经济比较低迷，美国经济也下行了， 欧洲的经济也下行了，中国的外部经济走势趋低，自然也会影响我们中国自身的经济。
一、经济增速2019年在6%以上，2020年预计在6%左右
1～9月份是6.2，2019年全年在6%以上，这是一个认定。之所以这么说，一个是在需求侧，我们国家逆周期的调控，也就是说温度高了就降温，低了就升温， 这样的一种逆周期调控，针对需求侧的各种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调控。
另一个是在供给侧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在国家有效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调控、改革的推动下，2019年在6%以上。2020年预计在6%左右。
这是一个总的认定，这个认定符合中央提出的“6个稳”发展的方针。
大家现在一般从投资拉动的角度看，觉得比以前要低迷，但是大家应该理解， 整个中国一年的固定投资已达50多万亿元，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哪怕这个数字增长力不像以前17%、12%或者两位数增长，现在是1位数增长，但是这个基 数极大。
经济增长靠投资拉动，过分依赖投资拉动的时间段过去了，投资拉动最经典的是2008年出现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国家4万亿元启动投资，然后拉动经济，那时候出现了投资增长力一年16%、17%的增长，所以现在不能过分地依赖投资拉动。
我们现在也不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我们国家的出口数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国，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过分依赖出口来拉动经济也不合时宜。消费我们始终保持在8%左右，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因为基数也很大了。
总的意思是，三驾马车完全依靠高增长来拉动，已经过时了，基数小的时候可以，现在是不合适的，所以中央提出新常态，主要就是不靠高额的投资拉动、出口拉动、消费拉动，而是更好的、稳稳当当的持续的发展。
我国发展的真正动力，过去40年靠改革开放，今后的10年、20年，继续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今年最好的形势就是由于美国人想跟我们脱钩，倒逼我们更大地开放，大家一定要看到现在中国的开放形势比1990年邓小平南巡时候的开放格局
有过之无不及，是非常大的开放力度在中国大地上展开。
我国最近五六年，平均每年出口增长6%左右，每年的进口增长在10%以上。进出口贸易是双向的，我国市场扩大进口也同样是拉动中国经济，因为进口量大说明中国老百姓消费能力强，一定是消费了再进口，所以进口的量代表了消费的能力。
进口大国说明你外汇储备多，硬通货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进口大国有定价权。再就是进口大国到一定的阶段，人民币就可以直接用作支付进口的货币。
2019年，我们国家进口出口用人民币直接支付，到了7万亿人民币，以前基本上都要花美元，现在有7万亿元人民币的进出口用人民币支付，有这么一个概念，所以代表了中国的支付能力强，进口大国将是中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一个标志。
我们国家在投资方面以前是引进外资为主，每年引进1300多亿美元，这个5 年引进了6500亿元，这几年我们走出去投资，5年时间投资了7000多亿元，所以我们现在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并重，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也是对中国经济更好循环的推动。
二、东西南北中同步改革开放
我们现在的开放是东西南北中同步开放，以前一般是沿海先开放，沿海开放以后，中部、西部过了3年、5年之后慢慢跟进。现在我们国家开放都是同步，比如说1990年我们最新的开放叫做浦东新区、滨海新区，这个新区的政策是比特区还特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前面的10年、20年一直没推开。
十八大以后，全国一下子推出了16个新区，这16个新区有6个在沿海，有5个在中部，5个在西部，东中西一起推，这两年我们又推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现在一共推出了18个，东部有7个，中部和西部有11个，就是说东中西全部开放， 一起推，因为自贸区的政策比以前的特区、新区，开放的高度、深度又有新的内涵。
我们国家以前是工商产业，比较彻底的开放，但是在金融、服务业、服务贸易，基本上没太大的开放。有时候说外资可以办银行，但是办了20年的外资银行、30年的外资银行，外资金融机构的资产只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的1.8%。
我们的工商产业，外资开放了以后，经过几十年的开放，工商产业里面外资的资产占整个资产的30%，通过这个比例就看的出这个是彻底开放了，那个是相对开放。现在中央提出来要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对服务业、服务贸易、金
融业比较彻底的开放。
我们国家原来的开放是适应外国游戏规则的开放，现在我们既顺应国际的游戏规则，同时也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谈判，比如说最近一个很重大的事， 就是中国政府和亚洲十国，加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一共15国，形成一个recept，recept就是这一个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这个自由贸易区代表了人类20多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
这些都是中国5个双向的开放，这个开放从长远说会带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从我们微观的，具体的各个省来说，现在各个省都沉浸在一个新的开放发展的过程之中，大家都在想自贸区的事、想新区的事，想建设各种新的开放高低的事，这一波的开放当然会拉动经济。
可以这么说，中国越来越开放，而开放一定能带来进步、带来发展，推动中国经济更好、更有质量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改革，我们国家的改革一直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词是十八大以后X中央作为改革的一个主线、一个纲领提出来的，所以十八大以后的每次中央全会，在确定指导思想的时候总是有这么一句话，“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改革、推动开放，等等”。
这里大家要注意，供给侧结构性是一个基础性制度的改革，是体制机制的改革，一谈改革到位对经济就会有长远的调整，生产关系调整了，推动生产力发展， 产生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
我们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推动中国搞了一轮改革，大家还都记忆犹新，非常重大的改革，不管是承包制还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有民营企业发展，发展出几千万个个体户，3000多万个民营企业，还有引进外资，还有股份制，这些都是在供给端，推动生产力的动力是企业，不管是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包括农村承包制的组织，都是从供给端的一种改革，这个改革推动了整个80年代、90年代的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在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的推动下，对我们企业经济降成本做了很多供给侧的改革，比如当时把税收从55%降到33%，后来降到25%，然后在特区、开放区税收一下子降到15%，这个就是降税费，增加企业的效益。
降成本里面包括3000多万的多余的冗员、工人下岗再就业，帮企业降成本。比如说让企业办社会，剥离了，也是降成本。比如说我们企业中的坏账、破产关闭，当时差不多有5000亿元的企业破产核销坏账，还有13000多亿元的债转股，也
是帮企业降成本。跟我们现在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是异曲同工，一码事。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具有长周期意义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说中国正在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地上推进，只要在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就不会丧失动力，就会不断地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所以说2019年经济增速在6%以上，2020年6%左右是应该有信心的。
三、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要说产业的话，我们在座的企业都是内行，都是企业家，怎么发展呢？自己的脚穿什么鞋，自己最理解，我这边要说的话，我们国家现在有五六个方面的政策，顺应这种政策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比如说最近18个自贸区，自贸区聚焦的政策最核心的，它不是保税区，不是以前的开发区，搞工业搞什么，自贸区最重要的政策就是6个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自由、物流自由，还有数字经济的自由，还有人员进出就业的自由。
在这6个自由下，中国经济的服务贸易会有非常大的发展，恰恰在服务贸易 上，不管是在座的还是整个国内，这一块在过去的几十年做得不够好，我们的服务贸易一共7千多亿元，出口才2000亿元，进口2000多亿元，逆差3000多亿美元， 效益很差，劳动密集型。主要原因有一下几点。
一是我们自己家里的服务贸易都让别人做了，比如我们有4万多亿美元进出口货，这个4万多亿美元进出口所对应的服务贸易，4万多亿美元要结算、要保险、要国际物流仓储运输，大部分是外国人在干。我们自己怎么让别人去做服务贸易呢，说明我们这块不够发达。
在自贸区的政策推动下，这一块原来做不起来，现在就做得起来。
二是我们现在的产业链制造业做得很宽，但是产业链上的服务企业大部分是外国企业，同样在产业链、供应链相伴随的服务企业，大量的外国公司我们开放， 我们自己发展都是可以的，现在是大量的外国公司做产业链供应链服务，企业注册点都注册在香港、新加坡等境外。
如果注册在境外的外资，我们欢迎注册到国内来做制造业服务业，另外也可以做这方面的服务业。外资来办金融机构也是服务贸易，学校、医院文化方面也是服务贸易，数字经济也是服务贸易，这一块可以展开。
现在“中国制造2025”，时间点也就是六七年的时间，这方面有九大行业， 如果涉及这个行业应该非常扎实努力地展开，这9个行业都是战略信息制造业，
包括机器人等一共九个方面。
我们现在如果想搞金融，你现在再去搞银行、保险、证券意思不大，大机构早就把市场占领了，但是产业链金融、供应链金融、数字金融、科技金融这一块方兴未艾。
如果说过去5年搞了很多非银行金融机构，房产公司、工业企业可能都搞了 一些全牌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但这些金融机构脱实就虚，自我循环，现在资管业务一搞可能2/3都会趴下来。合理的方向是这些趴下来的金融机构，照样可以 重组，和实体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结合，为产业链金融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 实实在在，今后的空间极大，这也是一块。
以上所举例子都是大方向、大趋势上，中央政策也鼓励的，更重要的是市场决定未来，市场上这一块空间很大，所以跟着市场走、跟着国家的政策方向走， 大家的前景都会很好。
有一句话不能忘记，我们现在每个企业都在各行各业内发展，一定要认识到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未来，如果你不出现新领域，又把自己原来熟悉的东西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丢一棒的话，那也是得不偿失。
所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与时俱进的技术改造创新发展，同样是很有前景的。
公共卫生领域需要供给侧全面改革
（2020年2月9日）
此次疫情的发生发展是不是说明我国现有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治工作还有很多系统性问题？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重大疫情发生、把疫情消灭在萌 芽？大疫倒逼我们深刻反思。国家需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供给侧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的方向性问题、系统性问题、基础性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以下是五个建议。
一、关注公共卫生消费与投资的高效性
40年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GDP从
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万亿元。2010年，消费、投资、净出口在GDP 中的比重大致各占1/3，但最近5到10年，通过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消费已占GDP 的60%左右（2019年），而投资和净出口仅占40%左右。可以肯定，要保持经济长久增长，就必须保持并扩大消费的拉动力。
消费包括个人和政府公共消费两部分，总体看，个人消费虽有一定上升空间， 但已有限，而政府公共消费——包含教育、卫生和文化等却存在巨大潜力。以往， 政府基建投资比重较大，但公共设施投资和公共消费比重较低。比如全国医院数量，从1978年的9293个增长到2018年的33009个，扩大3.55倍，但同期GDP增长240 倍。二者增幅落差明显，这说明我国公共卫生投资明显不足。2018年，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1.6万亿元，仅占GDP的1.7%。
为此建议，疫情之后，财政应把计划投资项目上的钱，转移一部分到公共卫生等公共设施领域，提高国家公共卫生供给质量，并以此政府消费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经验表明，财政投资铁路、公路的基础设施，其只有30% 左右转化为当年的GDP；但投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及设施，大致60%到70%可以转化为当年的GDP。因此，同样是财政投入，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效率更高，对GDP的拉动作用更大。同时，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形成社会服务平衡。
二、增量提质扩编中国医疗系统
此次疫情表现出我国现有医疗与公共卫生系统不充足、不合理、不平衡的问题。实际情况是，除北上广深杭等发达城市外，许多大城市三甲医院数量不足、设施配置不到位，而中小城市各级医疗资源配置更是不齐全、不合理，医疗设施、医治水平参差不齐。这就是大城市、大医院往往应接不暇主要原因。
对比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许多小医院的设施配备与大医院基本无异。所以，有计划地补齐城市医疗系统短板，提高医疗设备质量，这就是财政公共消费的具体内容，而且政府每投入一台设备立即可以服务民众，变成公共服务设施， 同时发挥社会和经济效益。
为此建议，第一，国家要像投资高速铁路、公路一样修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如果中国3.3万家医疗机构变成5万家、6万家，那政府主导的医疗机构，其高质 量设备投入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能够产生极大的经济拉动作用。
第二，除硬件外，着力解决医生和护士普遍缺员的问题。现在，很多医院编外医生和护士相当于编内的50%，或者2/3编内、1/3编外。那为什么不能增加10 万至20万个编制，让编外医生和护士进入编内？表面看，入编要增加财政支出， 但这一方面可以扩大政府公共卫生消费；另一方面，政府给予的编制补贴可以产生杠杆效应。事实上，医护人员并非完全吃皇粮。目前，政府在医院编制上的投入只占医院实际收入的1/5，所以总体看，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加大编制投入理所应当，更何况它还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
第三，大幅提升医务人员数量。2018年末，我国医务人员总数仅为1230万人。如果按美国4亿人口中1900万医务人员的比例，我国提升空间巨大，如果通过政 府投入使医务人员总数达到6000万到8000万人，必将对我国未来的GDP增长构成巨大推力。
三、建立独立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需要一个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它不是每个城市的卫生局或某家三甲医院可以兼顾的事项，而是职能区别于一般医院的、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战备”体系，是一个跳出常规医疗卫生管理系统的、作为公共服务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立体系，所以必须依赖中央统筹规划、各级政府投资建立。在美国，这套系统直属总统管辖，公共卫生事件直报总统卫生安全委员会，卫生安全委员会设计处置方案报给总统。
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的治理体系包含三个层面：其一是应急响应体系—
—层层拉警报、层层发预警的报告制度、紧急行动预案制度及其落实机制。其二是防疫物理设施及其管理与使用制度，比如隔离病房10000张病床既要大量集中在几个定点医院，同时也要分散在各个医院，以此确保发生疫情病人马上可以集中隔离，避免传染扩散。其三是疫情下紧急征用机制，疫情出现，一座城市相当于进入“战时状态”，政府需要征用一些宾馆酒店、体育场馆、展览馆等民用设
施，用于隔离大量疑似、密切接触人群来控制传染源。可以肯定地说：这三个层面都不能是临时决策，而是常备预案、常备不懈的治理体系。
目前，我国虽有一套传染病防治的制度安排，但从社会治理角度看，各城市公共卫生、传染病防范、ICU重症隔离资源管理——三项体系尚属短板，看起来这三项系统每个常规医院似乎都有，但空调、排污等基础设施往往达不到控制传染病的要求，从而无法收治感染人员。2003年“非典”、2019年“新冠肺炎”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
按照收治传染病标准设置具有足够病床的各种医院，建立控制传染相关的基础设施，或许10年、8年用不上一回，这是不是一种浪费？问题是，300年一遇、500年一遇，按照哪个标准建造上海黄浦江防洪大堤更合算？动辄几千亿元投资 环保、绿化和生态保护收益何在？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是关乎成千上万老百姓生死存亡的问题，就得把百年一遇的防患于未然当作现实任务去做，要从长远看这个体系的投资效益，它是面对巨大公共卫生灾害时，国家安全强有力的保障。所以， 宁可有些闲置浪费也要把这套系统高质量地建好。
另外，中国还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应急组织体系。一旦出现疫情，从县到地市再到省、直到整个国家的紧急防疫应对系统全面启动。就像一个国家的灾害委员会，一旦出事，几个层次一报就到国务院“应急办”了。所以，国家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应该直接上升到国家层面，由国家和各级政府主导投资建立。
四、扩大卫生防疫院校和科研
此次疫情暴露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人才非常短缺，黄冈市的“外行卫健委主任” 被火线撤职，从一个点上说明：我们必须尽快解决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不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就是“办教育”。
在我国高等教育3000多所大专院校的学科设置中，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或设有公共卫生学院的仅有80余家，而这些学校往往重预防、轻应急。我们必须看到，疫情应急涉及到文、理、医、工、经的融合，涉及ZZ、经济、公共管理等多学科交叉，所以当务之急是：大幅调整公共卫生学科的课程设置，重视疫情应急教育；扩大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的培养规模，提高质量，鼓励高校设立公共卫生学院，尤其是传统文理工科强校，要加强公共卫生学院的建设。据我所知，包括清华大学在内，很多双一流大学都未设立公共卫生学院，清华大学只是在医学院下设有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
质量的公共卫生学院，而不只是医学院校设置这一专业；财政部设专项投资建设此类高校，快速培养一批既懂得公共卫生，又懂系统防疫、应急响应的人才队伍。
第二，单独建设一所国家重点公共卫生与防疫大学，比如“中国公共卫生大学”，使之类似于美国的“卫生与公众服务大学”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该大学教学、科研并重，为国家培养高端的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同时集中力量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研究体系、实验室体系，汇集全球高端科技人才，并以开放的态度强化国际合作，承担中国乃至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最前沿的研究任务。
第三，梳理现有公共卫生与防疫研究机构，加大政府投入，强化公共卫生、防疫研究领域的体系性和针对性。现在，中国有些研究机构，比如一些病毒所， 并未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研究水平还比较低。政府所建的新型研究机构不仅要研究中国的病毒，也要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病毒，让中国在病毒和防疫研究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五、各级“十四五”规划应加大公共卫生投资
此次疫情给各级政府上了重要一课，痛定思痛、引以为戒，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人才体系刻不容缓。所以，在制定“十四五”规划之时，从中央到地方安排2000亿到3000亿元投资公共卫生系统，补上该领域短板， 善莫大焉。
我们需要意识到，补上公共卫生短板，无论从短、从长都不会亏本。它不仅对GDP具有高效拉动作用，而且只要规划合理、落实有力，它将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标志。
疫情牵动民心、牵动全球经济，更导致中国经济数以万亿计的损失，所以现在的重中之重是：在X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打赢防疫阻击战的同时，通过一系列宏观、微观经济政策迅速调整，尽量避免对经济，尤其是对民营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而未来用5至10年的时间投入数千亿，建立和完善一个国家级公共卫生与防疫体系，并通过这一体系防患于未然，非常值得。
总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其文明程度就体现在公共基础设施的水平上。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在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巨大，现在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时候了。中国有先进的制度优势，有强大的组织保障， 因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X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十四五”乃至更长远的规划建设，我国一定能够建立一套完善的国家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使我们能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疫情，大幅降低疫情对社会、对经济的影响。
数字化为何具有颠覆性
（2020年2月10日）
数字化主要包含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技术。通常称为ABCD： A——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B——区块链（BlockChain），C
——云计算（Cloud），D——大数据（BigData）。这几者之间的关系，普遍的观点是“融合发展”，分不清孰重孰轻，孰先孰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工业互联网，其中既有区块链技术，也有大数据技术，还有云计算技术，三者合成一体，又衍生出了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概念。但也有人认为，ABCD的地位并不平等，其核心应当是区块链技术。因为，区块链技术解决的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而且撞击到了生产关系这个根本问题，如果将数字化平台用人来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 五脏六腑和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就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数字化平台就已经成型了。而区块链技术，可以从DNA层面提升人的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的改造之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大幅度扩展。
从具体功能上讲，云计算的核心功能在于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和通道能力； 大数据的核心功能在于静态数据之大、动态数据之大以及数据被使用后新生的叠加数据之大；人工智能的核心功能在于将数据通过滤波去除垃圾后变成信息，把信息经过挖掘推送后形成知识，把知识通过智能算法形成决策性判断；而区块链则是一种特殊的互联网技术，是对“共识人群的一种管理方式”。如果说云计算、人工智能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大数据让生产资料分发更高效，那么区块链就是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在此基础上，区块链技术也可以通过新的信任机制大幅拓展人类协作的广度和深度。
数字化之所以能够颠覆传统，就在于它所拥有的五全基因：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地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 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信息积累；所谓
“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 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的收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而所谓“全价值”是指： 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
数字化具有的五全基因，与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产生颠覆性的冲击。与工业制造相结合，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在与金融相结合的过程中，数字化拥有的海量信息、计算能力，可以大幅度地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安全性，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坏账率和风险。
对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复工的几点建议
（2020年2月12日）
随着2月10日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复工，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全国已经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目前在进一步防控传染的同时，疫情阻击战也开始进入有序恢复生产的阶段。
目前看起来，这次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会比“非典”大很多。2003年“非典”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二季度，增速比前后两个季度低1.5个百分点；客运、旅游、住宿餐饮、零售等行业短期内受到较大冲击，投资和外贸所受影响不明显；受人口红利和加入WTO双重利好的影响，“非典”的出现并没有中断当时经济的上升趋势。但此次疫情不同，波及范围远超“非典”，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经济活跃和发达的省市。从持续时间上来看，以武汉为核心的“新冠”很可能会长于以广州为核心的“非典”。
一、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的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处于增速下行、艰难转型的关键时期，疫情将导致消费承压、投资不振、财政收入雪上加霜。疫情发生后，随着武汉封城、全国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原本预计有望超4.5亿人次出游消费的“春节黄金周”变成了“全民防疫周”，酒店、宾馆、影院等消费大跌，大量中小企业因此承受重压。
目前，我国旅游业对GDP的贡献已经达到11%左右，直接和间接从业人数超过1个亿。此次如受重创，一方面将拖累整体就业，给全社会就业形势和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还将对这几年供给侧改革所培育出来的有利于促进高品质消费的“优质供给”带来冲击，一旦疫情过去，这些供给跟不上，也不利于重启经济循环。
在这些内外因素作用下，如不采取稳控措施，大量的中小制造企业会出现经营困难，更为重要的是，部分较脆弱的制造行业的产业生态，很有可能会被破坏， 从而导致更长期的负面影响。物流中断和疾控措施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冲击比中美贸易摩擦要大得多，并且一旦中断，形成了转移替代，部分行业三十年制造业基础丢了，很难再找回来。所以我们必须像是重视疫情自身一样， 高度重视保护产业生态、保护产业链和供应链、保护中小企业，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能够度过难关。
二、采取综合措施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
尽管此次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但短期内对制造业、对广大中小企业以及整个经济交易活动水平的冲击不容忽视，应采取综合措施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努力将全年经济增速稳定在5%左右。
一是要在管住人流（对确诊、疑似、密切接触者全部集中隔离）的同时，畅通物流。当前，一些地方为了有效防控疫情蔓延，采取了一些严格措施，但注意不要走极端，不能轻易断路、断航甚至“封城”，影响物流这一国民经济动脉。整个工业制造业包括钢铁、化工、电力、装备制造以及轻工电子的原材料、零部件及其产品销售如因物流跟不上而停下来，不仅损失巨大，还将对整个上下游带来灾难性影响。
二是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今年情况特殊，可以突破财政赤字不超过GDP3%的常规限制，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增发1万亿特别国债，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减税降费和对疫情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三是采取适应财政扩张的货币政策。央行加大购买国债的力度，在二季度疫情缓和后进一步降准降息。
四是对因此次疫情防控而延长的假期实行补工。为了弥补企业损失，建议允许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对该延长的假期实行适当补工，由员工自行选择在一年内的双休日或其他节假日进行补工。一些地方已经在国务院延长假期决定的基础上再延长若干工作日补工。
五是动员各地区各部门因地制宜出台针对中小企业的纾困措施。对中小企业实行全面减税降费；对因疫情停工造成的中小企业贷款到期不能还款的予以适当延期；继续对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进行风险排查及处置工作，将此次疫情定性为不可抗力的外在因素，缓冲因股市下跌而导致的强行平仓风险。
三、制造业复工、复产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及对策
2月10日复工、复产，是大部分地区规定的，但是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复工复产依然困难重重。
一是疫情防控所导致的工人极度短缺。工人返回工厂手续很多，各级政府之担忧确实能理解，复工申请层层批复、复工培训、疫情防控、人员梳理管控，每一个细节都重要，这确实是无奈之举；不过只要手续齐全，效率还是很快的。但是工人依然回不来，封路、封村、劝返、拒入、户籍、住所、隔离时间等问题， 这才是导致复工的第一大难点。
二是疫情导致很多产业供应链残缺不全。全国各地大部分企业都有很多外协零部件供应商，大家都会面临工人短缺、材料短缺、部件短缺的问题。这些企业处于不同城市的不同区域，政策不同程序不同，恢复生产时间不同、互相匹配极难，这是第二大难点！
三是疫情期间的企业物流运输几乎停顿。除了疫情必需的物资，全国各地设置了各路关卡，供应商原材料、零部件进不来，复工生产后产品运不出去；同时人员限制流动导致市场拓展极难开展。尤其是外贸，目前60多个国家限制中国进入，市场损失巨大。此乃第三大问题！
目前控制疫情和及时复工确实是矛盾，处于胶着状态，我们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但是我们能熬多久？国家目前要求企业不裁员、正常发工资，可是企业的产品生产不出来，生产出来又流通不出去，资金不能及时收回来，如何保障员工工资？就怕疫情没有了，工厂也没有了，社会失去了造血的机器，这比起疫情本身其实更可怕。
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除了现在各级政府所采用的税收等政策以外，建议加快如下几方面改革：
一是尽快落实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有关政策，快速解决制造业用工短缺问 题。如果3亿农民工中有2亿能在城市落户，不仅可以纾解春运压力，还能快速补充城市劳动力、有效延长农民工工作年龄、年度工作时间，延长人口红利机遇期。
二是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是1990年代初从新加坡学来的，现在我国房地产早已市场化，商业银行已成为提供房贷的主体，住房公积金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大，将之取消可为企业和职工直接降低12%的成本。
三是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实行年金制度，并疏通企业年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渠道和机制。这不仅有利于补充社会养老保险资金，还有利于形成庞大的长期资本供给，为资本市场繁荣稳定奠定基础。
四是想方设法降低物流成本。此次疫情将给一些“在线”产业带来重大机遇， 也对物流效率提出更高要求。建议重点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疫情猛如虎，不仅仅伤人身、更伤害国家经济运转。我们必须如同防控疫情传播一样，全体动员、严防发生经济运行的风险。中国人民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中国经济也一定能够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中国的制造业一定能够
浴火重生、实现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
三、制造业复工、复产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及对策
2月10日复工、复产，是大部分地区规定的，但是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复工复产依然困难重重。
一是疫情防控所导致的工人短缺。工人返回工厂手续很多，各级政府之担忧确实能理解，复工申请层层批复、复工培训、疫情防控、人员梳理管控，每一个细节都重要，这确实是无奈之举；不过只要手续齐全，效率还是很快的。但是工人依然回不来，“封路”、“封村”、劝返、拒入、户籍、住所、隔离时间等问题，这才是导致复工的第一大难点。
二是疫情导致很多产业供应链残缺不全。全国各地大部分企业都有很多外协零部件供应商，大家都会面临工人短缺、材料短缺、部件短缺的问题。这些企业处于不同城市的不同区域，政策不同程序不同，恢复生产时间不同、互相匹配极难，这是第二大难点。
三是疫情期间的企业物流运输几乎停顿。除了疫情必需的物资，全国各地设置了各路关卡，供应商原材料、零部件进不来，复工生产后产品运不出去；同时人员限制流动导致市场拓展极难开展。尤其是外贸，目前60多个国家限制中国进入，市场损失巨大。此乃第三大问题。
目前控制疫情和及时复工确实是矛盾，处于胶着状态，我们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但是企业能熬多久？国家目前要求企业不裁员、正常发工资，可是企业的产品生产不出来，生产出来又流通不出去，资金不能及时收回来，如何保障员工工资？就怕疫情没有了，工厂也没有了，社会失去了造血的机器，这比起疫情本身其实更可怕。
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除了现在各级政府所采用的税收等政策以外，建议加快如下几方面改革：
一是尽快落实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有关政策，快速解决制造业用工短缺问 题。如果3亿农民工中有2亿能在城市落户，不仅可以纾解春运压力，还能快速补充城市劳动力、有效延长农民工工作年龄、年度工作时间，延长人口红利机遇期。
二是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是20世纪90年代初从新加坡学来的，现在我国房地产早已市场化，商业银行已成为提供房贷的主体，住房公积金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大，将之取消可为企业和职工直接降低12%的成本。
和机制。这不仅有利于补充社会养老保险资金，还有利于形成庞大的长期资本供给，为资本市场繁荣稳定奠定基础。
四是想方设法降低物流成本。此次疫情将给一些“在线”产业带来重大机遇， 也对物流效率提出更高要求。建议重点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疫情猛如虎，不仅伤人身，更伤害国家经济运转。我们必须如同防控疫情传播一样，全体动员、严防发生经济运行的风险。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X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中国经济也一定能够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中国的制造业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实现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
新冠肺炎疫情下对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改革的五点建议
（2020年2月13日）
截至2月11日24时，全国新冠肺炎现有确诊病例38800例，现有疑似病例16067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653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451462人。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社会与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
国家高度重视此次防疫工作，成立了由李克强总理任组长的中央领导小组，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多次对防控疫情做出重要指示。自2020年1月20日起， 中央政府建立起来的防控疫情体系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在如此巨大公共卫生灾难面前的应对能力、大国担当。目前防控疫情战役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全国严防死守的管控模式正在发生效果，虽然感染数量还在上升，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央政府能够率领全国人民救感染民众于水火、彻底战胜疫情。
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这样大的疫情的发生、把疫情消灭于萌芽状态呢？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现有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治工作有很多系统性的问题呢？有很多专家学者对湖北武汉的疫情应对已经提出了大量意见和建议，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从宏观上来看，武汉的防疫应对问题不是湖北独有的，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领域是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后领域，甚至是盲点。从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始终没有很好补上，整个公共卫生系统在人员、技术、设备各方面都远远落后，这才是导致我们缺乏防控大疫能力的根本性的原因。
大疫当前是坏事，也倒逼我们深刻反思，国家应该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供给侧的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方向性的问题、系统性的问题、基础性的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一、政府要扩大对公共设施的投资，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供给质量
中国经济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1978年中国GDP是3679亿元，2018年达到90万亿元。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就是不断释放各种消费，高度重视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在2010年，消费拉动、出口拉动、投资拉动差不多各占三分之一的贡献率。最近5~10年，中国经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消费拉动快速增长，到2019年消费拉动已经占GDP的60%左右， 出口和投资占了另外的40%。
如果要进一步保持国家经济的长久增长，形成新的增长动能，就必须要继续保持或扩大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消费拉动经济发展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公共消费两部分，个人消费虽然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但增长空间的比重不大，有巨大潜力的是政府的公共消费。以往的政府投资在基础设施领域占比比较大，公共设施投资和消费比重不足。
公共消费包含教育、卫生和文化等方面，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比重往往比较低。以医院为例，1978年全国医院数量为9293个，2018年为33009个，增长了3.55 倍。在这四十年GDP增长240倍的背景下，我们看到卫生方面的投资就显得很不够了，2018年中国卫生领域政府财政支出1.6万亿元，占GDP比重不到1.7%。
所以，疫情之后，国家要加大对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的投资，尤其是加大公共卫生服务设施的投资。这里有个概念，如果政府财政拿1000亿元投资在高速公路、铁路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上面，这1000亿元转化为当年的GDP一般最多只有30%左右；但是如果这1000亿元投资在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及其设施上面，其转化出来的GDP可以达到60%~70%。就这个意义而言，同样的财政投入，如果投入到公共卫生领域，对GDP的拉动反而更好。同时，它还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形成社会服务的平衡。
为此，政府财政应该把原有投向基础设施的钱，转移一部分到公共卫生等公共设施领域里面来，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供给质量，用这一政府消费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中国医疗及公共卫生系统整体质量提升的投资空间巨大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表现出我国现在的医疗与公共卫生系统，除了北上广深杭等医疗设施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以外，整体上普遍存在各种医疗设施还不够健全的情况。许多大城市三甲医院数量配置都不到位，中等城市、小城市各级医疗机构的配置也很不充足、不合理、不平衡。为什么大城市的大医院忙得不得了呢？ 实际原因是整个城市的医疗资源设立不齐全、不合理，已有的各级医疗机构设施差别太大，小医院的设施太差，所以老百姓就都往大医院跑了。
我们对比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可以看到，美国、日本即使是小医院，配备的设施也是和大医院一样的。所以对各个城市医疗防疫系统的补全以及高质量设备的投资，就是公共设施消费的具体内容，政府投入的每一台设备也就变成了方便民众的公共服务设施。国家要像修铁路、高速公路一样，修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中国33000多家医疗机构可能会变成5万家、6万家，而政府主导的
医疗机构的高质量设备投入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能够极大带动经济的发展。
另外，除了硬件配置不到位以外，医护人员的配置也远远不够。现在很多医院，医生和护士普遍缺员，一般医院里的编外医生和护士相当于编内的50%，也就是说一座医院里面医护人员三分之二是编内的、三分之一是编外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增加十万、二十万个编制，让这些编外的医生护士进入编内呢？
进入编内，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但事实上，这一方面是我所说的扩大政府公共卫生消费投资；另外一方面，政府给予的编制补贴，是有一个杠杆效应的，要知道医护人员并不是完全吃皇粮的，现在的医生在医院里面给人看病，政府在编制上的投入往往只占医院实际收入的五分之一，所以从总体上看，政府这个编制投入是理所应当的公共投入，更何况它还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全国2000多个县、400个地市州大都存在着各级医院等医疗体系不健全，人数也不到位的现象，如果我们健全体系、扩大编制，通过财政对公共卫生服务的支出，不仅可以大大缓解14亿中国人医生护士不足的现象，同时还可以拉动政府消费，比基础设施投资更高效率地带动GDP增长。到2018年末，我国卫生人员总数有1230万人，按照美国1900万卫生人员总数来看，我们国家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如果通过政府投入让卫生人员总数达到6000万~8000万人，将会极大推动我国未来GDP的提升。
三、预防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立是百年大计，具有长远投资效益
虽然国家现在也有传染病防治的相关机构，但从社会系统治理的角度来看， 中国各个城市目前都还缺少一套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范体系、ICU重 症隔离资源管理体系。这三个概念你可以说每个常规医院里都可以有，但是常规医院毕竟是常规医院，它往往不具备控制传染的基础设施。为什么2003年的非典、现在的新冠肺炎，大量感染人员常规医院无法收治，就是因为他们的基础设施， 比如空调、排污等，没有办法控制传染，也就没办法收治传染病人了。
所以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需要一个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包括按照收治传染病标准来设置的具有足够床位数的各种医院，也包括与控制传染相关的其他基础设施。这些投资很多人看起来，可能是一种浪费，因为可能有一些设施我们十年都不会用。但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来说，有了这些设施就能够避免百年一遇的对城市毁灭性的打击。
就像是上海黄浦江的防洪大堤，我们必须要按300年一遇、50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来建，否则一旦真有了大洪水，是数以千万计的老百姓的生死问题。所以建立这样一个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就是要做到防患于未然，你就得把百年一遇的事情当作现实的事情，把这套系统高质量建设好，搞好以后宁可有部分闲置浪费， 比如花掉了1000亿元，它的折旧利息都很高，但这是社会整体运营质量的提高， 是社会公共保障能力的提升。
这个概念就和我们花了几千亿元去做环保、绿化、保护生态是一个道理，你不能急功近利去看当前的投入产出比的，也不是说你有了这个系统就希望每年来一次瘟疫来让我发挥伟大作用。而是要长远看到这个体系的投资效益，它是一个国家面对巨大公共卫生灾害时的强有力的保障。作为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个系统， 当然不能完全靠市场、靠民间、靠企业来建设，而是要依靠国家、城市的公共投资来建设。因为公共消费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该做的，尤其是今年更是如此。美国的这套系统是直属总统管理的，公共卫生系统有事情汇报，是直接向总
统的卫生安全委员会汇报并报给总统的，它已经跳出了常规的医疗卫生管理系 统，是一套独立的体系。所以，中国也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应急组织体系， 一旦出了应急防疫问题，从一个县到一个地市、到一个省、直到整个国家的紧急防疫应对系统就启动了。就像是国家的灾害委员会，一旦出事的话，几个层次一报就报到国务院的应急办去了。所以国家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也应该直接上升到国家层面，由国家和各级政府主导投资建立。
整套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具有一套独立的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应急响应体系，就是层层拉警报、层层预警的报告制度和紧急行动的预案与落实措施；第二个层面是用于防疫的物理设施的管理与使用方式， 比如那些隔离病房，可以10000张床位集中放在几个定点医院，也可以各个医院都分散有一些。这样，一旦有疫情发生，病人可以马上得到集中隔离，避免扩散传染；第三个层面是疫情时期的紧急征用机制，一座城市一旦出现疫情，就相当于进入战时状态，一些民用设施可以被政府按照预案征用，包括酒店宾馆、体育场馆、展览馆、房产商闲置的房产等，用于隔离大量疑似、密切接触的人群，通过广泛隔离人群，来控制传染源。这三个层面都不能是临时决策，而是有预案、有准备的。
这个公共卫生与防疫系统不是每个城市的卫生局，或者哪一家三甲医院，兼顾着就可以建设起来的。这个系统是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战备”职能，跟医院
本身的基本诉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由中央统筹规划、各级政府投资建设。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笔投资对政府来说各方面都是值得的，具有长远的投资回报。
四、国家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与防疫的人才培养和基础科研工作
从湖北省的疫情中不难看到，公共卫生防疫人才是多么短缺，黄冈市一个外行的卫健委主任被火线撤职，从一个点上说明我们必须要尽快解决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不足的问题，解决问题最长远有效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三千多个大专院校的学科设置中，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设立公共卫生学院的大学比重很低，仅有80余家。但这些公共卫生学院往往重预防、轻应急。一旦涉及应急防疫，就涉及文、理、医、工、经的融合， 涉及ZZ、经济、公共管理等多个学科的交叉，所以各所现有公共卫生学院的课程设置应该做大调整，重视应急防疫方面的教育。
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的培养一定要扩大规模、提高质量，要鼓励高校设立公共卫生学院，尤其是传统的文理工科强校，要加强公共卫生学院的建设。据我所知，即使是清华大学也没有公共卫生学院，只是在清华大学医学院下设有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很多双一流大学也没有公共卫生学院。
所以我第一个建议，就是教育部要鼓励双一流大学（原来的985、211大学） 设立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学院，而不是只有医学院校来设置这一专业。财政部要有专门的投资来建设这种类型的公共卫生学院，这样才能快速培养一批既懂得公共卫生，又懂得系统防疫、应急响应的人才队伍。
第二个建议是应该建设一所国家重点的单体公共卫生与防疫大学，比如叫做“中国公共卫生大学”，类似于美国的“卫生与公众服务大学”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该所大学要教学与科研并重，为国家培养高端的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同时集中力量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的研究体系、实验室体系，汇集全球高端科技人才，承担中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前沿研究工作。
建设公共卫生学院与公共卫生大学，要打开大门、加强国际合作，可以跟国际知名机构合资、合作建设整个学院或大学，也可以在一个公共卫生学院里面某个实验室跟国外公共卫生学院或研究机构合作。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要开放， 一切瘟疫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必须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这方面不要格局太小，而是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破除阴谋论，真正发挥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与防疫领域的引领作用。
此外，对其他现有的公共卫生与防疫研究机构要进行梳理，加强公共卫生、防疫研究的体系性、针对性，政府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现有的很多研究机构， 比如一些病毒所，还没能真正发挥作用、研究水平比较低。政府所建立的新型研究机构要不仅仅研究中国的病毒，也要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病毒，让中国在病毒和防疫研究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五、在各级政府制定“十四五”规划时，建议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的比重
这次新冠疫情应该是给我们各级政府上了很重要的一课，我们一定要痛定思痛、引以为戒，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力度，在“十四五”的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花上2000亿~3000亿元把整个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给补上，则善莫大焉。
所以，我建议各级政府在今年制定“十四五”规划时，一定要充分重视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资与管理运营规划。要意识到补上公共卫生这个短板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是不亏的，我们前面专门讨论了投资公共卫生类基础设施对GDP的高效率拉动作用，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规划合理、落实有力，这个投资将会是中国经济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标志。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万民之心、牵动全球经济，这次疫情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重中之重还是要在X中央领导下，打赢这场防疫保卫战，通过一系列宏观、微观政策的迅速调整尽量避免对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 造成太大的冲击。
不管怎样，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个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数以万亿计的经济损失。所以我们用5~10年时间投入几千亿元来建立和完善一个国家级公共卫生与防疫体系，是非常值得的。通过该体系做到防患于未然，尽量避免今后再在中国出现非典、新冠肺炎这样破坏力巨大的传染病的流行。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体现在公共基础设施的水平上，过去的一段时间中国在住、行方面的政府投资巨大，现在到了必须要在卫生、防疫这类的基础设施上加大投资的时候了。中国有制度的先进性，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体系，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X中央的领导下，通过“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的建设，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套完善的国家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从容应对各种疫情，让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小。
完善行政体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20年2月20日）
行政体制是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ZZ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的交集点上，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特别重要地位。完善行政体制， 既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体制保障和发展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X高度重视行政体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行政体制改革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ZZ组织结构、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加强依法行政、健全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X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深化X和国家机构改革问题，着力解决X政机构职责重叠、政府机构职责分散交叉、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中央地方机构上下一般粗等问题。X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完善国家行政体制、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等四个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为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更好把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X中央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贯彻落实X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就要坚定不移地把完善行政体制推向前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完善行政体制一定要优化组织架构提高行政效率
组织管理的实践表明，管理层级越多，决策信息传递过程越长、衰减量越大； 管理幅度越多，越难做到权责统一，更难保证步调一致。因此，合理的行政组织架构才能够做到幅度和层次科学匹配。扁平化即减少中间层，避免机构设置“叠床架屋”，这至少有三个方面优势：一是运行成本较低。一般来讲，省级财政供养人数与总人口之比大致在1：25—30，直辖市由于少了一个层级，其比例大致 是1：50—60。财政供养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保持在合理水平，有利于把有限的财 力用于发展，节余的行政经费可以用于社会事业和民生改善。二是管理效率提高， 尤其是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更直接、效率更高。同时，各省区市的自主权更
大，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配置资源能力增强。缩减层级，可以改变过去省级政府掌握行政资源、经济资源配置权集中在中心城市所导致的省市两级行政与资源要素统筹难度大、成本高、摩擦多的问题，让行政处置权、资源配置权在省级和地市州充分流动。缩减幅度就是要功能重组，解决政府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和公共管理“九龙治水”“政出多门”等问题，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放管服”， 事权下放与精兵简政相辅相成，极大提升了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和行政便利化水平；另外，不少省区市还不断探索省直管县改革，打通了县与省的直接沟通渠道。这些都是行政层次扁平、幅度精简的有效探索。
二、完善行政体制一定要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效能
一个地区、一个领域，凡是存在长周期、大面积和反复出现的问题，往往是体制机制性问题，需要用市场的思维从基础性制度和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从而在基本面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操作中，切忌行政化导向，重视什么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给相关部门或条线加编制、升级别、增机构，以行政手段强化推进， 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职能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合理边界，进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要坚持运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两种手段，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充分放大行政体制效应，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办法，统筹协调，盘活各类要素资源，达到“1+1>2”的效果。比如，城市化过程中，存在农村耕地保护不到位、 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不足、城市征用土地指标不足等问题，只靠“5+2”“白加黑” 是不行的，关键要推动城乡土地资源配置的要素市场改革，让大城市反哺大农村， 既能落实好农村耕地保护政策，又能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平衡农房改造成本， 帮助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支持贫困区县发展，可谓一举多得。
三、完善行政体制一定要以提升营商环境为衡量标准
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和群众最直观、最实惠的感受，是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体制的重要目的。改善营商环境，重点是通过行政体制的不断完善，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三化”是自由贸易谈判的重要标准。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
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企业准入了，要的是同等国民待遇；没准入之前，首
先强调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在行政管理体系里，无论是国有、民营还是外资企业，都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待。
二是负面清单管理。企业经营必须有负面清单，法无禁止都可为；政府的行政管理也必须有行政权力清单，做到行政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不乱动、政府不多动。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劳工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三个保护”是我国融入世界、与发达国家接轨的重要方面。
四是扩大开放领域。包括教育、卫生、文化领域开放，以及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特别是银行、保险、证券、快递、电信等领域的开放，消除各种不必要的行政体制限制。比如，去年以来，我国对外资银行提出了股权比、建立子公司、营业范围等三个方面的扩大开放，目前已经操作落实下去了。
X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的重要决策部署，我国营商环境得到不断优化。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 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排名从一年前的78位跃升至46位。但是，对标世界银行11个指标体系，我们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我国尚有80多条法律法规需要修订；自贸区建设中遇到不同程度的授权不充分问题；信息系统碎片化，软件数据尚不能互融互通；缺乏将先进经验迅速推广的机制等。这些方面，需要持续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积极简政放权，提高服务效能。
完善行政体制一定要激发基层干事创业活力郡县治，天下安。激发基层发展活力，是完善行政体制、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上面千根线，下面一个针。最近几年，不少地区和部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是明确发展目标任务、战略重点、实现途径等的重要方式，对于调动利益相关者积极性、科学指导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一个个的国民经济五年规划（计划）。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发展规划这种“顶层设计”并非中国独有。在美国培训期间， 笔者对美国发展规划问题进行了粗浅研究，其很多做法对我们做好规划工作有许多有益启示。
对制造业复工的三个建议
（2020年3月5日）
随着2月10日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复工，防控新冠疫情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 段。目前看起来，这次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会比“非典”大很多。2003年“非典”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2季度，增速比前后两个季度低1.5个百分点；客运、旅游、住宿、餐饮、零售等行业短期内受到较大冲击，投资和外贸所受影响不明显；受人口红利和加入WTO双重利好的影响，“非典”的出现并没有中断当时经 济的上升趋势。但此次疫情不同，波及范围远超“非典”，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经济活跃和发达的省市。从负面影响的持续时间上来看，以武汉为核心的“新冠” 很可能会长于以广州为核心的“非典”。
一、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的负面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处于增速下行、艰难转型的关键时期，疫情将导致消费承压、投资不振、财政收入雪上加霜。疫情发生后，随着武汉“封城”、全国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原本预计有望超4.5亿人次出游消费 的“春节黄金周”变成了“全民防疫周”，酒店、宾馆、影院等消费断崖式下跌， 大量中小企业因此而承受重压。目前，我国旅游业对GDP的贡献已经达到11%左右， 直接和间接从业人数超过1个亿。此次如受重创，一方面将拖累整体就业，给全 社会就业形势和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还将对这几年供给侧改革所培育出来的有利于促进高品质消费的“优质供给”带来冲击，一旦疫情过去，这些供给跟不上，也不利于重启经济循环。
在这些内外因素作用下，如不采取稳控措施，大量的中小制造企业将会面临倒闭，更为重要的是，部分较脆弱的制造行业的产业生态，很有可能会被破坏， 从而导致更长期的负面影响。物流中断和疾控措施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冲击比中美贸易摩擦要大的多，并且一旦中断，形成了转移替代，部分行业30年制造业基础丢失了，很难再建立回来。所以我们必须像是重视疫情自身一样， 高度重视保护产业生态、保护产业链和供应链、保护中小企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渡过难关。
二、综合措施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面
尽管此次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但短期内对制造业、对广大中小企业以及整个经济交易活动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努力将全年经济增
速稳定在5%左右。
一是要在管住人流（对确诊、疑似、密切接触者全部集中隔离）的同时，畅通物流。当前，一些地方为了有效防控疫情蔓延，采取了一些严格措施，但注意不要走极端，不能轻易断路、断航甚至“封城”，影响物流这一国民经济动脉。整个工业制造业包括钢铁、化工、电力、装备制造以及轻工电子的原材料、零部件的生产及其产品销售如因物流跟不上而受阻，不仅损失巨大，还将对整个上下游带来灾难性影响。
二是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今年情况特殊，可以突破财政赤字不超过GDP3%的常规限制，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增发1万亿特别国债，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减税降费和对疫情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三是采取适应财政扩张的货币政策。央行加大购买国债的力度，在二季度疫情缓和后进一步降准降息。
四是对因此次疫情防控而延长的假期实行补工。为了弥补企业损失，建议允许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对该延长的假期实行适当补工，由员工自行选择在一年内的双休日或其他节假日进行补工。
五是动员各地区各部门因地制宜出台针对中小企业的纾困措施。对中小企业实行全面减税降费；对因疫情停工造成的中小企业贷款到期不能还款的予以适当延期；继续对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进行风险排查及处置工作，将此次疫情定性为不可抗力的外在因素，缓冲因股市下跌而导致的强行平仓风险。
企业的产品生产不出来，生产出来又流通不出去，资金不能及时收回来，如何保障员工工资？如果疫情消退后，工厂也没有了，社会就失去了造血的机器， 这比起疫情本身其实更可怕。
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除了现在各级政府所采用的税收等政策以外，建议加快以下几方面改革：
一是尽快落实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有关政策，快速解决制造业用工短缺问 题。如果3亿农民工中有2亿能在城市落户，不仅可以纾解春运压力，还能快速补充城市劳动力、有效延长农民工工作年龄、年度工作时间，延长人口红利机遇期。
二是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实行年金制度，并疏通企业年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渠道和机制。这不仅有利于补充社会养老保险资金，还有利于形成庞大的长期资本供给，为资本市场繁荣稳定奠定基础。
三是想方设法降低物流成本。此次疫情将给一些“在线”产业带来重大机遇，
也对物流效率提出更高要求。建议重点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将铁路线路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1 公里”，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疫情猛如虎，不仅伤人身、更影响国家经济运转。我们必须如同防控疫情传播一样，全体动员、严防经济运行风险。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X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中国经济也一定能够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中国的制造业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实现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
疫情对全球制造业未来趋势的影响
（2020年4月5日）
清明节期间，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已过130万人，疫情带来的全球各国封城、封国，阻断人流物流，阻断交通运输（人类至今还没有疫苗和特效药，唯一的手段就是隔离），已经对全球经济带来了重创，其后果不仅可能全面超过2008 年的金融危机，还有可能超过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
各国各地区的隔离阻断，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停工停产导致链上企业原有的产品订单没有了，即使未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货也因为物流中断等原因消失了。一些地区的企业即便有复工复产的能力，也会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零部件供应而处在不得不停工的状态。面对一片狼藉的全球产业链，即使是最忠实的大规模生产时代的“水平分工”专家， 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全球化的水平分工在这次疫情中为何如此脆弱，什么样的制造业系统才能让人类更好地抵御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化风险。
一、传统水平分工的全球产业链体系抗风险能力弱，需要调整
近三十年，全球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西方发达国家把产成品和半成品、零部件、原材料的加工制造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资本和技术获取高额利润，形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另一个是跨国公司按水平分工的理论把产业链中一些产成品和半成品的加工外包给全球加工质量好、效率高、成本低的企业， 形成全球化的产业链分工。于是几十个国家、几百座城市、上千家企业可以共同生产一个产品，而跨国公司往往既不搞零部件、半成品制造，也不搞产成品的总装。他们抓住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销售结款清算和售后服务，并通过控制生产性服务过程获取高额利润。这样的水平分工产业链体系，以市场化方式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了跨国公司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水平分工这一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 的》一书中率先系统阐述的。这一理论体系影响了最近二十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 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产业链上各类企业不分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优势进行水平分工是十分合理的，有助于产品成本的降低。但是，实际上地球是圆的、世界不是始终那么平的，产业链条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势必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整个产业链断裂的风险。由于水平分工产业链的单纯逐利，导致链上每个环节都已经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把
产业链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运转到了极致，所有链上成员都沾沾自喜于平稳运行时期的水平分工全球产业链的高效率，却很少考虑一旦发生全球性事件时这样极致运行的产业链蕴含着的巨大风险。诚然，一个局部性事件并不会全面影响原有产业链的平衡，如果一个地域生产企业停滞，产业链会自动到全球其它地方寻求替代。但是，一旦遇上人类社会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牵一发而动全身，就会打破紧绷的全球水平分工产业链平衡，信息阻断、物流停滞，让原来不同地域协同生产的优势瞬间转变为劣势，过大的物理距离把产业链分割得支离破碎，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倒退。
面对危机，我们应该从全球化发展的更合理的趋势来反思全球制造业这种生态十分脆弱的产业链水平分工。我们当然不能因为疫情就去搞民粹主义、搞每个国家或地区狭隘的自我独立、搞自主循环的封闭制造、搞逆全球化，这些都是愚蠢的行为。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不是风平浪静的，全球性大范围的产业链分布是不安全、不科学的，如何既能实现产业链全球化水平分工，又能避免各种不可控因素带来的产业链断裂风险呢？最合理的方法就是让这种产业分工能够在某些 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
二、产业链集群所带来的产业垂直整合更有利于全球制造业的发展
水平分工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制造时代的典型生产关系，是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链利益最大化的产物。产业链集群是数字时代的垂直整合型生产关系，是在一定地域内的全球化水平分工，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也就是说， 产业链集群依然要发挥全球化水平分工的特点，而不是由一个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地搞整个产业链体系；也不是一个地区自力更生、肉烂在锅里，让本地企业大包干儿、做整个产业链。产业链集群还是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分别来生产产业链上的零部件、半成品以及最后的产品集成总装等，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企业分享，每个集群内的企业虽然在某一个地域干活，但是利益是全球共享的。所以，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并不矛盾，而是逻辑合理的更深层次的全球化。产业链集群与传统的水平分工的区别在于，产业链上的企业不再是广泛分布在地球每一个角落，而是要选择合适的地区，在1小时到3小时车程半径内（50公里-200公里半径）形成整个上中下游70%以上的零部件、半成品的集群化生产基地。通过 产业链集群最大限度降低运输成本，缩短物流时间，提高物流调度效率，最大程度地避免各种自然灾害、疫情灾难的冲击，通过集群化极大地强化了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
三、产业链集群的形成也是价值链重塑的过程，有利于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
产业链集群的形成过程中，还要注重产业整体价值链的重塑。所谓价值链包含了产业链制造系统的上游研发设计、品牌建设环节，和中游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第三方物流、仓储、产业互联网、产业链金融等等，还包含了产业链下游的消费清算、售后服务等环节，是产业链中的所有价值增值环节的集成。这些价值增值体系原本可以游离在世界各地，通过网络链接。但一旦产业链集群基地形成，营商环境良好，能够与当地产业链适配的价值链上的企业也会自然而然地集聚于此。
当一个制造业的产业链集群形成后，一些跨国公司为了节约时间和协同成 本，就会将它的研发基地、零部件生产厂、整机装配厂转移到此处。如果该地区能够降低关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些跨国公司甚至还会将销售清算企业也转移到这里来，其它服务贸易类、产业链金融类企业也会应运而来。产业链集群+价值链集群的双重集群更能有力抗击灾害和其它不确定性。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中国的产业调整，世界其它各国都可以因地制宜地采用。
产业链+价值链的集群，也为整个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基础。产业链与价值链上的每一个成员都更容易利用数字技术改变生产模式、协同模式和服务模式，从而为整个产业创造新的价值空间。比如挖掘机市场在徐州附近聚集，也会带来大量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他们与挖掘机产业链融合，就会改变挖掘机产业的盈利模型，创造该产业大量新商业模式，这就是集群之后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能够为人类带来更多财富。
四、产业链集群所在地要由市场来配置，是企业的选择而不是行政官员的意图，应具备五个突出特点
产业链集群会集聚在哪一个地区，不是地方政府的长官意愿，而是根据市场需要，既要考虑“销地产”、“产地销”的要求，又要考虑交通物流条件、地区开放程度、人才配置条件等问题。
产业链集群的“产地销”和“销地产”是两种不同的经济逻辑。“产地销” 是以产业链集群地为核心，打造销往全球各地的区域产业链产品。这类产业链产品往往具有轻小、附加值高、对物流运输和距离不敏感等特点，可以在某一地点进行生产并出口全球，不用过多考虑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如集成电路、手机、电脑、软件产品、文化产品等。“产地销”的产品分发渠道主要是航空运输，也
包括数字网络渠道。“销地产”是指聚集的产业链集群生产的终端产品主要用于本地销售，如汽车、挖掘机、推土机等重型产品。该类产业链聚集应该在计划的销售区域直接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建立集群，从而大量减少物流运输成本、本地创新成本、售后服务成本等。
能够承载产业链集群的区域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是各个国家、各地政府应该重点考虑的方向。这样的区域（城市）应具备五个突出特点：
交通运输枢纽地。产业链集群需要便利的交通以降低物流成本、人员协同成本，所以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形成全球化产业链集群的基本条件。
劳动力和人才的配置。一个地区在教育上的投入会在将来决定这里会形成什么样的产业链集群，百年树人，劳动力和人才配置是一座城市竞争力的根本体现，需要行政负责人具有长远眼光给予投入。
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由于产业链聚集依然是国际化的水平分工，因此需要聚集地具备支撑国际企业入驻的营商环境。
社会环境以及生态环境良好。产业链集群发展的人文需要也非常重要，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高素质的社会环境，更有助于吸引全球产业链资源的聚集。
拥有生产成本优势。生产成本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创新成本、税收成本等，一旦形成了产业链聚集，本地域的成本优势会更明显。在产业链聚集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需要当地政府在各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以降低成 本。
具备这五个基本特征的区域，需要系统地思考本地既有产业链的特点、周边其它产业链聚集区的分布等信息，从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创造尽可能垂直整合的产业链、价值链。在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地域，已经基本具备了这五个基本特征，可以围绕国家的战略新兴产业大力布局相关产业链集群。其它地区也要努力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形成不同规模的产业链集群。
五、产业链集群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营商环境的竞争，中国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创造适合产业链集群发展的营商环境
产业链集群的竞争不能是靠行政权力“强扭的瓜”，而是应该由跨国公司、龙头企业和零部件企业自然选择市场资源配置而形成的，政府应该为此做好开明的配套服务。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根本因素，国家间和企业间的竞争就在于市场资源配置的有利条件。这一规律适用于全世界各个国家，也是世界产业发展的
大趋势。这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的严重破坏，使大家发现了我们原本的全球化模式在太平时期没能暴露出来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中国及世界各国都应该对 “世界是平的”思想影响的全球产业化方式进行重新思考并做出调整。但是，重新调整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也不可以直接进行强硬调整，推行逆全球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错误行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辩证式地螺旋上升，而不是180度大转弯。
所以在疫情稳定的地域，会率先开始产业链集群的竞争。产业链集群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营商环境的竞争，从硬环境到软环境，从基础设施到人才队伍，适应全球化产业链集群需要的营商环境的打造是对地方官员面向未来执政能力的考 验。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占了全球制造业30%的份额，制造业也占了中国GDP 的30%。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产业链集群化的趋势下，我们既面临机会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水平分工下的全球各国加工的产业链的基础是低关税；形成水平分工又能集群化扎根于一个地方为全球服务的产业链集群的前提，不仅仅是低关税而且是零壁垒，是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所以只有更深度、高度、广度的开放才能救世界、才能让世界摆脱困境，才能让世界共享新的利益。
为了更好形成产业链集群的营商环境竞争力，中国在宏观政策上要进一步降低关税，增加进口，推动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放宽金融服务等领域准入条件，实现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开放。要进一步改善各级政府的服务能力，打造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改革开放的高地，推动围绕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的改革，并与各国共同推动自由贸易区（FTA）的发展。
六、并不是所有产品类别都可搞产业链集群，要根据区域特点慎重规划选择
产业链集群是垂直整合的国际化水平分工，事实上，并不是每一种产品都需要建立产业链集群。比如，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用品虽然也都有自己的产业链，但是产业链的分布大都较为分散；有的产品甚至只在某些固定地区存在，并没有必要形成产业链。
对那些物流链、产业链较短的大部分低端产品，每个相关生产企业的市场覆盖面较小，可以按照全球化市场需求的自然分布，布局的自由度很高。对这种产业的竞争，政府只要做到低税收、贸易自由化即可，不一定要建设专门的产业链
集群。
但对于国家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或国家支柱产业等重点产业，必须形成从研 发、设计到物流、金融等产业配套的全产业链集群，从而大大提高这些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同时由于产业链集群市场规模巨大，增加了其在全球产业生态中的话语权，从而用市场规模来有效避免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所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
此外，大量的传统制造业面临着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会，这也意味着原有的产业链、价值链需要重塑，有可能形成新的产业链集群。只要这样的集群价值空间足够大，一个区域都可以考虑选择在这一方向上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2020年3月2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考察时强调，宁波舟山港率先恢复生 产，对推动我国企业复工复产、恢复物流体系、恢复全球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要未雨绸缪，关注境外疫情形势，在坚持不懈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应对和化解各国为抗击疫情采取的各项限制性措施对货物航运带来的影响，促进我国出口货物出得去、进口货物进得来。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就是对建设全球一体化的产业链集群的具体指示。
上述的六点讨论，是对过去三十年制造业产业链国际化进程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反思，是全球各国的跨国公司都值得重视的趋势。这种反思调整，绝不是逆全球化，绝不是民粹主义的自我封闭或者自力更生，而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 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形成既发挥水平分工的合理内涵，又发挥垂直整合的三低一高（低运费、低运时、低风险、高效率）的区域优势，既发挥WTO和FTA关于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又要求全球的产业链集群所在国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最终，产业链集群基地的形成将是跨国公司和产业链企业自主的选择，是市场化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国家行政管制的结果。
人类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变，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内涵不会变。因为疫情的隔离阻断、因为冷战或贸易战的对立，妄言全球化结束是短视的，全球化本身是螺旋式发展的，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中前进的。凡是能在历史的螺旋发展中、解决产业更迭问题中担当责任的大国一定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国 家。
改革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发展企业年金奠定充实基础
（2020年4月15日）
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要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培育长期投资资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通过改革公积金制度，和年金相结合， 将可形成资本市场长期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
公积金是社会公共福利系统的阶段性产物，有它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国家环 境。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房地产市场体系都跟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还拿着原有的公积金账本算账， 就没法把账算清楚。
如今，需要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思考，如何把这14.6万亿元（截至2018年末， 公积金缴存总额145899.77亿元）用得更好？如何为员工创造更大价值？如何为企业减负？如何让中国资本市场更健康发展？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以改革现行公积金制度为突破口，带动年金制度体系的发展与完善，通过制度安排和转化，将中国特色的“公积金”转化为养老预筹资金的组成部分，并入市投资，从而做到让员工、企业、国家都受益。
一、新加坡公积金政策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与养老和医疗保险相打通
全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只有新加坡和中国有公积金政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这说明公积金制度本身是个案，没有普遍意义。这不同于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搞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样的社会福利制度。
新加坡设立的公积金政策有三个特点：
第一，新加坡是个典型的城市型国家，一个国家就是一座城市，只有560多万人口。这个城市型国家有80%以上的人都住在新加坡政府建造的组屋（公屋） 里面，只有不到20%的人住商品房。所以，针对超过80%的人而言，他们使用公积金购买住房的需求很小。
第二，新加坡的住房公积金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相通，包含普通账户（OA， OrdinaryAccount）、特别账户（SA，SpecialAccount）、保健储蓄账户（MA， MedisaveAccount）。当雇员满55岁时，公积金局将为公积金会员自动创建一个退休账户（RA，RetirementAccount）。这四个账户只有普通账户可以用于购房。四个账户不同年龄段交的比例不一样，最高的比例也就是37%（员工交20%，雇主交
17%），比例还是比较低的。而我国的“五险一金”占员工工资比例大概在55%， 其中养老保险占28%，医疗保险占12%，公积金占12%，再加上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几个小险种一共大概是55%。所以我国的“五险一金”总体占比要比新加坡高18个点。
第三，新加坡的公积金、养老金、医疗金并不是分门别类独立存在的，而是一个整体，可以互相打通。如果一个公民住在公房系统里，没有买房按揭贷款的需求，那么买房的公积金也就用不上了。但是当该公民身体出问题时，他的公积金账户的钱可以用来治病。如果这位公民的身体很好，住房又不用公积金贷款， 那么这笔钱积累下来，可以增加其养老金的总额。我国从新加坡学来公积金理念， 落实的只是单一的住房公积金，结果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概念，收缴比例和医保系统一样高，变成了刚性的12%，显然这是一个相当高的社会住房补贴政策。
二、中国公积金政策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职工的住房困难，具有一定的时代特性
当初上海在1990年仿照新加坡实行公积金政策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没发展起来，整个中国还在实行公房分配制度，当时每个家庭的人均住房面积只有七到八平方米，住得非常拥挤，人民的居住环境急需得到改善。当时的矛盾是要建造更多的房屋，但是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建造，由此才考虑设立公积金的政策， 通过个人出一些、企业出一些、国家出一些，集资公住，来激活中国房地产市场。应该说这个政策对当时的上海来说是合适的，确实激活了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并普及了商品房的概念。
到了1994年前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崛起，土地批租等政策开始成熟， 一大批房产商开始涌现，住房开发量激增。1995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开始提供按揭贷款业务。发展到现在，中国的房地产系统已经基本建立，购置商品房的商业贷款体系渐成主流。
可以说，当商品房市场循环已经形成的时候，公积金最初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其为人们购房提供低息贷款的功能完全可以交由商业银行或成立专门的住房银行来解决。截至2018年底，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5.75万亿元，而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4.98万亿元，在整个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不到20%。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债务主要为商品房的商业贷款。
如果我们能够针对不同人群制定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完全有可能用商业贷款补足公积金贷款20%的份额，同时并不增加老百姓的住房贷款债务。而公积金缴
存的14.6万亿元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运营低效率、高消耗、不公平等问题也就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从而逼迫我们必须找到更有效的路径，为个人、企业、国家建立新的、替代式的“公积金循环”。
三、改革现行的公积金制度，代之以建立新的年金体系并不会降低老百姓的公共福利，会为百姓带来更大的财产增值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居民已经把公积金作为一项理所应当的公共福利。每个月工资中自己的钱拿了6%放入公积金账户，大家依然觉得是福利的原因在 于，个人所在单位也帮大家在公积金中心存入了工资额的6%，这样每个人的公积金账户就变成了工资额的12%。用我的6%换来了12%，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有一个6%的既得利益。所以很多人说，取消公积金就是取消了大家的福利待遇。
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个国家福利系统的角度看问题，再回到老百姓自身，就会看到，改革现行的公积金制度体系，并不会降低老百姓的公共福利。取消公积金不是单一的政策，一定要和建立一个新的企业年金体系配套实施。可以有以下三个措施，确保取消公积金让老百姓完全不会吃亏。
第一，公积金变年金，公民已缴存公积金的收益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如果公积金政策取消，公民在工作期间已经缴纳的公积金（2018年末的缴存总额为14.6万亿元）全部转入补充养老的年金中。实施中要明确，公民的这笔钱应放入个人账户，而非统筹账户，否则对老百姓不公平。现行占工资比28%的养老保险里，8%是个人账户，20%是统筹账户，公民缴纳的养老保险绝大部分归国家统一调配，个人无法自由掌控。如果这笔钱放在年金中，按照年金制度规定，应和公积金账户的钱一样，在退休时会全部划归给个人。
但不同于公积金的是，年金的运行可以进入资本市场，通过保值增值产生更高的收益。2013年人社部出台的《关于扩大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范围的通知》中规定，年金可以投资股票、偏股型基金等高风险高收益产品，最高比例不超过30%， 由专业机构运作的企业年金的收益率可以相对比较高。【联系微信dadawk01*】
目前公积金利率是按照国家一年期存款利率给付的，再扣除各地公积金中心运行管理成本，在1.5%左右，而新加坡公积金要求利率不得低于2.5%。年金利率大体在5%～6%，美国年金利率一般在7%左右（股票投资平均年收益率在10%，债券和货币基金收益率在3%~4%，平均下来7%左右）。所以，居民缴存的公积金变成年金之后，只要投资合理运作，就会给居民带来更大财产增值。假如某人有20万公积金且还有10年退休，如果在公积金账户，他最终最多能拿到（1.5%复利）23
万元左右，而如果在年金账户，一般而言可以拿到35万元左右。
第二，对已经发生的公积金贷款，可以按照一定利率优惠政策转化为商业贷款。目前国家的公积金贷款与商业贷款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利率差别，公积金贷款利率在3.25%左右，商业贷款利率在5.5%左右，有大概2%的差异。国家可以通过一定的利率优惠政策，来消化这一部分存量贷款。比如，某位公民因买房发生100 万元按揭贷款，这笔按揭贷款中可能有80万元是银行的商业贷款，有20万元是公积金贷款。公积金贷款利息低，按揭商业贷款利息高，公积金一旦取消以后，欠公积金中心的20万元贷款可以转移到银行的按揭贷款系统，相当于该公民总共欠银行100万元，但执行的利率可以有差别，从而让贷款实现平滑转变。
即使利率优惠比例有限，转化后的银行贷款利率依然比公积金贷款利率高一个点，居民个人所多花的一点贷款利息（1%），与把置换出来的公积金投入到年金之中的收益相比（5%～6%），依然是很少的部分，对居民来说整体上还是划算的。
第三，取消公积金不是意味着职工就得不到企业缴存的6%，而是个人有了更大的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取消公积金后，企业原本替职工缴纳的6%公积金转变为企业给职工缴纳的6%企业年金，而职工个人的6%年金，并不强制缴纳，职工可以自愿决定是否缴纳。如果不缴纳，意味着每个人多了工资额6%的现金进入消费市场，对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如果缴纳，职工的年金理财增值收益将比住房公积金收益高得多。
年金比之于公积金，在于年金政策的灵活性，并能够投资资本市场和货币基金市场，这对于每一个缴存者而言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取消公积金一定要研究如何配套一个更加完善的年金体系。
基于上述三点，我们可以看到，取消了公积金政策后，职工是根本不会吃亏的，而是可以获取更加有质量的、公平的社会公共福利。一般而言，只要企业年金理财的收益大于3.75%[1.5%+（5.5%-3.25%）]，职工通过年金就可以比公积金获得更高的收益。
四、取消公积金政策有利于为企业减负，而年金政策有助于进一步增强职工的养老能力
我国现行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第二十条明确要求“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第三十八条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
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种强制性实际上给企业带来了不少隐形成本。
事实上，2018年公积金缴存职工人数为14436.1万人，占我国城镇就业人数的33.2%。也就是说，公积金政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试水，2002年颁布《条例》， 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才覆盖了三分之一的城镇就业。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对广大尚未执行公积金政策的中小企业而言，取消公积金制度无疑降低了其企业运行成本，至少不至于整天担心因社保缴费严格执行而导致的额外成本。
公积金也好，年金也好，都是一种储蓄机制。前者是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后者是为了解决养老问题。取消了公积金，为职工提供优惠贷款的职责可以交由商业银行或组建的住房银行来解决。但城镇职工的养老问题，却随着老龄化加剧而日益紧张。要保证自己退休后的生活质量不下降，单靠28%的养老保险所形成的养老金是不现实的；靠自身储蓄的话，如何保证储蓄的购买力保持大致不变也是一个难题，很多人为了养老只好去买房，对房地产形成了“虚火”。在这方面， 企业年金作为非常重要的补充养老保险，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在2007年就有了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但仅仅是一个部门规章，没有形成真正的法律。由于缺少法律基础，由企业自觉缴纳，政府并不强制；又由于住房公积金企业与职工两个6%工资额的缴交比例，企业负担偏重，所以大部分企业没有缴纳。到今天为止，除了少量国有央企单位设立年金制度以外，其余的国有、民营企业大多没有设立。整个中国的补充养老保险总量只有1万多亿元，仅占我 国近100万亿元GDP的1.1%。如果我们把公积金转为年金，不仅会使年金有了十几万亿元的基数，还可将公积金政策与年金政策合并，进一步加大年金的支持力度。
事实上，年金与公积金的筹资思路是一样的。以美国401K年金计划为例，其核心内容是：雇主为雇员建立个人退休账户，雇员根据收入的一定比例（3%~10%） 进行缴费，雇主也按一定比例匹配缴费（一般为3%），每年缴费总金额上有封顶
（最高4.9万美元）。账户资金一般情况下要到59.5岁后才能提取。雇主为雇员缴的年金额在雇员工资的6%以内可以进行税前列支；雇员缴费在上限以内的部分可以免个人所得税，待到退休领取时再缴税，即递延纳税，投资形成的投资收益免利得税。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基于企业缴费税前列支、个人缴费税收递延、投资收益免税的杠杆机制，激励雇主很认真、很努力地把本来可能要交税的转化为为高管、为职工的补充养老保险，雇员也会很认真参与。
如果我们取消公积金的概念，将现行公积金政策与年金政策合并在一起，不
仅不会减少职工利益，还会鼓励企业和职工把年金逐步积累起来，就可以有效提升职工应对养老问题的能力。
五、公积金转为企业年金有利于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建立高质量金融体系的重要举措
年金出现后，既有利于资本市场长期资本的注入，又有利于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为什么美国黑石基金可以有几万亿美元的基金规模，KKR可以有5000亿美元的基金规模，就是因为他们的基金规模里有60%来自于各种养老金。目前，美国股市总市值中有63%左右由机构投资者持有，其中各类共同基金占了三分之一。而这些共同基金的一大来源就是各种退休金。其中401K计划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401K计划形成的资产的投资绝大多数不是由企业自己来操作，政府也不帮企业归集操作，而是通过招投标交给私募基金，由最优质的大型私募基金帮助运作。正是在此类养老基金的参与下（占美国股市市值规模30万亿美元的30%）， 加上美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战略投资者等的长期投资（占了股票市场的40%）， 美国的资本市场才形成了以长期资本为主、机构投资为主，散户投资、短期基金投资为辅的投资格局。
结合中国国情，在取消公积金制度的同时，将14.6万亿元的公积金直接转化成企业年金，并同时疏通投资资本市场的机制和通道，这将为资本市场提供一个庞大的长期资本来源。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健全推广企业年金。可将原来缴存公积金时使用的税收优惠政策沿用到企业年金上，要求企业缴存6%， 个人按自愿缴存（但最高也不超6%）；企业和个人缴费都享受所得税税前抵扣政策；各个企业的年金可以按自愿原则集合成规模更大的投资基金，委托专业的投资机构投资，条件成熟时可以将投资股票的比例放宽至50%甚至2/3。这样就可以为资本市场引入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
有了这类资金的加入，资本市场就活跃起来了，大型的基金机构投资者也被发动起来，资本市场能够向更大规模、更高质量发展了。现在我国的资本市场规模只有60万亿元，如果中国年金制度和其他的保险基金可形成20万亿元长期资本投入，市场规模变大，同时长期资本比例变高，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变好，这对中国老百姓在股市上的投资也是有好处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单纯讨论公积金取消或不取消是没有意义的， 而是要考虑如何通过改革实现一个既支持企业降低运行成本，又使得职工有更好福利回报、更加健康完善的社会公共福利系统，以及一个规模和深度更宏大、更
高质量的长期资本市场。我们此前讨论疫情时期的企业减负，也并非笼统地取消或延缓公积金企业缴存6%的概念，而是把取消公积金制度和建立完善的年金制度一并提出，形成平滑转移，实现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把百姓、企业所创造的财富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并让它为国家、企业、个人都创造更大的价值。
总之，将公积金制度转化为年金制度，并不损害每一个职工的利益，而是让职工福利有了更可靠的保障。与此同时，年金既有对企业的短期价值，更具有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长远价值。为此，取消公积金，转化为年金制度，值得国家有关部门深入探讨、大胆创新、全面实施。
在“数智市北• 链接未来——市北高新产业空间项目云上推介会”上的演讲
（2020年4月25日）
如今，数字经济时代已经来临，数字化转型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的本质是发力于科技端的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更能体现数字经济特征，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生的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基础技术包括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如果将数字经济比作人体，那么云计算相当于脊梁骨，大数据相当于五脏六腑。五脏六腑必须挂在脊梁骨上，没有脊梁骨便无法形成运作的空间。人工智能相当于大脑，起到运算、信息存储的作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类似于神经系统。区块链则相当于基因、细胞。2019年，我国政府率先推出了5G标准，宣告进入5G时代。2020年初，新基建项目的正式启动以及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逆势上扬表明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因此，2020年对中国数字经济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标志着产业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正式起步。
数字经济自身能够形成一个巨大规模的产业，并且将从底层深刻改变每一个行业，对社会整体发展产生穿透性、颠覆性的影响。数字经济凭借其强大的跨界融合能力将对制造业、城市基建、金融业、物流业等带来无与伦比的强劲动能。例如：当工业遇到数字经济，于是就有了工业经济4.0版本，即自动化工业；当 城市发展遇到数字经济，便孕育出了智慧城市体系；当金融遇到数字经济，便产生了金融科技新品种、新平台；当供应链、物流遇到数字经济，智慧供应链、智慧物流体系也相继诞生。可以说，数字经济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都起到了革命性、引领性的作用。为此，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
未来，我国可以围绕三个重要抓手大力推动数字经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一是以消费互联网为抓手。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经济和交通一度停摆，加之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不断叫嚣要与中国脱钩甚至是提出逆全球化的措施，很多行业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恰恰是稳定国民经济、促使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也是重要的技术基础、经济基础。因此，互联网应该与全球化结合，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消费
互联网、互联网经济以及数字平台的发展作出贡献，继续提升行业自身的发展空间。
二是以产业互联网为抓手。2020年是产业互联网迎来大发展的元年，我们应该抓住机遇，继续扩大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各行各业的深度赋能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做到降本增收，并针对不同产业链形成可循环、高效益的开发模式，深度推动工业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的协同发展。
三是以新基建为抓手。通过完善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高附加值产业链方面的投资，以投资带动产业集聚，促进各行业互联互通与深度融合、上下游联动。新基建同时具有宏观效益、微观效益、社会效益、企业投资效益，其高质量发展必将成为实现数字经济的有力抓手。
关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六个战略思考
（2020年5月15日）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新思考。工业社会在最近两百年里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并建立了全球水平分工的经济体系。但是，疫情的到来打破了这种看似高效率的体系，全球供应链被疫情阻断、分割，导致了大量地区的经济近乎停摆。在困难之中，互联网经济因为其非接触的特性受到冲击相对较小，从而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是疫情中全球经济所看到的希望。但是，传统的互联网经济也有很多问题，仅仅依靠原有的模式无法带动全球经济的整体复苏。所以，即便是谷歌、Facebook、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企业，在疫情中也在寻找着新的发展方向，互联网经济必将进入一个与传统实体经济全面融合的新阶段。
从接入技术上看，随着5G网络日渐普及，互联网进入高带宽、低时延的时代。4G时代无法支持的物联网，到了5G时代会成为重要的发展领域。互联网将不再只是以流量为核心的电商生态，随着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它还在向着以信用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新生态转变。跟得上这一潮流的互联网企业以及其它传统产业都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更多抓住产业互联网新机遇的创新企业将会在全球大量出现。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革时期，中国的互联网经济该如何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在全球取得发展优势，是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也是疫情后促进经济复苏的重要举措。为此，这里对中国互联网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提出六点思考。
一、疫情后互联网经济将向所有领域扩展，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抓手
疫情之下，全球订单萎缩、产业链断裂，传统产业一片萧条，只有互联网产业受疫情的影响较小。因为网络跨越了物理的阻隔，互联网办公、互联网娱乐、互联网教育、互联网零售等商业模式迅速走红，成为了疫情中经济发展的热门领域，互联网经济也因为在对抗疫情时的独特优势而备受关注。任何一个企业并不只是存在于物理空间里，它也同时存在于网络空间之中，这也就是数字孪生企业的概念。疫情虽然阻断了物理空间，但如果一个企业或者整个产业构建了自己的网络空间，就可以在这个空间里不受疫情影响继续经营。这个网络空间所承载的就是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业态。
疫情让企业充分体会到了利用网络空间的价值。当员工被物理隔离在家里，
企业依然可以利用远程会议、社交软件等实现居家办公，企业的基本活动也就转移到了网络空间里。基于这个现状，企业必须要学会在网络空间里进行经营管理、价值创造。也就是说，疫情已经开始迫使企业向互联网经济的新模式转变。比如电影产业，因为电影院的全面关停损失巨大，但同时我们看到互联网娱乐产业迅速兴起，传统的影视公司必须要转移到网络渠道上尝试全新的发行模式才能生存下去；再比如餐饮行业，如果没有互联网上的外卖业务，估计疫情中倒闭的餐饮企业将会更多；医疗服务行业在疫情中也开始加大互联网医疗的投入，一批互联网诊疗公司也迅速兴起；跨境电子商务自2014年启动，虽然每年以50%-60%的速度增长，但规模也才在1500亿人民币左右。疫情使得大量的国际贸易要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完成，于是会极大促进这一产业的发展。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互联网经济在疫情中加快了与传统产业融合的步伐，并因此创造出大量的互联网经济新模式。
这次疫情的影响不是短期的，欧洲、美国的感染人数还在持续上涨，印度非洲的疫情蔓延刚刚开始，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恐怕要持续2-3年。这种情况下， 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推动基于网络空间的商业创新，是全球经济未来几年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新的全球化趋势。
二、发展互联网经济需要克服消费互联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创造公平、共赢的经营环境
过去十余年来，我国消费互联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涌现了阿里、腾讯等一批世界知名企业。但消费互联网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一，参与者之间的博弈往往是零和游戏。不管什么行业领域、面对什么竞争对手，消费互联网竞争到最后往往是赢家独吞整个市场。因此，很多早期互联网企业不计成本融资烧钱扩展业务，意图打败对方。在形成垄断优势后，又对平台商户或消费者收取高昂的门槛费、服务费。这种类型的商业模式在社会总体价值创造上贡献有限，因为过度关注流量助长了假冒伪劣商品在网上的泛滥，甚至倒逼制造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第二，利用人性弱点设计各种产品。网络市场形成初期所主导的自由理念， 使得网络上失信的违约成本极低，于是会出现很多企业利用人性的弱点设计各种产品来获取流量，罔顾消费者的长期利益和市场的良性发展。比如一些信息服务公司，通过各种打擦边球的图片、噱头标题吸引用户点击观看视频、新闻。这种
利用人性弱点诱使用户使用产品的行为实际上是不正当的，甚至是触犯法律的。未来互联网经济的竞争，一定是在更公平、可信的环境下进行，这些利用人性弱点设计产品的公司很难长期生存。
第三、企业数据采集没有底线。消费互联网时代缺乏数据治理规范，很多互联网企业在用户使用产品的时候要求用户提供个人数据，但这个过程中，有些平台采集的数据、要求的授权和提供的服务明显不对等。明明很简单的服务，仅需要几个数据，却要求用户提供几十个数据；明明只需要一项权限，却让用户把权限全部打开，从而超范围收集个人数据。比如，有的公司获取了消费者手机麦克使用权限，通过窃听客户交谈内容而获取用户习惯，看似聪明的做法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法律。随着互联网产业不断成熟、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上述行为在未来将会很难行得通，消费互联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须要加以避免。
下一步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克服上述的三个问题，大家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共同创造互联网经济的新规则，探索能够增加社会总体价值的互联网经济新路径。未来的互联网企业要尽量避免零和游戏，要从产业链、价值链入手， 提升企业市场与社会价值创造能力。互联网企业在设计产品时要更好利用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手段，尽量避免那些利用人性弱点的行为；在数据获取上，要尊重日益完善的关于数据资产的法律法规，合理、公开、公平地采集和使用数据。
三、产业互联网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段
传统产业规模巨大，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价值空间也非常巨大。全国目前有60 余个千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根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那么在未来15年中预计可节约近3000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所以，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只能够容纳几家千亿美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
产业互联网是通过产业内各个参与者的互联互通，改变了产业内数据采集和流通的方式，并运用区块链等技术保障产业内数据、交易的可信性，进而改变产业价值链，提升每个参与者的价值。产业互联网充分体现了数据要素在产业内的价值创造能力，通过挖掘数据要素的价值提升产业价值。
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链集群中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集中度较高；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率、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通常先烧钱补贴再通过规模经济或增值业务赚钱，等等。构建产业互联网是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数字化升级，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并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在发展产业互联网的过程中，传统产业要进行大胆的变革，敢于抛弃落后的商业模式，对组织架构、组织能力进行升级迭代，提高组织内部协同效率，更好更快地为数字化转型服务。
产业互联网的理念应用到城市方面就是智慧城市，应用到交通领域就是智慧交通，应用到工厂就变成了工业4.0，应用到供应链方面就是智慧供应链金融。 在哪一个层面上、哪一个领域发展产业互联网，就是对这一领域的数字化改造、价值链重塑。以供应链金融为例，供应链金融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供应链金融1.0是主办银行模式，银行和企业是点对点的连接关系，只是主办银行将供应链 上下游作为整个链条来开展业务，并没有真正参与到供应链运营中；供应链金融2.0是核心企业主导模式，这种模式下，核心企业可以对供应链中的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仓单等信息进行有效掌控，银行再依据这些信息对供应链各类主体服务，因此可以大大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效益；供应链金融3.0是数字金融模式， 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整个供应链中获取每个产业链上企业的动态、每时每刻的数字信用。此时，供应链生态圈将相互打通，交易完全透明可信，资金流动清晰可见，在这个阶段的供应链金融将是智能化的、数字化的、效率极高的，大大提高了融资便利性与风控水平。供应链金融3.0才是这 一领域产业互联网的新生态。
四、数字人民币在未来互联网经济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是构建新经济秩序的基础之一
中国消费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大量第三方支付工具的出现，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扫码支付已经渗透到中国电子商务的每一个交易过程，大大提高了支付的便捷性。但是传统的移动支付也有自身的弊病，比如需要绑定银行账户、需要网络支持、非匿名性、交易额度受限等等。这些问题使得这些现有的移动支付手段大多用在2C层面的小额支付场景，一旦涉及到产业
互联网中的大量企业间交易，目前的移动支付手段就显得力不从心了。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行数字人民币（DC/EP）试点以后，困扰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如何构建企业间可信、便捷、移动的结算体系问题，有望得到彻底解决。近日，数字人民币已经在苏州相城区开始测试。从数字人民币钱包测试截图来看，央行数字货币作为法币也可以实现扫码、二维码收付款功能。因此，理论上中小商户可以直接打开钱包（数字货币分发机构APP）进行收款。从收款账户来看，此次收款方为“中国人民银行（DC/EP）”，说明未来数字账户可能是直接开立在央行的数字货币账户，它的交易、流通是通过个人-钱包（支付电子工具）-央行（清结算）-个人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银行或者第三方支付仅仅是数字货币账户的分发者，不是数字货币账户的开立者及交易者。
数字人民币钱包测试阶段由三大电信运营商、四大国有银行发行，未来可能会允许其它第三方支付机构参与。在使用便捷性上，央行数字货币未来还会支持离线支付、芯片卡刷卡和手机近场通信支付等，便利性极高。传统的支付宝、微信在移动支付上的垄断地位可能会有所改变。而他们建立在支付业务导流上的信贷、理财、保险等业务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截至2020年4月27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经申请了涉及数字货币的共84 项专利。内容涵盖数字货币生成、投放、流通、验证、兑换、回收等解决方案； 数字钱包的开通、升级、密钥更换、存币、支付、查询、货币兑换、注销等方法和软件系统。目前来看，从央行到商业银行的数字货币投放、交易和回笼过程都已经实现，基于DCEP的新结算体系呼之欲出。DCEP的价值不仅仅限于传统纸币的M0替代，其更为重要的价值是可以参与未来国际贸易中全新的数字结算体系的构建，因此是形成互联网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之一。
五、新基建是互联网经济创新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
三月份以来，中央再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基建”。4月20日，国家发改委把新基建分为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无论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技术基础设施，都是为了中国的数字经济转型而准备的，投资这些新基建的价值，不只是建设项目本身的投资拉动作用，还
有由这三类基础设施助力其它行业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价值。
未来中国大概需要600万个5G基站，与之相配套形成的产业链规模接近10000 亿。中国现在有大约100个行业，上百个行业背后是上百个产业互联网或物联网。随着5G、云计算、大数据的应用，这些互联网、物联网背后的企业、设备都要安装配套的数据采集、监控设备、检测设备、通讯设备等，这就形成了上万亿规模的配套芯片等软硬件产品。这些设备在与外界建立联系过程中进一步传递、放大对配套设施的需求，于是其背后又是几万亿的软硬件配套支持。仅就数据中心而言，2019年全世界共有180个10万台服务器规模的数据中心正在建设，但这还远远满足不了全球经济对数据中心的需求。保守估计，我国未来五年需要的服务器规模大约是1000万台以上，这至少需要5000亿人民币以上的投资。再加上数据中心配套的电力、机房等基础设施，加起来大概又有10000亿人民币的规模。也就是 说，仅仅从5G基站、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方面来看，新基建投资就至少有10万亿人民币的空间，这笔投资自身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还是非常巨大的。
新基建虽然冠以“基建”的名字，但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传统基建的概念。传统基建如机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投入大、周期长，往往是社会效益大、经济效益小，所以一般由政府主导来投入或者政府用PPP方式与民营 企业共同开发。所以有人把新基建等同于这种类型的投资是错误的。新基建跟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联系在一起，是促进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因此其组织模式也必然会不同于老基建，并不一定需要政府大量投资。只要政府的政策得当，新基建几十万亿人民币的投入会有大量企业愿意参与其中。而新基建的商业价值也是立竿见影的，比如一个数据中心一投入运营，马上就可以带来收益， 所以企业更愿意主动参与。
对于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提升，就会带来车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带动整个汽车工业数字化转型、形成汽车产业互联网的新业态，这将会是又一个万亿美元级的发展空间。智慧能源基础设施在带来能源产业成本降低的同时，也为电动车等新能源领域提供了商业模式创新的机会、创造能源领域产业互联网的新模式，同样也可以创造万亿美元级的发展空间。其它如医疗、教育等行业的基础设施转型升级，也同样会有利于打造各个领域的产业互联网，从而带来这些传统产业发展的新机会。
对于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投入是百年大计、是中国科技强国的重要举措。创新基础设施的投资原则上应该由政府引导社会各界共同投入，参与这些设施的建设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前瞻性，也是中国企业真正走向世界领先的标志， 即使仅仅从投资收益上来看，这些投入也还是有可会给企业带来长远回报的。
总之，一旦有了这些新基础设施，产业互联网就有了施展的舞台，这部分产业增值带来的价值是传统基建所无法比拟的。所以，新基建是推动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必需，新基建政策也充分体现了中央在把握经济发展大势上的高瞻远 瞩、在制定落实方案上的实事求是。
六、推动FTA框架下数字贸易新规则的建立，努力扩大互联网经济领域的服务出口
疫情阻断了大部分原有的贸易渠道，这为原本就处于数字化冲击下的世界贸易提供了变革的良机。在区域自由贸易（FTA）的基本框架下，建立数字贸易新规则势在必行。凭借巨大的内需市场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优势，中国要在疫情后主动引导建立不同的区域数字贸易新规则。在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上，加快与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尽快建立区域贸易数据中心；基于数字人民币等数字交易手段，加快推进区块链技术在区域自由贸易中的应用，建立区域贸易主体数字信用联动体系、并基于此建立区域数字交易中心。同时在网上消费者权益保护、跨境电商经营等方面也要努力引导国际规则的制定。通过制定一系列数字贸易新规则，中国在互联网经济领域的优势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服务出口增长点。此外，在算力基础设施上，利用5G、北斗、国产大型数据中心等技术快速增强中国的对外服务能力，为FTA伙伴提供强大的算力；在新技术基础设施上， 加大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的出口贸易，为自由贸易区提供全方位新技术支撑。在行业应用层面，加大产业互联网的出口贸易，在电商、物流、旅游、医疗健康、家电、通信等领域开辟数字出口新机会，为海外提供一体化产业互联网服务，扩大中国的数字服务贸易总额。这些机会对所有企业都是存在的，企业要抓住历史机遇，通过发展互联网经济，提高自身的数字服务出口能力。
互联网经济过去25年的发展带给世界很多思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生产力，需要人类社会构建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 并基于此为人类文明创造更多的财富。中国在新基建、数字人民币等领域已经做
好了布局，产业界需要努力探索互联网经济的新思想、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布局以信用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重塑传统产业的价值链、创造传统产业的数字经济新生态。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网络强国建设，在全球产业链因为疫情而面临重构的时刻，正是我们落实总书记指示，加速网络强国建设的好时机。只要我们总结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规律，克服消费互联网中存在的问题， 充分利用新型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民币所带来的机会，大力创新产业互联网，就一定会让中国的新型互联网经济借助数字化转型在世界舞台上全面领先！
在浦山讲坛上的演讲：疫情之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2020年5月27日）
在全球危机下，美国等西方政客针对中国提出了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等观点，并做了一系列的小动作。我们当然要保持定力，以稳定谋发展，以创新寻找出路，以开放拓展市场，不惧怕西方少数势力对中国的敌视。通过练好内功，广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机遇。为此我在这里从三个方面分析问题。
一、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只不过是一些政客，ZZ家的主观臆想
当前全球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全球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自 由流动，最优化配置资源所形成的，是这几十年形成的，在疫情发生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疫情发生了以后，打破了这种稳定性。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而不会是少数政客的意愿。美国等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在美国和其它地方重新建设生产设施， 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这一过程对这些企业而言成本高昂，一定会有难以逾越的困难。我认为这些困难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产业链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半年， 很多企业的业务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现金流极其紧张，很少有制造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资重建工厂，各国政府说起来要给予撤资搬迁的工厂以帮助，其实也就是补贴搬迁费，难以给这类企业相应的投资全额补贴，这是不可能的。而资本市场也因为企业业绩下滑，失去了为重建这些企业所需要的资本融资的能 力，所以仅仅为了ZZ目的而让企业冒着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风险，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不合理的，企业是不会跟进的。
第二，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如果一家企业迁回美国，不仅仅是一家龙头企业核心企业的迁址，还必须要有产业链上企业集群的配套跟 进。在制造业分工如此细致的市场环境下，一家制造业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制造成本急剧上升，这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就是这一点考虑，特朗普三年前就要求库克把苹果的生产基地从中国搬迁回美国，库克明确的多次表态，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苹果从中国撤回到美国，苹果就死了，苹果
的产业链也无法形成。所以至今为止疫情前的三年他都没搬动，疫情后现在状态下再要搬迁是更加困难。
第三，产业工人的成本素质难以平衡。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选址地的劳动力成本，还要考虑劳动力素质。与我国产业工人相比，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尽管比我们还低，但工人基本素质也比我们较差。我国经过近40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成本还有比较优势。我们现在农村里边的农民工90%都是年轻的农民工，90%都是中专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因为中国的包括农村在内的所有的年轻人，高中毕业生、中专毕业的教育程度已经达到90%。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这个素质也是相对好的。
第四，美国的经济结构制约制造业发展。想要发展某些产业不仅要考虑上层建筑，政府机构的主观意愿，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基础，包括金融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等。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只占13.5%。它的工业制造品大量依靠进口，它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甚至从它的金融角度讲，正因为大量工业品进口，它的美元铸币税才能够通过进口支付美元的过程，把美元撒向全球，获取全球的铸币税。在这个意义上，它如果搞大量制造业，美元全球化作为全球霸权的货币，要发挥它的铸币税的功能都会受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个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它已经回不了70年前的过去了。
第五，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难以配套。总体上看，美国的基础设施还是优越的，但是这些设施往往都是服务于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的人群，而服务于工业的铁路、港口、信息网络以及工业区所需要的所谓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 由于这些年美国制造业衰退而变得很不完全，很不完备，短时期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政府和企业天量的投资，这是不可能的。包括通信，美国的通信设施不管是4G、3G的基站还是现在要搞5G的基站，在大城市可以，到了郊区、农村所谓搞工业的地方，那些通信电话都比我们差得太远。这是因为美国电信公司是私人的，对于通信密度不够高的、投入产出低的地方，它不愿意投资。所以整个美国4G基站只有40多万个，中国有460万个，我们双方的国土面积是差不多的。总的意思就是 它的基础设施不适应。
综上所述，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的、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制造的优势
已经被全球产业界所承认，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具有配套齐 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具备了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可能性基础。此外，中国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几十年投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的70%以上是销售在中国市场上的，30%是外资企业生产出来出口到欧美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撤离中国，对这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来说等于丢弃了他们70%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我国的决定性因素。
二、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并非搬迁式重构
最近20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结构，但是这种水平分工导致产业链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也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就会打破产业链平衡，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面对这种脆弱性，产业链重构最合理的方向是让这些产业分工能够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产业链集群是在一定地域内既做到全球化水平分工又实现垂直整合的生产关系，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产业链集群的结构性重构，就是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某一区域，它的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的企业分享，所以它也是国际化水平分工的。
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摩根斯坦利公司最近有份报告我看了以后深以为然。这份报告指出，通过与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们的交流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所谓的产业链搬迁趋势。这个话很重要。贸易战的时候，疫情之前有一批企业在贸易战、贸易摩擦鼓动下，有一批企业的确有搬迁出中国的趋势，但是疫情下反而把这种搬迁需求放慢了停顿下来了。摩根斯坦利分析有两个原因：
第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的阴霾无人愿意再投资。经此一疫， 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以上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也往往具有薄弱环节，风险很高，容易被疫情、汇率、债务等因素引发连锁反应，增加市场风险。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不是搬迁所带来的新资本开支。摩根斯坦利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它本国家的自动化投入，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
第二，中国在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上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以TMT产业链为例，
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复工中所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它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无论是红黄绿码技术应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它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等地。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的状态。
以上这段话是大摩对当前跨国公司疫情下的一些分析。我大段大段地引用，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说明它的客观性。
大摩对跨国企业的调研还发现，疫情之后的世界如何，大家当前还都是揣测， 还有一点在跨国企业调研中较为明显：疫情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重视数字基 建，即云服务、物联网，远程服务等等。中国恰恰正在5G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新基建上加速，中国未来的商业基础设施应该会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所以这一次全球产业重构一定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根据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生产关系要素，进行结构性的配置，并基于此创新出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
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跨国公司企业家的理性，不会跟着政客们的叫嚣而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潮流，他们一定会理性的布局新的产业链全球结构重整的这个过 程。
三、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的机遇
对于我国的制造企业来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产业链阻断和进出口订单的减少而导致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关系还真是不大。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优势有底气有信心，不要放大自己的困难，好像现在出现的问题都是美国政客们的脱钩叫嚣造成的，好像疫情对我们带来的冲击倒是问题不大。
大家都在担心脱钩之类的概念，其实我们更要看到现在企业各种订单丢失、产业链的断裂主要还真不是那帮ZZ家的政客们的叫嚣，主要的就是疫情产生的全球冻结状态带来的困难。
所以，我们要审时度势，重新思考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方向，突出中国在制度上的优势，进一步夯实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的基础设施，积极布局基于新技术的产业生态、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我这里想讲五条措施：
健全产业链布局，补齐短板。我们要看到我们产业链上有一些短板，有些甚至是致命的短板，容易被人家一剑封喉的短板，一旦面对不可控的ZZ或自然因素，产业链就可能断裂的危险。所以面对疫情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我们应该倒逼自己，尽全力将产业中的一部分举足轻重的零部件实现本土化，运用科技创新实现技术和工艺突破，以产顶进。拥有产业链集群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杀手锏，越是在当下的全球产业发展格局下，越要健全产业链，抓住关键问题、补齐短板，凸显劳动力成本、供应链成本、营商环境等优势，完善产业链配套设施， 吸引更多全球优秀企业加入我们的产业链集群，用更大的开放抵御“去中国化” 的错误思潮。这是第一点。
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转向内销。我国去年出口了大体2.6 万亿美元，随着世界疫情的扩张，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额降低了11.4%，第二季度的情况应该会更差。因为这个出口不是中国的生产满足的，是世界的疫情。一季度的时候世界的疫情还没那么严重，所以他们还在生产、运行，还在采购我们的货，但是二季度全球、欧美进入了瘫痪的状态，他们对中国本来要求的进口对我们来说的出口订单就会大量丢失。所以我是感觉二季度的数据我们出口可能会更差。在全球疫情可能还会有较长的时间延续的情况下，这些出口企业会处于订单长时期骤减、资金链断裂的极度困难中。
也就是说，这个出口涉及到国际上的疫情治理。欧美现在整个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的确诊已经超过500万，我认为到6月底可能突破800万，全年会在1500万人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经济困难会是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当然要针对这个长周期可能订单低迷的状态，我们应该制定策略改变策略，加快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把自己的产品，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进行改造， 扩大内销的份额。
我们出口是退税的，是不含税的，这些产品在本来不含税的成本竞争下搞出口的，现在内销如果去收它13%增值税或者其它税，它的成本上去可能不适应国内销售，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出口转内销的，可以一个时间内给予特殊政策，出口转内销视同出口，不收增值税，同样享受出口退税的政策。总之我们政府要采取措施，帮助这些出口企业出口转内销。
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用新技术开发国内市场。我国的人口基数、自然资源、GDP水平决定了中国自身市场巨大，各行各业都存在着大量的基于新技术的市场空间。比如我们现在能源行业，中国石油每年要进口大约4.5亿吨，
我们自己生产了2亿多吨，总消耗6亿多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能源需求还会进一步增长，也许以后要增加到7亿吨、8亿吨、9亿吨，如果这个增长了以后，增 加的订单都用进口，一年4.5亿变成6.5亿、7.5亿，这样的能源结构是不安全的。
事实上，我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煤炭储量，每年的煤炭产量产能是在50亿吨，实际的煤炭产量现在去库存，也在38亿吨、40亿吨，也就是说我们的煤炭产能是富余的、闲置的。如果用煤炭来代替石油作为化工原料是有发展空间的，无非大家是感觉煤炭污染严重，比石油化工污染要大，怎么样努力研发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在清洁工艺的前提下，发展煤制气、煤制油、煤化工。比如神华集团在宁夏搞的煤制油、煤化工就是一流水平的，我去看过，它的工艺流程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污染各方面都是形成了清洁能源。我就觉得这些企业应该发扬光大。如果我们中国多十亿吨煤炭搞了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那么我们原油需求量可能就省掉一亿多吨两亿吨，反正4到5吨煤可以变成1吨的油和气，从这个意义 上我们可以扩大自己的内需，而不是一味去搞煤炭的去产能。这是一个方面。
再比如，截止到2019年6月，我国汽车每一百人保有17.9辆，与发达国家比， 他们一般是每一百人30辆汽车，我们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尤其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以及汽车产品自身向数字化平台的变革，汽车产业它的清洁能源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并将极大的带动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因为怕汽车污染，或者怕汽车在城里对城里的交通带来挤压，拥挤，所以就限购、限卖，然后用限量、拍卖牌照等等卡住了汽车的需求。我们现在一个汽车的牌照 8万、9万元，三年还拿不到这样的牌照，因为是要拍卖，实际上这个市场一年几百万辆这样的需求被扼杀住了。所以在这方面，努力探索汽车消费新模式，重新思考牌照束缚等问题，通过释放汽车新消费，扩大汽车产业的国内市场。
重视网络空间市场价值，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作用。疫情期间，阿里巴巴、京东这类电商企业营业额没有出现下降，反而逆市上扬，充分说明网络空间形成的市场，与传统市场有很大不同，在疫情期间能够避免因为物理隔离所带来的交易障碍。所以，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优势，增强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不同国家市场能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帮助他们加入跨境电商平台，增加中国贸易进出口量。
可以做一个判断，十年后，全世界的货物贸易量三分之一是传统贸易的形式， 三分之一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加工贸易，还有三分之一会是通过跨境电商的贸易，形成这么一个趋势，所以这个地方潜力巨大。
第二个概念，我们国内电子商务可以说是世界最发达的，但是就阿里巴巴这些电商的业务量来说，超过80%的业务量都是国内贸易，所以国内贸易总体规模全国第一，但是它做国际贸易只占阿里巴巴的全部贸易量的10%左右。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阿里巴巴的国内贸易规模，总的规模比亚马逊要大得多，但亚马逊网络平台上的国际贸易量是我们阿里巴巴的4倍还多。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做得还不够，把这块做上去也会拓展我们的贸易市场。
努力扩大进口贸易总额，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我们去年4.6万亿进出口，其中2.5万亿出口，2.1万亿是进口。我们一方面进出口贸易是世界最大的，出口贸易也是世界最大的，也容易引起所谓的贸易摩擦。美国现在有一个底就是它是世界贸易最大的进口国2.6万亿，我们2.1万亿差5千亿美元。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2.1万亿美元的进口逐渐通过降低关税、扩大进口逐渐上升到2.5万亿、2.6万亿， 最终如果我们能够拿下世界第一大的进口大国，这个指标比我们做世界第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世界第一大的出口国要重要。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但是持续稳定进口第一的大国一定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成为进口大国首先会减少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大家一看你是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大家都会争相与你合作，从而收获更多的全球贸易伙伴。进口国对他们来说就是市场的衣食父母，就更好地会成为我们中国的贸易伙伴。其次，进口大国在很多领域更容易拥有商品定价权，这个也是不言而喻的。第三，进口大国的货币在全球贸易中也会升格为商品计价的货币，变成硬通货。第四，进口大国会推动跨境人民币贸易清算，致使一部分进口产品直接使用人民币付费，这样也能更好地平衡进出口过程的外汇收支。第五，进口产品的增加还会带动老百姓消费结构的变化，带动制造业产业结构、供应结构的升级调整。这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调整产业结构所应该看重的。
5月14号，中共中央ZZ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谋划、新布局，也为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指明了方向。
总之，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是一个基础牌基本牌，核心技术创新、补齐短板是关键牌，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
打好这五张“牌”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还能够用实际行动回应西方政客的外资撤资论、中国脱钩论、逆全球化等言论。中国企业一定会突破技术封
锁，补齐产业链短板。中国制造产业链集群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开启中国第三次土改新元年
（2020年6月1日）
2020年注定是中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新《土地管理法》从元旦起正式实施，国务院3月发布《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先后出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均把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放在显著位置，释放出新时代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强烈信号。若干年后回望，今年必将是开启中国第三轮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新元年，我国必将迎来一个如农村土地承包制和城市土地批租制改革那样波澜壮阔的伟大时期！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认为最伟大的土地革命有三次。
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本质上看是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为中国带来了几十万亿元的财富。1978年， 春雷一声震天响，小岗村“18个红手印”催生的“大包干”点燃了整个中国的改革热情，1982年起全国全面实施包产到户。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极大释放了农村生产力，不仅农民可以走南闯北打工创业，全国粮食产能也如芝麻开花般“节节高”，由改革初3000亿公斤左右，到1996年首次突破5000亿公斤大关，现在基本稳定在6500多亿公斤，相比改革之初年产能增长1倍多，我们将粮食安全 的“中国碗”牢牢端在了自己的手中。农村生产力特别是粮食产量的大幅增长， 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林牧副渔产能增加、税收等增长，保守估计每年为农村新增1 万多亿元的财富增值。改革40多年来，累计至少创造了40多万亿元财富。
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城市“土地批租”，实质是我国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两权分离。1987年，深圳敲响土地拍卖“第一槌”，一槌激起千重浪，从此奏响了城市土地市场化改革的恢弘序曲，直接促成1988年我国宪法删除土地不得出租的有关规定，增加了土地使用权可以按照法律规定转让的条文， 同年《土地管理法》也明确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市土地批租制让城市的土地财富价值逐步显化，也产生了几十万亿元的财富，为中国快速城镇化、几百个城市现代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仅2007~2019年，全国土地出让价款合同累计就达43.6万亿元，若从城市土地批租制度开始算起，土地出让金加上土地
增值税、土地使用税、契税等相关税费，30多年来至少产生60多万亿元财富。
第三次就是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的城市与集体土地全国市场化流动，以新《土地管理法》出台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政策发布为标志，进一步打破井田制的土地要素配置局限。这次改革的核心是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和探索增减挂钩指标、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等跨省域交易。我相信，这也将是一次带来几十万亿元财富价值的重大改革。近年来，我国审批土地由每年约800万亩下降 到约500万亩，伴随城镇化、工业化进入中后期，我们的城市规模不会像过去那 样快速扩张，加之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以及节约集约管理加强，以后每年审批土地可能会降到400万亩。假如其中六分之一建设用地指标通过跨省域交易，按照 云南省与上海跨省域指标交易50万元/亩计算，每年将带来3000多亿元的区域财 富转移；占用耕地按近几年约为审批土地的40%，各省市耕地开垦费和市场化交 易标准：旱地由每亩几万元到20多万元不等、水田由每亩几万到60多万元不等， 拉通按每亩20万元测算，每年将带来3000多亿元财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按政府公益性征地今后下降到审批土地的约50%，33个国家试点区域对不同用途 的经营性用地入市价格由20万元/亩到200万元/亩不等、拉通按50万元/亩测算， 保守估算每年可创造10000亿元财富。仅此三项，未来30年所产生的财富就将超 过50万亿元。当然，市场的培育、成熟需要一个过程，但总体上随着交易量水涨船高，这次改革的巨大价值会逐渐显化出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与前两次因土地管理制度调整，无中生有变出巨额财富同等重要的改革。当前而言，其重大意义还在于，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更好地在科技变革中抢抓发展先机，保障新产业新业态等实体经济发展用地；有利于加快全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促进以城带乡、东部带动西部、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也有利于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而且，土地是财富之母、生产之要，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势必牵动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资源等其他四大要素改革协同推进， 形成多要素相互激荡、财富叠加的综合改革效应，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因此，我认为，在当下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价值， 体现了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的战略谋划和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深化改革的务实精神。从中央的文件精神理解，具体实践中应重点思考、把握好五方面的改革
内容：
一、深化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均耕地、优质耕地及耕地后备资源少。长期以来，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城镇化、工业化对耕地不断挤压占用，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于是，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控制建设用地规模，确保耕地红线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成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出发点及重要战略举措。
为加强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我国总体上经历了从项目到区域的转变。1987年， 国家开始从项目层面对特定项目所需占用额定土地面积进行控制，此举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但随着后来市场化的演进，各地区项目的独特差异越来越明显， 在项目层面控制建设用地指标变得难以为继。从2008年开始，国家明确对各地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实行“统一分配、层层分解、指令性管理”，不再对具体项目用地进行额度控制，而是每年对各个省要使用的土地指标下达一定额度。比如重庆一年可以征用20万亩地指标，或者贵州一年可以征用25万亩地指标，各个省市就在这个指标范围内进行项目的管理和分配。当然，涉及农用地征收还需报中央审批，如占用基本农田，或者占用基本农田以外耕地超过35公顷、农用地超过70 公顷的就需报国务院审批。这样以各级政府为主体，以不同年份总量控制为核心的建设用地指标控制体系基本形成：即中央每年对各地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行总量管控，同时农转用程序需报中央审批。
相较于项目用地指标全部由中央管控，建设用地指标实行国家计划管理、农转用报中央审批，赋予了地方在一定额度内对项目指标分配的自主权，在充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合理控制土地开发时序规模、防止圈地与土地寻租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客观上来讲，从“用地单位申请，到县、市、省级政府层层审查，再到国务院审批”整个用地审批周期较长，审批效率低下，也导致中央一级审批范围较大，承担了部分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各级政府责权、事权不相符。例如，法律规定，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由市、县级政府负责具体制定和实施，理所当然事权应属于市、县级政府，但土地征收获得最终批准，却要经过层层形式上的审查后报国务院决定。
基于这种大的背景和趋势，2020年3月12日，国务院提出两类用地审批权下放：一是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 项，授权所有省级政府批准，赋予了省级政府更大的用地自主权；二是将“含金量”更高的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和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审批事项，委托
部分试点省级政府批准。北京、天津、重庆等八个省市作为首批试点，试点效果好的话将来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从本质上来看，此次用地审批权下放，是贯彻落实国家“放管服”改革要求的重要体现，让中央政府可以从具体用地审查等微观事物中解脱出来，从而将更多精力放在宏观决策的制定和事中事后监管上，同时压实省级政府责任，激发地方政府自主决策活力，特别是让省级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调整年度用地供应计划上拥有更大自主权，这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有关要 求，让各级政府职责分工更加明确，责权一致，行政效能提高。相应的，减少了用地审批程序、缩短了审批时限、提高了审批效率，可以满足地方最为迫切、最为需要和最为有效的用地诉求，有效促进重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新基建项目投资落地，对于我们国家在疫情过后稳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过去，我们很多产业项目，特别是基建项目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情况比较多， 需走漫长的国务院审批程序，导致项目迟迟不能落地。此次审批权下放后，试点省市占用基本农田的基建项目不用报国务院审批，而是由试点省市按原审批标准直接处理，产业项目、基建项目的审批效率必将提高，从而加速试点省市产业项目落地和基础设施建设。
对审批制度改革，常常有人担心“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对此次用地审批权下放，我们大可放心，在提高审批效率、优化区域土地资源配置的同时，并不会导致大规模的建设用地新增。原因在于，前面提到，我们国家对建设用地指标的控制，包括指标总量控制和农转用程序报中央审批两方面，此次用地审批权下放只是对“农转用程序报中央审批”进行改革，而“指标总量管控”并没有变， 审批标准也没有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审批权下放意在区域内建设用地“布局”优化调整，是在年度新增用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提高用地“效率”，并不会导致建设用地大规模增加。而且，国务院将建立工作评价机制，根据各省市年度土地管理水平综合评估结果，对试点省市进行动态调整，对连续排名靠后或考核不合格的国务院将收回委托权，这也是悬在试点省市头上的一把利剑。
此次用地审批权的下放，必将对我国城镇化特别是城市群、都市圈发展产生重要、积极的影响。2019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到，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要增强承载经济和人口的能力。可以看出， 我们国家不再追求城市平均化，有意扶持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此次审批权下放的8个试点省市，与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
大城市群密切相关。可以预见，此次审批权下放，将改变城市间土地供给格局、转变土地资源配置理念，进一步加速城市分化，促进北上广深这些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的建设空间扩张，重塑城市发展新格局。
二、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打破城乡二元壁垒
一直以来，我国城乡土地实行“双轨制”管理，具有不同的配置方式。其中， 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有偿租用”、“无偿划拨”、“有偿出让”的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土地实行有偿租用，使用城市土地需向国家缴纳租金。1954年，根据计划经济安排，土地管理进入无偿划拨阶段， 经政府批准占用的土地，不再缴纳租金。改革开放后，土地行政划拨导致效率低、土地浪费严重等弊端逐渐显现，国家开始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城市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而我国农村土地，先后经历“农民私有”、“合作社所有”、“人民公社所有”、“生产队所有”、“集体所有”等多个阶段，从“吃大锅饭”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从允许土地适度流转到全面取消农业税，中央对农村的政策与时俱进调整，逐步确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效激发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民致富动力。特别是X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如推进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开展宅基地和耕地“三权分置”、统筹“三项改革”、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等，初步构建了新时代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四梁八柱”。
从宏观、整体格局看，虽然我国土地制度历经多次改革调整，但城乡土地二元结构长期并立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由于城乡土地拥有不同配置方式，特别是农村土地市场化配置程度极低，以及土地增值收益在城乡间分配不均，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
一是集体建设用地合法市场通道基本关闭。1998年《土地管理法》规定，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实行征地；建设需要用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导致集体建设用地利用陷入制度困境：其一，在建设用地指标管制下，大量建设用地指标向城市倾斜，导致农村建设用地指标非常少，农村集体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集体经济，不得不在未经征为国有的情况下就自发将集体土地用于非农建设，这部分用于非农建设的集体土地就处于法外状态；其二，农村集体土地不管是宅基地还是承包地、农业用地，只要没有被征收国有，就不能转让，也不能抵押融资， 极大限制了集体建设用地产出水平和农民财产性收入。
二是土地增值收益城乡分配不合理程度加剧。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土地价值日益显化，土地增值收益迅速攀升。一方面围绕土地利益的矛盾不断加剧，如被征地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土地级差收益的归属和公平分配矛盾，农民之间的土地补偿不公平矛盾，城市和农村在增值收益分配上极不合理的矛盾 等。另一方面在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下，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增长进一步增加了政府征地的热情，低进高出、“以地生财”，导致土地被过度征收、低效利用， 不利于耕地保护和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也严重损害了农民土地财产权益。
三是由土地问题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增加。近年来，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缺陷，以及征地过程中出现的趋利行为、强拆行为、违法程序行为、征地规模过大等问题，导致农村居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加剧，围绕土地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基于以上问题日益凸显，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随后，国家层面统筹部署开展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三项改革”试点，其中一项改革就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需要征为国有，可以直接入市交易。在试点的基础上，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全面推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但从当前进展看还不理想，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障碍：
一是宏观法律制度制约。长期以来，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城市土地是国有制、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如今城乡之间土地要接轨，建设城乡一体的建设用地市场必须有新的法律来确定，现行法律对集体土地所具有的权利结构和权能体系界定不清，导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中农民集体和农民的土地处分和收益权能难以实现。
二是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按照原来的做法，“低进高出”的土地征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既挣钱又省事的方式。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之后，建设用地供给主体将从国家变为国家和集体并存，一方面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国家征收土地需要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投入，而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收入并没有这种投入，若两者同等分配的话也有不公平的地方，所以地方政府往往积极性不高。
三是市场化程度低。当前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中，土地资源配置尚没有达到像股票交易的市场化程度，更多的是地方政府主观操作来推进。四是相
关配套制度未跟上。如价格机制、收益分配机制、供后监管机制等。
所以，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落实新《土地管理法》、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维护农民权益、缓解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的必然要求。前不久，中央出台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再次要求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实现中央提出的“加快建设”要求，我认为重点要深化三方面的配套政策或改革研究：
一是聚焦“谁来入市”——明确入市对象范围和入市主体。明晰的土地产权关系是保障市场交易安全，发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重要条件。要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必须加强农村地籍调查，加快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规划编制，尽快明确入市对象范围。同时，在进一步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登记发证工作、厘清产权关系基础上，要进一步明确入市主体。
二是聚焦“入市成本价格”——完善城乡建设用地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探索建立城乡一体的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建立入市交易宗地成本价格的测算机制， 实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三是聚焦“钱怎么分”——积极探索入市收益分配制度。要科学研究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方式，对参与分配的人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进行合理界定。要认真处理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调节金问题，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调节金的比例设置及计算、使用方式、分配方式、分成比例等要科学合理确定，一定要维护和保障好农民权益，使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这方面，若我们研究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惯例，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配套措施，就是征收土地增值税。打个比方，征收城市一块地A需要3000万元/亩的成本，然后把这块地卖出去获得5000 万元收益，这样A获得的增值收益就是2000万元。同样，征收农村一块地B却只需要300万元/亩的成本，按照同权同价交易的思路，同样卖5000万元/亩，这块农村土地就产生了4700万元增值收益。
若简单将这2000万元和4700万元的增值收益直接分别分配给政府和集体经 济组织，显然不合理。因为城市土地A获得的增值收益前提来源于政府按规划投入的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而产生的增值收益大部分反过来又要用于城市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投入，形成资金流的正向循环，城市也才得以发展、品质才得以提升；而农村土地B的增值收益，如果没有政府的规
划引导以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投入，要实现同权同价的增值不可能，同时如果其增值收益不能反过来投入到公共设施建设中，全部归农村集体或者农民所有， 就会不公平。解决的一种办法，就是按增值幅度征收不同比例的土地增值税。如果农村土地入市增值1倍，政府征收30%的增值收益；增值2倍，政府征收50%；增值3倍以上，政府则征收60%以上，以此类推用数学模型完全可以算清楚这个账。回头看农村土地B，土地增值4700万元，假如说政府要收60%的增值税，那么农村土地B还有近2000万元的增值收益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也会笑呵呵的。类似这一类的税收征收办法，我们的税法里面都还没有展开，所以今后要配套落实这些措施。
三、实施跨省指标交易打破市场化交易地域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提出过一个著名定理，基本要点就是凡是政府管理的、有总量管制的公共资源，都可以进行市场化交易，而市场化交易一定会使政府管理能够实现更好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更好的效果。这个原理的一种应用， 就是全球的碳汇交易。
其实，对土地而言，土地本来就具有资源、资本、资产的“三资”属性，只要制度设计科学合理，一样可以利用科斯定理实现市场化交易。国家实施计划指标管理制度，土地从一种不动产转换为建设用指标，就基本具备了科斯定理的基础和前提。目前的问题是，土地计划指标仍然属于行政性配置，由中央每年统一分配给各地区，而地方由于发展快慢不一导致“饥饱不一”，虽然国家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交易，但最多限于省域范围内交易，土地市场价值显化并不充分。本次国家明确提出，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成为各方面高度关注的话题。进一步分析，这个改革其实包含了两类核心指标的交易。
第一，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建设占用多少耕地，各地政府就应补充划入多少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省市的某地区每年占用了1万亩的耕地，该地区必须在本行政 区内其他地方复垦出1万亩耕地，最终使得地区内耕地不减少。占补平衡范围， 最初允许在一个县域内平衡，后来拓展到市域内平衡，再后来可以在省域内平衡。但是，由于我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我国勤劳的农民早已将可以耕种的地方统统变成耕地，很多地方25度以上的坡耕地还在耕种，说明我国的耕地后备资源不大，而且区域分布也不均。随着补充耕地持续开展，一些地方，特别是直辖市和
东部等省份，在本省域内落实耕地占补平衡难以为继，如上海每年征地需求比较大，可能一年征用1万亩耕地，5年就是5
万亩，但要在上海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去找荒地复垦5万亩的耕地非常困难。所以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不少地方破坏生态的耕地占补平衡现象频现，有的为了占补平衡，把一条弯弯的河道搞成一条直直的河道，有些地方把山地复垦为耕地，森林也被破坏了，这种做法显然与习总书记所说的“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我们的耕地”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不符，还出现先占后补、占优补劣等问题。
基于此，2017年国家提出了跨省域的耕地占补平衡，这样就可以做到上海如果占用5万亩耕地，由内陆地区帮助把这5万亩耕地复垦出来，从而实现全国的耕地使用占补平衡，当然内陆地区也可以在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中从沿海地区获得一定补偿。但是出于监管的考虑，目前跨省域补充耕地由国家统一组织实施，市场化程度并不高。
第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若干拟整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即拆旧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新建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在保证项目区各类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建设用地增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标。该项举措于2005年提出，先是严格限定在县域内，此后于2015年拓展至省域内。但随着各地经济建设发展，也产生了与耕地占补平衡相似问题，如像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本来不多，要让农村土地与城市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实施余地不大。而西部地区农村土地多，实施增加挂钩余地很大，但是缺少级差地租的动力，土地价值不高，所以最终西部地区增减挂钩的效果也未达到预期。基于此，2018年国家开始推行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跨省域调剂，但主要是从促进脱贫攻坚的角度出发，针对“三区三州”和深度贫困县开展，所以也没有充
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2018年，上海和云南开展了跨省域的增减挂钩指标交易， 云南将3万亩建设用地指标以每亩50万元价格调剂给上海，获得150亿元的收入。这笔交易收入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农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也增加了上海的可用地能力。
关于耕地占补平衡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加挂钩指标交易，近些年重庆市做了有益探索。2008年，经国务院同意，重庆依据科斯定理，提出设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开展地票交易试点的构想，经过十年来的探索完善，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制度
体系。制度的五大支柱为：
一是自愿复垦。即农户等土地权利人在住有所居的前提下自愿申请复垦，按规程组织实施并验收，复垦形成的新增耕地仍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由原农户优先承包使用。
二是公开交易。地票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公开组织交易，在全市范围内采取挂牌或拍卖方式确认成交，购买方为新增经营性用地使用者。
三是收益归农。地票价款扣除复垦成本后，净收益全部归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其中，复垦宅基地形成的地票，由农户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85：15比例分配收益，有效保障了农村宅基地的用益物权价值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权价值实现。
四是价款直拨。地票价款经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核算后，直接注入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户，避免多层级拨款出现资金截留或者跑冒滴漏。
五是依规使用。地票使用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规定新增经营性建设用地实行“持票准用”，每年重庆房地产用地约需3万多亩，均须购买地票解决。按照这种制度安排，农村复垦形成的指标变成地票，在土地交易所进行“招拍挂”出让，如开发商购买了地票1000亩，就可以在城乡接合部征用1000亩的土地，这样就实现了农村减少1000亩的建设用地、增加1000亩的耕地，城市相应增加了1000 亩的建设用地、征用了1000亩耕地，整体上实现了增减挂钩和耕地占补平衡，保证了重庆市房地产开发用地同时3400多万亩的耕地总量不减少。截至2019年12月底，重庆市累计交易地票31.2万亩、610.8亿元，均价基本保持在20万元/亩，地票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农房由原先不值钱或几千元增加到几万元，财产性收益明显增加，深受农民欢迎。
地票制度建立了市场化的“远距离、大范围”城乡区域反哺机制，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农村土地价值得以发现和大幅提升，在促进脱贫攻坚、耕地保护、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助农增收、生态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略举几方面：
比如，有利于耕地保护。重庆农村闲置建设用地复垦后，95%以上面积可转变为耕地，而地票使用所占耕地仅占63%左右，地票落地后平均可“节余”32%的耕地，使得重庆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耕地数量不降反增。
打通了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的渠道。地票制度设计运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原理，但突破了现行挂钩项目“拆旧区”和“建新区”只在县域内点对点挂钩方式，采用“跨区县、指标对指标”的市场化交易模式，实现城乡建设用地
指标远距离、大范围的空间置换。
开辟了反哺“三农”的新渠道。复垦宅基地生成的地票，扣除必要成本后， 十余年来农民已从地票交易中累计获得近400亿元收益，同时集体经济组织也获得约150亿元，消除了大量的集体资产“空壳村”，有力地推动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稳定重庆市房地价格。相比其他省市，重庆市每年多出3万亩多地票用于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用地供应比较充足，成为重庆房价比较合理的重要因素。
总体上看，重庆地票制度改革探索符合总书记“土地公有制性质不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农村土地改革底线原则，兼具中央关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耕地占补平衡市场交易的综合功效，201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评价地票“不碰红线、创造红利”，2018年地票入选全国“改革开放40年地方改革创新40案例”，建议国家可考虑将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升级成为全国性平台或区域性平台，由相关部委直接管理。
四、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实体经济是实现“中国梦”、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基石。习近平总书记一向重视实体经济，作出了“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一个关键，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我们这个大国是靠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的，还要依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等重要论断，体现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明确了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性地位。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中，中央专门用一段话强调要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这是从做大做强我国实体经济的高度作出的重要制度安排。产业用地，主要是指工业用地或者制造业用地。我国对于工业用地管控的政策基础是《土地管理法》，但原来的《土地管理法》中并未明确对土地进行分类，工业用地出让总体上按照国有土地出让规定进行。直至2004年国务院首次明确规定：“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其出让价格不得低于公布的最低价标准。”这对于还原工业用地本来价值，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增加土地资源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2005年12月，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的两宗工业及工业配套用地，在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成功挂牌出让，这是首次在产业用地供应领域引进市场化机制配置土地资源。深圳龙岗第一槌后，我国工业用地“招拍挂” 出让制度逐步推进，国家出台了统一制订公布各地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配套提出对低于最低价标准出让土地，或以各种形式给予补贴或返还等行为，追究
法律责任的一系列规定，但各地在具体实施中仍存在价格倒挂、市场化配置不充分等问题。
2014年国家确定辽宁阜新市、浙江嘉兴市、安徽芜湖市、广西梧桐市4个城市，开展为期3年的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重点从健全工业用地市场供应体系、市场流转体系、合理价格体系、用地布局体系、准入制度和评价体系、监管体系六方面推进改革，试点取得了一些积极经验，对推动全国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各地工业用地反映出的问题看，我国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还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工业用地供需矛盾突出，用地配置和产业布局失调。一直以来，工业项目因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作用重大，成为各地招商引资的宠儿，一些地方甚至掀起了开发区、产业园区建设“狂潮”，造成园区基础设施重复投入和土地使用指标分散的不利局面，加剧了土地供需矛盾。一些地方招商引资“捡到篮里就是菜”，不好的项目占用大量土地，而真正的好项目却无法及时落地。
二是用地控制标准执行不严，工业用地价格偏低。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工业用地出让过程中国家对土地容积率、绿地率、出让底价等都有明确要求，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各地政府为招商引来项目，并没有把握好工业用地准入门槛，有些地方土地价格远低于规定标准，甚至出现“零地价”、“价格倒挂”问题。
三是招拍挂出让流于形式，“供地前置”问题突出。在招商引资中，不少地方采取“量体定做”、定向出让等人为限制公平竞争的非市场手段开展所谓的“招拍挂”。而在出让程序上，允许工业用地出让程序前置于项目审核，即土地招拍挂成交后，自然资源部门与摘牌企业直接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企业获得土地后再办理相关报建手续，这样做的话，一旦企业不能在规定时限内办完项目手续，就可能造成土地闲置或浪费。【联系微信dada*wk01】
四是供地方式单一，流转机制不畅。现行普遍的做法是一律采取招拍挂方式出让，除处置国有企业原划拨土地使用权有作价出资入股的外，租赁等供地方式十分鲜见。另外，工业用地一律按照50年出让，但实际企业平均生命周期普遍不足15年，此后工业用地被迫闲置，而且由于缺乏完善的土地流转机制和二级市场， 导致被闲置的工业用地得不到流转、盘活。
基于以上问题，国家在此次深化产业市场化配置改革中，明确提出两条政策： 一是健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供应、作价出资（入股）等工业用地市场供应体系。二是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前提下，调整完善产业用
地政策，创新使用方式，推动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
对第一条政策，主要是增加了企业用地的可选择性，企业既可以土地出让方式取得用地，也可采取租赁、入股等方式获得。意见提出的弹性年期供应概念， 旨在解决企业生命周期和工业用地出让周期不一致的问题，在工业用地法定最高出让年限50年内，根据企业生产经营需求设定不同的弹性出让年限，并按此确定土地出让价格。这里面工业用地价格管理的配套政策非常关键，特别是随着弹性年期供应工业用地的逐渐增多，还要考虑制定工业用地从当前的“政策定价”过渡到“市场定价”的相关制度。
另外，租赁用地是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企业轻装前行，但从近几年不少地方探索实践看，有点“叫好不卖座”，因为在现有政策体系下，企业前期确实可以较低成本获得土地使用权，但后期在工业用地的产权办证、项目资产增值、贷款融资等方面存在诸多困扰，从而降低企业租赁土地的积极性，所以需要尽快完善租赁抵押等配套政策。
对第二条政策，重在促进工业用地由低效变高效，其中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是混合用地。2018年国家出台标准，明确混合用地是土地使用功能超出用地兼容性规定的适建用途或比例，需要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用地性质组合表达的用地类 别。推行混合用地好处显而易见，有利于发挥市场对资源要素的主导作用，推进存量空间的精细化提升，促进城市、镇功能的合理复合化发展。混合用地的关键要把握好适建用途或比例，否则就会出现功能不匹配或者开发过度等问题。同时， 混合只应是工业用地间的混合，不应是工业用地和房地产用地的混合，否则就可能“醉翁之意不在酒”，出现借工业之名行开发房开发之实。不少地方招商引资时，一些工业企业常常要求搭配房地产用地，就是典型的浑水摸鱼、挂羊头卖狗肉，不是真正搞工业，而是“洗快钱”。
五、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提高用地整体效率和效益
伴随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城市发展摊大饼的方式已不可持续，不少城市进入了减量化发展阶段，盘活存量用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家层面，近些年出台了不少文件，支持开展有关改革试点。
2012年，原国土资源部出台闲置土地处置办法，规定未动工开发满两年的实行无偿收回；2013年，原国土资源部出台开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指导意见， 按照“全面探索、局部试点、封闭运行、结果可控”的要求，在上海、江苏等10
个省份开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利用试点，涌现出广东“三旧改造”、上海城市更新等一批再开发模式。自然资源部成立后，强力施行增量必须要和盘活存量挂钩的机制，引导、督促地方政府2018年、2019年消化处置2015年、2016年以前的批而未供以及闲置土地近900万亩，相当于2019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量的1.8倍， 取得了积极成效。
然而，目前我国城市低效闲置土地量仍然巨大。据自然资源部统计，2017年以前全国批而未供土地近1500万亩，相当于全国3年的供地量，近两年新批土地中自然还有一定比例没有供出，这类土地可以通过加强招商引资、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完善相关用地手续等相对较快地盘活。最难盘活利用的一类土地是已出让产业用地，有相当比例的产业用地因为规划临时变更、非净地出让、项目不景气等原因而闲置低效，难以盘活的主要症结在于：
一是用地政策限制严格，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低。《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政策规定，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必须由政府统一拆迁并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后，再以出让或划拨的方式确定开发单位，其中工业和经营性用地必须通过招拍挂。可见，现行用地政策都将“退二进三”严格限制在政府统一拆迁、统一招商建设的单一开发模式内，而此种模式将开发主体严格限制为政府，政府主导下的低效用地再开发难以发挥市场作用，各用地业主也因无法参与后续利用而缺乏改造积极性，大大降低了低效用地再开发效率。
二是利益主体诉求复杂，拆迁难度大。一方面复杂的利益主体，导致复杂的利益诉求。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拆迁涉及个人、企业、国家机关等多方利益主体， 原土地使用权人获取土地也涵盖划拨、招拍挂出让、协议出让、租赁等多种方式， 多种权利人提出了就地还经营房、自主开发、现金补偿、房屋安置、土地补偿等多种诉求，涵盖了资金、土地、房屋、机器设备等多个方面。另一方面增值收益量化困难，利益诉求难以协调。低效用地再开发的土地增值收益，包含了地块用途改变和土地追加投入形成的级差地租，前者由政府决定，后者投入主体则包括了全社会和原工业企业，涉及主体都应具有土地发展权、增值收益分配权。由于对构成增值收益的各部分难以量化，导致各方利益诉求难以协调一致。在政府“统拆统建”的现行模式下，原土地使用权人拿一个固定补偿，市场增值仅在政府和获得改造后用途的使用者间进行分配，忽略了原土地使用权人的发展权诉求。面对再开发的高额增值收益，原土地使用权人参与再开发分配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利益诉求的复杂性与难以协调性，大大增加了拆迁难度。
三是企业搬迁用地落实难，拆迁周期长。一般而言，企业搬迁后应进园区， 但由于用地企业的经营管理、规范标准等参差不齐，企业搬迁入园面临用地紧张、可能无法满足入园条件等诸多困境。同时，工业企业搬迁涉及人员多、器材多， 有的甚至对企业选址有特殊要求，通常用地规模与位置协商、企业员工安置、机械设备搬迁等将耗费大量时间，导致拆迁周期延长。
四是资金平衡困难，融资压力大。在现行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模式下，一方面政府直到土地出让才能回笼资金，前期的拆迁、平整均需垫资，资金需求量大， 融资压力大；另一方面城镇用地拆迁成本高，加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难以平衡，财政压力大。
基于此，中央在这次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中，再次提出：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研究完善促进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的税费制度。我认为，贯彻中央精神，关键要从两方面着力：
一是如何充分市场化，要研究更多运用市场机制来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的引导性、鼓励性政策，全面提升市场主体参与存量用地盘活利用的积极性，鼓励自主开发、联合开发，建立多渠道盘活利用机制。
二是完善相关税费制度，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存量用地盘活利用的收益分配机制，实现地方政府、原土地使用权人、开发单位等主体间利益合理分配。此外， 还要强化监督管理，避免权力寻租。
除了城镇存量建设用地外，农村也有不少存量建设用地。全世界有个经济现象，100年的城市化进程，耕地是越来越多，因为农民每人在农村要使用250~300 平方米，进城后只要100平方米，1亿人进城就可以多出150亿~200亿平方米。所以， 城市化过程本应是农村建设用地大量减少、城市建设用地少量增加的过程，最后使得整个国家建设性用地总量减少、耕地增加，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
但中国几亿农民进城了，却为什么出现了耕地一直在减少，而且城乡建设用地“双增长”现象？根源在于农民进城后，城市刚性扩张当然要用地，而农民在农村的建设农地没有跟进退出，导致农民两头占地、人均超过350~400平方米， 城乡用地就这么扩张了3倍。所以，优化城乡发展布局、严格耕地保护，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设法引导、支持进城农民自愿有偿退地，要进一步研究完善农村闲置低效土地盘活利用政策，采取复垦、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就地旅游开发等多条路径，既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增加农民进城更好生活的实力。
这是我对新时代土地管理制度的五方面理解。我相信，此次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绝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也绝不亚于上世纪90年代的城市土地批租制改革，它必将开启我国第三次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新元年。
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个波澜壮阔伟大时期的到来！
在2020新浪财经云端峰会上的演讲：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空间巨大
（2020年6月8日）
最新的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全球确认新冠患者超过760万人，累计死亡42 万人左右。预计今年上半年全球确诊病例将超过850万人，全年保守估计将达到1800万-2000万人，按照目前5.5%-6%左右的死亡率，死亡人数将会达到100-120 万人。这个疫情对全球的经济、各国的经济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我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疫情发展的三种判断
针对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全世界的经济专家、各种智库发表的判断和预测可谓一波三折，大体上有三种判断。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场暴风雪。暴风雪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经济本身是健康 的，城市本身是健康的，国家整个来说是健康的。但是突然遇上了一个暴风雪受到了灾难，受到了冲击。在暴风雪期间经济会受到一些损伤，但风雪一过天气一放晴、冰雪融化，一切会恢复正常。这个观点在2月份时较为流行。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导火索。这场瘟疫灾害，对美国、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冲击，这个冲击可能会持续半年到一年。在这半年里，由于社会停顿、经济断链，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因而疫情成为导火索，会引爆经济系统里潜在的问题、潜在的危机，引发经济衰退，这个衰退的后果可能会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些观点基本是在3月初出来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比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后的大萧条还要严重。基本上4月份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场瘟疫不仅仅是引发经济体一连串反应的导火索，而是一个大炸弹。这个大炸弹不是一时性的炸了就结束了，而是全球性的经济停摆、上游中游下游产业链断裂、各个国家之间经济阻断，各类服务业都停止运行。不管你是好系统差系统，不管你是本来要倒闭的企业还是个优秀企业，统统一股脑地停摆。这个冲击顶得上一次世界大战，甚至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会比1929 年到1933年的经济危机引发的十年大萧条还厉害，是人类这一百年来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将改变人类的历史。
那么，这三种观点的基础在哪呢？在疫情危机的治理。不管你怎么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来救灾、救企业、救股市，基础还是在病毒灾害的治理。如果不能做到及时果断的封城、迅速建方舱隔离病人以及实施有效的社交隔离政策来控制疫情
传播，又不能在一定的时间里拿出疫苗或特效药，这个灾难的基本原因将会一直存在，那么不管你拿几万亿还是十万亿、二十万亿美元在全球进行经济上的救灾， 经济也是恢复不过来的，这是一个大的判断，这是对人类的这场灾难的这一个阶段以来的一种判断。
二、高度重视当前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出现的新动向
在疫情应对过程中，主要发达国家从经济到社会再到ZZ领域可能会出现一连串的新动向，主要有：
一是大水漫灌之下经济陷入滞涨的风险在加大。为了应对疫情，主要发达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组合。一方面增加赤字、增发国债，对民众、对企业进行救助；另一方面通过降息、重启量化宽松甚至无底线量宽来大水漫灌。这些政策如果是在平时，怎么也会有效果。但现在情况特殊，因为疫情阻隔、经济瘫痪、产业停滞，很多企业朝不保夕，货币超发和经济停滞并行，形成滞涨的风险在加大。
二是欧美社会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在加强。因为疫情，人们不得不社交隔离， 时间久了，社会心理发生变化也是自然的。加上经济停滞、失业加剧，老百姓储蓄率不高、朝不保夕，原来的贫富分化、种族歧视等社会矛盾有可能因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而激化。在一些政客和媒体的鼓噪下，欧美国内民粹主义声浪进一步升高，一些激进的言论和行为频频以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表现出来，威胁社会稳定。三是大选背景下一些政客操弄的“甩锅”闹剧在发酵。疫情发生期间，恰好
一些国家进入大选。一些政客为了赢得大选，不择手段、投机取巧将自身疫情防控不力的责任扣到中国头上，甚至不排除铤而走险对我采取极端措施。目前，这些“甩锅”闹剧频频上演，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普通民众的对华态度，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冒出一些ZZ黑天鹅事件。对此，我们要有所提防。
三、积极应对美国对华脱钩的系列措施
疫情之下，美方正极力将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甩锅给中国，加上前期贸易战、制造业回流等政策举措和11月的美国大选，中美关系目前进入自建交以来最困难的阶段。特别是近期，美国近乎以举国之力封杀华为，将共计33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以财务监督为由对中概股进行打压，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读STEM，暂停/限制部分来自中国的持有F类和J类签证的留学生、研究人员、访 问学者入境，一些政客甚至叫嚣要注销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冻结中国在美资产； 等等。可以说，当前已经出现了美国在实质性推动与中国脱钩的苗头。
美国对华这些措施有其踪迹可寻。201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叫《2015
年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现在这个法案是美国财政部认定相关国家是否是“汇率操纵国”的法律依据。根据这个法案，一旦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将可从以下十个方面对相关国家实施惩罚：一是断掉与对手国的贸易往来；二是禁止美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对手国的企业提供服务；三是对技术进行限制，禁止高新技术向对手国出口；四是不允许对手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已上市的也要退市； 五是在教育和人才培养上脱钩，限制对手国留学生的规模和就读专业；六是利用对SWIFT的垄断地位，将对手国从现有国际清结算系统中剔除；七是利用“长臂 管辖”找各种理由对对手国企业进行打压；八是冻结对手国在美财产；九是降低对手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十是采取措施促进对手国资本外逃。
2019年8月，美国财政部一反自定标准和长期惯例，突然决定将中国认定为 汇率操纵国。社会上又流传美国将因此对中国制裁如对中概股进行退市，引发美国股市暴跌，财政部后来又改口确认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尽管如此，近半年多来，许多美国政客在各种场合看似东一榔头西一棒的甩锅中国、脱钩中国的言论， 综合在一起却是来源于一个系统的算计。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一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二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三要守住底线，灵活应对；四是要抓住关键，补齐短板。归根到底要办好自己的事，以更大的力度和决心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加快补齐我们在法治、创新等方面的短板，以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四、坚信当今世界仍有五个“不会变”
不管怎样，我认为未来的10年，世界和中国有五个基本格局五个大趋势不会变。
一是全球化大趋势不会变。人类的全球化事业是过去几十年、未来几十年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中间某一时段会有磕磕碰碰，但绝不会出现全球化终止。从10年、20年、30年长周期时间来看，全球化总是在越来越深入、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中，在克服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新的发展。即使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冷战时期，也不是没有全球化，而是基于美苏两个阵营的各自及相互的全球交往。苏联解体后的近三十年，美国一极独大、主导着全球化进程。这次疫情也必将重塑全球化的表现形态，将形成多极协调平衡的全球化。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进程中，将出现双边、多边FTA与WTO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因此，总的来说，全球化不会停滞，是在曲折中上升。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强调，中国将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
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二是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大趋势不会变。最近30年、40年，世界经济的中心开始东移，从欧美重心逐步移到亚洲。1980年时亚洲的GDP占世界的20%，2019年已达到36%。尽管亚洲还不是世界的中心，但是亚洲在世界的比重、份量不断地 加重。未来10年、20年，这个趋势不会变。因为亚洲的抗灾的复苏能力比欧美的强。不管是我们国家的体制还是亚洲其他国家的体制，亚洲人的文化和抗灾能力比较强。199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亚洲的国家最先复苏。2008年危机的时候， 全球都遇上了世界金融危机，又是亚洲的国家最先复苏，进入加速度发展。疫情后，我也相信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也会率先复工、复产、复苏。亚洲国家过去30年有个趋势，就是每年世界GDP新增的30%在亚洲，预计2030年时亚洲的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可以达到40%。所以，今后几十年，世界经济的中心进一步东移的大趋势不会变。
三是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的变革的大趋势不会变。新科技革命对世界带来的变革性拉动，不会因为新冠疫情、新冠病毒肺炎而终止、而改变。5G基础上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新能源、新的生命科学，这些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颠覆性的变革、对未来的生产力的拉动，将是极其巨大的、革命性的。这一块现在刚开始。在疫情下它发挥独特功能，疫情过后它更会波澜壮阔。这是第三个不变。
四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会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因为中美贸易战而改变，也不会因为疫情而改变、而退后，也不会因为一些西方政要、政客有意地抵制跟我们脱轨、脱钩、要撤出中国而改变。我们决不会因为有人搞逆全球化的贸易战而被逼得关上开放的大门，退回封闭的老路，不会的。“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开放的大门都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习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论坛上的讲话。过往的开放是要素、流量、资金、贸易量的开放，现在除了要素、流量的国际化、规模化以外，更多的是规则、规制等制度型开放，是营商环境与国际接轨，实现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公布，传递的信号正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会变。
五是中国经济内在的巨大活力、潜力的格局不会变。中国14亿人口的潜力， 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余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还没到增长的极限。一般来说，国家的发展在人均GDP由3000美元到1万美元有个中等收入陷阱，一旦跳过这
个门槛达到人均GDP1万美元，往3万、4万将是比较平坦的阶段；而一旦过了人均5万、10万美元以后，会遇到增长的极限，增速会放缓。中国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后面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假设未来15年翻一番2万美元，再下一个15年翻半番为3万美元，那么到2050年GDP规模可能达到42万亿美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发展的潜力、空间很大，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正常的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还可以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包括欧美给它们一个空间，让他们出口到中国来，也是帮别人一起发展。帮别人的也就是帮自己，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是在互利、互助中发展的。而中国一定能担当这样的大任。我对我们国家疫情后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今天就讲这一些。谢谢大家！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三点思考
（2020年7月1日）
目前来看，全球产业链被疫情影响甚至破坏已经在所难免，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抗疫、把中国的抗疫经验与世界共享、尽快遏制全球疫情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疫情所导致的产业链重构的机会，以大国担当积极布局疫情后的经济发展，在重构全球价值链、恢复世界经济秩序方面做出中国的贡献。
第一，中国在疫情控制上所取得的成就，正在让世界产业链的中心向中国市场转移。
2月份以来，中国企业积极复工复产，中国市场已经在疫情冲击后逐渐恢复元气，这对全球抗疫都是一件大好事。很多企业原本以为中国的产业链因为疫情会被其他国家抛弃、中国会与世界经济被动脱钩，但随着全球范围疫情的扩散， 其他国家出现了大面积停工，中国反倒成为了世界上生产能力最稳定的地区、是现阶段世界制造业的避风港，因此也必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中国制造业规模现在已经占到中国GDP的30%，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占比也近30%，中国虽然被称作世界的工厂，但在制造业的发展质量上受制于全球产业链的原有分工，一直不是很高。进入三月份以来，中国制造业复工复产的状况冷热不均，很多企业由于欧美订单的消失无法复产、甚至面临倒闭；但我们看到，也有一些企业订单不但没有下降，还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比如在苏州、重庆等地的电子制造产业。究其根本，是因为在这些地方已经形成了产业链集群，电子制造相关的配套零部件，超过80%是在本地生产的。这种集群化的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时期更突出显现了其竞争力。
也就是说，那些在我国产业链集群比较完整的行业，才会在这次疫情中产生订单增长的情况，一些跨国公司也才会将其本来拟在欧洲、亚洲等其它国家生产的订单转移给中国的这类工厂。所以产业链集群化是这次疫情中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特征，中国已经形成或即将形成的产业链集群是吸引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落户中国的基础。我们要抓住未来2-3年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战略窗口期，深化改革开放，抓准机遇进行“引资补链”、“引资扩链”，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本“活水”灌溉我国高端制造产业链的“良田”。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地域，围绕国家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打造一批
区域性产业链集群。这些产业链集群是把全球产业链的各个组成部分集中到特定区域，在区域内依然是全球供应商的水平分工，但同时也形成了区域产业链内的垂直整合，从而大大降低了产业链集群的抗风险能力。同时由于产业链集群市场规模巨大，增加了其在全球产业生态中的话语权，从而用市场规模来有效避免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所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
第二，世界各国为抗疫和恢复生产所做的努力，客观上会让各种资源涌向中国市场。
2020年3月以来，面对疫情引起的美国金融市场巨幅调整，美联储先后采取了大幅降息等操作，并启用了危机工具箱；各国政府为了挽救本国经济，都在纷纷释放各种资源，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当大量资金进入全球市场后，除了部分财政性资金可以用来购买抗疫物资以及解决本国民众的生活问题以外，大部分的资金还是金融性的资金，是一定要和产业相结合并追求5%-10%的回报率的。从全球来看，能够接纳这部分资金并满足回报需要的市场并不多，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的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所以全球流动性涌向中国市场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大概率事件。
流动性涌入对中国来说是机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仔细应对。从实体经济来看，中国接纳全球产业链、打造产业链集群的过程，将会获得大量的国际低成本的资金支持，从而真正做到“引资补链”、“引资扩链”，加速完成中国四大经济圈、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集群建设；从金融市场来看，通过合理引入外资，能够激发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潜力，尤其是中国股市会获得更多的国际资本关注，为中国上市公司发展带来国际资金支持，从而更有利于上市公司加快建设产业链集群。在未来一段时间，随着疫情的发展，更多的外商将会看到中国产业链市场的发展前景，并且愿意将资金投给准备加入中国产业链集群的企业，这种趋势将为中国带来资本市场发展和建立产业链集群的百年不遇的历史性机遇。
但需要注意，大水漫灌更加需要中国的实体经济足够强大，需要我们的相关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有足够的创新性。面对当今的世界格局，中国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需要我们自己走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就中国企业而言，需要继续保持足够的定力进行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拥有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国际资本大潮中进退自如，否则受伤的只会是企业自身和中国广大的投资者。
第三，中国各级政府要坚持扩大改革开放，加速优化营商环境，有条不紊地
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
中国目前已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四大经济圈等有条件的地方，应尽快大幅缩减负面清单，推动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等高端产业全方位对外开放，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
对产业链集群的投资是拉动中国GDP未来增长的重要动力，四大区域、九大战略新兴产业所形成的每一个产业链集群，都有可能带来千亿、万亿量级的投资， 并进而撬动数以万亿计的工业增加值，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带动作用。四大区域以外的其它区域也要根据自身特点，打造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特征、大小不等的产业链集群，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
各级政府要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大胆进行政策创新，通过布局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各种手段，加速优化营商的软、硬件环境。硬件方面，除了建设传统的高新区、经开区之外，还要加快建设以5G、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 为吸引全球产业链提供一流的营商硬环境；软件方面，要提高政府部门的数字化服务水平，以诚信高效、公平竞争、开放合作、透明安全的营商软环境吸引更多全球企业加入中国产业链集群，推动国内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地方政府要坚定不移地发展产业链集群，扶持引入全球龙头企业成为产业链集群的核心，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应对经济下行的有力武器，新基建有助于推动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2020年6月22日）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外经济的背景下，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是应对经济下行的有力武器，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更是引领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战略依托。
区别于传统基建，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5G、物联网、云计算等在内的新基建，不仅为人类提供点对点的及时服务，也为基于网络的贸易提供便利。
它将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所谓产业互联网就是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
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集群中的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集中度较高；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率、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模式通常是先烧钱补贴，再通过规模经济和增值业务赚钱。
构建产业互联网是产值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做数字化升级，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字要素， 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
在发展产业链的过程中，传统产业要进行大胆的变革，敢于抛弃落后的商业模式对组织架构和组织能力升级迭代，更好、更快为数字化转型服务。
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海，它的市场空间有多大？相关数据显示，全球目前有40多万个万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可以数字化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根据测算， 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等五个领域引进数字化提升1%的效率， 平均每年就可以提升200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10%的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
所以，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就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企业。
与美国相比，中国产业互联网还处在发展初期，而消费互联网在2014年以后逐渐缓慢增长，现在已经接近发展的天花板。
目前国内还没有什么互联网企业崭露头角，美国科技股前20位的上市公司有7个产业互联网公司，其市值相当于美国最大规模的20个上市公司市值的50%。中国还没出现这个现象，5G时代将形成产业互联网时代，今后的独角兽就将在这里
诞生。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已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国都错过了，仅有幸参与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但我们也只是参与了，还没有达到引领工业革命的程度。
在2010年前后，工业科技革命呈现出新的特征，一些领域也出现新的突破， 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个阶段中国创新也发生了新的飞跃。
由中国人申请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已经上升到全世界的第四位，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全面超过国外在华数量。
但是，也要清醒看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创新体系仍存在不少短板， 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体制仍有待探索。
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与社会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创新才是赢得主动的基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布局一批以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推动中国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一、当前世界经济困难时期更需坚持经贸合作大方向
当前，在全球危机下，美国一些政客针对中国提出了“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等观点和动作。就这个话题，笔者提几点看法。
一、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
当前全球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全球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自由流动、最优化配置资源所形成的，在疫情发生前具有相对稳定性。疫情发生打破了这种稳定性，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所以疫情所带来的产业链调整，也必然要符合市场规律，而不会是少数政客的意愿。美国等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在美国或者其他地区重新建设生产设施、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这一过程对这些企业而言成本高昂，一定会有难以逾越的困难。
第一，产业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疫情已经持续了半年，很多企业的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现金流极其紧张，很少有制造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资重建工厂。各国政府也难以给予这类企业相应的补贴。而资本市场也因为企业业绩下滑，失去了为重建融资的能力。所以，仅仅为了ZZ目的而让企业
冒着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风险，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不合理的。
第二，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如果一家企业迁回美国，不仅仅是一家龙头企业的迁址，还必须要有产业链上企业集群的配套跟进。在制造业分工如此细化的市场环境下，一家制造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制造成本急剧上升。这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第三，产业工人的成本、素质难以平衡。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选址地的劳动力成本，更要考虑劳动力素质。与中国的产业工人相比，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尽管较低，但工人的基本素质往往也较差。中国经过近40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成本还有比较优势，因此综合起来在全球占有相对优势。
第四，美国的经济结构制约制造业的发展。想要发展某些产业，不仅要考虑上层建筑的主观意愿，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基础，包括金融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为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品基本依靠大量进口，其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
第五，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难以配套。从总体上看，美国的基础设施优越， 但是这些设施往往都是服务于第三产业和城市人群的。而服务于工业的铁路、港口、信息网络以及工业区所需要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由于美国工业制造业的衰退而变得很不完备，短时间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政府或企业天量的投入。这也是基本不可能的。
因此，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少数政客所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和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
二、疫情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并非搬迁式重构
最近20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结构。但是水平分工导致产业链条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就会打破产业链平衡，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面对这种脆弱性，产业链重构最合理的方向就是让这种产业分工能够在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产业链集群是在一定地域内既做到全球化水平分工，又实现垂直整合型生产关系，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产
业链集群的结构性重构，就是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某一区域，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企业分享。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摩根斯坦利公司的研究人员通过与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 跨国企业家们的交流，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所谓的产业链搬迁趋势，原因有二：
第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阴霾无人愿投。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往往都具有薄弱环节，风险很高，容易被疫情、汇率、债务等因素引发连锁反应、增加市场风险。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非搬迁所带来的新资本开支。他们的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其本国加大自动化投入的，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第二，中国在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上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以科技、媒体和通
信
（ＴＭＴ）产业链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复工中所展现的管
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不论是红黄绿码的技术应用， 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他潜在的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等地，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
摩根斯坦利公司对跨国企业的调研还发现，疫情之后的世界如何还都是揣测，但在跨国企业调研中有一点较为明显：疫情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即云服务、物联网、远程服务等。中国恰巧正在5Ｇ、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上加速，中国未来的商业基础设施应该会得到加强而非削弱。所以这一次的全球产业重构一定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根据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生产关系要素进行的结构性配置，并基于此创新出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
三、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上升，越是在世界经济困难的时候越要坚持经贸合作的大方向
这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严重破坏，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几成定局。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地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形成既发
挥水平分工的合理内涵，又发挥垂直整合的三低一高（低运费、低运时、低风险、高效率）的区域优势；既发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和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 关于投资及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又要求全球的产业链集群所在国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那种以邻为壑、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是开历史的倒车， 注定不会成功。人类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变，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内涵不会变。全球化本身是螺旋式发展的，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中前进的。凡是能在历史的螺旋发展中、解决产业更迭问题中担当责任的大国一定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国家。
近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一些科技企业继续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和打压措施。美国当局的这种做法是短视的、狭隘的，最后可能受伤害最大的是美国企业。中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这几十年投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70％以上是销售在中国市场上的。因此，不仅撤离中国等于丢弃市场，在一些高端产品上断供中国更是自寻没落。美国限制向华为供应芯片的做法最终打击的将是美国企业。事实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也具备了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可能。如果中美产业界携起手来，以美国的高科技加上中国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完全有可能开辟出一个又一个我们以前想都想不到的新产业，进而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继续将世界经济的蛋糕做大， 世界经济也将会从疫情中很快恢复。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是明智的。习近平主席近日指出，我们将“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我们深知，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为此，近期国家连续出台了两个重磅文件：一个是《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另一个是《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两个文件是在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基础上的新的飞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2．0版。接下来，中国政府还将推出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措施，包括加快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可以预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中国的营商环境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进口将会进一步增加，综合营商成本将会进一步下降，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环境将会越来越好。
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的思考和建议
（2020年7月1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形势下，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不是简单的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应当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一、全面准确理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内涵
“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的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在深刻把握“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
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每年有多少企业利润未分配、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实体产业。如果一个地方每年的民企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如果全社会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当前，广大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
（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根据经济学理论，作为内需的主体，消费和投资之间应当有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而这又取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能否有效衔接、动态匹配，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当前，针对消费升级的趋势，我们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在产品市场，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市场，受疫情影响，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遭受重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有待深化。对此，中央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内需就无从谈起。我国现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还有6亿中低收入人群。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对民生就业带来巨大影响，失业率冲高，部分群众收入下降，一些贫困人口脱贫后返贫压力加大。在此情况下，要进一步健全鼓励就业、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一次分配比重，在未来若干年内将4亿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将6亿低收入人群减半。以此为基础，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
用
政府在扩大内需中可以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
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目前，这两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间。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提高和优化公共投资效率及结构，
更多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公共领域，发挥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乘数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强市场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有为政府”能更好地维护和催生“高效市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二者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共同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支撑和充分就业。
不能仅仅就内需谈内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在新冠肺炎疫情重挫全球贸易投资的大背景下，中国仍将会持续扩大进口以满足国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仍将会以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余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今后几年，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正常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进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二、深化改革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从近期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一是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二是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三是要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四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五是要打破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六是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本质上讲，创新就是通过创造新供给来催生新需求，一旦资本、资源、人力资本开始向新供给集中，新的需求会被创造出来，老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产能过剩才能根本消除，而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平衡，而且能级还会有一个大跃升。这正是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的含义所在。然而，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方面仍存在三个短板，分别对应于创新活动从无中生有到产业化的三个阶段。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针对这三个阶段存在的短板分类施策。
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2%，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缺乏足够投入，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差距较大。建议集中优势资源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在未来5年内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年份继续逐步提高。
创新的第二阶段是“1—100”，是技术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业务。这方面就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又接地气、了解市场的人，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担任技术经理人。作为科技与产业的桥梁，其使命就是面向企业和产业需求、组织和整合科技力量进行深度研发，通过将科学转化为技术、以中试验证和改进技术来为企业界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著名的德国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就是干这个活的。类似这样的机构在德国有很多，这也是德国科技创新如此先进的关键所在。而中国恰恰就缺乏这样的机构。日前，科技部发布《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暂行）》，特别提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不直接从事市场化的产品生产和销售，不与高校争学术之名、不与企业争产品之利。中心将研发作为产业、将技术作为产品，致力于源头技术创新、实验室成果中试熟化、应用技术开发升值，为中小企业群体提供技术支撑与科技服务，孵化衍生科技型企业，引领带动重点产业和区域实现创新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在培育中国的弗朗恩霍夫，补技术转移转化的短板。接下来，要进一步理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激励约束机制，落实好《方案》提出的“全面落实科技成
果转化奖励、股权分红激励、所得税延期纳税等政策措施，建立市场化的绩效评价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要通过这些体制机制改革，催生一大批从事应用技术开发与转移的专业机构和技术经理。
创新的第三阶段是“100—100万”，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过程。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最后卖到全世界去呢？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也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个阶段的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等。这就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了。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上线为广大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打开了一个快捷及时的渠道。要发挥科创板示范作用， 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 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 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的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可以对内循环产生巨大的赋能作用。
一是新基建有助于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形成万亿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投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万～600万座，每座50万元，投资规模将达到几万亿。再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今后5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亿～50亿终端联网， 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的投资规模会达2万亿～3万亿。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这些新基建投资产出以及建成后为社会带来服务产出将超10万亿元。
二是新基建有利于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 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根据中国信息通信院数据，2018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为24.9万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23.1%，占数字经济比重由2005年的49%提升至2018年的79.5%，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2018年的27.6%，产业数字化部分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86.4%。这还只是开始，随着产业互联网深入推进，对经济的拉动、裂变效应将日益凸显。目前，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90万亿，如果因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而提升10%的效率，就会产出9万亿的增加值，经过资本市场催化后形成百万亿级的市值。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三是新基建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近代以来， 人类已经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是机械化，第二次是电气化，第三次是信息化。目前，世界正在进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中国正值闭关锁国的沉睡状态、清末民初的动乱时期，都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赶上了，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得以参与到这场工业革命，成为受益者，但不是引领者。2010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一些领域出现新的突破，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个时期， 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特别是在5G领域具备了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动能，有助于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形成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在新形势下，一方面要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
能力。另一方面，要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寻找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进而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在这些新增长极、新动力源中寻找扩大内需的机会和空间。
重点规划建设好城市群都市圈。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经济圈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而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综合效益、促进相互协同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是看不见的“经济学”。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内部结构，形成以超级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协作的新格局；二是要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三是注重以联通高效、无缝对接的综合交通网络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综合成本。
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推进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20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事实证明，简单地把东部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精细化的逻辑搬到西部是行不通的。西部之所以落后，不能归结为西部观念落后、知识不足、不懂得东部的运作方式，而是东部的这些方式并不适合西部的资源禀赋。新形势下谋划国内大循环需采取超常规思路，应因地制宜地采用现代高科技、工程化、大资本、企业化和系统推进的方略。比如，西部土地多、人口少，发展农业不宜采用沿海那种劳务密集型的模式，而应发展高技术、工程化、企业型的新模式。建议学习以色列和新加坡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大棚滴灌、立体种植和无土或少土栽培等技术发展新型戈壁农业，将广阔的戈壁滩改造成超大规模的蔬菜粮食生产基地，并通过中欧班列输送到欧洲或内地中东部。假设在西北地区这样的农业搞了10万平方公里（1.5亿亩，每亩1万元产值），将会产生1.5万亿的产值，形成上万亿的农业增加值。同时，这相当于增加了1.5亿亩耕地，可以将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标卖给东部地区，既筹集了资金，又为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增加了用地指标，一举两得。再比如，西部水光风电资源丰富，由于用电需求增长放缓、调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畅等原因，近年来频频出现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对此，一要通过发展抽水储能、化学储能等技术，平衡此类能源的峰谷差，将此类能源改造成稳定可持续的电力资源。二是加大特高压电网的投资力度，努力将这些地区富余的电力通过特高压电网输送出
去，提高对此类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三是要在西部就近布局云计算数据中心， 通过“东数西算”为东部提供低成本的云计算服务。总之，要通过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和系统工程发展思路将西部地区富余的清洁能源开发出来，进而转变为西部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支撑。
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意味着中国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6亿中低收入群体并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如政策不当，掉回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应采取特别措施刺激消费、促进就业、强化保障，进一步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累进、最高45%的所得税率，在全世界算是较高的。我国每年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发展中国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罗斯都要低。之所以这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边际税率下，很多私营企业主在企业不领工资，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25%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将企业迁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税。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率应该小于或等于企业所得税率，现在企业所得税降到了25%，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应由45%降到25%，相应的级次税率也应下降。此举不仅不会减少税收总量，反而会扩大税基，刺激消费，形成税收总量的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
二是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占数量80%的小微企业吸纳了70%的就业。2018年，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持续3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2018 年7月，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8〕77号）。随后，针对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扩围后如何征管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0号）。】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此项政策将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降到了10%，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为优惠的政策了。但为何大家都不知情，
还在众说纷纭地提出各项优惠政策要求呢？除了有关部门宣传不够外，还与该政策不是立法、只是短期政策、缺少长远预期有关。考虑到立足国内大循环的战略需要，建议将这一短期性临时性政策转变为长远的基础性制度，上升为法律，以稳定社会预期。一旦小微企业缓过劲来，必将以新的就业带动更多就业，进而推动经济向好的循环方向发展。
三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6亿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改革开放40年来，广大城市居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其中很大一块表现为财产性收入比重的提升。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广大农民除了务农收入和打工收入外，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始终停留在3%。这也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思路，特别提出要“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加快推进这些重大改革措施落地生效， 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意义重大。
四是增加社会事业支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三项支出合计占人均消费支出的43.9%，比2015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为此，政府应增加住房、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以换取居民在这些领域减少支出，将节省的部分用于其他消费。比如，可通过增加大城市的保障房供给，提升公租房在城市住房中的比重，稳定商品房的房价（房租）；尽快将学前教育纳入到公共服务范围，将义务教育拓展到高中阶段；加大力度鼓励学生报考医疗卫生专业，减免学费，大幅增加医护人员供给，以应对因中国老龄化慢病化加重而产生的医护服务供给短缺。
过去几年，持续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疫情冲击之下， 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对此，我们不能再施以强行去产能的手段，而是要通过适度调整政策、创造新的需求来释放这些“过剩”产能。毕
竟产能“过剩”总是相对的，是受制于特定的技术和制度环境。环境变了，供需条件也自然会发生变化。
比如，汽车行业。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 尽管产销量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别下降了7.5%和8.2%，有消费萎缩的迹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之所以出现汽车消费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有很多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如果放开汽车消费，使得中国能达到发达国家50%的水平， 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设施，扩建立体停车库。事实上，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将部分过剩的写字楼改造成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再如，钢铁行业。据工信部的数据，2019年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能分别为8.09亿吨、9.96亿吨和12.0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3%、8.3%和9.8%，产能增长较快，已有再度“过剩”的迹象。注意到在生产端，经过上一轮“去产能”，污染的、技术落后的、规模较小的产能都已经去掉了，现存的产能在世界上都算是比较先进的。在消费端，尽管来自建筑业的钢材需求占比已超过40%，但潜在的需求空间仍然较大：一是目前我国钢结构产量仅占我国钢产量的7%～8%左右，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为40%左右，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二是目前我国房地产用钢量为每平方米40～50公斤，而发达国家已达150公斤/平方米；我国每年新建10多亿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能在建设标准中适度提高房屋用钢比重，甚至推广使用钢结构建筑，使每平方米建筑用钢达到150 公斤，一年可以多使用1亿多吨钢材，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三是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3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70～100年， 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 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一举多得。
再比如，能源化工行业。2019年，中国进口原油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70.8%； 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3%。未来几年对外依存度还会继续升高。这么高的对外依存度始终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隐患。这些进口的原油天然气有大部分用于生产各种化工产品。【全世界之所以用原油、天然气作为化工原料有
技术上的路径依赖的原因。欧美资本在这条技术路线上深根多年，长期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降低了石油化工的综合成本。这条技术路线也被欧美资本带到了全世界，全世界采用了这条技术路线后又对原油天然气产生了深度依赖。我们看到的石油美元正是这种“资源-技术-资本-产业-贸易”所主导的国际大循环的集中体现。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不得不采用这个技术路线。】而我国有世界上储量最为丰富的煤炭，每年的煤炭产能50亿吨，实际产量40亿吨左右，似乎是“过剩”的。鉴于煤炭是天然的化工原料，建议对未来新增的炼化原油以煤炭来替代， 发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而不是简单用来发电（将来的电也将主要来自可再生能源）。这方面我国的神华集团等大企业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如果增加8 亿～10亿吨煤化工原料，就可以每年减少2亿～2.5亿吨的石油进口，既可以消纳“过剩”煤炭产能，又可以降低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目前煤化工这条技术路线无非是遇到成本和清洁利用技术的制约，这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来逐步解决。建议引导相关领域有实力的央企民企进入该领域，用持续不断的资本投入来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以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将这条技术路线的综合成本降下来、降得更有竞争力。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今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这份重磅文件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比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另一方面， 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这种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重启经济循环。
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2018年，我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总额58.7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投资公司的资本。建议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有关要求，从现有产业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总盘子中划转出价值10万亿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或美国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或者
像私募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 再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国有资本就盘活了。如果这10万亿的投资能实现年化回报10%，每年就会有1万亿左右的收益，可以为国家安全、公共服务等需要国有资本应该进入的领域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不用增加财政负担。从工商产业类退出的10万亿资本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20多万亿工业、商业、产业类市场空间， 进一步鼓励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从而打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资金循环，有利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经济全局。
推进物流运输体制改革。中国全社会各种物流成本占到了GDP水平的15%，而美国只有GDP的7%，欧洲、日本在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仅占总运量的9.5%，公路、水路分别占74.3%和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1/3，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为此，建议围绕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一是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二是随着高铁线路的逐步延伸，可以将原来的普快调整为货运专线，提升利用率；三是在一些交通枢纽深化改革、提升多式联运效率；四是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高效畅通的智慧交通。
推进内外贸监管一体化。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时代发展最为迅猛的贸易方式，未来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虽然年均增速超过50%，但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比重不到2%。其中部分原因就源于内外贸监管体制的分割。比如跨境电商做零售不能做贸易批发。又比如，零售商又被切分为保税进、保税出、一般进、一般出4种类型，只能择其一种来经营，不能四位一体干零售。而内贸就没有这样的限制。这种跨境电商的监管体制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经营能力。从国际视野看，国际巨头亚马逊从事跨境电子商务，其不分国内国际、进口出口、批发零售，全方位一体化，值得我们借鉴。最近海关总署已经允许在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B2B，建议进一步打破零售与贸易批发的界限，允许所有跨境电商企业都可以做2B、2C，把零售和进出口贸易一体化，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选择零售或批发等不同业态，为其开展国际供应链整合创造条件。
三、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
X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呈现出5个新的特征：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对外开放格局的这5个转变是中国助推国际经济外循环的基础。当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就越是要保持开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新形势下，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重点抓好“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双边合作深入发展”这5件大事，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
事实上，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可能大量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初加工产品。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技术和服务等贸易顺差，货币纳入SDR成为世界货币也可与各国直接结算。建议在未来3～5年内，将关税总水平由现在的7.5%逐步降到5%左右，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大致持平。主动降低关税水平，一是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群众消费福利；二是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三是有利于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 进口规模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大了。
当前，全球流动性泛滥已成定局。从全球来看，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只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纷至沓来，不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建议进一步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开放，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进而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链集群。一旦形成这样的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近几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与我们持续不断深化“放管服”和其他有关方面改革有关。在新形势下，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仍然离不开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甚至这方面要求更加迫切了。这就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将营商环境建设继续推向深入。众所周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中对营商环境有8个方面的要求， 涉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竞争中性、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等方面内容。营商环境国际化，主要是在这8 个方面与国际接轨，实现营商环境趋同化。所谓营商环境法治化，就是要将这些营商环境的具体要求上升为法律、转化为可问责的制度规则。所谓营商环境便利化，就是要最大限度为各类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实现成本最小化。
现在我国已形成以18个自贸区和一个自由贸易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无论是自贸区也好，自贸港也好，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围绕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建设开放新高地，拓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所谓高度，就是要以自贸区（港）为依托，培育与国际市场相通的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产业实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台和国际贸易航运枢纽等。所谓深度，就是要围绕率先建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幅降低外资在金融、保险、物流、研发设计、
教育卫生、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 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体制。所谓广度，就是将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近日，修订后的美加墨协定正式生效，其中的毒丸条款就是针对中国而来的， 是其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供应链地位的重要一步。接下来美国大概率会延续在推动协定时的主要操作手法，与欧盟、英国、日本等达成类似的FTA协议。这实际上对我形成了新的围追堵截。对此，我们应抓住当前中国正恢复欣欣向荣，而欧美陷于危机的机遇，加快中日韩、RECP、中欧BIT谈判、中英BIT谈判， 适时启动加入CPTPP谈判。要通过参与这类经贸规则谈判，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对我“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要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产业、资本和人才通过FTA规则吸引到中国来，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完整、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加深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经济的联系，牢牢扭抱在一起。
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地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维护国际经济良性大循环。那种以邻为壑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加快形成于我有利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X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正在塑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必将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化朝着更深领域演进。
在上海鼎翊国际保险节协办的中国寿险百人峰会演讲：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2020年8月8日）
与全球化发展的大势相比，单个国家、个人发出的“脱钩论”注定将只是一个插曲。中国应将目光放长远，筹划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循环为主体、双向循环互动的良性格局。
一、美国政府不顾经济规律强行“甩锅”
研究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首先要研究的是美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格局。目前美国社会有三个特征，第一是滞胀，第二是民粹主义，第三就是政客“甩锅”， 将矛头指向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的各方面脱钩的措施也越来越具体，内容越来越丰富。
具体来看，目前，美国在贸易合作各个方面欲与中国脱钩的迹象越来越明确。在投资方面，美国在中国的企业被要求撤资，中国企业到美国进行投资收购也受到各种阻拦。两国之间的各种商业性谈判也已搁置。资本市场方面，美国正在从200多个赴美上市的中概股中“挑刺”，而新的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也变得阻力重重。金融业务方面，美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不能为中国企业提供融资贷款或保险保障服务。此外，已有“切断中国或香港进入美元结算市场渠道”的声音从美国舆论场中传了出来。
美国的金融企业、工商企业，会不会遵循这些政客的指挥？可以说80%到90% 是不会的。美国几千家外资企业在20多年间一直在中国投资，去年的营业额达7000亿美元，利润达500亿美元，销售利润率在7%左右，效益各方面都很好。能够指挥企业家的，不是特朗普，是市场，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益导向。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经济规律都在长远地起着作用。
二、对付“脱钩论”应坚持4个原则、认清5个趋势
对付中美贸易摩擦或者“脱钩论”，应该始终坚持4个原则：第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第二，保持定力，增强信心。第三，守住底线，灵活应对。第四， 抓住关键，补齐短板，做好自己的事。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有几个大趋势不会改变，更不会因为短期内的政策行为或个人意志而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下面5个方面：
第一，是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化是经济规律造成的，是人类几百年资源优化配置的产物，各国家市场之间的交换活动孕育了全球化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
全球化可能在一段时间被逆转，出现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总趋势不会变。“我认为，今后的10年至20年中，全球化的格局会出现变化。疫情也许会催生二、三十年后形成的权利切换，会出现多极化的全球化；美元可能不再独霸全球，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等货币各占一席之地，催生多元化的全球化，这会是一个趋势。”黄奇帆说。
第二，世界经济东移的趋势不会变。过去四五十年间，世界经济出现了东移亚洲的趋势。1980年，亚洲各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0%，如今已达到全球的37%左右；如果每10年增加4至5个点，再过30年就会达到50%，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其中，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在亚洲经济总量占全球37%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总量已占了全球的17%。黄奇帆认为，再过三十年中国经济规模将继续增长。
第三，新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工业革命不断让人类从困境中跳出来，走上新的平台、新的道路。现在已经到了智慧化工业革命的时代。最近几年这个时代才刚刚开始，今后几十年，智慧化工业革命将真正能够把衰退中的全球经济从困境中带出来。
第四，中国更深、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趋势不会变。今年3月份中央出台了五大要素市场改革，这实际上是一个更深层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措施。今年5月份，中央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意见，提出了新的改革目标和措施，所以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三、推动开放格局下的内循环建设
任何一个强国一定是内循环的经济占GDP的80%以上，外循环的经济占20%以内，美国如此，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亦如此。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提出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一个外循环模式，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 形成了一个适合当时的发展战略。随后，整个国家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越来越快， 到2006年一度达到65%，随后逐渐减少至现在的32%。
实际上倡导内循环不是短期针对疫情或者国际脱钩背景而提出的。想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中国今后几十年必须奉行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战略，这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
现在的内循环绝不是封闭条件下的内循环，也绝不是计划经济的内循环，而是在开放格局下的内循环，是开放和内循环内外循环互相支持的一个概念。如今
要做的，就是打破各级领导干部及企业家几十年间形成的外循环工作惯性，重新审视创新、投资、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意义。
首先要看创新。做技术创新、商务模式创新，这种创新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将是生生不息的动力。所以内循环为主体，要更加鼓励各类企业、各类研究单位进行创新。
其次，要看企业法人的投资动能。如果一个地方净资产原来有1万亿元，今年的利润有3000亿元，这些利润如果滚存到了投资当中，成为新一年的净资产， 说明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相反，如果这个企业家3000亿元利润转移走了，没有滚入净资本，且1万亿元净资本还减少1000亿元，说明这个地方投资环境有问题，或者发展预期不到位，大家开始转移支持了。”黄奇帆举例说明。衡量内循环是否成功，一定要看一个社会总的净资产，而不是看总资产。
最后，看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怎么样才能让我们4亿中等收入人群增加收入， 增加消费能力？怎么让我们农村的6亿低收入群体数量减半，从而增加内循环的需求和消费？总之，内循环的发展有方方面面不同的坐标，那么把这些工作都做好，就会逐渐变成巨大的发展动力。
授业解惑是人生再学习再研究最好的生活方式
（2020年8月15日）
于右任、陈寅恪、竺可桢等一大批学子在此读书求学，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日后大放异彩。严复、徐悲鸿、苏步青、杨振宁等学术大家也曾在此授课讲学，他们追求真理踏实奋进的精神，最终融入复旦大学的血脉中，成为复旦人崇高精神的一部分。
大学，是莘莘学子追求知识、追求真理、追求梦想的地方。能够站在复旦大学的讲台上，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同学们，身上肩负的使命显得尤为神圣。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人民教师无上光荣，每个教师都要珍惜这份光荣， 爱惜这份职业，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
在经济学院授课的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既是教授知识，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在经济战线工作三十四载，每日研究各种经济问题，处理各种经济事务，对
经济各领域的运作机制主要矛盾可以说烂熟于心。
但事物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经济改革中的基础性、机制性的新问题、新矛盾逐渐凸显出来。为了不误人子弟，每次授课前我都会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对逻辑思路仔细推敲，不清楚的问题查阅资料，咨询专家学者；一定要对数据、案例逐一核对、验证，确保引用的数字准确无误，课程内容没有纰漏；发表的观点在角度、高度、深度上下功夫，做到不拾人牙慧、道人所未道，为了找到问题的对策，我常常思考工作到深夜，这个过程虽然枯燥，也蕴含着无穷的乐趣。
经济学同时又是一门原理复杂、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如果课堂氛围呆板严肃， 会降低学生学习的热情。所以在教学方法上，我也尽量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
教授经济学原理时，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通讲透，努力让听众有所思、有所获；针对当代年轻人思维独立、追求个性的特点，我不讲空话套话，尽量用风趣幽默的类比把干货内容讲出来；同学们课堂上的困惑和疑问，我从原理和实践出发展开深入探讨，力图达到授业解惑的目标。
复旦大学有句著名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与教授知识相比，我更注重教授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在我看来，这句校训里前者是基础，后者是进一步精进的必要条件。
我们通常认为博览群书并广泛学习，能使人收获更多知识，掌握更多技能。
但在读书过程中，如果没有自由的灵魂，独立意志很容易被人影响，最终沦为人云亦云，结果可能比不读书更糟。所以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独立思考亲自调查是至关重要的。
在几十年的经济管理和研究经历中，我总结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范式： “问题—结构—对策。”
面对各种问题时，先研究问题、分析问题，找到问题结构性的、体制性的、机制性的、制度性的短板，通过改变问题的联系方式、边界条件，使得问题朝着理想的方向和预期的目标转化，问题基本上就迎刃而解了。
上述方法也是我一系列书籍、文章演讲的核心分析方法。
做学问、做研究，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在从政阶段，面对的往往是社会或经济中的现实问题，需要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出台方针、政策引导产业走上良性循环之路。在为师阶段，面对众多基础性、前瞻性课题更需要用心思考。这种不断探索新知的过程，过程可能是枯燥乏味的，但最终收获的往往是真实难忘的满足和欣慰。
而更让人高兴的莫过于将这些实践与积累分享给复旦大学聪明而满怀抱负的学子。
在我看来，这是人生再学习再研究最好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人生归宿。 “力学如力耕，勤惰尔自知。但使书种多，会有岁稔时。”愿大家继续立足
当下、脚踏实地，以积极进取的朝气、独立审慎的态度，不断探索新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再立新功！
我对自己每篇文章开列5条“负面清单”
《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后记
（2020年8月17日）
本书从筹备、酝酿、编辑修订到最终付梓，不觉历时一年时间。如今掩卷覃思，既感如释重负，也有些恋恋不舍。回想起来，实在是字里行间倾注了自己太多的思考感悟、人生阅历，每重拾这些文字，眼前不觉重现那些忘我工作的激情岁月，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些“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的感慨。
一、我对自己的每一次演讲、每一篇文章，开列了5条“负面清单”
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晃就是50多年。回想这50多年，我绝大部分时间在从事企业管理、经济管理和城市管理工作，不论是下基层调研，还是政府部门内综合协调，抑或是与专家、企业家座谈讨论，中心议题大多是经济方面的。工作之余，闲暇时光，我最多的放松是浏览国内外财经新闻，最好的享受是阅读财经类书籍，最大的乐趣是从各类财经事件中发现规律、察觉大势。退休后，身边的家人、朋友劝我好好享受生活，但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早已成为自己的一种日常习惯和生活方式。况且，作为一名受X教育44年的老X员，身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更应当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研究、多思考，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余热。
近两年，我受有关部门、省市或大学邀请，参加了一些论坛、讲座活动，就当前中国经济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交流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部分经整理后发布在报刊媒体上。出于一名X员干部X性觉悟的自觉，也出于对活动主办方的负责，我对自己的每一次演讲、每一篇文章，开列了5条“负面清单”。一是不讲违背中央精神的话，始终与X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尽己所能做好中央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工作。二是不讲没有经济学理论依据的“山海经”，呈现的观点要遵循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符合经济活动的基本常识。三是不搞脱离实际的“空对空”，以问题导向立论点、摆论据、做论证， 努力让听众、读者有所思、有所获。四是不当拾人牙慧的“搬运工”，发表观点必须道人所未道，在角度、高度、深度上下功夫。五是不做重复的报告，只选取一些重点活动、特定主题参加。为了恪守这5条“负面清单”，我推掉了十之八九的邀请，并且每次参会前几天的早晨，都会到家门口的公园兜兜转转，精心构思演讲的主题观点和结构框架。寒来暑往间，这片喧嚣中的宁静，带给我许多灵
感，使我发言的内涵视角能达到“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的境界。2019年7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编辑部的同志找到我，邀请我把这两年的
演讲稿件和署名文章汇编成册、印刷出版。新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加之恰逢假期，各项事务告一段落，自己也能够静下心来闭门编书，随手收录散作，不觉已有35万余字。宅在家中，在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闲暇时光里，我对过往文章进行了全面梳理，对观点、表述逐句推敲，对数据、案例逐一核对，对篇目、结构精心考量，每天写作6-7个小时，从隆冬腊月到春暖花开，最终形成了这本书。
二、“市长只是个职务，研究经济学是终身的”
我们这代人，按照老话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人生轨迹横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事业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拥护者、推动者。现在回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魂，其精神实质一以贯之地体现在我们X40多年来的经济工作实践中。以我本人为例，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与思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行而不自知。20世纪90年代初，我主动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请战，到新成立的浦东开发办工作。上任后头一件差事，就是牵头制定中央“十条政策”的贯彻落实举措。在当时，浦东开发开放政策力度之大、含金量之足是十分罕见的，减税降费、简政放权、外资市场准入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在其中已见端倪，并收获了很好的成效。但那时的自己，更多是扮演一线执行者的角色，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
第二阶段，自知而不自觉。21世纪初，我溯江而上，到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工作。当时的重庆，主导产业重，经济能级低，面临“东北现象”和“西部特征” 的叠加，经济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抓住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产业转移机遇，从产业链升级的供给侧着手，大力发展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形成上下游“整装+零部件配套”垂直整合、同类企业扎堆集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的集群化发展格局。我在这个时期想问题、做决策的过程中，对经济供给侧管理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但客观地讲， 更多是属于以问题导向见招拆招的，没有上升为系统性、条理化的经济学思考。
第三阶段，自觉而且自信。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在随后几年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又陆续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做出“三去一降一补”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等重大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博大精深，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一个重大战略性举措， 发展成为系统完整的改革理论，也让我实现了从“知其然”到“知其义”，再到“知其所以然”的认识飞跃。近年来，在X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经济展现出巨大的韧性和潜力，取得了一系列为世界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做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提高中国经济质量的治本之策、务实之举，更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三、《结构性改革》辑录了自己几十年工作、学习、思考的体悟
从这个意义上讲，《结构性改革》虽以当前的经济概念为命题、以当代的经济问题为导向，实则辑录了自己几十年工作、学习、思考的体悟。我愿以此书， 献给所有关心中国经济的朋友，献给所有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付出心血智慧的同辈人、同路人。
至今记得，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道“市长只是个职务，研究经济学是终身的”。这确是我心中一直以来的感悟。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经济学早已成为我的良师益友，伴随我事业的发展，带给我思考的乐趣，指引我看遍经济现象的万千风景，走过经济改革的万水千山，结下了一段段千言万语道不尽的不解之缘。而今的自己虽然已近七十岁，仍愿以“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不断探寻经济学真理的迷人光芒，不断见证中国经济的腾飞奇迹。
此时此刻，当我轻轻合上书稿，放眼望去，上海已是一片流光溢彩、灯火璀璨。黄浦江的涛声在我耳畔隐隐回响，仿佛娓娓诉说着昨天的故事，又仿佛在告诉我，中国经济的巨轮将迎着新一轮的朝阳，沿着高质量发展的航道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金融创新与风险管控之间平衡的艺术：花呗、借呗是如何诞生的？
（2020年8月20日）
金融创新的尝试过程中，有些事情发展中出了岔子，不要用鸡飞蛋打的方式， 一刀切的办法去处理，不要泼脏水的时候把小孩也泼掉。这个事情涉及到阿里巴巴。大家知道本人是在国内从2013年以后对互联网贷款P2P是十分警觉、坚决制止。另一个方面，我认为符合国家规章的互联网小贷应该支持。
2013年时，马云在我办公室聊天，说想成立一个网上小贷，但那时浙江省因为温州小贷公司坏帐较多，正在整顿，没有批准他。我跟他说了五条：第一，小贷公司的钱不像P2P公司那样从网民那儿来，资本金的来源如果是母公司集团自己的资本金注入30亿、50亿，而不跟网民发生关系。第二，这个钱是贷给你的客户链，而不是向毫无关联的网民放贷款，必须要跟客户链放贷。第三，贷款资金按银监会规定的资本金的2.3倍拆借融资，也就是拿30多亿资本金可以放款80亿。第四，进一步的贷款资金来源可以通过合规的资本市场ABS融资。第五，整个发展过程中业务可以辐射全国，但总部注册在重庆。他就按照这个要求注册了。跟着腾讯的、百度的，所有中国前十个互联网公司的小贷公司都注册在重庆。目前中国互联网小贷全国现在有1万多亿，重庆近五千亿元，约占全国总量的50%。
2016年9月、10月，马云的花呗、借呗资本金贷款的杠杆比达到100倍以上， 被整顿了。此时，我了解到，他们在重庆要求的五条约定都是遵守的。问题出在ABS发行上，蚂蚁金服把30多亿资本金通过2.3倍的拆解融资形成了90多亿网上小额贷款，又利用证监会一个金融工具ABS，凡是一个贷款余额拿到证券市场交易所发ABS债券，90亿进去可以发90亿，那90亿拿来以后又变成贷款出去以后再发一次，这样循环了多少次呢？循环了40次。这就造成了30多亿资本金发放3600多亿网上小贷，形成了上百倍的高杠杆。这件事如果因其高杠杆一刀切停摆了，对于企业发展是严重冲击，而且证交所并没有设定ABS循环的次数，企业也没违规。事实上，常规的非网上的金融机构的贷款资产中ABS资金循环一次往往要半年到一年，一般循环三四次，底层的首次贷款已经两年时间，早就收回了。而网络贷款周转效率高，一笔债券融资，一到两周就循环了，这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传统ABS规则不适应网贷业务的问题。基于此，我向有关资管部门提了三个建议： 一是网络贷款的ABS不应无限循环，可以约定转四次左右；二是贷款资本金通过银贷放大2.3倍不变，与ABS环节叠加杠杆比控制在10倍左右，30亿资本金也就能
放300多亿贷款。三是蚂蚁金服在重庆的贷款公司资本金分三年从30多亿增加到300亿。去年底，他们把30多亿增加80多亿，变成120亿，明后年到320亿，各种游戏规则比较清楚。这件事得到有关各方的认同，形成了新规则，结局是皆大欢喜， “一行三会”健全了体制机制，解决了高杠杆风险，重庆地区增加了几百亿资本金，蚂蚁金服贷款公司得以恢复运转。
在央企投资协会2020年度大会上的发言： “双循环”战略的国企力量
（2020年9月5日）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的大战略。“双循环”战略并不是一个权益之计，而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
一、为什么中国要调整以外循环为主的经济模式？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沿海“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和外资持续涌入的带动下， 中国经济实现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以大进大出为特征、以外循环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特定的增长模式，主要是因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外资的引入以及欧美等国家的需求拉动。这一模式在中国加入WTO后被进一步加强，到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64%，客观上推动着中国工业经济高歌猛进：中国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于2011年工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是美国的126%），成为全球第一；于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这种外循环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遇到了一系列问题：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市场增长放慢甚至萎缩渐成趋势。外需断崖式下跌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二是与一些国家的贸易摩擦逐步加剧。三是劳动力增长出现拐点。四是煤电油气运等要素成本也随着大进大出而逐步抬高。五是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人们比以前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更加重视防污治污，原来发展经济先污染再治理的模式难以为继了。总之，这些因素加起来对外循环拉动的经济模式带来了挑战。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X中央、国务院及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方略。从供给侧下手，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力图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措施的作用下，从市场主体的培育到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营商环境的改善到创新动能的激发，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持续释放，以供给结构动态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特征的内循环体系逐步成型。2019 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64%下降为32%，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接近60%。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内循环为主的思路不是突然提出来的，
而是X中央早在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就已经在酝酿了。
如今，在新冠疫情深刻冲击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一些国家不负责任的“甩锅”“脱钩”的背景下，提出“加快形成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既是顺势而为的战略举措，更是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
二、新形势下以内循环为主有什么重大意义？
我理解，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重大意义：
一是有利于提高我国产业链的含金量，促进高质量发展。过去我们是“两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和市场都在外，我们赚一点加工费、辛苦费。这种加工贸易对就业的拉动也是有限的。现在，在内循环下，我们将通过补链、扩链形成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产业链集群。这样的产业链集群不仅将吸纳大量就业，还将带来更高含金量的经济绩效。
二是有利于提升供应链的安全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疫情之下，各国各地区的隔离阻断、停工停产导致链上企业原有的产品订单没有了，即使未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货也因为物流中断等原因消失了。但是我们也在苏州、重庆等地看到，由于这些地方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供应链的安全性得到了充分保障，疫情之下很多跨国公司反而把大量的订单转移到了这些地方，订单出现了逆势增长。这也说明，内循环下的产业链集群要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更加安全更加高效。
三是有利于增强价值链的韧性，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过去，在外循环拉动为主的模式下，习惯的思维就是买买买、以市场换技术。然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而且，长期习惯于这种分工格局，容易被锁定在“微笑曲线”的低附加值的底层中间区域。推动以内循环为主的增长，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关键环节的研发，更加重视创新，更加重视品牌。事实上，我们也已经具备了沿价值链向上攀升的条件。
四是有利于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外循环拉动下，经济增长较为粗放，靠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转向内循环为主，不仅意味着要进一步打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的梗阻，形成更加畅通的经济循环，还要通过推进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着力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五是有利于增加进口，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以内循环为主意味着我国将持续增加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这不仅有利于我国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还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推动在一些重要资源上形成人民币支付的定价权，进而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国企在构建“双循环”格局中要发挥生力军、主力军作用
对国有企业来说，构建“双循环”格局要发挥好五方面作用：
第一，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引擎，也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当下，最紧迫、最要紧的是打通全流程创新链条：一是从无到有，无中生有的创新，实际上是原始创新， 是“0-1”的环节；二是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是“1-100”的阶段；三是从技术到产品，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并推向市场，是“100-100万”的扩张。目前，我国在这三个环节都有短板：“0-1”阶段投入不足，“1-100”阶段产业转化效率不高，“100-100 万”阶段的市场化、资本化仍有不少障碍。
在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中，我国的创新体系会得到极大改善和发展，将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特别是“核高基”（核心技术、高科技、基础研究）的研发投入会大幅增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将会更加高效，资本市场的介入也会更加顺畅。在此背景下， 国有企业要与国家的创新体系搞好对接，既可以围绕企业自身的产品迭代更新、科技项目等进行投资，加大研发投入，也可以顺应资本市场规则参与“核高基” 研发和独角兽企业的股权投资，在打通全流程创新链条和强化“核高基”开发中做出更大贡献，发挥创新推动力的作用。
第二，积极发力新基建。以5G通信为基础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工业互联网形成的数字化平台将成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新基建的内涵：一是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化，形成万亿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二是有利于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三是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新基建的推进中，数字经济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创新设施规模化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投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国有企业应该积极投身其中，借力、发力新基建，善于拔得头筹、发挥领头羊作用，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延伸、转型、升级，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价值，继而形成增长新动力，推动企业实现高
质量快速发展。
第三，大力实施补链强链扩链。在美国对我遏制围堵和疫情背景下，全球产业链重构将是必然的趋势。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产业链将向垂直整合、更多元化、更具韧性的集群化的方向发展，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这种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不仅可以使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之间的资源要素实现有机整合，避免行业内的供需错配，使供给更加精准有效，还能通过产业链条上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良性竞争，推动企业不断创新，促进优胜劣汰，延长产业的寿命周期， 实现产业能级的快速跃升。
当前，国有企业要抓住机会进一步补链强链扩链。针对美国脱钩打压和疫情中产业链暴露出的一些缺位、短板问题，要逐一梳理、精准施策，着力打通堵点、畅通痛点、补上断点。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中发挥“头雁效应”和集聚协同效应， 深化开展上下游、企业间、企地间的合作，加强与民营、外资的合作，形成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元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在补链强链扩链的过程中，力戒盲目扩张、高负债率的扩张，要认清自身的薄弱环节，抓紧时间和时机补齐短板，特别是要解决好企业负债过高的问题，积极调整融资结构，通过IPO上市、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等方式，增加股权融资、减少债权融资，确保企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第四，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提出国企改革三大方向：一是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二是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三是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 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协同发展。
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加快国有资本管理从单一的资本投资公司管理向资本投资与资本运营双重管理的转变。把一部分国有资本改变成资本运营类公司，做一个财务投资者，进行股权投资，不带任何债务。在以内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国有企业把资本投资和资本运营公司好好运营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近60万亿元的国有资本有2/3作为产业投资类，1/3作为资本运营类，那么近20万亿元的国有资本从实体产业中的退出，一方面为民营企业腾出了几十万亿元营业额的产业市场空间，有利于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资本运营类公司管理的20万亿元的资金作为股权投资，可以投到民营的、外资的、国有的工商产业公司里，投进制造业、商业等实体经济，不但使国有资
本保值增值，还尽可能的发挥国有资本的带动力和影响力。
另外，就是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要达到四个目的：一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化；二是股权交叉形成资源优化配置，起到杠杆放大的作用；三是通过资产重组化解客观存在的困难； 四是抓住机遇，实现更好地发展和超常规发展。国有企业要以混改为契机，更好实现国有资本有进有退，进一步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第五，积极践行国家重大战略。
国有企业要用足用活用好自贸试验区和服贸试验区政策，大胆探索抓好落实，努力走在前列、作出表率。国有企业可以利用自贸试验区和服贸试验区政策开展业务，在实现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为国家政策落地做出贡献。自贸试验区和服贸试验区是承载内外循环的大载体，在推进自由贸易和服务业全面开放与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中，蕴涵着大量的商机，要把握住新机遇。
一是抓住与跨国公司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大发展的机遇。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产业链，伴随着产业链上中下游产生的供应链、价值链上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各种研发设计、信息中介服务、仓储物流配送、跨境产品全球售后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等围绕“三链”展开的服务贸易，这个量是很大的。另外，我们货物贸易进出口世界第一，运输物流、商业保险、结算清算等服务贸易的量也是相当大的。国有企业要顺势而为，把我们国内的这些资源用足用好。
二是抓住以三单分离开展的离岸贸易、转口贸易、跨境电子商务贸易等新型服务贸易大发展的机遇。自贸试验区和服贸试验区内的企业可以开展贸易合同货单、贸易结算清算税单碰头和物流仓储货单三单分离的离岸贸易、转口贸易、保税展示贸易或其他的服务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从2015年获批至今已扩至105个，迎来了四面开花的发展新局面，必将是一个巨大的蓝海。预计，10年后全球贸易中1/3是跨境电商贸易、1/3是加工贸易、1/3是跨国公司组织的行业内贸易。到2040年，预计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完成的贸易会占到50%。这些方面，国有企业要乘势而上，通过各种方式大胆进入、率先进入。
三是抓住我国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和金融领域、数字经济扩大开放的机遇。这些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开放，不仅带来企业、带来资金，还会带来技术、方式、人才、渠道和国际市场，更会促进国内企业管理水平、业务知识和国际化能力的提高。国有企业要借势而进，积极发挥在公共服务领域和数字经济
上的基础优势和独特优势，进一步激发自身的创新创造能力，通过扩大开放倒逼国有企业加快改革，与外资企业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在与虎相伴、与狼共舞的过程中把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
我们坚信，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会逐步深入，并将加快推进由“管资产”到“管资本” 的转变，使国有企业更加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同时，国有企业也将在新的发展格局中继续发挥生力军、主力军作用，助推我国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内循环”经济的实质与未来
在2020中国母基金峰会暨第二届鹭江创投论坛的演讲
（2020年9月10日）
自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在沿海“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和外资持续涌入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实现多年的高速增长，形成以“大进大出”为特征、以“外循环”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之所以形成这一特定的增长模式，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外资引入以及欧美等国家需求的拉动。这一模式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被进一步加强，到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64%，客观上推动着中国工业经济“高歌猛进”：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11年工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在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但这种“外循环”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遇到一系列问题：一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增长放慢甚至萎缩渐成趋势，外需“断崖式”下跌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小的冲击；二是与一些国家的贸易摩擦逐步加剧；三是劳动力增长出现拐点；四是煤电油气运等要素成本也随着“大进大出” 而逐步抬高；五是“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大众变得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原有发展经济先污染再治理的模式就难以为继。
对此，X中央、国务院及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方略，从供给侧下手， 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力图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作用下，从市场主体的培育到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营商环境的改善到创新动能的激发，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持续释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特征的“内循环”体系逐步成型。
201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64%下降为32%，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接近60%。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内循环”为主的思路不是突然提出来的，而是X中央早在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就已经在酝酿了。【联系微信dadawk*01】
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冲击世界经济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一些国家不负责任的“甩锅”“脱钩”的背景下，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是顺势而为的战略举措，也是强国之路
的必然选择。
过去，我们是原材料、市场等“两头在外”，仅赚取微薄的加工费、辛苦费。现在，在“内循环”战略下，我们将通过补链、扩链形成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产业链集群，这不仅将吸纳大量就业，还将带来更高含金量的经济绩效。
疫情之下，各国各地区的隔离阻断、停工停产导致供应链企业订单没了或者供应不足，但在苏州、重庆等地，由于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供应链安全有保障，很多跨国公司在疫情期间把大量订单转移到这些地方，出现订单逆势增长。这也说明，“内循环”下的产业链集群式发展要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更安全高效。
而在以往“外循环”拉动为主的模式下，我们的习惯思维是“买买买”，以市场换技术，但关键核心技术却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长期习惯于这种分工格局，很容易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底层区域。推动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将使我们更加重视关键环节的研发创新。事实上，我们也已经具备了沿价值链向上攀升的条件。
此外，在“外循环”拉动下，经济增长较为粗放，靠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转向“内循环”为主，就要打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的梗阻，形成更畅通的经济循环，并通过推进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着力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以“内循环”为主，还意味着我国将持续增加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这将使我国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形成在一些重要资源的人民币支付定价权，进而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新基建新经济高峰论坛”上的讲话：新基建、新经济、新文明
（2020年9月23日）
2020年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一定是人类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年。工业时代历经百年形成的全球经济体系、治理体系，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困难而加速了变革，并把2020年变成了人类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演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历史上文明的更迭，往往与科学技术革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由此引发经济社会矛盾的全面爆发，从而导致人类社会治理体系的革命。以往历次文明更迭所引发的矛盾，大多是以战争的形式解决，这使得人类文明总是在破坏中创造、在倒退中前进。向数字文明的进步有望打破这一历史前进的方式，以一种更加先进的社会巨变模式代替战争那种不文明的方式。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这种巨变提前到来，疫情后全球经济的重塑力度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人类文明正在呼唤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社会秩序。
面对这场异常严峻的竞争，中国政府提出了加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战略，并大力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企业上云用数赋智。这是中国在应对这场大变革时，从容自信地布局，我们正在以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方式科学地参与并开始主导这一轮全球数字经济、社会秩序的重构。新基建就是支撑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治理的各种基础设施，它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无比重要，就像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一样，构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数字社会，必须要有先进的数字基础设施。但是，新型基础设施到底包含哪些内容？该如何建设这些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又会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哪些新机会？在这里，我想就新基建的经济社会内涵以及如何更好地建设好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谈一点个人看法。
一、新基建是数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匹配的产物，是支撑数字经济循环的基
础
在经济学家看来，任何基础设施的代际革命，都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
一定领先程度，社会生产关系与之不能匹配的结果。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生产力，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得到了长足发展，并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社会秩序的主宰力量。但是，现有的基础生产关系还是在工业时代形成的，用以匹配分工协作的工业生产模式，并不能满足数字生产力对于信用、效率、创新等方面的要求，而且开始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想释放数字生产力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就必须大胆变革生产关系。
新基建就是在为全面重塑生产关系、释放数字生产力奠定基础。无论是信息基础设施，还是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都是在力图重塑一个更加适合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社会基础环境，为数据要素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便利，从而构建一个全新的智慧社会。中国正在构建经济发展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基建成为其中的关键，借助新基建中国正在全国各地建设一个又一个更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为全球企业提供更好的数字化经营平台，从而带动全球经济复苏和转型。
二、要充分认识投资新基建与投资传统基建的差异，创新新基建投资模式
毫无疑问，投资新基建会带动未来几年中国高水平的投资。所谓高水平要体现在投资模式的创新、投资综合效益的增加、投资效率的提升等多个方面。与投资传统基建相比，投资新基建有以下几方面不同：
首先，从投资主体看，老基建一般由政府投资，有的项目虽然采用PPP模式， 但往往还需要政府兜底；新基建投资往往不需要政府兜底，而是要充分发挥各类新基建的灵活性，由市场主体根据政策引导自主投资，自负盈亏。比如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是由几大电信企业以及铁塔公司在投，通过政策引导，还可以有民营企业参与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甚至是卫星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多样化的投资主体才能充分体现新基建的创新性，并提高投资效率。
其次，从投资回收期看，老基建投资大、回收慢，一条100公里的高速铁路投资规模至少150亿元，其回收期一般要30年；新基建投资规模大小不一，但因为是市场主导，投资主体对投资效率要求较高，因此总的来说回报期会相对较短。
最后，从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看，老基建投资形成了若干交通枢纽，奠定了城市经济这一人类伟大发明的发展基础；新基建投资则奠定了人类数字文明的发展基础，不仅本身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数字经济产业，还将颠覆传统产业、使之走向数字化，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投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
三、新基建将助推数字经济产业化，形成万亿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
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根据工信部有关机构测算，2018年我国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规模达到6.4万亿元，在GDP中占比达7.1%。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5G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其中
5G基站将会有500万～600万座，每座20万元，投资规模也将达到万亿。再如，各
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去年全世界在建大型数据处理中心180个。一般10 万台服务器规模以上的数据处理中心算是一个大型的数据处理中心，那么全世界就有1800多万台服务器在安装建设中。中国今后5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再如物联网， 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亿～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带来的投资规模也会达2万～3万亿。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
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跟网络（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五位一体将形成数字化平台的有机体系，共同生成在5G基础上， 成为一个类似于人的智能生命体。如果将这种数字化平台用人来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大智移云”平台就已经成型了。而区块链技术，就像人类不可篡改的分布式基因，经过更先进的“基因改造技术”，从基础层面大幅度地提升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互联网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的帮助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颠覆性改造，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强大的推动力。
四、新基建将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
颠覆性是指数字化平台跟传统产业或经济形态结合就会产生颠覆性改造作用，比如，跟城市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跟工业制造结合就形成工业制造4.0， 跟物流结合当然就是智慧物流，跟金融结合就是我们说的金融科技，它可以颠覆各个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特别是将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
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链集群中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集中度较高；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率、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通常先烧钱补贴再通过规模经济或增值业务赚钱。
构建产业互联网是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
数字化升级，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 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并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在发展产业互联网的过程中，传统产业要进行大胆的变革，敢于抛弃落后的商业模式，对组织架构、组织能力进行升级迭代，提高组织内部协同效率，更好更快地为数字化转型服务。
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色的海洋，它的市场空间有多大呢？有关材料分析，全球目前有60余个万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可与数字化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根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5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那么在未来15年中预计可节约近3000亿美元，平均每年约200亿美元。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的高价值公司很大可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五、用基于新基建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推进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革命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兴起第四次工业革命， 也可以称为数字革命。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国都错过了，第三次中国赶上了，但只是参与而已。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不仅仅是要参与，也要成为引领国之一。
2010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新特征，一些领域出现新突破，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者是数字革命。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2009年，华为开始布局5G领域的研发和投资，随后的突破奠定了中国在5G领域领先全球的地位。而5G正是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关键技术。2010 年，我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并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创新体系仍存在不少短板。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加快布局一批以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动能。
关键技术的创新是绕不过的发展道路，基于新技术的产业创新、制度创新也同等重要。新基建为数字时代中国的产业创新、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大量新的
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将不断涌现，社会治理的效率不断提升，数字时代的财富效应将助推中国GDP走向全球领先，并进一步推进中国引领数字革命。
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指出，“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努力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要对标世界一流，加强前沿探索和前瞻布局，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力度。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这段话为中国新基建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内涵，中国的新基建已经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正在从全方位实现X中央的战略布局。但新基建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思考、不断创新，才能真正在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几个方面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六、发展新基建要遵循市场规律，避免一哄而上，重在应用，重在规则
新基建投资能否物有所值，取决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一方面，这些新基建项目本身是否有其经济性？比如云计算的数据中心能否做到成本足够低、服务足够好、功能足够强？一些地方既不是电力丰裕地区，也不是客户集中区域， 也没有有效降低能耗的手段和办法，这样的地方也搞数据中心就需要多斟酌了。另一方面，消费者是否普遍有软件付费意识和习惯，换言之，消费者的有效需求能否形成现实的购买力。据有关材料显示，中国云市场的结构与美国存在显著差别：中国云市场以IaaS为主，公有云SaaS占比仅为33%；而美国云计算市场以SaaS 为主，占比达到64%。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消费者软件使用付费的意识和习惯有关。新基建投资能否物尽其用，还取决于在此基础上的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水平。与美国相比，我国产业互联网还处于发展初期。国内消费互联网在2014年以后进入缓慢增长期，实际已经接近天花板，现在渐渐进入拐点了。目前，国内还没有什么产业互联网企业崭露头角。美国科技股前20位的上市公司，7个产业互联网公司的市值等于美国最大规模20个上市公司市值的50%。中国还没出现这个现象。中国企业搞产业互联网不能再像搞消费互联网那样靠烧钱抢入口、靠赢者通吃的竞争手段，而是要注重开放共享、深耕产业链供应链具体场景，注重各类数据标准和数据接口的互认互联互通，注重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产权保护和安全有序流转。
在2020中国资产管理武夷峰会上的演讲：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六条建议
（2020年9月26日）
近年来，一系列重大举措如注册制、期货、基金和证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逐步取消落地实施，彰显了我国大力推动资本市场改革，提高资本市场开放水平的坚定决心。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明显提高， 改善了融资环境，提高了国际认可度。
一、我国资本市场的供给现状
我国资本市场从供给结构上大致可以分为融资端、投资端及机构端。从融资端来看，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在注册制改革的推动下，A股上市公司数量已突破4000 家。这是我国资本市场30年来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尤其是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相继实施以来，公司上市速度明显加快。20年前，A股公司家数突破1000家；10 年后即2010年9月，A股公司数量突破2000家；仅仅过了6年，2016年12月，A股公司家数突破3000家。如今仅仅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上市公司总数突破4000家，上市公司数量增长进一步“提速”。从去年7月开市的科创板以及今年8月创业板注册制落地，注册制改革有效提升了A股上市公司的扩容效率。
从资本市场市值来看，我国资本市场已发展成为全球市值第二大的市场，股票市场总市值突破70万亿元，占我国GDP的70%左右。从公司市值来看，千亿巨头已有百家以上。随着未来A股扩容的速度加快，上市公司数量还会更多，资本市场发挥直接融资的功能正在不断扩大。
从投资端来看，过去由于A股市场高波动性特征，缺乏稳定的财富效应，居民资产、长期资金往往难将A股作为长期稳定的配置资产。在总市值口径下，美国和中国机构投资者占比分别为60%和13%，A股机构化程度显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随着注册制逐步落地、外资准入门槛降低，监管部门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积极推动社保资金、保险资金和银行理财资金等入市，A股加快从较为封闭、散户为主的市场向成熟市场转变。特别是今年以来，在X中央坚决有力的领导下， 由于采取了有效措施快速控制了疫情，A股总体保持相对韧性，2020年二季度外资净流入A股市场超过600亿美金，处于历史较高水平。特别是美元指数趋于疲软的情况下，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增强，截至2020年8月末，境外机构累计持有中国债券2.8万亿元，人民币资产成为全球机构重要的配置资产。
从机构端来看，我国证券基金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本土化到国际化、
从粗放经营到规范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行业规模迅速扩大，资本实力显著提升，业务体系日益完善，治理水平和风控能力大幅提高，科技化程度不断增强， 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序搭建，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与海外成熟资本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公司综合实力、竞争力还相对较弱，直接投资、并购顾问能力不高，证券公司行业集中度太低。而公募基金行业也同样面临结构性问题， 截至2020年8月末我国公募基金资产规模已达17.8万亿元。但与美国等成熟基金市场相比，我国公募基金一直存在着结构性失衡，表现为货币基金规模过大，投向股票资产的基金规模较小，导致公募基金长期价值投资能力和专业定价能力未能得以充分体现，对资产市场的定价效率贡献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效率未达到公募基金应有的水平。
总的来看，我国资本市场在融资端、投资端及机构端均有着长足进步，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和弱项。未来几年，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窗口期， 要努力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不断提升资本市场治理能力，全面提升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二、全面提升融资端、投资端、机构端能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六条建议
X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资本市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指明了方向。围绕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目标，X中央、国务院在资本市场改革方面推出一系列里程碑式改革措施：设立科创板并试行注册制，拉开了新时代资本市场改革的大幕；新三板精选层改革、创业板改革，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这些改革措施的落实推进，都将有利于我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增强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适配性。但不可回避的是，我国资本市场当前在融资端、投资端、机构端上仍然存在不少短板，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促进资本市场长远发展。
遏制大股东高位套现、减持股份
发达国家股市是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大股东股票交易对手一般就是大机构投资者，如果大股东把散户投资者当成交易对手，不仅属于错配，也不公平， 甚至存在欺诈之嫌。在我国，大股东高位套现减持早已被我国股市散户投资者深恶痛绝，尽管证监会、交易所也曾多次出台制度，如2017年公布过的减持新政在减持时间、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和信息披露等方面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不过与成
熟市场相比，还是存在过于宽松的问题。大股东在巨额利益驱使下，高位减持行为仍然屡禁不止。
高位减持规模大了，会影响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还会影响股市的稳定。较好的解决方式是，证监会或交易所出台规定，前十大股东减持股份必须提前一周公开披露信息，广而告之用多长时间、减持多少股份、资金用途是什么、未来什么情况下还会继续减持等等。同时对大股东减持形成的利润，应严格执行20% 利得税的规定。这样，就能有效约束大股东高位减持股份这一行为，有利于维护股市稳定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尽快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打破我国股市IPO的“刚性兑付”
优胜劣汰、有进有出、有呼有吸是股市健康发展的生命之基。从发达国家股市的经验看，每年上市、退市股票大体持平，上市公司数量总体平衡。这个平衡可以保障具有国家主权特征或系统重要性股票价格所需资金不至于被大量分流， 也是股票市场新陈代谢、保持活力自然而重要的过程，正所谓“流水不腐”。
A股注册制改革之后，IPO的大门会打得更开，所以在全面推行注册之后，A 股市场会经历一个快速扩容的过程，非常类似于美国股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扩张速度，但与此同时，退市的效率也必须大幅度提升。从2016年至今，我国退市公司总数共34家，年均退市率仅0.2%，而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年均退市率5.7%，我国与成熟资本市场退市率还有不小差距。设立科创板、创业板改革提速并试点注册制后，加大退市力度势在必行。
成熟市场退市既有强制退市，又有主动退市，经常出现的场景是主动退市大于强制退市的数量。对主动退市申请的，也是注册制管理，只要合法、没有猫腻， 就允许其自行退市。在强制退市方面，有三种情况要无条件地强制退市。第一种， 上市过程中造假的。凡在新股IPO过程中造假的、违法犯罪的，上市以后一旦发现，采取零容忍措施，无条件退市，关联的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也要“陪绑”，受到相应的惩罚。第二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造假、欺瞒，犯错性质达到了刑事案件档次，就要强制退市。第三种，企业本身连续若干年经济指标达到退市标准，依法强制退市。这三种强制退市，要制定明确的制度，加大执法的力度，形成惯例。
完善年金制度，充实长期资本来源
中国资本市场这20多年来一直被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缺少长期投资资本，缺少机构投资者的力量，其结果表现为市场投资散户化。如何通过改变机制体制实
现长期资金入市呢，实际上只要两种资金到位了，长期资金就有了。第一是企业的年金，第二是每个老百姓为自己家庭购买的养老保险、商业保险。企业年金是中国版的“401K”社会保障计划，大力推进必将在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 为股市、经济集聚巨额的长期资本。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发展至今，已经形成基本社会养老金（通过政府收入安排）、401K补充养老计划（企业雇主和雇员共同支付）以及个人养老账户三大养老保障制度，其中401K补充养老计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截至2018年底，美国养老金体系三大支柱的资产规模合计约27.13 万亿美元，同期GDP现价为20.49万亿美元，养老金规模已经达到GDP的132%。其中401K补充养老计划在三大支柱中占比高达61%。我国企业年金相当于“中国版401K” 补充养老金计划，但运行10余年效果不太理想，2019年末总规模仅1.8万亿元，尚不足GDP的2%，且90%的企业年金来自大型企业。增加企业年金特别是增加中小企业年金，有着巨大的潜力空间。建议改革现行的公积金制度，代之以新的年金体系。企业年金由企业缴纳的部分税前列支减免企业所得税，个人缴纳的部分免缴个人所得税，以此撬动几十倍于免税额度的企业年金。企业可以在几千家私募基金里遴选100家善于运作、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进行LP投资，形成相当部分的长期股权资本进入股市。由此，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规模变大，占比提高， 资本市场的散户投资、短期资金炒作的特征就会渐渐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中国资本市场才会出现健康向上的发展趋势。
壮大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力量
中国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大致包括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险机构、国资运营公司、产业引导基金、外资机构等。从具体结构来看，中国目前有120多家公募基金，掌管着17万亿元左右的资金，其中有7.7万亿元投向货币基金，7万多亿元投向债券，2万多亿元投向股票。2万多家私募基金掌管着14万亿元左右的资金，而其中10.3万亿元是作为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在未上市的企业里，很多投在房地产和金融理财业务上，仅有2万亿元是证券市场基金。保险资金中，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规模为2.6万亿元，占比不足15%。加总之后，中国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险资金真正投资到资本市场上的资金约7万亿元，市值占比仅仅约10%。
资本市场包括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基金既是一级市场上市前的企业培育的股权投资力量，也是二级市场资金收购兼并投资运作的关键，所以基金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杀手锏。除了大力推动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发展壮大外，更重要的是要推动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产业母基金发展。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
加强国有企业的管理，增强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有经济的管理，要从资产管理转化为资本运营。以淡马锡为例，淡马锡有5000亿新元，等于400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淡马锡把4000亿美元中的1/3投在美国，1/3投在欧洲，1/3投在中国和亚洲地区，近20年资本平均回报率达15%左右。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净资产大概50多万亿元，如果将30%的资本金拿出来以资本的形式来运营，就能形成约16万亿～17万亿的资金。国有资本的运营模式可以进一步灵活化，既可以投资到国有企业，也可以投资到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还可以投资到各类私募基金、产业基金中，作为这些企业的LP，这些私募基金、产业企业聚焦创新类企业，能够推动他们早日成功上市成为独角兽。总之，国有资本的运营不仅盘活了固定资产，还能够成为新形势下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助推器，起到双赢甚至多赢的作用。
最理想的局面是，资本市场的市值中，40%是机构投资者，包括公募、私募、国有资本、保险资金等；30%是上市公司大股东拥有的股份；另外30%是社会游资的资金。如此一来，资本市场就能形成长期均衡发展的良好局面。
支持证券行业整合，形成世界级投资银行
资本市场的壮大，必须要有非常强大和优秀的投行。我国自身的投行体系和国际领先的投行体系相比，从业务规模、收入规模、资本体量再到新业务和创新业务的开展，均落后明显。华尔街有五大投行：摩根大通、美林银行、高盛、摩根士丹利和花旗集团。2020年《财富》全球500强排名中，摩根大通排名第38位， 2019年净收入已经达到1156亿美元。而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中信证券，2019 年营收431亿元，与华尔街巨头相比，差距悬殊。此外证券行业整体来看过于分散，以美国为例，美国投资银行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和竞争，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竞争格局。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美林占据主要市场份额，约为50%，而我国前四大券商营业总收入占比仅约37%。随着新经济对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与之相匹配优秀的国际性投行，这方面需要走的路和需要提升的空间非常大。通过重组实现券商行业的快速发展，是比较可行且生效比较快的方式。此外，在证券行业对外开放的趋势下，资本市场需要一些大型证券公司全面提升竞争力，打造国际“航母级券商”，与外资机构在中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展开全面竞争。
推动资管机构开放，让民众共享资本市场发展红利
我国居民财富规模庞大，资管市场潜力较高，资管机构正迎来难得的发展机
遇。然而，我国资管机构在全球的市场地位并不高，与国际优秀的资管机构如贝莱德、道富、先锋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推动证券基金业更高水平的开放，是促进资管机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一环。一方面，外资证券、基金、资管公司的进入将引发“鲇鱼效应”，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必将在外资资管机构的竞争压力下焕发出蓬勃生机，整体水平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引入国际成熟的、深具用户服务能力的资管巨头和境内规范化运营的互联网资产管理机构，可以促进国内的资管机构打破现在同质化、销售驱动的局面， 真正站在投资者一边，通过构建成熟的投顾服务体系，提供低门槛、服务透明的理财服务，引导老百姓以基金全委托、基金组合等不同的方式来分散投资、平滑风险，推动散户通过公募基金的方式入市，让投资者拿得住，促进散户机构化， 从而有效提升投资者的收益获得感。
以上6条建议中，其中前两条涉及融资端，通过大力推行退市制度、遏制股东高位减持，促进资本市场参与主体良性循环。中间两条涉及投资端，引入更多的长期资本、扩大机构投资者占比，推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后两条涉及证券基金行业的强强联合和对外对内开放，可以有效提升其竞争力和服务水平。
大变局、大变革的时代既带来新挑战，也孕育新机遇。搞好资本市场是X中央“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关键一招，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补上资本市场发展短板的精神要求，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为主线，切实加强资本市场的诚信建设，坚决打击证券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扎实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把资本市场建设成为经济发展发动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杀手锏，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的推进器，老百姓致富的财富通道而努力工作。我相信，到2050年，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我们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
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框架思考
在第四届中国金融教育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2020年10月18日）
一、引言
2019年2月份中央ZZ局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货币供给、利率供给、融资方式、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开放、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改革，是从基本面的角度、从制度的角度、从结构性的角度进行推动和改革。如果这些领域存在问题，就用体制机制性改革的方法进行调整和变革，最终形成对经济有长效作用的基础性制度改革。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当下十分重要的事情。抓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我们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让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避免脱实向虚的问题，减少或避免金融系统性风险。实际上，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要依靠短期货币和金融政策调控，其中存在的基础性、结构性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大改革举措都和供给侧有关。例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且把劳动力释放出来转移到城市， 这是农村的生产力、农民的生产方式的一种供给侧改革。又如推动个体户、民营企业发展，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变成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企业供给侧改革。搞经济技术开发区、搞特区是营商环境的变革，这是一种制度供给侧改革。【联系微信dadawk0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属于需求侧的宏观调控，并且侧重于短期。经济热了，需要逆周期政策调控，让经济冷一点；经济冷了，又需要逆周期政策调控，让经济热一点。这些短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固然对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但是不管怎么调控，十年以后，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不会因为需求侧调控而发生大的变化。但供给侧的这一类调控和改
革，一定是体制机制性的改革，供给制度的改革一旦奏效，就会带来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变化。
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三个关键词组成：
供给侧、结构性和改革。供给侧是问题导向，分析供给侧有什么问题，然后加以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改革，就是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体制机制的调整；结构性平衡合理是目标，既以结构性不合理的情况来发现供给侧供给的问题所在， 也以结构性的系统平衡来判断改革的成果。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关键词各有作用，共同形成一个体系。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货币供给方式的改革，也就是基础货币的发行方式。从货币发行的原理来说，古代与实物、珍稀物品有关，后来与黄金、白银等贵金属有关。
现代货币发行和政府信用有关，本质上和GDP增长中的政府税收有关。一个政府之所以有权发货币，在经济本质上是因为政府有权收税。收税收什么货币， 货币发行就是什么货币。货币发行的量大还是小，和政府税收的增长能力有关， 当然有时候可以透支；但总的来说，需要有个平衡。
那么，哪个部门代表国家来发行货币呢？当然是由各国的中央银行；但是， 财税状况是基础和后盾。美国财政部发债，美联储买债，买债的过程中基础货币就发出来了。我国由央行代表国家发行基础货币，背后的支撑仍然是国家主权、国家经济和税收增长能力。
截至2018年末，中国基础货币余额超过33万亿元，其中M0（流通中的现金） 为7．3万亿元，其余25．7万亿元为银行存款准备金，而其中外汇占款超过21万亿元，这是基础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的另一个环节是M0到M2（广义货币供应量） 之间的扩张，表现为从基础货币到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过程，即贷款，这个过程有所谓货币乘数。在基础货币一定的条件下，货币乘数决定了货币供给，而存款准备金率的高低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构成了货币乘数的关键。
除此之外，商业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过程，例如小贷公司、保理公司、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等，它们的资金往往来源于商业银行表外的委托贷款业务、理财业务、票据业务、资金拆借业务等。这个过程也有金融杠杆放大， 所以也是金融监管部门严格关注监控的方面。
总体上来看，我国通过外汇占款为主要货币发行手段的方式需要改革。通过
外汇占款方式发放货币，导致货币的数量调控自主性不足，引发房地产价格暴涨、金融杠杆率叠加等诸多问题，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处理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大部分银行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贷款定价模型，自主定价能力显著提升。随着目前经济发展对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迫切性上升，要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利率市场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
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未完全完成。货币市场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但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依旧存在，“利率双轨制”造成套利现象。金融系统不可能没有套利，但是如果泛滥成灾，对实体经济是不利的。
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不顺畅，造成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属于基本面和结构性问题，通过对银行行长的指导和一系列文件，敦促银行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农村加强放贷，固然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本质上，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供给侧改革加以解决。如果不从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客观上资金仍然流不到毛细血管，流不到小微企业，流不到农村。
利率机制改革就像“修水渠”，目的是让水流更加畅通，让水更有效率、更精准地流到田间地头。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促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缩小国家调控政策与实体经济感受之间的落差。
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供给问题，也是中国金融体系要解决的问题。资本市场将是解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撒手锏，是金融防风险的关键一招。
2018年，在全社会新增融资中，83%是间接金融，即商业银行贷款和信托等机构提供的资金；17%是直接融资，在直接融资里又有一部分是企业债券等，约占10%。也就是说，中国2018年新增融资近20万亿元，93%是债务债权，7%是资本股权，这个比例显然是失衡的。反观美国，2018年70%是股权融资，包括私募股权融资和资本市场公募股权融资，而银行债务融资和债券融资占比仅为30%。美国的企业负债率只有GDP的60%多，而中国的企业负债率加总数据是GDP的160%，这
就是我们资本市场供给明显不足造成的。所以，中央提出要加大直接融资的发展， 尤其是股权融资这一环，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资本市场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环节。
由于融资结构不合理，直接融资占比低，中国整体杠杆率水平很高；但全世界比较而言，我们的政府杠杆率和居民杠杆率并不算高，主要是企业部门债务重、杠杆率高，而企业债务这一块的解决方向就是把资本市场发展起来。
中国发展了近30年的资本市场，一方面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归纳起来，资本市场存在三个功能不到位的问题：
一是中国的资本市场缺少国民经济晴雨表功能。2000年以来，中国GDP翻了三番，各项事业都有长足的发展，但是资本市场总量指数还是大体不变。同时，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经济发展迅速，但大量的互联网公司选择去美国、中国香港上市，我国A股上市公司仍然以传统企业为主，无法反映国民经济中创新的组成部分。总的来说，资本市场缺少国民经济晴雨表这个功能。
二是缺少资源优化配置功能。资本市场对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独角兽企业推动力不足，如果把这些功能都彰显出来，对中国经济、中国金融的变化会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同时，市场对于质量低劣、造假泛滥的企业缺乏清除淘汰机制，导致大量的僵尸上市公司存在，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妨碍了投资者理性投资，对股市长远发展不利。
三是投入产出、收益回报不到位。资本市场缺少优胜劣汰机制，导致上市公司群体存在投资回报收益不理想的问题。这方面具体要改动的措施是：
融资端。注册制和退市制同步推进。注册制是资本市场融资端市场化的重要基础性制度，目前已经在创业板、科创板推出，下一步应该在主板里推出。推出注册制同时一定要推出退市制度，手心手背不能分开，如果只有注册制没有退市制度，只进不出市场会胀死的，也会丧失市场各方面的功能。这是融资端的问题。
供给端。目前缺少长期资本的供给，三大支柱性保险资本中的企业年金基本不到位。从2007年企业年金制度、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推出以来，到2020年上半年企业年金虽然形成积累1．98万亿元，但占GDP的比重仅2%左右。而在国际成熟市场、发达国家企业年金总量一般接近GDP的50%，从这个角度看，企业年金这块没有发展起来，同时，养老保险和老百姓的商业保险也没解决好。
机构端。各种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数量也不少，100多家公募基金，有18 万亿左右的资金。但为了避险，这些基金40%买货币基金，也就是18万亿里差不多7万多亿就是存款，真正进入股市的只有3万多亿。2万多家私募基金掌管着14 万亿元左右的资金，而其中10．3万亿是作为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在未上市的企业里，很多投资在房地产和金融理财业务上，仅有2万多亿是证券市场基金。30多万亿的基金统统叠加起来只有5万多亿在股市里，在股市70多万亿市值里它们只占10%都不到，10%是7万多亿，它们只有5万多亿。所以这也是我们的问题。
总之，未来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加快多元化、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形成， 将我国资本市场打造成为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市场。
尽管浦东开发的时候已经宣布允许外资设立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各种金融机构，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整个中国对于外资金融机构总体上都是开放的；但事实上，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与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严重不匹配。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的国际排名不仅远落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甚至近年来被诸多发展中国家超 越。在中国300余万亿元的金融资产中，外资金融机构的比重只占1．8%，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即便是不同行业之间的横向比较，金融业开放程度也相对较低。中国近200万亿元的工业、商贸业、工商产业的资产中，外资企业的资产占30%。这个数据表明，金融业的开放度是有限度的。
一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依然不高。作为股票市场主体的上市公司也大多是境内企业。虽然当前4000余家A股上市公司中约有100多家为外资公司，但其业务开展仍以中国市场为主，注册地更是无一例外都为国内省市。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外资公司尤其是外商控股公司在适应国内资本市场和监管 环境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改制和上市申请需要商务部的审批，解决享受税收优惠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反观美国，纽交所上市的市值超千亿美元的大型企业有不少注册地就在美国以外，如壳牌石油、百威英博、台积电、中石油、丰田、诺华制药等，甚至美国重要股指标普500中也有近30家注册地在境外的公司。
与发达国家市场相比，中国股市的多样化程度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美国股票市场中，约75%以上的成交量来自外国投资者的股票买卖。而根据日本交易所公布的数据，2018年外国人占日本所有股权投资者的比例达到30．2%，超过金融机构（28．6%）和商业公司（21．8%）；从交易量上来看，外国人购买和出售的
比重都超过了70%；而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比重仅为15%。这说明近二十年里，国际市场发生了很重大的新变化和新发展。近年来，我国这方面也逐步得到改善， 中国债券市场陆续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摩根大通旗舰指数，富时罗素主要指数也明确了将中国债券纳入的时间表。同时，境外主体持续大手笔增配中国股票、债券，自2018年12月以来，外资已连续21个月增持我国债券。截至2020 年上半年，国际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已达6．4万亿元。
二是外资金融机构开展业务仍有阻力。在加入WTO之后，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逐步推进；但过去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开展业务掣肘较多，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有所限制。在某些领域，外资金融机构始终无法享受同等国民待遇。例如，在允许登记的法人执照、营业范围，只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开展其中的一部分业务。这样的外资金融机构在营业范围上， 和国内的金融机构无法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进而限制了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开展。
面对上述情况，金融监管部门先后推出超过50条金融业开放措施，大幅扩大各类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不断深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更加开放的金融体系加速成型。目前，我国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已完全取消，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等领域已给予外资国民待遇。我国金融业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重视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金融市场稳健高效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硬件方面，我国建设了以中国人民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为核心的现代化支付清算网络。在中央对手方建设方面，我国场内、场外市场均已引入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在交易报告库建设方面，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被作为记录利率类、外汇类场外衍生品交易数据与股权类场外衍生品交易数据的报告库。此外，参考相关机构在金融风险防范中的系统重要性， 证券交易所、“新三板”等均被纳入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范围。
在相关制度建设方面，配套的法律法规与会计准则等为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有关司法解释等共同构成我国金融法律体系，引导金融市场硬件基础设施规范运行。
但与此同时，金融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依然存在短板，监管环境有待改善。
一是在金融监管方面，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水平还有待提高，监管标准不够一致，监管层次不够明确，不利于金融基础设施向集中统一、安全有效、先进开放的方向发展。金融监管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的界限尚不清晰；跨境监管尚需完善，随着跨境资本业务的相继开通，配套监管框架建设亦需提上日程。
二是在法律法规方面，还缺乏具有统领性、基础性作用的专门法律。我国有关金融基础设施的法律条款相对分散、模糊，并且以行政规范为主，缺少清晰、可执行的专门性法律基础；同时，金融法律的执行机制尚不健全，金融法规的效力有待提高。
三、结语
总而言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提高金融基础要素水平、改善金融运作机制、促进金融良性竞争与发展，以提高金融供给质量，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以上是学习中央有关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神的思考提纲，是对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体系、框架结构、问题分析的概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是一套宏大的理论体系，希望引发有关学者和管理者的思考和重 视，能够围绕问题，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进行更多的系统性、结构性分析研究、归纳总结，以便更好地阐释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路径。
信息技术革命迫切需要寻找下一个潜在增长点——一个不可阻拦的大趋势
（2020年10月19日）
人类社会的发展，往往建立在能源、信息、材料、生命科学等技术的进步之上。历次信息技术革命不断扩展人类获取、传输、交换信息的方式，从量变到质变，推动着人类社会ZZ、经济、文化不断前进。
传统互联网时代，由于计算机设备不易携带、网络带宽小，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交互更多地体现在信息传输和展示上，难以从根本上重塑产业链条。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及高速网络开始普及，替代了大部分原本需要手工或电脑完成的工作，带来了各类交互方式的创新和效率的提升，尤其是在面向消费者的电子商务、社交媒体、移动游戏、金融科技等领域，诞生了亚马逊、Facebook、腾讯、蚂蚁金服等科技巨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新增流量逐渐饱和，业务增长已经逐渐触及天花板，信息技术革命迫切需要寻找下一个潜在增长点。
一、一个不可阻拦的大趋势是产业互联网的技术革命
随着近年来消费互联网领域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的实践以及未来5G基础设施的大规模铺开应用，一个不可阻拦的大趋势是产业互联网的技术革命，即在5G引领下，整合了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的下一代数字化产业互联网。这个新型的面向产业、面向B端的互联互通网络，将重塑整个产业链条，打破过去低效率、高成本、高时延的产业组织方式，带来产业效率的倍增。传统产业规模巨大，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价值空间也非常巨大。全国目前有60余个千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根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那么在未来15年中预计可节约近3000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所以，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只能容纳几家千亿美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
二、5G不仅是一项技术，还是融合传统产业、改变旧生态的加速器
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一项极为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就是5G的大规模推广商用。5G不仅是一项技术，还是融合传统产业、改变旧生态的加速器。如果把5G比作“电力”，我们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项基础设施升级可能带来的潜在价值。电力如今在生活中极为常见，用电驱动基本上成为大部分设备的选择。大部分设备
接入了电力，但由于带宽的速率、流量、成本限制，无法接入网络，仍然需要人们用极为低效的方式管理。5G一旦普及，其带宽成本、设备时延可能降到现在的1/10甚至1/100，所有的传统设备识别、监控等皆可“上网”。从工厂生产来看， 全部流程可以通过5G加数字化技术实现自动化、智能化，原材料采购、运输、生产、销售将能够全部通过人工智能完成。在家庭生活中，所有的设备运转可以交由人工智能控制，人类可以彻底从繁琐的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投入到文化、艺术的创造之中。
三、研究5G业务不是实验室对实验室，也不是书斋中的空想
如今，全世界的5G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2020年以来，X中央、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工信部明确了以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以及创新基础设施为主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战略。新基建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例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无论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技术基础设施，都是为中国的数字经济转型而准备的。新基建的价值，不只是建设项目本身的投资拉动作用，还有由这三类基础设施助力其他行业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无穷价值。这个过程，不仅需要数百万个5G基站的建设，更需要对基于5G的商业模式、业务模式进行研究、探索、思考和总结。研究5G业务不是实验室对实验室，也不是书斋中的空想，而应该在实践中体验、感受、探索，再条理化、理论化，发现它的特点与规律。这不仅需要理论高度、实践经验，还需要长期的产业积累和观察。
项立刚长期观察和研究通信业，热爱技术，热爱发明，是5G业务与应用的亲身实践者。他拥有多项发明专利，最大的长处是善于把复杂的理论通俗易懂地表达清楚。我和他就5G和信息产业的很多问题有过沟通。能够系统性地把通信各个领域的知识纵横自如地讲清楚，又能够把握重点、纲举目张的人，他可以算一个。因此，他对5G业务、模式的观察和研究，既较为清晰，又较为前瞻。之前他所著的《5G时代》是一本清楚讲明5G概念和意义的书，在业界有非常大的影响。《5G 时代》在全球5G相关图书中销量第一，被电信运营商、企业作为了解5G的必读书。这本《5G机会》进一步探讨了5G产业未来会有哪些机会，怎样才能抓住这些机会， 无论是业内人士还是关心5G的读者朋友，都值得一读。
如何理解内循环、双循环发展战略？
（2020年10月29日）
X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明确提出，在新发展阶段下，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是一个大战略。中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简单地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 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这是中国“十四五”乃至到二○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一新发展阶段的重大任务、重大战略。
我理解，这个战略至少包含五句话。一是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二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三是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四是要畅通国内大循环，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五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这五句话是构成这个大战略的五个基石，是五中全会关于新发展格局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双循环具体操作中，哪些地方是着力点？我理解，从畅通国内大循环来说， 主要有六个方面：
第一，创新。《建议》明确提出了“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我国原来的创新体系有两个显著短板：一是核高基的研发投入不足，研发费总投入在全世界已经是第二名， 但核高基的投入只占研发费用的5%，所以原始创新不足。二是转化机制不畅。今后一要抓好核高基的投入，二要抓好科技成果转化。第二，新基建。新基建中的信息基础设施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是发展数字经济的主力军，也是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力。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没赶上，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不是引领者，是跟进者。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不仅会跟进，而且也能引领，这一次机遇是我们百年未遇之大机遇。
第三，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我们不能因为新基建和数字革命就藐视、忽视传统产业，数字经济最大的动能不仅仅在于数字产业自身能产生几十万亿的产值，
而在于数字技术的颠覆性，在于信息基础设施中的数字化平台与传统产业的深入融合，传统产业的产值将因此额外增加1%—10%，这1%—10%没有投入，凭空产生。所谓强链、补链、扩链，对于传统产业来说，一是通过与新基建结合，实现数字化赋能，二是和产业链的上下游、与工作母机和装备结合，构建产业互联网。
第四，增加收入，促进消费。提升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能力，需要增加收入。而增加收入不是靠企业加工资，而是要深化改革。在城市，要降低住房支出在居民支出中的比重，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长租房政策。在农村，要积极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件事情上应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五，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判断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不能只看企业总资产，企
业总资产规模多了可能是债务增加，负债率过高会引发风险；也不能仅看企业的数量，比如新增企业数中，可能很大一部分是空壳。判断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应看企业净资产的增减情况。净资产的指标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其实这个指标是一些企业有活力没活力、有预期没预期判断的试金石，营商环境好坏的试金石。
第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的要求，深化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完善要素交易规则和服务体系，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同时，还要通过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第一，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不再是全面的以出口导向为主，而是既鼓励出口，
第二，中国将由过去单一的“引进来”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中国将在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同时，加快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中国将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试验区布局，在中西部地区增设更多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
第四，开放的重点由要素流通型向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过去我们往往将出口多少、外资多少等作为开放的指标，今后将把推进规则制度型开放作为重点，实际上就是要加快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2020年11月7日）
今年注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划时代的年份，一场疫情把世界弄得支离破碎， 但是数字经济在这个时间段发挥了重要作用，老百姓宅在家里，通过互联网、快递解决了很大的生计问题，使得老百姓能够真正在家隔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 哪怕政府下命令老百姓宅家里面，那也总要出去买东西，而恰恰是中国广泛的互联网和物流快递系统，真正把中国8亿左右的城市人群隔离在家里几个月。美国也做不到，美国互联网没有这么大保障，物流也没有这么强保障。疫情考验了我们的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也就逆势而上，得到了超常规发展。
特别是X中央在疫情期间专门下发了两个与数字经济有关的文件。
第一份是中央于3月份下发的新基建文件，新基建本质上就是数字经济建设， 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里面既可以跟进，同时也有引领的作用。中央在这个当口把新基建抓住，应该说抓住了时代的脉搏。第一次工业革命机械化蒸汽机时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内燃机时代，我们中国都没有跟上。200年前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我们是在清朝封闭系统里。100多年前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高速公路计算机时代，我们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跟上了但不是引领者。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时代，我们不仅能跟进，而且有引领作用。
第二份是中央在4月9日发的关于要素市场的文件，首次把数据作为要素放在里面，跟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放在一起形成要素市场，提出了要加速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作为数据交易所，如何确定数据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如何区别原始数据的流动、交易买卖和开发，使用了以后产生叠加的新的数据信息再交易的数据知识产权等等都是下一步要认真探索的。
中央今年在疫情下决定推动这件事，有极强的战略性、前瞻性，把握住了时代脉搏，这两个文件对今后几十年都有划时代的作用。
现在讲的数字经济实际上就是5G基础上的“ABCD”——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以前1G、2G、3G或者4G阶段同样有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由于带宽、速度、时延、能耗、可靠性达不到产业互联网的要求，只是消费互联网的功能。现在到5G之后，这五个指标性能达到了要求，可以应用到生产系统、工业系统，应用到全社会的各类运行场景，包括各行各业。从这个意义
上，的确可以说数字经济改变了整个世界。
数字经济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能够颠覆一切，我理解主要是数字经济具有“五全”信息特性：
（二）全流程持续的信息，每个时间戳上的24小时每一秒可以把这个信息收 集起来。
（三）全社会场景的信息，全社会人活动的场景信息。
（四）全智能解析的信息，前面说的三种数据信息都可以被人工智能计算使用。
（五）全价值叠加的信息，某种数据可能是为国家统计所用，又可能应用到金融管理方面，也就是说信息资源不像一般的资源，用了东就没有西，用了西就没有东，它可以为不同的坐标面反复使用，发挥各种价值，所以是全价值链的信息。
这样五个全面的信息实际上是跟物联网、跟5G这个时代连着的，没有5G和物联网，刚才说的“五全”信息是不存在的。
这种五全信息有五种特征：
（一）结构型特征。这些信息必须包括社会经济系统的各种结构特征，如产业系统的各种特征描述、社会系统的运营数据等。
（二）动态型特征。由于是持续的信息，所以每个时间坐标可以形成一个趋势，可以分析未来，属于动态型的形式。
（三）秩序型特征。由于它是全方位的信息，把社会管理、社会制度、规则都体现在里面了，所以它可以成为研究制度改革的依据。
（四）信用型特征。由于区块链把各种信息中含有的信用特征都储存在里面了，所以它一定是可以为金融，为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起到一个基础性的作用。
（五）生态型特征。它是一个生态的信息，人类是一个生态，地球是一个生态，数字系统实际上是地球物理系统和人类生活社会系统的镜像。
这就是为什么数字系统能够颠覆一切。“五全”信息跟城市一结合就变成智慧城市，跟工业结合就变成自动化工业4.0，跟物流结合就是智慧物流，跟金融结合就是科技金融。这个过程仔细想，不管跟工业结合，还是跟人类社会结合， 还是跟城市结合，还是跟金融结合，其结合的过程总是要通过三个步骤或环节：
第一，首先要把你想要融合赋能的那个系统对象做到万物发声、万物感知， 发出声音，留下痕迹。如果是自动化工厂，与工厂关联的上、中、下游产业链、供应链各个环节的结构型特征要发出声音，发出信息。
第三，万物万联之后，人和网结合，人机结合，人机结合就有了智能系统， 结合到位了就是智慧体系。
第一，上述三个阶段发展的基础是万物发声。没有它，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要做到万物发声，关键是芯片、检测终端。我们讲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智慧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高速公路和计算机时代，第二次和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械化、电气化。现在5G已经出来了，大家研究关注的往往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开发，但是与芯片研发落后一样，检测、传送、变送的仪表终端系统， 中国也是最薄弱的。
工业系统的检测点、社会系统的检测点、医疗系统的检测点，这方面我们跟美国、欧洲、日本的差距比芯片的差距还要大得多，如果这件事情不重视，中国物联网就无法形成，产业互联网就丧失了发展基础，就无法形成应用场景。美国的仪器仪表检测系统产值只占美国工业的4%，但是由于这4%都高精尖很到位，支撑了整个美国工业领先于世界，60%工业运转都是利用了这些高科技的仪表检测， 实现了工业自动化，各方面功能都特别全。其实一个核磁共振里面有300多个检测系统才能把人身上各种各样的问题测出来，总而言之，万物万联中的检测芯片、仪器检测，有五个性能要求：一是能耗问题；二是灵敏度问题，时延极小；三是准确性问题；四是可靠性问题；五是安全性问题。总之这件事情是中国的瓶颈口。
第二是万物万联。华为使得中国在这方面能够一马当先。
第三是算力。因为万物万联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大数据，包括整个空间泛在的数据、老百姓社会活动场景的数据，数据在使用的时候叠加新的数据，形成数据库的存储、通信和计算的问题。所以计算的算力的确抓住了社会的核心，如果说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数字经济的基础的条件是能使万物发声的检测，促使万物互联的纽带是5G通信，那么实现人机互动智慧世界的关键就在于人工智能，在于算力，在于由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综合体形成的算力。
总之，数字经济时代，国家和国家的竞争能力高低的核心指标就是算力。“算
力”包含五个方面：一是计算速度，芯片、服务器、计算机、超算系统都反映这方面的能力；二是算法；三是大数据存储量；四是通信能力，包括5G基站多少、通信的速度、延滞、带宽、可靠性、能耗；五是云计算服务能力，包括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的数量。哪个国家5G基站多、哪个国家云计算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规模大、哪个国家存储数据多、哪个国家通信量大、哪个国家算法高明，哪个国家就有强大的通信力和竞争力，哪个国家就“算力”强。总之，数字经济时代，国家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以计算速度、计算方法、通信能力、存储能力、数据总量来代表国家的竞争能力——算力。
从硬件基础设施上说，看云计算数据处理中心中的服务器数量和5G基站数量来代表数字经济的强弱高低。服务器有三个功能：通信、存储、计算，相当于是一台大型计算机。一个地区后台使用的服务器多，表明这个地区数据存储量大、通信量大、计算量大；5G基站多，表明通信覆盖的程度好。软件上就看数据服务能力、算法和算力了。
人从猴子开始算，几十万年前的猴子一直到1万年前的先人，再到现代人， 人类的智慧发展有三个标志：一是工具使用发明；二是能源使用发明；三是语言、文字为基础的通信信息发明使用。
第一是工具。人类发明了工具，从石器到铁器到计算器。
第二是能源。从利用山火，到钻木取火，到炭火、石油、电能、核能、风能、太阳能等等。
第三个就是语言文字。人类有了语言文字才有了思考、记忆、通信，才有了社会发展。有了思考才学会了计算，一开始是结绳计算，中国人聪明一点，到了农业社会有了算盘，外国人没有算盘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到了工业时代有了计算机，上世纪20年代是继电器式的计算机，后来40年代是电子管的计算机， 到60年代出现了二极管、三极管、晶体管的计算机，晶体管计算机的计算速度可以达到每秒几十万次，到80年代是集成电路，就到了几百万次几千万次的计算速度，到现在就变成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次。也就是现在一个PC机，假如说到了7纳米芯片是可以1秒钟到几亿次了。国家搞超算不是讲一个微型计算机、一个PC、一个笔记本电脑的计算速度，而是讲几百个服务器、几千个服务器叠加在一起的矩阵，这个阵列使得一起计算串在一起。前几年我们的超算到了100亿亿次， 达到了世界第一。美国人这两年又超过我们了，韩国人也超过我们了，我们现在排第三。这个超算就算到了100亿亿次，其实我不认为有什么稀奇，因为它是几
万个服务器叠加在一起的超算中心，意义不怎么大。意义大的是，如果一个芯片能够一秒钟达到14亿亿次，电脑就超过了人类。现在的人体生物研究，解剖我们人的大脑，人的大脑里面有六张脑皮，六张脑皮中神经联系形成了一个几何级数， 人脑的神经突触是每秒跳动200次，大脑神经跳动每秒达到14亿亿次，所以14亿亿次是计算机、人工智能超过人脑的拐点，现在CPU已经可以计算到几亿亿次了， 今后十年、二十年里面，如果出现量子芯片，人工智能的计算速度就可能上升到14亿亿次以上。
人类智慧的进步和人类创造的计算工具的速度有关，从这个意义来讲，算力是人类智慧的核心。
人工智能的算力最终超过人类的本能，而又能被人类所控制，这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数字经济时代，国家与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算力，这是千真万确的概念。
培育引领科技和产业变革的“独角兽”助力“十四五”提升创新能力
在“2020中国未来独角兽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2020年11月13日）
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X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X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内外形势下，开启新的伟大征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次盛会，必将对中国未来30年发展轨迹产生深远影响。
《建议》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当前，培育独角兽企业已经成为各级政府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胡润2020年全球独角兽榜单显示，2020 年全球一共有586家独角兽企业上榜，比2019年增加了92家，中国和美国占据全球独角兽数量的80%。其中，美国有233家上榜，比2019年的203家增加了30家，中国2020年有227家，比2019年的206家增加了21家；美国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超级独角兽有11家，市值加起来比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5万多亿美元还要大。
从区域来看，美国硅谷有122家独角兽企业，占全球总数的21%，而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是独角兽企业相对较多的地区。正是由于独角兽企业在加速全产业链裂变和迭代方面的特殊作用，培育独角兽企业也成为各级政府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国内南京、武汉、杭州等地，都把培育独角兽作为政府推动创新、促进发展的重要工程来抓。
一、独角兽的出现与新的风口是分不开的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下，产业互联网是新风口，将会出现新的独角兽。独角兽的企业概念，虽然是近10年提出来的，但这个现象本身早已存在。回顾经济史不难发现，每一个时代的风口都会催生一批独角兽。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世界千家万户都使用的商品，实际上就4个，即收音机、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四大件）。而这些在美国，四五十年代就开始进入家庭，日本是五六十年代进入家庭，中国是六七十年代。当时生产自行车或手表的企业往往是最有名气的、最具有广告效应的企业。
对于中国来说，到了八九十年代，“四大件”变为空调、洗衣机、冰箱和电视机。当时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能够生产这些“四大件”的地区，都是属于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到了20世纪，进入中国家庭的“四大件”变为轿车、笔记本电脑、手机、液晶面板形成的各种显示设备。哪个城市能够拥有这“四大件”的大批量生产的企业，哪个城市工业一定比较强，这样的企业往往也会在中国比较有名气，甚至属于在世界范围内都比较有地位的企业，所以这又是一个新的时代。最近10年，中国出现了互联网消费时代的企业，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美团等。每个时代总会有一批企业跟千家万户的生活融合在一起，这种产品需求量规模巨大，谁能在这样一个巨大的产品需求和产业链当中崛起，成为主体企业，一般都会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
不同于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更像是各个行业的“小锅菜”。当下，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蓬勃兴起、数字经济风起云涌的新时代，在新基建的加持下，“产业互联网+”是一个风口，一定会催生出体量更大、影响更广的独角兽企业。所谓产业互联网就是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的变革重组，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有明显的区别。比如， 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链集群中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则集中度较高；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率、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通常是先烧钱补贴， 打败同行对手，再通过规模经济或增值业务赚钱。也就是说，产业互联网在发展中，实际是各个行业的“小锅菜”。比如汽车产业链，上千个零部件企业就是一个行业的“小锅菜”，就可能使得不增加投入、不增加原材料消耗的背景下，为产业链增长提供1%～10%的增值。即如果这个产业链原来有1万亿元的产出，由于数字化平台的赋能，使得产业链额外增加5%～10%产出，变成10500亿元或者11000 亿元，新增的500亿元、1000亿元既是产值，也是利润，也是增加值，总之是一个很好的产出链条。但这个链条要像消费互联网一样，面向1000万人、10亿人甚至50亿人一刀切的模式推开是不行的。因为汽车产业链有汽车产业链的工业互联网信息构架，如果换到医疗产品的产业链，其构架同样是产业链的泛在信息，有各种人工智能分析的信息，这里的结构、内在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即在汽车产业链上发明创造的一些数字技术，不一定在医疗体系的产业链能够直接应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产业互联网不能“一刀切”，这是工业互联网跟消费互联网的
不同点。
消费互联网作为一种网络平台，打败同行是最重要的。一旦把同行打败了， 它就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垄断，有了垄断地位，广告都集中到平台上来，就可以收到巨额的广告费。而且消费互联网的平台入门费，实际上到了垄断地位时，费用率可能会达到10%～20%的营业额，这是很高的。我们平时到超市、百货商店，因为它们属于房地产，有物业的成本，这种成本使得商品上架可能需要支付销售额15%～20%的费用。相应的，在具有一定垄断意义的互联网消费平台，千家万户的工商企业要把自己的商品上架，特别是能够推广到网络页面上，就需要支付比较高的平台入门费，这都是垄断以后产生的效益。但是产业互联网则不同，产业互联网是在为上千家小企业或者一群龙头企业服务，如果整个活动过程中，两三年内对小企业、龙头企业毫无帮助和效益，自己又烧了许多本钱，那么这家企业是没有生存能力的。
二、产业互联网空间巨大数字化转型可拓展产业价值空间
有关材料分析认为，目前全球有60多个万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可以和数字化结合，进而实现数字化转型。根据测算，仅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些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平台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全球在未来的15年中预计可以节约近300亿美元，平均每年产生约200亿美元的效益；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 所以，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能够容纳几家万亿级的企业，在产业互联网领域，中国今后便有可能产生或者容纳几十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的独角兽将主要产生于工业互联网的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新基建实际上是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至少是引领者之一。在疫情影响下，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ZZ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 要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新基建三大工程当 中，数字经济产业化方面，中国已经达到一定规模，2019年的总规模为6万多亿元人民币，但是规模还不够大，未来有望达到60万亿元。数字平台产业化方面， 是利用数字化综合平台对产业经济、传统产业进行赋能。我国2019年工业产业总销售值约100万亿元，当中包含了各个规模的传统工业，一旦有数字经济赋能， 就会产生颠覆性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如果用5%来计算，100万亿元的5%就是5 万亿元，形成的价值是非常大的。除了工业以外，还有商业零售等各种各样的服务业，当中均包含了数字经济对其进行赋能的概念。第三个工程指利用数字经济
现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类智能化的革命，在智能化革命时代，以第五代移动通信（5G）为基础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包括区块链在内的数字革命，也包括生物工程等。所有这些，中国不仅是跟进者，也会是引领者， 至少是引领者之一，跟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一起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以这将是人类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一个机遇，人类将从第四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化解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欠账坏账，走出困境，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我国用新基建来引领、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定能抓住战略机遇，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发挥重大作用。因此，新基建就是我们时代的风口，今后二三十年，很多独角兽就将在新基建的范围内发生、发育、成长、壮大。新基建的核心体系，将不再是消费互联网，而是产业互联网，即5G引领下的产业互联网。总之，独角兽的发展要迎着风口去发展，当下最重要的就是新基建、数字化经济、产业互联网、生物医药、各种智能制造、新材料等。
三、打通创新链条是培育独角兽的关键
打通创新链条是培育独角兽的关键所在，地方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创新链条主要有三个环节：一是从无到有，即原始创新，是0~1的环节；二是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是1~100的阶段；三是从技术到产品规模化、产业化，甚至资本化，是100~100万的阶段，地方政府在这三个环节都可以大有作为。
第一阶段属于原始创新、基础创新，而创新需要专业人才，即需要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进行实验室里的探索。在这方面，我国研发创新的经费投入规模排在世界第二，规模不小，但是投入比较分散，集中度不够。在世界各国， 特别是发达国家，研发费用的20%左右集中在“核高基”，即核心的、高科技的、基本面基础性的创新，比如芯片创新、飞机发动机的创新都属于“核高基”。数据显示，我国2019年在“核高基”领域的研发费总投入，仅仅是全部研发费的5%， 即22000亿元的研发费实际上只有1100亿元投在“核高基”上。而“核高基”投入不足就会形成短板。例如美国近两年对我国芯片或其他高科技产品的打压，就是利用了其在“核高基”领域、关键技术领域、高科技领域的优势。
“十四五”期间，我国要走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新格局。新格局以内循环为主，自主自立自强的创新就是最重要的内循环，因为所有
的创新，一切民族国家的创新都是内循环，外循环就是引进消化吸收。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特别是“核高基”的创新加大比重，应该在今后的5年或者10年， 把比重从现在的5%增加到10%、15%甚至20%。只要认识到位，集中力量办大事，就能够把短板补上去。这将是“十四五”期间的一个重要措施，建议有条件的地方集中优势资源出台政策，鼓励所在地区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科技公司、工业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在未来5年内将“核高基”领域的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费比重，从现在平均的5%提高到15%左右，甚至更高。
四、培育独角兽要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健全高层次科技人才
培育独角兽企业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和配合。除了政府相应的产业引导基金外，应重点发展风险投资和私募等股权投资机构。如果说资本市场是股权投资的战场，独角兽是科创企业的主力军，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就是市场化选择独角兽的“啄木鸟”，是金融服务科创经济的关键所在，是培育独角兽企业的催化剂和良师益友。
美国资本市场中各类风险基金和私募基金积聚的资本总量大约为10万亿美 元。我国目前注册的私募基金企业近5万家，截至2019年底，我国私募基金积聚资金13万亿元左右，当中有2万亿元在股市里进行股票买卖，有7万亿元左右买债券和货币基金，相当于存款，还有5万亿元是股权投资，而这5万亿元规模小，且杂而散。因此，如何提高股权投资机构的质量和能力，是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任务。国外的私募基金、公募基金一般来说50%会投在资本市场、股权市场， 还有50%可能投向债券市场或者各种各样的货币基金，我国目前的股权投资比重偏小，所以没有发挥资本市场和一级市场中的股权功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等基金上市前是企业股权融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在上市过程中和上市后也是一级、二级市场的重要资金渠道，是推动股权融资和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
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健全高层次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在这方面我国目前也有短板，我国每年有上百个国家级的创新发明，一年当中全国省级以上的成果奖可达上千个，10年就会达到上万个。按照规定，凡是有成果，70% 的专利权都给了专家团队发明人。但发明人并没有发财，并不是政府不兑现，是因为产品没有得到市场的承认，没有在市场中产生相应的效益。如果有效益了， 那么效益的70%或者说利润的70%就是归发明人的，但如果不产生效益，则拥有的专利权等于0。
在这个意义上，说明我们的转化不够，但转化不能靠发明人去转化，应该推
动建设一批科学技术转移机构提高转化效率。2020年4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当中，提到了五大要素市场，即劳动力、土地、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数据市场。技术市场中提到了要在中国推动建设一批德国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即为一个科学技术转移机构。这个研究所并不搞科研创新活动，它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是科学技术的经纪人。研究所通过把科研院所的知识产权专利当中的专利内涵、专利特性、专利有可能应用的场景弄清、弄透，然后用科普的方式介绍给社会上有兴趣的人， 成功转化后与发明人分享收益。这个概念跟美国硅谷的《拜杜法案》基本一致，
《拜杜法案》在几十年前产生，当时规定任何美国的科学技术发明1/3归知识产权投资的一方，包括政府投资、学校投资、科研院所投资和企业投资等，投资者都可占1/3。发明人占1/3，把发明转化为生产力的人也占1/3。日前美国进行过一次法律研究的评价会，评选100年里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技术发展最具贡献的法律，《拜杜法案》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独角兽的培养过程中，也需要有非常重要的对专家学者的激励措施，这种激励不仅是对原始创新发明人的激励，也表现为对转化者的激励。独角兽企业如果一半的股权归了转化者，这个转化者可能是技术专利变成生产力的转化者，也包括转化过程中进行企业运行和市场模式创新的转化者等。总之，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方面的技术，市场体制、机制都改革好，配套好，宏观上有好的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体制上能够对发明创造的技术转化和市场化、变成独角兽上市也有不同阶段的体制、机制的创新配套，那么中国的人才机制、独角兽的发展机制就能真正到位。
国有经济的比重底线与国企混改路径
（2020年11月15日）
国有企业的资本运作有几个方面特殊的性质，需要我们深入分析和探讨。其中包括：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协同发展问题，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问题，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途径问题等。
一、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协同发展
在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既坚定不移地搞好国有经济，也坚定不移地搞活民营企业，这两个“坚定不移”是始终不渝的。在这两个“坚定不移”推动下， 我国的民营经济从1979年20%的比例，上升到了现在的60%，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达到“5、6、7、8”，即50%的税收、60%的经济比重、70%的研发投入、80%的劳动力就业数，这个比重是这几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各有分工，总体呈现出多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协同合作的良好局面。
21世纪以来，尤其是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以来，国有经济布局有了战略性收缩和调整，为民营企业发展腾挪了市场空间。在国资委领导下，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优化和国有企业重组整合步伐不断加快，国有资本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国有资本从不具备发展优势的一般加工业等行业和领域稳步退出， 切实解决了国有资本分布过宽过散的问题。以工业领域为例，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工业企业比重由2003年的40.5%下降到2017年的23.4%，资产总额占比由56%下降到38.8%，企业数量占比由17.1%下降到5.1%。在此期间，国有资本逐步退出部分行业，比如石油加工业中国有企业主营收入占比从85.7%下降至56.2%，医药制造业从40.6%下降至8.7%，纺织业从16.6%下降至2.3%，造纸业从20.9%下降至4.6%。国有企业退出的市场空间很快被民营企业填补。在房地产行业，自2010年起，国有资本进行了较大规模退出，2018年，中国房地产综合实力百强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国有建筑业企业总产值占全行业比重仅为12.3%。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呈现共生共荣的良好局面。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有着不同的经济定位，国有经济更“稳”，民营经济更“活”。一方面，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总体上存在着产业链上下游分工。对于那些投资周期长、投资量大、回报慢、风险大的基础设施产业和尖端产业，往往是由国有企业
首先布局和投入，而民营企业面临更好的适合自身比较优势的获利机会，更多地投入中下游的相关产业中。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安全的社会经济环境。国有经济发挥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作用，整体看可以减轻经济波动的幅度，有利于社会经济平稳发展。分行业看，国有能源企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等企业确保了能源、交通运输的安全及服务供给的稳定；国有电信企业推动我国信息通信领域的跨越式发展，为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互联网应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条件。
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底线
最近几年，经常有人讨论“国进民退”或者“民进国退”的问题，有的认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比例过大，战线收缩过多，也有的认为这几年民营经济发展得不够快，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比重增长得更快，挤占了民营经济的比重。我的观点是，这是对数据逻辑理解得不确切，缺乏基本概念而产生的一个误解。
我认为，一方面，这么多年来，各级政府一直在不遗余力、坚定不移地支持和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民营经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重大的推进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X和国家对此的立场和态度是没有变化的。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个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底线要厘清、要坚守的问题。
从数据上看，例如2000年广东省的GDP中，外资和民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到60%左右，如今广东省非公有制经济的占比则是73%左右。有人认为广东省在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非公经济比重每年增加2%左右，近二十年每年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是现在政策的思路变了，放慢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不确切的观点。并不是非公有制经济要一直上升到90%以上才是正常的，美国都达不到这么高的比例。同样的情况，如浙江省、江苏省这几个中国改革开放最到位、发展最快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崛起，比重也都达到了60% 左右。近十几年，非公经济的比重也就达到70%左右，这种占比增长率的放缓并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到了天花板。
从GDP各项占比的角度来看，每个国家都有占GDP25%甚至30%的财政税收收入， 政府每年必定把财政收入花掉，比如给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发工资，这表现为当年的国民收入GDP的一部分。同样，政府用财政资金进行投资，例如教育、卫生、文化拨款投资，这也会产生GDP。大体上，一个政府如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30%，政府花完财政收入产生的GDP会有15%左右。任何一个国家都有15%左右
的政府经济是固化的，美国、德国、法国、新加坡等都是这样。
比如，2019年美国的GDP中有13.5%左右是联邦政府以及州和地方的开支形成的，这构成了国2019年，美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约8万亿美元，其中由美国联邦政府花掉的约为4.4万亿美元，各个州政府用掉了近1.9万亿美元，其他地方政府用掉了约2万亿美元，而美国财政收入约7万亿美元，差额1万亿美元通过发国债解决。
美国GDP采用“支出法”计算，政府GDP主要包括政府提供的商品、服务、总投资，还包含了固定资产、军事设备、知识产权等的支出。政府提供的免费服务算作政府GDP（比如国防、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提供的非免费服务会算作个人或者企业支出。为了避免GDP重复计算，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收费的部分都会在推算政府支出时减掉。所以美国政府支出8万亿美元减去其中由个人或者企业付费的部分，才是美国政府的最终GDP，约2.65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3.5%。这部分GDP不是企业创造的，是美国政府运行的行为创造的，欧洲也是如此，所有国家都是如此。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的收入除了税收之外还多了一块非税收入，如土地批租收入，以至于中国政府花钱产生的GDP会比美国政府高一点，达到20%左右。其中， 17%左右是地方政府支出形成的GDP，3%左右是中央政府支出形成的GDP。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非公有制经济有70%，那中央加地方的国有企业产生的经济贡献实际上只能占到GDP的不到10%。也就是说，对一个地方来说，非公有制经济到了70% 差不多就达到了天花板；对全国而言，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到了60%差不多就到了天花板。
中国坚持国有经济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坚定不移地推动两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是我们的宪法精神和基本路线决定的。GDP中约20%的贡献来自政府，加上央企和各类地方国企占20%左右的比重，整个公有制经济保持40%左右的比例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我们说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并不等于其在GDP的比重要占大头，但是也绝不能让国有企业所体现的公有制经济比重趋于零。从这个意义上讲，当非公有制经济占GDP比重达到了60%的时候，这个比例不会像之前一样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比例不再增长或放慢增长，并不意味着是“国进民退” 或者是政府对民营经济不够重视。总之，从所有制制度的角度来看，理应确立一个公有制比重底线的概念。对具体的一个地方来说，由于中央政府的财政开支和中央企业经营所形成的GDP可能不统计在当地，其国有经济的比重可能小于25%，
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达到75%都是可能的。但从全国来说，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力运行在内的经济比重，再加上央企和地方国企的经济比重，达到40%是合理的。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两种所有制并存、共同发展，但绝不可能让公有制企业在全国GDP比重连15%都没有。所以不管是混合所有制，还是资本运作重组， 应该要有这个明确的概念，当今中国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和推动可以说是诚心诚意、不遗余力的。正是这种推动，使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40年间从20%上升到了60%，可以说已经接近了天花板。因此，今后比重上涨的空间不会特别大了。【联系微信dadawk*01】
新加坡是资本主义国家，2018年新加坡GDP中不同所有制的比重是政府经济占18%左右，国有企业占30%左右，非公有制经济占52%左右。在新加坡的公有制国有企业里面，淡马锡、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 三大政府投资主体总资产有近万亿新元，近20年这三家企业每年形成增加值占GDP比重15%左右，其他的机场、港口等各种各样的国企每年产生的增加值也占GDP 的15%。总之，尽管新加坡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新加坡的政府公共投资、公共消费占了GDP的18%，国有企业占了GDP的30%，公有制经济占GDP比重达到了48%，如果算上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或合资企业的影响力，更是占到60%以上，对我们不啻是一种启示。
总而言之，当今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步伐最重要的已经不在于占GDP的比重规模继续扩大，而是在产业结构、债务结构、资产结构上把效益和质量搞上去。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在国际竞争力上，在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上要进一步崭露头角，发挥作用，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做强、做大。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途径
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了要通过混合所有制，使国有的、集体的、民营的， 包括外资的股权交叉形成资源优化配置，起到杠杆放大的作用，给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不能从概念出发，为混合而混合，混合的过程一定是有目的的，站在国有的角度讲，一般就是以下五种目的。
第一，为了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一个国有独资集团产权很清晰，但由于法人治理结构中缺少各方面的平衡，容易缺少监督，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所以为了转制的需要，要推进混合所有制，使集团公司董事会变成多元的股权董事会，这种混合所有制是为实现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而形成的混合所有制。
第二，为了资源优化配置。国有企业的一块资源和民营企业，甚至外资企业
的某块资源有互补性，企业一起合作，在股权上互相划转，就形成了混合所有制。资金混合后不仅资金实力变大了，而且这两个企业中的技术或者其他市场资源互补了，形成了资源优化配置，起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也是推进混合所有制的一种目的。
第三，为了化解困难。国有集团公司在发生困难时，通过混合所有制引入战略投资者，把自己的困难甩掉。这不是破产重组，而是通过资产重组化解客观存在的困难，这也是推进混合所有制的一种目的。
第四，为了超常规的发展。通过集团公司之间换股的方式，子公司等值收购， 母公司换股混合成一个多元的股权制公司，实现了企业的超常规发展，这也是一种目的。
第五，为了把握机遇，更好地发展。时代和政策在不断发生变化，整个市场的运行基础也在发生变化，这个时候适应性地与关联企业进行资产重组，也是一种目的。总之，混合所有制绝不是书呆子式地为概念而混合，是有一定目的的。另外必须明确的是，国有企业集团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基于公司的
性质、特点，在混合深度和程度上是有区别的。至少可以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是需要保持国有独资形态的公司。比如特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由于涉及的业务是保密和特殊性质的，这类公司必须独资，它就不参与混合所有制了。又如资本运营公司，因为是运营公司，永远不会有别的资本成为公司的股东， 淡马锡4000亿新元都是财政部投资的，其他国家的资本或者民营资本不可能往淡马锡集团层入股，虽然淡马锡连续20年保持了15%的回报率，很多资本都想入股， 但是淡马锡始终独资。也就是说资本运营公司一定是独资的，资本运营公司可以和别的基金或企业合作，共同投资某个企业，但是资本运营公司本身是法人独资。
第二类是可以引入战略投资者，但应是国有资本控股的公司。战略投资者不控股，在董事会没有决定权，投资的目的仅有财务回报，成为财务投资者。
一般来说，凡是政府国有独资，资金规模极大的企业想要引入战略投资者， 基本上混合的对象都是战略性基金，也就是国资委的资本运营公司，或者是和国资委没关系，但和国家有关的社保基金理事会，类似中投这样的投资公司。当然， 也包括民营企业里非常有实力的财务性基金投资公司。这样的战略投资者就是财务监督者，这样的法人治理结构是货真价实的董事会，战略投资者在董事会里提意见是真刀真枪、绝不含糊的。
规则。
第四类是有些集团虽然资本金高达几百亿元，但所处行业是市场竞争类行业，只要资产价格性价比合理，完全可以放手市场化运作，集团可以将控股权转让给其他参与投资的非公有制经济或外资的资本，可以将股份转让一部分，也可以全部转让掉。
第五类是国有资本对外资企业或民营企业参股投资，也是一种混合所有制。不管是资本运营公司，还是资本投资公司，都可以参与投资非公有制经济的集团， 在投后做财务投资者。资本运营公司不仅是投资国有资本的公司，也可以投资到市场上各种类型的企业，只要效益好、有前景就可以去投资。
除此之外，由政府主导的、直接推动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类PPP项目，也是一种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
综上所述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要全面贯彻落实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运行方式的原则要求。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要求，从根本上讲有两条。一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二是发展和改革中不忘初心和宗旨。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总形势， 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在第五届全球跨境电商峰会上的演讲：自贸试验区的八个政策重点
（2020年11月24日）
自贸试验区（下简称自贸区）的政策重点，我认为包含八个方面。
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自贸区作为境内关外一线放开、二线封闭的海关特殊监管区，要在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权利保护、竞争中性、数字贸易以及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开放等八个方面形成突破。除此之外，保税区、自贸区自己使用的物资零关税。事实上，自贸区开放松绑的功能最重要的不是为了零关税，而是放宽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免关税只是体现自由贸易的一个方面，减少商品进出的负面清单是更重要的一方面。自贸区的本质是自由贸易。
以“三单分离”推动离岸贸易、转口贸易、跨境电子商务贸易等新型贸易发展。“三单”即贸易合同货单、贸易清算结算税单和物流仓储货单。
传统的贸易往来一般海关实行“三单合一”。但是在自贸区内是可以两单碰头，税单交到这里，贸易合同单在这里，仓单或物流货单不一定在这里，因为货物不一定运到保税区来。还有一种是转口贸易，“三单”里面只有“两单”，比如货过来后没有到杭州的自贸区里，而是直接从口岸转到其它地方。因此，自贸区要探索“三单分离”的做法，努力推动新型贸易发展。
重点发展与跨国公司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三链”是自由贸易的核心，自贸区的业务活动实行负面清单、竞争中性的管理制度，以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全面准入放开，引进科研开发、信息服务、仓储物流配送、第三方物流以及跨境大产品全球售后服务等“三链” 服务。当今跨国公司的产业链跟30年、40年前不同。上个世纪70年代，全世界贸易总量70%以上是完整的商品贸易，比如我把杯子卖给你，你把推土机卖给我， 都是产成品交易。到了2019年，全世界贸易总量70%是零部件、中间品的贸易。那么多零部件、原材料、中间品在几十个国家的产业链上跨国流动，这个流动过程中的物流，清算，各种研究开发，各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构成的工业互联网、智能物流体系，都是服务贸易。应该顺应“三链”的脉络，发展跨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贸易。
大力发展货物贸易伴生的货物保险和结算。中国有巨大体量的货物贸易，这些货物的进出口保险、清算结算、跨境物流金额巨大。如果能够对提供产业链标
准制定的专利研发服务、物流配送、金融结算等各种枢纽管控的服务公司予以市场准入，就可以做更多事情。
推动金融服务开放。今年6月，国务院明确要把金融业的负面清单大大减少。第一，在市场准入环节放宽，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第二，取消外资金融机构股权比例上的限制；第三，外资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的营业范围放开，同等国民待遇。
推动公共服务的贸易开放。这一领域涉及教育、卫生、文化等。自贸区实行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开放，通过进一步扩大教育培训、医院医疗、物流配送、文化创意、科研创新、知识产权服务的开放，推动中国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具体而言，可在自贸区范围内进一步推动影视、演艺、数字文化、艺术品、创意设计、出版、文化装备制造等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文化与旅游、科技、商业、金融、贸易等产业的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推动跨境电子商务更快更好发展。我国目前的电子商务体量全世界最大，但基本都在国内，跨境电子商务的潜力还没完全释放。
如何在国家网络安全法的底线前提下，进一步优化自贸区数字访问的营商环境？自贸区里的技术人员在科研开发时，能否做到使用网络搜索国外的资料？在经济领域、技术领域，能否以数字化智能检索技术为基础实施分块、分条的合理管理？这些还有待研究。
在自贸区，改革开放是制度性的改革开放，这是自贸区的本质。从历史阶段来说，当前我国的“开放”已经从流量型、要素型的“开放”，转变为制度型、规则型、和国际接轨的开放。从上述角度分析，浙江自贸区杭州片区的规划方案非常高明。
浙江自贸区杭州片区的定位扬长避短，合乎杭州的实际特点。以数字贸易、数字产业、数字金融、数字物流、数字治理为重点，加速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城市数字化，创新数字生活新服务，着力打造全国领先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金融科技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全球一流的跨境电商示范中心， 建设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把浙江自贸区杭州片区建设成为链接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平台。
在功能布局上，整合自贸区内外开放资源，探索构建“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辐射带动区”三位一体的开放新格局。浙江自贸区杭州片区实施范围为
平方公里，包括钱塘区块10.10平方公里、萧山区块16.09平方公里和滨江区块11.32平方公里；联动创新区为浙江省政府批复的浙江自贸区杭州联动创新区， 实施范围为118.08平方公里，涵盖主城片区、钱塘片区、临空片区、余杭片区四个片区；辐射带动区为自贸区功能拓展、项目落地、产业辐射的区域，范围包括杭州全市域。
总体而言，浙江自贸区杭州片区的规划方案完全符合杭州的数字经济特征， 同时抓住了自贸区“六个自由”的本质特征。全方位、系统化推进，一定会推动杭州的开放，形成新的开放高度、深度和广度，为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探索作出重大贡献。
在2020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上的演讲
新发展格局是助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药方
（2021年1月14日）
疫后全球经济复苏大合作，大家都在期盼，但问题是怎么合作，如何重建全球合作。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我理解这个重大战略本身就是中国以自身行动增进全球合作，助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药方。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经济战略将不再以顺差为目标，一味扩大出口， 而是以适度扩大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为目标。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意味着我国将持续增加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对世界来说，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未来十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服务业的进口总额将达5万亿美元，两者加起来超过27万亿美元。这么庞大的市场需求，必将对疫后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直接而持久的拉动，进而助推世界经济大循环逐步走出低迷，走向复苏。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强调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有助于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还有助于增加全球科技和产业的合作。
近些年来，国际间的信任关系之所以没有因为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贸易往来而加深，原因在于个别国家频频依靠自身的技术优势来锁他人的咽喉，频频滥用国家安全借口限制他国的投资。中国提出科技上要自立自强，就是要减少单向的技术依赖，发展基于自身比较具有优势的高新技术，弥合与发达国家的一些技术鸿沟，为科技领域的平等交流、合作共赢创造条件。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关起门来搞创新。事实上面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遇，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挑战，需要全球科技界、产业界携起手来共同把握、共同应对，需要各种创意发明和技术得到有效保护、传播、交易和分享，这方面中国一直倡导开放创新、合作创新。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进一步完善，要素资源将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优化配置，经济增长将更可持续。
在单纯的外循环拉动下，中国经济增长较为粗放，靠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时不时成为突出矛盾。建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不仅意味着要进一步打通生产、交换、分
配、消费各环节的供给，形成更加畅通的经济循环，同时意味着要深化产业政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加快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
今年上半年中央先后出台两个重磅文件：一个是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另一个是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两份文件标志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也为我们构建高水平的国内大循环奠定了基础。可以预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动力和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高，也必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增添新的动能。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营商环境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将为外资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首先，关于打造市场化营商环境，过去几年中国政府的“放管服”改革成效显著，大幅降低了经济社会运行的隐性制度成本。疫情发生以后，这方面的工作推进得更紧了，出台关于市场化改革的两个重磅文件，正是打造更加开放的市场化营商环境的具体努力。
其次，关于法治化营商环境，在出台《外商投资法》和《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的基础上，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郑重提出，中国将继续完善公开透明的社会法律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以优质服务营造更好环境，这是中国政府致力于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体现。
最后，关于国际化营商环境，从先后布局了21个自贸试验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到提出对外开放由要素流通型开放向规则制定型开放转变，中国正在致力于打造对标高水平经贸规则的营商环境。事实上疫情发生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不降反增。上半年公布的2020年版外商投资货币清单中，金融领域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寿险公司外资股比的限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将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当前全球经贸格局正在加速变化，长期来看，至少规则之争是免不了的，但通过谈判和磋商，达成新的共识，是完全有可能的。五中全会提出的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就是主动应对规则之争，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治理的重大举措。RCEP的签署，将进一步提升亚太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接下来，中国将
加快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和落地，在这基础上深入研究CPTPP的可行性。中国愿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加强同世界高标准自贸区交流互鉴。中国正通向求同存异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办法来建立基于规则的信任，进而助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女士们、先生们，上述五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来自于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 实际上是中国为重建全球信任，推动疫后经济复苏开出的药方。但这个药方还需要一个药引，就是要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识，而眼下就是要尽快形成全球协同抗疫的共同行动，尽快将疫情控制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我们一起拭目以待，疫后全球经济复苏大合作前景可期。
关于深化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
（2021年4月5日）
城市住房问题关系民生幸福、产业发展和城市兴衰。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刚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用一个专节（第二十九章第四节）“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来规划未来的房地产调控方向。进入新发展阶段，解决好城市住房问题， 是坚持系统观念、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际需要，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际需要，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需要。
一、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供给侧
过去20年，房地产行业高歌猛进，在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和风险：一是房价过快上涨，超出了多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挤占了居民消费；二是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导致金融资源、产业资源的巨大错配，经济脱实向虚问题较为突出，容易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三是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高，导致全社会投资结构扭曲，制约了长期增长潜力。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这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失衡，根源在供给侧。
第一，从土地要素的供应来看，我国建设用地在总量、结构和区域上都存在一定失衡。从总量看，我国“人多地少”是基本国情，一方面要守住18亿亩耕地、确保粮食安全，另一方面要推进城镇化建设，因此总体上“农转用”的规模逐步下降是必然的。从结构看，国家每年的城镇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55%用于城乡基 础设施，有30%用于工业，房地产开发的只有15%左右。相比欧美国家工业用地一般占城市建设用地的15%、商业和住宅类住房用地一般占25%的情况，我国的工业用地显然占比太高，挤占和压缩了住宅用地。从区域看，城市住房用地并不是按城市人口调控，有时政府会逆向调控，对大城市有意控制得紧一些，中小城市反而容易得到支持，这就造成了城市之间资源配置的不平衡。
第二，从房地产价格形成的机制来看，房价高的根源之一在于地价高。在过去十几年中，一线城市房价涨了8～10倍。其中，导致房价增长的外部因素是货
币膨胀，而内部因素则是地价。住房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不动产，地价高则房价必然会高，地价低则房价自然会低，地价是决定房价的基础性因素。土地的畸形升值，除了土地供应不足的原因外，土地“价高者得”的拍卖制度也是重要因素。现行的土地拍卖制度是20世纪90年代学习中国香港的土地批租形成的。其好处在于能够在政府主导下避免腐败和灰色交易，实现公平公正，但弊端在于，其操作结果必然会把地价越拍越高。
第三，从资金供给主体看，房地产开发商普遍高负债、热衷于赚快钱。中国房地产行业几乎普遍形成了这样的商业模式：高杠杆地向银行借钱买地造楼，造好了楼抵押给银行借钱接着造，如此循环往复。更有甚者“背着银行炒地皮”， 借银行的钱来四处囤地，放两三年后再转手或再开发，获取土地超额溢价。大量金融资源因此被卷入房地产，房价自然水涨船高。这个过程中，企业背负着巨额债务，风险日积月累、越来越高。2019年中国百强房地产企业净负债率（有息负债减去货币资金后除以净资产）平均超过了100%，个别企业甚至尾大不掉、大而不能倒，如不及时治理，系统性风险不堪设想。
第四，从产品结构供给来看，保障房、公租房供给不足，商品房销售与租赁之间的比例失衡较为突出。近10年我国开发的房产中90%以上是作为商品房、产权房进行买卖的，真正用于租赁的不到10%。这样的市场结构有几个不足：一是作为弱势群体的租赁者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业主可以随意地调整租金；二是稳定性不够，业主可以随时收回房屋，让租赁者居无定所；三是租房者由于没有产权，无法享有与房产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教育、医疗、户籍等公共服务，不能享受 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反过来倒逼人们去买房。
第五，从调控主体看，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税费依赖度较高。近年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全部财政收入中，房地产税费约占35%。全国10万亿元地方税中，有40%与房地产有关，加上3.7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后，13万亿元左右的全部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中，有近8万亿元与房地产有关。政府的活动太依赖房地产，地方政府财力离不开房地产。一些地方政府无形之中甚至成为房价飙涨的直接推手。
二、把握新发展阶段房地产市场发展新特征和新要求
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行业，产业链长，影响面广，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总的来看，未来房地产市场运行将呈现以下五个方面的新特征：
一是新房交易规模将逐年降低。过去20年间，新房销售规模从1亿平方米增
长到了17亿平方米，翻了四番还多。但未来10年，新房交易总量不仅不会增长翻番，还会每年有比例地缩减，即呈现负增长趋势。原因在于，过去驱动房地产高速增长的基本因素在趋于减弱。比如，20多年前人均住房10平方米，目前人均已超过40平方米，改善型住房需求趋于饱和。再比如，过去20年城镇化率从4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60%，未来5年可能到65%，再往后顶多到70%，城镇化率上升将面临天花板。此外，旧城改造经过前一阶段的“大拆大建”也将趋于平息。因此， 总的来看，新房交易规模将逐步递减，近年来新房销售量增速下降就是一个明显信号。
二是房地产建设将向城市群、都市圈集中。过去十几年，房地产市场几乎全面开花、全面造房；今后几十年，随着建设城市群、都市圈战略的逐步推进，房地产建设将主要集中在三个热点地带：一是中心城市，即省会城市和同等级别的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二是大都市圈。超级大城市会形成都市圈，都市圈里面的一些中小城市也可能成为房地产发展热点。三是热点地区的城市群，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双城经济圈等。
三是房价平均增速将不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在房地产供求关系方面，我国已经进入了“局部供不应求，总体供过于求”的阶段，房地产建筑总量出现过剩的现象。“供不应求”的时代结束了，推动房价上升的基本面动力已经严重不足。在货币属性方面，近两年内，国家“去杠杆、稳金融”政策已经让广义货币（M2）增长率大体上等于GDP的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可以预计， 未来十几年间，M2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将和通胀率保持同步增长。房地产价格增速大体上不会超过M2增长率，也不会高于GDP增长率，一般会小于普通百姓家庭收入的增长率。
四是房地产市场主体的结构将会发生深刻变化。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 开发企业数量或减少2/3。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接近10万家，远超美国的500多家， 这是过去几十年房地产过热导致的。未来，随着新房交易规模的降低和房地产行业高质量转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必将大幅锐减。另一方面，整体行业的负债率将大幅下降。一些高杠杆企业在新的监管环境和经济走势下必将被淘汰，原来各种借鸡生蛋、空手套白狼的手法再也玩不转了。
五是房地产企业经营的租售模式会发生变化。美国房地产企业基本上自己持有50%～60%的房产，用于出租，5至10年后房价上升的好处就都归房地产企业所有了。而我国很多企业做房地产几乎没有自持物业。这其实与市场竞争环境、自身
资本结构有关。为了拿地、确保现金流不断，这些企业被迫搞“快进快出”。今后，中国房地产企业随着原始资本积累逐步完成，长期持有租赁的比例会逐步增加；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金融试点也在逐步展开。预计10年后，中国新增的房屋供应中有60%左右是商品销售产权房，有40%左右是租赁房（其中， 公租房和商品房中的租赁房差不多各一半）。
把握上述趋势，顺应新发展阶段，调控好房地产市场，要注意以下三方面要求：
一是要坚持系统观念，着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特别要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战略交汇期。从外部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球性通胀预期正在形成。从内部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的“三大失衡”尚未根本性解决。当前要特别谨防全球通胀预期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带来新的“虚火”。
二是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解决好这个民生难题。按照国际惯例和经验，正常情况下，一个双职工家庭如果买房的话，其支出不应超过其全部工作年限下家庭收入的1/6，否则就会影响正常生活。如工作40年左右，用6～7年的家庭收入买一套房是合理的。同样，如果选择租房，租金最好不要超过家庭月收入的1/6。目前，在一二线城市，由于土地供不应求，房地产开发量也供不应求， 以致房价过高，超出了普通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而一些三四线城市，却屡屡出现库存积压，甚至成为“鬼城”，这些都偏离了“房住不炒”的定位，需要加强引导、逐步消化。
三是要坚持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并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从目前情况看，应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职住平衡。这就需要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特别是政府要做好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供应、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等基础性工作，从供给端发力，有力有序扩大城市租赁住房供给，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以此进一步优化城市住房供给结构， 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住房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进而促进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三、从五个方面抓好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调控房地产市场的牛鼻子在供给侧，不能等到市场需求失衡了才从需求端下猛药调控。结合学习五中全会精神和“十四五”规划纲要，我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抓好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是要做好城市规划。房地产不同于一般商品，一旦投入就意味着巨额成本的沉没，因此需要政府预先做好规划。要按照产业跟着功能走、人口跟着产业走、土地跟着人口和产业走的原则，来统筹用地空间布局。同时，还要按照交通先行， 同步建设教育、卫生和文化等公共设施配套的思路来促进产城融合。此外，还要注意逐步调整用地比例结构。要改变以往为了GDP大规模招商导致工业用地占比 太高、浪费严重的情况，适当增加建设用地用于住宅和商业的比重。从经验看， 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人均住宅面积大致可控制在50平方米，建造5000万平方米的住宅就足够了。
二是要控制好土地供给总阀门。首先，要控制土地供应总量。一个城市的土地供应总量一般可按100平方米/人来控制，土地供应要做到“爬行钉住、后发制人”的原则来调控。其次，要加快落实中央关于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有关要求， 加快推进建设用地指标跨省流转，增加城市群、都市圈的用地指标供应，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最后，要控制拍卖价格。一般来说，楼面地价不要超过当期房价的1/3。如果发现地价在竞拍中被抬得过高了，政府可通过抛出储备用地来平 衡地价，而不是人为推高房价。
三是要管好资金供给渠道。一方面，要坚决守住开发商必须以自有资金拿地这个底线，适当提高开发商准入门槛，以有效抑制开发商的杠杆率，防止金融资源透支。要加强房地产金融调控，坚决防止开发商多账户借款，防范“一女二嫁” 卖房等违规行为。另一方面，要切实管好住房抵押贷款，合理设定首付与抵押之间的杠杆比。应根据不同需求层次和房价走势，实施差别化的抵押制度。而这需要在贷款情况和收入核定方面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推动征信、社保、金融、税务等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
四是要增加租赁住房供给。一方面，要完善政府公租房体系。总量上按照覆盖20%的城市人口、人均20平方米来配套；服务对象应该包括进城农民工、新生 代大中专毕业生和城市住房困难户；同步配套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机构；布局合理，公租房与商品房大致按照1︰3来搭配；合理收取租金和物业费。另一方面， 加快培育商品房租赁市场。要形成一套租赁住房激励政策，包括租金可以用住房公积金支付、可以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租住房居民可以与产权房居民同等享受
在教育、医疗、户籍等方面的待遇和服务。
五是要改革房地产税费制度。建议逐步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高端有遏制、中端有激励和低端有保障的税收制度。对别墅等高档住宅，建议适当提高持有环节和转让环节税率，在提高持有成本的同时，抑制热钱炒作；中端有激励，就是让一般老百姓买得起自住房，建议适当提高房贷利息抵扣个人所得税的额度；低端有保障，不仅不收税，政府还应帮助建好公租房，用低价格保障老百姓住有所居。此外，还要加快房产税和土地增值税立法，健全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税收制度。
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认识和体会
（2021年5月25日）
作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从现在到2035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X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系统擘画了我国“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景蓝图。在当前世界经济饱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局势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学习贯彻X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刻总结“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准确把握未来十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全面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十三五”期间我国除了全面完成规划任务外还有四个了不起的“突出成就”
经过五年的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四大类25项指标（其中13项约束性指标，12项预期性指标）全部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约14.7万亿美元），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顺利完成了X的十八大提出的确保到二〇二 〇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的战略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2015年的15.5%提升到2020 年的17%左右，综合国力迈上了新台阶，稳步走完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 个阶段的前三个阶段。①除此以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四个了不起的“突出成就”。
一是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8年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为97.5%，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人；到2012年底，贫困发生率已降为10.2%，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减少到了9899万人。X的十八大后，中央提出了一系列脱贫攻坚新方针，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到2015年底，农村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到5575万人。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ZZ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② 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攻令。X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面部署。即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特大洪涝灾情的冲击，仍坚
持工作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经过连续奋战，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 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X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脱贫， 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贫，用十年时间就解决将近1亿人脱贫，全世界除 了中国，绝无仅有。
二是实现了社保全覆盖。五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全面发展。199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建立起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到2010年底城市覆盖率已达到90%。在农村，我国 自2009年开始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即新农保）。2014年2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发布，将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即城居保）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五年多的努力，2020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5638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54244万人，加起来将近10亿人。由于16岁以下人口不是参保对象，这10亿人的参保意味着基本养老保险全覆盖。基本医疗保险也是如此，2020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约13.6亿人。中国建立起全世界最为全面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实现了应保尽保。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三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任务总体如期完成，围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6 个部分60条336项改革举措，各方面共推出2485个改革方案，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特别是2015年以来，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改革更具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提高。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确定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重要方针，将改革推进到了新境界新方位。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我们及时化解了经济运行中长期积存的供需失调、循环梗阻问题，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止跌企稳态势，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显著提升。这在客观上为我们有效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预留了空间。可以说，没有这几年深化改革的力度和成果，就没有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一枝独秀、高速增长的强劲态势。
四是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十三五”期间我国对外开放呈现新特点：由要素流量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由“引进来”向“引进来”与“走出去”
并重转变。“十三五”期间，我国先后增设了17个自贸试验区，从沿海省份扩大到中部、东北、西北、西南等区域；决定在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制定出台外商投资法等法律法规，连续4年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清单条目由93项减至33项；连续下调关税，主动扩大进口，举办了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20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2.16万亿元人民币，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同样在这五年里，“一带一路”建设完成了从“大写意”向“工笔画”的转变，先后举办了两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朋友圈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完成，正在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在朝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联系微*信dadawk01】
二、2035年前中国经济将先后迈上三大台阶
从现在到2035年，将是十分关键的十五年。这个十五年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十五年，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真正发生“变局”的十五年。这十五年中有三大台阶，多少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这个时候出现了。
第一个台阶：到2025年，中国将跨过中等收入上限，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根据世界银行2021年的收入划分标准，2019年人均国民收入（GNI）不到1036 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在1036美元到404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4046 美元到1253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535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201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9470美元，2019年突破10000美元，2020年又有所提高，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再经过五年的发展，到202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至少将超过13000美元，摆脱中等收入上限。目前，全世界有83个经济体属于高收入， 106个经济体属于中等收入，还有29个经济体属于低收入。一些国家像巴西、阿 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至今这些国家仍然陷入增长的停滞期。中国只要每年保持5%的增长，2025年前一定会超过130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第二个台阶：2030年左右中国GDP总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预计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将至少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率，到2030年GDP就达到160 万亿人民币，折合美元约25万亿美元；预计美国按年均2%左右的增速，10年后将达到24万亿美元左右。根据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计算，公元元年时中国
GDP占世界比重为26%，公元1000年时占22.7%，到康熙乾隆时占全球40%，1820年时达到32.9%，世界第一。但到了近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1980年时占世界1%不到，低于当时的荷兰。2020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17%，预计十年后中国占世界的比重将达到25%左右，重登世界第一，这也是一个里程碑。
第三个台阶：到2035年，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提前十五年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预计2030-2035年年均增长4%左右，届时中国的人均GDP在2020 年基础上翻一番是有可能的。目前，欧洲国家人均GDP为4万美元，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2.5万美元-3万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因素，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折合美元达到2万美元-2.5万美元是可能的。这样我们国家就提前十五年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中的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经济如果顺利迈上这三大台阶，将有五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一是形成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战略演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0年到1980年，是封闭的内循环，基本没有外循环。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到2010年前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沿海率先开放，通过发展“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等产业起步，进出口贸易一路高歌猛进，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12%增长到2006年的峰值65%，形成了以外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但随着中国要素成本（煤电油运、劳动力、土地等）日渐高企、国际上经贸摩擦频繁，过去大进大出、以外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已不再适应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因此，第三阶段是中国经济在2010年前后开始逐步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如今中央明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更是实至名归。未来15年将基本按照这一战略推进实施。
二是实现碳达峰、加快碳中和。根据有关专家测算，2020年中国碳排放量大约为102亿吨左右。按照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的“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以及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提出的“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的要求，到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量大约为100亿吨
-110亿吨，达到峰值。预计2030年中国GDP将达到160万亿人民币，这意味着GDP 比2020年增长了60%，但碳排放却只增长10%。同样，2060年实现碳中和，意味着要将这100亿吨-110亿吨的碳排放通过减排或者碳汇予以中和。那么，从现在到
2035年，中国将进入一个艰难而深刻的经济转型阶段。一方面，中国的能源结构将面临深刻调整：预计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到2035年达到30%左右；另一方面，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向低碳生产、绿色生活转型。这是一个艰难的15年，也是一个关键的15年。
三是将实现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当前我国城镇人口占比已达到63.89%，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经济圈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百万亿级。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超过70%。届时，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将成为比肩纽约、东京的国际化大都市。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由房地产投资、大拆大建搞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向城市消费和以人为中心的深度城镇化转变。中国的城乡社会结构将发生质的变化，即由过去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农业国真正转变为城镇人口占多数的工业国，城市文明、市民社会在中国将正式进入发育定型、日益成熟的新阶段。
四是一些短板将得到有效弥补。比如，科技的短板，经过十五年左右的努力， 经过加大投入、理顺体制，我们国家的新型举国体制也将开花结果，一些“卡脖子”的问题将被陆续攻克，我国也将掌握一批“人无我有”的技术，科技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再比如，金融的短板也将逐步弥补。当前，人民币在全球支付结算中仅占2%，这与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未来15年，随着中国跨境贸易、大宗物资进口、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逐步推行以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国际化将取得重大进展。预计人民币在支付结算中的比重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到2035年中国人民币在支付结算中的比重将达到17%左右。
五是带动世界富裕国家人口总数翻番。目前，全世界富裕国家人口总数差不多是11亿人（其中美国3.3亿人、欧盟国家共5.1亿人、日本1.3亿人等）。到2035 年，随着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将直接带动世界富裕国家人口总数翻一番。不同的是，中国这14亿多人是共同富裕的14亿多人。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5%的富裕人群占有70%的财富。尽管中国也有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但中国共产X的宗旨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增加了14亿多共同富裕的人群，与现在的发达国家两极分化是不同的。到那个时候， 正如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我们发展好了， 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就更有底气了，更加深入人心。
三、“十四五”期间要重点抓好的几件大事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系统描绘了我国在“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思路、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学习《纲要》精神，我认为有六件大事应当作为重中之重：
一是科技创新。从中美关系近年来走势看，美国对我国在科技上打压、“卡脖子”甚至脱钩的趋势不会改变。对此，从X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到《纲要》，都对科技创新浓墨重彩。这里面关键点在于：首先，要加大对“从0到1”环节的基础研究投入。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才6%，发达国家普遍为15%-20%，《纲要》提出要逐步提高到8%以上，这是一个重大举措。今后还要继续加大投入，争取到2035年达到20%左右。其次，在研 发方向上，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面向”的要求，加快组织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最后，在体制上，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努力将科技成果转化率由现在的10%左右提高到30%甚至40%。
二是新基建。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的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可以对内循环产生巨大的赋能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在“十四五”期间，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以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动能。
三是加快“补链”“扩链”和“强链”。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加速重构，对我国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中国具有全世界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市场规模庞大。“十四五”期间，我国应发挥优势，打好产业链牌和市场牌，通过实施“补链”“扩链”和“强链”行动计划，主动推动产业链重构，实现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比如，针对我国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力度吸引优势外资进入，补我国供应链的短板，即“补链”；或乘机利用业已形成的贸易关系，将产业链上下游优势的
外资企业导入，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的新布局，即“扩链”；或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即“强链”。
四是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要增加就业。大企业强国， 小企业富民。截至2021年4月末，全国小微企业总数超过4400万户、个体工商户超过9500万户。这些市场主体是吸纳就业的主体，降低他们的税负有助于增进这类企业的就业。二要实施中等收入群体翻番计划。如果现在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在5-10年后变成8亿，中国经济将更加强大。其中关键是要赋予农民财产性收入和 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三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大力建设公租房、廉租房、保障房，合理调控房地产市场价格，降低年轻人的居住成本。
五是继续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依然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了许多生财 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比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另外， 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这种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激发企业活力、重启经济循环。
六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十四五”期间，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一要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点是发挥好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先行先试作用，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二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战略、规划、机制对接，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要在签署RCEP、完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的基础上，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注释】
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实际上分成这样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初到1990年主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阶段，1991年到2000年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阶段，2001年到2020年
《杨伟民：“两步走”战略安排完整勾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新华网，2017年10月26日。
②2015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 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今后十年互联网垄断、杀熟等不讲道理的盈利模式行不通
在2021（第二十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上的演讲
（2021年7月13日）
2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互联网发展的确是波澜壮阔。现在我们整个国家有超
10亿网民，2020年数字经济的规模也达到了39.2万亿元。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巨头企业，比如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成绩非常瞩目。
我国互联网也的确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问题。黄奇帆提到，在消费互联网领域主要有四个突出存在的问题：
一是拼命烧钱扩大规模，打败对手取得垄断。此举形成的效果在一个领域中几乎是零和效应，没有资源优化配置的增值效应。这样的过程中，一旦取得了垄断，就提高门槛，提高广告的费用，提高货物上架的费用，以至于网络上的一些平台，网络小公司把货物上网、上架需要扣的费率，甚至比线下的百货商店或者超市货物进去上架的费率还高。实际上线上销售的平台费率居然要比线下的房地产成本很高的商店的上架费很贵，这不合理。
三是利用网络平台垄断地位，采取不对等的措施，采集客户、采集老百姓的信息，甚至侵犯隐私。比如一个简单的浏览或者一个数据查询，用户需要提交的不是三个五个简单的数据，而是要交几十个，用户如果不提供这些数据，就不能够查询、不能够浏览。这一类的规定有时是在侵犯老百姓的隐私权。让你提供十几个信息，然后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这些你已经同意让他采集的信息，它可以侵犯你的各种隐私，这也是不合理的。
四是互联网杀熟，互联网杀熟实际上也是一个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杀熟的过程是被杀熟的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价格不同。
这是消费互联网没有找到自己的盈利模式，利用消费互联网的常规状态采取盈利。在进入产业互联网时代时，不同于消费互联网可以盗窃全盘推进、形成规模效应再追求流量的模式，产业互联网必须通过降低成本，产生产业链企业的降本效应，提高效率，资源优化配置，产生1+1大于2的效益。
今后十年，进入产业互联网的时代，再用消费互联网这种不讲道理的盈利模式是行不通的。“即使是消费互联网，在国家法治进一步健全的情况下，这种互联网杀熟、利用人性弱点设计各种产品、利用平台垄断权力过度采集数据、以及用烧钱的模式形成零和效应，这些也是行不通的。
数字金融
（2021年）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加速了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构。人类历经数百年建立的经济、金融秩序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冲击而改变，基于全球数字化浪潮而出现的各种经济发展模式、金融创新模式层出不穷，哪个国家能够在数字化发展模式上取得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哪个国家就拥有了未来。
面对动荡的世界所带来的错综复杂环境，2021年1月15日《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 为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如何切实落实经济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已经开始了积极、富有成效的尝试。但是在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和金融理论方面，还需要更多专家学者用更大的格局进行更大胆的创新。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脉通，增长才有力”，“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环境，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 理论研究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ZZ经济学、社会学”。
中央一系列的部署已经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要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本文将沿着这一方向，探讨中国数字金融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路径。
一、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的组成部分是传统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是系统解决中小微企业金融问题的理论创新方向
数字金融不是简单的P2P等互联网金融模式，而是人类发展到数字经济阶段所产生的，它不仅仅是传统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还包括应用数字技术对传统金融基础理论的延展，是对工业社会所形成的整套金融秩序的数字化再思考。
为此，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数字金融本质上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结 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的金融认知是和产业革命紧密连在一起的。二百五十年前世界出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1770-1870），随着蒸汽机、机械化的普及， 在随后的一百年里，人类的工业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制造速度的加快，需要更大量和快速的资金流动，当时社会存在的服务慢节奏农业生产体系的钱庄根本满足不了工业企业的需要。于是，以苏格兰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开始在1770年前后出现，并极大促进了工业企业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1870-1970）是以电器化和汽车的出现为代表的，这是全球工业化的又一个台阶。工业科技在这一阶段高速发展，证券市场逐渐成熟，企业融资发展需求越来越迫切，为了进一步加速企业融资，于是出现了投资银行这种新的金融业态。摩根大通、高盛等投资银行极大推动了企业的上市进程，形成了优质企业与社会资本之间的良性循环。第三次工业革命（1970-2020）时期世界开始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电子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新技术企业得到空前重视，这些企业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性，传统银行和投行都很难满足它们的金融需要，于是出现了风投、创投、私募基金等金融形式。这些模式通过不同风险偏好资金的汇集，分担了创业企业的高风险，推动了电子信息时代的大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数字技术开始改变存续百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秩序，人类开始进入数据要素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技术，深刻改变了产品的基本形态、企业盈利的方式以及产业组织的模式。产业生态中的数据确权、透明、穿透，改变了传统金融中的信用、杠杆、风险的内涵，并急需一种基于数字技术、更好服务产业生态的金融模式，也就是我们讲的数字金融。
需要注意的是，每次工业革命产生的新金融概念绝不会简单否定原来的金融概念。比如，投行所带来的直接融资、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并不是替代商业银行， 并且商业银行最初形成的基本原则一直得到延续，但是在原有银行体系外增加了一个直接金融体系，于是弥补了间接金融的不足，形成了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并存的新秩序。再比如，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风投，也并没有改变商业银行的规则，当然也没有改变传统的上市公司资本市场融资的规则，而是在这些规则基础上，建立了能够包容技术企业更高风险的新规则体系。这样即使一家企业三年
五年都是亏损的，也能够上市，形成巨额的增值。所以，每一次的金融创新一定不是以否定前面的金融形式为前提的，银行在经营存贷业务时就是要遵循巴塞尔协议；资本市场虽然没有巴塞尔协议，但有资本市场建立的新规则；创投、风投也通过多年实践，形成了自己的规则体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金融模式本身是从不同角度服务实体经济的，是从不同时代的技术出发，完善对发展实体经济的杠杆计算、风险管控。
在数字经济时代，发展数字金融同样不意味着对前面三种金融服务模式的否定，不是有了数字金融就不要商业银行的基本规则了。这是前面几年里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所陷入的一个误区：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需要而单独发展。那么， 从实体经济出发，数字时代最需要补充的金融体系是什么？从全球的实践中不难发现，现有的金融体系难于服务缺乏主体信用的广大中小微企业。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小企业数量、规模都不是很大的时候，社会只要解决好主体企业的金融需要，就可以稳定发展；而数字时代中小微企业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任何一个产业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因此忽视它们的金融需要，将会动摇整个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各国政府、金融机构都在力图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是成效都不明显。也就是说，第四次工业革命要补上的金融短板，就是如何用数字技术发展数字金融，满足中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这是对以主体信用为核心的传统金融理论体系的巨大挑战。
二、数字金融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是基于5G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实体经济+数字科技+金融创新”是数字金融理论发展的新范式
从产业角度看到的数字金融，也就是产业数字金融才是数字金融的主体，也是我们最该进行理论创新的领域。当然，从消费视角也有数字金融，2C的数字金融从本质上更应该叫做消费数据金融，也就是前一段时间热炒的各种互联网金 融。这类金融创新大体上是基于互联网给老百姓借贷的，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家里的小孩子，只要有了手机上的借贷软件，糊里糊涂都能借到钱。消费数据金融中的互联网支付应该说给我们的时代带来了工具上的巨大便利，至少可以减少口袋里的现金，有了互联网支付最近马路上偷钱包的小偷几乎没了，所以也是进步、也值得理论界研究。但这种金融服务模式，其实八九十年代的信用卡也能够提供， 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各种商店发的消费卡、电子卡也能够解决一定的小额透支， 所以这类做法并没有太大的金融理论的系统创新，如果把这些理解为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数字金融，那是把数字金融看低了、看小了。而且，围绕个人建立
数据金融体系，等于把杠杆加给了本来信用就不确定的个体，因此不可避免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比如校园贷乱象、年轻群体过度超前消费以及P2P汇集风险等，这些负面问题也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数字金融还是围绕实体企业来建立的新金融体系，而不是2C层面的，这对一个国家从金融市场规模到金融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数字金融要解决的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原因是中小企业经营有五个风险：政策和行业风险、企业经营状况风险、贸易背景真实性风险、资产存续期状态风险、回款资金账户风险。因此获得金融支持有五个困难：没有庞大的资本金、贷款来源成本高、没有无限获取增加资本金的来源、缺少专业的风险防控管理人才、社会信用和国家信用缺失。这些困难用前三次工业革命对应的金融模式都无法克服，只有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 面向产业生态建立一套围绕中小微企业的新的信用管理体系，并基于这个信用体系提供金融服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研究数字金融少不了实体经济这一核心、少不了数字技术作为基础。这里所说的数字技术是5G条件下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基于这些技术要构建出平等的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物联网、产业互联网。有了产业互联网，我们就能获取中小微企业全面、准确的信息，从而在物联网中建立新的信用体系，基于这个信用体系所开展的金融创新才是真正的数字金融、金融科技， 这种数字金融的公司才是真正的金融科技公司。去年年初我到腾讯、百度和京东， 和这些公司高管一起聊时我就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现在你们搞的消费互联网金 融，你们以为那是数字金融，其实只是以个体流量为核心的传统金融服务的网络化，与庞大的实体经济体系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而真正的数字金融必须要和产业互联网相结合、为实体经济产业生态服务、为中小微企业服务。搞消费互联网可以“一刀切”，面向五十人、五百人或者一座城市的试点，可以直线思维推广到全网，甚至于推广到整个中国十四亿人。但产业互联网只能是“小锅菜”，医疗产业链跟汽车产业链、化工产业链不一样，中国一百万亿的工业系统，上百个各种各样的产业链，不可能搞出一个项目一刀切，所以必须是“小锅菜”，搞不了垄断，也不能用烧钱的模式推广。
中国有7000多万个体户、3000多万个中小微企业。中国有190万亿的贷款，如果去掉和老百姓相关的各种贷款，真正和企业有直接关系的有100多万亿，大企业、房产商、中等企业数量不多，但是贷款金额占到了百分之八九十，小微企业
数量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贷款数量却是微乎其微。因此，原来的金融体系是铺设给贷款金额巨大、数量很少的企业的，这也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经济条件。如何依然沿用这个金融体系，中央从顶端放再多的资金活水、出再多的政策，水也不可能流到饥渴的中小微企业那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架设新的管道体 系。架设这套信用管道体系，在工业时代是不可能的，因为数量太大、成本太高、环节太多，基本无法保证可信性。而数字时代，用产业互联网来架设这个管道体系就变成了现实。
产业互联网不是空中楼阁，要经过万物发声、万物万联、智慧网联等过程才能实现。
万物发声：举例来说，在由1000个企业形成的产业链上的万物发声，就要把这1000个企业的信息找出来，如果是和金融相关，那么就从金融角度找出8-10个指标，也就是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值；当产业互联网包含工业自动化系统，那么结构性特征值就是生产线上的各种性能指标；当产业互联网是物流系统，那么结构性特征值就是仓库等物流指标体系，等等。产业互联网总是要找到发声的万物， 一个关键是万物发声的终端要能适应数据量大、低时延、宽频带、低功耗等要求。
万物万联：实现了万物发声，要进一步把发声的万物有组织、有计划地联接在一起，也就是万物万联。中国的5G工程加速了万物发声，也使得万物万联变成了可能性。每一个实体经济的细小单元都可以准确地联接在一起，也就意味着实体经济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流通方式、消费方式都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站在金融的角度，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固定资产还是流动资产都有了可穿透的取信方式，这样金融体系就不再只依赖最容易获取的固定资产、固定信用信息，而是可以在万物万联基础上，对流动资产建立取信机制，并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智慧网联：仅仅有“万物万联”还不能完全解决数字经济时代产业生态中的信用问题，我们还需要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边缘计算等各种智慧工具来对万联起来的数据进行管理，通过提供各种智能化分析算法，达到防篡改、保安全、促公平的目的。此外，万物也一定要和每一个相关的人相连，形成智能化的人机互动，这样才能建立一个人与物一体化的智慧网联世界。信用归根结底是要落实到人的身上，智慧网联让人也有了从产业生态角度更加完善的数据表 达，从而在物的信息基础上产生了更加全面的产业生态中的交易信息，并为基于这些信息创造新的金融服务产品奠定了全面、坚实的信用基础。
所以研究数字金融不再只是风险计算，而是要从数字技术出发，根据实体经
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万物发声”“万物万联”“智慧网联”的现实需要，研究相应的数字金融工具和服务模式。也就是说实体经济是核心，数字技术和金融创新是两翼，三者用智慧网联紧密融合，构成“实体经济+数字技术+金融创新”的研究范式。
三、产业互联网所带来的“五全信息”是数字金融信用体系的基础也是数字金融理论创新的重要出发点
为什么产业互联网所带来的万物万联会有如此强大的颠覆性？这是因为万 物万联带来了围绕实体经济的海量数据，而由于数字技术的进步，会逐步让这些数据具备“五全特征”：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从而给全社会带来了“五全信息”。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地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 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的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积累信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的搜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社会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所谓“全价值” 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这种“五全信息”，当它们跟产业链结合时形成了全产业链的信息、全流程的信息、全价值链的信息、全场景的信息，就成为了具有金融价值的数据资源。可以说，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一旦能够利用“五全信息”，就会立即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研究“五全信息”的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和创新数字金融理论与方法。“五全信息” 具有下面五个特征：
“五全信息”是结构型的信息。数字时代所采集的“五全信息”，是全样本的结构型信息，这些信息必须包含社会经济系统的各种结构性特征：产业系统要有关于产业的各种特征描述、社会系统要有社会运营的各方面数据。五全信息的结构性体现了“数字孪生”的概念，是企业运营、产业生态和社会系统的全样本刻画。
“五全信息”是动态型的信息。具有五全特性的信息，是一个经济系统或社会系统运营的动态信息，每一条五全信息都有时间戳、体现事物某一时刻的状态， 五全信息积累起来可以描绘事物的历史规律和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五全信息”是秩序型的信息。某一个系统的五全信息，体现了这一系统的
秩序。五全信息既包含了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制度，也要包含其运营规则。也就是说，五全信息采自于系统现有的秩序，也会帮助系统构建新的秩序。
“五全信息”是信用型的信息。在以往的社会系统中，始终无法彻底解决全社会、全产业领域的信用问题。而进入“五全信息”社会，这些信息因为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基于新的信用体系，无论是金融还是其他社会经济系统都将发生更加彻底的革命。
“五全信息”是生态型的信息。五全信息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生态、产业生态之中，是在描述特定生态里面的特定状态。各类信息之间往往存在大量关联，并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展现出来的。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产业互联网的建立，数字社会将拥有越来越多的“五全信息”，基于“五全信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生态被颠覆。人类的互联网产业也因此将从toC（面向用户）型的消费类互联网发展为toB（面向企业） 型的产业互联网。而在产业互联网时代，“五全信息”的这种颠覆性功能将更为突出。我们常常说的颠覆性产业，主要就是指具有以上“五全信息”的网络数据平台产业，这五全的信息在与工业制造相结合时，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是我们所讨论的数字金融。换言之，产业链互联网的体系一旦形成， 会有结构化信息、动态信息、含有信用的信息、具有生态环境意义的信息，也具有次序的信息。这些信息改变了金融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信用、杠杆、风险） 的模型和操作，也就是改变了原有的金融理论体系，并且创新了大量的产业数字金融新模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也就是我们现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所进行的大量探索，很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的。中国已经为全人类贡献了大量的经济发展理论，比如“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保障， 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金融理论领域，我们国家发展得比较晚，一直是在学习、追赶的过程中。但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在数字金融方面具有独特的实践经验，
因而也必将产生大量数字金融新理论。希望所有从事数字金融研究的人，能够在中央总体发展战略指引下，本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原则，创新应用数字技术，研究每一个产业生态的数字金融服务新模式，从而让中国在数字金融理论创新上成为全球的领先者。
在中国数字建筑峰会2021上的演讲
聚焦“双循环”格局下 建筑产业数字化发展
（2021年7月19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近年来，我国建筑业转型升级取得明显进展，但主要依赖资源要素投入、大规模投资拉动发展，数字化程度较低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尽管近几年建筑行业增加值增速与GDP增速差距收窄，增速放缓，但是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却并没有降低，其规模也依然非常巨大，建筑业正在从快速增长期走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期。据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2024年建筑业总产值将超过34万亿元。新形势下，推动建筑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是必由之路。今天的中国数字建筑峰会就是适应这样一个发展趋势而召开的。实际上，近年来建筑业在信息化数字化道路上取得了很多成就，已经涌现了一大批专注于建筑设计、BIM、供应链协同等一大批相关企业。在这里，我想重点谈我对建筑业数字化发展的五点看法。
一、当前建筑产业数字化存在三个主要障碍
一是建筑业上下游产业链长、参建方众多、投资周期长。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形成的数据和信息难以跟随项目推进而流动，形成不易交互的信息孤岛。建筑行业的各个工程环节脱节不连贯，由分散的部门或专业团队负责，各个流程阶段无法协调出一套统合的、以整个项目周期为范围的信息化改革方案。这种情况下， 作为供应商的软件厂商，要想熟悉并掌握全部要点和痛点，难度极大。
二是参与单个项目的工程队数量众多，尤其是中小型工程队素质参差不齐， 管理颗粒度粗糙，使得信息化手段难以推进。在项目管理中，因为最终实施人员往往是小型工程承包队，每个承包队的管理水平不一，对于信息记录的执行力度不一，执行效果不一，最终较难形成统一、有效的项目日志。建筑业具有产品形式个性化和多样性、生产地点不固定、机械化程度低，人员多变、管理模式多样、管理灵活度高等特点。整体管理效率低下。
三是除了建筑行业本身的挑战之外，建筑全流程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较低。虽然BIM、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方兴未艾，但技术协同性不高，难 以有效满足系统性需求。从BIM的提出开始，到随后的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移动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建筑行业本身面临的问题得到了一定解决。但这些技术整体协同性尚低，以某一项技术仍然较难解决建筑行业根深蒂固的问题，如效率提升、数据互通等。
二、建筑业数字化要注意投入产出比
在建筑业，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信息化、数字化投入比例过低，限制了行业数字化发展。2017年12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数字时代的中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报告，指出建筑业是中国数字化程度最低的行业之一。另据中国建筑业协会统计，我国建筑信息化投入在建筑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仅为0.08%，而欧美发达国家为1%。
如果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这个数字显得我们投入低了，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要看到中国建筑业自身产业结构决定了我们过去的信息化投入比例。这个数字如果是准确的，也只有参考意义，没有绝对的说服力。建筑业也好，建筑软件企业也好，应该关注的是数字化投入产出比，也就是数字化如何能够帮助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目前阶段，没有哪家企业不注重数字化投入，只是这个投入该投向哪里？如果只是购买软件、搭建建材采购的供应链，这个投入比例肯定没有办法高上去。要想这个数字高上去，就必须让企业看到数字化投入的必然性和价值所在，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重塑建筑产业生态。但也正是因为基数低，中国建筑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上面的空间才大，所带来的收益才更加值得期待。
三、建筑业数字化要走向产业互联网思维
数字化和信息化是一对既紧密相连、又有所不同的概念。目前在建筑产业中还存在着混用的现象。简单理解，信息化是向企业内部和供应链上的流程要效益， 通过信息技术提高流程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但对建筑行业的自身业务规则没有太大影响。而数字化则是要向建筑产业生态要效益，要激活整个建筑行业的数据要素，从而变革建筑产业的业务模式，甚至于是基本建造方式。如果说信息化关注的核心是流程，数字化关注的核心就是商业模式，也就是建筑产业互联网。因此，数字价值的挖掘不是历史上的IT部门能够做的工作，而是整个建筑企业的战略调整，需要企业领导者改变思维模式，全方位地做好规划。
回顾建筑业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的发展历程，大概经历了三个理念阶段：工具阶段、协同阶段和模式创新阶段。工具阶段。目前大多数建筑企业的信息化还是工具型理念阶段，把数字技术看作是服务传统产业的工具，思维方式还是围绕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办公自动化系统、建筑管理软件来展开。
协同阶段。建筑信息模型（BIM，BuildingInformationModeling）理念的普及，建筑业数字化走向了协同理念阶段。这一阶段，建筑业普遍意识到了BIM在打通全产业链上的作用，并能够想象出产业链打通后的成本效益，于是出现了各种建筑集中采购方案，各种BIM集成应用方案。这一理念目前还是建筑业最先进的数字化理念，对指引建筑业数字化发展具有巨大价值。
模式创新阶段。在协同阶段，建筑业找到了降低产业链成本的一些路径，但是还是没有找到新的盈利点，从而使得各种协同方案的落地困难重重。模式创新阶段是对建筑产业盈利模式的重新思考，是在满足了市场的建筑空间需求之后， 寻找建筑产业的数字时代的新需求，并为产业找到新的利润点，建立新的商业模式。这一理念阶段是建筑业数字化的真正目标所在，也是构建建筑产业互联网的阶段。
所谓建筑产业互联网，是通过推动建筑产业内各个参与者的互联互通，改变产业内数据采集和流通的方式，并运用区块链等技术，保障产业内数据交易的可信性，进而改变产业价值链，提升每个参与者的价值。建筑产业互联网充分体现了数据要素在建筑产业内的价值创造能力，通过挖掘数据要素的价值提升建筑产业总体价值。
四、面向未来，推动建筑产业数字化有三个关键要素
数字化时代，客户需求个性化、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供应链开放合作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也是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 求。建筑业企业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改变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加快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
首先，以客户个性化需求为出发点和归结点，客户体验决定了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在许多产业，个性化、差异化需求不断演进，客户需求逐渐从千篇一律的产品过渡到千人千面的产品。这一趋势，未来也会在建筑产业中体现。新冠疫情以来，数字技术诸如增强现实、混合现实、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等，正以多种方式转变零售和办公空间，并且全球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加速推动了这一转变。随着业务需求和客户需求不断发展，我们的建筑空间需要变得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未来的空间需要适应不同的场景，为多模式、多功能预留可能性， 科技既可以作为工具，也可以作为媒介。帮助我们为这种转型进行设计。
其次，要以技术变革推动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建筑业数字化发展的关键和基础是产品数字化和产业数字化，这是集成了建筑业整个供应链和生产活
动的智能建造发展的关键基础。国家和行业大力推行的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正是数字模型技术的代表，也是行业克服困难、实现成功转型的突破口。基于此，数据驱动设计、远程协作、建筑工业化和自动化等将大力推动工程建设行业的数字化变革。但无论采用何种技术，都要高度重视建立企业和供应链数字模型技术的研发应用。
再次，要利用数字化技术，打通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实现信息协同和产业效率的升级。例如，浪费现象在整个建筑领域十分明显，物料和人工在实施过程中的损耗超过1/3。而通过数字化技术打通供应链，建筑业可以大大减少浪费，还能让管理效能得到提高，伤亡减少，安全得到保障。此外，建筑业数字化还能大幅提升节能环保效能。
着力打造数字化赋能的智能建造产业体系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 遇，高度重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对工程建造的变革性影响，实现工程建造的转型升级，促进工程建造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一要充分理解技术革命，全面认识建筑产业变革，打造智能建造新范式和新框架体系。企业要充分利用“三算”（算据、算力、算法）和“三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通用技术，打造工程多维数字化建模与仿真、基于工程物联网的数字工地（厂）和工程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等领域技术。建设基于工程全生命周期数据模型的信息集成与业务协同平台，向工业化建造、服务化建造、平台化建造转型。
二要着眼于社会变革趋势，最终形成以人民为中心、智能化的绿色可持续工程产品与服务体系。我国还有大量的人群未能享受到优质住房，还有大量的建筑物要建造。现在的预制房、装配式住宅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力问题，但这不是终极目标。智能化技术的开发和相关设计理论的发展，对建筑本身、房地产行业、中国的人居生活影响才刚开始。中国的数字设计不能走西方只在电脑画图的老 路，也不能单纯研究数控工具来实现物质建造，而是要用这些工具为设计服务， 把握两者的关系，服务于老龄化特征的需求，服务于数字化、个性化、绿色的需求，使建筑形态和人类活动环境的关系真正和谐。
三要着眼国际竞争，充分了解全球建筑业发展趋势。倡导绿色可持续理念， 改善建筑工程产品在环境、能耗方面的性能；以需求多元化为导向，提升产品的个性化服务能力；以技术创新为导向为驱动，提升工程建造生产力和质量安全水平；推动产业交叉融合，重塑建筑业生态和治理体系；重视人力资源体系建设，
促进从业人员素质与能力提升；不断开拓市场空间，提升建筑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总之，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建筑业在数字化时代的发展空间依然巨大。但这个空间绝不是靠盖房子、修高速路来实现的。在第二个百年阶段，建筑业必须要转变发展思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紧紧抓住新基建的历史机遇，创造建筑产业互联网新业态，改变建筑产业的商业模式，打造开创性的、万物互联时代的中国式数字建筑产业。【联系微信*dadawk01】
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2021年）
近300年来，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海洋运输是承载全球贸易流量的主导方式，也因此形成了基于海洋运输体系的全球分工格局和经贸秩序。也正是在这近几百年间，原本横亘在欧亚大陆间，以骆驼和马队为载体，延绵几千年的陆路贸易通道日渐被海上运输方式所替代，欧亚间的陆路交流基本停顿。然而，自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以来，这种格局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特别是中欧班列的开通和运行将几乎中断的欧亚大陆桥变成了沿线国家间“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欧班列在海运体系之外形成了一条全天候、大运量、绿色低碳的运输新通道，是国际运输服务体系的重大创新， 有力保障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促进了国际陆运规则的加速完善。在中欧班列的带动下，沿线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快速发展，为内陆城市对外开放拓展了新空间。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有必要系统梳理研究中欧班列的历史意义和创新价值，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战略支撑。
一、中欧班列的顺利开行是“五通”理念的生动实践
经过7年多的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突出体现在 “五通”上。其中，“中欧班列”的开行和运营，堪称“一带一路”建设的典范。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项目，与其他重资产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不同，中欧班列以较少的投入将沿线各国已经存在的长达1万多公里的铁路实现了基础设 施“硬联通”，同时又用政策沟通和机制协同促进了贸易投资的“软联通”，集中体现了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五通”理念。总结其实践经验，主要实现了以下八个突破。
一是确定班列优先等级。沿线各国原来运行时刻表是不同的，国际线路也不是优先通行，一般是货车让慢车、慢车让普快、普快让特快。如果“入乡随俗” 地按照所在国家的通行规则，那运行起来将十分耗时。经沿线各国铁路部门之间沟通协调，最终将中欧班列确立为沿线最高等级班列，其他班列都要避让，以确保中欧班列运行畅通。
二是协调运输收费标准。中欧班列开行前，沿线运输是按段收费，各收各的，
收费标准也不同。运费价格理论上要根据运量规模逐步调整：初期运量少，运价自然高一点；随着运量增加，运价应逐步下调；但若运价不下调，运量也难以增加。因此，调整运价、培育运量只依靠市场是不行的，需要各国进行政策沟通。事实上，经过沿线铁路部门反复协商，平均运价由最初的1美元／大箱公里降到了0.5美元／大箱公里；相应的，10年来，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由最初不到20列发展到2020年的1．24万列，运量大幅提升。
三是开行“五定”班列。中欧班列沿途原有120多个车站，如果站站都停也是低效的。经过协调，最终确定了12个站作为枢纽节点，其他站点则通过中转分拨抵达。以此类推，沿线各国铁路公司合作制订了“五定”班列的运行方式，即定点（装车地点）、定线（固定运行线）、定车次、定时（固定到发时间）、定价（运输价格）。随着国内外各大城市踊跃开行中欧班列，有关部门也进行了有力协调，实现了“六统一”，即统一品牌标志、统一运输组织、统一全程价格、统一服务标准、统一经营团队、统一协调平台。
四是实行“三互”大通关协作。以前沿线各国通关要求、程序手续皆不同， 如果每趟车经过各国都要卸货通关查验再装货，则费时又费力。为此，中欧班列通过政策沟通促进沿线海关“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即开展“三互” 大通关协作，大幅减少了不必要的重复查验，快速提高了贸易便利化程度。
五是开通邮政班列。过去中欧之间的铁路是不通邮的。经过中国邮政集团、中国海关总署等多方协调，2014年6月，铁路合作组织讨论通过了新版《国际铁 路货物联运协定》，删除禁止运输邮政专用品的相关表述。2016年4月，沿线各 国邮政以《重庆宣言》的方式正式确定了“各国合作利用中欧铁路开展铁路运邮， 提供与跨境电商相适应的陆路运输方式”这一原则。2016年10月，中欧班列（渝新欧）去程全程运邮测试成功；2018年11月，中欧班列（渝新欧）回程运邮测试成功，标志着铁路运邮历史彻底改写。
六是合力确保运输安全。沿线国家治安状况各有差异，为了确保运行安全， 沿线各国都同意采取和支持以下做法：第一，集装箱加装电子安全锁，若被强制打开会立即报警；第二，集装箱安装定位系统，实时跟踪监测运行位置；第三， 遇到警情，运输企业可以直接向当地警方报警，警方接警后要立即出动处理。在这些做法的共同作用下，迄今为止，中欧班列尚未发生过大的治安案情。
七是解决极端严寒地段的保温问题。中欧班列很大一部分运行路线在俄罗斯境内，每年有4个月在零下三四十度，班列经过时一些货物如笔记本电脑中的组
件有可能被冻坏。为此，相关企业经过十几次试验，成功研发廉价保温新型包装材料，顺利解决了难题。
八是回程货源的组织问题。集装箱满载运到欧洲后，空箱如何回收？如何组织货源回程？自中欧班列开通以来，提高回程重载率一直是各方努力的重点。为此，经过强有力的组织协调、政策沟通，最终确定由沿线6个国家共同出资设立中欧班列物流公司，各方各占1／6的股权，系统解决了这一问题。
中欧班列开通以前，沿线国家的铁路早就存在，但由于各国之间的贸易政策和制度不衔接，所以基本没有运行，欧亚大陆桥的作用也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而中欧班列的开行，让沿线各国几十年前已经投入的巨量固定资产得到充分利用， 促进了沿线各国的贸易畅通。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全球各个国家的航空、海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飞、停运等情况，使国际贸易往来、物资交流受到重大影响。而与此同时，作为欧亚大陆的“陆路大通道”，中欧班列则呈现出逆势上扬态势。数据显示，2020年中欧班列开行1．24万列、发送113．5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50％、56％，综合重箱率达98．4％，成为承载希望的“钢铁驼队”，为保障疫情下中 欧及“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物流畅通和物资供应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与上述八个突破是分不开的。中欧班列这种花小钱、补短板、盘活沿线铁路重资产， 实现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贸易投资“软联通”的特点正是“一带一路”建设所倡导的“五通”的生动体现。
二、中欧班列的高质量运行将带来五个深层次的经济价值
截至2021年上半年，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4万列，合计货值超2000亿美元， 打通了73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2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运送货物货值占中欧 货物贸易的比重逐年提升，从2015年的1％增至2020年的7％，为中外数万家企业带来了商机，为沿线数亿民众送去了实惠。①特别是在疫情之下，航空和海运都遇到不同程度的障碍甚至一度停运，而中欧班列逆势上扬。未来，随着中欧班列开行量的持续增长，还将会有五个深层次经济价值。
一是将推动内陆地区形成陆港城市。海运的兴起和繁荣孕育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港，如英国利物浦港和曼彻斯特港、荷兰鹿特丹港、德国汉堡港以及新加坡港、中国香港等。而这些海港的繁荣也带动着所在城市的兴盛。其中，鹿特丹、香港、新加坡等甚至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自由港（市）。②这些地方因海而兴、依港而生，以物流带动人流、资金流、商流的逐步汇聚，演化成港产城一体、商贾云集、人才荟萃的海港城市。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以中欧班列为代表【联系微信*dadawk01】
的陆路运输。以前，哪个城市沿海、拥有港口，哪个城市就是开放前沿，拥有巨大的开放优势；内陆地区的货物要出口到欧洲，需要先运到沿海港口，再走海运。现在，中欧班列的开行把沿线内地城市推到了开放前沿———货物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出口手续，一下子就拥有了可以联通欧洲陆港的对外开放新窗口。一些重要枢纽城市，如重庆、成都、西安、郑州等地，将因陆港的物流汇聚功能带来更多人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汇集，促进加工贸易、先进制造、保险物流、金融服务等产业的兴起和集聚，进而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跟进落户，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随着产业兴旺和人口集聚，城市经济加快繁荣，形成了新的陆港城市。
二是将推动贸易分销体系的重大变革。运输方式和物流路径的变化将带来供应链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过去靠海洋运输组织出口贸易，一般需要七八个环节。比如，中国商品出口欧洲，传统海洋运输一般需要经过“工厂生产—通过陆路或水路运输到沿海港口—港口拼装后装船—海洋运输—到目的地港后卸货分拨— 批发商—零售商”等环节。这七八个环节中，中国的企业往往只能掌握前面的生产和装运的两三个环节，后面的环节基本与中国供应商无关，基本由外国公司承担。而中欧班列开行之后，铁路线可以直接延伸至对方工厂、批发商的仓库里， 中国供应商可以借此“一杆子捅到底”，直接与欧洲的客户进行更加深入和紧密的交流合作。这种分销体系上的重大变革加上跨境电商的崛起将对未来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并给中国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企业可以在沿线布局海外仓，以我为主在当地建立直达终端消费者的分销体系，从而提升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位势。同样的，随着环节的压缩，沿线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联系也将更为紧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商品也会因中欧班列的高质量运营而直达中国末端市 场。这种高水平的双向开放、近距离对接将产生新的“化学反应”：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将会进一步加深，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国际大循环的效率和质量。换言之，这种贸易分销体系的重大变革将为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
三是进一步丰富了全球运输服务供给。不同价值的货物对时效和物流费用的敏感度不同。以中国郑州到德国杜伊斯堡为例，每标箱5万美元以下的货物一般适宜走海运；每标箱100万美元以上的货物适宜走空运，因为这类货物不仅能承受相对较高的运费，而且对时效的要求也较高；而那些货值在每标箱5万至100万美元之间的货物则适合走中欧班列，因其一个突出优势是运行时间是海运的1／
3，费用是空运的1／5。过去没有通铁路的时候，那些无法承担空运费用的货物 只能走海运，往往需要一个半月才能运到欧洲港口，再花费一周左右的时间配送到客户仓库或工厂，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用在路上。企业也不得不提前备足两个月的库存，以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现在，中欧班列不仅满足了那些每标箱货值 5万～100万美元的货物对时效和费用的要求，还降低了企业库存和资金占用。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平均每标箱货值仅5万美元左右。①随着沿线经贸联系日渐紧密、产业分工日益深化，每标箱货值也会逐步增加，物流成本也会逐步摊薄。若以后每标箱货值达到平均50万美元，假如运费比海运高出平均2500美元／标箱，同时考虑到与海运相比，中欧班列保守估计能节省一个月时间，那么一标箱货物因为通过中欧班列运输而节省的资金占用利息是2500美元左右（按年息6％计算）， 刚好与多出的运费持平，且不谈班列比海运还节省了很多短途转驳的费用。也就是说，作为海运和空运之外的“另一选择”，中欧班列不仅丰富了运输服务供给， 还给沿线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了更加经济便捷的隐形效益。
四是将有助于形成陆路贸易规则和标准体系。过去几百年间，全球贸易以海洋运输为主导，形成了以海运为基础的海洋贸易规则和标准体系。如今，中欧班列的开行将为陆路贸易规则和标准的探索与实践提供重要的试验平台。事实上， 中欧班列之所以能顺利开行，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支撑就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行 “三互”大通关。班列一路开过去，由于实行了“三互”大通关，部分起到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所倡导的减壁垒减补贴的效果。而且，随着沿线国家经济交往的深入和公铁联运、海铁联运、空铁联运等多式联运的探索与实践，未来将在物流载具标准、各环节信息互通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和进展，系统解决多式联运中的货柜托盘标准不统一、“一单制”编码标准不统一问题。特别是，未来如能实现“一票到底”，同时进一步导入供应链金融，将信息流、物流、订单流和资金流进行集成，这个“票”就可以具备金融属性，就可以像海运提单那样成为相关增值服务的重要基础。在这方面，中国部分地方如重庆、成都、西安、郑州等地已在积极探索，未来有望助推中国在完善全球经贸规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五是将更能适应各类贸易业态的创新发展。海洋运输方式下贸易活动主要是以港口对港口的形式开展的，加工贸易、与海运有关的服务贸易主要发生在枢纽港，其他地方难以“雨露均沾”。而且海洋运输中，货物从工厂拉出来经过海运送到最终用户一般需要经历4～6次装卸。①贸易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要被这些频繁的装卸所抵消。而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陆路运输则是一条线的方式在开展贸
易，沿线各站点之间都可以产生新的贸易流量。而且理想情况下货物从工厂出来一般只需要2次装卸，中间的分拨转运可以通过车皮的组合来进行。如果说海洋运输给主要港口带来了枢纽经济，而中欧班列既给铁路枢纽城市带来了枢纽经 济，也给沿线带来了通道经济，更能适应各类贸易业态和模式的创新发展。事实上，经过多年实践，中欧班列向货运市场提供四种类型的班列，分别是主要服务于大型出口企业的“定制班列”、常态化开行的“公共班列”、随到随走的“散发班列”以及服务于中小企业的“拼箱专列”。其中，“定制班列”服务于大型企业的进出口或加工贸易，“公共班列”服务于各类企业开展转口分拨和加工贸易，“散发班列”“拼箱班列”则与跨境电商的小批量多频次特点相适应。进一步来看，对于在国内的企业而言，利用中欧班列开展国外站点间的贸易就是离岸贸易。而围绕班列运行产生的物流、金融、保险等业态则有可能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随着陆港城市的兴起、贸易分销模式的变革、运输服务体系的丰富、陆路运输规则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各种贸易业态的叠加，中欧班列对沿线经济的辐射带动效应将越来越显著，沿线地区将日益卷入到更加紧密的全球分工中去。这背后隐藏的市场力量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推动经贸格局的深刻变革。
三、进入新发展阶段要重点抓好三个环节
当然，上述经济价值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需要我们继续加大支持力度，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突破一些瓶颈和障碍，加快形成以中欧班列为依托、沿线主要枢纽为支撑、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国际经贸合作大通道，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新的贡献。
2020年中欧班列一共开行1．24万列。预计未来三年运量翻一番，将达到3万列。这可能会是一个运力天花板。一般来说，若一条铁路线一年运力1亿吨，修成复线并不是只增加1亿吨，而是因交会时间减少，开行班列增多加密，运力至少可以提升到3亿吨以上。但中欧班列涉及1万多公里，如修复线，需要上万亿的投资，难度较大。那么怎么办呢？
一是要提高运输货值。目前，中欧班列每标箱货值平均才5万美元。未来， 随着中欧班列运力逐步饱和，市场会自动把低价值货物调整为逐渐走海运或者海铁联运，中欧班列的货值会相应提高。中欧班列在整个运输体系中的经济性会越发凸显。
二是研究开行双层班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家的火车一般一车皮能装载2个上下堆叠的40寸集装箱。中国班列一车皮只能装载2个20寸标箱（或1个40寸集装箱）。要提高中国境内运力能力，可以考虑开行双层集装箱班列。2018年12月18日，中国铁路部门在宁波至绍兴间成功首发双层集装箱班列。从测试情况看，这种双层集装箱运输最大可提高38％的铁路运输能力，未来可在中欧班列推广。
三是增加专列车皮数量。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家的火车马力较大，一列车可以有80～100个车皮；相应的，其车站也较长，达1000米左右。中国现在一般一列车只有50个车皮，车站也只有500米。要提高运力，除了增加机车马力外，还要增加专列车皮数量，延长车站长度，提高装卸作业能力。
四是以卡车短驳破解跨境堵点。由于种种原因，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等边境口岸经常出现去程班列拥堵和积压的情况。①破解这个堵点，可考虑将中国输往中东欧、西亚、中亚国家的货物在此做适当分流。建议在这些口岸设立面积达10 平方公里的跨境物流园，铁路线可直接延伸到这个园区，并按海关特殊监管区管理。货物经班列由内地运到该园区后，由卡车进行转驳运输，配送范围可覆盖半径1000公里左右的区域，服务周边十几个国家。由于卡车在离开园区时已实行关检，海关对集装箱也加装了电子锁，可有效防范运输途中的走私风险。如每天有2000辆卡车在运输，按照每辆车1个标箱的运力，可以实现每天2000个标箱，相当于现行每天20列班列的运力，将大大缓解拥堵状况。
根据国家铁路集团数据，截至2021年上半年，国内运行中欧班列的省区市已达29个；班列可通达至22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在中欧班列的运输网络中，已构成了以西安、成都、重庆、郑州、乌鲁木齐为代表的五大枢纽地区。以2020年中欧班列的开行量为例，西安始发的中欧班列最多，达3670列；紧随其后的是成都2800列、重庆2177列、郑州1106列以及乌鲁木齐1068列。其中，西安、重庆、成都三地的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均超过2000列，合计占全国开行总量的58％。②相应的，这些城市围绕中欧班列的集疏运都大力发展了仓储、物流、包装、运输等产业。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枢纽城市的班列货源流量中，仅有少部分货物来自本地，大多数是从外地集疏运而来的。以郑州为例，2021年1—3月郑欧班列承运河南进出口货物货值约8．29亿元，河南货源货值平均占比仅约为12．4％。当然，
这些城市没有集疏运体系就不成其为枢纽，但也绝不能仅仅满足于成为枢纽，而是要依托枢纽发展加工贸易、跨境电商等产业，探索“跨境电商＋加工贸易＋中欧班列”的新模式，将增加值留在本地，努力形成40％～50％的货源来自本地、50％～60％的货源来自外地的新格局，实现由“酒肉穿肠过”向“产业本地留” 的跃迁，提升枢纽经济能级。
进一步的，中欧班列沿线开行必然伴随着货物上上下下，为发展服务贸易、离岸贸易创造了条件。比如班列带动分销体系变革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过去与中国进出口相伴的金融、保险、运输等服务基本由外国人或外国公司承担，以后将逐步转由中国企业承担，甚至形成这方面的服务出口，进而助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再比如，过去海运主导下制约离岸贸易开展的外汇资金跨境结算障碍有望得到解决：由于是图定班列，沿线海关信息互认共享，班列运行背后的货流、资金流、订单流可以实现有效集成，能够满足贸易项下外汇进出汇兑时的三单合一要求，类似将德国货物卖到哈萨克斯坦的离岸贸易就可以在内地枢纽城市完成。在这样的枢纽城市从事这类服务贸易、离岸贸易的公司较多，形成集聚效应，自然就可以帮助这个城市升级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供应链枢纽城市。
近年来，为了解决中欧班列境内运行段沿线城市过度竞争、竞相补贴，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运行空箱、运力浪费的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已发文明确支持成都、郑州、重庆、西安、乌鲁木齐等5个中欧班列枢纽节点城市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 心。这几个城市将有可能率先建成国际陆港城市。下一步建议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健全对外开放平台。进一步完善口岸体系，建设智慧口岸，推动口岸物流跨行业、跨系统、跨时空的电子交换与共享，协同海关压缩口岸物流整体通关时间，提升口岸物流运作效率，建设功能配套齐、通关效率高、服务环境优、集聚辐射强的口岸高地。同时，还要按需配置建设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基于电子围网的“保税＋”新业态；用足用好用活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先行先试政策优势，积极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探索，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二是建设综合交通枢纽。以陆港为重点优化区域交通体系规划，建设铁路、
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将铁路引入规模以上的开发区，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推动公转铁、散改集，发展公铁、水铁和空铁等多式联运，确保各种交通方式之间衔接过渡无缝对接。整合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邮政、海关、检验检
疫等信息资源，建设承载“一单制”电子标签赋码及信息汇集、共享、监测等功能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推进不同运输方式、不同企业间多式联运信息开放共享和互联互通。
三是推进产城有机融合。国际陆港不仅是物流的集散地，更是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流的集聚地，在带来产业兴旺的同时，也对城市规划和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避免过去一些港口城市出现的货车堵路围城、产业布局星星点点、城市规划职住失衡、环境卫生脏乱差等突出问题，合理布局仓储物流、产业园区、生活居住等功能分区。坚持“产业跟着功能分区走、人口跟着产业走”的原则， 推动人口、产业、资源合理分布和集聚。加快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吸引周边人口向城区适度集聚，提升城市规模和品质，建设田园城市、智慧城市、绿色城市。
在第六届复旦大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演讲
未来15年，中国5个新的战略路径变化
（2021年9月25日）
从今年开始，中国进入第二个100年，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发展阶段。今后 15年，是我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变局的15年；也是我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发展最为关键的15年。
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中国的发展战略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认为会有5个新的战略路径变化。
一、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推出
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到2050年，这100年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三个战略循环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底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当时受限于帝国主义的封锁，这30多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内循环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一直到2012年X的十八大前的30多年，中国进入了一个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以外循环为主的阶段，充分运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积累动力。第三阶段是从X的十八大以后、包括现在直到未来2050年期间，中国进入了一个以内循环为主的国际国内双循环阶段。这个阶段的战略与以前的战略相比，在内循环方面会出现5个变化。
一是能源、粮食自主自立，工业制造自主自强。中国发展会从能源、粮食更加安全的角度，形成一个以国内的能源和粮食自主自立的经济循环体系。同时， 在工业方面也会形成一个自主自强的工业制造体系。
二是我们的国民经济依赖世界市场的程度将会有所减少。在以外循环为主的时候，中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最高达到65%左右。最近这些年来，比重有所下降，去年已经降到了32%。我认为今后的十几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会进一步降到25%左右。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靠内循环。
三是高标准的商品和要素循环的市场经济体系。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商品市场已经实现了较高标准的市场循环体系。但是中国在要素市场方面，不管是要素的定价、要素的配置，还是要素的流转，比较多的还是依靠政府在进行配置。今后十几年，要进一步推动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发展，要素的配置和定价将更多地由市场决定，形成一个高标准的要素市场循环体系。
四是中国的产业链配套安全。今后这一个阶段，中国产业链通过强链、扩链、
补链使得我们全要素的产业链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过去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将转化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也就是说零部件原材料百分之七八十在国内，然后产品市场还是覆盖世界。它的基本特征在产业链的分工上面还是开放的水平分工，让世界最有能力、最有效力的企业加工各种部件。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水平分工产业链企业集群百分之七八十将垂直整合一体化，在中国国内形成加工制造的产业链集群。
五是作为内循环的第一动力，也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将有较大的提升。目前，中国老百姓可支配收入的规模占GDP的比重只占42%。在共同富裕发展的逻辑下，我预计在今后十几年，这个比例会从42%逐渐上升到50%以上。由此， 内循环的发展动力，经济拉动的能力就更强了。
另一方面，在国际国内双循环中，对外开放的国际循环也会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会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更宽领域的开放，更有力度的开放。这种开放特征表现在5个方面。
第二，在投资政策上，我们将从过去着力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既鼓励外资进入中国，同样也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形成“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平衡的状态。
第三，中国的开放区域将从沿海开放为主为先，沿海先开放5年、10年，然 后再把开放政策转移到内陆地区转变为东西南北中，东中西同步开放。
第四，中国的开放将从原来比较多倾斜于工业制造、建筑业、商业、房地产等转变为宽领域、全方位、多渠道的开放，在金融、贸易、服务贸易、教育、卫生、文化等各个领域实现全面开放。
第五，中国的开放将从过去比较重视要素和流量的开放，转变为制度和规则的开放。更注重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更多地参与WTO、各种FTA 协议的讨论，参与世界开放规则的制定。
总之，内循环、双循环的体系是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是能源生产和社会活动与碳脱钩更高质量、更高效益发展的必然选择，将使中国更高层次开放和更大力度发挥国内发展潜力，是中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
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中国今后几十年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进入“3060”目标这样一个重要的
发展阶段。这项战略目标的推进和实现，将使得中国在今后几十年实现3个战略性的、结构性的、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会使得中国的能源结构发生战略性的、根本性的、颠覆性的变化。中国目前80%的碳排放是在能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煤炭发电、石化能源在一次能源向二次能源转化的生产过程，产生了80多亿吨碳。同时我们老百姓消费生活的过程、企业生产发展的过程也产生了20多亿吨的碳排放。
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是能源生产和社会活动与碳脱钩。一方面就是我们全部的电力生产要清洁能源化，不产生碳排放，这是一个巨大的能源结构调整。另一方面，老百姓生活中尽量用电而不用其他的石化能源，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也不消耗石化能源，用电力生产。也就是说能源生产去碳化，生活生产消费电气化。只要做到这一条，我们碳达峰、碳中和就能实现。
实现这个过程，会有上百万亿的清洁能源的投入，同时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经形成了几十万亿资源装备存量，其实是逐渐退出国民经济的生产生活系统。这是中国能源结构的颠覆性的、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变化。
第二，在今后的几十年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也将是中国国民经济效益、 国民经济的质量极大提升发展的一个过程。目前中国的国民经济的效益质量尽管和过去几十年相比有长足的进步，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们还相对落后。比如中国GDP占世界17%，碳排放占28%。再比如，中国消耗了世界最多的资源，最多的矿石，当然也会造成比较多的污染，所以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源头减量是一个重要发展前景。同时，我们还会使得国民经济中，节能减排各方面也会有巨大进步。我们有个目标，2035年中国GDP的单位能耗赶上世界平均水平，2050 年赶上欧洲、美国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单位能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国民经济会在5个层面上发生进步。
10%左右，而世界发达国家一般都有40%以上的回收，所以中国废品回收潜力很大。
总之，这5个方面的事情做好，会使得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出现极大的提升。当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世界上的引领作用将得到巨大的提升。
大家知道，在300年前，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产生了煤炭能源革命。英国人
因为在这方面引领世界，形成了日不落的帝国，差不多引领世界150年。150年前， 美国人福特制造了内燃机，发明了能大批量生产汽车的流水线；富兰克林、法拉第等科学家发明了电，推动了美国和世界进入了电气化时代，进入了利用石油、天然气的能源时代。这就是第二次能源革命。它也推动美国在150年前开始引领 世界。第三次能源革命将是清洁能源引领世界能源革命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谁引领？今天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将是中国引领。有三个重要的理由。
第一，在清洁能源的制造上，不管是光伏发电装备、水力发电装备，还是风力发电装备，目前中国的生产装备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过去3年，欧洲、美国，甚至全世界建设投入的风电、水电和光伏电， 60%的装备是中国提供的。这就是说，中国不仅自己发展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清洁 能源，同时提供了当今世界清洁能源建设安装使用所有装备的60%～70%。
第二，清洁能源的使用，在于市场使用端、用户端。去年，世界50%的电动车由中国制造。储能设备方面，中国国内包括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锂电池储能设备的产能占全球产能的70%以上的市场。
第三，从清洁能源的终端消费到供给端的生产一般有比较长距离的电能输送问题。从远距离的几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的区域把清洁能源供应到城市消费者手里，这时输电系统也将是一个关键技术。而就在这20年，中国的超高压直流输变电成了世界最重要的发明创造。目前中国已经实现了四纵六横的智能电网系 统，整个中国东西部之间，已经有超高压直流电网传输了。
联合国最近在推洲际之间的能源互联，可以想象几十年以后，地球能源互联网将形成，世界五大洲之间实现能源互联，最后实现全球电力互联网。一旦有了全球电力互联网，在地球几大洲的沙漠上都有巨大的光伏风力电站，3个时区互相交替供应，世界贸易将不是几万亿美元的石油贸易，而将是每年几万亿美元的电力互联互通的贸易。想象一下这个世界，将建立在什么样的技术基础上？建立在中国超高压直流输变电基础上。
换言之，未来的能源世界的“主要力量”，一是清洁能源装备，二是消费端终端上的装备，三是全球范围内的电力远程传输的能源互联网。而这3个板块都将是中国在引领。
三、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会有所变化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城市化推进。中国一年经济增长10%的话，其中50%左右是城市化推进的，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的城市扩张
建设，以及大规模的房地产产业的建设。1980年中国城市人口只有1.8亿，去年中国城市人口九点几亿，增加了7亿多的城市人口。在40年里边，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城市扩张。
1990年，中国一年新建房屋1000万平方米；2000年建设房屋1亿平方米；2010 年新建房屋10亿平方米；到了2017年，中国当年竣工的房屋面积17亿平方米，这两年没有再增长。去年中国新建房屋面积是十六点几亿平方米，估计到2035年， 中国一年生产的房屋会逐渐降低到10亿平方米以内，形成一个折旧平衡的过程。
中国城市化率，目前已经到了64%左右。由于我们有比较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加上过去几十年计划生育管控，老龄化加速，再加上现有的农村人口中老年人居于多数，与世界同口径相比，几乎等同于欧洲75%左右的城市化率。“刘易斯拐点”指出，城市化率的天花板为75%～未来，城市化发展的方式会转变为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
三、中国的科技创新要围绕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解决问题
第一，科研创新首先是原始创新“0到1”的源头发明创新，无中生有的创新。在这一块，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存在的问题是投资力度不够。中国现在每年的研发费世界第二，总量不小，但是我们的研发费中只有5%～6%投资在“0到1”的创新方面。世界发达国家，每年研发费的20%投资在“0到1”的源头创新上，在重大 发明创新的项目上。所以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源头创新方面力度不够，今后10～15年应该力争使我们的研发创新投入占比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在研发成果的转化上，我们转化力度不够。“0到1”发明以后，好不容易发明了，但我们的转化度不够。目前中化也将保持在75%～80%左右，不会变成95%。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聚的过程趋于尾声。
在中国的基础设施方面，中国现在已经有16万公里高速公路，有35000多公 里高速铁路，还有城际铁路和各种各样的轻轨轨道，这些年都发展成了世界之最。总之，今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多的是局部地区、局部领域的改造提升的建设， 过去那种急风骤雨、铺天盖地大规模发展的阶段过去了。
今后15年，中国GDP增长靠城市化拉动、靠房地产拉动、靠城市基础设施拉动的动力，会从50%降到10%左右，经济发展更多靠产业结构调整、靠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发展的方式会转变为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转变为大都市连绵带的模式发展。也就是说与城市群没关系的，与大都市圈没关系的，与大都市连绵带没关系的地方，它的城市化发展将放慢，这是一个变化。
另外一个变化，就是中国城市将从过去几十年的基础开发、形态开发为主， 转变为功能开发，转变为更多靠产业发展结构的完整、系统配套。城市的发展动力，更多地来自内在的功能性开发，提升效益潜力。
从空间来说，像都市圈、城市群、大都市连绵带变化，使得内涵质量效益更高地提升。产业链角度讲，中国整个城市化会从形态变化，变成功能升华，更多地集聚功能内涵，使得中国一二三产业之间更加匹配，教育、卫生、文化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都会更好地改善。
四、科技创新引领
科技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循环的原动力，内循环的原动力。中国过去几十年以外循环为主，大量的发展是靠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把关键技术立足在国际市场的配置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国内科研开发方面在三个环节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国的转化度大体上是发明量的10%，而世界平均水平是40%，中国的转化度在世界范围内偏低。中央已经反复强调要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要向德国的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学习。弗朗恩霍夫研究所是一个发明创造转化为生产力的中介机构， 里边的工作人员都是专业从事科研成果转化的经纪人。通过他们的专业中介，让能转化的人和能发明的人结合在一起。
第三，好不容易“1到100”成了产品，怎么样把这些产品大规模生成形成独角兽，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在这方面我们缺少资本市场的支持，缺少金融力量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各种私募基金、公募基金、资本市场科创板怎么来推进帮助这些产业形成“独角兽”、形成重要的产业，也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事。
所以在这3块，如果我们联手努力，使中国的科研创新，围绕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围绕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围绕老百姓生命健康，形成我们自立自强的科研创新体系，也将是中国“十四五”到2035年重要的一个方面。
五、实现共同富裕
过去40年，中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努力地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X中央在“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战略，就是在努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追求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共产X人的初心和理想，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我们一定要清楚它是一个分阶段实现的目标， 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概念，不能犯急性子的毛病。它是一个“做大蛋糕”
和“分好蛋糕”，两件事共同配合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做大蛋糕”是第一性的，“分好蛋糕”是第二性的，如果只有“分好蛋糕”没有“做大蛋糕”， 最后会越做越小，这也是违反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是有差别的富裕， 不是一刀切的平均的富裕。共同富裕讲的是要缩小三大差别，不是说消灭三大差别，是要让过大的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缩小到社会可以容忍，大家可以接受的状态。
在这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三次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一次分配讲效 率，兼顾公平；二次分配讲公平，兼顾效率；三次分配讲道义，讲风格，讲自愿， 不能靠强迫捐款。这三次分配在本质上讲，一次分配是基础，二次分配是关键， 三次分配是辅助。在分配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让全体民众努力工作，各得其所，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 我们一定要完整地理解共同富裕。
总之，当我们把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问题放在高质量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构之中，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安排之中，形成一个合理的体系的时候，那么，中国整个国家的共同富裕就能够实现。最终到2035年，中国可能实现4亿中等收入人群翻番，6亿低收入人群减半，使整个中国内循环的空间，消费的动力潜力有巨大提升。
以上就是我要讲的5个战略方面的新的路径。我相信在5个战略的推动下，中国2035年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25000美元以上， 中国GDP总量会达到30多万亿美元。中国将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全世界高收 入人群现在是11亿人，中国一进入就变成25亿人，而14亿人是相对共同富裕的而不是两极分化的14亿人。中国在世界的引领作用和影响力都会得到巨大提高。中国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将极大地提升，而世界各国与中国的凝聚力、和谐共处的状态也将会得到极大改善。
着力打造数字化赋能的智能建造产业体系
（2021年11月11日）
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近年来，我国建筑业转型升级取得明显进展，但主要依赖资源要素投入、大规模投资拉动发展，数字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比较突出。尽管近几年建筑行业增加值增速与GDP增速差距收窄、增速放缓，但是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并没有降低，其规模依然非常巨大，建筑业正在从快速增长期走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期。新形势下， 推动建筑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是必由之路。
一、建筑业数字化要转变思维模式
建筑业数字化存在一定的障碍，一是建筑业上下游产业链长、参建方众多、投资周期长。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形成的数据和信息难以跟随项目推进而流动， 形成不易交互的信息孤岛。二是参与单个项目的工程队数量众多，尤其是中小型工程队素质参差不齐，管理颗粒度粗糙，使得信息化手段难以推进。三是除了建筑业本身的挑战之外，建筑全流程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较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显示，中国建筑业是数字化程度最低的行业之一；据中国建筑业协会统计，我国建筑信息化投入在建筑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仅为0.08%，而欧美发达国家为1%。这些研究只有参考意义，没有绝对的说服力。行业企业应该关注的是数字化投入产出比，也就是数字化如何能够帮助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正是因为基数低，中国建筑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上面的空间才大，所带来的收益才更加值得期待。
数字化和信息化是一对既紧密相连、又有所不同的概念。目前在建筑业中还存在着混用的现象。信息化是向企业内部和供应链上的流程要效益，通过信息技术提高流程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但对建筑业自身的业务规则没有太大影响。数字化是向建筑业生态要效益，要激活整个建筑业的数据要素，从而变革建筑业的业务模式，甚至是基本建造方式。如果说信息化关注的核心是流程，数字化关注的核心就是商业模式，也就是建筑产业互联网。因此，数字价值的挖掘不是以往的IT部门能够做的工作，而是整个建筑业企业的战略调整，需要企业领导者改变思维模式，全方位地做好规划。
建筑业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的发展历程，大概经历了3个理念阶段：工具阶段、
协同阶段和模式创新阶段。模式创新阶段是对建筑业盈利模式的重新思考，是在满足了市场建筑空间需求之后，寻找建筑业数字时代的新需求，并找到新的利润点，建立新的商业模式。这是建筑业数字化的真正目标所在，也是构建建筑产业互联网的阶段。建筑产业互联网充分体现了数据要素在建筑业内的价值创造能 力，通过挖掘数据要素的价值，提升建筑业总体价值。
二、推动建筑业数字化有三个关键要素
数字化时代，客户需求个性化、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供应链开放合作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也是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 求。建筑业企业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改变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加快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
首先，以客户个性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客户体验决定了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随着业务需求和客户需求不断发展，建筑空间需要变得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未来的空间需要适应不同的场景，为多模式、多功能预留可能性。科技既可以作为工具，也可以作为媒介，帮助企业为这种转型进行设计。
其次，要以技术变革推动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建筑业数字化发展的关键和基础是产品数字化和产业数字化，这是集成了建筑业整个供应链和生产活动的智能建造发展的关键基础。国家和行业大力推行的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正是数字模型技术的代表，也是行业克服困难、实现成功转型的突破口。
基于此，数据驱动设计、远程协作、建筑工业化和自动化等将大力推动工程建设行业的数字化变革。但无论采用何种技术，都要高度重视建立企业和供应链数字模型技术的研发应用。
最后，要利用数字化技术，打通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实现信息协同和产业效率的升级。例如，浪费现象在整个建筑领域十分明显，物料和人工在实施过程中的损耗超过1/3。而通过数字化技术打通供应链，建筑业可以大大减少浪费，还能让管理效能得到提高、伤亡减少、安全得到保障。此外，建筑业数字化还能大幅提升节能环保效能。
三、以数字技术赋能工程建造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高度重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对工程建造的变革性影响，实现工程建造的转型升级，促进工程建造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架体系。企业要充分利用算据、算力、算法“三算”和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三化”通用技术，打造工程多维数字化建模与仿真、基于工程物联网的数字工地（厂）和工程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等领域技术。建设基于工程全生命周期数据模型的信息集成与业务协同平台，向工业化建造、服务化建造、平台化建造转型。
二要着眼于社会变革趋势，最终形成以人民为中心、智能化的绿色可持续工程产品与服务体系。我国还有大量的人群未能享受到优质住房，还有大量的建筑物要建造。现在的预制房、装配式住宅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力问题，但这不是终极目标。智能化技术的开发和相关设计理论的发展，对建筑本身、房地产行业、中国的人居生活影响才刚开始。中国的数字设计不能走西方只在电脑上画图的老路，也不能单纯研究数控工具来实现物质建造，而是要用这些工具为设计服务， 把握两者的关系，服务于社会老龄化、数字化、个性化的需求，使建筑形态和人类活动环境的关系真正和谐。
三要着眼于国际竞争，充分了解全球建筑业发展趋势。倡导绿色可持续理念， 改善建筑工程产品在环境、能耗方面的性能；以需求多元化为导向，提升产品的个性化服务能力；以技术创新为驱动，提升工程建造生产力和质量安全水平；推动产业交叉融合，重塑建筑业生态和治理体系；重视人力资源体系建设，促进从业人员素质与能力提升；不断开拓市场空间，提升建筑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建筑业在数字化时代发展空间依然巨大，但这个空间绝不是靠盖房子、修高速公路来实现的。在第二个百年阶段，建筑业必须要转变发展思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紧紧抓住新基建的历史机遇，创造建筑产业互联网新业态，改变建筑业的商业模式，打造开创性的、万物互联时代的中国式数字建筑产业。
在2020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上的主旨演讲
新发展格局是助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药方
（2021年11月20日）
疫后全球经济复苏大合作，大家都在期盼，但问题是怎么合作，如何重建全球合作。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我理解这个重大战略本身就是中国以自身行动增进全球合作，助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药方。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经济战略将不再以顺差为目标，一味扩大出口， 而是以适度扩大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为目标。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意味着我国将持续增加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对世界来说，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未来十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服务业的进口总额将达5万亿美元，两者加起来超过27万亿美元。这么庞大的市场需求，必将对疫后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直接而持久的拉动，进而助推世界经济大循环逐步走出低迷，走向复苏。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强调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有助于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还有助于增加全球科技和产业的合作。
近些年来，国际间的信任关系之所以没有因为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贸易往来而加深，原因在于个别国家频频依靠自身的技术优势来锁他人的咽喉，频频滥用国家安全借口限制他国的投资。中国提出科技上要自立自强，就是要减少单向的技术依赖，发展基于自身比较具有优势的高新技术，弥合与发达国家的一些技术鸿沟，为科技领域的平等交流、合作共赢创造条件。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关起门来搞创新。事实上面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遇，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挑战，需要全球科技界、产业界携起手来共同把握、共同应对，需要各种创意发明和技术得到有效保护、传播、交易和分享，这方面中国一直倡导开放创新、合作创新。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进一步完善，要素资源将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优化配置，经济增长将更可持续。
在单纯的外循环拉动下，中国经济增长较为粗放，靠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时不时成为突出矛盾。建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不仅意味着要进一步打通生产、交换、分
配、消费各环节的供给，形成更加畅通的经济循环，同时意味着要深化产业政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加快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
今年上半年中央先后出台两个重磅文件：一个是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另一个是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两份文件标志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也为我们构建高水平的国内大循环奠定了基础。可以预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动力和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高，也必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增添新的动能。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营商环境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将为外资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首先，关于打造市场化营商环境，过去几年中国政府的“放管服”改革成效显著，大幅降低了经济社会运行的隐性制度成本。疫情发生以后，这方面的工作推进得更紧了，出台关于市场化改革的两个重磅文件，正是打造更加开放的市场化营商环境的具体努力。
其次，关于法治化营商环境，在出台《外商投资法》和《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的基础上，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郑重提出，中国将继续完善公开透明的社会法律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以优质服务营造更好环境，这是中国政府致力于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体现。
最后，关于国际化营商环境，从先后布局了21个自贸试验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到提出对外开放由要素流通型开放向规则制定型开放转变，中国正在致力于打造对标高水平经贸规则的营商环境。事实上疫情发生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不降反增。上半年公布的2020年版外商投资货币清单中，金融领域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寿险公司外资股比的限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将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当前全球经贸格局正在加速变化，长期来看，至少规则之争是免不了的，但通过谈判和磋商，达成新的共识，是完全有可能的。五中全会提出的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就是主动应对规则之争，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治理的重大举措。RCEP的签署，将进一步提升亚太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接下来，中国将
加快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和落地，在这基础上深入研究CPTPP的可行性。中国愿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加强同世界高标准自贸区交流互鉴。中国正通向求同存异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办法来建立基于规则的信任，进而助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女士们、先生们，上述五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来自于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 实际上是中国为重建全球信任，推动疫后经济复苏开出的药方。但这个药方还需要一个药引，就是要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识，而眼下就是要尽快形成全球协同抗疫的共同行动，尽快将疫情控制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我们一起拭目以待，疫后全球经济复苏大合作前景可期。
南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现实条件与重要举措
在“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21次研讨会”新闻发布会上的演讲
（2021年12月21日）
一、南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现实条件
南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处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氛围环境之中。
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从现在到2035年，将是十分关键的15年。这15年既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15年，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变局的15年。这15年中有以下三大台阶。
第一个台阶：到2025年，中国将跨过中等收入上限，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的 行列。根据世界银行2021年的收入划分标准，2019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不到1036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在1036～404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
4046～1253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535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
201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9470美元，2019年突破10000美元，2020年又有所提高，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到202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至少将超过13000美元，摆脱中等收入上限。目前，全世界有83个经济体属于高收入，有106个经济体属于 中等收入，还有29个经济体属于低收入。一些国家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至今这些国家仍然陷入增长的停滞期。中国只要每年保持5%的增长，2025年前一定会超过130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第二个台阶：2030年左右中国GDP总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预计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将至少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率，到2030年GDP就达到160 万亿元，约折合为25万亿美元；预计美国按年均2%左右的增速，10年后将达到24 万亿美元左右。根据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计算，公元元年时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26%，公元1000年时占比22.7%，到
康熙乾隆时期占全球的40%，1820年时达到32.9%，世界第一。但到了近代，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1980年时占世界不到1%，低于当时的荷兰。2020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为17%，预计十年后中国占世界的比重将达到25%左右，重登世界前列，这也是一个里程碑。
走”战略目标。预计2030～2035年年均增长4%左右，届时中国的人均GDP在2020 年基础上翻一番是有可能的。
目前，欧洲国家人均GDP为4万美元，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2.5万～3万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因素，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折合美元达到2 万～2.5万美元是可能的。这样我们国家就提前15年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中的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南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遇到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机。
南阳地处豫鄂陕三省交界，跨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流域，在其周边分别有三个特大城市：郑州、武汉和西安，常住人口都在1200万左右。这三个城市将来都会成为超级大城市。如果把超级大城市比喻成“大齿轮”，在其周边半径100～ 200公里范围内应该有一些中齿轮、小齿轮与之啮合，以形成城市群。南阳处于这三个超级大齿轮的几何中心。在这个中心建设一座省域副中心城市，相当于这三个大齿轮中间装上一个中齿轮，可以让三个大齿轮之间的协同和磨合更加顺 畅。事实上，集中一定资源在省际毗邻地带通过高水平“营城”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正是遏制超大城市“城市病”、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只要南阳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加快融入豫鄂陕省际区域经济循环，就有望成为服务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链接，有望成为新兴区域经济中心，成为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南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是人心所向。第一，南阳目前城市化率偏低，户籍人口1200多万，人口流失在外务工的差不多300万人，算下来有900多万常住人口， 城市化率现在是47.7%，低于全国平均值十几个百分点。第二，南阳作为中部地区的千年古城，现在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值。总而言之，这些方面还是发育不 足，南阳市人均GDP、城市化率应该至少高于全国平均值，真正实现河南地区的 人口大市、经济大市、生态大市应有的内在潜力。
二、南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重要举措
群
一个城市从普通的国家级大城市发展成特大城市，将城区常住人口从两三百
万发展到500万人，要用15年时间，这一过程并非是仅仅把人吸引到城市里就能实现的，人需要工作，南阳要以产兴城，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落在实体经济上，落在工业制造业和各种类型的服务业上，健全教育卫生、生态这一类的公共服务。南阳的产业发展要围绕以下三个环节来做。
第一，要围绕国家支持的产业，围绕国家大势所趋努力发展的产业。在“十四五”期间，国家倡导和支持的产业至少有五大方向。凡是中央推动的产业方向， 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风口，南阳应该趁势而为。
一是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格局下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会由过去主要由外循环拉动转变为主要依靠内需拉动。未来进出口总额占中国GDP的比重会从2006年时最高的64%， 到2025年降至25%，而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也从之前的35%上升到75%左右。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会使得我国工业制造业的产业链进一步扩链、强链、补链。凡是处于扩链、强链、补链环节的产业，一定会欣欣向荣，以产顶进，更好地发展， 使中国制造业更有韧性、质量效益更高。
二是我国正在推动的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战略。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上百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将在未来40年内清零，其关键就是能源供应清洁化、生产生活电气化。这就需要上百万亿元的投资。在清洁能源的供给端，未来将需要大体上120亿千瓦装机的清洁能源，比如50亿千瓦装机的光伏、30亿千瓦的风电， 还有水电、核电等其他清洁能源的装机，最终形成120亿千瓦的清洁能源装机。 大体上每千瓦投资5000元，则需要60万亿元的投资。在消费端，各种终端用电用能设施的更新改造会形成大量的投资需求，比如电动汽车，目前中国每年生产2000多万台汽油车，以后可能会降到500万辆，而电动汽车的产量可能达到2000 万台，这需要大量的更新和投入。还有各种动力电池、用电装置等，需求侧的投入至少需要40万亿元。而传输和配送端，远距离输配电的特高压及智能电网设施等投资至少也需要50万亿元。在碳达峰、碳中和的风口下，未来40年将产生150 万亿元投资。在这一风口下顺势而为的产业，自然就能够发展起来。
三是新基建。其一，数字经济产业化，也就是数字工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移动互联网、区块链，每一项数字化技术可以单独形成投入产出， 成为巨大的产业。比如云计算，以具备存储能力、通信能力和计算能力的大型数据处理中心作为硬件载体，本质上是大量服务器的集合。中国今后5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1万亿
元规模的投资。相应地，云计算服务商可以以数据处理中心为硬件，以私有云、公共云作为客户服务的接口，向客户提供服务，形成庞大的云计算产业。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化的规模是7万多亿元，十几年后这一数字可能变成50万亿元、60万亿元。其二，传统产业数字化，也就是融合工程，数字化平台不仅自身能够形成庞大产业，还能够对传统产业进行赋能增效、改造升级，从而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中国约100万亿元的工业产值，假设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5% 的效能，每年就能在不增加其他原材料投入的基础上，产生5万亿元的增加值。100万亿元的工业产值一般产生30万亿元GDP，数字化赋能后增加了5亿元的增加 值，工业增加值就从30万亿元增加到35万亿元，相当于增加了约17%，投入产出 率极高。其三，创新工程，数字经济本身涉及的核心科技、硬件制造、高端软件， 比如芯片、智能传感器、检测终端的研发等，也会在新基建战略下取得突破。
四是科技成果转化形成大规模生产力。“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科学技术将更加自立自强地发展，支持各类研究机构将发明创新转化为生产力，逐步形成“独角兽”，在资本市场上一轮轮融资、上市等，这一赛道也将会欣欣向荣地发展。五是新型消费。中国老百姓收入增长以后消费增加，各类新的消费产品、各
种新型消费也会蓬勃发展。
南阳应该抓住机会，发展围绕这五个方面的行业。当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市场通货膨胀和大宗商品涨价的冲击，中国经济处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下，中央提出“六稳”“六保”，保什么？最终在宏观总量上保5%的经济增长。各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措施会加快推出，各种不利于增长的措施可能会延缓推出，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在产业发展上， 现在呈现“K”型的趋势，往上的产业正欣欣向荣、热火朝天地向上发展，向下的产业现在相对萧条、逐渐萎缩。南阳首先要选择发展走向朝上的产业，努力支持，推出各种措施推动这些产业更好地发展；对于发展走向向下的产业则要进行结构调整，帮助它们“软着陆”。
第二，要围绕新时代的“五大件”。每个时代都有4～5种产品深入千家万户。不管在中国还是亚洲其他地区，或者在欧洲、美国，都是如此。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四大件”———收音机、缝纫机、手表、自行车； 到了八九十年代进入千家万户的新“四大件”———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 2000年以来，手机、笔记本电脑、汽车、液晶面板大显示器等开始普及。这些“四大件”分别代表了不同年代的大众消费。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哪个城市能够生产
那个年代的“四大件”，哪个城市就是那个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今后这20年，新的“五大件”将会进入千家万户。
一是头戴式的AR/VR眼镜或头盔，将替代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成为新一代计算和通信终端平台，就像当年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替代台式机、“大哥大” 一样。以后每个家庭可能都会有两三个头戴式的AR/VR眼镜或头盔，中国一年就 需要七八千万个的产量，全球的需求量可能达到数亿个。
二是家庭机器人。这类机器人不是应用于生产线上的机器人，而是家庭机器人，可以进行娱乐、家政服务，甚至用于陪伴老人生活、儿童学习。这类家庭机器人一旦出现，每年产生四五千万台需求量是必然的。
三是自动驾驶的清洁能源汽车。到2030年以后，中国自动驾驶清洁能源汽车的产量可能达到1000万台。
四是柔性显示。可以以各种角度弯曲显示，而不是像液晶面板一样只能平板显示。
五是3D打印。3D打印技术的出现，使得每一位用户都能同时化身为设计师和制造者，充分表达自身的创意和灵感，个性化定制产品。未来随着打印工艺不断进步、打印材料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打印成本进一步降低，家庭生活场景中的3D打印应用将更加普及，对于3D打印设备的需求也将达到每年上千万台。
大家需要摒弃惯性思维，不要认为老一代“四大件”“五大件”做得好的城市在新一代“四大件”“五大件”的发展中也一定能领先。事实上，老一代的“四大件”“五大件”做得好的城市，原先的产业基础可能变成包袱，新一代的产品可能反而跟不上了；在新一代的“四大件”“五大件”产业中取得领先的，更多的是从无到有、后来居上的城市。因此，南阳要有充分的信心，力争在新一代“四大件”“五大件”产业发展中取得优势。比如新能源汽车，现在我国占据世界50% 市场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过去名不见经传，这几年发展起来的， 也带动了一批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的蓬勃发展。南阳的产业发展，一个方向是五大国家战略涉及的产业，另一个方向就是要布局未来的“四大件”“五大件”。如果能布局其中一个板块，做到全国总量的10%、20%，南阳就会得到很好的发展。
第三，要打造产业链集群。抓工业、制造业、服务业，一定要有产业集群的概念。国家和国家之间竞争、区域和区域之间竞争，不仅仅是大型企业、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而且是产业链集群的竞争。在产业链供应链中，总装厂不见得是龙头。比如苹果公司，既不做零部件，也不做总装，全部产业链外包，但它是产
业链标准的提供者，是供应链纽带的控制者，是价值链枢纽的管理者，掌握着数百亿美元的结算，然后依靠产业链上、中、下游上千个企业形成产业链集群。哪个城市能够将上千个企业形成的产业链集群控制在本地，哪个城市就会成为企业离不开的生产基地。比如深圳、东莞、苏州、成都、重庆等，都形成了大产品的产业链集群。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支离破碎的情况下，由于这些地方的产业链供应链零部件百分之七八十是集群化、垂直整合的，所以疫情下全世界停工停产，这些地方不受影响，订单反而增加了百分之四五十。在具体方式上，要推动三种集群。
一是制造业上、中、下游的产业链集群。比如说汽车产业，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要形成支柱，就要把上、中、下游原材料、零部件产业、各种模组的百分之七八十都实现本地化生产。又如电子产业，笔记本电脑有2000多个零部件， 就要本地化几百上千家零部件企业，从集成电路到液晶面板，从印刷线路板到机壳，各种各样关键零部件都能实现本地产。这样上、中、下游制造业产业链就会形成集群。
二是促使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集群。当一个大产品产业链集群形成以后，它的上游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企业既可以为这家龙头企业服务，也可以为那家企业服务，这就有条件使同类产业、同类企业扎堆落户，形成集群。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地方有希尔顿也有喜来登，有可口可乐也有百事可乐，这样就使得这个产业“东方不亮西方亮”。否则，如果只有一个世界级企业，今年它订单多了，就可能大发展，明年如果丢了几个大单子，就可能出现20%、30%的负增长。这样，会使得一个地区的经济大起大落，进出口也大起大落。只要形成了这类同类企业集群，即使有个别龙头企业遇到困难，但是产业整体是稳定的，是持续向上的，整个产业集群就能健康发展。
三是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形成集群。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会有很多从事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应用等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之配套， 这就涉及创新链条的延伸。这方面有条件的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此类产业在本地集聚。同时，在产品销售过程中，还会产生结算和物流等环节。比如， 产品在全球销售、在全国销售，就会使得与结算、物流相关联的各种服务型企业集聚扎堆，围绕着制造业集群来布局产业链。这种集群背后往往是各大企业集团的销售中心和利润中心的聚集，是价值链的整合，是形成地方税收的重要源泉， 理应全力争取过来。
如果一个城市推动形成这三种产业链集群，产业一定会具有竞争力。南阳要建设副中心城市，一定要推动河南地区重要的产业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第一，要以交通枢纽建设为重点，推动南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国家级特大城市。郑州、西安和武汉三大城市互联互通，中间的节点、枢纽就是南阳。南阳要充分利用这个效应，主动与国家交通部门接轨，争取在这三座城市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中，成为武汉、郑州、西安形成的大三角区的区域交通枢纽。
第二，南阳应该是综合性交通枢纽，航空、高铁、铁路、公路、水运统筹发展。首先是高铁。中国现在有十座城市是四进四出的“米”字型高铁枢纽，属于国家级枢纽；两进两出“十”字型的是区域枢纽；如果只有一条线路，属于重点区域、重点城市。在中国高铁的布局网络中，十个“米”字型国家枢纽已经确定下来，但是结构性的补充还在进行中。“十三五”期间郑州到重庆的郑渝铁路已经开通经过南阳，所以南阳已经有了一进一出的高铁线路，如果在“十四五”期间再加一条，就是两进两出；“十五五”、“十六五”各建一条，到2035年南阳建成四进四出的八条高铁，是有机会的。因为南阳周边的武汉、郑州、西安三个超大城市互联互通，每一条都经过南阳就会形成三进三出六条线路。再加上南阳在区域性布局中已经有这一规划，形成四进四出八条高铁线路，南阳是可以做到的。
其次是铁路。南阳应按照陆港城市的理念谋划城市基础设施和空间布局。争取设立反映本地特色产业的陆路口岸，实施铁路专用线及口岸作业区建设，加快大宗商贸物流园区建设。增加中欧班列以及从南阳到国内沿海主要港口的多港口海铁联运班列开行频次，稳步拓展海铁联运线路，打造覆盖豫西南、连接国内主要经济区、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综合交通物流枢纽。
最后是航空。南阳应着力建设空港城市，大力争取设立航空口岸，开通国际航线，强化南阳机场与国内外主要枢纽机场战略合作，建成连接国内主要经济体的航空运输网络，拓展连接日韩及东南亚等国家的航空运输通道。南阳姜营机场目前每年有一百多万人次的旅客吞吐量，要变成郑州机场那样旅客吞吐量达到几千万人次的国际级枢纽机场，既没必要，也不可能。中国现在缺少的不是国际枢纽机场，而是货运枢纽机场。一般来说，一个货运机场每年的旅客吞吐量也就在一百多万人次，但是货物吞吐量可能达到上百万吨。今后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的货物贸易的百分之四五十可能都是通过电子商务进行，都需要快递，航空货运的
需求将快速增长。目前，顺丰与湖北省政府一起在湖北鄂州投资兴建了亚洲首个专业性货运机场；圆通投资与嘉兴市政府合作，在原有的嘉兴军用机场的基础上改扩建，建设全球航空物流枢纽；京东与南通市政府合作，将南通机场打造成为京东物流航空货运枢纽。南阳可以配合武汉、郑州、西安的航空枢纽，建设一个货运枢纽机场，形成100万～150万吨的货物吞吐量。
近年来，全球经济贸易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中欧班列的开行和一些大型航空枢纽的崛起，使过去三百多年来由海运独霸国际贸易和物流天下的状况不断被改变。其中，中欧班列因具有“三互”通关、开行优先等级最高、可以通邮等优势，已在海洋运输之外形成了一条全天候、大运量、绿色低碳的运输新通道，是国际运输服务体系的重大创新，促进了国际陆运规则的加速完善，为稳定全球供应链作出了贡献。在中欧班列的带动下，沿线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快速发展，为内陆城市对外开放拓展了新空间。同样，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贸交往日益深入，人员跨国交流、货物特别是高附加值中间品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对更加自由便利的航空运输的需求也日益高涨。此外，加上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一批体量庞大、高度自由便利、产城融合的大型航空枢纽加快崛起。这两大运输方式分别对应着陆港和空港。南阳应该顺应趋势，以综合性交通枢纽为抓手，打造中部地区的陆港城市、空港城市。
总之，如果把这些交通枢纽都发展起来，就成为南阳城市化的动力枢纽，城市的框架格局也就形成了，南阳自然成为物流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
发展需要资金，过去三十年，拼命地压成本、拉外商，或者通过房地产建设拉动经济的方式难以为继，外围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我们现在更多地需要通过落实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一系列部署，通过深入城乡一体化，从而在5～10 年内产生千亿级别的财富。
第一，要打破城乡二元壁垒，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入市。一直以来，我国城乡土地实行“双轨制”管理，具有不同的配置方式。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实行征地；建设用地， 必须是国有土地。打个比方，如果某处农村集体土地要拍卖，要先以适当的价格征为国有土地，然后再以更高的价格拍卖，其中的增值部分都由城市享有，土地增值收益在城乡间分配严重不均。
有鉴于此，X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 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随后，国家层面统筹部署开展了长达五年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三项改革”试点，其中一项改革就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需要征为国有，可以直接入市交易。在试点的基础上，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全面推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再需要征为国有，可以直接入市交易，如果拍卖价格是500万元，这500万元中的很大部分就能返还到农村，为农民增加很大一部分收入。
第二，农村土地计划指标跨省交易，包含两类核心指标：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打个比方，南阳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农村里，许多农民将城乡建设用地整理复垦为耕地，如果一年复垦3万亩，十年就是30万亩，这30万亩建设用地指标可以卖给上海、卖给广东，每亩地的指标至少卖50万元，一年3万亩就是150亿元，十年30万亩就是1500亿元，大城市反哺大农村，实现资源禀赋的跨地区转移。【联系微信dadawk*01】
第三，城乡之间资金要素割裂。在我国50万亿元的居民贷款中，46万亿元是城市居民贷款，农村居民只有4万亿元贷款。如果可以把农民“三块地”的问题解决好，农民就有了财产可以抵押融资，银行也能掌握信用对农民进行贷款。如果因为这一举措，使得南阳的几百万农民增加几百亿元贷款，就会产生巨大的效益。
所以，我们发展的动力在于改革，财富的来源在于改革，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也在于改革。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富裕，有时候大家认为是因为农民知识落后， 科学技术落后，我不这么认为。中国农民每年收入的97%来自劳动性收入，包括 务农和务工收入，财产性收入只有3%；而城市居民每年收入50%以上都来自财产 性收入，劳动性收入不到50%。城乡之间的悬殊差距主要在于农民缺少财产性收 入，要通过改革解决城乡两元架构的问题，城乡差距可能就会从3∶1变成2∶1， 甚至是1∶1，共同富裕也就实现了。
在复旦大学的授课讲稿：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去、现在和未来
（2021年12月28日）
中国的城市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有多达7．3亿人在短短的四十年内由农村进入到城市。而伴随着快速城市化，房地产行业一路高歌猛进，不仅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住房需要立下了汗马功劳，还为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居民财富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要注意到，在多重因素作用下，近年来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较大的下行压力，部分头部企业负债率过高，区域性金融风险持续累积，“大而不能倒”的问题较为突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牢牢把握X中央关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准确判断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 提出促进房地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和政策措施，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本文系统梳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提出若干重要的判断和分析，供大家参考。
一、过去：有九大内生性驱动因素和九大关键性改革举措推动房地产市场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中国老百姓住房需求可以说是极度压抑。特别是在城市，在人口增长、城市化等九大内生性因素驱动下，中国老百姓对住房建设的需求持续增长、持续累积。
一是总人口规模持续增长。1980年时中国人口为9．87亿人，1990年时为11．43 亿人，到2020年，中国人口达到14亿人。40年时间，总人口增加4亿人。人口的增长，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会给住房需求产生了直接的拉动。
二是随着城市化率迅速攀升，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快速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变化。198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19．39％，到1990年时提高到26．41％，2020年时提高到64％。这段时期城镇常住人口由1980年代的1．91亿人增加到1990年的3．02亿人，2020年的9．21亿人。城市人口的巨量增长，自然对城市住房产生了天量需求。
三是城市人均原有住房面积很小。1980年时，城市人均住房仅仅5平米，困 难群众为2平米。那个时候三口之家的空间要满足吃饭的需要、睡觉和烧东西的 需要，也就只有4～5平米，到1990年时才实现人均住房6．57平方米2。那个时候， 城市仍然是公建房，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资金有限，注定了住房面积受限。
四是有大批旧城需要改造。1980年代的很多房子已经变成了危旧房，这些房往往是六个“没有”：没有自来水，用井水；没有电，用蜡烛；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机；没有煤气，都是煤球炉；没有下水道，每天刷马桶。这种现象在上海、重庆等各城市比比皆是。于是，危旧房、棚户区、旧城改造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房子，现在至少已有2／3以上被拆掉了。这种大规模的城市危旧房改造，不是点对点，而是面对面，一大块、一大块的面积上的旧城改造。当时这些房子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只要稍有条件一定就会把它拆了，因为它就是棚户，不适合人居住。
五是城市建成区面积很小。1980年代初中国城市的人均土地就只有30～40平方米。这个面积也包括了道路绿化、工厂学校医院商店等用地，实际非常小。到1990年时，纳入城市统计年鉴的450个城市的市区非农人口1．46亿人所在的建成区面积为1．27万平方公里，折合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才87平方米，仍然低于相对紧凑的城市建设用地人均100平米的标准3。
六是交通基础设施亟须改善。1980年代的城市基础设施可以说很糟糕，那个时候城市道路交通狭窄拥挤，更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高铁，没有地铁，机场也很小。1980年时上海的虹桥机场是个小机场，一年吞吐量是六七百万人，2019年达到四千五百多万人次；浦东机场2019年吞吐量已达七千六百多万人次，两个机场加在一起年旅客吞吐量1．2亿多人次，增加了二十倍的数量级。类似的，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是1988年10月通车的沈大高速公路（沈阳至大连），全长375公里， 被誉为“神州第一路”，如今高速公路已超16万公里。反过来这些都说明了当时城市基础设施是多么的匮乏。
七是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设施严重不足。从现在回看1980年代的城市， 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设施，规模都比较小。1980年时普通高校才675所，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仅28万余人，研究生招生仅3600人，即使到1990年时普通高校也才1075所，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仅60．9万余人，研究生招生不到3万人。医疗卫生方面，1980年城市每千人床位数4．7张，到1990年时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较快反而下降到4．18张4。文化设施方面也是如此，严重不足。
八是城市工业十分弱小。1980年整个中国工业的总产值为5600亿，换算成增加值是1700多亿；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85年时纳入统计的295个城市工业总产值为6077．98亿元（1980年不变价格），其中在市区的工业总产值4847．69亿元，粗略换算成当时
的工业增加值分别是1800多亿元和1500亿元左右。工业发展的低迷反映城市就业人群不足，反之，近40年城市工业的蓬勃发展，当然推动了城市发展、人口集聚、城市就业，从而必然的催生了住房需求增加。
九是城市服务业十分落后。1980年时还是以粮为纲，农业比重很大，第三产业增加值仅有1023亿元，占GDP比重22．3％。到2020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达55．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54．5％；总量翻了540倍，比重提高了32个百分点。不仅如此，服务业的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之初，不仅生活性服务业较为匮乏，生产性服务业也没有多少，因为当时很多服务业仍处于一大二公的计划体制下。随着市场的发育和分工的深化，不仅生活性服务业日益多元化、高级化，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也逐步成长起来，推动着人们的住房需求逐步升级。
上述九大内生性驱动因素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繁荣发展的肥沃土壤。但光有土壤是不行的，没有阳光雨露，这些内生需求就被极度压抑，长不出果实来。改革开放以来，有九个方面的关键性改革措施如春风化雨、阳光雨露，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这些改革推动下，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房地产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一是农村土地承包制。在安徽凤阳小岗村探索的基础上，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82）1号文件）5，全面推开农村土地承包制。当时人口总数10亿多人，8亿人在农村，不计老人小孩，近6 亿人种地，土地承包之前种的地还不够全国人吃饭。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一下子释放出3亿多的农民；原有的农业生产，2亿多农民就解决掉了。释放出来的3亿农民成为后来进城的主力军，轰轰烈烈的城市化有了绵绵不断的劳动力支 撑。
二是允许农民离土离乡到城里打工。中国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几十年里人口流动管得非常死。农民要到城里来打工，做点小生意，都是“资本主义尾巴”， 要“割尾巴”的，往往要被撵走。到1985、1986年左右，农村已有很多剩余劳动力了。而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沿海地区带来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随之而来的城市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对城市人口的管理逐步放开，农民可以离土离乡到城市里来打工，可以在城市落户。先有1000万，后来2000万，再后来5000 万，几年一过就出现3亿多农民工到广东、到福建、到浙江、到上海、到山东、
到江苏这些沿海地区，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改革。
全世界的城市有一个基本的比例，假如一个城市有1000万人，那城区面积就至少该有1000平方公里，也就是人均100平方米是必须的。这100平方米并不是住宅所占地。住宅所占地一般30平方米，绿化占地可能20平方米，还有道路、公共设施、商店、工厂等等其他的用地，就是人均100平方米，是个比较紧凑的城市所必须要有的面积。
《纪要》指出，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的各种生产责任制，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动。包产到户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三是土地批租。1990年上海浦东首先推出土地批租。所有权是国家的，使用权七十年是企业的。土地批租使得本来绑在政府手中不能转移的土地，有了七十年的转移使用权，产生了城市开发的活力。从1990年第一块地拍卖以后到现在有三十多年时间，批租的土地收入累计达48万亿元。这48万亿元有城市土地，也有农村土地。其中，征地成本有十几万亿，剩下的三十几万亿是基础设施如地铁、公路、各种市政设施资金的来源。中国地方政府搞城市化的主要资金靠这笔三十多万亿的钱。
四是允许建商品房。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以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绝大多数都是公房。等到了1990年代搞土地批租的时候，开发商造房子才是商品房。中国的商品房制度，老百姓自己将原来住的公房，拿钱买成私房的事情是1992、1993 年开始的，但到1998年才有国家正式文件正式启动住房改革，决定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该文件为市场化的商业机构取代政府成为城镇居民住房的主体供给者扫清了最后障碍，将人们长期以来“住有所居”的庞大住房需求释放出来了，自此中国进入了全新的住房市场化时代。
五是按揭贷款制度。老百姓买房哪怕200平方米、100平方米，1平米1万元的话，需要200万、100万，他可能没那么多钱。等到他攒够钱了，房子价格又涨了， 年纪也大了，没有享受到住房。按揭贷款制度则允许人们付个首付，把房子抵押给银行，银行向购房人提供分期付款的金融服务。这就是美国老太太故事的中国版。有了按揭贷款制度，中国老太太也能像美国老太太那样享受到应有的住房。这个改革也是从1990年代开始，在2000年以后相关制度日益健全，推广到全国。
六是城市危旧房改造。1980年代就有很多危旧房，到1990年时全中国危旧房几乎都没改造。不是政府不想改造，而是没钱，因为危旧房改造动辄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7。但危旧房改造很迫切，当时的上海，差不多有40％的房子都是危旧房、棚户区。解决这个问题靠的是旧城改造的规划，加土地批租的机制， 再加有外商和各种企业来投资、来竞争。这三位一体的机制撮合在一起，上海先行后逐步推广到全国。
七是政府投融资机制的创新。城市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地铁、城市道路、垃圾处理、供电供水等，这些投资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当时的政府财政根本没有这个能力。而且这些投资与旧城改造、土地批租不同，无法短期内进行自我资金平衡。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各类政府投融资平台。上海当时搞了一些投融资集团如久事公司，城投公司等等。当时我国还没有发市政债券的概念。这些政府投融资平台主要向银行融资，实际上也是变相的市政债券。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化改革机制。
八是区域开放增长极的培育。从198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甚至到现在，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招数就是不断地推出一些开放平台如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 区、经济特区，还有如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以及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港，服务贸易综试区等等。这些开发区、新区、先行区，往往是一个城市的增长极。这些地方分别有一些优惠政策，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示范区，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极。这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动力源。
九是行政体制上的调整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的乡变成了镇、镇变成了街、县改成了市（区），一些县级市升格为副地级，一些地级市变成了省域副中心城市或计划单列的副省级城市，这中间还伴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而这些调整背后的一大原因是这些行政区往往是经济发展较快、有望或已成为区域性的主城区，通过升级可以更好的聚集资源做大城市规模。这种调整和创新也是对地方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壮大发展的强有力的激励。
6在八十年代，也有商品房，我们叫侨汇房，只有海外回来的华侨可以买一些侨汇房。但作为国内的居民自己就算有钱，也买不到房，没有一个开发商。除了侨汇房有开发商以外，一般任何商品房不存在有私人企业、国有企业在开发。要造房子都是单位在造房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从计划经济跳到市场经济，住房体制改革是一场根本性的、涉及到全部城市人口、千家万户的一个基础性的制
度改革。
当时一个城市的财政，包括上海的财政一算帐，拆一个“365”（普陀区一个地块的名称），政府来干的话可能要七十年、八十年才能拆掉，所以这件事都干不成。
正是由于上述九大政策的催化，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期被压抑的需求一下子释放出来，如挣脱的野马狂奔起来。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这一迸发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事实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给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意外的契机。那时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大部分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加上周边国家纷纷发动竞争性货币贬值， 这对中国产品出口形成强烈冲击，并直接导致经济增速连续两年跌破8％。当时社会各界普遍预期中国以后难以再现高增长荣景，增速只会越来越低，悲观气氛弥漫一时。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决定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自此中国进入了全新的住房市场化时代。199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约在4％左右，而到了2004年该比重飙升至8％，甚至成为支柱产业。在房地产业的带动下，上游原本已经过剩的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迅速由过剩变为短缺，价格暴涨；下游的家装、家电和物业管理等产业也走上了风口。可以说，城镇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中国GDP重新推回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
更为重要的是，这项改革还大大加速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体现在：一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2％增加到2020年的63．89％，20年间增加了27．6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1．4个百分点，明显快于1980—2000年间平均每年0．81个百分点的速度，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4．43亿 人。二是城市建设用地迅速扩张，20年间增加了2亿多亩，建成区面积达6．07万 平方公里。相应的，交通、供电供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展开。2020 年城市自来水普及率99％、燃气普及率97．9％、污水处理率95％8。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由2000年的117公里增加到2020年的7545．5 公里，增长64倍；高速公路里程由1．63万公里增加到2020年的16．1万公里，增长10倍；民用机场由2000年的139座增加到2020年的240座，增加了100多座。三是房地产开发总量迅速增长。由1980年代的每年新建几百万平方米、1990年代的每年新建几千万平方米，2000年全年开发量达到一亿平方米，到了2010年爆发性就
到了十亿平方米。到了2017年，达到了十七亿平方米。与此同时，人均住房面积也大为改观，到2020年末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50平米／人。四是城市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设施也快速跟进。普通高校由2000年的1041所增加到2020年的2738所，同期招生人数由220．6万人增加到967．5万人。
城市综合医院数量由2000年的11872家增加到2020年的20133家，接近翻番； 专科医院数量增加了8倍；每千人床位增加到6个。文化设施方面，以博物馆数量为例，由2000年的1392个增加到2020年的5452，接近翻两番。五是最重要的，人口向城市的集聚为壮大发展城市经济这一显著有别于农耕经济的经济形态提供 了最为重要的要素驱动。在相对集约的空间形态里，市场分工得以深化、社会交往成倍扩大、各类市场更加发育成熟。这都离不开房地产市场的催化和带动。人们进城买房，图的不光是房子价值的升值，还获得了更多的知识溢出和商业机会、交往更加广泛的社会网络、更好的医疗卫生教育条件以及带来的更多的代际跃 迁。正是这样的正反馈令如今的中国城市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主战场、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源。
二、现在：有十大因素推动房地产行业进入拐点，需以五个重组五个转变推动软着陆
房地产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连。首先，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直接产生的GDP约占全国GDP的6％左右。其次，房地产业也是龙头产业，会带 动钢铁、化工、有色金属、纺织、木材加工等等几十个工业制造业以及各类服务业，间接拉动了我国20％左右的经济增长。另外，房地产业产生的增值税、契税、所得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土地批租收入等等，合计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0％左右。再次，房地产是民生产业。老百姓的家庭资产大体上有500～600万亿，其中房产平均占到家庭资产的60％左右，也就是说老百姓财富的60％是沉淀在房产里的， 所以房地产业对于民生影响很大。最后，房地产因为与庞大的资本相伴，房地产业的兴衰往往会带来金融资产的大幅升值或贬值。许多世界级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都与房地产泡沫崩盘紧密相连。从防风险角度，各国政府都很重视房地产的稳定。
当前，我国房地产业出现了下行趋势，许多房企暴雷，有人归结于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造成了楼市萧条。这种说法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也有人归咎于房企盲目地高价买地，大规模搞开发，高库存、高负债、高周转的经营模式，
最终造成了资金链断裂。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很多房企这样的经营模式一直存在，为什么之前就没有出事？说明边界条件出现了变化。具体来看，当下中国房地产业正在面临十个方面的拐点。
一是人口增长进入拐点。1950年中国5．52亿人，1980上升到约9．87亿人， 目前达到了14亿人，也就是说70年间人口增长了8亿多人。近年来中国人口总数 已经达到天花板，由于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增长趋势已经接近增长拐点。今后几十年，有可能人口总量每十年减少5～6千万。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中国人口增长预计到2027年达到峰值，为14．17亿，此后开始下降，2035年降至14．03亿，2050年降至13．21亿［1］。8这三个数字在1978年时尚没有统计， 到1991年虽有统计，也才分别是54．8％、23．7％和14．86％。
二是老龄化进一步加重。2020年中国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18％，按照目前的增长率到2025年将达到22％，2035年为31％，2050年将达到近40％。2025年、2035 年、205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分别为15％、23％、30％。按照国际上的划分，65岁以上人口占比7％～14％是轻度老龄化社会，14％～21％是中度老龄化社会，21％以上为重度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到十四五末期，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到2035年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三是城市化率接近天花板。1980年中国城市化率19％左右。经过40多年的城市化发展上升到2021年的64．72％，城市化率可以说是接近了天花板。从全世界经验来看，一般城市化率到75％后达到顶点，我国城市化率才64．72％，为什么会接近顶点了呢？原因在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要是将年轻人吸收到城市里，目前农村人口中大量的是老人、儿童，年轻人很少，过去大量农村年轻人进入城市的势头将大幅减缓，而且因为城市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老人不会大量进城。即使今后城市化率还会逐渐上升到70％，但速度也会明显放缓。
四是人均住房面积接近饱和。80年代初中国城市人口人均居住面积仅56平方米，到2020年已近50平方米，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饱和。
五是库存、闲置房总量达到高点。目前中国房企积压一年以上的一手房库存高达6亿平方米，占到每年房地产市场新房建成规模17亿平米的35％；在城市老百姓持有的二手房方面，1990年以来中国销售的300亿平方米商品房中，20％也就是约60亿平方米处于闲置状态。
六是每年新建房产面积达到顶峰。中国的房产年建设量，2000年时是1亿平方米，2010年是10亿平方米，2017年达到了17亿平方米，近三年徘徊在17～18亿
平方米之间，今后可能每年减少3000～4000万平方米，到2035年，可能从现在的17亿平方米降至10亿平方米达到平衡。
七是大规模旧城拆迁改造已经结束。1980、90年代，中国城市的棚户区、危旧房可能会占到1／3甚至1／2，都要拆旧建新，一平米旧房至少需要三平米新房才能够平衡，形成了大量的房产需求。因规划功能布局调整进行城市改造也会形成拆旧建新的需求。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旧房改造、功能区改变大体到了天花板，今后还会有结构性的补短板的改造变化，但是大规模“大拆大建”的状况会逐渐消失。
八是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已近尾声。目前，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已趋于完善，由此引起的大规模征地动迁也基本告一段落。
九是教育卫生文化设施建设已经接近天花板。中国的教育卫生文化基础设施总数已经足够，问题在于分布不均衡，接下来主要是结构调整。
十是房产价格只会持续高速上涨的思维定势将被打破。过去二十年，中国不管是沿海还是内陆，地价、房价往往5年翻一番，10年翻两番，形成了房价、地 价会保持高速上涨的思维定势。房产商拼命囤地建房，高地价会被不断上涨的房价所消化，这种模式有利可图；老百姓也会忽视房产的居住属性，大量购房作为投资。这种房产价格思维定势将要打破，房价持续高速上涨的趋势将会进入拐点， 这个拐点并不是指今后五年十年房价调头大幅下降的意思，而是指房价不分区 域、每五年十年价格翻番的走势出现了停顿，上了天花板，今后除了中心城市的某些热门地段以外，房价的整体增长走势，大体上和GDP增长率、居民可支配收 入的增长率紧密联系在一起。
对以上十个边际条件的拐点进行分析，我们就知道当前房产商面临的困难并非短期的。房地产行业涉及面很广，过去曾经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景气程度不仅影响上下游产业链的健康发展，还对老百姓就业、政府税收、居民财富等具有显著而直接的影响。一旦熄火，其波及面会很广。当前已有不少房地产头部企业爆雷，经营困难。这些大型企业一旦破产，会带来五种后果：一是一些困难房产商自身破产出局；二是购买期房的小业主和老百姓，也会面临房屋无法按时交付、房产大幅贬值的情况；三是必然造成产业链上大量企业的损失，包括房产商拖欠的施工单位、供应商等欠款坏账；四是对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形成巨额坏账；五是造成对社会群众高息揽储乱集资形成的债务坏账。因此对于大型房
地产开发商或楼盘项目出现破产决不能简单的听之任之、置之不理，在破产重组的过程中，一些房产商本身不可避免的会破产出局，但是对于老百姓交付的预售款、银行的债权、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产业链上的企业供货欠帐和施工欠款要予以保护，避免形成大量坏账，引发系统性风险。各地政府要识大势、顺势而为，采取积极措施帮助房地产行业实现软着陆。这些措施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五种重组。
第一，陷入困境的房企自我重组。房产商壮士断腕，主动收缩战线，削减业务，降低负债。
第二，优质房企收购兼并濒临破产的房企。支持优质房企对面临债务风险的房企进行重组。
第三，国有资本重组。由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组织发起重组运作。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不一定要去直接购并问题房地产企业，但是可以国有资本出资组建并购基金，或者直接向优秀房地产企业注资，成为战略投资者对问题房地产商进行重组。
第四，地方政府可以酌情回购问题房产商的库存房。中低端的住房可以用作保障性公租房，高端的住房作为人才公寓、长租公寓，由政府进行统筹管理。
第五，地方政府回购问题房产商囤积的未开发土地。一些房产商前几年拍得土地，但是没有能力开发，地方政府可以按照当下市场下行的地价将其回购，回购资金当然不是解救破产房企的股东，而是根据破产企业的债务规划，优先清偿老百姓的债务，然后是金融企业的债务，依次清偿。
同时，基于上述行业趋势，政府对于房地产业的管理方式要发生五方面的转变。
一是要做好城市规划。房地产不同于一般商品，一旦投入坏账就意味着巨额成本的沉没，因此需要政府预先做好规划。要按照产业跟着功能走，人口跟着产业走，土地跟着人口和产业走的原则，来统筹用地空间布局。同时，还要按照基础设施先行，同步建设教育、卫生和文化等公共设施配套的思路来促进产城融合。此外，还要注意逐步调整用地比例结构。既要改变一些城市为了提高GDP大规模 招商导致工业用地占比太高，造成住宅用地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地价推高房价的情况，又要避免一些城市工商产业空心化、房地产业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严重， 造成空城、鬼城的情况。从经验看，一个现代化的商业性城市，人均住宅面积大致应控制在50平方米左右，商业零售面积应控制在每2万元商业零售额一平方米 的范围内，写字楼的面积应控制在每10万元GDP一平方米的范围内，否则，就会
过剩，就会亏损，因为每平方米的营业额不足，会造成相应的写字楼、商铺成本无法收回。
二是要控制好土地供给总阀门。首先，要控制土地供应总量。一个城市的土地供应总量一般可按100平方米／人来控制，土地供应要做到“爬行盯住、后发制人”的原则来调控。其次，要加快落实中央关于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有关要求，加快推进建设用地指标跨省流转，增加城市群都市圈的用地指标供应，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最后，要控制拍卖价格。一般来说，楼面地价不要超过当期房价的1／3。如果发现地价在竞拍中被抬得过高了，政府可通过抛出储备用地来平衡地价而不是人为推高地价。
三是要管好资金供给渠道。首先，要坚决守住开发商必须以自有资金拿地这个底线，适当提高开发商准入门槛，以有效抑制开发商的杠杆率，防止金融资源透支。要加强房地产金融调控，坚决防止开发商多账户借款，防范“一女二嫁” 卖房等违规行为。其次，要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合理设定首付与抵押之间的杠杆比9。应根据不同需求层次和房价走势，实施差别化的抵押制度。比如首套房可以二八开、三七开，二套房五五开或四六开，三套房必须全款购买。一户家庭拥有三套房以上或者购买超过一定人均面积的住房可以不限购，全款买就是 了，前提是前两套房贷已经还清了，不能有抵押。现在这方面基础数据都有了， 很容易核实的。最后，要限制从事房贷业务的金融机构数量。美国的银行数量远远多于我国，但并不是每个商业银行都做抵押贷款业务，美国房利美、房地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等五大房贷金融机构就占到全部住房贷款的70％以上。事实上，房贷业务关系民生，是政策性很强的业务，应该让有限的十家八家金融机构来做，不能遍地开花，是个银行都可以搞按揭。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金融容易脱实就虚的原因———大家都把房贷做主业了。
四是要增加租赁住房供给。一方面，要完善政府公租房体系。总量上按照覆盖20％的城市人口、人均20平方米来配套；服务对象应该包括进城农民工、新生代大中专毕业生和城市住房困难户；同步配套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机构；布局合理，公租房与商品房大致按照1∶3来搭配；合理收取租金和物业费。
另一方面，加快培育商品房租赁市场。要形成一套租赁住房激励政策，包括租金可以用住房公积金支付、可以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租住房居民可以与产权房居民同等享受在教育、医疗、户籍等方面的待遇和服务。
五是要改革房地产税费制度。逐步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高端有遏制、中端有激励
和低端有保障的税收制度。对别墅等高档住宅，适当提高持有环节和转让环节税率，在提高持有成本的同时，抑制热钱炒作；中端有激励，就是让一般老百姓买得起自住房，建议适当提高房贷利息抵扣个人所得税的额度；低端有保障，不仅不收税，政府还应帮助建好公租房，用低价格保障老百姓住有所居。此外，还要加快房产税和土地增值税立法，健全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税收制度。三、未来：房地产市场运行将呈现五大特征，房地产企业要实现五个转变
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行业，产业链长，影响面广，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总的来看，未来房地产市场运行将呈现以下五个方面的新特征：
一是政府调控将以市场化法治化的机制替代行政性措施。在房地产持续高速发展，形成高地价、高房价、高库存的情况下，倒逼政府不得已采取行政性的“五限”措施———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今后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政府的调控措施也会从行政性的限制转向市场化、法治化的调控机制，从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这五方面解决好房地产调控问题。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这一重大决策是我国做好房地产调控的总遵循。
二是城乡一体化的土地供应。高地价是高房价的根源，如果城市土地供应不足，地价当然会炒上去。在过去一两百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耕地面积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所有增加，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农村居住分散， 人均建设用地在250平方米，而城市用地集约，人均用地在100平方米左右，所以从理论上讲，每位农民进城都会节约约150平方米的建设用地，若将其复垦为耕 地，耕地面积必然增加。所以城市化进程本应是农村建设用地大量减少、城市建设用地少量增加的过程，最终体现为整个国家的建设性用地总量减少、耕地增加。而中国的农民“两头占地”，农村的宅基地和建设用地没有退出，城市又必须匹配相应的建设用地，所以城市土地越来越紧张，同时耕地面积越来越少。将中央推动的新一轮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落实到位，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入市，实施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指标跨省交易，就能解决土地供应问题。
三是房地产建设将向城市群都市圈集中。过去十几年，房地产市场几乎全面开花、全面造房；今后几十年，随着建设城市群都市圈战略的逐步推进，房地产
建设将主要集中在三个热点地带：一是中心城市，即省会城市和同等级别的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二是大都市圈。超级大城市会形成都市圈，都市圈里面的一些中小城市也可能成为房地产发展热点。三是热点地区的城市群，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双城经济圈等。
四是新房交易规模将逐年降低。过去20年间，新房销售规模从1亿平方增长到了17亿平方，翻了四番还多。但未来十年，新房交易总量不仅不会增长翻番， 还会每年有比例地缩减，即呈现负增长趋势。原因在于过去驱动房地产高速增长的十个基本因素出现了拐点，增长势头在趋于下降。这种下降势头，在2035年前后，房地产年开发量降到了10亿平方米会趋于平衡，因为房地产有个50～60年折旧的因素。到2035年，中国城市住宅总面积可能在550亿平方米，按折旧率1．5％～ 2％，每年需新建10亿平方米才能平衡。
五是房价平均增速将与GDP增长率大体相当。在房地产供求关系方面，我国 已经进入了“局部供不应求，总体供过于求”的结构性不平衡阶段，房地产建筑总量出现过剩的现象。“供不应求”的时代结束了，推动房价上升的基本面动力已经严重不足。在货币属性方面，近两年内，国家“去杠杆、稳金融”政策已经让Ｍ2增长率大体上等于GDP的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可以预计，未来十几年间， Ｍ2增长率与ＧＤＰ增长率大体上将保持同步增长。房地产价格增速大体上不会 超过Ｍ2增长率，也不会像过去二十年那样大幅高于GDP增长率，与普通老百姓家庭收入的增长率大体相当。事实上，按照国际惯例和经验，正常情况下，一个双职工家庭如果买房的话，其支出不应超过其全部工作年限下家庭收入的1／6，否则就会影响正常生活。如工作40年左右，用6———7年的家庭收入买一套房是合理的。同样，如果选择租房，租金最好不要超过家庭月收入的1／6。目前，在一二线城市，由于土地供不应求，房地产开发量也供不应求，以致房价过高，超出了普通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而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却屡屡出现库存积压、甚至成为“鬼城”的现象，这些都偏离了“房住不炒”的定位，需要加强引导、逐步消化。
面对这一形势，房地产商过去高地价买地、高土地储备、高库存、高负债、高周转的模式将难以为继。因此，今后十年将出现五个方面的转变。
一是降低负债率。全世界房产商的负债率普遍都在50％以内，中国房产商的负债率往往高达80％甚至90％，原因就在于二十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地价、房价、销售量都出现了倍数级的增长，房产商认为大举负债拿地开发有利可图。
但在边际条件的调整以及国家有关部门的政策要求下，现实就会倒逼房产商进行调整，负债率降低至国家要求的“三道红线”以下，甚至降低到50％以内。同时， 房地产是重资产行业，房产商高利息负债等同于饮鸩止渴，今后房产商借高利贷进行开发的现象也将得到改观。
二是四面出击、盲目扩张的发展模式将会消失。近十几年来，许多房产商盲目扩张，到各个城市圈地、囤地，开发楼盘，往往一个时间段内五六个几百万平方米的大楼盘同时开发。这种四面开花、四面出击的做法，其结果往往就是自顾不暇、资金流断裂，形成烂尾楼。还有一些房企对自身定位不清晰，进行大规模跨界经营，从造房到造城，进而搞文化娱乐、搞工业制造业、搞金融等等，最后往往是鸡飞蛋打。这种现象也会逐步消失。
三是房产商法人数量大幅减少。2018年，在美国50个州的工商登记记录中， 注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超过500家，而2018年我国的房地产开发商达9．7万家， 意味着8亿左右的城市人口对应着9．7万家房产商，差不多每一万人就对应一家 以上的房地产开发商，这正是过去十几年地产大发展带来的“过热效应”。未来十几年，基于新房交易规模降低和房地产【联系微信da*dawk01】
业高质量转型的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必然会通过收购兼并、破产关闭、转型调整以及收缩减少二、三级子公司，房产企业数量大量缩减80％甚至90％，到2035年前后，有可能降低至一万家以内。
四是房地产企业经营的租售模式会发生变化。美国房地产企业基本上自己持有50％～60％的房产，用于出租，五至十年后房价上升的好处就都归房地产企业所有了。而我国很多企业做房地产几乎没有自持物业。这其实与市场竞争环境、自身资本结构有关。为了拿地、确保现金流不断，这些企业被迫搞“快进快出”。今后，中国房地产企业随着原始资本积累逐步完成，长期持有租赁的比例会逐步增加；ＲＥＩＴｓ等金融试点也在逐步展开。预计十年后，50％左右是商品销售产权房，50％左右是租赁房。50％的租赁房中，20％是由政府出资建造的保障性公租房，还有30％左右是房地产企业开发的商业化租赁房，形成2∶3∶5的双轨 制住房体系。
五是房地产将实现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未来的城市形态是绿色、低碳、智能的，这就对房地产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对目前存在的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房地产项目进行整改，帮助双碳目标的实现；通过数字化技术推动传统的房地产、建筑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助力智慧城市建设等等。总之，作为中国经济
发展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在数字化时代的发展空间依然巨大。在第二个百年阶段，房地产业必将转变发展思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创造房地产业数字新业态， 改变房地产业商业模式，打造开创性的、万物互联时代的中国式数字房地产。
今后在市场内在的必然约束下，中国房地产企业的经营模式将发生深刻调整，否则必将面临市场的洗牌出清。
总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要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方案”的指示精神，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和手段，推动“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我们就一定能够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促进房地产的良性循环。
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实现路径
（2022年1月12日）
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系统阐述了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基本原则和工作思路。总书记特别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总书记的这篇文章深刻阐明了促进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现实性、指导性。结合工作和学习经历， 我谈一点学习心得。
一、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和要求
总书记深刻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力透纸背，直指人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根本体现，是我们X的宗旨。共同富裕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没有共同富裕，社会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如果贫富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那么由于富裕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大量的低收入人群缺乏购买力，经济运行会出现消费不足、投资过剩。同样，如果出现阶层固化，富人的后代会躺平，因为不用干活也能躺赢；穷人的后代也会躺平，因为穷人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整个社会就会停滞、撕裂甚至动荡，整体经济循环就会陷入低效率均衡。共同富裕就是要跳出这种低效率均衡，形成多数人群收入达到中等富裕水平，呈现纺锤形收入分配结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代际间社会流动渠道比较畅通。这一状态下，新消费、新经济、新动能将异彩纷呈。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内循环会更加顺畅，经济运行将更有效率、更具活力、更加健康。从这个角度看，实现共同富裕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进一步的，实现了共同富裕， 马克思经典作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发生的生产过剩的矛盾将在社会 主义条件下得到有效解决，这也是社会主义ZZ经济学的重要观点。我理解，实现共同富裕，应有以下五个方面的路径要求：
共同富裕包含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这两件事不可偏废。一方面， 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物质前提。蛋糕不大，分得再好，意义不大。对当下的中国而言，尽管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我们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人均GDP 虽已达1.13万美元，但与北欧发达国家平均的5.6万美元，美国的6.4万美元差距较大。我们仍要聚精会神搞建设，把蛋糕继续做大。如果不继续把蛋糕做大做好， 只把蛋糕分来分去，那么蛋糕就会越分越小，最后不会共同富裕只会共同贫穷。所以，不要一说共同富裕，就整天想着分蛋糕的事，却把做蛋糕的事忘记了。另一方面，分好蛋糕也是进一步做大蛋糕的激励基础。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不会自动纠正因种种起点不平等而带来的结果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和增长停滞是必然现象，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无解的。所以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兼顾分好蛋糕，通过分好蛋糕进一步做大蛋糕，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二者要动态兼顾，相互兼容。
共同富裕是根据每一阶段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经济的基础以及社会的条件来制定标准的。也就是说，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定量、定性的标准，整体来说是分阶段推进，逐步提高，并不是一步到位。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阶段实施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共同富裕，在内涵和标准上是不同的。共同富裕的本质意图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不同阶段，表现形式和标准层次会有不同。所以，共同富裕不能犯急性子。我们现在刚刚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还有大量人群的相对贫困问题，而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比解决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困难。2019年我国有6.1亿人年人均收入仅11485元，月收入不到1000元。有关研究显示，若根据城乡一条线计算的相对贫困标准，2020年后全国相对贫困人口高约2亿人，其中农村贫困人口占了80%以上。因此，实现共同富裕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如能在2035年左右实现中等收入人群翻番、低收入人群减半、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共同富裕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共同富裕不是指所有人都达到一样的水平。这是错误的认知，也违反了共同富裕的原则。也就是说，共同富裕的原则并不是消灭差别，变成无差别。我们反对平均主义的共同富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我国吃过亏的。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与平均主义的分配伴随的是共同贫穷。事实上，我们应该承认，即
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存在起点不平等或过程不公平导致结果不平等的情况。实际上，一方面，由于自然禀赋、个人努力、外在条件等起点不平等的因素复杂作用导致的收入差别总是存在的；另一方面，由于行业改革不到位， 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现象陆续扩大，导致行业差别仍然存在。共同富裕不是把这三大差别归零。我个人认为，区域差别如用不同区域人均GDP的差异来衡量，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人均GDP倍数应当控制在2倍以内比较合理；城乡差别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来衡量，也应当控制在 2倍以内；全社会基尼系数控制在0.3-0.4之间比较合理。
共同富裕是共同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需要全体老百姓共同劳动、共同创造、共同奋斗、共享蛋糕，多劳多得，绝不是仅靠一部分人把蛋糕做出来，然后分给不劳而获的人。比如说，绝不是把东部的人劳动产生的财富简单转移支付给西部， 养着西部，而是在东部的支持下靠西部人民发挥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主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与全国人民一起实现共同富裕。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意味着多数人要靠劳动致富，劳动是参与分配的主要依据。这个劳动包括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包括了企业家的管理活动的劳动，包括了科学家的创造发明的劳动，也包括了投资者或者投资经理捕捉市场机会配置资本流向的劳动。同时，允许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但要有机会均等的机制。也就是说， 要让人民群众通过劳动积累而来的资金、房产等财富能够共同参与经济增长，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而不能因为体制机制的障碍仅仅由一小部分人独享财富增长的机会。
共同富裕应是整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结果，是体现五大发展理念的共同富裕。要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做大蛋糕，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的生产力基础；要把缩小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行业差别作为重点，着力推动协调发展；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促进绿色发展；要在与世界广泛交往中汲取文明精华、促进开放发展；要平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促进共享发展。换言之， 共同富裕与新发展理念是内在统一的。在操作上，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要尊重经济规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如，针对区域差别，要充分挖掘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研究提出一批科技水平高、带动效应强、符合国
家战略需要的大项目大举措；针对城乡差别，要着力破解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在优化资源配置中推动城乡融合；针对行业差别，则要进一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打破行业壁垒和垄断，以有效竞争推动行业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二、以高质量发展解决好三大差别
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总书记这一论断对我们思考共同富裕的路径具有方向性、指导性。事实上，尽管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长期存在的三大差别——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仍然较为突出。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将三大差别背后的收入差距即东西部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缩小到合理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在某一个时期一定有一个主要矛盾”。造成这三大差距的主要矛盾出在生产力的源头上，也就是说， 是直接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技术、资本和管理以及要素配置、竞争政策等因素不到位、不匹配、不健全造成的。推进共同富裕，要按照五大理念要求、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生产力的源头上把东西部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缩小，而不是在生产力环节上造成巨大差别后靠二次分配去调节，这样做才会事倍功半。所以，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从发展环节上探讨缩小这三大差距的具体方法和路径。
2020年，我国东部五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的人均GDP平均 达到10.5万元，西部六省（自治区）（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西藏） 人均GDP平均为5.3万元左右。这表明经过多年的西部大开发，我国东西部地区间人均GDP差距已由2000年左右的4倍逐步缩小到2倍左右，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我们还要看到，东部最富的省份如上海（人均GDP15.9万多元）与西部最落后的 省份如甘肃（人均GDP3.4万元）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接近5倍。现在的问题是， 怎么样通过生产力的优化布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让西部更快地发展起来， 使得西部与东部之间人均GDP的差距缩小到2倍以内。我认为，如果能够把西部的各种资源禀赋扬长避短地发挥出来，那西部的人均GDP的提升可能会比东部还要 快。
比如，与东部雨量充沛、土壤肥沃不同，我国西部严重缺水，降雨量一年只有200~600毫米，跟东部动辄1200~1800毫米的降雨量根本无法相比，但这不等于
就不能发展农业。西部有广袤的土地，可以向以色列学习，在戈壁滩上规模化发展滴灌农业。根据有关资料，这种农业需要的滴灌设施的搭建每亩地大概需要一次性投入25万到30万元，产出一般可以达到5万~6万元人民币。假设以500亩为单位建设大棚设施，有若干个大公司逐步覆盖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预计将产生7500 亿人民币的产值。这些农产品既可以卖到我国东部去，也可以卖到欧洲去。而实际上现在新疆、甘肃或者内蒙古已经推广普及了很多与以色列相同的农业滴灌设施，但是需要规模化的发展，把广袤的土地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再比如，西部地区阳光充沛，雨量较少，地域辽阔，恰恰给建设光伏发电产业创造了充足的条件。[1]如果有一批超级大的光伏企业在新疆建设光伏电厂， 规模达到十亿千瓦的装机，每年能够运转1500小时的话，就可以产出1.5万亿度 电。按每度电0.2元计算，就是3000多亿元的GDP。整个新疆一共只有2500多万人口，这样一来，人均GDP就可以增加1.2万多元。可以按类似的思路在新疆、青海、内蒙古的沙漠或戈壁布局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光伏发电，达到几十亿千瓦的装机规模。这些清洁能源发的电可以通过我国的特高压输变电技术输送到东部去，形成新的西电东送。[2]类似这样的思路已经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有所体现，比 如明确支持在河西走廊、新疆建设大型清洁能源基地。这些清洁能源在未来的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内，就可以产生人均两三万甚至四五万的GDP。
此外，新疆地下还有石油，四川、重庆还有大量的页岩气。2020年我国石油进口5.42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73%；天然气进口1亿吨，对外依存度43%。整体来说中国缺油少气，对外依赖度达到了70%以上。所以，如果在西部大规模发展油气资源能源开发，以后能源安全的问题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将来，我们不需要再进口那么多原油，而且原本自产的2亿吨原油也可以不再用于炼油，而把它作为石油化工等生活生产中需要的材料，把这些东西高质量的生产好，也可以帮助提升GDP。
这几个例子表明，只要我们尊重规律、扬长避短，是可以在生产力源头上提升西部的发展动能的。但这背后的运作离不开五个“大”。第一，一定是大资本的投入。无论是类似滴灌农业还是光伏发电这样的项目，都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体现其经济性，这是由西部的资源禀赋决定的。第二，一定是由大企业集团来建设，不论是国有、民营还是国外的公司。这倒不是歧视中小企业，而是因为中小企业根本无力承担这笔巨额的支出。第三，要用大技术，也就是要用高科技。过去也有大企业和大资本，但为什么没有人干呢？因为没有高科技。现在有了高
科技才能有高产出。第四，要面向国际国内大市场。比如滴灌农业项目，这与过去服务本地方圆几十公里的小农经济不同，这种项目的产出要通过与掌握国际供应链的企业合作，分销到全世界，分销到内地各个终端。第五，一定要有配套的大系统。比如滴灌农业规模化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有高效的物流运输体系分拨国内的其他地区以及欧洲；比如光伏基地需要有特高压输变电系统才能把电由西部输送到东部的负荷地区。
事实上，这些年我们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油东送以及正在发展的东数西算、下一步规模化发展清洁能源基地和特高压直流输变电都是属于这五个“大” 的。正是通过这五个“大”，西部大开发自2000年以来在缩小东西部差距方面成效显著：西部与东部的人均GDP之比由4倍以上降到现在的2倍左右。按这个思路 发展下去，十年以后通过新能源、清洁能源的发展可以使西部的GDP翻一番；再 通过地下资源的开发、设施农业的发展让西部的GDP可以再翻一番，那么东西部 差距就会从如今的2倍缩小到1倍多。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东部给西部的转移支付可以继续推进，就可以更好地缩小东西部差距。
根据2013年的统计公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二者相比3.03倍。到了2020年，按常住地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4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前者是后者的2.56倍。前后对比，X的十八大以来，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的城乡差距得到了大幅改善， 特别是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绝对贫困历史性消除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是根据2019年的数据，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 全部居民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 元，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3]这6.1亿人多数还是在农村，所以继续深化改革、缩小城乡差距，任重而道远。那么，怎样缩小城乡差距呢？根本办法仍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大农村的蛋糕，从生产力的角度缩小城乡差距。那么，什么是造成城乡差距的根本性因素呢？我认为，现阶段造成中国城乡差距的主要矛盾是城乡二元体制：即城乡之间基础性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金在流动循环的制度安排上是脱钩与分裂的。缩小城乡差距最基础的工作仍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阻碍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城乡二元体制。
中国农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97%的年收入来自劳动收入，几乎没有财产性收
入。而城市居民的房子、股票等各种财产性收入，可能占整体收入的50%以上。 虽然农民每家每户都有一亩三分地，但这一亩三分地尚不能变成可以产生现金流的信用品，无法给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这就是典型的要素资源循环不畅通的问题。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村“三块地”即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依法有序流转做了系统性的顶层设计，试图开辟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4]2019年8月，新的《土地管理法》获得通过并颁布，从法律上明确了过去限制转让、出租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将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可以出租、出让并可以转让、赠予、抵押使用权，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权同价。[5]2020年3月，中办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深入推进建设用地整理，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土地要素保障”，并且还要“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这几项法律、政策的基本逻辑是通过盘活农村“三块地”，实现土地资源依法有序流转，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比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按照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的方式流转，意味着无论卖出多少钱，全部直接留给农村。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的土地级差收入就得到了提高，而且越是大城市边周边的农村土地，级差收入就越高。这些级差全部会返给农村。其中20% 会补给村集体或乡政府，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余的70%~80%则要反哺给出 让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农民。加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逐步完善推广，农民和农村因“三块地”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会逐步增加，城乡差距会得到较大改善。
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差异，形成了两种制度，农民哪怕在城里打工十年、二十年也无法落户城市。城市的居民普遍享有的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以及就业等社会保障，农民工却并不享有。即使是在交通事故赔偿方面，城市居民和农民工所获得的赔偿费用也相差很多。而且由于不能落户城区，使得农民工的实际劳动时间减少一半。[6]X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在积极推动这方面的改革，提出到“十三五”末要实现2亿农民工就地落户城区。近两年，这方面改革进一步加快。[7]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亿人。预计到2035年，沿海地区的城市会再消纳1亿农民工，内陆城市也可以再消纳1亿农民工。这2亿农民一旦成为城市居民，经过十到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成为城市中的中等收入人群。到时候， 城市中等收入人群就会从现在的4亿人增长为6亿人。与此同时，通过深化改革等
各方面措施，城市原有的中等收入人群会再增加1亿；而留在农村的农民，由于 “三块地”政策的逐步落实，财产性收入会不断增加，其中也将会有1亿人步入 中等收入人群的行列。所以到2035年左右，中国就会有8亿人成为中等收入人群， 而低收入人群从6亿减半为3亿也将有可能成为现实。
随着土地和劳动力这两类生产要素城乡流动的障碍逐步消除，资金要素也会逐步流向农村中国的金融资产大概有300多万亿，其中贷款余额250多万亿， 这250多万亿中差不多有50万亿是政府性债务，有150多万亿是各类工商企业的贷款，剩下的近50万亿是来自居民家庭的贷款。而其中城市居民的各种贷款累计占居民家庭贷款的90%。换言之，剩下的4~5万亿贷款来自6~7亿的农民和农民工。而且很多农民工好不容易有了点余钱，也大多会寄回家，而家里收到这笔钱也大多会存到当地银行。银行获得这些存款之后，最后会集中起来放贷给当地的城市去使用。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往往是城市拿了农村的资金去使用，资金要素进一步割裂，最后造成金融资源产生的财富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分享到农村。背后基本原因仍与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的流动限制有关。一方面，农村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尚未有效流转起来，农民的宅基地质押融资的功能尚未得到有效体现；另一方面，与城市工商业比，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受到一定限制， 以致农业的投资回报不高。这反过来说明，随着农村“三块地”的逐步有序流转、农业富余人口进城落户，城乡二元体制逐步瓦解，农业农村吸纳资金的能力会逐步提高，资本下乡促进农民富裕的机制会逐步健全，城乡差距也会因此逐步缩小。
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状元，这三百六十行主要说的是城市里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逻辑上说，市场经济发育比较成熟的时候，市场本身的资源配置机制会把各行各业的投资回报互相拉平。也就是说，做银行的投资回报跟做保险的会差不多，跟做制造业的也会差不多；制造业中的石油化工、汽车和轻工纺织也会差不多。因为资本在行业之间会有一个市场化流动。如果这个行业的回报特别高， 资本就会往这边涌，这个行业的蛋糕就会被瓜分，分了以后，最后各个行业的投资回报会相对拉平。但我国现阶段一些行业收入崎高，突出表现在三个行业：金融业、互联网和房地产。
金融业
中国现在有4000多个上市公司，其中金融业的上市公司有40个左右，包括20 多个银行，还有一些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等。这些金融企业一年的利润占了整
个中国4000多个上市公司利润总和的50%左右。剩下4000多个来自工商业、服务业等各行各业加起来的利润总和与金融业利润占的比重大体相当。而这就造成了金融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的年收入动辄就是500万、800万人民币，甚至达到1000万、2000万。相比之下，其他的工商产业的董事长、总经理们的收入却低很多。现在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大概60万到160万，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如果不考虑股权分红 和资本利得的因素，一年的收入大概也只有200万到300万。出现这五倍甚至十倍的差距，不是因为那些金融业的董事长真的有那么大的本事拿这么多钱，而是因为金融牌照产生的垄断租金。实际上，我们不妨对比一下美国：华尔街同样有4000 多个上市公司，排在前十位的其中有八个是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包括苹果、Facebook等；但在我国4000多个上市公司中，排在前十位的其中有八个是金融机构，另外两个一个是地产公司，一个是茅台酒厂。这些都说明了金融行业的高门槛和牌照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这些行业获得了超额收益，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因此获得了超过其能力和贡献的超高收入。
互联网行业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壮大，在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同时， 为广大中小企业开拓了新的营销渠道。但也出现了市场垄断、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问题。一些企业在竞争中往往通过“掐尖式并购”，把一些可能产生颠覆或竞争效应的小企业收入囊中，试图达到限制竞争的目的；或者通过巨额融资、以“烧钱”的方式来抢占“入口”、占领用户，一旦形成垄断后就赢者通吃，抬高门槛、拉高定价，搞价格歧视；个别头部企业借助已经形成的市场优势大肆向金融领域扩张，美其名曰“商业模式创新”。这时候，小公司想要到这些平台来开店销售商品，它们就会收取20%或者25%的上架费。这种不合理的市场垄断带来了显著的财富聚集效应，拉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对这种情况，如果前面搞了垄断， 后面采取征税的方式来平衡，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的。正确的做法是先要在源头上做到相对平衡，即加大反垄断力度，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市场有效竞争。要针对其业务模式的不同特点提出监管的思路，特别是要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利用信息和数据优势涉足民生和金融领域的监管， 有序引导其逐步剥离有关业务。
房地产行业
近十几年来，在各路资本的涌入和加持下，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我国的房地产建设面积从二十年前每年1亿平方米发展到如今每年17亿平方米，
房地产公司从几千家发展到几万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房价从每平米1000元上涨到如今最高每平米20万元，最终导致“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个概念异化成为“房子是用来炒的”。自然，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财富畸形的分配。这不仅仅是房地产行业从业人员收入崎高的问题，还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涨，买房早、买房多的比买房晚的、没房的在获取房产增值收益方面形成了天壤之别。所以近年来，X中央一直强调房地产行业要回归“房住不炒”的定位，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努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最近一段时期， 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下行压力，一些头部房企由于杠杆率过高出现了流动性困难， 正是矫正房地产行业畸形发展的好时机。建议短期内以稳为主，适当调整紧缩政策；同时，着眼长远，通过调整个人住房信贷政策、大力发展租赁住房市场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来实现标本兼治。
总之，纠正这些行业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关键仍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行业运行的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层面进行调整，实行源头治理。而不是在生产力造成畸形的极端之后再去通过二次分配来调整。换言之，实现共同富裕，先要从生产力的第一线，从供给侧结构性的制度安排，从区域的资源优化配置，从城乡的要素循环和行业的协调平衡去解决，这样才会从基础上平衡好共同富裕，最终形成高质量的发展。
三、处理好三大分配之间的关系
总书记强调，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当影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协调、城乡统筹、行业均衡的体制机制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后，为了促进共同富裕，我们还要做好分配的工作。其中，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二次分配讲公平兼顾效率，三次分配讲自愿、讲道德。这是三个分配的基本格局。这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是：一次分配是基础，二次分配是关键，三次分配是配套和辅助补充。有人说， 如今我国前面两次分配都已经做得很完善了，应该将重点放在三次分配上，提倡大家捐款。这种理解是绝对畸形化的歪曲事实的理解。
这里的效率代表的不仅是劳动所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则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正如前文所言，关于农民，不能仅凭借农民从事农业活动的勤劳程度决定他的分配，而是要把被征地动迁的土地要素流转带来的收入大部分分配给农民，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此外，农民对其拥有的土地，比如宅
基地和承包地等也同样拥有益物权，这是一种财产权利。农民可以用这些地做融资抵押，申请到贷款，有了这些贷款，农民就有了靠资金要素来获取收益的可能， 其收入就会有所增加。这种因赋予农民土地要素的流转而形成的收入分配，都属于一次分配。所以，一次分配讲效率不仅仅是按劳动来分配，而是包括要素在内的多样化的分配方式。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如何利用资本市场做好一次分配。其实，这方面发达国家非常有经验。比如，美国股市总市值中有大约63%左右由机构投资者持有，其中 各类共同基金占了三分之一。而这些共同基金的一大来源就是各种退休金。[8] 正是在此类养老基金的参与下（占美国股市市值规模30万亿美元的30%），加上 美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战略投资者等的长期投资（占了股票市场的40%），美 国的资本市场才形成了以长期资本为主、机构投资为主，散户投资、短期基金投资为辅的投资格局。这种机制也让美国的普通工人分享资本市场增长的红利。所以，我们看到，疫情之下，尽管美国失业率连创新高，但由于股市在持续上涨， 工人来自资本市场的财产性收入并没有收到太大影响。这个故事启发我们，如果能够进一步拓宽社保资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渠道，我国资本市场的长期资本就会增多，广大老百姓也可以在股市成长中受益。事实上，除了养老、医疗保障基金外， 还有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补充养老保险金），这些基金也都应该加大在资本市场中的投资比例，而不能仅仅是存银行拿利息。这既是为资本市场提供稳定可靠的长期资金来源的需要，也是这些基金自身保值增值的需要。在未来，这些资金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交给类似社保基金管理机构那样的投资机构来管理，实现7%以上的年化收益率，可谓一举多得。
一次分配主要在市场主体端，根据国家的法律和市场的机制来运行；二次分配则由政府主导，是直接由政府推进的分配，讲的是公平，是整个分配关系当中最关键的概念。二次分配包括政府制定的税收、社会保障的五险一金以及转移支付三个方面。
重点谈一谈税收。税收包括直接税与间接税两种。所谓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不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纳税义务人能够用提高价格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别人的税种。具体而言，增值税、消费税以及关税等都属于间接税。直接税是指直接向个人或企业开征的税，是指纳税义务人就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具体而言，房产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遗产税等属于直接税。间接税由于可以转嫁，
对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不如直接税。在未来，要逐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建议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累进、最高45% 的所得税率，在全世界算是较高的。我国每年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发展中国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罗斯都要低。之所以这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边际税率下，很多私营企业主在企业不领工资， 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25%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 要么将企业迁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税。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率应该小于或等于企业所得税率，现在企业所得税降到了25%，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 也应由45%降到25%，相应的级次税率也应下降。此举不仅不会减少税收总量，反而会扩大税基，刺激消费，形成税收总量的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
建议进一步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占数量80%的小微企业吸纳了70% 的就业。2018年7月，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持续三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 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18 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9]2019年1月，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又该优惠政策进一步放宽：对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100万-300万的部分按50%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10]2021 年4月，两部委再次发布公告，对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的部分，减按12.5%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11]这些政策将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降到了5%，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为优惠的政策了。建议将这一短期性临时性政策转变为长远的基础性制 度，上升为法律，以稳定社会预期。
除了所得税外，直接税还包括房地产税、遗产税和馈赠税。这些都是现代国家财税体系中重要的直接税税种。目前，我国正在试点房地产税，未来将逐步推开。今后还要研究推出遗产税和馈赠税。当然，我们还要考虑税源的国际竞争因素，不能孤立的谈提高直接税比重。比如，法国在奥朗德时期推出了一项比较左倾的政策，即收取高达70%的遗产税。这项政策一经推出，法国的富翁和企业领袖们纷纷选择离开法国，移民去税收较低的英国伦敦，很多企业家也将公司总部
也迁到英国。这样一来，英国因此获得了一笔巨大的财富，而法国的资产财富却大量流失。由此可见，想要解决平衡性的问题，还需要统筹国际竞争的考虑，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财富流失。
三次分配主要指自愿性质的捐赠。现在不少人富起来后有回馈社会的愿望， 社会责任感很强，但由于我们这方面相关的税收制度不健全，方便老百姓做慈善的通道还不够畅通，相关社会组织和行业监管尚不成熟，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完善。比如，通过免抵税可以有效激励人们从事公益捐赠。日本有一位首相， 他的母亲十分富有。母亲去世后，给这位首相留下了一套价值不菲的别墅。日本当时的遗产税率是50%，所以他如果想继承这套别野，必须交纳遗产税。但是他 却拿不出这笔钱。当然他也可以卖掉，但是这是他母亲留给他的财产，也是一种纪念。最后他把这套别野捐给了国家。这样一来，他就不用交遗产税了。美国也有类似的捐赠免抵税的立法，旨在鼓励其富裕人群自愿捐赠。
中国也在完善捐赠免抵税的有关政策。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根据《个人 所得税法》，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此外，对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实行全额税前扣除。[12]在受赠对象方面， 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放宽了受赠对象的限制。[13]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表明，我国正在加快形成日益规范、透明、法制化的公益性捐赠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三次分配中捐赠税前扣除若与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实际税负的有关政策结合起来，不仅可以让一次分配更有效率，还有利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加大捐赠的力度，促进三次分配，进而为共同富裕作出更大贡献。
注释：
科学研究表明，地球表面接收一个小时的太阳光就可以让人类使用100 年；若在新疆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一个规模达20万平方公里的光伏发电项目，产出的电量就够整个全中国使用了。当然，这是理想情况。
前不久，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建成投运受到广泛关注。根据公开的报道，该项目于2018年11月开工建设，2020年12月30日全面建成投运， 是我国发展先进输电技术破解特大型新能源基地集约开发世界级难题的重要实
践。这背后是青海利用其自身丰富的光照和风力资源在“十三五”期间陆续建成了两个千万千瓦级的可再生能源基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新的《土地管理法》还明确征地将受到为公共利益的前提限制，被征收土地不再按土地年产值一定倍数补偿，而是综合考虑未来发展增值空间、制订区片综合地价，为被征地农民提供稳定社会保障，从而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与我国城市职工一般60岁退休不同，农民工一般干到45岁左右时。随着 年龄增大，沿海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聘用他了。他本来可以干到60岁，现在只到45岁，少掉了15年，少了15年就等于就业工龄少1/3。同时，农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时候，一年12个月总有两个月回家探亲，这两个月回家相当于一年的1/6。1/3+1/6=1/2，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因户籍制度大体减少一半。也就是说， 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改善农民工待遇的问题、人权的问题、对农民关爱的问题， 同样也是生产力问题，是人口红利的问题。
在2019年12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和2020年3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均明确提出放宽城市落户限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 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
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
其中“401（K）计划”扮演着重要角色。截至2019年9月30日，美国30.1 万亿美元的退休金中有9.3万亿投资于共同基金，其中来自于401（K）计划的资 产为3.8万亿美元（占401（K）总规模的64%），占共同基金资金来源总额的19%。而401（K）计划形成的资产的投资绝大多数不是由企业自己来操作，政府也不帮企业归集操作，而是通过招投标交给私募基金，由最优质的大型私募基金帮助运作。
[9]2018年7月，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8〕77号）。随后，针对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扩围后如何征管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0号）。
参见《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13号）。
参见《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税〔2021〕12号）。
实行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全额税前扣除的，包括向教育事业、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符合条件的基金会、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和地震灾区等的捐赠。
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演讲
“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主题
（2022年5月14日）
我感觉我们的创新模式与美国有较大的差别，接下来十年，我们的创新模式将接受挑战。美国通过创新、（高端人才的）移民、全球化-生产效率低的产业转出去，自己发展高端科技、高端制造，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循环，实现其增长。
我国则是制度红利、人才红利、全球化，我们与美国形成非常好的互补，美国将中低端转到中国，我们再卖回美国，典型的例子是苹果手机，这个过程中， 互惠互利。
这个过程中，中国学习到很多，也发展了我们自身，结束了极度落后的历史。取得巨大进步。
如果对我们创新分类的话：客户中心型-众多互联网公司；效率驱动型-制造业体系上，而在工程技术型创新（特斯拉）、科学研究型（生命科学、航天航空等）与美国、欧洲有很大差距。
大国之间竞争是经济，经济的焦点是科技，我们要实现转变。
非常赞同薛澜教授的观点：尽管我们的研发投入接近美国，但美国20%投入到0-1的基础领域，我们只有5-6%，我们杂、散、小，要做调整。
关于资本市场支持创新。我说下意见，我们资本市场很大，但应有的功能， 如晴雨表、配置功能等，没有显现出来，我们翻了三翻，但股票市场没变化。结构性、基础性上有三个问题。
融资端看，推出了注册制改革，上市公司数量超过4000家，2000年是突破1000 家，加速扩容下，抽血压力大，场外资金观望，停止发行-恢复发行，最近几年一直在发行，股票不涨了，关键是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有进有出、有呼有吸、只吃不拉，否则成为垃圾的市场。美国上市、退市数目基本相同，退市不到位， 我们的股票市场是搞不好的。
投资端：长期投资占比少，缺少稳定回报。个人，机构不太敢往市场里面投。美国机构投资者占60%，中国仅为13%，我们缺少长期投资资本，散户化，解决办法，企业年仅、商业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积累长期投资。
机构端：尽管有一百多家，竞争力不够、集中度很低，公募基金17.8万亿， 与美国比规模小，投资股票市场的仅10%，服务实体经济远远不够，要加大机构
投资者的力量。代表国家的机构投资者都没有信心，靠散户做这个事情，情何以堪啊。
建设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性、关键性举措
在第四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2022年4月26日）
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我发言的主题是建设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性、关键性举措。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印发，我想从这个文件谈起，谈一点我的认识和心得。
从规模而言，中国人口有14.1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接近20%，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某一类产品，中国无法自给，要靠进口，就可以立刻产生20%人口的市场需求。
如果某一类产品，中国自己自给自足，就相当于覆盖了全球人口20%的市场份额，再加上一部分产品出口海外，假设出口份额占全球10%，就等于中国供给了全球30%的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欧最发达的国家，比如说德国、法国、英国，他们人口都在6000-8000多万人，只占全球人口总量的1%左右。
日本1.26亿人，美国3.3亿人，整个世界高收入国家的总人口也就在12.15亿人，而中国一个国家就有14亿人，对于全球供需格局的影响比整个高收入国家的人口规模还大。
就市场结构而言，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大市场，所谓单一市场是指法律体系统一，税务体系统一，商业规则统一，语言文化统一的市场，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单一市场。
遵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体系，汉族人口在中国人口民族结构中占主体地位，占中国总入口的91.1%。各民族和谐稳定，均衡发展，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全国通用，商业规则和市场环境是大体一致的。
这一点中国和印度很不一样，印度说起来也是一个拥有14多亿人口的大国， 但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碎片化的散装市场。
印度是一个有28个邦，6个联邦属地和一个国家首都构成的联邦制国家，每个邦都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在宪法之外还有各自的法律体系和商业规则，各邦之间的要素商品的流动，面临重重壁垒。
印度有100多个生活习惯各不相同的民族，其中人数最多的印度斯坦族也仅
占总人口的46%，印度的宗教信仰种类繁多，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佛教等。
各个宗教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印度还通用多种语言，仅官方通用语言就多达22种，有121种语言的使用人口都在1万人以上。此外，印度还传承着等级森严的种性制度，将人分为五等，不同的等级人群之间也不是统一的市场，可以说印度是由20多个大大小小的散装市场构成。
正是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加上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造就了中国工业独一无二的强大竞争力，会对全球供需格局造成巨大的影响，进而带来原材料价格全球分工，产业配套等一系列的剧烈变化。
最终体现在产品价格上，出现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现象。一国产业竞争优势大致有以下几种，有因为技术领先形成的技术优势，有劳动力供给充足，成本低廉，形成了劳动力比较优势，也有某种资源禀赋优质，而具备的资源优势，以及油、电、煤、气、运等各类要素成本上的比较优势等。
中国工业制造业最大的竞争力就在于规模优势，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劳动力成本，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实际上劳动力成本往往在制造业总成本中，占比在10%左右。
劳动力成本高一点，低一点，只能影响总成本几个百分点，而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就能够大幅摊薄制造业的各项成本。
而且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劳动力成本也会被摊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规模又是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一旦达到了充分的规模，就可以把价格压低30-40%左右。
一类产品只要中国能够生产，马上就能够大幅度压低同类产品售价，这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所在。
美国一些专家和政客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产品这么便宜，所以老是对中国企业搞所谓的反倾销调查，实际上他们不理解中国市场的特征，倒是那些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包括美国公司，他们尝到了甜头，一直看好中国市场，即使在疫情冲击下，还加大对中国的投资。
在这个意义上讲，那些鼓吹与中国脱钩的想法是短视的，是不会成立的。
四个具体的问题，需要持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不是天生就有的，也是一个发育发展的过程。刚才说的这种优势，并没有完全充分发挥出来，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这个大市场至少还有四个方面的短板，或者缺陷。
对此，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钱颖一教授有深刻的观察和著述，这种地区竞争有如市场经济一样，是一个无形的指挥棒，驱动着地方政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营商环境，出台优惠政策和招商引资等，这是地区竞争带来的积极效应，好的一面。
但是地区竞争也有负面效应，各地为了本地GDP和税收，拼命上项目，加上产业总体上处于低端环节，以至于出现了较大范围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
因为同样的逻辑，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地的企业，甚至保护落后产能， 阻碍了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产能过剩此起彼伏。近年来，生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这种现象有所减少，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
在交通物流市场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城乡市场差距比较显著，制约着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
比如在能源领域，油气进出口仍然高度管制，中国是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 却在能源定价上，在全球上缺乏话语权。这与我们高度管制政策有关。再比如在电力领域，直到去年出现大规模电荒，煤电上网电价才逐步放开。
此外还有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一些领域的市场
准入不同地方的政策各不相同，企业在一个地方能注册，再换一个地方就不行等。
第四，资本在部分领域无序扩张，甚至形成市场垄断。比如说近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不仅扰乱了城市规划，还绑架了中国经济，以至于宏观调控投鼠忌器，被动应战。
再比如说金融业脱实救虚，畸形发展，目前金融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大量资本争夺牌照资源，银行表外业务急剧膨胀，大量资金空转在实体经济之外，一些资本打着金融创新旗号，大搞老鼠仓，哄骗老百姓，前几年盛行的P2P就是典型。
再比如说互联网行业赢家通吃，野蛮生长，出现了限制竞争，赢者通吃，价格歧视，泄露个人隐私，损坏消费者权益，风险隐患积累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监管滞后，甚至监管空白。所有上述现象反映了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仍需要进一步规范，进一步改革。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从总体要求，市场基础规则，市场设施，要素和资源市场，商品和服务市场，监管和市场秩序，组织实施保障等方面，一共提出了30条意见。
我理解其核心意图就是要进一步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性堵点，推动形成全国大致一致的市场环境，推动这个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由大到强的转变。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在经典经济学教科书中似乎很清楚。有句俗话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似乎政府与市场之间各有分工，泾渭分明的。
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高度集中计划经济进行改革，而逐步形成的，经历了一个发展发育的过程，尽管经过多年改革，市场经济四梁八柱，已经竖起来了。
但离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仍有不小的差距，更何况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的理解是有为政府才能催生有效市场。
中国这样的超大市场转型中的经济体，必须发挥政府在提供基础性制度，基础性市场设施，要素资源市场化方面的积极能动作用，与市场制度的有效供给， 促进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把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活力，完全释放出来。
第二是促进区域良性竞争，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意见》的一个意图，是要对区域竞争负面效应进行系统的矫正，而实施这种矫正，从目前看已经具备了技术条件，也是顺势而为。
从技术上看，近几年各地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要做的是统一标准，统一规则，统一接口， 让市场主体在哪里都能享受到一样的制度供给。
从趋势看，随着中国市场的发育，地区之间竞争日益从过去围绕低端产业的同质竞争，向依据各自比较优势进行深度分工的差异化竞争转变。
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全面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背景下，各地的比较优势正在深刻的调整，过去昆明的鲜花只能在本地消纳，需要人们到昆明去赏花，现在得益于冷链技术的进步，航空运输的便捷和电商平台的加持，昆明的鲜花隔日甚至当日， 就能送到上海、北京和深圳的家庭，这是因为技术的扩散，比如深圳的冷链技术， 商业模式的创新，杭州的电商平台的推广，带来市场覆盖范围的扩大，把昆明鲜花配送范围由本地扩展到了全国，这是一个典型的故事。
这个故事没有统一的大市场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故事也让欠发达地区获得了新的比较优势，换言之，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正是要让更多这样过去不可能的故事成为可能。
第三是畅通内外双循环，强制中国引力场的内在要求。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一方面源于加快形成供需互相促进，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的需要。
另外一方面，也是更好的参与国际大循环的需要，是以国内大循环的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来牵引国际大循环，进而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的需要。
当前，ACEP已经生效实施，未来超90%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大幅度放开，非关税壁垒大幅度减少，中国还提出了申请加入CPTPP，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参与的FTA越来越多，标准越来越高，中国与国际大循环交易成本将趋于下降。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国内的市场还是分割得低效，要素资源在地区之间，行
业之间，自由流动的成本还比较高的话，就失去了开放的意义。
换言之，做好国内市场的功课，是我们更好参与国际大循环，国际竞争，形成吸引集聚全球要素资源引力场的根本所在。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
稳有基础、稳中求进，构建更具竞争力和进取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2年中期）上的演讲
（2022年6月25日）
一、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
当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的经济运行都受到了三个基本因素的冲击和影 响：一是新冠疫情反复延宕；二是俄乌冲突升级；三是国际地缘ZZ竞争加剧。所以，最近关于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各种观点比较杂，也比较多，有人以新冠疫情冲击为由，说全球化转向了，供应链要近岸化；有人以俄乌冲突为由，说全球化终结了，新冷战开始；也有人以个别国家搞逆全球化为由，说全球化倒退了。总之，无非是说过去以水平分工为代表的全球化到头了、碎片化了。所以，全球供应链要大调整。这些观点看上去挺吓人，但实际上很短视，对此，我们应该看看跨国公司上半年来是如何安排供应链，又是如何应对供应链不确定性。
实际上，全球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发展，总是在曲折中上升，总是有各种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中有确定性的主体，跨国公司应对种种不确定性时，基本有两种确定化的策略。
一是产地销，就是在一个地方生产产品后，直接销往世界各地。这种模式下， 一般需要当地营商环境符合至少五个条件：一是当地产业链配套比较齐全，容易形成各种产业链集群；二是交通物流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三是劳动力素质高成本相对低，并且足够充裕；四是开放条件好，企业进行进出口贸易比较便利； 五是当地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配套相对齐全。企业生产出产品后从产地直接销售到全球市场。
比如，苹果手机有一半出自于郑州富士康，2021年苹果公司出货1亿台手机， 绝大部分由苹果公司销往世界各地，这背后是围绕着郑州富士康的大量产业配 套，集聚了零部件供应商、运输企业、其他组装环节厂商等，甚至为富士康设立了综合保税区，形成超千亿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另一种是销地产，在主要的销售市场组织生产，直接满足当地需求。这就需要当地的市场足够大，与产地销相比，销地产有四个优势：一是可以绕开进口保护关税的限制；二是由于在销售地组织生产从而降低物流成本；三是可以更加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根据当地客户需求调整产品设计，更加敏捷地满足客户需求；四是由于在当地组织生产，税收、利润和GDP都留在当地，可促进当地就
比如，2021年，美国通用汽车在全球销售汽车600多万辆，其中在上海和柳州的通用工厂每年合计生产300万辆，在中国销售290多万辆，是典型的销地产。2000年，通用汽车在全球销售汽车800万辆，现在它在全球的销售量缩减到600万辆，这600万辆中有近300万辆是在中国生产、销售。除中国之外，它在世界各国也就销售300万辆，从当年的800万辆降低到300万辆，所以，通用汽车在中国市场实行销地产不仅可以规避中国对进口乘用车高额关税或其他的非关税壁垒，还可以通过占领中国市场，持续不断地研发适合中国消费者偏好的产品，使得它能更好地适应与其他车企在全球的竞争。同时，随着中国继续扩大开放，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断下降减少，贴近中国消费者，以中国销售为其高额研发融资，进而维系全球竞争力，是很多跨国企业的首要考虑。
跨国公司选择产地销和销地产两种模式是精心计算的结果，是考虑了各种不确定性后的理性选择和最佳方案，这两种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减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冲击。比如产地销模式，苹果公司和富士康之所以选择郑州作为生产组装基地，是因为郑州劳动力资源丰富，物流和相关产业配套好，是经过系统考察精心计算后的决策，绝不是随意的投资冲动。同样，通用汽车之所以选择上海、柳州作为销地产的基地，也是因为可以近距离地获得客户，而获得客户是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的确定性。所以，综合这两种模式，我们反过来思考全球化， 未来只要人类社会各种消费需求在不断增长，跨国投资贸易不会停止，还会继续增长，只不过将会以更加集约、更加经济的方式来呈现。
在这里我想强调，中国经济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因为中国是世界独一无二、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产地销和销地产这两种模式在中国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施展，事实上与印度碎片化的市场不同，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加上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造就了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强大竞争力，进而造就了不会轻易被撼动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分工格局。具体而言，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可以大幅摊薄制造业的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发成本、甚至原材料采购成本，这种规模优势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一 类产品只要中国能够生产，马上就能够大幅度压低同类产品售价。这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所在。此外，中国拥有世界近20%的人口，一个产品一旦占 领中国市场，相当于覆盖了20%的世界市场，在这个意义上，搞销地产对我国来 说也是一个机遇。同时，产地销和销地产两种模式还有利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发展格局。销地产的部分产品可以外销，产地销的部分外销产品也可以内销。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斯拉在如今情况下，仍然宣布扩大产能，再投入几十亿元在上海进行二期建设。
二、应对新挑战需要稳中求进，建立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
前面说到稳，光稳还不够，还需要进，只有进有所取、进有所成，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我国在某些领域受制于人的境地。为此，要在产业链、供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的质量和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进一步发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单一市场产地销、销地产的优势，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
下一步，我们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努力实现新进展、新突破：
一是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对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集群招商转变，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节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链集群。从这次疫情应对来看， 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链自成体系的地方恢复起来要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快要好。集群化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疫情期间更突出了其竞争力。未来要努力推动形成三种集群：一种是制造业上、中、下游的集群；另一种是促使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集群；最后一种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形成集群。如果把这三种产业链集群都集聚起来，这个地方应对各种冲击的影响就会小。
二是进一步自立自强加快补链扩链强链。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实现补链扩链强链的计划，实现更高水平的分工、更深层次的整合。集中对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力度补短板，这是补链；要利用日益形成的贸易关系将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导入，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这是扩链；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这是强链。推动补链扩链强链的目的， 是为了实现更高产业链集群，这种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内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际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既有助于我国防范和应对类似新冠疫情这种全球断链风险，又可借助产业链集群本身形成巨大市场份额，有效防范在某些关键领域被“卡脖子”。
三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即具备核心代工能力的龙头企业）。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 在全世界形成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即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这类高技术复杂产品的组装厂，固然仍停留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与掌握着三链的跨国公司比，我们所在的中间环节的增加值不高。但也不要小瞧这一能力，因为它是成百上千产业链组成的龙头企业，这一能力背后是对产业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大优势。他们到哪个城市布局，哪个城市跟着形成上中下游等几百上千个产业链集群，从这个意义上讲，龙头代工企业是布局产业链的一个指挥棒。中国目前也开始有了这类企业，比如，比亚迪电子、立讯精密等都是最近几年新崛起的、重要的，能够在电子制造业领域、各种机械加工领域形成龙头代工总装，对产业链进行布局的企业，他们到哪儿，哪个城市的产业链集群就会相对较快形成。
四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微软公司、google公司、苹果公司都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以苹果公司为例，它是一个“无部件制造商”，不做硬件的企业，是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产业链的特殊商业组织。苹果公司不直接生产苹果手机，凭借其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品牌、产品设计软件、数据库等在生产前后组织、管理和经营着全球产业链的标准。全球苹果手机产业链的标准由它提供，手机供应链的纽带由它管控，上千个供应链上企业互相清算结算的价值链、专利支付管理的枢纽由它掌控，它掌控着产业链标准、供应链纽带和价值链枢纽，主导着苹果的生态。看起来苹果公司不做制造业，只做一些服务业，但是它掌握的生态使得苹果产业链全球80%的利润掌握在苹果公 司手里，而干活的上千个企业其实只分享了20%的利润。中国在产业链发展当中 既要有产地销、销地产的吸引能力，更要有组织产业链布局龙头企业的能力，特别是要争取产生能对三链控制的企业。在这个意义上，一是要利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应用迭代技术，提供强有力支持；二是要鼓励这类链头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体系，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链主”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要支持这类企业的发展壮大。
五是要谋划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类产业变革的制高点，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
对中国来说就是具备万亿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产业链集群。事实上，全世界每隔二十到三十年就会产生四到五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不管在中国、亚洲、欧洲、美国都是如此。比如，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八九十年代是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21世纪以来的二十几年，在中国是手机、笔记本电脑、液晶面板电视机、汽车等，这些产品的全球市场规模往往都超过万亿美元，在中国就是万亿元，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形成集群，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当下，我们不要着眼于过去二十多年已经形成的四到五个产业链集群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是要抓住未来的“四大件”“五大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就是这个意思，是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 大体上已有雏形，出现五个方向：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二是家用机器人， 三是头戴式AR/VR眼镜或头盔，四是柔性显示，五是3D打印设备。要积极进行前 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国内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形成一批能够在全球去布局的龙头代工组织企业，特别是能够形成四五个新产业的“链主”企业。
总之，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中国有基础。假以时日，稳中求进不仅能够构建中国本土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而且还应有一批能在全球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和“链主”企业。这些龙头企业和“链主”企业不仅能够在中国布局，而且还要主动到东南亚、RECP地区、或其他地区布局，那时候产业链布局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人手里，这是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根本之道。
改革开放创新 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2022宏观形势年度论坛夏季年会”上的闭幕演讲
（2022年7月17日）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参加本次论坛。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冲击、俄乌冲突、主要发达国家通胀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严重受挫，全球性、系统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持续累积。而当前我国经济也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只有认真办好自己的事、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有效对冲各种风险挑战，才能真正推动实现两个大局。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我认为要坚定不移办好改革、开放、创新三个方面的事。
一、坚定不移深化改革，疏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
改革涉及多个方位，当下改革的重点就是建设统一大市场。这是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潜力、形成世界经济强大引力场的头等大事，需要我们以改革的思维、务实的措施消除经济系统中客观存在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内循环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拓展市场新空间。从现实来看，当下至少有八个方面的体制性、基础性的问题，形成了国内市场大循环的堵点：
一是地区间过度竞争产生的负面效应。地区间的相互竞争、比拼经济增速和规模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之一。这是地区竞争带来的积极效应。但地区竞争也有负面效应，低水平重复建设、地方保护等阻碍了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这种现象有所减少， 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
二是城乡二元架构导致市场分割。这表现在要素配置方面，劳动力在城乡的流动、区域间的流动仍有不少束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机制还在探索。在商品服务方面，一些地方在农村流通的商品与在城市的同类商品看上去很像， 但质量标准差得很远，甚至部分就是假冒品牌、伪劣商品。在交通物流、市场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城乡之间差距比较显著，制约着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 反过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
三是部分领域行政配置资源的色彩仍然浓厚。比如在能源领域，油气进出口仍然高度管制。中国是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却在能源定价上缺乏话语权，这与我们的高度管制政策有关。再比如在电力领域，去年出现了大规模电荒，就是因
为上网电价与煤炭价格不平衡配置造成的。国家为此推出了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电力市场化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外，还有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不同地方的政策各不相同，企业在一个地方能注册，但换个地方就不行。等等。
四是物流体系不够畅通，物流费用居高不下。2020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14.7%，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美国的物流费用只有GDP的7%，欧洲、日本在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基本原因有三：一是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仅占总运量的9.5%，公路、水路分别占74.3%、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三分之一，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二是公路收费高。一些高速公路收费几十年了，到期了还在收费；而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一旦BOT收费期满，就停止收费。三是多式联运效率不高， 还没有实现基础设施软硬件的无缝对接。
五是部分行业存在人为的限行、限购等政策性梗阻。过去几年，治理过剩产能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不少行业受到限购、限行、限牌照等简单的政策手段的限制，一些本来可以满足的需求得不到释放。比如，汽车行业，根据世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从规划上把原来要建的部分写字楼调整为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六是部分技术标准滞后抑制了需求。我国是当今世界钢铁装备生产线产能最大，但产能利用率较低的国家；同时，我国又是全球钢铁蓄积量不足，废钢炼钢循环经济比重偏低的国家。目前我国钢结构产量仅占我国钢产量的7-8%左右，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约为40%左右，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 著扩大钢材需求，将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40-5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100年以上，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既可以使我国现有的钢铁产能充分利用，又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长远的看还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等等，一举多得。
七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亟须提速。由于种种原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
等生产要素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干预过多、市场化运作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目前正在实施的“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有关要素市场化改革亟需按中央的政策措施加大推进力度。
八是国有资本内外循环有待打通。2020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68.5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76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总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不高。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要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建立一批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推动混合所有制发展的要求，如何从现有国有资本中划转10万亿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或股权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既盘活了国有资本，又推动混合所有制，促进了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循环畅通，扩大了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带动力、控制力。
推动以上这八个方面的改革，X中央早有部署：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到2020年3月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再到2020年5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再到2022年3月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这些重磅文件 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 落实好上述文件精神，认真推动一批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 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助力经济循环。
二、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用足用好RCEP开放红利
开放同样涉及各个方位，当下中国开放的重点是RCEP的落实。RCEP将为中国的产业发展带来五个方面的发展机遇：一是绝大多数商品实行零关税，有利于扩大优势产品出口。二是服务贸易准入门槛降低，为中国发展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服务、研发设计服务、跨境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生活服务、文化服务、旅游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三是原产地累积规则的深入应用， 有利于深化区域内产业分工、优化产业布局。四是有利于高质量引进来，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五是有利于高质量走出去，推动高水平共建“一
带一路”建设。但是，这些红利、好处的产生需要各地方各部门用好、落实好。建议各地方从以下几方面深化RCEP政策推广和应用：
一是推动RCEP规则在政策制度层面加快落地。要系统梳理地方性的法规制 度，落实RCEP在营商环境改善、服务贸易和投资部门开放等方面的强制性义务， 同时还要着力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对于那些没有被自贸试验区覆盖的地方，RCEP的签署就相当于也享受到了自贸试验区的政策，所以不要等靠要，要主动对接、适应。那些已经批准的自贸试验区要在这个基础上有更高的对标要求，加快健全以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为重点的政策制度体系。
二是支持扩大货物贸易。鼓励企业加强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的应用，支持社会专业机构为重点企业提供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定制化服务，包括国别关税筹 划、锁定高税差产品、将原产地规则纳入生产管理、开展进口关税优惠应享未享情况调查、提供切换协定运用建议等。鼓励企业深挖对RCEP国家的进口需求，引导企业在产品同质同价的情况下优先采购RCEP国家产品，围绕RCEP国家的消费特点研发新产品、开发新市场。推动货物通关便利化，完善通关模式，简化产品预审手续，培育RCEP规则下的“经核准出口商”。
三是扩大服务业开放，支持发展服务贸易。对教育培训、卫生医疗、物流配送、文化创意、科研创新、知识产权服务，对银行、证券、保险、产业链金融等金融行业，对跨境的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各类进出口货物贸易相伴随的服务贸易，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实行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服务业开放。要加快发展与货物贸易相伴随的银行、证券、保险、保理、租赁、金融结算以及跨境发债融资、投资、并购、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等业务。同时，进一步优化与RCEP成员之间物流体系，建设面向RCEP的服务贸易信息平台、技术服务平台、培训服务平台和融资服务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在自贸试验区内落实“简税制”“低税率”的要求，吸引一大批专业性强、效益利润好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和专业人才。
四是支持开展离岸贸易、转口贸易、数字贸易等。支持企业应用RCEP规则开展服务外包，发展离岸贸易、转口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服务贸易。对于合理的离岸转手买卖业务，海关可以根据国际惯例对贸易合同货单、贸易清算结算税单和物流仓储货单实行三单分离审核。以这些政策带动加快发展保税展示进口贸易、转口贸易、离岸贸易、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数字贸易、服务贸
易等。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其数据处理中心领域的准入门槛，减少限制范围。
五是支持开展双向投资。在“引进来”方面，注重开展全产业链招商，重点招引掌握三链的跨国公司，同时用好开放政策将其上下游一并引进来，力争在100 公里半径范围内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的产业链集群。同时，还要注意引进RCEP国家的知名高校、研发机构和世界500强跨国企业来华建立独立研发机构。在“走出去”方面，一方面要用好RCEP原产地累加规则来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在推动优势产能走出去的同时，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将价值链结算环节留在国内；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中国企业到RCEP 成员国投资、收购科技创新企业、知名品牌、优质矿产资源项目等。
以上五个方面，是各地方可以起而立行的，做好了也是可以产生万亿级红利的，要加快落实。注意到最近，美国联合十几个国家搞出了一个“印太经济框架”
（IPEF），意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目前IPEF14个成员国中，除了美国、印度和斐济外，其他11个国家都是RCEP成员国，而中国恰恰是这11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认真落实好、用好RCEP的开放规则和政策，中国与其他RCEP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只会更紧密。去年9月16日，中国 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10月30日习近平主席宣布决定申请加入DEPA。可以说， 中国正在朝着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开放全面迈进，以开放倒逼改革、促进发展的新浪潮即将到来。任何想在产业链供应链上让中国与世界脱钩、去中国化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三、坚定不移强化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也是涉及多方位的，当下创新的重点要集聚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过去40多年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拉动。但是目前，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负债率已经很高，不论是旧城改造、基础设施、工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再通过大规模借债进行大量资本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减弱； 在劳动力方面，城市化率到了天花板，老龄化在加深，劳动力供给也下降了。注意到，虽然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76%，但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仅有美国的40%左右。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德国等比较，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仅仅是日本的63%、德国的44%左右。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趋于下降。因此，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需要全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除了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提升
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外，还要坚定不移强化创新：不仅仅要重视科技创新，更要重视体制机制创新、产业组织创新。我们要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发挥中国作为最大规模单一市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应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持之以恒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这是创新的“0—1”阶段，是实现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所必须的。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44%，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 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投入占全部研发费用比重长期徘徊在5-6%，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差距较大。十四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要在十四五末期将这一比例提高到8%。我们期待，在此基础上，再经过十年能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 并在以后继续逐步提高。
二是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的中小企业不能停留在“杂、散、小”阶段，要重点培育以下三类“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第一类是产业链中起到卡位作用的企业，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领域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这是我国形成更具韧性、更加安全的工业体系，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第二类是各行各业的隐形冠军，长期专注于某一个细分领域，做到生产技术或工艺全球领先、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在行业内起到核心导向作用，往往掌握着某一行业的定价权，控制着整个产业链中30%甚至40%的产值，影响整个行业的利润水平。第三类是专业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国际制造业领军企业大都已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目前，服务收入已占世界500强中制造企业总收入的1/4。随着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绿色化、集群化和智能化，需要一大批专业从事研发设计、仓储物流、供应链金融、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测认证、商务咨询、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等的中小企业。
三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这些企业往往以知识产权为基础来组织全球价值链，已进化成了特殊的商业组织。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我们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其应用、迭代其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
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的“链头” 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 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需要持续加 强。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到2035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阶段。只要我们牢牢抓住这个重大机遇，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创新这三件大事，眼前遇到的疫情冲击、俄乌战争、地缘竞争甚至个别国家对我的打压，都不是事。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新发展的实实在在的新成果、扎扎实实推动实现国民经济再上新台阶，我们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谢谢大家！
当前中国经济的五重挑战与金融对策
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演讲
（2022年5月14日）
一、前中国经济面对的五重挑战
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受邀参加今天的圆桌讨论。就今天的话题我谈几点体会。我认为，当前和今后我们至少面临以下五方面的挑战：
当前，新冠疫情深度冲击世界经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超发，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通货膨胀渐行渐近。国际经贸秩序深度调整，反全球化逆流时有回潮，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更多挑战。
俄乌冲突持续升级，局势走向扑朔迷离，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越来越大。“灰犀牛”、“黑天鹅”层出不穷，对我宏观经济稳定构成压力。
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趋于下降。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1.25%左右，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40%、德国的43%、日本的63%。如果我们希望在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达到美国的60%的水平，那就是我 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须达到2.7%，比现在的增速要翻一番以上。
如果未来15年我国GDP增速达到5%左右，2.7%就意味着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50%以上，做到这个很难，是很严峻的挑战，但我们又必须把全要素生产力搞上去，让它增长上去，这才能使我们的高质量发展有基础。
毋庸讳言，中国在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同时，也成为资源能源消耗大国，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重要资源进口依赖度过高。
长期以来形成的大进大出、粗放发展的经济模式在日益偏紧的资源环境约束面前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向绿色发展、低碳发展转型。特别是我们宣布了3060目标，要实现它们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内容的数字经济、以细胞免疫、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技术突破和应用为代表的生物经济、以零碳低碳技术开发和推广等为代表的绿色经济正在重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
加上不断拓展的深海、深空探测，脑机协同、人机互动、虚拟和增强现实等， 未来产业在不断更新迭代。如何把握机会，参与甚至是引领这些科技革命，是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应当承担的重要使命。
比如，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根据七普的调查结果，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18.7%，比六普上升了5.44个百分点。预计到2035年前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再比如，我们虽然解决了一亿人的绝对贫困问题，还有大量人群的相对贫困问题，而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比解决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困难，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仍然存在不少短板，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任重而道远。
以上说的这五方面的挑战，以及与需求的下降、预期的下降、供给的下降， 这三个下降的叠加，总体上现在的经济发展的确是遇上困难的阶段。应对这些挑战，唯有改革、开放和创新。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激励创新，最大限度把中国这个最大规模单一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进而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一切未来和外部的不确定性。
二、中国金融领域的五个策略
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兴则经济兴。我认为，下大力气搞好金融， 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对应上述五个方面的挑战，金融领域有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目前，我们的人民币发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锚定美元的，这固然有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但从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发展需要来说，这种现状绝非长久之计。
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 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
这个问题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显得越发迫切，需要研究。我们在今后的5年、10年、15年过程中要主动地、积极地研究这个问题，并适度采取相应稳妥的措施，逐步把中国货币的定位进行调整。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对GDP贡献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要素错配，特别是
金融错配。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现在出了不少问题，这就要我们思考“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撑？
再比如，目前金融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我们四千多家上市公司，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利润的一半。美国的股市也是四千多家公司，其中几十个金融上市公司占美国股市全部利润的16%~17%。所以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不平衡的。再有一点，中央明确要求保持制造业一定比重，那么我们就要思考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
目前，一方面，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作为绿色融资的基础，有关减排和绿色的认证标准和体系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中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把煤电机组全淘汰掉。
这个转型需要二三十年的过程，即使将来实现了“30·60”目标了，煤电仍是一个重要补充。所以在这个的过程中，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即“转型融资”。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 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这些年来，中国也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往往是国外主力机构投了，国内机构才跟进， 甚至一窝蜂，在一些领域甚至形成了新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
上一轮消费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的这些巨头，都被外国资本投了重仓。这一轮，在双碳经济、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等前沿领域，我们国内的这些机构们能否抓住机遇呢？我们既十分期待，又同样担忧。
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让老百姓更好的获得财产性收入。
即使是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我们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其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企业年金，把企业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一举多得。这是金融服务共同富裕的一种方式，类似的渠道还有很多，需要系统研究。
三、对资本市场的建议
主持人：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是全球第二大，但是似乎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提升的空间还很大。想请教黄市长，未来应该怎么做？
黄奇帆：从中国资本市场规模来说，70多万亿的市值的确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仅次于美国的资本市场。但从资本市场应有的功能来说，比如资本市场有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有投入产出的功能，有国民经济晴雨表功能，应该说还没有彰显出来。
我们国家近20年GDP增长翻了三番，经济效益都发展，但资本市场20年前2000 多点，现在也就2000多点3000点。投入产出功能来看，这方面也体现效益更差了一点，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也少了一点。
这么大的规模的资本市场，什么原因产生三个薄弱环节，主要就是我们在结构性、基础性的方面我们有三个问题：
我们目前进行了注册制改革。不管是二三十年前审批制还是最近几年的注册制，我们上市公司的数量现在已经突破4000家，上市公司的数量增长是很快的， 但在市场加速扩容下，存量资本资金分流明显，抽血压力很大，场外资金迟迟处于观望态度，由此也会导致股票市场存量资金进一步分流。同时我们在过去20年里边，经常有上市到一定阶段停止发行，半年一年后又恢复发行，这样的情况有6次之多，最近几年虽然没有但是股市也不涨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说要用发行停顿这种方式来控制上市数量。关键是要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打破我国股市IPO刚性兑付，要实现优胜劣汰，有进有出。如果只进不出，那么这个股市就会变成垃圾股的天堂。所以股市健康的生命之基是优胜劣汰，是保持上市、退市的股票数量大体持平。
比如说美国在2010年到2015年5年里面，新股上市了1500多家，退市1400多家， 这就形成优胜劣汰。美国上市的公司数量在十几年前是4000多个，现在还有4000 多个。那么我们的股市30年时间从0到现在4000多家，是不是再过10年变5000？ 6000？7000？实际上退市如果不到位，那么我们的市场是搞不好的。没有退市制， 也不会有健康的注册制。最近注意到证监会加快了退市制度的建设，这是个良好的开端，也是非常重要的思想。
因为由于A股市场长期的高波动性的特征，缺乏稳定的财富效应。居民的资
产、长期资金，包括很多机构，也不大敢往股市里面投，往往设定了很多对股市投资比例的限制。
我们看在总市值的口径下，美国和中国机构投资者的比重。美国的机构投资在美国总市值占约60%，中国机构投资只占总市值的13%，A股机构化程度显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现在资本市场被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缺少长期投资资本，缺少机构投资力量，都是散户在投资。
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就是我们长期资金，比如企业年金、社保基金、商业保险的基金，这些都可以构成中国版的401K的社会保障计划。大力推进必将在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也为股市经济方程积累长期资本。
我们国家的证券公司综合实力尽管也有一百几十家，但是竞争力相对弱，直接投资、并购、顾问能力都不高，证券公司行业集中度也太低。而公募基金行业也同样面临结构性问题，比如到2000年底的时候，我们公募基金17.8万亿，和美国等成熟的基金市场比，我们公募基金的结构失衡的。
这个17万亿的资金表现为货币基金的规模占90%，投向股票的资金规模只占10%，而在国际上这个比例约是一半一半。所以我们的基金都不往股市里头，那就成问题，导致公募基金长期价值投资能力和专业定价能力没有充分体现。对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贡献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效率没有达到公募基金应有的水 平。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壮大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力量。那么机构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险机构、物资运营公司、产业引导基金，包括外资机构等等。从具体结构来看，刚才说了公募基金是17万亿，那么私募基金有10万亿， 那么都表现为这个资金对股票投资太低，应该在这方面有所导向。
总的来说，现在我们的公募私募保险资金真正投资到股票市场只占基金总量10%，这方面是过于保守，也就是说我们的机构本身代表政府主导方面的机构本 身，对股市信心就不敢投没信心，那叫全国股民散户投资去干这个活，情何以堪。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双碳”目标下我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以及能源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在第三届中国能源化工30人论坛上的演讲
（2022年7月23日）
一、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三方面伟大意义
“双碳”目标的实现对中国未来有三个根本性的、战略性的、革命性的伟大意义：
一是推动我国能源结构实现根本性转变。这包括两方面。在能源消费端，我国将实现“两个替代”，即“清洁替代”和“电能替代”。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到2060年， 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由目前的16%左右提升到80%以上，清洁能源将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的主力。同时，能源消费形式上，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实现电能替代，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电气化比重将大幅提升。
在能源供给端，2021年我国石油进口5.13亿吨，对外依存度72%；天然气进口1.2亿吨，对外依存度约为45%。我国能源供给基本上是以外循环为主。未来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我国将大力发展光电、风电、水电、核电、氢能、页岩气等清洁能源；预计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将由目前的34%左右提高到90%以上，建成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安全可持续的能源供应体系，实现能源领域深度脱碳和本质安全；同时通过大幅减少炼油、重点发展炼化，进而大幅降低能源进口依存度，形成能源自主自立、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二是促进国民经济质量效益全方位提升。2020年，我国101.6万亿元GDP排放了约100亿吨二氧化碳；如果到2060年时我国GDP达到300万亿元，那么这300万亿GDP就不能按现在的比例产生300亿吨碳排放。实现“双碳”目标，将倒逼经济增长以单位排碳更高效益、更低排放的产业结构来支撑。一方面，中国工业系统的单位能耗和物耗将大幅度地下降，工业经济的质量效益将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 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会有较大的提高。与传统工业相比较，服务业的单位GDP的碳排放量要比工业低得多，实现碳中和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与此同时，随着制造业服务化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增长，服务业将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加上新能源技术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及其与生物、材料等多学科、多技术领域相互渗透、交叉融合、群体突破，代表先
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一批颠覆性技术将引领和带动新科技产业革命逐渐走向高潮。这将带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的颠覆性变革和治理效益的全方位提升。
三是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目前中国产生了全球29%的碳排放， 未来中国实现碳中和将意味着全球少了29%的碳排放。不仅如此，从目前我国清 洁能源发展的全产业链优势来看，这几年，中国的光伏装备、风电装备、水电装备以及储能装备、各类电动终端等，占全球市场比重的50%以上。随着全球对气 候变化问题的共识日益广泛，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必将进一步输出到全世界，帮助全世界实现绿色发展，中国将由全球排放大户成为全球低碳发展、绿色发展的引领者，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实质性贡献。这也是了不起的大事。
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双碳”目标的实现，中国将有可能引领全球新一轮能源革命，进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世界经济强国不简单是综合国力排第一，还要引领一次工业革命。纵观世界经济史，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英国引领世界，自身经济实力也独领风骚近百年。美国在20世纪初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一后，进一步引领了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保持至今，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预计2060年中国在经济总量持续保持30年全球第一的过程中，又引领着全球新一轮的能源革命，必将发展成为全球工业强国、经济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准确把握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方向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要立足中国国情，遵循经济规律，在推动能源结构调整时注意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未来清洁能源装机容量总规模问题。未来尽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但随着经济增长，能源消耗的总量还会持续增长。特别是随着“两个替代”的逐步推进，我国电力需求到2060年至少增加三倍以上，从去年的7.6万亿度增加到22万亿度，如全部来自火电，需要50亿千瓦装机。但如实现清洁能源80%以上的替代， 装机容量至少达120~150亿千瓦。因为火电可以一年4500-5000小时运转，但是清洁能源由于其不稳定性，需要两到三倍左右的装机容量才能够平衡。实现“两个替代”要首先把握好这个总量比例关系。
二是不同类型的清洁能源比例结构问题。截至2021年底，我国非化石能源装机中，水电为3.91亿千瓦、风电3.28亿千瓦、并网光伏3.06亿千瓦、生物质0.38 亿千瓦、核电0.53亿千瓦。中国已经承诺，到2030年光电和风电装机容量达到12 亿千瓦，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到2030年和2060年分别达到25%和80%。实现这个目
标，需要注意把握好能源供给结构中不同电源的比例关系。若按照2060年时120 亿千瓦的装机需求来测算，建议大规模发展光伏和风电，光伏装机要达到50亿千瓦，风电装机达到22亿千瓦，二者在总装机中的比重为60%；水电方面，由于我 国大江大河的水电资源开发已接近饱和，预计在未来30年装机容量尽管还可能有一定增幅，但在全部发电装机容量中的比重将由现在的16.5%降到5%左右。核电 目前占2.2%，未来可以逐步适当提高至10%。氢能由于考虑其安全性，不能太多， 可以占5%。最后，20%的装机用天然气和煤电来调峰，其中10%用天然气，10%用超超临界的煤电。
三是清洁能源生产力如何优化布局问题。考虑我国清洁能源生产力的区域布局，应在服务“双碳”目标的同时，立足国情，充分发挥不同区域间禀赋优势， 在技术可行、经济可行的前提下做到合理布局、物尽其用。建议在沿海地区不要大规模推广分布式能源，那将给电网高效安全运行带来障碍。而是要充分利用清洁能源开发带动西部大开发，利用特高压电网进行西电东送。建议在西部地区以五个“大”——大企业、大投资、大技术、大系统、大市场——来建设一批新能源的大基地。假若未来光伏需要装机50亿千瓦，则可以在新疆戈壁沙漠上建20亿千瓦，青海、宁夏、甘肃、内蒙古各建7—8亿千瓦，将会生产7.5万亿度电，产生1.5万亿元收入，按照五省总人口8000万人计算，相当于这五省人均GDP增加2 万元左右。水电目前基本集中在西南地区。风电建议以沿海和西部地区为主，不要四面开花。对于氢能，建议将氢能的利用开发聚焦在清洁能源储能上，不仅规避了氢能运输的安全问题，还可有效解决风电光电的波动消纳问题，一举多得。
三、准确把握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方向
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是倒逼产业结构深度调整、进而提升国民经济效益质量的过程，是中国经济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凤凰涅槃的过程。要重点把握好以下三个要点：
一是加快形成清洁能源产业链集群，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源。能源结构的巨大调整会带来天量的投资。比如在供给端，如按照每千瓦5000元的投资，120亿 千瓦的装机将需要60万亿的投资；在消费端，各种终端用电用能设施的更新改造， 如电动车、智能环保建筑等至少会形成40万亿的投资需求；而传输和配送端，远距离输配电的特高压及智能电网设施等投资至少也需要50万亿。这样加起来会达到150万亿之巨，在未来40年的过程，平均每年至少形成3—4万亿元投资强度。 对此，各地区不能一哄而上，搞低水平重复。建议国家有关部委出台政策措施，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扩链强链补链，加快形成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清洁能源产业链集群。
二是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工业部门脱碳减碳，构建绿色低碳工业体系。目前， 我国的工业系统，在物耗、能耗、污染气体排放方面存在着五个较大的问题。一是物耗大；二是能耗高；三是废物利用率低；四是工艺流程落后的小化工、小炼钢、小火电等小型重化工企业还留存不少；五是由上述问题导致的碳排放量高于全球工业单位碳排放量的一倍以上。基于此，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作为耗能排放大户，传统工业部门面临如何减碳脱碳问题。建议从五个方面推进脱碳减碳：一是源头减量，即在工业投入品的源头减少资源消耗。比如钢铁行业，要进一步优化燃料结构，降低燃料比、铁钢比，发展短流程炼钢。二是节能减排， 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用能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提升电力、冶金、化工等重点高耗能产业的用能效率。如果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可以达到2019年世界平均水平，则可节约15.8亿吨标准煤，可减少碳排放约39亿吨。三是循环回收，比如对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余热和中间物料进行回收利用，对产品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发展再制造产业等。四是工艺流程改造，通过采用低碳技术对工艺流程进行绿色化改造，淘汰高碳高耗能技术。五是对各种废弃物回收利用，比如冶金炉渣建材化、城市固废资源化、环境治理生态化。
三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战略新兴产业，破解经济增长“鲍莫尔病”。未来四十年，随着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服务业比重将会大幅提升，这符合经济结构演化规律，也符合“双碳”目标的基本要求，但这也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速持续趋缓甚至停滞，即所谓“鲍莫尔病”。对此，根本之道在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战略新兴产业。因为产生“鲍莫尔病”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服务业中多数行业是不可贸易的，劳动生产率会长期停滞。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改变这一假设。借助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过去不可贸易的服务业正在创造新的贸易模式。尽管三百年前的莫扎特四重奏要四个人演，三百年后依然要四个人，但借助互联网、AR/VR等技术，听众可能来自全世界任意角落。换言之，在数字技术加持下，部分服务业的生产率正在得到全面提高，而且是以低碳绿色方式实现的。因此，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要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战略新兴产业为重要抓手和切入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以数字技术赋能各行各业，加快培育颠覆性、指数级的产业新动能。
四、加快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路径和方向
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出：“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目前世界各国的高压输变电装备，无论是3.5万伏、11万伏还是22万伏，每一千公里的电能损耗高达20%左右，而特高压直流输变电每一千公里的电能损耗仅仅是1.5%。全球能源互联网，就是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全球互联的坚强智能电网，是清洁能源在全球范围大规模开发、配置、利用的平台，其实质是“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洁能源”。其中，智能电网是基础，特高压电网是关键，清洁能源是根本。在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要通过推动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促进国际绿色发展合作。
首先，要深刻认识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重要价值。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对于推动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一是解决清洁能源消纳的必由之路。全球清洁能源资源分布很不均衡，清洁能源资源富集地区大多远离负荷中心， 相距数百到数千公里，需要就地发电、远距离输电；而且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具有发电随机性和间歇性特点，储能成本极高，因此必须构建以电为中心、具有全球配置能力的能源网络；利用地球绕太阳24小时，形成北京时间、纽约时间、伦敦时间的时差状态，实现全球清洁能源基地与能源消费基地的互联互通。二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通过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全球新增电力投资规模将超过50万亿美元，将有力带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电动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同时获得巨大的时区差、季节差、电价差效益。三是缩小南北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庞大的清洁能源资源尚未开发。通过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能够增进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将亚洲、非洲、南美洲等欠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解决缺电、消除贫困，缩小地区差异， 减少国际争端，让世界成为一个能源充足、天蓝地绿、亮亮堂堂、和平和谐的“地球村”。四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化石能源具有稀缺性、地域性， 开发利用涉及领土主权、国家安全和ZZ外交问题，争夺有限且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资源是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引发战乱冲突的重要原因。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 使清洁能源开发国（地）、途径国（地）、消费国（地）成为利益共同体，各方面都有积极性，缓解因争夺化石能源而引发的地区紧张局势，能够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
其次，从现实和长远看，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条件已经具备，是完全可行
的。一是清洁能源资源丰富，仅开发万分之五就能满足世界能源需求。二是特高压技术、电网智能控制、大规模储能等技术不断突破，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提供重要支撑。三是随着清洁能源发电技术、储能技术快速进步，将大幅提高风电、太阳能发电的经济性。目前，中国的光伏发电度电成本已经低于火力发电，清洁能源综合竞争力有望在2025年前全面超过化石能源。四是大电网互联加快推进， 将成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我国电网发展的成功实践为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奠定了重要基础。我国不仅全面突破了特高压技术，构建了完善的特高压试验和研究体系，还率先建立了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自主研制成功了全套特高压设备，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再到中国引领的跨越发展。
再次，加强国际协调推动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根据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发布的规划，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总体可分为洲内互联、洲际互联两个阶段。从现在到2030年，重点推动各洲内大型能源基地开发和电网跨国互联；到2050年， 重点开发“一极一道”能源基地和推动电网跨洲互联，基本建成全球能源互联网。在未来，要形成这样的格局：在全球不同时区选择清洁能源富集的地方建设超大型光伏、风电基地，通过特高压输变电技术将之与各负荷中心连接起来构成全球能源互联网；随着地球24小时自转，这些光伏、风电基地轮流为全球输出电力。这不仅省去了储能的麻烦，还充分利用了清洁能源。
但这一伟大愿景需要世界各国、各国际组织、各类企业、社会公众乃至研究机构通力合作，形成合力，加快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促进世界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2016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电网公司发起成立了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这是第一个由我国发起成立的能源国际组织，对于推动建立我国主导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抢占全球能源革命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在实现“双碳”目标的伟大进程中，随着中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成功建设，中国将努力实现向亚洲周边国家乃至全球输送绿电，从能源进口大国转变为清洁能源输出大国；中国的清洁能源产业将进一步巩固领先地位，成熟高效的清洁能源装备和技术在“一带一路”国家不断推广应用，建设绿色丝绸之路；中国的绿水青山将成为重要的碳汇资源，通过国际市场转变成金山银山。通过这三方面的输出，中国将从目前的世界碳排放大户， 引领全球新一轮能源革命，为全球低碳发展做出独特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到底是什么样子？
中国式现代化的市场体系
在“2023年资本市场投资策略会”上的演讲
（2022年11月29日）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市场体系
我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体系要形成高标准的市场体系， 包含两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要素市场体系，包含要素的配置、定价、流转等各方面使用价值。
我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高标准的商品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趋于完善。
在1980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90%多的商品是由政府来定价、政府来配置。比如，两分钱一个火柴盒。当时，我在上海经委当规划处处长，我印象每星期经委主任办公会就是讨论各种商品定价，两分钱的火柴盒要调成三分钱。当时要经委主任办公会通过，然后再报到市政府常务会通过，市委常委会通过，还要经过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也就是说，每一个定价的变动都具有立法效应。如果商品都要这样来确定调价，经济会多僵化。
现在我可以这么说，整个中国，从日用消费品到耐用消费品，再到各种工业品、工业装备，97%以上商品都是由市场来定价、市场来配置，市场供求形成各种各样的消费流转过程。所以，市场是决定商品流转配置定价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只是做好服务。
然而，可能有2%-3%的商品，比如像粮食药品，这些商品也基本由市场定价， 但政府会进行干预或者配置。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政府行为主导意见在起作用。总体来说，商品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我们现在要补课的，就是要素市场配置问题。
要素市场跟商品市场不同，商品市场千万种，全世界、全国能被称为要素的商品，实际上也就十七八种。比如，粮食是要素门类之一，大麦、小麦、玉米、稻子等各种粮食产品作为要素在进行交易；能源也是一种要素，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作为要素资源配置；原材料也是一种要素；土地也是一种要素；资金也是
一种要素；技术也是一种要素；数字化时代，各种各样的数字数据也构成一种要素。
任何商品的买卖，我付了钱，东西归我，我把它用了，可能就是一次交易， 或者两次交易。但是在要素市场，各种要素的买和卖，每方面都可能把它延伸成为交易的交易的交易。全世界的要素市场的交易，每一种交易，很可能是几十万几百万亿元，最终十七八种要素构成了全世界的要素市场远期贸易、期货贸易， 各种交易量是天文数。
要素在交易当中发现价格，也在交易当中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要素市场对社会、人类、各国产生五方面功能。
第三，由于要素的巨额交易，会产生几万亿、几十万亿，甚至几百万亿资金的集中和分流。
第四，要素市场会形成各方面人才集聚中心地。
第五，要素会使社会各方面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我国要素市场，实际上90年代就开始酝酿发展，包括郑州的粮食交易所、大连的商品交易所等，还有上海的石油交易所，以及新华社2015年在上海建立的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上海两个交易所也发展多年了，但是这两个交易所目前还没有真正对中国天然气、石油的交易形成决定性的影响力。因为中石油，中石化每年进口几亿吨原油、天然气都是在上海两个交易所场外，跟世界的交易所和市场购买，没有经过上海的两个市场。
当下世界石油天然气要素市场前四大交易场所，分别是纽约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英国伦敦的交易所和德国法兰克福的交易所。而全球第5大石油天然气交易所在新加坡，新加坡也是2008、2009年开始创建的。十几年下来，它已经成为亚洲最大、全球第五的能源天然气交易所，新加坡才400多万人。它的石油天然气自身消耗并不大，但是它却构成整个亚洲石油天然气交易的定价场所，具有重要影响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在要素市场发展方面还有很大的“欠账”，还没有真正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没有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志性枢纽市场。因此，2020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
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我认为，这个决定是今后十几年中国要素市场发展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其中提出要推动中国人口交易市场，也就是我们劳动力的交易市场。
二、中国式现代化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中心。
当下美国经济GDP总量当中，制造业只占11.5%。那么欧洲的制造业只占欧洲GDP的15%-16%左右。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经济体系是脱实就虚。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美欧的这种产业结构体系的道路、我们应该保持一定的实体经济，特别是要保持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制造业对于一个社会、对于一个经济体系来说，它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制造业是老百姓共同富裕的保障，也是老百姓就业的基础。制造业的产业链支撑了一个国家安全，特别是，制造业发展是一切科学技术转变为生产力的关键环节。各种原始创新的发明如果不通过制造业转化为生产力，完全只是说发明创造的东西，在自然科学里边不断地论证，如果没有转变为生产力，也无法推动人类发展。所以，制造业也是科研创新的一个关键的所在。
制造业是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X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一个重要概念，大体上在2035年以前，中国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能低于25%。到2050年，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候，我们的制造业不能低于20%，只有这样才能长治 久安。
另一方面，现代化经济出现3个特定服务概念。
第二，全世界的贸易，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构成。40年前，我国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5%，如今，我国服务贸易已经占全球贸易的35%。
第三，随着智能社会、智能技术发展，每个制造品商品，如硬件、终端看起来是一个机器结构的东西，但实际上它里边的软件服务品价值占终端构造的40%-50%。比如一个手机，看起来是个终端，但它里边包含的智商含量、服务业的价值和软件的价值占整个手机价格的50%左右。笔记本电脑、电视机等也是如此。
现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互相叠加。各种硬件产品里面又镶嵌了各种服务， 最终，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会占GDP的15%左右。
如果一个国家的GDP里25%是制造业、35%是工业，50%是和制造业相关。然后剩下的50%GDP，包括农业可能五六个百分点、房地产可能五六个百分点、金融业也可能五六个百分点、贸易零售也六七个百分点、各种交通运输和旅游服务等构成了50%，这样形成的国民经济结构，就可以体现以实体经济为主体、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中国式现代化要有完整的科技创新体系
任何一个社会科技创新包含着三方面：
第二，1-100，科技成果转化孵化为生产力；
第三，100-100万，转化为生产力的科技成果。经过大规模的生产工业化的发展形成独角兽、新兴产业体系。
这三部分缺一不成。过去40年改革开放发展，整个国家高度重视科研创新， 研发费从1990年占GDP的0.2%，经过这几十年，到现在已经占整个国家GDP总量的2.4%，比重上升了10倍。
同时，我国的GDP总量已经从1990年GDP的3万亿元，现在变成了110万亿元， 涨了30多倍。研发费这个30来年增加了300多倍。现在中国的研发总量居于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科学技术进步、研发费大幅上升应该说是一个重大成就，也取得许多科研成果。
如果研究一下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科创体系和现状的话，应该说，我们还有3个缺点：
在这一方面，我国研发费只占全部研发费的5%-6%。2000年我国研发费大约5%， 去年达到6%左右。那么世界发达国家，G20国家用于基础开发，0-1的原始创新开发占20%，我国只占5%-6%。所以，我国研发费对于重大科技攻关的项目不够集中。
中国式现代化就要让这一块短板补上去，我认为，到2025年核心环节和高级环节的研发费占整个中国研发总量可能达到10%，到2030年可能会上升到15%、2035年达到20%，也就是达到现在G20国家发达国家研发费投入的比重。
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我们一直推崇的目标。但为什么实际上我们的生产力体系、科研创新体系的转化率始终不那么高？
主要原因就是科研成果没有转化为生产力，没有产生具体的效益。我们在法
律上没有一个制度，谁把专利权转化了，谁也拥有专利权。
美国有一个法律，叫《拜杜法案》。上世纪50年代初形成的，该法案就规定， 只要在美国，任何创新发明产生了成果，1/3的效益归投资者，1/3的效益归发明者，还有1/3的效益归转化者，如果转化者就是发明者自己干的，那么这2/3归这个发明人。
我国转化率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少了《拜杜法案》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可能搞了很多很多的孵化器、科创中心、科技园区，都希望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然后找了很多发明创造的科学家到孵化器来研究转化的问题。但杀鸡用了牛刀，缺少真正地能转化的体系，所以要补上《拜杜法案》这样的一个概念。
不是把科学成果70%产权都归之于发明人。实际上你把30%给发明了，还有30% 给转化的。那么最终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蔚然成风，形成趋势，最终整个社会投资者，发明人和转化人共同收益。
这个需要科创板之类的资本市场，需要上市公司收购兼并、各类私募基金、风投基金、ABC轮不同阶段的投资等。近年来，我国推出科创板，各种私募基金和风投基金已经形成接力棒，开始往这个方向运转。
相信今后十几年，中国在0-1的投入比重上，会赶上欧美G20国家的20%的比例； 相信在今后十几年中国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上，也能赶上世界平均水平，每年30% 的成果，甚至40%-50%的成果能转化为生产力；相信我们的科创板和私募基金、 产业基金能在资本市场上挖掘出更多的独角兽，使得我们形成完善的良性循环的科技创新体系。
四、中国式现代化要形成沿海和内陆健康发展、和谐发展、良性发展的城市
群
现在中国的城市群主要在沿海，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三大城市群以及沿
海的几十个沿海开放城市。但最近10年，中国推出“一带一路”，这不仅是修了一条中欧铁路等，最重要的是改变了工业文明以来，“海洋经济带”独打天下的局面。“一带一路”改变了海洋经济、海洋贸易的单极文化，形成了海港陆港双管齐下的一个贸易体系。
在这样的一个贸易体系下，可以说，沿海的三大城市群会继续受益于海洋经济、海港经济、海权文化、海权贸易影响，继续发展；但是内陆的西安、成都、
重庆、郑州、武汉、长沙，以及西南方位的云南昆明、大理，还有南宁、贵阳， 他们将得益于陆港经济、陆权贸易的发展，随着“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陆港贸易的发展而被带动起来。
那么这个陆港经济最终会影响世界贸易多大的量？或者说对中国贸易有多 大影响？当下中国进出口贸易是6万多亿美元，其中20%也就1万多亿美元由航空 运输带来。其他近5万亿美元由海权贸易构成，因为陆权贸易还很少。但自从有 了中欧铁路，西向、北向的3个出口，截至去年，已经有15000个班列，一个班列100个集装箱、100个车皮，加在一起就是150万个集装箱，一个集装箱就是10万美元。中欧铁路去年运输贸易量是1500亿美元，占整个中欧贸易6000多亿美元的1/4。再过10年，这些铁路贸易如果再翻一番，中欧贸易可能是3000亿美元。10年以后， 也许是八九千亿美元，陆权贸易3000多亿美元，海权也是3000多亿美元，还有大概2000多亿美元是航空贸易。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在发展南下通道。南下通道有两个范围，一个是从重庆到广西，铁海联运到新加坡。还有一个就是南亚铁路，有三条：一条是通过越南， 一条是通过老挝，一条到缅甸。这3条铁路中，越南铁路2014年已经修好，到老挝的铁路现在修了一半。这3条铁路，理论上每条铁路在运输状态下，可能一年至少有1万箱，3条铁路就是3万箱，大体上3000亿美元的贸易量。
“一带一路”改变了整个世界贸易格局。从300多年前的海洋文明转化为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的双向发展的探试，沿海的海港城市群继续保持原有发展模 式、内陆的陆港城市群随着“一带一路”发展，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群构架。
五、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好乡村振兴、农村富裕，缩小城乡差别
中国的农村发展要解决好两件事：一是城乡差距，二是东西部差距。
在西部，要通过科学技术生产力，中国这二十年西部大开发，本质上运用了五“大”工程。
一，西部大开发项目，一定是大资本投资，少则几十亿元，多则几百亿元， 几千亿元；
二，既然是大资本，那就有大企业集团，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都是国家级大集团在运转；
三，这种大资本、大企业运作，是高科技现代技术； 四，覆盖大市场；
五，一定是大系统工程配套。
在西部如果搞农业，可能更多是比照以色列的大棚。一个大棚每亩地投入30 万元，每亩地产出每年达5万元，比较稳定。我们沿海投入小，每年产出也就是1000元左右，经济作物2000-3000元，它可以有20倍产出，所以最终这个大棚菜， 如果你种它1万亩，可能是要投入30亿元，五六年收回投资，然后再持续地运转。这种项目符合人少地多的特点，又是戈壁滩，又是干旱。没有水长不出庄稼，但可以利用这个空间搞大棚、滴灌。
还有太阳能，目前，青海规划了一处700平方公里的太阳能基地。有4000万千瓦的装机，一年1500小时，几毛钱一度电，可提高青海GDP。我们可以想象中国西北5省有16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只要4万平方公里覆盖太阳能，就可以一年产生8万亿度电。中国现在14亿千瓦装机的火电站，两毛钱一度，8万亿度电就有16100亿元。
还有其他各行各业，所以完全有可能按照5大工程的概念去干，人均GDP有可能会超过东部，就像阿拉伯地区，全是沙漠但有石油，阿拉伯人均GDP的富裕程度是超过欧美、西方的。
另一方面，我国东南地区乡镇也比西北要好得多，城乡差距也比较低。曾经八九十年代农民搞乡镇企业，觉得乡镇企业是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多、差散小。后来，乡镇企业在新世纪以来几乎都关了。八九十年代，各个地区在经委下边都有一个乡镇企业局，现在我可以说31个省区市乡镇企业局都没了。这个话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农村里面的农民就不能搞农业以外的工业、服务业呢？
浙江人给了我们一个共同富裕的启示。你到浙江县以下村社、乡镇、基层去看，就会发现浙江几乎每一个村里边，如果有300户居民，这300户农户里边可能有270户有自己一栋楼，一楼是个小的作坊式的加工厂，二楼是主人卧房，三楼是小孩住的，4楼以上就是有外来的民工住。
我们中西部地区至少有五六十万的农民，他不是到宁波、杭州、温州的城市里打工，而是在浙江的农村、农户家里打工，同样是在干工业的事，但是他住在农民家里，一户雇3-5名外地民工，一村一品、一乡一品，发展自己第一产业的产品。
怎么解决销售问题？你现在到浙江的农村里边。可以看到几十、几百、几千、几万户农户家里大哥坐在一个房间里进行直播带货，他只带家里做的产品，在镜头里面对着全国各地推销。一有订单，便下达到作坊生产。
怎么运出去？浙江现在每个村都是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村村通。一个电话，城里边的物流公司和快递就来把货带走，两天就能运到全国各地。
原材料采购，也是通过快递，所以互联网与农业结合，变成了农村的“1+2+3”。即，农产品是第一产业，农产品深加工是第二产业，出来的产品销售销售是第三产业。
这就是农村的共同富裕很重要的一个板块，也就是让农业整个发展转化为既有农业、工业，又有服务业，但这个采加销要因地制宜，不是让农民在农村里面去搞城市的工业，也不是去搞城市的百业千行的服务业，就搞采加销一体化。
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农村，就该是“1+2+3”的，这种因地制宜的分类发展的模式，附加值更高，从这个意义上形成中国式现代化，不会破坏农村的山山水水，不会污染环境，也不会变成资源消耗地。
六、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是“双循环”格局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中国的开放不会收窄，今后的开放是更宽领域的开放、更高层次的开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在今后会出现五个新特征。
第一，过去几十年，我们重点鼓励出口，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出口贸易转变为“既鼓励出口，也鼓励进口，努力降低关税，增加进口”。最后，进口和出口双向平衡，不追求过多的顺差。
第二，地区开放将从沿海开放为主、沿海开放先行，再从沿海梯度转移到中部、西部，转变为东西南北中同步开发。现在全国21个省区市有自贸试验区，中部有8个，东部有7个，西部有6个，把海南岛算在东部就有8个，比较均衡的分布。
第三，中国过去工业、商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等中外合资开放的比较多， 现在的是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开发，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一起开放。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服务贸易还有教育、卫生、文化、数字经济全方位同步地都在开放，然后开放的负面清单大大减少。负面清单减得越少，开发度就越高。
第四，中国的开放从过去资金量、贸易量、流量的开放转变为制度、规则、规制的开放。我们现在越来越接近WTO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环境要求，使得我们国家的开放环境越来越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
带一路”上，我们实际上倡导了一个重要的改制，就是把300年来世界海港经济、海权文明所形成的制度规则，转变为海权文明和陆权文明、海港经济和陆港经济双管其下的一个世界贸易制度体系，这十分重要。大家一定要明白“一带一路” 不简单地是说跟100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投资等各种各样紧密的资源互补的、 合作的关系。它本质上是改变300年来欧美主导的海权文明世界，把它变回到陆 权文明再加上海权文明，双管齐下。
以上就是我要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6个体系，它体现了X的二十大所讲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要主动布局今后能形成万亿美元级别的五大件
在第七届中国制造强国论坛上的演讲
（2022年12月24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很高兴参加第七届中国制造强国论坛，结合今天的主题，我就以制造业为重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谈几点思考。
X的二十大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制造业是工业的躯干，经济的基础，民生的保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存在着两个突出问题。
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1年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 落。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06年时达到32.5%的峰值，然后就在峰值上徘徊平衡，到2011年开始逐年降低，2020年降到了26.3%，9
年时间下降了5.8个百分点，全球主要工业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英国、韩国等等，制造业的比重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都是在迈入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发生的。
另一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制造业在品种和质量上还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高端高质产品不足。
二是同质化竞争严重，细分市场的开发不足。同一制造业门类从业企业数量众多，但缺乏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容易陷入同质竞争。一谈哪个行业处于风口，大量制造业企业往往一拥而上，搞低水平重复，最后形成恶性竞争，产能过剩。
四是缺乏引领国际的高端品牌。一个品牌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的专一专精才能得到市场认可，建立起畅通有效的营销渠道。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判断。一是国家在经济发展进
入发达国家过程中，制造业占比会逐步下降。但不宜下降过快过早，至少应该等到整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以后再逐步下降。我们国家在2011年人均GDP 才5000美元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较快速度的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现象，这就是一个问题。今后我们要着力延缓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趋势。
二是相对于中国的国情而言，制造业占比不能够过低。无论如何制造业比重在2035年前不能低于25%，在2050年前不能低于20%。制造业之外，在工业范围内还有采矿业、电热气、水和建筑业，他们和制造业一起构成第二产业，大体上这一部分占GDP的10%，那么如果我们制造业能够保持25%以上，加上采矿业、电热气、水、建筑业的10个百分点，那么2035年的时候，我们的第二产业能保持在35以上， 2050年以前后能保持在30%以上，总之中国不能走美国等国家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不足18%的极端，美国的制造业占GDP是11.5%，美国的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是在18左右，这个是脱实就虚。
我们如果能够把第二产业保持在GDP的35%或者30%以上，这样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美国的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
第三是在制造业占GDP比重达峰并开始逐渐下降的时候，为了保持工业发展的势头，务必加大研发投入，使创新能力成为工业制造业的第一动力。就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保持研发投入超过制造业产值的3-4%，保持从0到1基础研究创新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20%以上，保持制造业创新领先的独角兽企业占资本市场市值30%以上，是制造强国的标志现象。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没有达到这些指标，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要在今后5-15年把这些指标能够赶上去。
第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伴随着一定比例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占GDP比重逐渐下降的过程中，一方面制造品中相关的服务业占比逐渐加大到百分之30-60，也就是说一个制造业的商品镶嵌在制造业的硬件中的服务比重，服务价值比重会达到30-60%等等。同时伴随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也会逐渐加大到制造业增加值的50-60%。当这4个方面条件满足以后，与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要成分的实体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50%以 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中国在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时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就有了以制造业为重心，而实体经济为主体的产业体系。
现代化产业体系除了要稳定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以外，还要积极进取，才能根本上摆脱我们在一些领域受制于人的境地。为此我们要在产业链供
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发挥中国作为最大规模单一市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未来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努力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新进展新突 破。【联系微信dadawk0*1】
一是要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对点招商模式，转变为产业链招商，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节约高效，规模达千亿、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从这次疫情的应对看，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支撑体系的地方恢复起来，要比那些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快要好。这种集群化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降低了物流的成本，在疫情时期更凸显出竞争力。
第二类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产业链集群。当几个同类大企业在一个地方落户以后，那么它的上游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产业既可以为这家龙头企业服务，也可以为那家企业服务，这样就有条件把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落户，形成集群。
最后一个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共同合作，形成生产性服务业的集群，也就伴随着制造业的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也互动地形成生产性服务业的集群。比如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会有很多从事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应用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位置的配套，这就涉及到创新链条的延伸，有条件的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促进这三类产业集群的形成。
第二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要围绕战略新兴产业，通过更大水平开放实施补链扩链和强链的行动计划，实现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也就是要针对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力度吸引优势外资进入，补上我们供应链的短板，这就是补链。或者要利用已经形成的贸易关系，将产业链上下游的优势企业导入， 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的新布局，这就是扩链。或者要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微笑曲线两端一延伸，两端往上拉了以后，我们也就把它叫做马脸曲线，像一匹马的脸，那么马脸曲线就是微笑曲线的两端往上延伸，那么这样的一个马脸曲线出现的话，将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这就是强烈推
动补链扩链强链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形成更高水平的产业链集群，这种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对象的内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
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推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这样既有助于我们防范和应对类似新冠疫情这种因天灾导致的全球断链的风险，又因为产业链集群本身形成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可以有效阻遏未来在某些关键领域被人卡脖子的风 险。
第三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中国制造业门类、企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也就是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这类高技术的复杂产品的总装厂固然停留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与掌握这三链的跨国公司相比，我们所在的中间环节的增加值并不是很高。但也不能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它是成百上千企业组成的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这些能力的背后是对企业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大优势。
这种能力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带来的产地销、销地产的产业链集群模式分不开，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产业配套能力，高素质的熟练工人队伍以及日益精进的科研开发能力分不开。过去跨国公司在中国建了不少合资的汽车主机厂，手机组装厂，家电的组装厂等等。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很多的内资企业也都已经学会了这种大规模制造的管理能力，为我们培养自己的富士康，培育新时代的制造业龙头企业打下了基础。
第四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产主导型的链主企业。微软公司、谷歌公司、苹果公司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已经是一个无组件制造商，是一个以其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价值链特殊的商业组织。苹果公司不直接生产苹果手机，却凭借其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品牌、产品、设计、软件、数据库等，在生产前和生产后组织管理和经营着全球产业链的标准，供应链的纽带和价值链的枢纽，主导着整个苹果的生态。
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比如华为，我们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其应用迭代其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
第五，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制高点。产业链的集群化，真正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事实上全世界每隔二三十年就会有4-5个有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不管在中国还是亚洲或者欧美地区都是如此。比如上世纪50-70年代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留声机等等。到了八九十年代是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收录录像机等等。
新世纪以来的20年是手机、基本电脑、液晶面板、电视机、汽车等等，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往往超过万亿人民币，在全球超过万亿美元。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当下就应该抢未来的四大件五大件，国务院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就是这个意思。
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的五大件，大体上包括以下五种，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二是家用机器人，三是头戴式AR、VR的眼镜和头盔，四是柔性显示，五是三D打印设备。要积极进行前瞻性的布局和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因为在过去五六十年的过程中，过去的三个时代的四大件五大件基本上都是欧美日本发明，然后我们引进消化吸收的。所以不管我们洗衣机、冰箱、彩电或者笔记本电脑、手机生产能力都是世界第一，世界前列，但其实它的源头创新可以说都是舶来品，都是引进、消化、吸收、合资形成的生产能力。
那么对未来世代的四大件五大件，除了要进一步开放，进一步地引进消化吸收之外，我们更要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生产线，自己的新开发的产品，形成三大件四大件五大件。这样的产品一般我们自主形成，那么猎头企业就是我们自主的企业形成的。代工龙头，也是我们自主的企业来安排的，那么整个的制造业产业链，不管它放在中国还是放在世界各地，我们就掌控了世界级产业链集群安排布局的主动权。
总之，建设以实体经济为重心，制造业为重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稳中求进，不仅能构建中国本本土的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而且还有一批能在全球布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和链主企业，这是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根本
之道。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弄潮儿要向潮头立
在读懂广州高质量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2023年2月19日）
各位同志，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论坛。X的二十大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按照今天会议的主题，我想就X的二十大提出的这些新要求结合广州市的实践，谈一点我的学习心得，供大家参考。
一、以实体经济为主体要求保持制造业一定比重
制造业是工业的躯干、经济的基础、民生的保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制造业发展存在两个突出问题。
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11年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06年时达到32.5% 的峰值，并且自2011年开始逐年降低，2020年降到26.3%，9年时间下降了5.8个百分点。注意到全球主要工业国家如美、德、日、法、意、英、韩等，制造业比重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都是在迈入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发生的。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比重前几年从达峰到下滑，幅度明显更大、速度明显更快。近两年，制造业比重稍有回升，2021年升至27.5%，2022年继续提高到27.7%，但尚不稳定。
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判断：一是国家在经济发展进入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制造业占比会逐步下降，但不宜下降地过快过早，至少应该等到整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后，再逐步下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就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现象，存在着未富先衰、未强先拐的情况，接下来要着力延缓下降的趋势。
二是相对于中国的国情而言，制造业占比不宜过低。无论如何制造业比重在2035年前不能低于25%。再加上10%左右的采矿业、电热气水和建筑业，整个第二产业在2035年前应该保持在35%以上。不能走美国等国家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不足18%的极端。VX:nuo180914整理。
就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保持研发投入超过制造业产值的3%-4%、保持“0到1”基础研究创新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20%以上、保持制造业创新领先的独角兽企业占资本市场市值的30%以上，是制造强国的标志现象。
四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伴随着一定比例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占GDP比重逐渐下降过程中，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从现在的25%左右逐渐增大到50%-60%。当这四方面条件都已经满足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实体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 到65%左右。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将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走向全球第一。
二、新形势下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制胜新赛道
X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其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是新形势下适应新科技革命要求、打破各种脱钩断链图谋、谋求科技自立自强的有效手段。
从需求端看，中国有规模庞大的单一市场，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在不断升级换代，这将为本土创新提供作为肥沃的土壤。
从供给端看，中国有规模庞大的人才队伍、工程师队伍，有随时可以将各种创意创新创造进行产业化的市场主体群，这也是中国创新越发有底气有后劲的重要源泉。
从经济规律看，技术进步存在偏向性技术变迁的普遍特征，即一个经济体内的技术变迁方向总体上受这个经济体的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影响。比如，目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的60%左右，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全球占比在50%左右，这既与中国试图摆脱石油依存度过高的一系列努力有关，也与我们多年来大规模建设电网基础设施有关。
总之，以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加上全产业链制造业优势，只要有一点创新创意的“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之势”形成新的产业蓝海，反过来为技术应用、技术集成、技术迭代提供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三、推动广州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在制造业
广州是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开放前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举足轻重。
X的二十大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广州责无旁贷、不可或缺。
注意到，广东省“十四五”规划目标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超过30%，这体现了制造业大省的担当。
和全国一样，过去10年，广州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一定的下滑，2020 年是23.8%，在“十四五”期间应力争回到25%以上。
注意到广州已提出了“制造业立市”的方针，正全面实施先进制造业强市战略，加快建设“两城两都两高地”（两城：智车之城、软件名城；两都：显示之都、定制之都；两高地：新材料高地、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高地），着力推动“3+5+x”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链集群发展。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目标。当然，这些产业链集群的形成不仅仅是靠销地产、产地销的优势招商引资的结果，而且是依靠技术创新，形成自主的品牌产品，占据产业链的龙头、链头地位，成为引领广东甚至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先锋。
为此，要重点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当前，智能制造已成为做大做强做优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突破口，是推动我国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制造业智能化，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产业互联网。在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数字化升级的过程中，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并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产业互联网实现的过程，涉及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万物发声、万物万联、人机对话、智能网联，最终实现虚拟现实镜像孪生等五个步骤，这个过程涉及大量核心技术、核心硬件装备、高端软件产品的突破。在这方面我国仍然存在不少短板。一是高性能芯片。
二是智能仪器仪表、传感器。三是移动通讯技术。四是操作系统。五是工业软件。六是算力。突破这六个方面的薄弱环节，广州有基础有能力有希望，更有责任和担当。
另一方面，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要前瞻性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全球产业竞争重要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事实上，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有一批在老百姓生活场景中体现这一时代核心技术的4-5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
品。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械化时代，代表性消费品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等；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化时代，汽车、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信息化时代，是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手机、液晶面板的电视机等。
那么，当下全球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工智能、智慧网联时代，有哪些大产品将会进入千家万户呢？就是以超大数据、超强算力、超强算法喂养的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的智能汽车、家政服务机器人、聊天对话机器人、柔性显示终端、3D打印、AR/VR头盔眼镜等智能终端产品。这些产品一旦成熟，市场规模往往超过万亿美元级，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广州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二是推动制造业服务化。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据世行有关报告，发达国家产品的最终价格中，制造环节增值占比不到40%，服 务环节增值约占60%。制造与服务日益融合，服务对产业发展，尤其是对制造业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支撑促进作用更趋凸显，服务已成为制造企业维护竞争优势的核心环节。在数字技术赋能的背景下，服务融入产品设计、生产工艺、交付、维护等全流程的速度加快。目前，跨国公司已成为服务要素投入和服务化转型发展的主力，传统大型商品制造商已经转型为综合服务解决方案提供 商。数据显示，服务业务收入已占世界500强中制造企业总收入的25%，20%的跨国制造企业的服务业务收入超过总收入的50%。广州是国际知名的服务之都，“广 州服务”享誉全国。但这些服务多是指生活性服务业。推进制造业服务化，重点是发展现代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这方面广州有很好的基础，接下来，还要再接再厉。一是要大力发展为制造业产业链提供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应用等生产性服务业。这类产业往往技术含量高、创新动能强，不论是培育发展“专精特新”制造业企业，还是服务那些链主型制造巨头，这类企业是整个产业生态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要用好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平台作用， 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为制造业迭代升级创造条件。我国已经连续十几年是全球货物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贸易强国。衡量贸易强国的关键是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我国的服务贸易存在着资本含量低、技术密度低、人才密度低、附加值效益低的短板。香港作为全球贸易中心，除了货物贸易发达之外， 关键是服务贸易、转口贸易、离岸贸易非常发达，在香港1.3万亿美元的国际贸
易中，除了几千亿美元的货物贸易外，有近万亿美元是服务贸易、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开放前沿，应利用自贸试验区平台大力发展与跨国公司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运行有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包括科研开发、信息服务、仓储物流配送、第三方物流以及跨境大产品全球售后服务；要创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吸引这些跨国公司，把“三链”服务相关的业务总部到我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来注册落户。三是要推动数字贸易创新发展。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已由2011年的48%增长至2020 年的63.6%。数字贸易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产物，部分伴生于货物贸易和非数字服务贸易，部分则是纯粹是数字化服务或产品的跨境贸易，正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形态、未来贸易发展的新引擎。广州是电商之都，理应弄潮儿向潮头立，理应在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上走在全国前列，理应在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新模式新业态中擦亮“千年商都”的金字招牌。
三是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实现“双碳”目标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源结构的巨大调整会带来天量的投资。比如在供给端，如按照每千瓦5000元1千瓦的投资，120亿千瓦的装机将需要60万亿的投资；在消费端， 各种终端用电用能设施的更新改造，如电动车、智能环保建筑等至少会形成40万亿的投资需求；而传输和配送端，远距离输配电的特高压及智能电网设施等投资至少也需要50万亿。这样加起来会达到150万亿之巨。
这就是常说的新赛道新领域。广州要抢占先机。一方面，要加快形成世界级清洁能源产业链集群，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源。要通过扩链强链补链，加快形成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清洁能源产业链集群。
我坚信，在这个过程中将会出现几个生态主导型的企业和几十甚至几百家独角兽企业。另一方面，要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工业部门脱碳减碳，构建绿色低碳工业体系。建议从五个方面推进脱碳减碳：一是源头减量；二是节能减排；三是循环回收；四是工艺流程改造；五是对各种废弃物回收利用。在具体操作上，建议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碳中和为目标，通过市场机制构建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产业链上下游利益共同体，发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效应，推动构建绿色低碳新型工业体系。广州正在筹建碳期货交易场所，建议围绕这些场景和活动设计产品和服务，助推广州乃至全国制造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朋友们，X的二十大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角。广州蓄势待发，前景可期。祝愿广州明天会更好！谢谢大家！
产业数字金融发展的重点和建议
在明珠湾金融峰会（2023）上的演讲
（2023年2月25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参加首届明珠湾金融峰会。根据今天会议的主题，我就发展产业数字金融谈几点意见。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其本质就是人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主要承载主体是消费互联网及产业互联网。
目前，数字经济已经在消费互联网领域蓬勃发展，社会个体普遍应用数字工具，实现了沟通、协作、交易效率的大幅提升。在消费互联网市场空间逐渐饱和的局面下，产业互联网是未来数字经济的重要发展方向，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创新转型发展的有力抓手。
从市场竞争主体来看，目前我国前20大科技公司绝大多数集中在消费互联网领域，而美国前20大科技公司中有半数企业（微软、思科、高通等）已经成为产业互联网领域的领头羊。在中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产业互联网是推动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金融业也应该积极开启自身数字化创新转型之路。产业数字金融即在传统产业金融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实践。
产业金融在我国是以银行业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专注于服务B端产业链企业的重要金融服务形式。我们把产业金融发展之路分为三个阶段，即：以银行对公业务为代表的产业金融1.0阶段；以供应链金融为代表的产业金融2.0阶段； 以产业数字金融为代表的全新的产业金融3.0阶段。
无论是在1.0阶段还是2.0阶段，传统产业金融服务都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痛点，缺乏技术手段赋能，金融机构对产业链情况难以掌握，对待融资资产真实背景和潜在风险难穿透，对民营、中小企业主体信用不信任，根本原因是产业链上物流、信息流、商流和资金流信息不对称、资产难穿透、数据难验真、难实时掌握。信息不对称导致了金融服务的风险成本高，这是目前产业链上民营中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的根本原因。
产业数字金融依托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了让产业链上下游信息数据的全透明、全上链保真难篡改；资产情况的全穿透、实时追踪一手数据可获取；潜在风险的实时监控提前预警。数字化技术在产业链上的大规模应用，让金融机构看得清、管得住资产，显著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风险成本， 未来有望如消费金融领域一样，帮助众多中小微企业获得普惠金融服务，从而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在产业上的紧密结合， 是金融科技的下一片蓝海，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创新应用。
我认为国家大力发展产业数字金融，有六大价值：
新冠疫情发生后，X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多项提振民营经济，纾困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我国社会经济主体中80%的企业属于民营中小微企业，覆盖行业众多， 自身最迫切的生存发展需求不尽相同。精准的财政和金融扶持政策应分类施策， 现阶段特别首要是保住重点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它们的稳定发展对稳定产业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字技术赋能下的产业数字金融创新，将产业链各企业主体经营情况全数字化、透明化，让产业链上各类企业获得平等的金融服务基础，让金融机构能够在技术赋能的帮助下直接深入过去无法服务的民营中小微企业，提供直接的金融服务。产业数字金融不是阶段性的政策扶持，而是一项长期的“管道疏通”工程， 配合当前积极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将成为可长期提振产业链民营中小微企业经营活力的一种长期有效的手段。
产业数字金融作为产业金融服务的3.0阶段，充分利用了智慧科技时代数据客观、公允、难篡改、智能应用广的特点，这是过去互联网消费金融时代难以实现的，是主动拥抱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方向，顺时代发展脉络而行的创新举措。在数字技术赋能下，逐步引导金融服务从过去供应链金融模式下看重企业主体担 保、抵押，核心企业确权、增信的模式，向只关注交易信用，向市场主体提供平等融资环境转变。【联系微信d*adawk01】
这是我国金融服务技术创新引领世界金融服务全新潮流的一次超车机遇。
数字技术的特点是每1%的小小改变，就会带来无法想象的显著变化。实体企业应收应付账款和存量固定资产粗略测算超100万亿，如在全社会大力发展产业数字金融，每降低企业这两块资产1%的融资利率，就能为实体企业释放总量超过1万亿的融资成本。这种成效在社会融资成本较高的民营和中小微企业中，发挥的效果更加显著。
科技创新往往伴随高风险而被市场诟病、怀疑。但产业数字金融恰恰是有效控制社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创新。产业数字金融的本质是通过数字技术，最大限度透明化产业金融服务的各个环节，使虚假贸易背景、虚假交易过程、虚假资金往来、虚假账户管理、虚假数据等传统金融风险点无处遁藏。产业数字金融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充分暴露、极大降低当前金融系统中各类潜在的风险，打造一个全透明化的数字金融市场。
监管机构亦可使用数字技术，实时监控各金融机构开展产业金融的服务过 程，并通过基于实时数据的预警模型提前揭示潜在风险，这将显著提升我国金融行业监管科技能力。
产业数字金融和工业互联网是实体企业自身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双轮驱动， 要结合起来一起落地。实际落地过程中，企业面临短期巨大成本投入和数字化效果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呈现的时间错位。特别是对本已处在较大经营压力下的民营中小微企业而言，单纯的数字化技术转型成本难以承受。
产业数字金融可以配合工业互联网技术改造，让实体企业在开展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数字金融服务所带来的降本增效实际便利，显著提升实体企业自身的数字化转型积极性，助力数字经济在传统产业的尽快落地。
产业数字金融拥有上述六大价值，被认为是金融科技经历互联网金融之后的全新发展阶段。与服务C端的互联网消费金融不同，聚焦于服务B端产业链的产业数字金融，要吸取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做到三个坚持。
一是坚持科技机构和金融机构各司其职，取长补短，共建生态。产业金融市场体量是消费金融的若干倍，服务的要求和专业度也与消费金融不可同日而语，
庞大而复杂的市场一定不是单靠科技公司或者金融机构的力量能够完成的，两者谁也不能取代谁。科技公司提供数字技术赋能，金融机构提供金融场景服务，坚持各司其职，保持开放心态，取长补短、融合发展方能实现产业数字金融的创新服务效果。
二是坚持严把准入门槛，吸取消费互联网的经验教训，稳步推进产业数字金融科技创新。产业的数字化是一项门槛很高的科技技术，特别是要能满足金融机构严格的风控要求，不是任何科技公司、供应链公司简单的系统对接和数据采集就是产业数字金融，而必须对产业金融服务全流程进行深度科技赋能，真正实现数据的四流合一，需要对金融和科技都有较深理解的平台和团队方可构建生态。金融机构要审慎选择对金融和科技均有较深理解的科技平台，审慎发展产业数字金融。
三是坚持为实体经济降本增效的初心。数字技术赋能产业金融，一定要切实为实体经济带来降本增效的效果，而不应增加企业金融服务的额外成本，数字平台要成为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有益的科技桥梁。
对于如何大力发展好我国产业数字金融生态，有四点建议：
一是国家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开展自身数字化基础建设，可享受税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我国企业的数字化、信息化基础薄弱，短期内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对于年内确实在自身数字化方面有所投入的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提升企业数字化的积极性。
三是“一行两会”监管机构出台政策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提高自身金融资产数字化的占比，特别是提升对存量和增量资产数字化风控的占比，将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科技能力和资产质量。既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自身的数字化创 新，也鼓励与拥有合法背书的第三方科技平台开展合作。
总之，产业数字金融是未来经济稳定增长的新引擎，需要政府、科技公司、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构建政策、产业、金融、科技等融合发展的良好生态，同时建立清晰明确、标准统一的监管规范体系，共同促进产业数字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发言，谢谢大家！
依托大市场潜在优势把握产业链布局主动权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
（2023年3月25日）
各位嘉宾：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论坛。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确在深刻调整，但我认为这是常态。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上升，总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产生一定影响。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观点。
一、中国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应对各种“脱钩断链”挑战的重要基础
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在劳动力红利之后迎来一个新的红利——这就是我们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产生的红利，即市场红利。就规模而言，中国人口有14.11 亿，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接近20%。就市场结构而言，中国是个单一的大市场。单一市场是指法律体系统一、税务体系统一、商业规则统一、语言文化统一的市场。就工业基础而言，中国是全要素全门类全产业链集成的经济体。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将产生三方面的红利：
一是“规模经济”的成本摊薄效应。进入中国市场的制造业，一旦规模上去了，就能够大幅摊薄六项成本。一是研发成本。二是固定资产投资成本。三是采购成本。四是人力成本。五是物流成本。六是市场开拓成本。一般来说，规模经济可以从以上五个方面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一旦达到了充分的规模，就可以把价格压低30%—40%左右，从而形成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引力场”效应。这种“引力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从需求的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超大规模的本国消费市场和超大规模的进口贸易量。从生产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市场分工可以更加深化，有利于全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甚至各工序之间都可以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形成相互嵌套、相互共生的产业链集群。从时间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供给和需求互促共生现象将会十分显著。不仅需求端在不断的更新升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去“供给”； 而且由于作为供给端的生产本身具有“学习效应”，将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创新产品，也就是说“供给”也在创造“需求”。二者互相促进，相互吸引。
三是“大海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总书
记讲的这个“大海”，就是指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与小国经济不同，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超大规模市场可以让本国经济具有更大的内循环余地，具有更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一般的“狂风骤雨”无法掀翻这个“大海”。对企业来讲， 对基本面的预期十分重要。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造就了其如“大海”般稳定。
以上这三种效应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带来的，是中国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自然产生的新红利，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所蕴含的自然逻辑。在这个大市场的带动下，跨国公司合理的产业链布局逻辑突出体现在产地销、销地产两个方面。所谓产地销，就是利用当地的综合要素成本的优势组织生产，面向本地市场和全球市场进行销售。中国大市场的六个成本摊薄效应仍将是影响跨国公司“在中国、为全球”的重要因素。所谓销地产，就是面向本地市场组织生产，更好地组织供应链响应消费者需求变化，即“在中国、为中国”。中国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这将是一个庞大的“引力场”。从产地销、销地产这两个角度看，一些人鼓吹“脱钩断链”是不会成功的。
二、当前出现的产业转移现象是多重因素的结果，从长远看未必是坏事
最近一段时期，一些产业看上去有“孔雀东南飞”的迹象，转移到了东南亚等地区。这里面有多重因素。一是美国对华搞贸易战，到现在为止，加征的关税绝大多数仍未取消。很多原来“在中国、为美国”的产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移， 转移到东南亚去了，目的是为了取得原产地认证，规避关税壁垒。二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综合要素成本短期内的确有一定比较优势。这些年来中国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的确有所上升，这是事实。三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越南加入了不少自由贸易协定，自己也采取了很多力度比中国还大的税收优惠措施。四是RCEP生效后，利用原产地累加规则，一些企业即使搬到东南亚了，也可以免关税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即实现“在东南亚、为中国”。
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未必是坏事。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一是转移出去的不少产业是中国自己的民营企业，出于规避关税壁垒的考虑，适当调整布局， 无可厚非。二是目前转移出去的企业多以服装鞋帽等对关税壁垒比较敏感的低附加值产品为主，虽有一些电子元器件，多以装配组装为主。这也是适应东南亚国家所处发展阶段所需要的。而对中国主力出口的机电产品等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产品，关税壁垒不会形成大的影响。这几年对美出口不降反升就是例证。三是随着东南亚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本地的需求也会驱动“销地产”的基本逻辑，即“在东南亚、为东南亚”，所以一些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开展布局，也是合理的，自然
也会带动原来在中国的配套企业跟着走出去。四是RCEP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基本上是RCEP成员国。随着RCEP的实施，中国与RCEP国家将形成日益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将来会出现“在中国，为中国”“在中国，为RCEP”“在RCEP，为中国” “在RCEP，为全球”等多种产销模式。那个时候，中国大市场叠加RCEP大市场、中国的双循环叠加RCEP大循环将深刻改变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版图。五是应对当前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握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重点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二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技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同时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链主”企业。三是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事实上，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分别带来了四到五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这些产品中国往往是跟进者。今后二三十年，中国应该抓住类似像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家政服务的人型机器人、提供数字秘书服务功能的智能终端等符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整机产品，使之成为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在这些领域，中国有的跟跑、有的并跑，还有的领跑全球。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重心 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第二十届中国百货零售业年会暨商业创新峰会上的讲话
（2023年3月29日）
很高兴来参加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召开的20周年年会，利用这个机会，就我们国家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议题讲三点意见。
一、坚持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X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产业经济要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重心，这个“重”是轻重的重，“重心”两个字用的非常好。我们都知道不倒翁有一个重心，只要重心摆的好，不倒翁不管你怎么推，总会趋于平衡趋于稳定。制造业作为我们国民经济的重心，它具有五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只有制造业的发展才会带动更多的就业；第二，制造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级； 第三，制造业的发展是科研开发的基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科研创新的体系是和制造业的基础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制造业基础，就是搞创新也是虚无缥渺的； 第四，制造业的发展是国家全面小康的一个基石；第五，制造业的发展是国家军事力量、军事装备强盛的基础，国家安全的基础。X的二十大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制造业是工业的躯干、经济的基础、民生的保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制造业发展存在两个突出问题。VX:nuo180914整理。
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11年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 落。一是制造业比重下降速度过快。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06年时达到32.5%的峰值，并且自2011年开始逐年降低，2020年降到26.3%，9年时间下降了5.8个百分点。美国现在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11.5%，它是从比重占40%降到11.5%的，差不多60年降了近30个点，每10年拐3-4 个点。欧盟从比重占38%降到15%，也差不多用了50年时间。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制造业比重从达峰到下滑，幅度明显更大、速度明显更快。二是制造业的比重叫未富先衰。全球主要工业国家如美、德、日、法、意、英、韩等，制造业比重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都是在迈入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发生的。世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一般都是在GDP达到15000美元成了富裕发达的阶段，GDP中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加快发展、规模扩大，制造业比重开始向下降。我们2011年人均
GDP才4000美元，还处在中等收入偏下的阶段，所以未富先衰。
三是制造业的比重叫未强先衰。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一般到
%达峰，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到40%开始拐点，欧洲到38%开始拐点，日本到37%开始拐点，我们到了33%就拐点了，叫未强先衰。
另一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中国制造业在品种和质量上还存在多方面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高端高质产品不足。很多产品属于低端低质，在性能、可靠性、寿命、良品率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往往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二是同质化竞争严重，细分市场的开发不足。同一制造业门类从业企业数量众多，但缺乏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容易陷入同质竞争。一旦哪个行业处于风口，大量制造业企业往往一拥而上，搞低水平重复，最后形成恶性竞争、产能过剩。三是关键技术被卡脖子。制造业许多关键环节中的核心技术我们没有掌握、受制于人，很多产业链容易被人一剑封喉。四是缺乏引领国际的高端品牌。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存在大量的低端加工，缺少高端品牌以及相应的市场渠道优势。一个品牌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的专一专精才能得到市场认可，建立起畅通有效的营销渠道，而中国每年工商注册了上千万家企业，很大一部分都在五年内倒闭或者转行了。数据表明，美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8年，日本是12年，相比之下，中 国中小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3年，自然难以建立起品牌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高瞻远瞩的深刻的指 出，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三个脱实就虚。一是房地产业脱实就虚。由于房地产过分的发展，14亿人中9亿城市居民每1万人1个公司，全国有9万个房地产公司，工农兵学商不搞房地产的公司就是没效益的公司，中国9万个房地产公司比全世界180 个国家房地产公司数量的总和还要多。二是金融业脱实就虚。我们金融业增加值一度占GDP的比例8-9%，全世界金融业平均占GDP比重4-5%。美国是全球金融业， 其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也就5-6%，只要到8%就会引发一场金融危机。2007 年美国金融业占美国GDP7.9%，就发生了房地产次贷危机，从而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崩盘崩掉几万亿美元，金融业萎缩又回到5-6%。我们金融业占比过高，以至于我们金融的利润至少额外多了3个点，100万亿GDP的3个点就是3 万亿，如果给制造业、实体工业，实体经济的利润不就多了3万亿。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业脱实就虚利息过高，融资难、融资贵造成实体制造业边缘化。三是互联网脱实就虚。互联网发展的非常快非常猛，但是中国互联网都围绕着消费互联网发展的。前20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几乎都是消费互联网跟我们百货店、实体
店抢生意，跟老百姓做消费类的服务。美国前20位的互联网公司90%也就有18家都是工业互联网、制造业的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的互联网公司。互联网最早是欧美发明的，但是人家都在发展的是实体产业的互联网，我们铺天盖地都是消费互联网，把实体店至少30%的实体店搞的空空荡荡没有生意做。这三个方面的脱实就虚冲击了我们的制造业。
“十四五到2035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判断：一是国家在经济发展进入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制造业占比会逐步下降，但不宜下降地过快过早，至少应该等到整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后， 再逐步下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就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现象，接下来要着力延缓下降的趋势。二是相对于中国的国情而言，制造业占比不宜过低。无论如何制造业比重在2035年前不能低于25%，在2050年前不能低于20%。再加上10%左右的采矿业、电热气水和建筑业，整个第二产业在2035年前应该保持在35%以上，在2050年前保持在30%以上，不能走美国等国家第二产业占GDP 的比重不足18%的极端。三是在制造业占GDP比重达峰并开始逐渐下降时，为保持工业发展的势头，务必加大研发投入，使创新能力成为工业制造业的第一动力。就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保持研发投入超过制造业产值的3%-4%、保持“0到1” 基础研究创新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20%以上、保持制造业创新领先的独角兽企业 占资本市场市值的30%以上，是制造强国的标志现象。四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伴 随着一定比例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占GDP比重逐渐下降过程中，一方面制造品中的相关的服务业占比逐渐加大到30%-60%；伴随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逐渐加大到制造业增加值的50%-60%。当这四方面条件都已经满足后，与制 造业+采矿业+建筑业+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实体经济增加值占GDP的 比重将达到50%。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就有了 坚实的基础。
“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一定要让中国的制造业保持在25%以上，绝不能再 发生过七、八年又掉五、六个点，就会掉到20%以下，到2040年中国制造业可能 就只剩12-13%，从这个意义上“十四五到2035年”提出了这个强烈的约束性的指标要求。上海上世纪90年代制造业曾经占上海GDP的40%，老工业这个比例也很高。到了2020年已经降到20%，当时的李强书记在上海制定“十四五到2035年”规划纲要的时候说过很深刻的话，在“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上海的制造业比重不能掉
到20%以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上海制造业到去年回升了2个点。总体来说，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重心，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让制造业保持在25%以上，GDP 规模大了制造业再反向的拉上去很难，但保持25%以上的比重是一个战略性的，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内在要求。
同时，在服务业系统里面也有一个实体经济的要求。中国式的现代化，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重心，对生产性服务业也有较高的要求。什么叫生产性服务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大体上有十类，范围包括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 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去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52.8%，其中生活性服务业占比70%，占GDP的比重近40%，比重过高； 只有30%是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15%，比重过低。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里面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的比重一般都在50%，多的甚至占整个服务业的
70%。比如美国的制造业只有十一点几，非制造业的工业有六点几，加在一起18%， 农业有2%，剩下的80%都是服务业，这80%的服务业里面有70%是生产性服务业，跟老百姓生活消费关联的服务业只占30%。美国的制造业占比很低，但是他们的生 产性服务业比重很大。全世界生产的许多产品，都受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和管制。在产品制造中，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研究开发、标准管理、专利等等都成为制造品的成本镶嵌在制造品的价值中。现在一个高端的产品比如一个笔记本电 脑、一个手机如果卖1万元，里面5000-6000元是服务价值镶嵌在里面，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价值，真正的硬件制造只占百分之四五十。一个地方生产性服务业很低， 如果说制造业规模很大，那么他的产品要么是中低端附加值不高的，尽管规模很大卖的利润效益也不会那么高；如果生产出的产品卖得很高的价格，一定是外国的生产性服务业输出到这个国家生产的体系之中，最终就像苹果在中国造了一亿多个手机，卖了2000亿美元，销售利润很高达40%，有800亿美元的利润。在这800 亿美元利润中，有600亿美元归苹果公司，占利润的80%；只有200亿美元归上千个零部件及代工总装厂，占利润的20%，是2000亿美元销售额的10%，也算很好了。一般工业企业利润占销售额的6-7%，所以全世界的工厂都愿意为苹果打工，因为他有10%的销售利润率。苹果凭什么既没有流动资金也没有固定资产投资，也不 生产一个零部件，也不搞总装厂，最后他能拿到四分之三的利润，是因为整个苹果手机的专利、软件、操作系统或者各方面的服务、标准都是苹果的，苹果是整
个苹果手机生产制造的奠基者。
我讲这段就是表示生产性服务业十分重要，对我们来说按照中央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重心的要求，就是要补上两个短板。一是遏制住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下降过快的势头，守住25%底线，力争到26%、27%、28%，并且直到2050年都 要守住，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制造业比美国制造业比重高他一倍。二是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大，从现在占GDP15%左右的比重上升到30%，这样如果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60%，那么一半是生产性服务业，一半是生活性服务业。包括互联网公司也应该更多的向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数字经济的发明创造及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上下功夫，而不是跟实体店抢生意。
二、进一步发挥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用销地产、产地销的功能吸引更多外国公司来中国投资布局
中国现在是全世界超大规模加单一结构的市场。说他超大规模是因为中国拥有14亿人，人多市场会大这是一般的道理，但是也不一定。1980年的时候中国GDP2000亿美元，这个规模只是全球GDP的1%，相当于欧洲的小国家荷兰那么大。那时候中国有10亿人口也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一个人群，当时全球人口60亿，我们10亿人占六分之一，人均GDP只有200美元，并不构成全球超大规模市场。在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中国的字典里面不管是新闻宣传或者是各种论点里面从来不说中国是世界超大规模的市场。我们的人口红利往往是这么表述的，就是有无限供给的低成本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构成了我们的人口红利，加上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再加上全球化红利，推动了中国几十年来快速发展。到2010 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中国每年的进出口贸易成为全球第一， 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2年位列世界第一，500种主要工业品中40%以上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四十年中国经济从2000亿美元变成现在的18万亿美元，涨了90倍。近几年中国的人均GDP接近并超过了全球1.1万美元人均GDP，中国的人口红利才真正构成了全球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产生了规模效应。如果某一类产品中国无法自给， 要靠进口，就会产生全球近20%人口的市场需求；如果某一类产品中国自己自给 自足，就相当于覆盖了全球近20%人口的市场份额，再加上一部分产品出口海外， 假设出口份额占到全球10%，就等于中国供给了全球的30%。基于此，我们可以非常客观地说，当今中国的人口红利，在继续保持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已经更多地转变为规模优势，成为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核心优势之一。
单一结构市场是指法律体系统一、税务体系统一、商业规则统一、语言文化
统一的市场。中国就是典型的单一市场，遵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体系， 汉族人口在中国人口民族结构中占主体地位，占中国总人口的91.11%，各民族和谐稳定均衡发展，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全国通用，商业规则、市场环境大体上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全球也有很多国家虽然体量不小，但并非单一市场，比如印度。印度说起来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但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碎片化的市 场。印度自称联邦制国家，每个邦拥有较大自治权，在宪法之外还有各自的法律体系和商业规则，各邦之间要素、商品的流动面临重重壁垒；印度有100多个生活习惯各不相同的民族，其中人数最多的印度斯坦族也仅占总人口的46%；印度的宗教信仰种类繁多，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耆那教、天主教、佛教等，各个宗教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印度还通用多种语言，仅官方通用语言就多达22种，有121种语言的使用人口都在1万人以上。此外，印度还残存着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的影子，将人分为五等，不同等级的人群之间也不是统一的市场。可以说，印度是由若干个大大小小的“碎片式”的市场构成的。
对类似印度那样的“碎片化”、“散装”市场，跨国公司每进入一处都要重新进行开拓，会带来额外的成本；而单一市场意味着一家企业如果探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就可以在不进行大量额外投入的情况下对整个市场进行平移复制，与一个个“碎片化”或“散装”市场相比，自然能够大幅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中国超大规模单一结构的市场给我们带来了6种成本下降的红利。人们常常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廉。这是没错的，但是实际上劳动力成本在制造业总成本中的占比一般就在10%—15%左右， 劳动力成本高一点低一点只能影响总成本几个百分点。尽管劳动力成本在部分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中，可能会占到40%左右，但是在大部分的装备工业、耐用消费品工业和重工业等制造业中，因为原材料成本较高，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较重，劳动力成本的比重并不很高。而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就能够大幅摊薄制造业的六项成本。一是研发成本，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均摊到每一件产品上的科研成本就会大幅下降，企业也就能投入更多资金进行原始创新、科研开发。二是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生产制造需要投入厂房、生产线、设备等固定成本，产量规模越大单位成本就越低。三是采购成本，无论是商品、材料、部件，采购的批量越大，打折降价的系数越大，采购成本也就越低。四是人力成本，一旦形成
规模效应，劳动生产率就会有较大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会被摊薄。五是物流成本，包括运输、仓储、中转、装卸等环节的费用都会随着规模增长而摊薄。六是市场开拓成本，每进入一个新市场都要进行相应的市场调研、用户分析、产品定位、渠道拓展等，中国本身是一个单一市场，同一套策略、同一种产品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大大降低了市场开拓费用。以上六个环节，每个环节哪怕降低5%的成本，六个环节总体会把制造业成本降低30%。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规模优势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一旦达到了充分的规模，就可以把价格压低30%—40%左右，以价格优势打败国外的竞争对手。由于有了这样的一种优势，中国人造什么，什么东西在世界上成本就下降30-40%，中国制造成了跨国公司超额利润的粉碎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中国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超大规模市场形成的低成本优势。这种低成本优势成了当下破解美国跟中国脱钩，搞地缘ZZ，想把产业链、供应链从中国拉出去，让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转移出去始终无法成功的基础性的原因。
当下中国人的招商引资，不再是用劳动力比较优势或者土地成本，或者各种各样的较低资源成本，砍胳膊砍腿让渡利润吸引人家。现在的招商主要是两条， 不管是企业出去还是地方政府出去，总之两种招商。
一种是“销地产”。即在主要的销售市场组织生产，直接满足当地需求。这就需要当地市场足够大。中国有大市场，你的产品生产出来全部在中国销售，与在别地生产后通过进口来满足当地市场的模式相比，销地产至少有四个优势：一是可以绕开进口保护关税的限制；二是由于在销售地组织生产，自然降低了物流成本；三是可以更加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根据客户需求调整产品设计，更加敏捷地满足客户需求；四是由于在当地组织生产，税收、利润和GDP都留在了当地，产生的就业也都是当地的，自然形成与当地政府的良性互动，也更容易减少各种非贸易壁垒。
比如上海前几年做了件漂亮的事情，把美国的特斯拉引进到上海生产，既大幅度的降低它的制造成本，同时中国的大市场又让车辆供不应求。这就是典型的销地产，让特斯拉从破产的边缘翻了身。特斯拉的股票市值从2012年起初2000亿美元后来跌到1000亿美元以下，到了2019年在中国上海一生产销售立马股票市值上升到5000亿美元，现在进一步发展到1万亿美元以上，我们认为5000-10000亿美元和上海无关，但是1000-5000亿美元就是中国上海给他创造了一个台阶。于此， 马斯克就有特殊的理解，几天前美国一个议员公开场合问马斯克，你认为美国现
在对中国的阻拦最终是不是会使得中国不能够在5-10年赶上美国。马斯克说痴心妄想，10年内中国一定会超越美国，30年以后中国会是美国2-3倍的GDP总量，这是阻挡不了的，美国只有和中国搞好合作才是最正确的。他这个讲话比我们的干部讲的思路还清楚，总得来说他是有特殊体会。
一种是“产地销”。就是在一个地方生产产品后直接销往世界各地。这种模式下，一般需要当地营商环境符合五个条件：一是当地产业链配套比较齐全，更容易形成各种产业集群；二是交通、物流、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优越；三是劳动力素质高、成本低，且足够充裕；四是开放条件好，企业进行进出口贸易非常便利；五是当地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配套齐全。企业在这里生产出产品后，从产地直接销售到全球市场。比如苹果手机有一半出自在中国郑州的富士康，2020年出货将近1亿台手机，极大部分由苹果公司销往世界各地。这背 后是围绕着富士康，郑州做了大量的产业配套，集聚了零部件供应商、运输企业、其他组装环节厂商等，甚至为富士康设立了综合保税区，形成了超千亿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跨国公司选择这两种模式是精心计算的结果，是考虑了各种不确定性后的理性选择和最佳方案。因为这两种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弭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冲击。比如产地销模式，苹果和富士康之所以选择郑州作为生产组装基地，是因为这里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物流和相关产业配套较好、政府的营商环境不错， 是经过系统考察、精心计算后的决策，而绝不是随意的投资冲动。同样地，特斯拉之所以选择中国上海作为“销地产”的基地，也是因为可以近距离获得客户， 而获得客户是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所以综合这两种模式，我们反过来思考全球化。未来只要人类社会各种消费需求在不断增长，跨国的投资贸易就不会停滞，还会继续增长，只不过将会以更加集约、更加经济的方式来呈现。
当前出现的产业转移现象是多重因素的结果，从长远看未必是坏事。最近一段时期，一些产业看上去有“孔雀东南飞”的迹象，转移到了东南亚等地区。这里面有多重因素。一是美国对华搞贸易战，到现在为止，加征的关税绝大多数仍未取消。很多原来“在中国、为美国”的产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移，转移到东南亚去了，目的是为了取得原产地认证，规避关税壁垒。二是疫情下我们这两三年交通不便，工作活动方式不便，也的确导致一些企业往外走。三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综合要素成本短期内的确有一定比较优势。这些年来中国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的确有所上升，这是事实。四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越南加入了不少自由
对这些问题怎么看？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一是转移出去的不少产业是中国自己的民营企业，出于规避关税壁垒的考虑，适当调整布局，无可厚非。二是目前转移出去的企业多以服装鞋帽为主，虽有一些电子元器件，多以装配组装为主。这也是适应东南亚国家所处发展阶段所需要的。三是随着东南亚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本地的需求也会驱动“销地产”的基本逻辑，即“在东南亚、为东南亚”， 所以一些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开展布局，也是合理的，自然也会带动原来在中国的配套企业跟着走出去。
至于会不会形成大规模的“撤离中国”的浪潮，我认为不会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对关税壁垒比较敏感的往往是很多低附加值产品，而对中国主力出口的机电产品等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产品不会形成大的影响。这几年对美出口不降反升就是例证。二是中国对外贸易中，第一大贸易伙伴不是美国，而是东盟、接着是欧洲。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并无大碍。三是看上去一些国家劳动力便宜，但中国有高技能工人队伍，这些人勤劳、吃苦、综合素质高，而且规模庞大，中国还有世界规模最大的科技研发人才队伍，达1.14亿，人口优势正在转化成人才优势。至于土地，我认为随着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启动，这方面必将释放出新的巨大红利，土地要素成本也将下降。此外，中国正在掀起世界最大规模的清洁能源建设浪潮，那个时候绿电将成为我们的新优势。所以未来中国将拥有新的综合性要素成本优势。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基本上是RCEP成员国。这未必是坏事。随着RCEP的实施，中国与RCEP国家将形成日益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将来会出现“在中国，为中国”“在中国，为RCEP”“在RCEP，为中国”“在RCEP，为全球”等多种产销模式。那个时候，中国大市场叠加RCEP大市场、中国的双循环叠加RCEP大循环将深刻改变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版图。
俄乌战争下，去年是中国实体经济装备制造、重资产投资的外资最多的年份， 创下这些年最高，外资到位数增加了9%，合同增加了30%，都是指的装备制造业。原因就是俄乌战争下欧洲的能源价格上涨，使得营商环境恶化、制造成本大幅度提升，欧洲的许多制造业企业就搬到中国来了。连美国波音飞机也因为销地产的原因，把总装厂放到中国来，这都是20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实际上中国是世界
最重要的制造业的基地，是世界制造业的压舱石。我们要用销地产、产地销的优势功能进一步吸收欧美包括阿拉伯等世界各国来中国投资。
三、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重点，掌握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
应对当前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关键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在确保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相对稳定（在2035年前不能低于25%，在2050年前不能低于20%）的同时，推动制造业的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服务化。在产业链布局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光靠着大市场吸引别人，这个优势可能今后10年、20 年一直存在是我们的核心优势，但是我们真正要把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拿在手上就要搞创新。创新是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一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更大水平的开放，实施“补链”“扩链”和“强链”行动计划，实现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
二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即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不要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它是成百上千的企业组成的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这一能力的背后是对企业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大优势。这种能力的形成一方面与刚才说的产地销和销地产模式分不开，另一方面与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产业配套能力、高素质的熟练工人队伍以及日益精进的科研开发能力是分不开的。
三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比如华为。我们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其应用、迭代其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 根植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的“链头”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需要持续加强。
四是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事实上，全世界每一次工业革命就会有四到五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典型特征
是机械化，对应的是钟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化，出现了汽车、空调、电视、冰箱、洗衣机等；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化，出现了电脑、手机等。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往往超过万亿美元级，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以数字化绿色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必将有新的“四大件”、“五大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就是这个意思。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上包括以下五种：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二是家用机器人。三是头戴式的AR/VR眼镜或头盔。四是柔性显示。五是3D打印设备。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 群。
之前三次的工业革命我们是跟进，人家发明创造我们是舶来品或者引进消化吸收，产品虽然生产的最多但是原创是人家的。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既有跟进的，也有并跑的，也有领跑的。比如新能源汽车我们现在处在领跑位置。机器人我们可能还在跟进阶段等等。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里面我们力争做到在跟跑、并跑、领跑中我们能更多的领跑，最终创新出新的终端整机产品，也就是“十四五到2035年”规划讲的要在“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更多的通过前瞻性的创新驱动，使得进入老百姓家庭的消费类终端产品能由我们创新发展并走向世界。这样的话这种产品的链头、龙头、代工都会是中国自己主动布局，然后我们布局到天下到各个国家去销地产、或者产地销，这样我们就把产业链发展的主动权真正掌握在中国自己的手中。
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增强内外双循环联动效应
（2023年4月5日）
X的二十大再次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本文从五方面分析了如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进入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呈现五个显著特征：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从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 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X的二十大再次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为此，部署了五个方面的任务：
一、以推动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贯通内外循环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由过去在沿海地区通过设置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从事加工贸易、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要素流量型开放，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稳步扩大规制、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过去的开放模式下，各种海关特殊监管区实际上营造了一个近似国际化的“小环境”，配合跨国公司进行全球产业链布局。如今我们的开放已经不限于在狭小的海关特殊监管区或其他各种试验田和先行区了，而是进入更宽领域、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开放。要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让中国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成为全球要素资源强大引力场，这就需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让内循环与外循环有效贯通起来。具体而言，一方面要以内外贸一体化为重点，推进内外贸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 实现同线同标同质。支持市场主体内外贸一体化经营，促进内外贸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向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生产、维修与再制造、销售结算等产业链中高端延伸； 依托开放平台开展内外贸一体化试点，打造内外贸融合发展平台，支持建设内外贸“一站式”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围绕我国对外开放长期存在的短板领域如金融服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和数字经济等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同时要在国民待遇、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政府采
购、公共服务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在政府行为法治化方面迈出新步伐， 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
二、以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为重点建设贸易强国
在过去10年中，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主要是由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所推动。权威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商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将因智能制造、增材制造等技术进步减少10%，到2040年服务贸易的占比有望提高到30%。中国已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要成为贸易强国必须在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上发力。近年来， 我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服务贸易规模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二位。但对比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高附加值的行业结构，对比我国40年来货物贸易的发展速度，我国服务贸易存在逆差规模大、结构效益不高等问题，巨量的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发展理应具有的带动优势没有发挥出来。
X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曾连续多年召开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习近平总书记几次发表重要讲话，有关部门还专门出台了《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而作为服务贸易中最具潜力、发展空间也最大的数字贸易近年来发展迅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已由2011年的48%增长至2020年的63.6%。数字贸易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产物，部分伴生于货物贸易和非数字服务贸易，部分则纯粹是数字化服务或产品的跨境贸易，正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形态、未来贸易发展的新引擎。中国在这方面有基础有优势，而且已经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可以预见，未来我国服务贸易占全部贸易额的比重将会逐步提升，服务贸易中数字贸易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将与货物贸易一道共同支撑中国贸易强国建设。
三、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动全域全方位对外开放
“一带一路”建设从倡议到实施，短短不到1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同时，也在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其中， “中欧班列”的开行和运营，堪称“一带一路”建设的典范。在中欧班列的带动下，沿线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快速发展，为内陆城市对外开放拓展了新空间。迈入新征程，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突破一些瓶颈和障碍，加快形成以中欧班列为依托、沿线主要枢纽为支撑、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国际经贸合作大通道。特别是要考虑通过运力布局的优化调整，为带动全域全方位对外开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比如，在不久的将来，西通道运力将趋于饱和。未来随
着中欧贸易量的持续增长，即使西通道口岸和站场不再拥堵，但轨道本身的通行能力在物理上是有上限的，西通道运输能力总会面临天花板。初步估计，西通道的年开行运力如由现在的9000列提升到1.8万列后，就会接近这个天花板。而中通道和东通道的年开行能力目前加起来仅有6000列；如比照西通道的极限通行能力，理论上还有3万列的增长空间，潜力巨大。如果提升了北上两通道（东中两通道）的运输和通行能力，这将给东北地区开放带来新的契机。除了北上（东中两通道）、西出（西通道）两大战略方向外，还有南向大通道。其中一个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另一个是以中老、中越、中缅三大通道为依托、面向中南半岛的南向通道。这些通道在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无缝连在一起的同时，也将带动相关区域的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除此之外，各地还可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条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空中丝绸之路、网上丝绸之路等特色合作，提高开放层次和水平。
四、实施“自贸港+自贸试验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战略
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自由贸易港、各自贸试验区牢牢把握制度创新这一核心任务，主动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形成了一大批创新探索成果。其中，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已进入具体施工阶段，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要求，2025年封关运作，这将是一个里程碑。X的二十大提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我认为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推动重塑经济发展动力、区域分工格局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如何发挥自贸港、自贸试验区开放优势，推动创新要素跨境自由便利流动，进而吸引集聚国际创新资源，打造国际创新合作平台？这既是提升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破解科技脱钩、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战略需要。从产业发展需要看，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低碳经济对监管的标准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和监管问题都可以在自贸港、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二是如何通过自由贸易港和自贸试验区的探索为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推进自由贸易协定服务？近年来，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正酝酿超越WTO的高标准经贸规则。同时，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顺利签署，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CAI）完成谈判，已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总的来看，国际经贸规则演进的基本方向是三零，即“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由边境外措施向边境后开放转变，更加强调营商环境的趋
同化。这就要求自贸港、自贸试验区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标准和更实的举措开展创新探索和压力测试，重点围绕高水平经贸规则所涉及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权利保护、竞争中性、数字贸易以及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开放八个方面形成突破，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谈判和全球经济治理探索新经验、形成新示范。
五、以“人民币国际化+高质量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
X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稳慎推进”到“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正步入制度设计与行动的有序发展新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达2.88%，较2016年人民币刚加入特别提款权（SDR） 货币篮子时上升1.8个百分点，在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第五。自2022年8月起，IMF 最新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正式生效，人民币在其中的权重由此前的10.92%上调至12.28%。此外，我国已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金融管理当局建立了货币互换机制，特别是2022年7月，将香港金管局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改为常备协议形式，为人民币离岸市场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接下来，要在进一步扩大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币互换和清算安排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沿线的贸易和投资尽可能以人民币计价、以人民币收付、以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储备，在扩大使用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预计未来15年，随着中国跨境贸易、大宗物资进口、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逐步推行以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国际化将取得重大进展。预计人民币在支付结算中的比重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到2035年中国人民币在支付结算中的比重将达到17%左右。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在“读懂中国湾区对话”专题论坛上的致辞
（2023年4月19日）
一、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X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什么是高水平？ 我的理解，核心是要处理好两类问题，分别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与民营的关系，进而放大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优势和红利。
首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认为，着重体现在X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两句话：“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要通过这些市场基础制度的完善，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进而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的“守夜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体现在维护市场、弥补市场、发展市场方面有所作为，以有为政府促进形成高效市场。
其次，处理好国有与民营的关系。X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非公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被概括为“56789”。近些年来，非公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0%左右，这个比重能不能再往上升呢？这里面有一个认识问题。任何经济体的增加值按照活动主体可以分为政府行为产生的增加值和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产生的增加值。而市场主体中，又可分为公有制主体和非公主体。一般情况下，政府的税收占GDP的比重大致在20%左右，这些税收经过政府支出后在当期大致形成了占GDP总量15%左右的增加值，那么市场主体的活动产生的增加值大约在85%左右。
具体到中国经济，目前非公主体产生的GDP大致占60%。而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意味着公有制企业产生的增加值也要在GDP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大致在25%左右。这样大致形成了政府、公有主体、非公企业三类经济主体的经济贡献分占15：25：60的格局。对于社会整体来说，“56789”不仅描述了非公经济的贡献，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结构特征的准确刻画；“15：
25：60”不仅是合理的，也是稳定的。这样，政府和公有制企业的经济贡献加起来占40%，可以起到有效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非公有制企业经济贡献占60%则有利于保持经济活力、涵养就业、促进创新等。
二、坚持实体经济为重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X的二十大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制造业是工业的躯干、经济的基础、民生的保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判断：
二是相对于中国的国情而言，制造业占比不能低于25%，再加上采矿业、电热气水和建筑业，整个第二产业在2035年前应该保持在35%以上。
三是与制造业关联的研发开发、品牌设计、供应链物流、产业链金融、检验检测以及售后维修等生产性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的比重要由现在的20%-30%逐步提升到50%-60%。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如能使研发投入超过制造业产值的3%-4%、“0到1”的基础研究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20%以上、制造业独角兽企业占资本市场市值的30%以上，将是制造强国的标志现象。
当这几方面条件都已经满足后，与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实体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65%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三、立足我国国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X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但中国有个基本国情，就是胡焕庸线。根据胡焕庸（1935）的研究，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这一条线将中国版图在人口地理上大致分为两部分，西北部是“大漠长河孤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4%，人口却只占总人口的4%；而另一头是“小桥流水人家”，仅有36%的国土，却聚集着另外的96%的人口。胡焕庸线所刻画的中国这种人口地理特征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其根本原因源自中国独特的地形和气候特征。这种地形和气候上的分野决定了人口地理的分布格局，也影
响着经济发展的绩效。我们应在尊重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更多通过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手段来破解胡焕庸线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制约。
2021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5.1亿人，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为8.3万亿元（占GDP 比重为7.3%）。而这5.1亿人的绝大多数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这里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可抓住两个重点：
一是将农业这个第一产业打造成“第六产业”。所谓第六产业，就是按“1+2+3” 的思路，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来赋能第一产业，形成从“田园”到“餐桌”的高水平产业链供应链。
中国的农业发展模式与美国不同。美国地广人稀，是规模化大农场大资本下的大农业。中国突出的人地矛盾决定了我们没有条件搞成美国式的大农场主农业，当然不排除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搞适度规模经营。但不管怎样，继续困守在农业领域、就农业谈农业是没有出路的。出路在于要发展农业深加工业、涉农服务业。
经过多年的改革、创新和发展，我们已经具备了以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来改造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一些地方已将发展“一村一品”等特色农业与冷链物流、直播电商结合起来，探索出了根在农业农村、触角延至全国各地的成功模式。这就是以工业的思维、互联网的思维在经营农业。
二是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中国农民目前97%的年收入来自劳动收入，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2019年8月，新的《土地管理法》获得通过并颁布，从法律上明确了过去限制转让、出租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将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可以出租、出让并可以转让、赠予、抵押使用权，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权同价。2020年3月，中办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深入推进建设用地整理，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土地要素保障”，并且还要“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这些法律、政策的基本逻辑是通过盘活农村“三块地”，实现土地资源依法有序流转，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农民和农村因“三块地”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会逐步增加，城乡差距也会因此得到较大改善。
四、坚持全球视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X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
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点在于激活城市群、都市圈得以发展的动力源。
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看，那些交通便利、气候湿润、适宜贸易的地方往往率先形成城市和城市群，从而奠定了经济版图的基本轮廓。而中国三分之二的边界是陆域，三分之一是海域。一千年前由于有陆上丝绸之路的联通，中国的中西部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兴起了不少“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枢纽城市有洛阳、长安、撒马尔罕、巴格达、大马士革、君士坦丁堡、雅典和罗马城。但是自从15 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文明开始兴起，海洋运输也在全球运输版图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也因此形成了基于海洋运输体系的全球分工格局和经贸秩序。也正是在这近几百年间，海洋经济一支独大，原本横亘在欧亚大陆间、以骆驼和马队为载体、延绵几千年的陆路贸易通道日渐被海上运输方式所替代，欧亚间的陆路交流基本停顿。一些曾经繁华的大都市也逐渐淹没于历史的尘烟中。
然而，自“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提出以来，这种格局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特别是中欧班列的开通和运行将几乎中断的欧亚大陆桥变成了沿线国家间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欧班列在海运体系之外形成了一条全天候、大运量、绿色低碳的运输新通道，是国际运输服务体系的重大创新，有力保障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了国际陆运规则的加速完善。
如果说过去300年的现代化是海洋贸易、海权经济、海港城市一支独大的现代化，那么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将形成海洋贸易与陆路贸易、海权经济与陆权经济、海港城市与陆港城市比翼齐飞的现代化新路径新版图。如果说过去哪个城市沿海、拥有港口，哪个城市就是开放前沿，拥有巨大的开放优势；内陆地区的货物要出口到欧洲，需要先运到沿海的港口再走海运。现在，跨国班列的开行让沿线内地城市一下子顶到了开放前沿——货物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出口手续，一下子就拥有了可以联通世界的陆港这一对外开放的新窗口。一些重要枢纽城市如重庆、成都、西安、郑州等地将因陆港的物流汇聚功能带来更多人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进而带动加工贸易、先进制造、保险物流、金融服务等产业兴起和集聚，上下游产业链跟进落户就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随着产业的兴旺和人口的集聚，城市经济加快繁荣，形成了新的陆港城市。
目前，在中国与世界每年6万多亿美元的货物进出口贸易中，有近4万亿美元是与东盟、欧盟、中东地区、日韩地区以及港澳台地区进行的，目前这些贸易的运输方式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之前，除了空运，100%都是海运。今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近2万亿美元的货物完全有可能由陆路运输来实现。从
这个角度看，未来基于上述运输和贸易新版图，中西部地区将建成如成渝双城经济圈、西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甚至昆明城市群，中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新的动力源，中西部的中小城市与大城市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也就自然形成了。
五、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内外双循环联动效应
X的二十大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为此，部署了五个方面的任务：
一是以推动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贯通内外循环。要让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成为全球要素资源强大引力场，需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让内循环与外循环有效贯通起来。一方面要以内外贸一体化为重点，推进内外贸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实现同线同标同质。支持市场主体内外贸一体化经营，促进内外贸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围绕我国对外开放长期存在的短板领域如金融服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和数字经济等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同时要在国民待遇、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在政府行为法治化方面迈出新步伐，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
二是以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为重点建设贸易强国。中国已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要成为贸易强国必须在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上发力。近年来，我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服务贸易规模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二位。但对比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高附加值的行业结构，对比我国40年来货物贸易的发展速度， 我国服务贸易存在逆差规模大、结构效益不高等问题，巨量的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发展理应具有的带动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可以预见，未来我国服务贸易占全部贸易额的比重将会逐步提升，服务贸易中数字贸易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将与货物贸易一道共同支撑中国贸易强国建设。
三是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动全域全方位对外开放。要加快形成以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依托、沿线主要枢纽为支撑、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国际经贸合作大通道。特别是要考虑通过优化调整跨国班列的运力布局，为带动全域全方位对外开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比如，除了北上（东中两通道）、西出（西通道）两大战略方向外，还有南向大通道。其中一个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另一个是以中老、中越、中缅三大通道为依托、面向中南半岛的南向通道。这些通道在
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链接在一起的同时，也将带动相关区域的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除此之外，各地还可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条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空中丝绸之路、网上丝绸之路等特色合作，提高开放层次和水平。
四是实施“自贸港+自贸试验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战略。近年来，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正酝酿超越WTO的高标准经贸规则。同时，中国参与的RCEP已顺利签署，中欧CAI完成谈判，已正式申请加入CPTPP和DEPA。这就要求自贸港、自贸试验区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标准和更实的举措开展创新探索和压力测试，重点围绕高水平经贸规则开展先行先试，形成突破，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谈判和全球经济治理探索新经验，形成新示范。
五是以“人民币国际化+高质量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根据SWIFT数据显示，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2022 年1月进一步提升至3.2%，创历史新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第五。预计未来15年，随着中国跨境贸易、大宗物资进口、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逐步推行以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国际化将取得重大进展。
以上这五个方面，是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性支撑，是我们迈入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战略选择。
谢谢大家！
幸福生活是城市核心竞争力
（2023年6月10日）
X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城市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空间载体。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高质量发展建设人民满意的幸福城市，是每一个城市管理者的神圣使命。
一、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载体和结晶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活动的中心之一，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在。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其著作《城市的胜利》中提到，“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城市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
城市，孕育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伴随着城市的形成，分工得以深化、交易得以扩大、市场得以形成；反过来，市场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城市功能的持续升级。18世纪以来的经济史见证了这个历史过程。如今的城市，已经是一个劳动力、资本、基础设施高度集聚，人流、资金流、物流、信息流高度交汇的复杂系统， 是人类社会配置资源、创造财富的最为重要的空间载体。
城市，是人类创新活动最为集中的载体。在城市，随着人口的集聚和交往的扩大，人们分散化的知识得到了更好的交流、分享、应用和传承，人们互相学习、互相碰撞，各种奇思妙想就此产生，这是边际报酬递增规律最为直接的体现。从工业革命以来，绝大部分重大发明都是在城市里产生的。人类的文化艺术活动也随着城市生活和城市文明的普及而更加繁荣。
二、城镇化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让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中国的城镇化。
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大幅跃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 一路增长到2022年的65.2%。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7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超过50%。这意味着中国几千年以来长期延续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出现根本性变化， 即由过去以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农业国真正转为城镇人口占多数的工业国，城市文明、市民社会在中国将正式进入发育定型、日益成熟的新阶段。中国长期以来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社会文化将逐步被城市文明、市民社会所塑造、改变甚至替代。
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1978年，中国的城市仅有193 座，到2021年大大小小的城市加起来已经达到692座，建成区面积从1981年的7438 平方公里增长到2021年的62420.53平方公里。2021年人口在100万～500万的大城市有84座，人口在500万～1000万的特大城市14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7 座。2022年，GDP超过万亿元人民币的城市已有24个。
四十多年来，中国城市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改革开放初期成片低矮的棚户区到如今的高楼林立，据统计，中国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由1978 年6.7平方米跃升到如今超过41平方米。2021年城市自来水普及率99.38%、燃气普及率98.04%、污水处理率97.89%，而这三个数字在1978年时尚没有统计，到1991 年虽有统计，也才分别是54.8%、23.7%和14.86%。目前，全世界将近一半的摩天大楼位于中国的大城市。中国城市已经建成道路532476公里，轨道交通8571.43 公里，居世界第一。目前，中国有249个城市拥有定期通航的民航机场，吞吐量过千万人次的城市已经达到38个。
三、世界城市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
作为金融、科技和人才最为集聚的空间载体，城市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主战场。当今世界城市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背后的逻辑则是经济交往方式、生产
方式在发生变化。
自15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文明开始兴起，海洋运输也在全球运输版图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而海运的兴起和繁荣则孕育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港，如英国的利物浦港、曼彻斯特港，荷兰的鹿特丹港，德国的汉堡港以及新加坡港、中国香港等等，这些海港的繁荣又带动所在城市的兴盛。这些地方因海而兴、依港而生，以物流带动人流、资金流、商流的逐步汇聚，演化成港产城一体、商贾云集、人才荟萃的海港城市。如今各大洲沿海城市群几乎都是因海而兴的产物。
然而，自“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提出以来，这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中欧班列的开通和运行，在海运体系之外形成了一条全天候、大运量、绿色低碳的运输新通道，是国际运输服务体系的重大创新，有力保障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了国际陆运规则的加速完善。如果说海洋运输的本质是将世界五大洲连接起来，并不能直接改变五大洲内部的运输方式，而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陆路运输方式的兴起，实质是将亚欧大陆内部的运输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与海洋运输方式形成相互衔接、互为支撑的全球运输版图。如果说过去哪个城市沿海、
拥有港口，哪个城市就是开放前沿，拥有巨大的开放优势。如今，跨国班列的开行也让沿线内地城市有机会站在对外开放的前沿，拥有了可以联通世界的陆港这一对外开放的新窗口。一些重要枢纽城市如重庆、西安、郑州等地将因陆港的物流汇聚功能带来更多人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进而带动加工贸易、先进制造、保险物流、金融服务等产业兴起和集聚，上下游产业链跟进落户就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随着产业兴旺和人口集聚，城市经济加快繁荣，形成新的陆港城市。
四、让居民生活幸福就是城市竞争力
数字经济时代，随着数据、知识和各种创新要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城市格局变化背后的经济交往方式、生产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在2010至2019年间，跨境数据流动以每年45%的惊人速度增长，从大约45Tbps增长到1500Tbps，2021年几乎达到了3000Tbps。数据、服务、知识产权和留学生成为全球流动的主力军。这一背景下，一方面，过去依靠货物贸易汇集形成的海港城市、陆港城市需要迭代升级，要大力发展基于数据传输、知识交流和专业服务的各类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另一方面，即使那些不靠海港，也不靠陆港，但有着重要空港和数据港的城市，正凭着便利的空中交通、宜居宜业的创业环境而获得巨大的优势和竞争力。
在工业经济时代，只要有资本、机器、大工厂，一座城市就可以在机器轰鸣声中慢慢扩张逐步成长。
但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算法和算力成为至关重要的要素，而这些归根到底是人才。吸引人才，除了要宜业外，更要宜居，这就对城市创业居住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那些环境优美、布局合理、交通便捷、配套完善、智慧韧性的城市往往更容易吸引到各类新经济企业，也更容易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弄潮儿。
按照这一逻辑，一座城市如果让居民感觉到生活在这里很幸福，恰恰是数字经济时代这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城市的主战场
（2023年6月19日）
数据之光，烛照前行；技术蝶变，赋能发展。今年2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方面释放出强劲动能。
数字中国建设是一项横跨经济、ZZ、社会、生活、安全等多领域的系统工程，理解数字中国建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对于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赢得历史主动意义重大。
一、数字时代的“五全信息”
数据作为一种经济要素，有其特定的本质和特性，人类通过处理数据形成智慧。通常来说，数据具有六大特性：数据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始数据是碎片化的、没有意义的；数据不可能完全“原始”，其加工过程是由无序到有序的过程；数据可以产生数据；数据在利用过程中产生了价值与产权；数据可以多次转让和买卖。由于这六大特性，人类得以在不断产生、利用和提炼数据的过程中，认知规律、探求真理，创造璀璨的科学文化成果，传承丰富的经验技艺，推动文明进步。
信息是认识世界的钥匙，不同的信息形态和内涵对应的现实世界是不一样的。农业时代对应的是自然信息、工业时代对应的是市场信息、互联网时代对应的是流量信息。数字时代对应的则是“五全信息”，即全空域泛在、全流程持续、全智能解析、全价值叠加和全数据解析，具有结构型、动态型、秩序型、信用型、生态型五个特征。
可以说，“五全信息”是智慧形成的关键。原始的、碎片化的数据，通过提炼清洗才能成为“五全信息”，才具备从信息到知识、知识到判断、判断到智慧的价值。
从原始数据到“五全信息”的产生必须经历五个步骤：第一是数字化，要实现“万物发声”；第二是网络化，要实现“万物万联”；第三是智能化，要实现“人机对话”；第四是智慧化，要实现“智慧网联”。原始数据完成这四步，就
有条件进入第五个步骤——数字孪生，通过物理实体和数字模型之间动态、持续、实时、双向的联动和交互，将整个系统产生的海量数据转化成“五全信息”。
综合上述，支撑人类社会完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智慧化，再到实现数字孪生的底层技术、软硬件基础设施，是由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这些数字化技术的多个环节有机结合形成的数字化平台，而这种数字化平台类似一个人体结构的智能体。
二、人工智能是数字化平台的灵魂
数字化平台的基础功能和应用推陈出新，助推人类数字文明一步步走向繁荣。其中，人工智能的发展扮演了关键角色。
从上世纪50年代阿兰·图灵在《计算机器与智能》中提出“图灵测试”、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举办的研讨会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开始，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式拉开序幕。在70多年发展历程中，人工智能演进出深度学习、增强学习、模式识别、数据搜索、机器视觉、知识工程（科普常识、社会共识、专业知识）、自然语言理解、类脑交互决策这八大关键技术。
2023年以来，海内外一系列AIGC（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成果的推出，更是代表着人工智能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当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智能算法和大数据分析，可以从全球范围内收集、分析和处理海量数据，大型AI模型的应用场景远远超出对话聊天的范畴，甚至发展出推理、理解和抽象思考的能力。
人工智能应用于各个行业场景，将深度改变办公、电商、娱乐、教育、媒体等各行各业，并引领人工智能实现从感知理解到智慧创造的跃迁。展望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商业模式将呈现三个新特点：定制化、服务化、生态化。
第一是定制化。系统的私有化部署和个性化定制，将是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安全应用的前提。这意味着，个人的人工智能将和公网的人工智能隔离，组织或者个体在获得最全面、达到行业平均水平的服务时，保证自身的数据安全。第二是服务化。在互联网时代，科技企业赚钱的方式有免费增值、个性化广
告、订阅制等。到了人工智能时代，一个人工智能的公司在售卖产品之后，在服
务和支持方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赚钱。
第三是生态化。未来科技公司的AI产品要放大收益，必然会建立完整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涵盖从硬件设备到软件应用、算法模型和数据平台等环节，形成完整产业链。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的大产品，将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对应的“五大件”。每个时代风口都会催生出世界性耐用消费品，这些产品的形态、功能和使用场景各异，但其底层的技术基础往往是类似的，是当时社会大众生活场景中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
当下全球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工智能、智慧网联时代，新一代核心技术人工智能将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制高点，而人工智能所赋能的新一代的“五大件”将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主战场。这些大产品已经初露峥嵘，大体包括以下五种：
一是能够胜任人类基础性工作的家用机器人。这类家政机器人拥有类似眼、耳、鼻、舌般的智能传感器，可以高精度感知周围环境；拥有可以行动的机械身体，能够承担家政等工作。
二是具有逻辑判断能力的内容输出型机器人。这种机器人经过大模型的海量预训练，其功能不在于成为寻找案例的搜索引擎，而在于根据自身学习、提炼得到的科学常识、社会共识、专业知识，根据特定场景做出有效判断。这类机器人不必拥有机械臂、机械脚的形态，可能就是一个终端，但是可以输出内容，承担文秘、助手工作。
三是具备脑机接口的AR/VR头盔或眼镜。脑机接口就是在大脑和外部机器之间建立直接通信，配备了这一功能的AR/VR眼镜或头盔，将成为新的人机交互方式，只需捕捉大脑电信号就有可能实现人机互动。未来，这一设备甚至能够具备类脑交互决策的功能。
四是自动驾驶的清洁能源汽车。随着清洁能源汽车的发展，以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智能驾驶功能将逐渐渗透融入，实时联通路面交通工具和交通基础设施，对复杂路况和交通信息作出迅速反应，提高驾驶安全性和城市交通效率， 极大拓展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价值空间。
五是突破材料限制的3D打印。3D打印赋予了人们任意定制所需工具的能力， 当前3D打印在材料环节存在限制，比如将原材料直接合成新的物质，在材料上取
得突破是3D打印设备发展的关键所在。
这些产品一旦成熟，市场规模将达到万亿美元级，这些行业将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战场。对此，我们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四、五位一体的智慧城市系统
城市走向全面智慧化的标志是对人的智慧的深层次释放，并形成经济、政务、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智慧城市系统。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人类正在从技术层面上接近于智慧化。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人类将突破既有感官局限性，进一步释放大脑潜能，对事物本质有更准确的判断、更有效的推理与决策，开展更有创造力和发展潜力的工作，进而建设更加智慧、文明、民主、富强的城市智慧发展与运营系统。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数字中国建设要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政务、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系统化发展。智慧的城市必须是一个以人为核心、系统化发展的城市，要基于数据要素、借助数字技术， 形成城市五位一体运营的智慧体系。
一是经济发展智慧化。在AI等技术推动下，城市经济逐渐走向智慧化发展阶段。城市的数据资源将形成稳定的、智慧运行的经济循环，并在赋能百行千业的过程中持续为城市创造价值。城市各个业态将运行于人类发达的数据基础设施之上，大量的重复性劳动将由AI替代，人类从事的是充分体现人类大脑创造力的智慧型工作。通过这一智慧运营体系，人类的劳动价值得到空前放大，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能力得到最大限度提升。
二是社会生活智慧化。AI时代的社会，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行方式不断创新，全民畅享的智慧生活变成现实。在基本生活层面，人类的衣食住行将变得更加智能，人类可以用最小的个体消耗满足基本生活的智慧化运营；在数字消费层面，在城乡智慧系统驱动下，大量的数字需求被激活，不断开辟新的消费市场；在公共服务层面，城乡智慧化运营体系初步建立，工业时代面临的社会发展问题得到解决，城乡宜居度得到提升。
三是政务服务智慧化。在AI城市整体数字架构下，按照城市数字化发展的多层次需要，建立适合政务系统智慧化运作的制度规则体系。首先，夯实城市政务数据基础设施，构建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其次，实现政府各部门信息系统网络互联互通、数据按需共享、业务高效协同；第三，积极拓展城市数字空间
的智慧治理，把政务服务延伸到数字空间中，形成数实融合的政府服务新模式。四是文化繁荣智慧化。城乡实体空间和数字空间都将成为文化的载体，通过
智慧化手段和工具，可以帮助大量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数字化、市场化，也可以有序引导新文化的繁荣，把数据、算法、算力和人融合在一起，打造中国独有的、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城市文化大数据体系、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为文化的产生、传播、服务、消费新模式奠定基础，人类将进一步展现自身智慧的创造能力， 产生跨越数实空间的数字文化新业态和全球领先的数字文化企业。
五是生态文明智慧化。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模式开始走向智慧化，并形成全国统一的生态文明大数据体系。基于自然资源三维立体“一张图”和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城市可以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好地开发生态文明数据，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自然空间的数字映射， 实现更智慧化的水资源、碳资源、空气资源、林草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模式。
五、对数字孪生城市的治理
AI时代的城市是由实体空间和数字空间组成的数字孪生城市，要充分重视对数字空间的治理。随着城市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企业、个人开始形成多样化的数字模型，各种构建数字空间的基础技术开始走向成熟，为建设数字孪生城市做好准备。
从居民个体来看，未来城市居民将在数字空间中工作创业、办理业务、购物娱乐、交友学习等，人群聚集的城市乡村将走向数字孪生，并孕育数实融合的城市新形态。
建设数字孪生城市不是一般意义的智慧城市，而是以需求为导向建立数字空间中的市场体系和治理体系，是开发城市数据要素的重要手段，也是未来城市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在实现城市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后，要根据每座城市的生态、文化、产业特色，合理规划开发城市的数字空间，让每个主体都能跨越实体空间和数字空间，公平地生活、工作和交易。
从城市管理来看，要充分重视对城市数字空间的治理。站在数实融合的角度， 重新思考城市治理模型，建设治理数实空间的基础规范。比如，诚信是最基本的社会准则，信用体系是两个空间共用的数据和制度体系，是未来城市治理的关键所在。基于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建立一个覆盖城乡的更加公平、可靠、安全的信用体系，加强对数字空间的相关立法，规范个体、企业、政府在数字空间的行为，避免垄断、大数据杀熟、侵犯隐私等现象，让数字空间成
为城市经济活力的新来源、居民幸福生活的新补充。
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载体，城市正在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的发展路径需要全国人民锐意进取、勇于创造，才能够顺利实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城市建设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以人为本，应用好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统筹实体和数字两个空间，规划好城市的数字化发展路径，在AI时代力争打造出引领人类文明的城市发展新模式！
六、必须兼顾好发展与安全
人工智能既是重大机遇，也有潜在风险，必须兼顾好发展与安全。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存在许多争议，比如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的工作岗位，导致大量人员失业；机器人是否应该具有自我意识；人工智能是否应该具有道德观念等。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些问题将变得愈发迫切和棘手。
一方面，必须对其潜在风险保持警惕，不断加强监管和规范。这些风险大体上包括：人工智能具有潜在的逐渐失控的风险；如果没有政府干预，人工智能将极大地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带来更大的阶级鸿沟；科学无国界，但是人工智能必须有国界，必须加以全面管控；人工智能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引发巨大风险。
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人工智能投入，抢占未来科技革命制高点。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不少成就，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因此， 要进一步加大人工智能投入，从算法、模型、数据、硬件等方面探索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加强人工智能与其他前沿技术的融合，如量子计算、区块链、生物技术等，推动各领域交叉创新和发展。
总之，人工智能是百年一遇的科技产业机会，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加大资源投入，加强战略协同，为未来三十年、五十年的竞争打下坚实基础， 提升中国在全球科技体系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实现中国科技飞跃。
人工智能时代的城市数字化发展路径与治理模式
在“中国数字建筑峰会 2023”上的发言
（2023年7月15日）
X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据中国信通院测算， 2022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5080亿元人民币，增长18%，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超过4000家。2022年11月30日OpenAI公司推出ChatGPT，通用人工智能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其在大模型、大数据、大算力支持下的通用逻辑归纳与推理能力， 正在改变人类各种工作的内容和方式，也给城市发展和治理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
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笔者就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城市的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建设及治理模式，谈一下如何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激活城市数据要素，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的不断创新。
一、人工智能成为数据要素开发的重要生产工具，激活数据要素是城市数字化发展的核心
纵观人类城市发展的历史，城市两个字的内涵一直是城为防守、市为发展。到了近现代，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城市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各种新兴产业建设起来的。这种模式是工业时代城市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形成了各国一系列的大都市圈。这类城市也会产生大量数据，但这些数据大多是离散的、孤立的，并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特性，也就不能成为城市发展的基本要素。
城市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基础是各种要素在城市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要素市场也是政府调控经济、促进社会公平的有力手段。现在的城市经济是建立在土地、资本、科技、劳动力等要素之上的，地产、制造、服务等各行业对这些基本要素加以整合，创造了大量财富、满足了市场需求。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要素市场的
发展提出了新的构想，并把数据作为要素，提出其市场化配置的发展方向。这意味着一座城市拥有的海量数据，已经变成了城市的重要资源。随着开发数据要素各项政策的陆续推出，就像当年开发土地要素一样，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已经逐渐成为城市数字化发展的核心动力。
通常来说，城市的数据资源有六大特性：其一，数据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其二，原始数据往往是碎片化的，缺少应用意义；其三，数据不可能完全的“原始”，其加工过程就是由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其四，数据会产生数据；其五， 数据在利用过程中产生了价值与产权；其六，数据可以多次转让和买卖。一言以蔽之，数据作为一种经济要素，有其特定的本质和特性。由于数据具备这六大特性，一座城市可以在不断产生、利用和提炼数据的过程中，创造大量新价值，从而发展数字经济、治理数字社会、探寻数字文明。
具体来看，人类对数据的利用要经历数据→信息→知识→判断→智慧的过程。这四次数据利用的递进变革，也体现了城市数据要素价值的梯次开发。城市要为数据的四次开发建立坚实的基础设施：比如，对于原始数据，城市要建立原始数据的保存、确权、授权的基础设施，形成数据的共享共治体系；对于信息， 城市要根据应用场景，建立把数据加工成信息的城市数据中台；对于知识，人工智能模型是把信息加工成知识的重要工具，城市要建立相应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对于判断，其形成也需要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同时要根据不同的产业、政务场景，建立具体的判断模型；对于智慧，目前的人工智能模型还不能产生高层次的智慧，但已经能够为城市治理和企业决策提供大量支撑。形成与人类智慧互补的智慧治理体系，是城市智慧化的基本特征。
城市数据、信息、知识、判断、智慧数字化体系的构建，是激活数据要素的必要条件。数据资源通过递进开发，在每一个层次都会有价值转化的模型，并用以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建立城市数字治理新体系。二、城市智能化需要“五全信息”的开发，城市要通过万物万联走向智能化
发展
城市的数字化发展不仅是构建基础数据体系，还必须要把经济、社会、政务、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统一起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逐步让城市走向智能化。
支持智能城市需要在城市数据收集体系基础上，将这些繁杂的数据加工成“五全信息”。所谓“五全信息”，是指全空域泛在、全流程持续、全场景打通、全智能解析和全价值叠加的信息。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
从天到地、从地面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地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 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积累信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的搜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既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
从城市数字化产业链的视角来看，开发“五全信息”让城市可以跟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企业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这些新连接是城市未来价值的重要来源。为此，“五全信息”是城市开发数据价值的基础，也是走向智能化的原料。
城市智能化的过程是对“五全信息”的开发过程，数据只有通过提炼成为“五全信息”，才具备从信息到知识、知识到判断、判断到智慧的价值。具体来看， 城市在“五全信息”的基础上走向智能化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城市数据化、实现“万物发声”。目的是让城市的经济、社会、政务、文化、生态五个方面的每一个流程都通过一体化数据表述出来，城市的方方面面都要发出“声音”、留下痕迹，为构建城市数字空间提供源头数据。
第二个步骤是城市网络化，要实现“万物万联”。城市要通过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把所有能够“发声”的城市单元连接在一起，在保障城市数据安全性的前提下，高带宽、低延时地实现大范围数据交互共享。
第三个步骤是城市智能化，要实现“人机互动”。也就是要在“万物万联” 的基础上，通过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区块链基础设施等让物与人可以可信地进行交流，通过与人的智慧的融合，实现城市运行的智能反应与调控。
在完成了这三个步骤之后，城市的数据要素的智能流通体系基本建立，并融入全国数据资源大循环和全球数据贸易体系；城市治理进入智能化阶段，消除了大量繁琐的行政审批；人与城市生态走向和谐统一，每个人在智能城市中都将获得平等、巨大的发展机遇。
在城市智能化的基础上，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城市建设可以进一步走向智慧化，通过提升城市数据的内在价值，形成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智慧社会。
三、城市走向全面智慧化的标志是对人的智慧的深层次释放，并形成经济、
社会、政务、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智慧城市系统
智慧是人类独有的高级创造性思维能力，尽管ChatGPT等大模型已经能够模拟人脑的部分能力，但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技术离人的智慧还有很大的差距。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正在从技术层面接近于智慧化，未来的类脑智能、神经芯片和脑机接口等强人工智能，能力会远超现在的人工智能，能够部分实现类似于人类的推理、分析、决策等功能。但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不应该是取代人类，而是更好地服务人类，其所替代的人类认知还是一些浅层次的、多维度数据下的认知。通过这种替代，人的能力不是被人工智能削弱，而是得到进一步增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人类将突破既有感官的局限性，对事物本质有更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人类将进一步释放大脑的潜能，进行更有效地推理与决策， 开展大量更有创造力和发展潜力的工作，进而建设一个更加智慧、文明、民主、富强的城市智慧发展与运营系统。
2023年2月27日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政务、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系统化发展。智慧的城市必须是一座以人为核心、系统化发展的城市，要基于数据要素、借助数字技术，形成城市五位一体运营的智慧体系。
经济发展智慧化。在AI等技术的推动下，城市经济逐渐走向智慧化发展阶段。城市的数据资源将形成稳定的、智慧运行的经济循环，并在赋能百行千业的过程中持续为城市创造价值。城市的各个业态也将运行于人类发达的数据基础设施之上，大量的重复性劳动将由AI替代，人类从事的是充分体现人类大脑创造力的智慧型工作。人类的劳动价值透过产业的智慧运营体系得到空前放大，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能力通过这一智慧运营体系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
社会生活智慧化。AI时代的社会，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 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行方式不断创新，全民畅享的智慧生活变成现实。首先，在基本生活层面，人类的衣食住行将在大数据驱动下变得更加智能，人类可以用最小的个体消耗满足基本生活的智慧化运营；其次，在数字消费层面，在城乡智慧系统驱动下，大量的数字需求被激活，从而不断为人类开辟新的消费市场；最后， 在公共服务层面，城乡智慧化运营体系初步建立，工业时代面临的社会发展问题得到解决，城乡宜居度得到提升。
政务服务智慧化。在AI城市整体数字架构下，按照城市数字化发展的多层次需要，建立适合政务系统智慧化运作的制度规则体系。首先，要夯实城市政务数
据基础设施，构建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国办函〔2022〕102号）；其次， 实现政府各部门信息系统网络互联互通、数据按需共享、业务高效协同；第三， 积极拓展城市数字空间的智慧治理，把政务服务延伸到数字空间中，形成数实融合的政府服务新模式。
文化繁荣智慧化。城乡实体空间和数字空间都将成为文化的载体，通过智慧化手段和工具，一方面可以帮助大量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数字化、市场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有序引导新文化的繁荣，把数据、算法、算力和人融合在一起，打造中国独有的、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城市文化大数据体系、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 为文化的产生、传播、服务、消费新模式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人类将进一步展现出自身智慧的创造能力，并由此产生跨越数实空间的数字文化新业态和全球领先的数字文化企业。
生态文明智慧化。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模式开始走向智慧化，并形成全国统一的生态文明大数据体系。基于自然资源三维立体“一张图”和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城市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这些生态文明数据进行更好地开发，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自然空间的数字映射，从而实现更智慧化的水资源、碳资源、空气资源、林草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模式。
四、AI时代的城市是由实体空间和数字空间组成的数字孪生城市，要充分重视对数字空间的治理
随着城市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企业、个人都开始形成多样化的数字模型。城市信息模型（CIM）、建筑信息模型（BIM）、产业互联网、虚拟企业、虚拟社会、数字人等各种构建数字空间的基础技术都已经开始走向成熟，为建设可运行的数字孪生城市做好了准备。
从城市中每个个体的角度来看，未来城市居民除了生活于实体社区之中、工作于实体建筑之内，还将拥有数字空间里的身份，在数字空间中工作创业、办理业务、购物娱乐、交友学习等。正是由于人的这种行为改变，人群聚集的城市乡村才会走向数字孪生，并孕育数实融合的城市新形态。
建设数字孪生城市不是一般意义的智慧城市，而是以需求为导向建立数字空间中的市场体系和治理体系，是开发城市数据要素的重要手段，也是未来城市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前面所讨论的城市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三个步骤实现后， 将会为建设数字孪生城市奠定坚实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要针对每座
城市的生态、文化、产业特色，合理规划开发城市的数字空间，把数字空间当作城市的实体空间一样运作，让每一个主体都可以跨越两个空间，公平地生活、工作和交易。
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看，要充分重视对已经开始涌现的城市数字空间的治理。要站在数实融合的角度，重新思考城市的治理模型，建设治理数实空间的基础规范。比如，无论在哪个空间，诚信都将会是最基本的社会准则，因而信用体系也是两个空间共用的一套数据和制度体系，是未来城市治理的关键所在。基于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建立一个覆盖城乡的更加公平、可靠、安全的信用体系，在此基础上，也要加强对数字空间的相关立法，从而规范个体、企业、政府在数字空间中的行为，避免垄断、大数据杀熟、侵犯隐私等不法现象， 让数字空间成为城市经济活力的新来源、居民幸福生活的新补充。
2023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高效集聚全球创新要素，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城市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载体，正在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的发展路径，需要全国人民锐意进取、勇于创造，才能够顺利实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中国的城市建设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以人为本，应用好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统筹实体和数字两个空间，规划好城市的数字化发展路径，在AI时代，力争打造出引领人类文明的城市发展新模式。
发力“四化”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在品牌卓著发展论坛并作主旨演讲
（2023年8月2日）
一、生产性服务业发达，制造业才有“高质量”
X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国民经济要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重心。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以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十四五”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不能低于
25%，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制造业比重特征。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全球价值链深度重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渗透融合不断增强，从全球范围看，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日益显著。主要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价值链升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据世行《制造导向发展的未来》报告，发达国家产品的最终价格中，制造环节增值占比不到40%， 服务环节增值约占60%。制造与服务日益融合，服务对产业发展，尤其是对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支撑促进作用更趋凸显，服务已成为制造企业维护竞争优势的核心环节。
二是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环节的参与程度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成为国际产业竞争的焦点。德国推出的“工业4.0”、美国的制造业服务化，均致力于实现制造业价值链重构的过程，重塑竞争新优势。在拥有研发创新等固有优势的同时，随着智能制造技术的广泛应用，新型制造技术推动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上升，重构了发达国家的制造环节竞争优势。
三是跨国公司成为制造业服务化、重塑全球价值链的主力。制造业领军型企业大多已成功转型为服务型制造。在数字技术赋能的背景下，服务融入产品设计、生产工艺、交付维护等全流程的速度加快。跨国公司成为服务要素投入和服务化转型发展的主力，传统大型商品制造商已经转型为综合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数据显示，服务业务收入已占世界500强中制造企业总收入的25%，20%的跨国制造企业的服务业务收入超过总收入的50%。
从本质上讲，制造业服务化是技术迭代加快、市场分工深化的结果。
要有高质量发展的制造业，必须要有充分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涵盖制造业产业链的研发创新、物流配送、检验检测、金融服务、售后服务、环保服务、数字技术赋能、服务外包、电子商务、品牌服务等十大方面，这些领
域都与制造业发展强相关，直接服务于制造业。一个高端的制造品终端，比如手机，硬件占价值的40%至50%，其中50%至60%的价值是由镶嵌在硬件中的软件、操作系统、专利等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
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偏低，增加值占GDP的15%左右。从发达国家看， 美国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达到65%，对整个GDP的贡献达到50%。换言之，虽然美国制造业占比只有11.5%，但GDP中仍有超过一半是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所产生出的附加值。在欧洲，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达到50%，对整个GDP的贡献在40%左右。我国经济发展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就要求服务业当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能够高一些，力求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50%左右。按整个服务业占中国GDP的60%计算，生产性服务业应该占中国GDP的30%左右。这样的话25%的制造业加上30%的生产性服务业，就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以实体经济为主体、以制造业为重心的产业体系。
如果一个城市制造业规模很大，但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很低，这座城市的制造业一定是“傻大黑粗”的低附加值制造业。如果它的产品在全球卖得附加值很高， 那这座城市产品中所镶嵌的服务业一定不是这座城市做出来的，而是其他地区的企业将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专利技术等输入到了这个城市。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还应该关注服务贸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物贸易增长了300倍，但服务贸易存在短板，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贸易做得不到位。
去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达59801.9亿元，其中出口额是28522.4亿元， 这里面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是14160.8亿元，有一半的出口几乎都是生活性服务贸易，就是我们的旅游景点和宾馆接待了大量外国游客。生活性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附加值相对较低。进口额是31279.5亿元，大部分都属于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服务进口，几乎都是人才、知识、技术和附加值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这些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基本上都是由注册在国外的企业做的。将服务贸易中进口的业务更多由中国企业哪怕是外资注册在中国的企业来做，也是改善我国服务贸易的一条路径。
二、源头减量、节能减排、废物回收和生产工艺革新是制造业绿色发展重要一环
源头消耗亟待减量。制造业消耗的原材料大多来自地下矿物。全球每年从地下挖出来的矿物约250亿吨，包括天然气、石油、煤炭、铁矿石、铝矾土、铜矿等。中国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原材料的占比，大于中国制造业的工业产值
在全球的比重。制造业要高质量发展，这一关系一定要倒过来。
从节能减排的角度，我国目标是到2035年，单位能耗与全球平均值相当，到2050年中国单位能耗要达到欧美现在的平均水平。这需要非常努力才能实现。
工业品的废品回收亟待发展。上游装备企业生产各种各样的工业装备给下游工厂企业使用，使用一定时间就会报废，简单埋了或扔了非常浪费，可以对零部件进行拆解，重新利用。在发达国家，废弃装备物的回收利用率已经达到50%， 而我们现在是10%左右。如果能提升到40%至50%，相当于大量减少对地下矿物的使用。【联系微信da*dawk01】
工艺流程要变革。以炼油为例，目前中国一年消耗7.5亿吨石油原油，其中5 亿吨原油由炼油厂炼成汽油、柴油，大部分被汽车消耗。过去，炼油厂将原油蒸馏后60%用来生产汽油、柴油，40%用作生产其他化工材料。随着新能源汽车逐渐取代燃油车，油品的需求会大大减少。未来，炼油厂原油蒸馏可能60%用来生产化工材料，40%用作生产汽油、柴油，以至于更大的比例生产化工原材料。化工炼油、化工制造企业都会出现各种工艺流程变革。
制造业是我国推进绿色低碳的最大发力点。2020年，中国碳排放约100亿吨， 几乎占全球30%左右。解决了以上问题，中国的碳排放就将降低三分之二。反之， 制造业如果不做好绿色低碳，中国“双碳”目标就无法实现。
三、传统产业数字化水平亟待提升
制造业数字化，就是要推进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
产业互联网的构建需要五个步骤。首先要实现“万物发声”，即每一个需要检测和产生信息的点，都实现数字化“发声”，产生数字信息；“万物发声”之后要“万物万联”，5G主要在这个环节发挥作用；“万物万联”以后就需要人工智能、人机互动，形成一个智能性的网络体系；当这个智能系统从点对点的人机互动，上升为整个网络的智慧化，成为一个智慧网联的系统，整个城市就变成了智慧城市，制造业就变成了智能工厂，物流、金融等也相应改变，整个产业互联网就形成了；产业互联网的最高等级是利用AR、VR等虚拟现实技术，形成一个镜像孪生的虚拟空间，在实验室或调度室就能掌握，整个空间的各种信息，可以操作调控或解决各种问题。
推进产业互联网将大大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我国曾提出数字经济三大工程， 一是数字工程，即数字经济产业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移动互联网，每一种技术都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每一种技术都会形成自己的产业体
系。二是融合工程，将数字技术融合到工业、农业、商业及整个城市社会发展当中去，赋能于工商业发展。数字技术一旦赋能，即便不增加投入也将增加5%至10% 的产出，如果100万亿元规模的工业都能够用数字技术赋能，中国工业就有可能“凭空”增加5万至10万亿元，而这既是产值，更是增加值和利润。三是数字技术创新工程，包括机器视觉、触觉等智能传感器，高性能芯片、移动通讯、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算力等硬核技术创新。
与消费互联网的发展状况相比，以物联网为基础的产业互联网目前可谓发育不良。传统产业数字化三大工程中，相对做得最不到位的主要在于检测的仪器仪表、各种芯片、传感器等方面研发、制造能力的短缺。检测、显示信息的智能仪器仪表、检测终端是“万物发声”的关键，要在五大性能指标上达到要求：即灵敏度、准确性、可靠性、低能耗和安全性。如果没有以传感器和检测芯片为基础的高性能智能仪器仪表和检测终端，智能制造就是空中楼阁。我国在这方面与欧美的差距，比芯片领域的差距还要大。由于这些技术不到位，当前我国“万物万联”的程度还十分不够，导致5G“有力使不出”。
四、建立三个“三分之一”机制，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
以服务化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大力发展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在科研、物流、金融等方面。
科研创新。当前，我国在“卡脖子”领域的原始创新投入仍然不足。全国一年研发费用约3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二，但其中只有6%投入在“从0到1”“无中生有”的基础性、关键性科研创新上，90%多用于引进消化吸收。在发达国家， 科研经费的20%用于原始创新。相较之下，我们要加大原始创新投入。
完成“从0到1”的发明之后，如何“从1到100”？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目前仍然不高。发达国家科研转化率在45%左右，我国约为百分之十几。我国转化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三个“三分之一”机制，即将科研成果专利权的1/3 赋予投资者，1/3赋予发明者，1/3赋予转化者。我们现在的制度是1/3给了投资者， 2/3归发明者，中间缺少了转化者。科研成果转化需要高智商，但也需要有高情商了解社会，但发明者未必二者兼具。
国家有关部门在2020年出台文件，大力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其中在针对技术市场、科技市场部分，专门提出要在中国推进学习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在科技中发挥的转化功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作为科学技术转移机构，工作人员都是技术转移经纪人，他们的工作就是把发明技术人和能够转化的人“拉郎配”。转化【*联系微信dadawk01】
完成后，专利权由持有人与转化人一人一半，如果科学技术持有人占有专利的70%，则拿出35%归技术转化人。目前，国内引进类似机构的地方尚不多。在青岛， 看到了前两年引进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这很难得。
物流。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约18万亿元，占我国GDP的15%，美国为7%，欧洲为6%，东南亚国家则是10%。这说明我国物流业成本偏高。我国产业结构与东南亚相近，如果物流费用占比能下降5个百分点，达到东南亚国家的水平，就意味着工商业能增加相应的利润约6万亿元，工业发展的质量将进一步提升。因此， 需要更加专业的生产性物流企业，帮助企业以及整个社会降低物流成本。
金融服务业。不要把金融业都看作是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老百姓的消费贷款、按揭贷款就属于生活性服务业。那些为制造业企业为产业链上的大中小企业服务的产业链金融，包括清算、结算、信贷、保险、融资租赁、发债、上市等与制造业强相关的金融才是生产性服务业。比如一座城市有大量各管各做进出口贸易的企业，按常规做法每家企业每一笔进口或出口，都要一次货币兑换汇算。但如果用产业链金融的思维进行组合，就可以将产业链上企业所有的进口和出口对冲。假设有50亿美元进口和60亿美元出口，对冲之后只需要兑换10亿美元，比常规做法省掉了100亿美元的兑换费用，兑换省下来的钱就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不搞产业链金融就不会有这种效益。
五、抢抓“新五大件”机遇，打造产业链集群
第二种是离散制造行业的产业链集群，如家电、汽车，龙头企业掌控产业链价值的50%，零部件企业则分享剩余50%的价值。
第三种是三国四方“联合重工”，企业都是世界巨头，谁也不依赖谁，但在互利共赢的前提下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产业集群，从审批到管理到生产都以联合体的方式推进。
第四种是电子产业集群，一般为“二八开”，龙头企业负责20%，即总装和关键零部件生产，剩余80%的零部件由上千家企业完成，以此形成一个生产系统。
第五种是“链头企业+代工龙头企业”，链头企业只搞生态，控制整个产业链的生产性服务业，将制造交给代工龙头企业，代工龙头企业负责20%总装的同时又扮演指挥员的角色，指挥几百个甚至上千家零部件企业实现产业链的联动。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体系，以上五大产业链形态在中国都能找到。推动产业链集群发展，首先就是要针对产业链当中的弱点扩链、补链、强链，不断提升产业链集成效应，让企业的根扎得更深。
要加强“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是国内通用名词，国际上叫卡链企业、隐形冠军、独角兽。当产业链中有大量的卡链企业、隐形冠军、独角兽企业，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链头企业，都会更愿意将产业链集群布置在此。
要发展自己的龙头、链头企业，代工企业。首先要发展创造整机产品的核心技术企业，企业自己做龙头部分，龙身、龙尾外包给其他企业做。龙头企业做大之后，可以成为只做生产性服务业的链头企业，把制造委托给代工企业。代工企业，也不是过去那种“两头在外、来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而是真正的高科技制造业，既是制造业技术、生产线的发明者和组织者，也是产业链标准和供应链组织的领导者。因此，中国要有自己的链头企业、龙头企业，也要培育出一批能够帮链头企业和龙头组织代工的代工企业。
要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回顾经济史，每一个时代的风口都会催生出几件世界性的耐用消费品。这些产品的形态、功能和使用场景各异，但其底层的技术基础往往是类似的，是当时社会大众生活场景中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械化时代，代表性消费品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等；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化时代，代表性产品是汽车、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信息化时代，代表性产品是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手机、液晶面板的电视机、打印机等。而当下全球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工智能、智慧网联时代，新一代核心技术人工智能，将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制高点，而人工智能所赋能的新一代的“五大件”，也将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主战场。
当前这些产品已经初露峥嵘，大体上包括以下五种。一是能够胜任人类基础性工作的家用机器人。这类家政机器人拥有类似眼、耳、鼻、舌般的智能传感器， 可以对周围高精度感知；拥有机械身体可以行动，能够承担家政等工作。
二是具有逻辑判断能力的内容输出型机器人。这种机器人经过大模型的海量预训练，其功能不在于成为寻找案例的搜索引擎，而在于根据自身学习、提炼得到的科学常识、社会共识、专业知识，根据特定场景做出有效判断。这类机器人
不必拥有机械臂、机械脚的形态，可能就是一个终端，但是可以输出内容，承担文秘、助手工作。
三是具备脑机接口的AR/VR头盔或眼镜。脑机接口就是在大脑和外部机器之间建立直接通信。配备了这一功能的AR/VR眼镜或头盔，将成为新的人机交互方式，只需捕捉大脑电信号就有可能实现人机互动。未来，这一设备甚至能够具备类脑交互决策的功能。【联系微信dadawk01*】
四是自动驾驶的清洁能源汽车。随着清洁能源车的发展，以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智能驾驶功能将逐渐渗透融入，实时联通路面上的交通工具和交通基础设施，对复杂路况和交通信息做出迅速反应，提高驾驶的安全性和城市交通效率，极大地拓展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价值空间。
五是突破材料限制的3D打印。3D打印赋予人们任意定制所需工具的能力。当前3D打印在材料环节尚存在限制，比如将原材料直接合成新的物质，在材料上取得突破是3D打印设备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些产品一旦成熟，市场规模将达到万亿美元级，这些行业将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战场。对此，我们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上世纪五六十年，“四大件”“五大件”基本上都是欧美日本发明，然后我们引进消化吸收。虽然我们的洗衣机、冰箱、彩电或笔记本电脑、手机生产能力都是世界前列，但其实源头创新可以说都是舶来品，都是引进、消化、吸收、合资形成的生产能力。
对未来时代的“四大件”“五大件”，除了要进一步开放，进一步地引进消化吸收之外，我们更要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生产线、自己新开发的产品。由此， 不管整条制造业产业链放在中国还是世界各地，我们都掌控了世界级产业链集群安排布局的主动权。
总之，在人工智能时代，面对每年几万亿美元终端，至少在这个阶段，应该有两三样是由我们领跑的，有两三样是人家领跑我们跟跑的，或者还有两三样我们和人家一起并跑的。在这个时代，我们当然不可能全部领跑，更不能再次落伍全部跟跑。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中国走向伟大时代、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务必要落实好“十四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的“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这样一个战略要求。
青岛依靠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冰箱、空调、电视机等产品打响了品牌。而到了今天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青岛既有多家新的引领型企业，也有完善的产业
布局和举措，如果能发展好，便能实现品牌的长周期引领。
围绕“四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在2023（第十届）苏商发展大会的演讲
（2023年10月11日）
一、新发展格局的三个现象
最近我们看到一些现象，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网络媒体认为，中国最近五年、十年引进的外资是不是比过去十几年前引进的外资要少？现在很多沿海地区，上万人做鞋子、做服装的工厂关门了，厂区周围门可罗雀，是不是外资走了，这些服装厂、轻工机械的各种厂都面临减产和关门？
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是我国加入WTO后外向型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那十年间，我们国家平均每年引进外资1200亿美元左右。从2012年到2022年最近这十年，平均每年引进外资大约1400亿美元。2017年到2022年最近的五年，我们每年引进外资实际到账1570亿美元左右，比前十年的要高。2020年到2022年这三年平均每年引进外资大约是1700亿美元。去年，疫情严重，经济上行发展的预期较差，但去年我们国家实际到账外资1800亿美元左右，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一年。
也就是说，尽管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但实际上我国这十年的外资比过去十年要高，这五年比过去五年要高，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大家就要想这是什么道理？联系微信rcjubi9
1980年，我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是以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加上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中国出口产品的70%左右靠劳动密集型，也就是纺织、轻工等，因为它们有竞争优势。
但是最近十多年，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每年出口的产品90%是机电产品、电子产品、装备密集型的产品等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轻工纺织在中国的出口总量中只占7%，也就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由原来的70%变成了7%，原来占30% 的产品现在变成了90%。我国现在的进出口总量是6万亿美元左右，去年出口是3 万多亿美元，比2010年的2万亿美元要多得多，在出口总量这么上升的时候，机电产品大幅度上升，当然是好事。轻工纺织只占了10%，这是我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胜劣汰的一个战略性成功案例。
格局。从改革开放一直到2012年十八大前的30多年，中国进入了一个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以外循环为主的阶段。202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大约是6万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40万亿元，GDP在120万亿元左右。最近这6年，我国进出口和GDP比重外向度基本保持不变，中国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在这十年里取得了重要成效。从以上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大市场和内循环、双循环现在出现的几个
独特现象，我们说的轻工、纺织好像很困难，但这是主动调节。现在大量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到了东南亚，60%是中国企业去投资产生的结果，以至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RCEP形成自由贸易一体化，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翻了两番左右。这个战略和我们现在的开放发展有关。看起来是问题，实际上是成果。这个成果背后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政府在建设大市场。
二、中国大市场带来的机遇
再说中国的大市场，第一个基础是我们有14亿人，市场需求大。但人多不一定市场就大，如果人均GDP很低，那么很低的GDP人均×人数，可能总的市场也很小。
1980年，中国人均GDP在200美元左右，遇上当时中国10亿人，加起来大约是2 千亿美元，这个市场规模相当于欧洲的小国家荷兰，1980年荷兰的GDP大约是2千亿美元，所以我们只是等于荷兰，等于全球的1%，没有人说中国是世界级的大市场。但是近十年来，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世界第一，工业制造产值世界第一，人均GDP不断接近甚至超过全球的人均值，当你的人均值超过全球的人均值，你又有世界最多的人，你当然是世界最大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只会越长越大，因为我们发展得相对快一点。这个大市场会带来以下好处：
第一，大市场能吸引全世界的企业。因为市场足够大，每年进口都要几万亿美元，再加上有几千亿美元的服务进口，货物进口现在3万亿美元左右，服务进口5千亿美元左右，十年大约就是35万亿美元，所以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
第二，大市场是能够降低制造成本的。过去中国制造是劳动密集型的低成本， 而大市场会从六个方面降低制造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科技研发成本、采购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拓成本、人工成本。中国这6个制造成本的下降， 使得最近十几年，只要是中国发明创造的产品一旦推销到世界，成本就会比世界同类产品低30%到50%。比如，2000年，盾构机在全球市场上1亿多美元一台，当时全球盾构机60%卖给中国，因为中国在大量建地铁，到了2012年，中国自己就能
造出盾构机来，而且能够卖到世界上去，2012年以后，盾构机就从1亿多美元降到了7百万美元前后。
三、“销地产”和“产地销”
在中国大市场的带动下，跨国公司合理的产业链布局逻辑突出体现在销地产、产地销两个方面。
第一个叫销地产，因为中国有大市场，跨国公司到中国搞了产业链集群基地， 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在中国销售。中国大市场能吸引它，能容纳它的市场，这就产生了销地产。
中国的大市场以及大市场带来的制造成本的下降，使得我们既可以满足销地产，也可以满足产地销，从而产生了招商引资的投资效应，使得过去十年中国引进外资步步高（3.270，0.12，3.81%）。
去年，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各带上百个企业家相继访问中国，签了一些投资项目。仅去年一年，欧共体对中国大陆投资到位的资金数就比上一年增加了200 亿美元，把我们过去五年的账从1600多亿美元拉升到了1800多亿美元。中国大市场以及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使得中国过去十年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步步高，这个趋势今后20年、30年也不会变，因为它是个经济规则，不受社会国际ZZ影响。
中国的制造成本低，已经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成本低，而是六个方面的低， 大市场带来的成本下降，使得中国制造品——机电产品、电子产品出口比重从二三十年前的30%上升到了现在的90%，大市场内循环又对产业结构进行了重要调整。如今，大市场内循环又使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降到了1/3以下，今后十年估计还会进一步降到25%左右，成功避免了对外贸易摩擦的硬冲撞。
四、发力“四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首先是绿色化。
中央在3年前提出“3060”双碳目标，其中一个要义就是用清洁能源替代石化能源，使得我们的碳排放趋于0。目前中国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在100亿吨左右， 如果采用光伏、氢能、风力、水能等清洁能源替代火力和煤炭发电以及石油化工类能源，中国的碳排放将得到大力缓解。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要只把能源绿色化当作化工行业的任务， 实际上它和我们所有人息息相关，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系统都有自己的能源清洁任务。以制造业为例，就有四个任务：
第一个是源头减量，中国制造业要在今后30年实现源头上的减量。制造业消耗的原材料大多来自地下矿物，全球每年从地下挖出来的矿物约250亿吨，包括天然气、石油、煤炭、铁矿石、铝矾土、铜矿等。中国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原材料占比，大于其工业产值在全球的比重。制造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关系一定要倒过来。
第二个是节能减排，目前中国的单位能耗是全世界单位能耗的1.5倍，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到2035年中国单位能耗达到全世界的平均值。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单位能耗是他们的2倍，因此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到2050年中国单位能耗要达到欧美现在的平均水平。这就是我国各行各业都要履行的节能减排任务。
第三个是工业品的废品循环利用。上游装备企业生产各种各样的工业装备给下游工厂企业使用，使用一定时间后就会报废，简单埋了或扔了非常浪费，那么可以对零部件进行拆解，重新利用。在发达国家，废弃装备物的回收利用率已经达到50%，而我国现在是10%左右。如果能提升到40%至50%，相当于大量减少对地下矿物的使用。
第四个是工艺流程的再造，以炼钢为例，目前发达国家90%都是使用电炉炼钢，废钢炼钢，不需要用到那么多的铁矿石资源。而我国通过几十年的钢铁发展， 社会中的废钢存量不断增加，如果能将炼钢中的废钢的原材料占比提高，就可以大大减少炼钢过程中的材料消耗和能源消耗。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工业从源头减量、节能减排、循环利用、工艺流程上都有必要进行改造，所以，绿色低碳化是全国各行各业乃至每个公民都要努力推进的事情。
制造业数字化，就是要推进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推进产业互联网将大大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我国曾提出数字经济三大工程：
二是数字技术创新工程，包括机器视觉、触觉等智能传感器，高性能芯片、移动通讯、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算力等硬核技术创新。
三是融合工程，将数字技术融合到工业、农业、商业及整个城市社会发展中去，赋能于工商业发展。数字技术一旦赋能，即便不增加投入也将增加产出，目前中国这个环节还比较薄弱，一旦成功融合实现万物互联，将构建出更大的消费市场。
产业互联网的构建需要五个步骤：
首先要实现万物发声，即每一个需要检测和产生信息的点，都实现数字化“发声”，产生数字信息；
其次是万物万联，5G主要在该环节发挥作用； 随后就需要人工智能、人机互动；
从而形成一个智慧网联体系，从点对点的人机互动，上升为整个网络的智慧化，成为一个智慧网联的系统；
最后，产业互联网的最高等级是利用AR、VR等虚拟现实技术，形成一个镜像孪生的虚拟空间，在实验室或调度室就能掌握整个空间的各种信息，可以操作调控或解决各种问题。
还有一点要注意，当前大家熟知的阿里、美团、拼多多这些公司都是消费互联网企业，但在美国股市上80%、90%的平台公司都是产业互联网公司，因此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在产业互联网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数字化的要义就是要把产业互联网推上去。我国现在正卡在第一个万物发声的环节，各行各业都没有形成完整的自动化系统，信息数据的采集不能及时传递，这就需要更多的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来承担。目前华为正在积极去做这样一个工程，试图为各个产业开发出实际的产业互联网，从信息的检测再到5G联通，来实现万物万联，我认为应该有更多大型企业一起参与，共同推动我国产业互联网的进程。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全球价值链深度重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渗透融合不断增强，从全球范围看，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日益显著。
目前发达国家产品的最终价格中，制造环节增值占比不到40%，服务环节增值约占60%。制造与服务日益融合，服务对产业发展，尤其是对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支撑促进作用更趋凸显，服务已成为制造企业维护竞争优势的核心环节。
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偏低。在发达国家，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了40%-50%，是它GDP比重最大的一块。而中国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只占GDP的15%到20%，跟欧美国家差距巨大。我国经济发展以实体经济为主体，这就要求在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能够高一些。
想要有高质量发展的制造业，就必须有充分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我国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在制造业本身，而是在生产性服务业上。生产性服务业涵盖制造业产业链的研发创新、物流配送、检验检测、金融服务、售后服务、环保服务、数字技术赋能、服务外包、电子商务、品牌服务等十大方面，这些领域都与制造业发展强相关，直接服务于制造业。
这也就是郑州的富士康工厂利润的3/4都被国外拿走的原因，因为整个生产链的生态、科研技术、金融清算、物流各个方面都被他们所掌握。如果我们能在这些环节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提升，那么将为我国制造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如果一个城市制造业规模很大，但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很低，这座城市的制造业一定是二三流的低附加值制造业。如果它的产品在全球卖得附加值很高，那么这座城市产品中所镶嵌的服务业一定不是这座城市做出来的，而是其他地区的企业将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专利技术等输入到了这个城市。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体系，推动产业链集群发展，首先就是要针对产业链中的弱点扩链、补链、强链，不断提升产业链集成效应，让企业的根扎得更深。
其次，要加强“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是国内通用名词， 国际上叫卡链企业、隐形冠军、独角兽。这类企业在产业链中起到顶梁柱的作用， 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链主企业，都会更愿意将产业链集群布置在此。大力推动这类企业的发展，将极大地减少国外技术和企业对我国的制约。
最后要发展自己的龙头企业、链主企业。首先要发展创造整机产品的核心技术企业，企业自己做龙头部分，龙身、龙尾外包给其他企业做。龙头企业做大之后，可以成为只做生产性服务业的链主企业，把制造委托给代工企业。代工企业， 也不是过去那种“两头在外、来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而是真正的高科技制造业，既是制造业技术、生产线的发明者和组织者，也是产业链标准和供应链组织的领导者。因此，中国要有自己的链主企业、龙头企业，也要培育出一批能够帮链主企业和龙头企业代工的代工企业。
因此，把绿色化、数字化、服务化、集群化这“四化”做到位，将是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消费分论坛上的演讲
（2023年11月6日）
一、中国消费的5个特点
我国消费结构的五个基础性特点，一是中国人均GDP在2021年赶上和超过了全球人均（水平），这是对全球消费有着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第三，中国城乡差距还比较大，区域差距还比较大，贫富差距也还比较大。
黄奇帆表示，缩小三大差距，是中国未来共同富裕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主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也是中国未来消费潜力巨大发展的基础所在。
第四，中国老百姓（28.680，0.00，0.00%）房地产方面消费产生的负债较高。黄奇帆表示，根据有关智库统计，中国城市居民的房地产债务占家庭收入比重达到137.9%，高于美国的90%，也高于英国、法国、德国的130%。
同时，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年用于还本付息的部分相当于收入的15%，美国是7.8%，欧洲一般在8%-9%。所以，由于房地产消费带来的高负债，使得中国家庭用于每年生活消费的支出会受到很大的约束。
怎样支持扩大消费，更好启动内循环的消费需求？
黄奇帆表示，中国已经进入到以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中，在以外循环为主体的时候，中国经济由消费、投资、出口“三架马车”拉动，三者分别占到GDP比重的30%、40%、30%，形成“三四三”的结构。
但当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时候，消费拉动将成为三驾马车的主动力。“今后消费拉动应该占GDP拉动力的50%左右，投资占比降到30%，出口降到20%，形成五三二的结构。”黄奇帆说。
二、激励消费的6大措施
基于此，要做大做强做好中国消费，黄奇帆提出了进一步激励消费新潜能的六条主要措施。
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43%，大体在52万亿元人民币。黄奇帆认为，按照内循环为主体的要求，居民可支配收入至少应该占GDP的52%。
如果在现在比重的基础上增加10个百分点，以2022年中国GDP规模1210207亿元来计算的话，就应该增加12万亿元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如果十几年以后GDP翻番变成250万亿元，就额外增加了25万亿元的可支配收入给老百姓消费。
黄奇帆表示，目前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60%，所以要增加拿工资收入的人群，增加在企业就业的人群，使现在4亿中等收入人群在今后十几年翻一番， 变成7亿、8亿人，低收入人群从6亿减半变成3亿，实现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同时， 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资产投资性收入。这部分目前占比只有个位数，比较低。
要增加汽车消费
中国汽车产业在2009年达到1800万辆车，成了世界第一大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国。到2017年的8年里，又从1800万辆车增加到2700万辆车。但最近5年中国汽车产量和销售没有增加。
“我们已经连续5年没有增长，是到了极限，没有增长空间了，还是有关激励措施不到位？这是值得思考的。”黄奇帆说。
黄奇帆表示，在全世界目前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国家中，发展中国家的汽车保有量大约在40%，发达国家在60%，中国已经超过了人均GDP1万美元的基点， 但现在中国汽车的保有量是21%，离40%距离甚远。
如果达到发展中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等等这些国家的状态，中国的汽车产量从现在的2600、2700万辆，增加50%到4000万辆是可以的。
避免房地产的硬着陆
房地产正在进行深度、结构性的调整，要避免房地产的硬着陆。黄奇帆说， 房价、地价、售量跌40%、50%，形成暴跌的趋势，这不可以。一定要采取措施， 实现软着陆。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对现在城市还存在的城中村、危旧房、棚屋区进一步进行结构性、局部性的改造。
另一方面，利用现在处于房价低迷的过程中，与其政府拿钱征地动迁造保障房，不如拿出一部分资金购买卖不掉的商品房作为保障房，使中国城市今后至少有30%的居民是住在保障房、公租房或者各种人才房，这样使得各种相对低收入， 或者刚刚工作的、农村进城市落户就业的群体能住在保障房里。
这些保障房的支出、租金，大体等于住保障房居民年收入的1/6，使得住在保障房的人群，或者城市住房人群的消费不会受到房地产按揭贷款、租金压力等各方面的约束。
加强医疗、教育体系的改革
进一步加强医疗、教育体系的改革，使得老百姓能够减少教育、卫生公共服务中的支出。
黄奇帆认为，今后几十年中国人口是逐步减少的过程，现在供不应求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压力会趋势性的减缓，各种优质的小学、幼儿园，优质的初中、高中都会更多的、充分的供应，甚至出现供过于求。在这种情况下，今后中国教育、卫生方面的费用支出，各种额外的支出都会相应下降。
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
中国农民年收入中的财产性收入不到3%，黄奇帆表示，怎么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从3%变成10%，是应该考虑的基本面。同时，城市居民的收入中，除了房产是一种财产性收入外，很重要的今后就是资本市场怎样健康的发展。
黄奇帆表示，逻辑上讲一个合理的资本市场规模应该超出这个国家GDP的20% 左右，中国现在120万亿元的GDP，资本市场是80万亿元的体量，还有1/3的发展空间。如果到2035年GDP翻一番，资本市场按照120%健康充分发育，应该达到300万亿元。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上市公司融资会得到充分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在资本市场里理财，会得到比较公平、合理、安全的保障。
比如，黄奇帆说，全国性的公积金现在有25万亿元，除了5万亿元发挥了贷款买房的作用外，还有20万亿元只是存在银行里进行基础性的保值，没有任何投资。今后这一块如果转向企业年金，跟着资本市场转的话，一个人交公积金从20 几岁到60岁，一共交了30万，这30万理财应该可以翻一番变60万。
这个意义上，资本市场搞好了不仅是对国民经济、上市公司、独角兽资源优化配置、经济发展的动力，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也是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性资本市场，是中国老百姓增加家庭财产收入的重要方面。
消除各种抑制消费
应该消除经济政策中、调控中的各种抑制消费，由政府管住贷款或者管住各种消费通道的措施。
黄奇帆表示，过去中国老百姓出去旅游，每年会从海外带回1500亿美元左右
的各种消费品、奢侈品或中高档的商品。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国内开了大量的免税商店，商务部和海关也降低了各种奢侈品或中高档商品进口的关税，中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从15%降到了7%，这些措施使得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去年超过美国成为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市场。
这也带动了70多个奢侈品行业协会做出了三个决定：一，新产品第一时间在中国、欧美同步销售；二，在中国大陆的各种奢侈品公司，从原来的第三级公司变成直属于总公司的二级公司；三，取消了中国市场的非关税贸易差价。
黄奇帆表示，我国进行一系列的宏观政策调整繁荣了国内的消费市场，同时又让老百姓分享了世界各种高档商品。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政策调整，最终可将中国国内巨大的消费潜力发挥出来。
在2023第八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的论坛上的演讲
（2023年11月18日）
很高兴来参加今天2023第八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的论坛，那么按照会议的主题，探索新引擎，开创新局面这么一个主题，我就专门的考虑了一下，讲一个我们中国经济目前的短板，因为是短板，克服了，它就会转变为新的增长，就会产生新的发展潜力，形成新的局面，
那么就是提升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比重，促进中国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就这个主题跟大家做些交流，大家都知道，当今世界经济贸易交往有四个特征，第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工业制造品，越是高端制造品中的服务价值的嵌入比重越高，平均高端产品45%到50%是硬件制造的各种组合，那么50%到55%是软件，是服务，是专利，的嵌入，比如一个手机如果卖一千美元，那么50%以上 是操作系统，是软件，是芯片中嵌入的各种程序，是各种专利服务，所以这是一个当今世界国家间贸易产品的一个特征。
第四个数字就是发达国家的GDP，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占40%到50%，比如美国它的服务业占80%，我们一般有时候会调侃说美国的经济脱实就虚，服务业比重那么大，制造业比重那么低，只有11%12%，但是大家一定要看到，另一个数字就美国的80%的服务业，有70%左右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么是和制造业直接相关， 强相关的服务业，那么这个70%和80%乘下来的比重就50%几。也就是说美国25万亿美元的GDP，有13万亿美元是和制造业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那么欧共体的27个国家是一个经济强国的组合体，他们的服务业占GDP比重78%，那么他们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的比重里占50%左右。
所以这个数据也表明在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里边，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和地位，那么讲了这些数据以后，我们国家薄弱环境在哪？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就在中国的产业体系里边，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推进的产业体系全边，目前而言， 我们的农业6%左有，农业的水平并不低。
制造业是全球经济规模，制造业规模占30%，比重是全球第一的，制造业整体水平也是不低，那么我们的生活服务业也不差，中国是整个GDP结构中最短的
一个板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的服务业总量占GDP58%左右，我讲去年58%里边18个点， 生产性服务业40个点，生活性服务业，所以中国的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占三分之二以上，生产性服务业比较的低是欧美45%来说，我们差了人家一半以上，这个比重要差一半以上。
那么另一个数字就是中国的服务贸易，我们的服务贸易整个占我们总的贸易总量是12%，也就是中国的货物贸易6万多亿，服务贸易7千多亿，接近8千亿，加在一起算7万亿，7万亿里边，我们实际上7千多亿美元的服务贸易只占12%左有， 所以跟全球服务贸易占比30%差得很远。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经济结构里边，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贸易比重特别低，那么大家知道什么是服务贸易，就是国内的贸易，国内的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那么这两种国内的服务一跨国成为国际的贸易的话，就生活性服务业的服务贸易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贸易。
那么由于我们生产性服务业在国内服务业的比重比较低，在GDP的比重也只占20%，所以跨国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能力更弱，那么整个的服务贸易总量也就上不去，特别是看我们服务贸易的内部结构，我们的服务贸易的总量不算低， 但是我们服务贸易逆差很大，我们服务贸易出口2000亿美元，进口5000多亿美元， 我讲去年那么逆差三千几百亿美元，全世界180个国家，他们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国家是有服务贸易逆差的，那么全球各个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一共一万多亿美元，我们占30%，我们货物贸易顺差比较大，但是我们服务贸易的逆差就把货物贸易的顺差的各种效益基本抵消完。
所以我们服务贸易第一个问题是逆差大，第二个就是比重低，就是我刚才说的全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总量，服务贸易占30%，我们只占百分之十几，第三个就是效益差，就是我们的服务贸易出口2000亿美元，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生活性服务业，就是旅游接待各种景点，接待外国人，作为服务的输出，收到的是美元， 但是是生活性的产值不高，效益更低。
劳动密集型，那么我们进口了5000多亿美元的服务贸易，进口的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么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构成的服务贸易，如果说这个5000亿是我们的外贸公司，我们各种国内企业在国内做了国际的生产性服务业进口，那也不错。
可借我们这个5000亿美元进口的生产性服务业百分之八九是外国企业做，外国企业做也可以，你外国企业如果注册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注册一个贸易公司，皮报公司，把生产性服务业带进来也不错，问题是99%注册在音港、
新加坡、爱尔兰自由港，因为服务贸易公司是没有什么装备，和地理位置无关， 是一批皮包公司，一样的公司那些地方有15%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它注册在那儿，然后他天天生活在你上海锦江宾馆打电话做服务贸易，做完了结账就在国外。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服务贸易你去看毛病，一个是业差大，第二是构比例低，第三，盗本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效益比较高的服务贸易，产性服务业性质的服务贸易，几乎都外国公司在中国做。
那么以上这个分析就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中国目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短板要害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带出来的国际化的状态，就是服务贸易发展不足，也因此，X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从2020年9月，中央七常委、总书记亲自到会， 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个部的部长，各个省省长一起开了一个全国服务贸易大会，总书记发表更要讲话，而且在那个会上，商务部推出了中国发展服务贸易的120条政策，这是一个。
那么到了2021年的中央又开了这么一个会，2022年去年的9月又开了第二次会，今年9月，也就是两个月前又开了第四次会，中央明确全国性的服务贸易大会每年开一次，就像上海的进博会，从18年以后每年开一次，专门搞进口的。至于广交会，那么就几十年，每年开两次，又是进口，又是出口，这是个传統的布兰会，那么这本身就表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服务贸易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潜力，也是当下还有改革开放中还比较多的短板的一块，要努力的把它推上去。
那么要把服务贸易推上去，它的基础是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如果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业上不去，国际的生产性服务业为基础的服务贸易怎么上得去？那么生产性服务业一共表现为十个环节，就是和制造业，和产业链直接相关的，研究开发、物流配送产业链经营，还有就是绿色低碳的服务，还有就是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数字经济对产业链的赋能，这就讲了五个。
那么第九我们还有就是整个的服务贸易中的各种各样的服务外包，那么还有售后回购，是讲售后的维护，全球性的销售以后的服务，包括售后的维修，也包括各种产品出销以后一年、两年、三年，每年软件更新版本从1.0，2.0更新，使得这个客户跟企业长年的联系在一起等等。
那么总体来说，这十大服务业是涉及到我们制造业强相关的服务，那么我们国家统计局每年都有统计公报，统计公报里关于这十个生产性服务业的栏目每年都有，但很奇怪，数字从来不填，开天窗。
然后另外生活性服务业的栏目也有十个，我们叫做衣食住行，教育卫生，文化体育、旅游康养等等，那么这些服务也是十大类，这个数据从来不开天窗，数据項得实实在在的。
我曾经问过统计局的领导，为什么你们这个不填？他说你们各个区县的统计里生产性服务业从来不填，地市、州也不填，生意界也不填，我也没基础了，也算不出来了，但是数据还是有，就是专业测算，测算的数据还是有。
比如我刚才说，我们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三分之一左右，百分之十七十八，这个是测算的概念，不是全方位統计的结果，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不太实际，可能连我们学校里边上经济课，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课程可能讲的也不够多，所以我注意到，我们每个县、每个市、每个省， 每年都有一次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会把一年的工作发展、经济发展的成果表述一下，然后会把新一年的指导思想、重点方针说一下。
然后第三部分就比较详细的，可能花它二十页，只讲新一年的具体的工作措施，我们可能把生活性服务业的措施会很具体的写它两页，三页字。
生产性服务业一个栏目，一个归纳，这个词可能都没有。这说明什么？我们的工作中缺了一个板块，是一个短板，那么说新引擎，我想了一下，这就叫新引擎，短板解决的过程就是开创新局面的过程，就是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极的过程。以上是我讲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具体讲一下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
易挖掘探索的话，它有些什么具体路径？比如说产业链的科研开发，那我们很自然，科研开发，创新一是原始创新，0到1创新，我们现在投入不足，我们全部研发费是全球的研发投入的第二位，但是我们这个总的研发费里边只有5%到6%投在0到1。投入不足，发达国家本来就比我们水平高，但他们每年研发的零到一的投入占20%以上，所以这一块我们要补上。
第三块，独角兽就是一百变成一百万，科研成果产业化以后变成巨大的产业链，这一块我们也不够，目前我们股市里边叫独角兽的可能只占10%左右，在欧 美的股市，科研创新的独角兽板块占30%，这一块如果把它加大了，我们全要素
生产力就会上去，使经济增长的比重40%到50%，是科研创新全要素生产力产生的， 我们现在全要素增长力占GDP增长的比重只有百分之十几，20左右，所以这是一块。
第二块是讲物流，就产业链的物流配送，大家有时候最不当回事的就是物流， 谁不搞？搞开汽车的，开火车的都在运物流，全世界不一样吗？就是很不一样， 去年中国全部货物运输，物流的费用占GDP百分之十五左右，那么欧美是占百分之六到七，跟我们相比，好像水平比我们低的多的，比如东南亚或者印度，他们的物流水平，物流费用是GDP的百分之十，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如果比比东南亚，我们把我们的物流成本如果从十五降到十五个点，一百二十万亿，GDP的五个点是六万亿，这六万亿成本如果减少了，相当于我们工商企业多了六万亿利润，现在我们工商企业全部利润不就是十几万亿吗？加了这五六万亿就等于增加百分之五十的利润。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恰恰这个第三方物流运筹学的物流，各种备样的物流配送系统水平差距还是很大的，18年的时候，新加坡淡马锡的公司到中国搞一个普罗斯的物流，他们开幕式邀请我去参加，我当时在重庆，我去参加就问他， 我们中国经济物流基础设施搞了这么多，你现在成立这公司有什么意义，他说意义很大。
果然就干了三年，在中国长江流域投了上千亿的物流，搞了以后，因为效益好，股票市场变成个睿智的行业，它的资产投入转化为一千亿的资本金，然后每年的收入来平衡股票市场的股息，它有了这一千亿，不再投入了，它就变成各种私募基金的LP，现在各个地方都去找他，因为他有钱，他搞物流，搞了三十年， 搞出很大的效益，说明这地方潜力很大。
那么第四个问题就是绿色低碳，也有很多很多的业务可以做，我们中国的产业链，制造业比较大的问题有四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制造业消耗了全世界最多的物质，我们180个国家从地下挖出来的原材料、矿物材料一年250亿吨，中国消耗了130亿吨，那么占了55%，那我们的工业产值是全球30%，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几乎单位产值的物耗是全世界的170%、180%。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怎么样通过服务把我们的单位物耗下降是一个巨大的潜力，第二个，我们的单位能源的消耗是全球单元能耗的150%，是发达国家的200%， 所以十四五，中央的规划里有一点，2035年要力争让中国的能源消耗达到世界平均值，到2050年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值，这里面都是巨大的能源方面的服务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一切工艺流程都是这300年矿物材料、矿物能源、石化能源形成的流程，以后怎么用清洁能源形成生产制造的流程也是个巨大的改造，那么这个方面有大量的服务。
我讲这一段意思就是说数字经济賦能也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的潜力，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讲的线上线下贸易，批发零售，这好像也就是常规的生产产品、原材料采购，产成品销售这种服务。
但是这个服务我们需要改革，也需要进一步的服务，我们中国目前在这一块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各种贸易批发零售国内销售、国外销售不符合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以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
那么二十大报告对这个问题就提出一定要形成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外双循环的规则、规制、体制标准，二十大报告专门写这段话，就因为事实上我们几一年开放结果外循环是一块，内循环是两张皮，不合身的。
那么既然要双循环，就要把这个贸易批发零售线上线下都要能够一体化，在国务院的十四五规划里就这件事也专门有一段话，一定要在十四五到二零三五年期间，实现中国内销和外销同线同标，同一个生产线的产品，出口、内销应该是一个标准，不能高标准，低标准，两个标准，不能市场准入，这个准入，那个不准入，出口可以，内销不行，内销可以，出口不可以，这个方面一定要同线、同
车、同标。
大家就想，X中央二十大报告，国务院的十四五规划里面要把这件事这么写上去，一定是比较严重了，才当问题来写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概念，那么因为十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可以展开讲很多话题，这个话题花半天来讨论，这十大方面的具体内容都是有必要的。
那么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举了这六条，后边还有四条我不去展开了，那么最后就关于服务贸易，当生产型服务业上去以后，服务贸易国际化问题会迎刃而解， 那么服务贸易的国际化首先要把我们有六万亿美元货物贸易，伴随着服务贸易把它做上去。
大家注意，我们既然手中掌控着一一年六万亿美元，全世界百分之三十的贸易量，那么这个六万亿美元有结算，有国际的金融结算，也会有全球的海洋运输， 还会有保险，这三个概念。如果每个环节给我们带来直分之一的好处，那么六万亿的百分之三也该有一千八百亿，问题是，我们当然有这一千八百亿，但这一千八百亿大多数是外国公司做的，所以算在人家对我们的出口，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企业搞的进口。所以这里面就看到，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主打的货物贸易，伴随的三种服务贸易都做不起来，都让人家在做，可见我们的短板。
第二个，我们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工业体系，我们一直说我们有五十多种的大美，一百多种的中美，五百多种的小类，全世界所有工业类别我们全方位都有， 是全产业链。但是我们全产业链是讲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伴随上中下游制造业对应的服务业的全产业链，基本上外国人帮我们搞，所以就表现为这一块的服务贸易是输出输入，而不是我们的输出。
比如说郑州的苹果的生产线，一年生产一亿个手机，然后一千美元，一个年是一千亿美元，那么因为我们制造成本低，总的销售利润率40%，有四百亿美元的毛利，那么四百亿美元毛利有一百亿归郑州，我们国内的近于个企业来力配， 他们也很高兴，因为一千亿美元产值，有一百亿美元利润，毛利10%，大家觉得我们中国制造业平均利润率就是7%，这个苹果手机的服务能够达到10%也不错。
我们京东方为苹果手机一提供屏幕，立刻京东方股票都会涨起来，但是苹果凭什么拿了30%？就是拿了四百亿中的三百亿，拿了整个利润的四分之三，它没有花一分钱搞厂房，搞设备、搞制造，也没有花一分钱做流动资金铺垫，买零部件运行，他为什么能拿四分之三的利润？因为产业链的十大生产性服务业是苹果主控的，它作为产业链的链头企业，它管控着生产性服务业，那么有了这一个就
使得它效益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它这个效益挺高，这个三百亿它拿去了， 还不算在美国的25万亿GDP里面，算在中国的CDP里面，但利润是它拿走了，那么我讲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贸易在产业链的这个环节里油水多多，空间巨大，潜力巨大。
那么第三个就是货物贸易，不仅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直接的货物贸易还有转口贸易、离岸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的贸易，还有各种保税的贸易，那么还有各种期货的贸易，这些也都是贸易的方式，和服务贸易关联在一起，也要展开。第四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货物贸易之外，服务贸易之外，还包含我们教育卫生
第五块就是我们的金融的服务业，包括银证保，也包括保理、租赁或者各种内资，或者还有各种私募基金，我们股票市场的这些事情，保险市场的各种事情， 那么这一块既有生活性，也有生产性的服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大块，服务贸易的一大块。
那么第六大块涉及到我们的数字贸易，这个数字贸易当然我们讲全球教字竟争较量，就表现在一种数字技术产品的贸易竞争，也表现在数字规则的竞争，那么最近五年，中国的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在世界的比重地位其实有所下降，比如说在17年的时候，我们国家跟数字经济有关的独角兽和美国的独角兽市值比的话，17年的时候，我们是美国上市的独角兽，总市值的24%，那么去年下降到17% 这个比重是下降的。
我讲这一块就从独角兽的数量，独角兽的市值，以及其他的一些指标去比的话，我们这方面还有待破题，还有待发展，那么特别是在数字经济的全球数守经济的规则方面，有关数字数据的全球流动，流动性的规则，以及数字服务的开放的规则，以及我们各种数字资源，数字信息资源实际化还是可以在全世界存放等等方面的规贝。
还有就是我们数据的各种公共产品全世界全社会使用的问题，还有就是数据隐私的问题，以及数据国家安全的问题，在这六个方面涉及到全球数字贸易规则
讨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真正的展开。
所以如果说跟国外搞FTA自由贸易协定违背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一定会破题，那么我们现在国内的自由贸易试验区22个里边，基本上都在探讨这些数字规则的开放发展，进行探索，探索出成果以后，移植到全国，推进到跟国际合作， 那么这个方向就基本到位。
那么以上这些我只是在说我们当下我们的短板是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 那么我们的空间巨大，新的引擎、新的局面，就要把十大生产性服务业运行的GDP 的增量效益把已挖掘出来，把服务贸易运行的经济发展的效益挖掘出来。
最终我认为我们国象完全有可能到2035年，也就再有十几年达到三个指标的目标，第一个是我们国家的GDP，生产性服务业20%左有的比重上升到30%，30%什么意思？我估计我们的服务业GDP可能到2035年是60%，那么60%里边有50%是生产性服务业，跟欧州一样，那么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能到30%。
如果我们到30%，欧洲在40%，美国在50%，我们这个水平就缩小，差距就縮小了，第二个，要让我们的服务贸易占全国的贸易总量的30%，就跟全球现在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量30%是一个意思。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在一带一路上，我们现在应该把我们的数字贸易、服务贸易更多的搞上去，因为我们现在在一带一路上基本都是实实在在的货物贸易， 或者就是各种基础设施工业项目，真正的服务输出，服务贸易输出，生产性服务业的输出比重是比我们对全球的贸易比重还要低。
那么这一块因为是中国主导的对外投资，对外贸易这一块应该体现出我们的国家的水平，以上这些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着力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比重，推进中国制造业强国发展
在2023（第八届）制造强国论坛上的演讲
（2023年11月25日）
很高兴来参加2023（第八届）制造强国论坛，按照会议主题，我就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比重，推进中国制造强国发展这么一个主题，大家做一些沟通。
当今世界，有三个数据代表着制造业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现在只要是高端装备、高端耐用消费品、高端终端，45%-50%是制造业的附加值，50%-55%是各种服务嵌入在这个终端里的增加值。比如一个手机如果卖6000块人民币，3000块左右是1000多个零部件组装制造叠加在里面，操作系统、软件、芯片中的程序、各种专利、各种服务形成的增加值镶嵌在手机里差不多占了50%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制造业服务化是一个趋势。文 名公众 号整理。
二，当今世界的国际贸易总量70%是货物贸易，30%是服务贸易，而服务贸易包括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两种服务业跨国运行的服务贸易。
三，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40%-50%。比如欧洲欧共体27个国家，他们GDP当中服务业占比比重高达78%，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50%， 78%的50%就是39%，所以欧共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总量的40%左右。
美国的服务业占美国GDP的80%，它的服务业当生产性服务业占比65%，65%乘以8差不多是50%，所以美国GDP当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是50%左右。
这三个数据代表了整个世界发达国家引领整个世界贸易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一种基本的数据结构，代表了一种趋势性的特征。相比之下，中国的产业链体系、整个生产体系、GDP比重体系显然是有差距的。
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1/3，如果服务业占60%，生产性服务业
20%左右。我们去年工业制造业占27.6%，非制造业的工业加上房地产建筑体系约
9%，加在一起是37%左右，还有扎占比6%的农业，农业+工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总体有43%，剩下的57%是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占2/3，生产性服务业是1/3， 差不多就是20%。所以，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跟发达国家如欧洲、美国、日本、加拿大等相比，产业体系中最大短板是生产性服务业，比发达国家少了一半或者一半以上！所以，我国工业世界规模第一，制造业规模第一，农业也不差，我国生活性服务业整体上也跟得上潮流，最大的短板就是生产性服务业。
全球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量30%，中国去年服务贸易尽管达到了近8万亿美
元，但在我国贸易总量占比只有12%。我国贸易总量中，货物贸易6万多亿美元， 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30%是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整体占比是12%，这是另一个差距。表现在，我们的货物贸易出口占大头，服务的出口比较小，而且我国服务贸易有三个比较低的数据：
服务贸易出口主要是生活性服务业，去年780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主要是旅游、宾馆、区域景点、接待外国人收外汇，生活性服务贸易出口近2000亿。
虽然我国有5000多亿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但基本上是外国企业在中国或者外国企业直接从国外把服务输出。5000多亿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贸易中， 我们自己做的规模不大；如果有规模的话，主要是外国企业在中国做，中国企业自己做的很少。原因很简单，我们连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做的比重都很低，在国际的生产性服务业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基本都是由外资企业在中国、外资的生产性服务业贸易公司在中国做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口。
整个结构显的逆差大。我们出口2000多亿，进口5000多亿，逆差3000 亿，服务贸易的产值转化成的增加值是70%，1000亿服务贸易有700亿的增加值； 货物贸易如果做1000亿，增加值就是300亿。所以，我们做了6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量，一年顺差四五千亿，转化为增加值就1000多亿，但是我们逆差是3000多亿美元，服务贸易增加值是2000多亿。
所以，当中国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放在一起，贸易的增加值是逆差不是顺差，我们的服务贸易的缺陷把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顺差全部抵消掉，这又是一个概念。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面临的这个逆差问题，全世界180个国家都有， 这些国家的逆差加起来是一万亿，我国却有3000多亿，占世界所有国家逆差总和的1/3。从2020年开始，每年9月份开全国服务贸易大会，已经连开4年，每次中央总书记ZZ局常委都、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个省生长和部长都参加，这个会备受中央高度重视。商务部的同志告诉我，准备今后每年开一次，就像进博会每年一次、服务贸易会每年一次、广交会每年开一次，从50年代到现在一直保持，对于服务贸易的高度重视，本身就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是短板，但是这个短板短在哪儿呢？中国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到位。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把生产性服务业在国内做起来。在国家统计局、全世界统计概念中，生产性服务业大体上有十大类：
第一，有关制造业产业链上的各种科研开发，包括0到1的原始创新、1到100 产业链的研究开发、转化一体化。从1转化成100，研究成果变成生产力，变成产
品。
第三，产业链的物流运送体系。我们国内的物流体系在GDP比重是15%、是比较高的，欧美国家是6%-7%，东南亚一般是10%。欧美国家的服务业比重高、高达百分之七八十，他们的运输费用成本相对较低；但是，我们是60%、欧美国家是80%，我们制造业的比重比他们高了一些，也不至于物流费用高一倍两倍？中国物流企业本身是非常节约、利润拿的也不多，所以也不会形成过分的费用？中国几千万物流的职工包括汽车司机的工资也不算高，怎么会出现物流费用特别高呢？
从劳动生产力来说，中国因为劳动力比较优势、整个运行规模优势，所以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为成本比较低。其实，这不是企业问题，也不是劳动者的问题， 关键在于我们的体制。全世界高速公路90%以上都不收费，BOT只要25年、30年收费期一到就交给政府，政府不能再收费，就是一个不收费的公共服务。我们现在十几万公里高速公路统统收费，即使25年、30年到期了交给政府，政府还是照收， 而且费用收的真不低。
我们的铁路运输也有待改善。十几万亿建成的铁路体系，只运营了全部货物的8%-9%，而铁路运费是汽车运费1/4！所以，应物尽其用，一切能够让铁路运输的绝不要让汽车运，但我国一万多个开发区、几千亿产值的开发区，一般都选择用汽车运输，所以，七通一平不包含铁路运输。铁路、公路在各种货物最后一公里的衔接没到位，这是又一个问题所在。
此外，我们产业链上中下游物流运输配送规划布局从西部到东南，整个中国几千公里路上布局的各种产业链，汽车运输翻来覆去像拉链一样的开来开去，怎么样在100公里半径范围内形成一个个重要的产业链集群？100公里的半径差不多有几万平方公里，足以补强任何产业链集群，中国各个省互相招商，尽可能使产业链属地化；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中国产业链布局涣散不集中，本身就无谓增加了许多物流成本。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不再展开，产业链物流方面有许多配送应无缝对接或者通过体制制度安排来降低这个成本。
比重一树独大，这种概念都是造成中国金融成本比较高的原因，所以，产业链金融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有许多可以研究。
第四，产业链上的市场准入，检验检测，这也是一个服务体系。
第五，产业链所谓的生态服务、绿色低碳服务，我国制造业产业链，消耗了全世界50%以上的地球资源，30%的工业产值消耗了全球50%的地下矿物，全球一年挖掘的地下矿物一共250亿吨，我们消耗了130亿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工业怎么在源头减量进行工艺流程调整是很重要的。
中国工业能源消耗的单位能耗是全球平均值的150%，所以，“十四五”规划里提出，到2035年要让中国制造业工业的能耗降低到全球平均值，2050年降低到发达国家G20的平均值，G20的单位能耗是我们的50%，我们比G20高了一倍，到了2050年中国单位能耗降一半。
制造业应该实现循环利用。上游、中游生产出来的设备装备或者工业终端， 或者老百姓（28.690，0.01，0.03%）耐用的消费品怎么样报废以后循环使用、回收利用，发达国家占40%-50%，我们目前只占10%！这个环节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改造，如果能够使得循环利用达到百分之四五十，相当于一个金山银山、一个金矿银矿，我们资源消耗将大量减少。
第六，数字化服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形成的数字平台对传统工商产业进行融合赋能，也就是所说的传统产业数字化，通过这样的赋能， 产业链工业系统不增加任何资本投资、原材料消耗，会使得产出增加1%-10%。如果平均增加5%，我们现在100万亿的工业产值因为数字赋能最终实现额外增长5万亿，这5万亿不仅是产值，更是不消耗原材料也是增加值，而且没有增加资本的利息，所以也是利润，5万亿的增加值相当于二三十万亿的工业产值。
第六，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赋能，构建形成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我们目前是消费互联网很发达，产业互联网刚起步没到位，这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
第七，各种贸易批发零售，包括线上和线下的，包括实体的贸易、互联网的贸易、跨境电商等。这个领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是突破内外贸双张皮、突破内循环外循环互相割裂，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已经进入了内循环为主， 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状态中，要努力促进中国内贸外贸一体化，形成有利于内循环、外循环一体化的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体系。内贸外贸两张皮，内循环、外循环变成两个任务了，每个企业搞外循环是一件事，搞内循环是一件事，要让任何一
个企业搞内循环和搞外循环，想做内循环就有内循环，想做外循环就有外循环， 形势有利于内循环就干内循环，形势有利于外循环就干外循环，形成内外贸企业任何时候的自由选择。这就像亚马逊，亚马逊是一个网络公司，做跨境电商的， 做的任何业务从纽约卖到洛杉矶，对它来说和纽约卖的伦敦是一回事，没有任何内外之别，全球化和美国的国内化是一件事。
我们现在是两个队伍、两个体系、两种规则、两种准入，所以国务院在“十四五”规划里提到，要在十四五到2035年期间，使中国的内贸和外贸一体化，实现一个生产线上的同质同标，同样的产品出口内销税收规则、市场准入规则、检验检测的标准规则都要一体化。这件事现在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要布置行动的重大任务，这件事做好了，也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方面。
第九，各种信息咨询、会计、律师法律等服务，这些制度型的生产性服务业， 国家的规定制度要让企业充分了解需要这种信息咨询。
第十，服务外包。生产性服务业到了大企业的时候，龙头企业除了自己搞制造、关键的东西自己造以外，逐渐的把制造外包，自己主抓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 转变成一个链头企业，变成了制造业的代工龙头，像富士康代工苹果，苹果不做制造，只做生产性服务业。另外，还有产业链上中下游之间的很具体的、小的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链，也存在服务外包的问题。
这十个方面潜力巨大，是我们过去的短板、补上短板就是发展的潜力所在， 是新的增长级、新的增长力。所以，我们把生产性服务业搞上去、补上我们的短板，是中国制造强国的内在选择，是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也是我们贸易强国的重要方面。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要成为贸易强国，贸易强国不仅仅是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更是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的强国。二十大明确贸易强国的前提和内在要求是服务贸易强国，而服务贸易强国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做基础。
现在科研创新推动中国全要素生产力比重增加，而全要素生产力只占增长的百分之二三十，怎么让我们增长的动力50%以上和科学技术、全要素增长力有关， 也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联系在一起？答案是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并非生活性服务业，现在57%的服务业、以后如果达到60%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生活性服务业， 那我们到2035年GDP到了250万亿，150万亿的服务业里面，如果3/4是生活性服务
业，那么我们的生活性服务业就有120万亿。如果120万亿生活性服务业的增加值变成了产值的话，那么就会变成270万亿，一共十几亿人，每人要20万元的生活性服务吗？我的头给你，你的脚给我，我们互相洗脚理发，产业链劳动密集型附加值低，一大堆这样的生活型服务业只要发生一个经济危机，马上就急剧的萎缩。所以，生产性服务业不能少，衣食住行、教育、卫生、文化、旅游、康养等等都是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如果我们的服务业百分之七八十都变成了生活性服务业， 那么这个服务业还有泡沫。如果我们的服务业50%是和制造业强相关的服务业， 而生活性服务业也占50%左右，这样就是一个健康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是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重心，这个重心是重量的重，制造业中心摆的好，怎么晃，经济也是稳定的。中国制造业在“十四五”期间绝不能低于25%，现在是27%、28%，我觉得到30%是一个合理的比重。
另外，中国式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应该是30%左右，应该是服务业的50%， 整个GDP的30%，生产性服务业的30%加上制造业本身的27%左右是57%左右，我们还有非制造业的工业第二产业如挖掘业、采掘业、煤炭石油天然气采掘等，这个占比百分之六到七，随着房地产建筑行业规模下降，但是还会有一定比例空间。总的算起来，中国的第二产业差不多会在35%左右，35%+30%的生产性服务业65%，农业占比5%、生活性服务业占比30%，这就实现了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中心。
我相信：只要把生产性服务业着力推进，比重在十四五到2035年有所提高，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定能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也一定能实现，新的生产力内涵就会更加的丰富和现代化。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未来的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主力军
在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上的主旨演讲
（2023年12月2日）
首先讲一下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三大积极现象，高质量的发展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夯实。
十几年前我们国家出口1万多亿美元，差不多30%是机电产品出口，70%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纺织类的产品出口。随着我国这十几年大力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贸易高质量发展，我们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出口高端化、高附加值的态势明显。
与20年前相比，我们国家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占比已经大幅下降， 2021年占比不到10%。与之相对应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从原来的30%增长到了去年的90%。如今，高新技术产品加上机电产品出口占全部产品出口比重超过90%，“十亿双袜子换一架飞机”的说法已经成为历史。
去年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外贸“新三样”正在支撑起我国外贸的新格局。今年我国更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的汽车出口国。未来，我国出口结构和国际贸易条件还将会有新的、更高的质量和效益的提升，这是我讲的第一方面。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里，我们国家加入WTO后，外向型经济发展是比较快的10年，平均每年引进外资1200亿美元左右。从2012年到2022 年最近这十年，我们引进外资大约是1400亿美元。而在2017年到去年，也就最近的5年，我们国家每年引进外资实际到位数是1570亿美元，比前10年都要高。
2020年到2022年，这三年大家一般会认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不便交流，又加上复杂的全球环境，一般人们会认为这3年引进外资会比过去10年、过去5年都低。但实际上，2020年到2022年这三年，中国引进外资的到位数是平均每年是1700亿美元。
去年尽管疫情冲击较大，经济上行发展的预期较差，但是外资到位数是1800 亿美元，是我们40年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到位数最高的一年。原因很简单，俄乌冲突、欧洲天然气中断，天然气价格涨了三倍不到，欧洲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重工
业的缺气少油，发展不稳定。所以去年这一年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法国对中国加大了投资。
去年一年，欧共体对中国的投资比上一年额外增加200亿欧元。所以整个外资总体上是这10年比过去10年高，这5年比过去5年高，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这个现象背后的逻辑在于，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么大规
模的市场可以有效摊薄制造业的采购成本、研发成本、销售成本、物流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以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那么这些成本的下降使得中国现在人口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淡化，因为我们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但是这六种规模效应下产生的制造业成本的下降，使得中国的制造比国际同类产品平均要低30%到40%的成本，就形成了新的竞争力。所以外资到中国投资，一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大，在中国投资、在中国销售形成“销地产”，这是一种模式。
第二种到中国投资的模式，是产品是销到欧美、销到世界。为什么要到中国投资？在中国形成的制造基地，综合制造成本比欧美其他地方要低，在中国制造的效益会更高。外资在近十多年对中国投资越来越增加，和中国大市场产生的“产地销”模式。这是第二个变化。
我们国家的循环方式有三段。第一段是1950年到1980年，是内循环为主，相对封闭的状态。第二段是1980年到2010年前后，那30多年我们是“两头在外，大 进大出”的外循环为主。
它的标志就是在1980年以前，我们进出口占GDP10%以内，1980年到2010年， 进出口占GDP逐渐上升到了64%、65%。那么逻辑上讲，进出口占GDP占65%以上的， 那就是外循环为主体；进出口占GDP的比例35%以下的，那就是“内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阶段。
所以中国现在的目标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就是要让进出口比重总体下降到35%以内，让国内的经济循环在2/3以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新格局。
那么大家有时候会说，中国从2010年以前进出口占GDP达到66%、68%，什么时候能够降到35%以下，变成以内循环为主体的，一般会认为可能要5年、10年、15 年。那么又有人会认为我们去年中国的进出口占GDP是33%，去年我们进出口是6 万亿美元，相当于40万亿人民币，我们的GDP总量121万亿，所以占比33%。那么大
家会认为这是疫情造成的中国外贸进出口的萎缩，是特朗普的贸易战、拜登的地缘ZZ造成我们进出口困难，所以我们比重降下来了。
其实这里面都是误解。
中国在2016年的进出口贸易就已经降到GDP的32%，用了六七年时间把它降到了32%，实际上近几年中国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没有变化。（进出口占GDP比重） 2016年是32%，2022年是33%，体现了中国经济的韧劲和稳定性。
如果大家再想一下，如果我们2016年进出口贸易还像我们在2010年以前是处在65-68%的状态，到了2022年是32%、33%，贸易战和我们的进出口的高比重直接相撞，那可能中国经济这些年会受比较多的冲击。
事实上经过这些年调整，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标志就是已经连续六七年进出口贸易占GDP的32、33%。坚持新格局， 就是今后10年、20年，中国的进出口始终会维持在GDP的1/3左右，而内循环的经济动力保持在GDP的2/3以上，这个新格局就在未来10来年把它形成了。
X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三大战略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成功地驾驭中国经济驶过一个个急流险滩，经受住了三期叠加带来的增速下行，经受住了一系列重大考验。
那么迈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在有4大优势。下一步为了保证高质量发展和稳定增长的，将在三个方面进行比较重大的改革，未来的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近期，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非常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等，那么这四大优势使中国经济发展具备强劲的内生动力、韧性和潜力，也需要我们坚持深化改革，在三个方面加大改革力度。
我们过去多年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的模式难以为继。因此， 我们需要去寻找新的增长引擎，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比如汽车消费。我们国家汽车年销量虽然高居全球第一，但是从2017年达到2700万辆一年的生产量以后，到现在连续5年始终维持在2700万辆，似乎碰上了天花板，不能再上，那么这里面就是要分析有没有继续往上的可能。
目前中国14亿人，汽车每千人的汽车拥有差不多是200辆，就是21%的汽车保有量，那么全世界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那些国家，也就中等收入的国家，他们一般汽车保有量都在40%左右，富裕国家比如美国欧洲都在60%~70%。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现在已经到人均GDP已经达到12000美元以上了，今后10年还会进一步到2 万美元以上等等。
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人均GDP跟发展中国家的汽车保有量（40%）应该是可以达到的，汽车保有量是还可以几乎翻一番。所以今后发展到每年生产3000万辆是没问题的，是有潜力的，是因为我们搞了很多限车、限牌等措施，如果把这些放开，就会带来市场的增长。如果一年增长1000多万辆，一辆车十几万元，一年就会带动2万亿的增长。这些增长还会带动汽车停车场立体的停车库，或者各种道路交通各方面的发展，还会形成电动车的充电桩、储能等基础设施建设。
X的二十大报告专门有一段话说，因为中国进入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务必从制度上使我们国家的内循环、外循环、内外贸要能够一体化，要形成内外贸内外循环一体化的制度、规则、规制、标准、体制，形成一体化的生态。X的二十大报告中把这件事当做一件大事， 可见我们“内外贸两张皮”是一个基本的现象。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外贸在税收政策、结算方式、质量标准、营销方式、监管标准等方面和内贸是显得不同。
去年我们国家GDP达到121万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3%，这个比重放在全球比较相对偏低，美国是52%，欧洲是55%。总之，全球的老百姓直接进口袋的可支配收入，国际上的普遍的特点在50%以上，我们43%偏低。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未来消费投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由现在的30% 的消费拉动、40%的投资拉动、30%的出口拉动，转变为50%以上消费拉动、30%投资拉动、20%的出口拉动。
消费比重的提高不是靠政府给老百姓直接发现金、发钱，根本上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要从现在的42%、43%提高到52%、53%左右。
实现收入格局分配的调整，关键是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要使得现在4亿中
等收入人群在今后十几年能够翻一番，比如有七八亿的中等收入人群。低收入的人群，比如说一年收入在12000块左右的收入人群，从现在的6亿减掉一半变成3 亿，那么这3亿人变成了中等收入人群，这是实现国民经济一次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增加10个百分点的关键性的措施。
总之把上面这个改革抓好抓实，就是在推动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力，而且其中的一些改革本身就是聚财型生产型的改革，是可以释放巨大的红利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和基本面不会变，通过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盘只会越走越扎实。
新一代“五大件”，将成为全球产业竞争主战场
（2023年12月27日）
回顾经济史，每一个时代的风口都会催生出几件世界性的耐用消费品。从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到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再到电脑、液晶电视、手机等，都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
当下，全球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工智能、智慧网联时代。新一代核心技术——人工智能，将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制高点，而人工智能所赋能的新一代的“五大件”，也将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主战场。
这些产品一旦成熟，市场规模将达到万亿美元级。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
一、智慧形成的关键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物质决定意识。在人类认知产生以前，从物质的最小单位夸克到原子、分子、生物大分子、细胞乃至生态系统，构成了客观的物理世界，而对于上述客观物理世界未经处理的原始记录，就是数据
（data）。人类诞生以后，将客观世界的数据以编码的形式表达出来，就形成了信息（information）。
数据强调的是客观记录，信息强调的是对客观记录的解释，是一种已经被加工为特定形式的数据，例如文字、语言、音乐等。而知识（knowledge）是人类基于认知模型，对信息进行结构化重组而形成的更高级别的系统性认知。正是在产生、利用和提炼数据的过程中，人类不断认知规律、探求真理，创造璀璨的科学文化成果，传承了丰富的经验技艺，进而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具体来看，人类对数据的利用经历了数据→信息→知识→判断→智慧的过程。
信息作为认识世界的钥匙，不同的信息形态和内涵对应的现实世界也是不一样的。农业时代对应的是自然信息、工业时代对应的是市场信息、互联网时代对应的是流量信息。而进入数字时代，对应的则是“五全信息”：
全空域泛在的信息，各个角度上的数据都能采集过来。
全流程持续的信息，每个时间戳上的24小时每一秒可以把这个信息收集起来。
全社会场景的信息，全社会人活动的场景信息。
全智能解析的信息，前面三种数据信息都可以被人工智能计算使用以后产生解析分析的数据。
全价值叠加的信息，信息资源不像一般的资源用了东就没有西，用了西就没有东；它可以为不同的坐标面反复使用、发挥各种价值，所以是全价值链的信息。
“五全信息”是智慧形成的关键。不论是面向社会消费场景的消费互联网领域，还是与实体经济相结合而形成的产业互联网领域，原始的、碎片化的数据只有通过提炼成为“五全信息”，才能具备从信息到知识、知识到判断、判断到智慧的价值。
具体来看，“五全信息”的产生必须经历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数字化， 要实现“万物发声”；第二个步骤是网络化，要实现“万物万联”；第三个步骤是智能化，要实现“人机对话”；第四个步骤是智慧化，要实现“智慧网联”。当上述四个步骤都已经完成，就有条件进入到第五个步骤——数字孪生，通过物理实体和数字模型之间动态、持续、实时、双向的联动和交互，进一步将整个系统产生的海量数据转化成“五全信息”。
综上所述，支撑人类社会完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智慧化，再到实现数字孪生的底层技术、软硬件基础设施，是由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这些数字化技术的多个环节有机结合形成的数字化平台。
如果将这种数字化平台用人来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和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大智移云”平台就已经成型了。而区块链技术，就像更先进的“基因改造技术”，从基础层面大幅度地提升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
可以说，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与这五大信息科技结合，就会立即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数字化平台跟城市结合就是智慧城市，跟工业结合就是智慧制造4.0，即我们说的自动化的工业系统，跟金融结合就变成科技金融。
二、人工智能临近“奇点”时刻
数字化平台的基础功能和应用的推陈出新，助推人类数字文明一步步走向繁荣。其中，人工智能的发展扮演了关键角色。
从上世纪50年代阿兰·图灵发表开创性的《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并提出“图
灵测试”、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举办的研讨会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开始，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式拉开序幕。而后在80年代，XCON系统、贝叶斯网络、卷积神经网络等一系列成果面世，1997年IBM开发的“深蓝”超级计算机在与当时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的对弈中取胜。而自2011年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进入了蓬勃发展期。
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人工智能演进出深度学习、增强学习、模式识别、数据搜索、机器视觉、知识工程、自然语言理解、类脑交互决策这八大关键技术。
而进入2023年以来，海内外一系列AIGC（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成果的推出， 更是代表着人工智能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当前，以ChatGPT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智能算法和大数据分析，可以从全球范围内收集、分析和处理海量的数据， 大型AI模型的应用场景已经远远超出了聊天和对话的范畴，甚至发展出了推理、理解和抽象思考的能力。
以ChatGPT为例，其与以往的AI智慧相比，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持续迭代，在各个行业场景中应用开来，其将能够自主地创造出文字、图片、语音、视频、代码等各种形式的内容，将深度改变办公、电商、娱乐、教育、媒体等各行各业，并引领人工智能实现从感知理解到智慧创造的跃迁。
从人工智能迭代升级的路径上来看，当前最具代表性的人工智能比如ChatGPT，其功能已经能够实现自然语言理解。许多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临近“奇点”（Singularity）时刻。
三、定制化、服务化、生态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探索如何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其业务中。人工智能企业就需要建立适合的商业模式，以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展望未来，我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商业模式将呈现出三个新的特点： 定制化、服务化、生态化。
第一是定制化。大规模的人工智能应用，如果没有区别公用人工智能和私有的人工智能，将带来极大的隐患。因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安全应用的前
提，很可能是系统的私有化部署和个性化定制。私有化部署意味着个人的人工智能和公网的人工智能进行隔离，组织或者个体从人工智能系统中获得最全面、达到行业平均水平的同时，可以保证自身的数据不外泄不暴露，从而保证数据安全。
第二是服务化。在互联网时代，科技企业赚钱的方式有免费增值、个性化广告、订阅制等等。到了人工智能时代，一个人工智能的公司在售卖产品之后，在服务和支持方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赚钱。
第三是生态化。当前的ChatGPT的商业模式除了免费试用积累客户外，
也提供plus功能吸引用户使用更高版本、更强大功能的版本。未来这类科技公司的AI产品要进一步放大收益，必然会建立一个完整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涵盖从硬件设备到软件应用、算法模型和数据平台等方面的所有环节，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在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数字化升级的过程中，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并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
四、新一代的“五大件”
当前，智能制造已成为做大做强做优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突破口，是推动我国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我们要前瞻性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制高点。
回顾经济史，每一个时代的风口都会催生出几件世界性的耐用消费品。这些产品的形态、功能和使用场景各异，但其底层的技术基础往往是类似的，是当时社会大众生活场景中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
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械化时代，代表性消费品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等；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化时代，汽车、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信息化时代，是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手机、液晶面板的电视机、打印机等。
而当下全球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工智能、智慧网联时代，新一代核心技术人工智能，将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制高点，而人工智能所赋能的新一代的“五大件”，也将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主战场。当前这些大产品已经初露峥嵘，大体上包括以下五种：
一是能够胜任人类基础性工作的家用机器人。这类家政机器人拥有类似眼、耳、鼻、舌般的智能传感器，可以对周围进行高精度感知；拥有机械身体，可以
行动，能够承担家政等工作。
二是具有逻辑判断能力的内容输出型机器人。这种机器人经过大模型的海量预训练，其功能不在于成为寻找案例的搜索引擎，而在于根据自身学习、提炼得到的科学常识、社会共识、专业知识，根据特定场景做出有效判断。这类机器人不必拥有机械臂、机械脚的形态，可能就是一个终端，但是可以输出内容，承担文秘、助手工作。
三是具备脑机接口的AR/VR头盔或眼镜。脑机接口就是在大脑和外部机器之间建立直接通信。配备了这一功能的AR/VR眼镜或头盔，将成为新的人机交互方式，只需捕捉大脑电信号就有可能实现人机互动。未来，这一设备甚至能够具备类脑交互决策的功能。
四是自动驾驶的清洁能源汽车。随着清洁能源车的发展，以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智能驾驶功能将逐渐渗透融入，实时联通路面上的交通工具和交通基础设施，对复杂路况和交通信息作出迅速反应，提高驾驶的安全性和城市交通效率，极大地拓展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价值空间。
五是突破了材料限制的3D打印。3D打印赋予了人们任意定制所需工具的能力。当前3D打印在材料环节尚存在限制，比如将原材料直接合成新的物质，在材料上取得突破是3D打印设备发展的关键所在。
这些产品一旦成熟，市场规模将达到万亿美元级，这些行业将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战场。对此，我们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在过去五六十年的过程中，“四大件”“五大件”基本上都是欧美日本发明， 然后我们引进消化吸收。所以虽然我们的洗衣机、冰箱、彩电或者笔记本电脑、手机生产能力都是世界前列，但其实源头创新可以说都是舶来品，都是引进、消化、吸收、合资形成的生产能力。
对未来世代的“四大件”“五大件”，除了要进一步开放，进一步地引进消化吸收之外，我们更要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生产线、自己新开发的产品。由此， 不管整条制造业产业链放在中国还是放在世界各地，我们都掌控了世界级产业链集群安排布局的主动权。
五、兼顾发展与安全
人工智能既是重大机遇，也存在诸多风险，必须兼顾好发展与安全。当前，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存在许多争议。比如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的工作岗位，导致大
量人员失业；机器人是否应该具有自我意识；人工智能是否应该具有道德观念等。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些问题将变得愈发迫切和棘手。
对此，一方面我们必须对其潜在风险保持警惕，不断加强其监管和规范。这些风险大体上包括：
第二，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人工智能将极大地提高社会的不平等，带来更大的阶级鸿沟；第三，科学无国界，但是人工智能必须有国界，必须加以全面管控；
第四，人工智能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引发巨大风险。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人工智能投入，抢占未来科技革命的制高点。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要进一步加大人工智能投入，从算法、模型、数据、硬件等方面探索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加强人工智能与其他前沿技术的融合，如量子计算、区块链、生物技术等，推动各领域的交叉创新和发展。
第二，建立中国的通用大模型，维护国家安全、数据安全；
第三，加大AI人才引进力度，支持科技平台加强大模型生态平台的研发。
总之，人工智能的发展是百年一遇的科技产业机会，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加大资源投入，加强战略协同，为未来三十年、五十年的竞争打下坚实基础，提升中国在全球科技体系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实现中国科技飞跃！
新时代、新格局下，中国开放的新特征、新任务
（2023年12月27日）
当前，中国的开放进入了一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阶段，形成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五个显著新特征：
第一，贸易政策从过去几十年一直以出口导向为主，转变为既积极鼓励出口， 也鼓励进口，不再是一味追求贸易顺差，而是推动贸易双向平衡、顺差逆差双向平衡。比如，中国召开的进博会，是全世界独一无二专门搞进口的博览会，本身就是代表了加强进口的导向。同时中国的关税总水平现在降到了7%左右，到2025 年可能会降到5%以下，达到世贸组织平均关税水平。
第二，区域开放政策从过去几十年以沿海沿边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边沿海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同步开放。2000年以前，中国各类国家级开放措施都是从沿海开始的；而X的十八大以后的十年，中国任何新的开放措施，都是东西南北中一体化开放，新区政策在中西部地区同步推广，保税区也从沿海推广到了中西部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全国分批次被批准。现在整个中国150多个保税区一半在内陆。本质上，开放是一种理念、一种制度、一种办事的方式，和区位无关。
第三，从过去几十年以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在引进外资方面，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的背景下，外商对中国投资不降反增，近十年平均每年吸引外资1400亿美元左右，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更是上升到近1900亿美元。对外投资方面，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537.1亿美元， 流量规模首次位居全球第一。双向投资的特征已经很明晰地显现出来。
第四，从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比如，在金融领域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 在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等。
X的二十大再次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部署了五个方面的任务：
一是以推动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贯通内外循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以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要素流量型开放”为主，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稳步扩大规制、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要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让中国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成为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这就需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让内循环与外循环有效贯通起来。
二是以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为重点，建设贸易强国。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连续保持世界第二位。但对比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高附加值的行业结构，对比中国40年来货物贸易的发展速度，中国服务贸易存在逆差规模大、结构效益不高等问题，巨量的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发展理应具有的带动优势没有发挥出来。X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曾连续多年召开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习近平总书记几次发表重要讲话，有关部门还专门出台了《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服务贸易占全部贸易额的比重将逐步提升，服务贸易中数字贸易的比重也将逐步提升，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将与货物贸易一道， 共同支撑中国贸易强国建设。
三是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动全域全方位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倡议在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同时，也在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其中，中欧班列的开行和运营，堪称“一带一路”建设的典范。在中欧班列的带动下，沿线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快速发展，为内陆城市对外开放拓展了新空间。要继续突破一些瓶颈和障碍，加快形成以中欧班列为依托、沿线主要枢纽为支撑、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国际经贸合作大通道。特别是要考虑通过运力布局的优化调整，为带动全域全方位对外开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四是实施“自贸港+自贸试验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战略。作为最高水平的开放平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已进入具体施工阶段，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要求，将于2025年封关运作。总的来看，国际经贸规则演进的基本方向是“三零”，即“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由边境外措施向边境后开放转变，更加强调营商环境的趋同化。要重点围绕高水平经贸规则所涉及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形成突破， 为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谈判和全球经济治理探索新经验，形成新示范。
五是以“人民币国际化+高质量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二十大报告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预计未来15年，随着中国跨境贸易、
大宗物资进口、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逐步推行以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国际化将取得重大进展。人民币在支付结算中的比重有望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到2035年达到17%左右。
新质生产力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新增长极
在第二十五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的发言
（2024年1月7日）
我认为新质生产力大致有三个“新”构成：
我个人理解“新制造”涉及新能源、新材料、新的医药、新的制造装备和新的信息技术五个领域，但要称得上是“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不是那些普通的科技进步、不是边际上的改进，VX:nuo180914整理，而是要有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所谓颠覆性科技创新，我认为以下五个新的标准至少要满足一个：
一是新的科学发现。这是“0到1”、从无到有的，对世界有新理解的重大发现。比如量子科学、脑科学的研究，可能会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对自身的认知往前推进一大步。
二是新的制造技术。也就是在原理、路径等方面完全不同于现有的技术路线， 却能够对原有的工艺、技术方案进行替代的制造技术，比如未来的生物制造，通过生物反应器的方式制造人类需要的各种蛋白、食品、材料、能源等等。
三是新的生产工具。工具变革在人类发展史上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因为工具的革新带来了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EUV光刻机的出现让7纳米、5纳米芯片制造成为可能，新能源汽车制造中的一体化压铸成型技术， 让新车的制造成本大幅下降等等。
四是新的生产要素。过去的制造靠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未来的制造中除了这些传统要素外，还会有数据这一新的要素。新的要素介入让生产函数发生了新的变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学习效应会产生新的交叉组合和融合裂变。
五是新的产品和用途。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进入千家万户的“四大件”“五大件”，近几十年是家电、手机、汽车等等，未来可能是家用机器人、头戴式VR/AR设备、柔性显示、3D打印设备和智能汽车等等。
回到当下，我们发展新制造需要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为重点，“十四五”规划提出，“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增强要素保障能力，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 “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
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如今，我们看到全世界在这些领域的进展很快，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科技进步，一批颠覆性的产品和科技将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实现新的拓展和跃迁。
服务成为生产力的重要构成是社会分工深化的结果。新质生产力需要有新服务，这个服务的重点在于镶嵌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当中，对全球产业链具有重大控制性影响的生产性服务业。
关于服务业，世界经济版图里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在各种高端装备中，服务业的价值往往占这个装备或终端50%-60%的附加值。比如，一部手机有一千多个零部件，这些硬件形成的附加值占产品价值比例约45%，其余55%是操作系统、各种应用软件、各种芯片的设计专利等等，就是各种服务。这些服务看不见摸不着，但代表这个手机55%的价值所在。其他如核磁共振，或者各种各样的高端装备、终端都差不多有这样的特征。第二个特征，整个世界的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越来越大。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比，货物贸易比重在收缩，服务贸易在扩张。第三个特征，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他们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中，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越来越大。我们经常说美国的服务业占美国GDP的80%，似乎有些“脱实就虚”，是不是有泡沫？需要注意的是美国80%的服务业里面有70%是生产性服务业，这70%×80%就是56%，也就是美国25万亿美元的GDP中差不多有13万亿美元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和制造业强相关的高科技服务业。
对比之下，这三个服务的指标恰恰是我们现在生产力的短板，中国2022年GDP 当中制造业增加值占27%，服务业增加值是52.8%，但这52.8%里面有2/3是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不到1/3，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约为17%-18%。
换言之，中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要实现高质量的中国制造，必须把跟制造业强相关的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搞上去。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
持服务，共十大类。这十个板块和制造业是强相关的，制造业的各种附加值，服务性的附加值都是由它来代表，如果不到位则制造产品就不会高端化。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但与制造业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却相对滞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位置不高的根源就在于这个方面。
此外，中国的服务贸易也存在结构比例与世界不同步的问题，中国服务贸易出口2022年是2.85万亿元人民币，一半以上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出口。中国有3万多亿元人民币的服务贸易进口，进口的基本上都是生产性服务业，可惜进口的生产性服务业大部分不是中国贸易公司做的生产性服务业进口，而是外国服务贸易公司做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的输出。
在这个意义上讲，培育新质生产力实际上就是要使中国服务业的50%是生产性服务业，整个GDP板块中生产性服务业要力争达到30%。如果中国的服务业占GDP 的60%，60%里面有50%是生产性服务业，整个GDP板块当中生产性服务业就能够占到GDP的30%。尽管还达不到欧洲（40%）、美国（50%）的比例，但是由现在的不到20%增加到30%，这增加的10个百分点，对现在120多万亿的GDP来说就是12万亿。如果服务贸易也增加，从现在12%的比重增加到全部贸易总量的30%，使中国的高端制造中服务价值能达到终端制造产品总体附加值的50%左右，这是新质生产力制造业的方向。生产性服务业上去了，新质生产力的制造也上去了。
培育新业态的核心是推动产业变革，是产业组织的深刻调整。我认为有两个关键推力：
第一个关键推力是全球化，新业态的形成要与全球潮流连在一起，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这就是一个新的业态，是世界潮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需要内外贸一体化，换言之中国的市场体制必须从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形成内外循环一体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为此，2023年12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明确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了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加快调整完善国内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促进内外贸标准衔接、检验认证衔接、监管衔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国务院的这些措施正是这个改革的内在目标所在。
第二个关键推力是数字化，形成产业互联网。现在中国消费互联网做得风生水起，而产业互联网基本上刚刚开始。产业互联网不仅是国内产业的互联网，还
包括国际国内的产业互联网，这种产业互联网有两种，一种是一个企业集团、一个大型制造企业从设计、市场、信息、销售信息到开发、制造、物流的一体化的数字系统，这是一个个企业的产业互联网，就像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讲的SaaS、2000年以后讲的ERP一样，是一个企业制造业的工业自动化，从市场到销售、设计整个的自动化的产业互联网系统。
但是市场正在发展的是另一种产业互联网，是依托互联网平台和各种终端， 将触角伸到全世界的消费者，根据消费者的偏好实现小批量定制、大规模生产、全产业链贯通、全球化配送，在这样的平台上集聚了几百家提供生产性服务业的研发设计、金融保险、物流运输等企业，几千家的制造业企业，以及上万家各种原材料供应商，这些企业之间用数字系统进行了全面贯通，依托这样一个产业互联网平台，这些企业形成了以客户为中心的全产业链紧密协作的产业集群，真正实现了以销定产、以新打旧、以快打慢。现在这样的产业互联网，中国有那么一批，这样的平台放在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城市就因此带来几千亿、上万亿的销售值，同时带来几千亿、上万亿的金融结算，还会带来物流和其他各种服务，就变成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服务中心。所以掌控未来产业互联网全球的平台，谁就是“三中心”莫属。
总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及以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形成的聚合体就是新质生产力，中国在制造业板块、服务业板块、新业态板块都有巨大的潜力， 现在的短板就是未来巨大的增长极，我们希望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制造业克服短板，成为未来发展的新的增长极。
以先立后破推动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
（2024年3月16日）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4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先立后破”是我们推进改革的重要方略，也是实现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个奇迹”的成功经验。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对一些领域有针对性地采取“先立后破”的改革举措，是推动经济运行全面向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尤其是房地产、地方债和资本市场这三个领域，从稳定经济增长、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角度看，更需要突出强调“先立后破”的改革思维。
一、尽快“立”起三件事
当前，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分析，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破解当前的经济困境，关键在于先立后破：一方面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要以改革的办法化解经济运行系统性风险。从长远看，有三件事需要尽快“立”起来：
一是供给和需求两侧发力，稳定经济增长势头。当前，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换经济增长动能。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这个结合点有很多。比如汽车消费，我国汽车年销量虽然高居全球第一，但多年徘徊在2700万辆左右。2021年我国千人汽车保有量只有214辆，而全球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千人汽车保有量在400辆左右。未来十年我国人均GDP按当前价格计算有望突破2.2万美元，千人汽车保有量完全有潜力超过500辆，年销量完全有潜力超过4000 万辆，新增1300万。按照当前我国乘用车每辆15万元左右的均价计算，新增内需约2万亿元。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增加，可以倒逼大城市扩大道路、停车场、充电桩、储能等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进一步巩固提升我国汽车等装备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优势。事实上，我国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对中高端产品和服务消费的需求规模非常可观，但有些需求长期得不到有效释放，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在中高端产品和服务领域存在供给抑制政策，导致供给能力增长受限，使得本就存在的有支付能力的庞大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需要尽快梳理那些抑制消费的
政策障碍，推动有效需求尽快释放，加快形成新的增长引擎。
二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年来，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X中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含义有三：一是内循环要畅通，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二是高水平开放，以内外贸一体化、制度型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等进一步拓展外循环的广度和深度；三是内外循环要相互促进，以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场”效应来吸引集聚全球资源要素，破解各种脱钩断链的图谋。因此， 需要尽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培育和激发超大规模市场红利，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会给制造业带来科研开发、生产制造、采购物流、营销推广、劳动用工等五方面成本的降低，进而为跨国公司形成“产地销”“销地产”的产业组织优势。
但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仍面临四方面障碍和问题：一是地区间竞争产生的市场分割效应。二是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了商品要素无障碍流通。三是部分领域行政配置资源的色彩仍然浓厚。四是内外贸体制割裂。未来，随着中国参与的自贸协定越来越多、标准越来越高，中国与国际大循环的交易成本将趋于下降。而若国内市场还是分割的、低效的，要素资源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自由流动的成本较高的话，就失去了开放的意义。换言之，做好国内市场的功课是我们更好参与国际大循环、国际竞争，形成吸引集聚全球要素资源引力场的根本所在，是要尽快“立”起来的重要领域。
三是加快发展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培育新质生产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汹涌澎湃，中国正由跟跑向并跑和领跑转变，已经步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但存在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原始创新成果不多、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显、创新链条不畅等突出问题，亟需深化改革，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所谓新质生产力，不是那些普通的科技进步，不是边际上的改进，而是要有颠覆性的科技和产业创新。这种创新体现在新制造、新服务和新业态。一是发展新制造，要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为重点，开发新技术、应用新工艺、发明新工具、引进新要素、创造新函数。要以这些新制造推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实现新的拓展和跃迁。二是发展新服务，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做强做优做大服务贸易。三是发展新业态，重点在于推动构建产业互联网。即依托互联网的平台和各种终端，根据消费者偏好实现小批量定制、大规模生产、全产业链贯通、全球化配送， 进而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全产业链紧密协作的产业集群，实现以销定产、以新
打旧、以快打慢。这种集“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是我们当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新质生产力。
二、多措并举稳住市场，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变革
从稳定经济增长、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角度看，有三个领域需要突出强调“先立后破”的改革思维，首先便是房地产市场。
202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10913亿元，同比下降9.6%，其中住宅投资83820亿元，下降9.3%；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127459亿元，同比下降13.6%。房价目前总体上仍保持相对稳定，未出现大幅下跌，但房地产市场潜藏的风险不容忽视。因此，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就绝不能任由房地产泡沫自生自灭，而是要先立后破：
“立”，即多措并举稳住房地产市场，不使行业风险蔓延至金融等其他领域。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面临一个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大量房产商因为过去高杠杆拿地，当资金链断裂后，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库存积压，部分楼盘甚至成了烂尾楼， 一些头部房企也面临生存压力，导致风险外溢；另一方面，2022年底我国农民工超2.95亿人，2022年新毕业大学生1076万人，住房的需求仍然较大，根据相关规划，政府需要大规模建设保障房、人才公寓。一座城市，保障房和人才公寓加起来的面积至少要达到全部住房面积的20%左右。
“破”，即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变革，建立房住不炒的长效机制。近年来， 由于种种原因，在房价快速上涨的过程中，房地产企业形成了高杠杆拿地、高杠杆经营、通过预售等方式快速变现的商业模式，俨然成了“类金融机构”，一旦房价到顶，行业风险就大规模暴露。对此，中央提出建立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个人理解这一新模式可考虑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控制房地产企业自身的杠杆率，原则上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得超过70%；二是房地产企业不能“背着银行炒地皮”，即确保拿地资金是自有资金，不能是银行贷款等；三是改革现行按揭和预售制度，将现有“按揭后即月供”的做法改为“不交楼、不月供”，以压实银行监管责任；四是在对房地产市场有效托底的基础上，放开现行各种限购政策。用这些措施逐步建立房住不炒的长效机制。
三、发行超长期国债，破除依靠城投公司补充地方财力的发展模式
近年来，土地市场遇冷，房企销售承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加上三年疫情冲击影响，地方债务风险持续累积，成为经济中的“灰犀牛”。从还债期限看，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和城投债进入偿债高峰，目前已有少数地方的城投债出现
了违约，地方债风险如果持续发酵蔓延，不仅会拖累地方金融机构，也会恶化营商环境，挫伤各方面的经济预期和积极性，因此针对地方债风险也有一个先立后破的问题。
“立”，发行超长期国债收购地方近年超前建设的跨地区基础设施资产。多年来，按照基础设施适当超前的原则，各地方政府为发展本地经济、改善投资环境，纷纷举债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目前地方债存量规模中，有一大部分是因兴建道路、桥梁、水利等形成的债务。客观上，这些设施现在修要比未来修更加划算，而且因其经济外部性和收益跨周期的特征，有关债务应视情况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比如，对于跨省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可由上一级政府来承担， 但由于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上财力与事权不匹配，一部分资金不得已通过地方政府城投公司融资筹集。对此，鉴于中央政府杠杆率仍有加力空间，可考虑发行超长期国债，重点收购这些跨地区基础设施资产，解决城投公司偿债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遏制地方债务风险蔓延。
“破”，破除长期以来依靠城投公司解决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财力的发展模式。城投公司作为融资平台是我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客观上，城投公司为补充地方政府财源、建设基础设施、开发产业园区提供了重大支持，但也带来了隐性债务无序扩张、软化地方财政约束等弊病。未来，要着力推动两方面改革： 一方面，继续开前门，即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由市政债逐步替换城投公司隐性债务。市政债的发行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披露地方债（隐性加显性）的实际规模；二是发行要经过地方人大审批。以此来推动各地积极稳妥化解债务。另一方面，随着市政债的发行，逐步剥离城投公司地方融资平台功能。如此，将地方政府的债务纳入透明化、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
四、堵住资本市场制度性漏洞，加快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在房地产市场短期内难以挑起大梁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应该挺起来。股市如果能尽快振作起来，一则拓宽了大量科创企业的融资渠道，有利于培育经济新动能；二则其财富效应会对消费、投资形成一连串刺激效应，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推动作用。当前，资本市场的问题非一日之寒，标本兼治也需要先立后破：
“立”，即通过系统性改革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正本清源，加快畅通科技- 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有几个基础性制度需要建立：一是健全退市机制。近年来， 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只进不出，至2022年底，我国上市公司有5079家，退市的却没几个。2023年2月1日注册制全面实施后，要配套实施严格的退市制度。不能一边
不停地批量上市，另一边一些僵尸企业却无法退市。随着注册制的实施加上退市制度的完善，应实现首发上市的数量与退市的数量大致协调均衡，这样才不至于劣币驱逐良币。二是健全回购制度。鼓励上市公司回购并注销本公司股票，这是成熟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激励投资者信心的常规手段。我国公司法经修改后虽然允许回购，但注销制度尚未形成刚性要求。“有回购、无注销”，是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心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健全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进一步扩大包括各类养老金在内的社会保险资金入市的比例，为资本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建议进一步推广企业年金制度，并健全企业年金的投资体系。
“破”，即严刑峻法，对造假欺诈、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实行零容忍，堵住不法分子将资本市场当做提款机的漏洞。一是加强对上市公司大股东的监管。遏制大股东高位套现、减持股份的行为，重点监管那些通过利益相关人“暗度陈仓” 的减持行为；防范大股东大比例股权质押，顺周期高杠杆融资发展、逆周期股市跌破平仓线、踩踏平仓造成股市震荡的问题。二是加强对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的监管。一方面，对财务造假、产品造假以及企业行为危害公共安全、触及刑法的， 由监管者勒令退市。另一方面，对为这些上市公司提供审计、财务、法律等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实行连坐。凡是出现造假、欺诈等行为，相关中介机构一律问责。
总之，要通过上述“先立后破”在稳住经济大盘的同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将X的二十大部署的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落实好、完成好，这是我们化解各种困难险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