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复制

体制内失落的中年人，真的没有必要再为前途焦虑
同为体制内，我身边的老大哥们已经开始养生了。每天上下班或是步行溜达，或是骑骑自行车。对于单位的不公现象也不再慷慨激昂和发表意见。每天八杯水，到点就下班，工作上主动向领导争取调到档案室等边缘科室，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开始表现出一种“大隐隐于市”的状态。曾经问过一个大哥，明明还有争取一把四级调研员的机会，为何现在选择“躺平”。大哥微微一笑说，我已经当了快20年的科长了，要是组织上看重我，就不会让领导的年轻外甥来领导我了。人到中年，真的没有必要再为前途焦虑。这句话让我陷入了沉思。中年干部原本是体制内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不管是经验还是能力亦或是阅历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为何现在却成了率先躺平的那一批呢？在采访了多个中年干部后，我开悟了......
01干部年轻化的“背景板”
有关地方的干部任用规定，“一刀切”地限制了干部选拔的年龄。比如，晋升副科级的干部，年龄要求在35岁以下；晋升科级的干部，年龄要求在40岁以下；晋升副处级的干部，年龄要求在45岁以下；晋升正处的干部，年龄要求在50岁以下等。
而对于现在处于45-55岁的中年群体而言，其职业生涯早期尚未如此大规模推行干部年轻化政策，导致其晋升窗口期被制度性压缩。在当下，越来越多的单位领导班子出现了年龄断层，比如我身边的某县的县政府领导班子，85后干部占比已达40%。
干部年轻化，还体现在组织关怀的代际落差上。当前，各地高度重视年轻干部培养，青年干部研修班等培训教育密集实施，形成明显的资源倾斜，这些培训班是中年干部可望而不可即的。这种制度性代际扶持，直接动摇了中年群体的晋升预期。
此外，在干部考核方面，年轻干部在乡村振兴、招商引资、数字政府建设等量化考核中的优势明显。中年干部很多难以融入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和相关的政策要求，在政绩考核上会落了下风，导致失去了在许多方面同年轻干部竞争的优势要素。
02干部晋升中的“垫脚石”
许多上级机关推行的墩苗计划、双向交流、选拔考试政策，使得基层关键岗位日益被年轻干部占据。比如乡镇镇长、专职副书记来源于县直机关，这种"自上而下"的岗位配置模式，有力冲击了传统"论资排辈"的晋升通道，在我身边甚至出现了出现"48岁副镇长给30岁镇长汇报工作"的倒挂现象。
没有实职岗位能够让中年干部履职尽责，那么是否可以通过职级并行政策给予一定工资待遇和名号上的补偿？答案也是否定的。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本意是为无法晋升职务者提供待遇提升通道。但在实际操作中，职级晋升同样受编制比例限制。而且在当下，职级并行成为了许多实职领导的“专属福利”，既要领导职务，也要提升职级，两头占便宜，导致中年干部陷入"职务上不去、职级挤不进"的双重困境。具体可以看看我之前的一篇文章：人事调整后职级并行基层现状：领导两边占、科员苦难言
03工作环境中的“老牛马”
体制内的中年人，干工作的时候你是年轻人，提拔的时候却说要给年轻人让步，这是多少体制内中年干部的现实写照。
在当下，基本没有清闲的机关单位，现在很多单位由于经济民生等发展任务比过去重了很多，所以不仅年轻人需要加班，越来越多的中年干部特别是中层干部也必须一心扑在工作上，并没有多少闲暇时间。甚至现在机关单位里的任务，已经不是日常按部就班推进的节奏了，而是加班苦熬才能完成。
但是现在的很多领导，只给你讲如何开展工作，不谈工作后你能得到什么？你提出自己的要求，要么劝你放平心态，要么劝你以大局为重，甚至连饼都不愿意给你画了，因为领导也没有多少可以支配的权力和资源了。
随着X风廉政建设的持续深化，职务消费、灰色收入等传统激励要素基本消失。当权力寻租空间被压缩后，“为官不易”的现实直接削弱晋升吸引力。
与此同时，工作一起干，待遇也不一样拿。比如有的地方正科级与副处级干部综合年收入差距能达到5万元。这种"责任-收益"的严重失衡，使得干部必然重新评估晋升价值。当牛做马却没有多少草料上的回报，让许多中年人心生不满和退意。
04身体健康上的“滑铁卢”
越来越多的中年干部开始有着健康焦虑。《中国公务员健康蓝皮书》显示，45-55岁公务员群体中，三高患病率达38%，抑郁症检出率17%，均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这种健康危机迫使中年人重新评估"拼命晋升"的代价。
比健康焦虑更为严重的，是死亡意识的觉醒。身边越来越多猝死的干部，加速了中年群体对生命有限性的认知。这种存在主义觉醒，推动其从"追求外部认可"转向"建构内在意义"。
05收入来源上的“多元化”。
当下，许多体制内的中年干部经营家庭特别是子女教育、父母养老的压力巨大。在无法通过提拔晋升解决收入来源问题后，体制内中年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体制外的商业大市场，通过其他领域兑现自身的经济价值实现路径日趋多元。当个体价值不再绑定行政级别时，晋升自然失去绝对吸引力。
同时，当家庭总收入不再依赖单一成员职务晋升时，个体更倾向于选择"保健康、顾家庭"的低压生存策略。出于对经营家庭的责任需要，自然不会将生活重心放在工作上。正所谓：单位的一块砖，家里的顶梁柱。
在当下，体制内中年人晋升动力的消散，本质上是一场制度刚性与人本诉求的世纪性碰撞。当金字塔式的晋升通道遭遇扁平化的价值追求，当组织激励制度滞后于个体觉醒速度，必然催生出大规模的"理性退出"现象。
事实上，这一现象折射出的不仅是个人职业选择的变化，更是行政体制改革、代际更替加速、社会价值重构等多维度因素交织形成的时代症候。
这种症候既是对过度强调"年轻化"政策的结构性反弹，也是市场经济深化进程中人的主体性回归的必然结果。未来的行政体制改革，亟需在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稳定、组织目标与个体价值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
然而在当下，面对时代的压力，无力的中年干部们唯有“独善其身”，找到新的生活方向，方能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失落和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