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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X政机关
1.禹州市鸠山镇“农文旅”融合发展调查报告:
“融”出乡村振兴新图景……………………………………………………1
2.河南财政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峰:
“十四五”时期地方档案事业发展的特点、问题及对策……………………4
3.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王锡章:磁化管理方式:市级公安机关新管理体系
建构与实践探索 以福州市公安局为例………………………………………9
4.吴赛君:打造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福临样本” 长沙县农文旅融合
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探索………………………………………………16
5.江西省鹰潭市总工会余燕:发挥工会经费效能服务新业态劳动者 江西省
鹰潭市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调研报告………………………………………24
6.河南省济源市林业局X琼洁:
济源市林业碳汇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9
7.中央农广校王敏:抢机遇抓优势促发展 补短板优服务赢口碑 河北省
农民中职教育调研报告………………………………………………………34
8.河南法治报记者李梦扬:探寻红砖墙背后的平安密码 来自洛阳市老工
业区生活区社会治理工作的调查报告………………………………………38
9.中共濉溪县委X校刘旬旬:
乡村振兴视域下濉溪县农村电商发展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43
10.醴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刘美娟:
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现存问题及对策建议…………………………………48
11.《采写编》编辑部:
新闻媒体接入DeepSeek大模型的调查报告…………………………………53
二、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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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杨晨程: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57
13.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林:
当前大学生乡村支教问题分析与对策 基于对某儿童村的实地调研……63
14.哈尔滨医科大学讲师张书彬:
高校深耕意识形态安全“责任田”的实践探索……………………………69
15.扬州大学农学院王从涛:
南京浦口区智慧农业发展情况调研与对策…………………………………72
16.辽宁对外经贸学院经济学院袁伟良:
商业银行数据治理:现状、问题及对策……………………………………81
17.北方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刘七军: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生态宜居的影响 基于宁夏农户调研数据…………89
18.宁夏大学法学院梁超宇: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 基于山西省汾阳市C村的调研…………101
19.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蒋颖秀:
乡村振兴进程中组织振兴的实践探索及启示 以陕西省汉阴县为例……110
20.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李柯青: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一代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分析………115
21.商丘师范学院法学院李维乐:新时代中小学教师法治素养现状及提升
策略 基于河南省S市的调研分析…………………………………………124
22.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商学院王雅倩:夜间经济背景下三亚打造“夜三亚”
文化品牌的对策研究 基于三亚市6个夜间经济示范街区的调研………131
23.中国传统村落调研 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沙洲瑶族村…………………138
三、企业
24.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2024年度重冶行业人才调研报告 人才引领,
数智赋能,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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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新时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柴新:
北京市老旧小区改造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182
26.山西潞安郭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刘卓琳:
国有企业思想ZZ工作的创新实践探索…………………………………188
27.洛阳优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爱红:
老旧小区改造问题及对策研究[老旧小区改造问题及对策研究………191
28.青岛波尼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刘彩霓:
民营企业资产重组常见问题及对策………………………………………197
29.李宁:
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03
30.洪丽文:区县级投融资国企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以广东省惠州市
惠城区为例…………………………………………………………………210
31.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芳:
央企高质量X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217
32.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黑岱沟露天煤矿姜鹏飞:
以“六个强化”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在国有企业凝心铸魂的实践探索…224
四、医院
33.龙晓夏:公立医院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实践探索 以广东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为例……………………………………………………………………229
34.黄敏:
基层公立医院X建品牌建设的实践探索…………………………………235
35.刘义成:
加强公立医院循证决策体系实践探索……………………………………241
36.张群:
某高校医院人才招聘的优化策略与实践探索……………………………248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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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潍坊市产业发展促进中心朱江华:
“飞地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践探索与思考…………………………………256
38.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董风雪:
北大荒集团农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264
39.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看!“花旅+”这样引领文旅新风尚………………………………………269
40.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四川分中心敖以雄:
涉诈电话卡治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75
41.光明日报调研组:守护千年根脉留住历史记忆 山西平遥古城保护与
活化利用历史文化遗产的实践与启示……………………………………284
42.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体质管理助力“银发族”乐享健康 我国老年群体体质现状调研………291
43.中共石家庄市委X校经济学教研部屈佳熹:
推动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 基于石家庄市的调研…297
44.光明日报调研组:在这里,“沂蒙山小调”越唱越响 山东临沂传承
弘扬沂蒙精神的生动实践…………………………………………………303
45.南方日报、证券时报联合调研组:
资本市场“新”实力,潮涌广东!………………………………………309
46.经济日报调研组:
走出去抓机遇谋发展 浙江构建开放型经济调研记……………………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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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出乡村振兴新图景
禹州市鸠山镇“农文旅”融合发展调查报告
(2025年5月20日)
闵庄村的千亩杏林果压枝头,游客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将初夏的味道封存在味蕾里;历经岁月洗礼,鸠山红专大学艰苦的办学条件、为山区培养“又红又专”人才的精神感染着到此参观的每一个人;
眼下,一到周末,张家庄村的农家乐“一房难求”,接待扩容计划被提上
日程……
这是禹州市鸠山镇从“靠天吃饭”到“生态生金”,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书写的乡村振兴传奇。
自然风景秀美、文化底蕴厚重、红色资源丰厚依托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鸠山镇积极探索“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模式,从卖产品到卖体验,从环境整治到场景再造,从根脉传承到IP共创,走出了一条生态增值、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更多写作资料+ 微信:】
如今,突围成功的鸠山镇,既有丰收的喜悦,又有乡愁的温度,更有共同富裕的坚实步履。该镇先后获得“省级生态景观旅游名镇”“省级生态乡镇” “省级生态旅游示范镇”等荣誉称号,为各地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参考。
一、顶层设计释放融合动能
全镇82%的森林覆盖率与境内奇山异石、秀水古树、幽谷山泉等相映成趣,
造就了山清水秀、移步换景的生态宜居环境;
“国家森林公园”“国家4A级”大鸿寨自然风景区移步景异,造就了春季
山花烂漫、夏季硕果满枝、秋季红叶绚烂、冬季登高滑雪的四时美景;
境内还有鸠山红专大学、天王山寨等遗迹,20世纪50年代末这些地方曾因治山治水事迹而闻名全国……
2025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农文旅融合”被明确为乡村振兴的“关键引擎”。如何走好“农文旅融合”之路?面对得天独厚的资源,鸠山镇把“摸清家底”作为精准施策的关键。通过对镇域内文旅资源、相关产业全面开展摸排,分类梳理汇总。全镇森林覆盖率达82%,国家4A级景区1家,3A景区1家,国家级传统古村落2个,省级传统古村落5个,奇山异石、秀水古树、幽谷山泉自然景观18处,明徽庄王、徽简王墓冢,闯王峡、樊梨花点将台、宋代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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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等历史遗址,鸠山红专大学、豫西抗日先遣队第一和第四支队司令部、八路
军战地医院等革命遗迹也都现存于此。
“摸清家底”后,该镇聚焦“全域旅游”思路,编制完成《鸠山镇江山多娇生态旅游总体发展规划》《鸠山红专大学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谋划了以“大鸿寨为核心的原生态+田园生活综合体,以闵庄为核心的产业融合示范区、以官庄窑村为核心的农旅融合示范区、以鸠山大学为核心的红色文化传承区”的“一体三区”乡村旅游发展“线路图”。
二、多维创新激活乡村价值
5月16日,第十一届闵庄杏果采摘旅游文化节开幕,一场为期46天的“杏”福狂欢就此开启。
“俺村有杏林4300亩,年产鲜杏500万斤以上。为拉长产业链条,我们建起了果脯加工厂、罐头加工厂,开发出菊花茶、大红袍花椒、杏脯、桃脯、冬瓜条、地皮菜、黄桃罐头等特色农副产品,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闵庄村X支部书记杨建恩说。
在鸠山镇,像闵庄村这样的“网红村”还有很多。2018年,该镇张家庄村以山村古寨、深山红叶优势跻身河南省第一批乡村旅游特色村,随后整村又成功创建3A级景区,为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了基础。
“我们与许昌箕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对古村落进行保护性开发,打造了17家民宿,可同时为500人提供餐饮服务、为200人提供住宿服务。一到节假日,来村休闲、养生、写生、度假的游客非常多。”张家庄村X支部书记张春生说。
工作中,鸠山镇以“发展特色种植、壮大特色养殖、抓好乡村旅游”的三大富民产业为抓手,培育龙头企业,带动发展理念更新,以国家4A级景区大鸿寨为引领,以张家庄、天垌、陈窑丰富的红叶资源为支撑,整体打造生态观光区,并对项目区内历史文化、人文资源进行整理编辑,着力提升全镇景区品质,在景观节点打造中挖掘好文化资源,全面做好全域旅游方面的工作。
同时,鸠山镇引进社会资本加大投入,政府配置资源做好辅助,出台优惠政策撬动帮扶,分节点分项目引进社会资本,逐一推进项目建设,解决政府建设资金不足的瓶颈制约。目前,省内多家旅游开发企业多次现场考察鸠山红专大学项目,省外多家实景沉浸式演艺公司多次到大鸿寨、天王山寨实地考察,商谈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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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破除“围墙”打造共富样本
“农文旅”融合的关键,在于打破产业间的“围墙”,让文化“活”在农业里、旅游“融”在生活中,从而实现“农业强、文化兴、旅游旺”的共生共荣。
为此,鸠山镇深入挖掘全镇历史文化特色和文旅产业特色,实施“旅游+”
“文化+”战略,推动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整合文化资源,以电影《江山多娇》为依托,深入挖掘鸠山红色资源、人文资源,编制《印象鸠山》《醉美鸠山》等文创图文,讲好鸠山文化故事。
——打造品牌活动,连续多年举办张家庄槐花节,闵庄杏花节、采摘节,大鸿寨登山节、滑雪节,鸠山红叶节、摄影展等一系列文化旅游节会活动,提升鸠山旅游品牌形象。
——开发特色产品,积极打造杏果、果桑、金丝黄菊、棉枣汤、麻椒、杜仲茶、艾灸制品、柴鸡蛋等文化旅游商品,大力发展鸠山“十三碗”特色饮食文化,举办“千人宴”,以文化旅游节推动产品销售。
——统筹公共服务功能设置,开通“魅力鸠山”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平
台,加快智慧旅游建设步伐,大力宣传推介鸠山特色文化旅游资源。
目前,鸠山镇初步形成了以“‘全景鸠山’为核心、大鸿寨景区为支撑、5条精品线路为纽带”的全域旅游格局,带动发展“旅游农家乐”62家、山区特色小商品销售商96家,持续举办“采摘节”“红叶节“”登山节”等节庆活动,开发“古村落观光“”秋赏红叶”“食宿农家“”冬戏雪”等精品线路,年接待游客35万人次。
以农促旅、以旅兴农,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下一步,我们将借着‘农文旅’融合的东风,不断开发和拓展乡村旅游产品,做精做优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康养村庄、精品民宿,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时代画卷在鸠山变成现实。”鸠山镇X委副书记、镇长王建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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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地方档案事业发展的特点、问题及对策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峰
X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档案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地方档案事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十四五”时期,地方档案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X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服务X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守正创新,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同时也必须看到,对标新时代新要求,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地方档案事业发展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科学分析“十四五”时期地方档案事业发展的特点,准确把握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对于推动新时代地方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档案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发展特点、面临问题、对策建议三个维度,对“十四五”时期地方档案事业发展进行系统阐述和深入剖析。
1 . “十四五”时期地方档案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1 .1 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地方档案部门正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档案管理和服务效能。一方面,各地加大投入,推动数字档案馆建设,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为档案信息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一些发达地区建成了设施先进、功能完善的数字档案馆,实现了档案信息资源的集中存储、高效管理和便捷利用。另一方面,档案管理工作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地方档案部门开始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档案收集、整理、编目、检索、利用等业务流程的优化再造,显著提高了档案管理的效率和精准度[1]。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新时代地方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特征。
1 .2 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十四五”时期,地方档案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破解档案利用的“最后一公里”,服务能力实现新的跃升。一是服务场所日益完善。各地积极推进国家档案馆、省级档案馆、市县档案馆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社会公众提供了舒适优雅的现场服务环境。二是服务方式更加灵活多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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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下相结合、自助式服务与人工服务并重成为新常态。许多地方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移动客户端等,构建起档案利用的线上服务平台,方便公众随时随地获取所需档案信息资源。同时,档案利用辅导、档案预约等多种人性化服务也得到广泛应用,切实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三是服务范围不断扩大。为政府科学决策、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等提供了有力的档案信息支持,彰显了地方档案工作的社会价值。
1 .3 开放利用水平显著提高
X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档案部门不断深化对档案工作规律的认识,坚持“开放为常态、不开放为例外”的理念,档案开放利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十四五”期间,这一态势更加突出。一是档案开放的广度不断拓展。国家综合档案、城市档案、名人档案、家谱档案等专题档案大量面向社会开放,红色档案、抗战档案持续发挥存史资政育人功能[2]。二是档案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越来越多涉密档案经过鉴定、解密后面向公众开放。三是档案开放的形式日益丰富。在开展传统档案展览的同时,各地还创新举办了主题档案文化周等更加灵活、更富互动性和沉浸感的档案开放体验活动,推进数字档案体验馆、档案虚拟展厅建设,有效激发了社会各界了解、利用档案的热情。可以预见,随着公众档案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利用需求的持续升温,“十四五”时期,地方档案开放利用必将迎来更快更好的发展。
2 . 当前地方档案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 .1 档案资源建设有待加强
档案资源是档案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当前,地方档案资源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档案收集的广度和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部分地方档案部门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重利用、轻收集”的倾向,对新兴业态、新型媒体等方面的档案收集缺乏前瞻性和主动性。二是档案数字化进程有待进一步加快。受“谁形成、谁负责”分散管理体制的影响,基层特别是县级以下档案部门推进档案数字化的积极性不高,存量档案数字化成果有限。数字档案与纸质档案“两张皮”的现象在一些地区比较普遍,数字档案的规模化、标准化建设还有待加强。
2 .2 档案利用服务尚需优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社会各界对档案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特征,对档案利用的广度、深度、便捷度要求也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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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但目前地方档案利用服务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是档案开放的广度和力度尚需进一步拓展。各地在档案开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与社会期待之间还有一定差距。二是数字档案的利用渠道尚需进一步拓宽。当前,档案数字资源建设滞后于利用需求,许多地方档案部门尚未建成集档案展示、在线检索、资料下载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档案的远程异地利用不够便捷。同时,受数字版权保护、个人隐私保密等因素制约,部分数字档案的社会开放比例不高,加之网上公布的开放档案目录不全,元数据标引不够精准规范,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档案的有效利用。
2 .3 档案人才培养机制亟待完善
现代档案事业发展,需要一批既具备现代管理理念和方法,又精通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亟须建设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的档案人才队伍[3]。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地方档案人才工作还存在明显短板。一是档案人才队伍专业化水平不高。全国地市级以上综合档案馆中,具有档案学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较少,特别是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具备数字化管理能力的档案信息化人才十分紧缺。二是档案人才激励机制不健全。档案部门在职称晋升、岗位设置、绩效考核等方面的配套政策还不完善,特别是县级及以下档案部门编制严重不足,专业技术岗位少,档案专业人才的成长空间和发展通道受到较大限制。三是档案人才管理体制不完善。与档案事业发展不相适应的分散管理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档案人才的统筹配置和有序流动,影响了档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3 . 新时代推动地方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3 .1 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X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档案事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一是要顺应新时代要求,修改完善档案法律法规。加快推进档案法修订进程,研究制定地方性档案法规,增强法律法规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二是要健全完善档案管理相关配套制度。围绕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环节,制定一系列务实管用的规章制度,做到全过程、各方面的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三是要强化政策供给,为地方档案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积极争取将档案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为新时代地方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策支撑。四是要创新工作机制,激发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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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按照X中央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创新完善统分结合、上下联动的档案管理体制,理顺各级档案部门之间、档案部门与业务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基层单位推进档案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
3 .2 创新工作机制,提升档案管理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创新才能自强、才能争先”。地方档案工作要紧跟时代步伐,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档案管理水平。一是要创新档案收集机制。坚持和发展“国家所需、社会所用、百姓所享”的档案资源建设理念,拓宽征集渠道,创新征集方法,做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基层社会治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等重点领域档案的接收进馆工作。二是要创新档案利用机制。主动适应信息时代特点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新方式,大力推进数字档案馆建设,加快档案数字化进程,完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档案利用服务模式。推动档案编研、展览、鉴定等业务创新转型,丰富拓展档案文化服务内涵。三是要创新档案安全管理机制。严格落实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提升档案数据安全风险防控能力。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加强重点档案库房和档案信息系统的安全防护,确保档案实体和数据安全。
3 .3 拓展服务内容,满足多元利用需求
新时代新阶段,地方档案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为民服务宗旨,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内容,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多层次的档案利用需求。一是要创新政务服务。坚决落实X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围绕打好三大攻坚战、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重大战略,提供档案信息支持和咨询服务。主动推行“一网通办”“全国通办”,实现跨地区档案查(借)阅,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二是要创新公共服务。将档案馆打造成为集ZZ学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科学研究、知识传播于一体的特色文化场馆。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档案展览,开发富有时代气息、贴近群众生活的档案文化产品,创新开设面向不同群体的档案鉴赏课程,推动档案文化走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不断提升档案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三是要创新特色服务。立足区域特色和民生实际,探索家谱修撰、历史影像修复、民间文献抢救等特色档案的征集整理,创新开发红色档案、海外档案等,运用档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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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助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振兴发展。
3 .4 加强人才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地方档案事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把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建设一支ZZ坚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档案人才队伍。一是要大力加强档案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 4 ] 。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增设档案学专业,扩大档案专业人才培养规模。鼓励在职档案工作人员攻读档案学专业学历,支持各级X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开设档案专业课程,建立完善的继续教育培训体系。二是要着力提升档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实施档案专业人才能力提升计划,有计划、分层次地开展全员培训,重点提高档案工作人员的ZZ理论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鼓励档案部门与X校(行政学院)、高校合作,联合举办培训班、研修班,促进档案专业技术人员与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为档案工作人员的学习培训、挂职锻炼等创造条件。三是要完善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健全以岗定薪、按劳取酬、优绩优酬的分配制度,完善职称评聘、岗位管理等配套政策。在人才引进、职称评审、表彰奖励等方面对档案部门予以适当倾斜。建立激励创新的容错纠错机制,完善档案工作实绩考核评价体系,为档案人才成长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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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化管理方式:市级公安机关新管理体系建构与实践探索 以福州市公安局为例
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 王锡章
引言
在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公安机关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正在面临犯罪技术智能化迭代、社会治理需求精细化升级与组织资源集约化转型等多维挑战。传统的管理体系存在目标分散、事权不清、资源壁垒、模糊考评、动力不足等结构性矛盾,难以适应新质战斗力生成要求。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是一项“始于技术、成于管理”的公安工作时代工程,亟需探索建设完善与公安职业特点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体系,最大限度把各要素资源转化为新质战斗力。本文基于福州市公安局的实践,创新打造磁化管理方式和工具,通过价值磁矩定向、资源磁畴协同、内驱磁场强化、闭环磁路迭代,开展全周期全领域动态磁化管理,全方位调动民警内驱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提升整体实战效能。该管理方式建构是驾驭复杂社会治安形势的必然选择,也是为破解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瓶颈提供了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的双重路径,更是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福州公安智慧与实践样本。
一、研究背景
(一)政策驱动的必然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是公安工作现代化,对公安机关治理能力、水平和效能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水平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需要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
2024年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就加快形成和提升新质战斗力作出部署,同年的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明确提出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要“以新管理体系为保障”。亟需构建公安机关内部新管理体系,推动警务要素资源科学化配置,为发展新质战斗力提供有力组织保障,从而高水平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向前。
(二)治理方式转型的必然要求
传统警务模式往往为事后被动响应,并呈现简单化“接受-处置-反馈”的线性工作链条,这种模式在应对新型风险时显露出结构性缺陷。犯罪预防的滞后性、风险研判的碎片化、资源调配的粗放型导致治理效能难以匹配动态升级的安全风险生态。当前公安机关正大力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工作,正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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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末端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仅要求技术装备的创新迭代,更需要重塑组织管理体系,将“主动预防”理念嵌入管理体系中,通过整合警务要素资源推动高效利用、配置和共享,主动应对风险隐患。然而,被动惯性思维与主动治理需求间的张力,仍是制约治理模式转型的深层矛盾,亟需构建新管理体系破解张力对抗。
(三)突破效能瓶颈的必然要求公安机关传统科层制管理体系在应对复杂治理任务时面临双重困境,纵向层级链条的决策迟滞与横向部门壁垒的资源耗散,导致组织运行效率与战略执行力持续衰减。具体表现为目标传导的“漏斗效应”,即上级政策在逐级落实传导中逐渐偏离设计初衷;执行过程的“孤岛效应”,即警种间资源阻隔形成的协同壁垒。更深层次的矛盾是源于“工具理性”导向下的主体性消解,过度强调程序合规与风险规避,抑制了民警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致使“主人翁”意识弱化退化为被动执行的惯性。这种结构性矛盾不仅弱化了组织的动态适应能力,更阻碍了人力资源潜能的系统性释放,从而导致组织效能出现发展瓶颈。
(四)激发创新动能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的公安机关作为技术密集型组织,其可持续发展高度依赖创新活力、技术能力等持续供给。然而,传统管理体系在激发内生动能方面面临三重阻滞,一是创新试错机制的缺失,导致基层首创精神受制于“避责”逻辑;二是能力培养与实战需求的脱节,传统培训模式难以适应技术快速迭代的形势挑战;三是激励机制缺乏系统整体考量,绩效考核偏重单一条线的量化指标,忽视整体能力沉淀的长期价值考量。这种内驱疲态不仅弱化了组织应对复杂挑战的韧性,更可能引发“能力空心化”风险,即技术装备升级与民警素质提升间的鸿沟持续扩大。破解这一困局,需重构以内驱力为牵引的学习型、变革型干事创业氛围,将个体成长动能转化为组织发展的永续动力。
二、理论演进
磁化管理是物理学、社会心理学与管理学三大理论体系碰撞融合的产物。
(一)磁化原理(物理学)
磁化,是指在磁场的作用下,由于材料中磁矩排列时取向趋于一致而呈现出一定的磁性的现象"。磁性材料内分成很多微小的区域,每一个微小区域就叫一个磁畴,每一个磁畴都有自己的磁矩(即一个微小的磁场)。当各个磁畴的磁矩方向不同,磁场互相抵消,整块材料对外就不显磁性;当各个磁畴的磁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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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趋于一致时,整块材料对外就显示出磁性。这为创新磁化管理理论提供了
关键路径。
(二)团体动力学理论(社会心理学)
团体动力学理论由库尔特·勒温提出,核心思想为社会系统中的个体行为受到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揭示了组织环境对个体行为的磁场式塑造机制。该理论认为,群体行为由“心理场”中的驱动力与约束力共同决定,群体通过共同目标和共享价值观形成“心理场”,驱动个体行为自发趋同于组织期望。这为创新磁化管理理论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磁性医院管理模式(管理学)
磁性医院管理模式源于1983年美国学者麦克卢尔提出的“磁性医院”理论,指在医院护理人力短缺背景下,通过构建完善护理团队文化建设、组织管理、职业规划、人才培育、绩效激励、人文关怀等机制,形成磁铁般的吸引力,降低护士离职率,培育高质量的护理队伍、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磁性医院管理核心思想是通过优化组织“磁场环境”实现人力资源的自组织化。这为创新磁化管理理论提供了核心框架。
基于上述理论基础,聚焦需求导向、实战导向、效果导向,综合公安机关ZZ属性、职能定位及操作实际等多方因素,演进形成磁化管理理论框架。磁化管理是以组织文化为动态磁场,通过价值磁矩定向、资源磁畴协同、内驱磁场强化、闭环磁路迭代等促使个体在组织文化中自主调整心智模式与行为方式,实现个体动能与组织效能同频共振、超线性强化的管理范式。其本质是组织与个体在动态开放磁场中的双向磁化,即个体通过组织文化磁场抑制偏离行为实现内在统一,组织又依赖个体参与磁场构建以持续增强整体效能。
三、建构路径
(一)价值磁矩定向
磁矩是磁性的微观单元,在外磁场作用下,离散磁矩通过量子交换发生协同转向、定向排列,整体显出磁性。映射至管理学领域,将磁矩类比为组织内部的个体,个体内部价值单元因认知差导致多元各异,在基于组织文化建立统一的价值观“主磁场”作用下,组织内部价值单元进行统一定向排列,从而实现同频共振。人民警察的核心价值观是忠诚、为民、公正、廉洁,需将抽象的价值观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机制,通过制度机制的持续渗透,让每个民警进行价值定向转变,形成闭合的价值传导回路,实现思想上的整体内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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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源磁畴协同
磁畴是原子磁矩集合,也是磁性材料的自发磁化单元,随着磁化过程磁场强度增大,将所有磁畴集体同外磁场方向完全一致,达到磁饱和状态。映射至管理学领域,将磁畴类比为组织内部横纵各层级的单位和部门,在整体组织目标及价值观牵引下,内部单位和部门要理顺机构摹权、破除资源壁垒,确保各部门间协同高效,实现组织效能的跨越式提升。针对市级公安机关,要立足“市县主战”职能定位,系统贯通和理顺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加快构建职能科学、事权清晰、指挥顺畅、运行高效的机构职能体系,使有限的力量发挥最大的效能。
(三)内驱磁场强化
磁畴内部原子磁矩会通过量子交换作用形成强关联性自组织系统,增强磁畴自组织可减少能量损耗,提升磁化效能。映射至管理学领域,个体或部门在感知到价值认同、能力成长与决策参与时,其行为取向会自发趋近组织战略磁场方向,通过激发组织内个体及部门的内在动力,形成类似磁畴壁位移的渐进式协同效应,从而增强组织效能。公安机关内部通过考核评价、人才孵化、教育培训、待遇保障、表彰激励等机制综合激发民警内在动力,全面增强民警“主人翁”意识及职业归属感、价值感、责任感,实现从“被动执行”到“主动创造”的治理质变,内生驱动公安工作效能跃迁。
(四)闭环磁路迭代
磁路闭环的本质是通过磁力线形成连续通路,使磁场能量持续聚焦于目标方向,动态减少漏磁损耗。映射至管理学领域,组织内部要形成“目标设定-执行跟踪-效果评估-反馈修正”的螺旋式闭环机制,通过在闭环机制内设置“传感器”“调节器”等,确保实时感知行动过程中的“能量耗散点”,及时进行自修复调节,确保组织内部形成健康良性的运行生态。公安机关内部要设立科学合理的动态修正体系和无感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配套数字化平台、模块、组件等融合建设应用,形成“线上动态自新+线下规则预案”模式,实现全周期风险实时感知、自动校准、动态修正,构建自主优化调控的动态治理生态,不断通过周期性强化使组织逐步趋近最优磁化状态,带动警务效能指数级提升。
四、实践探索
(一)ZZ引领:明确“为谁干”的价值准则坚持从ZZ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全方位加强X对公安机关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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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聚焦树牢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深化福州公安" 365" 数字X建工作机制,在全省率先出台市级公安机关X建工作分展分类指导意见,累计开展“三会一课”、主题X日等活动960场次,固化长期管用的制度机制95项,推动“五星级”X支部创建率同比提升48. 65% ,助力市局获评“福州市创建模范机关先进单位”。通过ZZ导向“主磁场”牵引民警“磁矩”的定向排列,让民警明确“为谁干”,确保新质战斗力生成与提升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二)资源统合:厘清“谁来干" 的权责边界严格对照公安部、福建省公安厅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市县主战”的职能定位,立足福州公安实际,打造职能科学、事权清晰、指挥顺畅、运行高效的机构职能体系,构建以情指行为牵引、以侦查中心和防控中心为驱动的“一体两翼”多中心多系统一体化新格局,明确“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龙头牵引,聚焦多个专业化中心侦查和防控职能整合归并、多系统分层解耦融合应用,对警力、算力、运力等有限警务资源配置进行系统集成,提增整体作战效能。通过警务机制体制改革厘清部门权责边界,明确“谁来干”“干什么”,推动各部门“磁畴”协同高效,实现各类警务资源的统合综效。
(三)数字练兵:解决“怎么干”的能力补给持续深化“X委领导、政工协调、警种主训、分级实施”常态化练兵格局,打造全警实战数字练兵体系。深化校局合作战略,推进福建警察学院“同城一体化”融合发展,累计共建“声纹实验室”等项目73项,挂牌成立警务硕士授权点(建设)福州实践教学基地等。深化人才强警战略,常态化举办福州公安大讲坛,累计超27万人次民辅警参加培训,深入实施数字应用提升“十百千万”工程,培育“两师一员”(数字建模师、研判分析师、业务指引员)总人数超6400人次,现有高级职称民警占警务技术序列民警总数近70%。通过常态化数字练兵、人才培育等,增强民警数字化素养本领,解决民警“怎么干”的能力焦虑,强化民警内驱力磁场构建,提增职业价值感和“主人翁”意识。
(四)爱警如子:激发“加油干”的内生动力树牢“有困难找组织”理念,实体运作市县两级“爱警办”,清单化实施“爱警如子50+N”措施,打造全职业周期的爱警暖警模式。通过组织入警宣誓、榜样学习、师徒结对和提供过渡性周转住房关心职业生涯早期民警;通过做好人才培育、职级晋升、子女入学入托、体检休假保障等关注职业生涯中期民警;通过组织慰问帮扶、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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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警荣誉仪式等关爱职业生涯后期民警。常态化推进表彰奖励工作,仅2024年共表彰表扬集体169个、个人1558名,涌现出“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最美基层民警”等一批先进典型。通过聚力打造从入警到退休的全职业周期爱警模式,不断增强民警同组织的粘合度和归属感,强化民警内驱力磁场构建,直接激发民警干事创业活力与干劲。
(五)算法管理:量化“有效干”的效能标尺首创公安机关算法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建成“有效工作”星级评定机制,民警每日通过“有效工作法”APP将当日工作内容梳理罗列并逐项统计工作时长上报,经分管领导审核评价后,由团队民警进行有效工作周星、季度铜星、半年银星、年度金星评选,数据结果直接应用于民警评优评先、立功受奖、职级晋升、异地调动等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正向激励和反向鞭策作用更加凸显,得到公安部刊文推广,自机制运行以来累计评定四类有效工作星19. 2 万人次,直接推动职务提任超2400人次、职级晋升超1 . 3 万人次、立功授奖超4700人次,得到基层民警的广泛好评。通过数智化算法管理进行科学量化评价,评测出民警“有效干”的真实情况,依托正反双向结果应用增强民警责任感,强化民警内驱力磁场构建,从而间接推动公安工作效能跃迁。(六)闭环导督:筑牢“规范干”的底线约束突出“常识工作法”引领,首创常识工作“榕警110”机制,民警可主动发现并提出内部运行中形大于实、有悖常理的具体问题,依托市县两级“常识工作部”机构运行保障,确保问题和需求逐项办结化解,累计办结各类问题事项达4277件,得到基层民警的一致好评。突出“如影随形”式监督,建成运行市县两级大监督中心,出台严禁违规宴请饮酒规定十条措施、严禁违规查询公安信息“六个一律”规定等铁规禁令,实现对队伍状况前置警示、动态监测、预警防范等闭环管理,直接带动民警违法违纪问题大幅减少。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动态修正体系和无感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明确“规范干”的底线约束,及时进行自修复调节,实现组织内部磁化过程呈现“目标设定-执行跟踪-效果评估-反馈修正”的螺旋式闭环,形成健康良性的运行生态。
五、结语
本文基于物理学、社会心理学与管理学三大理论体系基础碰撞融合,创新磁化管理方式和工具。类比物理学磁化过程,通过价值磁矩定向、资源磁畴协同、内驱磁场强化、闭环磁路迭代等建构磁化管理理论逻辑。通过明确“为谁干”“谁来干”“怎么干”、完善“加油干”“有效干”“规范干”等配套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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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阐释在市级公安机关实现磁化管理的实践进路。深化应用磁化管理方式和工具,推动个体动能与组织效能同频共振、超线性强化,最大限度提升队伍内部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最大效能把各类警务要素资源转化为新质战斗力,高水平推动福州公安工作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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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福临样本” 长沙县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的实践探索
吴赛君
农文旅融合作为一种现代乡村产业发展新模式,带动了乡村旅游迅猛发展。根据《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统计,到2025年我国乡村旅游接待人数将突破40亿人次,经营收入将突破1.2万亿元①。农文旅融合发展已成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引擎。
一、形成背景:长沙县农文旅深度融合瓶颈亟待破解
长沙县以农文旅融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先后获评“中国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县”“中国最具文旅投资价值县”“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等荣誉。
(一)基础优势
1 . 农业资源有特色
长沙县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无霜期260天,年均日照1510.9小时,年均降水量1472.9毫米,土质较好,自然环境适宜农业发展。近年来,长沙县着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从2015年开始大力发展茶叶产业,擦亮“金井茶叶”金字招牌,已打破“水稻独大”的单一局面,形成绿茶、花卉、水果等全面发展的新产业格局。
2 . 文化资源有积淀
长沙县不仅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有杨开慧纪念馆、刘少奇天华调查纪念馆、田汉文化园等20多处红色教育基地,还拥有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县域内有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56处(其中省级及以上有8处),县级以上非遗项目24处、传承人16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5个。
3 . 旅游市场有需求
作为“中国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县”,长沙县的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旅游服务保障体系日趋完善,旅游产业已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2023年,全县实现旅游总收入294.8亿元,比上年增长46.9%。接待游客2632.6万人次,增长38.2%,增幅在全省靠前(图1)。
(二)主要瓶颈
1 . 融合的顶层设计不够,难以持续化发展
一是缺乏整体规划布局导致产业发展同质化。乡镇之间区域协同不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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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挖掘和产业发展趋向雷同。比如每年春天热门的油菜花节,县内有江背、福临等多个乡镇布局,必须结合各镇特色来进行整体规划才能形成竞争优势。二是缺乏各镇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导致发展差异较大。有些乡镇对镇域内的空间、产业和资源缺乏全方位规划,对各村的特色产业、绿色生态、农业文明和地域特色缺乏统筹考虑。同一乡镇的各个村社区发展差异越来越大,深度融合的前瞻性、可持续性不足。
2 . 融合的资源整合不充分,难以激发活力
一是经营主体缺乏整合导致合力不足。当前,长沙县农文旅融合发展中依然存在经营主体分散、运营规模小、市场运作能力不强等问题,这就导致发展动力不足、水平不高。如长沙县路口镇有“小九寨沟”之称的大山冲森林公园,曾经红极一时,最终对本地资源没有充分整合导致配套的基础设施跟不上,热度难以维持。二是资金人才等资源缺乏整合导致后劲不足。一方面农文旅产业发展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主要依靠财政资金和村集体资产投入,没有形成吸纳社会资金、资金整合等机制,很难形成循环流动的资金链。另一方面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才,这类人群需要掌握农业、文化、旅游等不同领域的规律和知识,熟悉生产经营、市场营销、乡村旅游等,但目前很多乡镇普遍缺乏。
3 . 融合的深度广度不够,难以品牌化发展
一是融合的广度不够导致产业附加值低。目前,长沙县许多景区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旅游模式上,最关键就在于没有形成“食、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农文旅融合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未显现出来,特别一些比较热门的红色景点一度面临“游客多、消费少”的窘迫境地。二是融合的深度不够导致发展难以持续。有些乡镇产业融合层次较低,跨界融合能力不强,甚至简单地将“融合”理解为“资源叠加”,不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导致热度无法持续。如曾经红极一时的“南楚古都”网红打卡点,它聚集了湘绣、核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却忽视了对文化内涵的挖掘,最终导致发展后劲不足。
在新形势下,如何破解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中的挑战?长沙县助力擦亮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长沙品牌”,涌现出了一批以福临镇为代表的农文旅融合样板区。
二、主要做法:“福临样本”开创农文旅融合“抱团发展”新特色
福临镇紧扣“奋力打造宜居宜业康养福地、全面建成全国知名红旅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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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坚持“卖风景、强产业、引人才、富群众”,打造了以农文旅深度融合
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福临样本”。
(一)一张蓝图绘到底:“全域统筹”夯实“堡垒支撑”
福临镇位于长沙县北部,距离市区有50公里。镇域面积82平方公里,由影珠山村等6个村和福临铺社区1个社区组成,以生猪养殖为主,是全县唯一一个没有规上工业的乡镇。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偏远、人才流失严重、产业基础薄弱的农业型乡镇,如何转变思路,突破发展困境呢?
1 . 思路破局,困境变新局
近年来,福临镇文旅经济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是“打卡不刷卡”“过境不过夜”依然是常态。怎样才能发动所有的村社区都参与到文旅产业发展,共享红利呢?要“齐头并进”那就只有联村抱团发展。于是,镇X委政府多次召集村社区干部反复研究,确定了“打造一个、做精一个,开发一个、成熟一个”的思路,一体推进全镇的农文旅融合发展。
2 . 规划引领,白纸变油画
镇X委通过开展扎实的摸底、调研,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专家团队的指导下,编制了福临镇“一核两区三网”的农文旅产业发展规划(见图2)。“一核”指的是将树湘广场、树湘故居、中心集镇所在的福临铺社区定位为文旅集散核心区。
山一体产业发展区,发展民宿等产业业态。将围绕在核心景区周边的其余5个村定位为东部五福临门产业支撑区,主要发展农副产品生产加工项目,提供农耕文化体验、乡村休闲度假等配套服务。
“三网”指的就是利用现在的景区路网,进行提质、拉通、拓宽等建设,
形成自驾、骑行、徒步三个绿道路网。
3 . 项目推进,蓝图变样板
农文旅发展规划如何落地?先集中优势从“一核两区三网”中的“一核”也就是文旅集散核心区(福临铺社区)入手,带动和辐射周边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
一是建好“忠诚之路”关键纽带。它包括一条1.6公里的空中游步道和一条2.2公里的观光车游览道,以游客接待中心为集散点,串联起陈树湘广场和陈树湘故居,接驳至长虹河慢生活原乡旅游观光车道,连接影珠湖和沿途6个微主题场馆,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旅游环线。二是建好“福临驿站”重要平台。它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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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福临文化站升级改造而来,作为一个综合性文旅服务站和旅游接待集散地,既能开展文化服务、红色宣讲,也能开展游客接待、产品展销等等,成为了游客广受欢迎的新晋网红打卡点。
(二)一个平台管到底:“握指成拳”
打破“要素孤岛”为了探索出最符合福临实际的模式,镇X委政府多次组织X政领导、镇村干部从考察学习开始,先后来到浏阳梅田湖、浏阳五号山谷、望城区荷里乔江等地深入学习,“福临盟”文旅产业平台应时而生。
然而,要搭建这样一个多方参与的文旅产业平台,面临着许多问题。一是启动资金从哪来?首次启动资金200万元,7个村社区按一定比例按股实缴,按股分配收益。其中,影珠山村与福临铺社区(各20%),古华村、双起村、同心村、金牛村、孙家桥村(各12%)。二是文旅产业平台的运营怎么办?7个村社区各自选派了1名最优秀、最有干劲的年轻干部,组成全职运营团队。同时,设置了营销策划部等4个部门。福临镇还选派了14名机关干部兼职参与到福临盟的运营当中,邀请了3位专业的创业导师指导公司的运营及相关工作。此外,还专门设置了监事委员会,负责财务监督、保障运行。
2023年9月,福临盟农文旅开发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以“政府搭台、村集体
抱团、公司运营、农户参与”的产业发展模式,打破了产业发展的“要素孤岛”。
1 . 聚散为整,“多主体”共下“一盘棋”
一是X员带好头、群众有劲头。福临镇在推进美丽屋场建设时,群众并不支持。镇X委书记主持召开屋场会,带头捐出了一个月工资,用实际行动来号召大家支持美丽屋场建设。群众都在他的带动下积极主动捐款捐物、筹资筹劳。二是典型做示范、大家跟着干。影珠山火焙鱼的创始人王彬彬,原来在东莞工作。但是一直以来有着浓烈的乡土情结,希望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于是他毅然决定回乡创业,带领乡亲们养殖麦穗鱼,开创了稻田鱼新模式。随着福临人气的不断攀升,全民发展农文旅的“天窗”被打开,村民逐步由“质疑观望”转变为“主动参与”。
2 . 聚沙成塔,“资金捆绑”形成“撬动支点”
首先就是“整合资金”。福临镇用好了国家文旅类“专项债”资金,在此基础上,将农、林、水利、交通等各条线的项目资金“捆绑”在一起,比如“和美乡村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农业项目资金,“美丽河湖建设”“山塘治理”等水利项目资金,以及交通等其他各条线的资金等,把有限的涉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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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集中起来。其次就是“统筹分配”。从之前各个村社区“项目资金平均化”转变为集中精力“打造一个、做精一个,开发一个、成熟一个”,聚焦优势、聚焦核心、聚焦成效,有步骤地进行投入和建设,优化了资源配置,资金使用效率也大大提升。
3 . 变废为宝,“闲资产”化身“活资源”
十多年前,当时这个片区九十余户人家有将近一百栋猪舍,在生猪退养政策逐步实施后,遗留下的闲置猪舍还有三四十栋。福临镇坚持“不搞大拆大建”的原则,以原山、原水、原村落为基础,将这些闲置的猪舍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如由猪舍改造成的“思源堂”,现在是游客观赏途中歇息的咖啡屋。不仅保持了原来的猪舍风格和布局,还把石槽、手摇水井、猪舍栏杆等历史元素与浓浓的乡愁印刻在每一个角落。通过“福临盟”的资源整合,不仅让这一处处闲置资源焕然新生,而且也承担起了新的社会责任,成为基层治理的典型样板。
截至目前,福临盟农文旅产业发展平台,整合了全镇的所有旅游资源,打造了6条精品文旅路线,链接了全镇30多家农特产品企业、餐饮门店、民宿企业和周边百余家农户,真正实现了“多主体”共下“一盘棋”。
(三)一个链条链到底:“产业融通”赢得“齐头并进”
福临镇以“红色引领、绿色发展、多元融合”来破题,向产业链上下游延
伸,推动三产融合,一个链条链接起“产业共同体”。
1 . “延链”:因地制宜链接农文旅特色资源
福临镇因地制宜,紧紧抓住极具本地特色的三张旅游“名片”,逐步形成了以X建红培、研学教育、乡村休闲为核心的三大特色产业群。
第一张名片就是陈树湘故里旅游区。福临镇紧紧围绕树湘精神这一内核,依托陈树湘烈士生平事迹陈列室、树湘文化广场、陈树湘故居、忠诚之路等场地大力发展“X建+红培”产业,拓展出X建培训、红色旅游、文化教育等多种业态,更是中小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的重要场所。近几年,陈树湘故里旅游景区先后荣获 “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湖南省青少年教育基地”等多个荣誉。
第二张名片是白马湖生态研学营地。福临盟利用湿地内植被茂密、水草清澈,生态环境极好的优势,以及如今研学市场的需求,打造了全县最大规模、最全功能、最强专业的研学营地。配套建设有白马驿、白马学院、绿水青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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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白马人家、白马大本营等场馆,可以同时接待1000-1500人的研学团队,是中小学生开展安全教育、户外活动、低碳共建、农耕乐园、水环境科普研学五大研学业态和研学生活的重要场所。2023年,白马湖生态研学营地成功入围长沙市第七批中小学生劳动与实践教育创建基地。在2024年上半年的研学季,福临盟先后接待了30余批、1万余人的研学团队,X建红培研学8000余人,营收突破100万元,带动文旅消费营收300万元,成功探索出游有所乐、学有所得的“红培+研学”品牌。
第三张名片是影珠山国家4 A 级森林公园。福临镇利用影珠山这一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发展起“民宿+康养”“民宿+休闲”等产业链条。比如湖南省五星级旅游民宿“桐乐·影山居”,陆续打造了影宿、月露、云隐三栋民宿,可以提供私人聚会、团队轰趴、特色餐饮等精细化、个性化服务,年营业额已超200万元,为整个影珠山的民宿集群发展起到了带头作用,也成为福临镇旅游消费新爆点。【更多写作资料+微信: 】
2024年以来,景区民宿共接待游客4.6万人次,节假日平均入住率达100%,
平均入住率超50%,营业收入780万元。
福临盟文旅平台,通过“串珠成链”将“陈树湘故里旅游区”“白马湖研学基地”“影珠山森林公园”三张亮丽名片进行整合,打造了6条精品路线,从而“聚链成群”将“X建红培”“研学教育”“乡村休闲”三大特色旅游产业串联。
2 . “补链”:完善优质农文旅产品配套
一是以优质的“土特产”来补链。镇X委提出了“一个好庭院、一间好客房、一桌好饭菜、一份好特产”的目标愿景,福临盟带动群众发展“小型民宿、小微产业、小本生意”的“三小产业”。比如“小微产业”,主要针对以特色种养殖业和手工制作为主的农户和村集体来说,这也是共享文旅红利、增收致富的不错选择。福临驿站文旅产业销售平台通过统一打包、统一策划、统一宣传、统一营销,对农特产品进行集中售卖,“小驿站”提供了“大平台”。
二是以高效的“公共服务”来补链。福临镇从事关游客切身体验的细微处做文章,对交通出行、农家餐馆、乡村民宿等文旅配套设施进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提升了服务品质。当然,福临农文旅融合蓬勃发展的背后也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农文旅联盟发展措施“十条”、优化“政企一对一”服务机制等政策的出台,优化了福临镇文旅产业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县委启动打造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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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X024“信仰忠诚求是”X性教育专线,把福临列为3个主阵地之一,也为福临
农文旅融合提供了底气和信心。
3 . “强链”:精心塑造农文旅品牌
一是精心谋划“引爆点”。2023年年初,福临镇提前谋划,实施了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门邀请了专家因地制宜来选种,所以这里的品种非常抗冻,而且盛开得早、花期又长。而且由当地最有经验的大户流转,邀请了长沙县农业特派员进行实时指导,随时查看生长情况,每一个阶段都会给出有针对性的养护建议。同时,非常注重游客的旅游需求,期间持续地收集意见、及时反馈整改。有了油菜花海的成功实践,福临又借势谋划了彩稻种植,实现了农文旅融合一路生花、长盛不衰。
二是借力新媒体的推介。早在油菜花开放初期,福临就邀请了摄影协会二十余名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邀请了几名网络大V在不同平台发布推广,抓住了第一波流量。随后流量裂变,吸引了一大波网络红人、自媒体自发前来打卡、直播。特别是网友自发拍摄发布的“福临油菜花”登抖音同城榜第一位。同城热搜、抖音、小红书、各大媒体平台争相报道,单天最高接待量2万余人次,月接待达30万余人次,带动旅游经济收入5000万元。
总的来说,福临镇通过“全域统筹、要素配置、产业融通”,已实现全镇村集体经济增收60万元,带动全镇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500万元,打造了“抱团发展”助推农文旅融合的“福临样本”。
三、现实启示:凝聚创新乡村旅游发展的磅礴力量
长沙县“福临样本”的成功实践,开创了当前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一体化,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强化X建引领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组织基础
一是依靠X建引领“定准方向、凝聚人心”。由于不同乡村的资源禀赋、地理环境、产业基础千差万别,所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得靠X建引领来把准方向。当然,X建引领绝对不只是依靠镇X委书记、村组织书记一个人,而是要有一群有干劲、有能力的年轻干部,带领X员们一起,给村民们做榜样、做表率。
二是依靠X建引领“聚拢人才、用好人才”。人才是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关键力量。要锚定“X管人才”的大方向,不仅要想尽办法用好本土人才,盘活“存量”,同时,也要促进人才回流、吸引外部人才流入来扩大“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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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涉农、涉文、涉旅”人才在乡村沃土汇聚扎根,为农文旅融合发展提
供源头活水。
(二)优化要素配置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根本保障
一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大格局”是前提。农文旅融合一头连着游客和消费者,一头连着农业、农村和农民,如何才能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地留给农民呢?最关键的就在于要加强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激发多元主体的参与活力,才能更好地促成资源的有效融合,营造共建共享共富的氛围。
二坚持集聚资源释放新合力是重点。据自然资源部的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至少有7000万套农房和3000万亩宅基地闲置。如果将广大农村的土地、房屋、资金等关键要素进行有效聚集、产生最大的合力,那既能解决生产要素使用效率低的问题,又能解决发展建设用地的难题。
(三)加强产业融通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成效所在
一是要因地制宜,挖掘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特色优势”。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独特的资源,这也造就了一方文明。只有因地制宜,找出深植于本土特色文化的才是“独有的”,“土的”才是“独有的”,“独有的”才有生命力。在这个基础上,把“单一资源”向“多元资源”转变,最大程度上延伸乡村产业链,就要将农业、文化、旅游等各类产业有机结合,形成各自带动、相互融通、共同发展的新业态,才能提升造血能力。
二是要创新宣传,打造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品牌IP”。据统计,全国现有网络直播用户达8.16亿人,占网民总数的75%,电商直播企业194万户,今年上半年就增加了41万户。因此,我们要应时而动、顺势而为,将数字技术与农文旅宣传深度融合,积极对接新媒体平台,借助抖音短视频、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进行推广,通过数字化模式广泛传播,把深厚的农耕文明、多元的现代农业,用农文旅融合的方式充分呈现出来,才能不断扩大品牌吸引力与影响力。
四、结语
福临镇“抱团发展”既是长沙县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更是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鲜活样本。广大乡村会在“农文旅”融合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全面奏响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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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工会经费效能
服务新业态劳动者 江西省鹰潭市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
调研报告
江西省鹰潭市总工会 余燕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业态新就业群体X建工作,强调要高度关注新业态发展,坚持网上网下结合,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江西省鹰潭市总工会以“X建带工建工建服务X建”为主题,对全市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开展调研, 全面了解其需求和困难, 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方法, 以工会 “新”作为,架起X和政府联系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连“新”桥。
一、鹰潭市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现状
从业人员总体情况。目前,全市共有新业态新就业企业约40家,主要集中在网约送餐、网约车、货运物流、快递、网络直播等行业,含平台注册人员在内的从业人员约15000人。全市现有新业态新就业群体X支部12个,X员83人;现有新业态新就业工会组织16家,含平台注册人员在内的工会会员11534人,其中,货车司机5396人、网约车司机2379人、快递员1657人、外卖送餐员472人、网络主播1630人。
货车司机经营方式。货车司机的经营方式包括自有车辆经营和受雇于企业两种。约75%的货车车辆为司机自有,其中近60%的货车司机选择“挂靠经营”,5%的货车司机是自主经营;25%的货车司机受雇于企业。受雇于企业的货车司机通常有较为稳定的单边或双边货源,但“挂靠经营”的货车司机货源不稳定,主要依赖网络货运平台和交易撮合平台等获取订单。此外,约25%的货车司机通过配货站、货运中介或微信圈介绍方式揽货。近年来,随着燃油、过路费和车辆维护成本的上升,部分网络货运平台订单价格低于运输成本,货车司机的收入空间受到挤压。
网约车司机带车运营。网约车司机主要通过自带车辆加入平台公司,并缴纳管理费获得运营资格。其工作方式和工作时间灵活,收入主要来源于平台发布的订单及司机完成订单后的抽成。然而,大多数网约车司机未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或第三方劳务合同,缺乏“五险”等基本劳动保障,劳动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此外,平台抽成比例相对较高,通常为20%—30%,进一步压缩了司机的实际收入空间。
快递员以派单计酬。末端快递员分布在仓储、分拣、包装、运输、投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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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其工作方式分为两种:一是入库,将快件放入小区驿站,不直接送达客户;二是送达,直接将快递送至客户手中。平台通常将入库率上限设置为80%,并以此作为KPI考核指标,低于该比例的快递员每单可获得更高抽成,以此激励快递员直接将快件送达客户手中。然而,随着快递行业竞争的加剧,快递员的收入空间也受到一定影响。
外卖送餐员形式多样。外卖送餐员与平台的关系主要包括专送、外包和众包3种形式。专送骑手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和单量要求,统一着装,薪资待遇较为稳定,优势明显。外包模式是一种“补充骑手运力不足”的选择,平台在骑手不足时,将配送任务外包给当地小型配送公司,以缓解高峰期用工压力。在此模式下,骑手的招募和辞退由外包公司负责,骑手与外卖平台无直接劳动关系,仅承担餐饮派送服务。众包模式则是平台将任务外包给社会大众,从业者无须固定上线时间,收入多劳多得,受用工企业管制较少,适合兼职外卖员。
网络主播灵活就业。网络主播主要依托抖音、快手、微信、QQ、各类网络游戏平台等进行直播,直播内容涵盖才艺、带货、娱乐、探店、文旅等类型,且大部分主播的直播时间集中在晚间至凌晨。工会统计的网络主播主要包括依托数字产业园入驻企业的主播、个人自媒体主播以及电商从业者。然而,由于个人自媒体主播缺乏与平台沟通的有效途径,很多主播处于工会组织覆盖范围之外,其劳动权益保障面临挑战。
二、鹰潭市总工会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提供的主要服务
实施经费全额返还。市总工会积极落实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为12家头部平台企业在赣分支机构提供经费保障。美团、顺丰、圆通、申通、中通、货拉拉、滴滴、路歌、饿了么、京东、满帮、韵达等12家头部平台企业,在江西省行政区域内依法缴纳工会经费的,2024年至2026年期间享受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
积极开展普惠服务。市总工会常态化开展各类送温暖活动,积极筹措资金,走访慰问新业态劳动者和企业一线职工。工会组织在“双节”送温暖、“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等活动中,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送去关怀。联合市人社局开展“工会春送岗 乐业在鹰潭”招聘活动,铜基新材料、电子信息、物联网等重点产业链企业及新业态用工单位等300余家企业参与活动,3800余人现场求职咨询,371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注重创新服务形式。市总工会开展“两充一访”专项行动,为新业态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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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精准的普惠性服务。一是赠送话费。联合鹰潭移动、鹰潭联通、鹰潭电信三大运营商为全市3000余名新业态劳动者一次性充值话费50元/人,并赠送定向流量120G/人,助力新业态劳动者在端午节、中秋节与家人保持联系。二是提供充电补贴。联合国家电网、国网江西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滴滴、万顺及高德叫车等平台合法网约车司机提供电动汽车充电补贴。国网江西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开发专属App,为在国网充电桩充电的网约车司机提供优惠服务,工会每度电补贴0.15元,通过App进行结算。三是开展专访圆梦活动。深入头部企业工会,详细了解新业态劳动者群体基本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理论和工会知识宣讲。通过与一线劳动者零距离谈心,征集职工“小心愿”,并将职工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转变为群众满意的“暖心事”“放心事”。同时,对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给予生活和大病救助,切实解决其问题。
紧贴职工实际需求。全市工会系统积极回应职工需求,开设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16个,为320名新业态劳动者子女提供假期托管服务,托管班课程丰富,涵盖音乐、舞蹈、手工、书法、绘画、球类等,并开展红色教育、安全教育、文体活动、作业答疑辅导等活动,满足孩子们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发展需求。开展一线职工免费健康体检活动,为400名技术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困难职工提供免费的健康体检,且为500名女性职工提供“两癌筛查”服务,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强化组织阵地建设。2022年,市总工会积极争取省级X建带工建项目资金95万元,市本级工会补助20万元,企业本级投入近40万元,累计投入资金155万元,建设6家新业态新就业群体“X建带工建工建服务X建”示范点。同时,依托城内社区建设30余家新业态劳动者爱心驿站,为劳动者提供饮水、避暑取暖、餐食加热、手机充电、休息如厕等贴心服务。
三、新业态新就业工会组织管理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工会经费收缴政策不适应新业态用工形式。与传统业态相比,新业态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从业手段和就业形式上呈现出高度灵活性和自由度。例如,劳动者从传统的合同雇工模式转变为劳务派遣、从实体服务转向虚拟环境、从定时定点工作变为随时随地工作。这种“浅就业”模式导致新业态劳动者收入不稳定,难以适应传统经费收缴方式。
新业态劳动者队伍流动性大导致管理难度高。新业态劳动者具有高流动性。
以外卖送餐员为例,其年流动率为40%左右,且众包送餐员不受代理商、站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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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难以进行精确统计。此外,网络主播等群体主要依托产业园或企业平台纳入工会组织,而抖音、微信、QQ等平台的个体网络主播难以纳入工会组织,导致工会会员流失严重,工会组织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传统服务模式与新业态群体实际需求契合度不高。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多为个体经营者或零工经济从业者,而传统工会组织的服务模式主要面向工业化时代的工人阶层。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人阶层比重下降,新业态新就业群体逐渐成为主流。传统工会组织的代表性逐渐减弱,难以满足新业态劳动者在劳动权益保障、职业发展支持等方面的需求。
四、推动新业态新就业工会组织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加强新业态群体工会组建,夯实组织基础。一是深入推进X建带工建工作。各级工会要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新业态劳动者为重点,把工会组织建设与X建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同考核。建立数据共享、联合发文等工作制度,推动实现服务阵地共建共享、关联业务融合通办、评优评先综合考量,力争实现工会组织对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全覆盖。二是加大新业态劳动者入会力度。各级工会、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要推动货运、网约车、快递、外卖配送等新业态重点平台企业及其分支、加盟机构全面建立工会组织。在新业态劳动者数量较少、行业区分度不明显的地区,普遍建立新业态领域综合性工会联合会或联合工会。切实发挥“小三级”工会的兜底作用,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支持工会依托乡镇(街道)、村(社区)、楼宇商圈等建立区域性工会联合会或联合工会,打通工作末梢,确保新业态劳动者入会工作全覆盖。
加大新业态工会经费支持力度,强化服务保障。各级工会、各新业态领域行业主管部门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帮助协调解决新业态劳动者面临的技能提升、就业服务、薪酬待遇、休息休假、医疗救助、心理关爱等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推进“会、站、家”一体化建设,联合开展“共享职工之家”“司机之家”等服务阵地建设,扩大服务范围,丰富服务内容。建立健全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服务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加大专项经费向基层的倾斜力度,多渠道解决新业态劳动者经费保障不足问题,确保服务工作高效开展。
发挥工会组织阵地作用,提升服务效能。工会充分发挥户外劳动者驿站作用,持续规范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工作。针对新业态劳动者工作特点,进一步提升户外劳动者驿站服务质量,完善服务内容,健全配套措施,让驿站真正成为新业态劳动者的“温馨港湾”。市工人文化宫、市职工运动中心、“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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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之家”等工会服务阵地免费向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开放,为他们开展喜闻乐见、
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
强化工会组织的帮扶救助,精准解决困难。各级工会领导班子带头,工会干部全员参与,深入新业态企业和劳动者群体,开展走访调研,全面掌握新业态劳动者的数量、分布情况,深入了解其主要诉求、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并将问题分类登记造册、建立台账,为后续开展建会入会、维权服务等工作奠定基础。针对走访中发现的问题,梳理问题清单和意见清单,分类施策,立即采取措施解决当下能够解决的;主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整合多方资源推动解决需多部门协调配合解决的;加强源头参与,积极建言献策,逐步推动解决由于政策制度不健全导致一时难以解决的。及时将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中的困难职工纳入社会救助体系,凡是符合工会帮扶条件的,全部纳入困难职工档案,通过生活救助、医疗救助、助学救助、意外致困职工家庭生活救助等进行重点帮扶救助,特别困难的“特事特办”,加大困难职工帮扶力度,帮助其缓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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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市林业碳汇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河南省济源市林业局 X琼洁
济源市是一个森林面积和森林覆盖率都很高的城市,绿水青山有了,怎样在绿色、低碳理念指导下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这些年林业工作者做了许多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了进一步丰富实现金山银山的途径,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形式,增加林农收入,巩固农村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202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10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这为通过林业碳汇增加收入,实现绿化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济源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市区北部是太行山国家级猕猴自然保护区,南部是小浪底水库和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区位极其重要,境内森林资源丰富,人才队伍健全,林业碳汇发展潜力大,碳汇交易需求量大,因此,拟对济源市碳汇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度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
1 . 碳汇发展背景
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威胁与挑战,其中人类活动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是加剧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根源[1]。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早日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中国将固碳减排与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1]。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即“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即化石燃料使用及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碳排放量,与陆海生态系统吸收及其他技术方式固存的碳量之间达到平衡,实现CO2净排放为0[3]。
要实现双碳目标,主要路径一是碳减排,即通过调结构、节能降耗、提质增效和发展清洁能源等手段和措施减少碳排放量;二是碳增汇,即通过生态保护、建设和管理等方式增加固存碳量。《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关于碳汇能力提升行动中,将巩固生态系统固碳作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即碳增汇作为主要措施。因此,提升生态系统数量、质量和稳定性,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林业碳汇将发挥主力军作用。最近,国家及部分省密集出台关于林业碳汇发展的方案、方法学、交易办法等,为全面启动林业碳汇项目及交易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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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良好的基础。
2 . 林业碳汇内涵及实现形式
林业碳汇是通过造林和更新造林、森林保护、湿地管理、荒漠化治理、森林经营管理、采伐林产品管理等方式,稳定和增加碳汇量的过程、活动或机制[4]。具体实现形式和途径包括:扩大林草湿面积,提升固碳能力;提升林草湿质量,提高生态固碳增量[5]。森林碳汇是林业碳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森林植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来实现。
林业碳汇与工业减排相比,具有不可比拟和替代的优越性,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为林业生态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是林业碳汇交易可进入国际国内市场,能扩宽林业生态建设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与;二是促进新农村建设,林农通过“卖”生态获得效益,既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也能增加农民收入;三是可实现科学减排正是植物的光合作用使植物吸收的CO2 以有机质的形式储存起来,形成树干、树枝和树叶,能有效扩大林草植被生物量,提高林草生态系统的碳吸收率和能力,直接促进生态固碳效率的提高[ 5 ] 。
3 . 济源市林业碳汇发展的现状
济源市是河南林业重点市之一,森林资源丰富,80%以上是山区和丘陵区,林地用地面积达12.07万hm2,森林覆盖率达45.58%,活立木蓄积400余万m3,在发展林业碳汇方面,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根据有关研究表明,森林每生长1m3的蓄积,大约可以吸收1.83t二氧化碳,释放1.62t氧气。济源市现共有8.60万hm2的乔木林,根据2018年全国第九次森林资源清查数据,河南省每公顷乔木林年蓄积生长量平均6.05m3,按此计算,每年平均可新增蓄积量52.00万m3,可吸收二氧化碳95万t。据目前碳汇交易市场每吨60元左右的价格估算,济源市每年林业碳汇价值约为5700万元,对增加林农收入、调动林农保护森林资源积极性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另外,济源市乔木林中的侧柏纯林、退化刺槐林数量较多,还有一些困难造林地植被状况很差,部分灌木林地具备营造乔木林的条件,这些为增加碳汇提供了空间基础;中国林科院小浪底生态定位站在济源市20多年的试验研究,对济源市主要树种的碳汇能力有非常准确的数字支撑,为开展碳汇评估、建立适合济源市的碳汇方法学提供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
4 . 济源市林业碳汇发展存在的问题
由于不同的树种,不同的森林质量,不同的林种,不同地立地条件,碳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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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差异很大,林农对碳汇还在逐步认识中,碳汇市场还不成熟等,好多问题都还在不断的探讨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造林潜力有限。济源市北部的太行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基本没有造林空间,通过森林经营提升碳汇受政策因素影响又不被允许。济源市南部立地条件差,林地碎片化,水、肥、土改善难度大,通过经营增汇潜力小。平原受耕地保护政策影响,开发空间也很有限。二是规模小,市场不成熟。碳汇还处于前期开发阶段,没有建立完善的交易制度,且济源市的林地产权分散,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后,原村集体所有的林地,都承包到一家一户,并办理了至少50年的不动产登记证书,要想集中流转,集中开发碳汇项目落地难度很大。三是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碳汇林营造,在当前经济发展模式下要通过市场获得开展碳汇林业所需资金渠道不通,直接导致林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使营林成本过高,新技术难以推广,长期以来,林区基础设施投入较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人严重滞后,现有道路、电力和供水均难以为开展大规模森林经营提供保障。四是林业碳汇供需不畅。从供给方面看,林业碳汇的生产专业性较强,有严格的方法学要求。我国现在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有大量没有按照标准和规范实施的造林项目也在提供实际上不可交易的碳权。这使林业碳汇的供给状况比较混乱。从需求方面看,由于现在企业减排动力不足,而且有大量的工业减排项目产生的碳权存在,对林业碳汇的需求难以充分体现。
5 . 济源市林业碳汇的发展对策
5 .1 摸清林业资源现状
济源市自2007年至今,没有系统开展过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虽说也进行了多次变更调查,但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并通过局部的调查结合影像资料进行修修补补,数据的准确性受到较大影响,在与国土三调数据对接融合后,位置、数量更是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因此,全面、准确地进行一次二类调查,摸清林业资源现状,准确掌握地类、蓄积量、树种结构、经营状况等基本因子是当前一项最基础、最紧迫的工作。同时,要利用济源市多次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数据,掌握济源市主要树种的年度生长量,建立生长量计算模型,从而为优选碳汇能力强的树种进行种植、经营提供科学依据。
5 .2 持续开展固碳增汇,提升碳汇能力
5 .2 . 1 拓宽绿化空间,扩面增绿
根据目前的国土三调数据和林地一张图数据,济源市目前有灌木林2.6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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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退化刺槐林1.3余万hm2,侧柏纯林1.3万hm2,裸土地、裸岩地1333hm2;另外还有山区的居民区空闲宅基地,废弃矿区等可以利用。建议在未来,多渠道,多方式开发碳汇项目。投资渠道上,将上级投资、本地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相结合,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投资,特别是碳排放量比较大、对碳汇需求量比较大的企业,与林地所有人建立合作关系,拓宽资金来源,丰富项目类型。项目设置上,将生态公益林建设,国家储备林建设,生态廊道建设,乡村绿化美化,矿区治理,农田林网建设等相合。造林形式上,将人工造林、飞播造林、封山育林相结合,以人工造林为主。在造林树种,因地制宜,适地适树,以乡土树种、固碳能力强树种为主,多树种相结合。
5 .2 . 2 提升森林质量
以实施全省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为抓手,加快推进战略储备林、美丽生态廊道和健康森林建设,推行森林全周期经营、目标树经营、近自然经营等措施,切实提高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增强森林固碳能力,提升森林植被碳汇增量。根据目前的数字基础,济源市目前有乔木林地8.67万hm2,森林蓄积量384万m3,公顷平均不足45m3,刺槐林、侧柏林蓄积还低于平均数,森林质量提升、森林蓄积提高、林业碳汇增加还有空间。对树种搭配合理的森林进行抚育间伐,优化结构;对严重退化的刺槐林进行更替树种形式的退化林修复;对侧柏纯林进行补植补造与抚育间伐、修枝等多种形式结合的综合抚育,优化树种结构,丰富生物多样性;对公路两侧以前营造的以杨树为主的廊道绿化进行采伐更新。
5 .2 . 3 保护修复湿地
济源市小浪底水库、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漭河、沁河和曲阳湖、玉阳湖等形成的大量湿地,目前正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强化保护,提升湿地固碳能力。但由于空间有限、分布分散等特点,新增湿地空间有限,难以做成碳汇项目,不是济源市林业碳汇的主要发展方向。
5 .3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减少碳库损失
保护好森林资源不受损失,不受破坏,或者小损失,少破坏,保证森林正常发挥生态作用,正常发挥正常碳汇能力,也是为碳汇做贡献。济源市境内有两个自然保护区,南临小浪底水库,生态区位非常重要,保护森林资源、提质森林质量一直都是努力的方向。下一步,我们一是要健全森林管护队伍,充分利用天然林保护工程、公益林管理体系,做到树有人护,林有人管,责有人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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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开展森林病虫害检测,加强疫虫疫病检测,适时开展防治,把森林病虫害控制在可控防控之内。三是加强森林防火,强化火源管控,提高信息管护水平,降低火灾发生频繁,提升火灾应急处置能力,减少因森林火灾造成的森林资源破坏。四是加强对破坏森林资源行为的打击力度,形成有力威慑。
5 .4 探索开发核算交易,健全流通体系
一是培养人才。碳汇,特别是林业碳汇,政策性强,评估复杂,有非常苛刻的要求和条件,不同的地域、不同立地条件、不同的树种、不同的树龄、不同的混交模式、不同的经营水平,碳汇能力都不一样。碳汇的市场行情、交易程序都是非常复杂的流程,因此要把学习掌握政策、考察借鉴经验,培养相关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作为一项最基础性的工作来做。二是建立试点。以点带面,先行先试,在探索实践中进一步熟悉政策,掌握流程,发现问题,建立机制,积累经验。三是加强宣传。林业碳汇,因林地权属属于村集体、个人,必须得到各级领导,特别是村支两委,所有林地所有人,部分林地经营权人的支持,只有通过宣传,将政策、利弊、利益分配等向他们讲清楚,得到他们理解,才会在林地流转、造林、经营、管护过程中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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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机遇抓优势促发展 补短板优服务赢口碑 河北省农民中职教育调研报告
中央农广校 王敏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5年1月19日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2035年)》,提出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教育部于2月11日发布758项新修订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提升涉农职业教育水平提出具体要求。农民中职教育是国家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广校是农民职业教育的主体力量,应遵循中央指示,抓住改革机遇,办好农民中职教育。2月16—20日,中央农广校深入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石家庄市鹿泉区、藁城区、元氏县等地,围绕农民中职教育教学改革和职业教学标准落实落地情况展开实地调研,挖掘农民中职潜力,探究农民中职教育发展痛点与难点。
一、农民中职教育是大平台
(一)农民中职教育是更新技术的重要渠道。传统农民群体年龄普遍偏大,从业者主要集中在50-65岁,对新媒体和新媒介的接受度相对较低。农广校深入田间地头的办学模式,精准满足了这部分学员面对面交流、手把手教学、点对点服务的学习需求,成为他们更新农业技术的重要渠道。藁城区农广校充分利用当地农业园区、示范家庭农场以及技术专家资源,开设流动课堂、农民田间课堂,通过面对面讲解、手把手指导,周密策划教学流程、精心组织教学活动、主动对接学员需求,为学员提供了精准、及时的教学服务。兴隆县农广校则紧密围绕本地特色产业,开设山楂生产技术、板栗生产技术等契合本地特色产业的选修课程,聘请国家级的乡土专家担任兼职教师,向学员传授先进的种植技术,帮助学员更新知识体系,促进其产业发展。
(二)农民中职教育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桥梁。学员通常有自己经营的产业,经验丰富、头脑灵活且沟通能力极强。农广校中职班在传授基础农业知识的同时,为学员创造了彼此信任、互通有无、守望相助的信息交流平台。藁城区农广校学员李智勇将中职班作为自家电商平台选品销售的资源渠道,不仅在班级内推广自家的优质产品,也邀请其他学员将特色农产品上架自家平台销售,实现了互利共赢。鹿泉区农广校学员侯瑞锋创办了设施农业公司,在销售农产品的同时,也成为农广校的农民田间学校和培训基地,自研的生产设施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宣传,获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促进了产业的良性发展。
(三)农民中职教育是提升理念的重要平台。与短期培训相比,农民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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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基础性的文化和学科课程有助于提升农民文化素养,定期组织的外出考察调研和交流活动,帮助学员开阔创业视野,拓展发展方向,并在较充足的时间内帮助学员调整发展模式,摸索前进路径,助力产业发展。兴隆县半壁山镇田杖子村X支部书记贾博文深有感触,作为一名军转干部,在2021年当选村X支部书记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状况几乎一窍不通。恰逢农广校招生,他报名参加学习,两年后他对国家“三农”政策、农业农事知识有了深入了解,为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并在选举中实现连任。元氏县农广校学员丁力是一家种植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在农民中职学习期间,多次参与学校组织的优秀农业合作社考察活动,归来后深受启发,决定以中药材种植为突破口,借鉴考察点研制专精产品的发展模式,打造属于自己的中药材产品品牌。
二、农民中职教育有大优势
(一)河北省农民中职招生总体稳定。河北省农广校高度重视农民中职教育招生工作,每年划拨专项资金保证农民中职工作开展。近年来,河北省农民中职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均居全国首位,2024年招生数达到5631人,在校生人数为10872人,充分体现了河北省农广校体系的强大实力和坚定信心。兴隆县农广校与县组织部合作, 对100名村干部进行培训并吸收成为农民中职学员, 500余名中专以下学历干部成为中职招生后备军。
(二)河北省农广校体系力量较为充足。河北省农广校体系现有市级农广校11个,县级农广校95个,专职教师近1000人,是保证农民中职教育教学工作开展的重要保障。同时谋划开展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遴选工作,将“土专家” “田秀才”等行家里手纳入师资库,为农民教育培训提供智力支撑。兴隆县农广校每周开展讲课练兵活动,促进教师队伍能力建设,提升授课能力,鼓励教师参与涉农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名课名师”评选、农民中职教育专业课程标准制作以及视频课、微课制作等工作,极大提升了教学质量。
(三)各地办学政策稳定有效。各地农广校均将培训与中职衔接作为中职办学的重要切入点,采取多种方式动员吸纳优秀学员参加农民中职教育。藁城区携手妇联培养农村妇女干部,组建农业创业巾帼班,并吸收学员成为中职学员,为农村女性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元氏县农广校将培训的跟踪服务与中职实训参观相结合,为中职学员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学员学习效果更加突出。
三、农民中职教育有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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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制创新难度大。农广校按照“送教下乡、农学结合、弹性学制”的模式开展教学活动,常在农忙时通过微信群、视频连线等方式开展临时性的指导教学,无法及时纳入到教学计划和教学日志中,导致教学内容在纸面记录上“比例失调”、内容缺失,无法形成完整的教学档案,影响了教学过程的完整性和规范性。同时为满足农民学员学习需求,实践学时占比较高,这种课时分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农民学员的学习特点,但也可能导致理论知识学习不足,难以满足硬性的课时要求,一定程度上影响农广校中职教育的认可度。
(二)政策贯通难度大。农广校属于农业农村部门,不仅承接教育培训工作,还承担着其他农业农村相关工作。在五级办学体系实现大范围多渠道工作开展的同时,基层农广校教师工作量大、任务繁重,出现了教学素养偏弱、政
策理解不到位的情况。在2021年发布的专业教学标准中明确提出了“三型课程” “四灵活”“五个教学环节”等要求,已在为基层校解绑,帮助基层校构建属
于自己的因地制宜的教学和课程体系,但在实际操作中依然存在偏差现象。
(三)经费支持难度大。调研各县农广校都反映,由于农民中职没有专门的经费支持,办学困难,现阶段只能依托培训经费和上级部门支持经费办学,存在诸多限制。在培训与中职衔接机制方面也存在不完善之处。例如,藁城区农广校提出,在推动高素质农民培训与中职教育衔接过程中,由于资金支出来源、支出名称等方面的限制,影响了衔接工作的正常进行,制约了农民中职教育的发展。
四、思考与建议
(一)深入开展农民中职教育教学改革。随着教育部新版专业教学标准的发布,农广校抓住机遇应主动入位,以全日制学校的课程标准为参考,积极吸收转化,制定农广校专有的专业教学标准。这一标准既要符合教育部对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基础规定,又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农广校不同地域、不同对象、不同需求的特殊性。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应面向成人、高素质农民,覆盖不同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覆盖不同生产经营环节,为农民中职教育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教学规范。
(二)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建设。农广校应发挥体系优势,建立健全教学服务供给体系,为高素质农民提供精准的教学服务。一是推动完善培训与中职衔接机制。依托学用贯通试点、高素质农民培训和“头雁计划”培训等项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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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推动学时学分互认、政策倾斜、优秀奖励等措施的落实,激发学员参与农民中职教育的积极性,吸引更多优秀学员加入到农民中职教育的行列中来。二是完善需求调研机制。不仅对不同专业班提供不同的课程安排,针对同一中职班不同需求的学员,也应深入开展调研,详细了解其个性化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教学供给和选修课,提高教学实效性。三是形成师资轮训机制。提升体系师资教育素养,帮助教师更好地理解新专业教学标准以及课程标准,补充教育心理学、教学理论和课程理论知识。
(三)做好宣传工作,讲好农广校故事。主动入位开展宣传工作,展示农广校在农民职业教育领域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体现农广校作为农民教育培训专门机构的重要价值。通过多种媒体和手段开展成果展示,让政府部门了解农广校的职能和作用,认可农广校办学的必要性。让农民了解参加中职教育的益处,提高参与农民中职教育的积极性。动员优秀教师和学员参与宣传,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打造农广校的良好口碑,展示农广校的良好形象,提升农广校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农民中职教育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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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红砖墙背后的平安密码 来自洛阳市老工业区生活区社会治理工作的调查
报告
河南法治报记者 李梦扬(2025年5月22日)
“4月24日,搭载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二十运载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4月24日17时35分,来自新华社的一则短消息振奋人心。
作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专用轴承重要供应商,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凭借深厚的技术积累与精湛的制造工艺,助力中国航天事业迈向了新的高度。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其前身为“一五”时期建成的洛阳轴承厂。老厂区以南,绿化带、生活区、商业区规划有序。穿梭在其中,具有时代特色的红砖墙和苏式建筑群的木质窗棂,既见证了1954年建厂以来新中国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也述说着新时代人民生活改善的美好时光。
建设路上的老住户们告诉河南法治报记者,沿着建设路自西向东,分别是“一五”时期规划建设的国家重点企业——洛阳矿山机器厂、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洛阳轴承厂和洛阳铜加工厂。伴随着“东方红”拖拉机的轰鸣下线和车床上轴承不断的打磨翻转,71年来企业新旧动能转换,让这些老厂都经历了转型发展过渡期的阵痛,职工生活区的管理模式也随之转型。
破局始于2022年7月,洛阳市启动社区邻里中心提升改造工程。以邻里中心为支点,服务老工业区生活区的街道办、社区持续优化治理结构,逐步探索出一条X建引领、情怀共建、平安筑底的高效能基层治理路径。如今,治安案件少发,12345热线投诉减少,老人居家意外率降低等一系列成效,彰显着老工业区生活区从“工业记忆”到“平安家园”的蝶变。
X建强引擎——“我们马上处理,不隔夜”
5月14日,记者走进洛阳市涧西区重庆路街道二社区中信重工二号小区,看到车辆在车位上有序停放,居民在凉亭里乘凉聊天,道路干净整洁,两旁花草清新。
该小区“面子”上优美和谐,“里子”是重庆路街道二社区积极探索出的
“红色物业”服务模式。
该小区住户大多是洛阳矿山机器厂离退休职工,负责小区物业管理的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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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公司前身是中信重机的后勤单位。该小区从“单位制管理”向“社会化治
理”转型期间,社区、物业、居民三方不断磨合着。
社区与物业服务群众的目标是一致的,如何才能形成合力共建共赢?2021年,34岁的李亚娟到该社区任X委书记后,以“邻里X建”为抓手,一方面深化“社区X委—小区X支部—邻里微网格—X员中心户”四级组织体系,另一方面协调佳信物业通过“社区X委—佳信物业X支部—物业站点—物业微网格”四级服务体系,与社区网格完成套合。“两个网格体系并行,是我们找到的治理答案。”李亚娟说。
经过几年的实践改进,“网格并行”模式实现了高效运转。5月8日19时40分,佳信3号物业站服务区一名业主在业主群里反映因沿街商户下水管道堵塞导致家中溢水。“我们马上处理,不隔夜!”物业与网格员看到信息后同步行动,一方面联系商户,另一方面联系管道维修人员和清污人员。一个小时后,问题圆满解决。其他业主看到后发信息说:“就冲物业这句处理不隔夜的承诺,必须点赞!”
“我们与物业合力将X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到群众家门口,对群众诉求接诉即办。”李亚娟说。
社区、物业的合作也实现了共赢的效果。该小区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X组织”“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荣誉称号60余项,佳信物业被评为“洛阳市红色物业服务示范企业”。日积月累的点滴服务被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现在大家对社区和物业的工作充分信任支持。”居民江月兰说。去年12月底,该小区和平院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社区、物业、居民三方联动,共同规范居民私栽乱种树木共计150余棵。今年3月,社区X委用公益款在改造好的小区内新栽种月季、桂花、黄杨等绿植300余棵,居民还自发担起了花木养护职责。
据洛阳市委社会工作部统计的数据显示,该市3503个住宅小区中,具备条件的1983个小区实现X组织全覆盖。其他小区采取选派X建指导员、组建联合X支部等形式实现了X的工作全覆盖。
X建引领下的治理效果数据亮眼。洛阳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涉及物业的投诉量较去年同比下降13.1%。
情怀聚人心——“我想把这份情结传递下去”
4月29日,涧西区天津路街道厂前一社区13号生活区的楼栋长李凤英,到社区邻里中心找到了社区X委书记陈芳良,希望能为小区添加健身器材。“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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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栋里居民的要求,托我来跑个腿儿。”李凤英说。
在厂前一社区,活跃着一支由30多名原洛阳轴承厂退休职工组成的“银发力量”志愿服务队。李凤英就是其中一员。每天,只要她一下楼,总会有居民拉着她“说点事儿”。
“一般都是水、电、气设施维修,公共场所卫生啥的。”李凤英说,事儿不大,但是影响居民生活和心情。了解到居民的诉求后,热心的李凤英凭借与物业的良好关系,首先把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解决掉。“物业的班底都是原来厂里的人。小区里的很多居民也是以前的老工友,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对厂子有感情,为大家做点事不算啥。”李凤英说,至于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她会及时向社区反映。
涧西区天津路街道X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武梦竹说:“大厂生活区‘熟人社区’的特征十分明显,居民有着‘老工友+老邻居’的双重身份。选择他们担任微网格长、楼栋长,可以充分发挥熟人优势,让网格真正成为社区治理中的‘黏合剂’和‘传感器’。”
共同见证过工厂历史、共同享有过文化符号的“老工友”“老邻居”,延续了集体协商的传统,增强了社区治理工作的凝聚力。在涧西区武汉路街道武汉路社区,通过楼栋长牵头组织居民协商完成的社区“微改造”项目,先后解决了楼梯间漏水、高龄居民就餐等生活问题;涧西区南昌路街道六冶社区华原小区为方便老年居民饭后下楼聊天,经过“楼长有话说”活动反映,在公共空地安装了便民座椅;涧西区郑州路街道洛耐社区打造“舒心、爱心、开心、红心、安心”的“五心家园”,群策群力解决困难群众帮扶、“飞线”充电、杂物垃圾乱堆乱放等问题。
大厂的记忆,也深深烙印在了后辈的脑海里,影响着他们的抉择。“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生活区里很多长辈都是看着我长大的。社区就是我的家,我作为社区书记就得把这个‘家’照顾好。”
35岁的涧西区长春路街道洛铜社区X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岳媛说。为了更好地把居民拢在一起,洛铜社区坚持组织开展“浪漫洛铜”“一人一道家乡菜”和“‘铜’乐恰夕阳”等一系列活动。4月15日,洛铜社区联合洛铜集团幼儿园、社区“三自”组织联合会,共同开展了“谷雨绘折伞,春韵展芳华”主题活动,以讲习俗、绘折伞、展芳华等内容,让孩子们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也提升了辖区居民对“大厂身份”的认同感、归属感。岳媛自豪地说:“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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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员陈冬就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洛铜人,我想把这份情结传递下去。”
平安筑底色——“都是为了大家伙儿的安全”
“每天我都在小区里转,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就及时给社区说,都是为了大家伙儿的安全。”今年84岁的郭立业曾是洛铜集团宣传干部,小区里的路他走了成千上万遍,哪里有一点儿异常都逃不过他的眼睛。1月23日,他发现34号街坊道路不平整存在出行安全隐患的问题后,立即找到社区反映。3周后,居民发现道路全都修补好了。
铺平的是一段路,收获的是居民的安全感。像郭立业一样生活在洛铜社区的热心老X员,还有朱瑞平、马心杰、王蒲洲等人。他们虽不在同一个小区居住,但都在做着同样的事,十余年如一日。查看重点区域,听闻异响异味,询问居民需求,调解居民纠纷近年来,洛铜社区取得了治安案件3年连降10%、矛盾纠纷化解率约95%的治理成绩。
每天早上,71岁的重庆路街道三社区零号街坊2号楼栋长战春芝,都会上楼敲一下邻居李琳家的门。“我们以前是工友,她一个人住,有啥事都互相照应着,我有她家的备用钥匙。”战春芝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一串标记着名字的备用钥匙让记者看。【更 多写作资料+微信:】
战春芝还是重庆路街道三社区“春芝”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在社区里是个“明星”,居民有大事小情都要找她,有了矛盾纠纷自然也少不了请她出面协调。
2024年8月,一栋楼里,一楼、二楼的居民自行改造管道,三楼以上住户发现后不同意。物业几次协调没有结果,邻里矛盾逐渐升级。犯了难的物业工作人员向战春芝求助。战春芝实地走访后,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费用分摊和方案协调。于是,她召集居民代表在楼前现场协商。在她的居中调解下,大家从开始的“针尖对麦芒”,到后来的“你退一步,我让一分”,最终共同达成了一个公平的方案。一场可能激化的邻里纠纷,春风化雨般得到了解决。“还是您的面子大。”物业工作人员刘佩对战春芝竖起大拇指。
“这个面子可不好挣,是我这么多年跟大家相处磨出来的。”战春芝说。在规划垃圾桶集中放置点时,她因为部分居民的不理解挨了骂,她忍着气挨家挨户做工作。直到看到统一规划后社区变得干净整洁,大家才没了意见。退休后,她的走访记录记满了5个小本子和两个大本子。战春芝说:“谁家有什么情况,有什么矛盾,都在这几个本子里记着。它们是我调解时的‘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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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郭立业、战春芝等老职工的“铁脚板”,新时代的科技成果也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提供了“大智慧”。4月29日,在涧西区长安路街道青岛路一社区邻里中心,“老年AI课堂”的学员正在认真聆听关于DeepSeek、豆包等AI软件的普及应用知识。学员邓建芬说:“现在科技真发达,我遇到不懂不会的知识,点几下手机就能查出来了。”
“AI的普及对做好社区工作的帮助很大,一旦出现生活中的难题,受过培训的居民第一时间都会用手机进行搜索。”该社区X委书记王奕说,社区工作人员结合AI搜索结果,调解矛盾纠纷效率更高了。3月5日,该社区发生一起由楼上居民浇花漏水引发的邻里纠纷。“这事放在以前,双方不消气,事情不算完。那天,我们在双方的见证下,借助AI查询了民法典相关内容,并现场给出了解决方案,后矛盾妥善化解。”王奕说。
义务巡逻织网、熟人调解纾困、运用科技赋能在X建引领下,这些老工业区生活区的居民,摸索出了打开平安建设新局面的“金钥匙”。
记者手记
此次采访中,街道、社区X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居民的“大厂情怀”,让我感触颇深。一方面,基层治理在X建引领下,织密了治理网络、引入了智慧平台、融入了多元力量,实现了治理从“单兵作战”向“协同善治”的转变。同时,基层高效能治理的良好效果不断提升着居民的满意度,吸引他们主动参与小区治理,进而增强了基层治理的活力和力量,形成了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居民尤其是国企退休职工怀着对厂区生活深厚的情感依恋与文化认同,这种情感内在的精神热能从未消散。其中的积极分子有了X建引领的“主心骨”后,不等不靠,凭借那份特有的情怀,继续发挥余热,为新时代的美好生活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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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濉溪县农村电商发展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共濉溪县委X校 刘旬旬
农村电商即依托互联网技术与平台,在农村区域开展多元化商务活动的一种新型商业模式。在濉溪县的乡村振兴蓝图中,农村电商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驱动力,对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和所有新兴模式一样,农村电商在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文章将围绕乡村振兴视域下濉溪县农村电商的发展现状、问题以及对策进行深入研究。
1 . 乡村振兴视域下濉溪县农村电商发展现状
1 .1 濉溪县概况
1)地理位置与交通优势。濉溪县坐落于安徽省北部,具体位于淮北平原的南部边缘,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恰好处在长三角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的交汇地带。濉溪县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公路、铁路、水运等交通方式齐全,为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农村经济与产业发展状况。2023年,濉溪县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全县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10057.35万元,同比增长131.84%;村均经营性收入达到47.22万元,同比增长131.81%。农民在增收致富的同时对优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为农村电商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濉溪县在农业、制造业等领域拥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农业方面,濉溪县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种植和养殖业,如草莓、菊花、黑糯玉米种植以及金鳜鱼养殖等。这些优质的农产品为农村电商提供了丰富的产品供应。濉溪县的制造业也具备一定的规模和实力,为农村电商提供了多元化的产品选择。
1 .2 濉溪县发展农村电商重要性
1)农村电商在促进农产品销售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通过构建线上销售平台,濉溪县成功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打破了地域限制,有效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问题。电商还促进了农产品的品牌化建设,通过包装设计、故事讲述等方式提升产品附加值,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竞争力。2)农村电商在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商模式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中间环节,使农民能够直接获得更高的收益,增加了收入。例如,濉溪县一些农村电商企业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特色农产品,如黑糯玉米、花卉等,实现了网销额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电商平台的搭建还带动了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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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物流、仓储、包装等,形成了良好的产业生态链,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3)农村电商在提升农村品牌形象方面功不可没。通过电商平台,濉溪县得以向全国乃至全球展示其独特的乡村风貌、文化底蕴和优质农产品,这种跨地域的品牌宣传和推广,极大地提升了濉溪县农村的品牌形象和知名度。例如,顶大调味品、黎康园小杂粮等省级品牌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1 .3 濉溪县农村电商发展成效
1)网络零售额持续增长。2024年一季度濉溪县网络零售额达到11亿元,同比增长32%,其中农村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4.46亿元,同比增长7%。这些数据表明,农村电商已成为濉溪县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2)电商经营主体和产业园区快速发展。截止到目前,濉溪县电商经营主体总数已超过4800家。同时,淮海壹号电商产业园作为县域电商特色产业园,吸引的入驻电商企业数量显著增加,2023年园区年产值超过3.5亿元,年网销额超过千万元的电商企业达到10家,带动就业超1100人。3)物流体系不断完善。濉溪县深入推进农村物流体系建设,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改造升级物流快递设施。目前,全县已建成县级物流快递共配中心、镇级快递服务站和末端快递服务站,实现主要快递品牌全通达,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流保障。4)特色产业与电商融合发展取得明显进展。濉溪县围绕“一粒种、一根薯、一条鱼、一头牛、一瓶酒”等特色产业,积极培育地域特色鲜明、品质优良的农村产品网货品牌和产品。通过电商渠道,这些特色产品得以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市场。
2 . 乡村振兴视域下濉溪县农村电商发展存在的问题
2 .1 电商应用水平偏低,镇村发展不均
1)农村电商的应用广度与深度有所欠缺。电商在农业领域的融合运用上显得力不从心。濉溪县虽有超60家规上农业企业,但仅有少数几家(如顺发、神华等)开展电商经营活动,多数企业尚未涉足电商领域。电商在农业产销链条中的渗透率不足,电商交易额在整体交易中的占比远未达到预期水平,这反映出电商在助力农业现代化转型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镇村电商发展的差异性很突出。濉溪县的11个镇中,仅有濉溪镇、铁佛镇等少数镇的网商网店发展较快,其他各镇电商仍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电商应用水平相对较低,这制约了濉溪县电商整体水平的提升。
2 .2 产品网货化率偏低,品牌培育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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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网货化率有待提升。濉溪县虽拥有丰富的农产品和特色产品资源,但目前濉溪县仅有超70个农产品品牌可供网上交易,网货化水平低。一方面,因为产品标准化程度不足,难以满足电商平台对产品品质、规格、包装等方面的严格要求。另一方面,部分镇、工业企业等发展电商的积极性不高,习惯于依赖传统销售渠道,导致在人财物上对产品网货化包装、展示、推广投入严重不足。2)品牌培育有所欠缺。虽然濉溪县有“耘读”大米、“顺军”牌黑糯玉米等畅销网货品牌,但整体来看网货品牌知名度不高。由于缺乏有效的品牌策略和市场推广手段,本土品牌和特色品牌难以在市场上脱颖而出。这不仅降低了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也制约了农村电商发展的潜力和空间。
2 .3 电商人才缺乏,引培质量有待提升
据估算,濉溪县农村电商领域在产品设计、美工、运营、推广等关键岗位上存在明显的人才缺口,具体缺口数量可能达到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1)缺乏本土电商专业人才。一方面,由于农村电商发展环境相对较差、激励机制缺失等原因,一些具备专业技能的本地人才选择离开家乡前往城市或其他发达地区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培养力度不足、培训效果不明显。虽然濉溪县开展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电商培训,但培训人次相对有限,远不能满足全县范围内对电商人才的需求。同时由于培训体系不完善、师资力量不足等原因,培训效果也不尽如人意。2)引进的人才流失严重。因为发展环境、经济待遇、职业前景等原因导致引进人才大量外流。心存鞋念、顶大、勿相忘等是濉溪县年网销在1000万元以上的电商企业,这些企业负责电商运营、技术开发、文案设计等的人才均为外聘的专业电商人才。据了解,近几年当地人才流失很严重,甚至存在团队集体跳槽的情况。
2 .4 政府引导不足,服务保障仍需加强
1)政策落实力度明显不够。尽管濉溪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农村电商发展的举措,例如印发了《濉溪县电商促进政策》《濉溪县农村电商奖补政策》等文件,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运营单位享受不到资金支持,上级支持资金沉淀、不能及时拨付等情况。2)政府服务的调整和优化难以及时跟上市场需求的变化。电商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模式推陈出新,但政府服务的调整和优化却需要一定的周期和程序,这导致服务难以及时跟上市场需求的变化。尤其是濉溪县电商协会在行业引导、咨询服务等方面推动作用发挥得不够,举办创业创客活动较少、典型宣传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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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乡村振兴视域下促进濉溪县农村电商发展的对策
3 .1 壮大规模,提高主体培育质量
1)培育龙头企业是核心。龙头企业作为行业的领军者,不仅具有强大的市场影响力和资源整合能力,还能通过自身的成功经验为其他企业提供有益的借鉴。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对具有潜力的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如提供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同时鼓励企业间进行资源整合,形成规模经济效应。2)鼓励创新创业是动力。通过举办电商创业大赛、创新创业培训等活动,激发年轻人的创业热情,吸引更多返乡人员投身电商行业。同时,政府应加大对创新创业项目的支持力度,提供资金、场地、技术等方面的支持,降低创业门槛,帮助创业者实现成功。3)加强主体协作是保障。充分发挥电商协会等行业的组织作用,加强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互利共赢。通过定期举办行业交流会、研讨会等活动,促进企业间的信息互通和经验分享,推动整个行业的共同发展。同时,政府应加强对行业组织的指导和监管,确保其发挥积极作用。
3 .2 培育品牌,提高农产品网货化率
1)打造特色品牌。在电商平台上,品牌是吸引消费者的重要因素。为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电商品牌,需深入挖掘濉溪县农产品的独特优势,如品质、口感、营养价值等,并通过故事化、情感化的方式传递给消费者。同时,需创新营销模式,拓宽销售渠道。鼓励电商企业采用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等新型营销手段,提高产品的曝光度和销售量。另外,要整合政府、协会、企业的优质媒体资源,深耕“直播电商+特色产业”“田间直播”等新型营销方式,引导农业企业、农户采用新型推广营销方式,提升三产融合水平。鼓励电商企业利用淘宝、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开设旗舰店、专营店,同时拓展微信小程序、拼多多等多元化销售渠道[1]。2)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农产品电商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严格的产品质量监管。为确保产品来源合法、质量可靠,应定期对农产品进行检测和评估,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的质量问题。通过加强产品质量监管,推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提升农产品质量稳定性和市场竞争力,提高网货化率[2]。3)优化产品设计。在电商平台上,产品设计与包装是吸引消费者的关键因素。为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需注重产品设计与包装的创意性和实用性。通过独特的设计和精美的包装,可以更好地展现农产品的品质和价值,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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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引培结合,补强电商人才基础
1)完善电商人才培训体系。整合政府、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电商培训。针对当地电商从业者的特点和需求开展针对性的培训活动,重点培养产品设计包装、美工摄影、网络推广运营等专业电商人才,提高电商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3]。2)吸引专业人才扎根濉溪。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如提供住房补贴、税收优惠、子女教育保障等,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就业,吸引具有丰富电商经验和专业技能的人才来濉溪县发展[4]。3)建立电商人才库。建立电商人才库是加强人才储备与管理的重要举措。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建立县电商人才数据库,对电商人才进行分类管理,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加强人才库的动态更新和维护,确保人才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在电商产业发展过程中,及时从人才库中选拔合适的人才,为电商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 .4 优化服务,加大政府引导和支持力度
1)优化营商环境是关键。政府应提升服务质量,简化电商企业的注册、税务等流程,降低企业运营成本[5]。同时,应积极打造有利于电商发展的营商环境,通过举办电商培训、提供市场信息等方式,帮助企业提升电商运营能力,拓展销售渠道。2)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是保障。政府应确保针对农村电商发展出台的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方面政策的落地,切实降低电商企业的创业门槛和运营成本。同时,政府应鼓励电商企业与当地农产品供应商、物流企业等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3)加强监管与评估是保障。政府应建立农村电商发展评估体系,定期对电商发展情况进行监测与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同时,政府应加强对电商市场的监管,打击假冒伪劣、价格欺诈等不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
4 . 结束语
在乡村振兴视域下,促进濉溪县农村电商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推动农村电商持续健康发展。通过培育品牌提高农产品网货化率、引培结合补强电商人才基础、优化服务加强政府引导和支持力度等措施的实施,濉溪县的农村电商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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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现存问题及对策建议
醴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刘美娟
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评价,将校园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些事件的发生,暴露了当前校园食堂食品安全存在系列问题。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社会关注度高,舆论燃点低,且直接关乎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因此探讨校园食堂食品从业者和管理者如何发现和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有助于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守护好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对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 校园食堂安全监管的必要性
1 .1 涉及群体基数大,供餐体量大
2023年,全国范围内各级各类学校49.83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91亿人,专任教师1891.78万人[1]。校园食品安全直接关乎3亿多师生的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2 校园食品安全的关注度高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食品安全的认识性不断深入,大家对生活品质、食品安全、“0添加”、营养与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近年来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1 .3 用餐群体的特殊性和敏感性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基础性场所,学生的身心发育和健康问题是每个家庭中的重中之重。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后果影响恶劣,对学校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可能造成严重影响。
2 . 校园食堂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
2 .1 校园食品安全组织架构不健全
校园食品安全是保障学生身体健康和教育质量的重要方面。为了确保校园食品的安全性,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组织架构来管理食堂食品安全。然而,部分学校虽然按照要求配备了食品安全员和食品安全总监,但是配备的人员专业性不强,职责不明确。部分学校将食堂外包,但并未设立专门的食品外包监管机构,对外包的食品经营者管理存在盲区,同时对外包的食堂经营者的进入和退出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因此,校园食品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给师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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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健康带来巨大威胁。
2 .2 食品安全制度执行不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法律规章明确了食品生产经营标准。部分学校对食品安全制度落实不到位,导致近年来校园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消除效果不佳,问题频发。例如,部分学校“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流于形式,只追求完成任务,而没有真正起到排查消除食品安全风险的效果。农村学校食堂从业人员文化水平相对较低,食品安全意识淡薄,食品安全培训不足,晨检、留样、消毒、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制度落实不到位,导致食堂人员和环境卫生状况不佳,留样不规范。部分学校落实“陪餐”制度流于形式,没有做到详细记录餐食的新鲜度、营养搭配、口味问题和后续处理跟进情况,且缺乏对学生的营养健康方面的指导。
2 .3 校园食堂硬件设施建设不完善
以湖南某一偏远乡镇为例,中小学、幼儿园学校虽然有完备的安保监控系统,但是由于经费问题个别学校食堂未被纳入安保范围,未安装摄像头,大部分食堂即使装了摄像头,因为技术问题,相关数据无法中转到当地县级监管部门的监管平台。因此,对于经费严重不足的经济欠发达的基层地区,“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推进缓慢,任重道远。目前湖南省学校食堂建设参考的是2021年10月3日实施的《学校食堂建设和食品安全管理规范》,而大多数农村地区学校建设年代久远,生源少,经费严重不足,食堂未重建,由于此前的场所设计不合理,材料和设施质量标准要求相对较低,已无法满足现在的标准要求。另外,由于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专业知识欠缺,学习培训不到位,经费不足,部分学校破损的设施设备特别是“三防”设施得不到及时修缮或更新,存在巨大食品安全隐患。
2 .4 监管力量薄弱
市场监管部门在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监管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市场监管部门是法律法规的执行者和部分规章制度的制定者,依据职能,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校园食堂经营者的食品经营许可审查,组织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督促学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教育指导食品从业人员按照要求规范操作,查处食品经营过程中的各类违法行为,严重者可吊销许可证,对食品经营者有较强的监督作用。专业的市场监管力量可以有效降低校园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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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风险,帮助构建更稳固的校园食品安全防线。但是目前基层普遍存在监管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以湖南省某县级市为例,该县基层市场监管部门经历了3轮机构改革,开启了综合监管、综合执法的全新时代,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任务十分繁重,加之受历史和政策因素影响,大部分工作人员年龄大,学习主动性不够,临近退休人员多,新招录人员少,人员流失率大,食品方面的专业人才少之又少,监管力量严重不足,监管工作的开展无法满足社会各界的期盼和需求,部分人员无法发现监管过程中暴露的问题,监管工作效果不明显,导致校园食堂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和消除不彻底。
3 . 强化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监管的对策建议
3 .1 强化主体责任落实
3 .1 . 1 完善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制度,落实食品安全校长负责制
①明确校长是学校食品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而食堂经营者、食品原材料配送单位等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2]。按要求配备专业性强的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厘清岗位职责,确保食品安全管理各司其职、各尽其责。②加强外包管理。严格按照招标程序统一组织招标,建立食堂承包经营管理制度,严格执行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进入和退出制度,依法依规与承包经营企业签订食品安全责任协议,明确双方食品安全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合理确定合同期限。③建立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满意度测评机制,每学期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师生满意度测评,公开测评结果,并将满意度测评结果作为开展食品安全工作的参考。
3 .1 . 2 加强食品从业人员培训和考核
①制订培训计划和岗位考核办法。培训内容应涉及法律法规、餐饮操作规范、典型案例,让从业人员提升规范操作水平,彻底认清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和严格落实各项食品安全制度的必要性。提升从业人员准入门槛,明确从业人员需通过考核合格方可上岗,并需要定期接受培训和考核。②组织线上线下学食品安全知识。开发线上平台,免费发布全面且丰富的食品安全管理知识,方便相关人员学习。线下可邀请食品安全管理经验丰富的专家、了解基层困境和现状的一线监管人员、食堂经营管理示范点的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分析经验,极具参考价值。
③开展警示教育。集中组织食品从业人员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学习食品安
全违法行为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增强各方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意识[3-5]。
3 .1 . 3 完善硬件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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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经费保障,逐步完成食堂合理布局、设施用具更新换代,特别是加大消毒设施和保洁设施的配备,持续推进“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实施,对无效“三防”设施及时更换。
3 .2 创新监管手段
①推动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的革新升级。研发和引入能快速、精准检测的设备,提升检测效率和精度,特别是对微量污染物和非法添加剂的快速检测。②借助“互联网+”力量。通过“互联网+明厨亮灶”,实现对校园食堂的实时监控,对食品从业人员的督促约束效果全面提升。通过“互联网+你点我查”,实现对社会公众关注度高的产品的抽检或监管,直接回应人们的关注和需求[6-7]。通过“互联网+直播监管”,让大众也可以参与进来,建言献策,共同关注监督食品安全,同时也能约束监管人员更加专业、规范地开展监督检查,促进监管人员认真学习专业知识,提升监管能力。
3 .3 优化基层监管人员结构
①全面加强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力量,各级各部门应鼓励人员向基层倾斜,应保证各派出基层市场监管所配备不少于3名的专职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在人员配备上确保网格化管理制度执行的可持续性,实行网格长负责制,确保每一网格有一名具备食品安全专业素养的人员。②加大对具有食品专业背景的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制订人员培养的长期计划,保证食品监管效果的持续稳定性。③加大基层监管人员补贴力度和专业知识扎实人员的激励政策,提升监管人员工作积极性和稳定性,减少人员流失。
3 .4 提升监管队伍能力
①调动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学习积极性。建立相关学习激励制度,树立监管
人员应持续学习的意识。
②加大培训力度,让每一位食品安全监管人员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了解最新的法律法规政策,清楚作为基层食品安全监管人员自身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③加大基层监管设施投入力度。只有确保基层基础硬件设施先进,才能助
力监管工作效率提升,效果巩固。
3 .5 社会监督
鼓励每个学校成立膳食委员会,人员以切实关注校园食堂食品安全问题的学生家长为主,其他关注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为辅。膳食委员会可统一协调安排家长入校,加强对校园食堂食品安全各个环节的监督,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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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职能部门监管的局限性,激发学校更好地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另外,可依托各社区、村级群,向社会公布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举报电话,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反馈校园食堂食品安全问题,建立校园食品安全反馈问题优先办理机制,推动校园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4 . 结语
校园食堂供餐体量巨大、社会关注程度高,事关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市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更好地提升校园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学校自身、相关职能部门、从业人员需要加强重视,基于校园食品安全现状,研究对策,积极投身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构建,借助社会各界力量,形成良好的社会共治格局,切实守护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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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接入DeepSeek大模型的调查报告
《采写编》编辑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AI大模型成为推动各行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作为文化生产单位, 新闻媒体在业务应用上与人工智能有着天然的契合度。 2025年1月20日,由国内大模型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发布的DeepSeek-R1大模型,吸引了国内众多媒体集团的广泛关注,并纷纷积极接入应用,为行业智能化转型带来新契机。为了研究国内省级媒体在对待AI技术以及接入DeepSeek大模型的情况,我们从2025年1月20日DeepSeek-R1大模型发布开始,对一个月内的网络数据进行了搜集分析。
一、接入DeepSeek大模型的发布日期及分布情况
本研究以DeepSeek-R1大模型的发布日期1月20日为起点,通过网络搜集了一个月内各省级媒体及其旗下平台接入DeepSeek大模型的情况。通过网络搜索可以发现,最早宣布接入DeepSeek大模型的省级媒体是两家山东媒体——大众报业集团的大众日报客户端和山东广播电视台旗下的闪电云平台,两者的发布时间均为2月5日。而同时发布接入DeepSeek大模型报道最多的一天是2月10日,一共有4家省级媒体通过不同的渠道发布了相关信息,这4家媒体分别是:纵览新闻客户端、重庆广电第1眼TV、大象新闻客户端和大河财立方。
截至2月20日,通过互联网有据可查的报道显示,国内已经有不少于21家省
级新闻媒体单位宣布正式接入DeepSeek大模型。
二、接入DeepSeek大模型的方式
1 .本地化部署:媒体和出版单位通过获取开源代码进行本地化部署和模型适配,如河北日报报业集团、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天津津云新媒体集团等通过获取开源代码,完成了本地化部署与模型适配。
2 .云服务接入:多数媒体集团和出版单位采用直接接入DeepSeek- R 1 大模型的方式,通过API接口或SDK实现与DeepSeek大模型的深度融合。如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江西新闻客户端等通过云平台接入DeepSeek大模型。
3 .未知方式:由于信息来源为网络搜集,部分媒体在介绍接入情况时,并未列明具体的接入模式,而是使用了“深度对接”“深度融合”“全链融合”等模糊表述,甚至在文章中未对接入方式进行任何提及。此类情况均归入未知方式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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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入DeepSeek大模型后的应用场景
通过对所有已知媒体发布的稿件内容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新闻媒体单位在接入DeepSeek大模型后,利用其强大的AI智能技术所做的具体应用工作主要分为七个方面:智能问答、采编内容优化、客户精准推送、行业智能转型、业务拓展及场景创新、安全风控和本地知识库的搭建。其中,采编内容优化被广泛应用,其次是智能问答和客户精准推送。
1 .智能问答:通过DeepSeek大模型的推理能力,为用户提供实时问答服务,从而提升用户体验。在21家媒体中,有12家已开通此应用。例如纵览新闻客户端的“纵览智能AI助手”在接入DeepSeek大模型后,当读者进行智能对话和问答时,结合DeepSeek-R1的语义理解能力和上下文分析技能,纵览新闻客户端可以更准确地理解用户意图,提供更加相关和个性化的搜索结果。
2 .采编内容优化:利用DeepSeek大模型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辅助记者和编辑快速生成新闻初稿、摘要、标题等,帮助采编人员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整理、提取,缩短内容生产周期,提高生产效率。其中,18家媒体尝试了这一功能。例如,冀云·融媒体平台通过DeepSeek大模型在智能采编方面的应用,实现了深入媒体场景的内容智能化创作。在撰写一篇新产品发布报道时,只需输入产品关键信息、发布会亮点等,系统既可自动生成内容丰富、条理清晰的报道初稿。
3 .个性化内容精准推送:通过DeepSeek大模型的个性化推荐功能,媒体平台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创新服务,从而增强用户黏性。有11家媒体采用了这项技术,如福建海博TV的福云平台接入DeepSeek-R1后,其推理能力与语义理解能力将进一步强化推荐系统的实时性与个性化,为用户提供更贴合其兴趣的新闻、视频及互动内容。
4 .助力行业智能化转型:推动媒体行业在内容创作、传播和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智能化变革。例如重庆广电第1眼TV的“芯问”大模型接入DeepSeek大模型后,不但为重庆媒体行业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样本”,还将持续推动媒体融合与智能化发展,探索人机协同的最优模式。
5 .业务拓展及场景创新:利用DeepSeek大模型的强大功能,媒体集团和出版单位可以拓展其业务领域和服务范围,构建丰富的AIGC应用场景。例如,封面传媒旗下的封面科技已将DeepSeek大模型接入其自研的全系列人工智能产品中,聚焦于智媒技术底座、智媒采编生产、用户智能交互、内容传播分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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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风控安全、智慧文旅应用等六大方向。首批重点开发的十五个技术产品,着重于提升新闻生产效率、增强内容分发、优化用户运营等方面,旨在打造更智能、高效、个性化的生产传播体验,助力传媒行业的智能化转型。
6 .提升安全风险控制能力:DeepSeek具备大模型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能够精准识别文本、图片、音视频等多种模态的违规内容及背后的观点和意图,整体识别准确率高达99. 9 % 。因此,它能够构建实时内容风险检测能力、敏感问题安全应答能力以及端云协同的防护系统。例如,吉林广电的“整活儿”AI创作平台利用DeepSeek大模型打造的“老舅防火墙”,实现了AI审查速度是人工审查速度的40倍。
7 .打造本地知识库:利用DeepSeek大模型的RAG(检索增强生成)能力,把数据完全存储在本地服务器,在确保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媒体可以打造具有区域和行业特色的数据库。例如,大河财立方借助DeepSeek大模型持续完善河南财经大数据平台知识库,进一步提升现有财经数据产品的服务能力,为用户提供专业化、定制化、数智化的资讯、金融、数据、线下等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
四、结束语
DeepSeek作为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媒体集团和出版单位中的应用前景广阔。通过上述调查分析可以发现,在接入DeepSeek大模型后,媒体集团和出版单位能够显著提升内容生产效率、优化用户体验、拓展业务边界。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政策的进一步支持,相信以DeepSeek大模型为代表的国产AI大模型在媒体行业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入。
目前国内中央级、省级以及部分市级主流媒体几乎都已接入DeepSeek大模型,但考虑到研究的时效范围,本研究仅截取了1月20日至2月20日期间,网络上能搜索到的省级媒体情况。上述数据仅做研究参考之用,不代表官方权威统计,数据收集可能还不够全面。
四、结束语
以《河北日报》为代表的实践表明,DeepSeek类技术通过自动化内容生成、数据驱动决策与智能分发系统,显著提升了新闻生产的时效性与传播精准度。然而,技术赋能的进程也带来了对新闻本质的深刻思考:当算法介入内容生产,如何平衡效率与真实、流量与责任,成为行业必须面对的核心命题。研究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未削弱新闻专业主义,反而凸显了“人机协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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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记者将更多精力投入深度调查、价值判断与创意策划,技术则承担信息整合等辅助性工作,人工智能正成为记者的“智能增强”工具,而非替代者。但需警惕的是,若技术脱离有效规制,可能引发虚假信息、隐私泄露及版权风险。因此,构建“技术+制度”的双重防火墙至关重要,包括建立多级内容审核机制、完善训练数据的伦理审查标准,以及明确人机协作的权责边界。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在新闻业中的作用仍然是辅助性的,其本质在于帮助人类更好地传递信息,而非取代新闻从业者的判断与创作。在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从业者不仅要掌握技术,更需具备对社会、ZZ及人性的深刻理解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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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杨晨程
“三全育人”是X中央提出的重要育人理念,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要这个重要的着力点。立足“三全育人”理念,开展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意义重大,是高校健全和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的需要,是高校开展思想ZZ工作的重要举措,更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关键。在“三全育人”视域下,分析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从“三全育人”这个大格局大视野来寻找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策略,是新时期思想ZZ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一、“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
当前,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深入分析摆在面前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是研究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对策、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效果的关键。
1 .心理健康教育主体作用发挥不够
近年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效果有所提升,但落实“全员育人”做得还不够。一是辅导员岗位职责模糊。辅导员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主体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但其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岗位职责比较模糊,对心理健康教育参与度较低。二是管理人员教育功能薄弱。除专职教师和辅导员外,行政管理人员及后勤服务人员应该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得以有效开展的重要保障,但他们对心理健康教育参与不多。三是专业任课教师参与意识欠缺。高校全体教职工都应努力参与心理健康教育,在教学、管理、服务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教育引导学生,但实际上不少专业课教师缺乏参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
2 .心理健康教育体制机制完善不够
“全程育人”要求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长期性、持续性,贯穿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全过程,但部分高校在心理健康教育体制机制构建方面不够完善。一是没能对全体学生进行有效的心理摸排。学生心理摸排工作应该面向全体学生,及时发现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掌握其思想动态并进行科学干预[1]。二是心理健康教育针对性不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存在的问题不同,因而教育内容也应有所不同,分阶段细化教育十分重要。但部分高校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主要面向新生,对高年级学生有所忽略,而且制定的教育方案没有针对性,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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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
3 .心理健康教育多方联动拓展不够
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得到了一定的拓展,但“全方位育人”格局并未形成。一是学校与家庭有机联动效应不明显。在学生进入大学后,学校与家长的联系越来越少,家长甚至不了解学生在校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很少参与学校组织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二是学校与社会有机联动效应不明显[ 2 ] 。当前,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获得信息和知识,但网络中有时存在的不实信息和负面内容,会对一些学生的思想观念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影响其心理健康,而学校与社会的联动教育并不到位。三是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联动不够。心理健康教育不能仅局限于课堂中,还应该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育人作用,但部分高校的团体心理辅导、职业能力测试等实践活动存在短板。
二“、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为提升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效果,高校应从全员、全程、全方位三个方面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有效落实“三全育人”理念,促进心理健康教育长足发展。
1 .构建“全员协同”一体化育人队伍
高校所有教职员工都应积极参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包括心理健康教育专
职教师、专业任课教师、专职辅导员、班主任、管理干部及后勤服务人员等。
(1)发挥专职教师的教育主导作用。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是课堂教学的责任人,是实施教学、咨询、预防、干预工作的重要人员,发挥着教育主导作用。一是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专职教师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人员,主要是向学生传授心理健康知识和技巧,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专业教师选择教学内容时,应考虑和贴近学生的实际情况,从传授心理健康知识、教学心理调适方法、与学生共情等方面开展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应采取学生易于接受的教学方式,展现出教师的人格魅力和课程的艺术魅力;在管理层面上,应合理制订计划,适时开展评估,实施动态调整。二是发挥宣传引导主媒体作用。为提高学生的心理保健能力,专职教师应积极发挥自身宣传、引导的作用。可以定期举办心理主题优秀作品巡展,以公益广告的形式宣传心理健康知识,通过微博发布心理美文与学生互动,建设新媒体平台,发挥学生朋辈互助作用。三是发挥心理咨询主阵地作用。专职教师应注重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和咨询技能,规范咨询服务流程和个人档案,做好重点心理问题学生转介工作,解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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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障碍性或发展性心理问题,预防和处理突发性危机事件,保证来访学生的信
息安全。
(2)强化辅导员的骨干引领作用。对于学生来说,辅导员既是教师,又是管理者。他们是开展思想ZZ教育、负责学生安全管理的骨干力量,其理论水平、实践能力尤为重要。因此,高校应强化其骨干引领作用。一是开展专业培训,提高辅导员专业素养。辅导员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骨干力量,他们身处育人一线,与学生接触较多,因此需要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尤其是与学生谈心谈话的技巧,以及应对和处理心理危机事件的能力。高校应制定专业的辅导员培训方案,合理安排培训时间,使培训过程连续化,提升辅导员育人水平。二是明确辅导员的角色定位,细化其工作职责。辅导员往往要花大量时间处理繁杂琐碎的日常事务,工作较多,高校应细化辅导员的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确保辅导员有时间有精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3)发挥管理服务人员的协同教育功能。当前,部分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及后勤服务人员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协同教育功能并未有效发挥,需找到行之有效的途径。一是加强思想引导,帮助其树立育人理念。高校应加强思想引导,使管理服务人员意识到自己的育人职责,组织全体教职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业务知识培训,帮助其树立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理念,向其传授常见的学生易发心理问题干预与处置基本知识。二是完善制度体系,提升其育人水平。高校应出台行政管理及后勤服务人员参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制度规定和机制保障,可以尝试将参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纳入行政管理及后勤服务人员的工作范围,并完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细化考核指标,兑现绩效分配,以助力其提高育人水平[3]。
(4)提升专业任课教师的参与意识。高校要引
导专业任课教师积极参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挥其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让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传授知识的同时,也要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利用与学生接触交流的机会了解学生的心理,提供学业指导和力所能及的生活帮助,在专业课教学中融入心理知识,并及时将学生中的异常情况报告给相关职能部门。二是通过制度保障提升教育效果。在工作考评、绩效考核、职称评审、岗位晋级、评先评优等工作中,要充分考虑教师参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程度和积极性,使教师意识到自身的教育责任,并通过开展培训帮助教师掌握运用心理健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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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解决学生实际问题的能力。
2 .建立“全程贯通”持续教育机制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长期性、持续性,要针对学生不同学习阶段的实际需求设计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建立“全程贯通”持续教育机制,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立志成才和全面发展[4]。
(1) 掌握不同阶段学生心理状况。 高校需要地毯式开展学生心理状况排查,掌握学生在各学习阶段的心理状况,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并及时干预。一是做好心理健康测评摸排工作。开展学生心理普查是一项常规工作,可以筛查出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学生,也可以排查出因某些事件而产生消极情绪甚至出现急性应激障碍等心理问题的学生。二是建立“一生一策”心理成长档案。可以利用心理健康测评平台汇总测评结果,建立反映学生心理变化轨迹的“一生一策”心理成长档案,并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手段动态分析不同时期的学生心理状况,形成定期上报、汇报、研判的工作机制。三是健全心理四级预警防控机制。“学校—院系—班级—宿舍”四级预警防控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学生心理问题的早发现、早识别、早干预、早解决。
(2)开展不同阶段学生适时教育。高校要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心理等方面的显著差异进行分类考量,再根据结果安排有针对性的教育主题。一是做好新生入学心理调适教育。可以针对新生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讲授情绪、人格、人际关系等内容,加强适应性教育和生命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引导学生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尽快掌握适应大学生活的方法和能力。二是做好关键时期积极心态教育。高校应在各阶段实施针对性的教育,特别是对处于心理发展关键时期的学生,更需要合理规划、加强引导,使其养成积极的心态、良好的习惯和健康的情绪,提高其抗挫能力,保持心理健康教育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三是做好毕业时期就业心理教育。就业压力容易引发心理问题,有些学生怕就业、慢就业、不就业问题比较突出,高校可以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辅导”“就业创业指导”“职场礼仪”“职业能力测试”等课程,培养学生正确的就业观、创业观、成才观,帮助其掌握国家就业政策,树立求职目标和信心,保持积极乐观的就业心态,确保毕业生顺利就业、高质量就业。
3 .构建“全方位渗透”协同育人机制
高校要调动一切可利用的教育资源,构建网络环境与现实环境相匹配的协同机制,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方联动”协作机制,强化教育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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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咨询服务、预防干预“四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运行机制,真正实现
“全方位渗透”[5]。
(1)完善“线上线下”配合协同机制。构建“线上线下”配合协同机制,实现网络环境与现实环境的相互配合,有助于落实“全方位”育人。一是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环境。营造健康向上、乐观进取的校园文化氛围,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挖掘其中能培养学生高尚情操和健全学生人格的精神品质,并融入到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充分发挥朋辈群体的无限力量,帮助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实现“助人自助”。二是打造网络心理健康教育环境。高校应努力打造兼具时效性和实用性的网络教育平台,专门设置心理健康教育栏目或“心理小知识”模块,公布心理咨询服务值班安排表,以便学生在线预约咨询,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更多写作资料+微信:nuo18091 4】
(2)建立“三方联动”协同育人机制。应有效整合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力量,开展系统周密的心理健康教育,助力实施全方位协同育人。一是调动家庭、社会多方教育力量。原生家庭对学生的气质特征、兴趣爱好、能力特长的影响很明显,尤其是良好的家风、和谐的氛围、家长的表率对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至关重要。要加强校社联动,开展校社联合培养,发挥社会教育力量,通过校企联动创建协同育人机制,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二是建立“一体两翼”协同育人机制。“一体”是学校,“两翼”是家庭和社会。与学校一样,家庭和社会也是学生成长的摇篮。高校要积极与家长沟通,掌握学生的早期心理情况,结合现实探索行之有效的“家校合作”方式。家长要关心孩子的心理变化,及时与学校沟通,社区则可以通过开展活动来宣传心理健康知识,营造心理健康育人环境。
(3)建立“四位一体”立体运行机制。高校要强化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咨询服务、预防干预“四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运行机制,把握其内在联系,发挥其联动作用,提升心理健康教育质量[6]。一是开展“四位一体”相关心理活动。课堂教学始终发挥着主阵地的作用,其覆盖面较为广泛,可以依靠教学手段帮助学生掌握心理健康知识。实践活动可以吸引学生关注心理问题。咨询服务能够为那些遇到困惑却无法自我调节的学生指点迷津、舒心解惑,指导学生解决障碍性或发展性心理问题。二是把握“四位一体”必然内在联系。课堂教学是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的主渠道、主阵地,实践活动是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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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则是心理健康普及性教育的重要补充,也是预防干预的重要手段和前提基础[7]。三是创建心理健康教育品牌。高校要了解教育对象的心理特点,把握其心理规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科学研究,不断探索具有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并应用到实践中。高校可以利用沙盘室、宣泄室等设施发挥“五育并举”的重要作用,联合各学院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系列活动,如大学生心理健康节、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等,加深学生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并利用微信公众号、网络视频、校园媒体等平台不断拓展教育途径。
三、结语
综上所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和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开展高校思想ZZ工作均离不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高校需要在“三全育人”背景下,积极研究和探索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有效策略及方法。在“三全育人”视域下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建立“全员协同”一体化育人队伍是必要前提,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全程贯通”是主要手段,坚持“线上线下”配合、“三方联动”协同、“四位一体”运行的全方位立体育人格局是机制创新,高校应通过以上举措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稳步发展,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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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学生乡村支教问题分析与对策 基于对某儿童村的实地调研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苏林
X和国家高度重视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践育人是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有效途径,并就加强新时代学校实践育人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寄语青年“坚持知行合一,注重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炼,增长本领”[1]。X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学联就做好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出台新部署提出新要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情况纳入高等教育评价;将教师指导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情况计入教师工作量;将学生实践情况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档案袋,为完善大学生社会实践评价、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强调,要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社会实践的目标使命[2]。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关于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实效深化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的意见》要求,“坚持守正创新,开展经常性、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推动社会实践活动内涵化、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发展” “坚持精准施策。以学生为中心,将统一要求和分类实施相结合,注重区分不同地域、院校、项目及工作环节的差异,分层分类实施集中与分散、长时与短时、团队与个人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活动,破解实践育人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以及X和国家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新要求,为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实效提供了重要遵循和有力指导。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社会实践已成为对高校、高校教师和大学生进行科学评价的重要内容。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成效总结、问题梳理分析与优化路径研究探索是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乡村支教活动作为一项融合了社会责任、教育热情与个人成长的社会实践公益行动,进入新时代以来取得长足发展。但因不同高校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定位认识和思想重视程度不同,导致大学生社会实践乡村支教活动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动态监管机制不完善,活动执行落实情况不理想,支教活动开展成效及结果评估还存在较大偏差。总结分析大学生社会实践支教活动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成因,有针对性地探索提炼应对策略与突破路径,有利于总结经验整改不足,推进大学生乡村支教活动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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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大学生乡村支教存在的突出问题
某儿童村是代养代教因父母犯罪伏法、服刑、劳教而无人抚养的少年儿童,无偿为入村儿童提供包括衣、食、住、行、医疗保健、读书上学、文化娱乐等一系列救助服务的民间慈善机构。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有9家和某儿童村类似的代养代教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公益机构。本文基于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相关文献资料及新时代国家政策部署新要求的学习研究;通过某儿童村支教活动的具体实践和对参与过“三下乡”支教活动的大学生志愿者基本信息、思想认知、参与动机、活动体验、意见建议等的基本调查;以及在某儿童村具体支教活动实施过程中,对在校大学生、儿童村学生、教师及工作人员三个不同群体发放120份调查问卷(回收114份),与45人次面对面进行访谈交流;结合参与支教活动的直接观察,研究分析活动运作过程和互动情况。另外,通过网络平台收集68份关于大学生乡村支教活动的相关案例进行归纳分析,以期全面了解大学生乡村支教活动开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调研发现,大部分高校社会实践支教团队能认真落实国家关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部署,严密组织开展支教活动,精心设计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和实践体验课程,引入现代化教育技术和多媒体教学手段,全方位开拓乡村学生求知视野,提高乡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3]。特别是结合有的乡村学生父母长期打工不在身边,缺少亲情陪伴的实际状况,与他们开展互动交流,给予课业辅导、心灵疏导、亲情陪伴和励志教育等个性化关怀和指导,激发了乡村学生对未来的憧憬,为乡村教育发展和文化振兴带去活力,同时通过支教活动促进自身成长与蜕变,增强了专业素养,锻炼了服务社会实践能力。但调研发现,仍有部分高校社会实践支教团队存在前期准备不充分、组织实施过程不规范、评价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影响了支教效果和质量。
一是资源需求匹配度失衡。在支教活动开始前,支教团队需要深入了解受援乡村学生的真实需求,量身定制支教活动计划和有针对性的支教服务内容,确保支教内容的适配度和支教活动效果。但调研发现,资源供需匹配度失衡是许多大学生乡村支教团队存在的一个共性现象。 据问卷调查, 70%的大学生表示,支教团队在支教活动正式开始前,没有对受援乡村学校的教育现状、学生学习程度和当地教育设施情况等进行充分调研,对支教活动日程安排及支教课程准备未能进行有效规划,导致在支教过程中出现供需不匹配的现象,支教效果难以达成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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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持续性与系统性不足。和某儿童村教师、工作人员交流发现,大学生乡村支教大多活动周期短、连续性不够,常常是今年这个团队去了,明年就不再去了,或者换成另一个团队,使支教内容衔接不够,系统性不足,实际效果不理想;还有个别学校支教队员只参加三四天的支教活动,离开时却要求开一周的实践证明材料;有的学校支教团队甚至当天到当天走,失去了社会实践的根本意义。
三是内容和形式创新性不够。调查问卷显示,多年以来,高校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大多围绕团中央、省学联等上级部门下发的文件主题进行安排,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实践模式,很少有学校对新时代新形势下社会实践活动开展规律、显著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进而创新实践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尤其是在实践者专业特长和社会实际需要方面挖掘不够,致使大多实践支教活动存在内容匮乏、形式单一的问题,没有实现组织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初衷。据某儿童村学生和教师调查问卷显示,他们更需要具有一定针对性的支教活动,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四是专业技能培训欠缺。从调查问卷和访谈交流情况看, 80%的大学生表示,学校每年“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启动前都会进行统一培训,但培训内容大多针对调研报告如何撰写、宣传稿如何投送、活动结束后经费如何报销以及活动中如何加强人身安全风险防范等,对支教队员希望了解的实践活动前期如何准备、实践过程如何组织、调查研究如何开展等内容并未过多涉及;对教学准备、教学技术、教学方法、心理调适、调研方法以及安全应急等支教必备的技能更是少有提及。参与问卷调查80%的学生表示,支教实践行前培训内容指导性、针对性不强,培训实际意义和效果未达到理想状态。
二、大学生乡村支教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是思想认知存在偏差。大学生社会实践是高校思想ZZ教育工作的有效延伸,是青年学子深入社会体验生活、服务社会的有效途径。但因功利主义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大多学生更热衷于参加学科竞赛,即使参加“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也是带着课题调研任务;参加乡村支教活动80%的大学生认为支教内容单调、时间短、收效不大;还有30%的受访大学生表示,支教只是为了增加个人实践履历。因为对支教活动思想认知不同、入队动机不同,导致一些支教队员对支教活动参与不积极,态度敷衍,与乡村学生沟通缺乏基本的耐心,有的甚至发生肢体冲突现象,影响支教活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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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前期准备不够充分。据对某儿童村学生和教师的调查问卷显示,部分支教团队对受援乡村实际教育资源情况和乡村学生学习现状缺乏充分了解,没有做好相应的工作准备,在支教活动实施过程中所准备的课程难度与乡村学生实际认知水平存在偏差;缺乏对整体支教的统筹规划,导致活动在进行过程中临时安排的混乱和遇到突发状况时措手不及;还有个别队员在教学过程中不会运用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缺乏随机应变能力,难以满足乡村学生在个性化学习方面的特殊需求。
三是经费保障条件有限。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一般分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自筹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有少许经费保障(但重点项目数量往往有限),大部分为一般项目和自筹项目,一般项目活动经费相当有限,自筹项目则没有活动经费。而支教活动大多在农村偏远地区实施开展,不仅涉及支教团队的饮食和住宿问题,还涉及教学用具、教学材料等的购置问题。从问卷调查的情况看,70%的大学生反映,由于活动经费和个人经济条件有限,他们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一般会放弃选择乡村支教项目,即使选择了也会压缩支教时间,导致一些想参加支教活动的队员因经济条件限制无法参与或长久坚持支教活动,影响支教活动的连续性和持久性。60%的大学生表示,由于农村教学资源和基础设施相对匮乏,导致自己提前准备的教学课件、体育器材等无法使用,只能现场就地取材,重新调整教学安排,影响支教活动按计划开展,预期状态和目标无法实现。
四是评价反馈机制不健全。指导教师的深度参与是促进大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相结合的关键之一,是提升实践成效的重要环节。但从访谈交流发现,在支教实施过程中,大部分乡村支教团队没有随队指导教师,主要是学生支教团队自主到受援乡村开展活动。因缺乏教师对支教过程的跟踪管理,导致部分支教团队在活动开展中存在一定的形式主义现象。另据访谈发现,在支教活动结束后,大部分高校对支教结果只是以宣传报道、调研总结等形式进行结项,缺乏完善的评估反馈机制和实际问效,长此以往导致部分大学生支教团队责任意识不强,支教活动内容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预期目标效果不明显。
三、优化大学生乡村支教活动的策略
面对大学生乡村支教活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高校作为组织者和推动者,应重视此项工作,采取更为精细的针对性措施,加强对乡村支教活动的统筹规划,将大学生乡村支教纳入实践教学体系,与教学计划设置、学生专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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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典型培养、就业推荐等结合起来,建立健全保障、培训、跟踪问效和考核
评价激励等机制,从根源上提升大学生乡村支教活动的有效性。
一是探索导向性方案,精准对接需求。制订导向性乡村支教方案,首先,要深入乡村了解受援学校学生教育现状、课程设置、师资水平、教学设施等,通过全面、精准分析,掌握支教主要问题和潜在需求点。其次,要根据分析结果,明确支教目标,精心设计支教课程内容。最后,要整合各方支教资源,形成多元化支持体系。另外,要编制支教日程和活动计划,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导向性支教方案有利于精准对接受援乡村学生需求,提升支教的效率和质量。
二是打造“接力”模式,建立长效机制。乡村支教接力模式是一种通过有组织的接替过程,保障支教活动连续不断、效果累积的策略,旨在克服传统短期支教项目中断、活动不持久等问题,确保支教活动持续改善和发展。应根据受援乡村学生的现状和需求,明确长期支教规划和具体工作重点及预期目标;定期招募和培训支教志愿者,形成稳定的支教队员储备库;强化针对性系统培训,做好“传帮带”,筹划好支教活动方案,确保无缝链接;定期反馈支教效果,持续改进调整优化支教方案,形成有机循环模式。
三是加强专业技能培训,提升教育效能。支教前开展有效的专业培训,既能满足受援乡村学生的实际需求,又能提高支教质量,给参与者自身带来成就和快乐。通过培训,使支教队员掌握一定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适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教学方法、课堂管理技巧和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基于不同的地域历史、风俗习惯、经济状况等,讲解当地文化和社会背景,以便更好交流融入,避免文化冲突;传授针对性的心理健康和安全教育与应急处理知识,引导支教队员学会识别和应对常见心理问题、急救问题,制定应急预案,必要时给以专业帮助。
四是提供资源设施,健全支持保障体系。一个完善的支持保障体系,不仅能保障支教活动顺利进行,还可以确保支教活动质量。应健全详细的支教管理办法,包括招募条件、培训流程、考核标准、奖惩机制等,确保支教活动有序开展;根据支教活动的不同地域、不同期限,给予不同的经费支持和交通保障,确保支教活动顺利进行;另外,应给予一定的图书、资料、设备等资源器材设施保障。
五是完善评价反馈机制,建立闭环系统。健全的评价反馈机制是确保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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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关键所在。在支教活动开始之初,就要设立清晰的支教目标和可行的评估标准;在支教过程中,要建立跟踪机制,强化支教过程规范管理;在支教结束后,要建立问卷调查、访谈、调研报告等多元化反馈渠道,多形式全面了解支教活动效果;根据前期调研和中期反馈数据,定期回访受援乡村学校,评估长期影响,合理调整优化支教资源配置。要通过有效的评价反馈机制,建立支教活动闭环系统。
六是争取政府层面的大力支持,确保支教活动顺利开展。政府作为连接各方的重要桥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积极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在政府的支持下,将大学生支教活动的各个要素充分运用和连接起来,根据支教资源供给与需求的不同,对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使支教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4]。商请政府根据支教的实际需求提供资金补贴、政策优惠等,帮助大学生解决支教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增加对乡村学校现代教学基本条件的投入,改善基础设施,为支教队员提供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工作环境;推动建立长效机制,将大学生支教活动纳入乡村教育发展规划,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对大学生支教活动提供一定的资金和物资支持,形成多元化投入模式;引导媒体加强对大学生支教活动的正面宣传,提高公众对大学生支教活动的关注度,积极营造全社会重视和支持大学生社会实践支教活动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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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深耕意识形态安全“责任田”的实践探索
哈尔滨医科大学讲师 张书彬(2025年5月13日)
X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加以部署。高校是向国家输送各业人才的育人重地,也是X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高校工作者必须积极主动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主动应战,着眼工作实际谋篇布局,勇于担当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责任使命,做好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深耕意识形态安全“责任田”。
一、着眼实际谋全局
着眼实际谋全局,即着眼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实际,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优秀接班人的育人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管理,指出“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因此高校工作者必须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阵地意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切实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机结合,瞄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定位,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
其一,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高校X委要发挥领导干部的核心作用,旗帜鲜明讲ZZ,增强ZZ意识、提高ZZ站位,以顶层设计部署落实各级意识形态工作,将意识形态安全贯穿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全领域。其二,要提高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重视程度。意识形态工作近年来已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但仍有部分高校工作者不清楚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因此要加大新理论、新思想的学习力度,组织理论学习和研讨,敢于亮剑,答时代之问。其三,要制定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科学评价制度。通过教职工自评、学生听课评价等方式,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教学考评的标准之一,以此提升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质量。
二、聚焦主体强责任
聚焦主体强责任,即明确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实施主体,也就是搞清楚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主体,细化主体责任,强化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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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主要对象是青年大学生,因此高校教师是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主力军。多数师生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大多由思想ZZ理论课教师完成,正因如此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会存在些许薄弱环节,这就需要细化主体责任,壮大教育队伍。
首先,思政课教师是意识形态工作的直接教育者。思政课集ZZ性、理论性、德育性于一身,是对学生进行理论灌输和情感传递的主渠道,因此思政课教师是引导学生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直接教育者,思政课教师要进一步深化国家安全理论研究,以理论创新助力教学改革,以教学改革提升育人实效。其次,专业课教师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参与者。专业课教师应自觉提高ZZ敏感度,加强自我约束,于日常授课过程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引导学生在鱼龙混杂的海量信息中,去伪存真、明辨是非。最后,辅导员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指导者。辅导员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要做好学生的思想ZZ工作,辅导员更是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第一负责人。因此辅导员要在加强自身理论建设的同时,时刻关注学生思想动向,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三、破除定势求创新
破除定势求创新,即破除课堂教学育人定势,创新意识形态教育模式,以
新方法赋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逐渐成为了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必争之地。首先,要积极主动进行网络宣传,将新理论、新思想通过公众号、视频号、朋友圈等媒体社交方式加以宣传,以前沿理论武装师生头脑,提升师生的辨别能力。其次,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高校要致力于营造国家安全育人氛围,如开展国家安全主题教育展,列举国家安全部门公布的真实案例,通过教师讲解、学生参观的形式,提高师生参与度。此外要动员各机关处室、学院各尽其长、群策群力,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如“红色故事·我讲你听”“红色歌曲我来唱”等红色文化活动,增强国家安全教育的趣味性和融合性,在活动中弥补传统课堂教学的不足。最后,要结合地区红色文化特色,以红色文化资源赋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积极探索实践育人新渠道。以黑龙江省地方红色育人资源为例,黑龙江省拥有东北烈士纪念馆、哈尔滨烈士陵园、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等多个红色教育基地,省内各大高校积极组织学生参与红色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研学中积累爱国主义素材,真正做到把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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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融合,让学生在实践中体悟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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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浦口区智慧农业发展情况调研与对策
扬州大学农学院 王从涛
1 . 引言
X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1]。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浦口区依托稻米、瓜果和水产三大主导产业,形成了现代农业发展格局[2]。为推动智慧农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年)》,强调加强农业生产基础,完善产业链和生产技术体系,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3],推动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4]。
2 . 研究方法
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笔者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包括实地观察、深度访谈和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在数据采集过程中,通过广泛的调研和互动,深入了解农户对智慧农业的态度、需求及其实际使用情况,为后续问题分析与对策制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此次调研涉及多个智慧农业管理系统的使用情况,具体包括数字大田系统、数字水产系统、加工管理系统、仓储管理系统、物流管理系统和联农带农服务系统等。调研于2023年3月进行,主要对象为政府农业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农场主、农场管理人员及农技员。调研范围涵盖了多个典型农业基地和合作社,如桥丰植物工厂、汤泉农场、王村瓜果基地、胡守兴家庭农场、绿丰源谷农庄、简诺种植专业合作社、丽铭农庄和众鑫丽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地。
3 . 南京农业现状分析
3 .1 农业发展优势
南京作为长三角地区的特大城市,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预计2025—2027年其人口将达到1000万,这为优质农产品和农业休闲服务提供了广泛的市场需求,进而为南京农业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5]。
此外, 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其农业发展的独特优势。 作为 “六朝古都” ,南京不仅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而且自然环境优美、人文景观和谐。自古以来,南京便有着“书法之乡”的美誉,这些悠久璀璨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打造南京的乡村品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6]。
在科研资源方面,南京也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等多家农业科研机构为该市的农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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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农业硅谷”南京国家农创园位于浦口区,这一科研园区的建设为浦口区的稻米、西甜瓜和水产三大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人才支持和装备提升。
浦口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水充沛且光照充足,具有较长的无霜期。七、八、九三个月为光热水的高峰期,这一气候特征非常有利于优质水稻的生产[7]。在气温方面,南京年平均气温为15.3℃,常年最高气温≥30℃的天数为69d,且年内最高气温≥35℃的天数为9.6d[8]。在光热条件上,南京年平均日照总时数约为1700h,光照充足,太阳辐射强度在夏季达到最高,冬季则最低。
浦口区作为首批116个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区之一,坚持把创新作为加快全区农业农村工作现代化的发力点,全面推动农业农村各项改革工作,注入行业发展新动能。积极探索数字乡村发展新模式,加快浦口国家级数字乡村试点建设工作,借助省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和农创园生物农业、智慧农业、功能农业资源,打造具有浦口特色的国家级数字乡村试点示范区。
3 .2 农业发展压力
尽管浦口区在农业发展方面具备诸多优势,但也面临一些资源限制和挑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尤其是水稻种植面积逐年下降,这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小的压力[9]。
此外,农户的传统观念也是一个制约因素。许多农户年纪较大,较为固守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对新技术和创新理念持有一定的抵触心理,尤其在智慧农业系统的投入使用上,普遍接受度不高。
4 . 浦口区智慧农业现状
4 .1 智慧农业技术应用现状
在浦口区农业农村局的推动下,浦口区农产品生产实现龙头企业(种植大户)产、加、储、运、销全环节数字化升级;同时通过联农带农系统,以龙头企业为基础,带动周边农户投入生产,此外对农业大数据的汇集和应用也进行了深入探索。
4 .1 . 1 智慧水产系统应用一二产数字化提升方面,通过建设智慧水产生产管理系统,实现了青虾养殖过程关键环境信息的监测功能,并结合自动化监测实现了溶氧预警与智能调控功能,通过系统应用减少了人工巡塘、投喂等人力成本投入,政府方面创新制定了青虾数字化养殖标准,并融入到软件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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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4节气农业时令进行拆解并通过手机指导农户按规程养殖。为青虾产业由依靠人工经验管理向数字化精准管理转型提供了基础支撑工具,同时梳理形成了青虾产业全链条数据资源,为企业管理及青虾透明供应提供数据支撑。经测算通过智慧水产生产管理系统的应用,在1个青虾养殖塘口的养殖密度可提升66%,人工投入亩均减少150元,投入品亩均节约200元,总开支减少30%~40%,营收增加15%。
4 .1 . 2 数字大田系统应用 通过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精准农情监测系统、
无人农机精准作业控制系统、水稻精准生产管理系统、智慧灌溉等系统,借助信息化管理、电子遥感影像等技术实现基地定位、定时、定量的农事信息记录和管理及农情、农机、农水整体情况的全面掌控,提高农机作业效率,节约水、肥、药,实现示范田生产过程的可视化、数据化、标准化管理,为农业节水、灾害评估、减灾减损提供科学指导与服务。为水稻、小麦耕、种、管、收提供全程数字化管理服务。系统运用电子地图技术,建立水稻生产一张图,以可视化地图方式呈现基地地块位置分布、种植品种及规模,以田块为最小管理单元为生产主体提供管理服务。 建立了土壤养分分布一张图, 实时监测土壤养分 (pH、氮、有效磷、速效钾、缓效钾)等监测结果,通过养分精准监测,为生产主体提供水肥药精准作业处方图;系统通过接入气象墒情站、虫情站、灌溉水质监测、田间摄像头等物联网设备采集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的监测和预警,为生产主体提供精准灌溉施药作业的决策服务。系统运用无人机和卫星遥感技术,在作物关键生育期,进行长势、灾害、产量预测,为生产调度提供参考。通过农机作业监管终端实现对农机实时作业状态、农机历史作业关键参数,包括作业轨迹、作业数量及作业质量进行在线精准监测。通过示范现代化、自动化装备的建设,实现农业生产和管理全程的无人化和少人化,能够大幅度减少劳动力投入、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4 .1 . 3 加工管理系统应用 帮助企业有效管理加工过程,并提供实时的
产能监控和数据分析。通过记录加工生产数据能够提供准确的当日产能数据和历史产能趋势分析,有助于企业了解当前加工情况,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和资源分配,以确保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能够预测未来的加工需求,合理安排生产资源和人员配比。还提供视频监控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加工现场的情况。企业管理者可以随时观察加工过程,确保生产环境安全,监控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此外,视频监控还有助于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或异常情况,以便及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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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措施进行调整和改进。
4 .1 . 4 仓储管理系统应用

通过数字化管理仓库的入库、出库、库存等
环节,实现对仓储过程的精确控制和优化。该系统可以自动化地管理仓库库位、货物盘点和库存资产统计,提供实时库存数据和报告。同时该系统也对仓库进行实时环境监测和视频监控,并对环境进行分析预警,保障仓库的环境处于合理状态,帮助企业实现准确的库存管理和供应链协同。
4 .1 . 5 物流管理系统应用通过整合物流信息、优化运输路径和资源配置,提升了物流效率和成本控制。该系统可以实时跟踪货物的运输状态,提供车辆管理、配送调度、运输监控等功能,从而实现高效的运输配送管理。
4 .1 . 6 透明供应系统应用 应用农产品透明供应系统实现了生产、加
工、流通环节品控关键信息的透明发布,建立了青虾透明供应的信任消费体系。结合在线直播等数字营销手段,实现了青虾线上销售0的突破,目前累计销售订单达7712余单。助推了青虾品牌建设和产品的溢价能力。
4 .1 . 7 联农带农系统应用 建设线上助农驿站平台,提升龙头企业的助
农能力。以丽铭水产为例,为152户农户提供一站式青虾养殖服务,农户可以通过平台享受学习培训、金融贷款、专家咨询及专业化服务产品,并可在线上购买低价、优质的农资产品。目前平台正逐渐成为助农共富的桥梁纽带。
4 .1 . 8 农业大数据中心应用 浦口区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完善了数据资
源体系建设,确定了60余家单位的810多项数据清单,数据总量目前达6780余万条,新增接入物联网设备近千套,物联网数据有效率从58. 15% 提升到83% ,在南京涉农区县排名第一。通过此项工作,浦口区农业农村数据资源家底更加清晰。另外,为了让数据更加合理有序、保质保量地流转起来,政府方面制定了数据更新机制,依托积累的海量数据资源,建设了浦口数字乡村一张图,在基础资源板块实现了浦口农业基础要素资源的全部上图,全面理清了浦口区农业农村基础资源情况。另一方面,根据实际需求,针对特定细分专题建设了辅助决策分析功能,在农情监测板块,实现了浦口区小麦关键生育周期的农情监测及分析,为种植业科学提供了小麦苗情、长势、产量预估等7期决策分析报告,为浦口小麦生长提供了农事指导参考意见。另外,结合浦口区农田建设情况,对高标准农田的占比、分布、连片情况、未来规划等指标进行了分析,重点实现高标准农田建设、配套设施使用监管、“非粮化”监测开展动态监测分析服务。
4 .2 农产品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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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浦口大力推动特色农业品牌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持续推进“浦食浦味”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宣传推广本地优秀特色农产品,目前收录39家企业特色产品,其中有永宁青虾、后圩(山贡)蟹、桥林茶干、四季永宁、星甸牛肉、晓桥大米、汤农大米、老山蜂蜜、十里清峰茶叶、丰桥君番茄、青口蜜番茄、金宝贝番茄、中玉番茄、胡守兴西甜瓜、周其海草莓等特色地名标识产品。
5 . 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5 .1 设备难普及,覆盖范围小
智慧农业技术应用主要集中在环境监测、农事联动和环境预警等领域。例如,在稻米种植区,农户通过温湿度传感器和土壤湿度监测系统,能够实时掌握田间环境变化,并据此及时调整灌溉策略[10]。然而,尽管物联网设备已经投入使用,但普及大面积应用难,主要原因有3个:一是设备价格较高,农户普遍不愿意购买;二是已安装设备的需要通电和维护,农户不愿意使用,导致其运行状态不稳定,从而影响了使用效果;三是检测结果不准确,比如有的设备本身有技术缺陷,或者因为环境影响(如水中杂质太多),导致检测结果不准确等。整体普及仍面临成本和维护的难题,导致其应用深度和覆盖面有限。
5 .2 农户文化水平限制和操作培训不足
农户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是智慧农业应用中面临的一大挑战。现有智慧农业系统的操作界面对年长农户来说较为复杂,使用过程中常遇到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使用意愿和积极性。其次,对智慧农业系统的使用者培训不足。调研发现,智慧农业系统的使用者在系统理解、操作方法和使用熟练度方面差异较大。特别是大部分使用者对系统的操作流程缺乏基本的认知和熟练度。调查结果显示,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培训内容不充分且不系统,导致使用者对系统不熟悉、操作不便,从而影响了系统的实际应用效果。
5 .3 数据管理与利用有待提高
当前,农产品种养数据管理面临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数据的孤立存储和录入不够规范等方面[12]。其中,数据录入不全面是一个突出问题。基层一线作业人员在录入农事数据时,往往缺乏规范性,农事活动未能及时、准确地记录到系统中,导致农事数据不全,且数据质量较低。这不仅影响了数据的可用性,也妨碍了后续的分析和决策支持。
此外,数据的潜在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尽管智慧农业系统积累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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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事数据,但在实际应用中,因为农户的专业水平限制,这些数据未能有效
分析和利用。
5 .4 经营规模、管理模式待升级
现代农业的发展依赖于经营模式的升级,而智慧农业的推广和应用也离不开经营管理的完善。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农业经营主体普遍缺乏统一的管理模式和考核方法。区内各农场和合作社的管理模式差异较大,特别是部分小规模的家庭农场仍采用传统的农业管理方式,这导致智慧农业系统在基层的推广受到限制。此外,传统的管理模式与智慧农业的集约化管理理念存在一定冲突,企业规模达不到使用系统的地步,进而制约了智慧农业应用效果的发挥。
6 . 对策建议
6 .1 完善智慧农业基础设施
为了加速浦口区智慧农业的推广与应用,需要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物联网设备的覆盖方面,应加大部署力度,尤其是在稻米、瓜果、水产等主导产业的生产区域。推动政府、农业企业和技术服务商的三方协调合作,共同制定物联网设施的采购、部署和维护标准[13]。政府应通过制定技术标准并提供补贴政策,支持农业设备的采购,鼓励企业投资智能农业设备,如制定和实行税收减免、设备补贴、设备专项金融贷款、设备租赁服务等。同时,政府还应与相关机构合作,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并建立设备维护和协调管理机制,以确保设备的长期有效运行[14]。
此外,为了提高物联网设备的兼容性和扩展性,必须建立统一的设备接入规约。通过制定标准化的物联网设备接入系统规约,可以提升设备的通用性,简化设备接入流程,降低系统接入的难度,确保不同设备间的顺利互联互通。
最后,应建立完善的数据规范,制定物联网设备的数据传输形式和数据接口等行业标准。这不仅能保障设备数据的高效传输,满足智慧农业系统在高并发、低延时环境下的数据传输需求,还能实现设备数据的标准化,为农业数据的存储和后续分析提供便捷支持。
6 .2 优化数据管理模式与数据应用
在数据管理方面,应建设统一的数据中台,通过API接口(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是一套预先定义的工具或规则,允许不同软件系统之间进行数据或功能的交互,开发者通过API快速集成其他系统的能力,节省时间和成本)。与不同农业生产系统进行数据交互,实现信息共享[15]。同时,借助人工智能算法对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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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数据进行实时分析,为农户提供精准的种植密度、施肥和灌溉优化建议,
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16]。
为进一步提升数据管理的规范性和效率,应建立数据分级管理体系。根据用户角色(如管理人员、一线种植户等)分配不同的管理权限,使各级人员能够便捷地获取和上报数据,从而促进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通过合理的权限控制,能够有效减少人为因素导致的数据遗漏或造假现象。
此外,继续深化跨系统的数据贯通平台,将数字大田、设施园艺、数字水产等系统的数据进行打通。通过统一的数据模型,支持各系统间的数据交互,提升整体系统的协同效能。
最后,充分利用数据分析来提升农业管理决策。将农事数据的分析成果应用于生产管理中,完善产量预测、病虫害预警、气象灾害防范等功能。与此同时,开发决策支持系统,运用农业大数据为农户提供实时决策支持,如合理的种植密度、适宜的种植时节等,以帮助农户做出更加科学和精准的生产决策。
6 .3 加强人才培训与管理能力提升
针对智慧农业的发展现状,建议设立“智慧农业培训基地”,定期开展技能培训,内容包括智能设备操作、智慧农业系统使用等方面[17]。通过奖励机制激励农户参与培训,提升其技术水平和信息化系统的应用能力,从而推动智慧农业的广泛应用。
此外,应组织农业管理专业培训,邀请专家进行讲座,开展定期技能培训,内容涵盖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农业生产、跨界经营、数据管理等领域的知识。这些培训不仅可以提升农户的专业技能,还能增强智慧农业参与者的整体素养,进一步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同时,加强青年人才的引入与激励机制也是智慧农业发展的关键。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和补贴,吸引农业专业的青年人才加入智慧农业的建设与发展。建立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提供稳定的职业发展通道和优厚的福利待遇,以确保农业管理人才的持续供给,推动智慧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6 .4 建立智慧农业知识管理体系
目前,浦口区农庄合作社的农技知识管理方式较为传统,智能化程度较低,亟需建立标准化的智慧农业知识体系和统一的操作规程。通过将农事活动、生产管理流程等纳入系统化管理,能够提升农业生产的规范化水平,促进农业产业信息资源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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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构建数字化知识库系统,将种植经验、技术资料等农业知识进行收集和归纳。通过建立农业知识管理系统,将农事操作记录、农作物生长周期、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信息进行系统化和结构化管理。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信息的可查找性,也能促进农业知识的共享与传播,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
其次,需要在知识库中建立农事活动的标准化规程,包括种植、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治等各个环节的操作规范。这些标准化的操作规范能够保障农业生产活动的规范性和一致性,从而减少人为差错,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质量和效益。
6 .5 持续赋能品牌建设与健全产业链条
当前浦口区农业的主导产业链有较大提升空间,特别是在冷链物流、深加工和品牌建设方面。持续完善产业链条、持续建立强有力的品牌将有助于提升浦口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特别是在稻米、瓜果和水产等主导产业的全产业链建设中,对智能管理、冷链物流和深加工环节的完善。通过建立农产品品牌并提升市场竞争力,可以有效消化智慧农业应用所带来的产值增加。
首先,持续发展全程冷链物流体系至关重要。应为稻米、瓜果、水产品等农产品配备完善的冷链物流设施,以减少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农产品的损耗。同时,加强智能冷链物流网络建设,对冷链车辆进行轨迹监控和全车程温度监测,保障物流效率与运输品质。在此基础上,将冷链运输过程中的环境管理作为产品亮点之一,提升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认知。
其次,持续创建南京农产品品牌也是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可以依托南京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推动公共品牌建设,塑造更多如“南京稻米”“星甸瓜果”“永宁青虾”等特色品牌。
再次,结合智慧农业系统,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推广,打造线上领种游戏,休闲农场旅游等场景,推动农业与休闲产业的深度融合,重构消费者对浦口区农业的认知,进一步拓展市场份额。
7 . 结语
浦口在产业升级和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好的资源禀赋,较强的发展潜力;智慧农业技术应用方面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因为各种因素的限制,仍面临着先进技术应用、数据价值挖掘及配套产业链待完善等瓶颈[18]。为促进浦口区智慧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推进产业升级,建议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智能设备投入、优化数据管理模式、加快人才素质提升、持续培养特色农业品牌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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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举措,助力农业产业升级,加快现代化进程[19]。
未来,随着政策支持的持续投入、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人才梯队的建立和智慧农业技术的飞速进步与广泛应用,智慧农业赋能传统农业,极大提升传统农业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从而在南京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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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数据治理:现状、问题及对策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经济学院 袁伟良
一、引言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中,商业银行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随着数据的爆发式增长和业务环境的日益复杂,加之客户需求日益多样化,商业银行愈发需要依靠高质量的数据来实现精准营销、优化业务流程、降低风险并提升运营效率,从而增强客户的满意度,这一现状对商业银行的数据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监管机构不断推动金融创新、提升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保护消费者权益,对商业银行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安全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商业银行处理和分析海量数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也带来了数据管理的诸多挑战,如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数据孤岛现象严重、数据安全隐患增多等。此外,新兴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的应用,也为商业银行的数据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商业银行的数据治理问题,探索如何有效地整合和管理数据资源,实现数据的价值最大化,已成为商业银行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商业银行数据治理现状
(一)商业银行数据治理的监管趋势
1 .监管体系日趋立体化
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商业银行数据治理监管体系正日趋立体化,针对金融机构的数据治理,形成了业务、科技、数据为三大支撑的监管体系,并且形成了完整的监管链条,数据监管重要性逐年突出。[1]监管机构越发重视数据质量、安全与合规性,不断完善相关法规和指引。从数据的收集、存储到使用和共享,每一个环节都受到严格监管。多维度的监管要求促使商业银行建立健全数据治理架构,明确各部门职责。同时,通过技术手段加强数据安全防护,确保数据不被滥用或泄露。立体式的监管体系推动着商业银行提升数据治理水平,以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和满足监管需求,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2 .监督工作日益下沉
2008年,原银监会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做好非现场监管工作的通知》。2018年,原银保监会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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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数据治理,提高数据质量,充分发挥数据价值,提升经营管理水平。[2]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业数据能力建设指引》,概括出数据战略、数据治理、数据架构、数据规范等八项能力域。随着商业银行数据治理监管的强化,对数据治理监督工作的逐步下沉表现明显。监管开始深入到银行的各个业务层级和操作环节,对基层的数据产生、收集、整理等过程进行细致的监督和检查。这使得数据治理不再只是高层的关注重点,基层机构和员工也必须高度重视数据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3 .监管处罚彰显金融数据治理升级
2023年,42家A股上市银行与数据治理相关的罚金约2.54亿元,占银行数据治理相关处罚总额的54%,金额同比增长约72%。商业银行数据治理监管处罚案例不断增加,彰显了金融数据治理正处于升级的关键阶段。监管处罚表明对数据质量、准确性、完整性等方面的要求日益严格,促使商业银行更加重视数据治理工作。这不仅推动商业银行完善内部数据治理体系,提升数据管理能力,也强化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意识。由此可见,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商业银行,越来越重视数据治理工作,前者体现在密集的制度规范及趋严的行政执法中,后者则深入到治理机制、战略规划和业务创新上,进一步推动金融数据治理迈向新高度。【更多写作资料+ 微信:】
(二)商业银行数据治理的实践
1 .建立数据治理组织架构
随着数据治理工作重视度日益提升,按照监管要求,商业银行从总部到分支机构基本能够结合实际工作制定管理体系,建立数据治理工作自上而下的组织架构,通常包括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决策层主要职责包含制定数据战略与规划、组织与职责、制度与流程,建立数据文化,审批或授权审批数据治理相关重大事项等。协调层主要职责包含制定数据管理制度与流程、协调重要数据相关资源,推进行内数据管理各项工作,评估各部门和分支机构数据管理各项工作的有效性等。执行层主要职责包含推进数据标准化和质量建设,负责开展数据管理各项具体工作,推动并跟踪数据问题的解决。
2 .建设数据治理体系
数据治理体系建设主要包括数据治理组织架构、人才队伍以及数据治理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在建立数据治理组织架构的同时,建设数据治理人才队伍,各家商业银行要加强金融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其中数据治理人才是引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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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之一,无论是总部还是各分支机构,数据治理专职岗位均不断充实数据、信息专业学历人才,加强数字化人才的储备。建设数据治理制度,是商业银行从总部到分支机构,依据监管、内部的管理办法和工作要求,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制定了数据治理工作机制和实施细则,明确数据管理工作组织架构、牵头部门、各部门职责、工作流程、考评机制,部分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还制定了数据治理自评估制度。
3 .加强数据管理与质量监控
数据治理工作须从数据产生的源头进行管理。在数据生成过程中,通过系统建立严格数据质量检测规则,强制控制确保数据质量。无法通过系统判断数据质量的,可以通过人工自查、主管审核、事后集中复核等方式进行人工处理。目前,各商业银行数据质量监控方式有系统监控、人工监控两种,两种方式相互配合,全面提升数据质量。在系统监控方面,一般不需要人工操作,对于日常运营中经常出现的数据问题,一方面,在系统中部署数据规则检测脚本;另一方面,通过上级行开发的数据管控平台和分支机构自主开发的监测工具定期执行,两方面相结合来排查并控制数据质量。在人工监控方面,需要人工判断和处理,主要由分支机构承担基础业务数据质量的排查。
4 .挖掘并实现数据价值
商业银行将分散的原始数据加工成为具有潜在价值的高质量数据,是释放数据价值的逻辑起点,[3]数据治理是释放数据价值的重要基石,在商业银行数据治理中,数据价值实现取得了一定进展。各商业银行正不断完善数据治理体系,通过一系列多维度的举措,如机制优化、技术创新、业务融合以及安全保障等,全面加强数据治理的全流程管理,确保数据的有效利用和价值的最大化。商业银行逐渐意识到数据作为重要资产的巨大潜力,通过数据治理来提升数据质量和可用性。利用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精准洞察客户需求,实现个性化服务和精准营销。同时,数据也助力了商业银行优化业务流程、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在数据价值实现过程中,跨部门的数据共享与合作不断加强,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日益普及。
三、商业银行数据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
1 .数据质量参差不齐
首先,数据来源的多样化是导致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的重要原因之一。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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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业务范围广泛,涉及众多的业务系统和渠道,如柜台业务、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这些不同来源的数据在格式、标准和精度上可能存在较大差异。[4]其次,数据录入环节的人为失误不可忽视。商业银行各业务条线的员工在录入数据时,可能由于疏忽、理解偏差或操作不规范,错误或不准确的数据被录入系统。再者,数据更新不及时也会影响数据质量。随着商业银行业务的发展和变化,客户信息、交易记录等数据需要及时更新,但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存在更新滞后的情况,使得数据失去时效性和准确性。
2 .数据整合与共享困难
首先,系统多样性导致数据格式和标准的不一致。商业银行不同业务部门往往采用各自独立的信息系统,这些系统的数据结构、编码规则和存储方式各异,使得数据整合时需要进行大量的格式转换,增加了整合的复杂性和出错的风险。其次,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严重。由于商业银行部门之间的业务目标和绩效考核的差异,存在数据共享积极性不足、共享不及时的现象从而降低了数据的价值和利用效率。最后,技术手段和基础设施的不足也是制约因素,部分商业银行缺乏先进的数据管理平台和工具,难以实现高效的数据整合与共享。同时,数据存储和传输能力的限制,也会影响大规模数据的快速整合和共享。
3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不足
首先,数据访问控制机制不完善,商业银行的部分员工可能拥有超出其工作需求的过高数据访问权限,这就增加了数据被误操作或恶意泄露的风险。其次,商业银行对数据加密技术的应用不足,大量敏感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未得到充分的加密保护,一旦数据被窃取,攻击者能够轻易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再次,数据备份与恢复策略存在漏洞,在面临数据丢失或损坏时,无法及时有效地恢复数据,进而影响商业银行业务的连续性和数据的安全性。最后,商业银行对于第三方合作机构的数据共享管理不善,在与外部机构合作时,对数据的流向和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增加了数据在外部被滥用或泄露的可能性。
4 .数据应用效果不佳
首先,数据标准不统一是常见问题之一,在商业银行不同业务线条和系统中,对于相同的数据可能存在多种定义和格式,这使得数据整合和分析变得困难重重。[5]其次,商业银行的数据治理流程不完善,从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到应用,缺乏明确且严格的流程规范,容易造成数据丢失、重复或错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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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流程执行过程中,监督和管控机制的缺失使得问题难以被及时发现和纠正。最后,商业银行的数据治理技术手段相对落后,面对海量的数据,传统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技术难以满足需求,无法快速高效地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同时,缺乏对新兴技术的应用和探索,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限制了数据应用的深度和广度。
(二)原因分析
1 .数据治理战略缺乏
首先,商业银行对数据治理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未将其提升到战略高度,仅视作技术层面的问题。其次,商业银行内部存在部门间沟通协调不畅、各自为政的现象,难以形成统一的目标和规划。再次,商业银行专业的数据治理人才不足,导致无法制定科学合理且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此外,商业银行的业务复杂多变,数据来源广泛且格式不一,增加了数据治理战略制定的难度。最后,受传统管理模式影响,商业银行对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和创新不够积极,无法适应数据治理的新要求。
2 .部门之间协同不畅
首先,职责划分不清,商业银行各部门对于自身在数据治理中的具体责任和权力缺乏明确界定,导致工作推诿或重复。其次,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商业银行内部之间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准确,影响工作的协同开展。再次,数据标准不一致,商业银行不同部门使用的数据格式、定义存在差异,难以整合和共享。另外,绩效考核体系不完善,未充分考虑协同工作的成果,使得商业银行内部各部门更注重自身业绩,忽视协同合作。最后,技术系统兼容性差,商业银行各部门的数据管理系统相互独立,难以实现数据的无缝对接和交互。
3 .技术架构落后
首先,资金投入不足是关键因素,部分商业银行在信息技术方面的预算有限,难以对先进的技术架构进行大规模的更新和升级。其次,技术更新换代迅速,而商业银行的技术决策流程相对烦琐,导致难以及时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再次,商业银行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数据系统往往相互独立,缺乏有效的整合和协同,使得整体技术架构难以统一规划和改进。最后,对数据治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商业银行未充分认识到技术架构在数据管理和利用中的重要性,导致在技术创新和改进方面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
4 .数据分析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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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数据分析工具落后。商业银行可能仍在使用传统的数据分析工具,这些工具在处理大规模数据、复杂数据分析需求以及实时数据分析方面存在局限性。其次,缺乏先进的大数据分析平台和技术,随着数据量的不断增长和数据类型的多样化,商业银行需要具备处理大数据的能力,包括分布式存储、并行计算、数据挖掘等技术。如果没有这些先进的工具和技术,就难以充分挖掘数据的价值。最后,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对风险高度敏感,新兴技术的应用往往在发展初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商业银行担心应用这些技术可能会带来安全漏洞、系统故障或数据泄露等问题。
综上所述,商业银行在数据治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商业银行需要从战略规划、组织架构、技术创新和数据分析等多个角度入手,建立健全的数据治理体系,提升数据治理能力,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需求。
四、完善商业银行数据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做好顶层设计,规划数据治理战略
数据治理涉及业务、数据、技术多方面结合,是一项长期的复杂工程,必须制定明确的数据治理战略规划。首先,应明确数据治理的目标与需求,要与商业银行的整体业务目标相结合,如果商业银行的业务重点是拓展零售业务,那么数据治理战略就应聚焦于整合零售客户数据。其次,构建数据治理框架,设计包含数据质量管理、数据安全管理、元数据管理等多个维度的数据治理框架,明确各管理模块的责任主体、工作流程和质量指标。再次,建立数据标准与规范,制定统一的数据定义、数据格式、数据编码规则等,同时规范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和使用流程,确保数据在全流程中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最后,建立数据质量监测机制,设立数据质量监控指标,定期对数据质量进行评估和监测,及时发现并解决数据质量问题。
(二)搭建数据平台,建立并完善数据共享机制
首先,从技术层面构建统一的数据平台,整合商业银行内部各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建立数据仓库,将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业务流程中的数据集中存储,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其次,成立专门的数据管理部门,该部门负责协调各个业务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事务,制定数据共享的规则、流程和权限管理。同时,打破部门壁垒,促进不同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确保数据能够在不同业务领域之间自由流动。再次,从制度层面完善数据共享的相关制度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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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明确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制定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政策,确保在数据共享过程中客户信息和商业机密不被泄露。[7]最后,培养数据共享的文化氛围,通过培训和宣传,让商业银行员工认识到数据共享对于提升业务效率、优化客户服务和增强商业银行竞争力的重要意义,鼓励员工积极参与数据共享的相关工作。
(三)依托技术驱动,升级数据处理框架
首先,积极引入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使其能够高效处理海量数据,满足商业银行日益增长的数据存储和计算需求,同时对数据进行整合、清洗与存储,提高数据的质量和可用性。其次,注重数据安全,商业银行在升级数据处理框架的过程中,要同步加强数据安全措施。采用加密技术、访问控制策略等,确保数据在存储、传输和处理过程中的安全性。再次,与外部专业机构合作,借助外部数据处理领域的专家和公司的经验与技术优势,为商业银行数据处理框架升级提供专业的咨询和技术服务,避免走弯路。最后,建立完善的测试和评估机制,在数据处理框架升级的各个阶段进行测试,确保新框架的稳定性、可靠性和高效性,根据测试结果及时调整和优化框架,保证框架能够适应商业银行不断变化的数据处理需求。
(四)多维正向赋能,提升数据分析能力
首先,从数据基础工作来看,必须建立完善的数据仓库,整合商业银行内部各个业务系统的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与一致性。进行数据筛选工作,去除无效数据、纠正数据中的错误,为后续分析提供可靠的数据资源。其次,从技术应用方面来看,积极引入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和技术,利用大数据平台处理海量数据,通过数据可视化工具将复杂的数据以直观的图表形式展现,方便决策者快速理解数据含义。再次,构建以数据为导向的业务流程。将数据分析贯穿于业务的各个环节,从市场调研到产品设计、风险控制等。最后,在商业银行内部营造数据文化氛围,让员工充分认识到数据的价值,主动在工作中运用数据,从而全面提升商业银行的数据分析能力,助力业务的高效发展与创新。
五、结束语
商业银行数据治理模式的发展是由内外部环境变化和业务需求驱动的,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数据将成为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商业银行需要不断适应这些变化,加强数据治理能力建设,以更好地应对市场竞争和客户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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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变化。通过制定科学的数据治理战略、完善组织架构、培养专业人才、加大技术投入和营造良好的数据治理文化,商业银行才能够实现数据价值的最大化,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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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生态宜居的影响 基于宁夏农户调研数据
北方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刘七军
X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任务。然而,在实践中农村人居环境仍然存在资金投入不足、农户环保意识不强、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1],如何解决现存问题、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态宜居状况是时下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宁夏同心县作为生态移民迁出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长期以来干旱少雨、土地贫瘠、生态环境极为脆弱。而红寺堡区作为全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由于人口集中迁入,区域生态系统承载能力面临新的压力。两地作为西北典型生态脆弱区,在生态宜居条件改善方面均面临诸多挑战。为此,本研究选择宁夏同心县与红寺堡区作为实证调研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方向,其核心在于实现农业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升级和农村各个领域的全面数字化发展[2]。这一数字化转型为农村环境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改善提供了新的机遇,为改善农村生态宜居条件创造了有力支撑。因此,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生态宜居的影响,既符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也顺应了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趋势,对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学术界对此也展开了广泛讨论。
当今数字化时代下,一方面学者就数字领域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有学者发现在全国层面数字经济对生态环境改善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3],聚焦到民族地区这一正向影响仍然显著[4]。数字技术层面,陈弘等[5]理论上探讨了数字技术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赋能作用,还有学者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在显著提升农业生态效率的同时存在农业产业集聚门槛效应[6]。此外,数字农业对农村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存在着多层面、多区域、多水平效益[7],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是数字金融促进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两条重要作用机制[8]。另一方面,针对数字乡村建设对其他方面的影响研究,相关学者同样展开了诸多讨论。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带来信息技术的普及,这会显著增加农产品市场销量、提高农产品销售价格和改善农民福利[9-10],还有学者认为数字乡村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11]。在对农村绿色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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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层面,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耕地的绿色利用效率[12]和乡村包容性绿色增长[13]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数字素养的提高与信贷约束的缓解则是数字乡村显著促进农民绿色生产行为的两条重要作用机制[14]。
在系统梳理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后发现,多数学者就数字领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广泛探讨,但这些数字领域很少涉及到数字乡村。具体到数字乡村,多数研究则主要聚焦在探讨数字乡村对农民生活、农村耕地绿色利用、绿色生产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使用基准回归、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模型验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生态宜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与调节效应,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基于微观视角探究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生态宜居状况的改善作用机理,并采用数学模型推演与计量模型实证相结合的方式对这一影响作用进行了验证,这是对既有研究的填充与扩展。另一方面,本研究以农户行为干预为切入点,探究了在影响农村生态宜居过程中基层环保宣传的机制作用以及农户借贷行为的调节作用,尝试在微观领域内对相关研究做进一步补充。
1 . 材料与方法
1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1 . 1 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村生态宜居的数理分析
农户是改善农村生态宜居状况的重要参与者及受益人[15],扮演着生产者、消费者和生态管理者的多重角色,同时也是政策实施的直接实践者。农户行为构成了农村生态宜居的微观基础,本研究进一步从农户生态环保行为角度探索数字乡村建设改善农村生态宜居状况的数理推导。Vroom于1964年在《工作与激励》一书中提出激动力量指调动个人积极性,激发人内部潜力的强度,人们采取某项行动的动力或激励力取决于其对行动结果的价值评价和预期达成该结果可能性的估计[16]。其中,根据该书中提出的期望理论可知,农户环保激动力量 可表示为: = ∗ (1) 表示农户环保激动力量; 为农户期望值,是根
据个人的经验判断达到目标的把握程度; 为农户参与环保治理效用值,是所能
达到的目标对满足个人需要的价值。设数字乡村建设为 ,若:
即可证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对农户环保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农村生态宜居水平提高。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参考闵师等[17]学者的做法,农户参与环保治理行为的效用 ,可以认为是解决在一定预算约束条件下农户效用最大化的问题。这里的农户效用既包括其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所付出成本导致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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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也包括因环境改善而获得的额外效用[18]。设整治环境总成本为C,总成本可以分为两部分, = 1+ 2。其中 1为农户个人环境保护付出成本, 2为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的环境保护承担成本。假设农户因个人环境保护付出的整治成本 1而减少的效用为 1,因人居环境得到改善获得的额外效用为 2,那么,农户因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而获得的效用就可以表示为 = 2− 1。 1是 的减函数, 2是 的增函数。即:
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增加政府对乡村的数字化管控、数字化生产的支持力度,其中数字化管控能够强化对农村污染物排放的管控和环境风险的防控[19]。数字化生产能推动施肥、打药、灌溉等农业生产环节的现代化、精细化[20],减少农业废弃物的产生。在环保总成本不变的前提下,相当于提高了政府承担环
境保护的成本,即 2⁄ >0,而:
因为 ⁄ = ,即农户期望值,表示根据个人的经验判断达到目标的把握
程度, 因此可以假定恒为正数, 同时 ⁄ 2>0、 2⁄ >0, 所以 ⁄ >0,
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改善农村生态宜居状况得证。此外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构建数字化平台并提升农户的数字应用能力,促进了乡村干部与农户之间的高效沟通,使村干部能够更加精准地掌握基层情况,从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优化基层工作服务方式,有效提升基层工作服务的整体效率。同时,线上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普及,使农户能够更加便捷地享受优质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弥补农村公共服务的短板,进一步改善乡村社会环境宜居状况。因此提出假设1:H1: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提高农村生态宜居水平。
1 .1 . 2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生态宜居的机制分析
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改善基层环保宣传效果,提高农户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从而调动农户积极性,最终促进农村生态宜居水平的提升。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农户是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最为直接。因此,农户对居住环境的改善具有天然的需求和内在动力,他们的环保意识和行动是农村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治理的关键因素[21]。要充分发挥农户在生态环境改善中的主体作用,必须提升其环保意识和认知水平。有效的基层环保宣传能够传递环保知识,增强农户的环境责任感,激发其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当农户认识到环境保护与自身利益的密切关系时,他们才更愿意主动参与环保实践。传统的环保宣传方式存在传播范围有限、内容吸引力不足、农户接受度较低等问题,影响了宣传效果。而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借助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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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优化环保宣传,提升宣传的精准度、传播力和影响力,使环保宣传更加生动直观,提高农户的关注度和接受度。使农户认识到环境改善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价值, 即提高同等成本下生态宜居状况改善给农户带来的效用值 2,
即: 2⁄ >0,而:同理, ⁄ = >0、 ⁄ 2>0、 2⁄ >0,所以
⁄ >0成立,即生态宜居状况改善。因此提出假设2:H2:数字乡村建设能
够通过改善基层环保宣传效果提高农村生态宜居水平。1.1.3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生态宜居影响的调节效应分析农户的短期逐利行为会影响生态可持续性,主要表现为对环境保护的忽视,比如农户在种植业上往往选择效益高耗时少的种植方式,并造成相关农业废弃物增加,污染环境的状况[22]。部分农户在获得贷款后,由于贷款有还款压力,他们更倾向于追求短期利润将资金优先用于生产经营,而不愿意在环保设施建设和废物处理上额外投入资金,导致环境污染问题加剧。此外,部分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可能缺乏规范的废物处理意识,认为废弃物随意倾倒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将废物垃圾直接排放到环境中,忽视了科学合理的处理方式,进一步破坏农村生态环境。同时农户借贷在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贷款的支持使农户具有充足的资金购置数字设备、使用数字技术,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资源浪费,提高收入水平[23]。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农户会进一步添置家庭数字基础设施。另一方面,随着数字设备在农户家庭中的普及,数字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农村治理和居民生活的数字化发展。因此,农户借贷不仅直接提升了农户生产和生活的数字化水平,还通过设备普及带动了农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从而全面提高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因此得出假设3:H3:农户借贷对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生态宜居之间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1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2 .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3年7月至8月期间在宁夏同心县和红寺堡区开展的问卷调查。调查覆盖了两地的4个乡(镇)和16个行政村,为确保数据的代表性和科学性,调查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各村的实际情况、调查的可行性和操作性。调查以村级为基本单位,按照行政村的人口规模进行加权随机抽样,确定了参与调查的农户数量。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15份,通过与农户及相关人员进行半开放式访谈获取原始数据。经数据整理和筛选,剔除了关键变量缺失、数据异常及信息矛盾的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486份,为研究提供了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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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支持。
1 .2 . 2 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
表示被解释变量农村生态宜居指数; 表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乡村指数;
表示其他影响农村生态宜居指数的一组控制变量; 0表示常数项, 0表示核
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表示一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0表示随机扰动项。
(2)中介效应模型
本研究参考温忠麟等[24]的做法,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其中, 为中介变量,即基层环保宣传; 0表示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余变量含义不变。式(8)用于估计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生态宜居水平的总影响程度,式(9)用于估计数字乡村建设对中介变量即基层环保宣传的影响程度,式(10)用于估计在控制中介变量的影响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程度。
(3)调节效应模型
其中, 为调节变量,即农户借贷; ∗ 为数字乡村建设和农户借贷的交
互项。调节效应的检验步骤如下:在主效应即 0显著的基础上,检验交互效应即 0的显著性情况。若 0、 0均显著且符号相同,则调节变量强化了主效应,即农户借贷对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生态宜居的影响关系中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同理若二者均显著且符号相反,则调节变量弱化了主效应,农户借贷对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生态宜居的影响关系中发挥着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1 .2 . 3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农村生态宜居指数
本研究借鉴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及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对宜居城市的评价维度,参考张挺等[25]、蔡雪雄等[26]对于乡村生态宜居指标体系的构建,遵循指标选取的全面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原则,确定从农村人居卫生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两个方面对农村生态宜居状况进行测度。其中卫生环境宜居维度采用绿化、饮用水、厕所、污水、垃圾五个指标测度;社会环境宜居维度的测度指标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基层工作、基层设施。具体指标体系内容及指标含义如下表1,本研究采用相对客观的熵值法来计算研究区域内的农村生态宜居指数。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乡村指数
数字乡村建设的评估指标,既要符合国家的基本国情,又要遵循数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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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规律。本研究在《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基础上,参考田哲等[27]、林栋等[28]的做法,确定使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生活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农业数字化四个一级指标来衡量系统层数字乡村。其中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维度,考虑到宽带接入能够直接衡量乡村地区互联网接入水平,而智能手机是农户使用互联网的主要工具,故采用宽带接入与智能手机两个二级指标测度;乡村生活数字化维度,工作、社交、娱乐、支付四个方面基本涵盖了数字化对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影响领域,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乡村生活数字化水平,故将此四个方面作为测度乡村生活数字化的二级指标;乡村数字治理是指将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融入传统治理模式,通过升级治理工具、适应治理主体,从而拓展治理空间、重构治理格局、优化治理流程的一种治理创新方式[29]。目前在农村地区,微信群、QQ群、钉钉等横向联结型数字治理平台已成为推进数字治理的主要形式[30]。故本研究参考张岳等[31]的做法,采用数字治理平台和治理平台效果两个二级指标衡量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农业数字化则采用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农业知识学习三个二级指标分别衡量数字化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渗透、对农户销售农产品方式的影响、对农户获取农业知识的支持。具体指标体系内容及指标含义如下表2,同样采用相对客观的熵值法来计算研究区域内的数字乡村指数。
(3)中介变量:基层环保宣传
本研究使用问卷问题“您所在的村是否对环境保护治理的有关知识进行宣
传?”来表示基层环保宣传。
(4)调节变量:农户借贷
本研究使用问卷问题“是否获得贷款?”来表示农户借贷。
(5)控制变量
本研究使用户主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代表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使用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人均收入、家庭劳动力占比代表家庭基本特征;使用人情支出代表社会关系因素、使用村庄到县政府距离代表地理因素。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见下表3。
2 . 结果与讨论
2 .1 基准回归分析
由下表4列(1)(2)可得,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生态宜居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假说1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提高农村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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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水平成立。究其原因: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环境改善主要体现在对生活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改造上。通过数字化手段,农村地区的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等更加高效,减轻了环境污染。同时,基层交流平台数字化、农户数字应用水平的提升优化了基层工作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改善社会环境。最终推动农村生态宜居整体状况改善。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引导农业从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生产模式绿色转型。通过信息技术的支持,农业生产过程更加精细化,实现低资源投入、高效益输出,推动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干扰,促进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
2 .2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处理异常值、更换变量测度方法两种方法来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的稳健性。处理异常值方法,本研究对样本中小于1%分位数和大于99%分位数的异常值进行缩尾处理,并重新进行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列3所示,数字乡村指数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基准回归结果稳健。更换变量测度方法,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测度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建设指数,回归结果如表4列4所示,数字乡村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2 .3 内生性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农村生态宜居水平,但这一结果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研究选取“宽带”和“移动网络”作为工具变量,其指标含义为“您家中是否有宽带?1=是;0=否”和“您是否使用手机移动网络上网?1=是;0=否”。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一方面,宽带和移动网络是连接农户与互联网的桥梁,而互联网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通过互联网,可以实现农村地区的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和服务提供,推动农村地区的数字化进程。因此宽带、移动网络与数字乡村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宽带、移动网络与农村生态宜居水平之间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具有一定的外生性。这使得宽带、移动网络成为有效工具变量。如表5为工具变量法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由列2、列4可以看出两者数字乡村指数回归系数仍然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再次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 .4 分位数回归分析
为探究不同分位数水平下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生态宜居的影响,本研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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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四分位法进行分位数回归。下表6可知,25%、50%的分位数水平下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生态宜居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75%的分位数水平下,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生态宜居的正向影响不够显著。且农村生态宜居分位数水平越高,数字乡村建设对其促进作用越小。究其原因:随着农村生态宜居水平的提升,大部分核心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此时,新增的数字化投入主要用于优化边际问题,这些改进虽然具有意义,但其对整体生态宜居水平的提升幅度有限,难以达到早期投入带来的显著效果。就会出现资源投入成本上升,而新增效益递减,导致难以获得显著的边际改善的情况。
2 .5 机制分析
2 .5 . 1 因果逐步回归法
本研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改善基层环保宣传效果继而提高农村生态宜居水平的作用机制。由下表7中列(2)可得,数字乡村指数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基层环保宣传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列(3)显示,加入中介变量基层环保宣传后,数字乡村指数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改善基层环保宣传效果继而提高农村生态宜居水平的作用机制存在,假说2成立。究其原因:传统基层环保宣传通常采用设置宣传栏、张贴宣传横幅等方式来进行,呈现出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灌输式宣传特征。这种模式由于受制于时间、空间、资金、基层组织能力,会导致宣传效果出现低效率与低频次的状况。同时由于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灌输式宣传,农户是一个被动接受的群体,再加上宣传形式的单调化,就会导致农户对环保宣传内容的接受度与参与度下降。而数字乡村建设的参与,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提升环保宣传的全面覆盖性,解决传统宣传低效率、低频次的问题。借助智能手机、农村信息服务平台、社交媒体等工具,可以构建起一个高效率多频次的数字宣传平台,将环保信息随时随地传递给更多的农户。这种数字化传播方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覆盖偏远地区的农民群体,确保环保理念传播到每个角落。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提高基层环保宣传的精准性,解决农户对宣传内容的接受度与参与度较低的问题。利用数字技术可以收集和分析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农户行为特征,增强环保宣传的情景贴合以及与农户的认知共鸣,提高农户参与积极性,解决农户对环保宣传内容的接受度与参与度较低的问题,助力生态宜居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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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 2 中介效应检验
为验证基层环保宣传作为中介机制的可靠性,本研究又使用Bootstrap、Sobel和Goodman方法对中介效应做进一步检验。其中Bootstrap检验设置迭代次数为1500次, 其结果如表7所示, 间接效应bs1在95%置信区间下处于正数范围内,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成立。直接效应bs2在95%置信区间下处于正数范围内,不包含0,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另外Sobel、Goodman1、Goodman2检验系数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也证明基层环保宣传的中介作用存在且效应显著,且基层环保宣传的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14.15%。
2 .6 调节效应分析
由表8可知,数字乡村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数字乡村与农户借贷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二者均显著且符号相反,农户借贷对数字乡村与农村生态宜居之间的关系发挥着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假说3成立。究其原因:在本次调研中发现,超过半数的贷款农户将贷款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而将资金投入到绿色环保方面的农户数量几乎为零。这反映出当前农村信贷体系在资源配置上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支持力度较弱,对贷款用途缺乏有效监管和环境约束,尚未形成完善的绿色信贷机制,这就导致了金融资源在客观上反而会成为降低农村生态宜居水平的潜在助推力,具体表现为随着农户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将相应增加,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承压,生态宜居水平下降。另外从农户行为动机角度分析可知,农户在缓解债务压力与追求短期利益的动机驱动下,将更加倾向于追求经济回报而忽视环保投入,这便使得原本通过数字手段激发的农户绿色行为意愿难以转化为实际行动,继而导致农村生态宜居水平降低。由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农户借贷对数字乡村与农村生态宜居之间的影响关系产生负向调节效应,该调节效应提示我们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同时,亟需加强绿色信贷引导与环保激励机制的系统设计,以实现生态宜居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2 .7 基于数字乡村子维度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数字乡村不同维度对农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子维度对农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下表9的列(1)显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列(2)显示乡村生活数字化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列(3)显示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列(4)显示乡村农业数字化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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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生活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农业数字化对农村生态宜居水平均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但乡村生活数字化的正向影响作用并不明显。究其原因: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一方面为农户提供了更加便捷的环境信息获取渠道,能够提高其环保意识。另一方面也为基层工作服务的数字化奠定基础,提升基层工作服务效率,继而改善农村人居卫生与社会环境,提高生态宜居水平;在农村地区,治理数字化主要体现在利用微信群等数字通信工具进行信息通知和管理,村干部可以在这些数字通信平台上实时发布环境治理通知以及提供各项基层服务,促进农村人居卫生与社会环境改善,提高生态宜居水平;乡村农业数字化通过数字技术优化农业生产方式,可以优化农资使用,降低农业废弃物的产生,减轻农业活动对环境的压力,推动农村生态宜居水平的提升;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农村生态宜居状况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其影响并不显著,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一方面,生活数字化能够提升农户的数字应用水平,使其能够更快捷、高效地从网上获取环保知识,并更便利地享受村庄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从而改善农村人居卫生环境和社会环境,提升生态宜居水平。另一方面,生活数字化也带来了农户网上购物热情的高涨,随之而来的快递垃圾和商品包装垃圾的增加,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负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提升。因此,虽然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农村生态宜居状况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其带来的环境负担,整体正向影响尚不够显著。
2 .8 讨论
当前多数研究已对相关数字领域如何影响生态环境展开了广泛探讨,但这些数字领域更多集中在数字经济、数字金融、数字技术等方面,很少涉及到数字乡村领域。聚焦于数字乡村本身的研究,相关学者则更多关注数字乡村对农民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促进作用。而本研究则基于微观调研数据,将数字领域聚焦到数字乡村建设,探讨其对农村生态宜居状况的具体影响,以此为类似区域乃至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的微观经验。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样本区域仅覆盖宁夏同心县和红寺堡区,可能限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涵盖不同地域的农村地区,以验证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其次,本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无法捕捉变量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未来可通过追踪调查或面板数据分析,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生态宜居的长期影响。通过这些改进,未来研究有望为我国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提供更加全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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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政策建议。
3 . 结论与建议
3 .1 结论
(1)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农村生态宜居水平。且该影响作用存在类似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即农村生态宜居水平越高,数字乡村建设对其促进作用越小。
(2)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数字乡村建设对基层环保宣传方式的优化和创新,能够更加精准、高效地传递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相关知识,提升农户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水平,激发其主观能动性。随着农户环保意识的提升和行为的积极响应,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得以改善,进而整体提升生态宜居水平。
(3)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由于农户对短期利益的追求,其借贷资金多用于生产经营,而忽视环境保护,从而导致对数字乡村与农村生态宜居之间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效应。
(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四个子维度均存在对农村生态宜
居的正向影响作用,但乡村生活数字化的影响作用不够明显。
3 .2 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发挥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生态宜居的促进效
应,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充分利用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生态宜居的正向影响作用。建立科学的农村生态宜居水平与数字乡村水平的评估体系,定期监测和评估数字乡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具体影响成效。同时根据农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差异,分类施策。对于生态宜居水平较低的地区,应重点加大数字乡村建设投入。而对于生态宜居水平较高的地区,则应侧重于优化数字化服务功能,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2)充分利用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改善基层环保宣传效果从而提高农村生态宜居水平的作用机制。建立全覆盖的数字化环保宣传平台,利用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精准传递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相关知识。同时根据地区生态环境特点和农户需求,开发适合本地的数字化环保教育内容。
(3)推动绿色信贷,引导金融机构设立专项环保贷款,鼓励农户将资金投入到生态农业、绿色生产设备和环境治理项目中。可提供利率优惠、绿色信用奖励,降低农户绿色投资的资金成本。同时对实施绿色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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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生态修复的农户给予补贴或税收减免,提高环保投入的积极性。对污染严
重或未达环保标准的生产行为施加相应惩罚,倒逼农户绿色转型。
(4)针对子系统乡村生活数字化过程中农户网购热情高涨,快递、商品包装垃圾增加导致其对农村生态宜居状况的正向影响作用不够显著的问题。政府应鼓励电商推行简约包装、绿色物流,并设立对于环保店铺的认证制度,增强消费者对绿色商品的认可度。建立快递包装回收体系,在农村设立包装回收点,提高包装材料的再利用率。以此来强化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农村生态宜居的正向影响作用。
(5)立足于宁夏的研究结论,从更广阔的区域视角进行扩展。在类似区域中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与生态宜居提升的政策试验区,将数字技术用于精准化生态宣传、环境监测和资源管理,并评估其对生态宜居的实际促进效果。同时建立数字乡村生态圈,推动区域联合数字平台建设,将环保数据共享、生态资源联合管理纳入平台功能,形成跨区域的生态协同治理机制,提高整体生态宜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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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 基于山西省汾阳市C村的调研
宁夏大学法学院 梁超宇
在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进程中,法治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1999年3月14日,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将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1]。X的十八大提出全面依法治国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将法治提升到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战略位置,翻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2]。2020年3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再次强调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3]。X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健全基层X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拓宽基层各类组织和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4]这些文件为法治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从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来看,我国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法治建构模式[5],即由政府掌控建设方向和目标,具有单向性和主观塑造性的特点。虽然该模式优势明显,但会使中国的法治建设显得过于宏大,也容易忽略民间人情关系复杂的现实状况与社会根基,难以直接引入现代化的法治模式和思想来改变两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乡土纠纷解决模式。X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6]。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城市与乡村无论是ZZ还是经济乃至于法治发展都很不平衡。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的短板。所以,研究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状况,有利于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有利于更合理地、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更好地实现乡村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学界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已经形成富有启发性、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但具体到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方面,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理论诠释,结合案例以及具体实证调研展开的研究并不多,仍有待深入。为了更具体、更准确地了解当前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状况,挖掘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难、建设慢的根本原因,更好地还原乡村内部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与思路,方便有的放矢地提出问题解决思路和方案,本研究选取山西省汾阳市作为考察对象进行了走访调查,希望通过对数据分析,概括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和所面临的问题。山西省汾阳市下辖各村正处于国家乡村振兴发展的潮流之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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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好的个案典型性,能够反映当前时代背景下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症结。这五个村中的两个村存在绝大多数村内人口向县、市迁移的情况,村中仅剩为数不多不愿搬迁的老人居住,不适宜作为研究样本。有三个村基本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因此,本研究选取剩余三个村庄,即Z村、X村和C村作为实践调研的对象。这三个村的文化、交通、经济水平有一定梯度,较为适合用作数据收集和分析研究。本文着重对C村的走访结果做了数据整理,用以佐证论证内容。
一、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基础
(一)“基层”的概念界定及基层社会治理的含义
基层的本义是各种组织中最低的一层,包括建筑物的底层[7]。其引申义为各种社会组织中承担直接治理的职责、具体落实各项工作、直接面向人民群众的最低的一层。现代意义的“基层”这一概念起始于X对国家、社会治理的具体部署。按照中国共产X章程,X的基层组织是指在工厂、学校、机关、街道、乡、镇、村和其他基层单位设立的X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8]。基层单位是指县级以下(县级政府驻地所在乡镇除外)机关、企事业单位①、村集体组织、社会组织②。具体为乡镇政府机关③、农村中小学、居委会、乡镇文化站等单位。
基层社会治理是指基于基层概念,在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的日常公共事务应对过程中,基层X组织、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主体,在X组织的领导下以协同合作的方式有效调处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X组织网络中的成员,动员到了X的目标之下,将传统的社会,改造成为现代政X领导和组织下的ZZ社会[9]。
(二)“基层”概念在乡村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北方地区X组织的领导人李大钊同志高度重视在农村建立X组织[10]。土地改革后,国家通过合作化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重要任务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正是在合作化运动中,X的组织开始村庄延伸,基层这一概念的萌芽也逐渐产生。
公社体制废除后,实行家庭经营体制,农村的X组织形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是X支部由建在生产单位回归到建立在行政区域,即行政村。二是建立了村民委员会组织且实体化。198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④和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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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定,中国共产X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X章程》进行工作,
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三)“基层”概念的时代转化进程
基层作为经常被提及的用语,一般被视作不言自明的概念,其法理意义与
发展转化历程尚未被充分揭示。
首先,“基层”最初的作用是实现X对国家、社会乃至个人的控制,为达成统治阶级对于权力末梢的感知、联通政X与人民群众之间信息的传递、实现中央权力无法直接触及治理终端的切实掌控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基层组织是实现政X对各项事务控制、最贴近被控制群体的组织机构。
其次,“基层”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成为国家赋权、群众自治的权力部门。政权度过了最初的不稳定期,中央集权不再符合共和国的基本内涵,权力下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由于各方面的迅猛发展,管理事务与之俱增,国家机器的运行成本也呈现指数爆炸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村民委员会、居委会基于法律规定先后成立,代表国家将中央权力的最末端交给了被管理者本身,以自治取代了国家的统一管理,在降低国家机器运行成本的同时也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于自由、人权的思考与渴望。
再次,“基层”的未来发展走向是国家为群众提供各种形式服务的最直接的单元。国家治理从法制化走向法治化,人民的个体素养、法治思维有了极大的提升。国家权力的不断延伸与人民群众对于和谐稳定的期盼实现交汇,共同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基层经历自治部门的变迁,逐渐回归到实现社会服务的功能。基层是中央权力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一层,起着上传下达的桥梁纽带作用,成为最直接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职能单元。
二、以C村为例管窥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发展现状
C村地处汾阳市东平川地带,距离汾阳市约13公里。与汾阳市辖内其他村落相比,无论是地理位置、土壤资源、水资源都处于中等水平[11]。该村外来人口较少,以张、王、李三大姓氏为主,占据全村人口的41.1%。根据村志,该村村民经济来源仍是传统的耕作为主。综合考虑该村适合走访,数据较为真实,可以反映当前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现况。
(一)C村的经济发展现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研究C村的法治建设状况,首先简略了解一下C村的经济变迁。尽管从村志中查阅了解到C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传统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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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植,但在实地走访后发现,村民收入已经不再完全依赖土地,不再是靠天吃饭的农耕模式。村民的家庭经济收入已经开始走向小型商业经营或外出打工[12]。其中,小型商业经营收入占到了家庭收入的57.4%,而到大城市打工的收入也已经占到了家庭总收入的19. 2%, 农业收入仅约占家庭收入的23. 4%。随着国家各种惠农政策的开展,农业耕作不再需要一户人全年的辛苦劳动。传统的村民捆绑在土地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过去,外出务工和个体经营显然在当下的环境更具经济优势和竞争力。与此同时,产生变化的就是乡村单个家庭开始有了独立自主性,希望发出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种经济趋势下,传统的代表民间纠纷解决的权威人士——“乡贤”也失去了原来的价值。再加上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成熟,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开始占据上风[13]。C村以往的纠纷解决往往依赖村中的老先生出面调和。但改革开放以来,经历四十余年的变迁,人们的经济独立了,思想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现在C村更多的是依靠群策群力来决定村务,纠纷解决也从乡贤权威转变为了村委会主任、村支书以及乡村调解员的调解。
(二)法治文化的普及程度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结构转变给村民们的独立带来的硬件基础的提高,那么这种硬件基础条件改变的同时,也促进了村民法治思想这一“软件”的变革。网络的普及已经到达乡村,电视、智能手机开始走入村民的日常生活,法治的宣传不再单纯地依赖村干部“开会”式的讲解和村广播。现代法治思想开始走入村民们的日常生活。
根据调查,C村的电视拥有率达到了100%。每天收看电视节目2至3小时的村民达到了61.2%。
27.8%的村民每天观看电视的时间达到了4小时以上。智能手机的使用率也达到了29.2%。多元化的法治宣传方式取代了以往单一的普法方式,电视成为村民获取法律知识、增进法治观念的主要途径。
52.1%的村民认为是电视节目带给了自己现有的法律知识。多媒体的发展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以一种休闲的方式自发地了解法律,减少了对法律名词的陌生感。法治节目的故事性极强,尤其是离奇案件吸引着乡村观众,但是曲折的案情、稍加渲染的氛围、略带夸张和加工的节目效果,在吸引乡村观众,普及法律知识的同时,也是对法律真实面貌的曲解,误导了村民的认识。在面临问题时大多没有选择求助法律,普法的初衷并没有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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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村纠纷解决方法
在我国,国家对于基层的管理规制是通过设立基层法院派出法庭、公安机关派出所、司法所等机构来完成的。然而,由于人力物力资源的不足,公安派出所与法院派出法庭只设置到乡镇一级,司法机关更是只有在县以上才找得到。在乡村这一行ZZ理的最底层,问题的解决在第一时间都依赖村民自治委员会这一村民自治组织。这在本质上并没有脱离两千年以来依赖乡贤解决乡村纠纷的方式。但在当前的乡村社会,村落中自给自足的闭合循环被大量的城乡互动所冲散。乡土网络中的血缘、亲缘被利益化的行动所消解,村落共同体的日常法则逐渐被“陌生人”逻辑与私密的个体空间所蚕食,熟人社会的前提条件被一一肢解,正在向陌生人社会发展[14]。在这种大势下,当面对矛盾纠纷时,村民所选择的解决方式依次为诉讼10.7%、村干部调解24.3%、私下和解31.9%、中间人调解33.1%。虽然诉讼成为最具权威的纠纷解决方式,但真正选择诉讼的只是少数。其根源在于,村民们花费巨大的诉讼成本胜诉之后,在执行法院判决的时候依然要回归乡村人情的土壤,还是要回到关系网络复杂的乡村环境。乡村终究还是处于半熟人社会的状态,生存的环境与城市那种完全的陌生人社会并不相同。胜诉的一方不仅要考虑人情因素,还有诉讼过后与被告的相处,甚至还要面对其他村民异样的目光。即使他获得的是最高效力的法律的支持,但却不能收获他想要的结果。
三、当前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中存在的问题
(一)乡村社会是人情社会
乡村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村民个体与个体之间因为血缘关系亲疏、交往的密切与否形成了一个不断延展的网状结构。在这种关系网络中,村民之间往往并不是法律上所说的平等关系,而是一种类似“俺们”与“他们”的差异。根据血缘亲疏或者是来往的密切程度,甚至更直白一点,依据双方可以互相加以利用的价值划分这中间的界限。面对“俺们”时,诉讼便成了下下策,因为纠纷涉及的往往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若因此诉诸法律,可能导致关系网的破裂和日后长久利益的损失。当代乡村环境下的村民不再对法律一知半解。他们了解法律知识,清楚地知道法律的限度,懂得利用法律的优势解决与“他们”之间的或大或小的矛盾。同时,他们小心规避司法程序可能对自己的利益关系网络内部造成的破坏。法治对于乡村土壤来说也是一个“他们”。一方面它所代表的国家权力符号期望能与乡民友善相处,并最终扎根乡间进行秩序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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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国家又不甘心让乡土社会依然处于原来的“内部规则”中,而是试图用国家正式社会控制去替换乡间内部规范[15]。法治介入乡村基层带来的并不都是问题的解决,它可能也会对现有生活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从而导致村民对法律本身乃至对法治的排斥。
(二)诉诸诉讼成本较高
曾经有一个案例,一位女性被歹徒强奸,因畏惧名声的破坏,而不敢诉诸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把歹徒绳之以法。因为,名声的破裂对这个时代的乡村女性仍旧巨大的损失。又或是在消费者权益被侵害、自己的一些小物件被盗窃的案例中,可能损失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如果采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所付出的时间、精力、财力过于高昂,就“算了吧”或“花钱买个教训”,由此导致更多人的权利被侵害。这是法律效率不够高,诉讼成本过高的体现。诉讼的效益性价值强调诉讼应该尽可能地节省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收益。因为诉讼成本的高低是人们面对纠纷的时候决定是否采用法律途径的重要依据之一。
在乡村,诉讼成本过高往往还包括一些经济困难、无钱诉讼的农民如果采取诉讼手段维权,对于所花费的诉讼费、律师费、车旅费是无力承担的。农民即使有意拿起法律的武器武装自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高昂的费用却让他们望而却步。诉讼成本这座大山,使村民产生连带对整个法律制度的否定评价。这对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顺利推进而言似乎释放着一种非良性的信号。
(三)法治信仰的缺失———法律常常是情非得已的选择
根据2015年一项对全国范围内269个行政村3675位农民的调查研究数据,大多数农民存在权力大于法律的观念(其中认为确实存在权大于法现象的村民占比34.9%,认为可能存在的村民占比31.3%)。另外,就金钱与法律的关系调查显示,34.1 %的村民认为金钱可以摆平法律,38.6 %的村民认为如果有关系胜算会更大[16]。就这个数据来看,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法律并没有上升到信仰的程度,人们更多的还是依赖私人关系,信仰权力的力量。法律对他们来说是更高一级的权力。村民对司法权威的理解依旧是一种对于ZZ权力的崇拜。法律是他们的私人关系所拥有的权势比不过矛盾对方所拥有的权势的时候,压制对方的有力砝码。另一方面,诉讼也会带给他们法律之外的利益,即通过诉讼的方式将纠纷闹大,引起社会关注、舆论关注,从而使对方难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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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己的裙带网络操控纠纷的解决。同时,也向对方传递了“别惹我,不然我起诉你”的信息,打压对方的气焰。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为自己争取到乡村社会最为重要的地位标识———“面子”。法律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成为人们手中的权力,成了权力不足时的后路。
四、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新时代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建设也应紧跟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发展进程。基层治理要实现X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17]。法治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即治理社会是凭靠法律,而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18]。当前,法治信仰的缺失,是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最突出的问题[19],同时也是解决问题、改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现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信仰的前提是信任,缺乏信任就谈不上信仰。当完善好法治体系的建设,提高了司法人员的素质,让人民能够切身感受到司法的公正性,能切身感受到权力再也无法影响法律权威的时候,产生的便是一种对于司法工作者的信任。
在这样的新时代趋势下,以国家“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建设新格局为战略框架,对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状况的完善与提升,需要秉承以下建设性的综合路径。
(一)更新普法模式与教育引领:与民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