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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年编
2015（人民论坛）
评论是人民日报的核心竞争力，是X报思想宣传的前沿阵地，是舆论引导的一面重要旗帜。2015年，按照“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的要求，人民日报评论严守ZZ规矩，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舆论，发挥主流媒体“中流砥柱”和“定海神针”的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鼓与呼。
本书汇集了“人民论坛”“人民时评”“人民观点”三个专栏2015年刊发的全部文章，其中“人民论坛”213篇，“人民时评”200篇，“人民观点”36篇（“人民观点”文章的作者均为人民日报评论部，不再一一标明），并附有电子版，敬请读者参阅、指正。
人民日报社评论部
2016年1月
刘天亮
“最迟在35岁以前，如果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我就自杀。”这是作家梁晓声在一所大学演讲后，一名大一新生对他说的。尽管几年过去后，这个年轻人未必这么想了，但他喊出的许多人对平凡人生不敢说出来的恐惧乃至敌意，仍然令人深思。
前段时间票房14亿元以上的喜剧电影《夏洛特烦恼》中，主人公夏洛之所以特烦恼，说到底无非是“人到中年一事无成”。奇妙的是，在一场全靠作弊出人头地的梦中，当他自己把生活挥霍到反面之后，居然就领悟了平平淡淡才是人生真谛，既刻意又充满违和感。夏洛毫无压力地和偷来的奢华生活说再见，只是以轻浮的态度表达了仇富情绪，却深刻地反映了对平凡生活的不甘心：哪怕梦里体验一把富贵也值。这部电影大受欢迎，除了包袱抖得漂亮，或许也因为碰巧和现实中类似的社会心理机制产生了共鸣。
人不甘于平凡，最普遍的冲动是渴望名声。而且，越是年轻，对一夜成名的幻想越强烈。有人甚至说，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应该说，不甘于平凡，希望人生保持一个向上的姿态，是生命内在的动力，也是社会进步的阶梯。然而，当这名声被狭隘化为社会地位的优越、经济方面的成功，却与勇敢、诚实、良善等内在品质关系不大，人们就容易陷入功利的泥淖中，把平凡的人生看得丑陋粗鄙。
其实，不论在什么样的起点，努力都是最不坏的选择。有句格言说得好：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必须承认，成功的道路不是普惠的，能从分母上升为分子的总是少数。我们的世界，从来就是由平凡的大多数构成的。倘若陷入某种文化惯性和思维误区，在强调努力的同时把平凡人生当成包袱，甚至简单地以个人成就来判定人生价值，就是天大的误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平凡的日子将相伴一生。即便是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平凡依然是人生不可分割的精神底色。
每个人都应该也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甘心平凡，拒绝平庸，这就是努力的全部意义。通过奋斗擦亮自己最优秀的那部分潜质，并不意味着可以拒斥平凡。一个崇尚奋斗的社会，也不能以成功作为人生价值的衡量标准，因为它会同时定义出人生失败者。简单地把一个人的不成功归因于努力不够，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公平。它对渴望成功的人有多少激励，就对处境不好的人有多大伤害。
无论你走得多远，平凡人生就在那里。最近上映的电影《我的少女时代》中有个颇具启示的说法：无论成功或失败，人的尊严和价值，都不能随便被其他人以某个标准来定义。从这个逻辑出发，去创造一个更少差别、更多尊严的社会，平凡才不至于成为社会焦虑。
（2015年12月30日）
魏泽光
俄国作家克雷洛夫在他的《剃刀》寓言里，讲述了一位朋友的囧事：因为担心锋利的剃刀容易刮破皮肉，便用一把钝口“柴刀”刮胡须。结果，不仅没把胡子刮干净，反而弄得满脸血印密布，灼痛难忍。作者这样感慨：“钝刀更容易刮破你的脸，用锋利的剃刀才能把脸刮得爽利，只要懂得如何使用。”现实中当然鲜有人干这样的蠢事，但它所隐喻的舍“利”求“钝”的思维却发人深省。
比如用人。我们不乏这样的人才，他们思路敏锐、敢闯敢冲、敢讲真话、勇于担当、办事雷厉风行，俗称“快刀子”，往往因“锋芒”过于锐利而难被重用。将其长期晾起来“久待闺中”者有之，委以虚职掩人耳目者有之，乱点鸳鸯用非所长者有之，多方撮合“另寻婆家”者亦有之，使其“锥出囊中”几成奢望。而一些思路混沌、庸碌无为、溜须拍马、贪功诿过之辈，不愿披荆斩棘得罪人甚至养患自重以图得到上级倚重的人，反倒是安之若素，仕途稳当，待遇不减。
俗话说，快刀斩乱麻，铁遇快刀软如泥。中央强调：“不管是落实已出台的改革，还是推出新的改革举措，都更加需要披荆斩棘的勇气，更加需要勇往直前的毅力，更加需要雷厉风行的作风。”这种勇气、毅力、作风，说到底就是需要那些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快刀子”干部。惟有把他们大胆用起来，才能啃下硬骨头，涉过险滩。倘若寄望于某些鼠目寸光、偷奸耍滑、讨巧卖乖、一步三狐疑之徒，只会自酿苦酒，贻误大业。
当然，大凡出类拔萃的干才，多非至善至美、白璧无瑕，其身上那些难能可贵的优点往往与未加丝毫掩饰的缺点交织共存，毕竟他们是人并非神。清代有个“刺头”官员李卫，为人粗率狂纵，但阔斧改革毫不含糊，因而年年被提拔。许多同僚对他有看法，雍正却说：“朕取其操守廉洁、勇于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视国政为膜外之颓风耳。”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若果在用人上求全责备，则不仅庸才上位，更会滋生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虚应为得体的风气。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用人用其长的道理人们不是不懂。问题是，一到用人时，往往人才的短处就被放大，缺点就被凸显，不足就被强调，一旦形成舆论，用人者往往就只好决定“暂缓”。古人云，“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看人当多看主流、看本质、看发展，更要为人才成长锻炼营造宽容的环境。当然，这决不是说对干部的缺点、错误放任，而是要“修枝剪叶”，勤加从容涵养之功，渐融粗猛傲慢之习。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在干部“能上能下”的指挥棒下，营造“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氛围，为“剃刀式”干部提供用武之地，就能激发干部的实干劲和创造力，我们的事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2015年12月29日）
王慧敏
葛岭，呈东西向紧贴着西湖北岸。山不高，却是观西湖的好去处，登上岭顶，西湖风光尽收眼底。葛岭上有两处风景惹人注目：一处是位于葛岭西端的“岳庙”，另一处是位于东端的“后乐园”。两者相距不过几百米。
“岳庙”，是为纪念民族英雄岳飞所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建炎年间，岳飞率领岳家军同金军大小数百战，所向无不披靡。当他准备直捣黄龙“行复三关迎二圣”时，却被十二道“金字牌”强行召回，并以“莫须有”罪名遭冤杀。后人很为他鸣不平，游客来杭州大都会到“岳庙”瞻仰一番。
葛岭东端的“后乐园”，早已颓圮，只留下几道残壁和当年叠园的山石。“后乐园”取自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他的主人，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奸臣——宋理宗年间的丞相贾似道。说到误国害民，他和秦桧相比也不遑多让。
这两道风景，是南宋国运兴衰的展示窗口；也是治国理政时如何选人、用人的活教材。高宗南渡之初，起用了岳飞、韩世忠等一干名将。那时的高宗，还记得“靖康之耻”，励精图治。于是，朝野上下，君臣用命。尤其是岳飞，以身作则，治军严明。他的“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连金人都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在岳飞带动下，河朔纷起，天下英雄云集，南宋也迎来了短暂的“中兴”。
自从岳飞被冤杀后，“众将莫敢言战”。曾是四大抗金名将的张俊竟协助秦桧推行乞和路线。“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人们埋首于风花雪月、饮宴悠游。到了贾似道把持朝政，更是把这种柔糜之风推行到了极致。贾似道的“后乐园”里天下奇花异草应有尽有，可他还不满足，又大兴土木，在湖边专门建了一个上船亭，让人设计了一种用盘车绞动的锦缆舟。理宗对贾似道也极尽迁就，答应他不用每天都来上朝，可以五日一朝，之后又改为十日一朝。于是，贾似道终日在湖上与一帮宫女、娼妓饮酒嬉戏。时人戏称：“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这样的官风、政风，带来了什么结果？南宋的中后期，基本上是苟延残喘，没有组织起一次像样的抵抗，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城下之盟”。德祐元年，贾似道兵败丁家洲，乘单舟逃奔扬州。次年，南宋都城临安沦陷！
“正邪自古同冰炭”。对于西湖边上的这两道风景，元朝诗人贡师泰这样评价：“葛岭东家是相门，当年甲第入青云。楼船撑入里湖去，可曾望见岳王坟。”诗中把亡国之相贾似道与精忠报国的岳飞放在一起比照，内中蕴涵发人深省。
的确，倡导什么样的官风、政风，关乎国运的隆衰。那么，怎样才能营造出良好的政风、官风？除了制定长策把世上最有才干、品德最淳良的人吸引到队伍中来，对那些“莠草”“稗子”也必须清除。只有剔除杂草，庄稼才能茁壮成长。像南宋那样“劣币驱逐良币”，国家如何兴盛？
今天的时代已迥然不同，但道理却甚相通。我们X坚持正风肃纪、强力反腐，建设廉洁ZZ，正是为了使歪风邪气受到遏制，让清风正气得到弘扬。从根本上说，X风政风的清新，赢得的是X心与民意。
（2015年12月25日）
郭震海
在一个宁静的黄昏，辞掉一切繁杂，找一个僻静之处，放松身心，读一篇好文，犹如品茗，酽香四溢，荡气回肠。读完良久，心醉神往，掩卷静思，不得不承认，这一个个独立的文字，经过作家的召唤，排列成文，可以直抵心灵，喊醒灵魂。
精神的贫血比饥饿更可怕，一个人一个时代莫不如此。一篇好的作品，就是一座丰碑，可以千年不朽，万年犹新。作为人类的“精神食粮”，文学一路记载着人类的生活轨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人类的灵魂，又如一把除尘的刷子，净化着人类的心灵。然而，好作品不易得，能捧得一篇佳作是读者之幸，更是作者的至上荣耀。
今天的文化场域，正迎来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也弥漫着功利浮躁之气。有的人或沉浸于描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或以剪贴拼凑模仿为写作生存方式。一些图书出版，拼的不是内容质量，而是“策划”和“包装”，只求在轰轰烈烈的氛围中赚足眼球和银两，图书的实际影响无人问津。一些本该严肃认真的作品研讨会，也沾染上求名博利的风气，互相吹捧和宣传，忘记了研讨会的初衷和意义。
“只有文化，才能让浮躁的社会和城市宁静下来。”文化浮躁了，灵魂的困乏和焦虑谁来救赎？急功近利不仅是对文化的伤害，更是对社会精神气质的污染。如果说文化是治愈浮躁的良药，那么文学作为文化原野上的高峰，不仅不能浮躁，还应担当起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责任。一位文艺界人士说：“浮躁，本身就是一道障碍，只有克服，才能更好地向前。”无论如何，一个作家不能忘了握笔书写的初衷，不能推脱肩上应有的道义担当。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精益求精是优秀作家最基本的品质。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所以才能“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柳青、赵树理等作家为了写一部好的作品，双脚时常沾满泥土，四季深入农村。文学说到底就是参与，参与到人民的实践中去，走到人民的生活中去，好作品的种子才能萌发出来。巴尔扎克说：“生活是最过硬的。”与生活隔离，还能写什么？
拂去功利主义，抖落浮躁尘埃，创作确实是一项淡泊名利、远离喧嚣的心灵表达。欲作文先做人，做人必先修心，因为文由心定、文起于心。古人讲“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如其人”“言由心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心之宽度决定文之高度，思想和境界决定文风和文路。俯察古今中外，但凡名垂青史的文学大师，无不心怀万物、悲悯苍生。
文字工作者，无疑是一项神圣光荣的职业。写作不仅仅是记录和表达。一篇好文犹如灌顶醍醐，足以让无力者有力、让蛮横者明理、让迷失者转向，也可以抚慰受伤的身心、洗涤蒙尘的心灵、唤醒沉睡的灵魂。写作是一件苦劳之事。一个真正的好作家，追求不一定多但一定很高，笔耕一生，若能孕沙成珠，留得一篇千古不朽的好文，可谓生之万幸，一生无憾。
（2015年12月24日）
李　斌
在聊天群和朋友圈中常能看到有人分享地铁里、公交车上斗嘴打架的视频。视频里当事者暴戾毕露，女的“撕衣大战”，男的“拳击比赛”，围观者要么侧目以对，要么举起手机拍照，罕有人拉架劝和。视频分享到网络上，一众看客如看动作电影一般不亦乐乎，有人甚至从专业格斗的角度对打架者品头论足。
因为抢座、推搡之类的芝麻小事，轻则粗口相向，重则拳脚相加，施暴者的行径没有正义可言。那些举起手机拍照的人、到处转发打架视频的人、故作高深指手画脚的人，以看别人打架为乐，以传播社会戾气为荣，其实是比打架者更为恶劣的负能量传播者。有人说，冷漠是一种会传染的病。染上冷漠病还以病为荣，莫不比此更让人心寒。
那些打架者和看客，负能量可能只是他们的“背阴面”，他们更多时候展示给人的是“向阳面”：当领导平易近人、做父亲慈爱可亲、同事之间谦逊友善……对待熟人温文尔雅，对待陌生人却冷酷如冰，甚至如同寇仇，为什么竟这样冰火两重天？不仅是社会戾气方面，对他人的贫穷视若无睹，歧视都市里干重活脏活的务工族，对需要援助的人袖手旁观……为什么我们总是吝惜向陌生人展示优秀品质？
从心理上说，陌生天然意味着距离感，对陌生人产生戒惧防御之心容易，产生亲和包容的情感很难。在意识世界里，陌生人被牢牢钉在有别于“我”、不可接触的墙上。就现实而言，快节奏、高压力的工作生活，让我们专注于自己的狭小天空，根本无暇换位思考感知别人的境况，也无力向外界传播自己在价值观、道德观上的热量。少数人以暴制暴、见义不为、损害诚信之类的不道德行为，更是加剧了社会的焦虑和惶恐，从而使我们彻底将陌生人排除出可以信任的范畴。
当我们的情感趋向自私，精神趋向封闭，明媚生活岂能只寄望于物质财富涌流？内心里一道隔绝陌生人的小小围墙，放到现实中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一条深沟大壑。长此以往，必然导致社会碎片化、阶层板结化，这样的社会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未来。“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互相倾轧还是风雨同渡，古人的思考充满智慧。所谓的陌生人，其实不过是我们还未认识或者没有机会认识的朋友而已。他们跟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感受同样的冷热，享有同样的梦想。我们的内心之中，本该就有一个留给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的位置。
没有人会是一座孤岛，对待陌生人的态度决定着我们文明的高度，同陌生人的联系也决定着我们社会的黏度。“仁者莫大于爱人”“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向来不缺少悲悯情怀、侠义精神、和谐基因。互联互通的时代，也要求我们开放心灵、拥抱未知。面对消除贫困、化解社会戾气、扶起“摔倒的道德”等社会难题，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兼爱主义者，对他人有一种情动于中的关怀、一种发自内心的热忱。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人之为人的应有之义。
哲人说，精神的苏醒对人来说是最可贵的东西，而且是生存的目的所在。当我们清点身边的财富时，一定不要忘了那些源自人性善义的财富。只要良心不沉睡、关怀不陨落，我们就能在道德上变得更有力量，社会和国家也会充满温暖阳光。
（2015年12月23日）
尉承栋
有位画家用4年工夫画出一幅作品，引起轰动。一位青年人向他请教：“我能一天画一幅画，可卖出它却要一年的时间。”画家对青年说：“你可以试着换一下，用一年时间去画一幅画，看能不能在一天内卖出去。”
好作品出自反复打磨，凡事亦需拼一番笨功夫。习武之人常说“入门先站三年桩”，如果不能打牢站桩的功底，到头来学到的不过是花拳绣腿。做人做事莫不如此，稳扎稳打、耐心付出，成功才会有可能。如果急于求成，偷懒耍滑，到头来只会一无所成。
“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非凡皆从“愚处”起。不少古人“尚拙”，更在“拙”处建功。清人曾国藩学习上讲求“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其行事风格被同僚讥笑为“迁拙”。然而在他看来，“凡奇谋至计，总在平实处”。客观说来，“笨拙”的好处在于，不投机取巧，虚心以待事，耐心以经事，遇到困难和矛盾只知扛过去，而决不会绕着走、躲着跑。如此“笨拙”，反而更能打牢基础，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
想起一位大学老师的话：“今天的问题，不是知识不够多，而是知识太多；不是不够聪明，而是过于聪明，缺少从愚处做起的踏实精神。”细细想来，但凡各个领域的名家大师，哪个不是靠着守愚尚拙的精神成功的？于敏院士为研究氢弹，甘愿隐姓埋名28年；一代代航天人创造中国载人航天的奇迹，秘诀在于“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为研制防治疟疾的药方，从包括各种植物、动物、矿物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中整理出640个，再从中进行100多个样本的筛选，最终获得青蒿素样品。
不可否认，时代瞬息万变，机遇稍纵即逝，我们确实需要创新求变、弯道超越。也不是说我们凡事只能使“笨劲”，不能用“巧力”。但必须懂得，走捷径并不等于投机取巧。捷径的获取，靠的是日积月累的能力，而不是挖空心思的妄想；捷径的完成，靠的是持续不断的拼搏奋斗，而不是一劳永逸、一步登天。很多人“一举成名”的背后，是“十年寒窗”的苦功。天底下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也没有天上掉馅饼的机会，真正的终南捷径，其实只有苦干这一条。
华罗庚在诗中写道：“妙算还从拙中来，愚公智叟两分开。积久方显愚公智，发白才知智叟呆。埋头苦干是第一，熟练生出百巧来。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分才。”硬要把“伪聪明”当做真聪明，不过是真愚夫的做法。做事情，总还是要拿出那么一点“愚劲”、那么几分“拙气”。
（2015年12月22日）
刘根生
最近，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科学的病出在文化上，科学精神尚没能在文化上深入人心，一些传统文化陋习反而限制了科学精神的培植与滋长。比如，在科学界，迄今未能解决创新需要冒尖的文化与我国传统中庸文化的冲突；在科学界以外，不科学的东西很容易流行，反科学的东西不时会冒出来。此语发人深思。
想起“新生婴儿”的故事。1831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律后做了个实验小模型——发电机雏形。有人不解地问：这个不停转动的小玩意到底有什么用？法拉第回答：新生的婴儿有什么用？新生的婴儿是会长大的。30多年后，麦克斯韦站在法拉第肩膀上建立了电磁场理论。看到“新生的婴儿”，马上就想到现在有什么用，能不能立刻给自己丰厚回报，属于立竿见影式的实用主义。然而，科学研究的动力与获得感，恰恰不是眼前的功利，而源自那种超越功利的真理追求。这是科学精神，也是文化信念。
观测和模拟计算结果显示，欧洲阿尔卑斯山脉罗纳冰川可能在50年后融化50%，在众多延缓冰川融化提议中，“给冰川盖毯子”因大胆奇特、符合传热学原理脱颖而出。如今，罗纳冰川已经被盖上特制隔热材料做成的“被子”。方案提出者卡尔时年仅11岁，他因此成了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院士。盖毯子对遏制冰川融化或许“治标不治本”，但这个案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好奇、想象、探索、实证等科学精神要素植根于文化基因。在相当意义上说，科学精神脱胎于文化氛围，文化中的创新因子，换个角度可能就是科学的创新源泉。
科学是在崎岖小道上攀登，看似小众，其实也暗含着许多普遍的社会价值。比如奉献精神和体己思维。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回忆，为了让青蒿素尽快上临床，她和科研团队成员曾亲自服用提取物，以确保临床病人安全。比如基层导向和苦干精神。为种出高产“超级稻”，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洪程常年泡在田间，人称“泥腿子教授”。科技领域的拔尖人物，无不是科学精神践行者，也无不是社会价值的担当者。以社会文化反哺科学探索，科学探索便能“风正一帆悬”；以科学精神光照社会文化，社会文化也会超越功利、告别浮躁、追求真理。
现在，有几种现象已成通病：一是“时尚冲动”。什么东西时髦就研究什么，不断制造新概念，于无意义中制造意义，所谓“创新”，不过是把博物馆的老东西放个新位置；二是“学徒状态”。照着人家的葫芦画瓢，缺乏“自我主张”，更谈不上原始创新；三是“过度发表”。有点小成果，就赶紧写论文发表，满足于小儿科成果，科研成了竞技。归根到底，还是科学精神未能成为一种文化信念，在一些人那里，科学成了实用性、功利化的代名词。这种科研心态的后果，一如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所批评的：“任意揣摩，如盲人射的，虚发无效；或依拟形似，如持萤烛象，得首失尾。”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爱因斯坦此语道出了科学从其源头到其精神本来就是人文的。科学和文化能在卓越人物身上水乳交融，就在于其精神飞翔得比世俗更高。当科学精神注入文化基因且成为“集体的习惯”，中国这片科技高原之上，必将因无数“新生的婴儿”茁壮成长而耸立起更多科技高峰。
（2015年12月21日）
刘天亮
最近，一名旅客在飞机上突发重病之后的遭遇，让人无法释怀。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机组人员和地面救护人员，仿佛听不见当事人的苦苦哀求，自顾自地争执谁该抬他下去。急救中心也似忘了争分夺秒，涉嫌舍近求远把病人送往“自家”医院。本该成为社会瞩望的机构，却以如此危险的方式，对待身处危险的人，像是在每个期待社会温暖的人心里扎了一根刺。
包括当事人在内的许多人，事后都把焦点放在了改善急救机制方面，基本忽略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蒙住了人的眼睛，让一连串的环节都漠视了面对面的痛苦？这当然并非社会的道德感已然滑落到了这种程度，而是从各个角度反思这一事件的人形成了这样一种固化逻辑：亟须调整的是机制问题，或者说是被制度固定下来的利益格局，个人的道德感只是次要因素。这种认知，即便揭示了某一方面的真相，也是一种遁词，就好像人们看待利益的方式，与道德感无关似的。
前几年有部电影叫《在云端》，表现了这种固化逻辑对人的杀伤力。影片从一个职业裁员专家的视角，探讨了一个沉重的话题——当人们面临失业时，怎么跟他们说还重要吗？有人认为，反正怎么说都是痛，不如简化为纯粹的利益和效率问题。因此，以远程视频代替面对面沟通，也不会有更多伤害。然而，社会如何对待一个陷入困境的人，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有着伦理上的重要性。倘若一个人被赤裸裸地当成棋盘上随时可以拿掉的棋子时，伤害就会穿过具体的人和利益，升格为伦理层面的焦虑。因为，面对面的冷漠，是社会道德的无情销蚀者，它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把人的生存环境变成一片荒野。上世纪90年代初有首歌，很敏锐地唱出了这种危害：“不再相信，相信什么道理，人们已是如此冷漠。”
当前社会上有一种倾向，即不论什么性质的矛盾，直接跳到利益冲突的框架来分析，基本不思考社会基本伦理的正当性，看似深刻其实很无力。比如，在冤假错案背后要挖一个部门利益的坑，官员腐败也习惯性联想到工资低的现状，甚至连监守自盗、吃了原告吃被告这种事，都只是利益惹的祸。这些说法隐含着一个潜台词：在利益格局变得合理之前，人们“对有关正义或人性的全部感觉无动于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和容忍的。
然而，利益调整永远在路上。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忘记唤醒人性的力量，缺少道德河床的利益，就会长出自己的保护壳。每一个人都被束缚在利益的格子间里动弹不得，改革也就无从谈起。利益和道德感某种程度上的错位与倒置，正是当前社会冷漠的一个重要形成机制，也是阻碍改革深入的重要原因。
通往更美好社会的路上，道德情操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改革要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不只是强调“最后一公里”的抵达，还意味着，利益调整必须沿着社会普遍认可的伦理原则和道德判断前进，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因此，在改革攻坚期，重申“人是万物的尺度”，重温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教诲，并非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是必不可少的精神。
（2015年12月16日）
曹鹏程
二战时期有位士兵说，“没有一个战士真正从战争中幸存”。对一名军人而言，战争经历带来的伤痕尚且难以磨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来说，这种伤害更是刻骨铭心。
对于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暴行，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记忆往往跟外部世界的想象大不相同。靠在脸上抹黑灰才躲过灾难的杨翠英老人，前不久在报纸上看到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的消息，就以为又要打仗了，甚至买了很多米存在家里。直到女儿发现并安慰，才意识到和平并未再次舍她而去。
对于国家最高级别的纪念，亲历者的感受也会比一般人更深更厚。失去了叔叔和两个舅舅的葛道荣老人，今年又到写着遇难者名单的“哭墙”前，“这个地方我们每年都来，但如今更感动，为什么呢，以前是家祭，现在是国祭了。”个人的痛苦记忆，一旦为国家所铭记，为世界遗产所铭刻，自然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确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如同一缕阳光打进历史的黑暗森林中。历史因为过于宏大，记忆的河床层层叠叠，时常容易掩埋住那些深深的伤痛。而实际上，正是那些伤痛最能警示后人。30万死难者，不是冰冷的统计数字，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组成的。他们被践踏、杀戮时的血腥，很多还埋藏在历史的黑暗角落中。而我们要进一步做到的，是把阳光继续引入最黑暗的角落，让人们直视并清算罪恶，让那段惨痛的历史不再重演。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恶名之一部分，也是属于你的”。博罗夫斯基的话，值得对所有关注南京的人说一说，同时也值得我们自己想一想。铭记南京大屠杀，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责任，是全人类都应该去做的事情，但牢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必须是我们民族首当承载的责任。作为亲历了那场浩劫的民族，我们最理解同胞惨遭屠戮、山河凌辱的痛苦，我们最懂得同仇敌忾、永不言败的精神，我们最希望这样的战争暴行永远成为历史。最大限度地表达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不负个体生命的苦难、体现人类命运的关怀，我们才能完成对民族意识的升华。
南京大屠杀已经成为国家记忆、世界记忆。但这并不应该是抗战史研究的结束，而恰恰应该是全社会关心抗战、研究抗战、讲述抗战的开始。抗战军人作家阿垅说过，中国有血写成的“伟大的作品”。先人的呐喊，声犹在耳。对于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来说，只有不断去延续血写的记忆，才能不断获得耻辱与奋起相激荡的民族精神原动力，才能让中华民族永远成为人类和平的捍卫者。
（2015年12月14日）
陈国明
生而在世，谁不想建功立业、扬名出彩？但功成名就之后，是沉醉于功名消遣人生，还是更加严以律己保持警醒，不同心态导致不同选择，不同选择彰显不同格局。
88岁高龄的齐白石，鉴赏自己年轻时的一幅作品，发现自己画功已大不如前，便每天深夜一笔一笔地练习描红。儿子不解地问：“您早就盛名于世，怎么想起描红这般初级的东西？”他回答：“现在我的声望高，很多人觉得我随便抹一笔都是好的，我也被这些赞誉弄得飘飘然了，无形中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直到前几天我看到年轻时画的一幅画，才猛然警醒——我不能再被外界那些不实之词蒙蔽了。”
这位老人的“猛然警醒”，同样也在提醒我们：人不可被功名蒙住双眼，找不着真正想要的东西，看不清自己的前进方向；人不能在赞扬声中迷失自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丧失应有的进取心。人贵有自知之明、自胜之强，明就明在“知不足”，强就强在“不知足”，“知不足”而后学，“不知足”而进取。齐白石的这种警醒，为世垂范。
越是成就辉煌的人，越有“知不足”的清醒。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的成就都很伟大，有人提出用恩格斯的名字来命名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断然拒绝了，坚称自己是“第二小提琴手”“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当年，许光达将军三让“大将”军衔，至今传为佳话。他认为自己没有参加长征，而后的战功也无其他同志显赫，“组织上给自己的荣誉太高了。”毛主席评价许光达：“这是一面明镜，是共产X人自身的明镜！”
不必否认，“傲才骄人”者、“以宠作威”者并不少见。有的人稍有点名气，便自我膨胀起来，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前行动力戛然而止；有的人稍有点成就，便把荣誉与利益挂起钩来，让荣誉染上不少铜臭；有的人只是升了个不大的官，便“本事不长脾气长”；有的人只做了点本职工作，就认为自己劳苦功高，组织上提拔自己“太晚了”，这辈子“太吃亏了”。得利则跃跃以喜，不利则戚戚以泣，这类人的人生难免会跌入欲望的沟壑。
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不知足”才能攀上新高峰。“营大者不计小名，图远者弗拘近利。”于X员干部而言，何谓大，人民利益谓之大；何谓远，X的事业谓之远。然而，有的X员干部有些功名之后，却不再直道前进，反而开始弯道“邪”进。黄冈市统战部原部长操尚银与湖南交通厅原X组书记陈明宪，从全国劳模到阶下囚的蜕变让人唏嘘。这说明，不以人民利益而立业，不以X的事业而建功，功名再盛也终将是竹篮打水。
现实往往会这样：一心向往功名，功名却了无踪影，不计功名，功名却不期而至。从雷锋、郭明义到孔繁森、杨善洲，他们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不计功名者不为功名所累，永葆为民务实的本色，往往能够演绎精彩的人生；而沉醉于功名者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反而让自己的人生迷失方向。而这正是现实背后潜藏的必然逻辑。
（2015年12月11日）
纪东冲
最近有一个小视频流传很广。一位普通人接受街头采访，在被告知当地每年车祸死亡200多人后，记者问他能接受交通事故死亡的最多人数，他答道差不多70人吧。然而，当他看到走过来的70人都是自己的亲人时，他的眼睛湿润了。此刻，他能接受的人数是0。同样是交通事故，从旁观者的位置换成了自己亲人的角度，看法就完全不同。
女儿五六岁时，有一次带她在商店闲逛，不意她突然就跑了出去。我耐心问她为何？原来，孩子个子小，在人多时，看不清爸爸的面孔，通常都是根据裤子的颜色来辨别。那天天色较暗，她旁边的人裤子颜色和我穿的差不多，便把他当成了我。后来看到有位母亲在大声责骂孩子为什么喜欢跟陌生人跑，孩子委屈得直哭，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她听，这位母亲才恍然大悟。蹲下来处在孩子的位置上，才能看清孩子眼里的世界。
工作中，有的干部很苦恼，为什么自己辛苦为百姓办好事，百姓却不领情？化解矛盾纠纷，该做的工作都做了，为什么个别群众仍然揪着不放、闹个没完？具体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与缺乏换位意识不无关系。不去换位思考、将心比心，那么好事虽好却未必是群众所需要的，表面矛盾化解了群众心结却可能还在。因而，很多人看起来忙忙碌碌、勤勤恳恳，但因为少了换位，事实上仍然在缺位。
的确，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大多习惯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甚至形成了思维定势，常常忘记了还有他人的角度，遑论经常进行换位思考？对于普通人而言，缺了换位意识，往往就会滋生冷漠、偏见与矛盾。而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还会导致对群众的思想缺位、情感缺位、工作缺位。总是从自己的角度想问题、干事情，结果往往是自己方便了，群众就不方便；自己舒服了，百姓就不太舒服。面对前来办事的群众，倘若想到对方是自己的家人，是否还会面孔冷漠、颐指气使？古人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说的正是为政者要多从百姓角度感受困难、考虑问题。由是言之，换位思考不仅是一种工作要求，更是一种ZZ素养。
现在，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在次第出台，如何落地生根？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怎样让7000多万人真正摆脱贫困？落实的方法有很多，但怕就怕那种机械僵化的执行，照本宣科式执行，“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导致好的政策、决策在实际中变形走样。这种执行的实质，就是只讲“ZZ正确”，不讲实际效果；只有单向视角，不做换位思考。要把落实工作做到位，关键就要学会换位，多从基层实际角度、多从群众角度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才能让好的政策决策更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把换位变成一种工作方法和思维自觉，思路和心态往往也会为之一变。
有几位年轻人来到乡村，看到那广袤乡野与田园风光，不禁陶醉其中感叹真美。不意田间一位劳作的老者说道：你们要是在这里生活，可能就不会感到都是美了。这仿佛是一个隐喻，启迪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多从别人的角度想问题。对于各级干部来说，就是不仅要有“四面湖山归眼底”的胸襟眼界，更要有“万家忧乐到心头”的平民视角与百姓情怀。
（2015年12月10日）
李树杰
多与少也是辩证的。多不一定都好，少不一定都不好。
像读书，有人提出越多越好，但也有大半生精研一本书的例子。他就是王震，研习的书目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生共读过8遍。这是读书上学以致用、以少胜多的佳话。
一位农民养殖大户在电视上讲以少胜多的致富经。他拉着黑鱼到扬州卖，四五天才能卖掉。可浙江和山东的黑鱼养殖户却很受宠，卸下鱼就能回去。同样卖黑鱼，为什么遭遇大不同？原来对方都是大户，一次拉上万斤，且四季供应不断。而自己是散户，货源不稳，数量无法保证。冷遇让他开了窍，于是向规模要效益。可过了几年，比他规模更大的养殖户出现了。他的黑鱼又难卖了。于是，他由多转少，专养殖诸如大马哈鱼、江鳕、七彩鲑等“高精尖”产品，生意又火了起来。“多而全”不如“少而精”，这就是人家的生意经。
一个地方原本有一个漂亮的大湖，被视为“平原明珠”。由于不注意保护环境，湖水臭了，行将干涸。当地下决心关闭了一些工厂，损失DP近百亿。可是，十多年后，湖水变清，宜居宜游，一下子引来几十家高科技研发企业。这样一算，新增加的DP都不止500亿。少变多、亏变赢，要靠长远眼光。
投资也是如此。有位全球著名投资商在被问及成功的最关键要素为何时，回答是“专注”。“我们不求多，只专注于几家最杰出的公司。我们是专注的投资者。”他说这是应用光学上凸透镜的原理，即把有限的阳光集中起来投射到焦点上以产生预期的温度和效果。看看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家，做“多”的有，做“少”的也不少。盖茨之于微软、乔布斯之于苹果、戴尔之于戴尔电脑，都是把才华和资源聚焦投资到单一的事业上。
不会打牌的人，把好牌随随便便就垫出去或乱打了，留下一手差牌；会打牌的人就是设法把差牌垫出去，留下少数几张好牌以便关键时用上。所以，“少”有时是“关键的少数”。这“关键的少数”能起大作用，派上大用场。
“多”与“少”，两者之间绝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对立存在，而恰恰是“量变”与“质变”的一个演变过程。一味追求多，或一味追求少，都有可能把事情的发展引向截然相反的另一面。因而，在看待“多”与“少”上，也要有辩证的观点。现在一些地方的干部得了DP焦虑症，在速度和质量上患得患失，在“多”与“少”中左右摇摆，舍不得砸掉盆盆罐罐，浪费了转方式的宝贵时间。
不管怎么说，一味拼资源、拼环境的掠夺式发展道路走不通了。我们只能走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DP增速可能低了，但经济发展的质量提高了，经济效益更好了。连《新德意志报》都赞赏中国下决心走转方式的路子：“放弃两位数的增长率甚至是值得欢迎的……更少就是更多”。
变少为宝、从快到好，方能化风险为机遇，让人民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活。在这点上，我们必须转过思想弯子，走出唯DP论英雄的老路，打破“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传统思维，真正把握好多与少的辩证法。
（2015年12月9日）
杨学博
自由快乐，人皆向往。对于X员干部而言，什么样的生活才是自由的、快乐的？明太祖朱元璋与大臣之对，或可提供一些启示。
史载，朱元璋某日问诸臣：天下谁人最快活？有人说功高盖世者，有人说位居显赫者，有人说金榜题名者，还有人说富甲一方者……朱元璋听后皆不满意。大臣万钢答道：畏法度者最快活。此言一出，朱元璋大悦，称赞其见解独到。
自由快乐之人，必是敬畏法度之人；敬畏法度之人，多是严以自律之人。今天，正风反腐之下，很多人感受到了这种自由快乐。也有干部认为“官不聊生”，感叹不舒服、不自由了。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心理与其对自由的观念看法密不可分。诚如马克思所言，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然而道理容易明白，但在潜意识和直观感受中，有人还是把自由视为不受限制、没有约束，或者少受限制、鲜有约束。问题是，无所限制的自由必然是扭曲的，也是不真实的，只能存留于想象之中。谁要真是如此任性地看待自由，无所顾忌、不知敬畏，谁就终将付出惨重代价。
建构在自律基座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二者并非彼此孤立，更非相互矛盾。从逻辑上讲，自律是前提和保障，自由是目的和依归。俗话说，“没有框的玻璃容易碎”。没有自律，自由就如同断线风筝、脱缰野马，必然横冲直撞、不受节制，终将走向自由的反面。“自律的，才是自由的”“不自由即是自由”，听上去有些矛盾，却是最现实、最真切的道理。
“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把握好“畏”与“德”、“不自由”与自由的辩证法，X员干部方能内心澄明、动静有常。比如，不拿不该要的钱，不看着别人碗里的肉眼红，不搞物质攀比，亦无人情羁绊，就会得到物质的自由；做好该做的事，尽到应尽的责，不用“把领导表情当自己心情，把领导嗜好当自己爱好”，就会收获干事的自由；守好为人处世底线，不碰X纪国法红线，有坦然之乐而无囹圄之忧，精神的自由也就可期。
相反，如果不能恪守自律、遵守法度，就会导致身心双重的不自由。一些干部身陷腐败泥潭，守着大堆钱财，时常梦中惊醒，吃不好、睡不着，就如同戴上了沉重的枷锁。以此言之，一些腐败分子失去自由的标志，不在锒铛入狱之日，而在第一次伸手之时。在公布的贪官忏悔录中，有多少人提到，“开会提心吊胆，老是害怕被带走”“白天在人前强作镇定，晚上在家中担惊受怕”，哪里还有一丝幸福和自由可言？
改进作风，不仅要靠X纪法规的外在约束，也有赖于干部的严格自律。具体言之，就是敬畏誓言、敬畏法度、敬畏程序，珍惜家庭、珍惜名节、珍惜眼前虽平淡却长久的生活。还应明白手中权力来自哪里、用权界限划在哪里，明确哪些不可为、哪些必须为。始终保持“边界意识”，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凡事明明白白、清清爽爽。各级干部尤当懂得，干事用权不能太轻松舒服了，秉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方能收获内心的宁静平和，抵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2015年12月8日）
林　杰
一位“老新闻”谈及大半生职业生涯，念念不忘战争年代睡“岗窝”的经历：解放洛阳时随部队采访，他白天扎在兵堆里，夜晚睡上岗战士的被窝。一个多月“岗窝”睡下来，写出不少鲜活新闻。打那起，下部队采访睡“岗窝”成为习惯，他被基层官兵称为“穿四个兜的‘兵’”。
“岗窝”带有战士的体温，蓬勃着基层的脉动。“岗窝”无言，犹如一面镜子；“岗窝”平凡，映照着好传统、好作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把解决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等民生问题，与打造革命的“铜墙铁壁”联系在一起。当时有人觉得，轰轰烈烈的革命大业与这些琐碎小事完全不搭界。为此，朱德告诫：好多同志恐怕都忘记了，我们不是为了革命去找人民，而是为了人民才革命。历史上，这样的“岗窝”无处不在。遍地泡桐林的兰考碧滩，那里曾有焦裕禄的“岗窝”；漫野木麻黄的东山绿洲，那里曾有谷文昌的“岗窝”。从某种意义上讲，“岗窝”所寓意的基层，不仅寄托着共产X人的情感，更承载着崇高的信仰。
X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起到了“猛击一掌”的效果，让不少X员干部重新体认了“基层”的意涵。但眼下仍有少数人，对基层没感情，跟群众欠真情。在他们看来，“基层是课堂”道理不假，出名挂号还是跑“庙堂”管用；“群众是老师”说法没错，提拔升迁不如问“大师”靠谱。殊不知，现实中“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权力傲慢，“两耳塞豆，不闻雷霆”的实践钝感，正是因为主观上缺乏“岗窝”意识，从而丧失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行动自觉。对于X员干部而言，找寻到并守护好自己的“岗窝”，很多时候需要的并非知识与能力，而是面对群众“每事必问”的谦卑，以及深入基层“务求甚解”的耐心。
“岗窝”渺小、宽泛、很不起眼，但影响着群众观感，也能促进干部成长。习近平总书记回忆上山下乡经历时，曾感慨艰苦生活让人“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如今，一些干部“出身农民不识乡亲”“身在基层不知农事”，离开办公室就不会跟群众打交道，又何尝不是疏离“岗窝”所致？正因此，坚守好自己的“岗窝”，理应把服务基层当日子过，把造福群众当事业干。事实表明，平时多些你来我往的交流，信任上的阴差阳错就会大为减少。X群关系中解不开的“疙瘩”、工作落实中过不去的“关口”，往往角度一换，就能“柳暗花明”。
“欲先民，必以身后之”。一位领导干部，如果常感落实工作的办法不够多，只能是因为离基层不够近。身处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改革岁月，面对日异其能、岁增其智的时代节拍，“岗窝”不单是建功立业的“事业窝”，也是永葆本色的“感情窝”，切不可让其失去原有的温度。
（2015年12月7日）
王　蒙
有时候与一个人接触，很快就感觉到他或她的文明程度、道德自律、举止进退、做人修养，乃至人格人性。这些东西多半与家庭的影响、家学的渊源、家风的承继、家教的成果有密切的关系。有时候从媒体上看到一些国人在境外的不雅表现，乃至在政法节目中看到一些罪犯的愚蠢无知与无耻，也令人叹息痛心于他们家教的极端缺乏。
近年，社会上兴起了“家风”话题，也有媒体就这个话题采访过我。其实，相比“家风”二字，我更熟悉，抑或感觉更贴近现实的一个说法是家教。我小时候自恃聪明，出言狂妄，母亲每听到一次就教育我一次，经常连夜教育。有时候，我困得不行，我就说再也不敢骄傲了，再也不敢胡吹牛，再也不敢瞧不起人了，向母亲保证了以后，这才得以允许睡觉。
当然，我们那一代人经历了贫穷、战乱、动荡与种种苦难和匮乏，很多事情是生于和平年代的人没法想象的。国家穷，国民教育也不普及，我们的父母对教育孩子谈不上系统的理念。不过长辈总是能看得出是非对错，看到你错了，就要苦口婆心地教诲你，直到你接受教育有所改正为止。
我想，家风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家教的长短得失的体现，是家教的外化，而家教是自然而然、生动活泼、春风化雨地进行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形成一个人的基本素质方面，家庭的影响与作用往往大于学校，童年的熏陶往往重于长大之后，从生活中、从家庭中得到的体悟，往往深切过从课本上所读到的东西。童年家中得到的真切、质朴、诚恳、实在的教导，不知不觉之中，形成了一个人的价值认知与价值底线，形成了一个人从生活习惯到选择趋向，从举止容色到是非标准的基本思路。而这些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为世道人心，成为风气共识，成为村规民俗，成为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文化素质。
我们国家正在日益重视对于核心价值的宣传教育。价值教育的关键在于理念与生活的结合，理念与内心深处的爱憎取舍的对接，在于言与行的一致，心与口的统一。家风与家教，对于形成美好正确的价值观，其作用是非常大的。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工会组织师生员工共同撰写了《家风》一书，勤劳、质朴、诚实、阳光、深情、善良、奉献，乃至“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等我们传统文化中重视的一些价值得到讨论与例证说明，文章写到的细节让人或莞尔或触动，充满真情实感，富有可读性。这对于弘扬家风文化、培育核心价值是很有益的。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人们越来越重视世道人心的问题。而人心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家教，成于家风。其实，每个家庭，每个中国的老百姓都是有一个尺度的，提倡什么，容忍什么，禁止什么，严惩什么，都有自己明确的标准。这对逐渐树立起人们能自觉接受的道德规范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核心价值的教育一定要进千家万户，进入童年人生。
（2015年12月4日）
余清楚
说到中国的扶贫，绕不开宁德。
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县赤溪村下山溪自然村贫困状况的群众来信，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关怀贫困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封群众来信首发我国扶贫开发之先声。后来，赤溪村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命名为“中国扶贫第一村”。1992年7月，习近平同志将担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的有关重要讲话、文章收录成册，书名就叫《摆脱贫困》。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该书跋中所写的：全书的题目叫做“摆脱贫困”，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今天，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任务并不可怕，怕的是有的X员干部头脑中的“贫困”。从目前看，头脑中的“贫困”主要有这样几种亟待克服。
意识落后，思路闭塞，缺乏责任心。有的干部未能跳出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遇到扶贫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招数不多，办法不灵。有的干部虽然也常深入贫困地区，想了不少办法，但往往事倍功半，扶贫看不到实效，群众得不到实惠。究其原因，是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没有认真查找贫困根源，水平不高调门高，办法不多想法多。有的领导听说种蚕桑赚钱，就号召家家户户种植，结果蚕桑价格大跌，又听说种茶叶赚钱，又要农民挖掉蚕桑种茶树。农民跟着瞎折腾，无所适从，贫穷依旧。
胸无大志，目光短浅，缺乏进取心。人穷志不能短，扶贫必先扶志。“弱鸟可以先飞，至贫可能先富”，有了这种意志，贫困地区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可叹有的干部胸无大志、腹无良谋，整天浑浑噩噩、忙忙乱乱，扶贫攻坚流于形式。有的在其位不谋其政，占着位子不挪窝，嘴里喊扶贫，手里忙自己，贻误了群众脱贫致富的时机。
知难而退，缺乏斗志，缺乏必胜心。面对扶贫中的种种困难，一些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萎靡不振、畏缩不前。我们讲扶贫要发扬“滴水穿石”般的韧劲，就在于要埋头苦干，着眼于长期的、为人铺垫的工作。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实践证明，凡是扶贫工作做得好、困难群众脱贫快的地方，当地领导干部一定是意志坚定，斗志昂扬，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作风浮夸，不切实际，缺乏事业心。这些年，新闻曝光的花架子扶贫、越扶越贫的事例不少。有的贫困县建的“县衙”奢华气派、富丽堂皇。有的穷乡僻壤为招商引资，大搞开发区，结果栽了梧桐树，不见凤凰来，债务缠身，劳民伤财。扶贫要“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听“唱功”更要看“做功”。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少搞盆景，多做实事，不要想当然，瞎指挥，导致“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
中央吹响了立下愚公移山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找准治疗“思想病”的药方，解决头脑中的“贫困”问题，才能做到不让一个地区掉队、不让一个人落下，脱贫攻坚才有“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最终兑现我们对人民的承诺。
（2015年12月3日）
刘根生
一教授在课堂上问：世界第一高峰是哪座？大家脱口而出：珠穆朗玛峰。又问：世界第二高峰呢？台下一片沉默。这种“记得第一，遗忘第二”的现象，乃至由此衍生的“只认第一，不认第二”心理，在我们的社会上还较为广泛地存在着。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行为选择。
我们常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也不是所有的士兵都能当元帅。当我们不能成为“第一”时，是否甘为“第二”？“第二”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自然界中，在胡蜂凭借“身高马大”袭击蜜蜂蜂巢时，一只工蜂会冲上去死死缠住它，更多的工蜂则会紧跟而上，工蜂最终靠集体力量战胜胡蜂。第一只冲上去的工蜂格外可敬，但其他工蜂的壮举同样可贵。毫无疑问，正是众多“第二”，成全和光大了“第一”的价值，共同铺就了通向胜利的道路。
“风行草偃，从化无违”，社会道德的拔节既需要“风行”，也离不开“草偃”。江苏南京，听到电台播发有人抢劫奥迪车的消息，多名出租车司机协助警方围追堵截，成功将涉案车辆拦截。四川遂宁，看到有人抢劫，前后多人追了上去，终使抢劫者无路可逃。河北保定，“良心油条哥”刘洪安拒绝用剩油炸油条，他带了这个头，越来越多的油条店不再重复使用剩油，“良心经营”之风蔚然。无数事实表明，正义所以能战胜邪恶，光明所以能战胜黑暗，善美所以能战胜恶丑，就在于众多的“第二人”一起汇成正能量的洪流。
许多时候，意义远比名次更重要。在自行车队中，有“破风手”和“冲线手”的角色区分：“破风手”在比赛中负责冲破气流，为紧跟其后的“冲线手”减轻空气阻力，临近终点时，体力相对充沛的“冲线手”奋勇冲刺，为车队争取冠军。无论是“破风手”，还是“冲线手”，名次虽不同，但各担其责，各出其力，贡献不分大小。在社会风气的形成、道德价值的引领中，没有“破风手”的引领就缺少目标和方向，没有“冲线手”的跟进就难以形成趋势和力量。
做“第二”当然不是盲从，而是一种正向价值的选择，择其善者而从，择其不善而改，向着正能量靠拢。“上梁”歪则跟着歪，别人送礼请吃自己也不闲着，这样的盲从只会使得违纪违法绵延不断。如果第一人挤占生命通道，众多“第二人”视其不善而不从，生命通道又怎会屡屡出现被挤占的局面？如果第一个人哄抢交通事故中散落的物品，“第二人”站出来制止而不是抢得更猛，是不是就能隔断哄抢的传播链？正是诸多“第二人”择定的价值，共同熔铸出道德向上拔节、人心砥砺前行的中坚力量。好风气要靠每个人来坚守，每道“梁”都顶得住，无论是ZZ生态还是社会风气，才不会出现裂痕和塌方。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人生一世，做何种人，成何种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身处什么环境，见贤思齐、起而行之都是难能可贵的进取态度。只要有颗向善上进之心，第几又何妨？
（2015年12月2日）
姬建民
经常洗碗的人难免偶尔失手将碗打破，自责之余，旁边不干活的人也不依不饶：“怎么这么不小心？”干半天活却因为小失误落埋怨、受责备，有人把它归结为“洗碗效应”。
有位县级领导干部，思想解放、敢闯敢干，一身正气、敢于碰硬，但因为工作中有些失误，每逢提拔推荐时都有不少反对票，最终被安排到一个“近乎养老”的部门打发时光。而另一位干部，本职工作不管不问，见人嘻嘻哈哈极尽客套，结果推荐时“票数很高”，很快得到提拔重用。好汉费力不讨好，懒汉讨好不费力，倘若放任这种现象，则“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者就会越来越多，任劳任怨的“洗碗者”则会越来越少。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古代就有“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以二卵弃干城之将”的说法。今天，我们推进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即便再怎么小心细致，也难免“磕碗碰盘”。干部的工作闪失只要不是为个人谋私，只要不是犯了原则性、法纪性错误，就应该予以谅解。问题在于，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一旦出现工作失误，不仅会被不干事者嘲讽，连仕途都可能受影响，可谓流汗又流泪。如何才能摈除这种干不如站、站不如唱的“洗碗效应”？
《论语》有言：“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激浊扬清乃治吏的第一要务，也是净化官场风气的关键。消除“洗碗效应”的干扰，首先就要打掉空言虚务、指手画脚者的上升空间。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那些敢干事的干部，旗帜鲜明地鼓励那些敢创新的干部，真心诚意地宽容那些有失误的干部，使干事创业的干部有干头、有甜头、有奔头，而不至于把心思消耗在后顾之忧上。在用人和考核制度上，也应清除那些专营关系的“老好人”、为官不为的“老滑头”、混天度日的“老油条”的生存空间，营造积极健康的干部心态、风清气正的ZZ生态、努力干成事的工作环境。
“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对于想干事又怕出错的干部来说，应当懂得，鞠躬尽瘁干事业、争着抢着拼奉献、敢闯敢试去开拓，是为官者的尊严和价值所在。干部不干事，做官不担当，和做泥菩萨有何区别？要干事创业，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舍此就难以攻坚克难、披荆斩棘。因为害怕出错而唯唯诺诺、谨言慎行，怎么可能干成事？长沙岳麓书院里有楹联讲，“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说的就是要坦然面对毁誉得失。
苏东坡一生中，当过的最大的官不过是翰林学士，但无论到哪里为官，即便被贬谪，他都竭力兴利除弊、造福百姓：在杭州治“六井”、疏西湖，在黄州阻止百姓溺婴，在惠州教种田，在海南办教育。即便是在登州只当了5天的知守，他也写奏折劝谏加强海防安全、废止盘剥百姓的盐政，成就“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一段佳话。不惧风险，不计毁誉，不辞辛劳，不畏担当，这就是苏东坡的选择。
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战士和苍蝇》的文章，其中讲道：战士死了，苍蝇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营营地叫，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然而，有缺点的战士始终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是做战士还是做苍蝇，干部心中应该有个清晰的答案。
（2015年12月1日）
夏建平
“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古人常以镜为喻，用来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今天的X员干部则不妨用好望远镜、显微镜、穿衣镜、反光镜这“四面镜子”。
常用“望远镜”视大局、明方向。权力非药却能迷醉心魂、利欲无牙却能吞噬理想、金钱无手却能推人堕落。对于X员干部来说，如若不能看清ZZ方向、涵养大局意识，必然会犯错误、摔跟斗，甚至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等人落马，就是前车之鉴。每一名X员干部都应常用“望远镜”看远一些、看深一层，站在X和人民的立场上从严修身、律己、用权，多一份榜样示范的自觉；站在大局全局的高度从实谋事、创业、做人，少一点政绩工程的冲动。
常用“显微镜”看细节、管小节。“夫小者大之渐，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圣人存戒”。X员干部很容易成为被拉拢腐蚀和“围猎”的对象，一旦把持不住，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南京大学曾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贪官往往是被“三句话”攻破心理防线的：“小意思，不会有事的”“看某某领导收的更多，这点钱算什么”“我并不需要你做什么违法或者超越职权的事，只是想请你多关照一下”。因此，X员干部应当自觉置身于“显微镜”之下，从思想深处查找自身不足，确保把毛病治在平时、把问题改在当时、把律己严在每时，远离“小圈子”“小兄弟”“小动作”，从严抓好细节、管住小节。
常用“穿衣镜”观容颜、正形象。有句话说得好，自己满脸脏东西，怎么号召人家讲卫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周恩来同志曾说：“一个合乎时代要求的政X或团体的反省功夫，如果能认真到这样，那这个政X或团体就一定成功。”X员干部应每天用反省这面“穿衣镜”照照，看看自己的衣冠正不正、容颜好不好、精神爽不爽，瞧瞧守纪严不严、干事实不实、做人真不真。这样才能始终把严守纪律、遵守规矩视为生命、挺在前面，保持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无私无愧。
常用“反光镜”察诤言、纳监督。对于X员干部来说，如果没有监督的警醒，就如没有反光镜的汽车难免会出车祸一样，很容易出问题。“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X员干部践行三严三实，不是关起门来自我欣赏，而要把群众雪亮的眼睛作为“反光镜”，把监督当作一种关心爱护，把接受监督看作一种ZZ要求、变成一种自觉行动。相反，绝不能把上级监督视为对自己不信任、把同级监督看成是和自己过不去、把下级监督当作是对自己不尊重。唯有如此，才能及时发现问题，该改的地方抓紧改，该治的病抓紧治。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说X员干部不是圣人，但也非平常之人。我们常说，共产X人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这个特殊材料，就潜藏着比常人做得更好的密码。常以“四镜”自省自警，力求德高于世，行高于人，我们才能无愧于百姓瞩望的目光。
（2015年11月30日）
顾伯冲
1990年，曼德拉在离开服刑27年之久的大狱时，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我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早已把仇恨和愤怒留在了身后，否则，我将会把自己一直关在监狱里面。出狱后他致力于民族调解与协商，2004年被选为“最伟大的南非人”。他的传奇经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要以简单的心态对待复杂的世界，你简单世界终究就会对你简单。
大千世界，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哲学话题，取决于以什么态度观照这个世界。人为什么往往穷的时候简单，富了不简单？古时流传下来的《三字经》，开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极简单的，至于后来的不简单，很多时候是因为在处理权力博弈、利益分配等问题时，走上了曲折的歧路。
生活中的简单与不简单，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相对的，简单累积到一定程度就趋于复杂，复杂沉淀到一定程度就变成“简单”，从不简单到简单就是简单化的过程，简单化之后留下的才是事物的本真。大道至简，任何复杂问题背后，都有它存在发展的规律，都有决定它、支配它的主要矛盾。许多世界级的管理大师用一生的经验论证的答案，往往不过是一些极简单的结论。现在有些人背负着功名利禄的重压，生活被设立在无数的标准之中，不再关注内心的感受。一旦放下功名利禄的重压，砸破密不透风的心灵枷锁，不一样的风景其实就在眼前。
一口古井，虽然幽深但若不失澄澈，就可以一眼望到井底。人也一样。有时候，一个人可以一眼望到底，并不是因为他太过简单、不够深刻，而是因为他太过纯净。至纯的灵魂，原本就是一种撼人心魄的深刻。这样的简单，让人敬仰。有的人看起来很复杂，很有深度，其实，这种深度是城府的深度，而不是灵魂的深度。这种复杂，是险恶品性的交错，而不是曼妙智慧的叠加。与其把自己装进复杂的套子里，何如心思敞亮地和世界对话？
知足者常乐，宽容者愉悦，做一个简单的人，就当洁身、正性、清心、明志。简单的生活不但可以放松心境，还能增加精神层面的积淀。难怪孔子在与弟子们漫谈人生理想时，会非常赞赏曾皙所说的“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人生幸福莫过于崇尚简单并身体力行。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简单，就是要在纷繁的世相中找到那单纯、平凡、简洁的成分，而不是戴上有色眼镜把社会看成一片污浊。如此，也就得到了最大的快乐。
儿时，幸福是一件实物；长大之后，幸福是一种状态。然后有一天，我们才发现，幸福既不是实物，也不是状态，幸福是一种领悟。发现生活中的简单，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清醒、一种成熟。
（2015年11月26日）
李树杰
参加一个扶贫工作会议，一位脱贫致富村的干部介绍完经验后，动情地说，幸福和富裕的好日子不是等来的，也不是向上级要来的，而是我们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干出来的！
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感动了现场许多人。
现在进入了信息时代，也有人称之为新财富时代。崇“巧”者大有人在。看着各种交易大盘，动动鼠标就能挣钱。一夜暴富的传奇，也频频出现在媒体之上。再谈愚公，再论守“拙”，似乎早已不合时宜，甚至被人嗤笑为傻干蛮干。
的确，点子也是金钱，机遇更是财富。但总体上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许多事要干成，总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且，越是难成之事，越要依靠量的积累，不真卖力气，不流淌汗水，单靠动动嘴皮，一般是成不了事的。
比如前面说的这个脱贫致富的山村，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不懈奋斗，才由一个穷山沟变成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生态村。其中，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和汗水。为了在光秃秃的石头山上建设生态经济沟，他们用钢钎开凿至少1米深的坑，装上炸药，用雷管引爆，把岩石崩成碎块，用于垒造梯田坝沿，再栽上树木。漫山遍野的岩石，就是这样一块一块地治理。寒来暑往，用坏了数以万计的钢钎大锤，在岩石上凿出6万多个大坑，动用740万立方米的土石方。3900亩生态林、4400亩经济林就是这样在石头山上开出来的。没有上级支持，没有国家一分钱的投资，穷山沟成了富裕村，靠的就是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勇气和持久的“拙力”。
现在，不论是发展，还是脱贫，我们面临的困难和任务很重，要干的大事难事很多，既靠“巧思”，更靠“拙力”。“巧思”指的是要有科学的谋划、严密的举措。解决好“怎么办、怎么干”的问题。“拙力”则是恒心、毅力和韧劲。但是，我们一些干部“巧思”有余，“拙力”不足。干事时总想“一击必杀”“一搏必胜”。一遇到困难，不是退缩，就是怨天尤人。许多工作，总是“等、靠、要”，总是强调客观原因。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处一个大环境下，为什么有的地方发展得快，日新月异，有的地方总是萎靡不振，面貌依旧？其实差别就在于后者精神不强，“拙力”不够。
好日子的大门，永远都是为勤奋和意志坚强者开启。清人张裕钊说过：“天下之患，莫大乎任事者好为虚伪。”曾国藩终身笃信“天道忌巧”，提出做事要舍得下苦功夫、硬功夫。李时珍历时27年著成《本草纲目》，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就《红楼梦》，司马迁历时十数载成就《史记》。屠呦呦在4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虽经历了190多次的失败，但一直没有放弃过青蒿素的研究。这都说明，任何成功，都是时间、勤奋的积累，甚至都是生命的积累。
有一句名言：“十年磨一剑，不敢试锋芒；再磨十年后，泰山不敢挡。”“巧思”加“拙力”，无坚不摧，无事而不成。
（2015年11月25日）
韩　民
俗话说，“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日常生活中，难免有人会对人评头论足。如果说只是一般的议论，倒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有一些对他人的评价，却不是那么出于理解和善意。例如，对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不说善学习、会思考，而说“个性强”“很拧巴”；对爱安静、乐独处的人，不说懂自律、重修养，而说“难接近”“不合群”。一些作风正派、为官清廉者，也被一些人讥为“故作清高”。凡此种种，且不论言说者动机如何，单是从话中有话的“机锋”来看，就缺乏与人为善、坦诚相见的襟怀，亦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的态度。
“清高”一词，暗含价值判断，虽然讲出来不怎么费力，但很容易伤害当事人。中央出台XXXX以来，X风政风为之清新。然而每逢遇到点什么事，私下里请请客、打打招呼之类的“擦边球”行为还是难以禁绝。在请客的人看来，自己掏腰包请客吃饭、联络感情，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往轻里说是格调不高、显得俗气；往重里讲，有可能触犯风纪，最终得不偿失，因此对于这种不想做也做不出的“糗事”，发自内心地抵触。比较这两种人及两类心态，如果说后者“清高”，显然是评说者的价值判断有问题。
清高与清正，各有其本义，尽管微妙的差别需要细细去咂摸，但并非难解难分。不妨看看同为晋代的两个官吏。一是陶渊明，他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品性，直言无法忍受“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的拘束，挂冠而去、“敛裳宵逝”，辞去刚当了八十一天的彭泽令，辞得神清气爽、轻松洒脱。另一位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他贫苦出身，因选人出色、功劳卓著，虽列位三公却始终耐住清贫。令人称奇的是，山涛执握重权多年，经其提拔的官员数以百计，却无一滥竽充数者。两相对比，如果说前者可作清高的范例，那后者则为清正的典型。
正因此，为官的清高与清正，与其说是能不能分清的问题，不如说是想不想分清的事情。需要警惕的是，个别人苦心孤诣，长于拉帮结派、结X营私，带头破坏ZZ规矩、手脚不净、为官不为，反而对严守规矩、廉洁自律的好干部看不惯、看不起，视他们为异己和隐患，不惜挥起誉毁的大棒，混淆视听。而且恰恰是这些人，很善于利用舆论话语权“设置议题”，如果周围的人不善于辨别，甚至跟着后面人云亦云，对为人正派的干部不仅是情感的伤害，更可能混淆了是非，破坏了风气，有损于ZZ生态。
当前，“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正在深入推进，再次为广大X员干部提供了自我省察、返璞归真的机遇。正人必先正己，在对人对己、评人论事的过程中，端正态度、清正话风，当是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应有的修养。
（2015年11月24日）
李　波
有的年轻同志初任公职，往往为树立威信而犯愁，为追求所谓的“威”，故意去“摆谱”。有的人装模作样、拿腔作调，开会故意拖延时间，调研任意铺排造作，满世界登报上网吹嘘宣扬；有的人则以抖威风的方式树威信，动不动就搞突击检查、工作汇报，谁不听话就给谁来个下马威。
对下级装腔作势，对群众盛气凌人，即便可以一时威慑住别人，却很难让人心服和信服。摆谱的习气，背后其实是封建官本位的糟粕思想在作祟。官场上自古就有“官大一级，理大一分”的说法，讲究的是在其位就要有官威，有官威才能有作为。一些干部信奉这样的庸俗官场学，为了树起个人威风派头，借助“非常手段”将权力神秘化、图腾化，故意营造“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沉闷氛围。老百姓常念叨的“官小架子大”“当个小官就瞧不起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干部摆谱，下属受累，百姓吃苦。一派官威冲天的气象，于工作开展何益？于团结奋斗何用？摆谱摆不出威信，只会脱离群众、令人生厌，把自己推到好作风、好干部、好领导的对立面。许多腐败官员省思堕落原因，很重要一点就是掌握权力之后爱摆谱，把官僚主义与官场权术“玩”到极致，到最后一头栽在南墙上。权力不是权利，不能忘乎所以、飘飘然，更不能拿公权作私器，肆意为所欲为。不仅“官小架子大”值得批评，“官大架子大”同样不足取。
当干部总得需要点威信，但威信不等于威慑，威严不等于威逼，不管是“装”还是“摆”，树起来的最多是官气、官威，根本算不上威信。越是ZZ不成熟的干部，才越在乎徒有其表的官架子、官模样。真正稳重老练的X员干部，根本不会在意什么“谱”和“面”，更不会把耍威风折腾群众当作乐事。威信是一种无形的人格魅力，与权力关系不大，与品行操守、行事方式关系极大。有威信的干部，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到哪儿都能开辟火热的工作局面。干部威信高，班子才有向心力，工作才有战斗力，才能形成凝聚力。
威信不是天然就有的，干部的威信如何树起来？一则，“善养吾浩然之气”，通过正直品行涵养出来。树立威信的关键在于赢得人心，品行要端，作风需正。“常怀为民之心”，群众心中才会记住谁；“常兴为民之举”，说的话才会有人听。二则，“公生明，廉生威”，通过为民实干拼搏出来。干部以身作则，才有群众令行禁止；干部冲锋在前，才有群众争先恐后。廉洁自律、两袖清风，孜孜为民、鞠躬尽瘁，同事自然钦佩，群众自会赞服，何需自封与吹捧，鲜花、掌声与地毯？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威信其实是一种无声的说服，靠的是以身作则的表率力量。把心思与作为集中在“为民、务实、清廉”上，功到自然成。
（2015年11月23日）
周云龙
“右手画圆，左手画方，不能两成。”《韩非子》中的这一名句，现代科学也给出了解释，即大脑两半球的连接机制无法同时向左右手分别传达“画圆”和“画方”的命令。无数事实表明，用心不专，什么事也办不成。相反，只要专一，精卫可填海，愚公能移山。
屠呦呦就是滴水穿石的典型。55年里，除参加为期两年半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她几无长时间离开过东直门附近的那座小楼；为了不影响研究，她把孩子交给母亲抚养，即便得了中毒性肝炎也还在充满乙醚气味环境下工作；从2000多种中草药制剂中提取，历经380多次鼠疟筛选，经历了190次失败，最终提取了关乎上百万生命的青蒿素。屠呦呦的事业轨迹，仿佛在提醒人们，无论是拉斯克奖，还是诺贝尔奖，都只是评价手段，最重要的是专一地做好专业的事。
诚然，“不专则不能”，但为什么一些人跨界照样成功？秘诀无他，还是专一。专业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专一则是一种精神状态。如果说专业是身体上的不同器官，那么专一就是流动其中的血液。科学界巨星“三钱”之一钱伟长，在应用数学、弹性力学、中文信息学等领域都有重要成就，被人戏称为“万能科学家”。钱老不管做什么研究，都非常专一，不弛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精神干事，则功业可就。从这个意义上讲，因为专一，所以专业。
然而，尽管跨界不是成功阻碍，但要清楚什么是自己的正业。不务正业，不仅不会成功，反而贻害无穷。明熹宗朱由校不专心治国，痴迷木匠，技艺堪比巧匠，却误国害民。现实中亦有不少这样的人。有一所医院的骨科专家，自担任院长之后，便心有旁骛，热衷搞房地产，医院不断拓展地盘，扩大规模，而急诊、门诊的服务质量，不进反退，病人及家属怨声载道。院长关注点转移，下属也开始仿效——你不务正业，我亦不必专注于此。许多教训表明，在其位不谋其政，却将精力用于怎么升官、怎么发财、怎么享乐，终必误人误己。
荀子云：“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许多禀赋很好的人，不屑为“蚓”，向往威武之“蟹”，在最青春的年华，将大量的时间、心力耗费在名、权、利的执着上，事业偏轨，难有大成，殊为憾事。寄心于旁骛，或有短暂的满足，却终会在迷途中迷失。诚如屠呦呦答记者时所言：“我觉得科学要实事求是，不是为了争名争利”，但愿一语能惊醒那些迷途之人。
在浮华喧嚣的环境下，专一往往体现为一种定力、自制力、免疫力，乃至挫折承受力。有专一精神打底，在人生和事业的路途上，即便仍然可能面临失败，但至少能拥有内心真正的平静，享受实现人生价值的快乐。
（2015年11月20日）
习　骅
读一本好书，如邂逅多年不见的老友，《黄克诚自述》就是这样的书。他回忆的许多陈年旧事，看似不经意，嚼一嚼却韵味无穷。
1938年夏天，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职位出现空缺。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骁勇善战，又是红军老战士，正在驻地检查工作的朱德让田守尧先代理，报请总部正式任命。但是，延安方面否决了这个提议。旅政委兼X委书记黄克诚怕田守尧想不通，建议朱总司令再跟中央说一说。谁知朱德总司令却说：“这有什么关系！戏点到谁谁就唱，共产X员嘛！”
新任旅长杨得志到任，田守尧不参加欢迎会。朱德要求马上召开X委会，同志们对田守尧的批评帮助毫不留情。散会前，朱德又重复了那句话，“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X员嘛！”朱总司令的话让田守尧幡然悔悟，他凡事从严要求自己，后来成为我军一颗耀眼将星。
“戏点到谁谁就唱”，X内规矩高于一切，干部服从组织天经地义，所以朱德才能对人事问题举重若轻，田守尧才会服膺X组织的批评。不禁想起我认识的一位老同志。1956年被组织从上海调到西藏工作，他让爱人留下来照顾老小，夫妻从30多岁分居到60多岁，其间偶尔回乡探亲，子女竟不认他。我曾问他，家里那么困难，不能请求组织换个人吗？老人家看了我一眼，严肃地说：没这规矩！
守纪律、讲规矩，是对X员干部X性的重要考验。X性不仅印在X章上，更铭刻在全体X员的心中，体现在X员干部对X的纪律和规矩不打折扣地遵守、积极主动地执行上。在那物质贫瘠、烽火连天的年代里，X内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尚如此浓厚，如今风险挑战更多了，物质诱惑也更多了，守纪律讲规矩更加不能含糊。
过去有一段时间，X内ZZ生活庸俗化明显。许多干部为非分之想向组织伸手，不满意组织安排就讨价还价，本人理直气壮，领导无可奈何，大家习以为常。纪律和规矩软化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生锈了，X内ZZ生活便不成体统，这样温湿的环境自然容易滋生不良作风和腐败问题。我曾问一位犯了错误的同志，为什么十八大之后还不收手，他说的话发人深省：过去文件不是没有，要求不是不高，都是传达一下就完了，这回来真的就不适应了。
从出台XXXX、狠刹不正之风，到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利器、修复X内ZZ生态，从强化“两个责任”、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到唤起X章意识、修订X内廉政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X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和规矩的红线绷紧起来、管用起来。对X员干部而言，纪律和规矩，在不想遵守、不愿遵守的人眼中是一种约束、一种限制，在心中有规矩、心中有纪律的人那里，则是一种责任、一种境界。遵守X的纪律和规矩，做得好算不上壮举，做不好则是逃避责任。
一个目无法纪的人成不了材，一个软散如泥的组织也难以成事。只有当纪律和规矩成为人人高悬心中的律令，进而成为人们的一种潜意识和自觉修为，严肃认真、健康向上的X内ZZ生活秩序才能建树起来，我们也才能更加从容地走向未来。
（2015年11月19日）
徐文秀
格局如何，往往影响乃至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行多稳，能干多大的事、挑多重的担。正所谓眼界决定境界，格局决定结局。
格局，是胸襟、眼界的反映，也是格调、情操的折射。现实中，格局不大的人不少。有的不愿“仰望星空”，对瞬息万变的大势不敏锐，对已然变化的时机不在意，习惯于独处一隅、自弹自唱；有的心里少“一盘棋”，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算小账不算大账，固守狭小的利益藩篱，患得患失；有的平日唱高调、说大话，一旦碰到矛盾问题，尽显小家子气；还有的人格渺小、人品卑琐，说一套做一套，口言善身行恶……一些人出事、惹祸、闹笑话，甚至犯很低级的错误，往往肇因于格局太小太低。
大格局的人，有一种“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封建士大夫尚且有此胸怀，X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应有家国情怀。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站在黄洋界哨口问战士，从这里你看到哪儿？战士回答，可以看到江西和湖南。毛泽东说，站在井冈山，还要看到全中国，看到全世界。一个自觉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人，视野和胸襟就宽，就能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以国为重、以民为重。只有胸怀天下、心系百姓，才会有“大气象”“大气魄”，才是有大格局的人。
大格局的人，有一种担当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说：“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担当反映格局，格局决定担当。有的人把工作当事业、当生命，有的人则仅仅把工作当职业甚至副业。能把工作当成事业乃至生命的人，无疑是一种大格局。他们重任来了扛得起，压力面前扛得住，关键时刻站得出来、顶得上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改革的大潮中，在民族复兴的大路上，正需要横刀立马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披荆斩棘爬坡过坎的凌云壮志。这种担当的品格，源自一份责任和使命，更源自一种自信和胆略。
大格局的人，有一根“定海神针”。“笔底伏波三千丈，胸中藏甲百万兵。”格局之大，皆因胸中有大丘壑，心藏静气与定力。现在不少人缺的就是心静，总是心浮气躁、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慢不下来也静不下来，一有风吹草动就手忙脚乱，管控不好内心的欲望。有大格局的人，心有“定盘星”，总能抵得住诱惑、耐住得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即便“万箭穿心”，也能“忍辱负重”，气定而神闲，让心灵“修禅打坐”。
做一个有大格局的人，就是做一个大写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大格局不可能一蹴而就，需从点点滴滴开始积累。始终把责任举过头顶、把百姓装在心中、把名利踩在脚下，就能让自己的格局不断成长。
（2015年11月18日）
顾伯冲
在各类不作为现象中，有一种“反作为效应”，危害比不作为更甚。
何谓“反作为效应”？简单说，就是为官者常常事不尽做，功不全用，保存一块“自留地”，以作为“立于不败之地”的资本。一些主管部门和业内官员对自己分管领域存在的问题，不是凭着高度负责的精神去最大限度地解决，而是人为地留些“尾巴”，养灾自重、养难自重、养患自重，以图得到重视、得到经费、得到擢升。就像古代一些治水官吏，从来不是三下五除二堵好决口，而是不断挟水患邀功，逼迫朝廷调拨更多银钱。
对照现实，有的部门总喜欢未干先吹，不是吹功劳，而是显摆工作有多棘手、难度有多空前，到头来工作进展轻松，还不是因为“领导指挥有方、众人精诚付出”？有的地方为应对突发性灾害或者社会治理问题，成立临时协调机构，集中力量进行处置，个别人不愿速战速决，生怕事了“庙”散，宁愿延误工作进展也要占住位子。种种怪相，无非是为了以工作之“艰辛”、付出之“巨大”，垒高自己的“功劳碑”。问题就在于，是真的本领强、干劲大吗？
一些人把“反作为效应”当做“升官经”，在本职岗位上尸位素餐，整天制造忙碌工作的假象，殊不知，瞒得过初一，瞒不过十五，明眼人一看就心知肚明。这种封建“滑吏”的糟粕遗风，如果不能及时摒弃，早晚深受其害。正像有些劣医，为了能“钱如东海长流水”，奉行“外科之疡疽，未必肯令一药而愈”的恶习，结果坏了名声，到最后反砸了自己的饭碗。
为官从政，实在是第一位的，老百姓看干部就看实在不实在。做人做事既要考虑上级怎么想，更要考虑群众怎么看。让群众满意，才是对本职工作的最大尊重。“反作为效应”造作取巧，为X的纪律所不容，与“三严三实”要求格格不入。奉劝那些执迷不悟的干部，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凭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政绩，去赢得组织和群众的信任，切忌以奇技淫巧、歪门邪道去博所谓的功名。
“反作为效应”之所以受推崇，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官员职责不明确，失职没追究，渎职无处理。有鉴于此，当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重要作用，让群众知晓干部在做些什么、完成得怎么样，让百姓积极参与监督、批评。也要从制度上厘清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定明确详细的行政流程，并辅之以科学严谨的绩效考核，加大问责力度。尤其是，对办事拖拉、推诿塞责、失时误事的干部要坚决问责，隔断他们的上升空间。“反作为效应”并非是吏治的不治之症，完善群众监督、坚持制度治本和深度问责，给它釜底抽薪，让它失去市场，就能把它彻底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至道贵兼济，岂固为身谋。”有多大权力就要尽多大职责，职务与干事业是相辅相成的，职务只是干事业的平台，而不是填起欲壑的簸箕。把事业干好了、干实了，才是合格的干部。不想干事只想当官，甚或借助不入流的手段去升官，结果不仅“有心栽花花不开”，更可能跌入违纪违法深渊。
（2015年11月17日）
王慧敏
这是一则“暖新闻”：俄罗斯大妈组团赴中国扫货，称中国货质优价廉。文中说：随着冬季到来，许多俄罗斯人组团到黑河市购物，大包小包往回带生活日用品。中国商品以其质优价廉的优势备受青睐，黑河市已成为俄罗斯人的购物天堂。
如果单说俄罗斯人到中国购物，早就不是新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俄罗斯“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日用品生产一直是短板。20多年前，我去过一趟俄罗斯。当时，苏联刚解体，日用品极度匮乏。有人建议我们带些地摊服装，可换些俄罗斯工艺品。那些服装的质量连我们自己也汗颜——石狮生产的“阿迪达斯”，有的裤缝开着线，有的袖子长短不一，二三十元一套。就这样的冒牌货，在俄罗斯依然抢手。我带的东西第一天就换光了。连身上穿的那件半新不旧的文化衫，也引起了一位俄罗斯女中学生的兴趣，追着我要用一堆圆规、三角板等学习用具来交换。
不过，后来随着俄罗斯经济复苏，中国生产的这种低档商品已激不起俄罗斯人的兴趣。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欧美货、日本货。现在，“中国制造”重获俄罗斯人青睐，说明我们的产品质量已有了根本改观。的确，那种鞋子没穿几天就开线、袜子脚后跟总是跑到脚背上的窘况，现在还有吗？确实极少见了！
强国，必须靠实体经济支撑。作为一个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要想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实体经济须臾不能放松。那种“以钱生钱”为特征的虚拟经济，不是不能搞，但不能一窝蜂地追逐。放弃实体经济，尤其是放弃传统制造业，都去搞房地产、搞私募基金，万万不行！历史学家分析“大不列颠空战”德国所以败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特勒轻视了英国的制造业实力。当时，德国有2669架作战飞机，而英国只有1200架。德国专家预测，只要消耗掉英国一半的战机，英国就只能折节投降。
没料到几个月下来，英国升空作战飞机的数量并没有减少——英国具有强大的生产、修复能力。无奈，希特勒只好放弃了登陆英伦。
一句话，仅凭虚拟经济发展起来的国家，可能是富国，但决不会是强国。因此，我们应该向重视粮食生产一样重视实体经济。不管丰年歉年，国家始终保持18亿亩耕地红线。这是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没有基本的耕地做保证，“吃饭问题”就始终会成为悬在国民头上的一把剑。其实，放弃或削弱实体经济，同地里不种粮食是一个道理。
现在国家下大气力振兴实体经济，许多一度“目光游移”的企业也重归实体经济，这是振奋人心的大好事。只要坚定不移地搞实体经济，一步一个脚印抓转型升级，日有所积，月有所得，年有所长，“制造业大国”蝶变成“制造业强国”就绝不是一句空话。20多年前，“万向集团”只能生产汽车零部件；而今，它能生产电动汽车整车。以前，正泰集团只能做低压电器里最简单的信号按钮灯，而今它能生产仪器仪表、工业自动化、汽车电器等100多个系列、5000多个品种。
如果我们的实体经济都能有这番光景，那么，不光是俄罗斯人，恐怕全世界都会视中国为“购物天堂”。
（2015年11月16日）
王　耿
一直把“惯例”当成中性词，近来却觉得有几分扎眼。一位刚入职场的年轻人抱怨道，对单位里的一些风气看不惯，时常提几句意见，结果总被人呛回去，借口千奇百怪，当实在拿不出规矩、讲不出道理时，就干脆给他摆上了“惯例”二字。他愤然问，此种“惯例”，能惯着吗？
字面上理解，所谓“惯例”，意指“一贯的做法”，就是一直以来的态度、行为。从工作角度看，那些良好的习惯、宝贵的经验，的确需要传承。X在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的红线、底线、高压线，必须严格遵循。然而，“惯例”不是挡箭牌，怕就怕打着“惯例”的旗号，固步自封、逡巡不前，名为公家的“例”，实则是私心的“欲”，阻碍着改革与创新。
不能惯着的“惯例”，大抵分为三类。一类压根就是陈年积弊，比如公款吃喝、公款消费、公款送礼，自始便没理可讲，任何时候都要坚决打掉。另一类属于不合时宜，可能当年成例的时候，多少有一定的历史缘由，但随着世易时移，迫切需要除旧布新。还有一类则是人为设障，明知道谈不上“例”，偏揣着明白装糊涂，心里头暗藏着自己的小九九。
显然，一、三类“惯例”均需革除。X的十八大以来，X中央“铁八条”、反“四风”，反的便是这些习以为常的“惯例”。以往不少干部习惯的送月饼、发礼品，今天擦亮眼睛看，哪个不是从来都惯不得的毛病？只不过是当初温水煮青蛙，彼此心照不宣、你好我好大家好罢了。我们干事创业、敢为天下先，就要勇于打破这种种陈规陋习，敢于挪动既得利益的“奶酪”，为群众福祉闯新路、走正路。
至于“新陈代谢”之例，则应辩证看待。拨乱反正后，一些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年龄偏大却属形势所需。而后逐步建立完善退休制度，年龄问题有所依规。近来开始研究延迟退休，也是从劳动力结构出发的实事求是。往来成古今，由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需要我们不断解放思想，时时警惕对旧秩序、旧事物的路径依赖。
“惯例”的背后，往往有利益；破“例”的要害，也在于破利益。近日，有基层法院又被曝出“年底不立案”的“惯例”，仔细一查其实年年有类似监督报道。年年这般，年年批评，年年依旧，不治必入膏肓。说到底，还是年底图清闲的庸懒散在作祟。凡是违背法治原则、侵犯群众利益的“惯例”，委实不能再惯着了。回到那位年轻人的愤懑，答案只能是破除私心杂念与利益藩篱，砸碎办公室ZZ的庸俗“惯例”，开门纳谏、从善如流。
“破例”不易，“树例”更难。当年，毛泽东同志身体力行领导人“不做寿”的规矩，前后三辞寿筵。第三次55岁生日时，中央机关食堂准备杀头猪，做一顿他喜欢吃的红烧肉。毛泽东听闻后马上叫来行政处处长，明确要求生日不要过了，“这要定为制度，谁也不能违反。”不做寿终成为铁的纪律，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写入X的文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破无理之例、树有理之例，别下不为例、要到此为止，应当成为我们兴利除弊、革故鼎新的“惯例”。
（2015年11月13日）
辛士红
抗战时期，作家张天翼以讽刺小说的形式，塑造了一位四处叫忙的华威先生：他天天忙着开会与讲话、吃请与请吃，“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这种“假装很忙，做给人看”的忙，只是看起来很忙。
据社会学家调查，不少现代人都或多或少存在这种“忙碌综合征”，像华威先生一样，似乎只有忙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显得自己举足轻重。他们有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一波连一波的应酬，他们有加不完的班、接不完的电话，他们有家很少回、有书很少看。真是“忙得没有了方向，忙得没有了主张”。
忙，是干事的表现、成事的基础。然而，忙而无功、忙而无益的忙，就是白忙、空忙、瞎忙。从忙的动机看，一种是陷入了事务主义的怪圈，自己忙乱，部属乱忙；一种是做给别人看，有勤奋之名，无尺寸之功；还有一种是用战术上的忙掩盖战略上的懒，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人与人的差别，就在于如何利用时间。有的人“忙并快乐着”“忙并收获着”，有的人却“忙并肤浅着”“忙并焦虑着”，差别就是忙的目标不同、忙的方式不同。周恩来同志将那些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然而情况不清楚、工作无计划、方向不明确的干部，称之为“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如果是个普通干部，忙忙碌碌、有时方向不大清楚，那还可以谅解。如果是个领导干部，怎么容许他是个事务主义者呢？”
有道是，忙人时间多。那些真正忙于干事的人，一定分得出轻重缓急，知道轻其所轻，重其所重，一定会有扑下身子的时间，也会有“踱方步”的时间。如果一个单位的成员只是看起来很忙，一个个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只想守摊不想闯滩，如同画脂镂冰，马达空转，就不可能开新风而成大业。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对领导干部来说，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不必要事必躬亲，有会必到，更不能越俎代庖，大包大揽。“奥卡姆剃刀定律”认为，复杂会造成浪费，效能来自于简洁，“能用较少的东西做到的事，如用较多的东西去做，就是徒劳”。试问，一些例行的检查真有必要兴师动众吗？一份普通的材料真用得着来回折腾吗？一些无谓的应酬真不能一推了之吗？
作风不佳，工作抓瞎。不把自己从文山会海、迎来送往等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就很难把主要精力、主要时间用于抓大事、谋全局上。“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多些务实、少些事务，多坐书桌、少坐牌桌，多拿笔杆子、少端酒杯子，不断改进作风和工作方式，张弛有度、忙有所获才会成为现实。
古人曾言：“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更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公职工作本来就是“苦差事”，很多时候就是要“五加二”“白加黑”。肩上的担子越重，工作的头绪越多，越需要领导干部心无旁骛干事业，削冗举要抓协调。如此，方能“为治有体、上下不侵”。
（2015年11月12日）
朱海豹
一位长者感慨，当下一些人缺少老一辈人的豪情壮志，动不动就埋怨工作难干、生活清苦，事情还没起步就担心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年龄上还是青年，心态早已进入老年。这些批评可能有些偏颇，但现实中状态疲、心态老的同志确实大有人在。
“有志始知蓬莱近，无为总觉咫尺远”，豪情壮志是追逐梦想的能量之源，能量要是枯竭了，难保不会半途而废。有些主政同志，本该年富力强、专心做事却工于算计，话不多说半句，路不多走半步，打着老到成熟的幌子，行的是专营谋私的把戏。有些年轻同志，年纪轻轻却暮气沉沉，不愿竭全力，反感熬年头，艳羡着外界的灯红酒绿，自己的责任田却任它荒芜。还有一些同志本来干劲十足，因为碰了几次壁，不仅泄了气，还心存怨气，迁怒于组织和同事。耐不住清贫寂寞也好，用错了心思也罢，抑或是激情溃败于挫折，若没了干事创业的那股劲，人还能发挥出多大的能量？
“青春不是人生的一段时期，而是心灵的一种状态”。年龄上的青春是留不住的，心态上的年轻却是能够永远保持的。无论做人还是做事，方式可以沉稳持重，但心态决不能染上秋霜、沾上暮气，否则必定一事无成。只有保持年轻心态、葆守青春状态，才能自信若胸有成竹，勃发如沐浴春风。那些在关键时候顶得上、靠得住的干部，必然是心态阳光、敢于担当的干部。那些不计毁誉坚持改革的干部，也定是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干部。年轻心态犹如生命深处的一股清泉，流淌出的不只是无穷的激情，更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刚猛勇毅的魄力。
我们常常讲，“新官上任三把火”。生命里的热火，又岂止是需要在赴任升迁时烧？年轻心态是为民感情的“加热器”。很难想象一个老气横秋的人身上还留存着悲悯之心和爱民情怀。只有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才能真正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把群众的安危冷暖视如自己的安危冷暖。年轻心态也是对X忠诚的“度量衡”。因为时刻想到自己是X的人，时刻不忘自己对X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所以才会倍加珍惜时间，把最佳状态用在X和人民的事业上，而不是浪掷光阴。X龄越长，职务越高，越需振作精神、昂扬斗志，力戒安稳满足的想法，一门心思扑在改革发展上。
回望过去，意气风发、热血激扬，是一代代历史书写者的共同品质。以五四运动为肇始，无数风华正茂的新青年，满怀着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与激情，义无反顾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洪流。新中国初创，从东北平原的荒野之地，到西北边陲的戈壁荒滩，干部群众满怀热忱地投身于祖国建设，创造出鞍钢精神、屯垦精神等一座座时代的精神灯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速度”“中国奇迹”的诞生，同样得益于干事创业的激情燃放。放眼前路，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奔向全面小康，都有赖X员干部迸发更多热血干劲，用激情之火锤炼出梦想之钢。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行大道，常维新，是共产X人一贯的追求。永葆干事创业的激情，永不停歇奋斗和奉献的脚步，是共产X人应有的姿态。心不老，事业才会像那松柏一样冬夏常青。
（2015年11月11日）
米博华
依规治X和以德治X相结合——依规，没问题；以德，管用吗？
这里先说一个故事。
大家知道，富兰克林是在美国历史上为人称颂的ZZ家，道德品质堪称完美。这得益于他早年养成的自我修养习惯。他从先贤那里梳理出13种优秀品德，如，节制、静默、果断、谦虚等等。他制作了一个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功过格”，每晚睡觉前对照反省：做到的，加分；没做到，减分。如是者三四年，“功过格”的污点越来越少，而道德品行越来越高。
一个人的高尚道德是可以这样炼成的。
富兰克林不是完人，但他朝着好的方向努力，就会比别人有更多的优点。道德修养不是万能的，但一个人没有道德底线的反省精神，很可能跌跟斗甚至堕入深渊。
《论语》说，“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一部《论语》，其实就是道德人伦的行为指南。虽然，这和我们所说的X员领导干部廉政准则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大力倡导文明健康向上的道德情操，同构建严格规范的法律体系一样，都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内在要求，须臾不可离开、偏废。
治国如此，治X也不例外。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古贤对德治的精辟论述，用现在的话说，人生在世，要有正确的“三观”，懂得应该崇敬什么，畏惧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不能不识真善美，不辨假恶丑。
有些堕落的X员干部不仅“五毒俱全”，而且胆大妄为，说到底，是已经完全失去了道德判断和自我约束。虽然在台上道德说教犹如“口吐莲花”，但他们从不相信。是非美丑乃至纲常法纪荡然无存。
德治，当然是离不开教化，但不能仅仅理解为说教。以为发表气贯长虹的讲演，或者撰写文采飞扬的文章，就能河清海晏，那是不可能的。
近两年反腐败力度空前，所有X员干部都感到强大震撼。每个“老虎”落马，都会是真实生动的教育，更是有力的震慑。说明，依规治X和以德治X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分开。
一个政X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就像没有灵魂的乌合之众。同样的，一个X光有空头理论而不认真付诸实践，也是不行的。正像马路上必须有红绿灯，知道当行当止。同时还必须严格执法，违章必究。倘若只有红灯没有执法，治理就是一句空话。
老百姓“从行不从言”。X风政风的状况，取决领导干部作为。“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话不假。大干部公款喝小酒，被严肃处理了，小干部就知道轻重了。同样的，越大的干部，公德私德让人佩服，就是一种无声但有效的治理。不要动不动抱怨X风不正，因为每个X员干部都是X风的一部分。开着车，抱怨车多路堵，其实自己何尝不是造堵者。对X员领导干部来说，说话稳稳当当，办事规规矩矩，为人诚诚恳恳，工作踏踏实实，公私分明，公道正派，都会是强大的正能量，都会使那个地方和单位风比较清、气比较正。
德治，好使吗，管用吗？答案是肯定的。
没有人可以否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中华美德的恒久性。向善向上追求是不可逆的。就X的建设而言，不是要不要德治，而是德治必须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也必须找到行之有效的表达形式。
（2015年11月10日）
殷陆君
他坚持追寻真理和正义，9年时间里先后用9篇报道推动呼格吉勒图案再审，让多年沉冤得以昭雪。“90后”的她到黄沙漫天、寸草不生的科尔沁沙地，追踪采访一位乡村老支书整整两年，见证了老支书带领村民植树治沙，使北甸子村从沙坨变茂林的巨大变化。“在追踪报道呼格案中，我看到了中国法治的进步”“这份信仰正在被我们更多的‘90后’继续传承”……第十六个记者节到来之际，来自第二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的精彩分享，再一次触发了人们对新闻职业的思考。
新闻工作天然与责任相联，新闻记者对社会良性运行负有特殊而光荣的使命，既是船头的瞭望者，也是公众的守望人。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无论新闻业态如何演进，“新闻真实乃是新闻生命”的信条不容改变，“铁肩担道义”的情怀不能褪色。
今天的中国，正身处一个深刻嬗变的时代，尤其是媒体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大势下，新闻工作者所体会到的危机感注定空前强烈，所经受的压力挑战尤甚于一般职业者。个别人因此而失去了定力，或退缩，或摇摆，或轻慢了责任，或放松了道德。然而正如同“好记者讲好故事”的主角们那样，更多的媒体人依然在坚守、在奋斗、在创造。
有人说，置身新媒体时代，传播正在“去专业化”。在移动互联网勃兴的今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面向所有人的智能信息节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因信息传播不规范造成的虚假新闻、谣言等日渐增多，相应的治理成本也在提高。越是如此，作为专业的传播工作者，新闻记者对于净化网络空间、维护公序良俗的作用越是不可替代。媒体融合改变媒体的呈现形式，但不能改变对内容的深度挖掘；传播加速改变了媒体的传导过程，但不能改变对质量的追求；社会参与改变了媒体格局和生态，但不能改变主流媒体的主导责任。这种强烈的职业责任感，现在不但仍然需要，而且尤为重要。
“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既已选择了做记者，就当懂得肩上有万斤担，笔下有千钧重。在复杂多变的时代环境中，你自“乱花渐欲迷人眼”，我自“咬定青山不放松”，数十万新闻从业者以超越常人的定力、超越利益的追求，进行着超越诱惑的坚守，始终为理想信念而守望，为责任使命而守望，为精神节操而守望。前不久的一项调查显示，72.1%的受访者确认，当下记者仍然是挖掘新闻事件真相的主力，而42.7%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让子女从事记者职业。来自公众的真诚认可，无疑是对记者职业的最高褒奖。
“当记者不容易，我钦佩你们的坚持。”一位普通市民的心里话，温暖人心。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以创新的姿态因应挑战，用坚实的肩膀扛起责任，新闻工作者一定能书写更大的辉煌，赢得更多的荣光。
（2015年11月9日）
纪东冲
近读墨子，深为其实干精神所折服。有朋友劝他，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义气的事，你何苦这样尽力去做呢？我劝你不如罢了。墨子则说，譬如一人有十个儿子，九个好吃懒做，只有一个儿子尽力耕田，“食者众而耕者寡”，那他便该格外努力耕田才好。现在大家都不肯做义气的事，你正该劝我多做些才好，为什么反来劝我莫做呢？
在一般观念里，墨子如此重行的理由近乎偏执。面对大家都不干的局面，许多人可能会想：别人都不干，凭什么就该我干？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每个人都以他人的选择作为自己行动的前提，则必然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结局，那就什么工作也推不开，什么事也干不成。
实干是实干家的通行证，空谈是空谈者的墓志铭。从事物发展的眼光看，行动是一切理论认知的落脚点，又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先决条件。正因此，智者往往都从行动的角度来观照事物、臧否人物。明代大儒王阳明认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18世纪法国先哲伏尔泰则认为，“人生来是为行动的，就像火总向上腾，石头总是下落。对人来说，一无行动，也就等于他并不存在”。的确，只有行动才能开辟未来的路，只有实干才是立身之基、立功之道。
新形势下，有那么一些人放慢了干事的脚步，甚至在原地踏步。或是遇到困难，面临矛盾，便畏这怕那停下来了；或是觉得现在要求严、束缚多，怕动辄得咎便歇起来了；或是正风肃纪之下，觉察到边干边贪占风险大，便龟缩起来了。凡此表明，实干还只是一些人的“可选项”，即便不干，日子过得还挺舒服自在。这样的风气必须改变，这样的局面必须打破。
在实干家眼里，别人不干不是自己不干的理由，困难矛盾挡道不是不干的理由，风纪严了反而更有利于施展拳脚，捞油水不是干事的温床而是墓床。那些干事面前的犹疑与考量，那些加载于干事的私心与欲望，都只表明它们的主人不是真正的实干家。对于实干家来说，实干让人生找到方向，让幸福有了依凭，让心灵有了栖所，实干乃是一种价值追求，更是一种精神气度，是他们最鲜明的身份标识。而在百姓看来，实干的人最有底气，也最让人服气。
把实干铸成自己的精神气质与品格，关键在荡涤干事上的私心杂念。改革遭遇硬骨头，就要想办法啃下来。转型升级遇到就业、资金、技术等诸多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问题。倘若没有一点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气魄与本领，又如何能干成事？真正的实干家，往往就是在困难中开辟前进道路、书写实干的价值信念的。
“我们的行动是唯一能够反映出我们精神面貌的镜子。”这道理，那道理，实干才是硬道理；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实际干一干。惟实干，才能收获丰盈充实的人生，开创无限生机的未来，赢得群众的信任与信赖。
（2015年11月6日）
梁　衡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响亮地提出，坚持共享发展，保障基本民生，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贫困家庭。在“十三五”的蓝图里，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
这几年国家发展了，人民富了，但事物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不可否认，现在仍有相当数量的人没有脱贫。作为个人和家庭，一时受困，可能一筹莫展，作为一级X委、政府，不能放任不管。
前些日子，在山西霍州市听到这样一件事。几年前一个农村学生忽患大病，医院要20万元住院治疗费，家长无奈，到市委求救。书记立即召集民政、教育、红十字会等方面开会筹钱。这时有人递上一张纸条：“这个举动不可，只我知道的，现周围就有患白血病的孩子五六个，如果都找上门来怎么办？望慎重。”现场立即引起一阵争论，救还是不救？书记说：“X和政府是靠山，群众有难才来找你。一个市领导却不能解决一个市民的困难，还要我们干什么？”当场筹足善款15万元，先行住院。但这事和这场争论也引发了他们对扶贫救困责任及制度的思考。市里随即出台了一个《城乡居民临时困难救助办法》，规定四类家庭：父母双亡、单亲亡故、父母一方卧病、本人重残的家庭可享受固定救助，遇有急危困难另有爱心捐助机制保证。县财政设了专项预算。
近年来媒体上常讨论一个问题，街道上有人跌倒该不该扶？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也可以问一下，所辖范围内如有人遇困，地区负责人该不该管？而经常碰到的回答是，太多，管不过来。这好像成了一个合理的挡箭牌。其实见路人倒而不扶顶多会受道德谴责，而政府见百姓困而不救，则是失职，是不作为。
从原理上讲，“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X的传统上讲，《为人民服务》里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而在新形势下，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就要求得更具体：“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再从行政道理上讲，政府是用纳税人的钱来管理社会，服务百姓，怎么能见危不救呢？封建ZZ家都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何况我们共产X人呢。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开发是最大“短板”。办法总比困难多，组织总比个人能。事实上，一个重危病人、特困家庭之类的事，绝不可能难倒手中掌握着公共资源、财力、物力和权力的一级X委、政府。社会发展不平衡，天灾人祸、特困个案难免发生，关键是用什么立场和感情来处理。不患贫困，而患麻木不仁、不闻不问。只要有春风，就能破坚冰。
（2015年11月3日）
李浩燃
不久前参加大学入学十周年聚会，昔日同窗济济一堂，既温暖也令人感慨。叙旧闲话间，有的人事业进步、家庭和睦，把幸福写在脸上；也有人虽不及而立之年，眉宇间却已沉积着对生活的倦怠。刚毕业那会儿的激情，怎么没过几年就消散了呢？
“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思想家的论断也许有几分玄奥，但相信无人否认，激情乃是人生前行的风帆。试想，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药学家屠呦呦，如果没有对工作的激情，岂能在艰苦环境中，带领研究团队成功提取青蒿素；北京中关村那一张张青春脸庞，如果丧失对创业的激情，又怎可能扎根咖啡店，日复一日地探寻梦想的生长点。
没有激情，难干事、更难成事。激情，无疑是让人保持状态的神奇力量。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在《做书》一书中，讲述了同事高贤均的故事。高贤均前往成都出差，顺道去西安拜访作家陈忠实，拿到了小说《白鹿原》的手稿。他利用坐火车和开会间隙苦读，没等返回就已将数十万字读完。回京后他第一时间写信反馈，结果从拿稿子到让作者收信，只用了十天时间，令人称奇。在没有电子邮件、快递的年代，正是这份对编辑事业的激情，促使他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激情，源自真诚的热爱，体现着“做更好的自己”。一个缺乏激情的人，不仅是进取心不足的表现，也可能因此变得无趣，暮气沉沉。现实中，一些人鬓角尚未被岁月染白，内心却早已被时光打磨得冰冷如铁。习惯了循规蹈矩的日程安排或工作方式，对变革与创新嗤之以鼻；沉浸在自己熟悉的小天地里，看穿一切似乎也看淡一切……很难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感到激动、兴奋，“差不多就行”“意思意思得了”是其万能金句，“麻木不仁”“听之任之”成为他们的专属形容词。
激情，也孕育着希望。美国作家欧·亨利在《最后一片叶子》中写道，罹患肺炎的病人生命垂危，她卧看窗外一株萧萧落叶的常春藤，渐渐失去了生的信念，暗示自己：“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一位老画家得知后，画了一片仿真藤叶悄悄挂在窗外。靠着这“最后一片叶子”带来的生机，病人竟奇迹般存活了。尽管情节源于小说，生活中未必有真实素材与之对应，但这则小故事启示人们：希望是奇迹的催化剂。一个人如果在心中埋有激情的种子，就如同为生命准备了一片蕴藏希望的藤叶，说不定何时就会拓展“可能性”的边界。
习近平总书记说，激情是一种可贵的工作状态和工作品质，往往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潜能。置身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洪流，无论是纵身涉险滩、啃硬骨头，还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找到自己的闪光点，激情都堪称一把化腐朽为神奇的金钥匙。对于行进中的“中国号”巨轮而言，新的五年意味着新的出发，缺少激情作燃料便有搁浅的风险；对于渴望成就梦想的个体而言，激情的一端系着拼搏，另一端则连着幸福。
“激情由最初的意识形成，它是心灵的青春”。在价值日益多元的时代，当物欲的车轮一再碾压卑微的情感，诗人的这句名言，依然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2015年11月2日）
李　斌
一位知名导演拍摄雪原大战，遭遇困难重重，许多人认为拍摄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导演写下“山穷水尽出高手，九死一生见功夫”的对联，挂在最显著位置。剧组受到激励，拍摄问题迎刃而解。
从不利到有利，主观上的坚忍勇毅至关重要。许多时候，“山重水复”之中有没有“柳暗花明”，往往就取决于我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困难只会欺负意志薄弱的人”。在奋进者的人生字典里，从来都不会收录逃避畏缩的词汇。正如怕摔学不会轮滑，怕疼练不好武术，要想品尝更为鲜美的果子，就必须有跳得更高的决心和不怕吃苦的斗志。困顿常有，但信念决不能有困顿，先实现心理上的战胜，才能在实践中求取完胜。
“山不会低下去，但人能飞起来”，有人这样阐述恶劣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的确，山不碍路，路自通山，只要凝心聚力、大胆开拓，岳峙天堑也可以变宽阔通途，再艰苦的环境也挡不住发展的脚步。每一条弯路都是必经之路，每一次过坎都是一次进步。看上去是绊脚石，也可以成为检验意志品质的试金石，关键就看我们能不能找准症结有的放矢，号准病灶对症下药，处之有方、用之得当。
今日中国，无论是经济转型升级，还是依法治国、依规治X，都已进入攻城拔寨的关键阶段。如果还寻思着击鼓传花、当甩手掌柜，不动不为、坐享天成，我们不仅越不过时代的山峦，癣疥之疾也可能长成心腹之患。越是处在不进则退的百尺竿头，越应警惕那些不求进取但求无过的守成心态，力戒那些患得患失、思前虑后、左躲右闪的畏难情绪。千难万难，只要重视就不难；大路小路，只有行动才有出路。实干勇为、奋发改革，正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态度。
当干部就要有担当，“X看干部主要就是看‘肩膀’，看能不能负重，能不能‘超负荷’”。不推诿不卸责，变“矛盾击球手”为“难题终结者”，不仅是纾解问题的正确之道，更是最起码的为政职责之所在。汉武帝有言，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激发“叩石垦壤，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砥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成其事，才能越过“历史的三峡”，抵达波澜壮阔的大海。
“一枚鸡蛋，从外面打开是食物，从里面打开则是生命。”生命成长如果不冲破包裹自己的蛋壳，很难有所造诣，事业发展同样如此。风口浪尖，惟敢闯敢拼者胜。从30多年前绝地反击式改革，到如今在中流击水中改革，敢于突破、不畏涅槃、闯关夺隘的方法论，依然是我们求取胜利的法宝。
“肯取势者可为人先，能谋势者必有所成。”1936年10月，红军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启中国革命新征程。而今，“十三五”宏图待展，一场新长征正待我们迈开跋涉的步伐。时不我待，责任万千，给历史和未来一个响亮回答，正是我们这代人应有的担当。
（2015年10月29日）
向贤彪
世间事，坚持一阵子易，坚守一辈子难。惟其艰难，更显勇毅，惟其坚持，才能实现梦想，成就事业。
“平民将军”欧阳平只读过两年半书，通过刻苦学习成为ZZ教员，毛泽东为他题写“奋斗到底”，四个字激励他戎马一生、拼搏一生、朴素一生，退休后还拿出省吃俭用的钱和稿费收入设立奖学金，鼓励农家子弟学成报国。有“当代雷锋”之称的孙茂芳，把助人为乐当做一种生活方式，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学雷锋，40年义务照顾18位老人，为12位老人送终。行事贵有恒，长久自芬芳。从做好“一阵子”到坚守“一辈子”，定格的是高雅人生，散发的是灵魂芬芳。
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有过光荣的昨天，为X和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只是在物欲考验和人性诱惑面前，缺乏坚定信念和清醒认识，任由贪欲的魔鬼粉墨登场，加速度直线下滑，落入违法违纪的谷底。他们形如“抛物线”的人生轨迹，正应了“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古训。
没有人在人生之初就想当逃兵，也没有人在入X之时就想背弃信仰，但为什么有的人不改初衷，一路高歌前行直达人生终点，有的却早早落伍掉队甚至腐化堕落，葬送自己的前程？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这样说：“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在人生的旅途中，是选择高尚还是选择堕落，其实只在于某一时刻是否做出了“灵魂的转向”。因为在同一条路上，向上转就是向上走，向下转就是向下走。
“好马登程奔到头，好汉做事做到头。”“一阵子”的成功与荣耀，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道彩虹、一抹霞光，只是向终极目标奋进的一个起点、一个驿站。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陶醉其间，那么必然荒芜了雄心壮志；如果以此为筹码索取回报，填充私欲，那么只会背弃初衷。纵观那些落马的干部，觉得自己付出了不少，利益上总该有回报，认为工作做出了成绩，生活上就不能让自己吃亏，哪个不是在这些错误认识上跌倒的？到头来身陷囹圄，曾经有过“一阵子”的荣耀化为乌有，带给自己和家人的是“一辈子”的悔恨。
哲人说，“短浅的眼光限制了我们”。人一旦为诱惑所扰，为私欲所迷，目光会变得短浅，胸襟会变得狭窄，滞止前进的步伐，陷入人生的孤寂与迷惘。周恩来总理曾告诫：“每个X员从加入共产X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要实现从“一阵子”到“一辈子”的积累与跨越，必须时时使思想常淬火，让X性更纯粹，清除“自我天性中的渣滓”。
一位领导同志曾提出过“坎理论”：“坎理论就是要过关卡、上台阶。这好比爬山越岭，上了一定的高度就过了一个坎，然而又要面对另一个高度，过更高的坎。”做人做事，无不是在不停地爬坡过坎，付出的是时间，考验的是耐力，锻造的是品格。不断地“过关”“迈坎”，不断地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对X忠诚一辈子，为民奉献一辈子，一步步抵近的将不仅是伟大事业，更是高尚人格、永恒人生。
（2015年10月28日）
李　拯
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耐人寻味：一群人分食一块蛋糕，一开始大家碍于面子、相互揖让，突然，风吹灯灭，屋子里漆黑一片。等再度灯火通明，大家都面面相觑。原来，每个人都想趁灯灭后浑水摸鱼，蛋糕上布满了贪婪的手印。
其实，这则寓言是一个关于他律与自律的隐喻。如果把蛋糕看做“欲望”的投射，而把灯光当作“监督”的方式，当“欲望”缺少内心约束，那么一旦外在监督不复存在，它就会诱使人逾矩失范、突破底线。也就是说，在他律的留白处、边界外，自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所谓，“良心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岗哨，它在那里值勤站岗，监视着我们别做出违法的事情来。”
诚然，依规治X不可或缺，但是纪律并不能包打天下，也难以覆盖权力运行的每个毛孔、每根血管。深入分析近年来的腐败案例，谁不懂得贪腐的危害、违纪的后果？有时候，并不是制度不完善，也不是执纪不严格，而是自己信念滑坡、思想动摇，由此滋生了腐败动机，不惜为此铤而走险、冲撞底线。这说明，制度权威不仅来自于违纪必究的严肃性，更来自于X员干部内心深处的价值认同。唯有唤醒内心的道德律令，才能根除腐败思想滋生的土壤，才能将腐败问题正本清源。
纪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纪律。纪律是让人在有监督的时候不敢腐，而道德则让人在没监督的时候也不愿腐；纪律作用于让人敬畏的心理基础上，而道德则建立在使人自觉的精神追求上。道德虽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但是纪律只有运行在道德认同的轨道上，才能得到自觉地遵守。换句话说，ZZ纪律和ZZ规矩，只有根植于X的优良传统、反映X的理想信念、激发X的道义优势，才能更好地内化为X员干部的行为准则。正因此，中央印发《中国共产X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X纪律处分条例》，从“道德”和“纪律”两个层面双管齐下、协同用力，就是要在纪律建设的过程中，深入推进道德深化、价值再塑、心灵净化。
抗日战争时期，一名新四军战士为了捍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原则，宁愿头颅落地，也要冒着敌人炮火把欠村民的钱还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很多老X员坚守粮仓，直到饿死也不曾私吞粒米……正是这种崇高的精神追求，让X的纪律运行在心灵认同的轨道上，凝聚起一个政X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今天，身处物质丰富的时代，面对长期执政的考验，尤其需要赓续“思想建X”的传统，擎起信仰的火炬、补足精神的钙质，继续迸发这个世界最大执政X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
哲人说：“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人在理性计算和物质欲望之外，还有更高的精神企求和道德追求。这也是人更为本质的一部分。全面从严治X，不仅要以严明的X纪戒尺划定行为边界，更要以崇高的道德追求标注精神境界，才能获得一种内外兼修、百毒不侵的恒久力量。
（2015年10月27日）
李　拯
这是一个永远值得铭记的镜头。1945年10月25日，在台湾台北公会堂，随着日方将领在投降书上签下名字，台湾迎来了回归祖国的历史时刻。70年岁月沧桑，历史记忆清晰如昨。台湾光复是两岸同胞团结奋斗的伟大胜利，强化了两岸人民血脉相连的民族纽带，展现了中华民族无法分割的血肉联系。
“家家户户，无比欢欣，祭祖谢神，向先民冥中告知台湾已回归祖国”，触摸泛黄的档案，似乎能够穿越时空，感受到台湾同胞的兴奋之情。那是辗转漂泊后的回归，那是压抑了半个世纪的民族情感的一夜爆发。台南人庄梦侯为4个女儿分别取名兴华、振华、安华和强华，寓意祖国复兴；台湾作家赖和一生坚持穿汉服、写汉字，坚信台湾光复。一位爱国人士写道，“我们全体台湾人民终以纯洁的中华血统归还给祖国，以纯洁的爱国心奉献给祖国”，表达着台湾同胞对祖国的依恋和深情，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这是一种血浓于水、不可磨灭的心灵纽带，根植于共同的血脉和基因，来自于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虽历经苦难而益愈坚固，虽穿越时空而更加动人。还记得《马关条约》刚刚公布，“公车上书”就引发反对分裂台湾的全国浪潮；还记得日本铁蹄肆虐神州，5万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参与抗日，践行着“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的精神，实现着“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信念。患难之中见真情，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血脉相亲，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共同体意识，构成了两岸命运共同体最深沉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基石。
70年时光流转，尽管两岸还存在一些复杂的矛盾和分歧，但是共同体意识仍然熔铸于两岸同胞的内心深处。尤其是遭遇困难或灾害，这种共同体意识就会以感人肺腑的方式呈现出来。当汶川地震猝然而至，台湾同胞红着泪眼互问“我们能为灾区做什么”；当八八水灾侵袭宝岛，大陆的爱心就像天使跨海峡而来……大陆与台湾，一旦掀开由分歧与偏见构成的屋顶，看见的就是同一片美丽的天空。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台湾从来都不是亚细亚的弃儿，也不是悬于海外的孤岛，而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
两岸命运共同体，不仅有着深远的历史传承，更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在过去10多年里，两岸的经贸往来更加密切，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又取代日本成为台湾最大的进口来源地；而台湾也成为大陆游客的主要目的地，可以说，大陆与台湾已经成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经济伙伴。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在分歧中聚同化异、在对话中寻求合作、在交流中互利共赢，不断扩大两岸民众的受益面和获得感，我们将把“两岸同心圆”画得更大，把“两岸命运共同体”筑得更牢。
大陆与台湾，不曾渐行渐远，从来唇齿相依。余光中的乡愁，也曾氤氲在大陆同胞的心头；邓丽君的歌声，至今照拂着无数人的心灵。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台湾史学家连横对子孙们说：“欲求台湾之解放，须先建设祖国。”这是一份朴素的民族情感：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福祉、共同期盼、共同使命。
（2015年10月26日）
赵振宇
《战国策》中有篇《邹忌讽齐王纳谏》的名作，值得反复重温。齐国大臣邹忌发现，自己明明不如城北徐公美，但妻子出于偏爱，侍妾出于惧怕，访客出于讨好逢迎，都说邹忌比徐公美，如果沉浸其中而不自知，则所受蒙蔽甚矣。
邹忌所遇，在今天也多有存在。一些公职人员，仰领导鼻息办事、看领导脸色说话，多有阿谀奉承，讲真话、敢批评的同志反成另类。如此一来，逢迎之风渐起，导致ZZ空气污浊。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习惯于自己说了算，大搞“一言堂”“一支笔”，尽管组织纪律要求“重大事项须集体讨论决定”，但在不少地方是徒陈空文。听不到不同意见，重大决策、重大事项怎能保证万无一失？
批评比赞扬难开口，批评也比赞扬难接受，这是人之常情，但正因为批评的稀缺，更凸显批评的价值。哲人有言：“最能保人心神之健康的预防药就是朋友的忠言和规谏。”人无完人，听取别人意见是改过迁善的前提。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过：“一个革命政X，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政X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对领导干部而言，广开言路、多纳谏言、多交诤友，既有利于提高干部个人素质、防微杜渐，也有利于掌握实情，科学决策和行政。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交朋友是人的情感需要，但朋友不是多多益善，而应择善而交、择言而听、择事而行。陈毅元帅曾有诗云：“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批评是化腐去疾的利器，诤友是点拨警醒的良医。不论是直言相劝，还是促膝长谈，诤友的价值就在于帮其改错、促其进步。很多领导干部的言行不慎或违纪违法，多发生在“八小时”之外，如果身边能多几个诤友咬咬耳朵、扯扯袖子，而不是互通款曲、同流合污，守住底线、不碰红线岂会困难？于此而言，多交诤友，应成为干部的一个价值诉求。
领导干部因为工作特殊、地位特殊，很多人巴不得成为领导干部的“身边人”，为的就是“投其所好、谋己所需”。这样的“朋友”要么藏匿于官场同僚间、活跃于商圈和社会上，要么就在自己的亲朋好友中，他们期盼的是挪公家之权，肥一己之私。在他们那里，听不到政失政弊和民间疾苦，也听不到肺腑之言和慷慨之词，能得到的只是“镁光粉”和“迷魂汤”。不少落马官员在忏悔时都不约而同提到，自己听不到不同意见，更少遇到直面的批评，因而愈发为所欲为。一些人甚至感慨：“是朋友把自己抬进监狱的！”此中深刻教训，讲的就是净化“朋友圈”的重要性。
X的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的凌厉之势，吹走了ZZ生态中的雾霾，改观了X内存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彰、溜须拍马盛行的问题。诚然，X内关系正常化、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化，需要严密制度的保障，但也离不开每个人的信守和践行。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能不能包容异见与不同声音，有没有闻过则喜、洗耳恭听的风度，直接影响着“局地小气候”的风向。领导干部主动放下架子、蹲下身子，察实况实情，听诤言谏语，不仅有助于自我纠错，也能帮周围人走出“批评上级怕穿小鞋，批评同级怕伤和气”的心理困扰。
“我有几个诤友？”各级干部不妨扪心自问，更当听逆耳忠言而立改力行。
（2015年10月22日）
李秦卫
菊花黄，又重阳。最近，一段名为《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的视频火遍朋友圈。视频中，那一个个让人心酸的眼神，一句句令人泪奔的“心语”，不仅诉说着老年人的孤寂与期待，也让人们在感动落泪之余深思：孝敬父母，我们是否孝到根上、敬到心里，抑或再想想，我们的孝，是否给父母带来了发自内心的笑？
失忆父亲餐桌上用手抓饺子遭儿子阻拦后说：“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在电话里给来电的女儿说完“你妈出去散步了”的话后，蹒跚的老人转身到病床给老伴喂饭……类似生活里的场景感动着人们，也提醒着人们：万宠不如一懂，孝敬给老人所需要的，才能让他们享受到“受尊敬”这个“最美好的特权”。
陪伴就是孝敬。年轻的岁月快意而匆忙，年老的岁月孤独而漫长。据调查，我国约8%的老年人有较明显的抑郁症状，并呈逐年上升趋势，造成这些病症的首因，是孤独。对“进门一盏灯，出门一把锁”的“空巢”老人来说，没有陪伴，心里容易失落，情感容易孤独，精神容易抑郁。在他们心里，跟子女聊天是最香的“心灵鸡汤”，与孩子唠叨是最好的精神慰藉。就在你“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每件事都比回家重要”的忙碌里，父母在悄悄老去，也在静静等你。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像以前那么干净了，爸爸的花草渐渐枯萎了，他们经常忘记关灯，过马路行动反应也慢了，经常回家探望和陪伴就应是更紧迫的号令。
宽容理解就是孝敬。生气的婆婆打翻她端来的饭菜，她笑着安慰一阵子后，再次端上饭菜来；公公嫌给他买的衣服不好看，她耐心地换了好几次，没有一句怨言……刚刚当选第五届全国孝老爱亲道德模范的周淑琴说，孝敬老人，一颗宽容的心很重要。人老后，有的多愁善感，易激动；有的固执己见，不听劝；有的违背常理，让人烦。如果因此而较劲、呵斥、嫌弃，就会冷了老人心，伤了老人身。《论语》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孝敬老人，多一些换位思考，就会多一份理解；多一些视老如幼，就会多一份耐心。孝敬老人，基础在养，重点在敬。养是物质上的保障，敬是精神上的慰藉。而慰藉精神，离不开一颗包容的心。
守纪上进就是孝敬。“80岁的老父亲希望我尽的孝道，一定是安安稳稳地待在他的身边，陪伴着他，而不是看到儿子被关进监狱”，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发改委原主任科员李双喜利用职务便利将一套无主空置房登记其父名下想尽孝道，事情败露后在狱中这样忏悔。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子女在外，父母最担心什么？一份调查显示，子女安全、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工作情况排在前列。父母都是深明大义的人，不会硬把子女绑在身边，更不会让孩子为家事误公事，都把子女的守纪上进，当作最骄傲的事。让父母不操心、多安心，就是孝敬。钱学森留学美国前，父亲钱均夫寄语他：“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孝。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钱学森不负父愿，事业“灿灿然”为国尽大忠，为人“青青然”为父尽大孝。
古人云：“子欲养而亲不待。”今天，忙碌的我们，面对“此生还能与父母相处多久”的“亲情考题”，何妨早些快些用行动来作答？
（2015年10月21日）
柳　根
遭遇挫折失败，就如同路遇死角，面对死角怎么办？转换视角。而视角决定视野，视野决定方向，方向决定成败，方向对了就不怕到不了岸。
当年，面对试验田中首季杂交稻人们傻眼了，“稻谷减产了15%，稻草反而增长了70%。”有人嘲讽，“可惜啊，人不吃草，不然杂交稻就大有前途。”袁隆平说，试验已证明水稻杂种有优势，只是这种优势现在表现于稻草而不是稻谷上，是配种不当。改变配种，优势就能发挥在稻谷上。第二年，杂交稻果然比常规水稻增产30%，杂交稻种植大门从此打开。可见，死角不是死路而是拐角，视角变则柳暗花明。
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回想提取青蒿素过程时说，课题组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化合物和中草药，历经190多次失败。为搞清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屠呦呦重新细阅经典医籍《肘后备急方》。其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让她意识到问题可能出在常用水煎法因高温破坏了青蒿中有效成分，于是用沸点只有35摄氏度的乙醚代替水或酒精来提取青蒿，终于开启成功之门。科研死角就是这样把问题摆在你面前，告诉你“此路不通”。当此之际，转换视角，另觅新途，往往就是坦途。
面对死角转换视角，既是思维问题又是实践问题，既是重新选择又是不断证明。科研是壮丽探险，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乃是不能把失败当成转换视角的契机而就此打住。科学更是“老实学”，事事都要实验。越是重大原始创新，绝大多数实验结果往往越是与预料不符合，杜绝焦躁浮躁，以“实验虐我千万遍，我待实验如初恋”的精神冷静分析负面实验结果，方有可能在破解难题中走上正路，直到梦想成真。
“当真理碰到鼻尖时，还是没有得到真理”——这种缺憾在科技史中俯拾皆是。美国人莱斯最早发明了传声装置，但只能用来传送音乐，无法使人互相交谈。在这个死角前，莱斯止步了。贝尔在莱斯研究基础上改用了直流电，把传声装置中一颗螺丝钉往里多拧了5丝米，电话机成了贝尔专利。许多时候，“错过”比“过错”更糟糕。“过错”可改正，“错过”无法弥补，就如莱斯这个“5丝米教训”。
在相当意义上说，无失败，无创新。面对死角敢于转换视角，还需少些“稳赚不赔”意识。不能不看到，科研领域中，一些人片面追求“稳赚不赔”由来已久。在科技项目评审中，常常是“凡遇风险，一票否决”。跟踪模仿多，学术不端多，都能从“稳赚不赔”思维和做法中找到原因。鼓励死角前换视角，也应当用制度保证科技项目评审及科研经费投入更合理，为“十年不鸣，一鸣惊人”提供必要条件。
屠呦呦说，科学研究不是为了争名争利，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必须持之以恒。可以说，死角面前怎么办，既决定着科研成果价值，也锤炼和考验着科学家的精神与品格。在科技发展史上，一流人物在其道德品质方面的贡献，通常都不亚于其才智方面的贡献。勃发我们时代的创新，不仅呼唤善于转换视角的智慧，也同样呼唤其背后的科学精神与品格。
（2015年10月20日）
李　斌
有位朋友说，自己现在日子好过了，便力所能及帮助一些生活很困难的人，以不忘当年极度贫穷的岁月，和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们。在他看来，这原本是一笔“良心债”，传递爱心才会安心。然而，当他面对所帮助的对象，仍然深深地震撼了，他没有想到贫困是这样“各各不同”，深入接触才真切感受到，几乎每一个贫困家庭都有自己的辛酸泪。朋友陷入深深的自责：是岁月模糊了自己的贫穷记忆，还是距离抽象了关切贫困的目光？
朋友的感悟令人深思。对于很多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来说，即便曾经有过饥饿的记忆，也容易在舒适现代的都市生活中逐渐淡去。当我们坐在咖啡馆里看叶红叶落，乘着高铁“早上广州喝茶，晚上北京吃鸭”，贫困并不太容易飘入我们的视野。这不是说我们脑海里没有贫穷的概念，而只是少了些醒目的实情；不是说我们内心里对贫困没有深沉的情怀，只是少了些具体的关怀。
改革发展的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创造了减贫的传奇，贫困人口目前减少到7000多万。但他们的最后脱贫，仍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把视线投向他们，那里或是“地种山坡头，风吹尘土飞，雨水贵如油，十种九不收”，或是“无妈乡”“光棍村”“孤儿村”，他们或是“撑竹筏上学”“抽签睡床”的留守儿童，或是父亲长年卧病、母亲改嫁而自己被迫辍学的少年，抑或就是那个育着两个智障儿子的七旬老太在大山砍柴的沉重背影。
有人说：“贫穷其实不可怕，对贫穷的冷眼和麻木才可怕。”有的人不察实情，动不动就埋怨难以脱贫的家庭不思进取、好吃懒做。有的人心生隔膜，对困难群体漠不关心，陶醉于自己的小日子。有的干部把扶贫仅当成一项例行公事，到贫困户家中访问都不愿多待一会儿。更有甚者，视贫困如“利益蛋糕”，够不上贫困标准挤破头也要装穷，够不上“贫困县”资格想方设法也要戴“穷帽”，让真正困难的群体晾在一边，得不到帮助。凡此，都是扶贫攻坚路上的隐性障碍。
鲁迅先生曾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有诗人则写道：“谁都不是一座孤岛，可以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这抒写和讴歌的，正是人与人之间那种守望相助的情怀，我们又岂能淡了？30年来，国家层面开启了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济困成效斐然。与此同时，更多的社会成员自发投身其间，各种民间公益行动给贫困人群带去温暖。政府与民间的携手行动，在全社会汇聚起爱心的大海，努力如习近平主席在今年新年贺词中所言，“让农村贫困人口、城市困难群众等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们都能生活得到保障、心灵充满温暖。”
你的贫困就是我的痛楚，在相当意义上说，对贫困有这样的真切感知，我们才可能真正与困难群众站在一起，义无反顾地帮扶，一同向贫困宣战；才会真正让救助成为“有尊严的救助”，让发展成为“有温度的发展”。在国家第二个“扶贫日”到来之际，期盼有更多人用心感知贫困，走近困难群众的生活，更走进他们的内心。
（2015年10月16日）
伍德庚
一位老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晚辈追问怎样才能让人生行稳致远，他没有讲大道理，只是说了三个字：上、止、正。这三个字，形如玩文字游戏，细味之下，却颇富哲理。
“上”者上进，保持一颗上进心，对所认定目标始终如一地执着追求。俗话说得好，“地不耕种，再肥沃也长不出果实”。从呱呱坠地起，每个人几乎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后天努力不一样，便有了好差、先后、强弱的差别。浑浑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人生只有不断超越，才能行稳致远，只有不断历练，才能愈发成熟。上进的关键在于实干，一切美好都源自踏踏实实的奋斗，精进不休，发愤图强，生命的充实、人生的价值才能显现出来。
“止”者知止，适可而止，当止则止，自己给自己“叫停”。知止意味着心中有度，懂得节制欲望、控制本能。把握不好度，健康会在大吃大喝中受损，名节也会因贪占侵吞而受辱。知止也意味着心中有界与戒，哪些朋友不能交，哪些地方不能去，哪些东西不能拿，都要讲纪律、有分寸。朱熹有言：“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知止是成功和失败的分水岭，守住道德底线，不越法律红线，便可以筑牢成功的围堰。知止的关键在于清醒，意念清醒才能克制私欲、从不逾矩，志向清晰才会志之所驱、不受干扰。
“正”者守正，心有正气，胸有信念，人以正气立，事行正道远。无论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慷慨献身，还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持身守洁，正气总能给人心以温润，给社会以光明。对居官从政而言，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做官，比什么都重要。守正的关键在于坚定，所谓“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正气凛然不失节，邪气就会让路，正义昭彰不退缩，黑暗不驱而散。
上进、知止、守正，代表着人生的起点、拐点和支点，起点要高，拐点要慎，支点要牢，三者互为砥柱，互为护佑，一环环紧扣起来，人生画卷展现的才会是绚丽图画，而不是污淖或者凌乱。如果把人生看成一辆驶向未来的列车，“上”好比油门，加油提速完全由自己来控制；“止”好比刹车，危险时刻如不当机立断、紧急制动，结果就会车毁人亡；“正”好比方向盘，牢牢把好行驶方向，保持不脱轨、不跑偏，才能快速而又平稳地抵达梦想彼岸。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应该怎样度过呢？”保尔·柯察金的人生之问，让一代又一代人思考。现实中，“听了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的，大有人在。年轻人上学怕苦、工作怕累，些小困难都扛不住，上进心长满荒草，梦想难免沦为侈谈。一些人退而不休、走而不放，利用各种关系干预插手原地区、原部门的工作，如能当止则止，怎会腐化堕落？落马官员忏悔自己的堕落过程，常自言被亲情压倒原则、欲望淹没X性、私利泯灭正气，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不走正道？人生没有涂改液，不可能推倒重来，该怎么设计自己的人生路，马虎不得，随意不得。
“若将世路比山路，世路更多千万盘。”人生之题言人人殊，但体味好“上止正”，必定受益无穷。
（2015年10月13日）
徐文秀
“干群肩并肩，力量大过天”，干部同群众抱成一团、相互协力，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迈不过的坎。与基层干部交流接触，却常常听到一些人“吐苦水”：满腔热情做事，可是群众不说好、不点赞；一些群众胃口高、诉求多，时不时出难题、对着干；动不动就指责干部搞腐败，干部有理说不清……
毋庸讳言，干部“出了一身汗，仍然不好看”，心中难免有委屈和怨叹，也应当给予理解。但从根本上说，没有不像话的群众，只有不称职的干部，干群关系出现隔阂和裂痕，还得反求诸己找原因。许多时候，往往是因为没有把好事做到百姓的心坎上，才造成群众误解，岂能怪“群众变坏了”？往往是因为态度不端、谋事不正引起群众反感，怎能责难群众过于挑剔？
群众的意见是最好的镜子。群众心中有杆秤，最清楚谁真心实意对他们好，最明白干部有没有为他们着想。没有哪个群众会成心同一个好决策、好项目过不去，也没有哪个心术不正、作风不实的干部，能骗过群众的眼睛。要想群众说干部的好、念X的恩，就必须拿出真情感、真本事。走近群众很容易，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事，走进群众其实也并不难。
让群众满意，得先让群众受益。群众工作的意义，在于让群众得实惠，生活有起色、有奔头。一些干部要么是看领导脸色“下菜单”，把领导点头当劲头、领导爱好当嗜好，要么是打着民意的幌子，图个人虚名、得个人实惠。不以群众之心为心，怎能得群众满意？同民意对表，向民心聚焦，多与民挣利，而不是与民争利，多为群众利益着想，群众岂能不给干部打高分？
让群众“听话”，得先让干部“像话”。有的干部持身不严，干事不实，一遭碰壁还口无遮拦：或是指责群众为“刁民”，不好伺候；或是讥讽群众素质差，不识抬举；或是呵斥群众“跟我做恶就是跟X和政府做恶”……如此官僚做派，不仅在群众面前说话不灵，还会闹出不少雷人雷语。群众不是墙头草，是实绩而不是权威，才能真正让群众心服。为人有X员的样子，行事有公仆的里子，干部“像话”又“像样”，群众的大拇指才会竖起来。
让群众信任，得先让群众明白。干部清清白白、干干净净，无形中有一种强大公信力。公信源于公开，要取信于民，就得敢于公开、善于公开、及时公开。给群众一个明白，方能还干部一个清白，群众信得过，干部方才立得住。有的干部觉得自己整天被无端指责和恶意抹黑搞得灰头土脸，解决办法就在于，推动政务公开、决策公开乃至“家务”公开，确保公示不“假唱”、公开不“假摔”，经得起任何放大镜、显微镜的检验。
“如果群众不听，你就先跟着群众走，群众跳火坑，你也跟着跳下去。群众觉悟了，从火坑里爬出来，最终还是要跟你走。”这是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之谈。和群众心连心、手拉手、面对面，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方能赢得群众口碑，建起事业的丰碑。
（2015年10月12日）
梁　衡
官员写作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说为官就不要为文，有借权发稿之嫌；有人说这是私心重的表现，既要官位又要虚名；有人说言论自由，不管谁有话都可说、有才尽可发挥。其实官员写作已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但现在有，自古就有。唐宋八大家，哪个不是官员？问题是为什么写、写什么？
一个官员为什么还要写文章？因为，文章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常说创作来自生活，官员的工作和生存状态也是一种生活。这生活自然应该有所反映。允许作家去虚构乱编官场小说，为什么不许官员说出他自身真实的感受？说出来至少可以推进工作，活跃思想，繁荣文化。这也是一种责任，一种贡献。相反，有的官员无思想不会写，有的怕招忌不敢写，有的虽写了但不合文章的美感，这都是一种遗憾。一个好的官员，如果他真的把工作当成一种事业；真的想为社会、为百姓干一点事；真的想探寻真理，研究规律，那他最后必定是一位ZZ家、专家、学者、思想家和文章家。不可想象，毛泽东只批文件而不写文章。可惜，现在的官员只会写批示而不会写文章的为数不少。
写什么？当然应该写自己工作生活的所感所悟。这考验官员的两个能力。一是ZZ思考力，二是艺术表达力。如诸葛亮的《出师表》，如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如毛泽东那些大气、深刻又幽默的文章，都是文随事出，情随理现，自自然然。现在的问题是官员中不会写、不敢写的不写；而爱写的人中又有一部分重形式而无内容，无思想。有的哗众取宠，只顾给自己造势，不管读者的感受。比如用诗歌体作工作报告、搞新闻发布，写口号式文章之类。这就坏了官员写作的名声，招来更多的仇官心理。官坛之文坛，浮云神马常乱人眼，干瘪教条又使人生厌。
官员写作也有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首先要肯定，为官又为文是对的，以文辅政有何不好。诸葛亮、魏征、范仲淹都相当于当时的国家级行政首长，他们的文章直接议政，影响到当时的政策，又为后人留下了永远的思想财富。存在决定意识，实践出思想。只有他们那种特殊的庙堂之位，职责所在，忧国之心才可能出这样的好文章，只“文”而不“官”的人是写不出来的。所以，今天的干部倒是应该充分利用为官实践和高位思考这份人民赋予的特殊资源，为社会留一点好文章，也是给纳税人一份答卷。
诚盼官坛重抖擞，不拘一格出文章。
（2015年10月9日）
马祖云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跪射俑令人惊叹：虽经两千多年的岁月磨蚀，依然完整坚固、栩栩如生。何故？专家解读，重要原因是跪射俑的姿势低，其右膝、右足、左足三个支点，构成稳定性极强的三角形支撑上体，这种姿势使跪射俑在坑顶塌陷时，也能经受住考验。观跪射俑，让人联想深思：为人做官有道，当持这种“低姿势”的负重品格。
姿势，作为一种肢体语言，乃是一种态度表征，折射内心的观念。有什么样的修养、素质、品行，就有什么样的姿势。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自负傲物者，其姿势低不了。修身克己、内敛谦逊、持重坚忍者，其姿势高不了。低姿势不是低三下四的卑躬屈膝，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卑贱人格，更不是低头哈腰的虚伪做作，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人生修养和境界操守。对于为官从政而言，“低姿势”才能走稳走好。
春秋时的宋国大夫正考父是数朝元老，他在家庙的鼎上铸写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每逢任命总是愈加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着背，三次提拔要弯下腰，连行路都注意靠墙边走。这种“低姿势”使正考父为官一直如履薄冰，克己奉公，政绩斐然。仕途中，倘若执拗摆着恃权傲物的“高姿势”，最终没有不翻船的。从汉代的董卓到清代的和珅，无一不是擅权跋扈、利令智昏而自取灭亡。
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责任越重担子越沉。重负在肩，必须有“低”的特质，才能负重前行。惟其低调不彰的平民风格，故能赢得人心；惟有低平不躁的清纯心境，才能淡泊明志；惟其低眉沉稳的踏实作风，方能成就事业。正如古人所云：“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可以说，低姿势是功成至道。
从古而今，放低身段、谦恭待下者，为的是登高望远，海纳百川，成其广大。刘备屈膝求贤，三顾茅庐，连张飞也看不惯，但实现了ZZ抱负。蔺相如大义为重，容让廉颇，终于化内讧为“将相和”。唐宰相娄师德忍辱负重，即便遭人排挤，依然“恭勤接下，孜孜不怠”，为官终身守节，得以功名始终。古往今来以低姿势为人处世者，最终全的是大局、守的是大义、成的是大业。
应当说，在正风反腐的高压态势之下，权力的“任性”大为收敛。但不能不看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些人很难发自内心地具备那种谦恭谨慎的低姿势。有的人变着法儿想表现权力的傲慢，有的人一有机会就摆谱、摆官架子。甚至有的说：当官无权势，算白当了；做官无好处，算白做了；为官无尊严，算白为了。归根到底，惟有心中有X、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才会有真正的低姿势。
眼睛昏花的孤老藏民见到前来访贫问苦的孔繁森，惊奇地问：“你是谁？”孔繁森答道：“我是您的儿子！”治沙、治涝、治碱的工地上，有人找焦裕禄，眼前皆为一身泥一身汗埋头拉架子车的劳动者，不知道县委书记在哪里。田间地头，戴草帽扛锄头的地委书记杨善洲，完全是一副老农样子……这些共产X人的形象，生动诠释了干部当有怎样的“低姿势”。
（2015年10月8日）
余建斌
这个国庆，出现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诺贝尔大厅大屏幕上的一张“中国面孔”，让国人振奋。北京时间10月5日，85岁的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颁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呦呦在发现青蒿素和治疗疟疾上的卓越研究，显著降低了疟疾患者死亡率，为促进人类健康和减少病患痛苦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诺奖既是对这一成就的褒奖，更是对科学家们智慧与心血的回报。而实验室里千回百转后柳暗花明那一刻的惊喜和满足，或许也会比不曾奢求的荣誉更恒久。
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位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真正了结了多年以来国人的“诺奖情结”。回头再看，这一情结的熨平，还有更多值得咀嚼的地方。
屠呦呦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选择了药物学系生药学专业为第一志愿，可以说是中国本土科研体系所培养的获诺贝尔科学奖第一人。她的获奖，无疑能增强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们的自信心。40多年前，科研人员与外面的世界交流不多，可供查找的文献很少，在相对简陋的条件下，还能作出如此重要的原创突破；40多年来，中国科研人才的积累厚度、科研条件的优越程度、全球合作的深度广度，不断水涨船高，许多领域已经赶上甚至领先国际水平，有理由相信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屠呦呦”。
屠呦呦也让人看到，无论是诺贝尔奖还是CI论文，或是《科学》《自然》等国际刊物，都只是一种评价手段。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坚持学术方向、坚定学术追求、坚守学术信仰，没必要妄自菲薄，更没必要被牵着鼻子走。有些人还在怀疑“诺贝尔奖有没有照顾中国人”，这种缺乏信心的表现已经不合时宜——科学大奖不会照顾任何人，只要有了足够的资格，自然就会被关注到。
另一方面，屠呦呦代表中国大陆科学家“破冰”诺贝尔奖，也是对那些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速成论者的提醒。科学有自己的规律，最忌的就是急功近利。它无法严格地用投入去预测产出，不是简单的资源叠加就能创造出新事物，也很难按部就班达到预定目标。科学的通途有很多走法，无论头衔和身份，无论领域和方法，“科学家”才是唯一的、纯粹的标签。有人描述得很形象，真正钟情于科学的人出发点并非想去拿奖，也许一辈子不会有惊艳的成果，有人可能用毕生精力，也只是在科学的某个关口书写了四个大字：“此路不通”。
对这些科学家来说，更灵活、更多元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至关重要。在日本，很多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来自民间机构或是企业；在美国，像微软这样的大公司，集聚了一批有才华的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我国对于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认识，也在不断创新。最近出台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就明确，“研究制定科研机构创新绩效评价办法，……突出中长期目标导向，评价重点从研究成果数量转向研究质量、原创价值和实际贡献”。类似导向和举措，无疑能让有志于献身科学的人坐下来，让被浮躁之风袭扰的学术界静下来。
整个世界都在感谢青蒿素和科学。中国科学家也要感谢屠呦呦，有没有能力、是不是拿到诺贝尔奖，已不再是一个心结，正可迈开步子、自信前行。
（2015年10月7日）
江　旭
如何在新起点上推进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中美如何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答案就在于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方向。
“我们要坚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使和平、尊重、合作始终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旋律，确保两国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从西雅图到纽约，从白宫南草坪到华盛顿国会山，此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不断强调要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一步夯实了两国关系的基础、明确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从36年前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到2013年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国关系乘风破浪、砥砺前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可以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此次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就是为和平而来，为合作而来。“跨越太平洋的合作”，一定可以更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古往今来，大国相处殊为不易。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决定着世界历史走向的重大课题。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如何确保两国关系平稳发展考验双方的ZZ智慧。“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广泛培植人民友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几条原则，回答的正是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问题。
中美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这要远远大于双方的分歧。自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对华出口规模几乎翻了一番，为美国带来10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对美投资从10亿美元增长至超过100亿美元。两国在经贸、能源、人文、环保、科技等领域不断深化务实合作，在伊朗核、气候变化、维和等全球性问题上也加强协调共同应对，交流合作始终是中美关系的主流。中美合作的盘子越大，利益交融的程度越深，双边关系就越稳定，化解分歧的条件就越有利，带给世界的红利也就更多。
要让中美的共同利益只会扩大、不会减少，合作领域只会拓宽、不会变窄，就需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此次访美中，中美双方都明确对大国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说“不”。历史也证明，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就是对话协商、增进互信、化解分歧的过程。中美建立起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合委员会等90多个政府间对话及合作机制，为解决矛盾分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宽广的胸怀对待差异和分歧，不断培育和深化彼此战略互信，跨越大洋的双手就一定能紧紧握在一起。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广泛培植人民友谊，大力推进民间交往，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所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70年多前翱翔在中国上空的“飞虎队”，40多年前“乒乓外交”中的使者，都是人民友好往来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经典故事。从举办“中美旅游年”，到资助留学生、延伸“十万强”计划，再到开展文化交流合作项目，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也必将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为中美交流互鉴、互利共赢，打下更深厚的基础。
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积水成渊、积土成山。让两国的利益融合更加紧密，让两国的分歧差异成为对话之窗，让中国梦和美国梦在跨越太平洋的合作中交相辉映，这样的选择当是历史的必然，必有光明的前景。
（2015年9月28日）
李济沧
与一位退了休的领导干部闲聊，他颇有感触地说，现在60多岁退下来了，不在位了，才真正理解了孔子所说的“六十耳顺”。不但做到了“六十耳顺”，实际上还做到了“六十眼顺”。
比如，退休了，才真正做到了好话坏话都能听得进去。当年在位时，一听到反对意见心里就不痛快，就想这人为什么总跟自己对着干。退休了，才真正看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当年一些天天围着自己转的，甜言蜜语的，可能就是些心术不正的人。
这位老同志的感受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对在位的领导干部有许多启发。
所谓“耳顺”，就是每每听到一些逆耳之言，都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虚心接纳其合理成分；每每听到一些阿谀奉承之词，都能始终保持头脑的清醒和思想上的警惕。所谓“眼顺”，就是看到一些不合自己心意的人和事，能够进行客观分析、正确对待；尤其是能够识人辨人，有洞察事物本质的判断力，不会轻易受别人的左右。
但是，对不少在位的领导干部来说，能做到“耳顺”“眼顺”并不易。比如，有一些领导干部身边总聚着一些群众和正直干部看不惯的人，总有一个让群众和正直干部侧目的小圈子。那些群众和正直干部看不惯的人，领导却宠爱有加。结果这些人一个一个都出了问题，领导干部的自身形象也大打折扣。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如果总喜欢“一言堂”，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久而久之，身边就没有多少说真话、办真事的正人君子，围着转的多是见风使舵、两面三刀的势利小人。
人生在于修炼。《薛刚反唐》中薛刚生性好惹事，打死太子、惊崩圣驾，不断闯下大祸。后来当了元帅，竟也能够平心静气，冷静处理各种事务。这也是自我不断修炼的结果。今天的领导干部，尤其需要不断经受X性修养、宗旨观念的锤炼。凡事出于X性、出于公心、出于事业、出于大局，再加上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生活经历，就能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就能善于独立思考，不会轻易受别人左右，就能在个人名利和得失上形成一套朴素理性的处理方式。最终，方能做到既“耳顺”，又“眼顺”，甚至“心顺”：通过主观世界的自我调节，始终以平和从容的心态客观公正地对待世间人和事，并能从心态上化逆为顺，化被动为主动。
有人阐释孔子那段著名的话说，“其实人生有生理年龄，有心理年龄，有社会年龄，真正有效率的生命是让我们也许在二三十岁，就能够提前感悟到四五十岁的境界。我们不一定要等到七十岁，才能达到一个生命个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领导干部担负的责任重大，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听得进逆耳之言，远离心术不正的小人，始终做到忠诚、善良、公道、阳光。如果真像孔子所说的“六十耳顺”，等到退休了才广听善纳、辨清良莠，那我们的事业难免会被影响和耽误。
（2015年9月25日）
赵　畅
曾读到这样一句话：“即便是个子矮，也要站到巨人中间。”这话有味道。的确，选择和谁在一起很重要，和聪明的人在一起，你才会更加睿智；与高尚的人在一起，你才不会卑俗。“站到巨人中间”，绝非附庸风雅的攀附，而是真诚选择向“巨人”致敬和学习。“跟好人学好人，跟着师婆跳大神”，此之谓也。
然而，倘若与“巨人”站到一起，就以为自己也算成功了，这无疑是自欺欺人。有一种观念叫“稻草定律”，即路边的稻草如果没人搭理，它永远是一根稻草。若卖白菜的拿去捆白菜，这根稻草就是白菜价；如果卖螃蟹的拿去绑螃蟹，这根稻草就有了螃蟹的身价。于是就认为，一个人的价值高低、成功与否就像这根稻草，关键看与谁捆绑在一起，结交了什么档次的朋友，具备了什么样的背景。这种谬误的推演，绝非人生借鉴的宝典。
当然，“站到巨人中间”，也不必自惭形秽、妄自菲薄。要知道“巨人”成长，也经历由“矮”变“高”、由“弱”变“强”的历程。牛顿讲“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固然是牛顿的谦逊之辞，但他能够发现“万有引力”，实现科学的“惊人一跃”，不也是受“巨人”潜移默化的启发和自己刻苦钻研的顿悟吗？事实证明，汲取他人的智慧和长处，即便现在是矮子，将来也有长高的一天。
郑板桥练书法，即使对前人书体临摹到乱真的程度，个人风格也不突出。而他取各家之长，创出自己的“六分半书”后，才成了清代享有盛誉的著名书画家。有人说得好：“如果羡慕成功者的富贵，请别一味模仿他们富贵后的事。要模仿，就模仿他们富贵前的事：他们那鹰般的探索、蛇般的专注、蚁般的辛劳、蛹般的耐心，风吹日晒、灰头土脸时的坚持。”可见，要真学习，就必须“运用脑髓，放出眼光”，不去追求外在的皮毛，而是吸纳思维方法、理念品质、精神意志等精髓。
著名建筑学家、教育家梁思成一直教导身边人“学什么都要眼高手高”。当年，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那里聚集了世界上的拔尖人才，对钱学森来说，便是“站到了巨人中间”。但进入这所大学，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是“巨人”。于是，他暗暗对自己说：“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面。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所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所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正是“眼高手高”，令钱学森走在了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
站到“巨人”中间，关键看心站到了哪里。若是为了去镶金边，金边包裹下的还是一个矮子；若是为了汲取营养，智慧浇灌下的“巨人”可期。
（2015年9月23日）
刘良军
一位村民到医院就诊，自述症状是睡觉打呼噜。年轻医生告知他是得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村民以为重病在身，表情立刻凝重。医生遂告知，“其实就是鼾症”。村民不禁埋怨，“庄稼人不懂医学知识，‘巷子里赶猪——直来直去’不就得了，我还以为染上不治之症了呢！”
有话直说，可以有效降低沟通成本，拐弯抹角绕来绕去，自话自说不考虑听者感受，只会耽误时间，徒让人厌烦。百姓说话办事讲究实在，不喜欢绕弯子。耿直、直率、直白，一个“直”字构成了百姓性格的朴素底色。正因为“直”，老百姓大都不喜欢与不直爽、不正直的人打交道，也不愿听虚话、套话、怪话、话中话。
群众要求如斯，X员干部说话办事就应如此。但现实却常常是另一番景象。比如，群众来办事，不是痛快淋漓地答应马上办，而是慢慢吞吞、不温不火地说，正在想办法，看能不能尽快办。至于到底办不办，是否尽快办，“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明明可以一次性交代清楚的事情，却故意搞“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让群众跑上三五次；明明是本部门本岗位的职责，偏偏要“捉迷藏”“踢皮球”，让群众“众里寻他千百度”，依然“云深不知处”。
“直”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也往往映照出待人接物的品德和作风。X员干部内心深处对群众有没有感情、用没用真情，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不能正直做人、耿直做事、清直做官。扔掉繁文缛节麻利办事，基层肯定高看一眼；不拿官腔官调以心交心，群众自然厚爱一层。群众怎么看待干部，决定因素并不在于群众，而在于干部如何对待群众。捧着一颗真心深入群众、融入基层，去掉官僚气、沐浴乡土气，就能发现，与群众心相连、情相通、话相投其实一点都不难，群众也会给出高分评价。
“直”也内含着大道至简的权力观念。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当干部就是当人民的勤务员，不要弯弯绕绕、藏头露尾，也无需尔虞我诈、阴谋算计。“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为民办事就应当任劳任怨、直率简洁，痛痛快快而不是拖泥带水，清清爽爽而不是云山雾罩。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把民生实事做到百姓的心坎上，正是为官用权的基本要求。
语言是思想的外衣，干部不敢直抒胸臆，其实是不敢直面问题、直触矛盾。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去摧毁。靠嘴皮子说不走改革发展中的困难梗阻，掩耳盗铃也无法纾解基层治理中的层层矛盾。惟有讲实话重实行，才能在工作中化被动为主动，也惟有实干实行，才能建立干群互信、增进社会共识。直言不讳地谈问题，开门见山地办实事，才是对百姓直率的最好回应，理应成为同群众打交道的基本要求。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正直诚信的品格和务实做事的风格，是达成良政善治不可或缺的宝贵品质。让直的品德、实的风格生长起来，让百姓感受到干部话直白、人实诚、事实在，一定可以画出与时代辉映的干群同心圆。
（2015年9月22日）
洪乐风
“兵头将尾”，是对机关里处级干部的形象说法。千千万万的处长们，在X政事务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他们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是我们事业的重要骨干力量。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单位所谓的“处长ZZ”，专权霸道、壅塞政令，竟成了改革发展路上的绊脚石，令人深思。
按理说，处长一职，既不是决策的“点头者”，又不是执行的“拍板人”，实在不该竖起软钉子、端出闭门羹。可现实中，有人手里攥着项目审批单，“处长不报告，司长不知道”“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还有人仗着领导机关摆架子，时常对下属单位颐指气使，甚至发号施令跟“训孙子”一般。凡此种种官僚主义的陋习，表面上看是拿“规矩”说事，实际上却坏了规矩；自觉“处长ZZ”蛮风光，殊不知竟成了ZZ上的糊涂人。
有人感慨去机关办事，处长们往往最难打交道，掌握着政策、把持着批文，丝毫怠慢不得，宁可得罪大领导，不敢惹火小处长。如果说耀武扬威尚可忍，繁冗、拖沓下来则很容易搁浅了优质项目、耽误了宝贵机遇。邓小平同志曾怒批官僚主义：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欺上瞒下，专横跋扈，“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这种表现，在一些处长身上甚为突出。
擅权之路，必是毁灭之路。前些年某部委的一位匡姓处长，手握全国民航项目的审批大权，有的企业负责人为求见其一面，不惜整个中午蹲守在他赴宴的门外，业内更送“匡爷”的绰号，到最后锒铛入狱，正所谓“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古往今来，有多少小官大贪、前“腐”后继，不就倒在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手中一支笔上？
有人说处长“位不高、权却重”，位置再低，带个“长”字，总还有些权力“施展”的空间。那么，处长权力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处长之权，说大并不大，并非决策权，更多是辅助性职能，属于参谋助手；说小又不小，某个处室掉了链子，整台行政机器都会运转失灵。因此，细化每一岗位的职责，标清每一环节的权属，给铆足劲的“零件”及时加油激励，对不作为的“零件”依规问责拿下，才能避免养痈遗患，放任自流。
当下，“为官不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国企蔓延成势。个中原因很多，其中一条便是中层对上级政令的消极怠工、“中梗阻”。这背后，暴露的是处长擅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有好处，蜂拥而上；没私利，干脆远远躲个清闲。“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稳增长、惠民生，都须臾离不开手中权力的积极行使。“积极”二字，要害就在时刻辨清权力的“公”与“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县处一级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多少优秀干部在处级岗位上默默无闻，不求名不图利，处理复杂矛盾与纠纷，一干就是一辈子，成就一番无悔的事业。今天我们讲“三严三实”，正是要唤醒更多新的历史特点下的、干实事的好干部们，持权而自重，行权勿忘公，开拓人生的境界，干出出色的业绩，收获群众的认可。
（2015年9月21日）
辛士红
70年前的9月2日，《大公报》记者朱启平在日本东京湾内的美国主力军舰密苏里号上，见证了日本签字投降的一幕。他告诉读者：“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所，看表是九点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
“九一八”，一个令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国耻日。从“九月十八日”到“九时十八分”，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挣扎抗争了14年，最终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地认识和平的珍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反人道、反人类、反文明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是当年德意日为害世界的思想根源，也是人类文明的公敌。防止战争，就不能不彻底清除发动战争的“思想祸胎”。
自古知兵非好战，多行不义必自毙。1937年，巴金在抗战的烽火中写下《给山川均先生》一文。他义正词严地说：“战争是违背了人类繁荣的法则的。所以鼓动战争、想用武力获得一切的国民绝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许多国民繁荣过，但又消灭了。连强盛的罗马帝国也有崩溃的一天。”然而，和平不会凭空而来，和平必须捍卫。归根到底，只有人人都珍惜和平、维护和平，让和平理念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才能筑牢捍卫和平的“思想屏障”，形成防止和反对战争的强大力量。这里的“人人”，当然不只是中国人民。
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二战前夕，一些国家弥漫着一种绥靖主义情绪，一味地乞求和平，天真地认为“如果他能给鳄鱼以足够的食物，鳄鱼就会到最后才来吃他”，甚至为了自保不惜牺牲他国的利益。结果，割肉饲虎式的绥靖政策，非但不能满足法西斯永不餍足的胃口，反而助长了他们膨胀的野心。残酷的事实和战争的硝烟，唤醒了自由、正义、和平的力量，大家携手跨进同一条战壕，最终战胜了邪恶，取得胜利。
捍卫和平需要远见，捍卫正义需要担当，捍卫尊严需要良知。“一百种理论不如一份良心”。珍珠港上空“虎！虎！虎！”的偷袭信号，至今仍在提醒人们，纵容和绥靖只会养虎为患、自食其果。如果抱着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旧观念不放，如果囿于一己私利，助纣为虐，不讲道义，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会落在人类的头上。
“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我们牢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捍卫和平、警示未来。日军的残暴，给中国人民留下太多的仇恨和血泪，但我们没有陷入失去理性的仇杀，没有冤冤相报，以牙还牙。那些日军俘虏可以证明，八路军在野菜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让他们吃上难得的白米饭。而在抗战胜利后，有200多万日军家眷和“开拓团”成员滞留中国，全部受到优待安置和遣返，有3000多名日本遗孤被中国人收养，这也是历史事实。这说明中国人民既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决心，也有化干戈为玉帛的宽广胸怀。
“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今天，作为地球村的公民，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一员，每个人都有责任壮大和凝聚和平正义的力量，奋力驱走军国主义、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等思想雾霾，让和平的阳光洒满家园。
（2015年9月18日）
姜　赟
时人多以桃李喻学子，吟哦“盈门桃李笑春风”。但在传统文化里，桃李还有同气连枝之意，隐喻兄弟情深互爱互助，正所谓“桃李不分家”。
今年春上，在汉族姐姐尤良英家门前的菜地里，维吾尔族弟弟麦麦提种下数棵桃树和李树，感念的是10年来姐姐爱他助他的一片真情，却在不经意间形象地写照了“桃李不分家，维汉一家人”的“桃李故事”（相关报道见今日六版通讯《桃李东风渐次开》）。
认识不过半年，尤良英为什么就敢拿出年收入的1/3借给麦麦提？自己发明的枣树修剪“四胞胎独门绝技”，为何轻易就把“金针度与人”？是什么让尤良英一家打破诸多障碍，牵起素昧平生的维吾尔族小伙一家的手脱贫致富？又是什么让他们的“桃李故事”启人心扉，动人心魄？
尤良英与麦麦提的故事，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很传奇，于平常的交往中见奇崛，富有超越庸常的温润。一位商人在听说尤良英的故事后，感慨地说，尤良英家菜园的桃树李树，藏着开启民族大家庭幸福的密码。尤良英与麦麦提的故事之所以平凡而动人，正在于那质朴的爱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能够不分贫富、超越民族、穿过血脉。
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之有爱，源于这样的人心。面对麦麦提为给妻治病而开口便借1万元，尤良英想起的是当年军垦老阿姨将3万元养老的钱借给自己，帮助渡过了生意难关。面对麦麦提家的“篱笆房”、孩子饥饿的哭喊声，尤良英唤起的是曾经贫穷苦难的记忆，立誓要帮他富起来。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良善之心，燃亮了尤良英胸中的心灯，去超越世俗的小我，义无反顾地帮助麦麦提。
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样的大爱，在尤良英如是，在麦麦提如是，在更多的人那里亦如是。脱贫致富，尤良英帮了麦麦提一家，麦麦提帮了更多的乡亲；枣树修剪、棉花打顶等技术，尤良英教会了麦麦提一人，麦麦提教会了一村。尤良英带动了所在的新疆兵团农一师十三团用工，麦麦提介绍了更多的维吾尔族同胞来务工，到如今整个皮山县的富余劳动力都跟十三团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这正是爱的力量，富于感染力和传播性，像蒲公英那样不断播撒生命，以向远方。
“东风渐次开桃李”。吴登云扎根戈壁高原，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地为当地群众行医。阿不力孜一次次冲入险境救了60多人，在他眼里不分民族都是兄弟姐妹。当有人问收养多个民族10名孤儿的阿尼帕·阿力马洪：为什么要收养汉族孩子？阿尼帕反问：收养弃婴，人之常情，还要分民族吗？若把桃李比喻汉族与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根连着根、叶连着叶，彼此不分家，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质朴的爱，便是这东风，吹得桃李春华更秋实。
在天山南北，无数人已经用质朴的爱，书写了新时代的“桃李故事”。让这真挚的爱生长下去、播撒开来，中华民族这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就有了同气连枝的纽带，就有了幸福花开的土壤。
（2015年9月17日）
刘根生
有位演员在拍戏时抱怨：为何总要我扮演迟钝猥琐类形象？导演让他和主角换换演个警官，剧组人员看了他的扮相，笑得前仰后合。因为，“铁血硬汉”变得“猥猥琐琐”了。他自叹不行时导演却说：“你们戏路不同，但努力相当。”他从此沉下心专攻适合自己形象的角色，终于在自己的戏路上广受认可。
一部戏，有主角，也要有配角。主角固然吸引目光，但配角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而在演艺生涯中，能被观众记住，能在影史留名，才是真正的“主角”。人生如戏，工作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戏路，也都有需要担当的角色。沉潜下去，拼尽全部的心力，我们才能演好自己人生中的“主角”，也才能让社会这个大舞台活力迸发、魅力四射。
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成功原无分行业领域，亦无论职业身份，智慧与汗水才是最关键的变量。物理学家薛其坤，带领团队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震动世界基础研究领域。他说，实验物理学家是扎扎实实做出来的。20年，他都是“早上7点进实验室，晚上11点离开”；劳模孙景南是名女焊工，因焊接技术精湛被法国同行称为“女焊神”，业绩背后是“白天干活，晚上练习”，干完活后连裤脚都能滴下汗水。在任何一个领域，我们既需要“爱因斯坦”，也需要“鲁班”；既盼望更多“薛其坤”，又呼唤更多“孙景南”。社会分工不同，专业要求有别，但只要有艰辛的付出就都能有丰硕的收获，把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
事实上，即便是同一个工作，也可能既有“高大上”，又有“脏累苦”；此时要坐空调房里，彼时要在烈日炎炎下。不分高低、优劣、肥瘦皆倾力当之，方能有所成就。比如在科技领域，有人视发论文或搞研发为“绣花”，视科技推广为“织麻袋”，重前者而轻后者。中国高温合金开拓者师昌绪却不这么看，他生前曾跑遍国内航空发动机生产厂家，解决了诸多应用难题，被誉为“材料医生”。在他眼里，作为一个实用材料的研究与开发者，如果不能把研发出来的新材料、新工艺或新技术用于生产实践，就等于前功尽弃。“绣花”与“织麻袋”仿佛一个隐喻，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既要能“绣花”又要能“织麻袋”，才能收获成功人生。
然而，总有人参不透这个朴素道理。有的人抱着“劳心者治人”的老皇历不放，无论能力禀赋如何，都不愿凭才智和汗水争取做个“大国工匠”；有的人耽于幻想，却不愿上一线洒汗水，不屑于从小事和底层干起。没有艰辛的付出，到头来在哪一行也干不了，更干不好，最终只会浪费了机会，荒掷了青春。“北大毕业生”下海养猪，有人就觉得书白读了；“34岁副县长”辞官回乡带领乡亲创业，有人则觉得不走仕途可惜。然而，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肯付出心血与汗水，又焉知不能开掘出一片新天地？
水行莫如用舟，陆行莫如用车。各尽所能，各展其长，努力到极致，人人都能“灼灼其华”。自己的责任没有替代品，努力“做一个最好的自己”，倾力于自己的事业，每一个生命就必能创造新的可能。
（2015年9月16日）
李洪兴
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个女孩蜷缩在透明玻璃瓶中，虽然空间很小，却能够安静地阅读。惬意如斯，幸福感自不必说，但玻璃瓶挡住外界干扰的同时，却也束缚住了女孩的活动空间。
舒适并不必然是好事，一个人长时间处在“舒适地带”，会形成惯性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定势，即便得到了安静、稳定、闲适，失去的东西却多得多。心理学将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分为舒适区、学习区和恐惧区，每个人都乐于在自己有限的最适区里展开常规活动，把压力降至最低，把焦虑拒之门外。离开心理上的“安乐窝”，总会有接纳新事物的不适感。可如果不去打破舒适区的枷锁，怎能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
“舒适地带”于为官从政者也不例外。从前，一些干部“一杯茶、一张报、一天会、一台车、一席宴”的标配，如同温室一般将自己笼罩在安逸中，当官甚至被人视作“天底下最容易的事”。但凡需要加班熬夜或者下基层蹲点，一些“娇气”官员在心态上和身体上都难以适应。不仅工作环境，做事方式上同样存在“舒适倾向”：习惯被周围人捧着、惯着、宠着，却不愿在群众的监督下做事；习惯在鲜花和掌声中争取功名，却不愿到默默无闻的岗位上奉献付出；习惯在顺风顺水中打“顺风球”，却不愿在山重水复时开山辟路……
过于讲求“舒适地带”，创业劲头可能会被磨平，改革动力可能会被耗光。群众中有声音说，“日子过得舒服，是官员缺少改革动力的重要原因”，可谓切中要害。更关键的是，由舒适安逸走向奢靡享乐，可能只有一杯酒、一根烟的距离。包下酒店常住，出入高档会所宴饮游乐，不遵守工作时间外出打高尔夫，这些做法固然让身心舒服，可作风之患、腐败之忧也因之而起。古人云，宴安鸩毒，不可怀也。此中深意，不言自明。
安于“舒适地带”，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贫困。把自己关在“城堡”里太久，精神上必然缺乏追求和闯劲，陷入一种简单层次上的自我重复，很难有进步和改观，这就是“内卷化效应”。克服“内卷化”，避免自我懈怠、自我消耗，需要靠外界的纪律规矩约束，也要靠自我严格要求。就像组织“不能在‘温室’里培养干部”一样，干部自身也要有走出温室、打破安逸的自觉，才能走出精神和追求上的洼地。多一些本领恐慌，不畏难不避险，越是硬骨头越要啃，X员才有X员的样子，公仆才有公仆的本色。
人毕竟不是仅仅为自我舒适而生，X员干部更应在个体冷暖安危之外，有更高的理想追求、更大的自我期许。“牧民省长”尕布龙，哪里工作最苦最累就会出现在哪里，从副部级岗位卸任后投身山林绿化。独龙族干部高德荣“用身影指挥人，而不是用声音指挥人”，风餐露宿，倾尽全力带领老乡致富。放弃了优渥待遇，他们却都收获了不平凡的人生，得到百姓的交口称赞。
民之所望，施政之所向。群众的满意度和舒适度，远比干部自身的舒适度更值得付出心血。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懂得了这个辩证法，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还有什么好为难的？
（2015年9月15日）
伍正华
“我们不怕死亡，就怕被遗忘。”这句抗战老兵的心声，曾让无数国人心里五味杂陈。
当他们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接受习近平总书记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当他们行进于受阅方队最前面举起颤抖的右手敬礼，当他们步入抗战胜利日专题文艺晚会现场时全场自动起立鼓掌，“怕被遗忘”的担忧或许不复存在——那些为民族独立和解放浴血奋战的英雄，X和国家从来没有忘记，始终视他们为民族的精神脊梁。
如果把“怕被遗忘”简单地理解为老兵对自身作用贡献的考量，那就没有真正理解这四个字的内涵。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的抗战英雄，早已将功名利禄看淡。正如一位老兵所言：“想一想那些牺牲的战友，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他们真正怕的是这些——
怕民族曾经的深重苦难被遗忘。圆明园的大火早已熄灭，但“大水法”的残垣断壁还在；宛平城外的枪声早已停止，但城墙上的深深弹孔还在；南京大屠杀的哀号早已湮灭，但“万人坑”的累累白骨还在！如果把历史比作最好的清醒剂，那么遗忘则是慢性毒药。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公祭日”“烈士纪念日”，为什么要隆重举行胜利日大阅兵，就是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屈辱悲怆，不要忘记“一寸山河一寸血”“山川不改仗英雄”的顽强不屈。
怕精神上的“软骨病”滋长蔓延。那些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抗战老兵，没有一个不是硬骨头。当年，面对实力悬殊的侵略者，他们宁肯站着生，不愿跪着死，“老红军精神”丝毫不惧于“武士道精神”。他们端的不是钢枪，而是民族气节；他们拼的不是刺刀，而是民族精神。那些他们身体里没有取出的弹片，于今而言何尝不是一种“精神钙片”。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国由大到强，精神的强大尤为重要。有了这一点，才能排除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怕走得太远忘记为什么出发。在丰都一役中失去右眼的刘伯承曾言：“只要你是为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而战，战争夺去你一只眼睛，群众会给你千万只眼睛；夺去你一只手，群众会还给你千万只手！”抗战岁月，群众就是X和军队的眼睛和手，打断骨头连着筋，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今天，一些X员干部理想信念淡化，与群众渐行渐远，使“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损害了X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永远以百姓之心为心，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我们X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老兵终会老去，但他们的精神长青。因为他们的身上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彰显着一支军队的血性荣光。历史记忆不能尘封，血性荣光自当传承。当我们被老兵的“最帅敬礼”深深打动时，有没有想过拿什么来回礼？当我们为老兵的一个个离去莫名感伤时，有没有想过毅然接过他们的枪？
老兵不是用来供养的，而是用来敬仰的。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英雄精神，蕴含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无穷力量。阅兵虽已结束，但民族精神需要时常检阅；老兵已成传奇，而强国兴军的新传奇正等待我们去书写！
（2015年9月14日）
——写在第三十一个教师节
纪东冲
教师节前后，老师的故事频见报端。耐人寻味的是，不少媒体选择了同一个关键词——坚守。
安徽蒙城“弯腰老师”朱景科坚守讲台27年、河北邯郸好老师段春芳坚守基层17年、云南昭通无臂教师江声发坚守山村12年……在那广袤的乡土，在无数学子渴盼知识的地方，他们从成为老师的那一刻起，就不曾离开过。他们坚守的理由也质朴得几近相似：“如果我要是再调走的话，就没有人教他们了。”“我走了，娃娃们怎么办？”
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许多人纷纷作出了新的选择，他们却依旧在坚守。当有人选择大城市，他们坚持留在乡村；当有人选择高收入职业，他们坚守淡泊清贫；当有人选择博取名誉地位，他们始终默默无闻。不能说别人的选择就不高尚、不应该，但他们的坚守里必定有一种执着的信念，使他们不为波流所动，不为浮华所惑，不为物欲所扰。无疑，这样的坚守让人既感且佩，亦是这个时代应当张扬的价值。
对于不少老师来说，坚守诚然能获得职业荣誉感与心灵幸福感，譬如一位老师心语：“我舍不得离开学生，我看到他们就高兴。遇到再烦心的事，他们拉着我的手到处跑，一下子我也开心了。”但相对而言，老师毕竟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所有的付出，都只是为了照亮别人而不是自己。尤其是在那些贫瘠的山乡，明月未必装饰了老师的窗子，但老师却在不断装饰学生的梦。这正是老师们的坚守更值得推崇的地方。
想起一位初中老师，在我因迷茫而辍学后，为我排除阻力，坚定敞开学校的大门。想起前些年浙江衢州两位小学女教师，看到学生缺课而细心追查到户，及时发现学生一家煤气中毒而挽救三命。想起大别山一位老师，家境清贫却坚持资助学生，只因“不忍看他们因贫困而失学”。在无数老师身上，坚守是爱，是良心，是责任，是育人的春雨，是传道的执着。正是有他们的坚守，懵懂学子开始有梦；正是有他们甘当“筑梦人”，无数学子才敢追梦，才能在梦想的天空驰骋。
不能不看到，也有一些老师对学生不再那么上心，那种不遗余力倾注心血与发自灵魂深处的热爱淡化了。有的老师只教书不育人，只上课不交心。这样的情形，不由得令人怅惘乃至忧心。很多人在回望自己的来路时，常常感慨：“遇到某位好老师，是这辈子的幸运。”然而对于国家而言，我们不能让每一个体的命运，寄托于这种偶遇的幸运。培育出无数这样的“好老师”，才是国家和民族的幸事。
著名作家魏巍在《我的老师》一文中这样写道：“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呵。”对于学生来说，好老师就是他的世界。对于好老师来说，学生则是他的事业，甚至生命。
（2015年9月11日）
徐文秀
“朋友圈”竟成了“腐败圈”，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被朋友“拉下马”，这样的堕落轨迹令人警醒。
不禁再一次想起当年毛泽东同志那句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X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糖弹”有着极大的诱惑性和迷惑性，能够吊足人的胃口，刺激人的“食欲”，麻醉人的意志。联系当下一些屡屡被“糖弹”击倒的领导干部，令人扼腕叹息，更令人痛定思痛。
古人云：“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诱惑常常令人欲罢不能，“围猎”者正是看中了这一人性弱点，利用“糖弹”的引诱和迷惑作用，大搞利益输送。或先搞感情投资，认“干爹”、做“干儿”，进圈子、结圈子，结成一条绳上的蚂蚱；或以各种名目的所谓“代持”结为利益共同体，暗度陈仓、投桃报李；或放长线钓大鱼，今天你给我好处，日后等你退了或者转岗了再“连本带息”还给你；还有的，以安插老婆孩子“吃空饷”为饵，让你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被乖乖地牵着鼻子走。还有一种思想上的“糖弹”。有的用各种甜言蜜语进行“思想按摩”“精神催眠”和“言语贿赂”，或在干部的兴趣爱好上投其所好，最后拉你下水，直至“捧杀”。对“围猎”者而言，“围猎”的成本虽然很高，但最终都会转嫁到公共利益上，由公权力来买单。
“糖弹”是一种毒性很强的腐蚀剂，极具杀伤力和致命性，一旦被侵袭则万劫不复。不少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年轻时也曾吃过苦、受过累、流过汗，也曾战胜过各种工作困难、挫折和压力，有的还曾做出了一些成绩，甚至不愧功臣的称号。却在那些心怀叵测、居心不良者释放的“糖弹”面前栽了跟头、吃了败仗，不仅令个人和家庭陷入悲剧，也给X的事业和形象造成重大损失。惨痛代价面前更应明白，当官发财必须两道，为公为私必须两清，廉洁自律必须成为每个为官从政者的第一要义。
“围猎”可恶、可怕，其手段虽然高明，但只要有颗提防之心、戒惧之心，就不难识破“围猎者”的诡计。要做明白人、明眼人，善于从“香风蜜语”中分清好坏对错是非，不为“七情六欲”所惑，不为鲜花掌声所醉，不为身外之物所迷。打退“糖弹”的进攻，最根本的防线在于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养就一身正气、骨气和硬气。人得有一种气概、一种精神和一种格局，内心始终有大目标、大方向和大原则，始终知足、知耻、知畏，有信念、定力和静气。人可以没架子，但得有样子，骨头硬、腰板直。不被牵着鼻子走，才不会在“糖弹”面前束手就擒。
“树欲静而风不止”。抵御“糖弹”，并不是要闭门谢客、断绝同外界的联络，而是要由外及内，修好内心私欲的防护堤。须明白，欲壑难填，趁早回头上岸；贪欲无艺，最好悬崖勒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强大的欲望管理能力，不仅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个人品质，更是为官从政所必须涵养的领导力。
（2015年9月9日）
叶小文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三个必胜——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掷地有声。这发自天安门城楼的宣示，这历史昭示的铁的规律，全世界都听见了。
正义必胜。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显示的最终结论是：邪恶来势汹汹不能持久，邪恶貌似强大色厉内荏，邪恶猖獗一时终将式微。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要报。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必将战胜黑暗，进步必将战胜反动。正义必胜，必须力保。我们重申铭记历史，并非宣扬仇恨，而是不容历史被否认、歪曲、篡改，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维护来之不易的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
和平必胜。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野蛮和侵略、霸权和暴力，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凡挑战和平、破坏和平者，无论有多少借口包装，多大本事张扬、多少舞台表演，临到头来且看他，无非是自作自受、自取灭亡。中国的古训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个道理，今天仍管用，世界亦相通。和平必胜，必须力争。共建美好家园，开创和平未来，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致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
人民必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起来奋斗，才是开创历史的真谛。毛泽东同志说，在“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日本侵略者“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正义立场，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全体人民，也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强烈共鸣。
三条铁律，顺则昌逆则亡。逆者，虽也有可能一时得计一时猖獗，但无一例外都走向一条必死之路。
三条铁律，须力保力争力促。中国坚信坚守，中国不可战胜。世界皆信皆然，放之四海皆准。
三条铁律，当然也适用于日本。日本的人民，日本的一切有识之士，都听得清楚，想得明白，都同样要坚信坚守皆然，同样要同心同向同行。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日本是否认和淡化侵略历史、继续将那笔负资产背下去，还是真诚深刻反省侵略历史、轻装前行？是深刻记取历史教训，尊重铁律，信守铁律，还是再开历史倒车，重新穷兵黩武，藐视铁律，挑战铁律？
日本的不同群体，不妨三思。
一者，作为ZZ精英、知识分子，要摈弃以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的僵硬思维，超越“一山不容二虎”的狭隘心态。
二者，作为普通民众，要多一点文化沟通、民间交流，这有助于ZZ精英们把心态放平和，多一些登高望远、从长计议的理性权衡和ZZ互信，少一些浮躁浅薄的感情冲动和形势误判。
三者，那些右翼极端分子，固执己见，蛮不讲理，挑起事端，制造麻烦，把误解夸大、把隔阂加深、把仇恨煽起、把怒火点燃、把事情搞砸。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警惕和防范右翼极端主义思潮的泛起和危害。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三个必胜是铁律，三思而行当警醒。
（2015年9月8日）
艾　吾
“9·3”胜利日阅兵结束之后，一条写着“这盛世，如你所愿”并配有周恩来总理照片的微博，被转发百万次。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仅有的飞机凑不够空中梯队，周恩来提议让飞机循环飞行、两次接受检阅。昔日国力薄弱家底不足，而今阅兵展现出蒸蒸日上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足以告慰先人、激励今人、启迪后人。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次次遭到列强凌辱欺侮，家国破碎、山河凋零。抚今追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力来自哪里？中国这个昔日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泥足巨人”，一跃成为矢志富强、捍卫和平的“东方醒狮”，其间有着怎样的“复兴密码”？14年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特别是8年的全面抗战，为我们揭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在日本全面侵华这个中国“近现代灾难史的谷底”，国家危亡唤起空前的民族觉醒和团结，中华民族汇聚起挽狂澜于既倒的强大力量。无论是万千民众毁家纾难、支援前线，还是仁人志士发起成立各种救亡组织，英勇的中华儿女到处彰显着对国家存亡和民族大义的担当。他们可能大字不识几个，却深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他们可能连钢盔和步枪都没有，拿起铁片磨成的大刀就上了战场，却天然有一股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他们可能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就被敌人的炮火撕碎，但他们信念如炬、九死未悔。正是因为这些猛士的存在，中国不但没有灭亡，反更挺直了脊梁。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一首《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激荡着国人的心胸，激发着迈向战场的热情。14年的抗战史，是一部军队抗战、国家抗争史，更是一部民族觉醒、民众奋进史。正是因为从国家镜像之中看到了自我的位置，在民族中激活了共同体的意识，亿万民众义无反顾投身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洪流。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一扫“中国虽四万万之众，实等于一盘散沙”的阴霾，使中国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当此民族复兴梦想更加切近之际，从历史轨迹中读懂兴衰之道，才能更好激发深藏于民众之中的“复兴伟力”。把人民举过头顶，以百姓之心为心，始终同群众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人民才会坚定不移跟X走。国力孱弱，国防废弛，个人命运便如惊涛中的扁舟，随时可能遭遇灭顶之祸；国家强盛，国防牢固，个体才会有荣光，安危才会有保障。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每一个体都增进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传承家国天下命运一体的爱国情怀、凝聚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就定能汇聚起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个体有担当，国家有力量。
（2015年9月7日）
伍正华
狂妄的日本侵略者，很少把对手放在眼里，尤其是实力悬殊的侵华战争。但是，面对英勇的中国抗战军民，他们也有肃然起敬，甚至不寒而栗的时候。
1936年春，赵一曼被捕。日本特务大野泰治担心她因伤势过重死掉，决定立即开始审讯。当赵一曼从容地抬起头，与之四目相对时，大野泰治“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米……”
杨靖宇牺牲后，头颅被割下送给司令长官野副昌德邀功。这位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见到杨靖宇的头颅后，闭上眼就做噩梦，赶忙叫人举行灵祭大会。亲自切开杨靖宇的胃进行解剖的岸谷隆一，后来毒死妻儿后自杀，他在遗书中说：“中国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这些震人心魄的细节，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他们的英雄事迹，留给后人一个最深刻的启示：一个民族真正的强大是精神的强大，只要精神利刃永不卷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强敌。
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前，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曾做了一份秘密报告，除了渲染“不战而胜”外，也客观谈到了“不可忽视者”：“倘彼时中国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自鸦片战争以降的近百年里，面对外敌的入侵，中国从来不缺振臂一呼、断头流血的英雄人物，但只有抗日战争，才真正唤醒了全民族的觉醒，第一次如此万众一心、气壮山河地擦亮了民族的精神利刃，向侵略者集体亮剑。
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华民族空前团结、共御外侮，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百姓漠然视之，因为所谓国家，不过是朝廷而已。甲午战争，在日军占领后的城镇、村落，各种规模的集市很快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景象，一些商贩还很快学会用日语叫卖。在日军驻扎的营地附近，有的赶着骡马大车、拿着扁担等着揽活，没有一点亡国之恨的样子。民众麻木至此，战争焉有不败之理？
小至个人，大至民族，肉体上的富贵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患了精神上的富贵病。现在，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些人也失去了对历史的痛感。有的解构历史、泼污英雄，有的缺少忧患、丧失警惕，有的妄自菲薄、膜拜西方，有的则在“唱衰中国”“做空中国”。前车之鉴，殷鉴不远！
著名作家魏巍在《漫忆黄土岭之战》一文中写道：“在战场上看得很清楚，这是两种精神在较量：一种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一种是老红军的革命意志，看看究竟谁更顽强，谁压倒谁。”回过头来看，14年的艰苦抗战，不只是时间的刻度；3500万人的巨大伤亡，不只是生命的刻度；1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也不只是物质的刻度，它们共同标注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韧度。
历史的横断面，如同树的年轮，时间越是久远，越能看得清晰。70年过去了，硝烟虽已散去，警钟依然长鸣——民族的精神利刃决不能锈蚀，决不能卷刃！
（2015年9月2日）
马玉宏
“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告诉我们，只要青年同胞满腔热血，再强大的敌人都能征服，再严峻的挑战都能战胜。
抗战之初，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不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都不足以抵御外侮。然而，日军的大炮和刺刀，唤醒了千千万万的热血儿女。鲁迅先生将“五四”初期、中期的青年按照状态分成“醒着”“睡着”“玩着”“前进着”几类。抗日战争的一个伟大意义，就在于唤起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大团结，千千万万的青年不再是“睡着”“玩着”，而是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进入了“醒着”“前进着”的状态。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年，清华大学救国会这样发出告全国民众书。那时的延安，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全面抗战初期的两年，奔赴延安的青年多达4万余人。
周恩来指出：“到军队里去——这是在今天挽救民族危亡的最有效的方法。建立生力军，充实我们的旧队伍，责任都在我们青年朋友的肩上。”在广大城乡，“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当兵打鬼子”成为青年人的时代选择。在大中学校，没有人“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以不同形式投身抗日救国的铁流。山西太原的成成中学，300多名师生在校长的带领下，全部投奔八路军。同济大学报名参军的达600余人，占全校人数三分之一。一位留在同济的德国教授看到如此情形，不禁感慨：“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强！”
“日本固有新奇的武器，我当以热血应付；日本固有猛烈的枪炮，我当以头颅拼挡”。青年自有青年的血性与担当。抗战中那些有名和无名的英烈，多数人的青春之花还没来得及完全绽放就已凋零。他们没有枪炮，就用大刀；没有粮食，就吃草根；没有必胜把握，照样敢于亮剑；没能等到黎明，照样无怨无悔……当一个连的官兵敢于同敌人战斗至最后一人，当几位弱女子也能毫不犹豫地纵身投江，当一个普通的学生都决心“我以我血荐轩辕”，有这样的精神脊梁，中华民族怎会任人宰割、自甘沉沦？
热血，是青春的精神特质。青年人的血，应该温度更高一些、沸点更低一些。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论是建设时期“愿为祖国献青春”的豪迈宣言，还是改革年代“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强国之声，抑或是新时期一个个青春洋溢的“最美”面孔，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和一腔热血，才激励了多少年轻人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与民族。相反，谁都不会指望一个冷血、冷漠、冷酷的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功利的实用主义者、庸俗的消费主义者，去见义勇为、仗义执言乃至为国担当、为民分忧。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只要青年朋友真正“做个好汉子，热血热肠热”，在火热的青春中放飞人生梦想，在拼搏的青春中成就事业华章，实现中国梦定有磅礴的青春力量。
（2015年9月1日）
马祖云
在北京密云县张家坟村中心广场，矗立着一尊雕塑。她是谁？非为声名显赫的大人物，而是一名普通农村妇女——邓玉芬。这位英雄母亲为了抗战，把丈夫和5个儿子送上前线杀敌，皆战死沙场。1944年春，敌人在密云猪头岭搜山，她背着小儿子，和八路军伤员、乡亲们躲在山洞，小儿生病啼哭，在危急时刻，她将一团棉絮塞进儿子嘴里。当鬼子下山后，可怜的儿子永远离开了心爱的母亲！
当中华民族遭受日寇铁蹄践踏时，中华儿女用血肉筑成一道新的长城。而这道长城的基石，包括千千万万抗日根据地的英雄母亲。她们以宁折不弯的气概面对残暴之敌，靠坚忍不拔的意志战胜艰难困苦，用感天动地的母爱抚育子弟兵。她们秉承民族精神、民族大义、民族基因，书写出一篇篇可歌可泣的“战争与母亲”的诗章。
白文冠是抗日英雄马本斋的母亲。马本斋指挥的回民支队屡屡给日伪军沉重打击，敌人在无可奈何之下，把白文冠监禁起来，软硬兼施，逼她给儿子书信劝降。老母宁死不屈，绝食殉国，写下了“儿子，骁勇抗日，威震敌胆；母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壮歌。
抗战时，担任平山八路军伤员转运站站长的戎冠秀，置生死于度外，冒着战火抢救、护理过多少伤员，她自己也数不清。被她从死亡线上抢救生还的战士邓世军，重返沙场建立赫赫战功，成为晋察冀边区战斗英雄。八路军官兵皆亲切地称她为“戎妈妈”。开国大典上，她是毛泽东等X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英模人物。戎妈妈，不是绝无仅有的单个人，而是英雄母亲群体的杰出代表。
在残酷的抗敌岁月，太行山区10多个县，成百上千的农妇用乳汁、亲情甚至生命，哺育着八路军的后代。她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太行奶娘”。1943年年关，鬼子开始扫荡，在左权县下武村“太行奶娘”桑狗的家，一只母鸡跑出去，三个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过来，一把抓住母鸡。“母鸡还要给八路军的孩子下蛋吃啊！”她不顾一切往回抢，却被鬼子的刺刀捅进胸膛……战争摧残“太行奶娘”，她们却用柔弱而不屈的生命养育和保护革命后代。
那些平凡而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见识不多，为什么有那样的家国情怀？请听听一位“太行奶娘”的质朴心声吧：“没有国哪有家，人家八路军抛家舍业，钻在咱这穷山沟里打鬼子为了甚？还不是为了保家卫国。给八路军做点事，是咱的本分啊！”
敌后根据地，每一位母亲的背后，都有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曲感天动地的颂歌。她们把“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当年，聂荣臻元帅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们有这样的靠山，敌人还不失败吗？
“您的乳汁凝结了战士的血肉，您的大爱塑造了英雄的灵魂；您的奉献孕育了胜利的果实，您的一生感动了奋进的后代。”一位记者采访英雄母亲后写下这样的诗句，这是对抗战英雄母亲的赞歌，亦为X和军队与人民群众鱼水之情的心曲，也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源的深刻诠释。
（2015年8月31日）
李秦卫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冀中区妇救会主任韩朝新、空军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李桂丹、英雄“岱崮连”、抗联十二烈士……近日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9月3日阅兵，“狼牙山五壮士”“平型关大战突击连”“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东北抗联”等10个以英模部队名称命名的方队将接受检阅。媒体上，“走近抗日英烈”“抗日英雄谱”等栏目讲述的故事，再次让人们眼前飞扬着一张张鲜活的面孔。
连日来，中华大地掀起英雄热，让人们仿佛置身那炮火连天的岁月，感知那血战到底的英雄气。那些抗击侵略、血洒沙场的猛士，汇成一座精神高地，绽放古老中国顽强不屈的民族精魂。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回首那段血火岁月，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威武不屈的中华儿女展现出捐躯为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淞沪大会战，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言彻底粉碎；百团大战，日军哀称此役为“挖心战”，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昆仑关大捷，创造了抗日攻坚战阶段的首次重大胜利，让日军自愧“这是陆军最为惨淡的年代”。英勇无畏的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筑起了一道保家卫国的坚固长城。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在长达14年的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历程中，无数英雄用鲜血和生命浇铸出民族精神的丰碑。他们是民族图谱上的精神坐标，是历史长河里的不灭灯塔，是走向未来的信念主脉。缅怀英雄，才能传承精神；牢记英雄，才会敬畏历史。不只是那些纳入抗日英烈名录的英雄，还有很多无名英雄，他们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献出生命，都应当被我们铭记。
一个人不能缺少精气神，否则就会精神萎靡、无所成就；一个民族同样不能缺少精神道统和价值丰碑，否则就会一盘散沙、任人欺凌。英烈是最可宝贵的民族魂，他们的名字是民族史诗中一个个跳跃着的音符，震撼世人心灵。如果说铭记历史是拥抱未来的最好姿态，那么铭记英雄则是走向未来的力量源泉。走出苦难的国家不会丢掉历史，迈向复兴的人民不会忘记英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人民更需要英雄精神去指引未来。共同传承全民族抗战的集体记忆，共同守护英雄用生命和热血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古老的中国一定可以凝聚为更加坚固的“信念共同体”。
崇尚英雄，才会英雄辈出。不管时代如何变化，英雄始终是标注历史的醒目坐标。不论环境发生什么改变，我们都应当像捍卫名誉那样捍卫英雄，像保护眼睛那样保卫历史。“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当全社会形成敬爱英雄、学习英雄精神、践行英雄品格的浓厚氛围，还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走向复兴的铿锵脚步？
（2015年8月28日）
向贤彪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林徽因的弟弟林恒本已考取清华，“七七事变”后毅然投笔从戎，在1941年成都空战中英勇杀敌、壮烈殉国。林徽因含悲写下了这首《哭三弟恒》长诗，今日读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分。
懂得“时代的要求”，并义无反顾地给予，并不容易。当年，教育家晏阳初有一番深刻评论：“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正像孙中山所痛斥的，“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因之加重。
“积尸草木深，天地日血流”，日寇的野蛮入侵和凌辱，令中华大地山河喋血、生灵涂炭。人们痛彻地感到“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深切地懂得“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X扛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全国上下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人民的“国家认同”“民族意识”已然唤醒。于是，有了“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感人场面；有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的全民动员；有了“士兵战死，有百姓来抵”“丈夫战死，有妻子来抵”的前仆后继。就连日军的战史也这样记载：“共产X地区的所有民众，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因无戒备而突进，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奇袭、包围而陷于苦战。”
抗战期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问杨虎城：“中国有强大的实力抗击日本吗？”将军答：“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誓死抗战到底，绝不当亡国奴，正是中国人对“时代要求”的坚决回应。每一个中华儿女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与国家危亡盛衰连在一起，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乃至生命贡献于抗战事业，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亿万人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和无畏付出，破解了近代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危局，点亮了走向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精神灯塔。
终点也是新起点。抗战胜利的意义，早已超出战争胜负本身。它不仅意味着，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抗击外敌入侵的完全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意味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成为国人心中永不倾倒的长城。抗战不需要理由，爱国不需要理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人起身为国家奔忙奋斗，成为时代的价值与行动。
今天，战火的硝烟虽已远去，但沐浴着和平之光的我们可曾想过：新时代对自己有何新要求？我们还能不能像抗日先辈那样以一种“简单的给予”的方式，回应时代要求？平凡岁月，静水流深，虽没有生命之牺牲，但惟有生命之奉献奋斗，构成时代进步的不竭动力。每一个爱国的“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方可创造新的历史。
（2015年8月27日）
姬建民
近日看到几则感人的故事。1939年，日军炮弹毁坏了河北肃宁大曹村的一盘石磨。师长贺龙找来几个战士把那盘石磨修好。他说，乡亲们每天都要用那盘磨磨面，一天修不好，乡亲们就不能用，吃饭就有困难。乡亲们给那盘磨起名叫“将军盘”。
河北曲阳十年九旱，祖辈都盼望修一道水渠将大沙河的水引来浇地，得到聂荣臻等支持。1940年批准后动工时，因环境残酷，水渠时建时停，沿线还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抗战胜利后修渠加快，于1946年7月竣工，灌溉面积达2.4万亩，23个村庄受益。聂荣臻得知当地群众将水渠命名为“荣臻渠”，提议改名为“抗战渠”。日寇封锁扫荡期间，他还签发过一道“树叶训令”。因为晋察冀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极为艰难，树叶成为充饥的主要口粮，他严令部队不许采摘村庄方圆15里之内的树叶，“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
“将军盘”“抗战渠”“树叶训令”的故事，令人动容，折射出人民军队的“东方魔力”。正是因为始终扎根人民、服务人民，才有百姓对人民军队“国之干城，民之卫士”的由衷赞誉；才有群众主动凑钱买来棺材、布匹，将烈士遗体装殓埋葬的感人事例；才有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救治八路军伤病员，涌现出“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拥军模范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处在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甚至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多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扎根人民，赢得人民支持，我们就能战胜一切困难。这个道理不仅为抗日战争所证明，亦为改革和建设事业所证明。树高千尺不忘根。不忘初心，不忘本来，不忘根本，无疑是对每一名X员干部的起码要求。
人民永远是靠山。对X员干部而言，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深入群众，修身立德便有了可靠基石；始终把老百姓摆在最重要位置，为官从政便有了行事指南。今天我们坚持走群众路线，就是要看万家灯火、念百姓忧乐，让“立根原在群众中”的情怀常驻心田。今天我们践行“三严三实”，就是要修身明志、实干苦干，打通为民服务的梗阻，彰显共产X人的责任。
也不能不看到，一些干部不愿坐在农民的炕头上找问题，总是坐在办公室里空想对策、跑到网络上“造”思路，不去体察民生真疾苦，政策岂不是会和现实“两张皮”？一些窗口人员为着“证明你妈是你妈”“证明本人健在”之类的奇葩证明跟群众较劲，如此添乱何谈急百姓之急难？还有一些官员趁着掌握资源、指标等的便利，打着为民谋利的旗号，干着与民争利的勾当。只有以群众利益为方向，以基层实际为坐标，以百姓急难为优先，扎根人民才不会是虚晃一枪，服务人民才不会是表面文章。
什么可以任时光冲刷而不朽？70多年荏苒，“将军盘”依旧，“抗战渠”还在，“树叶训令”的故事也口口相传在田野乡间，值得我们永远去咀嚼，去回味。
（2015年8月25日）
李　斌
新学期开学在即，给在农村的老父亲打电话，问村里有哪些孩子考上好大学了。父亲说，村子里已经五六年没有人考上本科院校了，以前每年还有一两个呢。这样的情况并非个别，身边的同事、朋友也有类似感慨。人们不禁忧虑“寒门难出贵子”，而在一些困难家庭中，“读书无用论”“知识无力感”颇有市场。
诚然，近年来从重点高校给农村学子抛去更多橄榄枝，到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计划不断扩容，教育公平的雨露更多洒向了乡村。然而，在那广袤的田野上，还有很多寒门子弟在喊渴。甚至出现一些学者所担心的“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找的工作越差”的“下沉螺旋”现象。一旦这种现象成为一种普遍性趋势，则不但个体的命运将难以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对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
“什么是公平？同一个太阳照着他的宫殿，也不曾避过了我们的草屋：日光是一视同仁的。”社会所期待的教育公平，是不仅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也要让他们都有机会接触到优质教育资源。如果说个人的拼搏奋进是生活向好和生命尊严的基石，那么对教育公平的捍卫，就是这块基石下面的地基。当且仅当教育公平成为现实时，教育方能改善困难人群的思想贫瘠，吹走留守儿童的精神孤寂，拔除寒门子弟心间过早生长的杂草，给人以面向未来的信心。
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事实上，一个倚重家世背景、人脉关系等社会资本，而排斥教育、知识、创新等文化资本的社会，一定不会是一个充满活力、大有希望的社会。释放知识的力量，并不意味着教育屈服于找好工作、赚大钱、当大官等功利想法，而是通过教育使每一个孩子在获得充盈心灵、健全人格的同时，拥有超越贫困、改写命运的“魔力”。多一些聚焦公平、直指人心的终极关怀，让“有教无类”绽放时代光芒，社会文化资本的活力因子才能被撬动起来。
“一次正确的制度选择，胜过十代人的代际更换。”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实现社会的分层流动。也就是说，受教育者无论来自哪个阶层，都可以通过自己优异的学业和成就而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这样一种分层流动，不仅促使社会更加稳定，更能带来国家的繁荣与发展。然而，这个功能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教育公平。一旦这个功能失效，就可能意味着社会结构失衡加剧。这就是为什么学者担忧“寒门难出贵子”的原因所在。
“这家里只要有一个上学的，这个家就有希望。”《平凡的世界》里，哥哥孙少安这样对弟弟孙少平说。教育公平，不仅是一种价值追求，更是一种强有力的现实力量。促进教育公平的努力不止步，我们的未来一定充满希望。
（2015年8月24日）
陈国明
改革就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个过程当中，“算账”是不可避免的事。
所谓“算账”，无非是权衡利弊得失，这很考验一个人的眼光。有的人就看着鼻子底下这点实利，算盘珠子拨得很精，看起来很聪明，实际上常常因小失大。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会“算大账”的人出来指点迷津，如此这般，豁然开朗，众人皆服。很多改革故事中，这样的桥段俯拾即是。
这些会“算大账”的人，往往眼光比较长远，善于细辨“得”“失”。传统观念讲究“舍得舍得，不舍不得，有舍才有得”，之所以选择“舍”，为的是退而求进，为了追求更大的“得”。因此许多“心灵鸡汤”说，舍去眼前大树，才会拥有一片森林；舍去城市喧嚣，才能享有乡村宁静。
然而这样的“算大账”，背后可能还是先舍后得、舍小得大、舍此得彼的得失观。一旦陷入“以舍求得”的思维定势，难免还会纠结于舍与得的利益考量。只舍不得，便全然反对；大舍小得，消极应对；有舍有得，勉强接受；小舍大得，果断赞成。由此一来，真要遇到需要我“舍”你“得”大家“得”的时候，“大账”就有些算不下去，“火炭落在脚背上——自家疼痛自家知”的牢骚埋怨就可能占了上风。
其实，生活中还有一种得失观，完全跳脱了个人局限。从苏武“旄尽风霜节，心悬日月光”，到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从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到热心群众见义勇为，“舍生而取义”的高尚追求，舍家为国、舍己为人的无私壮举，同样是一种“舍得”。这里的“舍”，并没有预设个人利益的再获得，这里的“得”，则完全以公义众利为指南。这种舍小利、成大义的得失观，构成了社会的精神脊梁，也筑起了国家的价值高地。
今天的改革，同样需要“敢舍”的勇气、“愿舍”的精神以及成全大义的豁达胸怀。
从前有“楚王失弓”的故事，说的是楚王在林子里丢了珍贵的弓，大度地说，楚国人丢的弓，将来反正是楚国人捡到它，有什么关系。孔子认为楚王心胸还是不够宽广，何必局限在楚国人，只要是人捡到，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都谈不上什么损失。老子听到孔子的说法，觉得还不够豁达，弓得之于自然，还之于自然，是不是人捡到又何必去计较。佛家更进一步认为，老子心中仍有“得失”，只有真正跳脱出“得失”，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
关于楚王失弓的讨论，引起人的无限感慨。诚如马克思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不是说X员干部不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一味唱高调实际也难以做到，而是说在面对改革中个人“有所失”的时候，我们理应有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情怀、更开阔的视野。舍小利、取大义，舍小家、为大家，“亏了我一个，幸福无数人”，X员干部惟以此为价值取向，我们才有资格走在群众前列，才能赢得百姓信赖。
（2015年8月20日）
马祖云
“打断骨头还有肉，割掉皮肉还有筋，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延安，这座陕北黄土高坡上的小城，抗战时成了爱国青年心中的“圣城”。最多的一天，有1000多名各地青年来到这里。在他们后来的人生当中，有的为国英勇捐躯，有的指挥军队奋勇杀敌，有的成了著名文学家，有的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技术中坚。生活的真理告诉我们：人生“选择”是一道必考题，选对了，收获灿烂的前程；选错了，误入灰暗的迷途。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一生有10次左右的重要选择。正如著名作家柳青所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你的世界，就是你的选择；你的选择，就是你的命运。紧要的选择，决定一生；细小的选择，影响行为。当面对生与死、公与私、义与利、善与恶、正与邪、进与退、争与让、和与斗等冲突时，不同的选择，彰显迥然的道德人格，走出不同的人生轨迹。
选择意味着取舍。“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彭湃选择了革命理想，而放弃“鸦飞不过的田产”，将自家田契当众烧毁。赵一曼拒绝敌人拉拢引诱，毅然选择牺牲。邹碧华不计个人毁誉得失，一心往前冲，成为改革航船的奋楫者。柴生芳为了困难群众的安康幸福，选择了任劳任怨，扑下身子一干就是十多年。抱持正确的价值观，才能摆脱名缰利锁的煎熬，消除患得患失的苦闷，赢得海阔天空的境界。
面对人生旅途的各种选择，普通人未必都有英雄豪杰的高尚境界，但起码应当坚守做人做事的底线。虽不能奉献天下、穷尽所能，但不可损人利己、伤天害理；虽不能建立功勋、声名显赫，但不可诋毁他人、欺世盗名。做人选择老实，做事选择本分，处世选择诚信，从政选择奉公，当是立身修为的天理良知。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利禄诱惑乱花迷眼，理想信念常被人们冷漠，价值人格常被世俗扭曲。有的人关心“得利”、不关注“主义”，只为“利想”不为“理想”；有的迷恋个人“钱图”、不想国家前途，只为利己不为利民；有的希冀“腾达”、不屑于“豁达”，只为升官发财奋斗，不为国家民族图强。那些X内的“老虎”“苍蝇”，莫不是在错误的人生选择中“一失足成千古恨”。
有选择，更要有坚守。没有坚守的选择，只会如“墙头草”，风吹两面倒，在不断选择中滑入歧途、滑向深渊。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X人而言，背叛信仰意味着高官厚禄，坚守信仰则意味着通缉杀头险境。意志薄弱者选择了脱X、叛变，意志坚定者坚守“主义不变、革命到底”的信仰，让星星之火最终得以燎原。今天，为什么总会出现口必称信仰、心却为物役的“两面人”？说到底，是信仰信念的坚守出了问题。要在多元社会中把握主流，要在价值沉浮中坚守正道，就必须挺立起理想信念的主心骨。
有人说，“人生是一场负重的狂奔，需要不停地在每一个岔口作出选择。而每一个选择，都将通往另一条截然不同的命运之路。”然而，有坚定的信念信仰，我们就有能力作出正确的选择。普通人是这样，X员干部更是如此。
（2015年8月19日）
王　蒙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70年了。1945年得知胜利时，沦陷区人民欢庆的激昂景象让我记忆犹新。我出生于1934年，幼儿与小学时代是在日本占领军的枪口下度过的。至今还清晰记得，北京各城门前日兵的刀光魔影与中国市民经过时必须给他们鞠躬行礼带来的屈辱感。记得汪伪“国旗”上写“和平反共救国”；记得每所小学校里耀武扬威的日本“教官”，小学生被强迫背诵“治安强化运动”口号，第一条是“我们要剿灭共匪，肃正思想”。
正是由于日伪日寇的疯狂宣传，我自幼从反面知道了中国共产X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为什么日寇将共产X视为心腹之患？因为X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直插敌人后方，是刺向敌人心脏的尖刀；更因为共产X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深入穷乡僻壤的ZZ与军事路线敲响了致敌于死命的丧钟，是使敌方永无宁日的前景，是致敌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必然。这种向着“敌人最感危害之点和薄弱之点”进攻的战略，正好可以达到“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的目的。
抗日战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节点，它促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总觉醒，推动了现代中国的重大蜕变。近现代史上有过多次革新革命，多是少数精英、先觉者所为，广大群众往往成为看客。全面抗战开始后，人民空前地发动了起来，团结了起来。无分男女老幼，无分阶级阶层，无分贵贱尊卑，在空前的民族灾难之中形成了全民奋起。另一方面，日本人敢向中国发动战争，是因为我们落后、松散、积贫积弱、全面落后。我们在抗击日寇的同时，必须偿还数百年来欠下的历史债务。想起曹禺的话剧《蜕变》。抗战初期国统区的一座伤兵医院里，处处是混乱黑暗腐败，令人痛心疾首。丁大夫与梁专员等等爱国志士“扛起了黑暗的闸门”，使这个医院蜕旧变新，带来了复兴的希望。抗日战争的历史使我们感到伤痛，更让我们感到骄傲。全民抗战就是全民关心全民参与中华民族的振兴，面对中国的落后，中国人民取得了走向现代化的共识。这样的蜕变，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必要条件。
与抗战时期相比，今天的中国当然是换了人间，但抗战精神仍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资源。张自忠将军在抗战中昭告部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吉鸿昌牺牲前留下了《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抗日战争中，中国的大学西迁是一个伟大壮举。老师同学一起长途跋涉，不就是坚信国家最终会胜利，坚信所学的知识将来定能报效国家吗？那时，也有人一开始就根本不相信中国人能打赢日本人。然而失败主义就是变节与自取灭亡的开始。历史启示我们，爱国主义是永远要高扬的旗帜，今天，不论碰到什么困难什么分歧，不论听到什么样的唱衰与诅咒，永远不能悲观失望。
抗战胜利是伟大的，胜利后的任务更加艰巨。新中国的诞生是伟大的，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探索也很艰难。改革开放带来的面貌一新是举世瞩目的，解决面对的一系列新老问题更加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面对现实，我们当珍惜抗战的精神遗产，汲取抗战的经验教训，不能懈怠，不敢懈怠，不要懈怠。
（2015年8月18日）
辛士红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刻，天真的亮了！
这一天，祖国变成了欢乐的海洋，鞭炮和锣鼓汇成胜利的交响；这一天，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没有人能抑住自己的感情，人人的心都像火把一样燃烧！”14年来所忍受的蹂躏和屈辱，尤其是八年来所经受的艰难和困苦、颠沛和流离、死亡和灾难，都在这一刻涌上心头。也许杜甫的那句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颇能契合人们的心情。
《解放日报》记载了当晚延安的欢腾：“一个卖瓜果的小贩，把筐子里的桃梨一枚一枚地向空中抛掷，高呼：‘不要钱的胜利果，请大家自由吃呀！’”其实，这世上哪有无代价的胜利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时间最早、历时最长、战场最广阔、损失牺牲最惨重，但牵制日军兵力最多、歼敌人数也最多。这诸多“最”，无不浸着奋斗的血雨，无不映着国殇与家痛。
日本侵略者以野蛮凶悍闻名，连其盟国德国都称它为“正在开足马力的野兽机器”。据统计，中日军人伤亡比例高达5∶1，真可谓“一寸河山一寸血”。然而，面对这穷凶极恶的敌人，中华民族彻底觉醒了，“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与残暴之敌进行殊死搏斗。日本投降证明，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不畏强暴、血战到底，再凶残的敌人也会被我们彻底战胜。
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好像嗜睡的巨人，“看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尽管被打痛了，但还没有真醒，正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从一盘散沙到众志成城，从苟且偷生到奋起抗争，完成了从睡狮到醒狮的转变。宋庆龄感慨：“中华民族像一个人样的反抗日本侵略者了。在中国全部历史中，我们从未见过精神、行动和意志这样的团结一致。”
自古知兵非好战，从来黩武是祸胎。拿破仑曾预言：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如今，睡狮已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我们铭记历史，正是为了珍爱和平、开辟未来，更是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法国作家古列久在评述中国敌后斗争时感叹：“民族的精神，在受到侵略时突然奋张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国长城。”这道新的长城，正是亿万人民筑就的“民心长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地共御外侮。今天，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仍然需要巩固这“民心长城”。永远不要忘记，没有人民群众这个“真正的铜墙铁壁”，我们打不破侵略者的“三光政策”“九路围攻”。永远不要忘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当初为什么而出发。永远不要忘记，面对前进路上的风险和挑战，惟有亿万人民心往一处想，劲朝一块使，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毛泽东在1938年写就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就把抗日战争称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今天，有更紧密的团结，有更磅礴的伟力，我们什么样的壮举不能完成、什么样的伟业不能创造？
（2015年8月14日）
周人杰
每到换届时，总有一些干部“心里不踏实”，想着往领导办公室多跑跑，或汇报业务，或表达想法，至少混个脸熟，争求进步的机会。近来，有位领导同志直言这么做真没必要，组织上考察“苗子”关键看工作、看实绩，成绩自己会说话，又何苦费劲跑来跑去？
追求进步，希望在更合适的岗位上发挥作用，既是人之常情，也是我们事业前行的动力。符合程序的毛遂自荐，没有问题。但现实中，有的干部心里时常长草，过于着急，自以为干得不赖，生怕业绩变“哑巴”，挖空心思来“显摆”。有人一时慢了一两步，便抱怨“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转身奔走权门、主动出击。更有甚者，信奉“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那一套“秘诀”，搞起团团伙伙、裙带关系，不惜买官鬻爵、私相授受。
当年领导黄麻起义的戴季英，中原突围有奇功，新中国成立后被委以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的重任。结果他竟丝毫不满意，倚老卖老、自我标榜，认为当时的主要领导各方面远不如他，给X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要求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毛泽东同志看了“要官信”后大为震怒，批示道：“共产X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
如今，这类做法不多见了，可类似的想法仍有市场。表面上看，似乎是担心组织上看不到“潜绩”，害怕“干得好不如说得好”。实质上还是没有摆正干部与组织、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去想自己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而是不信任德、能、勤、绩、廉全面考察的科学性，不相信组织的观察力、识别力。没被选用就怨声载道，认为用人不公道。从根本上说，戴季英们的挑肥拣瘦、讨价还价，就是不守ZZ纪律，不懂ZZ规矩，不讲X性的具体表现。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X员的修养》中讲，共产X员要“把个人利益溶化在X的利益之中，克己奉公”。习仲勋同志曾形象地比喻：对伟大的轰轰烈烈的X的事业来说，我们个人是“沧海一粟”；对整个革命历史洪流来说，我们个人是“洪流中的一溪水”。对于每一名X员干部而言，都应当这样摆正位置、端正心态，如此方能正确对待进退、得失、荣辱。
老子曰：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唐玄宗时重臣王毛仲，平乱有功，志得而骄，虽已位极人臣、“官秩层累”，仍索兵部尚书一职，还为襁褓中的幼子索要品级，最终“及永州而缢之”。古今观照，那些爱跑、爱要的干部，不少已在重要位子上，很有施展一己之长的空间。正所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把精神头用在业务上，靠扎扎实实的工作实绩，靠本本分分的人格修为，反而能收获群众的点赞，赢得组织的信任。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年轻时拜访康德未获理睬，自知年少才薄，遂奋发图强，写就《一切天启的批判》的哲学论文，作为自荐信寄给康德，终被大加赞许，受邀一道工作。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舍下私利、拾起公心，放逐小我、成就大业，不怨天尤人，常“反求诸己”，开拓人生境界，升华X性品格，彼时又何愁水到不渠成、伯乐难垂青？
（2015年8月13日）
王慧敏
其实，不用做更多说明，只要踏上浙江大地，你就会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有深切的体会：
这里蓊蓊郁郁的山峦，清澈见底的溪水，都在告诉你什么叫“生态文明”。这里“公共交通到村头，硬化路面到地头，超市到门头。”城乡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一现实，也在立体地向你阐释“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关系。
天下有山有水的地方很多，为什么浙江做到了成功转化？促成转化的支点又是什么？
支点，就是“咬定青山”的定力。不计较眼前得失，不为环境所左右，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终有大成。
相反，如果缺乏定力，只盯着任期内的DP，只想着眼前出政绩，那么，金融危机袭来时，经济数据下滑时，环境保护的“硬杠杠”就不可能不宽，节能减排的“紧箍咒”也就不可能不松。
时下，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确有不少干部焦灼不安，摇摆不定。中部地区一位熟悉的县委书记曾私下抱怨：这两年为了保护生态，全县上下大抓转型升级，淘汰了一大批落后产能，结果拖累了DP。他下一步的打算是：“准备妥协一下，暂缓一下上述举措。”他说，这么多年了，这个县的经济增速一直在全省前列，不能到了他这一任，就下去了。
这个书记的这番话，实质上是定力不足的表现。尽管这些年一直提倡淡化DP，但在一些地方，唯DP是从的影子仍挥之不去。影子投射出的，是短期行为作祟。任期只有几年，只要DP上去了，出政绩了，自己屁股一拍高升了，污染不污染与我何干？
如果这个县真的回到传统增长方式，明年的DP可能会再攀高位，这个书记可能会再次风光。但这会给这方土地的老百姓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带来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不顾环境承载能力、不知餍足向自然索取带来的苦果，大家恐怕都有所品尝：上世纪50年代至今，华北地区已经更新了5代取水工具了——先是水车，接着是离心泵、简易深水泵、工业深水泵，现在要用潜水电泵。随着工具的更新，地下水水位也从几米、几十米、几百米、上千米，层层向下推进。许多地方即使打到两三千米深都见不到水……有人说得很形象：“照此发展下去，最终的结果是有命挣钱，无缘享受！”
粗放型发展，不独污染环境、浪费资源，同时也造成我国企业竞争力低下。前几年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大多是产业层次低、附加值低、污染严重的企业。复原传统增长方式，即使暂时保持了经济指标，今后仍然躲不过发展的难关。
要想摒弃这一切，就需要有足够的定力。正是有了足够的定力，有了这种对社会负责、对子孙负责的政绩观，浙江才能始终坚持“由里往外美”，才舍得用法制化、制度化去固化“绿水青山”的成果；也才能把工作从“环境保护”衍生到“生态文明”高度——这是发展理念和工作层次的跃升，是一盘造福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的大棋。
人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小树成材需要十年，而要使大地葱茏，十年远远不够。没有定力不成，浙江的经验启示我们：只有“咬定青山”才有“绿水青山”；只有具备定力，才能最终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2015年8月12日）
汪晓东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用松树与柳树来比喻团结群众：共产X员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就在那里活起来。但是柳树也有弱点，就是随风倒，软得很，所以还要学松树，松树的劲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叶子。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有灵活性。像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像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群结队地围绕在我们身边。这就是著名的“松柳之喻”。
如今的延安中央大礼堂外，伫立着两棵柳树和一排松树。今年春节前夕，在陕西考察工作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在瞻仰中央大礼堂时，他特别谈到了柳树和松树的寓意，指出，柳树精神和松树精神正是当年中国共产X不断克服艰难困苦，取得胜利的关键。
几十年过去了，革命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是，对X员干部来说，“松柳之喻”的要求从来也永远不会过时。
今天，如何像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诚然，和平时期不需要拿着枪去冲锋陷阵了，流血牺牲的事情也少了，但对广大X员干部来说，看不见的战场依然存在，对理想信念的考验一样严峻。
最突出的是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ZZ上，不仅自己要明辨ZZ方向，站稳ZZ立场，而且要坚决同各种错误的思想和倾向作斗争，在这个问题上，要做战士，不要做绅士，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二是在用权上，必须坚持权为民所用，而不能用来“寻租”，用来谋取私利。在这两个战场上，有不少人是吃了败仗的，尤其是在用权的问题上。很多腐化堕落者在忏悔时常说的话就是，“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世界观出现了偏差”，听起来像是套话，但事实就是如此。理想信念就是共产X人精神上的“钙”，精神上“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倒在金钱、美色等诱惑面前。
今天，如何像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兰考同干部群众座谈时，就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革命战争年代我们X同敌人作斗争，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的保护和支持，X执政了是不是能做到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不能不看到，今天的一些干部习惯坐在办公室里做群众工作，到基层调研也是走马观花，根本沉不下去，潜不下心。还有的热衷于“走读”，或者人在心不在，干不了多久就想挪地方，群众形容他们是“尖屁股——坐不住”。那种“插到哪里就在那里活起来”的柳树精神，在一些人那里被丢弃了。这是很危险的。只有像柳树这样，扎根在X和祖国需要的地方，同那里的百姓打成一片，人民才会真心支持我们，X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进一步说，灵活性还体现在贯彻执行X的方针政策方面。古人说：“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涂不可以应万方。”灵活不是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不是闯红灯、打擦边球，而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做到上下结合、吃透两头。如果不从变化的实际出发，机械地执行，反而会让好的政策变形走样，让人民群众空欢喜。
重温“松柳之喻”，每一名X员干部都应当扪心自问做得如何，如何把柳树精神和松树精神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发扬开去。
（2015年8月11日）
李　斌
在一些名山大川，景区内部接驳换乘的大巴车往往没有安全带。这些车辆满载游客高速穿梭在山腰间、峡谷中，窗外美景，加上“U形”急转弯时司机娴熟的驾驶技艺，让游客大呼过瘾，安全带缺失的问题似乎被所有人遗忘了。问司机为何没有安全带，司机的回答竟是：“一万次没事，哪还怕一次？”
当看到的都是白天鹅时，有谁能相信黑天鹅的存在？相信经验是必要的，经验常常帮助人规避风险，但过度相信经验，甚至拿经验当保票，多半会大意失荆州。事实上，决定一万次之后下一次有没有事的，是当时所处的环境、当事者的临场状态等因素，而不是之前的一万次经验积累。俗言“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过度依赖经验害死人，事到临头再去懊悔和反思，悔之晚矣。
从石油炼化行业连续发生爆燃事故，到溺水事件多发，再到多地出现电梯伤人事件，为什么安全防线上总难拧紧责任阀门？“生命可贵、安全第一”的理念时时讲、天天讲，却为何依然让事故钻了安全的空子，风险漫过责任的堤坝？基于经验产生的傲慢和侥幸心理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发因素。
从概率论上讲，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很小，并不意味着它绝不会发生，在多次重复的情况下，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其实是在不断提升。而且，越是小概率事件，越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当安全意识陷入到麻痹和沉睡中，小概率事件发生几乎就是必然。“只要存在发生事故的原因，事故就一定会发生，不管其可能性多么小，但总会发生，并造成最大可能的损失。”安全管理中的“墨菲定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许多时候危机并没有发生，并不意味着风险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可能只是一万次都没事所营造出来的“虚假安全”印象。研究表明，“虚假安全”会让人从精神状态上产生一种“几乎不可抑制的放松倾向”，安全事故往往就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在安全问题上，不能以过去论英雄，更不能安而忘危、治而忘乱。不把防患未然、安不忘虞的辩证哲学当回事，显然是会吃大亏的。
与“一万次没事，哪还怕一次”相对的观念，是“一失万无，不可不慎”。一位报纸老编辑说得好，校对工作责任重大，一刻都不能粗心大意，一旦哪里出了错，不管从前做得多么好，结果只会是一失万无。一失万无，是对最坏状态的心理预期，也是慎微精神和忧患意识的体现。“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以一失万无的忧患意识绷紧安全之弦，克制精神懈怠和工作马虎，清理侥幸心理和骄傲心态，万无一失的安全结果才有可能。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无处不在的风险，让我们生活在了文明的火山口上。安全是每个人的期望，也需要每个人的配合和努力。谁如果想只搭便车不尽责任，迟早会被甩下安全的列车。“人防”是比“技防”更为重要的安全保障。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中、什么岗位上，始终做一颗负责任的“螺丝钉”，收获的将不仅是生产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更是个体的安宁与幸福。
（2015年8月10日）
徐文秀
最近，有位老同志在回顾自己的从政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要走对路而且坚定地走下去，经常注意分析和把握好我们所面临的局势很重要。做到心有大局、胸有大势，才会气定神闲，才不会走偏方向。这话意味深长。
抗日战争爆发10个月，当时哀叹“亡国论”者有之，主张“速胜论”者亦有之。毛泽东同志写就《论持久战》，一下子廓清迷雾，令中国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在躁进中保持了冷静。大量事实告诉我们，看清大局大势，根本在于“背靠马列”，重要的是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方法去看待和把握形势、分析和研究问题。“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经常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全面而不是片面地、系统而不是零碎地、动态发展而不是静止僵化地、历史客观而不是一时一事地、大坐标大格局而不是一隅一己地看待事物，透过现象看本质、看事物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X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天，老百姓的利益是地；中央的要求是天，基层的需求是地。要看清大局大势，关键在于“顶天立地”，顶这片天、立这块地，既上接“天线”，又下接“地气”。现实中，一些人不紧跟X的方针政策新精神新要求新思路，于中央的新任务新部署不敏感；还有一些人习惯“宅”在机关大院里发号施令、闭门造车，很多想法、说法和办法常常与实际脱节或“打架”。这样在工作中就容易跑偏，分不清主次。惟有“顶天立地”，才能遇忙乱而有定力，临大事而有静气，咬定青山不放松。
看清大局大势，迫切要求做好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自己的经验时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人都有困惑疑惑，特别是在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面对各种杂音、噪音频现的舆论场，经常会有许多看不清、弄不明、想不通的地方，当我们被眼前的“雾霾”遮蔽了双眼的时候，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到实际中去“摸活鱼”，到群众中去“拜老师”，到清新的生活中去“深呼吸”，到广阔天地中去“找答案”。互联网时代，即便“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但电脑代替不了人脑，冰冷的屏幕替代不了生动的面目，再先进的科技手段也无法取代人与人情感的交流、心灵的碰撞和思想的互动。到基层一线去潜心调查研究，就能不为杂音噪音所扰，把握主流、抓住主要。
眼下，“短平快”的社会运行节奏，碎片化、杂乱化的信息流，常常让人眼花缭乱，甚至真伪难辨、无所适从。在这样的情势下，要看清大局大势，还在于踱好“方步”，静下来学习、慢下来思考。现在不少人似乎都在急匆匆地赶路，走着快步、碎步，有时甚至迈着“猫步”、乱步，心浮气躁、急功近利。陈云同志说，X内得有一批人是踱方步的。静心学习、用心思考，远离喧嚣，守住内心那份宁静，见微知著、落叶知秋，处一隅而谋大局、偏一方而谋大势，方能分析和把握好局势。
“识时务者为俊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说的都是及时分析、判断和把握局势之极端重要。善于洞察“局”与“势”，我们就能清醒而执着地干好自己的事。
（2015年8月6日）
舒　炼
幸福是生活赋予每个人的理想，它与生俱来，而且持续恒久。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概括出了人的“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恩格斯也曾深刻地揭示：“在每个人的意识和感情中，都有一些作为颠扑不破的原则存在的原理，这些原理是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须加以证明的”，例如“每个人都在谋求幸福”。虽然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千差万别，但毫无疑问，正是有了幸福这个“启明星”，人生的航船才得以驶出沉寂无趣的港湾。
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作为目标的幸福会给人带来压力，把幸福当作头等大事的人感受到的积极情绪，会比其他人少50%，而所表现出的抑郁症状反会多出75%。短暂的快乐看起来并不难实现，但要将生命之舟从“快乐”行进到“幸福”，显然面临更多雾霭和梗阻。风物长宜放眼量，幸福不能仅仅用任何单一指标，比如钱、权、名、利来衡量。把升官发财、飞黄腾达视作幸福，难免骄纵了自我的贪欲，招来诸多束缚和烦恼。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生活，即享乐的生活、追求荣誉的生活以及沉思的生活。享乐的生活完全出于本能需要，追求荣誉的生活关乎人的尊严和脸面，这两种生活虽然有所裨益，却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沉思的生活，因为建立在思辨和智慧的基础上，是一种能孕育幸福感的生活。说到底，幸福不是简单的满足欲望，真正的幸福，不是更多的财富、更高荣誉或者其他，而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探索，因为不断追求、坚持不懈，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感。
幸福还是不幸福，如果从深层次探寻的话，则是一道价值观上的选择题。“一个人无论怎样长寿，终归要死的，当我找到一个值得死的时候，享尽天年又有什么可留恋的呢？”77年前，中国空军士兵吴积冲在给妻子的遗书中这样写道。写信8天后，他和7位战友驾驶战机实施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对日“纸片轰炸”。抗战紧要关口，吴积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冒着生命危险换取民族大义，维护他人的安宁和幸福。把幸福的权利让渡给他人，何尝不是一种更宏大的幸福？
生活中其实有两种“幸福逻辑”：一种是“让别人幸福，自己才幸福”，另一种是“牺牲别人的幸福，保全自己的幸福”。前一种是成全的逻辑，后一种是强盗的逻辑。强盗的逻辑可以提升幸福的体量，却无法维持幸福的长度，而成全的逻辑，成全的是别人的美好，更是自我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只有为自己同时代人的完善，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他才能达到自身的完善。”以别人的幸福为幸福，是一项高于自我的有意义的生命体验，因而感受到的幸福也必定是超越性的。
幸福是最公正的“掌秤人”，不管你腰缠万贯，还是一贫如洗，不管你名声在外，还是籍籍无名，在幸福的天平上都将受到平等的对待。“真正的幸福只有当你真实地认识到人生的价值时，才能体会到。”当我们拼上全力去追逐幸福时，首先应想一想，到底幸福意味着什么，什么才真正值得做。
（2015年8月5日）
刘成友
朋友小区一位年轻的保安，勇斗入室盗窃的歹徒，被捅了好几刀，伤愈归来仍然回到小区看门，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居民们很敬佩：他那么瘦小的身躯，竟能迸发出那么强大的力量。前些年，在山东烟台，一位外地的“富二代”经理，为抢救自己的职工，再也没能从火海里出来，当地至今传颂着他的英名。
生活中，这样的英雄人物并不鲜见。他们长得并不比我们高大，平时与人们并无二致，可是危急关头、关键时刻，他们或见义勇为，或舍生忘死，或坚韧不拔，在惊人的一瞬间，用人性的光辉照亮了世界，成为“最美”“最可爱”的人里最耀眼的一群。
“世上英雄本无主”，英雄令人景仰，但绝非寻常人所不能企及。横刀立马、所向无敌的将军是英雄，默默无闻、以身许国的士兵又何尝不是英雄？侠肝义胆、惊天动地的死士是英雄，无私奉献、兢兢业业的劳模又何尝不是英雄？力挽狂澜、屡建奇勋的功臣是英雄，送儿上战场、躬耕在后方的母亲又何尝不是英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从来都不在于显赫的身世、高贵的血统、超凡的天赋，而在于他们具有优秀的品质、顽强的毅力和超越庸常的情怀。
这样的特质，并非与生俱来，它们源自文化的熏陶、传统的濡染，源自青少年时期播种在心中的梦想。“英雄心事无今古，神物风云各有时。”这些梦，被编织进古今中外英雄故事里，涂画在让我们荡气回肠的小人书中，固化在一代又一代人崇拜的英雄原型里。浩如烟海的有关英雄的作品，正是普通人英雄梦的艺术投射，正是大众英雄情结的形象化体现。对英雄的崇拜，伴随着一个个英雄的传奇，滋养着一个民族的血性，承载起齐家治国的信念，孕育出一代代以天下为己任的英豪。
毋庸讳言，我们不可能全都做英雄，但“总得有人坐在路边，当英雄经过时为他们叫好”。然而不能不看到，历史虚无主义的风气所及，今天一些人连为英雄叫好的气度都没有了。有的人只知道在打打杀杀的游戏世界里寻求满足，却对自己民族历史和现实中的真正英雄视而不见。有的人以今天的感受去揣测当时的情景，觉得常人做不到、忍受不了，英雄人物也必定难以完成。有的人甚至以抹黑英雄、歪曲历史为能事，罔顾事实、信口开河，用摧毁英雄梦想来凸显自己的所谓“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站着说话不腰疼”，讲几句风凉话，解构英雄、“躲避崇高”，是容易的，却是不负责任的。
千千万万人心中的英雄梦，与一个民族历史长河中的英雄图谱一起，标识着这个民族的精神维度和价值高度。呵护我们心中的英雄梦，就是呵护、感恩我们的英雄们，告慰那些曾经做出牺牲和付出的英灵；就是呵护我们民族薪火相传、赖以不灭的文化根基。那里有我们的精神高地，值得我们一辈子去攀登、去坚守。
（2015年8月4日）
辛士红
《朝野遗记》中记载这样一件事：贵为宰相的秦桧，把一位名叫程子山的官员叫到府上，好酒好菜地招待，却不出来见面，也不说什么事。后来，程子山发现案上有一篇秦桧的孙子秦暄写的赋。百无聊赖的他，只好拿这篇赋打发时间，不多时背得滚瓜烂熟。谁知，到了晚上，秦桧和家人仍没有出面见他，程子山只得回家。几天后，程子山被任命为主考官。在阅卷时他又见到了那篇赋。尽管看不到考生的姓名，心领神会的他极力推荐此赋为第一。
秦桧作为历史上的大奸臣，帮孙子考场作弊，做得滴水不漏，踏雪无痕。然而假的终归是假的，历史对秦桧早已盖棺定论，程子山的投机钻营也为千夫所指。值得我们警醒的是，时至今日，仍有纪律和规矩在跑风漏气、暗通款曲中失守失威，仍有不正之风在看似无意、实则有心中潜滋暗长。
ZZ生活中，一些X员干部违反原则，以隐喻、暗示等方式，或通风报信，或说人情、打招呼，彼此“默契”得很。比如，组织决定提拔某个干部，就报信说“过了”；组织决定审查某个干部，则暗中提醒“注意一点”；插手某个单位的人事，不直接说要提拔，而是说“某某不错啊”，个中诀窍，“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要求老板“带一带”自己儿子的刘铁男、巧立名目把公款变成“奖金”的张引等，都是玩此类“障眼法”的高手。他们深知哪是底线哪是红线，不是自觉地让权力“进笼”，而是处心积虑琢磨“破笼”之术；他们深知“伸手必被捉”的下场，不是提醒自己“莫伸手”，而是心怀侥幸，长袖善舞地施展“不被捉”之能。
不言之中通款曲，尽管不是明目张胆地擅权、肆无忌惮地敛财，好像雪泥鸿爪、羚羊挂角，但危害着实不小。很多腐败的新花样，都是从暗通款曲演变而来。诸如“今日办事，他日收钱”的期权腐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抱团腐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交换腐败、“前门当官，后门开店”的家族腐败，无不可以看到暗通款曲的影子。如不加以整治，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破坏ZZ生态，侵蚀X的肌体。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正如“四知太守”杨震说的那样，每一次不守规矩的行为，至少是“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事实证明，再狡猾的狐狸也藏不住自己的尾巴，那些擅长暗通款曲的高手，不论手法再高明都是自作聪明，都会“麒麟皮下露出马脚”。谁都不要妄想在组织和群众面前耍小聪明。对那些暗通款曲者，关键要明制度在前，重威武于后，从小严起、从早抓起，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管住自己才是最好的护身符。领导干部违纪甚至违法，往往自以为天衣无缝，却忘记了天网恢恢；始之于侥幸，却终之于不幸。“骥走崖边须勒缰，人至官位要缚心”。领导干部只有拒绝潜规则、顶住说情风、摆脱关系网，既不“市恩私门”，也不擅权越权，才能对得起群众信任，经得起群众监督，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
（2015年8月3日）
杨学博
“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却说不清每天干了什么”“明明做了很多，还是受到批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为什么提拔时没有我”……经常听到有些干部这样抱怨。
一位领导同志说过这样一句话：要“人人有事做”，更要“事事有人做”，可谓对这些抱怨最好的解答和回应。人人有事做，是以人观事，更多关注个人价值实现和生活充实程度，而容易忽略事做得如何；事事有人做，是以事定人，强调的是目标导向，追求的是工作质量。工作中，要关注人，也要突出事；要注重“在干事”，也要提倡干成事。人毕竟不是孤立的抽象物，其能力和价值高低，最终要由所做的事来体现。
以此衡量一些干部的工作，就不难找到症结所在。有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但心不在焉、在岗不在状态，只是为了刷“存在感”；或是吃饱混天黑、到点等下班，始终燃不起干事的激情；或是主次不分，忙不到点上，做的都是机械重复工作；或是挑肥拣瘦，挑的都是容易活儿，剔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对这些干部的工作成绩，虽不能漠然视之、一概否定，但细算下来，没完成的工作比完成的还多，干砸的事情比干好的还多。他们的能力可能也会提升，但存在严重的钝化、老化危险，“不是拥有10年工作经验，而是把1年工作经验用了10年”。站在干部个人角度讲，或许满腹委屈，付出和牺牲不少，理应得到肯定，但从上级和组织角度看，既定任务没完成，基本要求不达标，岂能让人给予好评？
自我感觉不能代替外部评价，辛劳苦劳也不等于工作成效。评判做事的标准或许有千万条，但最根本的是要靠实绩说话。有管理学者早就提出“目标管理”理念，强调衡量任何工作，都应以目标为导向、以成果为标准，任何偏离组织目标的个人努力，都应被视为无效。也许就个人而言，向前一点，便是进步；但与目标相比，缺少一分，也是失败。所以，评价一个人的工作，不仅应看其做了什么，也要看到没做什么；不仅看其当初承诺了什么，也要看到现在失信了什么；不仅要求一事到位，也要求事事到位。
事事有人做，首要的是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敬业精神有上线期许，更有底线要求，最起码的就是：做好职责内的事情，干好最现实的工作。有些工作没有做好，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就在于责任意识缺失，同时又不善于讲究落实责任的方法，致使该尽的责没尽到，该把的关没把住。当然，无论职责界定多么清晰，也可能出现“三不管地带”；无论事先计划多么周密，也可能有意料之外的事发生。“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惟有相机而动，既站好本位，又及时补位，而不是推诿扯皮讲条件，事业才会呈现和谐有序的局面。
天下事，“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事事有人做”，既体现了严的精神，也是实的表现。把心思用在干事上，把精力放在落实上，多想想没做到什么，少抱怨没得到什么，我们就不仅能干成事，更能干出胸怀和境界。
（2015年7月31日）
顾伯冲
李悝何许人也？战国时期极具影响的ZZ人物。“尽地力”“善平籴”“富国强兵”是史家对他的评价。当时，李悝在魏国大刀阔斧推行变法，同时亲自担任大法官，直接审理案子。
他是如何走到生命尽头的呢？据载：有一天，他在审理一桩命案时，被告人自动招出了3年前的一场谋杀案。案情有了进展是好事，但李悝当即脸色煞白，原因是3年前那桩案子已经结案了，是他亲自审的案，一个人被误判为凶手并处决了。也就是说，李悝因为误判害死了无辜的人。为此，他一筹莫展，按照自己定下来的《法经》，这是死罪。最后，李悝写好遗书，自杀了。
李悝也许能找出许多客观理由为自己辩护，还可凭着他在魏国的功绩和威望，用不着走自杀这条路，但他从内心深处对法律保持着一种敬仰、尊重、畏惧，自觉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自杀，无疑是最大的诚恳，让周围的同僚肃然起敬。因误判而自杀是不足倡导的，但李悝的死因值得敬仰。这是他履职的一次失败，也是他人性的一次胜利。
哲人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越是历久弥新，它们一个是我们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敬畏，是人类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对法律的敬畏并非单纯的惧怕法律，也不是把法律供于神坛而顶礼膜拜，而是对法律的热爱和尊重，把法律当作信仰而尊法敬法；当作红线、不可逾越；当作底线、不可触碰，是内心深处对法律的一种价值信念。
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内心敬畏尊崇法律，才能在行为上尊重和坚守法律。时下，一些领导干部“权大于法”“官就是法”“我就是法”的心态依然比较严重，导致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屡屡发生。从根本上讲，就是缺少对法律应有的敬畏心。增强法治意识、提高法治素养，首要的就是解决好敬畏法律的问题，从内心上尊崇。
信仰是敬畏心的最高境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惟有历史积淀而成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等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在法律意识、法治精神、法治信仰短期内还难以蓄满一些人的精神水池时，换言之，在法律还一时难以让人们自发地产生“敬”的意识时，让人们对法律产生“畏”的意识则成为必需。惟此，才能使尊法守法“螺旋式上升”。
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一些人不惧法，拿法律当儿戏，就在于一些法律在执行中成为“纸老虎”。法之不行，则无人可畏。但是，如果对那些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予以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对那些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坚决惩处绝不手软，那么这些人内心里就会产生畏惧感，不敢乱伸手。如此，内心里敬畏法律日增，法律的威严也日盛。
李悝自己定下法律，又不因自己违法而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以生命捍卫法律的尊严。这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来说，尤为可思可鉴。
（2015年7月30日）
王慧敏
前些年，某地新开发出一个山水景点。有了景点，入口处便少不了竖个牌匾。我在那里工作的几年间，发现牌匾更换了三次。
后来和那里的工作人员熟悉了，我问：“为什么老换牌匾？”
回答：“经常有地方领导陪上面的人来参观。走时便请‘赐个墨宝’，既然让人家写了，就要挂出来。级别高的领导写了后，级别较低的自然就被换下来了。”
他告诉我，仓库里还有好多块呢。随他到仓库里一看，果真，潮乎乎的水泥地上一溜儿放了七八块，几乎全是各个级别的领导写的。
一次，在京邂逅了题匾者中的一位，闲聊中说到了那处名胜，他说：“大门口那块匾就是我题的。”我不知该不该告诉他，继他之后题匾已换了两次。
无独有偶，日前一位同学来访，说起了类似一件事：他那里有一处名山，古代文人骚客曾留下许多摩崖石刻。前些年一些握有实权的部门，一旦来了喜好书法的领导，就请他们在空隙处题刻。纷纷题刻，景观难免受到影响。去年，上级责令景区整顿，这些题刻统统被铲掉。责任人还受到了处罚。
字如果确实具备了高水平，那么，题刻勒石，为联悬壁，本无可厚非。怕就怕有人请你题字，不是因为字本身，而是看中了“字外”，或为在迎逢凑趣中愉悦取便，或为曲意寻租你手中之权。对于题字者来说，倘无自知之明，虽不到境界却在恭维中信手乱题，结果便不是显己之美，而是彰己之丑。
有人在集会场合做过这么一个测试：举着100元钞票问，“谁要？”一只只手举了起来。他把钞票扔到地上，用脚碾踏。钞票变得又脏又皱。他拾起来再问：“现在谁还要？”还是有人举起手来。结论是：一件东西的价值，不依赖于表面的“净”与“不净”，而是取决于东西本身。题刻若只赖权位而无真功，必然昙花一现。反之，则烈火更见真金。
“沙孟海题匾”的轶事也说明了这个道理：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匾额，是1953年修葺时，著名书法家沙孟海所题。1957年，沙孟海的三弟、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被打成了“右派”。于是，有人下令：把沙文若（沙孟海字文若）三字从匾额上抹去！
1970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杭州时到灵隐寺进香，亲王盯着“大雄宝殿”四个字赞叹不已，问陪同的中方官员：“这几个字是谁写的？为什么没有题款？”
周恩来总理闻知此事后，找来当时的省革委会负责人严厉批评：沙文汉是沙文汉，沙文若是沙文若！怎么能够因为沙文汉是右派，连沙文若的名字也抹去了呢？不能搞株连。这不是X的政策！
负责人赶快派人找到沙孟海，要他去补一个名字。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很抬举你了”，可沙孟海铮铮铁骨，断然拒绝：“要么重写一块匾。名字就不补了。”
沙孟海故居就在我单位的隔壁，免费对外开放。闲暇时，我常进去看看。墙上那一幅幅字，气势宏大，点画精到，尽管我不懂书法，仍觉得美感扑面而来。业界称沙老的字：“真力弥满，吐气如虹，非胸有浩然之气不能致也。”信然！
（2015年7月29日）
何振华
春秋时，晋国人叔向去拜访韩宣子。韩宣子说自己名义上是卿，实际上财富很少。叔向向韩宣子道贺说：以前栾武子做上卿时，同样身家贫薄，人们却都十分敬重他；他的儿子继位后贪财受贿，险些招来杀身之祸。历史上，类似“叔向贺韩宣子”的典故很多，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贪欲是从政者的大忌。
欲望是人的本能，节制欲望却非人人所能。做欲望的主人而不是奴隶，才是人之理性所在。节制欲望，以致让欲望升华为高远的志向，可能成为通达梦想的桥梁；屈从欲望、放纵欲望，欲望就成了引火烧身的柴火。从周永康、薄熙来，到徐才厚、令计划，无数案例教育我们，一个人倘若掉进“欲望的洞窟”，私欲缠身、自我膨胀、利令智昏，必然进退失据、行为失范、胆大妄为，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许多时候，贪腐者并非不知晓纵欲枉法的危害，也很难说他们一开始就不辨黑白地放纵贪欲邪念。只是，随着职务提升、权力变大，慢慢放松了对诱惑的警惕、对欲望的约束，继而使贪欲蒙蔽了理智，让权势冲昏了头脑。不把ZZ规矩、ZZ纪律放在眼里，甚至拿X纪国法当儿戏，那些任由私欲泛滥的贪腐分子，往往都是等到出事了才幡然醒悟，为放纵自我、咎由自取而悔恨不已。
面对拒腐防变的考验，没有哪个人拥有天然免疫力。越是领导干部，越容易成为拉拢腐蚀和“围猎”的对象，也越需要时刻把欲望关进理性的笼子里。习近平总书记曾为领导干部算过经济账、法纪账、良心账，“三笔账”归结为一点，就是要守住底线、会算大账，别干得不偿失的事情，珍惜来之不易的事业和人生；“三笔账”的核心，就是要让领导干部慎终如始，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弃非分之想。
“无私，百智之宗”，自觉把私欲的洪水约束在X纪底线、法律红线的堤坝之内，才是保护自己、爱护家人的智慧之举。所谓“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强健好X性修养的主心骨，增强抵御各种诱惑的定力和内功，人生才能充盈，公益才能昭彰。工作生活中，欲望无时不有，诱惑无处不在，惟有坚定地做ZZ上的“明白人”，让廉洁自律成为一种觉悟，让慎独慎微成为一种习惯，让淡泊名利成为一种品质，才能做到门如市、心如水，身外物、不奢求，由内而外构筑起抵御诱惑的坚强防线。
“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如何面对廉与贪的选择、公与私的考验，说到底还是一个“入X为什么”“为官做什么”的问题。金钱不是从政的价值坐标，名利也不是做人的最高标尺，在共产X人的价值排序里，为人民服务永远占据最高位置。共产X人最富有的资源，无关金钱与权力，而是冰壶玉尺的人格；共产X人最器重的名片，无关职级与地位，而是浩然一身的正气。贪廉一念间，荣耻两世界，学会管理欲望，不仅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个人品质，更是为官从政必须涵养的能力。
（2015年7月28日）
何振华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将一条鲨鱼和一群热带鱼放进同一个池子，用透明钢化玻璃将它们隔开。鲨鱼每次想捕食时，都会在钢化玻璃上碰壁。久而久之，即便将钢化玻璃取走，鲨鱼也不再会过去捕食。
这个实验表明，行为可能会形成惯性，心理可能会产生依赖。不过，换个角度看，实验中的钢化玻璃，也可以理解为行为边界的标注。有了“边界意识”，形成了“敬畏之心”，就能够自觉恪守底线、遵守规矩，“不敢越雷池半步”。
敬畏是自律的开端，敬畏也是行为的界限。对X员干部而言，心有所畏，才能行有所止。只有对组织、对权力、对群众、对法纪怀有存乎一心的敬畏，才能唤醒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使守纪律、讲规矩成为行动自觉，面对组织不阳奉阴违，面对权力不忘乎所以，面对诱惑不迷失自我。正所谓，“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
相反，一旦失去敬畏，思想防线就会悄然失守，精神堤坝就会轰然倒塌。令计划严重违反X的ZZ纪律、ZZ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忘记了那道“钢化玻璃”，是一个重要原因。那些把权力当财富、把下级当家臣、把组织当私产、把贪腐当回报者，也往往是因为个人野心和贪欲膨胀，无视纪律与规矩，毁掉了突破底线时的最后一丝警觉。正如一位落马官员的沉痛忏悔：“防线被无情地冲垮了，一发不可收拾，真如激流放舟，一泻千里啊！”
邓小平早就指出，共产X员要“一怕X，二怕群众”。其中关键，就在一个“怕”字。现实中，一些人或是存在侥幸心理，把纪律和规矩当摆设，以为自己能逃过惩罚；或是形成傲慢心态，视纪律和规矩为无物，以为手握权杖就可以目空一切。正因此，中央以严明纪律作为全面从严治X的重要抓手，可谓切中肯綮、抓到根本。各级领导干部也应认识到：级别再高，也高不过人民；权力再大，也大不过制度。有如临深渊的畏惧，有如履薄冰的谨慎，人生才能行止有度、收放自如。
“贿道一开，辗转滋甚，鞋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币帛；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璧。”唐人陆贽的话引人深思：破坏规矩都有一个由小而大、因微而著的过程。因此，涵养对纪律和规矩的敬畏之心，也应该慎初慎微、抓小抓早。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就是要让纪律和规矩长出牙齿，决不让制度成为稻草人，陷入“破窗效应”；对各级干部来说，把“没事”当成“有事”来看，把“小事”当成“大事”来抓，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反思，以严的要求、实的精神反求诸己，才能始终保持心中的敬畏感，做到居安思危、防患未然。
“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在西柏坡，习近平总书记思考深切、言辞峻切。古人云，“天下守法度者最快活”，身为领导干部，级别越高、权力越大，就越应该心存敬畏，牢记红线和底线，方能言行举止“发而皆中节”，方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2015年7月27日）
何振华
令计划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消息传来，人们为X中央从严治X、猛药去疴的雷霆手段喝彩，为X内又清除掉一条贪腐巨蠹叫好。点赞之余，也有深思：作为X的高级领导干部，令计划为什么会如此丧失X性原则，走上以权谋私、违纪违法的不归路？是什么让他利令智昏、胆大妄为，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近年来从严治X的反腐行动中落马的，非令计划一人。从周永康、薄熙来，到李春城、倪发科，追根溯源回看这些贪腐者蜕化变质的历程，无不是因为权欲侵蚀了理想，贪心蚕食了信念，远大志向在现实诱惑面前逐渐坍塌瓦解，扭曲的价值观让为国尽忠、为民造福的一腔热血变冷发黑。
“人在世间行走，全靠一口气。它是所有力量的源头，是灾难打不倒、绝望压不垮、诱惑锁不住的坚强信念。”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是这样一种“元真之气”，它构筑一个人的价值底座，是决定取舍趋避的思想“总开关”。那些腐败分子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做了腐朽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的俘虏，价值观扭曲变异，把滥权当能耐，把堕落当潇洒，自以为春风得意，其实却在滑向罪恶的深渊。
一般人觉得，阅历越广、职位越高，便修养越高、内心越强大，价值观也更稳定。然而事实证明，任何人无论职位高低，放松了从政道德和个人品行修养，放弃了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的要求，理想信念同样会滑坡跑偏。而且往往职位越高、权力越大，造成的危害也越大。
照理说，刘志军也好，仇和也罢，都曾经是很有能力的领导干部。从表面看，这些所谓“能吏”一个个“兢兢业业”，在某些方面颇有一番作为。可一旦方向偏了、出发点错了，“作为”就成了“乱作为”，“能力”就成了“破坏力”。季建业收受贿赂上千万元，刘志军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数以亿计，思想信念的动摇让他们严重损害了X的形象，更毁掉了自己与家庭的前程和幸福。
信仰的松动常在不知不觉间，往往如“温水煮青蛙”，在不断膨胀的欲望中一点点丧失了警惕和斗志。刘铁男“从小苦日子过怕了”，自打有了寻租的机会，胆子便越来越大，疯狂收敛财物，让老板们向自己的亲属大肆输送利益。曾经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倪发科过去是不怕急难险重的拼命三郎，一旦迷上玉石、玉器，就把X性修养全都抛在了脑后，一头扎进奇石古玩，法纪防线全面失守。活生生的案例告诉我们，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理想信念是X员干部的根之所在、魂之所系，没有了根、失去了魂，就一定会出大问题。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为什么在这些人那里，理想信念“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在位时想不到，落马后想晚了”？关键就在于，严以修身没有“修”、没真“修”。一位省部级干部在狱中忏悔时写道，这些年来，他也经常参加X组织活动，也曾到中央X校学习，也常去各种会议讲“反腐倡廉”，但在内心深处，意志在衰退，信念在动摇，终于没能把握住X纪国法底线，被眼前的诱惑迷住了，成了金钱的俘虏、人民的罪人。对X是否以诚以忠、同德同心？所做的事情是为自己还是为百姓？做人为官是否表里如一、从严从实？每一名X员干部都有必要每日“三省吾身”，把牢思想的“总开关”，坚守共产X人的ZZ品格。
（2015年7月24日）
米博华
干部“能上能下”，似乎“能下”才是问题，“能上”从来就不是。如无明显过失，因名声不好、能力不强、履职不佳而被劝免的干部，极少。往往是换个岗位，或者挂个虚职，养着。“费厄泼赖”始终是不成文的规矩，“能下”，更多是一种善意的提醒。这是问题的一面。
其实，“能上”同样是个问题，而且可能比“能下”更突出而又更容易忽视。
上，意味着职务提升、事业成功、社会肯定等等，身心俱爽，无比欣喜，岂有不能之理。正像吃白面饺子，总是比吃糠咽菜来得惬意，吃得顺溜。人往高处走，怎么都舒坦。
然而，事物变动不居。正如，盈与亏、浮与沉、聚与散、用与藏、泰与否等等，往往相反相成，所以上与下，是不确定的。“下”，有时是“上”的准备；而“上”，可能是“下”的开始。所谓一帆风顺、青云直上，迹近于鬼话，信不得；倒是突然从上位跌落的各色人物实在太多，且“上宾”到“下囚”转换之快，不可思议。有人说，为官乃是高危职业；这恐怕也是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但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有的干部德薄才浅，本不够“上”的条件，七弄八弄地混上来了。这样的人眼看着玄玄乎乎，多半还得下去，弄不好就得出大事。有的干部对“上”压根就没有正确认识，上得越快，爬得越高，就愈悬。被重用时，就已铸成大祸。
干部被任或者被免，原因可能十分复杂。如果说，“能”是一种耐受力，“下”可能确有压抑的感觉，但“上”则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更多的考验更多的要求，惬意中有沉重。有人以为，当官才好捞天下，官越大就应该捞得越多；抱有这样想法的人，上任伊始恐就埋下祸患。或者以为，当官是一种奇妙的体验，那种鼻孔朝上眼朝天的感觉真好，又或者以为领导就是剪彩、赴宴、念稿、画圈，不用动脑子，不必花心思，则迟早稀里糊涂毁了前程。坦率地说，有的人处下时表现还不错，就是不“能上”。不能上竟而上了，少有不败落的。
“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其实，退不易进更难。“能上”否？恐怕至少要扪心三问。一问何为上？这固然是职务提升，但更是德才的进步。自我要求更高，自我约束更严，而且真有“两把刷子”，这才让人真心佩服。二问为何上？为人民服务是领导干部的本分。如果想歪了，想混个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混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注定要走向自己的反面：爬得越高，摔得越重。三问如何上？是靠能力靠业绩靠人品，还是靠吹拍靠贿赂靠结伙，做法决定了为官的走向。靠后者发达的往往凶多吉少。
记得有个材料说，解放初周谷城与毛主席谈到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主席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周说“成功也是失败之母”。主席问什么意思，周说：“成功者易于骄傲、腐败。”主席沉吟了一下，周连忙说“毛主席例外”，而主席说：“你讲得对！”主席的沉吟和感慨，周谷城的直率和深刻，显示出他们的过人之处。多少人未曾败给清贫和困苦，却十分轻易地输给了得意和成功，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越是上的快、上的高，就越需要夹起尾巴，执事恭敬，待人谦和，处事谨慎，存心正派。否则，是福是祸还真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2015年7月22日）
叶小文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市场经济无德，也搞不好、搞不成。“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浩浩荡荡、生机勃发，其特色之一，就是能“以厚德载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中每一个“经济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导致竞争，优胜劣汰，效率大增。市场经济自然要“向钱看”，但也不能搞得迷心逐物，心为物役，“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信仰一概物化，把诚信、道德统统抛弃，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如果物欲横流，社会乱套，市场经济也难以为继。
市场经济对道德的作用是“二律背反”的，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导致拜金主义，排斥道德；一方面，交易要求诚信，市场必守规则，社会追求公平、呼唤道德。走出“二律背反”，使道德成为市场经济的正能量，乃是健康、优质、增长持续的市场经济之必需。
不少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者，都高度看重道德之于市场经济的作用。比如：“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品牌与声誉的背后，是道德的力量”，“道德资本与实物资本、社会资本及智力资本一样，是独特的生产资源”，“在资本体系中重建信任，这是当前压倒一切的话题”，等等，都极言道德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我们说，要“以厚德载市场经济”。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后面，离不开“有良好道德的人”对市场的重要作用。
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市场这个共同体，需要坚守底线、明晰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经过了个人利益的觉醒、市场经济的洗礼，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富有与精神高尚成功结合起来，检验着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程度。我们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落实到成功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构建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形成与现代市场体系配套的，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
“君子以厚德载物”，岂容“财之日进而德之日损，物之日厚而德之日薄”？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关键是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唤回它、激活它、放大它，使它成为强大的正能量。今天，诊治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等道德失范现象，不妨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健体的抗体，增强人们在各种物质诱惑面前的免疫机能，促使人们做到见利思义、义利并举、先义后利。
我们这个有着“厚德载物”“重义轻利”传统的民族，应为人类开辟“君子以厚德载市场经济”的新境界。
（2015年7月20日）
陈　峰
曾在云南保山大亮山参观学习了一段时间。当地风景如画，不过我觉得，最美的一道风景还是杨善洲。简陋的草棚、冰冷的木床、昏暗的青灯、锈蚀的水壶，无声诉说着一个共产X人的创业史。他把荒山变成青山，耕耘出一片惠及群众的苍翠传奇。
其实，这样的风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并不少见。西安临潼南刘村支书庞玉芹，带领乡亲们治穷致富，硬是用双手把当初贫瘠的“烂刘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一流村”“富裕村”。南京秦淮区环保局一名工作人员，为了让辖区一位老人睡个安稳觉，坚持三年终于找到噪声源，办好了群众关心的事。对于X员干部来说，无畏无私的公心、心系群众的情怀、克己奉公的境界，都是群众眼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风景是大自然的秀丽姿容，也是人性的美丽绽放。心里有群众，辛苦为群众，X员干部才能让群众在赏心悦目中接纳，在心悦诚服中认同，在相通共融中信任。一个“泥腿子”干部，如杨善洲，挽起裤脚就能下田插秧，谁不打心眼里佩服？一个信访干部，如张云泉，端起水盆就能给上访老人洗脚，有什么矛盾心结不能打开？一个组工干部，如李林森，在病重之际还记挂着娃娃学杂费、村民肺气肿，谁不为之动容？
诗人卞之琳在一首诗中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一个人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时，也在潜移默化地熏陶、感染着他人。当年，音乐大师贺绿汀主持上海音乐学院，他的外孙女没有考上该院附中，家人想通过他入院试读。于是，大师提到了老院长萧友梅：1929年，俄籍教授查哈罗夫觉得一位女生音乐素质差，不愿再教她，而女孩正是萧的侄女。萧友梅二话没说，马上决定让侄女转学。贺绿汀先生讲完后，动情地说：那时是旧社会，现在是新社会，我不能不如萧友梅！
人是最有内涵的风景。一个人塑造自己美好的形象，照亮的是身边人；一个领导干部成为风景，则点亮一盏灯、照亮一片天。然而，现实中，也有一些X员领导干部不仅不是令人愉悦的风景，所作所为更是大煞风景。比如，一些人己身不正、律己不严，带头不讲规矩、不守纪律，结果败坏了风气，带坏了队伍。某些地方和部门出现“塌方式”“链条式”腐败，常常是一柱之倾造成大厦之危，风气之污酿成群体失守。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ZZ生态。每名X员干部都是ZZ生态的一方土壤、一朵浪花、一棵小草。涵养纯净水源，播洒信仰阳光，人人都争当好干部，成为群众眼里的一道好风景，那么形成良好的ZZ生态，就有了坚实基础。
山有山的故事，水有水的诗篇，云有云的飘渺，而表现出来的美丽各不相同。如果每个人都成为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生活就是绚丽多姿的世界。X员干部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决定了他们只有做到了极致、诠释了忠诚、呈现了精彩，才会在人们心中，铸就让人仰望的精神高地。
（2015年7月17日）
刘　杰
近读《晏子春秋》，一个强烈的印象是晏子的辞让精神：给他配备好马好车，他推辞了，原因是自己已经有马有车，无非是马老了一点，车破了一点，但他觉得这比没马没车者强多了；给他提高俸禄，以养家亲，他又辞退了，说是多高的职位享受多少的薪水，自己的那份报酬养家已绰绰有余。
利之所在，容易使人忘乎所以，为什么晏子把待遇福利看得如此云淡风轻？“廉之谓公正，让之谓保德”“让者，德之主也”，对“让”之德，晏子有着清醒认识。尊重是涵养的体现，淡泊是美德的基石，谦就是尊重别人，让即是淡泊名利。在接人待物上谦逊礼让，正是高尚道德品质的体现。
知让谓之有德。晏子说：“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怨利生孽，维义可以为长存。且分争者不胜其祸，辞让者不失其福。”让还是争，虽一字之差，内在的品质颇耐寻味，而后果更是相差甚远。让看似失，其实是得，得到的是心安，得到是信任，得到的是福而不是祸。而争就不同了，争看上去是得，可一旦过分，就会失去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认可，比如和谐的人际关系。“盛满易为灾，谦冲恒受福”，吃亏是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让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境界。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毛泽东提议，许光达授大将衔。许光达获知消息，一夜未眠，翻来覆去。他向军委领导提交“降衔申请”，要求“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在他看来，“授得太高了”“上面还有那么多人比我强”“好多人性命都丢了啊”！不仅是许光达，置生死于不顾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有“见荣誉就让，见困难就上”的境界。
有修养的人以不贪为美，以能舍为荣，以辞让为德。谷文昌、孔繁森、杨善洲、沈浩，无不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典范，在组织上给予的优厚待遇面前，他们的选择是辞让，而且甘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拼搏创业，为有困难的群众送去最温暖的阳光。不争与锱铢必争，不仅是宽宏大度与斤斤计较的分割线，亦是君子与小人的最大区别，更是人生境界迥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为群众谋福祉而不是贪图自己的利禄享受，才是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应有的价值选择。
也许有人会说，“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满足之心必须用在恰当的地方，否则就可能适得其反。古往今来不知辞让、贪欲膨胀者大有人在，他们把名和利看得特别重，把德和义全抛到了脑后，在他们眼里，让等同于傻，不争就是愚笨。然而，试看刘瑾、和珅之流，到头来恰恰是那个他们奉若神明的“争”字，将自己推向了罪恶的深渊。由是而言，一个人的不满足，应当体现在谋事创业中，体现在修身养德中；功名利禄面前，矛盾纠纷面前，主动谦让而不是分毫必争，才是为人处事的要义所在。
让是德之主，贪为恶之源。不为物质所惑，不为利禄所困，懂取舍，知辞让，是人性之善，更应成为X员干部的自觉追求。
（2015年7月16日）
徐文秀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和单位人与人的关系被扭曲、受污染，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司空见惯，五花八门的“关系学”大行其道，人们习惯找关系“摆平”、靠关系“搞定”，人际关系被搞得歪东倒西、走形变样。然而在正风反腐的大势下，曾经通行的“潜规则”开始不灵了，一度热门的“关系学”开始降温了。由此我们不妨深思，究竟该有怎样的人际关系？
构建简简单单、清清爽爽的同志式关系。曾几何时，一些人信奉“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多了好办事”，或相信“公章不如私章”“原则不如老乡”，把人与人、同事与同事之间的关系搞得庸俗低俗粗俗。平时得“送点”，节日得“打点”，或经常聚在一起吃点喝点、拉拉扯扯，或打牌搓麻、洗脚桑拿，或热衷搞什么“同学会”“战友圈”“乡友帮”，甚至热衷“拜大哥”，搞江湖式的“金兰结义”，等等。于是，不少人“酒杯一端，政策放宽”，不讲原则只看私交，等距离的同志式关系变异成零距离的“小兄弟”关系。
为人处世重人情不等于搞私恩，懂世故不可以太世俗。健康的人际关系如阳光传递温暖、传播正能量，似雨露润物无声、滋养心田。君子之交淡如水。人与人的交往，既不要刻意走得太近，又不要走得太开，这样才能走得很远。正所谓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特别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更应该大力倡导同志式的人际关系，让人际关系更纯粹些、更简单些、更阳光些。
构建规规矩矩、平平常常的上下级关系。有的人习惯看领导的脸色说话办事，甚至一味地把领导的表情当心情、嗜好当爱好，吹吹拍拍会来事；有的甚至削尖脑袋攀高枝、抱大腿，找靠山、寻背景，拜码头、进圈子，甘当“家臣”“走卒”“伙计”和“马仔”，搞人身依附那一套。这是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现实版”。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这样的关系迟早会出事，落个“树倒猢狲散”的结局。上下级相处是一门学问，应该有合规合纪的相处之道、合情合理的相处之术，对上从道不从上、唯实不唯上、跟理不跟人；对下护人不护短、关爱不溺爱、靠团队不靠团伙，把上下级关系想透了、理顺了，就不会把自己弄得左顾右盼、患得患失。
构建干干净净、明明白白的“官商关系”。这些年，官商关系出了不少问题，既有“傍大款”的，又有“猎官员”的，相互套牢、绑架，彼此勾肩搭背、投桃报李。构建新型“官商关系”说到底就是要交往有道，关键在于斩断双方间的利益勾结，规范各自行为边界，官商互不“搭车”，各走各的道、各干各的事。以利相交，利尽则散。官商之间应该是交心而不交利、交往而不交换，做到可以无话不说但不可无事不干，不可以勾肩搭背也不应背道而行。
好的人际关系，如同山清水秀没有雾霾的生态环境一样，可以让人“深呼吸”，是人们赖以生存、过得舒服的又一幸福家园。期待广大X员干部从我做起，让这个家园更舒适、更惬意。
（2015年7月15日）
余清楚
不知何年何月起，“一把手”成了部门主官的代名词，成为一言九鼎的关键词。应当说，一个干部能够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一把手，并非易事。X要培养一个部门一把手，需从德、能、勤、绩、廉等五个方面全面考察，可谓精挑细选，用心良苦。作为关键岗位关键人，绝大多数一把手，都能不负重托，忠实履职。
但一把手不好当，有的人并不见得清楚。就说一把手的“手”，非比寻常，一旦出手，便在阳光下照，在火堆上烤，众目睽睽之下，街区田坎之间，所思所想，所作所为，X纪不能违，民心不可欺。所以说，一把手的手，伸缩之中，收放之际，动静之间，有学问，有节操，有规矩，有约束。
现实中，有的一把手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大事不松手，小事不放手，正如有的同志批评的，工作中眉毛胡子一把抓，决策中不讲民主一言堂，花钱上大手大脚一支笔，用人上任人唯亲一哆嗦，最后狂妄自大，违纪违法。
有的一把手高估自己，志大才疏，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干，执行力弱，台上讲得头头是道，台下干不出啥名堂，遇到困难袖手旁观，遇到责任置身事外，成为不接地气、不察民情、不干实事的“甩手掌柜”。
有的一把手手眼神通，上下其手，置X纪国法于脑后，丧德失节，纵欲奢靡，利用手中权力，拉帮结派，胡作非为，把家里搞得盘满钵满，把小团伙搞得肥头大耳，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把单位搞得乌烟瘴气。孰不知，正如陈毅同志所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X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从严治X，依法治国，干事创业，关键是各级各部门的一把手，也就是“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所以，管住一把手，管住一把手的手，尤为必要。
这应是一双清贫的手，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正如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写的那样：“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这应是一双干净的手，滴油不沾，纤尘不染。可以有泥土芬芳，可以有粗糙老茧，决不可有铜臭味，不可生奢靡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的要求，就是这双手的戒尺。
这应是一双干事的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无论官大官小，无论在哪里任职，都要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实事、干成事。自古至今，青史留名的都是清廉的官、干事的官。
对于一把手来说，倘能在离任时，在退休时，在和干部群众挥手告别时，不因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而后悔，不因决策失误、被老百姓戳脊梁骨骂而懊恼，不因贪腐、经受牢狱之灾而痛苦，扪心自问X是放心的，群众是满意的，自己是问心无愧的，那么，他就可以自豪地说，这一任没有虚度。
（2015年7月14日）
叶小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有文化复兴。复兴不是复古，要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从文化建设上就要织好“两创”这块画布，即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今日国学之使命。
织好画布，须把握“经”“纬”两个坐标。
坐标“经”：梁漱溟曾讲，历史上与中华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始终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这当中，必有它的道理、逻辑。中国古代就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其中很多具有永恒价值，要传承，要弘扬，要在新时代闪烁新光芒。
坐标“纬”：面对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要重新屹立，再图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仅靠藏书楼的经典，传统文化的智慧，行不通。简单回归“克己复礼”的老路不行，另起炉灶走“全盘西化”的邪路危险。怎么办？古今之间有“常”有“变”，中西之间有“同”有“异”。“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要知常知变，知同知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综合中西文化之优长的综合创新之路。
坐标“经”，提示不离不弃；坐标“纬”，促使创造创新。在“经纬”间的“两创”，是“经天纬地”的大手笔，顶天立地的大工程。今日国学，当在其中复位、复兴，成为显学。
然而，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卓异之点可以指数者甚多”。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如何契合或兼容？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无论打天下、治天下都通用，但具体阶段的侧重点肯定不同。打天下要走自己的路，治天下更要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通过武装斗争打出了天下，不可能在治国理政、调整内部矛盾时照样不断打下去。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可为今天“资治通鉴”。正心诚意修齐治平，可以、也应该成为当政者的修养和为政之道。何况“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许多智慧，打天下治天下都用得上。
还在战争年代，《论共产X员的修养》就注意从传统文化汲取营养。今天“三严三实”的“严以修身”，更是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当代传承。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ZZ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民本情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X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契相合。
中西医怎样结合、中西餐如何搭配，尚且不易；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异同，必有纠结。但实践已大踏步前进，理论已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在不断开辟。今日国学，当在其中受益、受任，成为新学。
“经天纬地”说国学，国学可以成为显学、新学，兴国之学。
（2015年7月13日）
乐　其
“一个软弱的妇人靠板棚的土墙坐着，在讲述斯大林格勒是怎样被焚的，由于疲倦，她说话的声音很平静。”这是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日日夜夜》开头的一个情景。学生时代读过的这本书中的故事，至今还清晰地印在脑海中。
故事是形象化的语言。爱听故事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他们获取成长养料的重要源泉。欲知大道，必先知史。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畔的枪声彻底惊醒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今天，把那些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正是希望他们在对抗战历史的了解中懂得珍爱，在与抗战英雄的心灵对话中激发奋进的动力。
抗战故事中浸润忠诚。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无论是黄河岸边的浴血奋战，还是青纱帐里的拼死抵抗，都是对祖国最真挚情感的流露，都是国格和民魂的凝聚。“所有季节里的花，都开不过灵魂里的花。”让孩子们从抗战故事中读懂忠诚，激发崇高的爱国情感，那么在灵魂深处必将开出绚丽的花朵。
抗战故事中写满担当。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前方后方密切配合，“抗战”与“也是抗战”交相辉映，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体现出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将个体的绵薄之力汇入汹涌澎湃的抗战洪流。“民族的精神，在受到侵略时突然奋张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国长城。”这种责任担当的力量能穿透岁月，成为激励孩子们走好人生之路的精神滋养。
抗战故事中贲张着血性。“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图谱，民族英雄是这个图谱中的精神坐标”。左权、彭雪枫、杨靖宇、赵一曼等一个个闪光的名字，“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等一个个英雄群体，他们的故事惊天地、泣鬼神，汇成一部英雄的史诗。让孩子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唤起英雄情结，必能激发续写“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凌云壮志。
抗战故事中充满智慧。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铁道游击队、水上游击队、敌后武工队，人民战争蕴含着无穷智慧。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既可帮助他们充分理解抗日战争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还可以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在新的征途上书写创业创造的新篇章。
忠诚、担当、血性、智慧……这些闪光的字眼，无疑是人类崇高精神和宝贵品格的凝聚，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强不息走向未来的力量之源、制胜之本。讲好抗战故事，激发爱国热情，将这些美好的信仰和品德注入孩子们的心田，正是教育者的责任所在。
“薪火相传终有继，江山更待新宇开”。有人说，现在的青少年是看着大片、玩着芯片、吃着薯片长大的一代。千灯万盏，不如心灯一盏。用抗战故事点亮他们的心灯，英雄的梦想就会像种子一样蛰伏在他们心中，日后必然长成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
（2015年7月7日）
张　健
自“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人们孜孜追求的话语权，日益由社会精英向广大民间开放。而网络的普及，将这一开放推向一个空前的高度。网络提供了一个平等的场域，再平凡的人也能于此发声，且有真知灼见，传播既速且广。这体现了当代中国的ZZ开明与思想进步，自然也孕育着社会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极大可能。
但在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出异常复杂的特征。网络毕竟只是一个话语平台，它无法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自动生长出自我净化的功能。在一个众声喧哗、众说纷纭的网络环境中，常常是宣泄比分析更加容易、偏激比理性更受欢迎、粗品比精品更加多产、油滑比严肃更为流行。
有智者说，“无论在哪里，只要风俗与时尚腐败了，语言也会腐败”。事实上，语言不仅仅反映现实，而且直接地参与现实、干预现实，既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也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不只局限在文化领域，不少是以改造语言作为突破口的。仅近代以来，“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延安的反对X八股，都是着眼于改变话风与文风，并且都极端重视向民间寻求语言的灵感与资源。民间正是语言变革发展的源头活水。网络语言的兴盛，最大的意义可能也在于此。
只不过，一切事物都是辩证的。有的网络语言确是老百姓对原汁原味现实生活最形象、最凝练的概括，是民间智慧的脱颖而出与开花结果。但也有的只是偏狭情绪的肆意宣泄，或者是对低级趣味无原则的迎合。有的不仅仅是低俗，甚至很粗鄙，其流行本身恰好反映了某种流行趣味在一定层面上的怪异与病态。
正如前人所讲的，“语言只是一种工具，通过它我们的意愿和思想就得到交流，它是我们灵魂的解释者”。语言是心灵的映射，更是交流的桥梁。语言粗鄙的背后，是一些人的心灵失去美好与静谧。语言充满偏激、谩骂与暴力的背后，是一些人缺乏基本的宽容与关怀，甚至是隐藏其后的轻薄与暴戾在借着“多数”的名义狂欢。
有人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义愤填膺的总是网友，冷漠无情的都是路人，也不知道是网友都不上街，还是路人都不上网。”批评别人总是容易的，自己做到却变得很艰难；责备的声音总是很洪亮的，而真正的共识却不想去达成；冷静的网络声音不是没有，却常常被淹没在众声喧哗里；理性的态度也不是没有，却可能反倒在流行的义愤填膺中沦落成不受欢迎的异类。这样的畸形心态和网络生态更值得我们深思。
有的人把那些低俗、粗鄙语言当成一种俗味，主张对其流布应当宽容。诚然，《国风》正是古代民歌的合唱，宋人话本亦源于民间白话的崛起，《水浒》里多用元气淋漓的江湖口语，《红楼梦》里也写活了俗不可耐的呆霸王薛蟠……然而即便是它们，之所以能够进入不朽流传的空间，不也离不开历史的取舍与提炼吗？不听任那些低俗、粗鄙的语言泛滥，也正是纯洁语言的一种历史自觉，更是在给文明留一点尊严。
哲学家这样定位语言：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在这个意义上，善待善用语言，正是善待我们自身。
（2015年7月6日）
向贤彪
1995年，开国上将李聚奎临终前把儿女们叫到床前说：“我，一个老共产X员，一辈子为信仰奋斗，没有个人私产。”他颤颤巍巍地把他在5张白纸上一笔一画写的遗产清单交给5个孩子。孩子们接过一看，那上面赫然写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什么是纯洁的X性，什么是纯粹的信仰，老将军用一生作出了最好的诠释。“信仰是个报晓的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漫漫征途上，信仰是照亮我们前行的指路灯，利诱考验面前，信仰是保持定力的压舱石。受命忘其“难”，临阵忘其“惧”，受惑忘其“私”，信仰总是在关键时刻显出非同一般的力量，更成为共产X人的价值和快乐之源。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至今仍保存着贺龙元帅当年的入X登记表，这是起义失败后他在南下途中填写的。当时的入X介绍人问他：“贺龙同志，此刻我们代表X向你问话，你必须如实回答，不得隐瞒。请问你的动产、不动产、现金等，还剩多少？”贺龙淡然一笑，摊开双手说：“我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你的社会关系呢？”“以前的社会关系，参加革命后都不来往了。”登记表真实记录了贺龙对X的追随、对信仰的追求。许多优秀共产X人，正是这样参加革命不为官、不为钱、不怕死，就为心中的信仰和主义。他们的坚定信念，烛照着无数后来者。
金一南在《心胜》一书中写道：真正的力量首先发自内心，心胜则兴，心败则衰。共产X人精神原野的丰饶辽阔、价值追求的百折不挠、内心世界的坚韧强大，无不缘自崇高信仰的支撑。信仰的纯粹是最根本的纯粹，信仰的坚守是最根本的坚守。信仰的纯粹折射出灵魂的高贵和人格的伟岸；信仰的缺失，随之而来的则常是人性的堕落和精神世界的坍塌。一名落马贪官在其忏悔录中写道：“信仰的堤坝一旦溃决，牢房的铁门便会打开……”
白居易曾作过一首《感鹤》的诗，大意是说，有一只白鹤洁身自好，从不吃腐烂之鼠，不饮盗泉之水。有一天却欲念忽起，跳进肮脏的水池，和鸡鸭争抢稻粱腥膻。白居易感叹道：“物心不可知，天性有时迁。一饱尚如此，况乘大夫轩”。白鹤“天性”的迁移，是由于欲念的滋生，现实生活中人的堕落，往往也是难抵欲望的诱惑。惟有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心有定力、行有方寸，把欲念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才不会被那些次要的价值和蝇头小利所绊倒，而永葆其信仰的坚定与纯粹。
真理是具体的，信仰是朴实的。被誉为“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的朱德总司令常说：“我别无他求，只求做一个自自然然的共产X员。”“自自然然”原发于内心，出自于本能，本性的流露胜过豪言壮语。以“三严三实”的要求做人做事，为了事业可以忘我，为了百姓可以忘私，不断过滤心灵的杂质，走出“小我”的羁绊，以点滴积累塑造高尚人格，以矢志追求迈向人生高地，我们就能不断超越自我，逐步抵近精神纯粹的人生境界。
（2015年7月3日）
秦　强
山东枣庄峄城有一座千年古刹青檀寺，因寺内遍布青檀古树而得名。在悬崖峭壁之上，一株株青檀从岩壁石缝之中拔地而起，青葱繁茂，傲然挺立，可谓壮美之极。据当地《峄县志》记载：“檀皆生石上，枝干盘曲如虬龙，数百年物也”。
青檀扎根于瘠岩薄崖，成长于荒山野岭，缺少肥田沃土的滋养，没有温室暖棚的舒逸，却能在恶劣环境中生存并茁壮成长，靠的正是咬定青山、立根破岩的意志，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虽历尽严寒酷暑，饱经风霜雪雨，终与岩石融为一体，成就“檀石一家”的人间奇观。到访者每每震撼于这种坚忍不拔、顽强奋发的生命传奇，莫不由衷礼赞“青檀精神”。
由此不禁想起X的94载风雨历程。从建X之初只有五十几人的小X，发展成为今天拥有8700多万X员、在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大X，历经各种风浪考验而愈挫愈奋、愈折愈强，不正是有无数的优秀共产X人，像青檀一样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扎根在X和祖国所需要的地方，于奉献与拼搏中勃发着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1935年，方志敏被捕后，在牢狱里写下《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今天读来令人感慨良多：“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X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巢似的住所。”这种信仰坚定、矢志不移的意志，艰苦奋斗、甘为淡泊的风骨，正是无数优秀共产X人的真实写照，也因此而赢得X的基业的长青、人民福祉的增续。
有人说，艰险的革命年代，精神与信仰的光芒灿若星辰北斗，富有无声的穿透力；安康富庶的和平时期，我们反而不那么容易感受到这种力量。此语令人警思。从放弃高官厚禄主动回乡下当农民29年的开国少将甘祖昌，到退休20年造出万亩林的杨善洲，再到累倒在工作中的燃灯者邹碧华，在许多优秀共产X人身上，精神与信仰不因时代背景的转换而褪色。但也确有一些X员干部，在养尊处优中滋长骄、娇二气，在权钱色的诱惑面前摈弃操守。诚如当年毛泽东同志所言：“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X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今天的中国面临有利的时和势，但艰和险在增多。惟有不断攻坚克难，才能推动当代中国爬坡过坎。惟有继续啃硬骨头、涉险滩，才能穿越历史的关隘。我们仍然需要焕发那一种“青檀精神”，咬定青山，扎根群众，直面风雨，勇敢担起责任。无论时代条件发生怎样改变，我们都永远需要呵护心中那一盏不灭的灯火，自觉砥砺自己的思想意志，以严实的精神修身、干事、为政，像青檀那样坚忍挺拔，“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2015年7月2日）
李树杰
读《史记·五帝本纪》，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尧。他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放齐举荐尧帝的长子丹朱，说他通达事理，尧却认为他愚顽好斗；大臣讙兜举荐水官共工，说他民意很高，尧却认为他欺上瞒下。最后议到舜，大家都说这个人德行好、口碑好。尧决定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看他的德行到底如何。然后再交他几件事去办，看办得如何。结果舜的德行很好，事情办得很好。最后尧把位置禅让给了舜。
这就是《史记》中记载的：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病天下”还是“病一人”？不使天下人受害而只让一个人得利，这就是尧的境界。这样的境界在今天来看，也应是对每一个共产X人的要求。X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思想境界的高度概括和提升。但是，有多少领导干部完全能做到这一点，真正达到这种境界呢？
比如选人和用人，完全出于公心就不容易。用人不但任人唯公、任人唯贤，注重公论，而且还用干事来衡量，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一遛。如此，百姓和朝中之人又怎能不口服心服。如果把官职当成私人财产，谁送的钱多就选谁用谁；如果把官职当成拉拢人心和搞小圈子的工具，谁忠于自己、谁是自己的人就选谁用谁；如果把官职当成福利，平衡关系、照顾情绪，谁资格老、关系硬就选谁用谁，那就不会选出舜这样的优秀干部。惟有坚持凭公论、凭实绩用人，不怕“病一人”，才能从X的事业出发选出好干部。
比如胸襟和志向，做到纯粹和通达也很不容易。尧那句“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至今读来仍令人震撼。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他最关注的首先是民生社稷，然后才是自己的儿子。不论是放在远古还是如今，这种胸襟都很了不起。现实中，我们有许多心存高远、把人民的利益看得比山还重的好干部，比如焦裕禄、孔繁森、牛玉儒、杨善洲等，但也有不少X员干部还没有真正解决“入X为什么、为官做什么”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权力是用来干什么”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公”与“私”的站位问题。
面对妻儿非分的要求，周永康难道不知道替人非法获利会让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帮丁羽心等人承揽工程，刘志军难道不知道会恶化铁路系统严重的腐败现象？蒋洁敏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难道不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是纳税人来替他私欲的膨胀埋单？这些浅显的道理，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自然是懂得的，关键是利益面前能不能稳住心神，做出符合良知和道义的取舍。
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来。也许不是人人都会遇到“病一人”还是“病天下”这样的大问题，但人生一世，如何在利己和利他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怎样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做恰当的取舍，是时时刻刻都可能面对的选择。“私”不损“公”、“利”不乱“智”，觉才睡得踏实，“病”才不会上身。
（2015年6月29日）
张保振
据说，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办起事来，十二分的谨慎。有人将此事告诉孔子，说季文子办事是“三思而后行”。孔子听后不以为然，认为办事无须多思，想两次也就可以了。
办事三思而行，以免颟顸莽撞，很有必要。不过，有时候思得太多，反而容易进入“多思陷阱”。在诸如救火拯溺的危急时刻，不仅会失去救人的黄金时间，也会失去血性甚至德性。即便在生活中碰到一些大事、难事，想想此事该不该做、如何去做即可。倘若硬要“三思”之，很可能便“思”出了事外之事，如“获胜感言”怎么讲、“获胜形象”如何展示等。这，不仅有画蛇添足之嫌，而且有自作多情之疑。
思，是为做事。思之过多，难免患得患失。世上事，有百利而无一弊者，哪里有？做事，只可权大小，不可求全功。想让事之所及，滴水不漏；情之所涉，面面荣光，便什么事都不能做、也不可做了。
思，更是为成事。思之过多，难免虑多迟断。而时来则匆，时走则促。当时机匆匆降临，一而再、再而三地思之不断，难免会让胜券飘逝。毕竟，时者难得而易失。古人云“事之难易，不在大小，务在知时”“识时务者，在乎俊杰”，皆极言“知时”之贵。可以说，只要事适于时，其功不言自立，其名无语自飞。
思做事，贵立行。俗言，醒得早，不如起得早。只有起得早，才会让脚走起来，让手动起来，让事立起来。尤其在新一轮改革全面推进之时，事情多、头绪繁，更须有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不能“慢作为”，更不能“乱作为”“不作为”。对看准的事儿，就要有股气、有股劲，不走出条新路不歇脚，不干出点新意不撒手。“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做事就该要做就做，立行力行；“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一事面前当干在先，万事面前不避难。
思成事，贵立断。经验告诉我们：遇事迟迟不断，不会成事，只会败事。有人说，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敢断、才能断。邓小平说，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事实上，胜利的天平总是向着那些会思辨、敢立断的一方倾斜。十月革命前夕，X内对起义的时间总达不成一致意见。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列宁写了《给中央委员的信》。他说：“我写这几行字是在24日晚上，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真的等于死亡。”并强调：“等待就会丧失一切！！”“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刻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正是列宁的当机立断，使当晚起义得以实现，使胜利旗帜得以飘扬。
事有大小之分，又有先后之别。思清大与小，想明先与后，从而舍暂小、成久大，让先荣、助后发，最终让春色满园关不住，红绿扶春上远林。
（2015年6月26日）
王慧敏
游过西湖的人，大都会知道白堤、苏堤，进而会感念白居易、苏东坡给后人留下的荫庇——因为“一株杨柳一株桃”的白堤、“何处黄鹂破暝烟”的苏堤，就真真切切横亘在眼前。而要问起范仲淹为杭州做过什么，大部分人恐怕都茫然无闻。殊不知，范仲淹执政杭州时，也曾留下甚多德政。
范仲淹执政杭州初年，便遇上大灾，谷价飞涨至“斗钱百二十”。这时候，本应该平抑物价，范仲淹却发布政令：每斗谷增至一百八十钱，且让人到处散播这一消息。大家对此迷惑不解。不久，效果出来了：“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而随着运米船大量涌进杭州，谷价日渐回落，最后，“斗价一百，民赖以生。”此时，范仲淹才抖开了“包袱”：“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
皇祐二年，江浙再遭大灾，且比上次更严重，“道有饿殍，饥民流移满路”。按理说，作为杭州知州，范仲淹应该开粥棚，或与民休息。但他却采取了这样三项举措：一是赛龙舟；二是修寺庙；三是兴土木。大灾之年居然大张旗鼓赛龙舟？还大兴土木？有人上奏朝廷弹劾范仲淹。
朝廷很快派人来查办。范仲淹从容应对：大灾之年，饥民遍地，仅靠政府官廪救济，只能坐吃山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让灾民自己行动起来。而让灾民自己养活自己，就要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机会哪里来？组织划船比赛可谓一举三得：比赛要用船，主办比赛的商家就要拿出钱造船，造船就需要工匠；比赛过程中，需要大量人力，这样又给灾民开创了另一项就业门路；四面八方的游客蜂拥而至看比赛，饮食、住宿、贸易等服务行业无不需要人力。同样，修寺庙、兴土木，也是为了这个目的——灾荒之年，工价便宜，此时搞建设，既节约成本又给灾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一旦市场搞活了，各地的粮食都会辐辏杭州，饥民何愁没有饭吃？
事实证明了范仲淹施政的正确：当其他州府饿殍盈野时，杭州却是“里巷康衢，垂髫怡然”。
就执政杭州的政绩看，范仲淹所做的贡献，丝毫不亚于白居易、苏东坡。所以不为后人所知，盖因他所做的一切，都隐身于立体空间的背后，是一种隐形的政绩。但其治理的智慧，所产生的效用，乃至青史留名，同样不让白、苏。而无论是显性政绩，还是隐形政绩，皆源于当时治理的实际需要，皆是从根本上解民之所急所困所盼。鉴古知今，我们要摒弃的，是有些干部施政时，只喜欢做“看得见”“摸得着”或是即刻见效的事情，而对于隐形的、长远的惠民举措，却推之再三。
做“看不见的事”，需要一种勇于担当的精神。做好“看不见的事”，更需要对情况深入细致的了解。范仲淹敢在灾年“修寺庙”“兴土木”，正是基于他深知“杭人好佛事”“饥岁工价至贱”。再看看当下有些干部，下车伊始不做深入调查研究，就乱拍脑袋。离任后，能不留下一片骂声？
当我们漫步白堤、苏堤时，别忘了默默奉献的范仲淹。
（2015年6月25日）
李　斌
医师张兴儒发起“慈善光明行”志愿医疗队，7年时间为偏远地区群众免费实施白内障手术721例。退休工程师金九皋发明马桶节水器，坚持为街坊邻居无偿安装。王长义、王长信兄弟坚信“最准的秤莫过于人心”，从事粮食收购30多年，从没有过缺斤短两……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的生动故事，感动了无数人，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道德拔节、风气向好的中国。透过这些道德群像，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美德定律”：高明医术跟善义美德相结合，就有了“好医生”；节水方法分享给周围人，就有了“好邻居”；将诚信理念坚持到底，就有了“好商人”。道德表率并非遥不可及，在工作和生活中守住精神之美、行为之善、思想之真，“中国好人”就是我们自己。
哲人有言，凡是伟大的，必然简单。崇高和平凡没有绝对界限，也不是排斥和对立的关系，崇高从平凡中孕育，把每一件小事做好了就是不平凡。善义美德并不是玄虚的假说，也非高蹈的言辞，而是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准则和价值观念里。朴实地坚守，无私地付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善举、做好事、献爱心，就不难从小事中品味大爱，在平凡中发现崇高。心存德馨、与人为善，在别人眼里也是分外的美丽。
“与善人游，如行雾中；虽不濡湿，潜自有润。”无论是筑牢我们的精神家园，还是唱响核心价值观的动听旋律，都离不开道德模范和先进典型的“高音”独奏，也需要万众参与的“和音”共鸣。一个道德模范成就一座“道德高峰”，千千万万民众的道德实践，成就的必定是“道德高原”。激活“沉默的大多数”中蕴藏的道德能量，社会就拥有了最为宝贵的道德资源。人人传递道德的接力棒，正是文明拔节、国家进步的不竭源泉。
善心谁都有，但如何解决付诸实践的“最后一公里”？“别人的事情，与我无关”“大善做不了，小善不想做”“万一被讹诈了怎么办”……善行遇阻，照见的是遮盖善心的功利与世俗。其实，“理性人假设”左右不了世道人心的善义走向，“扶人被讹诈”“老实人吃亏”等少数案例，也绝非时代风貌的全部图景。尽管这是一个利益多元、观念多样、个性张扬的时代，但基本的价值与信念没有变，也不能变。
标注一个人的品质和价值高度的，不是物质财富的丰裕，而是心灵的洁净与信念的纯粹。追求物质财富，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不择手段、践踏诚信。装点小我天地，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粉饰庸俗、审丑炫丑。寻求自身舒适，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不顾他人感受。多一点虑他情怀、奉献意识和服务精神，激发“见善如渴，闻恶如聋”的道义自觉，赠人玫瑰之余，也可以助自己跳出生活的庸常、眺望美好的远方。
“如果美德是一种财富，道德模范肯定就是富豪。”有人这样评价。物质财富的多寡我们无法苛求，但在精神财富的门槛前，行动与否是惟一的进阶标准。与其以自我为中心、以物质利益为半径建起一道围城，不如拆掉心墙，让真善美的涟漪荡漾心田、洗礼灵魂，让生命的价值得到更好安放。
（2015年6月24日）
王　蒙
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一直备受重视。我以为，这是对于世道人心的喊话。
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同样的课题，2500年后的我们也面对着。
就是说在发展与改革都迅速进行的条件下，我们需要精神上的稳定与光明，需要一种精神的清晰：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底线，什么要称赞，什么要避之唯恐不及，不能糊里糊涂。
就是说，我们要做好人，树好心，做好事，不能做恶、做贼、做伪、做违法乱纪、做倒行逆施。
贪腐是使不得的，干部只能做清官，不能做贪官。假公济私是使不得的，偷工减料与偷奸耍滑是使不得的，人人要做得到敬业与诚信。害人的事是不能做的，人应该友善待人。而爱国与否，更是含糊不得的大义所在。
价值观不是凭空编造的，公道自在人心，价值观自在人心。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标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社会层面价值建设的这八个字，传承了天下为公与成仁取义的中华文化传统，总结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的历史实践与人心所向，弘扬了中国人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历久而弥新的创造性追求。
富强，则是鸦片战争以来世世代代中华有识之士的梦寐以求，是近一二百年以来的一座血泪丰碑。民主与法治，文明与和谐是富强的前提与保证，是发挥巨大人口的积极性、能动性而又为快速发展减震的关键。文明与和谐同时满足的，是我们历经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与各种锻炼考验后的精神饥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核心价值的根源在于孟子所强调的人心，要向人心喊话，要贴近与引领人心。价值建设的关键在于与人心的对接。“礼失求诸野”，中国人心的传统文化积淀仍然根深蒂固，同时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变与创造。
更要珍惜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人民革命的种种经验教训与文化成果。而最最重要的成果是改革开放，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人心可用，世道可优，传统可取，现代化的目标正在靠近。我们在价值建设上的工作可以做得更深入更亲切更融会贯通。
（2015年6月23日）
纪东冲
“X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要是笑，就说明政策好。要是有人哭，我们就要注意，需要改正的就要改正，需要完善的就要完善。”正在贵州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与村民们话家常，一席话生动恳切，发人深思。
由此不禁联想起X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所宣示的为民价值理念。从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个13亿人口大国的执政X有一颗怎样的百姓心，各级干部应该拥有怎样的为民情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关切的是人民的梦想、百姓的所愿所盼。“坚持‘以百姓心为心’”，这强调的是百姓是我们想问题、做决策的出发点。“同群众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这道出的是永远同百姓在一起的深厚情感。“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突出的是百姓切身利益这个重心。“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这给出的是检验工作的直观标准……这些富有质感的朴素话语，深刻体现我们X人民至上、执政为民的价值信守，贯穿着浓厚的百姓情怀百姓心，又细致而微地道出如何把崇高的价值理念落细、落小、落实于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
新形势下，怎样让自己的百姓情怀更深厚，使所有的奋斗和工作都贴近、对接于百姓的实际，是各级干部必须面对的一道考题。不能不看到，今天有那么一些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的出发点是自己而非百姓。他们判断得失的根本标准，不是群众的喜忧哀乐，而是能不能为自己的升迁积累ZZ资本。于是，那些让乡亲们欲哭无泪却能带来可观“政绩”的形象工程上马容易下马难，那些让乡亲们有获得感却一时难有“显示度”的民心工程光打雷不下雨。很多矛盾化解不了，很多改革推而不转，客观因素也许十分复杂，但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决策者和执行者在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在谈到自己发自内心牵挂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时，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深沉发问：“作为共产X人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真正为他们办实事，否则我们的良知在哪里啊？”这值得每一名X员干部反躬自省。尽管时代环境条件发生了沧桑变化，但每一位X员干部都应当时时扪心自问，我们X是怎么走过来的？是为什么而出发的？惟有心中摆正百姓位置，涵养执政良知，用行动标注为民的信念，才能筑起坚不可摧的“民心长城”。
“民者，万世之本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千百年来的历史风云变幻莫测，演绎着治乱兴衰的内在规律，人民正是这规律的关键。今天，时代需要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一点，进而做不放空炮、说到做到的躬行者。
（2015年6月18日）
辛士红
“他堵枪眼时，我就在现场！”前不久，黄继光生前战友李继德老人在黄继光纪念馆动情地说。在1998年董存瑞牺牲50周年纪念大会上，董存瑞生前战友郅顺义就曾说过，当时是他掩护董存瑞炸碉堡，并亲眼目睹董存瑞牺牲的最后一刻。这些英雄的见证者，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还原了他们所亲历的那一幕，也给世人再次呈现了英雄的永恒瞬间。
事实上，在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处处都见证着英雄们的浴血荣光。据民政部统计，革命战争年代以来，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了生命。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用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和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不计其数，仅15军留下姓名的就有38人。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即是其一。
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写道：“从前人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祖国的万里江山，离不开英雄的鲜血浸染；人民的幸福安宁，离不开英雄的慷慨付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作为后来者，我们每一个承荫前辈者都有责任敬仰和尊崇英雄，没有权利轻慢和诋毁英雄。
然而，在多元多样多变、交融交流交锋的当下，在一些人那里，虚无历史成为“时尚”，解构英雄成为“潮流”。有的人要么以学术研究为名歪曲历史真相，要么以假设推断代替历史事实，要么用拼凑的细节否定事件的本质。“烈士保卫国家，谁来保卫烈士？”面对我们的英雄被一些人无端的嘲讽、污蔑、攻击，我们有必要发此一问。
有学者指出，历史意识是一个中轴，民族共同体就是围绕这根轴形成的。英雄记忆、英雄精神、英雄文化，无疑是历史意识中重要的支撑。如果听任历史虚无主义者颠倒黑白，“重构历史”，只能撕裂社会的主流价值，蛀空民族的精神支柱，最终一个民族走向的不是自由而是迷途，得到的不是清醒而是迷惘。
不懂历史的民族没有根，淡忘英雄的民族没有魂。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一个社会的价值标杆。一个社会不能只有醒目的红线、触目的底线，而没有仰望的“天线”。一个人也不能只关注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而不去追求崇高和壮丽。如果我们不去“呼吸英雄们的气息”，而沦为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功利的实用主义者或庸俗的消费主义者，整个社会就会失去正能量的风向标。
莎士比亚说：“我怀着比对我自己的生命更大的尊敬、神圣和严肃，去爱国家的利益。”捍卫英雄，就是在捍卫民族的历史；守望英雄，就是在守望国家的未来。面对英雄，我们需要这样的“尊敬、神圣和严肃”。
（2015年6月17日）
李　拯
“这是规定！”办事过程中，多少人的期望被这四个字浇灭。本来，办事应该遵守规则程序，但为何这四个字往往让人不理解，甚至不舒服？
最近，一位法学硕士的遭遇，为此提供了新的注脚。他连续拿下某地公务员考试的笔试和面试第一，却因通知体检时身份证丢失，与梦想失之交臂。尽管他拿出护照、户籍等证件，却都无法证明“自己是自己”。面对突发情况，该不该让他参与体检？是严格按规定执行，还是从实际出发允许体检？
事实上，这涉及的正是制度的刚性与柔性问题。一方面，制度是刚性的，普遍适用的，制度面前不能搞特殊化、人情化。另一方面，制度运行的现实环境在不断变化，任何制度设计都不可能预判所有可能的情境。正因此，制度的执行往往被赋予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制度更好地切合实际，更富有生命力。这就是制度的柔性一面。也即是说，制度不能人情化，但应是人性化的，理应充满人性温度。
唐代柳宗元即有言：“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制度不变的一面是为“经”，制度应变的一面是为“权”，制度的良好运转，应该有“经”有“权”，有刚性有柔性，有硬度有温度。如果缺少应有的“弹性”，制度运行往往会卡壳。比如有的地方规定公厕苍蝇不能超过两只，倘若机械地执行，结果就很难有操作性，也为人笑话。前一段曾有一则“官员在女儿婚礼上被带走”的假新闻在网上流传，但正如有关方面辟谣称“如果真像报道说的那样，纪委就实在太没有人情味了”。这说明，即便是严格执法，也应该带着对人的尊重与关怀。
很多时候，正是因为制度有人性温度，使人们对制度更生出敬畏与尊重，更懂得了制度的真谛。比如高考期间规定，对接送考生车辆发生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教育警告后放行。人们制定规则制度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使制度成为生活的羁绊、道德的敌人。因而在很多制度的实际执行中，执行者也当本着这样的制度本意与善意来进行自由裁量。
不能不看到，由于执行者或是偏离了良知的轨道，或是不懂得制度的善意，使制度的实际执行往往出现两种错位。一种是把“人性化”当成“人情化”而予以杜绝，不问实际情况而一味机械执行，结果使制度变得僵化、冷血。另一种则把“人性化”当作了搞“人情化”的挡箭牌，把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当成搞关系的筹码，群众不跑不送就以制度的刚性来对付，借口“这是规定”来刁难，吃了拿了被请托了就“一切都好说”。这两种错误倾向都应坚决摒弃。
社会因规则制度而产生秩序，社会也因规则制度而充满温馨与活力。既不能让制度变成橡皮泥，又不能冷却制度的人性温度，这始终是对制度执行者的一道考题。
（2015年6月16日）
刘根生
两位杂技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抖杠》。竹杠抖动幅度越来越大，男女演员被抛到了令人揪心的高度，最后翻了个跟头，灵巧地飘下竹杠。表演精彩，掌声不断，演员却充耳不闻般安静。下台后有人问，为何这么镇定？答：表演时耳中塞着棉花，听不见掌声。时时惦记掌声，会影响正常发挥。“听不到掌声，才能赢得掌声”。
当年鲁侯问木匠梓庆：为何能把鐻做得鬼斧神工般美妙？梓庆说：将为鐻，必静心数日，不敢怀庆赏爵禄及非誉巧拙，然后入山林找木材专心加工。诚然，掌声是认可和荣誉，是干事创业的动力，无论干哪行都需要掌声激励。然而，“至誉无誉”。边做事边记挂此处是否有掌声，反而会因心态失常而行为失度，掌声很可能变成遗憾惋惜声。专心于事，把每个环节做到家，掌声就是自然结果了。
路遥生前有言：“写作就是燃烧自己。”为创作《平凡的世界》，他花4年时间阅读了100多部长篇小说及各类书籍，翻阅了10年间全国主要报纸，多次重返陕北故乡。创作期间，他把自己“关”起来如牛马般劳作。得知作品获茅盾文学奖时他说：很高兴，但当初只想着写，能不能获奖确实没想过。幸福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是那个结果。凡做一件事，便把这件事看作自家生命，专注于创作过程，路遥深入“不闻掌声”之境。
用消化道放射粒子支架成功救治很多患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介入专家滕皋军为此苦心打磨了19年。有人问：创新动力是什么？他说全因不忍心“天天看到病人那么痛苦”。“不闻掌声”，又何尝不是源于忘我。无论从事哪行哪业，惟有内不觉“小我”，外不觉名利，方能“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把事情做到极致。
“不闻掌声”，在有些人眼里未免太傻。文坛上有人瞄准奖项“投其所好”，或把更多精力花在“跑奖”途中；科研领域中有人想方设法找门子，以求在学术评价或各种奖项中“捷足先登”；官场中有人总是热衷于“干几个大项目”，或刚干出点成绩就要搞得“地球人都知道”……结果，莫不因太刻意于眼前名利而不能正常释放创造力，致使能达到状态的也达不到。
有个词叫“创新孤本”。创新项目在试点单位或地区看起来较成功，但“一推广就失败”。创新有不确定性，“孤本”有时在所难免。不过，“试”本来就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变试点为示范。投入很大，总是收获“孤本”，就有违试点本意了。究其原因，和太在乎掌声直接有关。为了“此处应有掌声”，一味搞优惠政策洼地，故意掩盖矛盾和问题，夸大试点效果，哪里还能在更大范围推广，自然也难免留下抱怨声。
曹雪芹“披阅十载”写作《红楼梦》，李时珍历经27个寒暑写《本草纲目》，何尝想过有没有掌声？盯着名利干事，则难免急功近利，以致动作走样，欲速而不达；盯着责任干事，则会专心致志于事业，以止于至善的精神为社会奉献“良心制作”，于“不闻掌声”中最终赢得掌声。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就有什么样的工作状态。不刻意而高，无功名而治。“无不忘也，无不有也”。
（2015年6月15日）
刘成友
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曾去某市信访局，协调处理一个拖了多年的烂尾楼信访案件，得以有机会见到该市信访局局长的日常工作状态：只见这位局长蜷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在下属和群众面前，说不出的傲慢和无礼。
亲耳听这位秘书长的讲述，起初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想想，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官员并不鲜见。端着官架子，拉着长脸，或者永远面无表情，让你怀疑这些人是否已经“修炼”成金刚不坏之身。
持续不断的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让“任性”的权力大为收敛。可是，“权力的傲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积久形成的官僚主义和官僚习气，很难说消失就消失。遏制“权力的傲慢”，其实不仅指打消一个干部表面的倨傲和颐指气使，更在于引导和教育他们如何看待手中权力，如何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为民服务。这些问题倘不加以重视，“权力的傲慢”极有可能衍生成“权力的腐败”，损人害己毁事业。
也许有人觉得，自己所在的“清水衙门”“没权没势”，不存在官腔官调、官僚主义。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从本质上看，一定的级别和职位，意味着权力的行使、资源的调配，展示的是执政能力、治理水平，体现的是服务态度和工作作风。盖个章，是行政权；出个文，是决策权；发个言，是话语权。切不可小看了自己的岗位职责和手中权力，更应告诫自己要手握戒尺，真正做到用权为民。
防止“权力的傲慢”，还是要强调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权力集中、权力过大，让一些掌握权力的人肆无忌惮享受着“权力的快感”，使“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寻租化”成为多年难除的痼疾。在此，有必要强调继续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分解权力。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有待下猛药、治顽疾。更要防止一些审批改革明减暗增，玩数字游戏；或者把权力“左手放给右手”，“藏猫猫”。只有改到实处，群众才会真正受惠于改革，有真切的获得感。
“权力的傲慢”是会传染的。当一定层级的领导在更高的领导面前遭遇这种“傲慢”，他会不会转过身，把这种傲慢显摆给下属？当傲慢遇见傲慢，心理和情绪又会发生怎样的微妙变化？推己及人，不管面对上级还是下级，如果各级干部都能做到不卑不亢，大大方方，不以位高而倨傲，不以权重而骄横，那么，我们的ZZ生态一定会更加健康。如此“官不觉官，民自为民”，社会关系也就会风清气畅，平等和谐。
认识一位老厅长，配有专车和司机，曾在我们小区里住过几年。他告诉我，除了上班工作用专车，周末上街或者走亲访友，他全都是和老伴一起乘坐公交车或者打车。这样的领导，让人心生敬意。记得有位学者曾告诫，做官要“四平”：平常心、平等观、平和相、平安念。平常心，让人放平心态，大度包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平等观，让人秉持众生平等信条，尊天敬人，以礼相待；平和相，让人持正守中，平易和蔼，相处如沐春风；平安念，让人坚守底线，相信知足常乐，平安是福。推而延之，这“四平”可以作为对每个人的提醒。
（2015年6月12日）
李　斌
《庄子》里有一则“鹏与斥（晏鸟）”的故事，讥讽那些拒绝崇高、甘于平庸的人，目光短浅安于现状，没有鲲鹏那种绝云气、负青天的本领，最终难免没落在蓬蒿灌丛间。
现实中，这种“蓬间雀思维”还很有市场。或是荒废远大追求，“只谈收入，不谈理想”；或是拒绝拼搏进取，“宁愿在家啃老，也不出去工作”；或是把自己看得比什么都重，给子女从小就灌输精致利己的“功利哲学”。更有甚者，拿无私奉献当傻憨痴，拿高尚品质当假大空。
如此一来，一些人的精神世界里出现逆淘汰和功利化，理想信念让位给物质利益，公德意识屈服于个体私利。在追求上降格以求，有的人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精神上懦弱缺钙，有的年轻人上学嫌苦、工作嫌累；信仰上坍塌陷落，甚至以解构和戏谑英雄人物和道德模范为能事。任由平庸世故、颓废麻木浸染世道人心，结果必然是拥有孔武的身躯，却缺少挺拔的灵魂，没有充实的精神世界。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当年傅雷翻译完罗曼·罗兰的《名人传》之后，在序言中写下了这样的告白。的确，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功成名就傲立在时代之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惊险一刻完成舍己为人的壮举，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普通人。然而，野百合就不能有春天？平凡人就注定平凡到底、碌碌无为？自我矮化、轻言放弃只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值得我们逃避的，应是狭隘的私我，而不应该是生活的苦难坎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意志的成长和信念的锤炼，而不应该是欲求之得失、体肤之冷暖。
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敬贤向上是人类心灵中最可宝贵的一点光焰，个人能上进，社会能改良，文化能进展，都全靠有它在烛照。”崇高的追求，向上的信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脊梁，也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主心骨。从精神世界里建构一个高大自我，自觉去捍卫仁义、诚信、友爱、拼搏、文明等一切美好品质和社会价值，不仅我们的心灵明镜不会沾惹尘埃，社会公共领空上的阴霾也会雾散云开，我们的事业也才能获得殊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不舍义行，方为崇高；不拒微小，乃成伟大。崇高品质的天际线并非触不可及，只要不失求索之心、奋进之志，人人皆可为英雄。即便成不了受人仰慕的超级英雄，至少也可以成为亲朋眼中的坚实依靠；即便不能为别人遮风避雨，至少也可以成就他人眼中的一片美景。关键是，内心中的那些英雄气质和道德基因，不该被自甘平庸、自我矮化的意识所压制。《论语》有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主动权完全在自己手中。
“崇高的荣誉像开在山顶的一朵花，有的人看见了艰难的路，有的人只看见美的花。”换个思路就可以换个面貌，就能够截然不同。就算成不了璀璨星空中最闪亮的星辰，但只要在暗夜中贡献过自己的光芒，哪怕是流星，都是有意义的存在。
（2015年6月11日）
丁　伟
经常听到有干部发牢骚：群众工作不好做、人际关系复杂、上升通道狭窄、个人幸福感低，等等。但是，抱怨搬不开任何矛盾。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今天的干部，不妨多点反躬自省，少点强调外因，遇到问题时多反问自己“凭什么”。
群众凭什么信任你。群众在办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横眉冷对；在群众反映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踢皮球”，不作为、慢作为；是不是“调研一溜烟，矛盾不沾边”，平时不愿进农家门、不肯走田间路；是不是搞花架子、喊空口号，只做领导看得见的事，不干群众最期盼的事？为什么焦裕禄、谷文昌、孔繁森、沈浩、杨善洲等好干部，人民群众信任、爱戴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始终心怀百姓，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要取得群众信任，就要与群众同坐一条凳、同吃一锅灶，就要干净干事、踏实做人，真正为群众谋福祉、为百姓办实事。
同事凭什么支持你。与同事共事，是不是成天看这人不舒服、那人不痛快，有好处就争着要、有困难就绕道走；是不是喜欢张家长、李家短，打听这个、散布那个，唯恐天下不乱；是不是看到同事有困难，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这种心态不免滋生相互倾轧的苗头。朋X之争加速唐朝衰落，X同伐异令“西安作风”败给了“延安作风”……古往今来，教训深刻。同在一条战壕，没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怎容得下不同性格的人；没有从善如流的雅量，怎听得进不同意见的话？唯有做人将心比心，做事捧着良心，工作出于公心，才能与同事在ZZ上志同道合、思想上肝胆相照、工作上密切配合、生活上互相照顾。
组织凭什么认可你。扪心自问，是不是“三年不动就有失落感”，责怪领导、怨恨组织；是不是拉关系、找门路，做表面文章有一手，干事解难却无“两把刷子”；是不是帮小圈子领导干“私活”卖力起劲，组织安排的任务，却避重就轻？且不说，X的事业好比一棵大树，既要有树干，也需要枝桠和树叶；更不论，民生之福需要会干事、想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干部，如果连为己还是为民、谋私还是尽公都摆不正，做不到“三严三实”，缺乏“四有”境界，这样的干部叫组织如何放心？
幸福凭什么围绕你。把万贯家财当作最大的幸福，将“醒掌天下权”视为最大的满足，热衷于呼朋唤友、推杯换盏，流连于麻将牌九、灯红酒绿……幸福若仅如此，我们是不是走进了“误区”，闯入了“禁区”？李鸿章有一对联，大意是：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银，仓有粟，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祈大年无须服药，只要体无疾，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封建官吏尚有此认识，共产X人理应更进一步。杨善洲说“能为人民做点事就是我的幸福”，师延林说“为老百姓做事，被他们信赖，是更大的幸福”……优秀共产X人的感悟告诉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幸福才会时时来敲门。
（2015年6月10日）
徐文秀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的重要批示中指出，“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一要求不仅适用于“海外读者”，也适用于国内受众。对于各级干部说话办事与群众打交道，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易于理解的语言”是怎样一种语言？应该是让人们“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用得上”的语言，是能够让人们“想听、乐听、爱听、中听”，听起来入耳入脑、入神入心的语言。用这样的语言，才能够说到人们心坎上去，打动人、温暖人，同时又点拨人、启迪人，让人产生认知共鸣、情感共鸣。
多用大白话，讲“群众语言”。平时一些人不愿、不屑讲大白话，觉得那种语言太平淡、太土太俗，不深刻、没理论，显示不出自己的水平。大道至简、大义微言。大白话是一种口语化的语言，它接地气、最具原生态，是一种直白质朴“为群众易于接受的表达”。大白话不是“白开水”，它通俗而不庸俗、简约而不简单、凝炼而不肤浅，常常带着泥土的芬芳、含着清新的露珠、冒着滚烫的热气，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似春水一般清澈，这样的语言更有群众味、更富群众情、更暖群众心。多讲一些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包括那些来自群众生活中的谚语、俗语、俚语、比喻，等等，话语就会鲜活有趣、生动活泼，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
多用故事，讲令人信服的话。长期以来，不少干部的语言“大而空、高而虚”，他们习惯于干巴巴地说教，空洞无物“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很多干部讲话最大的短板是不太会讲故事、举事例，不太善于用事实说话、拿数据说事。这样的讲话很难有吸引力，也很难有影响力和生命力，就好比一个人的面孔，血色、气色不好，很难看。讲故事比讲道理好。学会讲故事、举事例、摆事实，这样的讲话有根有据、有血有肉，而且信息量大、含金量高，“立得住、站得稳、攻不破”，它不是一种灌输，而是一种浸润。事实胜于雄辩，很多道理在事实面前不言自明，很多歪理在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面前不攻自破。
多用新话，讲富于时代气息的话。不少干部不太会说话，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一直满足于躲在“围墙”“城堡”里自拉自唱、自说自话，习惯于沿用“老一套”，语言苍白无力，既与时代脱节，又跟当下话语体系脱钩。讲新话总是最迷人的。新话不只是几个新名词、新概念而已，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能够与时代发展同步、与社会节奏合拍，与人民心声吻合。当今互联网时代，“网络语言”日新月异，热词频现，面对这种变化，我们的语言当然应该立足于引导而不是一味地迎合，但不迎合不等于不契合，应当学会让自己的语言靠近“流行色”，让话语更融入、更中听。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用什么样的语言讲话是一门大学问，是一种艺术和技巧。学会用“易于理解的语言”来表达，是摆在广大干部面前的一道大课题，应当悉心体悟、仔细琢磨它的特点和规律，真正让自己的话“说得上去、说得下去、说得进去”。
（2015年6月9日）
谭用发
西周时期，周公姬旦礼贤下士，殷切求才。在洗头或吃饭时，听说有贤士来见，便把湿漉漉的头发扎起来，将吃进嘴里的饭吐出来，赶忙去接待，唯恐因怠慢而失去人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被传为千古佳话。
近年来，一些地方竞相以重金招引人才。十万元奖博士，百万元聘院士，引才价码不断攀升，但效果难说尽如人意。探其原因，主要还是缺乏真心诚意，缺少对人才心愿和需求的了解。
大凡人才，都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打断骨头还有肉，割掉皮肉还有筋，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去！”当年，延安的生活环境极为艰苦，更谈不上有重金奖赏，为什么吸引了那么多热血青年、仁人志士？是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等一批杰出科学家，毫不贪恋海外金钱和地位，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怀抱，也正是出于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报国之志。
时下，新一轮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潮正在兴起。一份问卷调查显示：选择“报效祖国，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出力”作为回国主要原因的，分别占海归高层次创新人才、创业人才的86.5%和78.7%。有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说：“如果要追问驱使我回国的动力，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源于我对中国梦的信仰，源于我把生命中的一切融入祖国母亲血液中的渴望。”
“凤非梧桐不栖。”对人才来说，他们最看重的通常并非钱财，而是事业发展的环境和平台。一个在上海浦东创业的香港高管人员坦言：在来内地创业之前，曾对不少地方的人才政策进行了比较。与一些地方给车给房给资金的“大奖”相比，浦东的补助资金只是“毛毛雨”。自己之所以选择了浦东，主要是这里创业的环境和平台比较好，办事扯皮少。
“士为知己者用”。在人才的眼里，了解和相知、共识与信任，比什么都重要。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对外转让一项微小型燃气轮机生产技术成果，多地竞相上门争取，最后竟出人意料地落在安徽合肥巢湖经济开发区。问及缘由，研究所一位专家说：“巢湖经济开发区的基础条件虽不是很好，但对微小型燃气轮机的生产状况、发展前景及面临的市场机遇和风险，有的甚至比我们了解得还多，这是非常难得的。”
引才的关键是引心。首在知心。要赢得人才的信任和向往，先得贴近人才，了解人才，懂得人才的心愿与需求，尊重人才的特殊禀赋和个性，主动与人才交朋友。这种情感上的投入，往往要胜过千金万银。贵在诚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周公握发吐哺”“刘备三顾茅庐”，凭的就是诚意和真情。对人才若虚情假意，将敬才爱才仅挂在嘴上，把人才只当作招牌和摆设，真正的人才是不会来的，即使来了也还是要走的。重在用心。成事之道，在于用心。只有用心为人才打造事业发展的平台，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人才的聪明才智才能发挥出来。也惟有如此，人才才能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
（2015年6月8日）
姜　赟
走访过一些企业，发现制造设备大都相当先进，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却不能与此相匹配。有老板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有一流的设备，却没有一流的工人。
“设备易得、技工难求”的背后，是我国人才结构失衡的窘境仍然没有改变。现在很多行业正在转型升级，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更是迫切。然而，一流的人才，往往都奔着金融、行政等热门、吃香的行业去了。而那些不那么热门却急需高素质人才加盟的行业，却往往徒栽梧桐，空余舞台。这体现在人们的行业和职业选择上，是“宁为牛后，不为鸡首”，宁愿在大单位打杂，也不愿在“小门脸”使力。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主张“有教无类”，人不分贫富贵贱皆可入学受教。而在现代社会里，我们还应当倡导“有才无类”，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可成才，行行都应出状元。英雄不问出处，无论在哪一个行业奋斗，都一样可以成为英雄。惟此成为风尚，国家才有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回首200多年全球工业化进程，中国与两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饱尝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吃尽了“微笑曲线”低端的苦头。审视当下，中国正处于爬坡过坎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不能错过”的呐喊，更加呼唤各类高素质人才充分涌流，更加需要各类人才竞相施展才干、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然而不能不看到，一些行业之间，无论是在薪酬待遇、地位名望等方面，还是在发展空间、上升通道方面，往往有云壤之别。有的行业干得再好，也缺少“向上流动”的通道和机会。或者即使抵达峰顶成了“状元”，“状元”的荣誉和待遇也与其他行业严重不对等。这传导到人才的就业和培养上，就是冷热不均、冰火两重天。
同样是当工人，火箭“心脏”焊接人高凤林、航空“手艺人”胡双线等从普通工人成长为大国工匠，登上了中国制造的顶峰。同样是卖煎饼、肉夹馍，“黄太吉”“西少爷”就能做出不同的品质和内涵。无数实践表明，只要有优秀人才的加盟，哪怕是最冷门的职业、最平淡的行业，也能干出不一样的精彩，成就奋斗的梦想。我们倡导“有才无类”，首先就要祛除对行业、职业的歧视与偏见，相信只要是金子，在哪都发光；只要你努力改变，行业环境、职业内涵就可能因你而改变。
个人的倾力奋斗，固然能够成就自己的“小环境”，但同时也更需要社会的“大气候”。当“有才无类”成为社会普遍理念，更有制度提供坚实支撑，每一个人就都有“醒着做梦”的可能，获得更多梦想成真的机会。从基层公务员有了“双晋升渠道”，到农民亦可评定技术职称，再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了制度支撑，“天花板”的不断拆除，必将加速形成各行各业人才充分涌流的好态势。
一花独放不是春。能让卫星上天的是人才，能让马桶不漏水的也是人才。发展的中国，正宜“万类霜天竞自由”，亟待“有才无类”成风尚。
（2015年6月5日）
吴樵人
最近，一位省委书记为市县领导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X课。这堂X课没有照本宣科，没有大话套话，谈的都是肺腑之言。事后得知，X课的讲稿是这位同志自己写的，连写带修改，整整花了两个晚上。
领导干部自己写讲话稿，这种情况已不鲜见。有的同志下午开会，要拿出一上午的时间琢磨；上午开会，前一天夜里要熬到半夜。正因为讲话是自己写出来的，内容往往不是那种严谨得有些干巴的“文件体”，而是生动形象甚至类似大白话的“说话体”。很实在，很贴近现实，其中管用的“办法”讲得很多，听起来很解渴。这种现象令人感慨。
实际上，领导干部亲自写东西，尤其是亲自动手写讲话稿，本身就是一个学习、思考和工作的过程。邓小平同志就曾讲道：“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杆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俗话说，不动笔墨不读书。想到的东西，不一定能说出来，说出来的东西，不一定能写出来。只有写出来的东西，才是思想精华，才可能是最完整和经得住推敲的东西。因此，从大处讲，领导干部的讲话、文章，是对事物的看法，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对改造世界的意见；从小处讲，体现了对工作的深入思考，对解决问题的深入分析。这个过程完全让别人代劳，得出的东西本身往往就不可靠，更难有真知灼见。
强调领导干部亲自握笔杆，并不是说别人写的讲话一概不能用，也不是说领导干部全成了材料匠。一篇重要的讲话也要经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也需要集体的智慧。关键是需要领导干部引领着大家一起深入思考，一起确定主题思想，一起不断地锤炼文章。毛泽东同志《愚公移山》那篇讲话，其中典故和一些思想，先是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提到。然后在七大上先后两次用白话文讲述愚公移山这个寓言。再与其他同志一起修改深化后，在七大闭幕式上正式以闭幕词的形式推出。总共1500字，生动活泼、语言生动、脍炙人口，揭示了中国共产X只要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就一定能搬掉头上的“大山”这一深刻的思想。
现在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有大学学历，有的还是硕士、博士，知识和能力上完全可以自己动手写东西。不去写、不愿琢磨，说到底还是思想懒惰、身体懒惰。尤其是思想懒惰，久而久之恐怕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陷入官僚主义的泥淖。现在，有的科级单位都有专为领导代劳的“笔杆子”。一些需要了解情况、制定措施、现场拍板解决问题的会，事先也都准备好了讲话稿。这样的讲话又有多少针对性、实效性、可操作性？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掌握好写文章的基本功，是提高领导干部能力的一个起码要求。提倡领导干部握紧笔杆，增强各级领导干部时不我待的学习意识和夙夜在公的责任意识，这是克服“本领恐慌”的一项有效措施。
（2015年6月4日）
张　亮
民间有句谚语：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坐中游。寓意是有些人不争先，不努力，安于现状，不紧不慢，优哉游哉。这说的是一种“甘居中游”的消极心态。
时下，就有些X员干部把“甘居中游”当成做人做事的“秘诀”，不愿精益求精，只想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满足于“凑合”，习惯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我安慰。这种心态之下，一些干部在岗不在状态，为官慢为、为官不为，实质上还是庸官懒政的老毛病。
甘居中游者，常想着“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信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天琢磨“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敢担当，不负责任，一心只想当个“太平官”“清闲官”“逍遥官”。潜滋暗长，久而久之，“甘居中游”就成了一种不良风气，在一些人那里颇有市场。倘若任其蔓延下去，势必误事误民。君不见，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深化改革久推不动，事业发展“涛声依旧”，群众办事更是常常遭遇“软钉子”“中梗阻”，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习近平总书记曾谆谆告诫X员干部，不能安于现状、盲目乐观，不能囿于眼前、轻视长远，不能掩盖矛盾、回避问题，不能贪图享受、攀比阔气。把“安于现状、盲目乐观”摆在首位，可谓振聋发聩，催人警醒。
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西汉戴圣《礼记·杂记下》曰：“君子有五耻：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之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现实中，一些人以“不贪”自诩，以所谓“干净”为“不干事”遮羞。这是自欺欺人。好官不光要廉洁奉公，还要能为百姓办实事，正如清代余云焕所撰衙署大堂楹联所说：不要百姓半文钱，原非异事；但问一官二千石，所造何功？当前，深化改革要啃硬骨头，改善民生不乏老大难问题，不治理庸官懒政，不摈弃甘居中游的消极心态和无所作为，何以涉险滩、过暗礁、闯激流？何以面对群众期盼的目光？
“甘居中游”心态之所以存在，有管理上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问题，但根子是价值观、权力观扭曲，各种私心杂念作祟。俗话说，水不急，鱼不跳。同样，在X员干部的管理上，有压力才有动力，有自觉才有行动。明白此理，就得把庸碌无为、看摊混事、推诿塞责等列入“不严不实”的问题清单，从实问效，从严问责，让庸官懒官混不了日子，也守不住摊子，更保不住位子；就得教育引导干部为政既廉又勤，心中有戒又有责，勇于自我加压、追求卓越，抖擞精气神去闯出一片新天地。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革潮流激荡向前，奋发进取是永恒的正能量。X员干部犹如划桨者，应有拔头筹的志气，敢同先行者赛一赛，敢和排头兵比一比，不做台下鼓掌的看客，要做台上领奖的榜样。众人划桨开大船，人人奋力，个个争先，改革航船方可乘风破浪扬帆行远。
（2015年6月3日）
赵尚文
正如科学家所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假如科学是历史进步的杠杆，那么，科学家则是杠杆的支点。科学家的选择越接近祖国的需求，科技进步和事业发展就越会事半功倍。
徐光宪正是这样一个有担当的支点。前不久，95岁的“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因病永远离开了他所牵挂的祖国和科研事业。在一颗跃动的赤子报国心里，我们可以读出勇扛重任的精神、乐于担当的品质。因国家需要，他曾多次变更研究方向，均取得杰出成就。须知，对一名科学家而言，变更研究方向，意味着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意味着要折损本来就不宽裕的“科研寿命”，这是怎样的一种痛苦选择和割舍！然而，为了祖国利益，他毅然做出了抉择。
想起“两弹一星”的功勋们，他们一头扎进荒漠与深山，与亲情隔绝，与名利擦肩，从未埋怨，更不后悔；想起“光芒追逐者”蒋筑英、“中国式保尔”罗健夫，矢志破解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等，在艰苦环境中摘取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想起开辟“飞鲨”冲天路的陈青、冰川密码破译人何元庆、“沙漠游侠”屈建军等，在新时代继续书写沉甸甸的科学传奇。他们没有人生荣华富贵的奢求，只有咬定事业青山的执着，只有对科学事业义无反顾的担当。
也许有些人会为他们的清贫感到不值，会为他们的“不鸣”感到不平，会为他们的牺牲感到不解。然而，正是因为他们的心中激荡着那样一种担当精神，使他们甘守清贫、甘心不鸣、甘愿牺牲。巴金说过：“每个人应该遵守生之法则，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将个人的生存放在集体的生存里。”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更是如此。在他们看来，被国家需要是一种幸福，为祖国奉献是一种价值。
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不是少数人、短时间的发力狂奔，而是一场全面、持久的耐力比拼。不能不看到，科研领域也存在一些浮躁的气氛、急功近利的追求，一些科研工作者身上缺失了担当的人格力量。有的只挑轻松的有利可图的科研项目，不愿承担“钱少利薄”的基础项目；有的一味盯着评奖，不把时间花在科研中；更有甚者，不惜数字造假，论文造假，成为中国“黄禹锡”。凡此，不仅无担当精神，甚至连基本的科学精神也都缺失了。这无疑是阻挡科研事业的“暗礁”和“旋涡”，任其蔓延，后患无穷。
今天，科学家的责任尤为重大，也尤其需要科学家焕发担当精神。从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机遇，关键靠科技创新。科学家当把“国家需要”视作“我的追求”，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事业中，引领创新，加快创新；做一个有担当的“支点”，撬动我国科技的未来。
（2015年6月2日）
白　龙
有位家长曾略心酸地讲起一件事：每天下午放学去接孩子，总是要等到同学们都走空了，孩子才不紧不慢地出来。经过询问才知道，孩子是嫌弃自己家里的车子不够高档，怕在“坐好车”的同学面前“跌份儿”。
爱比较是孩子们的天性，关键看比什么。比志气，比学习，比刻苦，比特长，比才艺，比爱心，比体魄，等等，都是健康的比。然而，有的孩子在比谁的父母职业好、职务高，比谁的生日过得气派，比谁穿的鞋子好，比谁家的车好、房子大。如同一株幼苗刚破土就已染病一样，畸形攀比不仅意味着孩子们过早丧失了应有的纯真，更意味着成年人的失职和教育的失灵。
孩子的世界是简单的，他们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往往是成人世界的投射。当畸形攀比在一些孩子中流行的时候，一定是大人的世界出了问题。夸耀自己家里车好的孩子，父母多半有财富至上的倾向；比拼父母职务高的孩子，家长恐怕也有些官本位思想。有的家长并没有意识到，在这种家庭环境氛围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多虚骄而少实诚，多浮华而少实干。当孩子从小缺乏正确的价值涵养，缺少优良的家风熏陶，将来又如何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立足，乃至干有所成？
有一则故事讲，一位富有的父亲带着孩子来到乡下，想让孩子看看穷人过得多么可怜。回城后，父亲问孩子有什么感受。答道，他们过的生活真好！我们家只有一条狗，他们家却有好几条；我们家只有一个游泳池，而他们却有一条宽阔的小溪；我们家有很多明亮的壁灯，他们却有满天的繁星。孩子最后说，谢谢爸爸，您让我明白了我们是多么贫穷！孩子的世界本是丰富而多元的，需要教育的往往是家长自己。家长需要尊重孩子的天性和特点，和孩子共同成长。
孩子的路，终究要靠孩子自己去走。不依靠父母的财富爵禄而能自立于世，才能过好自己的人生，也是真正成功的标志。因而引导孩子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比什么都重要。惟有正确的价值观，才是导引孩子走上远大前程的明灯。孩子比来比去，无非想证明自己是最棒的，这种比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家长要做的，乃是让孩子在正确的赛道上奔跑，培育健康的竞争意识。不比穿戴，多比学习；不比吃喝，多比志气；不比家庭，多比能力，如此才能帮助孩子踢好人生的第一个“正步”。
不管我们这个时代与过去相比有多么不同，一个人要走向成功，关键还是在于不断超越和完善自己。这也是教育的本义，即对孩子的成长进行全方位培养。大人们需要让孩子们知道，不要害怕承认自己不完美，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他人比当然是必要的，但和自己的过去比，让每一天都比之前的自己有进步，更重要。通过这种不断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孩子们不但会取得长足的进步，更会懂得这种进步的永无止境。
古人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少一点功利和盲目，多一些培元固本，让每个孩子都成为最好的自己，这是最深远之计。
（2015年6月1日）
邓佑标
“水清讵免双螯黑，秋老难逃一背红。”宋人的《咏蟹》，借螃蟹双螯“既黑且长”，最终却难逃“一背红”的下场，说明了贪横必败、法网难逃的道理。
道虽不远人，理却不加身。现实中，一些人偏偏就有“能逃一背红”的自信。他们或自恃能干，敢为别人所不敢为；或使出伪装术，不守规矩却大讲忠诚、疯狂敛财却大唱廉洁、私心膨胀却大谈正直；或实施障眼法，不吃窝边草、以严苛为清廉。拣亲戚旧衣服穿的金荣中、袜子经常有大窟窿的明九斤、一日三餐稀饭馒头的祁崇岳、穿着草鞋下基层的张宗海、表面规矩清廉的沈广……为政期间，他们曾一度借助伪装，给人精明能干、艰苦朴素的“好印象”。及至面具揭开、案发落马之时，他们才幡然悔悟：再精妙的假面具也藏不住丑嘴脸，再高调的“好名声”也护不了恶罪行。
善借鬼狐之事讽人的《阅微草堂笔记》，曾描述过这样一类黠鬼，他们“善藏其用，善遁于虚，善留其不尽”，人不知、无人劾治，故为祟而不以为祟。这样的黠鬼，却没有最后不露馅的。事实证明，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权相交，权尽则弃。那些所谓牢不可破的“攻守同盟”，往往只是一捅即破的窗户纸；那些自认为高明保险的“隐身术”，也不过是掩耳盗铃的愚笨行为。
一位落马官员在忏悔书中写道：“总觉得偶尔犯上一次无关紧要，要是一直敬法畏法，祸患就不会及身了。”侥幸心理换不来安全感，电线敢触碰、红线敢逾越，又岂能不栽跟头？有一个现象深刻阐明了这个道理：深沟峭壁，不仅普通人不敢去，动物也会怵三分，因为知道去了以后有跌落丧命的危险。如果人人都坚信贪横必败、法网难逃，就不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越陷越深。
俗话说，知止则不殆。李畲是唐代监察御史，一次，差役送俸米到家，李母令人按照标准过数，结果多出三石。差役解释说，御史的俸米出库时，一向不将高出斗口的部分刮平。李母对这种损公益私的“御史例”有些生气，不仅归还了多出的俸米，还责备了儿子。为此，李畲上奏参劾了发放俸米的仓官，并自请罪责。李畲的“知止”，既终止了自己的错误，也惊醒了御史群里的“梦中人”。
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今天，依法治国已按下“快进键”。随着扫尘除垢的力度不断加大，X员干部敢于讲清楚、勇于说明白、悚然自止者也越来越多。当透明人不当两面人，重拾公仆本色，也不啻为X性仍在、规矩能守的体现。如此，对干部个人是幸事，对X和国家事业也是好事。
为政者“平安落地”，最可靠的凭借就是一身干干净净，一生堂堂正正。须知，天地无心，视听在民。如果继续玩弄伎俩，欺骗组织、蒙蔽群众，不收手、不收敛，就难逃“一背红”的结局，为政者当有此警醒。
（2015年5月29日）
徐文秀
如何让“三严三实”要求真正成为做人做事做官的镜子和标杆，经常用以“省吾身”“净吾心”，这是一道大的课题。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存在“六易六不易”困局，应注意克服软肋、补齐短板、消除盲点，加以破解。
一是“严点实点”对事容易，对人不易。在处理事情时，我们习惯说“对事不对人”。但在贯彻“三严三实”要求上，对事不对人的结果很可能就是避重就轻、怕得罪人。人与事总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现实中不存在孤立的、相互不联系的、可以完全分割开来的人与事，很多事情往往事中有人、人在事中，说事就得涉及人，说人就得联系事，只有对人对事都又严又实才算“严”到份上、“实”到点上。
二是对他人容易，对自己不易。现在有些同志习惯于手电筒照人不照自己，动辄“你该怎样怎样”，自己似乎可以当局外人、作壁上观。这实质上是一种唯我独尊、“我是正确的”思想在作祟。把自己摆进去，教育人的同时教育自己，要求人的同时要求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才能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行示人。
三是对下容易、对上不易，对基层容易、对机关不易。对上级往往捧着抬着，善于看领导眼色说话办事，这已然是一种陋习和积弊。有的人则总以为机关是教育人的，基层是受教育的，便俨然一副教育人的面孔，有的甚至成了“灯下黑”。只有唯实不唯上、从道不从上，敢于直言、勇于诤言、善于谏言，做到上下一致乃至上严于下，“三严三实”才有浓厚氛围。
四是在一时一事上容易，日常经常不易。正如“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阵子容易做到“三严三实”，但一辈子矢志不渝、一以贯之并不是那么轻松。“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三严三实”教育贵在坚持、难在坚持，贵在经常、难在经常，贵在细节、难在细节，从点点滴滴做起，从每时每刻做起，需要的是毅力和定力。
五是在出了矛盾和问题时容易，出了成绩和荣誉时不易。出了问题、发生了矛盾容易冷静下来反思，往往“听得进”，能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而在出了成绩、有了荣誉的时候，容易忘乎所以，甚至飘飘然、昏昏然，听不到也听不进逆耳的忠言。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扯扯袖子、咬咬耳朵、“泼点冷水”，在成绩面前不骄傲，在荣誉面前不得意忘形。
六是干部有盼头有奔头时做到“三严三实”容易，没“想法”没“预期”时不易。干部在向上走时，大多注意形象和影响，懂克制善克己，容易做到“又严又实”。一旦“船到码头车到站”、看到“天花板”，或者犯了点错、受了点挫折，则会不在乎、无所谓，甚至自怨自艾、自暴自弃，出现“59岁现象”。“三严三实”不存在“退休”，只有进行时、将来时，没有完成时、过去时，不是人生“盆景”，不是应景之作和权宜之计。
“六易六不易”是事物的两个方面，把容易的做实做到位，把不易的做好做成功，在容易的问题上多加油，在不易的问题上烧把火，便能全面发力、齐头并进，达致严与实的境界。
（2015年5月28日）
周人杰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创业创新的机会在哪里？换句话说，去哪里寻找有市场、能创富、有大好发展前景的项目？
人之需万千，不能尽由己足，方有商。人们的生活需求就是商机。发达国家之“发达”，往往意味着市场的饱和，人们生活所需的一切产品和服务都被开发和经营，有人用“城市的每一寸草坪都被人工修剪过”来形容这种饱和。市场饱和了，于是就有创新，苹果公司就是用自己研发的新产品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也创造了发展奇迹。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市场离饱和还差得远，人们生活中的不如意还很多，差距和不如意就蕴含着商机。假冒伪劣商品从城市“转战”农村，“山寨货”大行其道，表明低价商品仍大有市场，等待价廉物美的正品去占领；农户分散养殖是食品质量监管的难点，也是食品安全问题时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意味着工厂化养殖业发展的美好前景；入托难、打车难、找保姆难、找对象难等生活中的难题，蕴含着城市生活服务业发展的巨大空间；当许多产品和服务让人“信不过”时，诚信经营本身就有极高的市场价值……中国经济要迈向中高端水平，需要以人们生活消费水平的升级为基础。对正品、品牌、方便、舒适、优良品质等的追求，正孕育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无限商机。
现实生活中已有大量这样的实例。外卖盒饭，本来平常，可近来的网络订餐，盯准了没精力买菜做饭的都市白领，对接名店、提前点餐、线上支付，让上班族到家就能吃上热热乎乎的饭菜，既赢得了利润，又改变了生活。打车软件以及依托这种软件出现的“专车”服务，其实也是开发新商机的实例，虽然还不成熟、待规范，但思路是对的。
有些领域，人们以前可能想也不敢去想，如今却可能成为创业的“新蓝海”。比如市场监管，本是政府的职责，但市场经营活动量大面广，监管任务极其繁重，仅靠政府部门很难监管到位，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偷排污染物等现象又是久治不愈的顽症，为什么不能发动群众、依靠社会力量、打一场监督治理的“人民战争”？政府购买服务已纳入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事项。鼓励社会力量组成网络化组织，针对制假售假、违规排污等开展监测、监督、举报，从政府购买服务中获得收益，这对政府而言是一种监管创新，对有志者来说则是开辟了一个就业创业的新领域。谁敢说这里不会成长起以守护公共安全为己任、做政府监管执法的好助手、公正无私、专司监测监督的“金字招牌”？
创业可以模仿和移植，从发达国家经验中学习是一条路子，人家有的我们这里还没有，拿来试试，例如打车软件；但更需要创新，就如乔布斯的名言：“一个企业的目标就是去创造那些消费者需要但无法形容和表达的需求。”创新的本质不仅在于创造人们没见过、没用过的实物，更包括那些未听过、未曾想见的未来，以此刺激新的消费热点，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相对竞争惨烈、渐入夕阳的传统产业和已知市场，未知的新业态、新市场必将超越陈旧的产业边界，打破落后的游戏规则，绽放后发优势，实现后来居上。
（2015年5月27日）
陈　峰
有这样两则吃鱼的故事，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因为武则天崇佛，严禁屠宰。一次，御史娄师德在饭馆就餐，厨师上了一道肉菜说，豺狼咬死了羊。过了一会，厨师又上了一条鱼，说鱼也是被豺狼咬死的。娄师德大怒：豺狼怎么会潜水？你可以说是水獭咬死的嘛！
战国时的公孙仪，位居鲁相，却“嗜鱼而不受鱼”，他的逻辑是：受鱼失禄，无以嗜鱼，不受保禄，终身嗜鱼。
吃鱼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果食之不当，也会出问题。精明世故的厨师先是端上羊肉，继而奉上鱼肉，好在娄师德没有听之任之，对违反禁令的行为当头棒喝。同样是吃鱼，公孙仪则是君子爱鱼取之有道，以不受鱼之廉而终身嗜鱼。
一条鱼，可以照鉴对法令的态度，也可以折射对权力的认识。对领导干部而言，生活小事有时并不可小看，更不能掉以轻心。小事情容易沦为思想决堤的管涌口，也容易成为温水煮青蛙的迷魂汤。当年，刘青山、张子善就是从收受“哈德门”香烟开始沉沦，发酵出腐败大案。看陆续公布的贪官忏悔录，不少人当初也是小心翼翼，后来就是从一顿饭、一个红包、一块手表等“小事”上，被打开了缺口，结果一步走错步步错，走上了腐化堕落的不归路。“不矜细行，终累大德”，生活小节虽小，但背后的考验不小。
《礼记》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一个人不能在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而放松自我要求，也不能因为是细小的事情而无所顾忌。一位从重要岗位退休的领导，回顾自己的从政经历，颇有感慨。他说，慎小慎微是一剂强身健体的良药，关键是做到“敬、净、静、镜”四个字：心存敬畏，莫把小事不当事，忽视小事会出事；净化工作圈、生活圈、交友圈，常给自己杀菌消毒；静而不躁，知止而后定；以人为镜，经常三省吾身。
境界升于自省，名节源于修养，腐败止于正气。焦裕禄给孩子们定下了“不准看白戏”的规矩；谷文昌大半辈子与林业管理打交道，从不沾公家一寸木材。许多X的优秀干部，之所以能始终保持共产X员的本色，就在于从小事小节上加强自身修养，从一点一滴中自觉完善自己。
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懈怠。考验总是存在，“围猎”此起彼伏，守住一次底线不难，难的是“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古人云：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慎独慎微，贵在一个“恒”字。每一件小事都不糊涂，每一个细节都不忽视，始终保持清醒理智，日积月累，就会形成从严从实的作风，就会化为植入灵魂的铁律。把好思想的“总开关”，就要不懈怠地紧好每一颗螺丝钉、保养好每一个零部件。这是干部严格自律的内在要求，也是履行职责的刚性约束。
“一滴敢报江海信”，于细微处见精神，于细微处见品格。当前，作风建设深入推进，“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正在开展，X员干部更应扎紧篱笆，稳得住心神、抗得住诱惑，时时处处坚守是与非的底线、明确公与私的界限，才能锻造金刚不坏之身、成就奋发有为之业。
（2015年5月26日）
汪晓东
前几天和在农村的父亲通电话，末了问了一句：“是不是该收麦子了？”“还有半个多月呢，怎么连麦收时间都记错了？可别忘了是从农村出来的哟！”父亲半开玩笑。
这话让我汗颜。上高中前一直生活在农村，大学毕业后那几年，还经常回家干农活，什么时候收麦、什么时候割稻，清清楚楚，根本用不着刻意去记。最近这10多年，工作地点到了大城市，虽然也会抽时间回老家看看，也会找机会到农村采访，但是，和农村的联系毕竟还是少了，对农村的发展变化了解得不那么直接了，以致“不知不觉”把农忙时间都记错了。
记得有一首歌这样唱道：“长大以后，为了理想而努力，渐渐地忽略了父亲母亲和故乡的消息……”也许，这次“记错”只是偶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故乡的消息，农村的父老，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的。
在老家和乡亲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对现在的生活是满意的，甚至还说“咱们农村空气还更好呢”。不过，言谈之间，还是能够感觉到他们与城市生活有道无形的鸿沟。这道鸿沟，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方面，也体现在精神生活方面。比如，很少听到他们说起最近上映的大片，也几乎不会谈到股市楼市，健身房、畅销书、客户端这样的话题更不太会涉及。这也正常，毕竟社会分工不同，知识结构、文化素养、兴趣爱好等也有差异，不过，城乡居民日常话题的差异，也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城乡差距。
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绕不开、躲不过的重大课题。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必然。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反哺”“支持”，从决策层面来说，要做的事情很多。不过，这件事情和我们每个人都不无关系。像我们这样工作、生活在城市的人，大多是农二代、农三代，虽然“跳出农门”，但确实没有理由忘记是从农村出来的，也不应忘记还有数以亿计的父老乡亲生活在农村，他们需要得到我们的关注和帮助。
以前和一些80后、90后农民工聊天，言谈间他们流露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有的人说，农村再也不想回去了，“连热水器和抽水马桶都没有”。让他们扛起锄头下地干活，恐怕更是难以想象。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过，农村终究还是需要有人种地，我们的父辈渐渐老去，以后谁来种地，谁来发展农村经济？令人欣慰的是，有的年轻人在城市打工几年后，眼界开阔了，观念更新了，信息量也大了，选择了回到家乡创业，日子过得挺不错。无疑，这是对乡土的一种“造血”，这样的人多了，乡土只会更加生机勃发。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诗意的表述打动过无数人。无论在城市做什么，在为什么样的理想而努力，但愿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份淡淡的乡愁，都有一份对故土的留恋，它让我们的生命体验更加厚重，也让我们的人生步履更加坚实。
（2015年5月25日）
王慧敏
西湖附近的花家山庄，竖有一尊苏东坡的石质雕像。许是年代久远的缘故，雕像局部已风化剥蚀，口鼻轮廓漫漶不清。不过，从头戴幞巾、双手持笏的肃穆神态看，当年大抵是颇为庄严的。
这尊雕像，与西湖上的胜景——苏堤有关。碑文记载，苏东坡为政杭州时，为开浚西湖，令匠作掘慧因高丽寺旁赤山以筑湖堤。此举，遭到寺僧们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赤山乃风水宝地，掘土将致祸患。
面对跪成一地的僧人，匠作头目一筹莫展，工程被迫搁置下来。苏东坡闻讯，亲自来到施工现场。道理讲了再讲，可寺僧们丝毫不退让，理由还是那条：破坏风水，天降灾祸谁担当？
在苏东坡生活的年代，佛教盛行。得罪僧众，绝不是件小事。此外，这件事发生在苏东坡身上，有着更深一层的意思：受佛教家庭影响，苏东坡早年“喜佛”，中年“近禅”，“抄经追思荐亡亲，与友谈禅悟佛道”，可见，佛在他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处理这件事时，他一定反复掂量了心中的天平该怎样倾斜。孰轻孰重？最终，他选择了生民百姓。他凛然告诉僧众：事由我起，上天若降灾祸，就冲着我来，但筑堤之事绝不能延耽。愿舍身护法。
于是，西湖边便有了这尊“护法”石像。风雨沧桑，千百年来，这尊石像如金刚般一直守望着西湖……
现在，踏进花家山庄，石像碑亭旁的那副对联墨香犹存：“垂老舍身依古寺，长留真相在西湖。”
后人记住了苏东坡，我认为，除了他的锦绣文章，恐怕还与他这种为了百姓福祉敢于担当的精神有关。
现在，干部中，尸位素餐者有之——工作上“守摊子”、“避嫌”、当“老好人”；还有些是选择性“担当”——与自己利益攸关时担当，无关时则睁只眼闭只眼；碰到容易的事担当，碰到困难的事则绕着走。
不久前，一位市长朋友告诉我：以前得空，就想方设法去北京跑项目，所谓“跑部钱进”；现在不跑了，市里有个项目本来已经立项，我们又设法给退了回去。
问原因，他这样解释：一是，现在的钱不好“用”了，审得严。宁可少干事，也不想惹事。二是，竭尽全力干了，也不存在任何私心，可难保工作中不出现任何差错。出了差错，谁替你担当？
这种为政之道，虽不是主流，但该引起我们深思。在治理庸政懒政怠政的同时，还要设法为干部营造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氛围。如果动辄得咎，一封子虚乌有的告状信就会搞得你大半年不得安生，那么谁还敢扑下身子真抓实干？
这方面，杭州的做法值得借鉴，年初，市委主要领导旗帜鲜明提出：“为担当者担当，让有为者有位。”一方面强调“法定职责必须为”；另一方面，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权力边界和责任边界，只要在边界范围内干，一律予以强力支持。
回到苏东坡，如果他不为匠作头目撑腰，能有泽被后世的苏堤吗？
（2015年5月22日）
叶小文
新媒体时代，国家形象如何传播？诚如论者所言：要打开市场，最终需要撬动用户的心。这个切入点找不到，所有的战略都是空气。国家形象传播，也要找好面向世界的切入点。
这个切入点，是延续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吗？是讲好今天的中国奇迹、中国故事、中国道路吗？是讲“中国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的事实和道理吗？当然。但不仅在于此。
“任何企业都可以找最强的竞争对手打，但是有一个对手是打不过的，那就是趋势……它会积蓄力量于无形，最后突然爆发出雪崩效应。任何不愿意改变的力量都会在雪崩面前被毁灭”。国家形象的传播，也要抓趋势、顺趋势、讲趋势，蓄力量于无形，爆发雪崩效应。
什么趋势？人类有同样的经历、同样的危机和挑战，就会有同样的愿景。世界大战后，更珍惜世界和平。人类危机前，必关注人类命运。那么，是什么使今天的人类必须求同存异，走到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去建设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束缚、实现现代化并向全世界扩张的前奏曲。但福兮祸之所倚，现代工业文明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全球性生态危机相继出现，旧模式的增长已到极限。当代西方社会在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上帝之死”带来了信仰迷茫和精神焦虑。世界范围的生态性、社会性灾难，大都是文艺复兴之后人类自身活动的失范造就的。
如果说通过处理好与环境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人类共识，那么，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让世界格局更加公平合理，难道不应该成为人类公理吗？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呼唤一场新的文明复兴。它要继续人的解放，但也要把过度膨胀的人改变成和谐的人。它要继续促进发展，但要实现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它要保障人类的安全，但应该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一言以蔽之，“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这一次新的文明复兴，要落实到建设“命运共同体”上。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应着这个时代的要求，回答着人类的共同关切。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命运共同体”乃当代人类之所想、所急、所欲的好题目、大文章、大趋势。中国文化借此走出去，有好话可说，有好戏可唱。国家形象借此去传播，能令人认同，也让人亲切。
（2015年5月21日）
李树杰
一部好的作品不仅会对社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对一些人的人生也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它能让人变得更加坚强，让人的精神世界更加强大，让人生的坚持和目标更加笃定。曾几何时，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部《平凡的世界》，成为许多青年人精神世界的“圣经”，成为他们一生中战胜苦难、经受磨难的强大精神动力。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品力作，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这些年可以称之为“经典”的好作品似乎越来越少。能创作出给人以无穷精神力量，让读者为其作品人物命运魂牵梦绕、激动得吃不好睡不香的大家并不易寻。走进偌大的书店，虽满眼的热闹花哨，却很难找到一本真正想读的好书。
面对当前这样一个大潮迭起、乘风破浪的时代，应该说我们缺的不是生活和素材。比如轰轰烈烈的发展和改革浪潮，力度空前的反腐败斗争，都应是作家求之不得的创作源泉。可一些优秀的作家却好像集体失忆、集体失踪，或者躲在象牙塔里不能自拔。呈现给读者的作品，泛滥而缺乏精品、急功近利而缺少沉淀。要么是期期艾艾、陶醉于小我世界，要么是挖一些故纸堆，借古人消块垒，要么是阴暗晦涩，沉迷于盗墓、官场黑幕之类，要么就是娱乐万岁，俗不可耐。打开电视，观众看到的多是勾心斗角的宫斗剧、胡拼乱凑的穿越剧，以及俗套老套的家庭肥皂剧。有时胡编乱造和虚假让人哭笑不得。比如，一人消灭了一个鬼子小队，20世纪20年代的女主角竟然手拉拉杆箱优哉游哉上火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一些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如茅盾、柳青、赵树理、老舍、路遥等，无不把艺术生命的根深深扎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无不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萃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描绘出独特的故事、人物、心理和命运起伏。路遥为写《平凡的世界》亲自下到煤窑当煤黑子，赵树理更是天天和农民滚在一起。但我们现在一些作家敢说脑子中真有“生活”？好多写农民的知道农民、农村多少？好多写所谓官场的，又到底了解干部多少？创作不真诚，作品只能到处弥漫着主观虚设和种种矫情。
每一代人都需要经历精神的成长，每一个民族都需要持久不断地焕发青春活力。作家梁晓声曾说，人应该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现实地理的故乡，另一个则是精神上的故乡。他进一步说，让更多的人从青少年时期就拥有良好的精神故乡，是作家肩负的时代责任。眼下，我们的作家正肩负着这个重要的责任。站在时光的河流之上眺望，从黄土高原的窑洞，到繁华都市的街头，30多年的时空变迁，给我们的小说和作家创作带来多么宽广的创作空间。让我们的作家努力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这也是亿万读者最为真切的呼唤。
（2015年5月20日）
纪东冲
有一类职业，不事创造只为修补，以延续事物的生命，确保秩序的运行，镶补百姓的日子。比如旧时走街串巷“打铜锣补锅的”，今时从事各种修理的，不妨称之为“补漏者”。从性质和特点看，今天的很多工作其实也属于这种“补漏”。
有修路的，就有养路的。有“出嫁”的，就有“作嫁衣”的。有写美文的，就有为之编辑校对的。一言以蔽之，有“开创者”，就有“补漏者”。二者和谐相生，相辅相成，前者开红花，后者绽绿叶；前者唱主角，后者担配角；前者能出彩，后者保障不出事。这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也是事物发展的本分。
然而，对于“补漏者”来说，所取得的最大成绩也不过是平安、如常、有序。企业违法排污，人们首先想到环保部门失职；城市“看海”，市政管理部门首先会被问责；煤矿发生事故，安全保障部门难辞其咎。但当这一切没有发生，“补漏者”的功劳又容易被忽视。拯斯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往往被奉为英雄。但“补漏”于平时，不致发生水火、狂澜，谁又认为其价值可与英雄比肩？在“补漏者”那里，往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又该如何弥合二者之间的差距？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评判“补漏者”的功劳与价值。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海拔有8844.43米，但马里亚纳海沟的水深达1万多米。万物一理，如果说“开创者”是从零开始“创造高峰”，那么“补漏者”却是从水底开始“填平海沟”。尽管“补漏者”的最好价值看起来只是零，但实际创造价值却未必输于“开创者”。对二者的评价，又怎么能以零为起点？一些地方的项目之所以出现安全事故，就在于只看到“创造高峰”的价值，忽略了“填平海沟”的能力。如果不致力于“填平海沟”，把各种安全隐患“归零”，一旦发生事故，把所有创造的“高峰”填进去，恐怕也填不满，岂非竹篮打水一场空？
一般而言，很多事故、错误、失误的发生属于“小概率事件”。“补漏”工作没有做，或应付了事，有时事故也没有发生。但这只表明，发生事故的条件没有齐备。一旦齐备了，真“补漏”者就会万无一失，假“补漏”者则会一失万无。想起那位“史上最牛校长”叶志平，如果没有多年来引导学生进行安全疏导训练，汶川特大地震中，又怎么会有2200多名师生1分36秒内全部安全转移的“零伤亡”奇迹？从叶志平反观当下的社会：有几所学校如他这样注重安全疏导？有多少场所的安全隐患没有排除？又有多少人真正重视起“补漏”工作？
“补漏”就像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多些补漏、补位、补牢、补齐，就多一分“后方稳固”，“前方开创者”也才能更好地冲锋陷阵。勿以“补漏”是陪衬而觉低微，勿因“补漏”不显山露水而向隅叹息。善“补漏”者能“补天”。
（2015年5月19日）
李　拯
《新唐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窦诞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人，虽然垂垂老矣，但仍然受到重用。有一次讨论朝政，窦诞“昏谬失对”，李世民于是下诏自省说，“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反思自己徇私故人而滥授官爵。千载之下，“为官择人”与“为人择官”的经验与教训，仍然引人深思。
为官择人，根据岗位要求甄选人才，实际上是选贤任能、量才授任；为人择官，为特定的人量身定做、安排官职，本质上就是任人唯亲、“萝卜招聘”。前者出于公心，后者发乎私情；前者为人才提供上升通道，后者为关系洞开方便之门；前者捍卫用人的公平公正，后者污染纯洁的ZZ生态。是为官择人，还是为人择官，答案不言自明，但总有一些单位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拎不清”。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任人唯贤是“正派的路线”。从那时起，“坚持五湖四海”，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用人原则。然而，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看，“为人择官”的潜流正在冲击公平的堤坝。有的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把公职当做私产，决不能让“外人”染指；有的忙于编织关系网络，提拔“自己人”；有的甚至因人设岗、因人设职，不惜为亲近之人搞私人订制……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任人唯亲是其共同特点，因私废公是其共同危害。
用人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如果说财物腐败只是涉及权钱交易，污染的是水流，那么用人腐败危害的是X组织肌体，污染的是水源。在“为人择官”的逻辑下，以私人情义侵蚀公共资源，以圈子文化取代公平正义，最终必然坠入用人腐败的泥淖。一些腐败分子在用人上搞小圈子，以私相授受而始、以先后落马而终，人前“同气连枝”、狱中“同病相怜”，不能不令人警醒。
面对任人唯亲的歪风，有人形象地讽之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歪风之下，必然导致热衷走关系、图攀附而不尚实干、实绩的沉闷氛围，我们的事业就会停滞。如果“荫亲”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那么好干部如何脱颖而出，更孰与破难题、促改革、平天下？事实告诉我们，“为人择官”只会带来人才的逆淘汰，“为官择人”才能激发ZZ生态的正能量。
历史上有两个“不市私恩”的故事。西晋大将羊祜举荐贤才而焚烧荐稿，认为“拜官公朝，谢恩私门，臣所不取也”；宋朝宰相范纯仁引荐人才而不加以笼络，认为“朝廷不失正人，何必知出于我邪”。今天，改革大潮奔涌向前，要“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首先就要堵住“关系”的罅隙、打开公平的闸门。如此，才能让一切创造的活力竞相迸发。
（2015年5月18日）
詹　勇
有人说，每个人都有一桶“油”，一旦与别人发生摩擦，第一反应不是拿起灭火器，而是打开油桶、火上浇油。这桶“油”就是愤怒。最近，因为开斗气车、车辆剐蹭、停车挡道等原因，一幕幕全武行频频上演。拳脚相加之下，那些愤怒的身影，震击着社会的神经，这很值得反思。
看过电影《阿凡达》的人会惊叹，一旦穿上战斗机甲，即便柔弱女子，也拥有了刚猛的力量。很大程度上，这像是汽车时代的一个隐喻。当越来越多人拿到车钥匙，体验车轮上的生活，机器赋予人以速度与力量，也在影响人的行为与心态。一些平日温文谦和的人，手一握方向盘，就很快像换了个人，变得焦躁易怒，轻则语言粗鄙，重则与他人大打出手，甚至采取极端行为。于是，“路怒症”“路怒族”等名词进入了公众视野。
医学界把“路怒症”归类为“阵发型暴怒障碍”；心理学家分析，“路怒”源于驾驶中面临的各种压力，生活中的不顺也会成为诱因。法学专家则指出，违规驾驶、违法行为是点燃怒火的火星。在这场“会诊”中，或许我们更应回到人的心灵世界。
前车稍慢一点，就不耐烦地摁喇叭；被其他车别了一下，就一定要追上去还以颜色；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却总觉得不抢道就吃亏了……从这些“症状”中，人们发现，端坐在驾驶席上的，其实还有种种不良心态。耐心少了，急躁多了；理性少了，冲动多了；包容少了，计较多了；礼让少了，争抢多了。
据说，印第安人用绳索把涂上蜂蜜的石头挂在树上。熊举起前爪触碰石头，石头受力后就会开始进行钟摆运动，并打到熊的身上。被激怒的熊，会越来越用力地去击打那块石头，而石头的“反击力”也会越来越大。最终，筋疲力尽的熊被石头击倒。然而，真正击倒熊的，是眼中只有自己的偏狭，是那种“妄肆其忿”的戾气。以此反观“路怒”，如果人与人之间少一些霸道，多一些恕道，少一些恶意，多一些善意，那么还会陷入追逐不止、冲撞不停的循环吗？
把车开好不容易，但更难的是驾驭自己。“怒”字，上面一个“奴”、下面一个“心”，控制不了怒气，也就成了情绪的奴隶。公交车上，有为争座位而动手的；商场排队，有争先后而恶语相向的；甚至人群之中，只因多看了你一眼，一个眼神也能引起冲突。“愤怒以愚蠢开始，以后悔告终”，冲天怒气之下，害人害己，更损害公序良俗，谁都不是赢家。金庸先生有句名言：“不生气，就赢了。”赢，就赢在豁达的胸怀、包容的心态，赢在一个文明有序社会带给人们的获得感。
古时，驾车有“五驭”，《礼记》中有“入国不驰，入里必式”等要求，千年车辙之中，深深刻写的是规则，涵养的是行车之德。今天，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私家车司空见惯，国人正加速驶入汽车社会，让观念和素养追上时代的车轮，显得日益迫切。前段时间的热映影片《速度与激情7》，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两辆车分别朝着不同方向的岔路驶去，是驶向平和与幸福，还是躁动与危险？这确乎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回答的锥心之问。
（2015年5月15日）
史晓韵
离兰考焦陵不到百米的一条小巷里，有座普通的北方小院。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离世，其后的近30年中，他的家人一直住在这里。焦裕禄的故事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而在他身后半个世纪中这个家庭发生的点点滴滴，给人另一种深深的震撼。
最小的儿子保钢该参加工作了，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坚决让儿子到汽车修理厂当临时工。兰考刚兴装电话时，在乡里工作的儿子跃进兴冲冲地也打算在家安一个，没想到徐俊雅坚决不同意：“你装个电话，是不是打算在家遥控办公呢？一乡之长你不走村串户，怎么了解群众的想法和困难？”还有一次，儿子回家接电话，商量为招商引资招待客人。听着听着徐俊雅听不下去了：我就信一条，工作不是请客吃饭；我就不信一条，不请客不吃饭工作真就干不成！
桩桩件件，折射焦家的清正家风，不仅源于父亲在世时的言传身教，更因有母亲的坚守和叮咛。徐俊雅永远不会忘记焦裕禄临终前的嘱托：“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你要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这是丈夫的遗训，也是焦家的家规。从32岁失去丈夫，拉扯着6个孩子、侍奉着两位老人，几十年里，徐俊雅始终坚守一条：符合老焦这两句话的事就做，不符合的“说出个天来也不行”。
正是这样的坚守，让焦门家风历久弥新。有人劝徐俊雅：“时代变了。”她说：“心不能变。”几十年风雨沧桑，在她的心里，老焦是一面镜子；用这面镜子，她照着自己也照着儿女，决不许有丝毫偏差。她告诫孩子们：“你们做好了人家会说，看，这是焦裕禄的孩子；你们做不好，人家同样会指着你们脊梁骨说，看，那是焦裕禄的孩子！”“焦裕禄的家人，这个名号，我们全家要当得起，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当得起。”
曾经因打满补丁的旧衣服而抬不起头，为一份“不体面”的工作而伤心落泪，为一次严厉的训斥而满肚子委屈……在母亲年复一年的言传身教中，这些孩子们童年时与父亲有关的记忆碎片渐渐焕发出新的色调。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从一桩桩一件件生活小事中，从母亲温和而又坚定的声声话语里，从她无数次的肯定与否定中，日渐光大，最终成就焦门家风这道精神的风景。
人格塑造家风，家风孕育人格。今天，焦家大女儿焦守凤，是开封城旧平房里一位毫不起眼的老太太。儿子焦跃进从生产队长做到县长，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再忙，一年也至少要走访一百家贫困户。小儿子焦保钢在医院昏迷8个月，一直住在六七个人一间的大病房，家人从未透露他的家世。有关领导得知后感慨地说：“没办法，焦家的人就是这样。”
对，焦家的人就是这样。焦跃进说，每当夜深人静，他总能听到父亲那铜钟般的山东口音，想起他留给焦家后代的最后一句话：“我也没啥好留给你们的了……”但是，他给孩子们留下了这世界上最为宝贵的遗产，它让孩子们拥有了一个纯真朴素因而安宁充实的心灵世界。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为珍贵的财富吗？
走遍世界，金窝银窝，家是最温暖的所在。前人示范，后人行之，家风是最美好的传承。
伟哉，焦门家风！
（2015年5月14日）
伍德庚
没开过船的人，不太可能了解“压舱石”所承载的意义。听一位船老大讲，船舱底部有一舱室，空船状态时专门用来装水或石头，装上水就叫“压舱水”，装上石就叫“压舱石”。有了它，船吃水深了，即使遇上大风大浪，也可以避免大幅摇晃和翻沉。
船要稳行离不开“压舱石”，X员干部立身做人、干事创业、为官从政，也都需要装填几块“压舱石”。负载“压舱石”可能会降低船速，却可以让人生之舟安稳驶过暗礁密布、激流纵横的水域。于X员干部而言，为人处世岂能没有方位？从事公职岂能没有原则？多想想肩膀上的责任，多想想入X时的誓言，关键时候方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1935年2月，瞿秋白从中央苏区突围时被俘，国民X多次劝降无果，最后判处他死刑。临刑时，他神情自若地走出囚室，沿途高唱国际歌；刑场上他自选一处草坡盘足而坐，直面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瞿秋白不畏强敌、临死不屈，展现了追求真理、信仰坚定的钢铁般的意志。意志坚定，是立身做人的“压舱石”。
“一根肠子走到底”的黎介寿院士，在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的医疗岗位上战斗了一辈子，用毕生精力不停地做试验、做手术，身上满是药水味、汗水味。他不仅在肠功能障碍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也用无私的情怀、精湛的医术挽救了无数患者生命。有人问黎院士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一语道出真谛：“关键就一条，亲民、务实。”在他看来，没有亲民务实的情怀，本事再大事业也只会是空麻袋子，立不起来。亲民务实，是干事创业的“压舱石”。
被当地百姓赞誉为“谷公”的谷文昌，始终坚持心存人民、廉洁为政，“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孩子偷着骑公家配发的自行车，他大发脾气：“谁叫你们用车子？这是公家的车，你们没有权利使用！”公私分明，是为官从政的“压舱石”。
人活一世，总是要有点精神追求的。缺少理想信念的“压舱石”，犹如沙地上起高楼、云彩里织罗裳，虽有一时的美好，到头来皆会因基础不牢而化作泡影。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把“压舱石”当成负担和累赘弃置一旁，固然可以步履轻盈、速度激增，然而一旦风浪袭来，便可能因交友不慎而“摔跤”，因顶不住物欲诱惑而犯错，因扛不住改革攻坚的重压而颓废。莫因一时的舒适而放纵，莫为小我的得失而纠结，意义不言而喻。
“最丰满的稻穗，最贴近地面。”心中有磐石，脚底定生根；信念多坚毅，品行自崇高。为兴趣爱好上把锁，任凭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我自岿然不动；给为官从政设道岗，任凭香风阵阵、金光闪闪我自目不斜视；控制好人生航程的重心，任凭风大浪急、泰山压顶都能从容向前。
哲人说：“一切重压与负担，人都可以承受，它会使人坦荡而充实地活着，而最不能承受的恰恰是轻松。”生命的意义在于负重前行，权力的价值在于责任担当。沉潜下去，永远比虚浮其表令人受益。抱持好自己的“压舱石”，是一种对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的积极态度，更包含了“浮舟沧海、立马昆仑”的人生乐趣。让人生每一步都沉稳而有力，先从打磨“压舱石”开始吧。
（2015年5月13日）
周人杰
淮扬菜里赫赫有名的狮子头，纹理饱满清晰，口感酥香爽嫩。原因在于，既不是快餐化的机器绞肉，又不同于大刀快斧的劈斩，而是先片、再条、后粒的一刀一刀切出来。这才成就了响当当的“一刀不斩狮子头”。
不过一道菜肴，却要如此讲究，有作家见识类似这般情境，不禁大为感慨，“也许正因为都是小事，所以才重要。”
“小事才重要”，意思不是说让我们只顾细节、不谋大局，而是从哲学层面强调“部分之于整体”的重要性。整体由部分组成，部分也制约整体，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关键部分的性能会对整体的性能状态起决定作用。这诚如一本畅销书所言，细节，真的是魔鬼。
认同这话的，还有一位建筑师凡·德·罗。他早已名满天下，被誉为最著名的现代主义大师之一。然而，他却始终认为，不管设计方案如何恢弘大气，如果对细节的把握不到位，就不能称之为一件好作品。他设计的剧院竣工后，要亲自去调试每一把座椅，以使每一名观众都能获得最好的音乐效果。
一份美食的口感，来源于一刀不斩的诚意；一把座椅的角度，关系着宏伟建筑的成败。这就是细节的力量。但现实中，细节往往被人们强调得多、关注得少。前一段，不少人追捧的马桶盖、电饭锅，技术含量究竟能有多高？大多数工厂恐怕不是生产不出来，只是欠那么一点细节的火候、敬业的功夫。
如果说，生产中的细枝末节，最多让企业损失些经济利益，那么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部署，离开了细节的较真，往往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近年来每一次踩踏事故的事后反思，总是有预案、没落实，有防范、没督办；还有个别地方的化工项目，道理都明白，规划、选址、设计也基本到位，可就是在管理细节上的些微疏忽、懈怠，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营商兴业的企业家，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须臾离不开“一刀不斩狮子头”的细节思维。这方面，最怕的就是“抓大放小”，自视颇高，不肯向细节低头。直接参与淮海战役决策的粟裕，堪称军事战略大家，可在针对黄百韬兵团的具体战斗部署中，堑壕、交通壕如何挖，距离前沿阵地多少米，都要亲自一一研究、安排。胜利，蕴藏在将军对细节的重视中。
干事创业，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要认识全局性的东西，就必须把握矛盾的各个方面并抓住有决定意义的主要矛盾。这里的“各个方面”“主要矛盾”，指的恰是对细节的考量，可能是一个零件的改良，可能是一个标点的补充，也可能是多打一个电话、多设一个闹钟的“矫情”。对工作勇于担当的态度，对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决不在漫无边际的大而化之，而正在如履薄冰的谨小慎微。
不要以为细节的较真太枯燥，似乎缺乏人情味。关于狮子头，还有个典故。有位年轻人拜师学厨艺，每天悄悄练习刀工，怕师父听见责怪，不敢剁斩，只好一刀刀切，终成“肉粒全如石榴子”的名菜传世。一刀一刀的较真，一字一字的琢磨，个中乐趣非深入者难以体会；改革的步步为营，作风的久久为功，同样常是细处有乾坤。
（2015年5月12日）
余清楚
小时候，常听母亲念叨一句话，生的儿女不如我，要的东西干什么，生的儿女强过我，要的东西干什么。开始我以为这话是母亲自己说的。后来到福州参观林则徐纪念馆，墙壁上赫然写着他的教子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林则徐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子孙要是贤德而聪慧，把钱留给他反而堕其斗志；要是愚蠢而懒惰，留的钱越多，越是麻烦过错。
近日，读到一篇清代人写的《治家格言》：“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儿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儿孙祸也小。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家训如白话，不用解读，浅显易懂，与林则徐的家训有异曲同工之妙。《三字经》里的“子不教，父之过”这句话，以前以为就是子女不好好读书是父辈过错的意思。现在认真研读，感觉别有深意。或许，还应包括子女长大后没有好好做人、好好做事等，父辈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官员如何教育子女及亲属，历朝历代都是个问题。汉代名臣刘向给儿子刘歆写《戒子歆书》，既语重心长又措辞严厉，告诫儿子“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要做到“恐惧敬事”，不要忘记，“吊者在门，贺者在闾。”宋代黄庭坚曾作《家戒》，“以为吾族之鉴”，因为他曾亲见“衣冠世族金珠满堂”，不数年间，已呈败象，又越数年，已是明日黄花，门庭破落。这大概就是“富不过三代”的民间谚语之意。而宋徽宗时期，更是由于大小官吏腐败无能，各种“高衙内”专横跋扈、欺压百姓，成为“靖康耻”的重要原因，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学林则徐，学什么？大抵有两条，一是管住自己，二是管教子女。林则徐一生“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严于律己，清正廉明，不敢逾矩。教子更是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有口皆碑。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既管不住自己，骄奢淫逸，任性滥权，又教育不好子女，放任放纵，为其狐假虎威、招摇撞骗站台，成为其贪欲无度、非法敛财的代言人和保护伞。
前不久，有位市委书记被查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儿子和小舅子在其管辖地搞工程、做项目，大搞权钱交易、买官卖官，把好端端的官场和市场都搞乱了，自己最终也把持不住，断送了好端端的前程。儿子在老子眼皮底下胡作非为，父亲岂能不知？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推波助澜，其结果必然是沆瀣一气，父亲成了儿子的坏榜样，儿子成了老子的负资产。
现在，全面深化改革啃下硬骨头，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干一番事业，都需要一大批真抓实干、清正廉明的X员干部，需要一大批奋发有为、创新创业的时代青年。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不妨把林则徐的话当作一面镜子，时常照照，自警自励，按X纪国法的要求管好身边人。这样，就不会被所谓“官二代”的教育问题所困扰，不会被“我的爸爸是某某”的负面新闻所烦恼，更会成就为官廉、儿孙福、口碑佳的美好人生。
（2015年5月11日）
徐文秀
当前，改革步入深水区，进入“跳起来才能摘到桃子”的阶段。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呼唤坚定的改革者，越是需要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真正用起来，这是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的点睛之笔。
选人用人是风向标、导航仪。选什么人用什么人，其深刻的意义在于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崇尚什么、远离什么，褒奖什么、罢黜什么，特别是在特定的阶段，更传递出一种强烈的信号和清晰的取向。把矢志改革者用起来，就是要“造成一种空气”，形成一种导向，继续“树立起改革开放的形象”，营造和形成一种支持改革、崇尚改革、褒奖改革、推进改革的浓厚氛围。
应当看到，在新一轮改革千帆竞发的大势下，也仍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的不思改革，习惯把自己关在改革的门外，顽固地守住自己那点利益的藩篱，打小算盘、算小账，不顾大局、不思进取，或者觉得改革是“上头的事”，“人家的事”，与己无关，高高挂起；有的畏惧改革，既害怕改革中那些钉子和难题，又害怕遭遇改革者的尴尬处境，特别是觉得在现在这样一种从严从实约束干部的新生态下，担心边界不清而出错惹事，于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消极对待，逃而避之；有的胡乱改革，只凭一腔热情甚至一厢情愿搞改革，心中无数敢决策、脑中无事敢拍板、手里无牌敢做主，结果改革举措不接地气、脱离实际，不少成了半拉子的“烂尾工程”。在这个意义上讲，选什么样的人，事关改革成败。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在选人上，“要用ZZ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要抛弃一切成见”，特别是“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今天，我们把矢志改革者用起来，就是要善于从大局着眼、从长远考量，以“对全局改革有利、对X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的标准来评价和选用改革者。
改革者是改革大潮中的一朵朵浪花，他们的奔腾跳跃才使改革潮起潮涌。把他们用起来，关键在于对他们要高看一眼、宽容一分。高看一眼，就是要充分估量改革者的地位和作用，只有“看高”，才会高看。看改革者，还有一个重要的思维方法，就是多看他们的长处，而且用辩证的态度看他们的短处。正如陈云同志当年说的：“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含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要看到，改革者常常敢想敢为、敢说敢干，有的甚至还表现得有点“两头冒尖”，时不时有一些“小辫子”，这就需要对他们多一点包容、多一分宽容。“蝴蝶飞不过沧海，谁又忍心责怪”。选用矢志改革者，理解、信任、宽容、包容很重要，更难能可贵。
改革要深入，改革者要先行；改革者要先行，用人要先导。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让他们吃香、受追捧，成为“香饽饽”，乃时代所期、事业所需、人心所向，也正是改革者的动力所在。
（2015年5月8日）
闻　君
有这样一个故事。十多年前，一个开矿炮声隆隆的村庄，毅然关停了每年能带来三百万元效益的石灰矿，选择了保护生态、发展旅游的路子。如今，这个村竹林如海、景色如画，每年旅游收入上千万元。越来越鼓的腰包，让当地村民深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一个研究团队对世界上133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二者的耦合度普遍很高，其中有76个国家的耦合度超过0.9。这说明环境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具有同向协同效应。在中国，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故事正在多起来，不断触发人们对“青山”与“金山”关系的思考。
一位领导干部形象地比喻，每个地方的口袋里都有两张卡：一张是经济总量储蓄卡，数字总在不断刷新；另一张则是生态环境信用卡，不少地方“赤字”严重，欠账不少。但如果第二张卡刷“爆”了，第一张卡就会被“冻结”。换言之，青山留不住，金山最终也保不住。君不见，一些地方污染频发，百姓生活大受影响，治污成本居高不下，“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为一方发展埋下了定时炸弹。
两张“卡”不可偏废，“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这两座“山”也必须兼得。“绿水青山”是底线，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宝贵的发展资源。同时，需要千方百计把生态效应放大，转化成金山银山的经济效益，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
当下，绿色化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但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比如，有的地方舍不得眼前的那一点DP和税收，对于落后产能、污染企业投鼠忌器，不能痛下决心整治，导致转型动力不足，步子也不够快。有的地方深受环境破坏之害，痛定思痛之际，旧的发展路子难以为继，但新的发展方式却还未上路，陷入了转型迷惘。
所谓十年树木，建设生态文明，最需要长远眼光。以往，“傻大粗黑”大干快上、污染企业大行其道的背后，常常是急功近利心态在作祟。现在，人们痛切地认识到“有毒DP不能要”，绿色DP才是真正的财富。计利当计天下利，创业当创长青业，这不是负担，而是新的机遇。就像那个关停矿山的村子，有壮士断腕、挥别过去的勇气，更需有革故鼎新、开创未来的远略。
乱砍滥伐、竭泽而渔不可取，“守着青山绿水苦熬”的穷路也走不下去。兼得“青山”与“金山”，关乎谋划发展的智慧。在某山区，20年前，农民砍一棵树翻几座山，一天只赚20元钱，一年只有万把元钱收入。现在，搞起了现代农业，经济作物绿满山谷，游客纷至沓来，一年收入上十万。眼中是绿水青山，口袋里是“流金淌银”，“靠山吃山”的深刻变化，说明生态与发展要做到比翼齐飞，离不开用好绿色化这把钥匙，在观念上、方式上打开通往发展新境界的大门。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们有敬畏自然的文化基因。“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不负“青山”，方得“金山”，方有未来。
（2015年5月7日）
马祖云
祈福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以祈福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虔诚向往，无可厚非。然而，令人警惕的是，有些X员领导干部却痴迷于此，竟将福运寄托于“神灵”的恩赐上。
君不见，“公堂”摆放佛像者有之，家里供着“财神爷”者有之，卧榻内藏“转运石”者有之，请算命先生祈福者有之……把本应清朗的家风政风弄得乌烟瘴气。前些年落马的官员中，有沉溺此道者竟为抢烧名寺的“头炷香”而挥霍公款数十万元。此类官员边贪边求神、边腐边拜佛，终逃不过“其信也妄焉，其倒也必焉”的结局，令人深思和警醒。
与这种祈神赐福判然有别的，是为公“种福”。为他人、为人民、为社会谋福，功在行善举、利百姓、泽后人，德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为官者的天职。回望历史，举凡有抱负、走正道的清官贤臣，皆为民谋利、种福于民。唐代柳宗元于柳州任刺史时，实施为民凿百井、释奴婢、办学堂、兴文化等一系列种福德政，清正廉明，颇得民心民爱。其故后，百姓感恩而修“柳侯祠”。造福于民、福泽后世者，后人藏之于心。
对领导干部来说，为己谋福与为民种福，是两种从政价值观的选择，亦是对两种为官境界的评判。前者，折射出作威作福的卑劣官品；后者，彰显的是“天下为公”的从政品德。北宋名臣范仲淹“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入仕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福民信仰和忧民情怀，虽历千载而仍闪耀不灭，不知激励着多少志士仁人，匡正了几多官风世风。
善不由外来，福不可虚作。那些贪赃枉法又拜倒在佛下以求得心灵慰藉者，最终亦不过“一时惊富贵，转眼即云烟”，神灵庇佑不了他。那些为自己祈福、谋福而不为民干实事的官员，最终亦不得福来光顾。惟有那些为民种福者，把自己的幸福建立于为百姓谋利益的过程中，却是一直生活在福中。从“焦桐福民”的焦裕禄，到百姓“先祭谷公，后祭祖宗”的谷文昌，生动诠释了优秀共产X人的幸福观。
发人深省的是，也有一些官员一边在“为民种福”，一边却在攫取横财，此谓“能人腐败”。有一位腐败落马的交通厅长，曾以“九进深山解路难”的故事而流传甚广，山民们想不到这个心目中的活菩萨会是个大贪官，善良地为他祈福。然而，在道德的天空里，善与恶尚不能一笔勾销。在法律的天平里，功与过更不能相抵。惟有那些始终以百姓福祉为念、为百姓谋福利者，才会福照一生，也才会真正得到百姓的祝福。
马克思说：“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为民是领导干部必须的价值取向，当把“千万人的幸福”作为信仰和追求。居官谋公、为民造福、奉献社会、利在千秋，这不正是我们X得民心、赢天下的大道所在，不正是共产X人为政的无上幸福吗？
（2015年5月6日）
宗鑫凯
放假回家，父母准备了丰盛的晚饭，但面对满桌的鸡鸭鱼肉，真正印象深刻的却是一道清淡的拌苦菜。这菜入口苦涩，再品则转香，细嚼之后苦味散去，居然还透出一丝甘甜，口中清爽不已。
想起《新唐书》中的一个故事。唐朝开元年间丞相张九龄与严挺之、萧诚二人关系很好，但严挺之非常厌恶萧诚的巧言谄媚，于是劝张九龄不要跟他来往。而张九龄却认为“严太苦劲，然萧软美可喜。”此时李泌提醒张九龄：您恰是靠正直敢言才从一介布衣官至宰相，现在怎么却喜欢“软美”之人呢？张九龄才如梦方醒。
品人之道犹如品佳肴，“软美”好似大鱼大肉，一口固是可喜，但多食必会厌腻，甚至有害；而“苦劲”却如一道清口的素菜，苦一瞬、甘满口，后劲悠扬、久而不散，使人回味悠长。
菜苦清口，人苦清心。作风要清正廉明，干部就必须吃得住“苦劲”。尤其是领导干部，接触的人免不了鱼龙混杂、苦甜各异，要抵御“软美”的糖衣炮弹，就得多听逆耳话、常走泥泞路，用坚强的X性修养和理想信念，克服近“软美”远“苦劲”的人性弱点。古人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群众对X组织和X员、干部有意见，应该欢迎他们批评指出。”作为干部，就应有“吃苦”“品苦”的自觉，经常用群众和现实的“苦劲”清心自警，避免“软美”的陷阱。
现实中，一些干部迷信左右逢源的“驭人之术”，挖空心思修炼“软美”功，对领导揣摩逢迎、阿谀拍马，处处顺着茬说、捋着毛干，而全然不顾工作如何做、群众如何想；对同事则你好我好大家好，遇事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企图用含混态度塑造“好人缘”。可在ZZ大环境日益风清气正的当下，如果翻来覆去还总是“软美”的那一套，又怎能不让人看穿、看腻？
习惯“苦劲”，更需涵养“苦劲”。对干部来说，身上有一点直爽清新的“苦头儿”，就如画龙点睛之笔，可以提振精气神、激发正能量。所谓“苦劲”，“苦”必不可少，“劲”更是其中要义，它代表着力道，让人回味无穷，尤其需要干部久久为功的修为。“莫羡牡丹称富贵，却输梨橘有余甘。”干部要走得更远，就必须有坚守耿直正派的“劲道”。
一些腐败分子落马后感叹，自己当初也是“钢板一块”，如果有坚持的劲头就走不到这一步。休畏流言嫌己“苦”，莫羡一时得意人，万不能因为名利的诱惑、不良的现象，就藏起了“苦”、泄掉了“劲”，偏离了正道。正如李泌所说，张九龄能成为一代贤相，也是因为始终坚持正直敢言，只有“苦劲”足，后劲才能足。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是苦涩还是甘甜，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有什么样的心境就有什么样的味道。体味世间万物，同样也是甘苦各异，有的人抱着私欲尝，稍有苦口便退避三舍，难免陷入“软美”的泥潭；有的人怀着公心品，再苦涩也能坚守不弃，终能收获“苦劲”的余甘，成就有味道、有意义的人生。
（2015年5月5日）
刘根生
历史上有“杞人忧天”的故事，用以形容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担心。但从科学角度看，它不仅不是庸人自扰，而且还提出了古代天文学领域的一个大问题——天为何掉不下来？几百年来，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再到万有引力定律，终于弄清了这个“假如”。由是观之，没有“假如”，何来真知？
“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说杞人忧天是傻问题，其本身就是个问题，因为这样做中止了探索和发现。当初，“骨诱导功能”欲把无生命的生物材料变成有生命的组织，被称为“怪异想法”，但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兴栋没有动摇，潜心探索18年终于修成正果，用新型陶瓷仿制骨头植入人体受损部位，诱导断骨自动生长愈合，被誉为“划时代的医学材料发现”。事实上，“假如”在没有成真知前，差不多都是“怪异想法”。但“怪异”不等于谬误，许多时候“怪异”恰恰是“见人所未见”。
“急匆匆地生活，来不及感受”，正成为今天不少人的生存状态。忙、急、快、躁的生活节奏，令“异想”“假如”的空气日渐稀薄。“很勤奋，但缺少想法；会考试，但不会提问”，成为不少学生的写照。科研领域有过之而无不及，项目申请也好，立项评审也好，都对“马上成功”更感兴趣。
今人不愿“杞人忧天”，无非是被眼前利益所困。在科研领域中，片面追求高成功率已是个通病。“假如”有着诸多不确定性，势必有损成功率，加之越是“划时代成果”，越需要长时间沉淀和考验，而当前科技项目周期短，要追赶时间进程，“杞人忧天”只能让位于效率优先。于是，不少研究成果沦为功利主义的衍生品，原始创新越加受阻于科研低端化和山寨化趋势。
科学研究是探索和创造，失败具有天然合理性，如果怕失败，研究只会原地踏步。当务之急，是从忙、急、快、躁中解脱出来，不被眼前功利所困。当然，“假如”不是主观臆想，而是从实际出发，在归纳和抽象基础上，大胆突破已知束缚，提出有待验证的问题，然后深入实践中寻求答案，打开另一个新天地。宽容和激励“假如”，应把握好这个基本点，以免伪科学和妄想干扰了真科学探索。
从“假如”到真知，离不开反复实证，就得多些“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求索精神。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都离不开实证，没有实证，就没有科学，“假如”也就毫无意义。法拉第提出“磁能转化为电能”的假设之后，10年间做了无数次实验，才发现和证实了电磁感应背后的规律。有些人或是因为惧怕求证过程耗时费力，或是抵制不住眼前利益的诱惑而放弃学术操守，篡改和修饰数据以证明伪假设，这不仅会大大伤害学术声誉，也为社会埋下了巨大隐患。正因为这样，越要激励“假如”，就越需要严惩造假。
老子有言：“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处理好“有之之利”和“无之之用”的关系，激励“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严谨精神，人才的苗子才能在肥沃土壤顺利成长为科学巨匠，我们这个科技大国也才能真正崛起为科学强国。
（2015年5月4日）
路禹泉
退休教师老梁的儿子大学毕业考上了村官，拿到介绍信后却情绪低落。原来他被分配到一个又穷又偏远的村子，条件很差。老梁打开一瓶陈年老窖：“要酿出好酒，少不了什么？”料优？水好？工艺精？小梁连着说了几个，老梁说答案都对又不全对，“要出好酒，离不了老窖泥。”
“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全凭窖池老。”窖泥在酒窖最底层，其貌不扬，不了解它的人会以为它就是烂泥巴而已，实际上它却是从谷粱到美酒不可或缺的催化剂。窖泥中，有种群数量庞大的微生物及活性酶，没有它们的生化发酵，再好的水质和工艺，也难酿出醇香的酒。正是在经年累月的与“泥”共处中，饱满谷粱中的热忱被唤醒，蕴藏的能量被激发，满腔芳醇得到转化，美酒才香飘四溢。
很多人都喜欢畅饮美酒，但酒香醉人的背后，有多少人关注过谷粱在窖泥中沉潜与改变的故事？人的成长犹如酿酒，有个好底子固然是前提，寻找一方适于发酵的“窖泥”也很重要。
人各有志，人各有路，但沉潜和发酵，却是一个必须完成的过程。诚然，不少人希望在追梦路上，起点高些步子顺些，但即便是阳关大道，也是自荆棘小路开拓而来；即便是风和日丽的晴空，下一秒也可能迎来狂风暴雨。“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满泥泞”，没有唾手可得的成功，真正需要计较的，不是我们所面临的境况，而是我们的心志；不是我们的起点、资源和禀赋，而是我们的定力和韧性。
“人的生命似洪水奔流，不遇着岛屿和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看看兰考的焦桐、东山的木麻黄，谁敢说贫瘠的土地孕育不出动人的风景？想想罗布泊的黄沙和帐篷、北大荒的风雪和油井，想想一茬接一茬的支边支教、援疆援藏人员，谁敢说他们的选择没有意义？俗话说，山再高，没有脚板高；浪再大，也在船底下。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遇中，沉下心去开启一段累足成步、磨杵成针的光辉岁月，生命必会因奋斗而放射光芒。
跳出“农门”成为大都市白领的方月萍，毅然辞掉工作来到山野乡村，成立专业合作社帮扶老乡脱贫；记者肖琳从抗震救灾志愿者成为村官，为乡亲致富四处奔波……我们的身边，不乏这样的奋斗者、奉献者。“非常的艰苦，每天各种磨，但吃苦很值得”，透过他们的感悟，不难领悟到平凡梦想中的不平常。正如《平凡的世界》所告诉人们的，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与奋斗。以梦为马，胸怀光明，每一分努力都不会唐捐，每一次生长都会通往美丽的春天。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珍视自己的“老窖泥”，深植其中，把握好拌醅、发酵、蒸馏各环节，不急不躁地一步步酝酿、转化、升华，何愁不能畅饮到生活与岁月馈赠的美酒？
（2015年4月30日）
张广栋
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体会他人的情绪，理解他人的感受，解决他人的问题，这就是同理心。对领导干部而言，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素质。
司法改革“燃灯者”邹碧华，就是一位极富同理心的干部。他压缩会议室等公共空间，给每个法官隔出独立办公室，为法官们创造良好工作条件；连食堂餐桌设计都强调人性化，注重保持一定宽度，以免不熟悉的人面对面吃饭，心生尴尬。正是这样的同理心，让他提高了单位的工作效率，获得了上下认同。
没有同理心，不善于换位思考，不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问题，所为之事就可能不得人心，甚至办了还不如不办好。现实生活中，很多决策失误者、工作不走心者、好心办坏事者，都不同程度缺少同理心。
一些干部内心里觉得困难职工的命运跟自己关系不大，普通群众的生活与自己联系不紧。其实不然。徐向前元帅曾告诫：“每个干部必须懂得，有了士兵才有干部，不是有了干部才有士兵。”解决好职工和部属的困难，帮助他们成长成才、家庭团聚、实现梦想，不仅是检验领导者人品政德的标尺，也是检验其价值理念的试金石。
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缺少同理心，一方面是眼中无人，看不到群众的实际困难，或者看见了也无动于衷、漠然置之。另一方面是不愿作为，觉得自己干不了几年就走人，与其劳心劳力做那些铺垫性工作，不如搞些“政绩工程”，或是认为自己再干几年到头了，还是不做不错、“安全着陆”更重要。
当官不为民办事，不如回家卖红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领导干部存在的价值，就是为民谋利、担当作为，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如果群众的困难得不到解决，只想着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公仆的“公”体现在哪里？诚然，群众的事，各不相同，有时办起来十分棘手，但正是多解决矛盾问题，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树立领导者的公信力。
1938年7月，与恋人王新兰分别一年的萧华到彭德怀处请示任务。这时，有一封毛泽东同志亲自签署的电报交给了萧华。在电报的最后，毛泽东要求萧华在八路军总部稍等几天，王新兰随后赶到，和他一起行动。萧华一连看了好几遍电报，感动不已，他回电说：“国难时期，一切以民族和X的利益为重，个人问题无须顾虑。”人心换人心，玛瑙兑黄金。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但也不忘关心远在前线将领的家事，正是这种推己及人、设身处地的同理心，才激发出众志成城、丹心报国的奋斗能量。今天的领导干部，不妨经常问一问自己，群众愿意跟你往前冲吗？这种“愿意”的力量，正与领导者的同理心高度相关。
爱是一条双向的河。爱一个人是否彻底，就看能不能自我对象化，能不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问题想事情。领导干部只有经常给思想“换个座儿”，多听听群众的期盼和愿望，多理解群众的难处和不易，才能对他们爱得真、爱得深、爱得远，真心实意地为他们办实事。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关爱就像火种一样，必将点燃人心，汇聚起众人拾柴的巨大向心力。
（2015年4月29日）
艾　斐
有什么本领就干什么事情，有多大能力做多大成绩。一般来讲，职务与能力总是相适应的。然而，部分领导干部只在意职务升迁，对能力是否匹配、本领能否胜任并不重视，从而产生能力不足贻误工作、本领落后效能衰减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告诫：“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X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事有所成，必是学有所成；学有所成，必是读有所得。领导干部肩负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使命，要认清大势、统领全局、创造业绩，都离不开读书学习。尤其是在知识爆炸时代，知识的“保质期”越来越短，思想的“折旧率”越来越快，能力的“迭代率”越来越高。人的一生只充一次电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有成为一块高效蓄电池，不断充电，才能持续释放能量。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能不断为我们的思想、心灵、智慧和精神注入汩汩“活水”。大凡好书，不仅是对前人和他人经验与智慧的归纳总结，也是对历代文治武功和社会实践的粹选采集。“一本好书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书在益智、养心、弘德的同时，何尝不是别样的向实践、向社会、向群众的有效学习。
然而，当前部分领导干部读书的状况不容乐观：不仅读书越来越少，而且越读越浅、越泛、越碎。趣味阅读、猎奇阅读、实用阅读，取代了深阅读、长阅读和有思想、有内涵、有力量的人文阅读。凡此种种，都难以从中汲取充沛的营养，采撷丰饶的收获。浅尝辄止、蜻蜓点水，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只会让知识老化、思想僵化、能力退化，贻误X和人民的事业，这并非危言耸听。
在不读书或不认真读书的诸多说辞中，最为冠冕堂皇的便是“忙”。要说忙，谁也不敢说比毛泽东同志更忙吧！战争年代，他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X四大家族”（语出《我们的父亲毛泽东》，毛岸青邵华合著）。长征路上，有时患病躺在担架上，或骑在马背上，他仍然坚持读马列，自嘲是“马背上的马列主义”。在他的办公室、卧室、游泳池和卫生间，几乎无处不堆放着成摞夹满纸条的书。基辛格回忆道：“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哒哒稿子铺，桌上、地上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从二十四史到古典诗词，再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毛泽东不仅谙熟于胸，而且能够运用于实践，这成为他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源泉。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天我们看领导干部水平高不高，不是单纯地看他读书多不多，而主要看他运用理论和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强不强。但通过读书学习来增长才干、增加智慧、增强本领，依然是新形势下当好领导干部的必经之路。
（2015年4月28日）
李浩燃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昔日苏东坡《题西林壁》中形容山峦多姿的名句，今日却被用来调侃网络转载的乱象，令人心生感慨。
游弋于网络空间，“转载”俨然已成“神奇”词汇。各种掐头去尾、隐去来源和作者姓名的做法早已司空见惯，更有以作家莫言之名流布的情感短文、励志警句，让本人都坦陈“写不出来”；用杨绛文章片段加上杜撰段落拼凑而成的“百岁感言”，在AAA朋友圈不时浮现。一起普普通通的社会新闻，经由多路网媒“八仙过海”，事实就成了可以肆意装扮的小姑娘；一篇就事论事的时评文章，即便过了几个月也会被别有用心地打捞，“张冠李戴”地与当下的热点事件相匹配。种种网络转载失范现象，不胜枚举。
“央视女主播被砍”“中国超级计算机被14岁中学生攻破”“奥运冠军砍小区杨树”……举凡最近一段时间的网络新闻“标题X”现象，对传统媒体报道进行“深加工”，近乎招引眼球的标准模式。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篡改标题、乱贴标签，煽动性、情绪化表达泛滥，这些舆论场转载中的“网络劫持”，不仅扰乱视听，更严重损害媒体公信。
这背后，是一些网络媒体奉行“拿来主义”，长期做传统媒体优质内容资源的搬运工，吃着免费午餐，挣着可观流量，“得来全不费工夫”。有的网站、AAA公号长期用各种手法把转载乔装成原创，丝毫不考虑作者的感受。如果任其恣意发展，长此以往，势必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不利于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刚刚过去的世界读书日，引发媒体和公众热切讨论如何多读书、读好书。其实，世界读书日的全称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市场经济条件下，著作权与商标权、专利权等一样，是知识产权的有机构成，其重要性不应有“网上”“网下”之分。就此而言，国家版权局近日发布《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通知》，着力治理网络转载生态，可谓正逢其时。
你可能听过这样一则故事。工程师受邀排查机械故障，在电机表面画条线即收费1000美元。面对质疑，他回应说：一条线只值1美元，但知道在哪里画，值美元。暂且不论故事真实与否，这确实道出了一条真理：那些看不见的知识和智慧，往往蕴含着巨大价值。正因此，被转载的每一篇作品都凝结着劳动和创造，原作者的每一滴汗水都该得到体认与尊重。因而，以保护版权为契机，用日趋完善的制度为创新撑腰，让每一份辛劳获取应得的回报，也防止“网络劫持”扭曲作品原意、为各种不正当目的服务，才能更有力地呵护智力成果，助力创新驱动的大树加速成长。
一位作家说，生活有时候比我们的头脑走得更快、更远，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想清楚互联网时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就已经置身于移动互联网时代了。传播技术的快速演进激发了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力，也提醒人们思索传播责任、行为边界。切实增强版权意识、从严规范网络转载行为，谨慎握持手中的传播权、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当是“互联网+”语境下，每一名现代公民的自觉。
（2015年4月27日）
向贤彪
清人郭琇任吴江县令时，上司余国柱是个巨贪，他也没能抵挡住一些诱惑。后来新任上司汤斌到职后，着手整治官场贪腐之风，对郭琇的行为严加斥责，使其无地自容，悔恨不已。郭琇痛定思痛，和衙役一起挑来清水，把县衙大堂冲刷得干干净净，并贴出告示：从前的郭琇已经死了，现在的知县是另一个郭琇。从此，郭琇不仅自己清廉自守，而且还成了“打虎英雄”，被称为“铁面御史”。
“洗屋雪耻”，让人们对郭琇刮目相看。一则他有知耻之心，深为自己的行为而羞愧；二则他有改过之心，勇于同不光彩的旧我告别。郭琇洗刷了县衙的污垢，也洗刷了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污垢。
“知耻近乎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耻明耻历来是律己修身的先决条件。有一次，李立三化名李敏然，在给基层讲X史时，深刻剖析“立三路线”的成因、教训及领导人的责任，现场有人提问：“你怎么知道当时犯错误人的心理？”他的回答令全场十分惊讶：“我就是李立三。”这句话何其简单，但坦荡地说出来，又需要何等的勇气。只有真正的共产X人，才能如此深刻地审视自我、解剖自我。
时下，一些干部因违规违纪受到查处，有的还受到X纪政纪处分。面对错误和组织处理，不少同志思想受到震动，知过即改，以实际行动弥补过失；但也有一些干部情绪低落、思想消极。一位纪委领导在约谈受处分同志时指出：“以消极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就是错上加错，一个人可不能做背对错误的蠢事。”此言切切，堪为忠告。
一个人犯了错误，受到批评和处分，感到痛苦、内疚，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因此灰心丧气，一蹶不振。马克思曾告诫：“自暴自弃，这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噬着心灵的毒蛇。”一个人有了过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自信心和面对未来的勇气。正确的态度是，尽快从错误和挫折的阴影中走出来，拿出告别旧我、走向新生的实际行动。
刘少奇同志说过，任何人都要犯错误……只有在不断地犯错误、不断地碰钉子的过程中，才能逐渐懂得事情。栽了跟头，别怪石头。既然为此已经付出了学费，就要珍惜这笔特殊的财富，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悟出真谛，从而更加敬畏X纪国法，更加严格地自律。
“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现实生活中，不少同志在犯过错误并认真改错之后，重新受到组织的信任和人们的尊敬。诗人雪莱说得好，“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能否重获信任和尊重，能否书写出新的人生篇章，关键取决于自己。只有勇于从挫折中爬起来的人，才是生活的强者和智者。
有心理学家说，在一切对人不利的影响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不良的情绪和恶劣的心境。在错误和挫折面前，只要我们调整心态，放下包袱，就能重拾信心，振作精神，在人生之路上坚强地走下去。
（2015年4月24日）
陈家兴
上班时对着电脑，下班时握着手机，哪怕暂时别此二物，也变得有点坐卧不宁。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然与书长别久矣。即便时常买点书装装门面，也根本静不下心来，读几页进去。
也有人以为，每日里浏览诸多网站、AAA公号帖文数十万字，也是一种阅读。觉得即使是浅阅读、碎片化，但聚沙成塔，未尝没有裨益。诚然，这于掌握信息有得，但终归算不上真正的阅读，浏览的此类文字再多，也无法叠加成书山，助你攀上更美的精神境地，倒可能不断风化你原有的精神疆域。
惟有读书，才是开掘精神荒原的铧犁。对于很多人的精神生活来说，都当有陶渊明先生“归去来兮”般的顿悟。有“田园将芜胡不归”的自问，有“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的觉醒，更需“将有事于西畴”的自觉，得“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化境。倘不深耕精神的田园，终不免颗粒无收，成为精神生活的委顿者。
阅读是一种很奇特的精神生长。读完一本可心的书，就如同干涸的河床有了清流的浸润，精神的荒原有了生命的萌动。人的精气神立马有了不同，颇有点“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感觉，而察世事、思万物也有了些深度与张力。以致有的写作者，常常在文思枯竭时找来一本富有灵性的书读，思维便豁然洞开，感觉一下子就有了灵感。而久不读书的写作者，一如过日子有出项无入项，坐吃山空，必致江郎才尽，文字面目可憎，思想苍白无味。
对于一些人而言，读书的价值仅在于功利。求学时，或为“黄金屋”“颜如玉”而发奋，或为改变命运而苦读。工作时，读书或为寻章摘句、引经据典，或为附庸风雅、装点门面，或为解决问题、开启思路。诚然，书如一位肚量与智慧无穷的长者，有所求必有所予，决不会让你入书山而空归。但此种读法，毕竟是读书的低层次，志趣不高，所得必有限。一如渴而得一瓢饮，而终不得取饮之瓢。惟超越功利心，以读书为精神生活的基本方式，得着入书山的妙径，方能充分领略读书的妙处。
一个人的精神成人，大多在青年时期就基本完成了。但精神成长则无极限，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想长多高就可能有多高。古人讲“活到老，学到老”“朝闻道，夕死可矣”，即是一种成长为精神巨人的追求，亦是对生命旨在悟道的执着，而无穷的书则为此提供了最丰富的可能。不少人大学毕业之后便无系统读书的经历，其精神高度便也再无超越。有的人以为有实践、有阅历，一样能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这固然有个人的天赋与际遇，以致读通了社会、人生之大书。但缺少了书这个精神源泉的给养，缺少了书本与实践的互通参详，其洞明与练达，也终究可能少了大智慧，亦难得大自在。
读书的价值与能量，历代大儒与名士多有所感，读书之善与益不必赘述。今日之不读书者，理由往往有千万条。而爱读书者，则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就像农民不种地吃什么，精神田园荒芜了，何以为生？必得精耕细作，经年不息，日子方得富足，如是而已。
（2015年4月23日）
良　帅
礼让、谦让、容让、承让，自古“让”字传佳话。下围棋和下象棋有“让先”之说，是闲趣之让；王泰让枣，孔融让梨，是兄弟相让；东汉开国功臣冯异屡立战功，却“行与诸将相逢，往往引车避道”，是同僚礼让；蔺相如对良将廉颇一让再让，让出“将相和”，是国事容让。
古来官民之间，亦讲求“让”。让礼一寸，得礼一尺。能否礼让百姓，考验着为官者的胸怀气量、德行风度。明朝京官董笃行和清朝尚书张英，面对邻里之间的土地纠纷，一个劝老母亲“让出两墙”，一个劝家里人“让他三尺”，皆成就官让民的典范。“争一争，行不通；让一让，六尺巷”，尽管有矛盾龃龉，为官者若是礼让在先，百姓自然礼随其后；假如小肚鸡肠、目空一切，甚至以权压人、强取豪夺，老百姓怎会心悦诚服？
“老百姓激动的时候，干部不能激动；老百姓发火的时候，干部不能发火。”一位从事信访工作多年的老干部曾这样嘱咐新入职干部。老百姓有抱怨，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自身利益受到了损害，激动甚至急眼，也是人之常情。即使干部因此受了点委屈，与维护百姓利益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老百姓决不是蛮不讲理的人，土地争议、拆迁纠纷、道路摆摊之类的问题，并非没有调解之道。许多时候，就看当干部的能不能撂下脸面、抛出真心，解开老百姓心中的疙瘩。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举手投足间礼让几分，反而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然而，总有一些干部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所行所为，令人侧目。有的把自己当成“官老爷”，喜欢耍威风，事事要占先占优。在面对自家与群众的利益纠纷时，不是如张英“六尺巷”那样传佳话，而是以多拿多占留笑柄。在面对群众的怨言、牢骚时，有的领导干部满脸不高兴，甚至一跳三尺高。凡此种种，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位置没摆正。
俗话说，将军额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通常，对群众的谦逊礼让被认为是为官者的重要品质。然而，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来说，在日常群众工作中，与群众打交道，处处体现“让”的理念，彰显“让”的要求，不仅是一种个人品质，更是一种ZZ本色。我们讲“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作为人民的公仆，领导干部首先就应当自觉摆正自己的位置，以百姓利益为重，以百姓之心为心，处处为人民着想，事事同人民商量。
这两年多来，中央出台XXXX，领导干部出行不封路、不清场，下乡轻车简从、不搞迎送，正风肃纪之下，官僚做派和奢靡之风大受遏制，彰显出权力的自律和谦逊，赢得了人民点赞。理解“让”的真意，坚守为民情怀，何愁干群关系不融洽，又何愁事业发展缺少向心力和凝聚力？
（2015年4月21日）
辛士红
近日，纪录片《重读抗战家书》在央视播出，张自忠、彭雪枫、左权、赵一曼……观众从那一封封浸染着战火硝烟、洋溢着家国情怀的家书中，重温英烈们谆谆之叮咛、浓浓之亲情，深受教育和震撼。
“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家庭教育不同于课堂教育、职业教育，它靠的是亲情的力量来拨动心灵琴弦，扣的是人生第一粒纽扣，在润物无声中培养“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作家老舍先生认为：“我真正的老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建设新时代的家风，也需要通过“生命的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
家庭是思想性格的塑造场，家教是人生价值的奠基石。“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共产X人大力倡导的美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建议全X读《触龙说赵太后》，感受“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深意。周恩来也曾要求所有革命后代，切不要像因为有“吃不倒的铁杆庄稼”而沦为潦倒没落的“八旗子弟”。
不良的家风，如同鲜花掩映的陷阱；错位的亲情，好像温柔软滑的绞绳。周永康、苏荣、令计划等“大老虎”落马的背后，都呈现家庭式甚至是家族式贪腐的特征。正是因为家教不严、家风不正，让他们把家庭当成了权钱交易所，把家人当成了利益共同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前门当官，后门开店”，结果，人前“同气连枝”、狱中“同病相怜”。
家教，因为是关起门来话短长，有的人便脱掉面具，说一些歪道理，授一些潜规则，传一些关系哲学，谋一些不义之财。刘铁男就教育儿子“要学会走捷径”。徐其耀也在家书中教育儿子，“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这种变味的亲情教育，与X纪国法相背离，与崇德向善相脱节，名为爱子顾家实为害子累家。
“察德泽之浅深，可以知门祚之久暂。”小家与大家、家事与国事的取舍，是一个人家教好不好、家风正不正的试金石。何叔衡寄语后人：“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彭德怀教育侄子：“近水楼台不得月”；李先念告诫子女：“你们谁要经商，打断你们的腿”。这些家训、家规，彰显出共产X人特有的风范风骨，成为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家风对人的影响离不开鼓励、规劝或提醒，但更重要的是身体力行。亲情教育，“三分靠说，七分靠做。”生活在一个家风淳正、相亲相敬的环境，耳濡目染中自然会增强价值认同，实现道德传承。陈云对子女要求非常严厉，除了言教外，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地去做。他吃饭总是把盘子吃干净到能照出人影，用铅笔直到手实在握不住了才换掉，家里的水池旁贴着“节约用水”的纸条……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情，塑造了子女们勤俭、自律等品质。
鲁迅先生曾说：“是弹琴人么，别人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只有找准曲谱、善用亲情，去弹拨家人心上的“弦索”，才能在心与心的共鸣中涵养新时代的家风。
（2015年4月20日）
汪晓东
细心的人会发现，在“苹果”产品的背后，印了这样一行英文——“Deined by Appe in Caifornia Aembed in China”。翻译过来就是“加利福尼亚苹果公司设计，中国组装”。按说这只是一个客观表述，没有特别涵义。但是，对于谋求转型发展、怀揣创新型国家梦想的中国来说，这行字值得我们深思。
事实上，众多跨国品牌在中国都有生产基地，不过一般只是标注“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像“苹果”这样在产品上强调在本国设计的很少。这样的做法当然是企业行为，没什么好去挑理儿。不过，这行字儿对于我们来说，应该也是个提醒：中国再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组装”了。
这些年来，特别是中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以来，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进步非常显著，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一项项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不断刷新“中国创造”的精度、高度、深度，成为一个个响亮的“中国品牌”。
但从总体上说，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特别是企业自主创新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科技产品还不是很多，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还不相称。我们渴望出现更多像华为、中兴、联想、阿里巴巴这样具有国际影响的创新型企业，希望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是，我们能否出几个像比尔·盖茨、乔布斯这样具有“颠覆性影响”的创新型人才？
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创新创造的基因，创新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我们完全有理由树立“创新自信”。如果说，上一次工业革命我们落在了西方发达国家后面很远，那么，面对以网络和数字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发展，我们迎来了赶超发达国家的难得机遇，不说别的，我国拥有近14亿人口，网民数量6.5亿，手机网民近5.6亿，这样的规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他们的消费需求是拉动创新创业的巨大牵引力，规模超大的人才群体更是创新创造无与伦比的重要资源。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双目标”不仅包括保持中高速增长，还包括迈向中高端水平。我国的经济处在爬坡过坎的重要关口。这个阶段，我们也许不用像以前那样为了追求某个数字紧赶慢赶了，但“松一口气”的想法是没有出路的。今天的新情况，恰恰更需要我们有所作为。如何作为？就是在创新驱动上下功夫，在转型发展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说白了，我们需要产生一些像苹果、微软这样对转型升级具有牵引作用的创新型企业。
如果说过去的这些年，我们成为“世界工厂”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那么未来的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们肯定不能再沾沾自喜于“世界工厂”，也不能一直被贴上“中国组装”的标签，长期处在产业链的末端。
期待着越来越多“中国设计”的产品不断涌现并享誉国际。这行字，未必印在每个产品上，但应刻在每个中国企业家甚至每个中国人心里。
（2015年4月17日）
顾兆农
“任性”是一个网络热词，单从字面去理解，就是任由性使，既可作褒义，也可作贬义，如何界定，得看语境。就如碳分子，既可是石墨，也可是钻石，得看如何组合。任性的可能性，之于人生就像放飞的风筝，一旦剪断引线，飞得越高，栽得越厉害。
古人云，“快于意者亏于行，甘于心者伤于性。”有些精力旺盛的年轻人，透支着身体，经常熬夜不睡觉、生活不规律，因此，某些中老年人的疾病已开始向低龄人群蔓延。也有一些人年纪虽然不轻，但自恃体健无忧，豪吃海饮，少眠不动，长期过度消耗身体，结果，疾病的侵袭，常常发生在那些平时看上去身体不错的人身上。
有些人偏爱“土豪范儿”，挥霍着金钱。他们挥金如土，穷奢极欲，全然不顾公序良俗甚至是法律的约束，种种做法令人侧目。据《世说新语·汰侈》记载，石崇与王恺争豪，可劲儿夸富比富，你用饴糖洗锅，我就用蜡烛当柴；你用丝绸占地，我就用锦缎铺路，怎么暴殄天物怎么来。石崇宴客，常使美人劝酒，宾客不饮，便将美人杀头，可谓是有任性无人性，突破了人类底线。放眼当下，一些人口袋鼓了，脑袋却找不着北；一些富家子弟以各种出格甚至违法的方式，炫耀着上代积累的财富，从旁人的羡慕中获得快感。这些人，看似风光一时，其实，古人早有警言在先：成由勤俭败由奢。
对领导干部而言，放任自流、恣意妄为可是个“危险活儿”。有的决策者习惯拍脑袋，做事信马由缰，看似思路开阔，敢想敢干，其实是瞎折腾，所做之事，根本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结果是，交了学费，留下遗憾。更有甚者，做着公家的事，总是与自己的口袋挂起钩来，不能从中捞点个人好处，做事就打不起精神，提不起劲儿。结果是，轻者违纪，重者犯法。看看近年来落马的“老虎”“苍蝇”，背后总是有着权力任性的教训。
有句话说得好，越是成熟的麦穗越懂得低头。各行各业，大凡真正的大家，多谦虚有加，少有跋扈张狂的，他们多以理服人，而非以势压人；大凡优秀的领导干部，多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模范，他们重视调查研究，倾听不同意见，采纳合理建议，权力再大，也始终保持谨慎、严于自律。
当然，追求成功和卓越，是人之常情，也是有进取心的体现。然而成功与卓越，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得意就忘形，就弄不清自己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该走什么样的路，忘记了基本的处事原则，背离了事物的客观规律，迟早是要出问题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再有成就，也不能得意，更不能任性。清醒理性一点，谦虚谨慎一点，对X纪国法敬畏一点，只会助人迈向更加完善的境界。人生道路是漫长的，有风光旖旎处，也有曲折艰险时，但只要心中始终有根不断的“风筝线”，就能有方向有定力，俯仰无愧，进退得宜，坦坦荡荡走好脚下每一步。
（2015年4月16日）
徐文秀
在ZZ新生态下，从严要求的“紧箍咒”越念越紧，一些习以为常的潜规则正在被打破，一些曾经适用的“套路”已不能用或不管用。当此之际，及时调适好为官心理，树立正确的从政观念，显得尤为重要。概括起来说，下面这五种意识不可或缺：
第一，当官就是要莫发财，而不是奔财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权力一旦与金钱联姻，一旦让“钱”绑架了“权”，就会走形变样，走上权力寻租的不归路。为官者不要想着法子“捞钱”“淘金”，从一开始从政就要横下一条心，把不发财作为从政之道、为官之本，彻底打消以权谋私、升官发财的思想，否则迟早要出事。
第二，当官就是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什么是“大事”？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讲就是“无论哪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邓小平同志当年复出时也曾说过：我这次出来工作，不是为做官，是为了做事。现在不少人官本位意识仍然很强，整日规划自己的当官路线图，即使做事也是在做一些为自己“涂脂抹粉”的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做更大的官。本着这种心态为官，最终都会因“升不上去”而心理失衡、自寻烦恼。
第三，当官就是要法大于权、法高于权，而不是以权压法、以权代法。有的人长官意识严重，习惯于让法听命于己、听命于权，“一亩三分地”我说了算，干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来。为官者尤须养成知法、懂法、守法的习惯，养成一切在制度笼子里行使权力的习惯。要懂得，法律法规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敬畏法律也就是珍惜自己的从政生涯。
第四，当官就是要靠实绩实干，而不是信奉关系后门。相信“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官场文化的顽瘴痼疾，有的人把钱当“敲门砖”，有的大搞权色交易，有的变着花样套近乎搞“雅贿”，还有的拐弯抹角走“夫人路线”“身边人路线”，指望攀高枝、寻背景、进“圈子”，这些都是投机取巧之术。最近一些塌方式腐败说明，甘当“门客”“门臣”，甚至搞人身依附、结X营私、沆瀣一气，迟早有一天靠山会成为火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简简单单、正正规规、清清爽爽一点好。
第五，当官就是要不舒服不自由不容易，而不是很轻松很自在很逍遥。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只要“官帽”在头上，享清福就没可能也不可以。习近平同志曾告诫：“我认为认认真真地当好共产X的‘官’是很辛苦的。我也没有听到哪一个称职的领导人说过当官真舒服。”为官意味着责任和担当，特别是在可能被“围猎”的复杂形势下，还意味着风险，需要既能吃苦又能吃亏、既能受累又能受气的胸襟、肚量和心态，更需要一种奉献精神，做不到这一点，为官就会感到憋屈、难受和尴尬。作为X的干部，只有自己辛苦了，人民群众才会真正地舒服。
“五种意识”既是试金石，又是“火焰山”，每一个问题都是一道大坎，都是一张问卷，过得去、答得好就能平安为官、健康为官、幸福为官，就能成为一个为X争光、对民有利、于事业有益的好干部。
（2015年4月15日）
——谷文昌给干部留下什么①
何振华
有一种力量，时间越久，越能充实我们的心灵。“见到木麻黄，想起谷文昌”，漫步福建东山海滩，木麻黄树汇成的绿色波涛引人遐思。
《中国植物志》载：木麻黄是热带海岸防风固沙的先锋树种。这种树，盐碱里扎根，风雨中挺节，挫折后重生。环境艰苦，愈砺其风骨；顶天立地，愈彰其底气。树是先锋，人更是先锋，品读谷文昌的事迹，“木麻黄品格”分外鲜明。
平心而论，谷文昌的人生起落不少。但越是困苦，越见本色。面对风沙肆虐，他没有退缩：“共产X人不能做自然的奴隶”；看到民生疾苦，他内心如焚：“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X来干什么！”即使是下放当社员，他依然拖着坐“喷气式”、关“牛棚”落下的病腿，带着村民攻克了粮食难题，成为人们交口称赞的“谷满仓”。
顺境逆境看襟怀。“我是经过沟沟坎坎的人，但我始终坚定，任何时候都要相信X，相信X组织”。无论任何岗位、任何境遇，谷文昌都牢记自己是X的人，时刻不忘对X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始终为群众谋利造福。就像木麻黄深深扎根于大地，心中有X，忠于使命，甘于奉献，正是谷文昌做事的底气、不变的信仰。
在东山，群众经常拿谷文昌比照后任领导，干部也习惯用谷文昌的口碑鞭策自己，榜样的力量所造就的“东山现象”，昭示着谷文昌精神的当代价值。现在，条件改善了，环境变化了，但宗旨丢不得、本色变不得。现实中，一些人出现了“身份迷失”。有的忘了X员身份，当官做老爷；有的无视组织纪律，有权就任性；有的放下责任担当，为官常不为。不少腐败分子更是在忏悔录中写道，丧失X性是根本内因。如何牢记自己的X员身份，用好权当好干部，依然是迫切而紧要的课题，依然需要谷文昌这样的明镜与标杆。
心中有X，从来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把公权姓公的权力伦理写在心中，才能不急求“显绩”、多创造“潜绩”，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像谷文昌那样“不沾公家一点油”，才能不为诱惑所扰、不为“围猎”所困；“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哪怕排除万难也要做到；凡是对X的威信有损害的事，哪怕再小也不能做”，把百姓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才能绷紧宗旨意识这根弦，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穿越历史的天空，焦裕禄的焦桐，谷文昌的木麻黄，杨善洲的林场，构成了一道道精神风景。他们的人生轨迹虽然不同，价值坐标却高度一致——看轻权力、看淡名利、看重群众。走近他们，理解他们，“入X为什么，当干部做什么，身后留点什么”这样的问题，就有了更清晰的答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根守魂，始终保持共产X人ZZ本色。”立起精神上的定海神针，方能清白做人、坦荡为官。
直到今天，街坊邻居们依然记得那个“谷满仓”。他瘦高个子，身上经常穿着打了补丁的中山装，有一双起了茧子的大手掌，花白头发，见人总是带笑，没半点架子。在人们心中，谷文昌从未远离，就像一本常读常新的好书。“我们的事业需要有千万个谷文昌”，对共产X人来说，这是人民深切的呼唤，更是时代前行的步伐。
（2015年4月8日）
——谷文昌给干部留下什么②
何振华
“先祭谷公，后祭祖宗”。几十年来，每逢春节、清明，福建东山的百姓们，就会自发祭奠当年的县委书记谷文昌，至今未变。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一位共产X的干部永远活在了百姓心中？
为民情怀最动人。正是怀揣“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X来干什么”的坚定信仰，谷文昌带领东山干部群众，苦战风沙十余载，打破了“神仙也难治”的魔咒，把人间荒岛变成海上绿洲。正是明白“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的道理，他时时处处心系于民，大事小情想到群众心里，把功成不必在我的“潜绩”，变成了泽被后人的福祉。
百姓谁不爱好官？谷公可敬，解放初期，本着对X和人民的高度负责，他不怕ZZ风险，建议被国民X抓走壮丁的家属，从“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两字之差，新政权尊重了事实，赢得了人心；谷公可亲，每次下乡，他至少交三个朋友：一个老贫农，一个队长，一个困难农民。全县400多名生产队长，他几乎都叫得出名字；谷公可爱，笃信“受一样的苦、干一样的活，群众才会信任我们”，他和民工一起抬石头，和农民一块喝地瓜粥，战天斗地的场景中，总有他冲在最前的身影。他和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沈浩一样，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忧百姓之忧，乐百姓之乐，做人民的好公仆。
古人云，“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基层干部，是X的政策的传递者、X的形象的代言人。人民群众，是共产X的“本”“基”“源”。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就要跟群众同坐一条板凳，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能把你当亲人。如今，一些干部慨叹“时代变了”“民情变了”，群众工作难做，感觉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软办法不好用、硬办法不能用，如果都能像谷文昌那样，始终与群众血肉相关，怎么会打不掉横亘在X同群众之间的无形之墙，破解不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命题？
金杯银杯比不上群众的口碑。共产X干部的人生追求，是要在百姓心中筑起恒久的丰碑。与其终日浮躁贪求钟鼓馔玉，莫如静心沉潜累积为政之德；与其苦心钻营难以示人的“为官之道”，莫如热忱涵养为民务实的“公仆情怀”。心中有民天地宽，心头装着老百姓，干事创业就有底气，就能冲破一己之私的小格局，像谷文昌那样，抵达充盈而有意义的人生境界。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对今天的各级干部来说，牢记“X要求什么，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在补齐发展短板上久久为功，在帮扶困难群众上执着有为，在促进公平正义上孜孜不倦，把工作做到群众心里去，这才是对谷文昌精神的传承。
“你播洒一路春风，只为百姓梦圆……你抛却一生名利，只为百姓梦圆”。纪录片《谷文昌》的主题曲《梦圆》，在八闽大地经久传唱，道出了人民敬仰谷公的朴素缘由。缅怀谷文昌，当从他身上汲取前行的力量，以百姓之心为心，奉“三严三实”为标尺，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共产X就会走进人心。
（2015年4月9日）
——谷文昌给干部留下了什么③
何振华
同样为官一任，为什么有的人如过眼烟云，没能给百姓留下什么印象，而县委书记谷文昌病逝34年，不仅给海岛留下一条绿色林带，更在人心铸起一座永恒丰碑？
同样面对挑战，为什么有的人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问题不敢抓，而县委书记谷文昌却总是迎难而上、百折不挠，在造福一方中书写了自己的事业辉煌？
答案很简单。区别就在于，想不想担当、敢不敢担当、能不能担当。
一个X员干部，心中有多少责任，决定了人生有多大作为。“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谷文昌如一座精神灯塔，烛照着共产X人一脉相传的精神坐标，彰显了领导干部勇于担当的价值底色。
一种精神能够在时间淘洗中益增其光亮，不仅因为它牢牢印在历史深处，更因为它丝丝融入时代脉动。就像治理风沙曾点燃谷文昌的奋斗豪情，打掉改革路上的“拦路虎”，同样需要各级干部拿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激发舍我其谁、奋发有为的热情。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如何统筹保增长与调结构？面对更高期待，怎样增强群众的“改革获得感”？面对“会呼吸的痛”，靠什么驱逐雾霾、保卫蓝天……今天，我们纪念谷文昌，不仅为了缅怀先贤，更是为了传递责任，唤醒每位领导干部的担当精神，共同为改革想招，一起为发展出力。
“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谷文昌也告诉我们，心中有责、敢于担当，是每一个干部必须完成的人生课题。如果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怎么对得起公职的“公”字、干部的“干”字？谷文昌的精神，标注的并非高不可攀的价值天际线，而是每位干部干事创业的基点。
今天，大到一个地方的改革发展，小到一项政策的落地生根，观念的多元程度、利益的复杂程度，远超当年，尤其需要各级干部像谷文昌那样，拿出“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拿出“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的干劲，在一棒接着一棒干的笃行中，助推改革之舟越过激流险滩。
也要看到，少数地方、少数X员，以“要求严了”为借口不想作为。一些干部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心态，保持“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状态。对比这些，谷文昌何尝不是一面穿越时空的镜子？患得患失的算计，斤斤计较的狭隘，只会陷入无所作为的空虚；腰杆直起来、肩膀硬起来、责任担起来，才能铸就造福一方的业绩。像谷文昌那样，在百姓心中留下无尽思念，在后人面前竖立巍巍丰碑，这样的人生境界，不是更值得追求？
“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敢闯新路，勇往直前！”责任、信念、勇气，穿过岁月依旧动人心弦。追梦路上，把使命担在肩上，将责任牢记心中，用行动写在大地上，于个人，是人生的出彩，于国家，是梦想的绽放。
（2015年4月10日）
——谷文昌给干部留下了什么④
何振华
在东山当一把手，从不让家里人、身边人搞一点特殊；大半辈子与林业管理打交道，从不沾公家一寸木材……这就是谷文昌，一个无论走到哪里都廉洁为政、清白为人的干部，一个没留下多少清晰影像、却清晰留存在群众记忆里的干部。
100个好干部，有100种画像。但清廉，始终是雷打不动的一条“标配”。清廉不是“胎里带”，它源自于对X纪国法的敬畏遵从，积淀于一点一滴的风纪考验，升腾于炉火纯青的X性修养。谷文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自觉把X纪国法、公义廉耻作为心间戒尺，将干事创业、为人处世的根基立稳在了从严自律上。“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用权以廉、持身以正的宝贵品质，正是今天各级干部尤需补充的精神钙质。
有人悲观：物质条件改善了，谷文昌对待家人的苛刻态度，今天很难效仿。有人质疑：现在“糖弹”那么多，“围猎”那么猛，谷文昌也不是“万灵药”。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时候，谷文昌尚能做到一袋饼干、一顿饭都公私严明，如今，公职人员待遇福利改善了，不拿公家一丝一毫、不沾民利一分一文反而更难做到，哪有这种道理？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不是做不到，关键是在公与私、情与法、利与义的较量上，敢不敢摆正自己的位置，割舍下一己私利。
认为“时代变了，清廉也要跟着折腰”的观点，错就错在没认清腐的病根、廉的本源。一犯事就责怪“权力让人犯晕”，喟叹诱惑容易让人迷路，埋怨组织没有及时敲打，却都忽视了主观责任。清廉与否，既靠他律，也靠自律。自律不是信誓旦旦的承诺表态，而是要念好自律自省的紧箍咒，从严从实守住每一个廉洁风险点。所谓“寸心不昧，万法皆明”，思想上不染一尘，为人处世才有一身正气；思想上一旦变质，便失去了最好的“廉政保险”，出问题是早晚的事。
“廉洁自律是共产X人为官从政的底线。”不管时代怎么变，自律的要求不能松。越是诱惑陷阱来势汹汹、讨好逢迎此起彼伏，就越应当系紧思想的安全带，及时扫除“升不上去弄点钱来弥补”的失衡心态，坚决摒弃“被抓的总是少数”的侥幸心理，果断放弃“别人贪我岂能旁观”的攀比思想。为官者心中有“畏”，才会换来百姓心头的“敬”。如此，法治信仰才立得起来，清风正气才树得起来。
当年，省委书记来东山视察基层，谷文昌提议用水煮番薯、清炒青菜来招待，周围人嘀咕，“会不会怠慢上级？”但守得住权力底线的人，才会真正收获组织和群众的信任，抵达人生的高地。心中有戒，既是对X性的清醒把握、对法纪的成熟认知，也是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对X内规矩的坚持。把X性铭刻在心中，人格力量才能永不失色。
每个人都是ZZ生态的一个“因子”。像谷文昌那样，在心底种下抗御风沙侵袭的木麻黄，助它清秀繁茂，护它磊落参天，茁壮的木麻黄，一定可以挺立成长为护佑良好ZZ生态的“顶天梁”。
（2015年4月13日）
杨　彦
生活中，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地铁上，瞧见无座的老人孩子很想让座，一看他们不像很疲惫的样子，想想自己一天班上下来也挺累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坐着不动；大街上，看见有人带着孩子求助，心有同情，却因疑心这是拐来的孩子，便什么事也没做走开；马路上，听见有人在问路，想插嘴相助，转念一想“何必多此一举”，又若无其事地经过……我们常常瞬间产生善念，但为什么没有更进一步，把善念变成善举？
善念如花，善举似果。善念之花常开，善举之果却不易结。心怀善念，是有善端，这就像是水之源、火之星，正是善的基础。然而，如果徒有善念而不为，也不过停留在“想”的层面，既不能给陷入困境的人以帮助，也不能给社会风气注入正能量，最终难免水源枯竭、火星熄灭。就此而言，善行比善念更重要，行动比观念更重要。
有这样一个启人深思的故事。暴风雨后，海边沙滩的浅水洼里，有许多被卷上岸来的小鱼。一个小男孩不停地捡起小鱼扔回大海，有人劝他：“孩子，这水洼里有成百上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我知道。”小男孩回答。“那你为什么还在扔？谁在乎呢？”“这条小鱼在乎！”男孩一边回答，一边捡起一条小鱼扔回大海。以行动为导向，把善念化成善举，涓滴又何尝不能汇成大海？倘若总在“值不值得”“需不需要”的犹豫中延宕，我们往往就错过了让一条小鱼重返大海的机会。
当然，止步于善念，也有现实的无奈。前段时间，有朋友在AAA群、朋友圈转发消息，呼吁关注一名生活困难的儿童。然而，当地人得知后去寻找，却发现孩子的情况并非如此。朋友忙不迭发更正、发说明，浇灭了道德热情，更让人情绪有些沮丧。的确，不对称的信息、不规范的求助，往往给爱心添堵。从扶起跌倒的老人需要“立此存照”，到救助街头的乞丐却发现他们有的月入上万，这些坚硬的现实，冲击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拉长了从善念到善举的距离。“一臂之力”“一步之遥”，在很多人那里变成了举棋不定的两难选择。
有人说，最可怕的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善念之花结出善举之果，需要每个人的嘉言懿行与共同努力。纵然有过“流血又流泪”的极端案例，但是崇德之心不能因此止步、向善之行不能就此裹足。有诗人曾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果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我就不虚此生；如果能解除一个生命的痛苦、平息一种酸辛，帮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巢中，我就不虚此生。”诚然，保护善念的环境还需要涵养，托举善行的制度还需要完善，但对每个人而言，首先要让自己心中的火熊熊燃烧。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悲悯之情、乐善之意，可是否伸出这只手、迈出这一步，却成为平庸与高尚的分界线。“你就是他人的环境”，让善念更多转化为善行，让善行善举少一些无奈，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善念在路上，我们也不能让善行迟到。
（2015年4月3日）
张保振
史载，惠施第一次与庄子见面，问感觉如何？庄子说：“今日自以为见凤凰，而徒遭燕雀耳。”惠施并非等闲人物，庄子却比之为“燕雀”。原因在于，庄子追求的是个人精神上的绝对自由，目标就是“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惠施则以入仕为价值取向，这在庄子看来，是不能与凤凰相称的。
价值取向不同，凤凰也可能被视为燕雀，足见价值取向的重要。一般而言，价值取向源于人生观，不同的人生观派生不同的价值取向。
有的认为，当官，是为民服务的平台。平台越大，责任越重。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争做“吃苦人”，甘当“吃亏人”。有的则认为，当官，是光宗耀祖的光环。光环越大，派头越足。不尚小廉，不积小节。既勇争名，又敢争利。乐当“享福人”，甘为“沾光人”。
有的认为，生当益世。自己快乐，也让别人高兴。多做好事是福，能让大家和睦是德。不怕别人说自己“傻”，不惧有人笑自己“愚”。有的则认为，生当利己。自己的，当然不让；不是自己的，也要争取分一勺。至于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儿，那是别人的事儿，与己无关。不怕别人说自己是“铁公鸡”，不惧有人言自己是“自私鬼”。
有的认为，人活一口气，志当存高远。不论干什么工作，都要干得有味、有劲，都要争取出彩、出章。相信：十年一剑天下惊，百年一事泣鬼神。有的则认为，人活为吃穿，志气是炊烟。炊烟天天冒，志气天天立。这山望着那山高，常扔此碗端彼碗。相信：天下饭碗一大堆，东山日头一大垛。
哲人说，沉思美好的理念世界，乃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整日坐不住，天天喊口号，日夜梦秀场，沉思哪能派上用场？沉思，就要静下心来，理理思绪，问问本源，挤出“潮湿的”灵魂中的水分。智慧是理性的美德，勇敢是意志的美德，节制是情欲的美德。具备了这三种美德，灵魂就会和谐奏乐，处事就会公平公正。
价值取向也源于快乐。求开心、追快乐，人之性也。有的快乐如闪电，来得猛，去得快，眨眼工夫就没了；有的快乐似盛宴，闻着香，吃着爽，但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一旦人走席散，快乐也就悄然而失了。但有的快乐，如头顶的太阳，天天都会从东方升起；又似自己的影子，时时都会紧跟在身旁，这就是精神的快乐。精神的快乐是用金子铸造的，是一种理性境界。它能使人无论是顺是逆、是上是下、是进是退，都一如既往，精神灿然，神态自然，情绪悠然。这种快乐不仅比什么肉体的快乐都更持久，而且能使人的心境达到宁静与和谐。
道德是人生价值的重要支点。没有道德，即便终生劳碌，其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个可怜虫，而且很可能成为害人虫。不可否认，人有自私性、利己感。讲道德，不是向别人提出什么要求，而是自己同自己较劲：对自己的欲望，加以节制；对别人的幸福，投以尊重。不断超出“动物我”之局限，持续向“理性我”去靠拢，自觉让“理性我”的法则为自己的行动导好航、圆好梦、留好名，就能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的人。
（2015年4月2日）
谢国明
近日到浙江采访，刚从基层调研回来的一位省委省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谈到在基层调研的感受时说：“坐在办公室想想都是困难，到基层看看全是办法。”
诚哉斯言，深得X的群众路线之真谛，找到了经济转型发展的活力源泉。
当前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下行压力加大，投资增长乏力，新的消费热点不多，国际市场没有大的起色，稳增长难度加大，一些领域仍然存在风险隐患。
面对这样的困难和问题，一位企业家说，中央强调“三个自信”，作为经济微观活动的细胞，我们企业家要做到“三个相信”：相信X中央的集体智慧和政府的有效作为，相信市场机制的作用，相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企业家有这样的认识，就能够做到真正自信，摆脱焦虑和犹疑。
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是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但是，有一些企业在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中进入了误区，陷入了困境。于是出现了一种畏难情绪：企业不搞转型创新，等死；搞转型创新，找死。如何避免这个陷阱？有企业家认为，从事科学研究，需要创新导向；从事企业创新，要以市场为引领，以技术为支撑。市场广阔，一旦技术获得突破，就能够取得良好的效益。如果技术先进，但没有市场价值，投入越多，亏损就会越大。这样的实例，过去和现在都比比皆是。正确把握市场的逻辑和科研的逻辑之区别，企业就能够在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过程中躲避陷阱，把握命运。
在复杂的经济形势面前，企业有困难，政府怎么办？浙江一些基层政府认为，政府要帮助企业，但是不能包办代替，不能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具体事务。他们认定，凡是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只有市场干不了干不好的，才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承担起来。有的基层政府建立了“8718”（帮企业一把）机制，为企业排忧解难。有的实行负面清单以外，不再对企业的投资等经营行为进行审批，通过政府的“瘦身、转身、健身”，解决行政管理的错位、越位、缺位，激发市场的活力。
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有的领导干部产生了畏难情绪，有的为官不为。针对这种状态，有的基层X委开展“赛马”活动，把改革发展的重点领域、重点工作当作检验X员干部的主赛场，全程赛马；按照有关规定和条例，让干部在公开环境下比担当、赛作为，综合评价干部谋事的主观努力，公开评马；坚持以实干论英雄、凭业绩用干部，公正用马；着力保护真心干事、敢于创新的X员干部，注重一级给一级担当、一级给一级破难，着力为青年干部成长创造条件，真情护马，引导干部一马当先，赛出谋事创业、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要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推动事业发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地方、基层、群众大胆探索，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具有强大的创造力。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X的群众路线，多到基层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从群众中汲取智慧，激发活力，寻找攻坚克难的办法。在爬坡过坎时应当如此，在一帆风顺时同样应当如此。
（2015年4月1日）
杨学博
一位领导同志在谈到干部培养时曾说：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如果在工作中不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没有经历过让人挠头的事情，就不会有明显的进步。这番话可谓经验之谈。
犯其至难方能图其至远。一棵树苗，必须经历风吹、雨淋、日晒、虫害等挑战，才能长成参天大树；一名干部，也要经受意志、耐心、定力、孤独等考验，方能成为合格干部。没有在恶劣条件下的摸爬滚打，不经受心理上的辗转反侧乃至痛苦煎熬，就很难获得应对困难的“免疫力”，让内心真正强大起来，做到“逢辱而不惊，遇屈而不乱”。
现在的干部特别是机关干部，很多学历较高、知识丰富，但经历单一、缺乏磨练，智商很高、“逆商”偏低，从事程序性、单一性工作绰绰有余，应对突发性、复杂性工作经验不足。许多人既没有承担过急难险重的任务，也缺少独当一面的机会，更谈不上接受重大抉择的考验。因而往往说起来头头是道，遇事却惊慌失措；处理业务游刃有余，解决矛盾一筹莫展；讲和气和稀泥在行，讲原则挺腰杆不行。总之，波澜不惊或从事熟悉的工作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遭遇不顺或面对新情况时，便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
“马厩里养不出千里马”。很多人并非不懂这个道理，但就是不愿多事，一心想当太平官，舒服一秒是一秒。更有甚者，信奉“多栽花少栽刺，多请示少表态”“机器不坏不要修，矛盾不露不要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干事”等所谓官场哲学。“好走的路大都是下坡路”，这种面对矛盾绕着走的心态，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丧失了磨练自我、提升自我的机会。“烧水差一度也不会开”，如果总是慢慢吞吞、不温不火，在能力素质上就总会欠那么一点火候；如果遇事只会请示，自己毫无主见，在工作中就容易形成依赖心理，永远难以成长为敢打善战、能担大任的优秀干部。
如同要胜任田间劳作，手掌必须磨出一层厚厚的茧子一样，从容应对风雨，也必须让内心磨出一层茧子。每个干部都应懂得“不吃苦便会吃亏”的道理，今天躲开了这个矛盾，明天它总会以别的形式冒出来，甚至变本加厉。有些痛苦注定要独自承受，有些矛盾必须要自己解决。与其在矛盾面前东躲西藏、恓恓惶惶，不如痛下狠心、迎难而上。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
“坏事”不是俯拾皆是，不会随时出现。有的矛盾具有周期性，几年才会爆发一次；有的矛盾具有应激性，只有遇到特定事件才会充分暴露。对于干部成长而言，没有在一个岗位上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经历，恐怕不会轻易碰到让人挠头的情况，也就无法获得应对这些矛盾的能力。期望速成、急于见效，同样达不到砥砺心志、完善人格的目的。
苏东坡在《晁错论》中讲：“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在干部培养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知识结构，也要重视完善其心理结构；不仅要营造良好干事氛围，也要将其放到复杂环境中锻炼。对于干部来说，则不妨多些“自我折腾”的意识，在主动迎接挑战、经受苦难挫折中让自己更加茁壮。
（2015年3月30日）
朱海豹
有人说，语言是世界上最简单也最难的一种能力。的确，善于运用语言，只言片语足以打动人，不善于挖掘语言的魅力，越是滔滔不绝越可能招致反感。写作，蕴藏着语言的无穷能量。
毛泽东同志视笔杆子同枪杆子一样重要，他不仅亲自撰写理论文章和往来电报，还写过不少堪为经典的新闻稿件。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不懂得用笔杆子、不会拿笔杆子，这个领导就是很有缺陷的”。1981年，中央专门发出指示，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准备自己的重要讲话、报告，亲自指导、主持自己领导范围内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并明确指出“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领导干部练好笔杆子，不仅是为了提高文字水平和文化素质，改善机关文风学风和领导作风，更是一项关乎治国理政基础的必修内功。
笔杆子讲起来非常重要，但真正拿起来却不容易。有人因为工作忙而放松。仅是每日里阅批文件、参加各类活动就招架不过来，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哪还有心思起草文件写文章。有的是因为害怕而放弃。担心写不好被别人笑话，露了“马脚”，影响到面子、威望乃至仕途。有的是“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从前呕心沥血写文章，好不容易走上领导岗位，难免树起婆婆的“架子”和“威信”，把工作甩给下属。
讲话、报告自己不去写，必然需要找“秀才”捉刀。可是，“秀才”文笔再好，毕竟是“秀才”，看问题的高度、角度终归不同。好文章来之不易，就像武术招式，腾挪闪跃虽好看，但动起手来针对现实最重要，实际管用更关键。前段时间某地开人大会议，有干部用一首6000字的五言长诗作报告，引起众多反对质疑之声。拿起笔杆子不是为了吟诗弄画，用群众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语言把X的方针政策宣传好、贯彻好，用生动鲜活的表达和案例把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好、表现好，才称得上真笔杆子、硬笔杆子。好笔杆子考验的既是文风作风，也是思想深度。没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可靠举措，文章即便写出来也很难吸引人。
由此而言，既要亲自动手起草讲话、报告，也要调查研究、琢磨问题，两者都做好，才算得上负责任、尽担当。工作再忙，怎比得上老一辈革命家忙？写不好怕丢面子，在人民群众的利益面前，个人面子算什么？越是有忙不过来的遗憾，越应当抽出时间来深入到群众生产生活中去，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商量出解决的办法，增强讲话、报告和文件的针对性；越是担心写不好丢了面子，越应当努力改造学习，研究X史历史，研究改革发展大势，从历史和现实中汲取充足资政养分。
“深入群众、不尚空谈”，这句来自毛泽东同志题字、镌刻在延安新闻纪念馆大厅里的话，是对新闻工作者的无声言说，也是对领导干部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的点拨提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无论文章是出自笔下还是源于鼠标，写好文章的能力素质，都需要领导干部用心用力修炼好。
（2015年3月27日）
岳光东
据载，明朝皇帝朱元璋坐了江山后，便立下一条家法：每顿饭必有粗菜，并且身体力行，顿顿都上豆腐。但到了他的后代，这顿“忆苦饭”慢慢变了味，豆腐原料从豆子变成了鸟的脑髓，一份豆腐有时需要宰杀近千只鸟。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每天的伙食费竟高达36两银子。“忆苦饭”本是教育子孙艰苦朴素的有效形式，但本末颠倒沦为形式主义，徒有豆腐形式，却无豆腐本质，不仅没有起到警示作用，反而助长了奢靡之风。
犹如过河需要搭桥渡船，凡事离不开必要的形式。要想调研、谈心，下基层、面对面就是必要的形式。然而，下基层若走马观花，如何发现一线实情？谈心若不掏心窝子，怎能获知百姓心声？实践表明，丢掉本真，过于看重形式，甚至为了形式而形式，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一段时间以来，X内存在形式主义的痼疾。比如视察指导拍“悬浮照”、栽“无根树”应付检查、灾害通报通篇“领导重视”、抄袭动员会议讲话，等等。经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形式主义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作为“四风”之首，难根治、易反弹。有的X员干部坦言：抵制形式主义就好比戒烟，明知吸烟有害健康，却忍不住又抽上了。
情非得已也好，违心跟风也罢，当下仍有部分X员干部似乎习惯了形式主义，明明疲于应付，却又无可奈何。开展X性教育，习惯念几个文件通知、写几篇心得体会，只因“事务工作太忙”；推动工作落实，习惯开会、发文，只因大家都在开、都在发；政绩检查考核，习惯坐办公室看材料，明知基层一些造假行为也无动于衷，只因抹不开面子、互不得罪。总之，这些X员干部习惯了很多事情，即使打心底看不惯，也会不知不觉中走相同的路子。
这几年，有的地方台账一本接一本，越来越精密，有时候却调度不出真实数字；征求意见表一摞垒一摞，满纸“无意见”的情况不在少数；民主生活会一次又一次，许多时候听到的是有“辣味”的套话；调研报告一篇再一篇，却往往都是老问题、老对策，只不过换了套文字系统而已。认认真真的过场、繁繁琐琐的程序，自己给自己制造大量工作，到头来收效甚微。
如何破除“看不惯却习惯”的惯性？如何驱散“变味的正常”？关键还是回到原点，站稳为民立场，坚持“三严三实”，回归本真。如果不以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表了多少态作为评价标准，而是看干部干了多少实事；如果领导带头务实，一级带一级，删减不必要的形式，把基层干部解放出来；如果致力于解决问题，用最低成本追求最大收益，不以程序、形式论英雄，那么形式主义就很难有立足之地了。
“越王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正是因为尝苦胆不流于形式，正是因为务实的坚守，才换来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豪迈。功成贵在对本真的诚心坚守。对于各级干部来说，讲务实话、做务实事，本真上阵、踏实前行，这是新常态下应有的ZZ担当。
（2015年3月26日）
李树杰
看到一位老干部的回忆文章，很有感触。他写道，那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总感到时间不够用，工作一整夜是经常的事。住的是临街的房子，窗子对着大街，桌子就在窗下。当隔着窗帘听到早起忙碌的人匆匆而过的脚步声时，便知道天已亮了，而此时我手头的事也忙得差不多了。伸一下懒腰，拉开窗帘，打开窗户，晨光和夹带的新鲜空气扑面而来，那美妙滋味至今难忘。
本是劳累了一夜，为什么在他心里，“晨光扑面”成了一种美妙享受呢？
原因有很多。比如，对新中国的无限憧憬，让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多一些努力，多干一份工作，就意味着朝着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更近了一步；比如，心中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有着坚定的信念，这种使命和信念催人奋进；比如，为了新中国每一个人都在拼命工作，这种气氛也互相影响，变成一种强大正能量；比如，战争和动乱带来的民不聊生、百业萧条正为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复苏所取代，一个美丽的新中国扑面而来。这些美好情感交织在了一起，让人精神振奋，工作真正成为一件幸福的事儿。
一句话：心中有理想再累也快乐。
到西柏坡参观，讲解员说，当时中央五大书记，几乎天天开会，一开就是通宵。西柏坡与全国各地区、各战区的往来电报，像雪片一样，昼夜不断。首长们窗户透射出的灯光常常彻夜不熄。据统计，毛主席亲自起草的电报，仅是指挥三大战役的，就有230件。这些电报多是晚上起草和发向各大战场的。
物随心转，境由心造。其实，无论是肩负重要使命的X的领袖，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心里有理想、有信念、有目标，就有无穷的动力，就会让人感到苦中有甜，会把牺牲变为欢乐。近日从网上看到的一个“草根帖”：每天大清早起来去摆摊其实真的很累，可当一想到将会有满满的收获心里就乐啊！有生意感觉像是打了胜仗回家，这样超有满足感，希望这样的感觉能一直持续。加油，明天会有更好的生意，祝福我吧！亲！
这恐怕是百姓版的“晨光扑面”的快乐。
今天，我们要干的事儿一点不比过去少，干部肩上的担子也一点不比过去轻。可是，享受“晨光扑面”滋味的干部，又有多少？在一些干部心中，最美妙的滋味，既不是“晨光扑面”“挑灯夜战”的兴奋，也没有“有生意就像打胜仗”的满足。这样的情状，不由得令人担忧。
青年马克思曾充满激情地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事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作为X的干部，既然选择了为人民服务，心中就要有境界、有理想、有奋斗的目标，就要有一股子为X的事业、为人民群众利益不懈奋斗的精气神儿。
一样东西，站在高处看，你觉得它低；站在低处看，你就觉得它高了。苦和乐，也一样，看你站在哪里看，看你怎么比。打心里真正为X的事业操劳，为人民谋利益，苦也是甜，累也是乐。
（2015年3月25日）
谭用发
一些贪官落马后，或痛斥权力让人堕落，或后悔当初入错行选错道、不该当官，或以官场“险恶”告诫子女“千万不要从政”。诸如此类的反思之语，看似情真意切，实则大谬不然。
分明是为民服务尽责的公职岗位，怎么就成了误己误人的“陷阱”，甚至是杀人于无形的“凶器”？一朝腐败被捉便一推六二五，把所有的过错归罪于“权力”本身，暴露的是抵不住诱惑、守不住清廉、容易自我腐化蜕变的本性。
从政同当医生、清洁工等一样，职业本身并无尊卑贵贱之分，也无风险高低之别，更不是从了政就一定会变坏。一些人滑倒在有油水的地方爬不起来，思想防线上开了口子是重要内因。正如有人说：“人一旦有了权力，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因此变得伟大起来。”一些人走上贪腐之路，正是因为这种错觉，把权力的强制力当作自己的个人力量，把权力掌控的公共资源当作自己名下的个人财产，其结果也必然被这种错觉吞噬。
“为政之要，曰公与清。”清廉乃居官者的立身之本、从政之基。人不清廉莫从政。从政的本义，就在于无私地为公众服务。无私，并非无视正当的个人利益，而是不能用公权谋私利。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腰缠万贯、富贵荣华的念想。对X的干部来说，风险不在于反腐败，而在于辨别不清为公还是为己的价值排序；危机不在于制度约束，而在于从内心中缺少对权力的敬畏、对清廉的认同。廉乃正本，贪为堕源，任何时候都当牢记。
事实上，清廉不只是从政者的应有品格，更是做人的基本品性。贪心重、利欲心重的人，为官从政，迟早都会披枷带锁、坐穿牢狱。即便经商，也往往难以干成事业，甚至会自掘坟墓。即使是做一个普通的人，干一份平常的职业，最终也会因贪利小器而失去人缘。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说到底，就是内心对“清”的一种信念、信守。很多人正是因为尚清、守清，淡泊名利，做人做得堂堂正正，做事做得干干净净，做官做得清清白白。
人非生而圣贤，为什么有的人守得清明过一生，有的人最终做人做事做官皆败？关键就在于修与养。何谓修？把每一次的诱惑与恶欲，都当成一次思想灵魂的砥砺与升华，而不是欣然信从，成其奴隶受其驱使。何谓养？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心有一泓清水，无惧身外浊泥。“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常自修养，便始终行得正、坐得稳。即便有一念之差，也能够及时抽身，不断修正自己、净化自己。
《红楼梦》第二回载，贾雨村因官场受挫，信步来到智通寺时，见到门旁边一副旧破的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觉得“文虽浅近，其意则深”。这个“意”，就在于形象深刻描绘了那些贪欲心重者的困局。设若守得清，识得明，又怎会有此困局？做人如此，从政更是如此。
（2015年3月24日）
马祖云
近年来，在高悬的反腐利剑下，不少昔日甚为风光的“明星”官员不能善终，纷纷落马。对此，一位专家说：“物品的保质期有时限，而X员干部的保质期却无终时；欲求终生保质，必须呵护一世清白。”此论发人深思。
当年，被徐向前元帅等题词赞誉的海军“学雷锋标兵”刘德全，生前在军内外作报告3000余场。一次报告会后，一名大学生致信他：“假如10年、20年之后，以至终生仍有学雷锋事迹出现在您身上，标兵的称号您才当之无愧！”此话掷地有声，不仅是一个善意者对模范人物的真诚期待，也是人民群众对共产X人的ZZ拷问：人生如何永葆本色不变质？
认定物品保质期的标准是时间，而检验X员干部的“保质期”，不仅是绵延的时光，更体现为林林总总的考验。在腥风血雨的革命年代，是否畏惧流血牺牲是鉴定“保质”与否的试金石。在和平时期，如何对待功名利禄则是判定是否“保质”的分水岭。春风得意的坦途，实为考验人品的一道命题；坎坷波折的逆境，则是检验节操的一份考卷。惟有“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方能粉身碎骨不变本质。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们不因诱惑而失守，不因名利而失节，不因流光而失色，不变的正是优秀共产X人的品质。
权、钱、色是考验从政者品质的三大难关，哲人甚至以“三大魔鬼”表示对三者的戒备之心。道理在于，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权会迷魂，使人丧德作恶；钱会熏心，使人疯狂攫取；色会花眼，使人泯灭伦理。当官员思想防线崩溃时，便会把权、钱、色当作一种“美味”来享受，开始趋腐而变质。一个落马高官伏法前，声泪俱下地坦言：“为官者，不能把权、钱、色带到坟墓；但权、钱、色却能把为官者送进地狱。”是为警言，只是醒悟已迟。
昨日辉煌，不等于今日风光；今日风光，不等于明日荣耀。倘无执着的信念与坚守，人生之旅将有随时翻船之险。君不见，在功名利禄的诱惑面前，有的昙花一现，是历史的匆匆过客；有的先朱后墨，是历史的遗臭小丑；有的任上显贵、离职败露，是历史嘲讽的“双面人”。国家食药监总局原局长郑筱萸曾有“全国劳模”光环，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为“草根”出身，他们有过贫苦的少年、辉煌的青年，人生结局却是身败名裂的中老年。悲剧就在于，得志时忘乎所以走向反面，腾达时利欲膨胀渐次堕落。
古训道“白袍点墨，终不可湔。”从腐败特点看，有了初次“点墨”之染，便会产生腐败的“涟漪效应”，以致不该伸的手伸了，不该破的规破了，不该结的“圈子”结了，权力成了脱缰的野马。慎初者若不能慎终如始、一以贯之，就可能功败垂成而不得善终。
“我爱惜自己的历史胜过鸟儿爱惜它的翅膀”。“爱惜”折射精神品格，是一种境界、一种追求、一种内敛，是一辈子的修为长功。只有终生“三严三实”，信念始终不渝，才能迈好人生每一步，以步步完美连缀一世荣光，让生命“无限保质”而熠熠生辉。
（2015年3月23日）
徐文秀
十八大以来，ZZ生活面貌发生显著变化，除了治国理政方面的重要创新，过去X内的好传统、好规矩、好做法也重新活跃在ZZ生态中。一位老同志就曾这样勉励年轻干部：各级干部一定要有定力、有把握，X的优良作风，该坚持的就要坚持下去，不要怕说这说那。具体来看，ZZ新生态之下，领导干部当有“七不怕”。
一是不怕说“唱高调”。领导干部担负着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重任，传达好中央精神、落实好上级政策是天职。在维护X的形象、捍卫人民利益的时候，就要敢于发声、带头发声，而不是集体失语。当然，宣传政策绝不是说官话、套话、假话，应该善于用接地气的话来讲大道理，消除“唱高调”的感觉。
二是不怕说“太清高”。对待群众，清高自然不可取，但远离腐蚀、诱惑，防止“被围猎”的“清高”，但有无妨。领导干部不能刚愎自用不合群，更不能随随便便“勾肩搭背”。我们所要的“清高”，是大气而没霸气、有骨气而没傲气、有正气而没邪气、有书卷气而没书生气。
三是不怕说“太正统”。有人给正统扣上刻板、死板、呆板的帽子，跟僵化保守画等号，跟“假正经”挂上钩。我们说的正统，是对优良传统的传承，是对一些根本原则的坚守，是对内心理想信念的坚持。讲正统就是讲正道、扬正气，讲正统就是守规矩、遵纪律。不称“同志”叫“老板”，不要团结要结团，才是丢了好传统。
四是不怕说“太老实”。如今“老实”似乎成了无用的代名词，老实人常常吃苦又吃亏、流汗又流泪，这是不良ZZ生态下的怪现象。领导干部就是要以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为荣，对X忠诚，对同事老实。公是公、私是私，一是一、二是二，钉是钉铆是铆，是非曲直、好坏对错分得清清楚楚。
五是不怕说“太胆小”。“胆小”未必是坏事，现实中有一些人，什么话都敢说，什么地方都敢去，什么饭都敢吃，什么人都敢交。领导干部是特殊群体，说话办事、为人处世都得谨言慎行，有所敬畏。“胆小”并非裹足不前，更非不思进取，而是要时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保持一份敬畏之心，敬畏组织、敬畏群众、敬畏人生。
六是不怕说“太认真”。共产X最讲认真，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就是要跟理不跟人、从道不从上，敢于说真话、道真情、讲真理，这是避免出错、规避出事的有力武器。现在“老好人”越来越多，“一根筋”却越来越少。坚持原则不变通，严肃认真不通融，这是我们的制胜法宝。
七是不怕说“太土气”。“土气”跟“宁在宝马车里哭”的价值取向格格不入，却是艰苦朴素的精神体现。X的干部不该整天穿名牌、抽名烟、喝名酒，更应该甘愿淡泊、乐于清贫，为“出无车食无鱼”的“土气”而欣慰。
能否做到“七不怕”，是每个领导干部经常需要面对的考验。“七不怕”是我们X多年点滴积累起来的优良作风，是领导干部该有的范儿。
（2015年3月20日）
刘汉俊
20多年前，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马上就办”的工作要求，并就一桩半年多没有落实的事情，明确批示“从今天开始一周内办结”，要求各部门举一反三，“把从前石沉大海的批办件清理一下，应锲而不舍地要查办结果。”从此，“马上就办”成为福州全市干部的流行语，成为群众办实事讲效率、抓落实的行动指南。
“马上就办”的底气来自哪里？至少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对人民群众的真感情。为人民服务是宗旨，让人民满意是目的，对人民负责是关键。民之所想、所急、所盼，本应该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单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成为公害，“能办不办”“该办不办”“久拖不办”“无利不办”成为常态；吃拿卡要、“有钱瞎办”、“有权乱办”大行其道；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而且无人负责的事时有发生；一些部门庙多佛众，繁文缛节，几十趟路跑不下一个公章，几百个公章跑不来一个证明；一些人习惯于打哑谜、玩“太极拳”、推“乒乓球”、搞“慢动作”、当甩手掌柜，小事不上心、大事不敢管、麻烦事不愿干。凡此种种，说到底一句话：对群众没有感情。习近平要求福州干部“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是一个破题良策，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知了一家情就是知心人，解了一家忧就是贴心人，办好一件事温暖一片心。体贴增加温度，感情产生动力，才有做好事的热心、办实事的诚心、解难事的决心，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闻；民有所呼，我有所为”。理直气壮办好事，义不容辞担责任，“马上就办”是把群众记在心上而不是挂在嘴上。
二是对基层情况的真了解。1991年11月25日，习近平写道：“一年半来，我在工作中始终处于超负荷状态，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为做好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他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交给基层、交给群众了。他进山区、钻船舱、下社区、走企业、访军营，6年间走访了福州的许多基层单位，实情在握，成竹在胸，“马上就办”的内涵也得到不断丰富：“马上就办”需要革故鼎新的勇气、敢于担当的品格，还需要有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现代治理的本领。尊重规律、实事求是，要蛮拼，但不能蛮干，不能头脑发热、心血来潮，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大腿后悔、拍屁股走人，否则，“马上就办”就会变成马上就乱、马上难办。要承诺，更要践诺，“马上就办”重在“马上”，贵在“办实”，事前有布置，事中有督办，事后有检查、有评估，才能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桩桩都办实。
接地气才能有底气。“马上就办”，是一句大白话、大实话、口头语，却底气十足，是群众观的通俗表达、群众路线的经典表述、执政理念的生动提炼。良弓在手，贵在速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是需要全X“马上就办”的大事，以“马上就办”的精神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不断积小胜为大胜，当代中国就必定能扬帆致远。
（2015年3月19日）
赵亮江
一位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老前辈，由于长期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工作，晚年体弱多病，平时主要依靠轮椅代步。有一年春节，部队领导登门看望慰问，女儿附在她身边喊了一句：“组织上来人了！”老前辈听后，竟“腾”地站了起来，条件反射般地问：“组织上有什么指示？”
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竟然唤醒了几近失忆的革命老人！它所生动展现的，正是“组织”二字在那一代共产X人心中沉甸甸的分量——组织就是无声的命令，就是最大的依靠，组织叫干啥就干啥，哪怕是豁出命来也要坚决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1958年，机要交通员李俊岭同志乘飞机执行任务时不幸遇难。在清理遗体时，发现他的手还紧紧握住已经被烧焦的机要交通专用箱的手柄，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忠诚护卫着X的秘密。他遇难的姿势，刻写着一名共产X人的“数学公式”：组织任务大于生命价值。
而今，这个“数学公式”历经时光淘拣依然在传承发扬。“你能行！”出于组织的信任，“燃灯者”邹碧华二话不说，日夜疾驰在司法改革的荆棘路上，累到心脏病发。“这岛，只有你能守住！”因为政委的一句话，王继才与妻子孤守开山岛28年。有人问起，“这么苦，为什么还守？”只有一个回答，“你不守我不守，谁守？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就是要守到守不动为止。”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这样的X员，组织才有力量，X的力量才会倍增。
对照这些X员，扪心自问，组织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现实中，有的X员干部，拿资历要待遇，组织没提拔有意见，岗位不满意有牢骚，撂下挑子搞软对抗；有的则把分管领域当私人领地，搞起独立王国，进行非组织活动；有的不与组织交心交肺，却跟老板勾肩搭背……这些人身上，组织意识淡化、X性原则丧失、纪律观念淡漠，“组织”二字变得若即若离。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身陷囹圄之时才想起组织，“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自己犯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这不是典型的“歪脖子看戏怪台斜”吗？
进了X的门，就是X的人。领导是一种权力，更是组织赋予的一种责任；岗位有一定待遇，但更是组织赋予的一种使命。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集体，这是组织原则；重大事项必须向组织请示报告，这是X性要求；组织交给的任务、作出的决定，不容打折落实，这是组织纪律。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是共产X人的必修课程，也是每一名X员的基本ZZ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X员干部应该自觉坚持X性原则，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X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一论述既深刻阐述了X员干部与组织的关系，又对X员干部提出了很高的ZZ要求。重温那句“组织上来人了”，重新强调组织纪律，每一名X员干部都应把组织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视为神圣信念、心灵归宿、成长摇篮，为组织无悔付出，勇挑重担，干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2015年3月18日）
向贤彪
因为修建战略储备工程，一个小岛上的1000多户居民需要全部搬迁。社区特意做了一个60多平方米的大沙盘，家家户户的老房子，还有门前的古树、水井，都在沙盘上标注得清清楚楚……社区干部用心留住了小岛的乡愁，以真情化解了群众心中的“块垒”，让拆迁这件被称为“天下最难的事”迎刃而解。这又一次印证了一句老话，人心换人心，黄土变成金。
西方有位探险家，当有人追问他凭什么力量让许多“不可能”变成现实时，他说：“很简单，我只是让心灵先到达那个地方。”做群众工作也是如此，只有心灵互通、情感交融，才能拨动人的心弦。孔繁森把藏族老阿妈冻僵的脚揽入怀中，张云泉为上访户打水洗脚，社区干部俞复玲帮助盲人沈国栋实现看大海的“微心愿”，这些看似细微之举，却是爱民情怀的真实流露，于无声处的心灵共鸣。“信你这个人，就信你说的理。”情感的温度炙热了，再与群众进行沟通，所讲的道理就能水银泻地般进入人的内心。
“功成理定何神速？贵在推心置人腹。”付出真情不能自以为是、一厢情愿。一说走访慰问困难户，就送去一袋米一桶油，难免供需不对路；一说资助困难学生，就录像采访谈感受，很可能让受助者感到尴尬。尽管主观愿望是好的，然而不问需求，会降低“送温暖”的热度；不考虑当事人的感受，难免抵消做好事的效果。如果因此还心存委屈，动辄抱怨群众不领情、不好“伺候”，那就更是错上加错。
唐代李峤有一首《中秋夜》：“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每一个洋葱都有许多层儿，想问题、办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差异性。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厚的今天，人们的需求也随之提升并趋多样化。这里面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共性的，也有个性的；既有一目了然的，也有相对隐秘的。做工作不能指望一把钥匙开千把锁。一位城管干部说得好：“100个小贩背后，或许有100种问题，需要100种解决办法。”多一些个性化考量，多一些差异化服务，才是最好的情感表达，温暖也才会穿透人心。
有道是，需要的就是最好的。满足群众的各种需求，有时并不一定需要多少物质投入，要的是一颗善解人意的心。哪怕只是一句关切的问候，一个真诚的微笑，一次俯耳的倾听，都会提升共通圆融的血脉温度，加深彼此的感情和信任。时下，一些社区出现的“百姓心语坊”“议事厅”“倾诉室”，就是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创举。它犹如一缕阳光，使居民心生暖意，来这儿坐坐、聊聊，精神不寂寞，身心得愉悦，增添的是和谐的正能量。
“说出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每个人都渴望这样的声音。实践证明，新形势下做群众工作，既难也不难，关键是你的眼中是否看到那些“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看到他们千差万别的需求。真正走进百姓的心灵，就能找到开启心锁的“钥匙”，让干群之间的“心结”变成“连心结”“开心结”。
（2015年3月17日）
李浩燃
“拿什么留住你，乡村教师”“当我老了，靠谁来养”“为官不为，如何根治”……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积极议政建言，以问题意识奏响了凝聚共识的时代和声。
一年一度的两会，既是相互激荡的观点广场，也是ZZ参与的民主舞台。无论是理性的思辨，还是激烈的争论，都是对真问题的关注与求解。置身思想观念多元多变的时代，两会所激发的共鸣之声，所形成的最大公约数，尤显珍贵。
现实生活中，人们常有这样的感受。有的事兀自憋着苦思冥想，往往理不清头绪；几个人坐下来议一议、商量着办，常能豁然开朗、事半功倍。这当中，不仅蕴含着“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的朴素道理；更重要的是，在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的过程中，由于每个人朝着共同的方向汇聚目光，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得以不断增强，弥合歧见、达成共识自然顺理成章。当众人拾柴的心气儿被一唤而起，“劲儿往一处使”就容易水到渠成。
有共识而不抓落实，无异于空谈。现实中，群众讽刺一些干部为“开会书记”“开会局长”，只管开会不抓落实，开会就像吃散伙饭。如果只是在会场上你来我往、拍手鼓掌，会议结束就“相忘于江湖”，再多才智也只会沉没海底。
对共识最有力的托举，来自实干。两会期间，有关毛丰美代表的履职故事在AAA朋友圈被热转。这位连续五届的全国人大代表，20年间共提交涉农建议、意见逾200件，被誉为“农民代言人”。他带领大梨树村在集体经济上奋发有为，正是其“敢言”的底气所在。从“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干，半点儿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大梨树村立起的三块碑便是最好诠释。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美好愿景无法自动实现。上世纪50年代，被称作“革命速度”的黎湛线铁路、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人民大会堂等项目，从开工到完工均不到一年，除了实干别无密钥。今天，我们要啃下改革的硬骨头，跨越发展的沟坎，增强群众的获得感，除了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一点一滴改变现实，别无他途。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指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感慨：“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经验和现实都在提示我们，“坐而论道”有其价值，“起而行之”也很重要。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今日之中国，正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克难攻坚、爬坡过坎，既要应对转型的阵痛，也须直面成长的烦恼，尤其呼唤多一些实干家，少一些清谈客。以两会共识为新起点，激发实干精神，每个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汇聚起来就是一支浩荡前行的队伍。
（2015年3月16日）
李仕权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风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陕西代表团审议时再次指出：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案件看，出问题的干部普遍家风不正、家教不严。家庭、家教、家风，一时间成为举国关注的热议话题。
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对家风的强调，其来有自。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陷入“老子办事，儿子收钱”的贪腐泥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本人忏悔，家就是权钱交易所，他本人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全家老小参与腐败……父子上阵、夫妻串通、兄弟勾结，接连发生的“家族式腐败”说明，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关系到作风能否端正、廉洁能否守住。可以说，经营好家庭、维护好家风、涵养好家教，是每一名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家”具有独特的地位，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个人到国家，“家”是最重要的精神纽带。“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价值追求。对领导干部而言，家风正，则作风淳，就能为廉洁奉公提供精神支撑；相反，家风不正、家教不严，家属亲属相互影响、恶性循环，最终会突破法治的底线、走向腐败的深渊。
有人说，领导干部也是人，就不能多照顾一下家人，让他们过得好一点？回馈家庭、感恩家人并没有错，错就错在用错了权力、认错了方式。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护犊情深，提拔干部以是否帮儿子为标准；刘铁男“教育”儿子“要做人上人”“要学会走捷径”……如果把滥用权力当成回报家人的“资本”，甚至放任家人利用权力谋求私利，那就无异于“爱之适所以害之”，最终也会累己累家。领导干部不妨想想，家庭幸福，不在名车豪宅；子女多福，不在钟鼓馔玉，如果缺少健康的价值观，财产再多、权力再大，最终也会付诸东流。
看看老一辈革命家的严格家规、清正家风，至今仍被传为美谈。在长子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回国后，毛泽东把他送到农村和工厂接地气；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读大学时回家要车接，他知道后严肃地批评说“坐电车和公共汽车不一样吗”；曾主管国家经济工作长达26年的李先念，不许孩子经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清正廉洁，是对家人的最好馈赠；家风纯正，也是对领导干部的最好保护。
良好的家风，是孟母三迁体现出的求知向上之志，是孔鲤过庭展现出的尊师重道之心，是岳母刺字表现出的精忠报国之情。巍巍中华，良好家风一脉相承，烛照着每个人的心灵世界。前不久，中央审议通过《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有制度的托举，有干部的自觉，相信良好的家风定能薪火相传……
（2015年3月15日）
李　斌
不收送礼品和土特产，不搞迎送仪式；议案提案“干货”多了，虚话浮言少了，履职的精气神足了……今年的全国两会，延续近两年来简约、务实、清新的会风，被人们点赞。
两会是一面镜子。会风的积极变化，与严格的规定和扎实的监督密不可分。坚持严的态度、执行严的制度，正是X风政风转变的关键所在。
世间事，作于细，成于严。严要求才有高质量，严管理才有好习惯。做事从严，意味着求真务实、善作善成，出实效而不是凌空蹈虚；做人从严，意味着收心敛欲、修身正己，从信念上深植奉公守法的因子。不从严，思想上缺钙会导致弊病丛生；不守严，再多制度也会流于形式，纪律就会成为“纸老虎”“稻草人”。
“严是爱，松是害”，这个道理谁都懂得。问题是，一旦失去了应有的约束，权力的任性就会冒头，甚至为所欲为。近年来查处披露的众多贪腐案件中，有的腐败分子以自己为轴心，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涉案金额动辄上亿，贪婪到了明火执仗的地步。惨重的教训告诉我们，之所以会出现违纪的“破窗效应”，出现区域性“塌方式腐败”，出现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山头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X纪松弛、纲纪废弛。
“要加强对干部特别是X员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彻底改变对干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现象。”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告诫，指明了“严”这个正风反腐的关键所在。思想上严起来，方能避免“针尖大的窟窿透过斗大的风”，筑牢自我约束、防微杜渐的堤坝；制度上严起来，方能力戒“一处弛则百处懈”，强化制度刚性约束，确保执行制度没有例外；执纪上严起来，方能“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整饬部门班子的小气候，涵养正气弘扬的大气候。“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滞”，从严不存在什么严过头的问题，实现X风政风的持续净化，就必须横下一条心去纠风正纪。
当然，无论是破除既得利益掣肘，还是摆脱习惯势力束缚，抑或是赢得价值观上的较量，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历史上，北宋范仲淹力除门荫、纳粟之风，遭遇重重阻力；明朝张居正力推“考成法”，纠治政以贿成、钻刺成风的弊政，推行中梗阻不少。革故鼎新、除弊兴利，形成好风气，并非轻而易举。从严的意义就在于坚持不懈，最忌讳有始无终、功亏一篑，最需要久久为功、抓长抓常。涵养崇严尚法的ZZ文化，培养实字当头的意志品质，让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成为每个X员领导干部的习惯选择，好风气才能如空气般无所不在。
“没想到干部吃吃喝喝也会被中央纪委通报，没想到位高权重者贪腐照样绳之以法，没想到正风肃纪的力度越来越大”，老百姓眼中的一个个“没想到”，标注着我们X全面从严治X的气魄、决心和力度。“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坚守从严的自觉和崇严的追求，塑造X风社风新风貌，我们义无反顾、任重道远。
（2015年3月13日）
陈　凌
22年坚守公交岗位，笃信“每辆车都有终点，但为民服务没有终点”；旅游途中，救起落水的修桥工人，坚信帮助他人才会让自己的正能量永远“满格”……今年全国两会上，王曼利、铁飞燕等人大代表的凡人善举，引发了人们对核心价值观的共鸣与思考。
丹青难写是精神。曾几何时，大街上，面对老人摔倒，很多人疑心是不是“碰瓷”，犹豫要不要上去帮扶；餐桌上，毒奶粉、地沟油、“问题鸡肉”等困扰百姓，冲击“舌尖上的安全”；一些干部信奉权力、关系和金钱，拉圈子，搞帮派，甘当权钱交易所所长，忘记了共产X人的本色。凡此种种，一再制造着价值真空，侵蚀着精神“栖息地”。
“宁可一思进，莫在一思停”，一位作家这样描述“形意拳”，意谓出拳之后倘若有回旋的念头，最终会退无可退。道德建设所处的境况，正与此相似。面对“人心不古”的喟叹、“道德滑坡”的忧虑，假如大家都无动于衷，甚至处之泰然，只会使劣币驱逐良币，不断侵蚀道德的土层。郭明义说：如果发出一点光，放出一点热，能够换来他人生命之花的绽放，换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谐，这样的人生，我无怨无悔。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线，从来不取决于看客，而瞩望于那些默默耕耘的行动者。
“你就是他人的环境”。能否擦亮人心向善的镜子，走出道德贫瘠的泥沼，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唤醒每个人心中的“道德律令”。其实，每一个人的义举善行，每一次的无私奉献，都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无声宣示，都会在他人心中播撒下善的种子、激荡起道德的涟漪。不辜负每一个成为道德星辰的机会，纤微尘土就能垒起道德高峰，让崇德向善如高山之松一样挺立。
实际上，我们身边并不缺乏善行。那些给我们带来感动的人和事，往往都近在咫尺。重庆秀山供电公司抄表工瞿秀泉，坚持每天至少捐出一元钱，8年多来，和爱心小组一起帮助42人完成了中学学业，一元资助汇聚了百分爱心；辽宁锦州“好邻居”赵志有，义务默默打扫全楼楼道好几年，让邻里关系温暖如春；江苏江阴老人张纪清化名“炎黄”做了27年好事，“用化名和假地址，就是怕人找到”……正如一首歌所唱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普通人身上闪耀的道德光芒，是无言的教育，如阵阵清风吹散了迷雾，让精神纽带一点点延展开来。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盏明灯，可以照亮前行的道路。诚如全国政协委员单霁翔所说：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哪怕是在故宫里捡个垃圾，故宫的垃圾就越来越少了啊。朴实无华的语言，却赢得了高分贝的掌声。掌声的背后，正是大家对“小处着手，人人可为”的价值认同，对道德建设积微成著的殷切期待。
从这个角度而言，核心价值观面前，人人都是“燃灯者”。即使是一支蜡烛，也应“蜡炬成灰泪始干”，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即使是一根火柴，也要在关键时刻闪耀光芒，为他人照亮黑夜中的一角。从我做起，人人奉献光与热，那么，何愁社会不能风清气正？何愁理想信念的明灯不能在心中燃亮？
（2015年3月12日）
詹　勇
投资创业去哪儿好？这个企业家们颇费思量的问题，在两会上有了别样解答。日前，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在山西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说：眼下，正是到山西投资的最好机会。在他看来，逐步肃清的腐败和逐步改善的风气，让投资环境有所改善，“谁先投资，谁先得利”。
反腐“风暴眼”，会成为发展机遇地，这样的辩证法，可能出乎不少人的意料。不妨看看来自现实的证明。在江西，抓作风抓反腐不松劲，当地各项发展指标全线飘红，“发展与反腐齐飞”，让代表们认同“反腐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持续健康”；XXXX荡涤下，高端餐饮业努力开拓大众消费的蓝海，“转型共亲民一色”，迎来了更有活力的发展……
古人云“见机而作，如鸿之翔”，如果说正风反腐是我们时代极为强劲的翅膀，那么在其“风尘翕张”之下，一系列蝴蝶效应般的深刻变化，常常启发人们去解码背后的转机与契机。
曾几何时，“花钱事事办、没钱事事难”在不少地方成为潜规则。贪腐之风所及，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也有“朝中有人好办事”的心理；有侵吞公帑的巨蠹，也有蚕食百姓保命钱的蚁贪。当一些人手里的公章盖住了法条，当围绕权力的关系学被奉为圭臬，何谈公平的竞争，怎有创新的活力，又哪来发展的后劲？
一座城市的命运起伏值得深思。在发生破坏选举案的衡阳，一度收送红包、吃拿卡要成风，不少外地客商惧于不良政务环境，纷纷避而远之，让人心生“衡阳雁去无留意”之叹。ZZ生态的恶化，成为当地发展的绊脚石。而这两年来，衡阳各级干部痛定思痛，整肃吏治、匡正风气，清扫多年积弊。随着ZZ的清明，当地投资环境得到改善，产业发展搞活了，经济增速也回升了，大有奋起直追之势。
从正风反腐的苦味、辣味中，奋力寻找契机、打开局面，终于尝到了健康发展的甜头，“衡阳现象”只是一个缩影。固然，转变是痛苦的，改变是艰难的，但道理却是深刻的——腐败是社会发展难以承受的负资产，廉洁才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一位政协委员感慨：现在很多事项网上就能办，省时省力还省钱，再也不用到处找关系托门子。改作风、反腐败，点滴的变化中，其实都在重塑ZZ生态和发展环境。不再凭个别领导“一言堂”拍板，“任性”的机会少了，法治的力量就能发挥出来；不用打点方方面面了，把资金更多投向研发，寻租的空间小了，创新因子就能激活起来；不容忍团团伙伙、暗箱操作那一套，“圈子”的能量弱了，公平正义的价值就能彰显出来。
“反腐和大家有什么关系？”两会期间，这个问题引起热烈讨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ZZ生态也要山清水秀。清风正气，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X风政风连着社风民风，在反腐败这场ZZ领域的“除霾战”中，同样需要凝聚社会合力，一起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人人都为反腐尽一份力，我们就能不断领略文明的风景，我们的社会就拥有更加澎湃的活力。
（2015年3月11日）
张　铁
热议立法法修订，建言司法体制改革，关注法治政府建设，畅谈反腐败立法……如果以全国两会为窗口来观察中国民主ZZ，“法治”无疑是今年的关键词之一。
“法治”一词在两会内外、全国上下引来广泛关注、激起强烈共鸣，折射出中国“法治时间”进入新阶段。从治国理政宏观层面看，X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按下依法治国“快进键”，标定法治中国建设里程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成为“发展总纲”中的重要一环。从改革发展具体实践看，无论是巡回法庭的试点，还是“史上最严环保法”的实施；无论是废除劳教制度，还是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案件，法治建设的一系列举措都让人充满期待、充满信心。也正因此，在推进法治、厉行法治上，形成了当前最广泛、最牢固的共识。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在经济领域是计划向市场的转轨，在ZZ领域则是人治向法治的转型。回首过往，中国改革发展的过程，也正是法治共识逐渐形成的过程。全国两会的固定化、规范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文革”结束，每年一次全国两会纳入制度化轨道；1989年，全国人大议事规程规定会议期间举行新闻发布会；2013年，人大代表选举实现“城乡平权”……越来越多法案在这一场合通过，越来越多诉求在这一平台表达，越来越多监督在这一窗口进行。在ZZ运行中，法治成为一种基本的规范、一个基本的框架。
对于当前中国，法治的“工具意义”不言而喻。协调利益、定分止争，大到国体政体，小到合同文书，莫不需要法律来规范。除此之外，法律更有超越一时一事的“价值意义”。反对专车软件是不是就可以去上街堵路？支持网络大V是不是就可以无视违法行为？对于类似问题，法治不仅提供了解决手段，更提供了解决思路。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也正包含着尊重共同规则、尊重他人权利、尊重公共利益的法治价值。
的确，如果说经济发展解决的是器物现代化的问题，那么法治建设指向的则是制度的现代化。对于一个社会，制度的作用不仅是限制，更是导向。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法治有着最大的正当性、最广的普适性。让利益纠葛、思想纷争、观点碰撞都在法治的标尺下得到解析，可以最大程度避免陷入自话自说的零和博弈，最大程度防止撕裂协调利益的基础、公共讨论的共识。
有人说，现代国家首先是一个“制度共同体”。因为奉共同之理、守共同之法，一个社会有了统一性、均质性，人们被纳入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行为理念，为“国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在法治的作用下，个人更变身为“公民”，拥有了共同的ZZ身份。从这个角度看，“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全面依法治国指向的不仅是治国理政，更是在建立一整套成熟、定型制度的基础上，筑牢社会意识的底座，搭建起当代中国的命运共同体。
两会的声音，形成法治的共鸣。期待这样的共鸣，鼓荡起法治中国建设的风帆，助推“中国号”巨轮驶向更开阔的水域。
（2015年3月10日）
朱永新
很长一段时间，在老百姓眼里，政协蒙有一层神秘的面纱。似乎只有两会召开时，才会撩开面纱看到政协举办的一些活动、所做的一些工作。很多人觉得政协离自己很远。
政协委员中各行各业专家比较多，忙于专业难免疏于和外界接触。但其实，大部分委员就在你我身边。张海迪委员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即使是“坐在人民大会堂里”“我的心也离残疾朋友们很近”。她42岁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一直关注残疾人问题，参与多次提案的起草，不少提案得到落实，有的提案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每每如此，“心里万分高兴”。对她的这番感慨，大部分委员感同身受。
政协作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一个广泛联系群众、团结各界人士的重要平台。政协关注的问题，常常是群众最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比如，政协全国委员会每年提交的五六千份提案，大部分都是围绕老百姓最关心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内容；每年政协委员反映的社情民意，也基本上与民生相关，许多直接来自调查研究、所见所闻。政协的大会发言和议政性常委会等，虽然大多关注国家层面的改革发展，但也经常聚焦群众最关心的事情，比如2014年就有大会发言，提出“何时办事不求人”这样的“小问题”。
我有一个提案，关注的也是一个“小问题”。提案直接起因于一个孩子。去年4月，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关于以减负提质为重点，深化义务教育教学改革”的专题调研。在一所学校考察时，我问一个孩子，是不是觉得学习很辛苦？这个小女生天真地告诉我：“不苦呀！我天天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以前我一年都见不到他们一面，那才苦呢。”孩子的话让我对留守儿童问题陷入了更深的思考，经过深入调研，有了今年“关于保障儿童亲子团聚权、根治‘留守儿童’问题”的提案。“和父母在一起”，听上去只是小问题，但是，如果让所有的孩子都能与父母在一起，意味着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
政协是个说话的地方，在这里反映和表达着的各种声音各种意见，都会得到尊重和包容。分歧在辩论中趋同，矛盾在交锋中化解，共识在讨论中形成。最终，国家的利益、群众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取得了最大的公约数，更多的人对改革理解、支持、参与，更多改革正能量得以激发，政协也就实现了工作的重要目标。
政协不是权力机构，但政协可以通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限制权力的滥用。政协不是决策机构，但政协可以通过建言献策、反映社情民意，使决策更加民主科学。如果我们的政协在广纳群言、广谋良策上，更好地集智聚力，倾听民声，让各界群众的意见在政协的平台上更多地表达，使X和政府的决策更符合各界群众的愿望，人民一定会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政协其实很近，就在你我身边。
（2015年3月9日）
——写在“三八”国际妇女节
李　斌
“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为了能让失聪的儿子接受正常教育，妈妈陶艳波辞去工作，16年陪读，从小学念到大学，与他同桌，作他的耳朵。这位“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的故事令世人动容，也让女性的光辉尽情绽放。
生命旅程中，无数人都把母亲视为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人。无论伟人、名人还是普通人，谈起自己的母亲，都往往情动于衷而难自抑。
作家老舍先生曾经说过：“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老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真正的老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无数人、无数家庭的故事表明，母亲是家庭建设的核心力量，是孩子成长的精神源泉，更是心灵归依的温馨港湾。
“家庭生活的乐趣是抵抗坏风气毒害的最好良剂。”守卫共有精神家园，家庭是重要的战场，女性则是家庭场域中的关键力量。今天，家庭早已不是禁锢女性自由的“内闱”，新时代的家庭建设反而为女性发挥独特魅力和优势提供了新的舞台。女性的细腻和感性，可以让家庭更具温馨气氛；女性的平易亲和，更易调和家庭关系、化解家庭矛盾；女性的勤俭操持，让家庭免于杂乱无章，更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播撒下德行的种子。正所谓“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在弘扬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女性拥有独特优势，在家庭建设和家风家教的传承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女性独特的魅力和优势是这句话最真实的注脚。女性的风采，又何止是展现在家庭。今天，置身“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平权时代，无论是治国理政的舞台、企业管理的秀场，还是科学研究、文化创新的前沿，“她风采”的闪耀，激荡出性别调和的“乘数效应”。
家庭的操持，职场的奋斗，虽然环境不同、角色不同，却都代表着女性自立自强、自尊自信的时代品格。点燃广大女性昂扬奋斗的精神火炬，生活的每一时刻都会充满阳光，家庭的每一角落都能散发芬芳，我们的社会也会凝结起崇德向善、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不可否认，职场家庭一肩挑，对任何女性都是莫大的压力，其间的艰辛与付出、心血与汗水非亲历而难以摹状。正是有千千万万坚韧勇毅的慈母、孝女和贤妻，为小家也为整个国家支撑起一片朗日晴空。因此，当妈妈回到家，不仅需要儿女为妈妈洗洗脚之类的暖心之举，也需要丈夫分担家务的务实行动；当女性在外打拼，不仅需要社会的公平对待，以改善妇女福利、消除用工歧视，也需要更具人性化的制度来托底权利平等、捍卫公平待遇。如此，我们才能欣赏到更多赏心悦目的巾帼风景。
家之良妻，犹国之良相。对孩子而言，慈母的护佑是上天最好的恩赐；对国家而言，女性风采的尽情绽放，是最为动人的春天。珍视家庭建设中的“她贡献”，激发文明风尚拔节的“她力量”，我们一定可以在小家大家的交相辉映中塑造时代新风。
（2015年3月8日）
柳千岸
价值观建设贵在知行合一、行胜于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宣传倡导和文化滋养，更需要法律政策的刚性约束和有力支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用法律政策为核心价值观建设保障助力，尤为必要和紧迫。
“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这句西方谚语所讲的天理人情，就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将主流价值观念入法，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在我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仁义礼智信”备受推崇，融入历朝法典，高悬家族宗庙，用以规范人们行为和社会秩序。新加坡为倡导“家庭为根”的价值观，立法规定子女与年迈父母同住，可享受一定的免税额度；有意和父母就近居住的，政府拨专款资助买房；子女探望父母，可免除部分小区停车费。这些规定将抽象的价值观具体化、生活化，细至如此，足见用心之深、设计之精。当代中国，宪法和一切法律政策的价值支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如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比如民商法体系明确将诚实信用作为基本原则，等等，都是核心价值观在法律中的直接体现。核心价值观倡导什么，反对什么，用法律政策明确边界、划出底线，才能让人们内心有尺度、行为有准则。
当前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生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每天都有许多善行义举让我们感动，但也有一些事情与核心价值观南辕北辙，年轻人扶起摔倒老人反被讹诈，所谓明星用劣迹博取眼球，不法商家生产有毒有害食品，有人欠着农民工的钱自己却高消费……凡此种种，一再冲击着人们的价值底线。表面看是道德价值出了问题，再往深里想一想，与我们的一些法律政策不完善有一定关系。对照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现行法律政策有的滞后过时，老办法管不了新问题；有的空白缺位，惩恶扬善于法无据；有的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有的失之于宽，违法成本低；还有一些具体条文内容、司法个案判决与核心价值观不合拍甚至相悖。纠正跑偏的价值观，仅靠教育引导、叩问良心远远不够，强有力的法律政策必须跟上。法立于上，教弘于下，多措并举，方能药到病除。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怎么体现这个“善”字？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摄，做好法律的立改废释工作，做好各项政策的修订完善工作，通过法律政策将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以良法善策导民以善、禁民以非。这两年，我国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子女“常回家看看”正式入法；“两高”出台打击网络谣言的司法解释，一批网络“大谣”认罪服法；一些地方出台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规定，为好人提供法律保护。这样的法律政策，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正是核心价值观建设所需要的。
法律政策的权威在于执行。“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失信者“黑名单”，那些“老赖”不仅曝了光、丢了脸，还坐不了飞机、贷不了款，纷纷主动还钱，效果立竿见影。有关部门依法打击网络淫秽色情，处罚关闭了一批恶行网站，打出了声威，打出了效果，网络空间逐步清朗。这些措施和行动，彰扬了正气，压制了邪气，百姓拍手称快。在核心价值观建设中，要更多地运用法律的武器、发挥政策的作用，扶正祛邪，激浊扬清，使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
（2015年3月5日）
周人杰
新增就业比原定目标跑得快，收入增长比经济增长跑得快，正在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DP增速在主要大国中依然一枝独秀，却日益在不同方面展露身姿。调控的成效，改革的成果，来自社会各界对于新常态的积极认识、适应与引领，表明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行动正在深刻转变。同时，也有一些议论，对新常态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疑虑。那么，对此应当如何看待？又该秉持怎样的一种“心常态”？
概括起来，有这样两种看法值得注意。一种较为消极，过度担忧个别指标持续下降。一种较为焦虑，觉得有劲使不出，没从过去的“锦标赛”中缓过神来，还想着大干快上，等着大规模的强刺激措施。
存在决定意识。两种观念都不是空穴来风。“正如一个人从污泥中爬出来，他的身上带有污泥，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任何的经济增长模式，任何的经济发展理念，无不脱胎于过去。譬如说，用惯了92号汽油，换上更优质、更有后劲的95号汽油，不仅需要停车加油，还得让发动机适应更高的纯度。此时，驾驶员的状态很难一下子转过来，注定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
之所以痛苦，之所以面对新常态或消极、或焦虑，是因为思想没跟上经济形势的客观变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持续“亚健康”，结构调整阵痛显现，难免让部分数据阶段性波动。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跃至全球第二，如此庞大体量下，7.4%增速对应的增量已达800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20年前全年的DP。存在变了，脑中的辩证法，只能紧跟实践的辩证法，否则，“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读史可以鉴今。当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当时抗战中的两种思潮“亡国论”与“速胜论”，有过精辟分析。文章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认为“中国必胜”，但“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观照当下，经济增速换挡而不失发展好态势，“经济崩溃论”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然而，急于求成的冲动，在一些地方还有市场。其实，发展起来以后，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的需求迫切，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着巨大压力，粗放式的路子再也走不通了。相反，只要换好油、挂对挡，把握住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保持中高速增长，一样可以蹄疾步稳奔向全面小康。这个层面上讲，新常态必然是一场持久战，而“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经济运行中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优势转化为胜势，需要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其中的平常心态很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有历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在这“三期叠加”的关键阶段，各级领导干部应自觉让思想对照实践，对照总体向好的基本面、稳中有进的柔韧性，时时校正自己的政绩观，不辜负战略机遇期的历史责任。
当代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大国，中国经济是前景光明的经济。在两会这样的特殊时刻，汇聚民智、凝聚共识，为行进中国激发乘势而上的新动力，我们就能赢得引领新常态、实现新跨越的新契机。
（2015年3月4日）
李　拯
“国有资产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起来？”“养老中心投入能不能再追加一部分？”……最近，在观点交锋中，延续16年的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再度出发。村落里的民主恳谈，曾吸引欧洲几十名外交官现场观摩，被认为是“实现民主的一种途径”。从更大的视野来看，这泥土里长出来的民主载体，恰是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一个缩影。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ZZ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X的群众路线在ZZ领域的重要体现。”这正成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生动实践。两会前夕，“2015政府工作报告我来写”的网上征集，上线一周就获得210万访问量；去年一年，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就开了19场，场场直击社会热点；在各地，“请政协提出决策建议”“先听听群众意见”，渐成X委决策的新模式……协商机制不断完善、协商载体日益丰富、协商文化逐步发育，在中国的ZZ土壤中，协商民主正开枝散叶、蓬勃生长。
毛泽东早就说过，我们政府的性格，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时至今日，协商于民、协商为民，更是化解矛盾、推进改革不可或缺的治理方式。社会转型期、改革深水区，价值取向多元、利益诉求多样，一事当前，你看重的是就业，我关注的是环保；你追求的是效率，我渴望的是公平。不同的社会诉求，如何转化为有效的政策选择？多种多样甚至相互龃龉的诉求表达，如何弥合分歧、凝聚共识？转型期的治理难题，可以从协商民主中找到答案：通过对话了解分歧，通过商量找到最大公约数，进而凝聚各方力量、化解改革风险。
相反，如果决策过程缺少协商这个环节，就可能引发民意反弹，改革过程难免“步步惊心”。从PX辗转各地多遭民意反对，到建造垃圾焚烧厂引发“邻避效应”，尽管原因是复杂的，但是多少批评质疑是因为信息不畅，多少误解对立是源于缺少沟通？一言以蔽之，协商将“干部对群众的说教”变为“干部与群众的对话”，民主协商于前，有利于防止矛盾产生于后。
“每一颗民主的种子都需要找到适合的文化土壤”。推进协商民主，同样需要涵养与之匹配的ZZ文化，需要提升协商意识、增强协商能力、提高协商素养。协商民主的基本精神，是对话、包容、理解与合作，因此，领导干部理应摒弃“举大事不谋于众”的独断思想，矫正“商量起来作用不大”的偏颇认识，拒绝“协商就是走过场”的形式主义。公民是协商的主体，更应具备参与意识、理性精神，如果讨论交流变成站队骂架，观点碰撞变成X同伐异，如何形成平等对话、理性沟通？就此而言，决策者广开言路、博采众谋，参与者秉持理性、和合包容，协商民主才能真正运转起来。
“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之所以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正在于它根植于我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文化传统，根植于中国ZZ发展的现实进程。我们寄望于今天开幕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期待在举国瞩目的“两会时间”，一起为协商民主的发展写下新的篇章。
（2015年3月3日）
郝　洪
在改革航船上，是做“水手”还是“乘客”？这个问题，有多少X员干部在心里问过自己？邹碧华问过，不仅问过，而且用他47年充分燃烧的生命，写下了答案。
去年12月10日，上海高院副院长邹碧华因病骤然辞世，上海司法改革的得力干将，倒在了改革征途中。得知他的感人事迹，网上网下，追忆怀念连绵不绝。人们称赞他，“一个真正的法律人”“燃灯者邹碧华”。
在一些人习惯对偶像质疑和解构的时代，人们为何纷纷为邹碧华献上如此闪亮的冠冕？从邹碧华关于“水手”和“乘客”的选择中，我们不难找到答案。
对邹碧华印象深刻的一次采访，是在2013年一次关于“老鼠仓”案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因案件存有争议，是不是要公开审理，还有不同意见。邹碧华却主张，不仅要公开，还要微博直播庭审，庭审结束后就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他直言，目前的一些规定并不太有利于打击此类犯罪，应继续修订完善。
不讳言问题，孜孜以求解决问题，让类似争议有解决路径可循，在更大范围促进公平正义。这样的话、这样的事，邹碧华不说、不做，也不会有人要求他，更没人会责怪他。但邹碧华选择了大胆地说，认真地做。在可为可不为之间，他选择了可为，选择做一个奋力划桨的“水手”，选择了主动担当，而不是袖手旁观的“乘客”。
作为司法改革航船的奋楫者，邹碧华奋力突破，寻求改革最大公约数，所思所为都是基础性的制度建设，未必能很快有成果。相反，为了改革的长远利益，他需要“一点一点往前拱着改革”，不怕得罪人，不惧“背着黑锅前行”，其中艰辛，难以言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说到底是因为，既然选择了做“水手”，就要有不计毁誉、“功成不必在我”的担当。
30多年来，改革航船上不乏邹碧华这样为改革事业殚精竭虑、破浪前行的奋楫者。本着推进国家进步、民众幸福的事业心，主动谋事、超前做事，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在各自领域，担当起推动改革发展之责。正是有这样的实干者，改革航船才始终鼓着希望的风帆，破浪前行。
但也有些人放弃了手中的桨，当起了“乘客”。或者是选择性地划桨，在看见的时候奋力划一划，风平浪静时轻松地划一划，遇到风浪时，则想着如何明哲保身。甚或站在一边，对奋楫者冷嘲热讽。平庸无为，抛弃责任，怎么可能做事，又怎么能成事？
邹碧华曾经说过：“做官是做事，有人只做官不做事，不担责任不出错，那不是做官，是混日子。”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蹚过改革深水区，越过激流、暗礁，亟待更多X员干部破除功利心，“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拿出ZZ勇气来，坚定不移地干。”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名利也好，政声也罢，那些基于官衔、地位、权势而赢得的显赫声名，终将湮没于滚滚历史长河。惟有那些真正心系国家，愿为民众谋利、愿为社会文明进步倾力的奋楫者，才会在民众心中留下永恒的丰碑。
（2015年3月2日）
李树杰
X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入新常态，但一些X员干部的思想认识仍然没有跟上节奏，有些错误情绪还在干扰X和国家事业大局。一家刊物在干部中做了一个调查，其中怕“工作上出事儿”，以64.4%的得票率位居榜首。可见，部分基层干部把“干事”当做“出事”的原因，这种心态导致一些地方或单位的工作陷入“应付”的状态。
干事就一定会出事么？当然不是。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改变了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没有出事，反而成了优秀楷模。还有孔繁森、牛玉儒、郑培民干成了那么多群众点赞的大事、难事，也都没有“出事”。因此，把守规矩守纪律作为不好好干事的理由，是完全错误的；把敢担当作为会出事的前因，更是不合逻辑。
从披露的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件来看，他们中的不少人曾是干事的干部，甚至在岗位上做出过突出贡献。能干大事也出了大事，为啥？不是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就是生活堕落、骄奢淫逸，再就是胡作非为、失职渎职。说到底都是为了一己私利。
实践证明，丢了为官本分，难免要出事。身为X的干部、人民的勤务员，本分就是无怨无悔地为国家打工、为百姓操劳。岂能因为我们为X和人民干了一点事，就伸手要本钱，心中不平衡？就目空一切、骄傲自大、利令智昏，不再把X纪国法放在眼里？
放松了自身要求，离出事也就不远了。批资金、批土地、批项目、批规划，以及提拔调整干部、与各路商人打交道，如果处处讲原则，事事按规矩，无私心杂念，就出不了问题，犯不了事。反之，多少资金、多少土地、多少项目，都是一张嘴、一支笔搞定，久而久之，不出问题才怪。原则、规矩、纪律就是干部的保护神。离开了这个保护神，今天不出事，明天也会出事。
多少“能人腐败”，令中央痛心，恨铁不成钢；令百姓惋惜，怒其不争气。一个贪官捞了上千万，甚至上亿，这些都是国家的财产、百姓的血汗。纵使他们有再大的能力、再大的功劳，也决不能功过相抵。“一为不善，众美皆亡耳。”只要因私犯公，就会百身莫赎。
X和组织培养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很不容易；一名不断成长的干部，自身也付出了许多汗水和心血。所以，X和组织对待每一名干部都是很慎重的，尤其对于那些埋头干事的干部，都是全力支持的。关键是身为领导干部要慎独、慎微、慎权，决不可居功自傲，拿“干事”当“出事”的借口。
一位哲学家说过，如果仅仅想保存舰只，他会永远让船停留在港湾。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都缩手缩脚、不去干事，那X和人民还要我们干什么？找个木偶顶个官帽，还不需耗费公帑。当前，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实在耽误不起、懈怠不得。各级组织对裹足不前的“三寸金莲们”，决不能姑息养懒，更要为甩开膀子一心干事、清正廉洁勇于担当的干部，营造良好宽松的干事氛围，鼓励他们多干促进地方发展、百姓多得实惠的好事大事。
（2015年2月27日）
梁　衡
报载某地开人代会，所作的报告却是一首五言长诗，凡6000字，一韵到底，媒体议论纷纷。深究其理，值得玩味。
我们先分析一下“形式”。形式与内容本是对立统一、合作共事的。但是人们常记住了“统一”，忘了“对立”。形式本身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比如诗歌这个形式，就有句式、节奏、音韵的美，这是形式的“资本”，所以它时时想逃离内容、闹独立。这就是为什么年年反形式主义却总是反不掉，本性使然，规律所在。
形式爱表现，但它自己不能实现，必须借助于使用形式的人。天下的人可分两类，一类是干实事的，虽也会用到形式，但内容第一。如经商、从政、军事等等。另一类是玩形式的，专门开发形式的审美价值，如音乐、美术、语言等艺术家，形式第一。人各有好，术有专攻，本无可厚非。但最怕的是，乱了阵营。你是要干事还是要从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比如，宋徽宗、李后主，本是当皇帝的，但坐在龙椅上不办公，一个爱画画，一个爱写词，虽也出了名，但都成了亡国之君，当了俘虏。还有那个爱作曲、会编舞的唐明皇，也招来了天下大乱，自毁江山。
想在工作中创新，无可厚非，但就怕分不清自己的身份和责任，想要两头沾，既当有才的宋徽宗又当有为的唐太宗。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于公，这是害国之象；于私，这是身败之征。只有放弃一头，才能保住一头。X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有大才艺的人很多，但他们都知道孰轻孰重，毅然割爱才艺，献身革命。陈毅参加革命前先参加了文学研究会，曾与徐志摩论诗；张闻天是第一个发表长文把诗人歌德介绍到中国的人；周恩来的话剧才能更是尽人皆知。但他们都不敢“以才害政”。
再说形式与内容搭档也是有一定之规的，就像穿衣服要讲场合。或可称之为“形式伦理”。如果是纯玩形式，有艺术界的行规；但要做事，特别是政事，就有政界的规矩：以事为主，选取适当形式。什么叫“适当”，突出内容，淡化形式。比如穿“三点式”是健美比赛的形式，为突出肌肉的美；穿古装，是演古装戏的形式，为突出古典氛围。ZZ报告重在时政阐述，要严肃、鲜明、直白、缜密，用长于浪漫、抒情、吟唱、夸张的诗歌形式去表现，就像参加晚宴时穿着古装或“三点式”，那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就是单从语言表现来说，诗歌有格律管着也不能尽达ZZ之意。闻一多说写诗是“戴着镣铐跳舞”，用诗去作ZZ报告则是镣铐之外又加了一层面具。历史上曾有人以诗写论文，唐代的司空图用四言诗写了一本《二十四诗品》，是学术名著，但也没有超出以诗说诗的范围。现在以诗来写ZZ报告，确如马克思所说，是“惊险的一跳”，如果跳跃不成功，那摔坏的一定不是形式，而是形式的拥有者。
形式是有逃离内容的本性，其实还是因为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腿，有一个不专心正业的人。多一些专业精神，就不会在形式上搞得太离谱。在商界，就没听说用诗歌来签合同，军界也没有人会用诗歌来下命令，如今在一些地方的政界却出了这样的事，岂不怪哉？
（2015年2月26日）
钟一平
今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些。春节刚过，许多地方的农民朋友已经开始了辛勤劳作，为新一茬的庄稼播下希望。许多回乡过年的人们也已经踏上了返程的列车，准备迎接新一年的工作和生活。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正笃定坚实地行走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奔波着，忙碌着。
春播一粒黍，秋收万担粮。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世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唐朝的姚崇，历任三朝宰相，为大唐盛世作出了贡献，临死前有人问他有什么为政之道，他只讲了“崇实充实”四个字，意思是要崇尚实干、充实国库。中国历史上也有那么一些人，“坐而空谈无人能比，临机应用百无一能”。甚至有东汉魏晋、南宋晚明时期，社稷风雨飘摇，国家软弱可欺，正是由于当时世风浮夸，士大夫阶层崇尚清玄、虚谈废务、浮文妨要、颓废丧志。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时，特别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回首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薪火传承是这样，中国共产X90多年的奋斗历程也是这样，社会主义中国60多年的建设发展更是这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容不得作壁上观、空想清谈，必须坚持“实”字当头、“干”字为先，脚踏实地地干，坚持不懈地干，在实干中形成共识，在实干中解决问题，在实干中实现愿景。
实干家所以谓之“家”，正是因为实干者把X和人民的事业当成自家的事来干；清谈客所以谓之“客”，正是因为清谈者自诩超脱、一副置身事外的看客心态。实干是一种追求，一种精神，一种勇气，一种担当。做新时期的实干家，就是要以敬事为民的崇高追求、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任人评说的胆识勇气、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全身心投入到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之中。现在一些清谈客，往往热衷于不切实际、不着边际、不负责任的空谈，这种“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不但无助于成事，还可能误事甚至坏事。特别是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做清谈客、当太平官的风气也在潜滋暗长。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改革发展中的硬骨头，有的心存畏难情绪，怕担责任，不敢干；有的沉醉于已有成绩，习惯悠哉乐哉的生活，奋斗精神衰减，不想干；有的抱怨规矩多了、要求严了，把不出事当成唯一追求，为官不为，不愿干；有的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手足无措，不会干。甚至还有的人，以评判者自居，不知天下大势何往，不知中华历史文脉，不知国力资源几何，不知国家根基所在，不知百姓疾苦冷暖，指指点点、品头论足、说三道四、肆意妄论，扰乱民众思想，挫伤社会预期。如此清谈之风当休矣！只有做起而行之的实干家、拒当坐而论道的清谈客，做开拓创新的行动者、拒当明哲保身的老好人，才能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无愧于13亿中国人民。
“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习近平总书记改编的这首诗，深情表达了他对上山下乡的体会，也一语道出了做实干家的真谛。实干就是要深扎群众中，与群众一块苦干、一块奋斗；就是要以钉钉子的精神，心无旁骛地干，锲而不舍地干，用勤劳的双手托起美丽的中国梦。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灿烂温暖的春光下，在吹面不寒的春风里，新的一年已经开始，新的征程已经启航。春天用汗水播下点点希望，秋天必将收获累累硕果。
（2015年2月25日）
辛士红
一位长者喜好养花，每到春节，他总是热情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赏花。怒放的仙客来、恬静的水仙花、优雅的君子兰……满目芬芳，暗香袭人，宾主之间畅叙友情，分享美丽，年味因为主贤客雅而倍增芬芳。
“不须迎向东郊去，春在千门万户中”，年味越来越浓，奔波各地的人们，不顾春运的拥挤，不计旅途的疲惫，像鸟儿匆匆地飞回旧林、鱼儿急急地游回故渊。回家，去陪伴父母、聚首亲朋；去寻根问祖、祭拜先人；去放松身心、洗去征尘。春节不同于一般的假日，更像出征前的相慰、运笔前的构思、花开时的守望。我们每个人的心田原本不是一片荒漠，而是美不胜收的百花园。节日里，我们可以放下脚步，慢慢地守望和欣赏亲情的花开、梦想的吐蕊。
团圆是春节千年不变的主题。长夜未央，围炉而坐。看看父母掩不住的苍老容颜，听听亲人说不完的家长里短，欢声笑语带走了疲惫，亲情乡情抚慰了心灵，这就是年的味道。多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都翘首以待亲情萦绕、其乐融融的日子，多少在外打拼的人们，都盼星星盼月亮一般渴望早日回到亲人的身边。无数颗孤独的心，需要亲情来慰藉；无数个思念的人，需要相见来倾诉。过年，不仅仅是一个传统佳节，更是一个拉近至爱、共享天伦的亲情之约。
春节，让我们舒缓身心，积蓄力量。至刚易折，弓满易断。多少忙得“根本停不下来”的人们，终于可以放下千头万绪的工作，休闲一下身心，调整一下状态，整理一下思绪。“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今天的休憩，是为明天积蓄力量和希望；今天的沉潜，是为明天思考方向和路径。不少年轻人利用春节来充实提高自己，他们的行囊里多了几本爱读的书、几张想看的光碟。更有一些随时准备抓住机遇的人，总结着经验教训，规划着人生道路，重整行装再出发。
历经数千年的绵延嬗变，无论是文化价值还是精神内涵，春节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已成为融入中国人血液里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归依。春联、年画、灯笼、舞狮、社火、庙会……人们就是在传统民俗中，传承美德，懂得感恩，品味文化的魅力。如今，春节已经走出国门，成为一个有着世界性影响的节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炎黄子孙有责任呵护和珍惜这一节日，发掘其传统魅力，注入时代内涵，让春节成为我们民族永远的情感纽带和精神家园。
春节，亦是一个辞旧迎新、放飞梦想的节日。如果把一年比作一次长途旅程，春节无疑是个重要的驿站。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人们期望天空更加蔚蓝，城市更加包容，乡村更加美丽，人生出彩的舞台更加宽广；盼望工作更体面、食品更安全、法治更昭彰……无数个具体而微的个体梦想，叠加成宏阔旷远的中国梦。在深化改革奔涌的大潮中、在正风反腐强劲的脉动中、在建设法治中国铿锵的脚步中，让个人和着时代的脉搏律动，每一次成长都将成为历史的注脚。
“走着走着，花就开了”。守得花开是一场幸福的等待，也是一段艰辛的征程。羊年春节，向着春天进发，我们会遇见更为动人的风景……
（2015年2月17日）
刘　杰
“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茭与稻粮之利孰多？”这是白居易为修治西湖水利而写的《钱塘湖石记》一文之语。两个反问、两个对比，价值选择上的取舍一目了然。近日与友人观西湖白堤，谈及白居易为官之事，感慨良多。
白居易始任杭州刺史时，决定修筑湖堤，兴利除害，而当地官员却以“不利钱塘县官”为由，横加阻拦。而且“县官多假他辞以惑刺史，或云鱼龙无所托，或云菱茭失其利”，又说“郭内六井无水”，最有甚者，说会触怒天庭带来老天报应。白居易不为所动，不为所惧，力排众议，率民筑之，堤成而民欢悦，他欣然写成《钱塘湖石记》，尽数修筑湖堤之利，亦力批种种妄言谬论。
“万事胚胎，皆由州县。”地方官的为政良心，直接关乎一地百姓的安危冷暖。白居易做县尉时就曾写下《观刈麦》，看到百姓“家田输税尽”，靠拾穗“充饥肠”，不禁“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有此心肠，怎能不一心为民，去解民生之多艰？正是心有民众，在看到守着西湖无法灌溉、无法保证城市居民用水、无法确保航运时，白居易即想到“修筑湖堤，高加数尺”，不仅可保“千余顷田无凶年”，还可保城内“井水常足”。
千百年来，虽然经世济民一直被奉作入仕为官的圭臬，但百姓真正推崇的好官并不多。究其缘由，口头上“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容易，但一事当前，要迈开计利为民的步子，却需要闯过私心杂念、官场流弊、风言风俗等重重关卡。面对众议、非议，白居易的可贵就在于，不问利不利官、利不利己，而是急生民之急、念稻粮之利，排除万难为民计利。惟此心中有民者，才能临事做出正确的决断。
我们常讲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松一尺。今天一些干部之所以不能在行动上见到为民之实，群众之所以批评他们“只有唱功没有做功”，原因就在于脱不开“小我窠臼”，丢不开心中的小算盘，任事往往先掂量自己的得失，做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上级不知道。如此患得患失，何来“拎着乌纱帽为民做事”的无畏？
“道之纯厚，遇之有实，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矣。”为官之道，全在于一个干字。惟有真正做到心中有民，方能干在实处，责尽心安。白居易在《钱塘湖石记》中，还详尽说明水大水小时应注意的事项，提醒继任者不灌溉时要关闭闸门斗门。最后还写道：“恐来者要知，故书于石。欲读者易晓，故不文其言。”也就是说，这些事项是为了告诫后来者的，想到让人好懂，因此没用文言文。如此为民尽责之心跃然纸上，更令今人深思。各级干部惟有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记在心上，悉心尽责，全心担责，才能成为百姓念叨的亲民之仆、治事之官。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告诫。心中有民，真抓实干，把脉民瘼民声，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扎扎实实办几件实事、解几道急难，必能书写顶天立地、光明磊落的人生。
（2015年2月16日）
陈小红
当下，AAA、微博信息海量，电子阅读器轻巧方便、藏书万卷，也有很多人依然对书籍情有独钟。其实，无论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闲暇时，倒杯清茶，抛开尘世的名缰利锁，宁神展卷，安然恬怡。春读兴味长，磨其砚，笔花香。夏读日正长，打开书，沁心脾。秋读玉露凉，钻科研，学文章。冬读年去忙，翻古典，细思量。四季若此，更是惬意。
“书，这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精神上的遗言，这是垂老之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人的忠告，这是准备去休息的哨兵向前来接岗的哨兵的命令。”在许多智者看来，读书乃是与古今中外的杰出人物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交流。翻开书本，你便走近了他们的思想，触摸到他们的灵魂，感受到他们的睿智。读孔孟之书，如品馥郁香茗，醒脑清心，使人通达事理；诵唐诗宋词，若饮陈年佳酿，醇香无比，使人空灵豪放；品四大名著，似往事重览，喻理醒世，令人流连忘返……这种交流交融，获得的是一种免于平庸的自由，更是一种快意的人生。
读书的过程，亦是领略旖旎风景、发现人生真谛、顿悟决策思路的过程。书中既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彩韵，又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外风光；既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豁达胸襟，又有“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的励志箴言；既有“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的治国理念，又有“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的廉洁意识……从中，我们的思想得到启迪，心智得以滋补，境界获得提升。
今天许多人接近书籍，不重心灵升华而趋眼前功利，不重精神涵养而重眼球娱乐。其实，收获人生之于满足眼前才是更大的“功利”，精神充实之于感官刺激才是更大的“快感”。如果我们每天阅读的是温暖的崇高的引人向上的书籍，久而久之，我们的心田种下去的就是美好的东西。如果我们长期处在一种消极的不健康的虚假的信息中，久而久之，我们的精神就会受到污染，甚至变得颓废，遮蔽人生希望之光。
读书的更高境界，是从阅读中领悟时代使命，进而笃行之。“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试想，假如毛泽东当年枯坐北大图书馆，饱览群书，忧国忧民，却不将书本中的知识与纷繁复杂的现实结合起来，恐怕他也难以走上历史的前台，指引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一个浅薄、浮躁的民族无法强大，也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阅读不仅可以丰富一个人的有限经历，更可以涵养一个民族的灵魂性格，构建一个社会共同的精神家园，铸就一个国家的文化根基。在五彩斑斓的中国传统文化园地里，影响深远的诸子学说，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气象万千的诗词歌赋，匠心独运的书画雕塑……令人推崇备至，惊叹不已，也感召着一代代人自强不息、奋勇前行。可以说，阅读决定了一个民族思维的深度和高度，对文化传承、国家发展意义非比寻常。
春节临近，少些觥筹交错，少些相互应酬，静下心来多读书、读好书，岂非一个清心养性的春节？
（2015年2月13日）
张志锋
“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向善的本性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有了向善之心，便有了丰盈的人生；一个城市有了向善的内核，便会充满暖意和生机。湖北武汉接连走出8位全国道德模范，“最美人物”成为浙江杭州最美风景，湖南湘潭模范人物集群出现，道德星空中群星闪亮，成为许多城市的亮丽名片。
道德模范的事迹引人赞美，但也让一些人产生了微妙而复杂的心态。有人感慨，楷模太“高大上”，离自己太远；有人坦承，典型不一般，一般不典型，我反正做不了。有人甚至戴着变色镜找茬，拿着显微镜挑刺，把典型推进“哈哈镜”调侃一番。崇德向善离不开引领的力量，如果不能正确认知模范和典型，只是把他们当大熊猫一般看稀罕，或当成奇人异事去解构，那么核心价值观何以树立，新风尚何以形成？
无论是敬而远之的看客心态，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症，抑或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人心理，都无助于挺起道德的力量。于社会共同体而言，最大的危险不是恶的涌浪，而是善的沉沦。正如种子发芽需要良田沃土，道德的拔节成长也离不开社会的“营养”。要走出精神贫瘠的泥淖，让善行义举被认同和践行，关键就看能不能唤醒每个人心中的“道德律”。
吴天祥一心为民，服务群众几十年，是个老典型。但也有人认为他“蛮苕（傻瓜）”。早年他到北京开会，一位中央领导叮嘱：当一个活着的典型可不容易。吴天祥明白其中深意，为群众做一件、做一天好事很容易，难的是长期坚持。像吴天祥这样的坚守者有很多。北京老人窦珍，十一年如一日义务打扫过街天桥；“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20多年从不拖欠民工工钱……
试看那些“平民英雄”，其实都有一颗平常心。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朴实无华，他们能做到的善行，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并非高不可攀。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激发起从“心向往之”到“起而行之”的正能量，能不能把行善作为一种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不可否认，在利益多元、观念多样的时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打算、个性的选择。但如果人人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留下的只会是一片冷漠荒原。囿于私字，就走不出扶老困境，伸不出援助的手。正如郭明义所说，“只要去做，人人都是雷锋。”做好事没有门槛，献一次血、做一次义工、捐一本图书都是一次心灵的拔节生长。不弃微末，珍惜每一次凡人善举，我们才能集纳每个人心中的一团火，照亮共同的精神家园。
群星灿烂，却并不遥远。对待模范典型，不需要仰视膜拜，只需要理解认同；不需要无限拔高，只需要虚心看齐。不必抱怨世态炎凉，也不必苛求做“尧舜”，就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好人。你我的主动改变，就是文明进步的成绩单，汇聚的将是正气场。
“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互相帮帮忙，生活就少了风雨；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互相暖暖心，冬天就有了含义。”正如歌中所唱的那样，好人就在我们身边，好人就是我们自己。每一天，每个人，哪怕一点微小的付出都有价值。因为，每一次平凡的生长，都通往温暖人心的春天。
（2015年2月12日）
宗鑫凯
生活中的美好无处不在，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却常常稀缺。雨中等公交，旁边人突然说：你的伞真漂亮。我刹那间愣住了。手里的伞，伞骨老化生锈，伞布掉色变暗，美在哪儿？我探出头去，打量这把再熟悉不过的“老伞”，猛然发现印着素色牡丹的伞面确实秀美。
许多时候，因为太过熟悉，反而把身边的美好忽视了。眼下，一些公务员也患上了这种“审美疲劳”。有的在岗不在状态，认为“守着这儿干不出大事业”；有的这山望着那山高，总觉得“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还有抱怨工作“一点不实惠”，萌生了“挪挪地方、换个活法”的念头。
生活是博大的，也是充满选择的。毋庸置疑，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的自由，合理充分的人才流动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如果评价工作、衡量岗位，都是出于利益考虑、世俗计算，守着个人利益的一亩三分地迈不开腿，那就大谬不然。说来说去，我们需要一把正确的尺子，才能丈量出脚下的道路，测准人生的价值。
用世俗的眼光看，许多公职岗位遍布泥与土，一点也不“风光”。大到发展特色产业的长久大计、小到家长里短的生活小事，都得费心惦念、劳心劳力。那些耗在办公室里的行政工作也深藏汗与泪，一点也不轻松。常常面对堆积如山的文字材料，整天忙于应对各类报表、数据，忙于处理公文、整理档案，辛苦是多的，“好处”是少的，这样的不等式，该如何求解，才能得出正确答案？
正如不是伞不漂亮，而是太久没有温习她的美丽。从伞外来观照，站在群众的立场重新审视“平凡”的工作，则又是另一种风景。
包片下村虽然辛苦，但现场解决了问题，让群众愁眉展笑颜；在窗口办理业务虽然繁杂，但让群众及时办理手续，缓解急难；报表、统计数据虽然枯燥，却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正是因为一个个平凡岗位上的坚守和负责，社会才能有序运转，群众才能安居乐业。每一滴汗水都不会白流，每分每秒都不会虚度，从群众眼里看过去，哪个岗位不重要？哪份工作没有意义？
沈浩挂职到小岗村，一干就是六年，小岗村群众先后数次按手印挽留；来自耶鲁大学的高材生秦玥飞，主动扎根农村当村官，修水渠、建公路、规划养老中心，一桩桩为民实事，赢得群众的赞誉。许多时候，不是岗位太平凡，也不是没有承载梦想的舞台，而是那颗躁动不安的心、那些汲汲功利的念想，成为勇毅笃行的拦路虎。“锐锋产乎钝石，明火炽乎暗木”，舍得拿出“一片冰心在玉壶”的真诚，舍得拿出“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韧力，成就一番事业、赢得一方认可，其实并不遥远。
曾听到这样的劝诫：不要在最好的位置上睡觉。生活总是向前，认清自我、把握现在是关键。常从伞外看伞内，发现自己也是一道风景。对X员干部来说，撑起一把务实为民的雨伞，就能书写一片经久不衰的美丽，而这也会让伞下的人更美丽。这是人生的哲理，更是庄重的责任。
（2015年2月11日）
陈启文
时近新春，年味渐浓，喜庆祥和中，透着一种清新气息。各地加强监督，严防“四风”反弹；商家纷纷主打亲民牌，推出实惠的年夜饭套餐；豪华高档礼品不再时兴，攀比挥霍的也少了……崇清尚俭、廉风劲吹，正悄然成为节日新常态。
俗谚有云：有时一根针可以解决一把刀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从国庆中秋时管住月饼，到元旦春节叫停公款贺卡，再到管住“舌尖上的腐败”、禁止迎来送往，表面上看，是少了公款吃喝，少了铺张浪费；往深里看，却是观念的改变、文化的重塑。“犯其至难，图其至远”，正风反腐，也为传统的春节文化注入了新元素。
“如此一来，会不会淡了年味儿？”有人会有此问。
细细想来，年味的浓淡，虽说是一种气氛的呈现，却与生活的变迁息息相关。信息时代，世界变小了，人心变大了。平日里都“蛮拼的”，难得到了春节，生活方式趋同、“物质更浓，精神偏淡”的节日生活，曾让人们感叹：这样的年味儿，真的该“淡”了。
“廉则年如一日，好过；贪则日似一年，难熬。”无论是X员干部，还是普通百姓，过度的物质堆砌会让年味变淡，惟有品味亲情友情能将年味儿聚浓。年味儿浓不浓，在于我们把多少感恩之心编入了平安结中，在于人们将多少优秀的传统文化融进了福字窗下。就着家的温暖吃顿幸福的年夜饭，跟身边的家人说一说新年的打算，与远方的亲朋道一声佳节的祝福……剪除利益的纷繁，抛弃物质的负累，摈弃越界的念想，以一颗健康的心去营造节日暖意，这些不都是原汁原味的年味吗？
近年来，反腐无禁区，清风正劲吹。群众过年，干部讲廉，节日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人心世态。文豪说：“富人凭借客厅里的寒暑表判断冷热，穷人则只能依靠自己的皮肤去感受。”远离了酒席的喧嚣、摆脱了人情的困扰，更应怀着爱民、为民之心，用自己的心灵，用自己的真情，去感受来自大地生民的气息。晚年的苏轼被贬海南，但春节里念叨的仍是黄河决口之类民生大事。风雪交加，焦裕禄最放心不下的，还是那些孤寡老人。古往今来，心系苍生，节俭为本，朝夕于是，念兹在兹，X员干部当常思常鉴。
清风劲吹之下，年文化正在回归本位。从扫尘、写春联、包饺子、守岁、祈福，到时尚的“AAA拜年”，洋溢着纯正的节日味道。最近，中宣部宣教局等部门联合开展“书写核心价值观，送您平安吉祥”新春楹联诗词征集活动，让新年俗交织着老传统，更增添了和谐喜庆的气氛。“澄其源者流清，混其本者末浊”，有了清新的文化氛围，抵制不良风气就有了最坚实的盾牌。
人间岁岁过新年，最是回家年味浓。从小处着眼，以小见大，廉风更使年味浓。少些奢靡之风，多些清新之风；少些迎来送往，多些殷殷陪伴；少些推杯换盏，多些民俗清香，让“廉味”伴着年味儿，让节日“新常态”的温情承载起一个传统节日的欢愉。这，是父老乡亲的热切企盼。
（2015年2月10日）
柳千岸
最近，一项市场调查显示，中国品牌正迎头赶上洋品牌，腾讯在全球科技品牌中的排名已位居第五，中国移动、华为、阿里巴巴等品牌知名度越来越高。这些品牌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宝贵财富，具有塑造国家形象的特别作用。宝马、奔驰、西门子为“德国制造”赢得了美誉，三星手机、几部韩剧塑造了韩国的科技、文化形象。提炼好、讲述好中国品牌的故事，将为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美丽窗口。
中国品牌见证着科技创新的奇迹。神舟飞天、嫦娥奔月、蛟龙入海、高速铁路、海尔电器、小米手机……这一个个响亮的中国品牌，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勇攀科学高峰的生动见证。10年前高铁技术还掌握在德国、日本、法国的企业手中，中国高铁尚在图纸上，到今天已通车1.6万公里，覆盖全国28个省区市，在运营里程、运行速度等方面创造多项世界第一。中国航天从发射卫星到载人飞行、从开展空间实验到深空探月，在浩瀚太空越走越远。这些大跨越、大发展，靠的不是“搭便车”，也不是山寨剽窃，而是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的体现。我们讲中国品牌的故事，就是反映中国人崇尚科学、勇于创造的时代品格，展示中国产业自力更生、追赶超越的奋斗历程。
中国品牌蕴含着创业创造的传奇。每个知名品牌背后，都蕴含着一代甚至几代人高扬理想、勇敢追梦的故事。袁隆平几十年如一日，蹲守田间地头开展杂交水稻实验，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他的故事写满了钻研求索、敬业奉献。华为从一个只有几十名员工的小企业发展为拥有15万名员工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拼出了近3000亿元的销售额，这样的发展奇迹着实让人惊叹。阿里巴巴演绎的故事也很多：网购逆袭传统零售，余额宝搅动金融业一池春水，“快的”打车改变了出租车行业格局……每一个故事都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讲述这些故事，反映大众创业创新的生动局面，反映创业者为梦想执着坚守、拼搏奋斗，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也能更好地向世界展示昂扬向上的中国风貌和中国精神。
中国品牌展示着中华文化的魅力。品牌的背后是实力，深处是文化。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人成就了许多伟大创造，至今仍然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丝绸之路上的驼队、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满载着丝绸、瓷器、茶叶等远播世界。今天，我们铸就了许多既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中华文化热”在国际上不断升温。孔子学院在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枝散叶，《媳妇的美好时代》、《舌尖上的中国》等影视片在国外持续热播，感知中国、欢乐春节等品牌文化活动广受欢迎。随着文化走出去步伐的加快，还会有更多的中华文化品牌涌现出来。讲述这些故事，生动再现中华民族古老智慧和崇高价值，形象描绘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繁荣的绚丽画卷，能够让外国人更好地触摸中华文化脉搏、感知当代中国发展活力。
用中国品牌讲中国故事是一门艺术，必须善讲会讲。既讲品牌成长的经历、也讲品牌彰显的精神，既讲大故事、也讲小故事，既讲老故事、也讲新故事，既讲事物、也讲人物，把中国品牌的故事讲得生动活泼、娓娓动听，使中国品牌成为当代中国形象的闪亮名片。
（2015年2月9日）
叶建军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人皆有社会交往的需求，但交往是有底线的。是拉拉扯扯、暗通款曲，还是相交如水、相敬如宾，意图不一样，性质也大不一样。“X内绝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X营私、拉帮结派”，这样的小团伙、小圈子，不仅污染ZZ生态，也蛊惑世道人心，必须严惩不贷、正风肃纪。
共产X姓“共”，共就是公。孙中山曾送给陈独秀四个字：“天下为公”。一大批共产X员把个人享受和安危抛在脑后，一心为公建立了政权。今天，有些X员干部淡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公心萎缩、私欲膨胀，形成了形形色色、脱离群众的小团体、小圈子。
他们中有的人以一己私利为半径划圈，有的人以个人喜好为半径划圈，有的人以官阶高低权力大小为标准划圈，惟独不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半径划圈。陷入小圈子的人，往往对组织不忠诚，眼里只有“主子”；无视ZZ纪律，却沉迷圈内规则；不为民谋公益，独为己谋私利。
邓小平曾告诫全X：“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很多失误就是从这里出来，很多错误就是从这里犯起。”这些被无止境的欲望绑架的人，挖空心思甚至不惜违法乱纪扩张着小圈子利益。他们渐渐疏远了和X一起同甘苦的人民群众，割断了共患难中建立起来的感情纽带。小圈子进一步，民心就失一寸。圈内人越得意，圈外人就越心寒。这些小圈，犹如大堤上的蚁穴，动摇着X的根基；犹如大树上的蛀虫，侵蚀着X的肌体。
许多人热衷“进圈运动”，无非是个人私利在作祟。然而，有利可图是团伙圈子的润滑剂，也是自取灭亡的催化剂。精于谋划小圈子的人，往往利欲熏心、理智让位于贪欲，私欲的深坑被自己越挖越大，犹如作茧自缚，到头来圈住的定会是自己。“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再怎么春风得意、仕途畅达，终究东窗事发、难逃法网；高墙之内，贪官“慎对‘小意思’的感情投资、慎入‘小圈子’结X营私、慎进‘小场合’饮恨失足、慎耍‘小聪明’误事害己”的感慨，是多么的痛彻心扉。
私欲的疯长能毁掉一个干部，小圈子的毒瘤会危害一个政X。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上，对国家和人民郑重承诺：“凡是滋生在X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使中国共产X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同命运”。当前的强势反腐，就是扼制泛滥私欲，打破山头小圈，还利于民、取信于民的有力举措。
心在公，虽短实长。心在私，虽久如梦。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只做了470天书记，人民却把他功业和名字永远刻在心里。一些贪腐官员拉山头、划小圈，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最后只换来锒铛入狱，老泪纵横时悔不当初，感觉像做了一场噩梦。“以利益为主的阵营总是会动摇的，但以信仰为主的是分化不了的。”以利相交者，利尽则散。古往今来，结X营私的人大抵逃不了树倒猢狲散的结局。
这山头那山头，人民才是真正的靠山，靠谁也不如靠人民稳当。这圈子那圈子，群众才是永恒的圈子，攀附谁也不如“攀附”群众实在。这既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永恒的执政规律。
（2015年2月6日）
邓佑标
古语云：“物洗则洁，心洗则清。”
北宋官员赵概就善于“洗心”。他在案头摆放一个瓶子，以及黑白两种豆子。“起一善念，投一白豆于瓶；起一恶念，投一黑豆于瓶。”刚开始，黑豆甚多。后来随着他时时内省、磨砺克制、改过迁善，瓶中的白豆越来越多，黑豆越来越少。赵概也以高德之士名世。
“人者，心之器也。”人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欲望，总会面对这种那种的诱惑，进而引发心动，影响行动。正因此，古往今来的贤明之人，都注重克己修身，以求知明而行无过。普通人要“洗心”，为官者更要“洗心”，因为他们“行一善，胜寻常人百千万亿善；行一恶，胜寻常人百千万亿恶”。
为官者“洗心”，污垢有哪些？贪图财利的物欲、贪求地位的权欲、贪恋美色的情欲，脱离群众的淡漠、背离法纪的侥幸、远离担当的逃避等等。这些污垢蒙了心，理想信念就会式微、X纪国法就敢践踏、道德伦理就能抛弃，以至于什么财礼都敢收，什么坏事都敢做，什么位置都敢争，什么手段都敢用，“其心甚污，其行甚恶”。
这些年，X中央强力正风肃纪、重拳惩腐反贪，落马的X员干部为数不少。他们陷入泥潭中，走向不归路，无一不是“污垢”蒙了心。言为心声，从他们的一些忏悔之言，便能窥得一二。比如，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说：“好的玉石玉器资源稀缺，不可再生，留给后代远比留其他钱财更安全。”江苏新沂市农机局原局长马树刚说：“为别人办事，好处费不拿白不拿。”浙江温州虹丰粮油集团原董事长朱文奇说：“土地是个宝，不在这里为自己做点文章，太可惜了。”有心如此，行焉能正？
行为端正，心必洁净而坦荡。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时就注重修身修心，他曾用纸糊了面“镜子”，每天都要照一照。上面写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周恩来由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成长为X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一生立身处世，莫不能看到这面“镜子”的影响。
X员干部的心净不净，看似深藏于内，实则一目了然，他们是“以百姓之心为心”，还是利欲熏心，群众清清楚楚。心不净行不端者，即便贪得一时之快、逞得一时之威，但总有一天会遭人唾弃、落网入狱。而那些守纪律如履薄冰、守规矩如临深渊，“心中只有群众，唯独没有自己”的X员干部，虽然可能手头有些拮据、日子过得清贫，但群众对其心怀敬重、充满爱戴。
“万般补养皆虚伪，惟有操心是要规。”X员干部洗去蒙心污垢，就要不怕痛、不惧失，要以X的信仰和宗旨为清水，以X纪国法为洁具；以红色文化廉政文化为清水，以群众呼声和诉求为洁具，反复洗、经常洗。心洁净了，才能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洁心正己，绝非一日之功。西汉辞赋家枚乘讲过一番道理：“磨礲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种树畜养，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X员干部保持内心洁净也需要不断砥砺、不断积累，从严从实才显其真，持之以恒方见其效。
（2015年2月5日）
马祖云
据载，唐代天德军判官任迪简一日赴宴，倒酒的侍卫一时马虎，误把醋壶作酒壶，给任迪简斟了一大盅醋。任迪简一喝，酸不可耐，但他知道军使李景略治军极严，部下稍有过失便遭重咎。于是，他咬牙饮尽，结果“吐血而归”。这件事情传出去后，“军中闻者皆为感泣”，任迪简也日益受到官兵爱戴。因崇敬他宽厚仁恕、与人为善的人格魅力，后人誉之为“呷醋节帅”，《旧唐书》亦为他作良吏传。
人格魅力是什么？就是人的信仰、气质、品德、才智等汇聚而成的感召力量。心理学家称之为冬天里的火把，夏日里的清风；管理学者言其为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凝心聚力的吸引力，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对于从政为官者而言，它就是感人、服人、率人的软实力。
崇高的人格成就伟大的事业。在革命战争年代，工农群众文化不高，对马列原理知之不深，但为什么共产X人能“唤起工农千百万”？对此，小平同志曾一语道破：共产X人干事业，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当年，面对众多佃农，彭湃毅然烧毁地契，抛却“鸦飞不过的田产”；面对反动派的屠刀，夏明翰舍身昭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方志敏掌管数百万革命经费，自己却身无分文……读懂了革命先烈的人格底蕴，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带领群众革命的魅力所在、成功所能。
研究领导科学的学者得出一个公式：领导魅力=99%的个人影响力+1%的权力，极言人格作用的重要性。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是一种超然于权力之上的影响力。它蕴于内而显于外，是外在与内在的一致、才智与情愫的融合、行为与修身的统一。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领导者，言之足以服人、召之足以率人、行之足以示人、德之足以化人。考究一些优秀领导干部的人格魅力，个性或千差万别，但共性却多有可循——惟其平民情怀，故能赢得民心；惟其清正廉明，方能受到信赖；惟其心胸博大，才能凝心聚力。
人无贵贱之分，但人格有高下之别。高尚的人格能让权力者信而有威，卑劣的人格会使权力者“威”而无信。权力者失去公信力，纵使他吐真言、为善行，社会也会给予负面评价。当下，一些X员干部缺的不是文化水平，而是精神境界；浅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道德修为；弱的不是工作能力，而是人格力量。有的人感叹官不聊生，抱怨群众工作难做，解决问题难成。究其症结，原因之一就是为官失去了人格底蕴。倘若讲信仰的丧失信仰，怎能信服群众？做“公仆”的热衷官威，怎能贴近群众？为官的不思作为，怎能激励群众？喊操守的自己缺德，怎能感召群众？领导干部若表里不一，患了“人格分裂症”，即便位高权重也难以服人率众。
播下一种人格，收获一种命运。X员干部能否收获人民感念、青史留名的灿烂人生，就看他是否播下了信仰坚定、品高行端、亲民为民的人格种子。
（2015年2月4日）
闻　君
韩愈的散文《圬者王承福传》，记述了普普通通的泥瓦匠王承福独特的人生见解。他对一些富贵之家的感叹，颇有些“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沧桑。那段从社会底层劳动者口里说出来的朴实话语，不仅当年引发浮沉于宦海的韩愈的共鸣，今天我们读来依然唏嘘不已。近年来的反腐风暴中，又有多少既富且贵的ZZ明星破家毁誉呢？
否极泰来、荣辱周而复始本是世事哲学逻辑必然。大至朝代更迭，小到家族盛衰，一部二十四史就是鉴证。然而，在法治与民主发展的今天，我们不是要感叹其中“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世事人情，而是要追问，在“为官不易”的新常态下，X员干部应当修炼怎样的人生境界，才能走稳从政之路？
“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追求职位的晋升、事业的进步乃是人之常情，一定的岗位是做事的必要平台。但是如果对官位权力过于执著，以致迷恋，仿佛官位越高、权力越大，人生的价值就越大，那就是一种危险的倾向。现在有的同志到了新岗位，屁股还没有坐热就想着动一动；有的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没有收拾好，却成天怨叹组织上给他的平台不够高、舞台不够大、待遇不够好，自我感觉好得很；有的看到别人提拔了，首先想到的是走了谁谁的门路，而不去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更毋论主动反省自己有什么不足。这样的人，即使组织上给他一定的岗位，他能做好吗？
《易》有云：“负且乘，致寇至”。官位不是越高越好，权力也不是越大越好，关键要看个人才德是否与之相称。其才其德不能当其位，“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纵使一时占据高位也是“福兮祸之所伏”，潜藏着深刻的危机。其才不足，难免颟顸误事，其德不足，终致亡道丧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纷纷落马的腐败分子即是明证。
从人性角度观之，很多人的心中都有一只欲望之虎。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它就越有可能冲出牢笼，噬人伤己。因此，如果有幸被组织放到重要的岗位上，就应该经常自省自警：我的才和德能够担当现在的职位吗？我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刘志军、刘铁男、马超群？这些反省并非自己吓唬自己。很多时候，从思想上的放松到行动上的堕落仅仅一步之遥。
求人不如求己，对于X员干部个人来说，走稳从政之路的坦径并非夤缘攀附，而是不断提高自己的修为和能力。共同营造良好的ZZ生态，需要这份坚持和坚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自己的从政之路时所说，“不要把个人的发展、升迁作为志在必得的东西。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公式，没有这种规律”，而是“要立志当‘公仆’，做大事”，“一个人也许一辈子成就不了什么大的事业，但最起码他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2015年2月3日）
马治东
在基层工作，不免要处理各种难题。今天，既要干净又要干事，呼唤着执政新境界；既要调结构又要稳增长，需要学会适应新常态；既要触动灵魂更要触动利益，考验着改革的担当和魄力。
在这个时候，尤其要防止一种倾向：一事当前，总是先强调客观原因，困难摆出一大堆、理由罗列一大筐。推进改革，总觉得时机“不成熟”，不妨再等一等、看一看；促进发展，认为经济形势“不好”，干脆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于是，“为官不易”成了“为官不为”的借口，发展机遇也在心安理得的“理由”中悄然溜走了。
我们常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分析客观原因、做到未雨绸缪，这些都是必要的，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然而，如果最后只剩下畏难情绪，这也不敢干、那也不想干，就走入了另一种误区。“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一味地害怕困难、回避矛盾，各项工作将停滞不前，干部自己也会一事无成。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借口都是成功之敌，理由找多了什么事也干不成。
想做一件事，总能找到方法；不想做一件事，总能找到理由。干成一件事，需要从多个方面想办法，从多个角度找出路；而不想干一件事，往往找出一条理由就够了。可以说，找理由比干成事容易得多，因为前者坐而论道就行，后者则需要勉力躬行；前者一劳永逸，后者则需要久久为功。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事实上，对于致力一方发展的领导干部来说，困难什么时候都有，但如何面对不利因素，体现着能力、展现着担当。一个领导干部，把可能变为可为，这是本职；把可能变为不可能，这是失职；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是本事。而一个地方的跨越发展，恰恰就是在对“不可能”的挑战中成就的。60多年前，笃信中国共产X“经济上只能是零分”的西方，今天谈论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成就；30多年前，在被国际舆论形容为“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的艰难条件下，我们实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这些伟大成就的背后，有国家宏观层面的擘画，也有无数基层干部的奋斗，将不利转化为有利，让不可行变为可行。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今天，我们实现转型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这一进程中，不能期待一本万利的好事，不能指望一马平川的成绩，不能幻想一帆风顺的发展。相反，既要习惯与新挑战相处，更要学会与新困难共舞，把客观存在的不利因素，作为开拓前进的垫脚石；把解决问题的触角，深入到发生问题的根源之中。换句话说，应该做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必须负的责，迎着风险也要担。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少从外在方面找借口，多从自身方面找出路，注重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难得发展机遇，善于从逆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这才是共产X人的精神气质，才是领导干部应有的基本素质。
（2015年2月2日）
陈国明
在扶贫点工作时，因为需要维修村小学，便与七八位老乡到林场伐木。选定一棵树，轮番下锯，一会儿便将其放倒。问题来了，怎么抬回去？整棵抬，七八个人出力不均，走山路难免蹒跚磕绊。一位老乡说：“我们乡下有个说法，锯断的木头好抬！”于是，削枝留干，按所需尺寸锯成四截，分组扛抬，一起往回赶路。不到四个小时，四截木头整齐地码放在村小的操场上。
锯断的木头好抬，恰在说明责任清晰的事情好办。“事无定分，则人人各诿其劳而万事废；物无定分，则人人各满其欲而万物争。”古代士大夫把事、物皆有“定分”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务。企业管理实施“泰罗制”，划定工序，明确责任，大幅提高了工厂生产效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责任到户、权益到人，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让数亿农民解决温饱、迈向小康。可以说，明晰责任能定纷争、增效益，甚至能创造传奇。
经过教育实践活动的洗礼，一些X政机关清风吹拂。首办责任制、包访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等明责授权的制度相继实施，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整治，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现象大为减少。然而，不正之风，树倒根存。推诿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身边同事居住的小区出现违章建筑，他在政府部门“向下交办”的回应中，从区政府追问到城建局，再追问到街道办，历时近两月，最终得到答复是“没有执法权”。基层治理中，如此这般的推来挡去，问题依然积压，让群众感到心凉。
切莫小看这种推诿扯皮现象，它似乎有一种“魔力”。事情一旦陷入“推”的旋涡，简单会变得复杂，容易也会变得困难；人一旦遇上“推”的循环，热情再高也会冷却，信心再足也会泄气。要战胜它，你必须意志特别坚强，耐力特别出众。不然，只能望“推”兴叹。
推诿扯皮的存在，规章制度的不合理常是重要原因。有的制度要求齐抓共管，但各方责任不明，谁也不去管；有的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让人生出把问题推出去了事的惰性；有的机制脱离实际，担心实行起来引发矛盾，管理者只好消极等待。从这个角度看，完善制度，是作风建设的题中之义。但必须看到，任何规章制度的科学性和适用性都只是相对的，不可能什么都规定清楚。一些干部没有责任意识，即使“木头”锯断了、责任清楚了，还是不愿把“木头”往肩上抬，又怎能去归咎制度呢？有的人在其位不谋其政，碰上矛盾绕道走，遇到群众诉求躲着行，面对这样缺乏担当的干部，惟有坚持严格督查和严厉问责，方能促其认真履责不虚蹈。
“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习近平总书记的告诫，对于那些缺乏担当的人不啻一记当头棒喝。从面对任务的那一刻起，就明晰责任、勇担责任、牢记责任，这既体现价值观，也是为政者重要的方法论。
（2015年1月30日）
杨学博
从当年的“纸馅包子”事件到“村里一半都是支书娃”事件，再到最近的“医生手术室自拍”事件，一个共同点就是，舆论都经历了一场过山车式的逆转：先是义愤填膺，转而多方猜测，最后水落石出。舆论的最初反应和事情的最终结果相去甚远，这不禁让人想到：在沸沸扬扬的公共事件面前，舆论应有怎样的“第一反应”？
今天，人们获取资讯日益便捷，“手指轻轻一点，一切尽在掌握”。但“海量”不代表“有效”，往往是繁复庞杂无序，甚至鱼龙混杂、真伪难辨。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曾对“假信息”进行重新定义：“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使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很多时候，受众掌握的正是这种“支离破碎的信息”——不能说错，但也不反映真相。另一方面，与真相关联的各类信息，有一个逐步集聚、渐进呈现的过程。在公共事件刚刚发生时，信息尚不对称，各方也未全部发声，此时如果仅仅凭借只言片语，或是听信一面之词，就断言自己真相在手，势必得出片面的结论。
今天的舆论场中，理性客观的声音已逐步占据主流，公众对相关事件的评判也日趋冷静。但有些事件发生后，也有人不问真相如何，但逞一时口舌之快，不负责任乱说一通；有的为了达到特定目的，有意放大细节、回避重要事实；有的为了博人眼球，甚至移花接木，混淆时空概念。“标签代替了事实，情绪淹没了理性”。这种先入为主式的评判，导致了舆论“第一反应”失真失实。这些声音往往又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理直气壮、义正辞严，极易在人群中发酵、扩散、传染，形成“网络声讨”的热潮。
价值判断不等于事实判断，舆论反应不代表事情真相。有些判断并非基于事实，而是基于一己之遭遇，一己之想象。有些夸张的声音，只是暗合了人们的心理感受，公众情绪很容易瞬间被点燃。这种脱离事实的价值判断，最终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一味抢占道德制高点，有意无视事实基本点，用道德标尺任意剪裁事实，以道德名义对当事人进行“舆论审判”。
消息来源是否可靠？具体情况和背景怎样？是否符合基本常识？情况掌握是否全面？先问真假，再论是非，这是舆论作出反应的基本前提。现实社会永远比头脑想象的要复杂，甚至“有图未必有真相”。此时为真，长远来看未必为真；一事为真，放在更大的背景来看未必为真。事件发生之后，不妨“让子弹多飞一会儿”，既从真实的角度，考虑渠道来源是否可靠，也从具体的角度，分析特定背景或特殊情况，还应从动态的角度，追踪事态可能出现的变化。
与曲折离奇的小说相比，生活有时毕竟稍显平淡。这种平淡虽然无法应和一些人“娱乐至上”的要求，但确是生活的底色。谁也没有权力为了迎合部分受众的猎奇心理和所谓“道义需求”，而对事实进行有意无意的扭曲。在人人都可自由发声的舆论场，每个人更应珍惜表达权利，恪守言行底线，不能在“娱乐至死”的喧嚣中淹没了自己的判断。
（2015年1月29日）
叶小文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同200余名中央X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谆谆告诫县委书记们要经受考验，把好三关——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
第一把好权力关。
“县官”有多大权力？我听一位县委书记说过，他坐着火车从县里出发去北京，一路走下去越走越小，到了北京感觉自己官最小。再坐着火车从北京回县里，一路走下去越走越大，到了县里感觉是“我官最大”。此言不虚。“些小吾曹州县吏”，虽乃“些小”之官，却是一县之“长”，与一县之众朝夕相处、息息相关，群众甚至视你为“大官”。今天，县委是我们X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在本县这方天地，“县官”之权大如天，就要如张载说的“为生民立命”，如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郑板桥说的“一枝一叶总关情”！
“县官”在一个县里可能“说了算”，甚至可能一言九鼎，但绝不能一手遮天。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腐败，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导致绝对腐败。如果只拥有权力而不承担责任，只行使权力而不接受监督，每一个执法者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法律破坏者，而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成为这种破坏行为的受害者。
第二把好金钱关。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县官”要推动一县发展，不能不围绕中心，不断与经济、与金钱打交道。城镇化，县改市，脱贫致富，发展县域经济……各种浪潮扑面而来。“县官”的财权空前大了，金钱的诱惑空前多了。可以支配资本而又不受制约的权力，很容易导致普遍性、塌方型腐败。不能不正视，腐败之风已在严重侵蚀我们的X政干部队伍。“县官”不大，也属“高危”行业。请牢记：“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
第三把好美色关。
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一些人会直接或间接地、隐蔽或露骨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美色与权力进行交易。请小心“英雄难过美女关”。
三关难把，岂在“县官”？最近揭露出来的一批贪官污吏，大多都沦陷于贪财、贪色、贪官。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都比“县官”大得多，何以至此？都是把不好三关，变成了“三贪”，进而就拉拉扯扯、团团伙伙，甚至不讲规矩、结X营私、为所欲为，走向了X和人民的对立面。
三关怎么把？首先要对X忠诚。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对X的忠诚，就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心中有X、对X忠诚，“衡量一个县委书记当得怎么样可以讲很多条，但主要看这一条”。在各种诱惑、算计、讨好、捧杀的包围中，对X的忠诚是ZZ上的“定海神针”。其次要心存敬畏。敬畏X和人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X和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敬畏法律和X纪，“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归根结底，就是“心中有X、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始终做一名人民的好公仆。
“县官”要能把三关，把好三关天地宽。
（2015年1月28日）
塔元培
“鲁甸的这个冬天不会冷”。寒冬时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南鲁甸地震灾区。走进帐篷，他摸了摸棉被，问受灾群众“暖和不暖和”。温暖细节背后，牵挂的是灾区父老冷暖、谋划的是乌蒙山区扶贫开发。“大寒节令送大爱，龙头喜降丰年雪。千家万户彤彤日，十万乌蒙尽开颜”，大伙写的诗，写出了X心民意的共鸣，也诠释了干部的责任与情怀。
“让农村贫困人口、城市困难群众等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们都能生活得到保障、心灵充满温暖”，实实在在的新年贺词，为民情怀感动了无数人。太行踏雪访真贫、定西跋山思脱贫、湘西调研话扶贫……坚实的足迹中，为政理念一以贯之：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心里总是装着困难群众。这是一种示范，更是一种倡导。
俗话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对干部而言，难就难在真正把群众放在心上，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真心实意为他们解难。很多时候，对困难群众的态度，就是一枚试金石，检验着干部的成色。
一枝一叶总关情，寒冬最是问暖时。当年，在大雪封门的日子，焦裕禄强忍病痛，去看望农村孤寡老人、五保户。漫天风雪中，一个声音穿越时空——“共产X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心中有民，脚下才有动力；心中有责，肩上才有担当。时刻牵挂百姓的安危冷暖，多想想困难群众，多想想贫困地区，就会多做雪中送炭、急人之困的暖心事。
现实中，也有一些干部，把个人利益看得重，把群众利益看得轻。有的人总想着自己能拿多少福利，而不问百姓能分享多少红利；总惦记自己能有多大进步，而不管事业能有多少进展。这样的干部，干工作涛声依旧、惠民生乏善可陈，甚至罔顾民生疾苦，大做花上垒花、华而不实的虚功。冷漠如刀，扎伤的是人心；私心如墙，隔开的是X和人民群众。正因如此，拧紧思想上的“总开关”更显得关键。分清了公与私，明确了权与责，才能掂出轻与重、排好先与后，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一位基层干部蹲点一段时间后，感慨地说：原来以为自己干得不错了，下乡后才发现，还有许多工作不扎实，老百姓不满意的地方还不少，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关心群众、排忧解困，没有完成时，更没有“限定时”；既看急时，更看平时。
民生大于天，民心重如山。做好这道考题，一则以“情”，一则以“实”。常去贫困地区走一走，常到贫困户家里坐一坐，常同困难群众聊一聊，民情民意自会了然于胸；扶贫扶到点上、根上，济困济在生计、出路，惠民惠出实效、长效，各项工作就会做到百姓心坎上。
“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悬挂在岳阳楼上的这副名联，标举着千百年来仁人志士的ZZ抱负与追求。此时此刻的中国，茫茫雪原上，“暖心煤”惠及上百万农牧民；南疆大地上，“短平快”项目解决了数以万计少数民族群众就业；贫困山乡里，中央专项资金让孩子们有了崭新课桌椅……“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实在而又深沉的宣示，是当代共产X人的信念，更是每一个干部肩上沉甸甸的担子。
（2015年1月23日）
詹　勇
“我们每天都在跟各种法律法规打照面，可以洋洋洒洒说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但对很多群众来说，法律依然离他们有些远。”读一些基层法官的工作手记，常常看到这样的感慨。拉近法治与人的距离，让法治融入社会生活，确乎是重要的现实课题。
日前，一本通俗理论读物为破解这一课题，作出了坚实努力。由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法治热点面对面》一书面世后，专业人士点赞、广大读者欢迎，被称为“依法治国的说明书”。理论读物如何既叫好又叫座，政策宣传如何入脑入心？这本书带来了有益启示。
一般说来，法治问题的政策性和专业性都很强，解读起来容易陷入艰深枯燥，给人曲高和寡之感。一些地方的普法宣传动辄喇叭齐鸣、展板遍地，但内容僵化、强塞硬灌，使人避而远之，结果“发张卷子、做做样子”，流于形式。有道是真佛只说家常话，把政策精神翻译为群众语言，让专业知识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才能走下云端、接上地气，拉近理论与读者的距离。
比如，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内涵，在很多人看来是个“高大上”的话题，而在《法治热点面对面》中，一番解答别开生面。把法治中国比作恢宏大厦，X的领导、制度基础、理论指导是其“三大基石”，五大法治体系是其“五大支柱”，“三个共同推进、三个一体建设”是“施工方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则是“效果图”。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这样的解读，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好理解、对胃口，再加上丰富的插图、问答小贴士、直观的表格等“佐餐”，读者怎能不喜欢？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很多时候，距离感的产生，在于回避问题而空有概念堆砌，在于唱独角戏而少了对接社会关切。法治，在人们心里，总是连接着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开门立法”怎么做、权力清单如何制定、“信访不信法”现象怎么看、司法腐败如何治理、守法和遵德的关系怎么把握……
对这些问题，人们有期待，也有疑惑。《法治热点面对面》的可贵之处，正在于直面问题、解疑释惑，把顶层设计与人们感受结合起来，把理念与案例结合起来，把宏观与细节结合起来，展现了一种顶天立地的理论品质。一个个问号被拉直、一团团迷雾被廓清的过程，也在水到渠成地凝聚一个个法治共识：“依法”首先要“依宪”、良法是善治前提、领导干部要带头守法，等等。这也说明，扎根现实沃壤、凸显问题意识，击中人们心里绷得最紧的弦，理论才会有担当、有力量，理论之树才会有生机与活力。
20多年前，曾有一位老农把一头生了病的牛送到检察院，请他们帮忙“检查”牛得了什么病。这个有点“冷”的笑话，在基层普法干部中流传甚广，折射出普及法治是何等迫切。今天，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人们对法律知识的需求更加旺盛，对法治建设的思考也在深入。“文章合为时而著”，讲好法治故事、搭起文化桥梁，在面对面的交流互动、心贴心的思想共振中，让法治信仰照亮每一颗心灵，那么法治中国必定能行稳致远。
（2015年1月22日）
——作风建设“严起来”的思考①
詹　勇
教育学上有个“漏斗原理”。意思是说，对于孩子的教育，小的时候应该相对严格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要靠自觉，因为孩子大了，有了自己的主张，父母的话不容易听进去，而且一些不好的习惯已经养成，纠正起来要花更大的精力、需要更多的技巧。
这个原理意在提醒人们重视启蒙教育，从一开始就定好标准和规矩。但对于一个执政X来说，仅仅严在起跑线上是不够的。越是人数多了、层级多了，越要克服“差不多就行了”的惰性，从严从实要求X员和干部，一把戒尺量始终。只有让所有人都对纪律和规矩心存敬畏，才能守住底线、把握方向。
看不少腐败分子的忏悔录，常能发现一个共同点：违纪违法多从破坏规矩开始。收一条烟、拿一次红包、批一回条子、打一个招呼，看似不起眼的“第一次”，已经埋下了腐化堕落的种子。刘铁男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声泪俱下：我如果按照X的纪律严格要求，也不会犯法。这样的“追悔莫及”，如声声警钟警示为官者——红线碰不得，规矩坏不得，ZZ上糊涂不得。
“规矩严起来了，风气好起来了”，X的十八大以来，从干部到群众普遍有此感受。因一餐饭一顿酒受处分、因收礼送礼丢“帽子”之类案例，不时在人们身边出现，引发内心的震撼。X风政风的新气象，蕴含着深刻启示：正风肃纪、从严治X，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
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立规矩、守规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看看我们周围，无视规矩的不良惯性依然存在。一些X员、干部对纪律规定置若罔闻，干工作松松垮垮，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不为组织考虑；一些人向组织讨价还价，达不到目的就发牢骚、讲怪话；还有一些人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口无遮拦，俨然自己是“特殊X员”；一些X组织“好人主义”泛滥，对违规违纪行为睁只眼闭只眼，管理上失之于宽、失之于软。这些问题，不可等闲视之。
上世纪50年代，彭德怀去东南沿海地区检查工作。临走时，当地给他的参谋送了一坛土特产。彭德怀得知后严厉批评道：“这种作风要不得，如果不制止，它就会像瘟疫一样泛滥成灾。”直到今天，这番话依然振聋发聩。“道私者乱”，纲纪废弛之下，流行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大车店作风，盛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放任主义，谈何凝聚力和战斗力？
大节不可失，小节不可纵。领导干部不仅要带头讲规矩、以上率下，更要发挥制度效力，把规矩意识融入强管理、带队伍、正风气、干事业的实践中去。消除制度执行的死角和断层，使各项工作都置于规矩的约束之中，才能使X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焕发正气与活力。
世间事，作于细，成于严。古之廉吏，从“一丝一粒”见名节；焦裕禄教育孩子，以“不看白戏”立下规矩；杨业功律己律人，用“携礼莫入”挡住送礼者。从政之路上，有防微杜渐的警醒、滴水穿石的韧劲，规矩这把戒尺就会高悬于心，“从严从实”就会蔚然成风。
（2015年1月20日）
——作风建设“严起来”的思考②
李　斌
《说苑》中记载：郑国丞相景差严冬时节看到一人蹚水过河冻得发抖，赶快用衣襟裹上他的腿。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然而在晋国大夫叔向看来，景差做丞相并不称职，因为一个好官吏上任3个月就能修缮沟渠，上任10个月就能建好桥梁，牲畜都不至于浸湿蹄脚，更何况人？
解一时之急是应尽之责，解一世之患更见大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今天，无论在深水区推进改革继续啃硬骨头、冲破利益藩篱，还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抑或是把从严治X方方面面的要求落到实处细处，都迫切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担当、敢于负责。作风建设严起来，关键就要见肝胆、敢担当。不敢担当，不善担当，我们就有负人民期待、有负X的重托。
柴生芳以“心里要有百姓，责任责任责任”为信条，开门办公、马上就办，忘我工作不遗余力；高德荣下乡频率堪比农民下地，两次返乡扎根在条件艰苦的地方，矢志帮助独龙族同胞脱贫。“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那些在老百姓心中的“好官”，能闯能干敢拼搏是他们共有的特质。他们如闪烁的星辰，聚合成助力我们事业排云而上的能量源。
也有一些干部，或拈轻怕重，不挑担子挑肥瘦，有成绩生怕别人不知道，遇到问题一推六二五；或害怕出事，奉行“无过便是功”，整日吃饱混天黑，遇事则拿条件不具备、情况很复杂来辩解；或爱惜羽毛，不讲X性讲人情，不看原则看面子，明明知道是歪风邪气却不敢抓、不敢管；或能力不足，到处糊弄应付，习惯击鼓传花，甘当“二传手”“复读机”……
干事业不能缺少“代入意识”，如果自认为“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干事创业光靠“高个”顶着哪能行？抓改革不能缺少“舍我精神”，如果只许砸别人的碗不准动自己的奶酪，改革质量如何取信于民？保民生应力戒“旁观心态”，如果你高高挂起我也当甩手掌柜，到头来岂不是原地踏步？责任和担子摆在那里，不会跑也不会少，如果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还怎配做人民的公仆？
也应当看到，有的领导干部不敢担当，并非不想干事。而是担心管得严了、当“黑包公”，怕得罪人、丢选票。直面问题、触及棘手矛盾，则怕陷入漩涡、难以脱身。解决那些看不见的城市“下水道”难题、多行利国利民的长远之计，又怕政绩无人知、一时也难有进展。惟有公道用人、公正处事，给敢担当的人撑腰，让敢担当的人有位，才能形成严的风气、实的干劲，焕发各级干部敢担当的精气神。
“一寸丹心向日明。”担当之可贵，在于律己之严、奉公之诚，更在于对X忠诚、对X和人民事业极端负责任的拳拳情怀。始终以“心中有X、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为标准来严要求，任凭“乱花渐欲迷人眼”，任凭“障日风多雾不开”，注定难挡我们“甘洒热血写春秋”的勇毅笃定。
（2015年1月21日）
——作风建设“严起来”的思考③
江柳依
甲午战争前，大清北洋水师并非弱不禁风，相反实力可谓雄踞亚洲，甚至引起日本的恐慌。但当时也有日本人轻蔑地说：“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
这样的说法，当然充满了傲慢的偏见。但它从另一个侧面让120年后的我们悚然警醒。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旧中国，但要更上层楼，非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不可。面对“四个全面”的时代重任，要“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抓落实才能梦想成真。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崇尚实干、狠抓落实”的原因所在。
X的十八大以来，X风政风如清风扑面，方方面面都严起来了。然而，从严要求，还需以实为行，更看落实成效。油门踩得震天响、就是不见车轮转，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雷声大、雨点小，只挂帅、不出征，凡此种种工作中屡见不鲜的怪现象，都只是表面上的“严”，是做给别人看的，而不是真想干。因此我们看一个干部有没有严起来，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看他实不实。看一个地方风气严不严，就看抓落实有没有蔚成风气。
为什么一些好政策总是不能转化为基层发展的动力？为什么有的好措施在基层变形走样被变通？为什么有的干部想为百姓办实事群众却不领情？关键就在于没有把上级精神、政策要求对接基层实际、对接百姓心声，而是照猫画虎、机械执行。当年，毛泽东同志就批评过这种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说到底，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祟，没有吃透中央精神，只满足于当“二传手”，更没有沉下心去走进实际、贴近群众、研究问题。
还应当看到，有的工作没落实，有些政策推不开，并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病根就是缺少ZZ意识、大局意识、使命意识，受限于狭隘的思想。诸如地方保护主义、“中梗阻”现象、“九龙治水”困局、“各吹各的调”的嘈杂，俱是这种狭隘意识的表征。有的部门奉行“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的干部嗜好“我的地盘我做主”，对上级政令决策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玩阳奉阴违、打“太极拳”那一套。把改革推向纵深，动别人的利益没意见，部门的、自己的利益动不得；以法治为引领，把别人的权力关进笼子可以，自己可以搞点关系、不受约束。设若不拆除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的心墙，不摆正“螺丝钉”位置，不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就难以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花水月。
古人云“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里的关键就在这个作字。要实现亿万人民的梦想，我们身上的担子不轻。惟有严字当头，靠实立身，一肩担子挑到底，我们才能无愧于人民的期待与重托。
（2015年1月26日）
——作风建设“严起来”的思考④
张　铁
严守纪律、严明规矩、严肃追责、严厉惩处……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一个“严”字贯穿始终。X员、干部要“严起来”，正当守住廉洁、筑牢防线。
“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如同修行，不自律，再多的清规戒律也没有用。制度的防线是外在的，让人权衡利弊不伸手；心理的防线才是内在的，让人自觉自愿不动心。修身养德，需要“吾日三省吾身”。作为领导干部，更应该经常打扫思想尘埃，时时自警自省，真正将自律持之为明镜、内化为修养、升华为信条，使严起来变成自觉行动。
孟子谈到养浩然之气时认为，“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所作所为不能心安理得，正气就会衰竭。慎微慎独慎初，正是守廉洁、养正气的关键。微小之处、独处之时、青萍之末，往往为人所不察、为制度所未及，唯有凛然自警，才能守住防线。刘少奇在《论共产X员的修养》中写道，对于觉悟高的共产X员来说，“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小处不渗漏、暗处不欺隐，是修身律己的理想境界，也是X员干部清廉从政的基本要求。
现实中，一些人对自律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或是认为自己在“清水衙门”，没有条件、没有资源，X风廉政建设是别人的事；或是认为改作风是“表面文章”，对付一下检查就好，没必要认真；或是认为人情大于原则、关系高过纪律，因而和稀泥、打太极，用姑息换来“好人缘”“好口碑”；或是认为“多做多错”所以“为官不为”，不贪不占却也不干了。凡此种种，都是把X风廉政建设当成是负担，口头重视、内心轻视，长此以往，思想防线难免失守。
保持正气养精神，要常怀底线意识、常有危机意识。很多时候，危险就是源于疏忽大意，所以才有“小心”一词。有经验的司机都知道，高速公路总会保持一定曲率，就是因为直道开久了，会让司机精神松懈，反而容易出车祸。为人为官又何尝不是如此？对于廉洁的最大考验，正存在于顺风顺水之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逆境考验意志，顺境更检验精神，关键就在时时绷紧“严”这根弦，才能防微杜渐，守住廉、保住洁。
领导干部走上各自的岗位，大多是想成就一番事业、实现自身价值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如果因为违法违纪而翻了船，怎么走向更远？要让肌体保持健康，要让精神保持振奋，就必须自觉安装好“杀毒软件”，定期升级，不断净化自己的“思想桌面”。以严守道、以严凝神、以严聚气，公正廉洁、踏实有为，才能把握住自己人生的航向，也才能在公众的支持和信任中更好地前行。
哲人言，头顶灿烂星空和心底道德律令，让人越思考越敬畏。领导干部正需要多沉思一下心底的律令，严字当头、自警自省，求一个问心无愧，养一身浩然正气，修一颗赤子之心。
（2015年1月27日）
思　远
1981年，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同志在人民日报刊发《关于X风问题》，文中讲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抗战时期，毛主席就用个电台指挥工作，“嘀嗒、嘀嗒”就是毛主席和X中央的声音，全X全军同志都无条件地执行。没有什么人怀疑或质疑，大家都自觉地执行延安的“嘀嗒、嘀嗒”。一个细节，折射出老一辈革命家守纪律、守规矩的风范，也体现出我们X讲ZZ、讲规矩的优良传统。
刚刚结束的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遵守ZZ规矩进行了全面阐释，丰富了X的纪律建设理论。除了强调讲规矩必须做到“五个必须”以外，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X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重要的X内规矩。”黄克诚同志讲的延安时期“嘀嗒、嘀嗒”的故事，就是我们优良传统中的X内规矩，就是我们X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从X的十八大到这次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中央把守纪律讲规矩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反复强调，讲的都是硬话。部署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定了规矩就要照着办”；在湖南考察工作时，要求“自觉按原则、按规矩办事”；研究改进作风时，指出“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规矩”，可说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的一个关键词，是从严治X、依规治X的高度升华。
不可否认，在一些干部和X组织那里，依然存在对ZZ纪律不以为然、把ZZ规矩不当回事的误区。比如，有些人认为，自己没有腐败问题就行了，其他问题都“不算个事”，没什么可怕的。一些X组织习惯于把监督防线只设置在反对腐败上，认为只要干部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就都可忽略不计，没有必要也不愿意加以追究。
“纪纲一废，何事不生”？事实证明，思想上放松了ZZ纪律和ZZ规矩这根弦，言行上就会弊端丛生。为了所谓的“仕途”，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为了所谓的“羽毛”，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东西摇摆、左右逢迎的有之；甚至为了所谓的“美誉度”，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什么共识都敢挑战、什么底线都敢触碰，全然没有一个共产X人的起码觉悟和规矩。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不守规矩特别是不守ZZ规矩是最大的危险。ZZ问题和贪污腐败、违反X纪和触犯国法，其实是一条藤上的两个瓜，往往是相伴而生的。不懂规矩、不守纪律，长此下去就会言行失当、失范、失控、失节。吃吃喝喝里面有名堂，勾勾搭搭背后有猫腻，搞拉帮结派、收买人心这些事，没有物质手段能做到吗？反过来，如果动了贪腐心思、存在腐败行为，就会想方设法搭“过墙梯”、寻“安全通道”、找“保护伞”，就会去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就会无视和破坏X的规矩。
在严格X的ZZ规矩上，殷鉴不远。苏联解体前，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X员公开反对X的决议、对抗X的政策，从无视规矩到破坏规矩，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在20万X员时建国、200万X员时卫国、2000万X员时却亡国，ZZ规矩动摇的教训，十分惨痛。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坚定立场，对背离X性言行有鲜明态度，这是每个共产X员应有的基本ZZ觉悟。懂规矩才有定力，守规矩才不乱方寸。对领导干部来说，必须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界、不越轨、不越底线。
“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面对当年毛泽东提议的“六条规矩”久久驻足，一一对照。今天，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我们这个有着8600多万X员的大X，更需要让守纪律、讲规矩成为自觉和常态。只有这样，我们X才会更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成为一个万众归心、坚强有力的大X。
（2015年1月19日）
周人杰
前些天，有位年轻干部抱怨，听说他在“大衙门”从事人事工作，七大姑八大姨便纷纷来电、来见。嘘寒问暖之外，无非是求他照顾弟弟妹妹，“安排一下工作”。对此，他感觉压力很大。一口回绝，面子上过不去，而若违心答应下来，法纪的红线又碰不得。一来二去，被乡亲们说成“忘恩负义”，令他苦恼不已。
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知恩图报确是人之常情。这位朋友是家乡飞出的“金凤凰”，当年吃“百家饭”长大，乡里乡亲的恩惠不少。应该说，适当地帮衬一下乡亲，尽在情理之中。但X的纪律和规矩告诉他，那种逾越法纪，无原则、无底线的“帮忙”，万万不可为。因为，那种不忘本只是没忘小写的“本”，却把大写的“本”彻底抛到了脑后。
忆起毛泽东同志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初年，老家的表兄文运昌来信，随信开列一张14人名单，都是远亲近邻，要求照顾安排工作、职务或保送升学。毛泽东不悦地说，“共产X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去奋斗。”于是大笔一挥，在名单上批示：“我不能给亲友介绍工作。”而与此同时，他却经常拿出自己的稿费资助故交亲友，尤其是烈士家属，少则一二百元，多则三五百元。这在那个年代已算是不小的数字。
有词云，“流光容易把人抛”。数典而忘其祖，陈世美及第后抛妻弃子，高俅发达后痛打故旧，固然不可取。然而比人情世故更不可抛弃的，乃是X性修为。私是私，公是公，道是无情却有情，无的是私相授受的私情，有的是光明磊落的公情。一个人的成长，最终都源自于社会合力，更何况领导干部？作为干部，不仅要感恩家人、朋友，更需忠于组织、感恩人民，弄清楚“饮水思源”真正的对象。
有些干部片面地理解“知恩图报”，滥用公权，搞起了衣锦还乡、封妻荫子那一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老宅修葺新、祖坟守护好、公路专门通，甚至竟以此为贿。什么同乡会、本家帮，乌烟瘴气，严重污染了X内正常氛围。往轻了说，是拎不清公与私；往重了说，就是私心作祟、私欲膨胀，以“顾本”之名，行“忘本”之实。
陈毅有诗说：“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忘记了权为民所赋、只能为民所用，才是忘本负义，辜负X多年的培养，更愧对满怀期望的良善亲朋。河南一河道管理所所长，将其儿子与一众未成年亲戚，纳入麾下领取空饷，终被开除出X、行政撤职。雷政富幼时家里穷得“只有三个碗”，而今新房高大霸气，却人去楼空，剩下老母亲一遍遍念叨“做啥子官嘛”。为官一任，倘若只图自家、只顾乡梓、只谋私利，最后必为权欲所噬。换个角度看，摈弃公权报私恩的念想，遵纪守法、公器公用，干好本职，才是对父母、亲人、朋友最好的报答。
对于共产X人来说，不忘本就是永远不要忘了“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抛开庸俗的“苟富贵，毋相忘”，以X性修身、处事、立业，我们定能不被流俗所裹胁，开拓更宏大的人生格局。
（2015年1月16日）
尉承栋
民国时期大书法家于右任，因为发现有人在办公楼后方便，就挥毫写一张“不可随处小便”的警示条。有书法爱好者觊觎于先生的墨宝，揭去字条进行剪裁、装裱，做成“小处不可随便”的条幅，令人拍案叫绝，一时传为佳话。
作风改进的起点在哪里？道德养成的抓手是什么？事业进步的根基在何处？具体答案可能各不相同，基本方法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都需要从细节抓起，小处不能随便。小事小节如同一面镜子，反衬人品，反照能力，反映作风。小节关系大节，小事不可小觑，小处着力方能成就大事业，小处疏失早晚会栽大跟头。
重小处、重细行、重微末，是中华文化中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的重要内容。《中庸》中有“致广大而尽精微”，提醒我们无论为学还是修身，都应深入微观、精细详尽；《道德经》中有“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教诲我们欲成大事，先从打基础开始；《韩非子》中亦有“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熛焚”，提醒我们防微杜渐，才能防止祸患。无论是修身养德，还是履职任事，注重细节、注意小节都是不可或缺的品质。
一个看手机的小动作足以酿成一场交通事故，一个不合格零部件足以毁掉一架航天飞机，一瓶酒一条烟有可能把一个优秀干部一步步拉入腐败的污流。管理学上讲，“魔鬼藏在细节里”，细枝末节上的大意，往往就是败事之端。相反，细节上不舍尺寸之功，成功才不会失之于空。譬如海尔，因为专注于把简单的事情天天做好，把非常容易的事情非常认真地做好，所以成就了今天世界白色家电第一品牌；譬如长征系列火箭，因为坚持“每一发都是从零开始”，通过技术归零，紧盯薄弱环节，发射成功率比肩美俄。细节决定成败，小处决定命运，敬始慎微对任何工作而言都是最为基本的操守。
《资治通鉴》有云：“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然而，“尽小”和“慎微”绝非易事。面对浩如烟海的科研数据，没有气沉丹田的定力去认真细致研究每个原始数据，怎么可能做出世界级的科研成果？面对生产流程中纷杂繁琐的隐患点，没有敬畏生命的清醒认识，怎么可能去缜密排查？面对高档烟酒、年货节礼，没有坚守底线的决心，怎么可能在涵养作风上不犯糊涂？成就事业不能靠旦夕的激情，靠的是从基本功练起的沉稳毅力，靠的是从细微处下功夫的耐心付出。专注坚守，审慎持重，方能从小事小节中涵养大境界。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积小胜为大胜、化量变为质变，是共产X人一贯秉承的哲学智慧。各级干部当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带头坚守正道、弘扬正气，从政环境就会进入良性循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改作风，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抓X建，弊革风清的ZZ生态一定能化为现实。
（2015年1月15日）
陈　凌
“他们就像一根蜡烛，把自己燃烧了，却照亮了整个世界。哪怕燃烧剩下的灰烬，也是归于大地，增加着时代的厚重。”每一个这样的人，人们都不会忘记。
最近，有一些这样的人，离开了我们。1月6日，“用生命来著辽金史”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浦江，溘然离世，年仅54岁；仅过一天，铸剑为犁、守望和平的炸药应用专家徐更光院士，平静地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旅程；10日，“布鞋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小文，终别了他心爱的讲台，引发“世上再无‘扫地僧’”的缅怀……离去的，还有“行不负人常用忍”的教育学家黄济，儒学研究泰斗庞朴。
转身之际，他们留下的一笔笔丰厚遗产，也被世人打捞起。刘浦江十年磨一剑，著《辽金史论》，“将真诚传递给每一个读书人”；为消除TNT粉尘和蒸汽对弹药生产工人的侵害，徐更光坚持研究和试验长达20年；李小文和他的团队对定量遥感研究的不懈推动，使我国在多角度遥感领域保持着国际领先地位。或是一册书卷，或是一项成果，或是一个突破，他们在岁月深处刻下了印记。
“科学本身就应该追求简单性原则，任何事情都是越简单越好，够了就行。”朴实无华的语言，却蕴涵着铿锵有力的坚定。他们无数的故事碎片，拼接出的，就只是这么几个字：简单纯粹。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种简单哲学，让他们手中有了一把“奥卡姆剃刀”，随时能够剪除利益纷繁的枝枝蔓蔓，潜心为学。正是一心为国的执着，让年过七旬的徐更光，仍有继续为三个“973”项目操劳奔忙的动力；正是不饰繁华的纯粹，让李小文在众声喧哗的网络将“布鞋院士”的盛誉簇拥向他时，只期盼这热潮退却，安静地做一辈子风轻云淡的“独行侠”。因为简单，所以他们的生命之弓强健饱满；因为纯粹，所以他们的生命之箭义无反顾。如此，才有他们人生的精彩、境界的高尚。
绝假则纯真，笃实则生辉。事实上，人的一生，又何尝不需要一把由简单纯粹铸造的“剃刀”，剃去浮华、除去繁冗？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戚戚于私利、汲汲于功名，到头来却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就拿为官来说，一些干部总盘算着自己心里的小九九，板凳还没坐热，就想要升迁。“这样的人靠得住吗？”习近平总书记的追问，值得每一位从政者深思长虑。
平凡往往孕育着不平凡。刚刚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为了国防事业“隐身”长达30年之久。同样，于敏的挚友邓稼先为了一声震撼世界的巨响，甘愿28年默默无闻。垦荒自有垦荒者的艰辛，但艰辛、寂寞的人生，自有一种回甘。于敏、邓稼先们，用其一生作为注脚，告诉我们，惟有在前进道路上剪除纷杂，一心求真，反复咀嚼，人生的滋味才能被品味出；也惟有心无旁骛，沉潜扎根，事业的苍松才可能枝干遒劲。
“沉潜其中，足以安身立命，也就够了”。在光荣的荆棘路上，这样一份从容，这样一份淡然，不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为之燃灯续火、砥砺前行吗？
（2015年1月14日）
李　拯
春秋时，宋国司城子罕清正廉洁，受人爱戴。有人将一块宝玉献给他，他却拒不接受，说：“我以不贪为宝，而您以宝玉为宝。如果我接受了您的玉，我们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不如我们各有其宝。”“以廉为宝”的价值追求，光照千秋，发人深省。
子罕拒绝贿赂，是出于道德自律，是因为价值操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愿腐”。十八大以来，X中央打虎无禁区、拍蝇无死角，越来越多的人切实体会到什么是“有贪必肃”，什么是“刮骨疗毒”。正风反腐已经持续两年多，从“不敢腐”迈向“不能腐”“不愿腐”，当前正是关键阶段。如何取得各级干部的价值认同，培养“以廉为宝”的心灵土壤？这是反腐继续前行的一道重要考题。
“社会风气可以通过制度来改变，ZZ风气亦然。”当公款吃喝成为过去，当公车超配受到抑制，当巡视制度日益巩固，各级干部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就连一些激进的观察者也承认：“本轮反腐让官员改变追求。”总体而言，反腐从“暴风骤雨”，再到“制度化”行动，正在进一步走入领导干部的价值观层面，那些曾经被腐败扭曲的是非观、权力观，开始得到矫正。反腐形成的价值磁场，激荡起强劲的“道德向心力”。
很多时候，风气之变也许可以立竿见影，而要改变价值内核，却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央企职工举报单位“送礼清单”，却被同事骂为“叛徒”；一些腐败分子认为“反腐是自曝家丑”“被查是因为运气不好”，而一些廉洁自律的干部则受到奚落、责难和孤立。即使是高压反腐的态势之下，那种“笑贫不笑贪”的庸俗文化，那种“当官为发财”的错误取向，也并未彻底销声匿迹。现实中，诸如此类的现象提示我们，要赢得反腐的彻底胜利，就需要发自内心的认同、需要正向价值的涵养。
总结以往经验，反腐力度稍有松懈，腐败行为就会故态复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缺少干部的内心认同，就难免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实现文化和人文品质的提升，反腐才能避免轮回的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既强调“制度治X”，也强调“思想建X”，其深意就在于此。对各级干部而言，既然选择公职、以身许国，就应该在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坐标上，开拓更为丰盈的精神境界。崇尚清廉，才能斩断侥幸心理，才能补足精神钙质，才能练就百毒不侵。惟其如此，反腐才能真正从治标走向治本。
日前，《习近平关于X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全书把“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作为压轴章节，殷殷重托，不言而喻。我们X已经有8600多万X员，每个X员思想上的一小步，乘以8600多万，也将是全X迈出的一大步，必能为反腐奠定坚实的价值基础。
（2015年1月13日）
完颜平
树上有10只小鸟，被枪打下一只，还有几只？按常理讲，其他小鸟肯定会被枪声吓跑，仍然有鸟留在树上的情形，只会发生在脑筋急转弯里。然而现实中，贪吃的“蠹虫”即便听到枪响也不知回头，直至被关进高墙中，才想念起自由的高贵，敬畏起法纪的尊严。翻阅一些腐败分子的“忏悔录”，他们的悔悟总是来得太晚。
“世路无如贪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没人天生是坏人，不少后来落马者，在入X之前就已经很优秀，在领导岗位上也做出过像模像样的成绩，有的还评上过先进、当上过劳模、获得过荣誉称号。但“一陷贪墨，终身不可洗濯”，所有的荣耀都再无光泽。正如他们所述：“曾经信誓旦旦的诺言、振振有词的表态如今当成了笑料，曾经有的善良正直、勤勉朴实的人格如今遭人诟病，为人为官的尊严全失。”然而，为何当初由“人民公仆”向“人民公敌”的蜕变时，没令他们有如此警觉和认知？
“未经自省的生命不值得存在”。对腐败分子而言，在位时根本就把自省给丢了。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在接受组织调查时声称“肠子都悔青了”，“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自己犯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组织没有提醒吗？从巨贪胡长清，到“海南第一贪”的戚火贵，再到河北“第一秘”李真，哪个没说过这样的话？不是组织没有提醒，不是X纪没有约束，只是他们没有借此自省，而是将“提醒”屏蔽、将X纪无视了。
在不少人那里，面对物质上的贫穷，往往会去追求满足。但面对精神上的贫瘠，却总是不愿意去吸收营养变得丰腴。他们曾经对着X旗宣誓，也曾在办公室里悬挂过国旗，可直到面对高墙内的X旗、国旗时，才可能真正触动了灵魂，深感“对不起这面五星红旗，对不起当年自己在X旗下的宣誓”。他们知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的警言，也深明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警告，却总是心存侥幸。如此，又如何能真正自省以免于掉入泥淖？
“面对灯红酒绿、横流物欲，生物人性与X员X性一度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最终生物人性战胜了X员X性，低层次的人生思想精神战胜了高层次的人生思想精神。”在X性上立场不坚，在欲求上把持不准，不经意间就可能打开“潘多拉魔盒”，一不小心就走上了飞蛾扑火的道路。X性落了下风，心中的欲望必会如野草般蔓延。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贪如平地野马易放难收。“利欲驱人万火牛”，任何时候都值得牢记。
人生容不得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人性是复杂的，真善美、假丑恶可能集于一人之身，关键在于扬什么、抑什么，坚持什么、预防什么。古人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如果X员干部X性弱、品德差，立身之本上些小的瑕疵，一旦手中掌握了一定权力，也会被放大为大窟窿，由心态失衡而行为失矩，一步步走上毁灭之路。不想身为物役，就首先要避免心为物役。坚定信仰、坚强X性，才能涵养出不染一尘、清廉正直的力量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作风问题本质上是X性问题”。磨砺X性，练就硬如铁石的主心骨，诱惑又有何难抵御？只要心中的红旗不倒，前行的方向就一定不会迷失。
（2015年1月12日）
范正伟
挤公交地铁，踩到了别人，却没什么歉意；小区里遛狗，从不拴狗绳，因为“我们家狗不咬人”；餐馆中聚餐，声音惊扰四座，也不认为有啥不妥。类似现象，身边并不少见。概而言之，虽然不认识对方，虽然不在自个儿家里，却一点都“不见外”。
许多时候，这并非个人品质问题。换个场合，这些不见外的人，往往又是很淳朴的熟人。亚里士多德曾说，悲剧的根源在于好人犯了错误。一些好人的不见外，不仅有伤公共文明，也容易导致许多意外：插队不见外，引发大打出手的后果；拥挤不见外，造成严重踩踏的惨剧；举止不见外，让别人对中国游客又爱又怕……
不见外经常源于无意识。如果说，看不到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基于无意识的不见外，正是最需要反思的地方。有人把社交距离分为四种：亲密距离、社交距离、礼仪距离和公共距离。不同的距离，构成了一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熟悉到陌生的“差序格局”。许多不见外的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距离产生美”，使自己的言行举止与他人保持适当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修养，也是一种道德义务。
也不难理解，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现代化的转型在中国尤为迅速，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中，许多人还没有准备好，就被带到了陌生人的世界。在全新的环境里，认识和理解“他人的自我”，学习与陌生人的相处之道，的确需要一个过程，但也是亟待补上的课程。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在公共场所，即便是自己习以为常，也应该考虑别人能否接受。比如，广场舞的音乐分贝，候客厅的脱鞋搁脚，马路上的超速加塞。
“自由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由界域，岂有限制？……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当年，严复将密尔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抓住了自由的精髓。一个人在公共环境里，可以行使自己的自由，也要尊重别人的自由；有满足身心愉悦的积极权利，也有考虑别人感受的消极义务。相比于外在文明守则的宣传，内心文明理念的涵养，才更为根本持久，也更加广泛全面。
上世纪90年代，在陕北地区的公交车上，经常有人颇为自然地吞云吐雾，一些妇女儿童则掩口遮鼻，对恼人的烟味无可奈何。这几年人们发现，车上抽烟的人基本上没有了。前不久，在北京某商场的电梯里，一个小孩大声说话，他妈妈没有因为“小孩本来就闹”去纵容，却在小孩耳边说，“这是公众场合，小声点”。笔者亲身经历的两个事例，前者表明，发展推动认识进步的意义，告诉我们保持乐观；后者则揭示，教育之于社会公德的重要，启示我们呵护未来。
相比于熟人的交往，对待陌生人的态度，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教养；相较于物质生活的富足，日常举手投足的审美，更能折射一个社会的文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记住24个字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落细、落小、落实”。电梯口的一次谦让，行车中的一次礼让，活动中的一次守时，这样的行为看似平凡，却体现着宝贵的“他者意识”。也只有在一次次的积累中，我们才能更好地行使自由、传递友善、提升文明。
（2015年1月9日）
刘根生
有位顶尖柔道大师临终前嘱咐弟子，“最后时刻”定要给自己系上白带。在柔道段位中，白带是初学者标志。大师是以此示意，始终保持初学者心态。
1974年1月23日，竺可桢在病房中听研究高能物理的外孙女婿讲“基本粒子”。是年，他已84岁。爱人心疼地说：“你连坐都支持不住，还问这些干什么？”他说：“我知道得太少了！”两个星期后，竺可桢逝世。一个在地理学和气象学领域有着至尊地位者，在生命最后时光还因“知道得太少了”要补新知，足见其初学者心态多么强烈。
初学者心态属于东方哲学思维，意在要求人无论有多大建树，都应像初学者般谦虚好学求上进。应放下“成功”，以空虚状态学习和容纳新事物；应放下“成见”，以开放心态接受各种新的可能性；应放下“身段”，以平等姿态去倾听。实践无止境，探索无止境。面对未知，人人都是初学者。术业有专攻，初学者心态不可或缺。求实明智，创新创造，都会因初学者心态而蓬勃生长。
孔子学问渊博，但“入太庙，每事问”。李时珍为撰写《本草纲目》，见药工、樵夫、渔夫等也是“每事问”。李先念主管财贸工作期间，毛泽东赞其“把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管理得非常好”，同样得益于“每事问”。“每事问”便是初学者心态外显，如此终不为大也才能成其大。无论是为学还是为官，若总以为自己地下天上全知，不肯随时随地当学生，哪里还能“有容乃大”。
“兼听则明”，在不少治理领域，都有专家论证、听证会等制度保障。但如果没有初学者心态，那么听也只是一种装门面、走形式，听了也白听。比如在今日城市规划中，有些地方主政者依旧习惯于把自己当“总规划师”。尽管也搞专家论证，但“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事实上还是“主政者说了算，开发商算了说，建筑师算说了”。于是，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在市中心盲目建奇奇怪怪的超高大楼……“糊涂规划”频曝，“城市名片”沦为“城市伤痛”，浪费巨大，后患无穷。
对于一些领导干部来说，缺少初学者心态，归根到底还在于过分自大，把别人的意见当成对自己尊严的伤害，把群众建议当作对自己威信的挑战。如此不仅使自己失去了领导者应有的胸怀与格局，也在刚愎自用中遭遇“致命的自负”——相信自己全知全能全善，于是固执己见而昏话昏招迭出。面对新起点、新常态，各级干部当多些“本领恐慌”意识。惟有敬畏科学、敬畏人民、敬畏权力，焕发高度责任感，才能始终以初学者心态面对未知，不断汲取知识、增长本领。
古人云：“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为学也好为官也好，都应让初学者心态相伴人生始终。这是美德和智慧，也是修养和胸怀。初学者心态有如深埋于土中的根，所有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精彩和赞叹，皆由此而发芽。
（2015年1月8日）
邓佑标
春秋时期，鲁国上卿大夫季文子掌握国政和统兵之权，却“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仲孙它提醒他，这样有损国家气派，吝啬而不体面。季文子回答，国家形象的维系要靠高尚品德，而非美妾良马，“若独贪于奢侈，好于文章，是不德也。”
在仲孙它看来，为官当有“派头”，而季文子没有；这种派头，就是美妾良马、家财万贯、锦衣玉食、前呼后拥。派头是权力的象征，权有多大，派头就有多大，这种在封建社会大行其道的官本位思想，如今依然存在。一些领导干部好装饰、铺排场，讲面子、耍威风，被群众称之为“抖派”。
抖派的表象各种各样，抽天价烟、戴名表、坐豪车，走官步、打官腔、耍官威，让人开车门、倒茶水、打雨伞，更有荒诞不经者甚至为庆贺自己荣升，耗巨资搞所谓“大阅兵”。他们时时追求鹤立鸡群，讲究与别人“不一样”；处处不忘彰显身份，提醒别人“我是谁”；浑身透着炫耀权力的神气，傲慢轻侮溢于言表。在群众面前显摆人民赋予的权力，其行径丑陋、状若偶人，令人生厌。
领导干部抖派，危害甚大。一方面，在自己与群众之间砌墙设障，割裂了血肉联系，产生了情感鸿沟。不愿亲近群众，何谈服务群众？群众看着生厌，哪还有威信？另一方面，抖派离不开物质，随着炫耀攀比心理的升级，私欲膨胀、欲壑难填，权力寻租、公权私用等不正之风就会滋长，最终沉迷甚至身陷“四风”不可自拔。
一把“象牙筷”，往往就是抖派的开始。商纣王继位不久，命人帮他琢一把象牙筷。贤臣萁子认为不可，劝谏他：象牙筷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碗，白玉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萁子的良言相劝并未起效果，商纣王抖派越来越狠，君臣离心，最后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象牙筷规律”启示我们，抖派树立不了权威，只会丧失威信；凝聚不了民心，只会离心离德；得不到群众敬仰，只会沦为孤家寡人。
和群众“一个样”是我们X的优良传统。X中央进京的前夜，毛泽东提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就是要告诫全X，不能天下太平就脱离群众、坐了江山就高高在上、有了权力就腐化堕落。“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苏共在取得政权后，建立了包括发放“钱袋”、享受“特供”等的一整套特权制度，一门心思抖派，为他们丢掉政权埋下了深重思想病根。
领导干部有没有抖派，群众心里如明镜，嘴上有杆秤。焦裕禄不允许儿子“看白戏”，称双目失明的老人为“娘”，这样的干部人们怎能不爱戴？相反，那些抖动肩膀就有人接着大衣的领导、那些下基层只有半边屁股坐在板凳上的干部，既难以做好工作，更会让群众反感。
《荀子·劝学》里有一句话，“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同样，如果领导干部将形象系于炫耀权力的抖派上，其结果必然是“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只有系于为民、务实、清廉的好作风上，才能光辉闪耀，为人称道。
（2015年1月7日）
詹　勇
“我们的各级干部也是蛮拼的”“我要为我们伟大的人民点赞”，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2015年新年贺词中，富有时代气息的语言，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从开局之年迈向关键之年，一句“蛮拼的”，道出了行进中国的精气神。
人，永远是最关键的变量。回首过去一年，改革啃下了不少硬骨头，正风肃纪形成了新气象，老百姓的日子也上了新台阶。成绩的背后，倾注了柴生芳、邹碧华等好干部“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的奉献，见证着广大X员干部“白加黑、五加二”的辛劳。
时代潮流浩荡向前，每一朵浪花都有其精彩。在今天的中国，每一天有价值近700亿元商品售出，国人创造近1600亿元的社会财富。这背后，是流水线上加班加点的工人，是田间挥汗如雨的农民，是奔忙在创业路上的年轻人，是穿梭于千家万户的快递小哥……亿万人为梦想打拼，才有了一个活力无限的中国。当然，人们也不会忘记见义勇为的“夺刀少年”、无惧歹徒的代课教师，以及众多“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中国好人，他们以自己的光与热，拨亮了崇德向善的价值之灯。
志之所趋，无远勿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蛮拼的”，就是一种进取的志气，一种奋发的状态。站在2015的新起点上回望，我们曾热火朝天地干，在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建立起一个新中国；我们凭着那么一股子劲，开启了激荡中国、震撼世界的伟大变革，夜以继日地“赶上时代”。“中国已回到它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所占据的位置”，当中华民族势不可挡走向复兴的时候，一部荡气回肠的拼搏史、创业史，已经为中国故事写下了坚实注解。
时针滴答不停。从元旦到现在，几天时间里，有深情的祝福，也有惨痛的事故；有公车改革的最新进展，也有一些地方欠薪等老问题的久拖不决。融入复杂现实去观察思考，时和势总体有利，艰和险在增多，正是今日中国前行的深刻写照。“我们的奋斗必将是艰巨的”，当此爬坡迈坎、闯关夺隘的关键阶段，气可鼓而不可泄，我们更加需要那么一种拼劲、闯劲、干劲。
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关头勇者胜。新的一年，焕发担当精神，摈弃懒散不为，才能攻坚克难；发扬钉钉子精神，杜绝花拳绣腿，才能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增强创新意识，防止因循守旧，才能放开手脚打开局面。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蛮拼”不是蛮干，有定力有章法，远离功利浮躁，蹄疾步稳向前走，则突破必来，飞跃随之。
光阴似箭。很快，我们又将挥别马年，迎来羊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羊”是吉祥之意，美好的汉字，如美、善、祥等都带羊字边。另一方面，羊又被赋予了无惧逆境、坚韧刚强等特质。细思这些文化积淀，何尝不蕴含着深刻启示——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创造出来。坚忍不拔者，握有开启梦想的钥匙。
新的一年和无穷的未来，属于“蛮拼的”中国，属于逐梦的你我。
（2015年1月6日）
殷陆君
去年底新闻界有两件事引人关注，一是“行进中国·精彩故事”大型主题采访活动，二是“好记者讲好故事”全国巡讲。二者虽不直接相关，但无形中又正好构成了传播学上的完整链条——有精彩的故事、有会讲故事的人。这样的巧合，为我们在新起点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思考视角。
一位80后记者眼中的老县长《有志就是这么“任性”》，对理想信念“执拗”、对工作要求“严苛”，道出了最美基层干部心中的核心价值观。《火火旺旺农家乐》生动描述着农家生态文明观，《浙江百姓传家训重家风》叙述着同一片蓝天下文化特色传承……这些动人的故事背后，是好记者们深入基层，贴近大地，用独特的眼光去发现，用细心的耳朵去聆听，用赤诚的心灵去感受，让一个个中国故事富有感染力，更富有生命力。
我们常说，生活中不缺少美，独缺发现美的眼睛。如何有一双发现故事的眼睛？根本就在于对真善美的追寻，对假恶丑的剖析。美源于善，善就是心充满阳光眼睛就充满阳光；心充满感恩，对别人的优点就会心向往之口赞美之。你若爱，世界就充满爱。善源于真，真就是真实记录，真切发现，真诚感悟，真意传播。求真，就会有这份责任，就会“众里寻她千百度”，发现真实的美好。求真，就会有这份情怀，就会“情到深处味更浓”，就会挖掘真情的动人。求真，就会有发人深省的现实思考，就会有面向未来的哲学沉思。如此，中国故事，多矣！精彩故事，多矣！
发现了美，不等于采撷了美。善于把这美展现出来，让受众也能真切地感受美，这是好记者的功夫，更是讲好故事的艺术。不同的人讲故事，会有不同的路数技法，但把故事讲得精彩，都少不了真实，逼真地还原生活，真切地展示情怀，让故事有了吸引人、感染人的内质；少不了生动，有具体的细节、细腻的语言，生活的气息、泥土的芳芬，故事就富有穿透人心的力量；更少不了情怀，有力度更要有温度，有肝胆更要有心肠，我们所讲的故事就能拨动人们的心灵之弦。说到底，对人民有深情，对生活有热爱，就会有发现美的眼睛，倾听故事的心情，传递故事的冲动，感动你我的温馨。
“我们要继续努力，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这样宣示。在相当意义上说，这又何尝不是行进中国精彩故事的主旨？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从严治X，不都是为了实践这样的崇高价值？多少精彩故事，就蕴藏其间，等待讲故事的人去发掘、去绽放。惟有沉下心去，展示改革者的气魄，跟随奋斗者的足迹，倾听追梦者的心旅，才能把中国故事讲得精彩。而当中国故事动人心魄，催人奋进，亿万人民也必将创造更壮美的故事、更动人的传奇。
（2015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