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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荟” 系列№ 39

2024年1月
目 录

宁丽丹：
“六位一体”X建工作模式的实践探索 1
赛迪智库未来产业形势分析课题组：
2024年我国未来产业发展形势展望 5
浙江省湖州市财政局课题组：
财会监督横向协同与纵向联动实践探索 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11
张克俊、刘莉：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认识思考与对策建议 18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形势课题组：
当前我国价格形势、走势及对策研究 33
新华传媒智库调研组：X建引领构建“三环融合”城市治理“微生态”
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基层治理调研报告 39
冯思军、温志强：
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55
陈倩燮：
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以安徽和县为例 64
张腾姣：
钢铁企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实践探索 以河钢集团邯钢公司为例……72 10．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付亚蒙：
高职院校推进全面从严治X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76
福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黄曦：
集团企业现金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88
上海市政协“全面推进美丽上海建设，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课题调研报告 94
中共哈尔滨市委X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李永亮：
垦地融合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新探索 104
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基于安徽中垾镇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调研报告
中共南陵县委X校林慧竹：
民营经济领域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隐患问题研究 117
税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组：
民营企业税收政策适配性调查与分析 以青岛市为例 121
王培霞：
农村经济发展与“三资”管理中 128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调研组：
农民教育培训特色鲜明农广校体系作用发挥显著 关于河北省农民教
育培训工作情况的调研 136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刘艳飞：
企业推进业财融合存在问题及对策探析 140
宋迎迎：
欠发达地区“双招双引”工作中 144
新华传媒智库调研组：
让乡风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沭阳县厚植乡风文明的探索实践与启示……150 22．广东省纪委监委宣传部课题组：
树立良好家教家风构建清廉社会生态 157
庞明、王兆伟：
拓宽农村融资担保渠道问题研究 162
嘉定区保留保护村居住环境更新课题组：
探索完善农村居住环境更新模式共建共享嘉定和美乡村 170
中共镇江市委X校、镇江市行政学院课题组：
县域共同富裕建设路径探究 一个苏南百强县视角 177
青海民族大学ZZ与公共管理学院于伟豪：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以河南范县陆集乡为例……182 27．中共定西市安定区委X校李小兰：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问题研究 以定西市安定区为例 188
中央团校X副校长廉思：
乡村振兴中的青年力量 “洄游”青年返乡发展调研报告 197
中国民主建国会南昌市委员会课题组：
新机遇下推动南昌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205
中共西平县委X校张芸菡：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问题研究 218
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高晓雯：
直播带货税收征管问题研究 223
周绍杰：
中国农村人口现状及生育意愿问题研究 229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王得宇：
自贡市赵化镇、安溪镇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239
“六位一体”X建工作模式的实践探索
宁丽丹
能源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石油企业X建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临着新的任务和要求。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北油田）聚焦“打造千万吨当量综合能源公司”战略目标，突出战略执行、工程建设、大抓基层导向，进一步找准X建工作与深化改革发展、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方法路径，在基层探索构建以“育选一个好‘领头雁’、建设一个好班子、带出一支好队伍、完善一套好制度、建立一个好机制、创建一流工作业绩”为主要内容的“六位一体”X建工作模式，以价值创造为目标，推动X建与生产经营业务深度融合，为全面建设新时期“新华北”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六位一体”X建工作模式的具体实践
育选一个好“领头雁”，着力构建ZZ引领力强的工作机制。华北油田各单位、部门围绕发展战略目标，育好“领头雁”，强化责任意识，增强干事创业动力。从增强基层X组织负责人抓工作的责任感入手，认真做好“干什么” “干得好”两篇文章。从抓学习、抓思路、抓服务、抓X建、抓队伍、抓工团等工作入手，明晰基层X组织负责人的工作职责和具体任务，让基层“领头雁” 牢记“该干什么”。出台考评方案，按照机关、基层两个类别划分基层X组织， 从工作业绩、制度执行等5个方面，细化量化考核指标，每年进行考核验收，让基层X组织书记时刻绷紧工作弦。立足提升基层X组织负责人的专业素质，努力提升“领头雁”“会干事”的能力。注重技术与管理、X群与行政、机关与基层之间的多岗位交流，优选一批骨干人才，作为战略预备队，选派到X支部书记、基层队站长等“领头雁”岗位进行“蹲苗”锻炼，锻造为民服务、引领发展的主力军。
建设一个好班子，着力构建组织支撑力强的工作机制。华北油田各级X组织班子成员结合日常管理、专题调研、督导检查等，对分管领域X建工作进行直接管理，讲业务工作时讲X建工作，部署业务工作时部署X建工作，实现X建、业务联动“一体化”，使各责任主体在既定“轨道”履行责任。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责任落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鲜明导向，持续深化“X建+”工程，抓实联系服务基层工
作。各级X组织建立X建、安全“双联点”工作机制，加强对基层X支部的指导和帮助，推动X委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实落地。2023年以来，各级X组织持续深入推进“聚靶向、抓问题，强变革、解难题”作风建设大讨论活动，以“关键少数”影响“绝大多数”，有效推动了各项工作任务高站位谋划、高效率推进、高质量完成。
带出一支好队伍，着力构建堡垒战斗力强的工作机制。人才是第一资源， 华北油田聚焦打造发展能力强、服务能力强、协调能力强的“三强”干部，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二十字标准”，突出ZZ标准和业绩导向，选准用好基层领导人员。健全“经营业绩+安全环保+基层X建+依法合规”干部管理制度体系，全过程、多维度考察评价基层领导人员，全方位督促、激励基层领导人员转变作风、提升能力、担当尽责。注重从关键岗位、基层生产一线选拔人才，把基层班站长、X支部书记等一线负责人作为选拔基层领导人员的重要人选。强化基层领导人员的ZZ素质考察，不断完善选拔“规则”，为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培养可靠的接班人。
完善一套好制度，着力构建工作执行力强的工作机制。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华北油田聚焦组织生活、民主管理、为群众办实事等重点事项，探索修订完善《基层X建积分管理办法》等多项规章制度，健全了X组织建设工作流程、标准，完善了结对帮扶困难群众、X员示范井站（示范岗）建设、X务公开等制度，坚持以X支部为单位，对X费收缴、X员发展、评先选优，以及X内重大事项进行公示，强化规章制度的刚性约束力。组织下发了《基层X建工作制度汇编》，形成了工作制度统一到位、工作流程完善到位、考核标准量化到位、资料管理规范到位的标准化X支部管理模式。用好“一线工作法”这个“法宝”，通过“检查+指导+培训”的“三位一体”模式，督导帮助基层不断提升X建工作质量。
建立一个好机制，着力构建内在驱动力强的工作机制。为进一步传承“支部建在连上”光荣传统，华北油田各单位把“标杆管理、示范建设”的理念引入基层X建工作，构建了“抓基层X组织建设从生产经营入手、抓好基层X组织建设促生产经营”的协调融合机制，不断激发员工参与各项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破解深化改革、合规管理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切入点，采取“专业牵头、上下联动、分级管理、齐抓共管”的项目化运作方式，全面开展X建立项攻关活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组织开展“我为基层
X建献一策”等活动，引导各级X组织提出深度融合的具体举措，切实解决好员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持续深入开展岗位建功行动， 推进X员岗位争先、攻坚克难、志愿服务三大行动，确保将X的ZZ优势转化为业务发展优势，持续推进X建与生产经营工作深度融合。
创建一流好业绩，着力构建“正气”影响力强的工作机制。业绩是衡量企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华北油田聚焦年度重点工作和长远发展目标，以“精准激励”为核心，结合运用基层X建积分管理办法，将“六好”X组织创建评价考核结果，与三级单位（部门）班子年度及日常管理考核业绩指标挂钩；通过硬约束、硬指标层层压实管X治X责任，推动X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同频共振、互融互促。严格开展“双向”述职，建立“一岗双责”落实情况报告制度，各级X组织按照“述职、提问、点评、测评”的程序，参加抓基层X建述职评议考核，使责任落实好不好、工作质量高不高成为“上下联评”的重点，强化传导压力、鞭策后进。
“六位一体”X建工作模式的成效
ZZ功能持续提升，“领导”作用有效发挥。“六位一体”X建工作模式的组织、实施、推进，使X建工作与中心工作融合的路径更加清晰、融合的效果更加明显。理论武装持续强化，各级X组织和广大X员干部带头学习，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宗旨意识进一步增强。引领保障坚强有力，各级X组织正确把握职责定位，保证了安全生产形势、员工队伍建设“双平稳”。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执行监督更加到位。通过全面推进“六位一体”X建工作模式，健全完善了基层X建工作责任制、X组织书记述职评议制、X建责任考评和追责问责等制度，组织基础不断夯实、短板弱项得以补齐。同时，结合扎实推进“六好”X组织创建，推动X建与其他各项工作齐头并进，使X建工作特色优势逐步增强，基层X组织活力进一步提升。
“六位一体”X建工作模式的启示推动X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必须立足实际、探索创新。实践证明，推进X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必须要以推动基层X组织功能和管理组织职能融合为前提，立足实情，摒弃生搬硬套，积极探索创新与企业特征、市场环境相协调的工作模式，实现X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双融合、双促进。
推动X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必须立足“六个转变”。在上级组织
给予政策支持基础上，基层单位推动X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要实现“六个转变”， 即变包袱为手段、变围绕为结合、变同等为优先、变空泛为具体、变号召为落实、变单一为统筹，从而凝聚强大工作合力。
推动X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必须把结合点聚焦在“人”上。在推进融合的过程中，“人”既是工作的对象和受众，又是工作的主导者、参与者。要最大程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做好“人”的思想武装、精神塑造、能力培养、觉悟提升等各方面工作，聚合人心、凝聚合力，进而形成X建工作和生产经营相融相促的局面。
2024年我国未来产业发展形势展望
赛迪智库未来产业形势分析课题组
2023年，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密集出台了促进未来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未来产业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地方发展路径逐步清晰。展望2024年， 我国未来产业的发展态势将保持向好向优，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将继续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并针对细分领域制定更为具体和精准的政策， 促进未来产业繁荣发展。
同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未来产业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市场培育力度需进一步加大、部分前沿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产业发展存在不确定因素，应在产业体系、市场主体、前沿技术及国际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为未来产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对 2024 年形势的基本判断
2023年按下了我国未来产业培育的加速键，地方政府密集出台相关政策， 纷纷加快布局未来产业。
在未来产业总体政策方面，北京市出台《北京市促进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要面向六大领域二十大方向，打造未来产业策源高地。浙江省出台
《关于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指导意见》，提出优先发展未来网络等9个创新基础良好、成长较快的未来产业，培育发展量子信息等6个力量尚在集聚、远期潜力巨大的未来产业。江苏省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指导意见》，提出将重点发力未来网络、通用智能、前沿新材料等10个成长型未来产业，一批前沿领域实现从无到有，初步培育形成“10+X”未来产业体系。
在未来产业细分赛道专项政策方面，地方政府围绕元宇宙、通用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系统布局。例如，在元宇宙领域，《江苏省元宇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6年）》《上海市“元宇宙”关键技术攻关行动方案（2023-2025 年）》《郑州市元宇宙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5年）》等政策文件加速出台；在通用人工智能领域，《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的实施意见》《安徽省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等政策文件相继发布。
展望2024年，地方未来产业政策的覆盖广度将进一步扩大。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23年11月，31个省级行政区（我国港澳台地区除外）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等省市发布了30余个未来产业政策，其中8个文件于2023年集中发布。2024年，一方面，尚未出台未来产业政策文件的省级政府将加快谋划布局政策措施；
另一方面，已出台相关政策文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将按照上位文件的要求，结合自身情况加快出台操作层面的未来产业政策文件。此外，围绕量子信息、元宇宙、通用人工智能等重点未来产业细分领域，地方政府将在贯彻落实相关部门文件基础上，出台更加细化的专项方案。
2023年，国家层面聚焦未来产业关键技术、细分赛道，构筑产业竞争新优势，取得了新成果。一是国家层面采取“揭榜挂帅”的方式，全面激发未来产业创新潜力。2023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充分借鉴地方经验的基础上， 主要面向未来制造、未来信息两大前沿领域，聚焦元宇宙、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通用人工智能四大重点方向，系统布局实施核心基础、重点产品、公共支撑、典型应用等共计52项具体任务，科学引导先行先试，全面推进技术创新研发，加快培育未来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二是部分前沿领域实现创新成果新突破。在量子信息领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团队设计了时空解复用的光子探测新方法，构建了高保真度的准光子数可分辨探测器，提升了光子操纵水平和量子计算复杂度。在6领域，由鹏城实验室牵头打造的科技基础设施—面向6空天地全场景宽带无线通信环境科学设施（简称“鹏城鸿雁”）一期正式上线。
展望2024年，国家和地方将围绕未来产业重点赛道和方向，加快形成未来产业培育的创新模式。在国家层面，一是将强化“揭榜挂帅”任务的科学合理评估，及时发布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第一批）入围揭榜单位。二是将建立健全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分批次、分领域协同推进机制， 同步加快布局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揭榜挂帅”的相关工作，引导地方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推动特色领域先行先试、率先发展。
在地方层面，需要围绕“揭榜挂帅”任务，出台一系列配套激励政策，打造面向未来产业细分领域的政策组合拳，积极推动关键领域技术实现新的突破。
2023年，在推动未来产业标准化与治理强化方面，我国在量子信息、元宇宙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科学技术部、国家能源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架构》（YD/T4301-2023）、《量子密钥分发（QKD）网络网络管理技术要求第1部分：网络管理系统（NMS）功能》
（YD/T4302.1-2023）、《基于IPSec协议的量子保密通信应用设备技术规范》
（YD/T4303-2023）三项通信行业标准落地实施。全国量子计算与测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78）发布《量子计算术语和定义》，规范了量子计算通用基础、硬件、软件及应用方面相关的术语和定义；为推动元宇宙标准化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元宇宙标准化工作组筹建方案（征求意见稿）》。
在知识产权方面，2023年9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分类体系（2023）》，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瞄准新兴数字产业和前沿技术领域， 重点选取人工智能、高端芯片、量子信息、物联网、区块链、工业互联网和元宇宙等七类关键数字技术，明确技术边界并划分技术分支，构建技术分支与国际专利分类的参照关系，对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发展状况进行宏观统计监测。
在安全治理方面，2023年8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风险。
展望2024年，针对未来产业相关重点领域，统筹发展和安全已成共识。一方面，国家相关部委将联合地方进一步加快政策安全治理工作，鼓励支持国内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与未来产业国际标准制定，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建立细分领域未来产业技术和产业联盟，推进国际标准化活动及标准研制工作， 推广我国优势技术标准，提高我国在未来产业关键领域中的规则制定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另一方面，企业积极推进行业标准制定工作，加快未来产业细分领域知识产权布局，并针对未来产业基础共性、行业通用等标准规范，加快在重点领域成立行业标准组织、产业联盟，积极主导和参与重要标准制定。
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随着未来产业顶层设计不断优化，我国先进通信、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重点领域的企业纷纷开展新一轮战略布局，但仍存在产业主体不强、竞争力不足等问题。
腾讯研究院2023年7月发布的《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2023—构建未来产业竞争力》显示，在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来制造、未来空间和未来生物六大领域中，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多数企业的人员规模都在200人以下，且以中小型创新创业企业为主，缺乏生态主导型领军企业。从投资次数分布情况来看，未来产业在初创阶段和风险投资早期的企业占比较高，占到获得融资且未上市企业的3/4以上，表明大量未来产业企业仍属于发展初期。天眼查发布的2023年上半年人工智能产业投融资情况显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天使轮、A轮及战略融资事件数量总和超过人工智能产业总投资的50%。此外，相关央企虽然已开始布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但仍处于技术论证和场景前期验证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市场化规模，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未来产业高度依赖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目前，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科研成果到市场的产业化路径仍有待完善。一是科技研发投入比较低。我国部分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的贡献度低，仅占1%左右，企业对基础研究原创性的投入缺乏动力，对前沿技术的掌握能力有待提升。二是部分前沿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以生物科技领域为例，欧美发达国家生物科技的成果转化率达到了60%~70%的水平，我国生物科技的成果转化率较低，不足30%。同时，地方普遍反映，受场景拓展限制，前沿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较慢，例如， 在量子信息领域，很多企业对其产业化前景预期不高，认为短期内难以实现经济效益。
产业发展存在不确定因素受技术发展、资本创新、市场需求、政策环境等多方面影响，未来产业发展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一是我国未来产业培育仍面临统筹好“长期”和“短期”、“政府”和“市场”关系等挑战，资本市场“短 平快”现象较为普遍，有耐心的资本不足，难以满足未来产业发展所需的长期投入。二是在未来产业的基础核心技术研发方面，现有科技金融机制仍然以政府补贴为主，产业私募基金、风险投资等市场主导的新型金融产品体系仍然缺
对策建议
我国发展未来产业要强化部省联动，加强国家层面政策文件与地方政策文件的联动，构建适合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型政策支撑体系，指导地方前瞻性开展未来产业规划布局；要围绕量子信息、脑机接口等发展势头好、市场前景大、产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前沿科技领域，适时出台专项产业发展规划、专项政策和技术路线图，明确重点发展的细分领域的关键环节、关键技术和标志性产品， 更好推动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发展；要加快制定前沿科技伦理安全管理规范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国家标准，探索包容审慎监管、鼓励创新发展的“容错纠错” 机制，更好推进未来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我国发展未来产业要聚焦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未来产业“链主”企业，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的研发创新；要建立未来产业开拓型中小企业孵化机制，聚焦未来产业细分领域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培育一批主营业务突出、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瞪羚”、“独角兽”企业；要鼓励各地通过赛事评选、项目征集等方式遴选有高成长潜力的初创团队和中小型企业，加快建立未来中小企业数据库，为开展优质企业培育和招商引资提供支撑；要鼓励龙头企业建立开放式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创新平台，主动开放创新资源、应用场景和技术需求， 带动中小企业深度融入产业链和生态圈，形成优势互补、相互服务、利益共享的产业生态。
我国发展未来产业要强化科技部门和产业部门的合作，深化前沿基础理论研究和颠覆性技术攻关，以前沿技术能力供给引领重大需求和场景驱动，构建“技术研究-早期验证-产品孵化-场景应用-规模推广”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机制；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构建未来产业应用场景常态化发布机制，适时发布未来产业重点场景建设清单，以“揭榜挂帅”方式评选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或优秀案例，支持底层技术的跨界示范应用，实现不同场景协同联动发展， 推动一批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加速落地；要支持企业牵头科研院校搭建未来产
业创新联合体，以定向委托、定向择优等模式，积极承担国家重大前沿科技攻关项目，开展以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的关键技术研究和应用示范，推进产学研一体化。
我国发展未来产业要依托“一带一路”、RCEP区域一体化创新建设，与欧盟、亚太等地区国家合作，通过国家合作、区域合作、高校院所合作和企业合作等多种形式，持续优化国际创新合作模式，有效整合利用国际高端创新资源， 降低海外知识产权和政策风险；要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国外顶尖科研机构合作，加快建立联合实验室、创新联校和前沿技术应用推进中心等载体，积极参与未来产业国际标准制定、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和国际科技合作组织等，加快提升我国在全球未来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话语权和引导力；要支持国内外未来产业重大技术领域开展大型展会、国际学术会议等活动，推动高层次人才、前沿技术等关键要素的交流与合作。
财会监督横向协同与纵向联动实践探索 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浙江省湖州市财政局课题组
2020年1月，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首次将财会监督作为X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X内监督领导下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八大监督并列，赋予财会监督全新的定义和定位，财会监督进入新的历史机遇期。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为新时代推进财会监督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23年5月，浙江省财政厅印发《浙江省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为财会监督工作落地实践提供了指引。当前财会监督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从纵、横两个维度推进财会监督走深走实，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成为摆在财政工作者面前的重要命题。
一、内涵及外延
财会监督是依法依规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财政、财务、会计活动实施的监督。它并非传统意义上财政监督、财务监督、会计监督的简单加总，而是三者的深度融合和凝练升华，是覆盖了财政、财务、会计监督的一种整体监督行为，是涉及与国家财经政策执行和资金运行相关的单位和个人的经济活动。
财会监督横向协同是指同级监督主体之间的沟通协作。财政部门、有关部门、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等监督主体在实施独立监督的基础上加强沟通协作。各级财政部门是本级财会监督的主责部门，负责本级政府财会监督协调工作， 抓好统筹谋划和督促指导，牵头组织对财政、财务、会计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税务、人民银行、国有资产监管、银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等部门积极配合、密切协同。
进一步延伸，财会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亦可纳入横向协同的范畴。要坚持“一盘棋”理念，以X内监督为引领，充分发挥财会监督在X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增强与其他监督的协同性和联动性，形成监督合力。
财会监督纵向联动强调的是不同层级监督主体之间的合作。要建立健全财会监督纵向联动机制，加强分级管理，压实各方责任。浙江省湖州市财政局作
为市级财政部门，对上要强化贯彻落实，明确财政部省财政厅的监督重点，执行省财政厅安排的监督任务；对下要强化督促指导，加强对区、县及乡镇财会监督工作的业务指导，及时接收反馈下级部门的情况和问题。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纵向联动的实施主体并不局限于空间上的上下层级， 从时间上来看，财政资金从源头到使用末端的全周期管控也是财会监督纵向联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所讨论的横向协同和纵向联动囊括了狭义和广义的内容。
二、湖州市财会监督工作成效
湖州市财政局坚持以财辅政，准确把握新时代财会监督的职能定位，把X的全面领导贯穿到财会监督工作的全过程，统筹谋划、守正创新，制定“财会监督年”工作方案，构建“1+3+N”财会监督体系。
市财政局出台《“财会监督年”工作方案》，以局X组为监督工作“核心中枢”，组建工作专班，全面部署监督工作，审议年度监督计划，定期听取情况汇报，对重大问题及时研究并作出决策。财政监督局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围绕《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贯彻落实各项财会监督工作，开展监督工作规划研究，推动财会监督向纵深发展，除险保安再发力，重塑升级“财政大监督”格局。
以督查、绩效、内控为着力点，“三驾马车”并驾齐驱，构建“一体三维” 财会监督工作体系，大力推动内部监督力量协同作战，坚决履行主责不旁落。
督查：开展五大领域提升行动。聚焦决策部署，强化服务保障；聚焦突出问题，严肃财经纪律；聚焦过紧日子，强化预算约束；聚焦财务会计，强化监管自律；聚焦变革重塑，加强自身建设。
绩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评价。线上自评覆盖全单位，财政抽评覆盖全部门。首次在“预算一体化系统”中完成绩效自评工作，实现预算项目事前、事中、事后信息流全闭环。
内控：资金全流程闭环管理。加强财政内控建设，以基层财政资金安全为切入点，联合驻局纪检组开展全市财政内控督导，深化结果运用，提请市委出台《关于严格财政资金管理工作的意见》。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建设，创新财会管理数字化举措，拓展内部监督方法。
以构建左右协同、上下联动的多跨机制为夯实点，加强财会监督主体横向协同，市县区纵向联动。
横向：多跨联动，推动机制从建立到落地。陆续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审计与财政协作配合提升监督质效的实施意见》《关于建立纪检监察运用财政绩效管理结果机制的通知》《关于深化纪检监察监督巡察监督与财会监督贯通协调的实施办法》《纪检监察运用财政绩效管理结果机制》等，在信息沟通、线索移送、协同监督、成果共享、队伍共建等多方面推动建章立制。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融入到人大“财效一指督”应用平台的契机，构建财会监督与人大监督贯通协调的工作机制。邀请财会监督专家为纪委监委干部讲授《如何快速有效查阅行政事业单位账务》课程。联合市审计局开展“5+4”稳进提质政策专项审计。积极参与配合巡察工作，向巡察办提供巡察对象的有关情况，仅2023 年以来，已提供信息涉及7家单位32个问题。
纵向：系统联动，促进监督工作落实落细。市县区融合一体化运作，完善财政监督系统一体化机制，在联动监督中实现交流提升，努力锻造全市财政监督业务铁军。依托财政“大监督”机制，健全联审联评联查工作机制，融合融通监督检查、预算管理、政府采购、绩效评价、项目审核、内审内控等项目运作，充分发挥协同监督检查的威慑力，在规范财政财务管理、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维护财经纪律和市场经济秩序、助推市场爬坡过坎等方面贡献财会监督力量。一是围绕“智慧监督”的新要求，组织召开全市财政监督工作务虚会、案例分析会，在沟通协作中谋篇、在贯彻落实中谋划、在创新制胜中谋招，以“大转变”实现监督效能“大提升”。二是建立监督检查执法办案人员名录库， 在全市财政系统中遴选熟悉财政法律法规并具有执法办案经验的人员，联合绩效、法规等多个业务部门进行综合培养，并通过处室间联动专项检查、市区县会计信息质量交叉检查等项目增加实干经验，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监督队伍。
纵横双向联动的典型做法。以2023年开展的农机购置补贴专项检查为例，省市县三级联动，走访农户和经销商22家，查出违规问题五大类。相关线索移交税务部门处理。湖州出具的检查报告成为省厅的应用模板，纵、横双向联动的工作方式也得到上级肯定，并作为典型进行宣传。
三、存在的困难与不足
2023年6月统计结果表明，全湖州财政系统仅市本级设置了专职财会监督机构，各区县监督局均与其他科室合署办公。从事财会监督工作人员数量，市本级5人，各区/县平均不到3人，与省内其他地市相比明显偏少。监督队伍老龄化问题严重，45岁以上超过50%。为适应财会监督新形势新要求，财会监督队伍急需扩充，力量急需增强。
相对于同样作为X和国家监督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审计监督，财会监督效力明显偏弱。从机构设置角度来看，财政监督局只是作为财政局的内设机构履行财会监督的职能，而审计局则是作为独立的部门履行审计监督职责，独立性、权威性和威慑力更强。此外，财会监督检查过程中往往存在重过程轻结果的情况，监督力度不够强，处罚力度不够大，导致部分单位对于违规行为的风险意识不足，从而难以有效发挥震慑作用。
现阶段仍以事后检查为主，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被动性，缺乏主动性和及时性。主要依靠单一的人工审核和抽查，效率较低且容易出现疏漏，缺乏全面性和连续性。监督信息化薄弱，没有开发独立的财会监督信息系统，也没有纳入预算一体化平台，在收集、整理、分析以及风险预警等方面缺少智能化技术手段，日常监督中发现问题和线索的能力较弱。
近年来，会计师、资产评估相关中介行业加速发展，总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全湖州拥有会计师事务所23家，资产评估事务所26家，代理记账机构200 家，均属中小企业，规模较小，业务结构单一，整体盈利能力偏低。尽管近年来财政等相关部门积极为中介行业做强做大创造条件，但依然是守成有余、创新不足。而中介行业监管薄弱，缺少有效的监管机制，更可能导致一些机构存在低端业务恶性竞争、不正当的价格竞争、违规操作等问题，这不仅影响了中介机构的信誉，削弱了作为中介机构应有的作用，也将对财会监督的效力产生不利因素。
四、相关建议
齐抓共管，建立监督主体横向协同机制。加快推进制度建设，强化机制体制“硬支撑”，打造“齐抓共管”的财会监督新格局。理顺财政部门、其他
监管部门、各单位、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等各类监督主体的权责定位，突出财政部门的主责监督职能。更新现行的《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2001年）、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2005年），以符合新形势下财会监督主责部门的职责和定位。建立健全“财政大监督”机制，积极整合财政内部力量，逐步构建日常监管、重点检查、绩效考核、内审内控“四位一体”的“财政大监督”格局。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代理记账等中介行业的监督，规范行业秩序，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数智赋能，实施财会数智监督工程。顺应当前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做好顶层规划，创新监督思维、升级监督工具、突破监督方法，自上而下系统推进财会数智监督工程。探索建立财会监督信息共享平台，将分散建设的相关财会系统、监管系统进行整合，打通财会信息壁垒，提高数据流动性。海量采集各部门各类型财会信息，充分利用数据挖掘技术结合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快速进行数据分析和风险识别，揭示其中潜在的逻辑关系和规律，获取有效疑点和关键线索，实现靶向监督、精准监督。深度梳理各项监督政策与监督案例，在平台上予以集成匹配，根据文件性质、问题类型及时推送相关监督主体， 实现政策文件“一键送达”，监督案例“一库通查”。
聚合力量，加强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在现有纪财联动、财审联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纪财巡审贯通协调机制，完善相关工作细则，不断提高协同配合密切程度、发现问题精准程度、成果运用有效程度，推动各类机制“神” “形”俱备，有效落地。关注舆论监督，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将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普遍性问题作为财会监督的重要内容。将财会数智监督工程纳入国家监督体系信息化建设，破除信息壁垒，变“单兵作战”为“协同出击”，有效运用“大数据”“大平台”开展常态化监督，实现计划共商、监督共推、信息共享、成果共用、整改共促、风险共防和问题共治。
同频共振，建立上下联动机制。压实财会监督责任，加强上下联动。建立健全财会监督年度报告机制、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多级联查机制、交叉检查机制。各级财政部门要畅通财会监督信息渠道，建立财会监督要情专报和重大案件专报等机制，及时为同级X委和政府及上级财政部门决策提供参考，推动纵向贯通的工作机制的建立，实现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持续更新监督检查执法办案人员名录库，以案为导，完善监督人员随机抽调机制，推动检查项目与
检查人员双交叉、双联动。
动态监督，实现财政资金全流程可控。将监督之手覆盖财政资金从预算申请、拨付使用到绩效评价的全过程。当前的财会监督项目多为专项监督，侧重事后，而日常监督则可将监督时点前移至事中。将日常监督作为专项监督的基础，专项监督则是日常监督的补充。要牢固树立“一盘棋”的理念，以“财政大监督”为依托，强化日常监督，建立健全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融合机制， 大力推动内部监督力量协同作战，从而构建全员参与、全程控制、全面覆盖、全部关联的财政资金全流程监管工作机制。
内控升级，强化单位内部监督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监督，强化单位内控意识，落实单位内部财会监督主体责任，完善内部监督实施办法， 建立并有效实施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加快推进内控信息化，重点关注对关键岗位和核心业务的风险防范。以吴兴区织里镇基层数字监管平台为试点，建立六大经济业务运行和监督管理模块，内嵌100余项制度，设置600多项智能提醒和预警规则，以财务为切入点，实现从资金源头到使用末端的全链条跟踪监督， 借助数字赋能打通财会监督“最后一公里”。在全市各单位着力推广织里镇内控信息化的典型经验，并将数据和预警信息直接对接到财会监督信息共享平台， 构建纵向监督网络，实现纵向到底、密度到点的财政资金全流程监督。
系统培育，锻造财会监督铁军。各级财政部门设置专职财会监督机构， 并配备与财会监督职能任务相匹配的人员力量，持续优化监督干部队伍结构， 建立健全财会监督人才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积极响应省厅财会监督铁军强基行动，坚持系统方法培育监督队伍。升级完善监督检查执法办案人员名录库， 尤其是要吸收和培养数字化人才，提高监督队伍整体驾驭数据的能力。以综合创新思维推进财会监督工作，联合财政各个业务条线，采取长期化、常态化培养模式，组织专题讲座、网络课堂以及以处室为单位的小专题、案例式教学等综合业务培训，通过实战训练锤炼干部，提升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ZZ过硬、业务熟练、能打硬仗的财会监督“铁军”。
激发活力，加强财会人员队伍建设。财会人员是监督第一道关卡。一是从单位角度，建议建立总会计师制度，设置专职财会机构，职能涵盖日常财会和内审内控工作。拓宽财会人员职业晋升渠道，提升财会人员话语权，增加职业归属感、获得感。二是从财政角度，建议出台指导性意见，对单位专职财会
机构职数设置及人员配置提出专业化指引。加高财会行业准入门槛，改革会计继续教育，完善考级激励机制。组建财会咨询顾问团，集中财政、会计师事务所中的优秀人才，共享资源，共同分析、测评业务，壮大业务处理能力，为企业事业单位提供财会业务指导，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参与企业经营发展方向的咨询工作。三是从社会角度，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将职业道德和会计人员职称晋升和诚信体系相关联，建立真实有效的诚信评价体系，进一步规范会计从业人员执业水准，促进行业健康良性发展。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认识思考与对策建议
张克俊、刘莉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 要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并以村庄为单元划分成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四种村庄类型。“城郊融合类村庄”主要针对城市近郊的村庄，综合考虑工业化、城市化和村庄自身需求，在保留乡村特色风貌的基础上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该类村庄如何发展振兴，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但焦点侧重在产业方面，如城郊融合类村庄产业选择的演变、产业振兴思路、产业空间优化等［1－4］。也有部分较为综合的研究，如城郊融合类村庄振兴潜力评价、发展困境、发展规划策略等［5－10］。李裕瑞等对面向乡村振兴战略的村庄分类方法进行了研究［11］；宋丽美等对典型城郊融合型乡村社区空间形态变化与空间营建策略进行了研究［12］。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涌现出一些城郊融合类村庄振兴的生动实践，有的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板区域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排头兵。但也应当看到，仅站在微观角度以村庄为单元将其划分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四种类型，比较狭窄和局限，有必要把视野拉长拉宽，站在更为宽广的角度把乡村划分为不同类型。我们认为，城乡融合型乡村是乡村演化的重要类型，有些地方如大城市郊区的区（市、县）已经走出了一条此类乡村的振兴之路，选取其中的典型案例，深度剖析其如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发现乡村新价值创造模式、引领带动其他乡村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目前对城乡融合型乡村的理论阐释、振兴的实践案例分析以及蕴含的一般规律较少被人关注。
鉴于此，本文在对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内涵、特征和功能价值进行阐释的基础上，运用案例分析法对处于成都市郊区的新津区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进行深入剖析，探寻一般规律，从形成机理、演化路径、难点问题和对策措施等方面作出进一步思考，以期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一、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内涵、特征和功能价值
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的变迁和资源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不断加深，在已有的乡村中已经逐步分化出一种典型的乡村类型———城乡融合型乡村。
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内涵
弄清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内涵特征，可先从了解“城郊融合类村庄”中得到一些启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城郊融合类村庄” 解释为“城市近郊区以及县城城关镇所在地的村庄，具备成为城市后花园的优势，也具有向城市转型的条件”。袁丽萍等在沿用该含义阐述的基础上认为， 该类村庄的发展方向和重点是：城乡融合发展、现代化治理［13］。张广辉等认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农村的村庄形式由“以农为主”转变为“亦农亦居”具有过渡特征的“城中村”和“城郊接合村”，这些过渡性质的“边缘地带”就构成了城郊融合类村庄的主体［14］。石会娟等认为，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城郊融合类村庄往往会经历由传统农业村向城市边缘村、城中村、城市社区的转变过程［15］。综合分析，城郊融合类村庄是指位于城市和农村交界地带的一类村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城市化的特征，同时保留了乡村的传统元素和农业生产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法》对乡村的内涵界定是“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 包括乡镇和村庄等”。借鉴城郊融合类村庄的内涵并将其延伸，所谓“城乡融合型乡村”，指的是在空间上处于城市建成区外，已经有城市多种要素、产业、商业、文化、居住的大量融入，但在行政区划上或者组织形态上还保留了一部分乡村的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处于乡村和城市交融的地域综合体。
城乡融合型乡村与城郊融合类村庄相比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二者的联系在于都是城市化进程中新形成的乡村发展模式，都是在城市与乡村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背景下出现的，都是都市化进程的产物，都具备为城市提供服务和支持的功能，既是城市的后勤补给基地，又是城市居民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二者区别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域范围不同。城郊融合类村庄通常局限于城市周边的特定区域，
一般指位于城市郊区的村庄，与城市边缘接壤，以“村”为地域单元；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地域范围和空间尺度更大，超出了一个村庄的地域界限，从村庄扩大到乡镇乃至除县城建成区外的县域。二是发展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城郊融合类村庄主要依托城市的功能需求和资源优势，发展成为与城市紧密联系的特色产业、休闲旅游等服务型乡村；城乡融合型乡村则更注重乡村自身的发展潜力，着力实现乡村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其内涵更为丰富，
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三是强调的主要特征有所不同。城郊融合类村庄主要强调城市近郊的村庄在地理空间上与城市融为一体，城乡融合类乡村主要强调这类乡村以城乡融合为主要标志。
城乡融合型乡村的主要特征
综上可知，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交通区位条件优越。这些乡村通常距离城市中心或城市发展轴线较近，交通便利，是连接城市和其他偏远乡村的主要通道，在地区网络化发展格局中更容易获得中心城市产业外溢带来的发展机遇，直接享受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延伸，其土地潜在价值、交通及信息通达度都优于偏远乡村，表现出较强的经济功能。
第二，人口稠密，土地利用混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展，城市居民不断流入这些城郊地区的乡村。城乡融合型乡村的人口密度低于城市但普遍高于一般乡村，并且人口流动性较强；土地利用方式高度混杂，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利用方式混杂在一起。在这些乡村中既存在传统的农田、农舍和农业生产活动，也存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等城市建设用地，导致农业用地、小型工业用地、服务业用地等在区域内同时存在。这种土地利用混合现象反映了城市与乡村的交织和相互渗透。
第三，非农化特征突出，产业构成复杂。为适应城市化发展需要，这些乡村通常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带动下，部分乡村已呈现出现代城镇为主导、农业生产比重低、农民非农就业率高等弱乡村性特征。乡村主导产业有些以生态价值转化为导向，发展休闲度假产业；有些以政策偏好为导向，发展“互联网+” 或特色文化产业；有些以交易成本为导向，发展制造业、加工业和商业等。第四，呈现非城非乡的过渡特征。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存在方式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也没有完全融入现代意义的城市，属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乡村的居住形态、生活方式、乡土文化、产权秩序、治理结构等都表现出介于城乡之间的特征，乡村的经济结构、村民收入、就业方式已经和一般乡村地区截然不同。同时，这类乡村具备综合性功能，不仅有农业生产功能，而且具备商务、居住、教育、医疗、文化等综合服务功能，可以为周边居民提供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需求。
第五，以城乡融合为显著标志。不同类型的乡村具有不同的显著标志和主
要特征。特色产业型乡村主要以特色产业的发展为显著标志，文化保护类乡村主要以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为主要特征，而城乡融合型乡村的显著标志和主要特征就在于城乡深度融合、全面融合，包括城乡空间融合、城乡要素融合、城乡产业融合、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合、城乡文化融合、城乡生态融合等。
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功能价值
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特殊的功能价值，体现在为城市提供农产品供给、大地景观和休闲旅游、农耕文化传承、生态涵养、纾解城市压力、承接城市业态等多个方面。
便利设施和服务；七是可以凭借区位、交通、资源要素等多方面优势和地域综合体属性，承接城市的部分功能，如城市的商业、消费、业态、居住等。
由于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多重功能价值，因而不会被正在推进的城市化所“吞噬”而走向衰亡，相反这种类型的乡村很有可能凭借城乡融合的优势实现全面振兴，成为推动整个乡村振兴率先突破的先行区。
二、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基于成都市新津区案例
近年来，成都市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取得了丰硕成果，逐步形成了农业
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农商文旅体日益融合、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凸显、大美城市宜居乡村形态显现、乡村治理效能整体提升、城乡差距日益缩小的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模式。成都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7 年的2．1万余元增长到2022年的3．04万余元，绝对额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798 元、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1225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2∶1缩小到1．78∶1。新津区位于成都市南郊，距成都市区仅19公里，处于“1小时交通圈”范围内， 是大都市的生态区、度假区、蔬菜食品保障区，更是未来发展的战略后备区， 乡村受大城市影响和辐射比较大，城市对其发展的带动能力较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频繁，产业构成复杂，乡村功能多样，属于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典型代表。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新津区紧紧围绕“成南新中心、创新公园城” 定位，以公园城市理念引领新津区高质量发展，以城乡融合推动乡村振兴，在促进城乡融合，诠释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推动农商文旅体科教融合发展，转化乡村多重价值，引导人才、技术、资本下乡等方面多点破题，全面起势，将农业多功能属性所内含的生态、教育文化、历史传承等非经济功能彰显出来， 探索出“农业4．0”即“互联网+社会化生态农业”的新津路径，让农村逐步进入回嵌资源环境、回嵌自然的生态文明新时代。目前，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模式已在新津区初步形成，表现为城乡空间日益融合、城乡要素日益融合、城乡产业日益融合、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日益融合、城乡生态日益融合、城乡文化日益融合、城乡居民差距日益缩小。2022年新津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54．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9696元和30761元，城乡收入比为
∶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65倍，城乡收入比远低于全省的2．32∶1。新津区被纳入全国美丽乡村重点县建设试点、全国拓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试验区，获评四川省乡村振兴先进区，其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探索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要素互通：吸引人才、资本、科技、设施等发展要素下乡
新津区过去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单向流入城市，这种现象近年来得到很大扭转，人才、土地、资本逐步实现城乡双向自由流动，农村发展逐渐摆脱了缺人、缺钱、缺政策的尴尬境地。新津区实施“津商回归”“津商培育”计划，引导新津籍民企回乡投资再创业，以创新创业为导向促进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新时代新农人参与新乡村建设。目前已有蓝城集团、途远、当代教育等头部或平台型企业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其
中，张河村委托途远公司按照“两途一趣”模式经营“集趣共享农庄”；龙马村牵手凡朴集团，以现代农业生产场景和古蜀宝墩农耕文化为特色，发展研学旅游；波尔村以集体资产与蓝城公司合作入股，建设农旅互动项目“蓝城沐春风”；月花村利用境内林盘、岳祠堂、农耕文化等生态文化资源，与当代教育公司合作，建成拥有自然探索、动植物科普、红色传承等多个主题的劳动研学旅行实践营地。这些项目的建设为培育“农旅融合+合伙人”“互联网+分享经济”“新流量+新农业”等新业态增添了动力，利用外来资金、技术、人才等现代要素激发了乡村发展活力。
产业融合：强化“乡村场景塑造”促进农商文旅体科教融合发展
新津区的乡村产业已经远不是农业，而是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津区推动乡村新产业不断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在于，依据自身优越的自然风貌、人文环境、乡土文化等资源禀赋，对“乡村场景”进行了大力营造。该区大力引导市场主体参与乡村消费场景、商业场景、生产场景、生活场景等的营建，打造了一批如农业太古里、蒙顶茶溪谷、凡朴研学中心、慵也谷农旅、“种植+科普研学”、“加工+消费体验”、“品鉴+文化创意”等乡村消费、乡村商业、乡村生产、乡村生活等新场景，从而形成了以乡村为场景的现代乡村产业集群。在乡村场景塑造中，大力推进农商文旅体科教深度融合是其重要特色。新津区通过强化“商”的逻辑、“文”的浸润、“旅”的牵引、“体”的赋能、“科”的引领、“教”的延伸，培育了一批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生态康养、文化创意等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在休闲农业方面，新津区践行“公园城市+全域旅游”的理念，以“集趣共享农庄”“蓝城沐春风”“千亩荷塘”“慵也谷” 等农旅项目为载体，深度挖掘天府农耕文明，重点发展田园颐养、创意市集、大地艺术、民俗体验等休闲农旅新业态，组建完善休闲农业合作社，打造休闲旅游精品景点，加快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在生态康养方面，依托成新蒲沿线和长秋山片区，建成黄庄、心道天堂等一批重点乡村旅游和森林康养项目，康养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文创产业方面，重点打造了聚焦“数字文旅+场景体验”的梨花溪文化旅游区，发展山水运动和文创旅游产业，持续壮大以文创为内核的微度假产业集群。此外，新津区围绕“梨花”主题，举办“梨花季” 系列活动，塑造“花漾新津”城市旅游IP，建成“花漾新津文创中心”“老码头文创园”等产业载体，使文创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农博引领：建设服务四川乃至西部地区的天府农博园
“博览园”“博览会”是过去通常在城市才拥有的博览形式和盛会，新津区却把其移植到了乡村，在全国率先建设了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以下简称“天府农博园”），让节会活动走进田间地头。天府农博园建立了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乡村共享的协同发展模式，践行产业创新理念，针对产业创新进入成长阶段后对物理空间、配套设施、技术平台、投融资、市场网络、人力资源、发展环境等提出的更高需求，为其提供更大的研发和应用空间，提供更加完善的技术创新和商务服务体系，通过启动与孵化，创造性地推动优质头部资源规模聚集在园区开展“产业创新”。天府农博园率先在全国开创了“产业孵化” “产业博览”的全新模式，率先探索和创新农业会展产业新形态，让这里成为未来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试验田，并将经过实践形成的产业创新成果、资源聚集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通过产业博览的形式，加速向其他同类型的乡村扩散， 向外展示永续发展的乡村振兴典范，引领和服务四川乃至西部地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空间重塑：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单元和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
新津区坚持片区发展理念，围绕乡村片区发展定位、产业特色、功能布局， 强化规划指导，明确建设开发时序，在空间地理重塑方面探索以城乡融合单元为核心的新的空间布局。新津区基于地域相邻、人缘相亲、资源禀赋相近等因素，建设的“天府农博园城乡融合发展单元”打破行政边界，突破传统以行政镇为管理体系的生产生活组织模式，围绕都市现代农业，构建以产业功能区为管理体系的发展模式，形成了集生产、生活、消费、人文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乡村空间集聚形态。在空间的美学形态方面，新津区探索公园城市在乡村的表达路径，艺术化再造大地景观，实现乡村景观化。新津区将公园城市理念贯穿于农业景观化景区改造，以绿道和川西林盘为载体，建成津津绿道210余公里、公园湿地群落1万余亩，实施32个川西林盘保护修复，将乡村原本的传统空间形态转变为突显美学价值的田园景观，打造了一批如“兴义共享农庄”“安西岳林盘”“永商姜梨园”“花源集趣东华”等精品林盘和“美丽田园”“美丽村庄”“美丽社区”，构建城园共生、绿色生态的全域大美景观风貌，推动美丽乡村穿珠成链、连线成片、组团建设、集聚发展，勾勒出农耕文化的田园画卷，促进“农田变景观、农村变景区”。
共建共治：积极探索城乡基层治理新模式
针对农民集中居住并与城市社区日益融合的趋势，新津区构建了X建引领、
共建共治、双线融合、资源统筹、智慧治理的城乡基层治理新模式。该区按照“抓班子、建组织、强阵地、创载体”的思路，整合“群团服务站”和专业合作组织、群众活动中心等活动阵地，大力探索X建引领乡村治理新路径。例如， 新津区兴义镇张河村探索了“村（社区）X总支、集中居住区X支部、楼栋X小组”三级组织体系的集中居住区X建引领新模式。同时，新津区围绕“社事民议、社事民商、社事民管”的治理需求，通过在村域内选能人、筹资金，充分挖掘多方治理力量，搭建“区域X建联盟”等驻区单位参与平台，实现辖区内治理共建共享；针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集中居住趋势，通过建立自管委促进全体业主直接参与小区治理，实现由政府大包大揽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转变；对于农村社区，持续完善村规民约，创新村民参与机制和考核奖惩机制，引导激励村民参与村（社区）自治。此外，新津区还深度整合政务服务、社区发展治理和社会综合治理三大模块，提高治理效能。
数字赋能：以数字化、智慧化全面加速城乡融合
新津区坚持平台赋能、场景驱动，探索数字赋能新城市、新乡村、新文旅、新治理，以数字化、智慧化全面加速城乡融合进程。一方面，新津区积极探索数字赋能新城市，推进能源、交通、市政等领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加快城市重要区域智能感知源全覆盖，推动物理城市与数字城市同步策划、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营；积极探索数字赋能新乡村，通过数字经济的强链接作用， 引导城市资源向乡村流动，培育乡村共享民宿、智慧农业、乡村研学等新业态； 积极把数字技术应用于文旅、文创、居民消费等领域，打造智慧景区、特色街区，培育壮大乡村数字经济产业。另一方面，新津区着力探索数字赋能新治理， 搭建“数据+平台+应用”底板，建立健全区级智慧服务中心、产业功能区智慧服务分中心、社区智慧服务末梢单元，推动治理数字化转型。聚焦“优政、惠民、兴业”，建强“112N”智慧新津数字底座，完善城市数智能力平台，推动重点行业领域数据全打通、全汇聚；丰富“超级绿叶码”服务端和“津政通” 协同端应用，扩大使用覆盖面；围绕企业服务、生活消费等领域，创建了一批“管用、爱用、好用”的智慧应用场景。
三、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认识思考
基于对新津区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总结，结合城乡融合发展理论， 很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对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认识。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具有丰富的内涵要义
成都市新津区近年来在重塑城乡关系、破解城乡要素流动难题、促进城乡全面融合、培育新乡村产业、构建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初步形成了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模式。那么什么是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呢？通过新津区的实践，我们认为：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是指处于城市建成区以外并受城市影响辐射比较大的乡村，利用紧邻城市或自身独有的资源、生态、人文等多重潜在价值和优势，通过与城市资源要素进行双向自由流动，与城市空间进行优化整合，与城市功能进行互补共生，充分把城市的先进要素、资本、业态、商业模式引入乡村，在与城市紧密联系和互利互惠中实现城乡一体、全面融合的乡村振兴。简言之，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就是“乡村振兴+城乡全面融合”，内核是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应当指出的是，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并不完全等同于乡村振兴应当走城乡融合之路，真正可称得上“城乡融合型”这种类型的乡村振兴，除了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外，还必须使城乡融合达到一个较高的状态和水平。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具有独特的演化机理
从成都市新津区初步形成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案例中可以得出，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演化机理就是：位于城市建成区以外的乡村在城市化需求拉动、城市辐射带动下，外来资源要素大量进入乡村并与乡村多种资源、多重价值耦合互动，推动形成新场景、新产业、新业态、新主体、新模式、新治理、新组织，逐步实现振兴的过程。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主要受城市辐射带动和外来要素的密集影响并与乡村内部结构发生深刻联系，使之不断演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原本位于城市周边的乡村逐渐受到城市的影响而改变自身，推进自身经济社会和治理结构的变化，一部分乡村地区逐渐融入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体系而得到发展。大量的外来要素进入乡村，与农村资源、乡村景观、生态、文化相结合，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产业兴旺；与乡村新场景的营建相结合，推动乡村商业和消费的兴盛；与集体经济组织相结合，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外来资本、经营者以集体经济组织为纽带与乡村居民相结合，促进资源资产价值转化和民宿、生态康养旅游等新业态发展。从人口流动来说，城市人口对于优质生活和舒适环境的需求，推动了一些城市居民选择在城市周边购置房产、休闲康养，从而促进城市周边乡村地区的发展和改造，形成了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共同居住和共享资源的生态乡村。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演化结果不一定是简单的城市化
虽然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非城非乡的过渡特征，但其演化的结果并不一定是简单的城市化，而是更加注重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主流应是城乡一体化和乡村功能日益多样化。这是因为，一方面，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本身扩张具有边界，不可能无限度，这就限制了这类乡村完全城市化；另一方面， 城市建成区需要周围的乡村作为生态涵养、环境承载、休闲观光、“菜篮子” 供给的承载空间，这类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存在价值，没有这类承载空间，城市就难以运行乃至不复存在。在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过程中，可能出现如下演化结果：一是城乡日益一体化。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独特的区域位置，城市可更为方便地为乡村提供市场、技术、资金等支持，乡村则更为直接地为城市提供生态、农产品等资源，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和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更为频繁， 城与乡的相互融合，导致城乡的界限不复存在，实现了真正的一体化。二是乡村功能日益多元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城乡关系的变化，乡村除了具备传统的农业生产功能外，生态涵养、文化传承和创意、休闲观光旅游、居住等功能日益凸显，这种乡村功能的日益多元化在城乡融合型乡村体现得更为充分。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更容易在城市郊区产生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郊区是城市环境向乡村环境转换的过渡地带，也是城市功能和乡村功能互为渗透、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活跃的区域。特殊的经济地理位置使城市郊区地带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前沿阵地。处于大城市郊区的乡村，更容易承接大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辐射从而使其这些要素方便地流向乡村。同时，大城市居民对自然生态、田园风光、休闲体验及舒适居住、低生活成本的需求，可以很方便地在城市郊区的乡村得到满足，这样就会形成城乡融合型的密集区域。反之，那些不处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周围的乡村，城市对其影响微弱，乡村承接城市的外溢功能困难。除区位条件外，城乡融合型的乡村振兴还需要城乡高度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城乡高度一体化的交通网络、供水供电系统、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和便利的公共服务设施，能够为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从而吸纳大量的城市居民群体集聚到该类乡村就业创业和生活居住。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依靠“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体现得更为全面充分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与其他类型乡村振兴有所不同的是：必须把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作为首要的、关键的路径，也就是在推进乡村振兴中要把“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体现得更为全面、更为充分，这是此类乡村振兴最大的优势和特色。
城乡融合型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资源要素、功能价值与城市的先进要素供给、市场辐射、产业业态之间的互补性要比其他类型乡村更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程度更高，由此产生的城乡资源要素引力和融合势能更大，双向自由流动的要素规模就更大，效率就更高。在这种城乡要素大规模、高频率双向流动和产业、空间、治理全面融合过程中，此类乡村更易率先实现全面振兴。新津区等地的实践表明，规划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单元”是促进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城乡融合发展单元”基于地域相邻、人缘相亲、资源禀赋相近等因素，打破传统镇村行政区划边界和小散乱格局， 结合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将多个乡镇合并成一个单元，对规划、土地、人口、产业等多要素进行整合，突破现阶段镇村发展局限，重塑城乡经济地理，更有利于促进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治理难度更大
与其他类型的乡村振兴相比，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具有更为复杂的结构特征，无论是经济主体结构、产业结构、利益关系结构，还是人口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治理结构等，都比其他类型的乡村振兴复杂得多。由于城乡融合型乡村外来人口多、资本和要素密集，土地利用混杂，产业构成摆脱了单一的农业，实现了多元化，相关利益主体众多，乡村的居住形态、生活方式、乡土文化、产权秩序、治理结构等均呈现出城乡交融状态，因此，这类乡村在振兴过程中面临的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最主要的是外来资本、外来企业、外来经营者与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关系，以及外来人口创业居住生活与本地乡村居民的利益关系，同时还可能存在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等多方面的“冲突”，有效治理难度大。
四、推进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应注意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基于成都市新津区推进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放在更一般的角度推进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应注意政府的参与要适时适度，将村集体和村民的参与和受益作为前置条件，激发乡村人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内生动力，激活资源要素和破解金融困境。
政府的参与应适时适度
政府参与乡村建设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政府能够为乡村带来政策支持、投资资金和项目，对乡村新产业发展起到引导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对乡村建设的过度干预会造成村民过度依赖，从而丧失内生动力。因此，政府参与乡村
建设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操作，既要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又要尊重市场规律和农民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农民的良性互动。
大都市郊区的区（市、县）一般具有较强的财力和政府治理能力，但政府在推动发展新乡村产业时要避免过度干预。一是厘清责任主体，避免混淆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在资金、项目进驻的时候明确政府在其中参与的部分和承担的责任，尊重市场规律，政府只作为引导不可过多参与。二是明确不同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责任，政府应适时退出。在项目进行的前期政府可发挥主体作用， 统筹兼顾，在资金、政策、运行等方面提供帮助，但当项目运行步入正轨后， 政府的主体责任应当适时退出，由村集体组织承担，逐渐由依靠外部支撑转变为依靠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
应把村集体和村民的参与和受益作为引入外来资本和项目的前置条件
城乡融合型乡村由于具有良好的区位、潜在价值和市场需求条件，容易引来外来资本和项目，只有将村集体和村民的参与和受益作为吸引外来资本和项目、推进乡村建设的前置条件，才能提高乡村建设的效果和可持续性。在新津区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在部分外来乡村建设项目中，农民参与较少，没有从落地项目中获取相应收益，存在乡村建设挤出群众的问题。
城乡融合型乡村在引进外来资本和项目过程中需要转变引进方式，适当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将村集体、村民的参与和受益作为引进外来项目的前置条件。一是政府应当引导企业为村民开设就业岗位。出台相应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纳村民，甚至将外来项目的引进与村民的就业进行捆绑，让一些原本不得不外出务工的村民能够就地解决就业。二是鼓励村集体入股外来项目。将村集体利益与企业项目的利益进行捆绑，推动农民、企业、合作社等形成合作关系， 共同参与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环节，实现利益共享，或者鼓励农民参与合作社或乡村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分享企业发展的红利。如成都市新津区月花村以村委20%和村民10%入股，与“当代少年”共同成立合资公司，直接促进月花村集体经济增收30万元以上。这种村集体或村民入股的方式值得其他村借鉴参考。
应注意激发乡村人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事情，想要实现乡村的持久发展，归根到底是要依靠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在对成都市新津区的调研中发现，有的村庄依靠政府补贴、外来项目支撑，虽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村庄发展和农民增收， 但当政府逐渐退出主导时，是否还能维持甚至超越如今的发展水平，这是应当
未雨绸缪的问题。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不能完全依靠外来的资本和人才，激发乡村人才和资源的内生动力十分重要。应格外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乡村振兴带头人队伍、返乡创业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等的发展问题。一是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促进农业现代化、激发农村活力、缓解农业接班人危机以及人才空心压力的重要功能和作用。目前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只是在局部点位、局部区域取得较大进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规模和当前乡村振兴的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在更广泛的区域加大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力度。二是培育壮大乡村振兴带头人队伍。乡村振兴带头人是乡村发展的“火车头”，是乡村振兴“提能塑形”的组织带领者。一方面，要着力壮大X组织带头人队伍。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应把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乐意长期服务基层的乡村X组织带头人队伍放在首位，或吸引优秀青年返乡，或有针对性地派出村“第一书记”。另一方面，要着力培育和引进集体经济CEO（职业经理人）。透析近年各地实践，集体经济CEO因拥有丰富专业的经营管理经验，善于打通从田间地头到市场终端的通道，善于整合资源、发展品牌，为推动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路径。三是大力支持返乡创业人员。人才资源回乡、社会资本下乡，正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返乡创业， 反映着“城市反哺农村”的大势所趋，要大力支持返乡创业人员，为其创造良好的融资、用地、税收和制度环境，以带动更多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农村汇聚，让返乡创业形成持续动能。四是加快培育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重点发挥村集体组织在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乡村产业发展、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同时引导和鼓励村民用土地、资金、劳务等资源作为股份参与村集体公司运作，激发群众和资源内生动力，更好地参与村级发展，享受乡村建设红利。试点探索“集体经济组织+专家团队”模式，探索乡村全域立体化整理、开发、建设路径，发展新乡村产业。
应着力破解金融困境
乡村金融是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许多乡村新产业新业态需要较大的资金支持和长期的投资回报周期。随着多项农村金融政策的出台，目前在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服务能力也得到有效提升。但由于农村金融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被认可的农村抵押担保物缺失、金融供给主体比较单一等多方面因素，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渗透度偏低，尤其是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
的投资多、项目多，创新创业比较活跃，众多项目的融资需求比较旺盛，而目前的金融供给匹配问题较为突出。在成都市新津区的调研中了解到，某村引入的研学项目不仅明显改善了当地的人居和生态环境，还极大地促进了该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但该项目由于缺乏被银行认可的抵押物等，导致没有银行等融资渠道，基本都靠财政支持和业主自身投入，项目的后续金融支撑能力较弱，限制了该项目尽快形成市场影响力。
应在着力提高城乡人口双向自由流动度上下功夫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显著标志就是真正实现“愿意进城的人进城、愿意返乡到乡的人返乡到乡”的人口双向自由流动格局。在此格局下，不再是农村人口单向流向城市，而是许多城市人口也流向农村，进而推动城乡文化融合、治理融合。
因此，在政策上的着力点就是提高城乡人口双向自由流动程度。一方面， 要继续提高乡村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城市郊区是农民进城的一个落脚点，实际上也是农民融入城市、转化为市民的一个出发点。要着力打破村社界限，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城市居民优先向城乡融合型乡村流动，到乡村休闲、居家、创业等。为此，应率先在大城市郊区打破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的种种政策限制，真正实现城市人口也可以向乡村自由流动。此外，还要有机融合城镇与乡村两种治理体制，既要输入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提升居民自治意识和能力，又要保留农村原先的制度性权利，构建“城乡协同共治”模式。
结语
我国已进入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阶段，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城乡关系由二元对立转向相互融合。城乡融合型乡村由于存在
多重优势和独特价值，不仅不会被城市化所消亡，而且可能成为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和前沿阵地。该类乡村与城市间的各类要素将进入快速融合阶段，不仅承担着自身振兴的功能，还承担着承接城市产业转移和缓解城市人口、土地等压力的功能。因此，城乡融合型乡村如何实现振兴必将成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规划的关注重点。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可以提供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 为其他类似地区或组织提供借鉴参考和激发创新思路。本文通过对成都市新津区的典型调查，总结城乡融合型乡村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发现乡村新价值、创造新发展模式中取得的成功经验，探索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一般规律，同时针对这类乡村在振兴中存在的问题，如政府参与问题、村集体和村民利益链接问题、振兴主体问题、内生动力问题以及发展中的金融约束问题等，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启发相关方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和新思路。
当前我国价格形势、走势及对策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形势课题组
一、2023年物价总体运行平稳
CPI总体偏低运行，年内涨幅前高后低。1－11月，CPI同比上涨0.3%，涨幅为2010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翘尾因素贡献了全部涨价，新涨价因素为零。2023 年CPI高点为1月的2.1%，主要是2023年春节由上年2月初提前至1月末，春节错位的低基数效应，抬升了1月CPI涨幅。随着基数回升，2月CPI涨幅回落至1%。由于重点民生商品供应充足，随后月份CPI运行总体稳中有降。
食品和能源价格大幅下行明显拉低CPI。2023年初以来，食品价格持续回落， 从1月同比上涨6.2%回落至11月同比下降4.2%，涨幅回落10.4个百分点。主要是受猪肉价格持续大幅回落影响，11月猪肉价格同比涨幅较1月高点回落了43.6个百分点，影响CPI下降约0.8个百分点。另外，2023年粮油菜蛋奶果供应较为充足，客观上也拉低了全年物价波动中枢。非食品项中，受全球经济下滑，地缘ZZ冲突缓和，以及能源供给上升等因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中枢下移，带动CPI交通工具用燃料分项和水电用燃料分项价格回落，据测算国际油价下行将拉低CPI约0.5个百分点。
核心CPI保持总体稳定。1－11月，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7%， 波幅在0.7%上下不超过0.3个百分点。0.7%的核心CPI涨幅中，主要由新涨价因素贡献约0.5个百分点，翘尾因素贡献0.2个百分点。核心CPI涨幅比CPI高出0.4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服务价格回升影响。1－11月，在恢复性服务消费支撑下， CPI服务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家庭服务价格上涨1.7%，教育文化娱乐上涨2%。
（二）PPI呈现“V”型走势，下半年降幅明显收窄PPI同比涨幅总体上先降后升，月度环比涨跌互现。1－11月，PPI同比下降3.1%，涨幅为2016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全年PPI运行呈现出“V”型走势，从1月高点的－0.8%下降至6月低点的－5.4%，然后触底反弹至－3.0%左右的水平。新涨价因素贡献约－1.8个百分点，翘尾因素贡献约－1.3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为负，主要是二季度PPI 环比下降0.7%所致。从重点行业看，与房地产关联度高的行业价格有明显下滑， 1－11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PPI同比下降10.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PPI 同比下降6.6%。另外，受美欧主要经济体持续加息以及制造业景气指数持续下
降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煤炭、天然气等能源价格大幅回落，带动关联行业价格持续下行。1－11月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PPI同比涨幅分别下降10．9%和11.5%，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PPI同比涨幅分别下降9.3%和8.5%。
PPI同比变化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1－11月，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下降3.9%，生活资料价格同比持平。从国内看，受房地产投资低迷影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回落，1－11月同比增长2.9%，为历史同期底部水平。从国际看，全球投资增速低迷直接带动生产资料价格回落，而且越往上游价格回落的幅度则越大。1－11月，生产资料中采掘业价格下降7.8%，原材料价格下降4.5%，加工业价格下降3.3%。生活资料价格变动则与当前收入、消费紧密相关。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名义增长6.3%，实际增长5.9%。随着居民收入增长，消费需求稳步回暖，居民消费支出继续恢复，服务消费潜力继续释放，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9.5%。受此影响，生活资料中衣着、一般日用品和食品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2%、
%和0.3%。家电、家具、汽车供给充裕，耐用消费品价格同比下跌1.1%。
二、2024年物价将在合理区间运行
国际原油价格小幅回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机构都认为2024 年全球经济增速会下行，原油需求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全球经济下行或使原油需求承压，IEA、EIA、OPEC等机构对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测值较2023年分别增长106万桶/日、135万桶/日、225万桶/日，需求增速均较2023年放缓。从供给来看，美国、巴西等非OPEC+国家原油产量持续回升，尤其美国原油产量创历史新高，12月下旬安哥拉宣布退出OPEC+，表明OPEC+内部出现裂痕。三大机构预计2024年原油供给预测量较2023年原油供给分别增长121万桶/日、56万桶/ 日、126万桶/日。综合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将带动国际能源价格中枢下移， 但是供给面临多重扰动对能源价格形成底部支撑，下行幅度有限，预计2024年布伦特原油价格运行中枢为80美元/桶，较2023年下滑5美元/桶左右。
消费持续复苏推动核心CPI回升。2023年以来居民收入恢复快于经济增长， 前三季度居民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5.9%，比名义DP增速和实际DP增速分别高0.7个、1.4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持续修复。同时，居民消费意愿明显回升，三季度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上升至69.8%，超过2019年疫情爆发前
同期，处于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经济持续恢复，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意愿回升将在2024年延续，或推动消费持续复苏和核心CPI回升。尤其是服务消费有望继续修复，从而推动服务类CPI回升。2023年1－11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9.5%，明显好于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14．2%，快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5.0个百分点。同时也要看到，房地产市场仍在筑底，预计房价短期仍将震荡，房租价格难有明显起色。汽车等大宗消费品供给仍处于高位，“价格战”贯穿2023年全年，2024年有可能仍将延续。综合判断，2024年核心CPI将小幅回升，预计全年涨幅在0.9%左右，较2023 年上升0.2个百分点。
预计食品对CPI的拉跌影响将减弱。食品中猪肉价格波动明显，是影响CPI 走势的重要变量。2023年11月CPI同比下降0.5%，其中猪肉价格带动CPI下滑0.6 个百分点，如果剔除猪肉影响，CPI仍为正增长。2023年生猪价格持续大幅回落， 养殖企业逐渐陷入亏损，能繁母猪产能持续去化，预计能繁母猪去产能至少持续至2024年上半年。随着能繁母猪存栏持续去化，根据出栏周期，2024年生猪供应将减少，但是考虑到能繁母猪产能仍高于410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叠加生产效率明显提升，因此2024年猪肉供给较为旺盛，价格或仍处于低位，全年反弹力度有限。上半年处于猪肉消费淡季，供给增加推动价格持续下行，随着下半年逐渐转入消费旺季，价格可能会小幅回升，整体呈现前低后高走势。同时， 厄尔尼诺等极端天气也会短期冲击重要农产品供给，推升价格。
预计2024年CPI涨幅在0.7%左右，较2023年回升0.5个百分点，猪肉和原油价格对CPI的拉跌影响将减弱，核心CPI加升或推动CPI上行。其中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分别贡献－0.3个和1个百分点。受基数效应影响，一季度为全年低点， CPI于一季度转正以后温和上行，四季度达到全年高点。
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拖累工业品需求。过去一段时期，为应对高通胀，全球主要经济体大幅加息，利率持续攀升。2023年美联储4次加息，累计加息100BP， 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升至5.5%，处于22年来高位。欧央行6次加息，累计加息200BP， 主要再融资利率、存款便利利率和边际贷款便利利率均处于历史较高水平。高利率给全球经济活动带来压力，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将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0.1个百分点至2.9%，低于2022年的3.5%和2023年的3. 0%，同时远低于本世纪前20年3.8%的平均水平。同时，
全球经济分化明显，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2年的2.6%放缓至2023年的1.5%和2024年的1.4%。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3年和2024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将小幅下降，从2022年的4.1%降至2023年和2024年的4.0%。
我国经济稳中向好。我国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持续壮大，叠加工业企业利润状况将明显改善，推动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意愿稳步抬升将带动消费延续复苏态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升。海外补库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需求持续释放，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较强竞争力将带动出口增速改善。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强化，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支撑经济回升，货币政策将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货币信贷政策支持，助力稳经济。2023年四季度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其中11月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4年中国DP增速预测值从10月的4.2%上调至4.6%，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前列。
美联储停止加息对工业品价格形成支撑。当前美联储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已经处于高位。高利率使美国通胀水平明显下降，美联储关注的核心PCE从年初的4.9%回落至11月的3.2%，2024年美国通胀水平有望进一步下降，尽管未必能降到2%的通胀目标以下，但是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率上升可能使美联储货币紧缩周期结束甚至开始降息。根据12月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货币政策会议纪要，FOMC委员对2024年的政策利率中位预期为4．6%，预示2024年降息75个基点。国际工业品金融属性较强，主要工业品以美元计价，美联储停止加息使得美元指数在2024年或有所下行，美元贬值对国际工业品价格形成支撑。
资源民族主义、极端天气、地缘ZZ等多重因素将持续扰动工业品。全球对重要矿产资源的争夺加剧，资源民族主义持续蔓延，资源国限制资源出口、推进资源国有化、试图成立价格联盟等手段，将扰动金属矿产资源供给。针对重要金属矿产的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部分国家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加剧全球金属矿产资源供需紊乱。同时，极端天气也在影响重要工业品供给。
预计旱季可能延长至2024年年中，因此将产生持续的影响。从地缘冲突角度看，乌克兰危机仍在持续，10月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的紧张局势加剧了冲突外溢风险，可能会影响全球航运和原油供给，12月末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集运指数（欧线）期货收盘价格为1510元，较月初大幅上涨87.6%。
预计2024年全年PPI涨幅在0.2%左右，较2023年回升3.3个百分点，其中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分别贡献－1个和1.2个百分点。受基数效应影响，一季度涨幅为全年低点，此后PPI将逐季回升，全年走势呈“前低后高”特征。
三、政策建议
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巩固和增加财政收入来源，适度增加央行净利润缴存比例，适度增加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发行规模，支持应对潜在外部冲击。针对传统增长动能，阶段性减免房地产的交易契税和增值税，降低土地增值税预缴税率。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降低增量和存量社会融资成本，适度扩张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尽快推出新一轮货币化棚改方案。千方百计做好促就业工作。发挥货币政策稳就业的带动作用，推出针对性的就业借贷工具，尤其是针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政策工具，落实好稳企业保就业各项金融政策措施。
加快建立常态化的舆论引导机制，优化公众预期的统计和监测制度，通过开展宣传解读工作、向经营主体发放问卷调查、提升经营主体宏观经济知识素养、强化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与经营主体沟通和对话等措施，引导经营主体形成相对客观的预期。利用主要媒体和新媒介等形式，加强价格运行趋势宣传解读， 强化政府与市场双向沟通与信息交流，释放正面信号，合理引导社会预期。深化与抖音、快手等主要短视频播放平台合作交流，加强提振市场预期的短视频创作，增加平台上的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成效宣传。加强言辞过激的公众号监管。
强化重点民生商品价格监测与预警。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段，提高监测效率、拓宽数据来源，完善分析方式方法，以信息化提高价格形势分析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建立“菜篮子”信息平台，及时发布市场供需及价格信息，引导生产及市场预期。既要做好保供稳价，切实保障民生，又要避免“肉贱伤农” “菜贱伤农”，防止价格过度下跌加剧市场波动。加大重要民生商品保供力度。加大重要民生商品储备的规模，加强猪肉、米、油、耐储蔬菜等重要生活必需品储备力度，进而增强后期市场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能力。探索多元化市场化储备模式，依托农民合作社、种菜大户等开展生产基地就地储备，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择优选择并依托农产品骨干生产流通企业承储。适时拓展粮食进口
来源，避免国际供应链过度集中。加强与粮食进口来源国的合作关系，维护运输通道安全稳定。
大力创新消费场景。开展线上线下、城市乡村、商场小店等多种方式的专项活动，创新举办夜间促消费活动，营造开放、有序、高质量的消费环境，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围绕特定人群促消费，培育妇女节、儿童节、教师节、重阳节等特定群体节日消费热点，支持各类线下实体和线上平台企业利用店庆、周年庆、网购节等重要时点开展优惠促销。营造良好旅游消费环境。实行景区门票优惠，引导消费跨界融合，鼓励各地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和生态旅游，培育工业旅游、体育旅游、康养旅游等新业态，打造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
X建引领构建“三环融合”城市治理“微生态” 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基层治理调研报告
新华传媒智库调研组
（2024年1月12日）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2023年7月5日至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赋予江苏“四个新”的重大任务，其中明确江苏要“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实现新提升”。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与殷殷嘱托，是江苏致力推进基层治理创新、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巨大动力。其中，建立和完善X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社会组织高效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治理格局与路径，构建X建引领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应成为江苏不负总书记嘱托的重要议题。
南通市海门区是张謇故里，是宜居之城。近年来，海门区以全国X建引领乡村治理工作试点为契机，重点实施X建引领城乡治理基层治理“基座工程”， 统筹推进城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加强基层阵地建设和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形成了良好实效。海门街道作为海门区主城区，是该区X建引领城市治理创新探索的主战场。2020年，海门开发区与海门街道实行“区街分设”一体化运行，改革后的海门街道辖区范围扩大到195.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42万，下辖3个办事处40个社区（筹备组）、27个村，涵盖整个主城区及周边农村，辖区面积与人口的扩大，带来民生事项呈几何级数增加，需要强化更有力、更有效的基层治理。基于此，海门街道紧扣X建引领基层治理这一核心主题，以“强基铸梁”的坚实姿态专啃基层治理的“硬骨头”，推动“红网格通通建”“双报到通通在”“红管家通通优”等“南通三通”创新做法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并从组织体系健全、治理形态重塑、基层权责强化、服务场景完善等多维度，启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品牌建设“三大板块”重点治理工程， 直面推进治理下沉“最后一公里”的结构性困境，涌现出以解放西路社区为代表的一批基层X建工作示范样板，探索形成了以“矛盾处置闭环、基层自治连环、上下联动循环”为核心特征的“三环融合”路径，通过“环环相扣”的治理深化改革与融合配套创新，展现出以X建引领不断构筑社区治理“微生态” 的新可能。
实践成效篇始终以人民美好生活锚定治理改革方向
近年来，海门街道始终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不断深化基层治理改革的“导航标”，坚持将社区作为化解矛盾实现基层治理创新的基点，通过资源、能力、机制与体系的集成式配套改革，不断放大基层X建在治理链条延展中的链接、整合与带动作用，在社区层面实现了外部治理资源与内部治理需求的联动，构筑起多元主体各司其职、有效配合、系统集成的基层治理“微生态”， 充分激发了基层活力与功能承载力，推动了社区从行ZZ理末端向治理下沉前端的有效转型。
海门街道以X建引领，坚持把提升群众获得感作为治理变革的衡量标准， 打通治理链条、破除治理壁垒，立足人民实际需求导向探索“矛盾处置闭环”， 着力形成基层治理生态“微循环”，实现问题的有效甄别与有效处置。一是X建优先，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X组织覆盖。海门街道以“支部建在网格上” “X小组建到微网格中”“X员中心户亮在楼栋间”为抓手，健全“街道X工委—社区（村）X组织—网格X支部—微网格X小组—X员中心户”五级组织链条，7000余名X员用“铁肩膀”扛起治理“重担子”。同时，海门街道不断织密“红网格”组织体系，精准设置网格驿站，以金色维也纳、狮山新村、广和苑等6个“红网格”为示范点，串点成链，进一步活跃“一网格一支部”格局， 基本形成ZZ、自治、法治、德治和智治“五治”结合的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群众满意度达到95%以上。与此同时，海门街道还在海门区委领导部署下， 启动X建引领“全龄友好型”社区建设，兼顾“全生命周期”、融合“全生活场景”、推进“全人群参与”，通过共建儿童“阳光港”、少年“成长港”、青年“活力港”、中年“睦邻港”、老年“颐养港”，让群众共享“功能友好” “设施友好”“生态友好”“人文友好”“治理友好”等场景，实现城市治理整体化、协同化、温情化。
二是服务创优，实现即时响应及时解决的新服务网络。街道社区、物业企业、业委会、居民代表等多方参与的联席会议和双“交叉”任职等制度100%建立完成，实现了“红管家通通优”。在此基础上，制定网格公共服务、自治服务、志愿服务“三张清单”，推行社区“代办”政务服务，实现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一次办成”，不断深化“一网格一特色”建设，做优
基层便民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优服务强服务，海门街道还持续打造小区X支部，完善“家门口”X建，建立“五方”联席制度，有机联结驻区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社会组织、非公组织等各领域X组织，组建“红色联盟”，“标靶”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堵点问题，由小区X支部牵头， 引领物业、居民、X员骨干等同心合力绘好“安居图”。
海门街道注重X建引领的价值效应，探索形成多样性的文化活动，立足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基层自治连环”，强化营造全民参与治理的“微氛围”， 让社区居民通过日常互动积累信任，为治理下沉与协商议事等打下基础。一是聚焦“居民自组织”，不断拓展居民参与渠道。街道积极引导居民成立各类文化兴趣小组、阅读社团20余个，努力通过居民自组织，实现以文化人、润物无声。定期召开居民协商会、季度评议会和月度议事会，以议事协商常态化充分调动居民自治积极性，实现重大事务全面公开。同时街道高度重视以X建融入培育和谐氛围、形成合力机制，在基层社区深入开展“身边理事”系列活动， 依托“服务中心—功能厅—小区X支部”三类阵地，推行“大家的事情商量着办”等议事模式，引导居民“商睦邻守则、议小区事务、评服务管理”，每年各社区（村）议定、办理民生实事不少于5件。积极推动基层X组织带动居民做好协商议事，让居民实现“了解—参与—协商—认同”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升级。与之相适配，海门街道还加快构建“街道部门—服务中心—社区中心” 社会组织联动孵化三级体系，引导社会组织服务居民、参与治理，不断实现参与渠道的畅通与规范。二是注重“思想强传播”，有效构建居民参与框架。一方面，以街道、村、社区、商圈X群服务中心为主阵地，组建理论名师、百姓名嘴、青年宣讲团等宣讲队伍，推动理论讲堂、道德讲堂、社科讲堂“三堂融合”进网格，让X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常态化开展“文明新风典型”评选，宣传先进、树好形象，引领社风民风向上向善。另一方面，强化村
（社区）书记带头人作用，形成和谐有序共治路径。街道实施“红动新干领航行动”，将村（社区）X组织书记打造成“领头红雁”，立足全方位培育、多角度选评；以“晒”书记项目、“亮”工作实绩方式，高标准推进基层X组织书记年度X建项目，助力通过X小组包联、X员结对帮扶等方式提升治理服务水平。
海门街道以X建引领不断推动部门协同联动，以“人员延展”“事项合作” 等多种方式构建基层治理“微网链”，立足政府体系内部集成探索“上下联动循环”，不断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其一，横向延展X员群体，提升难点问题攻坚力度。街道优选800余名基层X员骨干当好红网格“带头人”， 把X员突击队、攻坚X支部建在老旧小区改造、重点项目、安全生产等现场一线，区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在职X员下沉网格、参与治理，持续开展“双报到通通在”活动，全年提供各类志愿服务210余项，特别是让流出X员能“回家归队”、就近服务。街道还推动驻点单位、社会组织等X的建设深度链接网格， 组建功能型X支部35个，组建新业态领域X组织1个。将共建共驻单位“活水” 导入治理“责任田”，124家共建单位结对67个社区（村），做到力量下沉、资源下移、服务下倾，协调解决加装电梯、停车场改建等难题。其二，纵向延展网格权限，提升日常问题处置速度。推进“红网格通通建”，构建X建网格矩阵。按照300至500户划分一个网格、50至100户划分一个微网格，构建X建网格矩阵，共设置276个综合网格、33个专属网格，精细划分2190个微网格，将治理触角延伸到“神经末梢”。通过建设微网格、专属网格和综合网格，一是完善信息采报、事项转办、跟踪问效、闭环管理流程，建立部门联管机制，推动城管等多个部门入网进格，实现“网格吹哨、部门报到”，进一步调整微网格单元和宅上X小组单元，实现“一张网”划小治理单元。二是街道探索“群众点单、小区X支部派单、服务平台（X员）接单、活动评单”等服务模式，将群众需求建档入库，开展特色活动、提供特色服务，持续培育“红方印”X员志愿者服务品牌，建立X员志愿者“服务库”，定期开展面向特定群体的志愿服务，不断拓展基层治理边界范围。
经验启示篇实现基层有序治理与有效治理充分融合
从实践中可以看到，海门街道在已有基层治理创新中，充分利用基层X建的下沉扎根与全面带动效应，将问题导向与X建导向有效耦合，将治理能力提升与治理体系优化有效联动，初步实现了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有效探索，在政府有为基础之上实现对社区群众的组织、宣传、凝聚与服务，将主动靠前、闭环应对与共建共享作为关键措施，聚力打造治理共同体，激发社区参与最大公约数，积累了X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有益经验。
基层社区治理应当聚焦以“主动下沉”的姿态不断畅通和规范群众的需求表达、利益协调与权益保障渠道，最终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评价基层治理成效的最大权重。基于此，海门街道将进一步放大X建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作为工作重点进行多样探索，例如街道辖区内的三南村就着眼乡村基层治理的实际需求，落细落实全市创新实施的畅通民情、代理民事、恳谈民议、帮扶民困“四民工作法”，从而做到不断拓宽基层X组织联系服务群众渠道、有效延伸X员干部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平台、强化保障农村群众对村级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着力提高农村群众安全感和获得感。在具体实践中，三南村建立了包含组织体系、村情民情、重点人员、帮扶联系等元素的民情地图，涵盖“人、房、地、事、情、组织”六大要素，全面推行“民情夜访”，把群众的所想、所盼、所急、所需记录进“工作日志”。同时建立便民、助民、育民、悦民四大类服务清单，为群众提供“点对点”精准服务，建立X群议事“半月谈”制度，将议事程序细化到“六个步骤”和“五个必议”。通过对每一个支部和每一个X员的有效发动，不断凝聚乡村治理“三治融合”的合力，让“四民工作法”在农村迸发强大生命力。
事实上，海门街道多项X建创新机制的实施，其目的就是要着力实现对基层民意多样化诉求需求的扎口收集、及时反馈与有效解决，从而在社区层面打破多部门服务群众的时间、空间、地域和职责限制，促使政府体系内部的多样治理队伍和力量能够以X组织与X员实现集成下沉。以“面对面”的形式直面基层矛盾，以“肩并肩”的姿态应对基层困难，以“心连心”的姿态探索基层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村（社区）干部的“铁脚板”至关重要，只有基层干部真正能够做到对民情民意民生的深度嵌入，才能真正在每个村（社区）干部心中形成“民情观”、手中掌握“民情账”、脑中谋划“民情图”，从而将治理政策、担当责任与服务感情一体带入基层社区，让每一个X员都尽量成为问题反馈的“前哨站”，从“大民意”中梳理提炼出“主矛盾”，在集中研判与精准分析的基础之上，实现对可能性矛盾的预防疏解和前瞻性治理思路，最终让社区成为矛盾解决的“终点站”。
基层社区治理应当聚焦强化“技术治理”优化路径，不断打破部门与部门、部门与属地、属地与属地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障碍，以多种机制创新推动针对实
际问题的集成治理与联合应对，着力形成针对基层结构性难题的“闭环治理”。只有形成了多部门联动的闭环机制与治理路径，才能真正将政府行为的政策语境与基层矛盾的需求语境有效对接，真正推动“问题倒逼”下的治理改革创新。例如针对商圈治理业态复杂、权责不清、需求多样等特殊问题，海门街道推动商圈X建创新，成立商圈联合X委，专门设立海门街道商圈X群服务中心，划分为“四区两厅一驿站”，形成集X性教育、政策咨询、商圈议事、便民利民等服务于一体的红色阵地。在此基础上，以商圈为中心划分四个X建网格，打破区域类别限制，构建“社区+商圈+驻地单位+商户”X建联盟，从组织、发展、服务、治理四个维度打造层层递进的共同体架构体系。有效搭建商户与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与商务、市场监管等区级职能部门对接，组织“政策服务团”， 探索形成“商户点单、组织派单、部门接单”“部门联动进商圈，政务服务零距离”等服务模式，直面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通过常态化联合服务活动，以面对面解惑、到店服务等形式，为商户解决经营、用工等热点问题， 为商圈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最终以X建赋能、聚力汇智、资源联动、干群联心推动商圈形成“组织共同体”“发展共同体”“服务共同体”与“治理共同体”。同时，为打造最优营商环境，海门街道线上线下全天候实体化运行企业服务中心，设立企业服务专员，形成办理闭环，目前已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诉求200多个。
事实上，对于江苏基层治理而言，问题矛盾“老大难”的特征较为突出， 跨部门与跨区域的联动成为治理改革深化的必要议题，因此必须要以“闭环处理”真正落实集成应对的基层探索。基于有效下沉，首先从社区民众中提取凝练问题，在明确问题导向的基础之上，以多种手段（例如12345热线等）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形成工作协同，最终在属地与部门的联动下真正解决问题，提升居民满意度，而这其中，闭环能否形成的关键就在于发起与结束的标准与考核机制。通过形成闭环，一方面可以推动政府内部的治理优化，倒逼部门协同不断压实，避免跨部门问题的“地盘战”弊端，提升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政策效用； 另一方面则可以真正取信于民，让政府通过“啃硬骨头”的治理提效增能不断解决风险隐患与结构矛盾，从而增强基层政府的凝聚号召力，不断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工作的认可度。
基层社区治理应当聚焦以“上下联动”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切实统筹好“发
展更好为了人民”与“发展更好依靠人民”的关系，充分激发社区居民治理参与的有效性与有序性。在这个过程中，基层社区X委要实现服务导向前置，以居民切实需求的回应推动X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效嵌入，从而带动居民针对自身利益相关事宜积极展开参与，形成政府技术治理与居民自治探索的良性互动。例如街道光华路社区就以大X委战略引领、志愿服务、结对共建、社区管理和文化和谐为落点，通过“五束光”的X建品牌抓手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在实践中，光华路社区着眼组织引领之光、志愿弘爱之光、社企共融之光、智慧管理之光、文化和谐之光，围绕组织架构、支部X会、主题X日等展开创新，陆续形成了张建伟环保志愿者工作站、夕阳红志愿者协会、离退休干部支部、守护童心联盟、巧妇姊妹团、老年健身队等系列载体和创新方案， 实现了对全年龄段居民需求的有效覆盖，更充分发挥了对群众参与的再组织作用。同时，光华路社区还将智慧管理模式融入社区管理，网格员各司其职，网格化管理精细有质。在网格化管理过程中突出X的领导、以民为本、统筹协调、服务管理四大原则，把强化X建引领作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根本路径，健全网格体系、整合各方资源、增强治理功能，形成了与居民参与治理的有效呼应。在此基础之上，社区X总支积极联合自然资源局、区人大、税务局、机关幼儿园光华分园、实验学校等多家单位，建成红色X建联盟，激活运行机制，提升基层组织力，从阵地建设、设施更新、环境整治、活动服务、资源对接等多领域着手，打造了儿童快乐家园、图书室、体育健身室等一系列活动场所，切实提升了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深化发展，利益结构多元化也愈发明显。基层政府应当不断深化X建创新，协调处理好“社会韧性”与“行政刚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不断夯实基层X组织，鼓励基层干部以及X员担当作为，尤其是要强化社区书记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性与作用力，形成基层居民自我管理与协商议事过程中的向心力与非正式权威；另一方面，要推动基层X组织通过组织动员解决政府职责边界外的治理事项，切实为基层减负，让社区干部有更多时间精力向下服务群众，着力在群众中增强熟悉感与信任度。
深化发展篇深刻领会切实践行社会治理新提升要求
海门街道在探索中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实践经验，而面对江苏“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实现新提升”的新要求与新使命，对标对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相关论述的精髓要义，海门
街道还需要在X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继续深化，多措并举，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强化推进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真正做到基层即前哨、发现即解决。这就要求海门街道扎实推进“人民本位”，既做到“扛重任”与“抓难点”，又做到“广动员”与“细治理”，不断强化居民获得感，提升其参与度。
X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海门街道要继续通过大基层、强联动、沉治理等特色工作不断发挥基层治理工作“凝聚人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探索以“基层民心夯实”与“基层矛盾调解”为重点画好现代化建设的最大同心圆。一方面， 要多措并举推进基层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打通解决群众问题的“最后一公里”甚至是“最后一米”。由相关部门与专业机构合作，着力培育枢纽型社会组织，以项目发包等形式借助专业社会组织力量，推动政府角色从服务供给方向专业监督方的有效转变。另一方面，要持续强化基层X建“堡垒攻坚” 的巨大优势，提升红色物业服务能力。深化创新“区域X建联盟”“X小组” “红色物业”等工作机制，通过政策讲解、热点回应等形式定期与社区民众交流，同时探索社区书记“传帮带”等机制，更好发挥“基层带头人”作用，强化X建的组织功能、教育功能与引领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 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海门街道数字治理要着力做到“主动靠前”，实现相关工作从风险预防向需求满足的有效转变，推动政府决策不仅要提前于风险隐患之前，更要提前于群众需求之前。基于此，要以数字治理为核心进行治理能力提升与治理体系优化，尤其要以电子政务、大数据融合（数据多跑，人少跑）、智慧城市（数字治理的数智化）等为重点提升治理决策的科学化、精准化与高效化，加快智慧治理设施建设，提升治理数据赋能，充分发挥12345民生政务服务热线等民意沟通渠道的信息中轴作用，推动社区网格等基层单元的科技应用创新，强化从“接诉即办”走向“未诉先办”乃至前瞻预判，依靠大数据收集与研判从“个性问题”中提炼“共性需求”，做到精准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意识到目前我们遇到的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而风险综合体一旦形成， 会形成“浪涌现象”，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必须从基层着眼，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基于此，海门街道要加强“基层应急能力”体系强化，科学制定“常态—应急”状态转换的体系流程，基于辖区人数、人口密度与配套资源等，重点针对应急处置启动过程中涉及到的流程细节，在组织领导、政策保障、物资供给、技术支持、部门联动、责任划分等环节给出“标准界定”并予以宣传说明，以此提升公众参与应急管理的自觉意识。同时要在制度体系与流程环节明确的基础上，推进常态化的应急演练机制，根据街道自身应急管理可能出现的领域、场景、问题与障碍，定期进行跨部门的实战应急演练，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流程、制度与行动预案。
甘肃省交通运输发展基本情况
截止2021年，甘肃全省公路网总里程达15.7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6706公里，贯通14个市州政府驻地；全省100%的乡镇实现沥青（水泥）路贯通和通客车目标。全省铁路营业里程4679.9公里，全省建有1个通用机场，9个干支线机场，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跨入全国“千万级”旅客吞吐量机场行列。全省内河航道通航里程约为911公里，约占通航里程的50%。
随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和交通强国目标的深入推进，对照高质量发展、建设人民满意交通等要求，甘肃省交通运输需求扩大和有效供给不足的困难和问题仍然突出，交通运输发展依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存在，基于充分走访调研，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甘肃省交通运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分析
不充分问题
规模结构方面
基础设施网络有效连通不足
2021年，甘肃省公路网里程仅占全国公路网总里程528万公里的3.0%，其中高速（一级）公路通车里程为6706公里。各市州内的县区规划以普通国省道连接，但一些省道是由之前的县乡道组成，路况与通行条件欠佳，技术等级不匹配，快速性、便捷性不足。铁路营业里程仅占全国铁路网总里程的3.1%，综合
运输方式优势不明显。民航干支线机场达9个，只有1个张掖丹霞通用机场。内河水运受客观条件限制，运输服务能力不足[1-2]。
路网密度相对偏低
全省公路网规模适中，配置欠佳，中部地区路网密度偏低，兰州、天水、庆阳、嘉峪关等市的公路网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地位不匹配。全省铁路网密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机场密度与全国平均水平也存在差距。
等级结构不尽合理
技术等级方面，甘肃等级公路（四级及以上）里程较全国平均水平比重低， 高等级公路比重也偏低。行政等级方面，按照国家公路网规划，甘肃部分等级较低的县、乡、村道升级为普通国省道，导致全省国省公路平均技术水平降低。
布局衔接方面
运输枢纽布局建设系统衔接性不强
大部分铁路客运站在建设过程中未能与既有公路客运站及城市公交枢纽站合理衔接，造成旅客出行和换乘距离相对较远，换乘时间长。
重要节点路段通行能力有限
随经济发展加快，普通国道部分路段交通流量激增，城市出入口路段拥堵严重。以兰州市为例，主城区干线公路相对密集且凌乱，城市出入口通行能力参差，最终造成城区交通拥堵。
干线公路网络化程度不高
全省14个市州政府驻地虽已实现高速公路连通，但不同等级瓶颈路段仍存在，高速公路网络化、规模化效益未能充分体现。
融合发展方面
协同融合旅游产业发展滞后
甘肃省旅游资源丰富，但景点分散，游客对交通设施依赖程度很高，目前旅游交通网络体系仍待完善，出行服务品质有待提升。
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不高
目前，甘肃省已打造了多个交通运输信息化平台，但距离满足智慧交通仍存在一定差距。一是多部门、跨行业的信息化协同和资源共享不足；二是基于大数据、移动终端等新技术应用不足；三是交通公共信息服务内容、服务渠道和服务方式单一；四是交通安全监测数据采集不全面；五是交通地理信息系统图层资源不能满足专项业务和公共信息多元化服务需求。
新业态发展支撑不足
兰新高铁、宝兰高铁、兰渝铁路建成，对公路中长途客运产生巨大冲击， 传统出租车行业也面临着网约车等新业态的冲击[3]。共享单车有效解决了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但同时存在运营混乱、缺乏监管等问题，需要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城市慢行系统的规划建设。
保障能力方面
建设和养护资金供给能力有限
一是公路建设资金需求与供给存在很大差距。全省公路项目建设主要依靠车购税补助筹集资本金，剩余的资金缺口则通过多渠道融资筹集，筹集难度大、实际到位率低的状况延续至今。
二是公路养护维修资金缺口加剧。近年，全省公路养护资金主要通过燃油税返还资金解决，但甘肃公路收费总额较小，返还比例低，重要国省干线公路和高速公路难以开展预防性养护和正常维护。
三是规划项目缺乏资金保障。与邻省相比，甘肃省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位运行。面对经济实力弱、发展基础差的现状，联系rcjubi9，规划投资目标任务的项目融资和资金保障成为难题。
安全保障设施尚不完善
甘肃自然灾害分布范围广且多发，对部分普通干线公路、农村公路、场站等交通基础设施造成毁坏，存在安保设施不完善、线型较差、抗灾能力差等问题。
生态环保刚性约束增强
甘肃省作为“西北乃至全国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地质地貌、气候类型复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交通建设后备土地资源有限，环境资源与交通发展相互制约。
不平衡问题
区域发展方面
市州间路网发展不均衡
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分布等因素影响，甘肃公路网络总体呈现东密西疏的特点。市域内的大部分普通国省道与主城区道路共线，分流疏解过境交通能力弱；河西片区高级路面公路比重较低。
农村公路通达深度不均衡
一是新建农村公路路网布局结构单一。围绕建制村就近连接国省道或县乡道，以实现通畅为目标，覆盖的自然村数量少，支撑产业、旅游等开发能力有限。
二是群众对交通通行条件期盼值高。部分交通工程建设标准就低取用，设计使用寿命短，安全隐患大，不能满足群众出行意愿。
四是农村客运和物流发展落后。受多因素制约，农村客运班线难以正常运行。交通与电商贸易、邮政快递等融合欠佳，支撑农村产业发展的综合作用未发挥。
运输结构方面
客运市场变革创新乏力
随着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网的建设完善，公路客运客源流失，传统经营模式受到替代出行方式和新业态冲击。运输方式之间规划分离，换乘衔接不畅， 仍需客运行业多部门协同调整长期发展观念。
货运面临结构性调整
甘肃大部分市州属于资源输出型城市，受政策因素、市场竞争、铁路路网完善的影响，目前公路货运市场呈低迷状态。以多式联运等为代表的现代运输方式发展缓慢，物流标准化程度低，效率难以提高。
运输市场缺乏有效支持
甘肃省道路运输市场结构零散，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功能单一，物流业态发展滞后，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需求。运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 影响市场资源科学配置和高效流通。
对策措施和建议
全面加快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实施存量资源良好维护战略
对重点交通项目加大既有设施预防性养护维修，优化存量资源配置，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有效提升衔接和服务能力。研究制定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政策，探索普通公路特长隧道和特大桥梁征收通行费弥补养护资金短缺问题。
努力扩大优质增量供给
积极争取中央车购税补助资金和省级一般债券与专项债券支持，合理把控
优质规模增量，打通瓶颈断头路，着力完善出边、出海、省内经济通道，拓展综合运输通道网络连通功能。河西地区，统筹考虑与邻近省区市之间多通道互联互通的问题。中东南部地区，加快省级高速公路建设，解决重点中心城市交通拥堵和路网布局与等级结构不合理问题。
综合考虑人口、经济、资金筹措、资源环境承载等因素，稳步推进具备条件的县区实现高速公路连通，及普通国道提级改造。严格按照建设管理事权和责任，稳步推进省级高速（一级）、普通省道、旅游公路、农村公路建设，尽力完善路网结构布局。
努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加快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施撤并建制村通硬化路工程、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工程、农村客运站建设工程等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补齐农村交通运输发展短板。
建立农村公路管理“四个体系”。组织保障体系方面，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省、市、县、乡镇、村五级责任；资金保障体系方面，构建农村公路管养资金投入体系；技术指导体系方面，加快完善农村公路技术标准，选派专业技术干部作为技术指导；绩效考核体系方面，建立以路况、大中修里程、养护资金、机构能力建设等为主的绩效考评机制。
推进农村养护实现“四化”。规范化方面，加快建立适合甘肃特点的养护管理制度体系；专业化方面，努力打造专业化的养护管理人才队伍；机械化方面，大力推广成熟的养护工程施工工艺和施工设备；市场化方面，鼓励经济发展、市场成熟的地区逐步推行养护工程市场化。
有效提升综合交通运输服务水平一是加强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建设。
按照客运“零距离换乘”和货运“无缝隙衔接”的目标，重点打造一批开放式、立体化的综合客运枢纽和建设一批具备多式联运功能以及线上线下结合、干支衔接的综合货运枢纽。通过公铁联运，发挥公路运输“点对点”“门到门” 的优势，打通运输服务最后“一公里”。通过“空铁联运”，实现地面交通网与空中交通网的速度互补、经济互补、客源互补、线路互补。
优化交通枢纽与物流节点空间布局，充分发挥河西走廊运输通道优势，推进以兰白为核心的大兰州区域物流中心建设。完善物流基础网络建设，形成服
务全国、面向“一带一路”的物流集散中心和枢纽带。
加快多式联运设施建设，构建能力匹配的集疏运通道，尽快打通连接枢纽的最后“一公里”。鼓励城市充分利用骨干道路，分时段、分路段实施城市物流配送，有效减少货物装卸、转运、换装次数。加快完善县级物流中心、乡镇农村配送站、农村货运网点三级农村流通服务体系。
培育龙头企业，推动货运物流集约化规模化发展。依托龙头物流企业，打造上有生产厂家、中连运输团队、下接市场的现代物流商贸联盟。运输装备更新、物流企业进驻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推动企业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物流业务搭建服务平台，使甘肃省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的物流组织中心。
三是推动服务模式创新，推广先进的物流组织模式。鼓励物流企业调整经营结构，积极优化运输组织方式，创新运营模式，达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车辆空驶率等效果。积极组织开展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 重点建设城市分拨中心、共同配送中心和末端配送点三级物流服务网络体系， 形成干线运输与城市配送有效衔接、末端配送覆盖较高的服务业态。
努力改善公路运营条件，积极在公路服务区打造房车自驾车驿站等新型旅游公共服务载体，推动道路客运和新型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规划建设一批“司机之家”，为过往货运车辆驾驶员提供多样化服务。
统筹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协同应用一是建设交通信息港。
整合运输信息资源，向社会和企业开放客货运输服务性数据，加快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运输服务信息资源格局，实现信息服务“一点通”、公众出行“一卡通”、服务监督“一号通”、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不断提升交通运输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
加快构建智慧高速公路综合管理平台。积极试点“无感支付”收费新技术， 提高收费站通行效率。积极推广“绿色通道”智慧化管理系统，提高“绿通” 车辆查验准确率。构建“一体化”智慧高速综合管理平台，为路网运行监测、交通组织与控制、交通综合信息服务、安全与紧急救援、联网收费与稽查、隧道管理等6大领域提供数据支撑和分析研判。
加快构建智慧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平台。依托IS地理信息系统、PS/北斗卫
星定位、移动4、5通信技术，开发建设智能化公路日常养护管理系统，提高公路运行监测和应急反应能力。
充分结合互联网、物联网等传统网络技术，借助区块链技术多中心化和安全可信、智能合约等特性，有效连接涉及交通运输产业发展的政府、企业等行业主体，车辆，船舶等运输装备，道路、场站等基础设施，助力交通运输产业的全面发展。
着力增强交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是促进交通和相关产业联动发展。
与旅游产业融合方面，依托高速铁路、城际铁路、民航、高等级公路，支持建设满足旅游体验的旅游“慢游”交通网络。打造新型交通驿站。
打造低碳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积极促进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和城市交通等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高效组织和顺畅衔接。加快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在交通领域的推广应用，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做好公转铁、公转水工作，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体，多种交通出行方式相互补充、协调运转的城市客运体系。
强化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健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加强监督检查。开展消防安全、电气火灾、危险化学品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加快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和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加强桥梁隧道等重要设施和“两客一危”车辆动态监控。
建立以“六体系、一平台”为核心的甘肃省公路建设项目管理体系，即项目管理组织体系、项目管理流程体系、项目管理制度体系、项目管理责任体系、项目信息公开体系、项目监督评价问责体系、项目管理信息平台等。强化法制交通建设。加强交通运输文化体系建设。
不断拓宽交通建设项目融资渠道一是盘活存量资产。
积极探索现有政府还贷公路转为经营性公路的筹融资方式，研究将规划建设的普通公路中独立隧道和特大桥梁按收费项目实施，鼓励采用资产证券化等新模式盘活存量资产。
鼓励市州积极探索，通过政府专项债券盘活公路沿线土地、矿产、旅游、砂石料等资源。鼓励市州政府将旅游资源与公路项目总体开发，打捆实施，融资解决旅游公路缺口资金的问题。
研究利用省级财政性资金建立资金池，重点解决经营性公路项目资本金的问题，努力为交通建设项目提供资金保障。
通过项目整合打包方式招标，实施全省乡镇、建制村“畅返不畅”整治工程。引导县级政府将省级财政拨付的车购税、燃油税补助资金等，以及道路沿线土地、旅游等资源开发权注入地方市场化运营公司，由市场化运营公司与省属国企进行合作开发运营。
小结
交通兴，百业兴。新时代下，甘肃省交通运输行业需要准确把握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建设“交通强国”的新要求，客观认识交通运输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需求导向，努力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交通运输需要，有力支撑甘肃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
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冯思军、温志强
引言
X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X中央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将“两个至上”（坚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三管三必须”（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等重要论述写进新《安全生产法》。X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对于防汛减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作出了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强调“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切实加强安全风险识别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3 年4月底，国务院安委会印发了《全国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总体方案》（以下简称专项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围绕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切实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以最严格措施、最严谨作风、最严肃问责狠抓落实， 坚决扭转重特大事故多发的被动局面。结合专项行动，防汛隐患排查也紧锣密鼓的深入开展起来。防汛工作历来有汛前、汛中、汛后隐患排查整治部署的惯例，强调“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最大程度将防汛工作中涉及的责任落实、预警预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水利工程、防汛制度体系、防汛队伍建设、抢险物资等各方面的风险隐患及时排查出来，及时整治，消除隐患， 实现防汛安全。“十八大”以来，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有了明显提升，专项行动中防汛隐患排查工作结合安全生产检查开展的也更全面深入，但也始终存在“查不出来，改不到位”的问题。正确认识问题的存在，有效破解，能使各级防汛工作部署有效落实，确保防汛安全大局。
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特点
高位推动，全面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每年都要对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做出重要批示指示，明确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将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贯穿到水旱灾害防御全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部都会多次专门部署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无论是从整体部署还是专门针对水库安全度汛、山洪灾害防御、
蓄滞洪区调度运用、强降雨的防范、应急抢险，都会提出具体明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X委、政府和防总都会就落实好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做出系列部署，开展各层级的督查检查；各级“一把手”亲自开展“四不两直”（即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检查， 严厉问责，层层压实责任，将防汛隐患排查整治的压力传导至最末端，将隐患最大程度识别消除，落实“两个根本”，确保防汛安全。
目标明确，重点突出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和水利部均要求，防汛隐患排查紧盯薄弱环节和关键部位，重点对防汛责任落实情况；对病险水利工程、水库大坝、溢洪道、放空设施、堤防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及害堤动物区域加大排查；对山洪风险区，重点排查泥石流易发地的河段桥梁涵洞，还要对自动雨水情监测站点、预警设施设备、重点山洪沟视频监测点位、监测预警平台等重点环节开展排查；对蓄滞洪区，重点排查影响分洪的障碍物和严重污染源，对转移人口、危化品企业数量、重点单位和部位等底数摸排、财产登记编制、撤退路线及各项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等开展排查。2023年还重点对“锣长制”“吹哨人”的责任落实加大检查力度；对防汛物资储备情况，在险工险段、重点点位的预置前置物资的数量、品种及统筹调拨使用能力加大检查力度。
与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形成合力，全面排查整治防汛隐患
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是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体系下的一部分，但是比较专业有其工作的自身特点。将防汛隐患排查和安全生产工作的综合监督检查、日常监督检查和专项监督检查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做到统筹部署，同频共振。从全面完善安全生产体系，认真履行“三管三必须”全面压实各级防汛责任。通过健全落实水利安全生产风险查找、研判、预警、防范、处置和责任“六项机制”，推进水利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着力防控重大安全风险，做到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确保了水利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确保了防汛形势总体安全可控。
自查自纠，督导帮扶
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单位，尤其是各级水利管理单位均依法依规开展汛前隐患大排查，建立台账，将一般问题立整立改，重大问题编制整治方案，明确整治时限和责任人，确保汛期安全。各级防汛检查组在督导检查过程中就发现的隐患问题逐一反馈相关部门，督促整改，对难以立整立改的给予指导。客
观上，已实现督促各级政府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风险管控责任意识的整体氛围；形成了防汛风险预控、关口前移，分级管控、分类处置，源头防范、系统治理；有力提升了风险管控能力。
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成效
隐患排查常态化工作机制已建立
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总体上已改变了过去运动式方式，自上而下建立起常态化的隐患排查工作机制和模式，防汛安全责任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一是坚持安全底线思维，防汛隐患排查责任自觉意识已形成。各级水利部门X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提升安全生产理论水平；重视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安全观教育培训，通过深入开展水利“安全生产月”活动， 包括“一把手”谈安全生产、水利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六项机制”网络答题、应急演练评选展示以及举办全国水利安全生产知识网络竞赛等，以及通过强化岗位安全教育培训、案例分析、隐患判定标准清单指南学习等方式，不断提升了广大干部职工岗位安全意识和防范隐患能力。二是水利安全责任体系已建立筑牢。各级水利部门按照“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特别是对防汛隐患排查工作深入开展监督、指导、检查，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实。三是水利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六项机制”得到深化落实。按照水利部下发的《构建水利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六项机制”的实施意见》和工作指导手册，流域机构和省级水利部门均细化编制了实施方案，把全力推动各层级水利部门建立起风险管控“六项机制”作为安全生产主线，结合实际工作，深入开展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不断深化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通过提升全员安全生产意识，不断强化各级安全管理责任，持续深入推进“六项机制”构建，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常态化机制得到建立， 发现隐患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有力提升。
隐患排查险情处置成为防洪实战胜利的关键
在防御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过程中，扎实做好防汛隐患排查对降低洪涝灾害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此次海河流域性特大洪水，流域平均降雨量155.3mm，降水总量494亿m3，为1963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累计降雨量大清河、子牙河仅次于“63.8”洪水，永定河次于“63.8”和2021年“7.21”洪水，北三河仅次于2021年“7.21”洪水。海河流域2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8条河流发生有实测水文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流域内8个蓄滞洪区相继启用，防洪形
势严峻。为有力抗击洪水，京津冀组织22万余人次上堤巡查，及时处置各类堤防水库险情131处，海河流域实现了水库无一垮坝、重要堤防无一决口，未发生群死群伤事件，最大程度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天津市日均出动巡查人员5500 余人次，巡查6200余千米，对大清河、子牙河、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蓟运河水系及东淀蓄滞洪区、永定河泛区的围堤等开展拉网式巡堤查险，及时排查发现了东淀蓄滞洪区河北省境内滩里分洪口隔淀堤决口重大险情。共发现险情74处，其中渗水40处、管涌29处、其他问题5处，正是由于坚持24小时不间断拉网式巡查，天津市境内茁头排干作为第二道防线，昼夜排查中多次发现渗水、管涌等险情，得到及时处置，确保了境内行洪河道堤防和蓄滞洪区围堤安全。
加强部委指导是基层提升隐患排查效率的有力措施
应对极端天气影响，国家防总和水利部提前部署，基层部门及时开展防汛隐患自查，同时各流域机构和省市水利部门主动开展督导帮扶。珠江水利委员会及相关省市水利部门在应对2023年登陆广东的第9号最强台风“苏拉”及台风“海葵”过程中，紧盯防汛风险隐患，全面梳理台风影响区域内的山洪灾害易发区、中小水库、病险水库和在建工程清单，指导基层部门做好隐患排查、巡查防守、应急抢险、受威胁区群众转移避险和安全管控等措施，并派出工作组加强督促指导，促进基层有效发现并解决隐患问题，有力应对了强台风袭击。淮河水利委员会协调相关省市水利部门对山洪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度汛等防御措施进行再检视、再细化、再落实，突出抓好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松辽委在应对2023年东北地区严峻汛情时， 在已经部署隐患排查工作并派出工作组的基础上，再次增派6个暗访督查组重点对强降雨范围内的中小型水库和病险水库进行全面排查，将风险隐患降到最低。基层在防汛隐患排查中得到了水利部和流域机构工作组的指导帮助，工作主动性进一步增强，发现问题的能力明显提升，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扎实有效，有力抵御了洪水威胁，人民生命安全得到保障。
工作创新是提升隐患排查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有力保证
普遍采取常态化巡查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检查方式，“领导+专家”督导检查方式，以及“互联网+”模式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开展防汛隐患排查。例如， 对河道、堤防、水库大坝除了采用轮班倒24小时不间断拉网式开展堤防巡查外， 各地也积极利用科技手段对堤防隐患风险开展探测，利用监测设备仪器等发现堤防、大坝隐患，效率效果明显提升。海河水利委员会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强
化“查、认、改、罚”闭环管理，督促各地举一反三，从严从实从快抓好问题整改，在认真总结历年山洪灾害防御监督检查工作情况基础上，提炼典型经验， 查找存在问题，统筹制定工作方案，落实责任分工，细化工作要求，编印指导手册，开展专项培训，规范检查流程，确保了监督检查工作规范高效实施并高质量完成。天津市防指开展由“局级领导督导+专家检查+地方防办跟进整改” 的市级检查组督导抽查提升防汛隐患问题识别和整治力度。河南省许昌市实施“X政督导＋专家检查＋纪检监察＋媒体监督”的“四位一体”工作模式，对重点时段、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进行抽查检查， 助力专项行动向纵深推进。福建省南平市汛前制定印发《汛前防汛问题隐患排查整治闭环管理工作机制》，包含了工作要求、排查责任、整改落实、规范管理、责任追究等5个方面，所涉及的防汛类问题隐患划分为22大类；在责任追究方面，除了对有关单位或部门因防汛隐患排整改工作不到位与造成灾害损失进行通报外，还纳入对干部提任考核依据，促使了各地各部门提升工作管理水平。
“吹哨人”制度建立典型示范作用巨大
据应急管理部通报，2023年9月26日22时许，重庆市奉节县长安土家族乡九里社区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在强降雨天气夜巡时，发现长九路附近山体有较大裂缝、有零星碎石崩落，因及时报告，有关部门紧急转移疏散5户24人，成功避免了重大人员伤亡。9月27日8时20分，长九路五指峰最外侧石柱垮塌滚落至九盘河河道，发生大规模崩塌，造成长安乡进出主干道长九路交通中断，堵塞三分之一河道。事后勘察发现崩塌区海拔高差200－600米，初步判定为特高危、特大型山体崩塌。该信息报送员因成功“吹哨”避险山体崩塌灾害，这是一起根据微小落石裂缝迹象成功避险大型山体崩塌的典型案例。在防汛隐患排查工作中各地也建立了“吹哨人”制度，在防洪期间对水工建筑物安全问题、蓄滞洪区启用前向群众预警、紧急转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防御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过程中，天津市动员了市、区、街镇和村级“锣长” “吹哨人”58人下沉一线、加强防范，筑牢防汛抗洪隐患排查抢险救援责任堤坝。
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存在问题与分析
缺乏权威实用的防汛隐患排查工作行业规范
防汛隐患排查工作相关要求主要散见于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和水利部下发的各类文件，尚无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规范性行业文本。2008年，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实施了《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总局分别于2019年、2023年出台了其行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办法，内容包括总则、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监督管理和附则，主要明确了风险分级管控要求、规定了隐患排查治理要求、强调了监督管理要求等。应急管理部于2019年印发了化工园区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规范了行业隐患排查治理相关工作。水利部于2021年底印发了《水利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山东省等有关省、市出台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办法；天津市安委会印发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开展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通知等等。总体上，这些办法类、通知类、方案类文件内容仍很宏观，指导性强但不够细化具体，缺乏规范的可操作性，离基层落实层面还有相当差距。水利部监督司编制了系列监督检查指导手册，包含行业监督工作指导意见、规定、办法，以及涵盖水行政主管部门质量监督履职、山洪灾害监测预警、水库防洪调度、汛限水位、水闸工程安全运行、地方工程险工险段安全运行、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水利资金、农村供水、小水库安全运行和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等方面的监督检查指导手册。但是，以上各种监督检查手册，主要适用于水利部组织的专项监督检查，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检查仅参照执行，且内容与防汛隐患排查工作特点有一定差异。
多年防汛检查实践发现，各地很多基层水利部门乃至各级督导检查组开展防汛隐患排查和督导检查工作方式多样，内容不一，要求不同，非常容易流于形式。有的仅仅根据上级部门文件简单的抄拟一个检查通知或方案，随便拼凑几支检查队伍就开展自查或检查工作。队伍人员五花八门，基本没有经过业务培训，素质参差不齐；检查内容、方式、路线、点位甚至常年不变，而填报表格一时一变，没有规矩；隐患排查结果往往是零问题零报告，有些甚至连正规报告都提交不上来。而不同层级的检查组开展的隐患排查督导抽查检查工作也形式多样，检查内容随意性很大，甚至连要求提交的自查、整改和督查报告提纲变来变去，增加了各级工作负担，隐患排查效果并不理想。
经调研，目前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正在组织编制《防汛隐患排查治理规范》系列地方标准，涉及水利工程、山洪地质灾害、城镇内涝、旅游景区、市政基础设施、城镇房屋和在建工程等7个地方性工作规范。这是个很有益的工作探索， 将国家防总、各部委指导性文件规范落地，值得借鉴。
防汛隐患问题判定缺乏可操作的分级分类标准
2021年，水利部办公厅印发了水利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清单指南， 分别针对建设项目和运行管理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列出清单，分别包括4 类20项和8类20项，作为指导性清单远远不能涵盖实际情况。未能结合本地区水利工程实际细化出可操作更规范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详单。缺乏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细则标准，导致防汛隐患排查发现的很多问题都无法客观分级判定。比如，某地某大型水闸配电室，屋顶和墙壁严重渗漏，工作人员解释说因缺乏维修经费，这些年一下大雨，屋里就是水帘洞，而配电室内有10kV高压电柜和380V/220V低压柜，地下布设有电缆。对此，水利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清单指南》不涉及此问题，专家根据现场问询管理员安全操作知识情况，结合配电室安全管理有关操作规范判定为重大隐患，但是部分管理者不认为这是问题，基层管理单位更不愿接受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再比如， 某地某中型泵站，多座水泵严重锈蚀、密封环失效漏水严重，地下操作层积水严重且没有有效排水设施。同样，专家判定为重大隐患，但是如仅仅根据指南清单，水泵运行管理重大事故隐患判定项只有“泵站综合评定为三类、四类， 未采取有效管控措施”这一条，是否意味着其他情况均可判定为一般隐患问题？ 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出台细化可操作的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详单能够有效帮助基层工作者和专家判定防汛隐患，提升排查整治效果。
经调研，贵州省应急管理厅于2022年编制印发了《贵州省防洪安全隐患判定标准手册》，对主要的不同类型水利工程、渣库、城市防洪工程、山洪工程等重大隐患细化了判定标准，其内容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非常方便基层各级部门使用。
基层自查隐患问题“查不出来，改不到位”有困惑
一是基层防汛隐患排查“查不出问题”现象严重。很多基层防汛隐患自查甚至不同级别的检查组抽查都查不出问题，零问题零报告现象很多，有的仅是拼凑几个简单问题报告；有的新建隐患台账列的都是往年存在的相类似问题； 在已销号问题点位，专家组检查还会发现很多隐患问题，有些甚至是重大隐患。二是对解决起来有难度的问题“绕道走”。基层普遍存在因缺乏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经费，导致常年购置不了易损件和备品备件，这一“老大难”问题； 某些发挥重要区域功能的水利工程设施，年久失修急需更新改造，但因财政困难得不到及时重建最终彻底停用等问题。在基层隐患自查时往往不会提出，各
级抽查、督导检查过程中也会有意识规避。三是隐患问题“改不到位”现象始终存在。基层有些已经整改过的隐患问题，“回头看”还会发现新问题。
防汛隐患排查不是“少数人”的任务
由于基层排查隐患总会存在“查不出”和“捂着盖着”问题，为及时发现隐患各级政府、防办和管理部门组建专家组开展检查，探索“专家查隐患，部门搞监督、基层做整改”的路径。从理论和实践上看，专家检查，属于外部检查，不可能查完全部隐患。因为，风险和隐患始终是动态变化的，此刻安全不代表下一刻不发生事故。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是一场“人民战争”而不是“少数人”的任务。专家的作用是辅助性的，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是提升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质量的关键。
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建议
尽快组织编制防汛隐患排查整治规范、防汛重大隐患问题判定标准详单和简明手册
一是组织编制出台防汛隐患排查整治规范文本，作为行业标准指导全国各地部门规范的开展防汛隐患排查工作，解决当前各地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形式和内容随意性大、效果不佳的问题。二是组织编制水利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详单，或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清单指南结合本地区实际编制适合各自地区的判定详单，将实用管用的判定标准尽早落地。三是编制防汛隐患排查整治简明手册。将有关政策要求、相关职责、隐患排查工作规范和重大隐患问题判定标准编制在一起，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易于宣传培训，更方便广大一线员工参与隐患排查，进一步提升防汛隐患排查效率效果。
加强执法，紧盯安全第一责任人这个“关键少数”
要牢牢盯住安全第一责任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防汛隐患排查整治不力导致重大隐患依然存在的，依法对水利安全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实行“一案双罚”。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促使各水利安全生产经营单位真正建立双重预防机制，是安全生产领域也是防汛隐患排查整治的重点和关键。
问责与激励并重，变被动式隐患排查整治为主动
对于漠视防汛安全的行为要严厉打击问责，对于排查发现的短期难以完成
整改的防汛重大事故隐患，应进行评估，如经制定应急处置措施可以确保汛期安全并积极消除隐患的，有关部门应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监管部门有责任主动作为提供整改帮扶。对自查隐患问题准确全面及整改质量较高的，监管部门应大张旗鼓予以肯定并正向激励。良性的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机制能够促使水利安全生产经营单位主动真查真改，推动“全员参与”隐患排查，真正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局面。
重视防汛隐患整治实施效果，多杀一个“回马枪”
督促各级监管部门重视防汛隐患排查整治效果，防止排查整治流于形式， 采取“回头看”，杀一个“回马枪”，能有力推动解决隐患问题和次生问题， 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效果确保专项行动见实效，确保防汛安全大局。
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以安徽和县为例
陈倩燮
一、和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基本情况
和县地处皖东，濒临长江，县域面积1319平方公里，人口54万，享有“中国蔬菜之乡、历史文化名城、滨江产业新城、生态休闲胜地”等美誉。现辖7个镇83个村（农村社区），农户9.8万户，农村人口35.8万人。
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出成效、三年抓提升”的目标，深入推进“培强扶优消薄”工程，推动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每年跨越一个新台阶，实现连年倍增。
2018年，全县83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548万元，“薄弱村”52个（其中“空壳村”41个），50万元以上“经济强村”1个。
2019年，全县83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1164.2万元，全面消除5万元以下“薄弱村”，50万元以上“经济强村”上升至6个。
2020年，全县83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1832.7万元，全面消除10万元以下村，50万元以上“经济强村”上升至13个。
2021年，全县83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预计2949万元，全面消除20万元以下村，50万元以上“经济强村”约占40%，其中100万元以上村达到3个。
2022年，力争全面消除40万元以下村，50万元以上“经济强村”约占60%， 其中100万元以上村约占10%。年经营性收入30万元以下村在和县已经全面消除， 年经营性收入40万以下村仅剩个别，50万元以上“经济强村”占比75.9%，其中100万元村17个。
狠抓产业发展，积极探索“园区+企业+村集体”的合作模式，重点打造“1+1+N”村级集体经济产业园区，即：依托县经济开发区建立1个“村级集体经济合作园区”，依托县台创园建立1个“村级集体经济孵化园区”，在各镇建立N个“村级集体经济产业示范园”。“领航”工程内的优秀村集体经济，例如乌江镇石山村，着力发展水果业，通过特色产业连点成线，打造集体经济示范带，跨地域吸收郑蒲岗新区闲散劳动力，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强化X建引领，着力选育一支“双好双强”（思想ZZ素质好、道德品行好、带富能力强、协调能力强）的村“两委”干部队伍，建强引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主心骨”。一是深入“研”。深入开展村“两委”班子分析研判， 调整发展能力不强村X组织书记4人。二是广泛“选”。拓宽村干部来源渠道， 新物色14名“懂经营、善管理”的本土人才作为村级后备干部跟踪培养。三是精心“育”。实施村干部素质提升行动，近年来，以和县X校为教学点，参与省委组织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组织八百多名村干部参加学历教育提升。举办多期针对村干部培训，尤其2023年全国村X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视频培训班和县分课堂，县领导重视并引导讨论，将集体经济发展作为培训重要内容， 县委常委参加分组讨论全过程。四是规范“管”。开展软弱涣散村X组织整顿， 抓实村“两委”干部职级管理考核，开展村级非生产性开支村务卡结算制度试点工作，对集体经济项目实施进行全程监管。五是注重“激”。落实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绩效考核奖惩办法，推动了优秀村X组织书记挂任镇X委委员，激励了村干部主动性。
二、和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主要做法
构建“县委统一领导，组织、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统筹协调、职能部门合力推动、镇村具体落实”的工作格局，结合贯彻落实县X员负责同志“包乡走村入户”常态化机制，健全完善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1+3”包联制度（即： 每个村由1名县负责人联系、1名镇X政班子成员包保和1个县直单位结对帮扶）， 通过定期帮扶指导，帮助解决难题。确保相关制度能够一条一条得到落实，保障计划的稳步推进，同样也可以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落实。
县集体经济办建立“一月一督查、一月一调度、一月一通报”调度机制， 及时发现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推动工作有效落实。同时，对市县重点扶持项目落实专人负责，列出项目清单、责任清单、任务清单，加强工作指导和一线调度，确保发展项目尽快落地生效。
出台《和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绩效考核奖惩办法》，县财政每年列支100万元设立绩效奖励资金，按“目标奖”和“进位奖”对发展集体经济成效显著的村干部进行物质奖励，同时强化ZZ激励，激发村干部发展内生动力，
近几年，和县频频参加各种村干部大比武，在村集体发展上进行多赛道尝试， 在种植、加工等方面均有所突破。
统筹用好现有各项涉农财政支持政策，将政府投资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乡村基础设施等项目，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结合起来，并整合扶贫等涉农资金， 用于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自2019年以来，共整合扶贫专项资金5960万元， 用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同时，组织县直相关部门结合自身职能，在资金、项目、技术上给予村级支持，如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帮助鸡笼山村劳务公司争取了总额为15万元的林场清杂工程，可为村集体增加约8万元收益；县农业农村局组建7个县级技术专家指导组，与“金菜地”在内的101家新型经营主体结成帮扶对子，定期进行产业发展指导和技术服务。
修订和完善了《和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资金管理细则》（试行），出台《和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绩效考评办法》（试行），对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资金来源、分配使用、拨付流程、监督管理、绩效评价等方面作出了规范化的要求，防范资金风险。加强对项目编制和申报工作的指导和把关， 组织力量集中开展项目可行性论证和风险评估，防范市场风险。推行财务公开， 开展村级非生产性开支村务卡结算制度试点工作，防范廉洁风险。
三、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基层创新实践
按照“支部引领、以企带村、以村托企”的发展思路，发挥县内安徽林海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华安食品有限公司、安徽天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在技术、资源、信息、市场、运营方面的优势，通过“村企联营”等方式，带动村集体稳定增收，实现企业发展、产业做大、集体增收和群众致富的有机统一。
发挥资金集聚效应，改变村级“单兵作战”情况，通过以强带弱、村村联合、整镇推进等方式，集中力量建成一批发展项目，实现抱团发展。2019年， 县级联合29 个村投入780万元与县经济开发区合作，成立“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合作园区”，通过购置标准化厂房出租，确保村集体保底收益8%，既控制村级投资风险，同时缓解园区融资和用工压力。善厚镇联合5个村投入170万元兴建
龙虾交易市场，为村集体增收的同时，也带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
针对部分无资产资源可以利用的情况，以石杨镇花园村为试点，探索成立村集体占主导、X员群众入股参与的村级劳务公司，镇内10万元以下、不需要招投标且无资质要求的镇财政或村自建工程项目，在符合政策前提下优先由村公司承接，既增加村集体收入，又有效化解基层矛盾，推动群众家门口就业。2020年，全县有51家村级劳务公司规范运行，共为村集体创收约383万元。
聚焦增强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将发展产业作为首要任务，重点扶持枣林白芨和大王粉丝、皂角“稻虾米”、等一批产业项目，大力培育具有和县特色的“土字号”“乡字号”农产品品牌。发展龙虾养殖产业方面，善厚镇积极争取6000多亩“金稻鱼”扶持项目，每年为村集体增收30 余万元；同时， 联合5个村投入资金170万元建立龙虾交易市场，每年既为村集体增加收入40余万元，也带动龙虾养殖产业发展。善厚镇皂角村还利用稻田养虾中稻米生态环保、口感好等优势，注册“稻虾米”商标，由村集体统一购种，以高出市场价与养殖户进行订单收购，再由村集体统一加工成优质大米出售，每年村集体可增收30余万元。
广泛吸引农村经济能人、致富能手参与集体经济发展，达到“引进一人、带动一片、致富一方”的效果。通过对村集体现有资产资源予以改造改建，以“X组织+合作社+致富能人+农户”模式，吸引能人大户参与实施38个集体经济项目，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20万余元（如善厚早林村引进X员致富能手江厚祥共同种植白芨中药材、万元村引进X员王兴家发展白茶种植基地等）。以村级组织活动场所为主阵地，依托“三会一课”“远程电教平台”等载体，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分层次、有计划地对致富能人进行技术培训。
针对一些村资产、资源利用率不高的问题，组织开展集体经济合同清理专项行动，重点清查低价合同（明显低于周边同类资产资源市场价格）、长期合同（特别是20年以上）、不规范合同以及群众反映强烈、显失公平的合同。全县累计排查集体经济合同322份，清理出超过20年承租期的合同71份、租金欠缴合同18份、合同缺失22份，追缴租金57.02万元。同时，从制度层面入手，县级
出台文件，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发包和经济合同受理程序。在疫情防控期间走访乌江镇时，了解到卜陈村盘活“增减挂”闲置土地49.6亩用作建材堆场，年增加收益约60万元；石杨镇绰庙社区利用老村部改造厂房出租，年收益25万余元。
组织开展村级账户资金摸排，对一些集体经济强村或通过土地“增减挂” 村级账户有一定闲置资金的村，通过入股县经济开发区“合作园区”等方式进行盘活，目前，全县已盘活14个村闲置资金580万元，每年为村集体增收约47.6 万元。
针对城郊、镇区和有可用建设用地的村，通过易地兴建、联村共建等方式， 建设标准化厂房、专业市场、商铺门面等物业项目，使村集体获得长期而稳定的租金收益，同时相关资产能够做到保值增值。
每年“三月三”，恰逢传统庙会举办。四乡八镇甚至外省香客来绰庙聚会， 登插花山进香，祈福、求子，形成了绰庙三月三庙会，逐步演变为农副产品的集市贸易。2015年7月，“三月三虞姬庙会”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绰庙社区每年庙会都精心筹划，2022年办庙会村集体收入高达114万元。2023年庙会在融入“龙虾美食”“户外音乐”元素的情况下，成功举办，在对外免费的情况下，摊贩流水收入高达三百万元。
四、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上看，和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成效不断显现，但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和县原由村集体拥有的荒山、林地、河流塘库等资源，大都划分至村民组或自然村，且随着大量人员外出务工，群众发展集体经济的意愿不够强，导致村集体可利用资源少，制约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少数村虽有一定集体资产，但由于地势偏远，交通不便，导致开发利用价值不大。同时， 有的村为降低风险，将集体资产简单处理，一次性收取承包费或出让费，导致集体资源利用率偏低。
受市场经济影响，很多年富力强、懂经济、有头脑、有闯劲的人纷纷外出务工或创业，导致农村“在家”的人员中，“能人”占比不高，缺乏“懂经营、会管理”的领头人。同时，一些村“两委”干部受限于文化程度不高、年龄偏大等因素，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思路不清、办法不多，带领发展能力有限，无法充分满足新时期村集体经济的全新发展需要。
少数村干部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思想上还存在顾虑，担心搞砸了会新增债务，受到埋怨甚至追责。少数村干部思想认识上还有偏差，认为当前村级事务繁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主观认为发展集体经济是村书记一个人的事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投入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时间和精力不够。
目前，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主要依靠集体资产资源发包租赁，渠道相对单一；在已实施的一些项目中，对上级政策扶持依赖性大，市场竞争力较弱。另外，少数村在项目谋划论证及后期落地运营方面，没有与村情实际紧密结合， 导致资金使用效益不高，存在一定风险。也就导致没有挖掘出一个特色化发展道路，无法起到治标又治本的作用。
在推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少数县直部门责任意识不够强，支持力度不够，仅靠组织部门等几家单位部门“冲锋陷阵”，难以形成有效工作合力。同时，一些县级部门受政策制定权限制约，如土地、金融、税费等一些具体配套落实措施，还不够明确。
五、推动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建议措施
项目是发展集体经济的载体。推动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提高集体经济项目质量。一是抓好项目谋划。好的项目必须经过充分的调研和可行性论证，要加强对集体经济项目谋划的指导，充分做好项目分析、点评、论证和完善，有效提升项目品质。二是抓好项目实施。对已经确定的项目，加强调度推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确保扶持项目全部顺利落地见效。三是抓好项目验收。严把项目评估验收关，围绕村级集体经济运行机制构建、资金使用、投资收益、群众评价等方面进行评估验收，将实施内容脱离财政资金使用范畴，建设内容不清的项目，督促镇村及时整改，确保项目按期
按要求完成。
产业是发展集体经济的基础。村级集体经济缺少产业支撑，很难做大做强。一是坚持因地制宜。要根据各镇村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因地制宜发展产业， 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着重发展特色种养业以及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健康养老、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二是用活资产资源。把闲置的办公楼、校舍、仓库等资产资源通过规定程序移交给镇村经营管理，增加村集体收入；进一步盘点现有资产资源，重点清理不合法、不公平、不规范的集体经济合同，切实增强村级资产资源利用率。三是培强市场主体。积极探索“X支部+公司+农户”等模式，扶持一批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做大做强，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四是整合全域旅游。若能串联起和县整体县域旅游，打造“蔬菜节”+“庙会”+“温泉休闲”套票制的“大庙会套餐”，这样既能解决本地村集体收入，又能吸引周边城市，如南京市居民，既不想远游又能离开居住地放松休闲的休养需求。
人才是发展集体经济的支撑。当前，农村紧缺懂经营、会管理的人才队伍， 我们要破解制约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人才短板。一是加强招才引智。要加大人才培育、引进政策激励和支持力度，探索推行集体经济发展职业经理人制度， 积极引导一批有商海闯荡经历、经营头脑、学识远见的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参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如这次将村“两委”干部、后备干部以及农村新型经营主体从业人员纳入“骏马”工程申请奖补范围。二是培养本土人才。加大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农村产业发展带头人培育力度，通过学历教育、专题培训、考察学习、挂职锻炼等方式，不断提升农村X员干部经营管理能力。三是推动人才下乡。通过持续选派科技特派员，建立健全“专家顾问团”“导师帮带团”制度，探索组建乡村产业发展服务团，积极与科研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服务。
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配套机制。一是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健全基于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的收益分配机制，努力构建村集体、新型经营主体、村干部、集体经济经营管理者、集体经济成员的利益共同体，引导各方面共同参与集体经济发展、共享集体经济
发展成果。二是健全完善股份合作机制。积极引进培育市场经营主体，引导金融服务下乡，探索完善股份合作、村企联建、委托经营等合作模式，形成企业与村集体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共同发展的格局。三是健全完善风险防控机制。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有效防范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市场、资金等方面风险。引导金融保险机构开发适合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保险产品，有序扩大特色农业保险范围，提高村集体风险抵御防范能力。
政策是发展集体经济的保障。切实将《和县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十条措施》这一政策，发挥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保驾护航作用。首先，是大力宣传政策。及时梳理有关政策汇编成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升政策宣传广度、深度和精准度，破解基层干部群众、市场主体等对政策“了解不全、理解不透、用不充分”的问题。其次，是认真落实政策。加强各镇各部门之间沟通协作力度，简化相关流程，把好事办好，让政策尽快落实、落地、落细，真正打出政策“组合拳”，织密村集体经济发展“保障网”。
六、结语
综上所述，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项重点研究内容与任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关键地位。村级集体经济到底如何发展，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是需要靠实践、探索。要坚持项目拉动、产业带动、人才撬动、市场驱动、政策促动，从实际出发，把思路理清，把路子搞对，才会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钢铁企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实践探索 以河钢集团邯钢公司为例
张腾姣
一、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背景与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技能选手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佳绩作出重要指示：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健全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当前，钢铁行业的高技能人才总体数量、人才组成结构、人才综合素质还不能完全满足钢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新时代背景下，钢铁企业加快构建技艺精湛、保障有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尤为重要。
二、强化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路径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以下简称邯钢公司）是河钢集团的核心企业，是国家重要的优质板材和优特钢生产基地。近年来，邯钢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大力调结构、转方式、拓市场、塑品牌，实现了整体装备大型化、智能化、现代化，产品结构精品化、绿色化、品牌化，客户结构高端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加快企业高质量发展步伐，邯钢公司高度重视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不断创新管理机制，提升能力素质，努力打造一支技艺精湛、保障有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