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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双宁公开发表的讲话文章
2023年4月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原董事长唐双宁公开发表的讲话文章。
推荐理由：
文人侠者。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他于1982年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东北财经大学前身）。在考入大学前，他曾经从事过工厂X工干事、X办秘书等工作，毕业后又从事办公室文字相关工作4年，具有一定的文字工作基础； 加之其本身就对文字有极大天赋，又十分钟情热爱文字，使他的文章极具看点。一方面，他浸淫金融界四十余载，对金融工作掌控自如，关于金融方面的讲话文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另一方面，他涉猎文学、历史和哲学等多个领域，其中，老子的《道德经》、卢梭的《忏悔录》以及毛泽东的《矛盾论》被他称为最喜欢的三本书；尤其《矛盾论》让其受益终身，至今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因此，他的讲话文章既有独特的人生阅历，又有实际的金融工作经历，更有丰富的哲学底蕴，形成了先进的金融和管理方面的经典理念。如：金融理论的“汤水效应”；银行监管的“四维论”(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国有银行改革的“三段论”；“形似神似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四棒论”；金融发展的“四不平衡论”；农村金融的“九龙治水论”，等等。这些理念形成的讲话文章，风格像诗、像散文，但深入品读后， 才会体会到其中的妙处所在。同时，他又有着文人侠者的放荡不羁和挥洒自如： 他出口成章，下笔如有神，却笑称小学没毕业；他身居高位，却经常穿着一双几十元钱的黑布鞋；他浸淫金融界四十余载，却说是“略通金融”，但是，无论嬉笑怒骂还是仗义执言，他都以实际行动展现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的大气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
治世能臣。他曾自评：我擅长诗歌、书法，略通金融。但是，他治理和掌控金融的超凡思维和巨大能量，在一个又一个成功的事实面前，得到了印证。他是金融科班出身，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工作7年，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4年， 又在银监会工作4年，可谓金融工作经历丰富。因此，在2007年6年，他临危受
命，被组织任命为光大集团“一把手”。当时，曾经战功卓越的光大集团，已经变成伤痕累累的“烂摊子”。 为了迅速改变光大集团的处境，他提出“把光大这艘大船开成‘五月花’号”的口号。他坚持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三分之二的星期天都在加班，他用自身的卓越才华和辛勤汗水创造了奇迹：上任仅50 天，光大集团重组的方案就获得国务院批准，从此光大银行逐步走上了光明轨道和康庄大道。他用一生最宝贵的10年时间，带领光大集团走出历史低谷，并成功跻身世界500强的行列。2017年，光大集团的总资产达到4.5万亿，当年负 数的净资产如今达到3800亿，当年累计亏损而如今已实现利润500多亿元。
诸子百家。他是一位奇人，不仅可以一心多用，而且能够多事俱成。他
曾经说过，人只有在最忙的时候，才能有更多的灵感。其实，正是他骨子里那种不认输、不低头、不气馁的文人侠者的情怀，才使他能够遇强则强，越挫越勇——他不仅在金融的历史长河中掀起了巨浪，而且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书法作品、诗歌、散文，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哲学内涵的监管理论，还在多个领域均有建树。他的狂草书法自成一派，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他的作品左右驰骋，大起大落，险劲峭拔，饶有韵味，达到无我之境，给人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被称为“中国当代狂草第一人”；他精通诗歌散文，是中华诗词学会和中国楹联学会顾问，自作诗词一千多首，散文、诗作曾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华散文》《诗刊》《北京文学》上发表，著有《若水斋诗集》《霜凝诗选》《霜凝诗词选》《负笈集—霜凝散文集》等著作；他对金融监管、投资、货币信贷、金银管理等颇有研究，是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投资学会顾问，在《人民日报》《经济研究》等发表经济论文100多篇，著有《投资与金融—实践者的理性思考》《中国信贷政策问题研究》等多部专著；他对中国X史如数家珍，是中共X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同时， 他还是中国钱币学会名誉理事，中国美术馆顾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这位一生布衣芒鞋，粗茶淡饭的奇人，在任上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曾透
露：“退下来要活一个‘新我’”——他离任光大后，在微信上留言：“余从大学算起，进入金融领域凡四十年，今后个人将约法三章：在公开场合，一不对现行金融政策做任何议论；二不对金融形势做任何分折；三不对同时代和下一代金融人物做任何评价。”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这位奇人能够与黄奇帆一样， “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为我们带来更多更精彩的思想言论和观点见解， 我们期待着… …
目 录
2003年
在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论坛上的讲话 1
在“WTO与中国 北京国际论坛（2003）”上的演讲：
应对WTO挑战加快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步伐… 4
《金融监管理论与实务》序：理论工作与实际工作不可偏废… 11
2004年
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论坛”上的致辞：
中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建设与监管… 15
在华盛顿“国有金融角色”论坛上的演讲：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践 20
中国银行业及其监管的改革与发展 27
书法、哲学与银行监管… 35
2005年
在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的演讲：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几个问题… 39
在“2005（中国）银行家论坛”上的发言：
分类监管 中国银行业有效监管的必然选择… 49
在“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论坛”的演讲：
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大力推进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 56
在中国论坛上的演讲：引进合格战略投资者 促进中外资银行“双赢” … 63
在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 68
2006年
在中国银行业协会第五次会员大会上的讲话… 73
第二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演讲提纲：关于银行监管和改革问题… 76
在北京大学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的演讲提纲：
关于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问题… 81
在中国金融改革高层论坛上的演讲：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与农村信用社的改革 83
在“今日中国论坛·中国农村金融论坛”的发言：
中国城乡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与加大农村投入的新思考 88
在“中国金融论坛”上的演讲：后WTO时代的金融创新 92
在“中国论坛推动协调增长”上的演讲：银行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99
在第二届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新形势… 103
在《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108
《新编银行业监管手册》序：“阳关三叠”谈监管… 112
《百例争流》书序：戮力奋桨浪遏飞舟… 113
求解中国银行业“和谐方程式” 114
为了弘扬一种精神… 119
用学习转变观念 以创新推动改革… 122
2007年
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企业文化建设现场会上的讲话 129
在2007年中国金融市长年会上的讲话 131
在2007年中国金融市场论坛上的演讲… 134
在2007年银监会金融创新监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36
在光大集团暨光大银行年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45
在光大银行年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55
在光大集团加强内部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60
寄语青牢朋友… 167
《快哉快哉集》再序… 173
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阶段和现存问题… 175
从更广的意义和范畴认识遵义会议… 178
从周恩来精神中汲取改革力量… 187
《城市商业银行与地方经济发展研究》序：道路崎岖前景光明… 189
关于光大集团改革重组的几个问题… 191
加强监管 深化改革 改进服务… 196
42. 金融如水… 204
43. 镜泊湖… 206
流动性过剩的成因与破解对策… 208
流动性过剩的破解对策… 216
46. 闾山… 219
认识矛盾的特殊性 支持小企业发展 223
银行业改革下一步怎么走… 226
49. 这束野草… 228
浙江推进小企业贷款的经验值得推广… 232
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 234
2008年
在与中央金融巡视组见面会上的欢迎词… 240
在北京大学“银行内控机制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漫谈中国银行业的“内部控制” 242
在个人书法展上的讲话… 247
关注中国金融的“八个井存” 250
开辟四大战场 全力改革攻坚… 253
美国次贷危机还未见底… 257
在中国金融改革高层论坛上演讲：生活哲理对光大改革的十点启示… 260
在首届陆家嘴论坛上的演讲：关于金融混业监管的一点看法… 265
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路… 269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三个结合推进改革发展… 276
致农村金融祜同仁的一封信… 282
2009年
在北京举办的“2009（第七届）中国并购年会”上发言：
实现大国崛起下的金融崛起… 283
在中央X校读书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读书要处理好“六个关系” 287
在首次发行股票网上路演活动的讲话… 290
中型银行的特色与作用… 292
在第三届贡献中国高峰会上的演讲：60年中国的借鉴 机遇与选择 296
在新浪金麒麟论坛会议上的发言：
解决“保八”之后的重点是解决“保什么八”的问题… 301
在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演讲：对明年信贷增量的“一孔之见” 305
在第四届中国金融市长年会暨中国金融生态城市发展年会上的演讲：
投资拉动及农村投资与就业… 308
在集团战略发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311
在2009上证·中国金融年度论坛暨新兴市场论坛的演讲：
关于金融危机的“W”走势问题 兼谈迪拜债务危机… 315
在“金融与地产‘后危机时代’的机遇与挑战”论坛上的演辞：
地产房产面面观… 317
在“光大与上海”答谢仪式上的致辞 320
在集团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暨表彰先进大会上的致辞… 321
从哲学角度思考当前经济形势… 323
关于当前经济金融工作的几点看法… 326
关于金融衍生品的五级分类监管… 330
毛泽东小道随想… 332
越读书越觉无知… 339
提升中国金融“软实力”问题… 342
我亲历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二三事… 346
学好哲学受益无究… 349
以学习实践活动为动力推动金融企业科学发展… 351
中国的机遇与选择… 354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 358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364
2010年
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演讲：中国经济结构的理想模型是三角形… 368
探寻中国金融之根… 371
在第六届中国金融改革高层论坛上的演讲：
必须解决中国商业银行九大趋同问题… 373
在与山东省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376
在光大银行组织人事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377
在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培训班上的讲课… 382
在“滇池跨境财金货币合作大通道建设高峰会”上的演讲：
开放大西南国家战略与金融建议… 411
在集团深入开展“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415
中国银行家论坛2010后危机时代的银行业转型：
世界经济能否“二次探 底” 420
在光大银行A股IPO网络路演上的致辞… 422
就中国光大银行上市事宜的新闻发布函… 423
在光大银行A股上市仪式上的致辞… 424
中国光大银行上市事宜的新闻发布函 425
在光大银行A股上市答谢酒会上的致辞… 427
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在媒体见面会发表演讲 429
在“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的演讲：
量化宽松冲击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431
在第五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的演讲：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QE2）的三种后果 433
105.在“重构与引领 中国在全球商业格局中的再定位”论坛上的演讲：
应对危机 大胜靠德 兼评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QE2）… 436
106.在组织人事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 440
107.在2010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的演讲：再谈世界经济能否二次探底……443
108.在2010年中国金融文化论坛上主旨演讲：关于金融文化问题几点思考446
109.在集团X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上的即席讲话：灵魂的净化… 453
110.谨以此文祝贺《中国金融》创刊60周年：金融企业家的“十个思维”455
111.在第十届地方金融论坛上的演讲：地方金融·地方政府·金融业……460
112.必须解决商业银行九大趋同问题… 462
1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改革 465
114.三角型：中国经济模式的理想选择… 471
115.由一篇文章引发的思考 并致光大各企业各级领导班子的同志们……473
116.文化是金融发展之根… 481
117.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上下求索”… 483
118.中型银行“十要” 492
119.做好金融工作的若干核心问题… 495
2011年
在中国金融专家年会上的演讲：谨防三把“金融达摩克里斯剑” 505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人文精神与大学文化”演讲：
漫游在发散与收敛的天地间 从清华文化谈开去… 508
在“回顾十一五 展望十二五”系列形势报告会上的报告 516
在光大银行年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538
做“眼界宽、思路宽、胸襟宽”的领导干部… 543
在2011欧亚经济论坛会上的演讲：西方债务危机中的十大矛盾… 564
在全国地方金融十五次论坛上的演讲：
“六难”与“六瞒” 中小银行的困境与发展… 567
在中组部“三宽”（眼界宽 思路宽 胸襟宽）讲坛上的演讲：
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 570
在“2011中国非公经济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从金融危机到欧债危机我们怎么办？ 604
在“第三届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领袖论坛”上的演讲：
世界棋盘上的“中国-东盟金融合作” 607
130.在第二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谈“地方准金融机构”和“民间融资活动”之“度” 609
131.在深港企业联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把联动工作推向深入… 611
132.在“21世纪亚洲金融家主论坛”上的演讲：金融监管的十点反思……615
133.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人文精神与大学文化”报告会上的演讲：
漫游在发散与收敛的天地间 从清华文化谈开去… 619
134.关于光大银行近期工作和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几点看法 627
135.从日本核事故再谈金融衍生品的五级分类监管 630
136.关于领导班子团结和谐的哲学思考… 633
137.世界经济的“平行四边形” 638
138.从世界经济W型走势说开去 640
139.美债风波再现金融危机“W”形走势… 642
140.中国金融业要面对挑战把握机遇… 644
141.金融文化建设需要加强… 650
142.在“辉煌银行业回顾十一五，展望十二五”形势报告会上的报告……652
143.金融创新应把握在“度”内 661
144.关于金融改革与创新问题… 663
145.与高手美国玩 才能成高手 666
146.谈谈金融创新… 668
147.关于光大银行发展的战略思考 稳中求进内涵发展… 670
148.关于金融文化的十个基本观点… 679
149.管窥金融之“道” 686
150.金融业文化建设之道… 690
151.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693
152.纪念中国共产X成立90周年“X建研究高层论坛”征文：
当前X的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是指导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702
153.考验世界ZZ家和金融家的时候又到了… 712
154.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贡献… 715
2012年
155.在集团2012年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732
156.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经济界别组迎新春晚宴上的即席致辞… 754
157.在集团2012年组织人事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758
158.在光大银行成立20周年庆典大会上的致辞… 771
159.在“金融街建设与发展20周年大会暨金融街论坛”上的演讲：
把“金融街”打造成金融创新的新平台 新亮点… 772
160.在新浪金麒麟论坛的演讲：今冬明春我国经济工作重点是“两防”…775
161.在“全国金融办主任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地方“金融办”的“来龙”与“去脉” 777
162.提升中国金融软实力要解决十个不平衡… 782
163.在第七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的演讲：银行利润问题应该两面看…785
164.在“第十一届中国年度管理大会”上的演讲：中美关系既和又斗……787
165.两会期间接受中国经济网专访实录：
166.加强金融文化建设立体提升金融“软实力” 789金融文化立体提升金融软实力… 792
167.当前世界经济 唯一能说得清的就是“说不清”兼谈世界经济棋盘上呈
胶着状态的“三国演义” 797
168.当下美国经济＝复苏趋势＋不确定性 800
169.欧洲将陷入“十二种争斗” 802
170.应对金融危机 需要一批“真人” 804
171.欧债危机慢性病再次急性发作… 806
172.纵论世界经济“三国演义”广东金融要打好“三张牌” 808
173.培养勇于担当的金融家 建设金融强国… 813
174.警惕美国可能出现的“财政悬崖” 819
175.把“金融街”打造成金融创新的新平台新亮点 821
176.面对经济上可能的“换届泡沫风险” 向地方金融机构进一言… 824
177.实现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 826
178.在X的领导下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832
179.扎实做好保持X的纯洁性各项工作… 842
2013年
180.在科技金融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上的致辞… 844
181.在陈云对外开放思想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陈云同志思想对我的影响和教益… 845
182.人民网访谈实录… 848
183.转变文风应“言之十有” 859
184.大兴学习之风的六个着眼点 861
185.最应关注的十个金融重点热点问题… 863
186.从“高站位 大视角”上思考央企班子的“十德十能”建设… 865
187.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 869
188.中共X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 “X的群众路线”提出 形成和发
展过程初探… 874
189.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泽东的气质… 884
190.毛泽东思维方式对我从事金融工作的有益启示 893
191.从哲学角度看世界 902
192.防下滑防泡沫当下经济之重 904
193.深化改革推进发展 两会经济金融界部分代表 委员议事建言录………906
194.书法 人类精神的心电图 908
195.书外功夫 917
196.谈谈央企领导班子的德能建设… 919
197.为政“十德” 922
198.文风上品是雅洁… 924
199.学习陈云的精神境界 思想和文风 927
200.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十德十能”建设… 930
2014年
201.在光大集团2014年年度报告上的致辞 934
202.培育以法治文化为基石的企业文化… 935
203.开启一流金融控股集团新征程… 937
204.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
深入学习邓小平金融思想做好新时期金融工作 942
205.探索光大特色金融控股集团之路… 951
2015年
206.在“学习周恩来同志的优良作风和优秀品德座谈会”上的发言：
周恩来精神永远激励我们 957
207.在2015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961
208.“严以修身”专题研讨发言提纲… 964
209.在“2015‘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上的演讲：
210.一带一路光大环保媒体合作 967在南开大学讲演实录：狂草的魅力… 970
211.诗的妙用 986
212.当官 干事之杂谈 990
213.在《陈云的故事》新闻发布会上的即席发言：
陈云同志对我影响最大的三件事… 994
学习陈云金融思想 深入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金融问题… 996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温《论持久战》：指导抗战的不朽篇章… 999
存贷比改革利好稳增长… 1004
在“全国首届长征论坛”的演讲：
从完整意义上认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1008
国企带头人当修“十德十能” 1013
忆冷林同志的一件往事… 1016
关于“广义遵义会议”及其历史意义的探讨… 1017
从周恩来精神中汲取改革力量… 1026
加快金融控股公司立法… 1028
取消存贷比改革正当时… 1030
应加快金融控股公司立法探索金融综合经营健康发展 1033
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 1035
2016年
在中国光大银行2016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君子不器… 1041
在光大集团风险防范“打招呼”会上的讲话：在风险面前保持定力…1057
在光大银行2016年度后备干部推荐动员会上的讲话… 1062
在第二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上的致辞… 1071
在光大集团2016年上半年经营形势分析会议上的讲话：积极冷静…1075
231.在光大证券H股上市仪式上的致辞… 1081
232.在庆祝光大证券成立二十周年暨H股成功上市晚宴上的致辞………1083
233.在2016中国并购年会上的演讲:从“坐等被并购”到“积极去并购”
光大起死回生的“人本经济学”启示 1085
234.在“G30”银行行为与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文化是金融之魂… 1088
235.为光大国际2015年年度报告致辞:发扬光大精神争创环保名牌……1094
236.在光大控股2015年年度报告致辞… 1095
237.在光大银行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致辞… 1096
238.在光大银行2015年年度报告致辞… 1097
239.在集团2015年年度报告致辞 1098
240.金融文艺工作者的不二之路 1099
241.关注风险保持定力 1107
242.不断加强的X的纪律检查工作 中国共产X纪律检查历史脉络初探…1110
243.长征路线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1120
244.谈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 1122
245.致黄河 1133
246.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座谈会暨《走进长征》新书发布会上的
致辞:搞好国企需要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 1135
247.“红色”与旅游应有机统一 1139
248.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一曲震撼世界革命英雄主义凯歌…1141
249.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从完整意义上认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1146
250.弘扬长征精神 讲好中国故事… 1161
251.建议建立金融风险联防机制 1164
252.诗靠什么去写… 1166
253.长征中华民族不倒的精气神 1168
254.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文章… 1171
2017年
255.在光大集团2017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177
256.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书法人类精神的心电图 1185
257.在“中国厕所革命推进日”暨政企对接仪式上的讲话… 1212
258.在光大集团“五四”青年座谈会上的即席讲话 1214
259.在光大控股成立20周年庆祝会上的致辞… 1216
260.在光大集团2016年年度报告上的致辞 1218
261.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座谈会暨《走进长征》新书发布会上的
致辞… 1219
262.读万卷书 读万卷活书… 1223
263.坚持X的领导 加强X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根”和“魂”……1228
264.文化是金融之魂 1233
265.小道上的毛泽东 1238
2018年
266.在中国财经教育论坛首届峰会上的发言：
让美育教育融进高等财经教育… 1244
267.从三个侧面谈谈学习十九大精神的体会… 1246
268.加快文化“走出去”构建世界文化新格局… 1247
2020年
269. 七律三首 1250
2021年
270. 牛年有感 1251
271. 建X百年诗二首… 1252
2022年
272. 冰肌… 1253
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论坛上的讲话
（2003年10月15日）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非常高兴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金融与发展项目论坛，与大家交流有关金融稳定方面的问题。首先，我谨代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对应邀出席会议的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借此机会，我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中国银行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一些情况。
截至2002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26.45万亿元，占我国全部金融资产的85%，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为支持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中国银行业积聚了一定的风险。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支持、银行业自身的努力和监管的加强，这些风险正不断得到化解。
世界各国及地区金融监管体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为实现有效监管的目标，世界各国和地区根据本国、本地区金融业的发展需要，以及ZZ经济体制和法律框架的要求，选择了适应本国、本地区特色的金融监管模式。例如， 美国、意大利、我国香港地区等，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行分业监管。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瑞典等国，则采用综合监管模式。
为适应金融业的发展，中国政府一直在摸索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模式。金融监管的定义应当表述为：金融监管当局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对金融业的经营进行监督管理的行为。如果这个定义成立，那么，1984年以前，由于当时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和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因此，中国当时没有监管当局，没有监管对象，也没有监管的法律法规，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对金融业的监管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在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人们对金融监管的概念还很陌生，金融风险意识还比较淡漠，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业行业界限模糊，银行、保险业资金大量流入证券业和房地产行业，导致了股市不正常波动，房地产价格偏高，市场秩序不够规范，经济发展出现泡沫。痛定思痛，由于这些问题，中国政府认识到了加强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为推进我国金融业的稳健发展，决定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因此，中国于1992年将对证券业的监管职能
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成立了中国证监会。
1995年以后，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的颁布，中国人民银行风险监管的意识逐渐加强，尤其是1997年《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颁布，促使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考虑如何对银行业实施更加有效监管的问题，为此，1998年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实施了多次监管体制的变革，在正反两个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决定将保险业的监管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成立了中国保监会，专司对保险业的监管。今年3月，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决定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专门行使对银行业和信托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责，监管对象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等吸收存款类金融机构、邮政储蓄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2003年4月28日， 中国银监会开始正式履行职责。通过设立中国银监会，最终确立了中国对银行暨信托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体制。
通过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专门行使对银行、信托业的监管职能， 对加强银行业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对提高银行业监管的有效性， 增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保障银行业安全、高效、稳定运行，增进我国银行机构的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在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银监会组建工作进展顺利。
为了做好银行监管工作，银监会在总结十几年银行监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明确了四个监管理念：一是要管法人，即根据银行机构的监管指标主要体现在法人身上，银行内控制度主要由法人制定，银行风险主要由法人承担的实际， 改变过去总部监管总部、分支机构监管分支机构的理念，将银行机构作为一个完整法人进行监管。二是管风险。这是相对于合规监管而言的。管风险当前主要是降低不良资产、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拨备能力。管风险不放松合规监管， 因为凡违规必然发生风险，凡发生风险必然是违规造成的。但监管的着眼点要放在风险上，从防风险的角度加强合规监管。三是管内控，即严格监管银行机构内控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培养银行防范风险的内在积极性。我们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打个比方说， 这就好比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一样，监管者好比医生，医生再好，如果病人不配合，不按时吃药，打上吊针他又偷偷拔掉，那么，他这个病就永远治不好。四是提高透明度。我们提出保护存款人利益，在具体行为上，就要高度透明，真
实披露信息，让监管部门知情，让存款人知情，让社会公众知情。上述四个监管理念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为实现上述监管理念，银监会基于对过去银行监管经验的总结，在具体工作中将致力于十个方面的统一：一是在监管范围上，要实现本外币、表内外、境内外监管的统一；二是在监管过程上，要实现市场准入、风险防范、市场退出的统一；三是在监管方式上，要实现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的统一；四是在监管内容上，要实现合规监管与风险监管的统一；五是在监管标准上，要实现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统一；六是在监管方法上，要实现定性监管与定量监管的统一；七是在监管资源配置上，要实现重点监管与全面监管的统一；八是在监管手段上，要实现治标监管和治本监管的统一；九是在监管的着眼点上， 要实现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的统一；十是在监管的最终目标上，要实现加强监管与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统一。
按上述监管理念和思路，当前银监会的工作重点有三项：一是防范风险， 其中主要是降低不良资产，包括信贷资产、非信贷资产和表外资产中的风险。目前银监会正在开展的三项检查，覆盖了银行业的全部业务，实际上就是对银行风险的全面清理。二是深化改革，包括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以及其它改革。通过改革，解决治本的问题，建立起银行机构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三是支持创新。创新就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银监会在防范风范的前提下，支持一切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金融创新活动。
当前，中国银行业还在成长过程中。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在不断提高， 中国在履行加入WTO承诺的过程中，面临的国际竞争也将日益激烈。为维护中国银行业体系的安全，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银监会将以新的理念， 新的机制，新的面貌，迎接新的挑战，为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最后，预祝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应对WTO挑战加快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步伐
在“WTO与中国 北京国际论坛（2003）”上的演讲
（2003年11月11日）
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商务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举办的“WTO与中国：北京国际论坛（2003）”成 功召开，大家围绕中国加入WTO这一主题，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和论述。根据论坛的议程安排，我就“应对WTO挑战，加快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步伐”作一发言。希望我的发言有助于大家加深对中国加入WTO后银行业开放形势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增进对中国加入WTO后银行业改革趋势的了解。
一、加入WTO后中国银行业面临的紧迫形势
加入WTO近两年来，中国政府及银行业监管机构严格依据WTO基本原则和入世承诺时间表，履行了银行业的市场开放义务。与此同时，入世对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压力和激励效应也逐步显现出来。
目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4家资产管理公司、112家城市商业银行、182家外资银行营业机构、209家外资银行代表处、731家城市信用社、35544家农村信用社、3 家农村商业银行、52家信托投资公司、74家财务公司、12家金融租赁公司和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约26.5万亿元，占全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85%，间接融 资仍占主导地位。在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四家银行”）长期以来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四家银行资产约占全部银行业资产的60%，在国有重点企业贷款中，四家银 行份额约占80%；在国有重点建设贷款中，四家银行份额约占70%。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特别是四家银行不断采取措施加强管理，推进各项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目前大多数银行业金融机构均建立了资产负债比例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审慎会计制度，普遍建立了相对独立的统一管理、下查一级的内部稽核体系。二是促使不良贷款数量和比例持续下降。从1999年到2002年底，四家银
行按四级分类口径测算的不良贷款比例平均下降了13个百分点（因2001年以前未实行五级分类），年均下降4个百分点，这其中既有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贷款的因素，也有商业银行自身努力的结果。特别是自2000年4季度以来， 连续实现了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比例“双下降”。今年前三季度又继续保持这一态势，到今年9月末四家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比例为21.4%，比年初下降4.8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19880亿元，比年初减少888.8亿元。三是机构人员不断精简。特别是四家银行仅1998～2002年就精简机构约4.5万个（其中县支行约1800个），净减少人员约25万人。
近年来，尽管中资银行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外资银行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差距。我国现行银行业脱胎于传统体制下政府主导型的银行体制，许多银行业金融机构都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特别是四家银行，长期以来扮演着第二财政的角色，政银不分，基本执行国家事业单位的内部管理制度，形成所有者缺位和职业银行家缺位。近年来，这种状况虽发生很大变化，但与真正市场化的货币金融企业相比仍相差甚远，主要表现在符合现代银行制度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机制也未建立起来。股份制商业银行虽初步建立了现代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但却存在着公司治理架构不健全、决策执行体系构造不合理、监督机制有效性不足等问题，有的还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所有这些，都大大限制了股份制银行体制优势的发挥。与上述两类机构相比，其他大多数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则处于更低的水平。与中资银行相比，外资银行大多是依照国际通行惯例运作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具有市场化的决策、监督和执行运作机制， 内部管理规范有序，能够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缺陷， 使中资银行经营管理效率不高，难以适应加入WTO后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需要。
二是资产质量方面的差距。尽管我们在改善中资银行贷款质量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但各行不良贷款仍处于较高水平。截至今年9月末， 已实行五级分类的银行业主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为18.7%，其中四家银行21.4%，政策性银行18.1%，股份制商业银行8.4%；仍实行四级分类的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农村商业银行5.6%，城市信用社23.8%，农村信用社30.3%， 信托投资公司42.4%。相比之下，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则要小得多，如花旗银行
和汇丰银行分别只有2.7%和3%。较高的不良贷款给中资银行特别是四家银行带来了沉重的包袱，影响了中资银行的市场竞争力。
三是资本金与盈利能力方面的差距。与资产质量低下相对应，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也处于较低水平。就目前情况看，按中国现行标准，不考虑拨备等因素，也只有国有银行中的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中的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发银行、民生银行、恒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基本达到了8%，其余银行业金融机构都未达到8%的要求。中资银行资本金比率偏低，表明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另外， 许多中资银行盈利水平不高，有的甚至亏损。
四是创新能力方面的差距。除上述几方面外，中资银行在金融创新方面也 存在明显差距，业务大多局限于传统的存贷款领域。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中资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随着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外资金融机构将享受同中资金融机构同等的国民待遇，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将日趋明显。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外资银行的优势地位将会不断增强，不可避免地将对中资银行产生冲击，主要表现在：
一是优质客户流失的冲击。鉴于外资银行能够提供优良、高效的金融服务， 高端客户群将发生分化，一些效益好、信用佳的优质客户将会转移至外资银行。优质客户的流失将降低中资银行的盈利能力。
二是优势业务的冲击。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将首先抢占风险小、成本低、 利润高的国际结算、信用卡和信用证等中间业务。据统计，目前外资银行办理的出口结算业务已占到市场份额的40％以上。迫于竞争压力，中资银行的业务将大量退守在存贷款等风险高、收益低的传统业务上。
三是金融创新的冲击。外资银行将凭借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丰富的管理和 操作经验，积极推动金融创新，发展衍生金融产品，并凭此获取丰厚的利润。中资银行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所从事的金融创新业务也大多停留在模仿阶段， 很难在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前沿领域获得竞争主动权。
四是人才流失的冲击。外资银行内部具有灵活的激励机制和丰厚的薪金收 入，这将对中资银行的优秀人才产生很强的吸引力。目前一些发达城市的中资银行已出现了人才流失的现象，一些业务骨干纷纷进入外资银行机构。
我们知道，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之间必须遵循良性互动的准则，改革需要开放，开放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改革，二者只有齐头并进，才能促进银行业以及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根据入世承诺，到2006年我国将全面开放银行业，届时中资银行将与外资银行在公平、对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而在此之前，如果不能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提高中资银行特别是四家银行的综合竞争力，中、外资银行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其后果不仅中资银行将受到巨大冲击，还会延缓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进程，给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绝大多数国际先进银行都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借此产生出持续发展和不断变革的内在动力。大多数国际先进银行都是股份制银行和上市公司， 它们借助国际资本市场，通过扩大资本规模进行业务扩张、市场扩张和机构扩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资银行尤其是四家银行应该遵循国际银行业的通行惯例、借鉴国际先进银行的管理模式，大力进行综合改革，努力提高综合竞争力。
二、加入WTO后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
今年3月份，根据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负责对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成立银监会，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深化银行改革、加强银行监管、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 促进我国银行业更好地应对WTO挑战的一个重大举措。
金融业开放是大势所趋。各国经验表明，在开放与银行安全的关系上，一国银行体系的安全不在于是否开放，而在于是否稳妥、渐进、有序地开放。就我看来，加入WTO后，中国银行业开放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第一，按WTO规则，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一是要对现行的银行监管法规
进行清理。凡与WTO规则有冲突、与我国加入WTO承诺相违背的应予废止，存在缺陷的应予完善。目前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初步统计需要清理的法规达2000 多件。二是要制定新的法律法规。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审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草案）》。此外，我们还先后颁布了《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和《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等制度规章，还有一些法规、规章也在草拟、修改、征求意见过程中。三是要加强银行业的执
法力度，坚决做到依法办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二，消除金融隐患，运用WTO规则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加入WTO必将
对中资银行产生冲击。就我来看，这种冲击的程度可大可小，关键要看我们加强监管和促进发展的力度。当前迫切需要做两方面工作，一是消除金融隐患， 确保金融安全。我们知道，降低四家银行不良资产、促进四家银行经营状况根本好转，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我在后面还将作专门说明。二是充分运用WTO有关规则对中资银行进行保护。为确保发展中国家金融稳定，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规定了大量的“不对称”条款，主要有 “保障条款”、“国际收支条款”、“普遍例外条款”以及有关的金融附件， 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特殊保护。显然，充分运用这些条款为银行改革争取时间， 对确保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逐步开放，分步骤分阶段实现中国银行业与国际的全面接轨。目前， 我国已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了外汇业务，正在逐步扩大其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范围，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已扩大到上海、深圳、天津、广州等9个城市，今年12月将进一步开放济南、成都、重庆和福州4个城市，同时将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服务。2002年以来，我们共批准设立了28家外资银行代表处，批准设立了12家外资银行分行，批准了44家外资银行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批准12家外资银行在华开办网上银行业务；批准5家外资银行分行开办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已于近期颁布实施，《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也将于近日发布，对我国汽车消费信贷市场将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鉴于四家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的独特地位和突出作用，深化四家银行改革、提高四家银行竞争力已成为中资银行应对WTO挑战成败的关键。银监会成立伊始，即开始关注四家银行改革，并将四家银行的综合改革作为工作的重点。
四家银行改革的目标。根据加入WTO所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四家银行综
合改革的目标是：在加入WTO的过渡期内，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将四家银行改造成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同时， 按“一行一策”的原则，对四家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进行彻底的、规范的改造，具备条件的银行可以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
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有条件的可以上市。在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安排上，根据各行的条件，有的可能早一些，有的可能晚一些。
四家银行改革的治标措施。中国银行业特别是四家银行改革只有标本兼
治，才能全面提高其综合竞争力。治标就是要解决四家银行的历史包袱，消化较高的不良贷款。
四家银行历史包袱是多年积聚起来的，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总的来看，四家银行历史包袱的形成，除自身体制落后、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薄弱等原因外，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过低，企业严重缺乏自有资金，生产经营过度依赖银行贷款；为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体制转轨和国有企业重组，四家银行发放了大量特定贷款；社会信用环境较差，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严重；未能实行审慎会计制度造成大量虚盈实亏；等等。由此可见，四家银行历史上聚集起来的各种损失，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的经营损失， 它是我国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必须付出的成本。
四家银行历史包袱的处置要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积极性。首先要从加强内部管理入手，提高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立足自身多消化历史包袱。四家银行要加强财务管理，努力增收节支，树立过紧日子的财务工作指导思想。各行要将利润指标与费用指标挂钩，坚决压缩各项非利息支出，力争在努力提高盈利能力的基础上，加大核销损失力度。其次是国家进行适当扶持，包括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银行注资，提高银行的资本金水平，增强四家银行的损失消化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以及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为四家银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等。
四家银行的治本措施。国家的扶持措施不是简单地帮助银行降低不良资
产，而是要借此换得银行一个良好的治理机制。四家银行在消化历史包袱的同时，要借鉴国际先进银行的经验，结合各行实际情况进行公司治理机制的改革， 使四家银行的经营管理机制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从根本上提高综合竞争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未来四家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主要方向是：
一是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按照“三会分设、三权 分开、有效制约、协调发展”的原则，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的组织结构和恰当的制衡机制，确保各方独立运作、有效制衡。
三是制定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四家银行要从自身条 件出发，制定与发展目标相适应的业务增长战略、地域发展战略和持续增长战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加快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五是按照集约化经营原则，优化组织结构体系，整合业务和管理流程，实 现机构扁平化和业务管理垂直化。
六是建立市场化和规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根 据市场化原则深化劳动用工人事制度改革，破除终身制，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岗位目标责任制等。
七是建立审慎的会计、财务制度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四家银行要建立 完善以国际会计准则为标准的会计标准和核算制度，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资产五级分类制度和相应的准备金提取制度，同时还要注重管理会计建设、加强信息披露工作。
八是加强信息科技建设，全面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四家银行要加强信息科 技的开发建设、加强网上银行和电子银行建设，增强业务创新能力，全面提升营销能力和对客户持续的跟踪服务能力。
展望未来的中国银行业，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和困难同在。只要以发展的眼光，通过标本兼治的措施进行综合改革，中国银行业一定能在加入WTO后获得进一步发展。中国银行业的前景将会十分光明，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谢谢大家。
理论工作与实际工作 不可偏废
《金融监管理论与实务》序
（2003年）
湖南银监局、长沙银监办和武汉保监办组织人员联合编著了《金融监管理论与实务》一书，湖南银监局局长蒋民生邀我作序。作序者，一般乃德高望重之辈、泰山北斗之人，我实在没这个资格。然邀者情真意切，却之不恭，不得不从；只是由于时间关系，大作未及仔细拜读，草草浏览了一个大概，只好就金融工作谈点一孔之见。
小平同志曾给我们留下一句名言，谓之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觉得，小平同志这句话从根本上概括了金融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些年我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实践证明，金融确实在现代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核心”作用。简单说来，一是供血作用，货币资金是现代经济运行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货币供应的总量和结构，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运行质量；二是中枢神经作用，银行通过清算和结算等服务功能，将整个经济有机地联结起来，保证着国民经济的正常、有效运行；三是“排毒”作用，金融安全决定着经济安全，金融监管是金融工作的重点，金融通过“监管”这一“肝脏”“肾脏”功能，排除金融运行中的“毒素”，使金融机构身强体健，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的安全。
金融风险是金融机构经营中发生损失的可能性。金融风险不同于一般工商企业的风险，它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一旦爆发，将产生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弄得不好会搅得天下不宁。为此，我们从世界各国的金融风险中吸取教训，不断强化监管工作。今年全国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又决定成立中国银监会，负责对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外资银行、邮政储蓄机构、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监管，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三个监管委员会分别负责银行、证券、保险业监管的格局。
上述格局形成后，还有许多理论问题尚需要探讨。
一是监管工作自身的理论需要完善。以银行监管来说，我们提出了“管风 险、管内控、管法人、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提出了“在监管范围上，实现本外币、表内外、境内外监管的统一；在监管过程上，实现市场准入、风险
防范、市场退出的统一；在监管方式上，实现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的统一； 在监管内容上，实现合规监管与风险监管的统一；在监管标准上，实现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统一；在监管方法上，实现定性监管与定量监管的统一；在监管资源配置上，实现重点监管与全面监管的统一；在监管手段上，实现治标监管和治本监管的统一；在监管的着眼点上，实现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的统一； 在监管的最终目标上，实现加强监管与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统一”的工作思路；提出了建立“内部控制、行业自律、中介参与、当局监管、存款保险” 金融安全五道防线的设想。上述观点都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二是监管同货币政策关系的理论需要完善。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同金融监 管是金融工作中虎之双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不可或缺。货币政策应当包括总量、结构、质量三个范畴。货币政策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依靠监管去保障； 反之，金融安全也依赖货币政策。货币供应总量适度、结构合理，金融安全就有了基础。这是政策依赖。金融风险发展到一定程度，如市场退出等，需要货币支持。这是资金依赖。金融监管以金融运行的统计资料为依据，用以分析判断风险概况和趋势。这叫信息依赖。总之，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相互依赖，但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论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是三类监管机构如何分工合作，也需要理论的总结和完善。目前，我国 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已经完成，但世界上以美国1999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法案》为标志，出现了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趋势。英国也于2000 年6月通过了《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成立了金融服务局，统一负责金融业监管。其他国家诸如瑞典、日本、韩国等也先后在20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实行了混业监管。在中国，从行政角度上讲，仍然要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在实践中，已见业务交叉的端倪。从历史发展规律看，诚如《三国演义》中开宗明义所讲，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认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符合辩证法的。我现在从行政官员的角度，还不能说全面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是大势所趋，但从理论探讨角度讲，也不能不承认这样一种趋势（至于这种趋势演变成事实是三年、五年、十年“，吾不得而知之也”，那是另外命题）。这样，三类监管机构如何适应这种趋势，当前如何分工协作，也需要理论的总结和完善。
闲言少叙。面对这些理论课题，《金融监管理论与实务》一书的编著者们勇敢地向这方面进军。他们适应三大监管机构和三类金融机构需要互相了解、
互相支持、互相合作的客观需求，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经过一番“加工制造”，编著了此书。该书共分五篇（监管综合篇、银行监管篇、证券监管篇、保险监管篇、香港银行监管篇）， 共17章，近80万字，其特点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从理论上说，该书对“监管理念”在原有范畴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监管理念”是监管理论的总结，是监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弄清监管理念无疑对指导监管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该书还不乏其他理论亮点，如“金融监管要逆经济周期操作、实现经济金融双赢，避免俱损”的观点等，都很值得金融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深思。金融监管逆经济周期操作，意即经济高涨时，监管工作要多考虑“强化”；经济低迷时，监管工作要考虑“支持”。这实际上体现着一种战略眼光。我曾引用过“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这句话。“金融监管逆经济周期操作”的观点，实际上是“善弈”的具体体现。在中国，金融监管需要处理好“监管一般”和“监管特殊”的关系。“监管一般”，即防范风险的命题对监管当局的一般要求；“监管特殊”，即从根本上防范风险的更高命题（即促进发展） 对监管当局的特殊要求。“金融监管逆经济周期操作”的观点有助于处理好这一关系。
从实践方面讲，该书介绍了大量的金融实务，包括重要的监管法规政策、制度，也包括实践中总结的监管方法、经验，特别是包括了一些新业务的监管内容。这几年，由于金融创新，银行、证券、保险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交叉， 产生了“银证通”等一些新的业务品种。今后，这种交叉还会进一步扩大。这就要求监管者既要懂得银行业的监管，又要懂得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要互学监管政策，协调监管行动，交流监管经验，共同促进监管工作的开展。该书这方面的内容，对加强监管工作应当是有益的。
以上信笔涂来，是以为序。未及深虑，错谬之处，读者诸君请勿见笑。我还要说的是，我之所以允诺为该书作序，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提倡一种精神。记得毛主席曾经批评过两种倾向，一种是搞实际工作的不懂理论，不能写作； 一种是搞理论工作的不懂实际，不会操作。今天实际生活中仍然存在这样两种倾向。另外，当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地球越来越小，成为“地球村”，因此，我们反对“言不称希腊”；另外一方面，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也反对“言必称希腊”。记得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成立一周年时讲过一段话，大意就是复杂话要用简单话去说，外国话要用中国话去说，要让听者明白，
要管用。数年前启功先生曾送我一句话，叫“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当年红军长征时，你给放牛娃讲费尔巴哈、讲黑格尔，他们就听不懂，毛主席一个《矛盾论》，一个《实践论》，就解决了问题；你讲特洛伊木马，他们就听不懂，你讲三打祝家庄，他就能听懂。所以，我们提倡实际工作者多研究一些理论，提倡理论工作者多深入一些实际；提倡复杂话用简单话去说，外国话用中国话去说。以上是为补谬。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我想用但丁的这句话作为序的结尾
中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建设与监管
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论坛”上的致辞
（2004年1月8日）
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这次由中国建设银行、花旗银行集团、武汉大学主办，《金融时报》社、《银行家》杂志社协办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论坛”。值此，我代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这次论坛以“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为主题，题目鲜明，针对性强， 对于中国商业银行加强内部控制将会起到推动作用。特别是最近在全面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的同时，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强调通过改革使两家银行建立起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并进一步加强外部监管。国家还为两家银行注资450亿美元，要求进行财务重组，确保国家注入资金的保值增值。这是我国金融和经济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按这次改革的部门分工，银监会承担推动国有商业银行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职责。为进一步推动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借此机会，我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建设与监管情况。
我们认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是银行为实现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目前全球银行业及银行监管当局对内部控制日益关注，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若干银行机构产生大量损失的回应。一个强有力的内部控制将有利于银行实现三大目标？？业绩目标、信誉目标、合规性目标，即有效的内部控制将帮助银行达到长期盈利，保证财务报表与管理报告的可靠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并确保银行遵守相关的法律、管理条例、政策、计划以及内部管理制度及程序等，从而降低发生损失或损害银行信誉的风险。
为了促进商业银行达到上述目标，我们重点关注内部控制的五大因素：一是内部控制环境，银行机构要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各层次工作人员了 解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及自身在内部控制过程中的作用，并形成银行内部控制文化；二是风险认定与评估，银行机构必须能够认定影响银行实现其目标的重大 风险，并对之进行持续监控；三是控制措施与职责分工，银行机构应建立适当 的控制结构，明确每一业务层次上的控制措施，实行适当的职责分离；四是信
息与交流，银行机构应确保内部财务数据、经营与合规性数据的可靠性、及时性，并建立能覆盖银行所有重大业务活动的管理信息系统，同时保证信息的充分交流；五是监督与纠正，银行机构应当由独立、受过良好训练并具有合格工 作能力的人员对内部控制制度进行有效而全面的内部审计，内部审计部门应直接向董事会及其审计委员会和高级管理层报告。
与世界上其他银行监管当局一样，中国银行监管部门非常重视银行的内部控制，并不断采取措施加强对中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评估和监督。这些措施主要包括：
一是制定并修改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1997年，为有效防范金 融风险，保证金融业安全稳健运行，监管部门制定了《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要求各金融机构必须建立科学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2002年， 我们又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关银行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的框架和有关原则，重新对1997年办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以进一步指导和促进中国商业银行建立更加有效和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二是促进商业银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2002年，我们相继下发了《股 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要求商业银行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决策、执行、监督和激励约束机制， 以支持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
三是促进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近年来，我们要求并积极推动商业银行 建立和实施统一授权授信、贷款质量五级分类等风险管理制度，以促进银行正确认识、评估和监控自身面临的风险。
四是促进商业银行加强信息披露。2002年，我们下发了《商业银行信息披 露暂行办法》，要求商业银行每年披露年度财务报告，以推动银行建立和完善管理信息系统，提供充分而全面的内部财务与经营信息。
五是加大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评估与监督。我们充分认识到内部控制对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检查与评估已经贯穿到每一次现场检查中，成为现场检查的一部分。特别是在2002年，我们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与执行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
近年来，通过商业银行的自身努力，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已有了较大的改善。一是内控优先意识明显增强，内控环境得到改善，尚未出现大面积违规的现象。二是按照内部控制原则和防范风险的要求，
商业银行调整和完善组织结构，明确职责，新建和修改了大量的业务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均建立了资产负债比例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和审慎的会计制度，风险控制措施逐步完善。三是管理信息系统不断升级，信息容量不断增大，支持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需求。四是银行普遍建立了相对独立的统一管理、下查一级的内部稽核体系，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不断增强，对规章制度合理性和经营活动合规性的反馈、纠正机制正在形成。
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还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是银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近年来，银行公司法人治理 结构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与真正市场化的货币金融企业相比仍相差甚远，主要表现在符合现代银行制度要求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完全确立，与之相适应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股份制商业银行虽初步建立了现代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司治理架构不健全、决策执行体系构造不合理、监督机制有效性不足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银行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
二是银行内控文化尚未得到真正的建立。内部控制是一个需要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各级工作人员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过程。机构内部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参与这一过程。随着银行监管力度的加大和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 银行内部人员的风险意识得到了增强。但内控文化并未从上到下的在银行真正形成，特别是基层机构的部分工作人员还未充分认识到内控和风险管理的内涵。这些都将增大银行发现和防止失误的难度，加大出现违规行为的可能性。
三是控制不足与控制分散并存。控制不足表现为有的控制制度尚未建立或 尚不健全，管理部门之间的衔接不充分；控制分散表现为规章制度数量庞大， 但分散于各类文件中，缺少整合性。
四是部分基层机构内控制度执行情况不容乐观，有章不循、违规操作的现 象依然存在。这突出表现为总行的管理办法和制度已经建立，但在基层机构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
五是银行分支机构内控制度的检查、评价不足。内部控制不仅要求银行机 构建立内部控制政策与程序，还要检查内部控制政策与程序是否得到了遵守。目前一些银行内部审计不足，对内部控制的检查频率和深度不能与银行机构的
风险程度相适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部控制作用的效力。
完善的内部控制是银行审慎经营的前提，也是保证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础。今后，我们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一是建立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对银行管理层的监督。按照已经确立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目标，我们最近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提出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十个方面内容？？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制定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包括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研究核心竞争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制定与发展相适应的客户战略、业务增长战略、地域发展战略和持续增长战略；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和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优化组织结构体系；建立市场化、规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审慎的会计、财务制度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息科技建设；发挥中介机构的专业优势，稳步推进商业银行重组上市进程；加强人员培训和公共关系宣传，确保改革工作顺利进行。这些改革内容同样适用于其它商业银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
二是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培育内部控制文化。要使银行机构的所有 工作人员都了解内部控制的重要性，熟悉岗位工作的职责要求，理解和掌握内控要点，努力发现问题和风险，而不是掩饰问题、遮盖风险，并积极参加内部控制，使银行内部形成良好的内控环境和文化。
三是建立健全风险识别和评估体系。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并运用现代科技 手段，逐步建立覆盖所有业务风险的监控、评价和预警系统，并进行持续的监控和定期评估。同时，高级管理层要及时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情况做出反应， 适时修改有关内部控制制度，以解决新出现的风险或以前未能控制的风险。
四是建立完善的稽核审计体系，完善专业监督检查制度。要进一步在银行机构中推动相对独立的内部稽核体系建设，提高稽核审计独立性，提高稽核审计频率，提高稽核审计质量，注意使用外部审计力量和市场中介；进一步发挥银行机构各业务部门的专业检查作用，制定专业检查制度，加大专业检查力度， 尤其是对一些重要业务、重点岗位的检查，以及时发现银行机构存在的问题和风险，特别是内部控制弱点、财务报表错误和经营安全等。
五是建立和完善信息系统及有效的交流渠道。要不断加大信息系统建设的 投入，使信息系统能够覆盖银行所有的重大业务活动，充分满足银行风险管理
的需求，并建立适当的组织结构、完善的工作制度和充足的交流渠道，保证信息的充分流动，包括信息上报，信息下达及机构内部信息的横向流动。
2004年对于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将是极其重要和关键的一年。《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已经颁布，将于2月1日起开始施行。银监会作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将依法履行职责，倍加关注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建设和发展，加强监督和检查，并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商业银行不断完善内部控制，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
谢谢大家！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践
在华盛顿“国有金融角色”论坛上的演讲
（2004年4月26日）
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共同举办的“国有金融角色”论坛。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已引起世界关注，借此机会，我代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就“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践”这个主题作一发言，希望增进与大家的交流与了解。
一、中国银行业的现状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在整个经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市场活力日渐增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银行业也不断发展壮大，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显著成就。
20多年来，中国银行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截至2003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本外币）达28万亿元人民币，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相比增加了103 倍。目前，银行业金融资产占全部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95%。银行业间接融资作为中国金融业的主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历程， 多元化代表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方向。目前，中国银行业已形成了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存，功能齐全、形式多样、分工协作、互为补充的多层次机构体系。截至2003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4家国有商业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4家资产管理公司、112家城市商业银行、192家外资银行营业机构、209家外资银行代表处、723家城市信用社、34577家农村信用社、3家农村商业银行、1家农村合作银行，另外还包括74 家信托投资公司、74家财务公司、12家金融租赁公司和遍布城乡的邮政储汇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不久前，中国银监会又出台了《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 并据此批准筹建了3家汽车金融机构。多元化的金融机构适应了多元化经济的需【*联系微信dadawk01】
要，满足了全社会各个行业、各个层次的资金配置需要，特别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银行业的多元化也体现在金融机构股权多元化上。改革初期，中国还是单一的国有银行业管理体制，国家是银行业的唯一股东。目前，银行业已发展到国家、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外资（包括港、澳、台）等多元化的股权结构，特别是民营资本股权和外资股权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加入WTO近两年来，中国政府及银行业监管机构严格依据WTO基本原则和入世承诺时间表，履行了银行业的市场开放义务。截至2003年底，中国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城市达到13个，同时还放开外资银行对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将单个外资机构入股比例由原来规定的15%提高到20%，合计外资投资所占比例如低于25%，被入股机构的性质和业务范围不发生改变；降低各类外资银行经营机构营运资金最低限额，简化市场准入程序。所有这些，都降低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外资在中国银行业中的比重。股权的多元化带来了创新的活力和改革的动力，有利于完善中国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建设， 有利于提高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和服务水平。
中国银行业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在整个银行业中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一直是中国银行业的主体，是中国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筹集者和供应者。截至2003年底，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达15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全部银行业资产总额的55%。目前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吸收各类存款占全部银行业存款额的57%，发放各类贷款占全部银行业贷款额的55%，并承担着全社会80% 左右的支付结算量。
作为中国银行业的主体，四家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支持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支持了大量开发性、基础性项目，这些项目投资规模大、资金周转期长、直接经济效益不十分突出，属于私人资本难以进入的领域，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医疗卫生防疫体系建设等准公益性项目；二是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的实施，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及高新科技项目开发等；三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体制机制创新和经济发展，承担了经济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部分社会成本，确保国民经济在改革中协调发展，如为大批国有企业的兼并
破产、机制创新创造了条件；四是促进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努力保障公民享受就业和教育的权利，支持了国家再就业政策和教育、培训等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战略实施，如承担了助学贷款、就业扶持贷款等项目。
在扮演这些重要角色的同时，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断采取措施加强管理， 推进各项改革。一是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目前各行均建立了资产负债比例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审慎会计制度。二是促使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持续下降。自2000年4季度以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连续实现了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比例“双下降”，3年累计不良贷款余额净下降3402亿元，不良贷款比率由2000年底的33%下降到2003年底的20%，3年下降13 个百分点。
二、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发展的同时，还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脱胎于传统体制下政府主导型 的银行体制，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使银行经营管理效率不高，难以适应加入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的要求。
二是资产质量方面。虽然近年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在改善贷款质量方面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各行平均不良贷款比率仍处于较高水平。按照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口径测算，2003年底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约为20%。较高的不良贷款给银行带来了沉重的包袱，大大影响了其市场竞争力。
三是资本金与盈利能力方面。与资产质量低下相对应，四家国有商业银行 资本充足率也处于较低水平。就目前情况看，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均还处于较低水平。资本金比率偏低，表明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另外，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整体盈利水平不高，有的甚至亏损。
四是创新能力方面。除上述几方面外，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方面 也存在明显差距，业务大多局限于传统的存、贷款领域，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目前中国已加入WTO，根据入世承诺，到2006年底中国将全面开放银行业。加入WTO，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将遵循国际上通用的市场经济规则，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来办事。完备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利益机制等市场机制的建立，
都将大大加剧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而在全面开放市场之前，如果不能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力，中、外资银行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其后果不仅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将受到巨大冲击，还会延缓中国银行业市场化发展进程。
三、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与任务
鉴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银行业中的独特地位和突出作用，深化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提高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已成为中国银行业应对WTO挑战成败的关键。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金融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绝大多数国际先进银行都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借此产生出持续发展和不断变革的内在动力。大多数国际先进银行都是股份制银行和上市公司，它们借助国际资本市场，通过扩大资本规模进行业务扩张、市场扩张和机构扩张。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应该遵循国际银行业的通行惯例、借鉴国际先进银行的管理模式，大力进行综合改革，努力提高综合竞争力。
根据加入WTO所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的总目标是：紧紧抓住改革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促进绩效进步这几个中心环节，在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内将大多数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要按“一行一策”的原则，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对公司治理结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进行彻底的、规范的改造，具备条件的银行可以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在股份制改造的安排上，根据各行条件， 有的可能早一些，有的可能晚一些。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要在2007年以前确保达到预期改革目标。
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历史包袱是多年积聚起来的，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总的来看，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历史包袱的形成，除自身体制落后、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薄弱等原因外，其主要原因是：直接融资占比过低，企业严重缺乏自有资金，生产经营过度依赖银行贷款；为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体制转轨和国有企业重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发放了大量特定贷款；社会信用环境较差，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严重；未能实行审慎会计制度造成大量虚盈实亏；等等。由此可见，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历史上聚集起来的各种损失，不同于西方市
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的经营损失，它是中国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转轨过程中付出的成本。
2003年底，中国政府选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下简称“两家试点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并动用450亿美元国际储备向两家试点银行注资， 为股份制改革创造条件。这一改革举措表明了中国政府实施金融改革的坚强决心，获得了国内外舆论的普遍好评。
此次中国政府动用450亿美元国际储备等向两家试点银行注资是财务性重组措施，将产生积极作用。但是，两家试点银行股份制改革真正要取得成功， 仅有注资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在于转变经营机制，加强内部管理，建立良好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借鉴国际先进银行经验，结合国有商业银行特别是两家试点银行实际情况，建立良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十个方面：
一是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制度。根据现代 公司治理结构要求，按照“三会分设、三权分开、有效制约、协调发展”的原则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建立规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以科学、高效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确保各方独立运作、有效制衡。
二是公平、公正地选择境内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 资主体多元化。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境外战略投资者，不仅要增强资本实力，改善资本结构，还应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经验、技术和方法，促进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与国际先进银行接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三是制定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从自身条件出发， 以市场为导向，研究核心竞争优势，制定与发展目标相适应的综合发展战略， 并分年度落实，确保实现。
四是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在内的风险管理体系，有效地识别、计量、监测、控制风险。
五是按照集约化经营原则，实行机构扁平化和业务垂直化管理，整合业务 流程和管理流程，优化组织结构体系，完善资源配置，提高业务运作效率。
六是按照现代金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深化劳动用工人事制度改革， 破除劳动用工和职务终身制，强化岗位目标责任制，建立市场化人力资源管理
体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七是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和上市银行的标准和要求，实行审慎的会计制度和 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八是加强信息科技建设，全面提升综合管理与服务功能。加强信息科技的 开发建设、加强网上银行和电子银行建设，增强业务创新能力，全面提升营销能力和对客户持续的跟踪服务能力。
九是落实金融人才战略，有针对性地加大培训力度和做好关键岗位人才引 进工作，同时注重人力资源的有效使用和合理配置，发挥现有人力资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两家试点银行对于以上十条要逐条落实，中国银监会将通过总体和分年度考核验收、分季监测报告，确保试点银行的改革效果。工、农两行也要按照上述有关要求抓紧完善内部管理体制，分期进行重组整改。
为确保改革圆满成功，中国银监会参照国际大银行先进经验和先进指标， 确立了国内外能普遍认同的改革考核目标，即：两家试点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革， 要在经营绩效、资产质量、审慎经营等主要方面，达到并保持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中等以上的水平。两家试点银行考核目标具体包括三大类七项指标。只有建立科学的目标管理、责任制以及约束机制，面向市场，瞄准先进水平，才能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好。
一是总资产净回报率（ROA）。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近10年总资产净回报率的平均水准为1%左右。两家试点银行总资产净回报率2005年度应达到0.6%； 2007年度应达到国际良好水准。二是股本净回报率（ROE）。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近10年股本净回报率的平均水准在12～14%之间。两家试点银行股本净回报率2005年度应达到11%，2007年度应进一步提高到13%以上，确保注资的效果和获得良好回报。三是成本收入比（cost/incomeratio）。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近10年成本收入比的平均水准在35～45%之间。从2005年度起两家试点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应控制在35～45%之内。
其次，要严格考核两家试点银行的资产质量。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近10 年以五级分类方法测算的不良资产比率平均在2～3%之间。目前两家试点银行仅
对信贷类资产实施了五级分类，拟在今年对非信贷类资产也实行五级分类。这样，可按五级分类对全部资产进行考核。今后两家试点银行应将不良资产比率持续控制在3～5%。
最后，要严格考核两家试点银行的审慎经营水平。根据巴塞尔协议及国际 银行业审慎经营的通行做法，两家试点银行重点要在以下指标达到国际标准：
一是资本充足率。不久前，中国银监会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该办法严格执行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并将新资本协议中有关监督检查（第二支柱）和信息披露（第三支柱）的有关要求包括在内。从2004 年起，两家试点银行要根据该办法进行资本金管理，资本充足率要保持在8%以上。二是大额风险集中度。大额风险集中度的衡量指标主要是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两家试点银行应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对同一借款人授信的集中风险， 从2005年起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 的风险指标。三是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近10年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的平均水准约为100%。到2005年底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要分别达到60%和80%，到2007年底应继续有所增长。
根据中国银监会的要求，此次改革两家试点银行要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和目标管理。两家试点银行要按照改革任务和目标的要求，落实责任，董事长（法人代表）要承担第一责任人的责任。针对每个阶段（季度和年度）改革工作的落实和进展情况，要通过严格的考评验收做出分阶段的工作评价，按季上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按年进行全面、严格的检查验收。同时，还要将改革进展情况以适当的方式予以披露，接受社会监督。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对我们来讲是一次伟大的实践，对其复杂性、艰巨性我们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我们也深知改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是一场输不起的改革。我们将督促两家试点银行通过标本兼治的措施进行综合改革。我们对改革前景充满信心。
谢谢大家。
中国银行业及其监管的改革与发展
（2004年7月3日）
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很高兴参加2004中日经济高级论坛。借此机会，我就“中国银行业及其监管的改革与发展”这个主题作发言，希望增进同大家的交流与了解。
一、中国银行业在改革中稳步发展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在整个经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从20 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的银行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
二十多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大一统”到二元银行体制的改革，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改革，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到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的改革。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中国人民银行是唯一的银行机构。1979年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1984年从人民银行分设出中国工商银行，加上专营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和原行使财政职能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自此形成了人民银行与4家专业银行各司其职的二元银行体制。这是中国国有银行业的第一次改革。
1994年，中国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3家政策性银行，专门承担四家专业银行过去承担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为专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创造了条件。199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从而明确了4家专业银行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这是中国银行业的第二次改革。
1998年国家向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注资2700亿元人民币，补充资本金。
1999？2000年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
13939亿元人民币，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2003年底，国务院决定首先选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向两家银行注资450亿美元，提出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将两家银行改造成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从而开始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伟大实践。随着中建两行改革的顺利进行，其他国有银行的改革也将提上
日程。这是中国银行业的第三次改革。
这次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在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等部门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改革的核心是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为此，中国银监会制定并颁布了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具体包括十条标准和七项考核指标。十条标准即：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建立对高级管理层授权经营的目标和问责制度；精心选择、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股权结构，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准； 制定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体制；实行机构扁平化和业务垂直化管理；建立市场化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实施审慎的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和信息披露；加强信息科技建设，全面提升综合管理与服务功能；实施金融人才战略，加强人才引进和员工培训；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专业优势，稳步推进重组上市进程。七项指标即：总资产净回报率、股本净回报率、成本收入比、不良资产比率、资本充足率、风险集中度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与此同时，银监会还制定了改革的时间表，对改革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和目标管理，并对各项工作进行了严密部署。目前银监会已向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派驻了监管组。
农村信用社是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信用社以为“三农”服务为宗旨，满足农民和中小企业信贷需求，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1984 年，中国开始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探索；1996年，完成了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的脱钩；2003年，国务院决定在8个省、市进行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试点， 改革的总体要求是“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改革的重点是改革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目前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今年下半年将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
按照“抓两头、带中间”的中国银行业改革思路，在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同时，中国银行监管当局也对其他金融机构的改革发展进行适时指导。
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从1986年7月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至今，
中国成立了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998年6月依法关闭了海南发展银行，现有11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即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恒丰银行。截至2004年5月，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4.17万亿元，其中贷款2.56 万亿元；负债总额4.02万亿元，其中存款3.29万亿元。
为支持地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服务市民百姓，从1979年开始， 中国各地陆续成立了数量众多的城市信用社。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城市信用社体制上的问题开始显现，为规范经营行为、防范金融风险，在清理整顿、联合重组的基础上，组建了城市商业银行。截至2004年5月，全国共有城市商业银行112家，资产总额1.49万亿元，其中贷款8205.6亿元；负债1.44万亿元，其中存款1.18万亿元。同时，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机构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在改革中应运而生，成为中国银行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国银行业获得较快发展，对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04年5月末，中国共有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34862家，其中包括4家国有商业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4家资产管理公司、112家城市商业银行、723家城市信用社、33965 家农村信用社、3家农村商业银行、2家农村合作银行、197家外资银行营业机构、217家外资银行代表处、59家信托投资公司、75家财务公司、12家金融租赁公司、
3家汽车金融公司和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已经达到29.2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全部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90%以上。目前，中国银行业已形成了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互相并存，功能齐全、形式多样、分工协作、互为补充的多层次机构体系。中国多元化、多层次的银行体系在促进中国经济市场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中国银行业监管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2003年3月，经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中国政府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设立了银监会。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形成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
银监会成立伊始，就明确提出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和提高透明度” 的监管理念。所谓“管法人”，即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指标集中体现在法人层面、银行内控制度主要由法人制定、各类风险主要由法人承担的实际，
改变过去总部监管总部、分支机构监管分支机构的分割监管方式，实施法人集中监管。所谓“管风险”，即在加强对银行机构合规性监管的基础上，把监管着力点放在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上。所谓“管内控”，即严格监管银行业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提高被监管机构的自控能力。所谓“提高透明度”， 即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真实、规范披露信息，让监管部门知情，让存款人知情， 让社会公众知情，借此强化市场约束，更好地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利益。
为实现上述监管理念，银监会在具体工作中致力于“十个统一”：一是在监管范围上，实现本外币、表内外、境内外、内外资监管的统一；二是在监管过程上，实现市场准入、机构运营、市场退出的统一；三是在监管方式上，实现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的统一；四是在监管内容上，实现合规监管与风险监管的统一；五是在监管标准上，实现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统一；六是在监管方法上，实现定性监管与定量监管的统一；七是在监管资源配置上，实现重点监管与全面监管的统一；八是在监管手段上，实现治标监管和治本监管的统一；九是在监管的着眼点上，实现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的统一；十是在监管的最终目标上，实现加强监管与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统一。
按照上述监管理念和思路，银监会的监管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主要有：
2003年12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并自2004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对完善中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强化监管手段、规范监管行为、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基本法”，是构建完整的银行审慎监管法律框架和体系的核心。
此外，银监会根据我国银行监管实际和国际银行监管最佳实践，在《银监法》和《商业银行法》框架下，系统规划、科学设计审慎银行监管的规章和指引。去年以来，先后出台了《关于调整银行市场准入管理方式和程序的决定》、
《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监测和考核暂行办法》、《客户大额授信统计制度和零售贷款违约情况统计制度》、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等几十项监管部门规章， 涉及银行业监管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另外，还有《商业银行授信尽职工作监管指引》、《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办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正在制定中。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良贷款一直是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主要障碍， 是金融风险的主要表现。经过多年努力，从2000年四季度开始，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和余额实现“双下降”。但当时的贷款实行的是四级分类标准；除贷款资产外，银行还有大量的非信贷资产、表外资产。为此，银监会成立后将全面降低不良资产作为监管工作的主要目标，实行贷款的五级分类，实行信贷资产、非信贷资产和表外业务的全面监管，着力督促银行不良资产的余额和比率的进一步“双下降”。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一是要求银行加大贷款回收力度，通过依法清收、向担保人追索、处置抵债资产等手段，努力回收不良贷款； 二是严格实行审贷分离、贷款三查、授权授信制度，防止新的不良贷款；三是敦促商业银行提高拨备水平，加大损失贷款核销力度；四是建立并完善不良资产考核制度，逐步建立不良资产的实时监控系统，努力提高不良资产的真实性； 五是加强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敦促银行加强内控；六是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打击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
2004年第一季度末（五级分类按季统计），中国15家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万亿元，比年初减少340亿元；不良贷款比率为16%，比年初下降1个多百分点，继续实现了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双下降”。
银监会还根据国家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及时发现和预警经济金融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风险，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准确、积极地理解和把握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坚持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原则，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主动采取应对措施，保证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继续下降，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保持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健运行。
审慎监管是银行监管的最基本要求。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对收益的估计要审慎，对损失的估计要充分。银监会目前审慎监管的重点和基本路线图是“提高贷款五级分类的准确性？？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首
先，督促商业银行根据风险变化情况，及时调整贷款质量形态，提高贷款五级分类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其次，严格执行充足的拨备制度，要求商业银行足额提取各类损失准备，加大损失类贷款的核销力度，做实利润。第三，鼓励商业银行采取上市融资、增资扩股、引进战略投资者、发行次级债等方式，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
银监会一直致力于加强与国内及境外相关部门和机构的合作，实行信息共享和统一行动，共同防范金融风险。在国内，银监会同其他部门建立了多层次的监管合作机制。一是建立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三方联席会议制度。二是建立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合作制度。三是建立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人民银行、财政部的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制度。通过这些监管合作机制的建立，推动银监会与有关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共同防范与化解金融业风险。
在国际上，银监会推进建立与境外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合作沟通机制。截至目前，已与美国、英国、韩国、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当局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正在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波兰、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就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进行磋商。今年以来，还与加拿大、日本的金融监管当局建立了定期会晤机制。
银监会还成立了国际咨询委员会，其成员有：香港证券和期货委员会主席沈联涛先生，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现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爵士，英格兰银行前行长爱德华.乔治爵士，香港金融管理局前任副总裁、英国泽西岛金融服务委员会现任主席简达恒先生，国际清算银行前总经理、现任JP摩根大通集团国际部总裁安浩德先生，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现任高盛公司执行董事杰拉尔德.科里根先生等国际上知名的金融专家。国际咨询委员会在北京已经召开了两次会议，对我国的银行监管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在推动监管合作机制建立的同时，对照《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 银监会组织对中国银行业监管进行了自我评估，着手制定和落实改进中国银行监管有效性的行动方案，不断更新监管理念、监管标准、监管方法和手段，提升我国的银行监管水准，使银行监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充分体现国际化、专业化的要求。
银监会成立一年多来，在探索建立中国有效银行监管的新框架的实践中迈
出了新步伐。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加强银行业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银行业安全稳健运行，任重道远。今后，银监会将继续坚持以新思路、新机制、新举措，不断开创银行监管工作新局面。
三、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不断扩大
1979年，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首先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代表处；1981 年，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首先获准设立第一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此后，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在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步伐大大加快。
截止今年5月，已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61家外资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在我国21个城市设立了199家营业性金融机构，其中，当地注册机构15家，当地注册机构的支行及附属机构9家，外国银行分行161家；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155家外国银行在我国27个城市设立了219家代表处；开放的地域限制已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城市已经扩大到13个，经营人民币的外资银行数量已增加到97 家。开放了汽车融资金融服务，批准筹建了3家外资汽车金融公司。扩大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比例（单个金融机构入股比例由10%放宽到20%以内，多个金融机构入股比例放宽到25%以内）。
可以说，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已由“一枝红杏出墙来”发展到“千树万树梨花开”，呈现出“满园春色关不住”的生机盎然局面。
自1979年日本输出入银行首先在北京设立代表处至今，日资银行在华设立了20家分行、42家代表处。截至2004年5月末，日资银行在华资产总额118.5亿美元，负债总额111.4亿美元，分别占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负债总额的20% 和21%。2003年会计年度，在华日资银行实现利润7400万美元。目前，银监会还收到5家日资银行的7份设立分行、2份设立代表处和2份开办网上银行业务的申请。我们欢迎更多的日资银行来华设立机构、开展业务。
相应地，中国的商业银行也积极申请在日本设立分支机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5家中资银行已在日本开设了6家分行和1家代表处。
中日两国在银行领域有着广阔的交流与合作前景，相信通过共同努力，双方业已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
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第一部关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的部门规章--
《关于侨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1985年，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1994年，国务院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1996年底，中国人民银行还颁布了《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中国加入WTO后，根据承诺，我们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新的《条例》和《实施细则》已于2002年2月1日开始施行。上述法规、规章的颁布，标志着对外资银行机构的监管步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银监会自成立以来，进一步完善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一是强化以风险监管为核心，坚持审慎性、持续性监管，建立了外资法人 机构评价体系（ CAMELs ）和外国银行分行及其母行支持度的评价体系
（ROCA&SOSA），进一步完善了风险监管手段；二是修订《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及制定《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外资银行分类监管办法》 等法规和部门规章，进一步规范监管工作；三是加大现场检查力度和完善非现场监管系统。此外，银监会还在简化准入审批程序、完善审慎监管标准和措施、加强同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女士们、先生们，当前，中国银行业还处于成长过程中，市场化、国际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展望未来，银监会将坚持监管与发展并重、监管与开放并举、监管与创新并行，以新理念、新机制、新举措，积极迎接新挑战。我相信，中国银行业及其监管的改革和发展将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谢谢大家。
书法 哲学与银行监管
（2004年）
书法哲学、银行监管，这三件事似乎怎么也扯不到一起。
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互相联系的。
书法属千艺术范畴。按《辞海》的解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以情感和想像为特征的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人们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反映I哲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这样看来，二者都是社会意识形态，只不过哲学研究的是世界的一般规律，而艺术， 包括书法艺术，是反映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是一般性， 一个是特殊性，哲学的一般性寓于书法这个特殊性之中，书法之中有哲学。
书法中有什么哲学呢？我以为，
第一就是全面地看问题。书法大致说来有四项要素，即笔法、结构、笔意、 章法，其中的章法，就是讲的全局，讲的书法作品的谋篇布局，讲的如何实现书法的整体美。一幅书法作品，笔力再功、字的结构再准，如果谋篇布局不好， 缺乏整体美，那这篇作品就失去价值，就难登大雅之堂；反之，如果谋篇布局得体、整体美观大方，疏可跑马，密不透风，错落有致，浑然一体，即使某个具体着笔或有缺失，也是瑕不掩瑜，不乏上乘之作。借用军事术语，这叫战略。战略永远高千战术。
第二就是变化。哲学讲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而书法的最可贵之处也就在千变化；反过来说，书法的最大禁忌就是没有变化。变化在书法中的要求是：笔划与笔划、字与字、行与行，都尽可能不要重复。变化的本质是承认差异。没有变化的书法过去叫“馆阁体”，现在称”美术字”；不会变化的书法家，称之为＂匠”。美术字其实不用书法家用心去写，只要用机器印，至多临摹一下，描一描就可以了，最省事，但最不中看，顶多博得小学生的喜欢。
书法诸体中，变化最大、书写最难者是草书，尤其是狂草。街头那么多造假的书法作品，什么这个名家、那个名家的，但就是造不出狂草作品来（如果造出来，也很难，也只是形似，根本不可能神似）。为什么？狂草实在太富于千变化了。你看张旭、怀素、毛泽东等人的作品，忽而巨鲸吞海、忽而蚚虫引入泥、忽而电闪雷鸣、忽而微风细雨，参差错落，动静不定，看了让人心旷神
怡，让人从心里感觉舒服。据有好事者测试，欣赏这些大起大落、千变万化的狂草作品，不但陶冶情操、提升品位，而且可以收到调节血压、愉悦心情之功效。这是题外话。
第三就是联系。哲学讲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书法则要求，一幅优美的作品，特别是书坛顶峰的草书必须气脉相连，当然可以数字相连、可以笔断意连，但其中的“气”必须贯通。何为“气”？“气”就是书法中的精神血脉。有时候气用肉眼可以发现，有时候肉眼凡胎会眼空无物。气是蕴藏在书法作品之中由人意会而难以看到的东西，正是“道可道，非常道”。记得一次在江苏泰州出差，路过黄桥，见有一幅广告，用毛泽东的字体，打出“黄桥的烧饼可是很好吃哟”款署“毛泽东”。字确实是毛泽东的字，但就是不中看， 咋看咋别扭，也未听说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评论，更未看到毛泽东这样的书法。仔细一问，陪同人员解释说，毛泽东有一警卫员是黄桥人，这个警卫员回忆说， 毛泽东见到他，问了他的老家，就顺口说了一句“黄桥的烧饼可是很好吃哟”。我不知毛泽东是否顺口说了这样的话，但市场经济的今天，当地为了给黄桥烧饼做广告，就四处找来毛泽东的字，拼凑了这幅广告。虽字是毛泽东的字，但看了就是不舒服，为什么？就是没有联系，没有字与字之间的血脉，看不出书法中的“气”来。
第四是重点。哲学叫“主要矛盾”。书法中的重点是草书，草书中的重点是狂草。草书是书法的顶峰，狂草是草书的顶峰。正因为是顶峰、是重点，所以，一般人不敢企及。而一幅具体书法作品中，通篇中重点是气脉，诸要素中重点是章法，字体中重点是若干起着擎天柱作用的着笔。以毛泽东的《忆秦娥？ 娄山关》为例，应当说，这是当代书坛上最传神、最精彩的作品。当年，娄山关一役之后，身负红军最高统帅之责的毛泽东，能否挽狂澜千既倒、拯救红军、拯救中国共产X、拯救中国革命，当时可以说是思绪万千，因此，诗人挥笔写下的这首词，从遣词造句、音韵节律，到写景发意，色彩情感，都是苍茫悲壮的，以致后来每读到和写到这首词时，就会勾起他那历史的悲壮感。因此，以这样的感情积累，毛泽东20世纪60年代初的那一天再次挥笔乃下了这首词。这首词从书法艺术角度来看，非常客观、毫不夸张地说，她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绝品，是毛泽东传世书法作品中精中之精。全篇一共49个字，苍苍茫茫，无天无地，像残阳萧瑟，如长枪大戟，尤危峰叠起，似巨浪击空，骨全肉莹，光彩射人，寓刚健于娴娜之中，行道劲千苍茫之内。其中重点一是起笔的“西风烈“三
字，书法伊始，一改过去笔重字大的习惯，突然改用轻笔，从瘦硬开始，给人以飕飕西风刺骨之感。二是“马蹄声碎”四字，浓笔写出，使人感到感情的闸门突然大开，尤得得的马蹄碎响。三是“雄关漫道真如铁”的“铁”字，与“如” 字连成一笔，顺势而下，真如屈铁盘丝，意寓着前进道路的曲折，更展示着毛泽东钢铁般的意志。最后“残阳如血“四字，沉着屈郁，奇拔豪迈，令人神迷心醉，读完之后，不忍释手……
书法、哲学同银行监管又怎么联系起来呢？银行监管属千经济管理范畴， 监管银行同驾驭一幅书法作品，摆布其中的笔法、结构、笔意、章法，似有相似之处。
监管要求银行监管者，尤其是高级银行监管人员，必须像写书法那样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从经济发展、金融安全的战略全局上看问题。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书法，按下葫芦起了霖的办法，虽代价不小、成本很高，却终难收监管之效，是万万要不得的。据悉，现在银行监管当局提出法人监管的理念， 提出表内外、本外币、境内外合并监管的要求，提出建立“内部控制、行业自律、中介参与、当局监管、存款保险“五道防线的设想，当是从银行监管战略全局上的一种考虑，一种“章法”上的重新布局。
银行监管又要求监管者把握监管重点。当前，银行监管的重点就是防范风 险。风险是银行经营中发生损失的可能性。银行发生风险，会产生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社会的安定、政权的稳固。金融无国界，发展下去，甚至会闹成世界金融危机。因此，抓住银行风险监管，就如同抓住了书法中的气脉，就可以确保金融的安全稳定。
银行监管还要求联系地看问题。银行监管中，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合规 监管与风险监管、表内监管与表外监管，等等，都是互相紧密联系的概念。非现场监管可以从总体上把桯风险，并发现具体的风险点：现场检查可以解剖麻雀，发现风险的具体原因。合规监管是风险防范的前提，风险监管是合规监管的深入，凡发生风险都是违规造成的，凡违规必然发生风险。表内监管和表外监管也相互关联，表外风险控制不好，就会转到表内，形成表内风险。总之， 银行监管同书法特别是狂草作品一样，其中的要素都是紧密联系的。
银行监管也要求用变化的眼光看问题。过去银行监管的重点是不良贷款。 现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不良贷款下降了，但非信贷资产、表外资产的风险开始凸显，这就要求在继续巩固不良贷款下降成果的同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
合理调配力量，抓好其他资产的监管。这就如同狂草作品中不同字体的浓淡干湿、大小粗细、高低错落中侧藏露的不断变化一样，书家要根据这些变化的需要不断调锋、变笔，惟如此，书家才能创造出优美的作品，监管者才能收到监管之功效。
总之，细细品味，书法、哲学与银行监管是互相联系、可以互为借鉴的。不仅银行监管，其他各行各业不也可以找到这种联系吗？这个联系的结点是哲学。朋友，无论干什么，都要品味一下其中的哲理啊。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金融学会2005学术年会上的演讲
（2005年3月25日）
一、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阶段性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阶段式向前推进的。我曾在不同场合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历史阶段进行过分析。二十多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984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银行体制。1984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中国工商银行，加上专营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和原行使财政职能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及1979年恢复的中国农业银行，这四家银行成为国家专业银行，人民银行则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自此，中国形成了各司其职的二元银行体制。
1994年，国家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1995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至此，四家专业银行从法律上定位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同年11月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随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四家银行资本金；将13939亿元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取消贷款规模，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强化法人管理、绩效考核等。
这一阶段，许多先进理念和方法开始引入，经营绩效和风险内控机制逐步建立，外部行政干预明显弱化。但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在梳理内外部关系、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处置不良资产等层面上进行，尚未触及到体制等深层次问题。
2003年底，X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希望藉此从根本上改革国有商业
银行体制。此次改革总体上分为三个步骤，一是财务重组，即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消化历史包袱，改善财务状况。财务重组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公司治理改革，即根据现代银行制度的要求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进行改造。公司治理改革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三是资本市场上市，即通过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进一步改善股权结构，真正接受市场的监督和检验。资本市场上市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和升华。
回顾二十多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以治标为主， 兼顾治本，并为下一阶段的改革奠定基础；第三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 改革以治本为主，标本兼治。所谓治本，就是借鉴国际股份制银行的通行做法， 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彻底的股份制改造。股份制商业银行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模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种制度模式能超越过它。因此， 股份制改革是中国银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二、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决策的几个基本考虑
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主体，在国家经济资源配置和支付系统运转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涉及方方面面，需要统筹兼顾，精心准备，周密部署。因此，在国有商业银行第三阶段改革决策时，经过了反复论证、充分比较、多方权衡、慎重取舍，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基本考虑：
一是先易后难的考虑。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特别 是国有企业改革相互交错、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加剧了改革的紧迫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在股份制改革论证阶段，开始曾设想横向推进，同时起步，但决策难度非常大。后由横向推进改为纵向推进，一行一策，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行率先试点。这种先易后难的策略极大地加快了改革进程。
二是组合操作的考虑。按最初改革方案，消化四家银行不良资产主要依靠财政资源，要么由财政拿钱直接冲销，要么由财政提供担保。由于“财源问题”， 改革一直难以启动。后来，考虑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启动改革，既可以减轻财政压力，又可综合发挥外汇储备作用，提高外汇储备利用效率。实践证明，这种组合操作的策略能起到一石两鸟的效果。
三是标本兼治的考虑。此次改革一开始就确立了标本兼治的改革思路，在 财务重组的同时，专门下发了《关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确立了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十个方面的内容，并确立了三大类七项
考核指标，按季对两家试点银行实行严格考核，确保公司治理改革取得实效。
四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考虑。任何改革都不能离开本国具体实际。只有根据 中国国情并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改革才能取得成功。这个基本考虑在改革开始，就成为整个改革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
三、关于注资和再次剥离问题
此次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过程中，注资、核销和再次剥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人对财务重组中的注资、核销与剥离的关系不甚了解；有人对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后，为何还要再次补充资本金提出异议；也有人担心再次剥离产生道德风险。对这三个问题，需要进行事实的说明和理论的解释。
首先，注资、核销与剥离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根据改革方案，此次财务重组的基本思路是先将两家试点银行原有的所有者权益、准备金和2003年利润全部转为风险准备，专门用于核销资产损失，即2003年年终决算之前，尽量处置已经明确的损失类贷款、部分可疑类贷款和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确认的非信贷类损失，这叫核销；未核销部分在2004年上半年进一步处理，即将中建两行1498亿元和1289亿元可疑类贷款按市场方式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由于1999年进行过一次这样的处理，当时称为“剥离”，这次尽管引进了一些市场机制，有别于上次的做法，但仍习惯地称为“剥离”；与此同时，通过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分别向中行和建行注资22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各1862亿元），专门用于提高资本充足率，这叫注资。注资的性质是国家以外汇资产补充两家试点银行资本金的股权投资行为，相应增加了国家股权，目的是提高资本充足率。注资、核销和剥离在本次财务重组中是相互关联的三个环节， 各有特定的含义。
其次，1998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后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真实情况。1998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当时从理论上计算四家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应该达到8%，但事实上按当时标准仅达到4.6%，到2003年又下降到4.28%；如按新办法测算，采取审慎的作法，扣除全部贷款损失， 则仅为-2.29%。主要原因有：
一是测算数据与实际执行结果相差较大。当时测算资本金缺口时用的加权风险资产额是以四家银行1997 年6 月末的风险资产数为基础，按四家银行1994．1995．1996各年下半年的资产平均增长率推算的；呆账贷款及资本总额则以1997年6月末的数字代替。但从实际执行来看，1997年末四家银行风险资产
及呆帐贷款均出现了上升，而资本总额则出现了下降。如按实际执行数据测算， 1997年末资本充足率达到8%需补充资本金3365亿元；反之，如按2700亿元补充资本金，1997年末的资本充足率则为6.87%。
二是1998年资本扣减项和加权风险资产大幅上升。1997年底，进一步规范
了对商业银行的非现场监管，要求商业银行从1998年起报送以统一法人为单位的本外币、境内外及附属公司合并的会计报表，为此四家银行1998年末呆账增加323亿元，加权风险资产增加22116亿元，使资本充足率比1997年末又下降2.23 个百分点。
三是由于没有建立起动态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和其他政策原因，一方面资产 规模不断扩大，风险资产持续上升；另一方面扣减项不断增加，加上向资产管理公司拨付资本金等因素，使后来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断下降。采取新的审慎办法后，资本监管更接近于国际通行作法，更为真实，但也出现了更大程度的下降。
最后，为什么需要再次剥离。1999-2000年四家银行已经剥离了13939亿元 不良资产，这次改革为什么还要再次剥离？这是这次改革中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应该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是多年积聚起来的，其成因非常复杂，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总的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 除自身体制落后、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薄弱等原因外，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过低，企业严重缺乏自有资金，生产经营过度依赖银行贷款；为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体制转轨和国有企业重组，国有商业银行发放了大量特定贷款；社会信用环境较差，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严重；未能实行审慎会计制度造成大量虚盈实亏等。由此可见，国有商业银行历史上聚集起来的各种损失，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的经营损失，它是我国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必须付出的成本。
正因如此，国家于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通过组建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剥离了四家银行部分不良贷款，使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2000年当年下降了9.2个百分点。但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剥离的13939亿元资产本身就不完全是四家银行的不良贷款，包括了开发银行1000亿元，表内利息1000多亿元， 为债转股剥离正常贷款1000多亿元，四家银行实际剥离不良贷款约为10000亿元。以后，经贷款质量真实性检查，不良贷款又上升一块（大约4000亿元左右）； 农发行划转业务又增加一块（农发行在剥离前后分三次划转，不良贷款约为1000
多亿元）；四级分类改为五级分类，又调整一块（大约6000亿元左右）。到2003 年底，四家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仍高达20000亿元，平均不良贷款比例高达20%，高于国际前100家大银行平均不良率15个百分点（这种增加总体上不是商业银行自身经营问题，是政策和会计制度调整及加强监管后贷款真实性的反映，亦即此20000亿元非彼20000亿元），成为股份制改革的最大障碍。鉴于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在即，综合权衡，为扫清障碍，只能再次通过剥离这种特殊办法来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剥离与上次剥离在操作方法上做了一些改革，不是上次剥离的简单翻板。上次剥离是将资产以一比一的比价剥离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是将四家银行的不良资产从银行划转到资产管理公司，基本上是一种行政行为。而此次剥离是将不良资产以50%的比价通过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公开竞标进行的，引进了一定的市场机制。
四、关于体制改革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第三阶段的改革是一次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商业银行的体制包括体制基础、基础体制和其他体制三个层面。所谓体制基础，主要指所有权制度；所谓基础体制，主要指所有权制度改革后“三会”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行；所谓其他体制，主要指业务流程、财务会计、信息科技、人力资源、公共关系等方面的管理体制。体制基础、基础体制和其他体制共同构成商业银行体制框架，只有通过对三个方面的综合改革，才能实现银行的效率最优。
根据上述观点，专为此项改革颁布的《改革指引》提出了试点银行十个方面的改革要求。
在体制基础方面，《改革指引》要求两家试点银行按有关法律要求设立股 份有限公司，公平、公正地选择境内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 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目前，两家试点银行股份制公司均已挂牌成立，中国银行 经过批准以独家发起方式成立，建设银行除汇金公司和建银集团外，成功引进宝钢集团、长江电力和国家电网为首批候选发起人。两家试点银行股份公司在发起成立后，还将引入新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
在基础体制方面，《改革指引》要求两家试点银行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制度。目前，两家试点银行已基本完成了公司治 理改革方案、股份公司章程（草案）、“三会”议事规则、董事会附属委员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文件的制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织框
架都已建立，新的组织框架开始试运行。
除此之外，《改革指引》还要求两家试点银行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体制；制定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 按照集约化经营原则，实行机构扁平化，整合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按照现代金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深化劳动用工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审慎的会计制度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息科技建设，全面提升综合管理与服务功能；发挥中介机构的专业优势，加大培训力度等。目前，这些方面的改革均已启动，并取得进展：已开始着手构建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风险管理委员会、稽核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大多已经建立；初步拟订了战略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 正在全面推进机构扁平化和业务垂直化管理，全面改造内部业务流程；均已取消干部行政级别，劳动人事体制改革从总行开始全面推进；正在修改财务管理办法，实施新的会计制度；正在完善信息科技发展规划；中介机构已经进场开展工作；对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培训已经展开。
去年，我针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问题曾经提出“形似”和“神似” 的观点。应当说，两家试点银行在体制改革上已初步实现了“形似”。但是， 从“形似”到“神似”还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最近连续发生在试点银行的案件，更说明了神似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能否实现神似，能否尽可能缩短这个过程，人们将拭目以待。
五、关于改革试点的考核问题
质量互变规律是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规律。任何事物都是通过一定量的变化来实现质的飞跃。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否成功，关键要有量的考核。这次改革参照国际大银行的先进经验，确立了国内外能普遍认同的改革考核指标，即两家试点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革，要在经营绩效、资产质量、审慎经营等主要方面， 达到并保持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中等以上的水平。具体指标共三大类七项。
一是总资产净回报率。总资产净回报率是国际上考察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 综合性指标。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近10年总资产净回报率的平均水准为1%左右。两家试点银行总资产净回报率2005年度应达到0.6%；2007年度应达到国际良好水准。
二是股本净回报率。此次注资国家付出很大成本，为确保注资的效果和获 得良好回报，要对两家试点银行的股本净回报率进行考核。国际排名前100家大
银行近10年股本净回报率的平均水准在12～14%之间。两家试点银行2005年度应达到11%，2007年度应进一步提高到13%以上。
三是成本收入比。有效控制成本，是增强盈利能力的关键。国际排名前100 家大银行近10年成本收入比的平均水准在35～45%之间。从2005年度起，两家试 点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应控制在35～45%之内。
其次，要严格考核两家试点银行的资产质量。资产质量低下一直是国有商 业银行的顽疾。通过此次改革，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不良资产比率是衡量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综合指标，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近10年以五级分类方法测算的不良资产比率平均在2～3%之间。目前两家试点银行仅对信贷类资产实施了五级分类，拟在近期对非信贷类资产也实行五级分类。这样，可按五级分类对全部资产进行考核。今后两家试点银行应将不良资产比率持续控制在3～ 5%。
最后，要严格考核两家试点银行的审慎经营水平。根据巴塞尔协议及国际 银行业审慎经营的通行做法，两家试点银行重点要在以下指标达到国际标准：
一是资本充足率。2004年，监管当局颁布了新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该办法严格执行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并将新资本协议中有关监督检查（第二支柱）和信息披露（第三支柱）的有关要求包括在内。从2004 年起，两家试点银行要根据该办法进行资本金管理，资本充足率要保持在8%以上。
二是大额风险集中度。大额风险集中度反映了商业银行因授信过于集中而 产生的经营风险，衡量指标主要是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两家试点银行应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对同一借款人授信的集中风险，从2005年起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
三是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反映了商业银行对贷款损 失的弥补能力和对贷款风险的防范能力。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近10年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的平均水准约为100%。到2005年底两家试点银行要分别达到60%和80%，到2007年底应继续有所增长。
六、关于上市问题
根据改革方案，两家试点银行在完成股份制改造后，还需选择适当时机上市。上市是一把双刃剑，从正面看，可以改善银行的股权结构、增强资本实力、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但是，应当充分认识到，上市决不仅仅是为了筹资，其
根本目的在于将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真正市场化的主体。国有商业银行通过上市成为公众公司后，其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将会完全暴露在资本市场和社会舆论的严格监督之下，处理得好，将大大推动银行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锻炼和提高银行的市场适应能力，有利于银行的长远发展；处理得不好，则将在严酷的竞争中被市场所淘汰。由此可见，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上市，在资本市场的监督和检验下，对现有运行机制和股权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造，实现绩效的最大化。目前，尽管两家试点银行已初步建立了股份公司所要求的公司治理框架，但要想真正成为规范的上市公司，还有许多功课要做， 当前重点应当是巩固财务重组和公司治理改革的成果，防止不良资产出现反弹， 防止重大案件发生，将上市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做扎实。
七、关于在改革中防范风险问题
防范风险是银行业永恒的主题，也是一切银行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善经营管理，建立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长效机制。公司治理改革和防范风险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只有有效防范风险，才能证明改革的成功，才好下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只有深化改革， 才能从根本上防范风险。
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银行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信用风险是指借款人或交易对手不能按照合约履行义务带来的风险；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是指由于内部程序、人员、系统的不完善或失误，或外部事件导致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目前，信用风险仍然是银行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市场风险是银行新的风险点，操作风险是银行风险的重要根源。在整个改革中，要下大力量注重防范上述风险。
在改革中注重防范风险，还要特别注重遏制案件的发生。目前一些案件的暴露和查处，一方面说明了改革和监管的成果，另一方面也为深化改革和加强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银行案件高发，情况十分复杂，总体说来，首先还是银行自身体制、制度建设、内部管理和监管方面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后工作的着力点；其次，不可否认，也有行业特点的因素，这也是即使发达国家银行业案件也高于其他行业的原因； 再次， 还有历史发展阶段的因素， 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又是矛盾的凸显期，这也是为什么计划经济年代案件相对较低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东方文化的因素，
东方文化有西方文化所不具备的“所长”，也有自己的“所短”，这就是情面大于制度，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法制比较完备的亚洲国家仍然存在银行案件的一个原因。我们要全面认识银行案件产生的自身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整体防范，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重在内因上下功夫，坚决遏制案件的发生，为改革创造条件。
八、关于改革的监管问题
正如有油门就要有刹车，有运动员就要有裁判员一样，银行改革也不可能完全通过自我完善来实现，加强监管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监管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由银行大股东（即财政部门、汇金公司）及银行内部审计委员会、监事会、独立董事等实施的自我监管，主要代表出资人进行监管，通过“三会”制度达到相互制衡， 有效运行。二是银监会负责实施的行政监管，代表广大存款人利益进行监管， 维护和促进银行业的稳定和发展。三是由中介机构、行业自律组织、新闻媒体等实施的社会监管，代表一种社会公信力，促进公平竞争，构建和谐的经济秩序。自我监管属于内部监管，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管属于外部监管。自我监管、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管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监管体系，可从不同侧面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根据上述理念，此次改革，两家试点银行应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和目标管理， 董事长（法人代表）承担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大股东通过对银行重大事项的表决和一定程度的建议和质询权实现自我监管；董事会内设的审计委员会通过制定符合现代公司治理要求的审计和内部稽核制度，保证银行股份制改革目标的实现；监事会通过独立的信息渠道以及同银行内部审计部门的直接沟通，对改革过程中的风险进行监督和防范；独立董事代表银行小股东利益，监督和制约银行大股东，重点对银行重大风险特别是关联交易引起的风险进行监控。
作为外部监管部门，银监会主要通过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等手段，从方案审查、实施监控、过程检查、风险提示等方面负责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监管。根据《改革指引》，银监会将对两家试点银行上报的综合改革方案和各专项改革方案进行严格审核，并按有关程序进行批准；对改革情况进行定期不定期的检查和调研，对改革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跟踪和评估；充分利用派驻监管组掌握银行改革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银行进行风险提示。银监会的主要监管工作体现在对两家试点银行的按季考核中，每季对两家
试点银行的改革进展情况进行全面考核，并形成专项考核报告上报国务院。 根据改革的进展情况，两家试点银行需要适时接受中介机构的审计，有关
审计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或与监管机构沟通；两家试点银行及有关部门还应当加强改革的信息披露工作，以适当的方式向社会披露改革进度情况，就改革中的有关问题与新闻媒体等及时沟通，接受社会监督。
九、关于工、农两行的综合改革问题
在中、建两行实施股份制改革的同时，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也需要从解决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方面入手，深化内部改革，强化基础管理，加快创新发展， 尽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启动改革进程。工、农两行的改革主要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工商银行是我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农业银行是我国机构网点最多的国有商业银行，启动工、农两行改革对于全面推进中国银行业的改革、真正化解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 工、农两行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改革，别无他路，全社会对此要有充分认识， 两行要做好充分准备。
二是充分估计改革的艰巨性。工、农两行无论在资产总量，还是不良资产 规模方面，都比中、建两行大得多，其内部管理、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内外部关系也复杂得多。推进工、农两行改革要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同时也将遇到更大的阻力，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三是充分考虑两行改革的特殊性。目前工行改革方案正在抓紧研究制定中， 工行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工商企业，工行的改革同国有企业改革紧密相连。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政策性破产对工行的改革将产生不确定性，工行要充分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财务重组工作一定要做实，财务重组后的各项指标不能放宽标准。农行主要面向三农，三农问题目前在中国不可能完全靠市场的办法来解决， 这是农行改革的最大特殊性。因此，农行的改革应当在整个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框架内考虑，在这个前提下，结合自身实际，提出可比方案，抓紧进行论证。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作为一名改革的参与者以及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借此机会谈几点看法，仅代表个人的学术观点。
分类监管 中国银行业有效监管的必然选择
在“2005（中国）银行家论坛”上的发言
（2005年7月23日）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宏观调控下的中国银行业：挑战与变革”。我认 为，宏观调控下的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挑战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银行企业的挑战，二是对监管当局的挑战。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平稳与较快是一对矛盾。平稳与较快的矛盾反映到银行业，就是创新发展与防范风险的矛盾。整个银行业好比一部汽车，创新发展好比油门，防范风险好比刹车。没有油门，汽车不能前进；没有刹车，汽车就要失控。中国银监会成立以来，一直在试图寻找银行业创新发展与防范风险的最佳平衡点，一直在寻找监管当局与银行企业的最佳平衡点，一直在寻找油门与刹车的最佳平衡点。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我们认为实现这个平衡的一个很重要措施就是分类监管。分类监管是中国银行业有效监管的必然选择。
----多少年以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经断言：“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多少年以后，仍然不乏好事者想要推翻这一论断，但都无果而终。其实，更早的时候，老子就曾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所谓的“道”，指的是事物的共性；而“万物”，指的则是事物的特殊性。当代伟人毛泽东也曾说过：“各种物质运动中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由此可见，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也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我们既要认识矛盾的普遍性，认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认识事物的特殊性，认识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对银行企业的分类监管，就是按不同银行企业的不同风险程度，对其从市场准入到生存发展再到市场退出全过程采取的不同的监管措施。这种监管措施表明了中国银行业监管当局对银行企业矛盾特殊性认识的深化。过去，由于缺乏对这种矛盾特殊性的认识，常常是病人和健康人同时住院，同时吃药，而且是一个处方一种药品。采取这种方式的结果是增加成本，良莠不分，损害公平，影响效率，一放就乱，一统就死。今后，银行监管当局将通过分类监管，对不同类别的银行分而治之，使正常人正常发展壮大，病人住院治疗，且不同病人吃不同的药，不可救药者实施火化（即市场退出），从而在银行业真正建立起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机制，促进整个银行
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金融业的专业化分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管当局的不断专业化，二是金融机构的不断专业化。改革开放前，我国银行业实行“大一统”体制。改革开放后，监管当局先后进行过四次专业化分工：1983实现了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的第一次分工；1992年实现了银行业与证券业的第二次分工；1998 年实现了银行业与保险业的第三次分工；2003年实现了中央银行与银行业监督的第四次分工。
与此同时，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金融机构种类日趋完备，金融机构分工也不断细化。截至2004年末，仅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就达3.4万家，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 681家城市信用社，32854家农村信用社，8家农村合作银行，7家农村商业银行，
211家外资银行营业性金融机构，220家外资银行代表处，5家资产管理公司，59 家信托投资公司，74家财务公司，12家金融租赁公司、3家汽车金融公司以及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机构。
由于银行企业数量的快速增加和分工的不断细化，使同一类型的银行之间经营状况出现差别，特别是银行间的风险差距越来越明显，客观上就要求我们以风险程度为基础，对银行企业实行分类监管。
----回顾历史，银行业的分类监管最早是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开始的。2000 年，监管部门与穆迪公司合作，制定了《商业银行考核评价暂行办法》，并从2000年度开始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进行综合考评。《暂行办法》主要从资产质量、盈利能力、流动性比例、资本充足等四大类十三项指标进行考核评价。这四大类十三项指标基本涵盖了商业银行经营的全貌，考核满分为100 分。其中，资产质量由逾期贷款率、呆滞贷款率、呆账贷款率、信贷风险资产抵补率等4项指标加权考核；盈利能力由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人均利润率、利息回收率、应付利息充足率、效率比例（即非利息收入/经营性收入）等6项指标加权考核；流动性比例指标由流动性比率考核；资本充足由核心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2项指标加权考核。按照《暂行办法》，考评结果既可以横比， 也可以纵比。从横比看，能反映四家银行当年经营状况和四家银行当年的排名。从纵比看，各行综合得分的增减变化也能反映自身进步状况和进步程度。为使
考核结果具有历史可比性和延续性，监管部门还对1998年和1999年四家银行历史数据进行了模拟考核。
2000年四家银行综合得分198.83分，比1999年提高68.77分，其中，建设银 行综合得分最高。
2000年以前只对境内经营状况进行了评比，因为当时境内实行的是贷款质量四级分类，境外实行的是贷款质量五级分类。2001年，为了完整考核银行法人业绩，监管部门将四家银行的境外五级分类数据与境内四级分类数据做了技术上的对接和归并。通过考核，四家银行2001年综合得分229.3分，比2000年提高30分，其中，中国银行综合得分最高。
2002年，四家银行境内外合并考评结果排序与2001年没有变化，但各行进步度差异较大，其中，中国银行提高11.05分，进步最快，建设银行降低0.66分， 进步度最小。
2003年，在剔除了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注资因素基础上，继续对四家银行进行了综合考评。考评结果，建设银行综合得分最高。
2004年，由于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试点，财务状况明显改善，大部分历史包袱得以消化。如仍按照《暂行办法》考评，四家银行考核结果已没有可比性。因此，银监会按照“分类监管”的原则，将四家银行分为改制银行（中建两行）和未改制银行（工农两行）两类，分别进行考评。工农两行仍按照原《暂行办法》进行考评；中建两行按照《关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所确定的三大类七项指标进行考评。
通过考评，工商银行2004年经营业绩综合考评成绩为70.28分，农业银行经 营业绩综合考评成绩为50.76分，同口径分别比上年提高3.37分和9.48分。
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2004年度三大类七项指标的考评结果为：从经营绩效看，建设银行各项指标和进步度略好于中国银行，其中，总资产净回报率建设银行为0.86%，中国银行为0.55%；股本净回报率建设银行为16.87%，中国银行为9.02%；成本收入比建设银行为39.85%，中国银行为42.99%。从资产质量看， 建设银行贷款质量略高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不良贷款率为3.7%，中国银行为5.08%。从审慎经营看，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和大额风险集中度要好于建设银行，但建设银行资本充足率高于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70.96%，建设银行为69.9%；大额风险集中度中国银行为3.49%，建设银行为9.43%；资本充足率建设银行为11.97%，中国银行为9.7%。
尽管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考评也有不同意见和看法，考评办法也在不断完善和修改，但总体看，考评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四家银行各个时期的经营状况， 是分类监管的开始，是从定性监管向定性与定量结合监管的重大转折，对推动四家银行加强内部管理，改善资产质量，提高竞争意识；对进一步推进中国银行业的分类监管，提高监管效率，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类监管始于2002年《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设计》的起草，后经广泛征求意见，于2004年初正式颁布实施。该《评级体系》参照了国际通行的“骆驼”评级法，参考了新加坡、香港、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业监管评级办法，并结合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具体情况，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对银行资本充足状况、资产安全状况、管理状况、盈利状况和流动性状况等五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根据综合分值将评级对象确定为“良好”、“一般”、“关注”、“欠佳”和“差”五个档次（具体办法可查看银监会网站）。
风险评级是银监会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实行分类监管的重要举措，评级结果是银监会对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及其他监管措施的基本依据，并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市场准入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的重要参考，使得监管当局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监管针对性有了很大增强：一是可根据评级结果“一行一策”合理配置监管资源，对不同级别的行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重点加强对级别低、风险大的银行的监管；二是可根据评级结果确定非现场监管重点，将评级得分低的银行和得分低的某项因素（风险点）作为非现场监管的重点；三是可根据评级结果确定现场检查的频率和范围，对于评级高、风险小的银行将适当减少现场检查频率和缩小检查范围，对评级低、风险大的银行将增加现场检查的频率、广度和深度。此外，评级结果还将作为市场准入的重要参考，对于级别低、风险大的银行，限制其新机构的设立，控制其业务的发展。
通过考评，2004年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类结果为：一级行1家，二级行5家，三级行2家，四级行2家，五级行1家。从这两年的评级实践来看，评级结果基本上反映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现状，为我们制定分类监管政策提供了基础。
----城市商业银行的分类监管始于2000年。城市商业银行分类监管的主要 指标有不良贷款比例、资本充足率、综合收息率、流动性比例和财务状况等， 同时参考了日常监管工作中掌握的经营管理能力、内部控制水平等情况。根据
上述指标，监管部门将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划分为六类：最好的一类行，其主要标准是不良贷款率保持在15%以下，持续盈利，收息率在70%以上，资本充足率超过8%，主要指标均达到监管部门要求；最差的六类行，其主要标准是已经资不抵债或濒临资不抵债，已经爆发过支付危机，或处于支付危机的边缘（具体分类标准亦可从银监会网站查阅）。
2002年，全国城市商业银行的总体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各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都有了很大改善。与此同时，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的差异仍在扩大。为此，监管部门对城市商业银行分类标准又及时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标准更加严格和明确，一类行主要标准是不良贷款率保持在15%以下，持续盈利且未分配利润为正，收息率在80%以上，资本充足率超过8%，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比较完善，主要指标均达到监管部门要求；六类行主要标准是已属于高风险行，不良贷款率在40%以上，连续亏损，接近或已经严重资不抵债。
经过对城市商业银行5年的分类监管，使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的差距一目了然，也改变了过去监管工作中的盲目性，大大地提高了监管效率。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分类监管是从2004年开始的。银监会专门下发了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风险评价和预警指标体系（试行）》，正式对全国3万多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进行风险综合评价。综合评价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进行， 定量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不良贷款比例等十七项，定性指标包括法人治理结构、风险管理能力、内控制度健全性、内控制度有效性、监管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等五个方面。按照该评价体系，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划分为七个等级，即A＋级、A级、A－级、B级、B－级、C级、C－级。
在分类的基础上，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采取了一系列不同的监管措施，特别是加大了对C级机构和C-级机构的监管力度。对C级机构要求其限期升级，在限期内没有升级的，向上一级管理部门提出更换其高级管理人员的建议，或做出取消其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期限任职资格的决定；对C-级机构，通过合并等手段，加快兼并和重组的步伐，对个别严重资不抵债、机构设置在城区或城郊、支农服务任务较少的农村信用社，按照
《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予以撤销。
----信托投资公司是一种特殊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划归中国银监会进行监管。2004年4月在合肥召开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工作会议上，银监会明确提出对信托投资公司实施分类监管。
会议结束后，银监会开始着手研究起草《信托投资公司监管评级体系（试行）》。对信托投资公司实行分类监管，一方面，有利于形成正向激励机制，从而
促使整个信托业向着规范、健康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监管部门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下一步，对信托投资公司以外的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将逐步按照分类监管的原则进行监管。
一是统一标准，规范分类的原则。所谓“统一标准，规范分类”就是分类 标准要尽可能统一、规范、科学、透明。我们上述监管指标的设计，就曾反复进行过论证和测试，力求使整个指标体系的设计尽可能合理，使每项指标的权重尽可能科学。
二是区别对待，差别监管的原则。分类不是目的，目的是使我们的监管更 有针对性，使我们的监管更有的放矢，使有限的监管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在分类的基础上，实行差别监管，提高监管效率，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三是扶优限劣，正向激励的原则。通过分类监管，使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业 绩能够量化，差距可以比较，看得见，摸得着，再通过市场准入等政策扶优限劣，可以在银行企业之间形成正向激励机制。
四是动态跟踪，适时调整的原则。分类监管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也 没有一个标准的版本可以永久适用，需要我们根据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实际，不断跟踪、不断探索、不断调整。分类监管方法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它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过程。当然，也不能朝令夕改，频繁变动， 也要保持相对稳定。
上述四条原则既是过去几年我们分类监管实践的体会和总结，也是我们下一步分类监管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取向。我们将依据这一基本思路，不断完善分类监管政策和方法，继续做好银行业的分类监管工作。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正处在一个体制转型时期，我们所处的金融环境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监管作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更加大了我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回到开篇所言，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我们也深知在金融监管领域，没有现成的金融监管模式和方法可以照搬。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国际上一切先进监管方法和手段，只有取人之长，才能进步；同时，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的实际，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分类监管正是我们基于这种认识而进行的一种积极探
索。借此机会，抛砖引玉，与各位金融界同仁共享。谢谢大家。
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大力推进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
在“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论坛”的演讲
（2005年9月12日）
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很高兴参加2005“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论坛”。据我所知，这样大规模的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问题进行研讨，还是第一次。相信这次论坛会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间业务”是我们中国人的提法，我最早是1999年开始接触这一问题的。应当说，目前对“中间业务”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有的称之为“表外业务”，有的称之为“收费业务”，有的称之为“不构成商业银行表内资产和表内负债，能够形成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业务”。对此，我们今天暂且不去争论， 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统一认识的。我们今天只就中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状况、存在问题，今后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进行讨论。
中间业务是舶来品。说到中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状况，不能不先了解一下国际上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和积极作用。国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大规模兴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其后，随着金融市场、信息技术、金融理论的深入发展，在监管法规变革、市场竞争加剧、科学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社会融资方式开始发生变化， 原先必须依赖银行的客户，可以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帮助下，采用大规模证券化融资方式获取资金。银行不再是经济活动中唯一的融资中介。商业票据、债券的大量出现，挤占了银行的传统信贷市场，对企业和个人客户来说，银行在融资活动中不再是最终贷款人，而是信贷资产向市场标准化证券资产转变的过渡环节，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大量介入商业银行原有的业务领域。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金融监管，促使商业银行调整风险偏好，大力发展低风险业务。金融竞争日益激烈，迫使商业银行不断加快产品、服务和技术创新，增强综合服务能力。商业银行经营环境的变化，导致银行提供的金融资产比例不断下降， 传统银行融资市场日渐狭小，从另一方面也激活了银行扩充业务范围、进入其它业务领域、主动随着金融环境变化调整业务内涵的愿望，促进了中间业务等新兴业务的发展以及利润来源的多样化。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发达国
家银行非利息收入快速增长，对银行总收入的贡献多在30%以上，有的超过了50%，甚至70%以上。如花旗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达70%，英国巴克莱银行更达
73%左右。中间业务的发展，使银行获得了资本消耗低、不承担或较少承担信用风险、有稳定现金流来源的银行收入。当中间业务收入占经营收入的比重提高时，银行可以获得较高的净资产收益率，从而与单纯依靠存贷款业务相比可以享受较高的市值。从国际上一些银行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非利息收入同银行的优秀程度和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越优秀的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越高； 发展水平越高的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越高。中间业务发展水平已成为评价银行的十分重要的标准。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共识，其内在逻辑是：收入结构反映业务结构和风险结构，业务结构和风险结构反映银行的经营理念、发展战略、风险偏好、可持续发展能力、风险控制能力、业务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
在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在法律上的确认是在1995年，这一年，《商业银行法》第三条中规定了商业银行可以经营包括办理国内外结算、发行银行卡、代理发行政府债券和外汇买卖、代收代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保管箱服务等在内的中间业务。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截至2004年，中资银行开办的中间业务已经涉及九大类420多个品种，部分业务品种已经享有较高的市场声誉，如工商银行的现金管理、本币结算清算、资产托管、财务顾问等业务；农业银行的代理保险；中国银行的信用卡、国际保理业务；建设银行的委托贷款、工程造价咨询等业务，中信银行的出国留学金融服务业务，招商银行的“一卡通”、“财富账户”等业务。
大体来讲，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1995至2000年为存款导向阶段，发展中间业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客户关系，稳定和增加存款，相应地，中间业务创新主要集中在代收代付、委托贷款等业务领域。2000 年以后，逐步过渡到收入导向阶段，以防范风险、增加收入为主要目的，与此相适应，代理保险、投资银行、资产托管等高收益中间业务成为创新的重点。在短短的数年间，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已成为各商业银行业务竞争和创新的重要领域。2002年中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3.8%，2003达5.63%，2004年约为8%左右。1995年到2004 年十年间，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境内机构中间业务收入由69亿元增加到389 亿元，年均增长25.6%。以工商银行为例，从2000年到2004年五年间，境内机构中间业务收入分别为31亿元、38亿元、50亿元、79亿元和115亿元，同期，中间
业务收入占经营净收入的比例由4%提高到8.77%，中间业务收入与利差收入的比例由7.48%提高到14%，中间业务收入占非利息收入的比例由12.9%提高到30.5%， 人均中间业务收入由0.7万元提高到3万元，每万元资产中间业务收入由7.7元提高到21元。在中间业务发展过程中，各商业银行还探索出了一套符合国情和各自行情的中间业务管理架构，如工商银行2002年成立了中间业务委员会，由三位行领导担任主任和副主任，由投资银行部牵头组织管理全行中间业务发展， 并设有中间业务处，制定了专门的中间业务考核办法；中国银行最近成立了业务发展委员会，统筹整个集团业务创新与发展，并设有专门的中间业务管理部门等，在中间业务快速发展中有效地防范了各类风险，实现了依法合规经营。
中间业务发展，对于促进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带动存贷款业务的发展，培育核心竞争能力，改善金融服务，提高综合经营效益，降低银行风险， 实现可持续发展，树立商业信誉，展示商业银行良好的社会形象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毋庸讳言，在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有：
（一）认识问题。认识是行动的先导。一定意义上讲，商业银行高管层对发展中间业务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决定了这个行中间业务的发展程度。受体制、眼界、观念、思维方式和实践经验的制约，国内一些银行对国际银行业中间业务快速发展的趋势认识不足，对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和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后商业银行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认识不足，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即将实施， 资本约束给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业务带来的影响认识不足，重资产负债业务，轻中间业务，仍然把中间业务当成拓展传统存贷款业务的辅助手段，对中间业务思考、研究、投入不多，发展中间业务的主动性、紧迫性不强。
（二）中间业务品种少、手段单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品种虽有较大增加，但与外资银行相比，与市场需求相比，品种仍然较少。现有中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主要局限于传统的结算、汇兑、代收代付以及信用卡、信用证、押汇等产品上，这些约占中间业务种类的60%。而在利用商业银行信息、技术和人才等为客户提供高质量和高层次服务方面，则还比较欠缺； 咨询服务类、投资融资类及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类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中间业务发展明显不足，覆盖面窄，未能形成规模效益；特别是现金管理、项目融资、银团贷款组织安排，收购兼并顾问等政策允许、市场需求较大的业务发展
水平较低，结果导致同质化产品多，品牌产品和特色业务匮乏，单个产品创利能力和竞争能力不强。2002年发生的“爱立信倒戈事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面对日益变化的客户需求，如果不能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产品，商业银行将无法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必然导致优质客户的流失。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产品目前存在的问题，既暴露出商业银行创新动力和活力不足，产品管理滞后等弱点，也反映出现行银行监管中的问题，如审批程序复杂，审批周期长、监管部门间协调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等。
（三）运作不规范，缺乏完整系统的科学管理。目前，国内大多数商业银 行没有专门机构对中间业务的开发、运作进行系统管理，缺乏长远规划、协调与配合。在运作中，大部分商业银行仅限于下达中间业务完成计划，而对如何加强中间业务发展的组织，提高发展水平，还没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办法和切实可行的操作程序，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投入不足，常常使基层行在中间业务市场开拓中处于被动局面。此外，中间业务的管理模式还大多是一种分割式模式，中间业务管理工作分别由不同的部门完成。这种分散化的管理，而且各个部门往往是采取不同的经营管理方法，采取不同的考核目标和激励措施，这既不利于信息沟通，又不利于提高管理效率，也不利于形成规模效应，整体推进中间业务的发展。
（四）非理性竞争现象突出，低层次竞争较为普遍。不规范的同业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使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前进的步伐受到阻碍，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中间业务日益成为各商业银行竞争的重要领域，各行为了占市场、上规模，纷纷采取降低收费标准、不收费甚至倒贴的做法，你高我低，你低我免， 你免我倒贴，严重威胁着中间业务市场的发育，其最直接的后果是中间业务量与收入不成比例，银行赚了热闹赔了钱。另外在中间业务创新方面，不少商业银行奉行拿来主义，采取跟随策略，坐等其它银行开发新产品，再抄袭模仿， 跟上推出类似产品，并辅之以低价策略，损害了其它商业银行的利益。
（五）发展不平衡问题。从掌握的情况看，国内各家银行的中间业务发展 水平参差不齐，反差较大。一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发展相对较快， 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二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大银行、中等规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较快，小银行发展相对滞后；三是中资银行与中国境内的外资银行相比差距较大。对这些问题，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大银行与小银行、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间的差距还会不断扩大，这将不利
于我国银行业中间业务整体水平的提高。
（六）对经营效益贡献仍然不足。目前，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经营收入的比重仍然明显偏低，对商业银行整体盈利能力的贡献度仍然有限。2004年， 在四大银行中，中间业务占经营净收入的比重只有中国银行达到14%，其它三家银行均在10%以下。一些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资产规模较小，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可能稍高一点，但总体来说，仍然比较低，与国外商业银行相比差距较大。
（七）中间业务风险认识与计量不够。中间业务在帮助银行提高效率、提 高盈利能力、提高服务水平的同时，也会给银行带来各类风险，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技术风险等等，需要严加防范。特别是目前，银行对许多中间业务还缺乏管理经验，对潜在风险认识不足。从
《商业银行法》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确定的中间业务范围来看， 除担保承诺业务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业务外，大多数业务属于低风险业务，但低风险不等于无风险。从过去几年的监管实践来看，中间业务风险主要表现为政策风险、操作风险、关联风险和信誉风险。如与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合作开办的个别产品、个别理财产品，银监会都曾受理过各方面反映，作过风险提示。
（八）专业人才及科技支撑力度不够。中间业务涉及领域广，知识面宽， 需要大量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无论在专业人才，还是在技术装备和技术手段上，对中间业务发展支撑力度都不够，既缺乏高效的信息管理系统与配套设备，又缺乏熟悉银行业务及计算机、国际金融、投资、证券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部分人员知识老化，业务素质不高，营销技能不全面，议价能力较低，制约了新产品推广和中间业务服务质量的提高。
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明年12月11日后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国内商业银行、监管部门、银行业协会组织应以更开阔的眼界，更积极的态度，下大力气，花真功夫，抓管理，抓创新，全面推动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更快更好地发展。
（一）提高对发展中间业务的认识，调整战略重点。发展中间业务的关键 是什么，我以为对高管层来讲，最重要的是提高对中间业务的认识，将发展中间业务提到保证银行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待。要真正认识到发展中间业务是今后商业银行提高盈利水平、改善客户结构、增强银行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加强对中间业务的领导，真正确立资产业务、负债业务与中间业务“三架马车”并驾齐驱发展的战略，形成以传统业务优势带动中间业务的发
展，以中间业务的发展壮大支持和促进传统业务的巩固与发展的新思路，将中间业务认认真真抓起来。
（二）规范银行内部管理，优化中间业务管理部门。各商业银行应根据实 际情况，对现有中间业务管理部门进行整合与再造，建立专门机构对中间业务进行集中管理，统一负责制定中间业务的管理制度、办法和操作规程，负责全行中间业务品种的研究、开发、设计和推广，对中间业务进行日常的管理与协调，保障中间业务稳步健康的发展。
（三）加快产品创新，严密防范银行风险。国内银行要在竞争中求生存， 求发展，就必须加大产品的研发力度。要以市场为导向，突破传统业务的经营范围和模式，充分挖掘市场潜在需求，研究市场消费心理，分析市场发展趋势， 积极研发新的中间业务产品。要以防范风险为前提，坚持区别对待、强化内控、充分披露的原则，将中间业务纳入银行整体风险管理体系。对信用风险，应建立科学有效的评级体系，并按照“提高分类准确性？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的监管要求，提高抗风险能力；对于市场风险，应按照衍生产品交易管理办法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的要求，建立和完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相关风险的管理体系；对于操作风险，银行应在积极培养合规文化的同时， 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有关规章制度，完善业务流程和信息系统，加大防范操作风险的工作力度。银行在发展中间业务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自己对各类风险的承受能力、控制能力和资本实力，真正做到通过发展中间业务实现收益的最大化，避免心中无数，盲目跟风，违背发展初衷。
（四）加强监管，鼓励和支持银行开展中间业务。中间业务的快速发展， 已给监管带来了新的课题和挑战。银行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管的主动性，把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开展与加强监管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统筹研究，减少无序竞争，引导各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良性发展，达到有效化解各种风险的目的。
中国银监会成立之初，即将促进金融稳定和金融创新作为良好监管标准之一。为此，相继制定和颁布了《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外部营销业务指导意见》、
《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等一系列部门规章，还与相关部门共同制定颁布了《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等，及时为商业银行业务创新提供政策和法律支持。目前，为了更好地促进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并有效防范风险，中国银监会已筹备成立了
银行创新业务协作部，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并将进一步健全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完善市场准入和持续监管，保障银行中间业务稳健发展。
（五）加强同业合作，完善行业协作机制。中国银行业协会及各地银行业协会组织，要积极发挥作用，加强对银行开展中间业务的自律与协调。今年银监会颁布了《银行业协会工作指引》，规定了协会今年的工作重点是规范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费，维护银行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在提高商业银行零售客户柜台服务和自助服务水平以及披露银行资金拆借的交易对手风险等方面发挥作用。希望协会工作人员积极履行好协会自律、维权、协调、服务、宣传等职能，按照《银行业协会工作指引》的要求，适应银行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结合银行业协会正在进行的《中国银行业自律公约》、《维权公约》、《中国银行业文明服务公约》以及银行业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着手规范和推进中间业务发展，协助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维护好金融市场经营秩序。
（六）注重人才培养，提高专业人员素质。开展中间业务对专业人员素质 有着较高的要求，因此要加强对中间业务人员的培训，严格上岗标准，提高中间业务服务水平，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使银行最大限度地防范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和声誉风险。在监管人员培训上，中国银监会也将继续采取多种方式，挖掘国内外资源，加大对监管人员进行知识更新和技能培训的力度，不断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以适应金融创新对监管的要求。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正处在一个体制转型时期，我们所处的金融环境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正在发生急剧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银监会将与银行业同仁共同努力，促进银行中间业务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稳健发展，使中间业务真正成为银行业提高综合竞争力和实现良性发展的推动力。
最后祝愿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引进合格战略投资者 促进中外资银行“双赢”
在2005中国论坛上的演讲
（2005年11月2日）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很高兴参加由中国银行、汇丰银行与欧洲货币机构投资者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05中国论坛，并以个人名义就引进战略投资者、促进中外资银行“双赢”问题与大家交流探讨。
二十多年来，中国银行业始终坚持改革与开放并重的方针，以改革扩大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特别是200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一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政策和措施，启动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另一方面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不断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4年至1993年，是专业银行改革阶段，将一元银行体系变为二元银行体系；第二阶段为1994年至2003 年，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阶段，通过设立政策性银行和颁布《商业银行法》， 将专业银行变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第三阶段从2003年底开始，是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阶段，以政府选择中行、建行进行股改试点并注资450亿美元为起点，实施了财务重组、公司治理优化等一系列改革。最新的进展是，建行已于10月27日在香港成功上市；中行完成了股份公司的设立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初选工作，正积极准备上市；工行接受中央汇金公司注资150亿美元，保留财政部原有资本金1240亿元，启动了公司治理及内部管理各项改革，股份有限公司已于10月28日正式挂牌成立。与此同时，其他商业银行的改革也在积极推进。总体看，中国银行业改革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国银行业的开放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第一是1979年至1993年，属于外资银行起步发展期；第二是1994年至1997年，外资银行进入快速发展期，四年内机构增加了90家，资产增长了3.3倍；第三是1998年至2001年，外资银行进入调整期，受亚洲金融危机和我国入世不确定性的影响，银行业开放进程有所减缓；第四是2002年至今，外资银行进入加速发展期，入世近四年来，在华外资银行增加了52家，资产增长了1.08倍，截至今年8月已达815亿美元。外资银行已成为中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看出，改革与开放始终贯穿于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二者相互
依存、相互促进，为我国金融市场注入了活力，提高了机构整体健康度和金融服务能力。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外资银行的差异：外资银行有好的体制、人才和技术，中资银行有庞大的客户群和机构网点；前者是技术密集型的，随着市场深化和竞争加剧，其优势是递增的；后者是劳动密集型的，其优势是递减的。为适应新的金融形势，促进银行业健康持续发展，银监会成立后适时调整思路，致力于促进中外资银行合作与“双赢”。当前，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正经历着“两个转变”：从引进资金转向引进技术、从业务合作转向股权合作。
最早规范入股中资银行的政策是《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 发布于1994年，但该规定明确禁止外国金融机构投资中资银行。在实践中，只有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投资了光大银行与上海银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1年底。之后放开了外资银行入股中资机构的限制，但须个案报批，而且单家机构投资比例不得超过15%，所有机构投资不得超过20%。银监会成立后， 2003年12月发布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以部门规章形式从资产规模、资本充足性、盈利持续性等方面明确了境外投资者的资格条件，同时经国务院批准调整了投资比例，将单家机构入股比例从15％提高至20％，所有机构入股比例从20%提高至25％。
总体看，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良好效果，到目前为止，18家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了16家中资银行，投资总额近126亿美元。具体情况是：对国有银行，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投资建行54.66亿美元，苏格兰皇家银行、瑞士银行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行36.75亿美元；对股份制银行，亚行、花旗和汇丰银行等投资了交通、光大、民生、兴业、浦发、深发以及筹建中的渤海银行等，投资额为29亿美元；对城商行，加拿大丰业银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荷兰国际集团、德国投资与开发公司、国际金融公司等投资了北京银行、上海银行以及西安市、济南市、杭州市和南充市商业银行，投资额为5.6亿美元。从投资方看， 既有国际金融组织也有商业银行，既有大型机构也有中小型机构；从被投资方看，既有国有银行也有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既有沿海和东部地区的机构也有内地和西部地区的机构。外资机构和中资银行均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接下来，我想与各位专门讨论一下战略投资者问题。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公众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可分为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因此投资者包括三类：战略投资者、财务投资者、公众投资者。这三类中，财务投资者以获
得资本回报为目的，在被投资机构上市前或上市后均可进入；公众投资者以获得分红或资本增值为目的，在被投资机构上市后进入。从中外资银行合作、促进中资银行发展的角度看，我们更加关注战略投资者。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 何谓战略投资者？什么样的投资者才是合格的战略投资者？
我个人认为，战略投资者应该是注重长期利益、与所入股银行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投资者。引进战略投资者应坚持五项原则、符合五个标准。
具体而言，五项原则：一是从国家利益看，要保持国家对大型银行的绝对控股；二是从市场行为看，中外双方应按市场原则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三是从中方看，引进战略投资者主要不是为了引进资金，而是为了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手段，促进中资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 因此，引进战略投资者应与自身特点相结合，以提升中资银行自主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为目的；四是从外方看，投资入股中资银行一般应当是大型金融机构， 在银行经营管理方面有丰富经验；五是从监管看，要坚持严格的资格审查，并跟踪和评估实际效果。
我想展开讨论一下上述五个标准。关于第一个标准，基本判断是，如果投资金额占比太低，投资者就缺乏足够的激励参与银行的战略规划和经营管理， 就会出现经济学中常说的“搭便车”（freerider）现象，不能实现中外资银行 的“双赢”，违背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初衷。因此，从理论上讲，对外资金融机构入股比例应该有一个最低要求，规定一个可行范围（feasibleset）。那么 多少为宜呢？这是一个实践问题，没有理论推导出的最优解，亦无统一的国际标准。如果把银行股东分为主要股东和一般股东，那么战略投资者应该是主要股东；进一步而言，持有多少股份属于主要股东呢？我国现行金融法律有一些启示。根据《商业银行法》第15条规定，正式申请设立商业银行时，申请人应提交八种文件，其中包括持有注册资本5%以上的股东的资信证明和有关资料； 该法第24条规定，银行如变更持有资本或股份总额5%以上的股东，应当经银行业监管机构批准；根据《银监法》第17条规定，银行变更持有资本或股份总额达到规定比例以上的股东，银行业监管机构应审查其资金来源、财务状况、资本补充能力和诚信状况，这里的规定比例也是5%。由此看出，我国金融法律把持有银行股份达到5%的股东与其他股东区分开来进行了专门规定。基于上述分
析，我认为可以把5%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的最低要求。
关于第二个标准即股权持有期，我的看法是，战略投资者应当与入股银行长期合作，所持股份需要一个锁定期，以免其在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任何时间出售股份而成为战略投机者。我想大家对这一原则是有共识的，需要讨论的是具体时间。从投资对象看，银行不同于工商企业，要求更稳定的股东关系和资本结构；从投资时机看，战略投资者可作为发起人参与组建股份公司，也可在银行改制为股份公司后进入，但必须在银行上市之前进入；从投资功能看，境外投资者有利于提升中资银行在资本市场上的整体形象，对银行上市及股价走势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大于发起人。基于这三点，我认为在股份持有期问题上可以把战略投资者看作“准发起人”，执行对发起人的要求。我国《公司法》第147 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也就是说， 发起人股份的锁定期至少为3年。从其他国家情况看，境外机构入股银行的时间一般为5年。总体看，要求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至少三年是可行的。
关于战略投资者的第三个标准即派驻董事，是从改善银行公司治理的角度而言。中资银行最突出的问题不是资本不足亦不是人才匮乏，而是公司治理不完善。他们的公司治理改革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具备了基本组织架构但缺乏有效的治理和控制机制，我把它概括为“形似”而不是“神似”。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战略投资者的作用，应该向银行派驻从业经验丰富、专业知识全面的董事， 参与银行重大事项决策。这样，中资银行才能够在引进资金的同时引进理念和技术，完善公司治理和决策机制，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第四个标准是一家战略投资者入股同质银行不能超过两家。这可以在两个层次上分析。在宏观层次上，如果对境外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机构数量不设上限，那么不排除我国银行体系将来被外资控制的情形，从而影响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和民族金融业的发展。在微观层次上，倘若战略投资者入股同质银行超过两家，很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conflictofinterest)、形式主义甚至市场垄断问题。为什么呢？从投资方看，国际性银行大都在我国设立了分支机构，主营批发业务，兼营部分零售业务，客户定位于母国企业、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及外向型中资企业；从被投资方看，中资银行商业模式(businessmodel)雷同， 零售、批发和国际业务同时推进，客户群基本类似。当一家战略投资者投资两家以上同质中资银行时，很可能使得被入股的中资银行有同样的业务结构或客户群体，从而出现利益冲突、关联交易或者在同一市场上竞争时战略投资者像
“撒胡椒粉”一样难以兼顾，这样，引进战略投资者就会流于形式；甚至可能会出现市场垄断，损害公平和效率，从而与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初衷背道而驰。基于这些分析，一家战略投资者入股的同质银行不宜超过两家。
最后一个标准是技术和网络支持。中资银行通过战略投资者在引进资金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引进先进技术，包括产品开发、市场营销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 境外战略投资者在选择中资银行时，应优先考虑技术上可移植的、互补的机构。惟有如此，双方的合作才能不停留于表面而更加深入，才能不成为一种象征而产生合力。同时，双方在客户等网络方面应相互支持，中资银行通过其国内分支机构为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外资机构利用其境外机构应帮助中资银行走向国际市场。
总体而言，我认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应当坚持上述五项原则，符合上述五个标准，惟有如此，才是合格的战略投资者，才能达到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预期目的，才能提高中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才能实现中外资银行“双赢”。
在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
（2005年12月25日）
同志们：
非常高兴出席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这是中国农村合作金融改革与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刘明康主席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并委托我向大家表示慰问。下面，我向大家简单通报一下农村信用社改革进展情况，并就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成立和发展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全面把握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形势
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形势总体上是好的。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 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逐步得到落实和体现，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的外部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各项业务有了较快发展。11月末，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32108亿元，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10.8%，比年初增加4267亿元，增长15.5%，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增加额的10.1%；各项贷款余额22362亿元，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10.9%，比年初增加3625亿元，增长19.4%，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加额的15.6%。全行业实现了整体账面盈利，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实现了“双下降”。通过这次改革，农村信用社行业管理职责比较顺利地移交给省级政府。25个省（区、市）省级联社，北京、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等机构相继成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联社即将挂牌，海南省改革也正在进行中。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截止11月末，已组建银行类机构59家（其中农村商业银行11家，农村合作银行48家），另有10家银行类机构批准筹建；组建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机构334家，另有384家批准筹建。增资扩股增速较快。9月末，农村信用社股本金余额为1694亿元，比年初增加446亿元，增幅为35.8%。按照农村信用社口径计算的资本充足率有所提高。9月末，农村信用社资本充足率为8.4%，较上年末增加8.5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两年多来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主要包括新的管理体制框架基本确立，产权制度改革整体推进，历史包袱初步化解， 各项业务快速发展，支农力度进一步加大。这是国务院及时正确决策、坚强有力领导的结果，是人民银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大力支持、省级X委和
政府精心组织的结果，是全国农村信用社系统干部职工团结奋斗、扎实工作的结果。在此，我代表银监会向在座各位，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战线的干部职工表示衷心感谢和亲切慰问！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上述成效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家政策扶持取得的，农村信用社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风险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今后改革发展的困难仍然不少，主要表现在， 农村信用社新的管理框架虽已形成，但机制建设刚刚起步，大部分治理结构有其形而无其神；农村信用社信用风险十分突出，剔除票据置换因素，不良贷款“双降”的实际成效还不明显，四级分类的不良贷款总量仍然很大，而且还有许多潜在不良资产没有反映出来；账面利润主要是靠贷款利率的提高和大量新投放贷款的利息收入形成的，拨备严重不足，经营能力没有明显增强；农村信用社股金虽然增加很多，但基础很不稳固；由于资本充足率计算标准不同，农村信用社实际资本充足率仍然很低；加之人才素质参差不齐，内控制度很不健全，案件频频发生等等，潜在风险不容乐观。我们对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和风险监管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有充分的认识，要正确估价当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和风险监管的形势，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监管改革和发展全局，贯彻落实“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切实加强和改进监管，促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和内控机制，彻底转换经营机制，提高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 从根本上化解各类风险，使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真正实现科学稳健的发展。
二、充分认识成立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的意义
行业协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政府职能转变，行业协会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显现。在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上，曾有过建立全国性农村信用社自律组织的探索；1996年国务院33号文中也提出过原则要求；1997年中央19号文又进一步明确，要“加快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信用社等行业自律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同业公会，制定同业公约，规范、协调同业经营行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被停滞下来。目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省级行业管理体制基本形成，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已步入重要的历史机遇期。但也有一些新问题亟待解决，主要是省级联社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合作平台，难以实现全国范围内先进经验的及时交流共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缺乏全国性的自律维权体制
和机制，不利于集中反映行业诉求，难以在国家相关政策、立法过程中争取行业权益，在各类跨区域业务出现风险时也难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合法权益。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农村信用社改革成果，促进农村信用社实现可持续发展，尽快提升为“三农”服务的水平，迫切需要搭建行业自律平台。为此，银监会决定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自律职能统由银行业协会负责，并同意中国银行业协会可以根据自愿原则吸收省级联社作为会员单位，同时专门成立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来开展这项工作。
之所以确立这种模式，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行业管理职能交给省级政府以后，银监会依法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不宜也不能承担行业自律职能，对于不属于监管部门监管职责范围内的、而且又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展中需要协调解决的行业自律性工作，一律交由银行业协会负责，可以使监管部门集中精力抓好农村信用社监管工作。二是中国银行业协会成立以来，在银行业自律、维权、协调、服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积累了一定经验。目前协会有能力承担这项工作。如果再专门成立全国性农村合作金融自律组织，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也难以保证有关工作质量。三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管理体制、组织形式、经营能力、员工素质、服务对象等方面与商业银行都有很多不同，其行业自律工作也必然与商业银行行业自律存在明显差别。专门成立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有利于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特点，提供差别化服务，增强行业自律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四是各省级联社加入中国银行业协会成为会员单位后，可以参加协会组织的有关会议和活动，既能够加强省级联社间的沟通交流，又能够加强与商业银行等协会会员单位的联系，有利于借鉴他们的经营管理经验，进一步开拓思路，转变观念，提升自身管理能力和水平。
三、积极发挥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的职能作用
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中国银行业协会要切实担负起指导和日常管理工作职责，立即着手组建委员会办公室，配齐配强工作人员，加强制度建设，拟定工作规划，尽快全面、高效履行各项职能。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要以促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实现共同利益为宗旨，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的经济金融方针政策，开拓创新，扎实工作，认真履行自律、维权、协调、服务职能，维护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秩序，提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素质，提高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服务的水平，促进中国农村
合作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要突出重点。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 自律组织应加强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各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意见，主动与各级监管部门沟通情况，在重点解决维权、自律等问题的同时，不断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创新理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和手段，使自律工作不断适应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当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基础性工作：一是加强行业自律。组织会员单位签订自律公约，督促会员单位依法合规经营，努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切实维护行业权益。组织会员单位签订维权公约，依靠行业整体力量，依法制止、打击各种侵害会员单位权益的行为，促进会员单位加强债权维护和加强风险管理。三是主动协调。建立会员之间、会员与社会公众之间以及会员与政府之间的协调工作机制，努力营造有利于农村合作金融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和谐环境。四是提高服务水平。要发挥行业代言人的作用，积极争取有利于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发展的政策环境；制订从业人员道德和行为准则，组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培训和资格考试，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组织开展业务、技术、信息、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组织开展业务竞技活动，培养健康向上的行业文化。五是当好监管部门的助手。外部监管、内部控制、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是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管控的四道防线。行业自律是维护银行业市场秩序，防范银行业风险的重要环节，是外部监管的重要补充。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一定要站在防控风险、促进发展的高度，与监管部门和各会员单位一道，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农村合作金融经营发展的良好环境。
四、大力支持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今天，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就将正式宣告成立。农委会成立后，我希望各会员单位要齐心协力，共谋自律大计，把协会工作做实、做好。当然，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刚刚成立，要真正成为合作金融政策的建议者、信息的传播者、市场的协调者、纠纷的仲裁者、会员的服务者和专项工作的组织者，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全体会员单位的理解和大力支持。各会员单位要自觉遵守《中国银行业协会章程》和《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规则》的规定，积极参与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要树立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在自律管理、行业维权与协调方面的权威； 要及时与协会沟通，交流信息，反映问题，配合协会解决实际问题，共同促进行业发展壮大。
银监会将加强对协会工作的指导、监督，支持协会的各项工作。鉴于银行业协会履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律组织的职能，银监会将及时修订《中国银行业协会工作指引》，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行业自律组织纳入银行业发展规划， 研究解决协会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向协会传达有关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情况和监管工作重点，听取协会的工作情况汇报，指导和监督协会有效地履行职责；创造良好的环境，大力支持协会开展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行业自律工作。
同志们，组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行业性组织是农村信用社系统的一件大事。这次会议只是宣布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审议通过
《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规则》，选举产生有关负责人；今后，可能还有一些未尽事宜需要进一步认真研究。大家还可以适当方式就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委员会如何开展工作献计献策。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行业自律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也标志着具有50多年发展历史的中国农村合作金融事业将逐步走向科学发展、规范运行的轨道。希望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履行自律、维权、协调、服务职能，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贡献。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在中国银行业协会第五次会员大会上的讲话
（2006年2月3日）
各位代表、同志们：
中国银行业协会第五次会员大会今天召开。大会审议通过了协会年度工作报告、“十一五”时期发展规划、“三个公约”实施细则等议案，接收了新会员，增补了理事单位和副会长单位。这次大会，是一个高效求实的大会，对协会工作的深入开展，将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我代表中国银监会，向大会的召开以及会议取得的各项成果表示祝贺！
春节前，刘明康主席到协会调研，对协会工作寄予厚望，指出中国银行业协会应将自己定位为引领中国银行业健康发展的行业组织。今天，受明康同志委托，我就协会发展和下一步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充分发挥协会在引领中国银行业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银行业协会成立以来，特别是在2005年度协会新任领导班子到位后， 经过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协会工作初见成效，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一是制定并组织会员单位签署了自律、维权和文明服务三个公约。二是完成了中国银行业从业资格认证制度研究及前期准备工作。三是积极开展教育培训工作，努力提高银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四是组建了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律组织纳入协会工作范围。五是建立了全国银行业协会工作沟通机制，形成全国联动的合力与活力。六是积极扩大对外交流，提高了协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协会组织架构不断充实完善，工作流程日趋规范，工作人员逐渐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迈进，奠定了较好的工作基础。
当前，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发展与对外开放都处于关键时期。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中国银行业需要增强团结协作，共同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积极探索合作与竞争的新模式，实现合作共赢。应该看到，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在规范银行业市场交易行为、维护银行业市场秩序、维护银行业合法权益、提高银行业自主创新能力等许多关系到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的、带有共性的问题上，中国银行业协会将担负越来越重要的任务，在引领中国银行业健康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越来越重要。
中国银行业协会要围绕引领中国银行业健康发展这一主题，以促进会员单位实现共同利益为宗旨，采取有力措施，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认真
履行自律、维权、协调、服务职能，不断提高为会员单位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在引领中国银行业健康发展中不断发挥历史赋予的重要作用。
二、积极支持银行业协会依法自主履行职责
中国银行业协会是会员单位之间、会员单位与政府之间、与社会、市场之间交流、对话与合作的有效平台，是促进中国银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银行业协会是大家自己的协会，协会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只有会员单位共同的利益，把协会工作做实、做好，就是大家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为了增进大家共同的利益。目前协会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还应看到，中国银行业协会组建时间短，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还都有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还存在不少困难，需要各会员单位热情帮助和积极支持，认真加以解决。各会员单位一是要积极提供必要的支持，促进协会加强自身建设；二是自觉遵守《中国银行业协会章程》规定，积极参与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三是要树立中国银行业协会在自律管理、行业维权与协调方面的权威，保障协会履行职能的需要；四是及时与协会沟通，交流信息，反映问题，配合协会解决问题，共同促进行业发展壮大。
行业自律是“四位一体”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外部监管的有益补充。充分发挥协会的作用，对于构筑健康的中国银行业体系意义重大。银监会以及各级派出机构要提高认识，重视银行业协会的自身建设和发展壮大，进一步加强业务指导与监督，主动支持和帮助银行业协会依法自主履行职责。一是按照银行业协会履行职能和发展壮大的需要，及时修订《银行业协会工作指引》； 二是要将银行业协会的发展纳入银行业发展规划，研究解决协会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三是及时向协会传达有关银行业改革与发展情况和监管工作重点， 听取协会的工作汇报，指导和监督协会有效地履行职责；四是要创造良好的环境，帮助银行业协会做好协调工作，大力支持协会依法自主开展工作。
三、对银行业协会工作的几点要求
一是做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工作。要从中国银行业人才队伍中长期 建设需要出发，切实承担起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工作。要积极与社会教育力量合作，制定相关标准，设计合理的培训及考试制度，年内坚决把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工作做起来。要采用多种方式，在银行业从业人员队伍中广泛开展资格认证培训，推行从业资格认证制度，形成全面的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市场准入认证体系。
二是重视银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与操守培养。银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 道德与操守，是中国银行业发展中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也是协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协会应结合我国社会实际，开展银行业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与操守的培养工作。要制定《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操守》，开展银行业从业人员合规教育，提高合规经营意识。认真落实银监会《在银行业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方案》，联手打击商业贿赂行为，净化银行业市场环境。
三是建立信息网络，为会员单位提供优质全面的信息服务。协会要积极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实现行业内信息共享，防止行业内信息不对称现象阻碍中国银行业的正常健康发展。尤其是对逃废银行债务企业、不良中介机构等信息， 要及时地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采集整理和统一披露，避免其继续危害中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
四是要做好三个公约的贯彻落实工作。三个公约是协会履行自律、维权、协调、服务职能的基本依据、重要措施和工作基础，也是引导和协调会员单位维护银行业市场秩序，保障会员单位利益、完善金融服务的有效途径和制度保障。今天，协会新会员签署了三个公约，大会又通过了三个公约的实施细则。协会要督促会员单位做好三个公约及实施细则的贯彻落实工作，采取可行措施， 维护三个公约的严肃性。
五是统筹做好其他工作。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 协会在促进行业自律，维护行业权益等方面将拥有越来越广阔的舞台。那些银行机构确实需要，银监会不该管、不宜管的工作，都需要协会承担。协会工作要紧紧围绕引领中国银行业健康发展这一主题，分阶段统筹安排具体工作重点， 认真履行自律、维权、协调、服务职能，切实开展好各项工作。
同志们，做好银行业协会工作，意义重大，任重道远。我们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将中国银行业协会建设成为具有行业威信的优秀行业组织，为中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同志们努力吧！
谢谢大家！
关于银行监管和改革问题
第二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演讲提纲
（2006年3月18日）
一、中国银行业的变化与提高银行业监管工作有效性的十项任务
2005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防范风险能力、持续发展能力、经营管理水平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良贷款率从2003年的17.2%下降到8.9%， 首次降到1位数；商业银行中资本达标的数量由2003年8家上升到53家，达标银行的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重由2003年初的0.6%上升到75%。主要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抵补率达到32.6％，较2004年提高了12.4个百分点；贷款损失准备金抵补率超过90%的银行达9家，其中提足准备金的银行有7家，分别比2003 年增加3家和4家；主要商业银行所有者权益为1.1万亿元，较2004年增长24.5%， 首次超过贷款、资产和存款增长率。
为进一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银监会在2005年制定了《提高中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中长期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了十项任务，并围绕这十项任务开展工作：
（一）逐步建立起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与合作有序的监管协调机制。包括 强化垂直管理，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整合监管业务流程，推进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的专业化分工和有效协作，建立和实施严格的监管评价、考核、问责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属地监管和监管备忘录制度等等。
（二）初步形成结构完整、层次清晰的审慎监管法律体系。包括全面清理银监会成立前发布的300多件监管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予以整合。发布了《银监会法律工作规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
《货币经纪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外资银行法人机构公司治理结构指引》、《外资银行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监管指引》、《信托公司内部控制操作指引》、《汽车金融公司风险管理指引》以及《信托投资公司风险管理监管评价手册》等一系列促进银行业稳健发展的审慎监管规定。
（三）构建规范、公正、透明、高效的市场准入管理体系。包括指导银行 业金融机构明确市场定位和发展战略，优化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功能定位和整
体布局；完善科学、审慎、透明、可操作的市场准入标准和程序，维护银行业公平竞争，促进金融创新；督促大型银行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指导外资法人机构优化股东结构，分两批实施了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并逐步建立了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市场准入监管体系，规范了邮政储蓄机构的准入管理； 依照《行政许可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要求，公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修改、完善了现有市场准入标准和程序，对同质同类银行业金融机构采用相同的准入标准，突出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策略、公司治理、资本状况、股东资格和管理能力的审查，明确了审批、核准的界限、范围以及时限要求；制定了商业银行开展衍生产品交易和进行资产证券化试点的市场准入管理程序，发布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 修改了《申请设立财务公司规程指引》，起草了《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
（四）逐步完善系统、科学的非现场监测体系。包括加快非现场监管信息 系统建设，研究制定非现场监管工作流程和确立主监管员工作制，采用贷款五级分类偏离度、贷款迁徙和同质同类银行比较方法以及大额风险、零售违约、案件发生情况等多项监管统计、监测制度，重点推进不良贷款监测体系和客户风险信息统计共享制度的建立；督促各类银行业机构依法及时披露年报和日常经营信息，在城市商业银行和信托业首次推行信息披露制度；并正研究新的风险监管核心指标体系和非现场监管指引，建立统一的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框架和流程。
（五）初步建立持续、有效的现场检查体系。包括改进现场检查的组织方式、工作规程和信息系统，根据非现场监测分析和监管评级结果，区分不同机构和地区特点，逐步向持续性、专业化、精细化转变，并编写《现场检查规程》、
《现场检查手册》，以及开始着手编写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的现场检查手册。此外还成立了跨部门工作小组，研究制定统一的银行业机构现场检查手册。
（六）不断完善持续有效的风险评价、预警体系。包括规范各类银行业机 构的考核评价和风险评级办法，完善对商业银行的骆驼评级体系，制定并实施了《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内部指引》，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健全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及时监测、发现银行业机构的经营风险。
（七）积极探索及时有效的纠正与处置体系建设。包括建立银行业从业资
格黑名单制度、银行业金融机构整改情况的跟踪监督制度及分类监管制度；研究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撤销等市场退出制度；成立中小商业银行风险处置小组，统筹负责中小商业银行风险处置工作；制定《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并与人民银行积极研究制定问题银行的处置工作机制。
（八）跨境银行业监管合作机制建设取得进展。一是扩大了跨境监管合作 范围，丰富了合作内容。先后与美国、英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当局签订了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并起草了跨境机构监管合作指导意见。二是加强了对中资银行境外机构的现场检查，建立了对中资银行境外机构及东道国（或地 区）监管机构的访问制度；制定并实施了与境外监管当局的信息交流机制；定期向境外监管当局通报外资银行市场准入信息；加强了对东道国（或地区）监管当局监管能力的评估。三是积极配合境外银行监管当局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 管工作，先后支持配合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监管当局来我国境内开展对相关外资银行的现场检查。
（九）进一步完善专业化、国际化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包括加强与境内 外有关机构的合作，开展多层次培训，与美联储、香港金管局等境外机构合作举办了市场风险、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等培训；选派监管人员分别到美国货币监理署、英国汇丰银行、美国杜克大学等机构实习或学习；加强了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和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的推荐工作，实行职务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出台了非领导职务设置办法，并建立了专业考试委员会，已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两批专业干部。
（十）促进社会金融环境进一步好转。包括建立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 和有效的市场约束，培育良好的信用环境，如开展信用卡业务、集团客户风险控制及征信系统建设等调研；积极跟踪、配合发展改革委规范和发展担保行业的工作等等。
经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努力和银监会的监管，我国银行业机构整体上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资产质量、资本状况、盈利能力不断改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监管本身不是目的，银监会将一如既往地注重加强风险监管与改进监管服务、维护银行业体系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努力实现监管、发展、创新与稳定的和谐统一，支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快速发展。
二、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几点认识
温家宝总理最近在答记者问时回答了有关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我认为
这个回答是客观的、慎重的、留有余地的，可以概括为六句话：取得一定成绩
（估价）（体现留有余地），需要总结经验（方法），坚持绝对控股（原则）， 重在公司治理，注意防止损失，继续向前推进（说明方向正确）。
国有银行改革是几届政府甚至是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方针（ 此次已是第三轮改革）。
此次改革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具体组织下进行的（组织领导），依法按市场原则操作的（操作方式），经过长期酝酿准备的(过程)：（3年铺垫，98-00，补充资本金2700亿，剥离1.4万亿； 3年论证，01-03；3年实施），也是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效的。
有各种看法是正常的（才不敢懈怠）。
此次议论为第二波，可以概括为“四论”即安全论、贱卖论、无用论、排斥论（第一波是2004年，主要围绕再次剥离、汇金公司地位、外汇注资合法性等）。
安全论：（1）宏观上高额不良贷款是最大的不安全；（2）绝对控股为安全提供了保障；（3）微观上国家机密有保障措施，商业机密也采取了措施(如
分工上、制度上)，当然也要总结完善。
贱卖论：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不能简单地讲贱卖、贵卖；是反复 谈判力争的结果；从技术分析上看（P/B值等）也是合理的。
无用论：
中国人智商一点不差，许多方面更聪明(比如善于处理矛盾)；
在银行技术问题上：衍生产品、代客理财、公司治理等，缺少经验；
在技术上向境外学习是有用的
排斥论（即排斥了民营资本）：
要区分资本准入和机构准入，不能笼而统之。
资本准入上对民营资本从未限制，可参股、可控股，目前已有一大批民营资本参股甚至控股的商业银行，但坚持二条：第一，不能从事关联交易， 套取贷款；第二，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经营管理者要懂银行。
机构准入上取慎重态度，不是针对民间资本，而是由于银行机构数量基本饱和（当然结构上还需要调整）；目前风险仍然较大；整体缺少专门的懂
业务会管理的人才。所以对银行机构的市场准入要慎重。
关于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问题
在北京大学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的演讲提纲
（2006年4月9日）
近些年来，关于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议论较多。作为中国银行业的最高监管当局，中国银监会有必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回应，总的态度是：区分两种准入，欢迎民营资本，防止关联交易，审慎设立机构。
一、民营资本进入中国银行业不存在法律障碍
目前，在中国银监会依法监管的金融机构中，对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法》并没有禁止民营资本参与商业银行的设立。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民营资本历来都是该类机构资本金的重要来源：《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农民、农村工商户、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都可以作为农村商业银行的发起人；
《关于规范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入股的若干意见》提出，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符合向金融机构入股条件的均可申请向其户口所在地或注册地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入股。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货币经纪公司管理办法》等均没有限制民营资本参与金融机构的规定。
二、民营资本已成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金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民营资本已经进入到中国银行业的各个领域。
截止2005年末，据对11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统计，国家股、国有控股企业法人股、外资股及民营股分别占比23.95%、30.79%、14.33%、12.07%。2002年到2005年三年间，民营股增加了65.54亿股，增长率为144.9%， 民营股占比增长了1.24％，而同期国家股、国有控股企业法人股占比分别下降了0.76％、17.19％。比较典型的浙商银行作为成立时间不长的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民营资本已占其总股本的85.71%；民生银行作为一家成功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民营资本已占其总股本的55.04%。
据对我国115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统计，国有控股企业法人股、地方财政股、外资股、民营资本股分别占比41.66%、17.34%、4.17%、29.42%，民营 资本占比仅次于国有控股企业法人股；2002年到2005年三年间，民营股占比增长了10.19%，同期国有控股企业法人股、地方财政股的占比分别下降了4.33%和
7.65%。
据对城市信用社的股权结构统计，国有控股企业法人股、民营股分别占比29.17%、40.41%，民营资本占比最高。2002年到2005年三年间，民营股增长了
亿股，占比增长了15.62%，而同期国有控股企业法人股占比下降了12.66％。我国农村银行机构一般由辖内中小企业、农村工商户、农户及其他经济组
织入股组建，从资本归属来看，基本为民营资本。截至2005年末，全国12家农村商业银行中民营股占70.5亿股，占比56.3%；全国60家农村合作银行中，民营 股份达32.92亿元，占比32%。这两类机构的其他股份为自然人股，包括社会自然人股和内部职工股。
三、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需要分清资本准入和机构准入两个不同的概念
银行机构的资本准入和机构准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准入上，如前所述，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不存在法律障碍，而且目前已经出现了一大批民营资本参股甚至控股的商业银行。银监会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积极参与有关银行业机构的重组改造。至于有的银行目前没有民营资本，那是市场的选择， 而不是法律上的障碍。在这个问题上，监管当局注重两条原则：第一，相关民营资本不能借入股银行业机构从事关联交易；第二，坚持所有权经营权分离， 严格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只有精通银行经营管理的专业人士才能担任银行业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而不是民营资本的所有者当然的成为高级管理人员。
在机构准入上，监管当局一直持审慎态度，但这并不是针对民营资本，而是考虑到我国银行业机构数量基本饱和（当然结构上——包括机构结构和地域结构，还需要调整）、目前银行业潜在风险仍然较大、懂业务会管理的专门人才仍然十分紧缺，等等。从维护存款人利益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监管当局对银行业机构的市场准入必须慎重。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与农村信用社的改革
在中国金融改革高层论坛上的演讲
（2006年4月22日）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金融改革高层论坛，并就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问题与大家共同交流。
一、关于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
关于农村金融市场，我这里主要谈谈农村银行类机构的状况。目前我国农村银行类金融机构主要有四个种类，六种机构，分别是商业银行中的农业银行， 政策性银行中的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以及邮政储蓄机构。这几类机构的基本状况是：
从机构网点布局看，这几类机构共有124，255个网点，其中104，671个分布在县市及以下地区，占网点总数的84.2％，其分布特点是：农业银行的机构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县市一级和部分乡镇；农业发展银行的机构主要分布在省、地市和部分粮食主产区的县市；邮政储蓄机构分布在全国各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几乎全部在县市及以下。
从资产负债看，2005年末，四类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108271亿元，占金融机构资产总额374697亿元的28.8%；负债总额105523亿元，占金融机构负债 总额358070亿元的29.4%。其中，四类机构存款总额87363亿元，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300209亿元的29%；贷款总额58004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206839亿元的28%。
从信贷支农情况看，2005年末，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包括农村信用社各类贷款、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贷款和农业银行用于农村龙头企业、扶贫、乡镇企业、电网改造、基础设施贷款等）余额达到4 万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20.7万亿元的19%，比“十五”初期增加1.6 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1.7%，但大大低于全国的总体增长水平（全部银行业金 融机构贷款余额比“十五”初期增加11.5万亿元，年均增长24%）。这一方面说 明我国城乡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巨大潜力。
在上述支农贷款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挥着十分重大的作用。截至2005 年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投放农村的贷款总量首次突破2万亿元，用于支持农业的贷款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元，直接到户的贷款（农户贷款）比重达到80%。农业贷款比改革前的2002年末增长80.5%，增速高于同期各项贷款余额平均增速22.6个百分点。特别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两个金融产品的广泛推广， 缓解了农户贷款难的现象，2005年共有7000万户农户获得了贷款支持，占全国2.2亿农户的31%，占有贷款需求且符合贷款条件农户数（1.2亿）的近60%，受惠农民2亿多。到今年1季度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达到23895亿元，其中，农业贷款余额达到11668亿元，农户贷款余额达到8998亿元。
然而，由于体制、机制、政策等多方面原因，目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还普遍存在资产质量差、财务包袱重、风险补偿能力低、法人治理不完善、案件高发等问题，制约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服务“三农”作用的充分发挥。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二、关于农村信用社的改革
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时间。两年多来，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在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但是，这类机构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历史包袱重，管理体制特殊，情况十分复杂，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予以解决。我们提出，要在巩固前两年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按照经营现代化的方向深化改革，加强监管，改善服务， 争取1年左右时间实现贷款风险五级分类，3年基本理顺管理体制，用5－10年时间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期分批逐步建成产权明晰、经营有特色的社区性农村银行业机构。
一年实现五级分类，是指从今年开始在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全面推行贷款五级分类，通过五级分类，摸清农村合作金融的风险底数，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提足拨备和资本充足率逐步达标的规划。
三年基本理顺体制，是指争取用三年左右时间基本理顺省联社同县联社、信用社的管理体制。目前农村合作金融管理体制中还存在省级联社职责定位模糊、职责边界不清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省级联社既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起设立、受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委托对其实施行业管理的联合体，又是受省级政府委托对农村合作金融实施管理、带有一定行政色彩的管理机构，同时还是一家可
以经营部分资金业务、清算业务的独立的管理服务型金融企业法人，三种职能集于一身。这个问题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前进中的问题。对此，应当承认现状、因地制宜、不断完善、逐步理顺；要按照是否有利于农村合作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否有利于防范化解风险、是否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原则，允许各地省级联社结合实际探索符合本地情况的管理模式， 用3年左右时间将这个问题基本理顺。
用5－10年分期分批逐步建成社区银行型的现代金融企业，是指农村合作金融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历史欠账多，虽然前期改革解决了一些包袱，但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是历史长期积累形成的，不可能短时期内全部解决，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但也要看到，经过两年多的改革，已经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按照现在的发展态势，在现有改革政策能够完全兑现的情况下，通过农村合作金融自身的努力和外部条件的进一步支持，“5-10年”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其中，有些地区如上海、深圳等，甚至1－2年就可以实现，而西部一些地区则可能时间要更长一些，但总体上经过5-10年的艰苦努力，基本上可以发展为现代金融企业。
农村信用社改革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就好比举行一场“接力赛”。接力赛一般都有“四棒”，农村信用社改革“四棒接力赛”的第一棒已经跑完， 取得了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为“三个不易”和“四个成效”。“三个不易”是指：一是国务院下决心不容易。从1996年行社分家开始，经过多年反复调研论证，2003年国务院终于决定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二是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不容易，特别是人民银行提供了1680亿元专项票据，财税部门也给了大力支持；三是在存在许多困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能够申请参加改革试点 不容易。“四个成效”是指：管理体制上，农村信用社的行业管理职责顺利移交给省级政府，初步明确了地方政府的责任；产权制度上，试点组建了一批新的农村银行类机构，重组、整合了一大批农村信用社法人机构；政策扶持上， 央行专项票据已基本发行完毕，首批到期票据已进入兑付阶段，税收减免、保值储蓄贴补息等政策正在逐步落实，地方也以不同方式给予了大力支持。通过政策支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历史包袱得到一定程度化解，整体风险状况有所改善；支农服务上，支农信贷投入增加，农户贷款覆盖面扩大，支农服务能力增强。
今后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任务就是要继续跑好后三棒。其中，第二棒就是在
认真总结前两年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从今年开始，力争用两年左右时间， 努力实现资产分类顺利转轨、案件专项治理初见成效、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风险监管体制基本到位、规制体系初步形成、公司治理作用开始显现等六大目标。这一期间，要着重抓好贷款四级分类向五级分类的过渡，确保2007年双轨运行，2008年顺利实现贷款五级分类“单轨制”；要力争用1年左右时间，在遏 制案件高发、降低案件损失、严肃查处责任人、加强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要基本消除各种不合理的歧视政策，引导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强化支农服务意识，创新金融产品，创新服务方式，完善服务功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支持；要按照新的监管理念，逐步统一监管标准，实施分类监管， 革新监管流程，初步建立起以非现场监管为主导，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适当分离的监管框架；要建立符合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实际的公司治理架构，初步规范股东（社员）大会、董（理）事会、监事会的运作机制，逐步形成相互制衡关系；要在清理规制基础上，基本健全和完善从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从风险控制到处置，从治理架构到运行机制，从非现场监管到现场检查等各个环节完整、科学的农村合作金融规章制度体系。同时，要注重研究和解决省联社职责定位模糊、职责边界不清的问题，逐步理顺省联社同县联社、信用社的管理体制，规范省联社履职行为。结合中央银行专项票据政策的兑付以及其他扶持政策的落实，着力推进法人机构整合，规范经营行为，转换经营机制，逐步培育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防范风险的能力，使之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第三棒就是要利用三年左右时间，即到2011年前后，争取实现“八大目标”： 即管理体制基本理顺；资产质量持续改善；机构性质持续变化；支农作用全面发挥；公司治理效果明显；管理水平明显提高；专项治理大见成效和队伍素质不断提高。
第四棒就是在全面提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整体素质的基础上，再通过五年左右时间的奋斗，即到2016年前后，达到“六大目标”：机构性质根本变化； 公司治理整体达标；管理水平全面提高；资产质量持续稳定；人员素质总体改善；社会地位全面提升，从而使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真正成为产权明晰、资本充足、治理完善、内控严密、财务良好、服务高效的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好银行。
后三棒工作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当前，关键是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跑好“第二棒”，特别要注重将对农村合作金融的监管逐步与商业银行的标准
统一起来，以商业银行的标准作为标杆，坚持把风险监管作为主线，按照“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落实“准确分类－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的持续监管思路，逐步实现监管目标。当然第二棒中一定要结合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实际，既要瞄准目标，又要照顾现状， 实施分类指导、区别对待，梯次推进、逐步达标。
在进行上述工作的同时，也要看到，跑好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四棒接力赛”，既要内部积极推进，深化改革，也要创造一定的外部条件，其中最关键的：一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要整体推进，为农村信用社经营现代化创造良机； 二是农村的市场经济秩序基本完善，为农村信用社市场化经营提供条件；三是农业发展基本实现产业化，为农村信用社实现向现代金融企业过渡奠定基础。
十年磨一剑，我们相信，经过十年左右时间的奋斗，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下，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一定会胜利冲刺。
谢谢大家！
中国城乡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与加大农村投入的新思考
在“今日中国论坛·中国农村金融论坛”的发言
（2006年7月29日）
过去，中国银行业的主要矛盾是不良资产特别是大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近年来，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中国银行业的面貌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大银行已从主要解决不良资产问题转为主要解决法人治理和提高内控水平问题。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新矛盾一定意义上表现为三个不平衡：一是机构发展不平衡，大银行改革发展相对较快，中小银行特别是小银行改革发展相对滞后；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改革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发展相对滞后；三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金融改革发展较快，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相对滞后。在城乡金融改革发展中，存在八个不平衡。
改革进度不平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是农村先于城市，而金融体制 的改革却是城市先于农村，城市金融改革启动相对较早，力度相对较大，步子相对较快。目前，主要商业银行已经完成了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和海内外上市，正在推进公司治理改革，初步开始实施经营企业化，管理集约化，业务垂直化，机构扁平化。相对于城市金融而言，农村金融基本还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机构，业务单一，管理粗放，风险突出，改革滞后，基本上落后10年左右， 有的地区甚至更长。
资金投入不平衡。2005年末，县以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比为56.3%，全国 为69.02%，比全国低12.72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人均贷款余额不足5，000元，城 市人均贷款余额超过50，000元，差额10倍多；县以下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年均 增长率为9.72%，全国为15.66%，相差5.94个百分点。
网点覆盖不平衡。2005年末，全国银行业机构网点约17.5万个，平均每万人1.34个；而农村银行网点仅为2.7万个，平均每万人0.36个。全国平均每万人金融服务人数城市为43人，县及县以下为11人，行政村平均不到1人。
业务发展不平衡。全国城市金融创新较快，业务品种相对丰富，银行卡， 电子银行，代客理财，衍生产品，资产证券化等新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基本能够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而目前农村金融只能提供基本的存、贷、汇“老三样”服务，农村金融创新能力不足，业务品种缺乏，服务方式单一，结算手段落后，难以满足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风险程度不平衡。一是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普遍不高。2005年末，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26.3%，农业发展银行不良贷款率54.1%，农村信用社目前按照四级分类统计不良贷款率为16.9%（按贷款五级分类测算预计将大大超过这个数字），整体比城市金融机构高20多个百分点。二是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基本都是负数。三是农村金融机构的操作风险严重。农村金融机构案件数量普遍高于城市，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案件数量就占整个银行业的一半以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的宏观调控中，应当注意防止风险从大银行向小银行特别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转移。
人员素质不平衡。城市金融机构员工的学历普遍较高，年龄相对较轻，整 体素质较好。而农村金融机构员工文化程度低，高素质人才匮乏，年轻员工占比低，年龄趋于老化，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和队伍素质问题日渐突出。其中， 抽样调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员工本科学历占比不到1%，平均年龄接近40岁。
管理水平不平衡。城市金融机构基本建立了公司治理架构，内控制度相对健全，经营机制比较灵活，具有良好的管理信息系统，IT覆盖率基本达到100%； 全部实行了贷款5级分类，部分大银行已经开始12级分类。农村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普遍存在缺陷，内部控制薄弱，经营机制不灵活，IT覆盖率较低，辖内尚未联网。农村信用社至今还在实行贷款4级分类。
经营环境不平衡。一是竞争环境不平衡。城市金融的整体发展水平较高， 金融机构之间主要是服务水平和质量的竞争；农村金融一般是低水平竞争，且恶性竞争比较严重。二是信用环境不平衡。城市的征信体系已开始建立，理性消费群体初步形成，信用环境相对较好；农村尚未建立征信体系，逃废债现象严重，执法环境差，信用环境建设落后。三是行政干预情况不平衡。城市金融主要以“条条”管理为主，行政干预较弱；农村金融主要按照行政区划设置， 行政干预仍然不同层度存在。【联系微信dadawk*01】
为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必须尽快解决上述不平衡，加快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按照产权股份化方向改革农业银行；按照功能扩大化方向改革农业发展银行，扩大业务范围和服务领域，增强支农服务功能；按照经营现代化方向改革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用5至10年时间分期分批过渡为现代金融企业；按照机构企业化方向改革邮政储蓄机构，组建邮政储蓄银行，并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这里，我重点谈三个问题：
关于商业金融。商业性金融机构要适时调整经营思路，积极开发农村市场， 中国的农村市场是尚在沉睡的即将醒来的大有潜力的市场，因此，在农村设有银行业机构网点的，应将吸收的农村地区存款的一定比例用于农村；国家要运用政策引导商业性金融支持服务“三农”。其中，农业银行要按照市场化原则， 支持农村中竞争性强的企业的建设和发展，更多关注和支持农产品产业带、主导产业生产基地、农产品专业市场建设的有效需求，提高对重点龙头企业的综合服务水平，支持外贸和新兴产业中的农村商业企业。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将商业化经营与服务“三农”有机结合起来，把准市场定位，大力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努力搞好、搞活小企业融资，创新服务手段和业务品种， 加强与政策性银行的合作，不断拓展业务空间。
关于政策金融。总的原则应当是，在商业性金融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政 策性金融要退出；在商业性金融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政策性金融要进入。政策性银行要调整职能定位，拓宽业务范围，在“风险可控、保本微利”的前提下，逐步将信贷投向转到农村投资规模大、周期长、见效慢的项目，发挥政策性资金的引导作用。农业发展银行可以考虑按照“增加功能，划分地域，企业经营，国家补助”的思路深化改革，按照分业经营，分账核算，分别考核的原则，在继续做好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业务领域和资金来源，增加对贫困县的信贷投放；机构网点不足的，可由农村信用社代理。国家开发银行要在产业政策指导下，改善服务质量，创新业务品种，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资源开发项目的支持力度。进出口银行要积极运用出口信用手段，支持农业企业“走出去”，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关于发行支农特别国债。建设新农村，迫切需要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 目前，在农村资金投入方面面临的突出矛盾是，农村有需求但力量不足，财政有意愿但财力不足，银行有资金但手段不足。农村有需求但力量不足，据初步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至20万亿元。目前，一方面农村资金缺口巨大，另一方面，资金的趋利性又导致农村资金不断外流，进一步扩大了“缺口”。财政有意愿但财力不足，尽管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 但相对于巨大的需求来讲，国家财政目前还难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充足资金。银行有资金但手段不足，1994年，我国银行业由贷差转为存差，十余年间，银行业存差已经达到了10万亿元之多，目前流动性严重过剩。但银行资金的使用
是以偿还为前提的，而农村基本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投入一般难以偿还， 或者偿还周期较长，风险较大，银行资金难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直接资金来源。为此，可以考虑通过发行支农特别国债或特别政策性金融债的方式解决这一矛盾，由财政或政策性银行向商业银行发行，由政策性银行发放，由农村信用社代理，按商业原则运作，将筹集的资金运用到农村，增加“三农”投入，解决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不足问题。
后WTO时代的金融创新
在“中国金融论坛”上的演讲
（2006年9月23日）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最后一年，12月11日，中国将结束5年的“过渡期长跑”，开始全面履行对世贸组织的承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金融将全面融入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中资银行将与外资银行展开全面的合作与竞争； 同时，外资银行将以其丰富的经验、优良的服务、卓越的管理给中资银行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目前来看，这种冲击和挑战主要来自七个方面：
一是新技术的冲击和挑战。金融电子化和金融信息化的发展，对中资银行 传统的手工操作模式提出了挑战，比如采用高科技实现的后台集中处理、前台客户个性化服务等新型现代银行运营模式，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大家熟悉的手工操作模式了。
二是新产品的冲击和挑战。如衍生产品、资产证券化、代客理财、电子银 行、银行卡等业务，对中资银行传统的资产负债业务将产生重大冲击和挑战。
三是利润生成和盈利模式的冲击和挑战。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技术的出现， 使得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快速发展，因而利润成倍增长，成本大幅下降，对中资银行依靠传统利差业务维持利润的状况将是一个重大冲击和挑战。
四是体制的冲击和挑战。金融全球化和综合化经营要求商业银行向“流程 银行”转变，垂直的报告路线和矩阵式的管理，对中资银行经营体制将带来重大冲击和挑战。
五是机构的冲击和挑战。传统的单一机构面对产业、行业交叉的新形势， 需要具有综合经营功能的金融机构的出现。
六是观念冲击。存在决定意识，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要求我们不断提高认识， 以适应创新发展的需要，不断革除旧观念，接受新理念。
七是监管体制和监管思路的冲击。随着金融创新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监管 体制如何适应，监管理念如何调整，监管手段如何跟进，也是我们亟需考虑的问题。
面对这些冲击和挑战，中资银行只有改革和创新，才能在新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金融创新是中资银行的生命，是中资银行求生存、谋发展的必由之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一、科学把握金融创新的本质和内涵
创新目前已成为最流行的词汇，频繁见诸于媒体。一种观点认为创新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奥地利学者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熊彼特所认为的创新，是在原有的体系里引入“新的组合”，是“生产函数的变动”，即通过引入新技术、采用新方法、开辟新市场、构建新组织，改变生产函数构成，引起效率提高和产出增长。【联系微信d*adawk01】
我认为，通俗地讲，创新就是创造与更新，没有的东西被创造出来，已有的东西被不断地更新和完善，这就是创新。
那么，什么叫金融创新呢？我认为，金融创新就是商业银行为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通过引入新技术、采用新方法、开辟新市场、构建新组织，在战略决策、制度安排、机构设置、人员准备、管理模式、业务流程和金融产品等方面开展的各项新活动。它最终体现为为客户提供的服务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造与更新，以及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不断提升。【联系微信dada*wk01】
金融创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创新是指发生在金融领域的一切形式的创新活动，包括金融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机构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业务创新。狭义的金融创新主要指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等业务创新。我们通常所说的创新主要是指狭义的金融创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创新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当前所说的某些创新活动，如电子银行、银行卡等，在发达国家已经比较成熟，是银行的常规业务，但在我国基本上仍属于新业务。
二、准确认识后WTO时代金融创新活动及其特点
金融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的历史时期，金融创新的内容、特点各不相同。我曾用12个字即“起了步、上了路、水准低、不平衡”，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发展状况。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业金融创新又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
一是金融业务综合化。当前世界各国金融业普遍呈现出业务一体化的趋势。据统计，全球有50多个国家允许银行经营证券业务，30多个国家允许银行经营保险业务。在我国，商业银行通过组建金融集团、设立基金公司以及探索设立保险公司，尝试着银行资金的跨业流动。2005年，工行、建行、交行已开展了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试点，3家公司的首只基金平均募集规模为51.14亿元，远高于其他非银行系基金发行规模。目前，3家银行系基金共管
理8只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已经超过300亿元。8只银行系基金产品运行状况良好，基本得到市场认可。今年以来，工、农、中、建、交5家银行相继提出了设立保险公司的意向。银监会和保监会已就如何加强协作、推动银保合作深入发展举行了高层会谈，两大监管机构均表示积极支持银保在资本层面加强合作。2005年，开发银行和建设银行开展了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工作，开发银行已经发行了100亿元以公司贷款为支持资产的证券化债券；建行发行了30.16亿元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为支持资产的证券化债券。商业银行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稳健探索跨业经营，拓展了业务领域，增强了资金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随着WTO 过渡期的结束，探索开展多层面、多形式的综合经营已成为许多商业银行的发展需求。
二是金融活动国际化。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9000亿美元，居民本外 币储蓄存款也高达16万亿元。由于国内投资渠道相对狭窄，同时面临流动性过剩且人民币资本项目尚未实现完全可兑换，如何为巨额的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存款寻求投资机会以分散风险，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难点。在这种情况下，中资银行开展了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引导国内资金投向国外安全、稳定的金融产品。截止目前已有8家中资商业银行、5家外资银行内地分行获准开办了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这使我国资本进入了国际市场，优化了中资银行的业务结构，同时也锻炼了队伍、积累了境外投资经验。随着我国银行业全面融入国际金融体系，资本的跨境流动必将更加活跃。
三是金融交易电子化。现代金融具有时效性和迅捷性的特点，这就要求金 融机构必须开发高效、安全、稳定的电子金融服务平台。目前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电子银行和银行卡业务迅猛发展，我国几乎所有大中型商业银行都开办了电子银行业务，2005年交易额达到了100万亿元，已初步形成了以互联网、电话 和手机为渠道，包含信息查询、支付结算和投资交易等多种功能，覆盖企业、个人用户的电子银行网络。银行卡作为方便、快捷的支付结算工具，广泛受到金融消费者的青睐。银行卡的发卡量成倍增长，从2001年的3.8亿张迅速增长到目前的10.3亿张，信用卡发卡量也超过了4000万张。单张银行卡平均消费金额也逐年提高。金融服务电子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不仅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便利信息交流与资金融通，更将为金融领域的技术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四是金融衍生产品复杂化。为了规避自身风险以及满足客户投资与避险需 求，商业银行开展了自营和代客的衍生品交易业务。目前，已有62家中外资银
行获得了衍生品交易资格，2005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衍生产品交易额达到了14 万亿元。近来，商业银行不断推出形式多样的衍生产品，不仅包括期权、期货和掉期等衍生品工具，还推出了与利率、汇率、商品价格和股票指数挂钩的结构性票据，以及其它复合型金融工具。这些产品的推出，提升了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但是，由于产品结构日益复杂，潜在风险也不断增大，这就对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价和风险管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是金融服务个性化。改革开放28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5年GDP高达18万亿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突破1万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个人财富积累，为商业银行开展财富管理提供了广阔空间。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已开始提供针对特定客户“量身定做”的财务规划、投资分析和私人银行等个性化服务，可以预见，金融个性化服务将成为未来金融创新的重要内容。
三、后WTO时代金融创新监管的重点
中国银监会的金融创新监管工作在探索中不断发展。银监会成立之初就提出了一个良好监管者的六条标准，其中第一条就是监管工作既要保证金融稳定， 又要促进金融创新。三年多来，银监会积极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开展金融创新， 通过创新掌握更多的风险管理工具，提升风险识别与管理能力，同时也特别注重防范创新过程中新的风险。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要“鼓励与规范并重、培育与防险并举”。
根据金融创新发展的实际，在后WTO时代针对金融创新主要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监管工作：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市场风险正日益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衍生产品风险定价能力还不高， 风险转移和对冲手段还较少，大部分银行缺乏有效的市场风险管理模型，具有现代金融工程知识的专门人才更是凤毛麟角。特别是面对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 市场风险的管理意识及经验更是缺乏。因此，如何提高市场风险管控能力是摆在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商业银行从事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直接面对国际市场上由于利率、汇率变动而带来的市场风险和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由于国内大多数银行缺乏在国际
市场上的投资经验，加强对开展跨境业务商业银行的风险监管变得十分迫切。对这项业务当前监管的重点是：（一）商业银行开展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前首先要进行自查，检查自己是否做到了“了解你的业务”、“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交易对手”、“了解你的风险”。商业银行要将上述要求变成开展理财业务的前提条件，达不到上述要求的，不能开展代客境外理财服务。（二）商业银行开展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后，要积极拓宽信息渠道，加强市场研究与分析， 充分了解境外资本市场的发展变化。（三）要加大信息披露，向客户充分揭示风险。（四）要特别重视加强对投资人员和市场营销人员的培训，提高业务人员素质。
随着我国商业银行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在商业银行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信息科技手段的安全性、可靠性、有效性直接关系到银行业的安全、稳定和健康发展，加强对商业银行信息技术风险监管已成为银监会一项重要的监管工作。当前信息技术风险监管工作的重点主要是：（一）开展对商业银行信息技术工作的现场和非现场检查，检查商业银行是否具有IT策略、IT策略与业务策略是否一致、IT风险管理是否贯穿到银行风险管理体系中、是否建立完善的架构实现对IT风险的有效管理等。（二）组建专门机构、起草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风险监管操作指引》、加强对监管人员和商业银行信息技术人员的培训，从组织机构、人员队伍和制度上为信息技术风险监管工作提供保障。
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目前，许多创新业务和产品都以信息技术为依托， 如电子银行和银行卡业务。应该说，目前，在电子银行和银行卡业务上，信息技术风险防范工作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是，信息技术风险的防范绝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业务部门，而是涉及到科技服务部门、科技风险管理部门、科技风险审计部门以及任何信息数据使用部门。商业银行要像重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那样重视信息技术风险。
商业银行开展跨行业经营，除了蕴含银行业自身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之外，还可能滋生一些新的风险，如关联交易风险、信息披露风险和利益冲突等。银监会督促开展跨行业综合经营的商业银行按照“法人分业”的原则，建立健全“防火墙”制度，有效隔离风险并防止风险的体内传播；对关
联交易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防范由子公司信息共享而引致的内部交易风险； 对资本充足率进行监测，实行建立在并表基础上的统一风险监控。
五是加强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监管。资产证券化简单说就是将资产以证券 化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监管，银监会的工作重点主要在于提高资产池内资产的合规性要求；引导评级市场发展，强化外部评级机构的作用；提高对发起方信息披露主动性的要求。为了实现对证券化业务的专业化监管，当前银监会要加强对制度建设和风险防范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评级机构作用和资产池信息披露方面的研究，尽早出台相关法规，为日后结束试点全面推开此项业务打好制度基础。
四、积极探索后WTO时代创新监管工作的新思路
为适应金融创新综合化、国际化、电子化、复杂化和个性化特点，银监会将不断创新监管体制，更新监管理念，转变监管方式，坚持法人监管，实现新业务监管从单一的合规监管向风险与合规并重监管转变。对于目前正处于成长阶段的金融创新活动，应在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简化准入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环节。基本原则应该是“区分风险，允许探索，加强协调，逐步理顺”。要区分不同新产品的风险状况，鼓励商业银行探索新业务，开发新领域，给予他们试验的机会。监管部门的风险监管要体现到新业务开展的具体流程中去，通过不断的沟通与协调，揭示业务风险，及时纠偏和纠错，促进新业务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创新业务尚未出现就将其扼杀，就永远不会有创新的存在；没有创新的出现也就无法发展和探索新的监管思路和方法，无法总结相关的经验和教训，也就没有更高的目标引导我们去学习和提高。
金融创新是新生事物，它的成长需要商业银行、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共同推动。商业银行是金融创新的主体，对创新活动及其风险承担第一责任，商业银行要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包括建立争议处理的解决机制；投资者在享受现代金融服务的同时，也要遵循“买者自负”的原则，承担决策风险；监管机构要履行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职责，督促商业银行向金融投资者充分披露信息，揭示风险，保护金融投资者合法权益，同时建立公平的市场交易规则，完善法律法规，创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法制环境，规范市场行为。另外，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还共同承担对投资者教育的责任，向社会公众普及金融知识，增进投资者对金融产品，尤其是对创新产品收益和风险状况的了解，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承受能力。
金融创新和创新监管都是全新的工作，中国银监会将以更加开放和合作的态度与社会各界一道，共同创造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促进中国银行业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更好的创新，更快的发展。
银行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在“中国论坛：推动协调增长”上的演讲
（2006年11月23日）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推动经济协调增长”。借此机会，我愿就银行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当前银行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情况
中国银行业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是协调的。2003年以来，我国银行业健康程度有了明显提高，纵向比较越来越好，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基本适应。截至2006年10月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34.2万亿元，贷款余额23.4 万亿元，资产负债结构不断优化。今年前10个月贷款增加2.8万亿元，增长14.4%， 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4%的速度基本适应，促进了经济运行平稳较快增长。
中国银行业在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协调下的不协调因素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严重不足。目前我国绝大部分金融资源集中在东 部，其中东部地区存款占全国的60％，贷款占57%，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 贷款分别仅占14.9％、16.4％、7.7％；商业银行大部分机构也集中在东部，中 西部和东北地区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的问题突出。
二是农村地区金融资源严重不足。截至今年10月份，我国农村存贷款大约占全国总量的15％左右，而城市占85％左右。从资金投入看，2005年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比为70%左右，而县以下为56％，比全国低14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人均贷款余额不足5，000元，城市人均贷款余额超过50，000元，相差10 倍多；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年均增长率16%，而县以下不到10％，相差6个百分点。从网点覆盖情况看，2005年末，全国银行业机构网点约17.5万个，平均每万人1.34个，而其中农村银行网点仅为2.7万个，平均每万人0.36个。全国平均每万人金融服务人数城市为43人，县及县以下为11人，行政村平均不到1人。
二、银行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一直在努力推动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重点加大对金融服务不足地区的支持，特别是加强了对小企业融资、农民贷款和下岗职工再就业贷款等的支持。
关于小企业贷款。目前小企业无论是对GDP的贡献还是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 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过去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比较突出。为解决这一问题，2005年银监会提出了小企业贷款创新的“六项机制”，即利率的风险定价机制、独立核算机制、高效的贷款审批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专业化的人员培训机制和违约信息通报机制。通过推进创新小企业融资机制，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原则和商业化运作模式加大对小企业的信贷支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绝大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了小企业贷款的专门机构，形成了适合小企业特点的贷款内部运作模式，信贷投放开始增加。截至2006年9月末，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余额已达2.7万亿元，比年初增加了近2100亿元。
关于农民贷款。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长期存在着农民贷款难问题。近年来， 在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过程中，大力推行了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简化农民贷款手续，增加农民贷款投放量，取得了一定成效。截至2006年9月末，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1.3万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9738亿元。全国2.2亿农户（其中约50%有贷款需求）中，在农村信用社有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余额的农户已达7000多万户，占有贷款需求农户的60％左右。农民贷款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关于下岗职工再就业贷款。按照“分工合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 则，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了小额担保贷款的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银行业金融机构也按商业原则，积极开展对下岗职工再就业发放小额担保贷款。自开展小额担保贷款业务以来，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贷款余额已达50多亿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下岗失业人员创业面临的资金困难问题，为推动创业促就业提供了支持。
三、银行业要进一步加大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支持
第一，要提高自身的健康度。银行业自身健康才能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的 协调发展。2003年以来，中国银行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采取政府注资、处置不良资产、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等综合措施，加快推动我国银行业深化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增强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目前，中国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从2003年底的8家增加到2006年9月末的66家，达标行资产占比相应从2003年末的0.56%增加到2006年9月末的74%；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持续实现“双下降”，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从2002年底的23.7%下降到2006年9月末的7.6%；拨备缺口从2002年的1.6万亿元减少到2006年9月末的4552亿元，拨
备覆盖率大幅提高。中国银行业总体健康程度的明显改善，为支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下一步，随着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中国银行业将面临即将到来的全面开放的新形势和新挑战，需要进一步强身健体，提高综合竞争能力。要进一步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控建设，优化业务和管理流程，实现银行业改革从“形似”到“神似”的根本转变；要进一步加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学习借鉴国际银行监管的最佳做法，以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为标杆，不断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为推动经济金融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第二，要提高金融创新的能力。中国银行业监管当局鼓励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大金融创新的力度，提高创新的水平，按照“规范与发展并重、创新与防险并举”的方针，对银行的业务创新活动既予以规范， 又积极支持，特别是对于目前正处于成长阶段的金融创新活动，将坚持“区分风险，允许探索，加强协调，逐步理顺”的原则，在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简化准入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环节，区分不同新产品的风险状况，鼓励商业银行探索新业务，开发新领域，给予他们试验的机会，同时通过加强同市场的沟通与协调，揭示业务风险，及时纠偏和纠错，促进创新业务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第三，要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根据前面所讲我国金融资源分布的不平衡状况，当前重点需要解决中西部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问题。为此，我们已经决定启动“农村金融服务与竞争充分性”调查工作，调查结束后，将研究采取包括调整市场准入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初步考虑，主要政策取向一是鼓励中资银行业机构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设立机构，发展业务。对在西部地区投资、收购、新设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适当放开市场准入的资本范围限制， 审核时设立绿色通道，同等条件下优先审批；适当调低注册资本、营运资金的最低限额；适当调整投资人资格及入股限制；适当调整业务准入条件与范围； 适当调整高管人员及从业人员资质要求。二是继续鼓励外资银行机构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银监会将以优惠的条件和政策导向吸引外资银行到上述地区开办业务，传播先进经营理念，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三是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步伐，根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加快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主要是按照产权股份化方向改革农业银行，使之改造为继续姓“农”的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按照功能扩大化方向改革农业发展银行，扩大业务范围和服务领域，增强支农服务功能；按照
经营现代化方向改革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用5至10年时间将绝大多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期分批改造为现代金融企业；按照机构企业化方向改革邮政储蓄机构， 组建邮政储蓄银行，建立邮政储蓄资金回流机制，从而形成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支农的合力。
谢谢大家！
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新形势
在第二届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2006年11月24日)
一、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处于计划经济阶段，金融业处于初始发展 阶段，金融改革以建立二元银行体制和专业银行体系为主，金融监管实行综合监管制度，以市场准入为主。90年代初至2002年，中国经济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金融业处于清理整顿与发展并重阶段，金融改革中的银行改革以建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体系为主，金融监管开始探索并逐步试行分业监管体制，银行业监管以防范信用风险为主。2003年以来，中国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 金融业进入规范发展阶段，金融改革中的银行业改革以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为主，金融监管实行分业监管体制，开始注重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的全面防范。
二、2003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监管按照“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 透明度”的监管理念，制定并开始实施《提高银行监管有效性中长期规划》， 借鉴现代化技术和国际先进做法，努力建设银行业监管信息系统，完善风险监管核心指标体系，改进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实行对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分类监管，指导和督促银行业提高内控能力。同时，着力建设审慎监管法规体系，确保银行业依法监管和合法稳健经营。目前，以《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为基础，中国已制定并公布实施了200多项急需的银行业监管规章制度，内容涉及市场准入、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各个方面， 涵盖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各个领域，初步形成了银行业审慎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框架。
三、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以完善公司治理和强化内部控制为重点，中国的 银行业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工、中、建、交等银行顺利实行了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同时通过改革，转换内部机制，现代公司治理架构初步形成，国际评级得到提升，境内外投资者信心增强，其中工行、中行、建行已进入国际十大银行之列。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在全国全面推开，在管理体制、产权制度、支农服务和经营绩效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中小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产权制度和内部机制改革方面也都取得重要进展。深化改革使银行业整体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截至2006年9月末，主要商业银行所有
者权益达到13919亿元，比2002年末增加5918亿元；工行、中行、建行、交行四 家股改银行的股本回报率均超过13％，资本充足率超过了10％，达到国际先进银行的平均水平。
四、通过加强监管和深化改革，中国银行业整体风险状况得到改善。以加强对不良贷款偏离度和迁徙率监测为重点，严密监控不良贷款反弹，防范和控制信用风险；以深入开展银行业案件专项治理为重点，查处案件，处理违法违规人员，防范操作风险；组织开展市场风险现场检查，推动商业银行加强市场风险管理，同时积极排查和处置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使银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明显提升。三年多来，反映银行业稳健程度的各项指标持续改善，资本充足率达标银行从2003年底的8家增加到2006年9月末的66家，达标行资产占比相应从2003年末的0.56%增加到2006年9月末的74%；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持续实现“双下降”，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从2002年底的23.7%下降到2006年9 月末的7.6%；拨备缺口从2002年末的1.6万亿元减少到2006年9月末的4552亿元， 拨备覆盖率大幅提高。
五、有效监管和深化改革推动了金融创新。各监管部门加大对金融创新的引导和支持力度，出台了商业银行次级债券、金融衍生交易业务等管理办法， 开展了资产证券化试点，设立了银行控股基金管理公司。特别是在大力推动小企业贷款机制创新和农村金融服务创新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截至今年9月末， 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的小企业贷款余额2.7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096亿元；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1.3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098亿元，同比增长20%， 其中农户贷款余额9738亿元，同比增长22.7%，农民贷款难问题有所缓解。【联系微信dada*wk01】
六、在推动有效银行监管的同时，中国坚持实施渐进有序的开放战略，认 真履行入世承诺，颁布了重新修订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措施，引导外资银行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推动中外资银行业务合作与股权合作。截至2006年8月末，22个国家和地区的73家银行在我国25 个城市设立了191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4家外资法人机构，外资银行本外币资产1051亿美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近2％。有20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引进
27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资金181亿美元。
七、总结三年多来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基本经验，一是坚持以国际银行业监 管最佳做法为主要标竿，加快与国际标准接轨；二是坚持以公司治理改革为核心，推进银行业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机制；三是坚持风险监管与分类监管，
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四是坚持推进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完善监管科技手段；五是坚持严格依法监管，维护监管的公正性；六是坚持银行业对外开放政策的主动性、安全性和连续性，提升我国银行业国际竞争力。
八、目前，我国银行业在管理体制和管理水平上同国际先进银行相比还存 在不少差距，主要表现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尚未形成，“三会”和高级管理层的地位、作用、职责边界和权利义务都需要规范运作和充分发挥；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建立，在高管人才市场选择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偏大，片面强调利润、风险约束不够；全面风险管理能力不足，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识别、衡量和防范的能力尚处于起步阶段；高风险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金融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金融产品同质化严重，金融创新中的风险定价、管理信息系统支持能力不足；银行从业人员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业务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九、中国银行业的另一个问题是现实存量风险和潜在增量风险仍然比较严 重。从风险种类看，当前面临的主要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其中信用风险仍是目前第一位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与国际水平相比仍处高位，反弹压力大；不良贷款成因尚未根本改变，银行业风险拨备覆盖率仍然较低。操作风险主要表现为银行业案件数量和风险金额居高不下，通过专项整治，案件高发、多发、频发的势头虽有遏制，但这个成果的基础还很脆弱。今年1—10月，银行发现案件776件（其中百万元以上大案205件），涉案金额39.3亿元，风险金额24.9亿元。市场风险主要是随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而将增大。此外，银行上市成为公众持股公司后，风险的波及面和影响面也将扩大，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新的风险因素将会增加。分机构看， 国有商业银行历史包袱通过改革得到逐步消化，风险状况明显好转，而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开始凸现。
十、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符合各类银行业金 融机构特点的有效公司治理机制，努力达到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要求；努力实现银行业整体风险程度大幅度降低，争取大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达标，力争不良资产率控制在4%以内，实现充足拨备，风险调整后资本充足率不低于监管最低要求；促进银行业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完善监督和制约功能，降低道德风险；大力增强银行业核心竞争力，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盈利水平和自我积累能力，海外设有经营性分支机构的银
行力争在2012年实施新资本协议；推动银行业监管有效性显著提高，力争到2012 年建成有效银行监管的内部运行机制，同时形成银行业发展与监管的良好外部环境，基本达到《核心原则》的要求。
十一、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能力建设，提高银行业监管 有效性，一是要完善审慎监管法规体系建设，从机构监管、业务监管、高管人员监管、信息披露、监管人员行为规范等方面，全面建立既符合国情又适应国际监管趋势、覆盖面宽、操作性强的银行业审慎监管法规体系。
二是进一步完善风险监管方法、流程和手段，包括健全风险评价和风险预警机制，充分发挥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的作用；增强现场检查实效性，提高现场检查手段的科技化水平，建立违法违规问题查处情况公开披露制度；全面实施分类监管，对风险突出、管理薄弱的银行机构实施严格的资本充足率标准， 采取更高的市场准入标准以及更严格的监管要求；提高综合并表监管能力，增进与国外监管当局的信息交流与监管合作；研究制定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的监管政策和措施，深化资本监管。
三是进一步改进监管工作，主要是建立和实施有效的监管责任制和激励机制，加强对监管人员履职的监督和评价；建立金融机构内审部门与监管部门的内外监督机制；严厉查处银行业违法违规案件，增强监管的威慑力和权威性。
十二、为实现上述目标，要推进监管优化，加快监管创新，包括在风险可 控的前提下，适当“放宽管制”，简化新业务市场准入范围和程序；鼓励和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创新产品；支持银行调整资产结构，缓释银行流动性过剩压力，为金融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
健全以银行机构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金融创新机制。鼓励和引导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产品创新方面建立联盟关系，实行联合开发、共同投入、共同受益。
推进综合经营试点，发展综合金融服务，包括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支持商业银行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下跨行业经营；鼓励商业银行开展消费类综合金融服务；支持非银行金融机构不断探索功能和业务创新的新途径。
十三、为实现上述目标，要深化公司治理改革，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 的现代公司治理框架和机制，特别是进一步完善股份制银行“三会”与管理层运作机制，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之间建立起清晰的职责边界和有效制衡的运作机制；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作用，大力推行独立董事
制，健全对董事的考评和问责制度；加大监事会对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层的质询和监督力度。
要根据各类银行业机构的不同状况，推进各类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督促国有商业银行按照现代公司治理建设要求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制衡约束机制，加强与战略投资者深度合作与成果转化；建立适合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特点的治理模式，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地方性中小银行的设立与股权改造，适当提高其持股比例；积极推进和引导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按股份制方向进行产权改革， 允许农村信用社等规模小的机构实施灵活有效的治理结构模式。
十四、为实现上述目标，要全面加强中国银行业内控建设，构筑全方位的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按照扁平化、集中化、专业化和前、中、后台分离的原则，进一步改革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推进商业银行审计体制垂直化改革，提高稽核审计独立性和质量；建立全面涵盖各项业务领域的管理信息系统，使管理信息系统成为商业银行成本核算、产品定价、风险管理的有力支撑。
十五、为实现上述目标，要完善风险管理技术和手段，包括要求商业银行 尽快建立和推行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实行垂直化的风险管理体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逐步建立覆盖所有业务风险的监控、评价和预警系统；引进经济资本管理制度，建立起以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为基础的考核机制。
十六、为实现上述目标，要培育和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创新人才选聘和 激励约束机制，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充分竞争、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探索市场化手段选聘高管人员的途径；研究建立科学合理的内部考核评价机制，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目标管理，建立起与岗位价值、员工能力、绩效贡献相联系的薪酬制度。要建立先进的企业文化，促进企业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同银行的发展战略、内控要求相结合，同个人的文化和精神需求相结合，使员工自觉地讲求职业道德，熟悉业务，勤勉尽职，坚定对企业发展的信心，提高对企业的忠诚度。
在《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2006年12月6日）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与新闻界的朋友们见面。在全面履行对WTO承诺的前夜，为创造中外资商业银行平等竞争与深入合作的良好环境，鼓励和支持中外资银行充分发挥各自的竞争优势，加快金融创新步伐，中国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在此，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向新闻界的朋友介绍一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的有关情况。
中国全面履行对WTO的承诺，标志着中国经济金融将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银行业将同外资银行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激烈竞争。中外资银行很大的一个差距，就是创新能力的差距。一般来说，银行的收入结构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其金融创新的水平。近年来，国际上大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普遍超过50%，有的银行甚至达到80%，而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传统的利差收入，非利息收入占比最高的银行也不到30%， 还有相当多的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在一位数徘徊。加快金融创新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当务之急，成为中国银行业的首要任务。
中国银行业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是2003年以来的股份制改革， 资产质量明显提高，不良贷款率已由历史上的较高位降到了目前的1位数，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突破；资本充足率达标的商业银行到今年三季度末已达到66 家。通过改革和转换内部机制，一大批银行的现代公司治理架构初步形成，银行业整体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储备了一定的专业人才，在业务创新和加强风险管控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些，为商业银行加快金融创新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中国银监会成立以来，即十分重视中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随着监管有效性的不断增强、监管能力的不断提高，2005年，在编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设立了“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为金融创新监管提供了组织保障。在随后的不断探索中，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银行业创新发展现状、充分认识金融创新基本风险情况的基础上，确定了“鼓励与规范并重、培育与防险并举”的创新监管原则；先后出台了《金融衍生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市场风险管理指引》、
《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规范银行业创新活动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与相关部门共同发布了《商业银行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办法》，开展了市场风险、资产证券化、信息科技风险监管、理财业务等业务培训，为金融创新监管提供了制度和人才保障。面对当前中国全面加入WTO的宏观背景，为了适应当前银行业创新发展的需要，最近又进一步提出了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要“宽准入、严监管、多支持、管得住、快发展”的监管思路。当前，商业银行在金融衍生交易、个人理财业务、电子银行和银行卡业务、综合经营等创新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已有62家中外资银行，取得衍生品交易资格，2005年主要商业银行衍生产品交易额达到了14万亿元；已有17家中外资银行取得开办代客境外理财（QDII）业务资格，共推出9款银行QDII产品，人民币认购额达到23亿元，美元认购额约8700万元；电子银行业务的交易规模已达到100万亿元，年均增长120%；银行卡的发卡量从2001年的3.8亿张迅速增长到目前的10.3亿张；银行与证券、保险合作不断深化，3家银行系基金共管理8只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已经超过300亿元；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工作进展顺利。现在，通过制定《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 又对中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以及创新监管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这是中国银行业监管史上第一次专门颁布文件对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进行全面规范和引导，标志着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和创新监管将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指引》制定过程历时近一年，在此期间，我们组织了对商业银行创新与竞争力的大型调查，全面了解掌握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认真学习借鉴国际银行业金融创新和创新监管的先进经验，多次组织座谈会广泛听取中外资商业银行的意见。《指引》的内容既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又切合中国银行业创新发展的实际，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实践性。《指引》已经刘明康主席签署发布，将于12月11日起施行。《指引》共分七章48条，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四句话：鼓励发展，强调规范，服务客户，教育公众。
一、鼓励发展
“鼓励与规范并重、培育与防险并举”的创新监管原则贯穿了《指引》的全部内容。银监会将充分鼓励和大力支持商业银行在审慎经营的基础上开展各种创新活动，引导中外资商业银行在平等竞争和深度合作的基础上为广大企业
和居民提供更广泛、更便利、更优质的金融服务。作为监管部门，银监会履行其社会服务职能，将积极创造有利于金融创新的制度和法律环境，推动金融创新产品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促进金融创新活动的公平交易规则的形成，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银监会将不断创新监管机制，更新监管理念，转变监管方式，一方面要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简化准入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强化持续性监管，注重对新业务整个流程的风险控制。在《指引》颁布的基础上，银监会将研究推出系列监管举措，持续加大对金融创新的支持力度。
二、强调规范
在积极鼓励创新的同时，银监会也十分重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规范性和对创新风险的管控能力。这是提高创新质量、强化创新生命力的重要保障。《指引》积极倡导商业银行在开展金融创新活动时遵循国际通行惯例和基本原则， 如合法合规、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可算、风险可控、注重风险管理以及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等，尤其要做到“认识你的业务”、“认识你的风险”、“认识你的客户”、“认识你的交易对手”。《指引》强调，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密不可分，风险管理是金融创新的内在要求。当前随着银行业务活动日益国际化和复杂化，除了传统的信用风险外，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正日益突出，商业银行必须加强自我约束，提高风险自我管控能力。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要负责制定创新风险管理战略，将金融创新活动的风险管理纳入全行统一的风险管理体系之中，建立健全风险控制体系。
三、服务客户
“以客户为中心”是现代银行的基本经营原则，因此客户对金融服务的满意程度是评判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效果的重要标准。针对当前银行业在创新活动中对客户利益保护不够的问题，《指引》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提出商业银行在充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方面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创新业务的专业性较强，中国金融消费者金融知识普遍又比较缺乏，风险承受意识和承受能力比较低，因此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和尽职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银行要向客户准确、公平、没有误导地进行信息披露，充分揭示与创新产品和服务有关的权利、义务和风险；履行对客户的保密义务和尽职责任，为客户提供专业、客观和公平的意见，确保提供给客户的金融产品符合其真实的需求；产品销售以后还要建立有效的受理客户投诉渠道和处理机制，妥善解决与客户之间的纠
纷，提高金融创新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四、教育公众
在金融创新产品的市场服务中，商业银行与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共同参与市场活动，在共享创新产品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共同承担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损失。因此，我们一方面强调商业银行要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推动广大金融投资者加强对“买者自负”这一市场经济原则的认识。产品的购买者要从购买行为中获得利益，当然也要自己承担决策风险。所以金融投资者要加强自我教育，充分认识金融产品与市场中蕴含的风险，对自己的投资决策负责。
《指引》指出，商业银行应加强对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教育，帮助其提高对金融知识的理解能力、对金融产品的认知能力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银监会也将与商业银行和银行业协会一道共同推进这项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公众教育服务体系。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宣布，为加强对社会公众的金融知识宣传教育，银监会已经开通了公众教育服务网，在银监会机关办公大楼专门开辟的公众教育服务区也即将对外开放。这是国内首个由监管部门设立、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专门用于投资者公众教育的服务区。社会公众可以在服务区内通过电子设备浏览相关金融业务和金融监管法规，通过专业的宣传册了解金融产品的特性，还可以获得专业人员提供的金融知识咨询服务。通过公共教育服务网站和服务区， 银监会将及时向社会公众介绍最新、最实用的金融知识，也随时了解广大金融消费者的需求和意见，不断改进和完善银行业监管工作。
总之，《指引》的颁布实施体现了银监会一如既往的支持金融创新的态度和立场。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金融的不断发展，创新监管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将具有更为广阔的创新和发展空间，中外资商业银行将创造出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广大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也将享受到更多高质量的现代金融服务。
谢谢大家！
“阳关三叠”谈监管
《新编银行业监管手册》序
（2006年）
甘肃银监局编纂《新编银行业监（2006年）
管手册》并遥寄一函，相约为序。
阅罢来函，忽忆起甘肃境内有一“阳关”，始建于汉，逾两千年；古曲亦有“阳关三叠”，系王维千古绝唱之《渭城曲》，因一唱三叹，故称“三叠”。 继而思之，来函亦如“三叠”。
“一叠”曰阐明编纂用意，是为“牢固树立监管理念，提高员工监管水平”。 “二叠”曰简述手册内容，概言之包括银行业监管的基本知识、商业银行
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监管实务和金融风险监管等等。
“三叠”曰挑明来函目的，并告之编纂中之领导重视程度、写作努力程度 和时间紧迫程度：“手册稿已送中国金融出版社，将于12月底正式出版”，最后一句“敬请唐主席能为本书作序”，终入正题。
我曾因公务二度赴甘，感受过那里的茫茫戈壁、皑皑祁连，“胡天八月即飞雪”、“春风不渡玉门关”。古诗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甘肃银监局的同志镇守边关，保一方金融平安，已属十分不易；工作之暇又不辍笔耕，编此手册，训育员工，更加难能可贵。基于此，愿从命，嘉其业绩，倡其精神。是为序
戮力奋桨浪遏飞舟
《百例争流》书序
（2006年）
闲言少叙。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仑坛以《百舸争流》作为本书的书名， 我范得实在是太贴切不过了。这些年来，我国百余家城市商业银行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撞，何尝不是百舸争流？从1995年我国城市商业银行诞生以来城市商业银行经历了风险处置的阵痛，完成了体制、机制的蜕变，在深化我国的
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我国金融组织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的司时，赢得了自身的发展空间。今天，全国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已超过两万亿元，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已超过了百分之五，不良贷款比例已下降到百分之八以下。一些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等多种渠道补充资本金，加大拨备力度，资本充足状况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一些城市商业银行通过资产置换、加大贷款清收力度和自身积累等多种方式，处置了相当部分不良资产，总体资产质量大幅好转：一些城市商业银行以引资为纽带，积极学习和借鉴国际优秀银行的先进理念、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股权合作和战略合作，大幅提升了自己的管理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一些城市商业银行探索多渠道的发展方式做大做强，联合重组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跨区域设立异地分支机构进行了有益尝试：还有愈来愈多的城市商业银行通过提高透明度，主动寻求公众监督……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十年树木，十年发展，今天的城市商业银行，市场份额逐年增加，市场地位逐步提高，同十年前已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
诚然，百舸争流，船有优劣，浪有大小。纵观十几年来，城市商业银行在创新发展、联合重组、引资改制、风险处置、信息披露等方面虽取得了较大成绩.但百舸之中，各“舸”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城市商业银行与成熟的现代商业银行之间，也是木质之船对坚船利炮，特别是在公司治理、经营管理与资
本实力等方面，差距仍然相当之大，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其他商业银行改革的日益深化，城市商业银行前面，风浪仍然很大，航程仍然很长。希望城市商业银行把稳船舵，戮力奋桨。到中流击水迎接“浪遏飞舟”！
求解中国银行业“和谐方程式”
（2006年）
和谐社会是当今中国发展的主题，纵观金融领域．通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与探寻，我国银行业目前总体发展是和谐的，而在银行业面临全面开放，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今天，各家银行更应不断完善自身建设．在新的竞争环境中找准方向，寻求一条和谐的发展之路。
和谐是中国银行业发展主基调
我国银行业改革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三大阶段1984年一1993年为原始发展阶段，发展迅速，但也积累了大量显性．隐性和机制上的风险，1993年一2003年为规范整顿阶段，虽然采取措施抑制风险，但风险的滞后效应仍然不断显现，2003年至今为规范发展阶段显性风险大部分得到化解和控制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始从机制、体制上进行改造升级，和谐度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风险状况逐步改善。不良资产显著减少，不良贷款率降到7.5%左右风险拨备显著增加，有些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已经超过100%，实行资本充足率管理， 达标银行逐步增加达标银行资产超过四分之三。
管理水平逐步提高。三大风险的防范能力明显增强．其中防控信用风险 的能力提升较快，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已经提上日程，防范操作风险的能力也在逐步提高。
公司治理逐步完善。商业银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构建了公司治理的基本架构，上市银行按照公司治理的要求进行运作，公司治理的效能
提高。
竞争能力逐步增强。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内部运行机 制开始转换，业务创新能力有所增强，盈利能力不断提高，各项经营指标逐步向好。特别是—些银行在境内外公开上市，接受市场检验竞争力明显增强
服务水平逐步提高。银行业对金融消费者提供的金融服务品种、服务方式日益多样化．对金融需求的满足能力逐步提高特别是在小企业贷款和“三农” 贷款方面取得突破—定程度缓解了中小企业贷款难和农民贷款难问题。
员工素质逐步提高。改革银行业从业人员录用制度，培训在职人员，实 行人才招聘市场化，职业银行家队伍正在逐步形成国际专门人才大量进入中国
银行业。
银行文化逐步形成。依法经营稳健发展｀内控第一、重在公司治理”的 银行文化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并在实践中逐步体现。
适应宏观调控和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逐步增强。一方面银行信贷是国家 宏观调控的两大闸门之—另一方面主要银行业机构特别是大银行在经济波动中的表现越来越理性。
监管手段逐步完善。以《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和巴塞尔协议为标 杆的中国银行业监管正在同国际接轨，监管方式和手段日趋完善力度在逐步加大。
外部环境逐步改善。银行业改革发展的政策环境、法制环境逐步好转 自主经营行为越来越受到社会尊重，国民经济持续稳健发展也为银行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
分辨不和谐“音符”
在肯定我国银行业发展总体和谐的同时也要看到仍然存在的不和谐因素这些因素集中表现为三大不平衡。
由于大银行在我国经济金融中的特殊地位国家近几年的改革重点实际主要放在大银行上先后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加上自身的努力大银行各项指标显著改善而中小银行特别是小银行改革发展相对滞后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主要有
I历史包袱化觥措沌有差异。对大银行的历史包袱，中央政府采取了综合措
施进行化解先后两次对不良资产进行集中处理1999年一次性集中剥离1.4万亿元近两年帮助处置不良资产7仪D多亿元，使工中建交四家股改银行不良资产比例下降到4%左右。而中小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依靠自身消化，部分由地方政府协助处置由于各地对处置中小银行不良资产的重视程度不同，至今相当一部分机构的包袱并没有得到化解。
2责本金补充方式有差异。对大银行国家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和动用外汇储
备．以及财政注资等方式增加资本金使资本充足水平显著提高。四家股改银行资本充足率均超过了10%。而中小银行的资本金主要依靠股东增资和自身积累， 部分上市银行则主要依靠上市融资资本充足状况很不平衡，部分中小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未能达标。
信用状况有差异。大银行具有国家信誉，无论是对国内外投资者还是金
融消费者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国外战略投资者对入股大银行表现踊跃，国内百姓对在大银行存款也深信不疑。
政策环境有差异。大银行改革发展始终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与之相比，
中小银行在办理存款髦结算｀不良资产处置等方面还存在不合理的歧视性政策，比如有的地方规定预算外资金必须存在大银行，住房公积金及其配套贷款只能在大银行办理财政髦军队髦社保等存款不能存入中小银行机构等不仅限制了存款业务，也影响中间业务的发展。
由于种种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迅速扩大，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等不同的经济带，不同经济带之间的金融发展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存款贷源分布有差异。存款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金融资源。资料显示，
银行体系资金来源区大部分存款集中在东部地区。2005年年末，东部地区本外币各项存款占全国的比重为61%，其中储蓄存款占55%，企业存款占70%，外汇存 款占83%。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不仅存款数量小，而且结构相对单一，主要是储蓄存款。目前这种差距仍在继续扩大。
2贷款投放水平有差异。贷款反映的是投入一个地区的信贷资金量，体现的
是对该地区的支持力度。2005年年末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分别为11.1万亿元2.9万亿元3.2万亿元和1.5万亿元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信贷资金贷款占全国的比重达到57%而中西髦东北地区分别仅占14.9%、16.4%.7.7%。5机构分布有差异。中资银行中，5家大银行和12家中型商业银行的总部全部设在东部，中型银行分支机构主要在东部外资银行机构中，14家外资法人机构全部在东部，189家外资银行分行中177家在东部。
城乡经济发展的二元性，使得金融发展的二元特征十分明显。
1改革时间先后有差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是农村先于城市而金融体
制的改革却是城市先于农村。目前城市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基本完成正在推进公司治理改革．初步开始实施经营企业化，管理集约化，业务垂直化，机构扁平化。相对于城市金融而言农村金融基本还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机构，业务单
—管理粗放，风险突出，改革滞后整体上落后10年左右有的地区甚至更长。
资金投入水平有差异。2005年年末全国县级以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比
为56.3%全国为69.02%，农村地区人均贷款余额不足500)元，城市人均贷款余额却超过50Cro元，县级以下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年均增长率为9.72%.全国为15.66%.相差5.94个百分点。
3.网点覆盖程度有差异。2005年年末全国银行业机构网点约17.5万个平均每
万人1.34个而其中农村银行网点仅为2.7万个平均每万人0.36个全国平均每万人金融服务人数城市为43人，县及县以下为11人．行政村平均不到1人。
4业务发展水平有差异。全国城市金融创新较快．业务品种相对丰富，银行
卡．电子银行、代客理财、资产证券化等新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基本能够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而目前农村金融只能提供基本的存、贷、汇“老三样”， 服务农村金融创新能力不足服务方式单一，结算手段落后。
风险程度有差异。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普遍不高，资本充足率严重
不足，操作风险严重．案件数量普遍高于城市，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案件数量就占整个银行业的一半以上。
从业人员素质有差异。城市金融机构员工的学历普遍较高，年龄相对较
轻整体素质较好。而农村金融机构员工文化程度低，高素质人才匮乏年轻员工占比低．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和队伍素质问题日渐突出。目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员工大学学历占比不到1%.平均年龄接近40岁。
内控管理水平有差异。城市金融机构基本建立了公司治理架构．内控制
度相对健全．经营机制比较灵活，具有良好的管理信息系统，IT覆盖率基本达到100%，全部实行了贷款5级分类，部分大银行已经开始12级分类。农村金融机 构的公司治理普遍存在缺陷，内部控制薄弱经营机制不灵活，IT覆盖率较低辖内尚未实现联网。
8经营发展环境有差异。城市金融机构之间主要是服务水平和质量的竞争，
而农村金融水平竞争相对较低，且恶性竞争比较严重，城市的征信体系已开始建立，理性消费群体初步形成，信用环境相对较好，而农村尚未建立征信体系， 逃废债现象严重信用环境建设落后，城市金融主要以”条条..管理为主，行政干预较弱，而农村金融主要按照行政区划设置．在目前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下，由千行政干预而造成潜在的风险为数不少。
“三管齐下”
铺就银行业和谐发展之路
门应鼓励和引导达到一定经营条件的地方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允许城市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兼并收购周边地区的城市信用社。同时，加快业务创新支持中小银行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应推出符合当地特点的金融服务产品， 为城乡经济中小企业和城乡居民服务。此外还应支持合格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入股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地方性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和股权改造，推动公司治理建设。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城市信用社整顿工作，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实现停业整顿（撤销）的城市信用社平稳退出市场。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加快高风险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处置进度。改善中小银行机构发展环境，积极推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配合有关部门研究中小银行发展的配套政策。
其次，加快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金融改革发展步伐，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银 监会将继续鼓励外资银行机构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优化这些地区的金融发展环境并会同有关部门研究相关扶持政策。中资银行业机构也应把目光放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积极发展业务。对在西部地区投资．收购．新设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关部门应适当放开市场准入的资本范围限制，审核时设立绿色通道，同等条件下优先审批，适当调低注册资本营运资金的最低限额调整投资人资格及入股限制和业务准入条件与范围，同时也要提高从业人员资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各级政府也应高度重视信用环境建设，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提高执法水平营造本地区良好的信用环境。
再次加快农村金融改革，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为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 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形成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支农的合九农村金融机构银行改革必须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产权股份化，通过国家扶待自身重组形成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二是功能扩大化扩大业务范围和服务领域增强支农服务功能在支农上政策性金融服务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经营现代化．用5年一—10年时间将绝大多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期分批改造为现代金融企业，不具备商业经营的地区逐步以代理政策性业务为主四是机构企业化，组建邮政储蓄银行，根据邮政储蓄银行组建进程和管理能力，逐步开放资产业务增加农村资金投入总量，五是利用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机会向商业银行发行支农特别国债或特别政策性金融债，由政策性银行投向农村．由农信社代理重点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和贫困县种养业的资金需求。
为了弘扬一种精神
（2006年）
七十年前的这一天，数支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数万这支队伍的将士为了—个崇高的目标经过重重跋涉倍尝重重艰辛，战胜重重困难，—路奋斗，—路高歌，从江南走到了陕北。
他们挑战并战胜了实力比自己强大的不成比例的对手。国民X的中央政府为了阻挡这支队伍，斩尽杀绝这支队伍，先后调集了300多万重兵．中央军的步兵、骑兵、炮兵空军地方军阀的粤军、桂军、湘军、黔军、滇军、川军、西北军、东北军、马家军……前堵后追，上轰下剿，无所不用其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红军与他们斗智斗勇，较力较气，以17万将士的牺牲为代价．硬是冲破了这些围追堵截，冲到了自己的目的地．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他们挑战并战胜了及其恶劣的自然条件。无数的艰难险阻，不尽的险山恶水，红军在不可能行进的地方行进，在不可能攀登的地方攀登。马都翻不过去的老山界，红军翻过去了，鸟都飞不过去的大雪山，红军飞过去了，没有人烟的水草地红军踏过去了，终于踏到了自己的目的地，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他们挑战并战胜了人类生存的极限。没有粮食，他们挖野菜．煮树皮，甚至将粪便中没有消化的食物继续当作食物，没有衣服没有药品，他们靠一种精神境界去挺、去熬、去坚持。他们在不可能存活的条件下存活在不可能生长的情况下生长硬是坚持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他们挑战并战胜了自己。X内的路线斗争，队伍中的不同意见他们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心地光明，尊重实际，不断的分歧，不断的统一，由听命于外国人变为听命自己，由相信教条变为相信事实并且愈战愈勇，愈战愈强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这是—支将永远被载入世界战争史册的队伍，这是—个将永远被历史铭记的奇迹。
后来，这支队伍打走了日本人，打败了国民X人．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 还在别的国土上打败了美国人……
后来，这支队伍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日益强大．解决了几千年的中央政府都解决不了的吃饭问题．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射了自己的原子弹、自己的卫星……
后来这支队伍建立起来的国家还加入了联合国，还成了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拥有了一票否决权尼克松田中角荣这些昔日的对手也不得不跨洋过海来同他们握手……
当初他们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温饱，什么叫小康。今天．这支队伍领导的人民己一步一步地实现了这些目标，当初他们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GDP，什么叫美元。今天这支队伍领导的国家的GDP以美元计算已位居世界第四位，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己位居世界第二位。
为什么这支队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样是人凭什 么？
凭的是境界，凭的是精神！
当初在那样险恶的条件下，他们高唱的是，“万水千山只等闲”他们喊出的是，“不到长城非好汉”……
出于景仰，出于崇拜，从孩提时代，我就梦想着有—天能重温—下他们的奇迹。
长大后，我的梦想成为现实。在过去的十数年间，利用休假，利用公出， 我分次走过了这支队伍走过的地方，它们的名字叫于都河、湘江畔、老山界、通道镇、黎平城、猴场镇、遵义城、娄山关、扎西城、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夹金山、两河口、沙窝村、毛儿盖、水草地、班佑寺、腊子口、哈达铺、六盘山、会宁城、吴起镇……
每到一处肃然起敬之外，我就禁不住在想我们现在这种精神怎么样了呢？ 匪夷所思，浮想联翩。如果我们继续保持这种精神，如果我们能更加弘扬这种精神，我们的斗志就会更昂扬，我们的国家就会更强大……
为了返歌长征的奇迹，为了弘扬长征的精神我决定用我的这支毛笔，将这支队伍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在长征中创作的诗词，以书法的形式表献出来，献给你们献给他们。
说来也怪，在书写中，我竟发现．如果对毛泽东诗词年创作量进行分析的话，竟然以长征为最。这又说明了什么？我惊叹，我振奋，我潜意识地和道： 万水千山岂只难？精神等闲概等闲。境界到处皆细浪，气魄临时俱泥丸。霜凝须鬓心尤暖，雪覆肝肠胆不寒。白云梅花皆飞雪，人生无处不开颜……
我多次讲过，我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但我隐隐约约感到书法家也好， 诗人也好，一切艺术家都好．第一位的还是境界，第—位的还是精神。
我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寻找这种境界，只是为了弘扬这种精神……
用学习转变观念 以创新推动改革
（2006年）
农信社改革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当前，我国合作金融改革与监管工作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又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省联社理（董）事长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通过学习和培训理清如何处理好银行改革的一般性同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特殊性的矛盾。农村信用社按商业目标进行改革就是体现了它的—般性．改革阶段性向前推进就是体现了它的特殊性。
农村信用社改革至少有三个特殊性。一是起步晚。到2004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时，农村信用社体制上还没有完全理顺，改革整整落后了十年。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应急起直追．另一方面也要量力而行。二是包袱重。主要表现在不良贷款率高．真实性差．资本充足率低，拨备严重不足．历年亏损多历史包袱沉重。三是条件差。外部条件比城市金融改革的条件差农村信用社的体制、管理、经营基础人员素质都不如城市金融机构。从外部看农村信用社的服务对象是”三农勹“三农．，既有商业性经营内容．也有政策性任务，服务对象的市场化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同时，农村信用社也面临行政管理和行政干预并存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放远目光．盯住—般性，冷静分析认识特殊性奋发努力改变特殊性，创造条件改变现状，创造条件实现一般性。盯住—般性，就是盯住银行业改革的目标，认识特殊性，就是认识农村信用社自身的特殊性，改变特殊性，就是创造条件改变现状实现—般性，就是实现银行业改革的目标。希望我们能够经过十年奋斗，或者更短一点时间提上主流金融机构的步伐。
应树立金融监管法律观念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银行监管法和商业银行法等金融法律为核心．金融监管法规和部门规章为配套，部门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银行业监管法律法规体制框架。
银行监管法的主要精神可以概况为四个确定．五项权力和三个制约．这是银行监督法的灵魂、核心内容。
四个确定。一是确定监管者的地位。对银监会的法律地位应从三个方面进 行把握银监会受国务院的直接领导向国务院负责并报告工作银监会在国务院的
领导下独立履行监管职责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银监会统—监管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管范围包括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政策性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经银监会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既包括境内的中资．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也包括境外的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境内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境外业务活动。二是确定监管目标。银行 业监督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勹这是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的使命提出的。实施银行业监督的总体方向．要求和应达到的目的，是保持银行运行体系的稳定。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和保持银行运行体系稳定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只有保持银行业运行体系的稳定才能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也只有公众对银行业充满信心才能保持银行运行体制的稳定。三是确定监管原则。银行监管法第四条规定银监会履行职责时应当 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监管的执法行为，包括监管标准．监管条件．监管程序等以及行政复议的依据．标准、程序。四是确定监管职责。银监会监管职责分为管理和监督两大职责。管理就是通过制定相关的监管法规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行为，并决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和退出，主要包括制定审慎经营规则，审批机构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批业务范围和业务品种以及审查高级管理人员和股东资格。监督就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合法经营情况和风险状况的监测．评估和控制．主要包括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建立监管评级体系、预警机制、突发事件的报告和处置制度，对有问题机构要进行处置，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进行取缔。
五项权力。一是规章制度制定权。银监会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并 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包括审慎经营的规则。二是许可权。银行监管法明确了银监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 止．业务范围、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拥有行政许可权。三是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权。银行监管法对银监会行使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职责作了 规定，其中，包括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谈话，要求对重大问题进行说明的权力。四是强制纠正权。银行监管法要求银监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审慎 经营规则采取监管强制措施．主要措施包括责令誓停部分业务，限制分配红利和其他收入，限制资产转让，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或限制股东的权利．责令调整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限制其权力，接管和撤消，以及对非法金融机构和
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予以取缔的权力。第五是处罚权。银行监管法赋予了银监会 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权，包括对违法所得的没收权．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罚款权，以及责令停业整顿和吊销营业许可的处罚权。
三个制约。一是监管程序制约。银行监管法要求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在6 个月内作出行政许可，机构变更．终止、业务范围和业务品种准入在3个月内作出行政许可，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在30日内作出行政许可。二是对监管人员制约。银行监管法明确监管人员应具备与其任职资格相适应的专业知 识和业务工作经验．不得在企业中兼职。监管人员应该遵守职业操守，终千职守，依法办事，公正廉洁，保守国家秘密．并为监管对象保守秘密。同时．对监管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包括对违法行使审批权，违法进行现场检查，违法查询冻结账户．违法采取监管措施和违法处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贪污受贿，泄密等行为的刑事制裁。三是制度制约。银行监管法规定 了多项对银监会的监督制度，要求银监会建立监管责任制和内部监督制度来规范执法程序，加强自身的内部监督．依法接受审计署．监察部行政监督，公开监督管理程序并接受社会公众和舆论监督。
我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高、低、好、快。高就是增速高，连续 保持20年的快速高速增长。好就是整体经济形势好，夏粮增收已成定局，财政 收入也很好。快就是投资快．拉动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外贸和消费，投资快也 不是坏事．但投资过快就容易带来很多负作用．现在投资增长已经突破了30%。 从当前金融形势看．一是银行流动性过剩。目前银行存差达到了10亿元，
如果能够拿出5万亿发行特别国债，用于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可以很快富裕起来，银监会已经提出建议并上报国务院。二是信贷增长偏快。信贷增长已经比年初增加了1.8万亿元，同比多增7000亿元，增长15%。
当前的金融形势可以用四句话概括自身纵比越来越好，境内横比很不平衡， 国际横比差距较大，金融潜在风险犹存。首先，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支付风险已经基本解决，自身纵比越来越好。其次，境内横比很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体现为机构发展不平衡，大银行改革发展较快，中小银行特别是小银行改革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改革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金融改革发展较快，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相对滞后。再者，国际横比差距很大。同国际先进银行比，特别是跟花旗，渣
打、汇丰相比，我们确实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最后，金融潜在风险犹存。现在的风险是潜在风险。潜在风险会不会积聚，会不会爆发，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自身的风险化解能力和努力程度。要加快资产处置、置换和深化改革，继续按照既定的思路挖掘化解风险的潜力。二是社会经济环境。如果整个社会经济宏观失控，经济过热，大起大落，必定会对银行带来很大的冲击。三是国际环境。金融没有国界，一个国家出事，整个全世界都受影响，国际外部环境非常重要。
全面推进我国农村金融和农村信用杜改革
当前我国城乡金融发展存在的八个不平衡目前，中国银行业面临新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三个不平衡，即机构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在城乡金融改革发展中，存在八个不平衡。
改革进度不平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是农村先于城市，而金融体制 的改革却是城市先于农村，城市金融改革启动相对较早，力度相对较大，步子相对较快。目前，主要商业银行已经完成了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和海内外上市，正在推进公司治理改革，初步开始实施经营企业化，管理集约化，业务垂直化，机构扁平化。相对千城市金融而言，农村金融基本还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机构，业务单一，管理粗放，风险突出，改革滞后，基本上落后10年左右， 有的地区甚至更长。
资金投入不平衡。2005年末，县以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比为56.3%.全国为69.02%.比全国低12.72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人均贷款余额不足5，000元，城市人均贷款余额超过50，000元，差额10倍多县以下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年均增长率为9.72%.全国为15.66%，相差5.94个百分点。
网点覆盖不平衡。2005年末全国银行业机构网点约17.5万个平均每万人1.34个而其中农村银行网点仅为2.7万个，平均每万人0.36个全国平均每万人金 融服务人数城市为43人县及县以下为11人，行政村平均不到1人。
业务发展不平衡。全国城市金融创新较快，业务品种相对丰富，银行卡， 电子银行，代客理财，衍生产品，资产证券化等新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基本能够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而目前农村金融只能提供基本的存、贷、汇“老三样”服务，农村金融创新能力不足，业务品种缺乏，服务方式单一，结算手段落后，难以满足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风险程度不平衡。一是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普遍不高。2005年末农业
银行不良贷款率26.3%，农业发展银行不良贷款率54.1%.农村信用社按照四级分类统计不良贷款率为16.9%(按贷款五级分类测算预计为30%左右），整体比城市金融机构高20多个百分点。二是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2005年末，农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21.7%.农业发展银行资本充足率（未扣除准备缺口） 为6.2%.农村信用社资本充足率为-8.79%(按五级分类测算）。三是农村金融机构的操作风险严重。农村金融机构案件数量普遍高于城市，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案件数量就占整个银行业的一半以上。
人员素质不平衡。城市金融机构员工的学历普遍较高，年龄相对较轻，整 体素质较好。而农村金融机构员工文化程度低，高素质人才匮乏，年轻员工占比低，年龄趋于老化，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和队伍素质问题日渐突出。其中，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员工大学学历占比不到8%，平均年龄接近40岁。
管理水平不平衡。城市金融机构基本建立了公司治理架构，内控制度相对健全，经营机制比较灵活，具有良好的管理信息系统，IT覆盖率基本达到100%， 全部实行了贷款5级分类，部分大银行已经开始12级分类。农村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普遍存在缺陷，内部控制薄弱，经营机制不灵活.IT覆盖率较低，辖内尚未联网。农村信用社至今还在实行贷款4级分类。
经营环境不平衡。一是竞争环境不平衡。城市金融的整体发展水平较高， 金融机构之间主要是服务水平和质量的竞争，农村金融一般是低水平竞争，且恶性竞争比较严重。二是信用环境不平衡。城市的征信体系已开始建立，理性 消费群体初步形成，信用环境相对较好农村尚未建立征信体系，逃废债现象严重，执法环境差信用环境建设落后。三是行政干预情况不平衡。城市金融主要 以“条条”管理为主，行政干预较弱农村金融主要按照行政区划设置，行政干预比较严重，在目前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下，已经发现由于行政干预造成潜在风险的状况。
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总体思路
农村金融改革基本方向。即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设想，加快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形成有效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金融合力。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农村金融机构增加支农投入，鼓励支农融资方式的创新，完善金融支农的配套制度建设， 努力实现四个“不断＂，即确保支农力度不断加大支农质量不断提高支农功能不断完善支农效果不断显现。
农村金融改革主要内容。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要解决—个矛盾，抓住两个关 键，发挥三个作用，深化四项改革。即解决城乡金融体制改革不平衡的矛盾， 抓住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和防范金融系统风险两个关键，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金融三种机构的合力作用，深化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四项改革。四项改革是要按产权股份化方向改革农业银行，经国家扶持、自身重组，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要按功能扩大化方向改革农业发展银行，扩大业务范圉和服务领域，增强支农服务功能要按经营现代化方向改革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用5至10年时间分期分批过渡为现代金融企业，要按机构企业化方向改革邮政储蓄机构实现邮政与邮储分离组建邮政储蓄银行。
首先按产权股份化方向改革农业银行。经国家扶持、自身重组，将其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应按照国务院提出的，一行一策”的改革路径， 把农业银行纳入到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内予以考虑。
其次，按功能扩大化方向改革农业发展银行，扩大业务范围和服务领域， 增强支农服务功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总的思路是增加功能，划分地域，企业 经营，国家补助。商业金融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政策性金融要退出，商业金融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政策性金融要进入，农业发展银行要进入贫困县，井委托农村信用社代理业务。应适当增加对农业的信贷功能，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信贷服务，特别是加强西部地区以及贫困县的农村信贷服务，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实行企业化运作，对在贫困县发放农贷形成的损失，国家应给予一定补助。
渡为现代金融企业。要在巩固两年多来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强 化监管，争取一年实现五级分类，三年基本理顺体制，用5至10年时间分期分批逐步建成产权明晰、经营有特色的社区性农村银行业机构。
第四，按机构企业化方向改革邮政储蓄机构，实现邮政与邮储分离，组建邮政储蓄银行。邮政储蓄改革总的思路是整体改制组建邮政储蓄银行按照企业化原则实行分账经营并最终实行企业化经营，按照《商业银行法》依法经营和商业银行标准实施监管，逐步放开业务范围，增加农村资金投入总量，研究建立完善邮政储蓄资金有偿回流农村的机制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
另外，按主体多元化方向发展其他形式的农村金融服务，进—步完善农村
金融服务体系，按门类齐全化方向优化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结构，全面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包括发展直接融资，发展农村保险等。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思路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发展好比举行一场“四棒接力赛三目前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的第一棒已经成功跑出，第二棒正在积极推进，第三棒要全面提高，第四棒要整体达标。要在巩固前两年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按照经营现代化方向深化改革，加强监管，改善服务，用5-10年时间把农村信用社分期分批逐步建成产权明晰，经营有特色的社区性农村银行业机构。
中国地区差异大，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上海和深圳农村信用社已经改制为商业银行，有的农村信用社10年，甚至20年都不可能建成现代金融企业。用10年时间将农村信用社建成现代金融企业，只是大多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目标，不是全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应搞绝对化。因此，各地要结合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实际，既要瞄准目标，又要照顾现状，实施分类指导，区别对待， 梯次推进和逐步达标。
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企业文化建设现场会上的讲话
(2007年2月7日)
对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企业文化建设问题，河北银监局和河北省联社都作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一些好的做法。大家要认真学习考察，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把这项工作抓好。
听了方才的发言，我首先谈两个观点。第一，要想彻底改变企业文化建设滞后的现状，首先就要转变文风。转变作风要先从转变文风开始，文化建设要从文风建设起步。这个转变成本最低。讲话要开门见山，要简单明了，不要拖泥带水，讲大话、空话、套话和废话。第二，形而下决定形而上，形而上指导形而下，形而下检验形而上。昨天，我在全国合作金融监管工作会议上，讲了很多具体工作，包括数字、政策措施等，这些都是形而下的东西。形而下决定形而上，就是要通过实践，把形而下的东西逐步上升到形而上层面，上升到文化建设层面。形而上指导形而下，就是指形而上的东西不能束之高阁，要用来指导我们实际工作。形而下检验形而上，就是指精神文化合适不合适，正确不正确，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篇名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文章开篇就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我们今天不一定讲这三大实践，但是人的正确思想一定要从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来。也就是说，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要从农村合作金融监管改革发展工作实践中提炼出来，反过来还要指导我们实际工作，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这次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企业文化建设现场会，起因于去年我到河北省保定市一些农村信用社的调研。我们微服私访，发现农村信用社外面写的、屋里挂的、窗上贴的，还是十几年前的政策规定。由此，我们想到加强企业文化建设问题，并决定把2007年作为农村合作机构文化培育起步年。
什么叫文化？我理解，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文化有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指文学艺术，中义的文化指意识形态，广义的文化指相对于物质世界而言的整个精神世界，包括意识形态，包括上层建筑，包括生产关系。
什么叫金融文化？我认为，金融是资金的分配，资金是人的物质财富的货
币表现。因此，金融说到底就是人的行为。金融文化就是人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也就是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资金的运动。这种精神状态的正确部分，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法律，再指导人的具体行为。因此，根据我目前的认识，我认为金融文化应当表述为“诚实守信，积极进取；科学管理，依法经营；内控至上，安全第一；不断创新，稳健发展”。金融文化的现实取向应当是，安全与发展并重，德治与法治并重，信仰与约束并重，信任与自觉并重。
金融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金融文化建设包括“标”和“本”两个方面。什么文化都是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的。我们今天到保定市参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企业文化建设，还只是一些表面的形式，是一些“治标”的内容。“治标”固然容易，也很有用，一年、半年、几个月就能改变过来。但是要“治本”， 真正建立完善公司治理和内控机制，真正全面提高员工业务素质和精神境界， 真正建立深层次的企业文化，还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今天我们已经在“治标”上起步，明天我们将向“治本”进军。
开展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企业文化建设，务必要坚持勤俭节约，注重实效。不要说得太满，不能办成“盆景”，不能浮在表面，不能铺张浪费，否则就会南辕北辙。接下来的现场参观考察，不只是走走形式，而是要学习一些治标的具体做法，同时要多思考治本的思路和措施。
我自上次调研后未再来过河北，但河北银监局和合作部认为河北省农村信用社企业文化建设有了较大的改观，故借召开2007年全国合作金融监管工作会议的机会，在此安排一个现场会，旨在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及银监会2007年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企业文化建设，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把精神境界提起来，把本职工作落下去，以此促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把改革、发展、服务和风险防范的任务做得更好。
我认为，有些问题是暂时的，有些问题是长远的，但文化是永恒的。如果说政府是看得见的手，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文化则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甚或是大脑，用这个大脑指挥两只手，把我们工作做的更好。
希望通过这次现场会，引领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文化培育起步年迈出企业文化建设的坚实步伐，不断开创新局面，呈现新面貌。
在2007年中国金融市长年会上的讲话
（2007年4月1日）
各位市长：
一年一度的中国金融市长年会今天召开，我谨向大会表示祝贺！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应当是在座的各位市长比较关心的问题。值此，我先与各位市长分享一下城市商业银行改革发展的成就。
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城市商业银行是90年代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的；城市信用社更早的时候是一些银行为了办三产、安排子女就业而成立的。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在员工素质、管理能力、治理水平、风险状况等方面存在先天的不足，是银行系统的“丑小鸭”。今天，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自身努力下，城市商业银行已然今非昔比：资产总额快速增长，已从2000年的7千亿元增加到现在的2.6万亿元；盈利能力大幅度提高，在加大风险拨备力度的同时，税后利润增幅已连续七年保持在35%以上，年度利润从2000年的13亿元提高到2006 年的181亿元；在113家城市商业银行中，已有97家向社会公开披露信息；安徽、江苏两省城市商业银行实现了省内联合重组，上海、北京、盛京、大连、宁波等城市商业银行开始陆续走出原有的地域，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还有9家城市商业银行被《银行家》杂志列入世界1000强名单。城市商业银行已成为中国银行业一支新的生力军，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白天鹅”。【联*系微信dadawk01】
化解历史风险成绩显著。近几年来，在监管部门的积极推动下，地方政府发挥城市商业银行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作用，为化解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做出了不懈努力。通过有效资产置换、剥离不良资产以及政府注资等多种方式， 城市商业银行的历史风险得到有效化解，风险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五年来，全国共有59家城市商业银行累计处置不良资产700亿元；31家城市商业银行获得了地方财政注资100亿元。特别是2006年度，城市商业银行置换不良资产106亿元， 地方财政注资42亿元。通过有效的风险处置，在没有国家投入的情况下，城市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从五年前四级分类的30%下降到现在五级分类的4.8%； 资本充足率从五年前的负数上升到现在的8.5%。这是城商行改革发展的巨大历史成就。
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在化解历史风险的同时，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引进战略 投资者，积极学习和借鉴国际优秀银行的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通
过股权合作和战略合作，努力提升自己的风险管理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目前， 已有上海、北京等9家城市商业银行成功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者，通过“引资” 实现了“引智”、“引制”、“引技”、“引才”。一些城市商业银行还不断探索改革与发展新途径，致力于通过资本市场上市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通过优化股权结构，提高信息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以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卓有成效。在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同时，城市商业 银行根据地方经济特点和自身优势调整市场定位，服务社区，服务市民，为城镇经济和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截至2006年末，城市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为1.4万亿元，其中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占70%以上，共对20多万户小企业进行了授信。一大批城市商业银行利用其地域上贴近城镇、贴近郊区的特点，积极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推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方便群众生活、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各位市长，城市商业银行过去的变化是巨大的。但在肯定过去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过去的只能说明过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我们应当看到，今天城市商业银行风险处置的任务仍然艰巨。各地虽然在城市商业银行风险处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一些工作力度还不到位，风险状况也不平衡，一些银行的风险仍然很大，问题仍然很多；在已处置的资产中， 一些也仍然存在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的问题。
我们应当看到，今天城市商业银行补充资本的任务刻不容缓。虽然城市商业银行整体资本充足率已经达标，但各行之间差异较大。
我们更应当看到，今天，城市商业银行的管理能力、治理水平、队伍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同其他银行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不能自卑， 我们更不能骄傲！
各位市长，为了推动城市商业银行改革发展，银监会将按照“分类监管、全面提高、扶优限劣、科学发展”的原则，以更大的力度，更有效的措施，促进城市商业银行再上新台阶。
对于监管评级较好的城市商业银行，我们要给政策、帮改制、促发展、出特色。给政策就是对好银行在业务准入上、经营范围上给予优惠的政策扶持； 帮改制就是帮助其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促进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
的根本转变；促发展就是促进其明确发展方向，调整市场定位，实现科学长远发展；出特色就是城市商业银行要勇于创新，办出特色，不求大求全，努力打造核心竞争力。
对于监管评级中等的城市商业银行，我们要保成果、转机制、打基础、上台阶。保成果就是持续保持风险处置成果；转机制就是在化解风险的基础上乘势而上，真正转变经营机制；打基础就是做好人才培养、制度建设等基础工作； 上台阶就是要争取经营管理跨上新台阶，争做好银行。
对于高风险城市商业银行，我们要求支持、加力度、抓重点、解风险。也就是寻求地方政府和其它渠道的支持，加大历史风险化解的力度。银监会将重点抓好高风险行的风险处置工作，解决“木桶理论”中的“短板”问题；通过综合处置措施化解城市商业银行的历史风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各位市长朋友，大家努力啊！
在2007年中国金融市场论坛上的演讲（提纲）
(2007年4月19日)
对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改革总体取得成功，改革需要向深度推进，改革需要向广度拓展。”
一、我国银行业改革总体取得成功
主要体现为六个方面：一是历史包袱得到化解，不良贷款比例从改革前的40-50%，下降到现在的7.5%；二是竞争实力得到增强，资本金大幅度补充，资本充足率大大提高，按照新的资本充足率办法进行计算，我国银行机构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2003年只有8家，达标资产仅为0.6%，到2007初已上升到100家， 达标资产占77.4%；三是管理能力得到加强，运营管理和风险管控能力都比改革前大幅提升；四是公司治理有所改善，尽管完善公司治理是永无止境的课题， 但已经建立了基本的治理架构，并且开始发挥作用；五是监管得到加强，监管法规建设和监管手段、方法、有效性等不断改进，特别是资本充足率约束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六是形象得到改善，改革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银行业普遍不看好，但现在情况已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各家实施改革、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的商业银行表现良好。按4月17日数据，在国际银行业的排名中工行排名第三、中行排名第六、建行排名第七，交行排名第二十九位，招商银行排名第四十一位。
二、改革需要向深度推进
虽然我国银行业的改革总体上取得了成功，但目前改革有些还在浅层次进行，基础还不牢固，有待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关键是“一个巩固，四个提升”。
“一个巩固”即巩固改革取得的成果，防止不良贷款的反弹。目前我国银 行业不良贷款的下降很重要的是吃“降压药”即“剥离”的结果，而不是依靠自身机制的改善。前不久，我在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上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这个拿枪的敌人就是不良贷款，这个不拿枪的敌人就是体制、机制、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我也曾经讲过金融的“潮水效应”，即金融风险特别是以不良贷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信用风险，如同海边的礁石一样，在经济高涨时，它被淹没；在经济退潮时，它将暴露。现在GDP连续四年两位数增长，经济形势很好，但这恰恰是最应高度关注的时刻。一是我们的增长主要表现为总量的增长，但结构不平衡；二
“四个提升”，一是提升银行的管理水平，建立起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 险和操作风险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逐步引入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二是提升创新能力，从体制改革、机 制转换和流程再造入手，加快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和业务创新步伐，不断提高银行机构为广大社会公众服务的水平；三是提升治理水平，在现有公司治理架 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三会一层”之间的职责边界，形成畅通的信息沟通机制和有效的制衡关系，按照公众持股银行和境内外监管规则的要求，进一步推动董事会构成的专业化，充分发挥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尤其要强化独立董事的功能；四是提升员工素质，改革银行业从业人员的录用制度，实行 人才市场化招聘，大力培养金融创新所需要的专业人才。
三、改革需要向广度拓展
前一阶段，应当说我国银行业改革的重点主要是在总行层面、大银行层面和城市层面进行的，下一步的改革应当将重点从总行向分支机构延伸，从大型银行向中小银行延伸，从城市向农村延伸。
除此之外，对中小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在防止潮水现象的同时，还应特别防止金融风险的“洪水”来临时“矮个先淹”问题。（我在《金融如水》一文中讲到“潮水效应”，也讲到“洪水效应”。）大银行具有几十年宏观调控的经验，有相对充分的信息渠道，有较为完善的体制机制，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而中小银行机构特别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既缺少经验、信息和抗风险能力， 又存在“穷则思变”的冲动，加之现行管理体制，特别应当防止“矮个先淹” 的问题。
在2007年银监会金融创新监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07年5月29日，根据录音整理）
同志们：
上午刘明康主席对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和监管工作做了全面而深入的分 析。我概括为四句话：一是总结了银监会成立以来的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和监管工作；二是明确了以竞争精神促进金融创新，以金融创新适应竞争需要的思路；三是阐述了支持金融创新的原则；四是提出了加强金融创新能力建设的要求。刘主席的讲话是这次会议的主报告，大家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精神，努力贯彻落实。我这里再作一些补充，谈一些认识和看法，供大家参考。
“创新”这个词现在相当时髦，各行各业都在讲，见报的频率也非常高。今天上午翻报纸，有一篇报道标题叫《法德迈出泛欧高速铁路第一步》，是说法国和德国之间建成跨国高速铁路，时速300公里，标志着酝酿多年的泛欧高速铁路梦想已经开始变为现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技术创新，火车从过去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到现在的磁悬浮列车，每个阶段都没有停止过创新。受到这篇报道的启发，我想今天主要讲四句话：
第一句话：金融创新的列车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们过去的银行传统业务就是存、贷、汇老三样，而现在金融业务创新可以说是风起云涌，方兴未艾，像个人理财、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电子银行、银行卡等等。过去我们没听说过的，没见到过的，没接触过的新名词、新业务、新事物现在是层出不穷。
据统计，到2006年底，我国已经有69家中外资银行获得了衍生品的交易资格，比2005年增加了12家；个人理财业务，有30家中外资银行开办了人民币和外币理财业务，理财产品募集量达到4000亿元人民币，其中人民币理财产品募集量为2200亿元，外币理财产品募集量是230亿美元；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共有11家中资银行和7家外资银行取得了资格，其中9家中资银行和5家外资银行共取得131亿美元境外代客理财投资购汇额度；从2006年7月首批银行QDII产品上市后，11家中外资银行共推出了14款QDII产品，人民币认购额度达到25亿元，美元认购额度达到1.2亿美元；到2006年底，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电子银行业务交易规模达到了122万亿元，比2005年增长了101％，其中网上银行业务交易规模从2005年的52万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94万亿元，增长了80.8％，电话银行从
2005年的1.5万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2万亿元，增长了51.2％，手机银行业务增长了2.7倍；银行卡发卡量从2005年的9.6亿张增加到2006年的11.7亿张，增长了22％，基本上人均一张，银行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从2005 年的10％上涨到2006年的17％，提高了7个百分点；资产证券化业务，继2005年末国家开发银行和建设银行首发71.9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后，国家开发银行发行了第二期58.2亿元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完成了第一阶段试点工作；信达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发起人，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重整资产支持证券， 其中信达公司优先级证券发行量31亿元，东方公司优先级证券发行量是7亿元； 综合经营方面，经国务院批准，工行、建行、交行发起设立工银瑞信、建信和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3家基金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从2005 年的300亿元增加到去年的600亿元。
报了一组数字，充分展示出银行业金融创新业务的方兴未艾，此起彼伏， 金融创新列车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实际上可以说已经行驶到我们面前了。
上述这些都属于业务创新。还有机构创新，过去农村金融机构就是一个农村信用社，还有农业银行，应该说竞争很不充分，活力十分有限。去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缓解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尽快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问题，银监会颁布了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政策，诞生了一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的金融机构，这是机构创新。
再谈管理创新，我刚刚陪同国务院领导去浙江调研，了解浙江省的金融机构支持小企业发展的做法，开了一个座谈会。浙江一些地方金融机构在支持小企业的做法上也有很多创新，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小额贷款”管理模式。
浙江地区山多、地少，商品经济发达。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农民失去土地，进入城市，继续创业，一开始就缺少资金的支持。大银行都不愿意给这些失地农民贷款，浙江的一些地方金融机构就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支持了他们。我把它叫做“在垃圾当中找黄金”。下岗工人赤手空拳去找银行贷款，大银行当然不愿意贷，但是这些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凝聚着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也有办法，还有一种十分重视自己信誉的理念。对他们的这种精神和能力，当地的小银行更为了解，因而有信心和魄力给予支持。
有一家肯德电焊机公司。公司初始就是15年前一个下岗的工人开办的，他找到一家大银行，申请贷三万块钱作为创业的第一笔资金，大银行没有贷给他。
而台州商业银行（当时还是一家城市信用社）贷了。现在这个肯德电焊机公司的产品已经占领了欧洲74%的市场份额。当年被大银行认为是规模小、成本高的下岗工人开办的企业，现在成了黄金客户。按照银行的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管理办法，这个企业当年没有抵押，没有担保，甚至连财务报表都没有，按多数银行的做法，这笔款肯定不能贷，但是台州商行贷了，而且创造了更高的效益。这也可叫做“通过风险的低成本弥补经营的高成本”。小银行面对小企业发放小额贷款，这个经营成本是高的，但是他们风险成本低，这种经营的高成本就被风险的低成本弥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理念。
还有就是服务上的“一小时精神”。他们介绍说：“一笔贷款办完，老客户十分钟，新客户两天”。这些小银行面对这些小客户发放的小额贷款，既要执行大银行总结出来的一套成功的一般性管理办法，又要针对这些小客户、小额贷款的特殊性。这些地区银行与当地居民几十年一起共事，了解他们的信誉和能力，对他们的还款能力和信誉认识比较清楚，所以审核贷款的服务效率高。“十分钟”可能夸张了点，但“一小时”就可以办完老客户的一笔贷款，这些都属于管理上的创新。
再比如，他们提出说“绝对没有不良贷款的客户经理不一定是好的客户经理”。不良贷款是我们传统银行经营管理中最忌讳的事情，但是他们认为：面对100个商机，我抓住99个，这99个商机获得的利润完全能够覆盖那一个不良贷款造成的损失，而且还有很大的盈利。如果对这100个客户，有点白璧微瑕就盲目收紧，最后虽然不良贷款没有，但是利润也没有产生；好像汽车没有翻车， 但是它也没有开动。
再比如我总结的让“制度生出灵魂”。制度是死的，是要靠人去制定，靠人去执行的，但是执行的人如果没有真正理解制度的内涵就会直接影响执行的效果。比如制度规定要积极催收不良贷款，防止不良贷款，银行员工如果就是抱着“你怎么规定，我怎么去办”的态度，效果就不会好。而浙江的这些银行内部形成了一种“不良贷款可耻”的企业文化。谁要是发放了一笔不良贷款， 就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要千方百计，想尽各种办法把这个不良贷款收回来， 所以这些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都是零点几。制度生出了灵魂，形成了银行文化， 这也是管理上的创新。总之，业务创新也好，机构创新也好，管理创新也好， 金融创新的列车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
第二句话：要做好上好车、管好车的准备
银监会成立以来，在机构编制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成立了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召开了杭州会议、北京会议和上海会议，发布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体现出对于金融创新工作的重视和支持，通过这些研究和讨论，也逐渐理清了一些工作思路，这些思路可以概括为九个方面：
总体上讲，金融创新对于我们还是比较陌生的一件事情，既要支持，又要防范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创新业务不可能一点风险没有，所以我们在2005年杭州会议上提出“鼓励与规范并重，培育与防险并举”这个银行创新与监管工作的指导思想。两年的实践证明，这个指导思想是正确的。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银行业市场的全面开放，我们将主要面临着七个方面的冲击，具体包括：
第一是技术冲击，就是金融电子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对传统手工操作模式提 出的挑战。现在迅速普及的电子银行业务、银行卡业务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传统的手工操作业务，已经对银行业务的运作和管理模式带来直接的冲击。
第二是产品冲击，如衍生产品、资产证券化、代客理财等新的银行业务产 品，从产品结构到经营方式都对传统资产负债业务产生了重大冲击。
第三是利润生成和盈利模式的冲击，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技术的出现直接 导致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改变，创造出新的利润增长点。新业务领域里，银行利润快速增长，成本大幅下降，这对中资银行过去依靠传统业务维持利润的状况产生了重大冲击。
第四是对体制的冲击，金融创新要求商业银行不得不向流程银行转变，实 行扁平化管理，这对中资银行传统的按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的管理体制也带来了重大冲击。
第五是机构的冲击，传统的单一功能机构面临着业务交叉、综合经营的新 形势，现代化的银行需要开展多元化的金融业务，这就必然会产生综合性经营的金融机构。
第六是观念的冲击，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要求我们不断转变观念，开阔视野 以适应创新发展的需要。
第七是对监管思路和监管体制的冲击，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我们的监管
体制如何适应，监管理念如何调整，监管手段如何跟进，这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过去的监管主要是管准入，准入卡的很死，现在为了适应金融创新的发展要求，就需要适当地放宽准入，加强业务全流程的持续监管，即宽准入、严监管，这是我们监管思路和监管体制在新形势下必须要实现的转变。
在新的竞争形势下，我们的中资银行金融创新工作开展的怎么样，要有一个准确判断。我去年概括了一下，叫“起了步、上了路、水准低、不平衡”。“起了步”是说基本都动起来了；“上了路”是说方向大体也是对的；“水准低”是指金融创新水平还不高，照搬复制式的创新比较多，属于吃别人嚼过的馍，鹦鹉学舌性质的，有的银行甚至是出于拉存款的需要来开展代客理财；“不平衡”体现在金融创新工作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在大中小银行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从银监会的工作来讲，我们提出了“三个逐步到位”的要求，即：认识逐步到位、组织逐步到位、工作逐步到位。对于“认识逐步到位”，我不多讲了； “组织逐步到位”体现在我们成立了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各省局也根据具体情况提供了相应的组织保障；再一个就是要“工作逐步到位”，支持和鼓励金融创新要靠大家认真去做工作，抓落实。
虽然金融创新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事物，在管理上相对传统业务来讲还比较生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目前具备的许多有利条件：第一是国内银行的资产质量已经明显改善，八十年代我们的主要矛盾是通货膨胀，九十年代的主要矛盾是不良贷款，目前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推动金融创新。不良贷款的问题解决之后使我们能够腾出时间和精力来考虑金融创新的问题；第二是国内银行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的不断完善为推动金融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三我们的银行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人才储备（当然目前还不够，需要持续增加）。这三个方面都有利于我们推动金融创新工作。
金融创新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我去年把金融创新划分为广义的金融创新和狭义的金融创新两类。广义的创新就是指发生在金融领域的一切创新活动， 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体制创新、机构创新、管理创新等；狭义的金融创
新主要指金融产品的创新。我们所讲的金融创新主要指狭义的金融创新。创新业务的概念也是相对的，我们当前所谓的一些创新业务，比如说电子银行、银行卡等，在发达国家已经比较成熟，是银行的常规业务，但对于我们来讲还是创新业务。
对于银行业金融创新，我们提出了“六个重点”，就是在下一阶段，在狭义的金融创新范围内，各商业银行需要重点做好的，各银监局需要重点支持和监管的六个方面。第一是加强对表外业务，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的调查研究，做好市场风险的监管；第二是要规范理财业务，促进理财业务的健康发展； 第三是电子银行业务的监管；第四是银行卡业务的监管；第五是推进资产证券化；第六做好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业务。
我们的银行监管工作过去主要习惯于市场准入的监管，而对于创新业务的监管还不熟悉，我提出要坚持“区分险情、允许探索、加强协调、逐步理顺” 的原则。
创新业务品种很多，有的风险较高，有的风险较低，监管工作不能一刀切。监管部门应积极鼓励商业银行开展新的业务，开发新的领域，给予试错的机会。监管部门不能把市场准入作为控制风险的唯一办法，要转变监管理念，在新业务开展的过程中控制风险，通过不断地监测和研究，了解业务风险，及时进行风险提示，不断地纠偏纠错，促进新业务走上持续发展的轨道。如果在新业务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就永远没有金融创新的出现。当银行新业务在这片土地上还没有生长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商业银行还没有进行金融创新尝试之前，不应该限制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在新业务尚未出现时就讲这种话，新业务就永远不会存在。而没有金融创新， 商业银行就无法发展，也就无法总结相关的经验和教训，也就没有更高的目标引导我们去学习、认识、提高。
去年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这是银监会下一阶段支持银行业金融创新的重要宣言。《指引》的核心有四句话——鼓励发展、强调规范、服务客户、教育公众。
“鼓励发展”关键是“两个注重”。一是作为监管部门，要注重简化准入
的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工作效率，另一个是要强化持续性监管，注 重对新业务整个流程的风险控制。
“强调规范”包括“七个要点”和“四个认识”。“七个要点”是合法合规、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可算、风险可控、注重风险管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四个认识”是指开展金融创新首先要做到认识你的业务，认识你的风险，认识你的客户，认识你的交易对手。
“服务客户”对银行来讲要坚持“三个要求”。第一是信息披露的要求， 商业银行要向客户准确、公平、没有误导地进行信息披露，充分揭示与创新产品和服务有关的权利、义务和风险；第二是要履行对客户的保密义务和尽职责任，为客户提供专业、客观、公正的意见，确保提供给客户的金融产品符合其真实需求；第三是在产品售出后，要建立有效的客户投诉受理渠道和处理机制， 妥善解决与客户之间的纠纷，提高金融创新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教育公众”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是维护利益原则，就是要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第二是“买者自负”原则，要推动金融投资者加强对“买者自负”这一市场经济原则的认识，购买者从购买行为中获得利益的同时，也要自己承担相应的决策风险。
总而言之，以上九个方面是我们在前一时期工作中总结归纳出的一些基本工作思路。我们今年回过头来再看这些基本工作思路，经过实践的检验，应该说是适用的、正确的，要在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继续坚持下去，并不断完善。
第三句话：乘着金融创新的列车向着现代金融企业的方向前进
第一句话讲的是车来了，第二句话讲的是做好上车准备，第三句话就是乘上金融创新的列车前进。这里我重点说说中间业务收入问题。
中间业务收入是衡量现在金融创新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在这方面国际银行业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梯队：国际市场中领先的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已达到70-80%；一般的好银行也达到50%；而像亚洲一些国家的好银行，一般也达到40%。而现在国内商业银行大体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大中型银行，就是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为17.5%，这是第一个层次；城市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是3.67%，可以作为第二个层次；农村 合作金融机构的水平是0.7%，这是第三个层次。在这种对比下，我们的银行要在加入WTO后求生存，求发展，必须改变现在的状况，增加非利息收入，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对此，我提出一个发展目标，请创新部和主要监管部门进一步进
行论证。第一个梯队，也就是大中型银行从现在开始，从这次会议开始，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包括5年的加速期和5年的冲刺期，达到国际银行业的中等水平，也就是说中间业务收入达到40-50%，年均提高3个百分点左右；第二个梯队就是城市商业银行，要经过5年左右的时间，达到我国大中型银行目前的水平， 也就是由现在的3.67%提升到20%。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行现在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平，有的行则比较差，参差不齐，要通过一定的政策引导， 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实现整体上的提升；第三个梯队就是我们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整体上处于一个热身阶段，现在是零点几的水平，实际还没有上场， 要力争经过5年左右时间达到10%的水平。上述指标不一定是硬性要求，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三个梯队要在这5-10年的时间里，乘着金融创新的列车，向着现代金融企业的方向前进。
第四句话：为前行的列车添加能源
我们乘上了金融创新的列车，但要实现前行还离不开持续的动力支持，就像蒸汽机车需要煤、内燃机车需要柴油、磁悬浮列车需要电一样，要有充足的能源保障。金融创新的能源是什么，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首先，要提高认识。“认识”这个东西既是虚的，又是实的，既是看不见的，又是看得见的，就是毛主席所讲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只有认识提高了，才会有实际的行动。像前面提到的浙江省的银行的例子，首先是员工们树立了“不良贷款可耻”的思想意识，清收工作就落到了实处，精神的东西就转化为物质的成果。没有这样的观念，清收工作就做不好。
第二，要理清思路。我们作为银行监管当局推动这项工作，是从总的方面 进行号召、引导并提出要求，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提高银行的竞争能力。但是各个商业银行的具体情况不同，优势也不一样，必须扬长避短，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不能是邯郸学步，不能是东施效颦，应该学习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邯郸学步是指本来自己的步伐走得挺好，却不作分析论证盲目模仿别人走路，结果自己也不会走了。胡服骑射是指战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能征善战，都是短衣紧袖，而赵国传统是宽袍大袖，不利于征战，赵武灵王进行了改革，引入胡人的衣着，使得骑马射箭都很方便。这个改革开始也遇到了很大阻力，但最终通过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所以金融创新要充分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学习别人有用的东西，而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不能一家银行办理一种理财业务， 所有的银行也都跟着办这种理财业务，要有自己的特色。
第三，完善政策法规。对于金融创新，银监会在监管政策上作了许多完善， 特别是准入政策上，对创新给予了很大支持。在此基础上，各监管部和银监局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于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方面加强调查研究，对于风险可控的金融创新活动，要进一步完善法规政策，积极支持。
最后，加强人才培养。凡事都是人干的，要大力培养人才，使其能够适应竞争和创新的需要。
以上这些都是前行列车的能源，指导思想的能源、政策的能源、人才的能源等等，都是保障列车顺利前进的必要条件。
祝愿中国银行业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更好地创新，更快地发展。
在光大集团暨光大银行年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2007年8月9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光大集团暨光大银行年中工作会议。根据中央的决定， 光大集团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今天是新班子组建的第50天。以明权同志为首的上一届领导班子，为光大集团的改革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成功跑出光大改革的第一棒。明权同志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集团的领导职务。明权同志对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工作给予了积极支持，我们对明权同志为光大集团改革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这次集团年中工作会议与光大银行年中工作会议套开，主要是就光大集团和光大银行的改革重组工作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深刻认识光大集团改革方案出台的重大意义
光大集团作为经营银行、证券、保险和实业的国有特大型企业集团，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为国民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付出了巨大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国民经济和金融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在集团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取得过优异成绩，有过很大的社会影响；但也走过弯路，遭遇过挫折，有过失败的经历和惨痛的教训。由于种种原因，相当一段时期集团面临着突出的困难和问题，沉重的历史债务包袱难以靠自身努力消化；银行的管理水平不高，体制和运行机制存在弊端，各类案件不断，不良资产较多，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导致新的业务和机构不能批准。一方面，业务拓展缓慢，市场形象受损；另一方面，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员工士气受到极大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光大现在是困难重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和弊端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虽然有些时候、有些方面也在扭转，但总体上看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就难以为继的地步。
光大改革的艰巨性在于光大问题的复杂性，可以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
资产及业务上的复杂性。目前，光大集团总资产7000多亿元，总量不大，但产业结构五脏俱全，有银行、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上市公司等金融企业，
还有环保、会展、
房地产、石油、饭店、旅游和物业管理等实业企业，涉足了许多行业和业务领域，但产业关联度不高，价值链互补性也不强。
机构及股权上的复杂性。集团所属企业数量众多，子公司、孙公司错综
复杂。从形成上讲，有直接投资的，又有兼并收购的；从市场区域讲，有境内的，又有境外的；从业务领域讲，有金融企业，又有实业企业；从股权结构讲， 有全资、控股的，又有合资、参股的；从管理上讲，有直接管理的，又有托管、代管、挂名的；从经营状态上讲，有正常经营、能够盈利的，又有经营困难、回报不多、效益不好、停业清算的。
债权债务关系上的复杂性。有拖欠人民银行、财政部的债务，有拖欠外
部银行的债务，有集团与光大银行及其他所属企业关联交易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有光大银行为集团对外融资提供担保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实有的或有的一大堆，债权债务关系链条纷繁复杂。
管理体制上的复杂性。在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中，我们的管理体制比较特
殊。横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个独立法人，但又是一套领导班子，两个管理总部；资金往来密切但财务上又没打通，不能真正并表；同一集团、相同岗位但又实行多种分配体系。
人员上的复杂性。历史上集团领导班子经过六次调整，员工通过各种渠
道和方式来自各个方面，有组织任命、领导推荐、行政安排、关系介绍的，也有市场招聘、专门引进的，背景经历、工作经验、专业能力、工作素质参差不齐。大家走到一起工作，工作中的默契程度、工作理念、团队精神、企业文化等，至今仍需要耐心磨合、精心打造和细心呵护才能形成。
改革内容上的复杂性。与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人家是同一行业、一级法
人，改一家银行就可以了。我们涉及多个行业，又是多级法人体制，方案设计上要实现金融和实业分离，改革重组集团、实业和银行，还要实现上市。我打个比方，人家是一枪打一头大象，我们是十枪打十只狐狸。人家是国家注资的“子弹”上膛即可发射；我们是股份制，光有“子弹”还不行，还要经过股东大会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改革内容的复杂性给方案设计增加了许多难度，执行中将会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搞不好就会发生许多碰撞：比如公司分立引起的感情碰撞，大家对光大有感情，由于改革最终要实现金融同实业分离，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和看法；又比如由于股东结构变化，将引起董事会结构的变化，会
涉及到一些人员的调整。再比如利益分配上，国家注资、新股东进来，其他老股东的股份就自然要摊薄。这就要求新老股东都要识大体、顾大局，看到长远， 只有改革成功，才能把蛋糕做大，大家才会有更大的回报。如果纠缠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就会延误改革时机，一损俱损。
我们说，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存在着内在的规律性。物极必反，矛盾发展到顶点也就是拐点的开始，“六个复杂性”把光大的矛盾和问题推到顶点，也就为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光大集团的改革问题，始终得到X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和正确领导。从2004年初开始，改革重组方案的设计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组成的三方领导小组多方论证，数易其稿，反复征求意见。国务院领导先后多次做出重要批示。集团X委、执董会经过认真学习领导同志批示和《方案》，认为《方案》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改四要”。“三改”是：改革重组光大集团，成立中国光大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简称中国光大集团），持有金融类资产；改革重组光大实业，成立中国光大实业集团公司，持有非金融类资产；改革重组光大银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通过市场化方式集中处置不良资产，适时引入战略投资者，择机公开发行上市。改革重组后的三个公司由汇金公司或汇金公司委托的中建投代表国家出资并控股。改革重组中的“四要”是：要清理两总部的关系，实现光大集团金融业和实业的有效分离；要加强组织领导，做好队伍稳定和业务稳定；要建立起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体系，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探索现代金融控股模式，为中国的金融改革探路搭桥。在“三改四要”中，“三改”是内容， 分离是手段，稳定是保障，提升和探索是目的。
改革后的干部管理体制，上级明确为“两管两兼”，即集团的领导班子继续中管，实业的领导班子改革期间由集团代管；集团的一把手兼银行的一把手， 集团的一名领导兼实业的主要负责人。
这一最后完善的改革方案，包括干部管理体制，是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 有关各方综合研究，多次沟通，反复权衡的结果。总体而言，对改革有利，对国家有利，对光大有利。
首先，改革为光大集团和光大银行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个机遇，
就是为我们设计了一幅金融综合经营的蓝图。金融控股公司是各国金融综合经营所选择的主流模式，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走向综合经营已成为全球的发展潮流。作为综合经营的一种有效模式，金融控股公司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协同效应及降低单一业务所产生的行业风险等方面，具有其他金融企业组织形式无可比拟的优势。现在，光大集团能够取得第一张国家持股的金融控股公司牌照，这是国家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的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决策，也是中国金融业为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加快自身发展的现实选择。有无牌照，有本质的区别。有了牌照，就是“有照驾驶，合规经营”。实践中，我们的胆子就可以再大一点，步子就可以再快一点，充分运用拥有牌照的先发优势，光明正大地去上路，名正言顺地去探索，积极大胆地去创新，科学有效地去整合，为中国金融业改革探路搭桥，多积累一些经验， 哪怕是“试错”的教训，也为中国金融业推行金融控股公司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当前，国内资本市场基本面持续向好，上市公司业绩不断提升， 可以预期，今后尽管还会出现波折，但资本市场在2008年奥运会前将总体处于牛市阶段。我们抓住了这个机遇，经过改革重组，争取上市，就能走出困境， 真正将自己打造成第一家综合经营的国家金融控股公司。
其次，改革反映了社会各界和集团广大干部员工的热切期盼和强烈愿望。 通过前一段时间的走访、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充分体会到社会各界、国家有关部门对光大集团和光大银行改革重组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集团内部广大干部员工对改革的渴望、对发展的期待。集团上下一致的呼声就是时不我待，人心思改，人心思治，人心思强。因此，只有抓好改革重组，才能真正走出困境，才能重塑光大形象。光大集团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有过辉煌，也走过不少弯路，现在也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长项和优势，也要正视我们的弱项和劣势。以往，光大集团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品牌和无形资产优势，光大银行在同业市场中也有一定的竞争力和商誉。但现在光大集团已经严重资不抵债，光大银行连续3年没有出年报，资本充足率曾经是负数，现在也是零点几，在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经营管理指标排在后面，市场份额与自己的历史身份和社会地位极不相称。面对这些困难和劣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ZZ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以痛定思痛的态度，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以壮士断腕的气概，以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精神，杀出一条血路，发挥优势，抑制劣势，扎实工作，重塑形象，让光大的事业重新光大，真
正光大！
二、关于实施改革的工作思路
改革有利于彻底化解光大集团和光大银行的风险，有利于恢复光大集团和光大银行的正常经营能力，有利于建立光大集团和光大银行新的体制机制。改革体现了X中央、国务院对光大集团和光大银行改革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是国家又一次对光大集团和光大银行实施的有效救助。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机遇， 扎实向前推进。
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后，X中央、国务院交给新班子现阶段的任务，就是进一步统一思想，抓紧启动改革。由于光大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集团X委、执董会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不断协商的过程中，特别是通过学习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批示和国务院7月2日关于光大集团改革重组专题会议精神，适时提出了“四抓一带”工作思路。即：第一，抓主要矛盾，就是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光大集团改革的有关指示精神，抓好改革发展这一关系光大集团未来的主要矛盾。第二，抓历史机遇，就是要抓住目前国民经济形势总体向好、资本市场处于牛势、员工渴望改革这些难得的历史机遇。第三， 抓重点企业。在光大集团中，光大银行资产占96％，员工占93％以上，因此光大改革的重点是银行改革。当然，集团又是一个整体，集团内其他企业也要改革，集团自身的重组和实业的重组同银行的改革密切关联，证券的上市也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为银行上市探路。第四，抓内部管理，严格规章制度，健全内控体系，严肃处理违规违纪人员，遏止案件频发势态。通过以上“四抓”，带动集团整体向前发展，提升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根据“四抓一带”的总体工作思路，集团X委、执董会经过认真研究，明确了当前改革重组四个方面39项重点工作，并确立了每项工作的责任人和工作完成时间表。这四个方面工作主要是：
一是光大集团的重组改制。包括以光大金控挂牌为阶段性目标，做好改革 宣传和明确基础管理体制，研究组织架构及“三定方案”，完成资产、负债划转及建账工作，努力打造好第一家国家持股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
二是光大实业的设立。包括以注册成立为阶段性目标，做好偿债解决同光 大银行关联交易，厘清资产界面和建账等工作，实现实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光大银行的重组。9月底前，要完成注资工作。通过财务重组，光大银行要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与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在资本充足率达标、资产质量良好、拨备充足的财务基础上，根据需要引入具有国际水准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风险管理水平和综合竞争能力，并力争明年尽早完成股票发行上市，以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四是光大证券上市和其他企业的改革发展。光大证券已经拟定了明年上半 年上市的倒排时间表，要高标准做好发行前辅导、确定发行方案、完善公司治理、材料申报等工作。光大永明保险要进一步发挥合资双方的优势，积极提高市场份额，要加强同光大银行的合作，实现共赢。实业企业要坚持围绕市场， 创新思路，加强投资管理和业务拓展，积极推动企业发展。
三、倾力打造五项工程，确保改革成功
为了动员和协调各方面力量，形成合力，确保改革成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举全集团之力，倾力打造五项工程。
改革重组是当前全集团的工作重点，光大银行的改革重组又是重中之重。我们必须将改革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抓紧抓实抓好。在光大改革中，每个层面都有自己的定位，通过不同层面的工作，最终形成合力，推动改革向前迈进。光大改革总体分工应当是：集团和总行重在抓改革，是改革设计、政策制定和发展规划中心；分行重在抓管理，应成为风险防范、监督管理和绩效考评中心；支行重在抓服务与营销，应成为客户服务、产品创新和利润创造中心。其他子公司的各个层面也要围绕改革确定自己的定位。通过上述定位，全面实现前面所讲的“三改四要”和四个方面39项重点工作。
我搞了几十年的监管工作，有些心得。我曾经提出过银行改革“形似神似” 的观点，为业界所接受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国有银行改革已经实现了“形似”， 但还没有达到“神似”，而我们连“形似”都不够。我还提出过管理的“三段论”，即靠关系的“面子”管理，靠体制制度的“眼睛”管理和靠大脑的艺术管理。体制制度的管理是管理的中间层次，我们尚有相当大的距离；大脑的艺术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层次，我们更谈不上。因此，我们在管理上实际是初小水平，要补的课很多。我们要以这次国家审计署对光大银行审计为契机，落实整
改措施，通过揭露案件，深挖根源，严格问责，做到责任到位、追究到位、警示到位、整改到位。如果我们不到位，人家就到位；如果你不到位，人家就让你失位。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制度不够，而是有的人对制度置若罔闻。商业银行健康发展最根本的基础就是依法合规，我们必须对每一项业务、每一个岗位做好建章立制和执行力的检查工作，一定要像抓业务拓展一样下大力气把这项工作抓好，建立起合规文化，为改革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基础和有效保障。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专门开会部署。
所谓金融创新，是指金融业为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制度安排、机构设置、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等方面创造性地开展的各项活动。金融创新是中国金融业的生命，是中国金融业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当前和今后的大势所趋。金融创新的含义非常丰富，我曾经把它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创新就是指发生在金融领域的一切创新活动，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体制创新、机构创新、管理创新等等；狭义的金融创新主要指金融产品的创新，就银行而言，主要包括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理财业务、电子银行、银行卡业务、资产证券化等等。中间业务收入是衡量金融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在这方面国内和国外有较大差距，我在银监会曾提出银行业金融创新三个梯队的发展目标：第一个梯队，就是大中型银行从现在开始，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 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达到40-50%，年均提高3个百分点左右，达到国际银行业的中等水平；第二个梯队就是城市商业银行，要经过5年左右的时间，达到我国大中型银行目前的水平，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要由现在的3.67%提升到20%左右；第三个梯队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整体上还没有上场，要力争经过5年左右时间，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达到10%的水平。光大银行是在第一梯队中，要力争达到40-50% 的水平。在金融创新中，理财业务是一项重要的产品创新，光大银行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和市场影响力。光大银行“阳光理财”系列产品自2004年推出来后， 连续创造了多项“第一”，市场影响和效益都不错，应该成为创新的核心产品和重要的战略选择；要进一步巩固其市场领先地位，强化风险管理与品牌贡献度，并尽快从单一产品创新向系列产品持续创新转化。
当然，创新不仅仅是银行，光大证券、光大永明保险和实业企业都有创新的任务。光大证券必须要围绕创新做足文章，要在深入研究、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尽快形成自身的特色。其他企业也
要面向市场，拿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创造新业绩，推动企业做强做大。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依靠群众的向心力，必须打造人心工程。此次会议后，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使广大员工感受到X中央、国务院对光大的关心、爱护和支持，认识到抓住市场机遇、抓住改革这个主要矛盾，把蛋糕做大的重要性，顾全大局，全力投身改革，支持改革， 促进改革。要积极营造健康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把握员工思想动态，使大家真正做到轻装上阵，积极为改革建言献策，身体力行。这次会议后，希望每个参会人员都认真收集本单位员工的心声，向集团X委提交一份对当前光大改革发展的“建言书”，可以不署名，最好署名，要言简意赅，直奔主题，以便我们真正了解广大员工的所思所想。要通过主流媒体、主要网络等有效渠道和手段，进行适度宣传，反映集团改革重组的成就和前景，展示员工的业绩和风貌， 坚定改革信心，重塑光大形象。对原有的宣传标语、企业CI、内外部网站等都要借这次改革重新设计。这样，通过内外合力，营造出心齐、气顺、劲足的大氛围，使员工思有希望，行有目标，干有奔头，最终心有归属；使每个员工以光大为业，以光大为家，以光大为荣。
事情总是要靠人去干，人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对光大来说，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人才问题又恰恰是我们最突出的“短板”，特别是综合型的战略规划人才、国际型的金融创新人才、新业务的高端研发人才、懂经营善管理的综合型管理人才更为匮乏。打造人才工程，就必须“不拘一格降人才”，一是内部挖掘举荐人才。没有没用的人才，只有没有用好人才的领导。要改革机制， 把发现人才、推荐人才和科学使用人才当作大事来抓，惟才是举，惟才是用， 惟才是爱，形成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局面。这次会后，希望全体与会人员本着对光大的事业负责的精神，学孙阳，当伯乐，每个人都能举荐若干人才，建立起我们的人才库。二是整体培训培养人才。根据建设学习型企业的需要，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力度。要制订全员培训计划，分级分类组织培训，并辅之以必要的考核激励政策，提高全员的素质和能力。三是外部招聘吸引人才。今后，集团各部门和所属企业领导职位和重要岗位用人，要拿出一定比例进行公开市场招聘，特别是对一流的高端人才，要下本钱筑巢引凤，可以实行特殊的薪酬制
度和激励政策。
上述五项工程具有科学的内在联系，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实施五项工程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发挥各级X委的ZZ核心作用，注重发挥基层X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注重发挥X员特别是X员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集团系统各级X组织和广大X员一定要正确把握改革大局，积极参与改革实践，在改革中建功立业。
实施五项工程，每个部门都有任务，每个员工都有责任，但第一步要组织落实。初步考虑，五项工程整体工作在集团X委和执董会的领导下，由已成立的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会后，根据这次会议的统一部署，五项工程要尽快提出可操作性的具体工作意见，由集团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集中整理后下发，在全系统唱响“坚持四抓一带战略，推进五项工程建设”的主旋律。各单位要根据集团的统一安排和自身实际，认真贯彻实施，抓实各项工作，使之成为每个员工的自觉行动。这项工作一定要落到实处，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大哄大嗡、做表面文章的现象。
同志们，光大的改革重组既是我们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我们重塑形象的唯一选择；也是通过把蛋糕做大，使每个员工受益的长远之计。在具体工作中，会有许多利益碰撞，矛盾交叉，新的体制也需要不断磨合适应，这就需要我们识大体、顾大局，甚至要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在做大蛋糕的前提下，每个人从长远看在多得的情况下，切下来的比例大小也不会都一样，这就需要认真做好思想工作。我们既要讲物质利益、讲激励机制，又要讲奉献精神，讲思想境界。对有些同志一时想不通的事情，我们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要讲全局、讲长远，又要包容感化，要以心换心、将心比心。同时，在改革重组期间还要特别强调纪律，强调稳定，对置改革大局于不顾，甚至违法违纪的人， 要依法追究责任，勿谓言之不预也。
关于下半年银行的工作，总的要把改革重组当成动力，当成新起点，通过改革，下半年要在发展战略、业务创新、经营管理、营业利润、资本充足和资产安全状况方面都要有一个飞跃，推动银行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同时，也只有银行的业务又好又快的发展，我们才能腾出精力抓好改革，也才能证明改革的成功。二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证券、保险和其他机构也都要按这次会议要求，通过改革使各项工作有新的发展。
当前经济金融工作的重点是稳定、完善和落实各项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
策要加大对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货币政策要稳中适度从紧，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我们企业搞的都是微观经营活动，光大的改革是我国总体金融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在改革中一定要认识、把握好当前经济金融形势， 使企业的微观改革与国家的宏观经济形成良性互动，把我们的工作做扎实，把改革搞成功。
同志们，当前我们既面临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对光大来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X的十六大以来的方针政策，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抓住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积极推动改革， 努力乘势而上，真正使光大走上科学的持续健康发展之路，把光大这艘大船开成“五月花”号，而决不能开成“泰坦尼克”号。我们要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扎实有效的经营业绩，努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迎接X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世界上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也没有绝对干不成的事；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谢谢大家。
在光大银行年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07年8月14日）
同志们：
今天下午召开光大银行年中工作会议。该讲的上午在集团的改革动员会上我都讲了。听了郭友同志的讲话，基本思路我是赞同的，会后再集中大家的意见进一步完善一下。我到光大50天，主要精力在把集团的改革重组启动起来， 到银行分支机构的次数比较少，除北京、上海分行去了以外，其他分行都还没有去。光大就象联合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就同国家关系一样，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虽然你是大国，但是小国的国王、总统同样都要见一面，谈一谈，再加上其他工作，分行的同志就见得少一点。这次改革启动了，今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会多一些。
关于光大银行的经营发展问题，让我具体讲，老实说现在还没有太大的发言权。作为董事长，我主要必须履行三个方面的职责：一是抓大事。当前无论是就集团而言，还是对银行来讲，改革重组是头等的大事，是主要矛盾，是重中之重，一定要抓好。今后，在经营管理中，我也主要是抓重大的方向性问题。二是抓干部队伍建设，我还是X委书记，按照“X管干部”的原则，根据银行工作需要，要管理、配备好人力资源，为业务发展提供组织保障。三是抓重大关系协调。我们是商业性机构，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公共关系十分重要。前几天去上海，给我安排得非常满，三天安排了17场活动。我对王兰凤说，你是想在一头牛身上扒下两张皮来，这是《资本论》中讲的；我是又“卖身”又“卖艺”， 为拉客户要吃饭，这是“卖身”，客户还向我要字，一般人我不给写，为了拉客户还要写，这是“卖艺”。为了光大的发展，没有办法。作为董事长来讲， 我就是这么三个定位，其余放手支持经营班子工作，支持经营班子大胆工作。
在上午小组讨论时，我听了两位分行行长的发言，他们讲得都很好。会后， 希望各个分行都写份建言书，把你们的所思所想、对发展的考虑和工作建议告诉我们，凡是有利于集团和银行改革发展的，我们都会吸收采纳。下面我再强调几个问题。
第一，要坚定不移地积极推进改革重组。这次光大集团改革重组的重点是光大银行的改革重组。大家一定要正面地去理解、认识和把握改革重组的意义。在组织实施中，三个层面任务不同，集团和总行层面负责做好改革重组的统筹、
指挥、政策制定等工作，分行有分行的角色，支行有支行的定位，但目标是完全一致的，目的都是要把工作做好。目前光大银行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许多经营管理指标在股份制银行中都排在后面，除了理财业务，其他的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很多业务拿不到，一些客户也离开了。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使光大银行能够真正光大起来。但是改革不那么简单， 上午报告中我特意写了八个字“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对此在总行层面体会更深。在这个方面，我们要识大体、顾大局。改革过程中新老股东之间的利益碰撞，关系协调上的摩擦，甚至将来新的董事会人员的调整，工作上的不同看法等，有大量的矛盾需要我们去解决。我过去是说上句的，是别人来求我的， 今天为了你们，为了光大，我首先要这样做。
这次改革方案出台用了三年半多的时间，国务院领导先后三次作了重要批示。在这期间确实许多情况发生了变化，比如有许多新的投资者主动找上门来， 再比如我们的股票价格涨了许多，我们通过市场办法去解决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些问题我们不得不考虑。X中央、国务院给我的任务就是落实已批复的方案，而且光大的改革是2004年我们自己先提出来的，最后是签了字的。另外， 方案如果再翻来覆去，再扯一年，丧失了资本市场的机遇，就象种子培育得再好，错过了春天的播种期，到秋天再播种，也长不出好庄稼。
从正面讲和大的方面来讲，现在的改革方案对国家有利，对光大有利，这要理直气壮地讲，只有改革才能使我们抓住历史机遇，改变面貌，树立形象， 解决问题。但是对内讲，将来在改革具体实施中，还会有许多磕磕碰碰。中央领导批示“工作艰巨”，大家要有思想准备。改革就是一个凤凰涅磐的过程， 通过涅磐获得新生。
第二，要下大力抓好人心工程。我不习惯讲话念稿子。昨天办公室还是给 我准备了一份背景材料，提到光大银行的优势：一是通过多年的发展，借助光 大集团的历史影响，形成了比较好的市场品牌；二是在同业中具有较强的体制 创新、产品创新、科技创新能力；三是有较好的区位优势，机构网络集中在沿 海、沿江、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四是有一批高素质、经验丰富的干 部员工队伍。这些是不是优势，我看有待商榷。对外还可以讲这几点，而且这样人家也会问你，这么多优势怎么还办成这个样？三年不出年报，多项指标排在后面，风险案件不断，这些怎么解释？据我所知，这些管理部门是不会认可的。好在办公室把光大银行的劣势也概括了四点：一是资产质量较差，不良资
产率高，导致资本充足率低下；二是历史遗留问题多，关联交易长期得不到解 决；三是企业文化欠缺，起码的合规文化都没建立；四是风险管理薄弱，案件 年年发生。
办公室这些分析准确不准确，完整不完整？大家都认真想一想，看看到底我们还有哪些优势要发扬，还有哪些劣势要解决。优势和劣势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劣势发展到顶点就会转过来变成优势。我认为，我们现在最大的劣势其实是人气不足。我们不是缺人，而是缺“气”，缺人气。为什么要打造人心工程？ 最根本的就是要打造我们的人气。上午我讲了红军长征抢渡大渡河，从安顺场一天一夜跑到泸定桥的故事，正常情况下办不到的事，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就做到了，靠什么？靠的就是一种精神，一股气。这一点光大银行很不够。上次礼拜天我到西单支行看了一下。不是什么“微服私访”，我不搞什么“微服私访”，是礼拜天在家闲不住，到西单支行看了一下。那么大的营业大厅冷冷清清只有一个客户，那是西单啊！黄金宝地！到一百米开外的中信银行，人家只有相当于我们1/4的面积，有7个客户正在办理业务。别的银行没有可比性，中信银行同我们是有可比性的。而且那时是什么时候？正是银行业要求解决排长队的时候。我们不是排长队，是没人来。我和郭友同志都很感慨。一叶而知秋啊，同志们！我看到的情况可能不全面，但是至少也说明一些问题。打造人心工程就是要形成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外部重新树立我们的形象。有一次， 我到江苏去出差，江苏泰州有一个黄桥决战纪念馆，进去的时候看到一条大标语，说“黄桥的烧饼可是很好吃哟”，落款署名“毛泽东”。字确实是毛主席的字，但就是不中看，怎么看怎么别扭。仔细一问，陪同人员解释说是毛主席有一个警卫员是黄桥人，刚见面时，毛主席问他“你是哪里人哟？”警卫员回答“我是黄桥人”，毛主席顺口说了一句“黄桥的烧饼可是很好吃哟”。这是警卫员讲的。毛主席讲过这句话没有这无从查考。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黄桥人为了黄桥烧饼做广告，就四处找来毛主席在不同地方写的字，拼凑成这样一句话。字虽是毛主席的字，但看了就是不舒服。为什么？就是没有“精、气、神”在里面贯通，是拼凑的。我们光大也一样，外表也不错，名字也很好，历史也很辉煌，各个方面的硬件也可以，每个人的单体素质也不差，但就是上不去。为什么？也是缺“精、气、神”。所以，我们要打造人心工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特别是在座的各位，要在凝聚人心，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上多下工夫。
第三，要正确处理安全、效益和发展的辩证关系。我在银监会常年搞监管工作，言必称安全。银行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不安全，既影响效益又影响发展。但是安全不是孤立的、静止的，是同发展、效益互相联系的。一辆汽车不开最安全，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所要的安全。这里就有一个要处理好安全、效益和发展的关系的问题。不能要没有安全的效益和发展，同时没有一定的发展也就没有效益，安全也没有意义，三者是辩证统一的。上次听兴业银行董事长高建平跟我讲：五年前，光大银行资产是兴业银行的五倍，现在兴业银行的资产比光大银行多2000多亿，他是言之无意，很客气地感谢我在银监会的支持，但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的业务在下降，同业在上升，整个金融业在蓬勃发展，这确实反映出我们的问题。现在的形势是流动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 银行单靠拉存款，贷不出去，还会产生新的不良贷款，我们不能这样做。但我们又有自己的特殊性，我们这几年在下滑。我去上海，上海分行虽说在光大银行系统是领先的，但业务下滑更厉害。因此我讲上海、北京这类分行不要满足于在全行比，要与当地同业比，要逐步做到在本地的同业领先才行。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但首先是我们自己要有雄心和目标。总而言之，要正确处理安全、效益和发展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偏废。过去我们发展受到一些客观因素制约，主要是资本充足率不足，需要通过改革重组加以解决。未来光大银行业务怎么发展，我们要有一个战略性的考虑。
第四，要切实抓好管理工程。我们要以国家审计署的这次检查为契机，很好地解决内部管理的问题。现有制度不少，但是有制度不执行，制度就是废纸一张。坦率地讲，有章不循，令难行禁不止，是光大银行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是软肋。制度要执行到位，你不到位，人家就到位；你不到位，人家就要你的位。一些同志违规不是主观故意，而是习以为常，这要批评教育；对于少数恶意违章违纪违法的，给银行造成损失和不良影响的，必须要严肃处理，一定要从严。上级监管部门和外单位的同志都讲，光大银行管理乱、处理软，对此我们一定要端正认识。我们不搞惩办主义，但对于违规违纪违法的人和事，不严肃处理，社会形象不好，内部风气不正，最终反受其乱的是我们自己。因此， 必须严格加强内部管理。
第五，要重视打造好人才工程。打造人才工程，一靠内部挖掘举荐人才， 二要整体培训培养人才，三需外部招聘吸引人才，还有一点方才我考虑就是对 人才要进行合理的整合，这个上午没说到。没有没用的人才，只有没有用好人
才的领导。我原来在银监会讲过，没有垃圾的概念。昨晚晚间新闻讲，英国将牛粪变成发电的原料，就不是垃圾了。“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哪种有用哪种没用？关键是怎么用好。红色的颜料用在画大海上，不是颜料不对，是你画家没用好；蓝色颜料放在画太阳上，也不是颜料不对，也是你画家没用好。我们要积极发现人才，大胆使用人才，要形成制度，通过制度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管理人才。我来光大，想跟我来的人很多，我一个人都不带。我带一个人到光大，就一个人是我的人；我带十个人，就十个人是我的人；我一个不带，光大都是我的人，我们都是光大人。以后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通过正常程序和规则，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广纳贤才，那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改革的方向定了，改革的步子迈开了，下一步人就是决定因素。
今天上午、下午召开的两个会议非常重要，只要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思想认识到位，工作思路明确，上下一心，扎实推进，这次年中工作会议就能成为光大的“遵义会议”，光大银行就真正能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更加光大。
谢谢大家。
在光大集团加强内部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07年8月22日）
同志们：
这次会议是在光大集团、光大银行改革重组已经启程上路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一次自亮家丑、自揭伤疤、自我警示的会议。今年，国家审计署对光大银行进行了全面审计，查出了许多严重违规违纪违法问题。银监会也于7月6日通报了光大银行7起违规违纪违法问题。这次会议主要是在集团系统通报10个严重违规违纪违法案件，宣布处理意见，目的是通过处理少数人， 教育大多数，坚决遏制住案件高发频发势头，对内震慑警示，对外重塑形象， 保障改革顺利进行。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高度重视当前案件风险的严峻形势
近几年来，集团X委和纪委高度重视X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加大了办案工作力度，采取有效措施，查处了一批违规违纪违法问题，银行业专项治理工作和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集团系统，特别是光大银行等金融企业面临的案件及风险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有的案件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性质恶劣，影响极坏。可以用“四多”来概括。
一是案件数量多。近三年，集团系统共查出大的违纪违法案件24起，其中重特大案件6起，今天通报的是其中10起比较典型的案件和问题，还有一批正在查处的案件，涉及银行违规个贷、资金违规入市、信用卡诈骗、个贷公用、骗贷等问题。郑州分行、深圳分行、武汉分行的资金违规进入股市问题，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并作出明确批示，银监会要求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广州分行和郑州分行的假发票案件，从不法分子手上整本购买假发票，还给对方手续费，自己是办银行的，却把假发票当支票用，随意支取，性质十分恶劣，国务院主要领导作出明确批示，要求严肃查处。这些情况表明，光大系统案件高发频发的态势极其严重，凸显我们管理和内控水平的薄弱。
二是涉案人员多。今年以来，仅光大银行对已发案件和违规违纪事项进行 责任追究，就涉及责任人594人次，其中在阶段性处理中，已移送司法机关和给予行政处分、人事处理的104人次，其余给予了其他处罚。上述处理人员中涉及分行一级领导27人次。
三是恶性案件多。西安分行原负责人徐伦忠，在国家审计署审计期间擅自 脱岗离境出走，严重违纪，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银监会将要通报；光大石油公司原负责人违规经营，严重违反财经纪律，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使企业已陷入瘫痪；光大证券广州中山二路营业部原负责人尹敏，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非法融资5.4亿元，用于个人或转借他人炒股，给证券公司造成重大直接经济损失，其本人被司法机关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大连分行中山支行原负责人周素华案、太原分行私人业务部原负责人贾晋松案，都给银行造成了重大直接经济损失，两人行为均已构成犯罪，已移送司法机关。
四是涉案金额多。今天通报的10起典型案件，涉案金额就达13.25亿元，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397万元，形成不良贷款1.19亿元。西安分行某公司贷款涉嫌诈骗案，使银行的1.19亿元贷款面临风险；大连分行周素华案，涉及金额近亿元，其中4000万元至今未能偿还；广州分行在三年里，使用5500多张假发票及用途不实的发票，套取费用4000万元。
这些案件反映出我们内部管理的严重问题，我们企业的管理体制、机制离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诱发案件风险的制度性缺陷十分严重。这里面既有公司治理不完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监督检查不到位的问题；也有制度执行不力，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管理薄弱，有章不循，有法不依，不少规章制度形同虚设，变成废纸的情况；既有激励约束机制和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亟待完善，存在“一手硬，一手软”，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的现象；也有一些基层单位缺乏管控，个别人员私欲恶性膨胀，法治观念和依法合规经营意识淡漠，丧失应有的职业道德底线的因素。同时，与我们对于案件整治雷声大，雨点小，失之于宽，偏之于情有关，助长了不正之风。
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增强案件及风险防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提高对整改工作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象我们这样困难多、包袱重、形象差、信用低的企业，又处在改革重组的关键时期，大量的案件频发，更是雪上加霜，破坏力极强，如不严加整肃，就会迅速蔓延扩散，就会产生我曾提出的“污水效应”，即就一个企业来讲，发生一个大案要案、有一两个“蛀虫”或败家子就可能影响一个企业的生存，甚至足以毁掉整个企业。过去光大国投、光大石油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情况十分严峻，如果对案件高发的态势听之任之，光大银行改革重组能否成功， 都要打问号，即使上市也卖不出好价钱。因为从国际惯例来看，良好的公司治
理通常能够提升公司两成的价值，如果因发生案件而导致外界对光大银行品行有质疑，未来的投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在IPO时就有可能损失掉上百亿，那我们就将成为历史罪人。现阶段，集团已经提出了“四抓一带”的工作思路，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光大改革发展的机遇期和转折期，全集团将倾力打造“五项工程”，其中，“管理工程”的核心就是要求各单位要强化内部管理， 严控经营风险，建立合规文化。对此，大家思想必须高度统一，深刻认识加强案件风险防范和内部管理的紧迫性，要牢固树立严格管理、稳健经营的指导思想，正确处理好安全、效益和发展的关系，真正做到发展与管理并重，创新与规范并举，改变形象，维护荣誉，促进改革。
二、深刻反思案件风险的惨痛教训
剖析和反思近些年来发生的案件和暴露出来的风险，教训是深刻的。
一是领导认识不到位。坦率地讲，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在利益驱动下，重业务轻管理，重存款轻效益，时点数一度成了指导和衡量工作的主要标准，只要完成任务就一好百好，违规违纪也就一了百了。内部管理存在授权无度、缺乏制衡、管理松懈、权责不清现象。有的甚至无原则地迁就客户的不合理要求； 有的在客户经理的选拔上是“先定指标后定人”，以指标论英雄，导致一系列恶性案件发生。案件风险发生在基层，但反映了我们的认识不到位。
二是制度落实不到位。根据银监会分析，国内银行业80%以上的案件都是因为“有制度而没有严格执行”造成的。光大过去发生的和今天通报的案件哪个不涉及制度落实问题？酿成大案的因素虽然很多，但最核心的一条是“有章不循、违规操作”。有的违法违规人员通常玩的都是“小儿科”，我看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如果我们在相关环节上很好地执行了已有的规章制度，或者落实“亡羊补牢”的措施，像西安分行的贷款诈骗案、广州分行虚假发票报销案、大连分行挪用贴现资金案等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还有，如我们的贷款“三查” 制度，在执行中往往流于形式，有的信贷人员根本不去企业亲自核实报表、账簿、凭证，甚至直接把企业提供的贷款申请报告和报表改作贷前调查报告，在报告中还经常留有“我公司”、“我企业”的字眼，明摆着是敷衍了事；有的贷中审查时审贷会仅仅是走过场，实质上还是行长一言堂。因此，现有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束之高阁，有章不循，令不行禁难止的现象，是最要命、最核心的问题。
三是监督检查不到位。对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查不严、抓不实，如西安分
行徐伦忠的案件，就不是一天两天做成的，人都逃到国外好长时间了，我们还不知道案子犯在哪里；光大石油也是违规经营多年之后才发现处理的。在光大银行的内部检查工作上，也存在检查讲情面、上报有顾虑、处理不及时的情况， 案件屡挖不尽，问题屡查屡犯，管理漏洞、风险隐患前堵后现。
四是问责追究不到位。过去，我们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大多是就事论事， 家丑不外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人还没处理，说情的电话先到，过不了人情关，随意抬高“枪口”放一码；处罚也是“蜻蜓点水”，不痛不痒，就低不就高。如银监会通报广州分行在核销广东瑞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3700万元购房款中，对有关责任人只给予警告处分和象征性地罚款2000元，罚款金额还不够总行检查组一个人从北京到广州的单程机票钱。这种形式大于内容，基层有同志反映是搞笑版的处罚，被处罚者在得到巨大好处、完成“胜利大逃亡”后， 还会在心里嘲骂我们是傻蛋。对北京西直门支行的违规个贷问题，银监会通报中明确指出“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太轻，应当重新进行处理。”不敢问责，究竟是心慈手软，还是另有难言之隐，发人深思。
五是人员素质不到位。我把违法违规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恶意违规，主 要是指一些人员故意铤而走险，内部作案犯科；另一类主要是从业人员习以为常造成的。这类现象又分许多种情况：有的是因为工作责任心不强、注意力分散而造成的风险；有的是怕麻烦、图方便而违规操作造成的风险；有的是不讲原则、怕得罪人，明知违规而操作造成风险；有的是不懂制度、不熟悉业务、不会识别而造成的风险等等。这些归根到底都是人员素质问题引起的风险。
三、标本兼治，构建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的长效机制
内控不严，案件不断，对国家，直接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浪费；对企业， 形象受损、无形资产贬值；对个人，是职业生涯的断送和家庭的不幸；对社会， 也增加了许多不安定、不和谐因素。做好这方面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要切实抓好“三个五”。
一是有效性。内部控制的制度和要求必须保证在各个单位、所有人员中得 到遵守和执行。二是审慎性。内控工作必须围绕着防范和控制企业风险这一目标来设置和实施。三是全面性。各项控制性措施必须渗透到各个业务领域和各个操作环节，覆盖所有部门和岗位。四是及时性。在金融创新领域中，要及时采取对应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措施。五是独立性。强调将监督部门和管理、执
行部门分开，增强监督部门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一抓大案要案。对于案件风险隐患多，大案、要案、新案频发的单位和分支机构，特别是银监会通报、审计署点名的“重灾区”，要给予“重点关照”。要重点抓好“治标”、“治乱”工作，继续深入排查，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特别是对领导人员的责任要限期落实。要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鼓励员工建言献策，对举报重特大案件有功人员要予以奖励。
二抓高发部位。一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管理，时间要延伸到“八小时以外”，范围要从工作单位扩大到社交圈，内容包括公事和私事。坚持实施轮岗轮调、强制性休假和任中审计及离任审计制度。二是要加强对重点对象的监督管理，对于“九种人”，一经发现，就要即行调离原岗位，发现问题必须严肃处理。三是要加强对重点岗位的监督管理，要强化信贷、 会计、出纳岗位的硬约束。四是要加强对重点环节的监督管理，如交接手续、审批程序、电脑操作口令、存取手续和票据清算环节等要害环节，是风险多发点、易发点，必须实施有效控制。
三抓跟踪整改。对通过各种方式排查出来的案件和风险点，特别是银监会、审计署通报检查出来的重点案件和问题，各单位必须要加强整改工作，总行要加大检查频率和力度。对于不及时整改的分行，对其相关业务将进行限制；要把整改情况作为评选先进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要与绩效工资挂钩， 高管人员的挂钩比例要高于一般员工。对于连续五年未发生案件的单位，以及坚持规章制度、勇于制止案件发生的员工，要给予特别奖励。
四抓内部控制。有控则强，失控则弱，无控则乱。要紧跟业务发展变化， 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建立健全部门控制、岗位控制、人员控制和计算机控制等内部控制措施。要按照“一项业务一本手册，一个流程一项制度，一个岗位一套规定”的要求，优化内控制度和业务流程。要狠抓防范操作风险的“十三条意见”的落实，强化四项制度的执行与检查，打造铁规章、铁流程、铁档案。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技术手段，提高信息技术系统支持业务运行和风险控制的能力。
五抓案件问责。重症下猛药，治乱用重典。内控管理和案件风险防控工作 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分管副职和职能部门、基层机构负责人各司其职，层层签订“军令状”。要严格执行银监会“百万元以上案件上追两级”及“先追
究领导责任”的规定。要全面推行“一案四问制度”，加大对责任人的处罚力度，使违规作案的成本大大高于作案获得的非法收益。
加强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工作是项长期任务，必须坚持“五个结合”，强调标本兼治，强化制度建设和提高制度
执行力，全面建立起“查、防、堵、惩、教”相结合的有效机制。
一是惩治与教育相结合。遏制案件高发势头，维护企业财产和储户资金安全，一方面要从严治理，采取强有力措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着力治本， 做到惩教结合。要加强对员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既要重视劳有所得和物质奖励，也要强调讲责任、讲奉献。企业管理最根本的是人的管理；人的管理最根本的是责任管理。要运用已启动的“人心工程”，形成自律自控的良好行为规范。
二是案件查纠与防范相结合。要把案件风险排查列入日常性工作内容，对案件追根溯源，使违规违纪违法犯罪行为无处遁形。“亡羊”要“补牢”，要通过集中梳理近些年来发生的各类案件特别是百万元以上的大要案，编写案例， 深入剖析案件成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有针对性地加强跟踪整改，使案件风险防控工作逐步从单一查处向针对性整改和查处并重转变，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是制度完善与制度执行相结合。光大这些年内控不严、案件频发的原因， 主要不是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关键在于制度执行力不强，各单位要根据业务发展和政策变化适时补充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要狠抓制度执行力建设，形成用制度规范行为、靠制度用人管事的局面，不断提高经营规范化、管理制度化水平。
四是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管相结合。各单位是案件和风险查防的主体，一把 手是第一责任人。同时，外部监管也不可或缺，特别是在当前案件风险没有得到根本遏制的特殊时期，要自觉服从并取得各级监管部门的支持，各地分支机构要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密切与公安、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协调配合， 动态跟踪监测案件风险态势，切实发挥好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管的治理合力。
五是内部控制与文化建设相结合。内部控制是刚性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文化建设是软实力。象光大这样文化建设底子薄、欠帐多的企业，在内部管理中， 更应把合规文化建设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要按照安全与发展并重、德治与法治并重、自觉与约束并重的要求，结合各单位实际，大力开展企业合规文化建设，引导广大干部员工牢固树立“违规就是风险”、“安全就是效益”、“守
法就是信誉”的经营理念。只有我们的风险意识比别人强，我们的企业、我们的银行才能比别人强。
同志们，目前光大的改革发展已进入关键阶段，光大银行重组上市也进入一个关键和敏感时期，社会各方面都普遍关注。任何案件事故和风险损失的发生，都会造成舆论和市场评价的负面影响，甚至一招不慎，会使改革半途而废。因此，我们的工作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标准更高，要求更严，力度更大。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干部员工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内控管理、防范经营风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抓认识与抓行动统一起来，抓制度建设与抓制度执行统一起来，增强工作的主动性、有效性和针对性，确保改革在更加安全、稳定、健康的环境中顺利推进，促进光大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谢谢大家！
寄语青牢朋友
（2007年）
银监会机关团委要我向青年朋友推荐—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并籍此寄语青年朋友。
老实说，我们这—代人当年就是阅读这些经典著作长大的至今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大串著作的名字，像什么《共产X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路德维西》、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还记得很多很多书中的名言，像什么“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东西还需要物质的东西去解决”， 什么“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圣”什么“鹰有时飞的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懵懵懂懂，朦朦胧胧，却虔诚无比，深信不疑。八十年代后，这些著作读的不多了，换成了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黑格尔的《小逻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等等。今天经过几十年复杂的人生，回过头来看，两个不同年代读的书都让我受益匪浅。打个比方说七十年代读的那些书虽然带有很强的ZZ色彩，但却在我的思想深处打下了坚实的地基、世界观、方法论的地基，让我受益无穷。八十年代以后读的那些书，虽然带有很强的时髦色彩，但让我知道了理论大观园的丰富多彩，让我的精神世界生出许多新的“植被”……
现在，这么多的书，机关团委只让我推荐一本，我真的很为难。不知青年朋友有没有读过我的母校东北财经大学2004年第二期《校友通讯》对我的采访， 其中让我列出我最喜欢的三本书，我当时就很为难，最后勉为其难按写作的时间顺序选择了《道德经》、《忏悔录》和《矛盾论》。
今天，我又面临这样一个境地……
如果硬要我推荐一本，我想先推荐《资本论》，毕竟我们是搞经济工作的， 不读《资本论》是不行的。这部大部头应当说分为三卷或四卷，第一卷是马克思写的，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的理论；第二、三卷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整理的；第四卷过去没有中译本，实际上是考茨基在马克思手稿基础上整理的，取名《剩余价值理论》（这些问题在理论界还有争
论，且不去管它）。
读《资本论》，第一次是我念大学时为了学习ZZ经济学的需要通读的； 第二次是我读研究生时《资本论》作为一门课程，在林继肯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其实，读《资本论》不光是为了掌握它的基本理论，它的语言也非常优美。像小说一样。比如马克思面对一个鞋匠的指责，写到“缝你的鞋吧。鞋匠！” 大有中国古人豪放词的气概。
我常想，毛泽东的文风会不会是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也有人说毛泽东没有来得及读《资本论》）？再比如，当工人质问资本家时，《资本论》写到“工人的眼睛湿了，资本家的裤子湿了”；在谈到讽刺资本家的讲话时，《资本论》又写到资本家的这个讲话“深深打动了听众，但打动的不是听众的心，而是听众的胃”，极尽幽默该谐之能事……
《资本论》好是好，可毕竟是大部头.离我们又这么久远了（时间上，空间上），青年朋友既要上班，还要搞对象（或呵护小家庭），还要学英语，还要上网。还要炒股，还要卡拉OK，还要郊游，恐怕没有时间去读它。那么，有几本毛泽东的书离我们比较近，也比较薄，比较容易看，是不可不读的。像《论持久战》，当年抗战初期，有的人在日本强大的攻势面前尿了裤子，认为中国完了，产生“亡国论”情绪；也有人不了解战场的形势，呈一时之气，认为日本一个蕞尔小国，没什么了不起的，产生了“速胜论”情绪，毛泽东基于对战局的全面了解，基于对中日两国总体国力的对比分析（日本是小国、强国，是非正义战争，中国是大国、弱国，是正义战争），利用他那特有的分析方法（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出亡国论不对，速胜论也不对， 中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将通过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历史后来好像有意关照毛泽东.抗日战争恰恰就是按着毛泽东设计的路线往前走。所以，连蒋介石、白崇禧这些毛泽东的宿敌，也不得不将《论持久战》奉为至宝。据说，白崇禧是一口气读完《论持久战》的，还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表面拉硬，背地里却要求国民X高级军官人手一册，还特意办了学习班。那么今天，这篇文章对于我分析中国的金融形势，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像国有银行改革的“三段论”，城市商业银行改革的四阶段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四棒论”，皆受益于此。再比如《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寻乌调查的总结，当年弄丢了，所以没有收进《毛泽东选集》。解放后，福建的一
位农民发现了一本当年的油印本，上交国家，现收藏在军博.并收进了《毛泽东著作选读》，60年代还印了大量的单行本，为了感受这种意境。我曾专门跑到江西省的寻乌县去体验。它帮我认识到，今天我们一切政策的制定仍然要从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另外，还有《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论十大关系》等等，都是经典力作，不可不读。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实在要推荐一本，那还是推荐《矛盾论》吧。实际上。这本书岂止是“推荐”，我甚至是想以长者的口气，强烈要求你们去读。这本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它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深刻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特别是进一步发挥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新贡献，具体说来，这本书一是从宇宙观（世界观）的高度，发挥了列宁关于两种发展观的思想，指出不能用弧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看问题。二是这本书全面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 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指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该书还进而系统地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理论，明确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二者相互区别.相互联系又相互转化。三是这本书论证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规定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定义，说明了找出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方法论意义，并论述了矛盾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根据和条件。四是这本书具体地阐明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认为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五是这本书分析了矛盾斗争的两种基本形式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并指出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这本书对我是受益无穷的，我曾三赴延安，在这本书的写作地凤愿山的窑洞前和演讲地抗大旧址前伫立徘徊，陷入沉思，可以说，没有这本书。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尽管它的许多语言都是几十年前的语言，哲学语言也比较晦涩难懂，但我还是劝青年朋友们硬着头皮读下去。因为我们过去、现在、将来，
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你有时想不开，老觉得别人对不住你，那么，《矛盾论》告诉你，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一切过不去实际都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自己过得去，什么都过得去。《矛盾论》还告诉你矛盾的双方是互相依存的，无不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条件，一方不存在了，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许多事你自己不去多想，往好里想，对方也就自然不去多想，也就自然往好里想，“有”就变成了“无”；你要是越往坏处想，自然事情就越来越糟。就像齐人偷斧、杯弓蛇影一样，“无”变成了“有”，再比如拿我们金融生活来说，面对股市，你不知道眼下该怎么办，买吧，怕套住，不买吧，怕失去赚钱的机会。当然，《矛盾论》也不会告诉你明天升多少点，后天降多少点，但它会告诉你，事物都是波浪式前进的。“矛盾的双方无不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登山登到顶点必然是下山，那你自己就看着办吧。还有目前经济工作面临着人民币升值预期，外汇储备过高，流动性过剩、信贷投放过猛，经济发展过快等诸多矛盾.这些矛盾怎么解决？《矛盾论》说.如果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复杂矛盾的话，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那么.在上述问题中，经济发展过快是信贷投放过猛造成的，信贷投放过猛是流动性过剩造成的，流动性过剩是外汇储备过高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由此说来外汇储备过高和人民币升值预期是主要矛盾。那么，是否可以通过调整结售汇政策，逐步变强制结汇为意愿结汇，来减少外汇储备增量呢？是否可以调整一下招商引资政策。限制地方的“招商引资”，来减少外汇储备增量呢（同时也起到限制公款出国旅游的作用）？是否可以通过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来减少外汇储备增量呢？是否可以通过调整价格政策来加大企业环保、耗能、安全和工资的成本，最终加大出口成本，来减少贸易顺差，减少外汇储备增量呢？是否可以通过调整和合理确定物价指数的取样范围，来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少外汇储备的增量呢？是否可以通过取消进口审批政策，有计划地组织进口一批紧缺原材料和高新技术，来减少外汇储备存量呢？是否可以通过增加境外投资，来减少外汇储备存量呢？是否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抵御由于减少出口带来的就业压力呢？是否应当通过适时调整外汇储备构成，来降低美元国债的比重从而减少风险呢？是否应当继续稳步进行汇率改革，加强监管， 控制热钱流入，来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呢？采取上述措施，是不是就可以相对的解决外汇储备过高和人民币升值预期这个主要矛盾进而促进其他次要矛盾的
解决呢，不妨可以试一试……
末了我再罗嗦几句，第一，钱钟书先生讲过一句话‘不识字的人受人骗， 识字的人受书骗”。尽信书不如无书，青年朋友们读书一定要读活书，不要读死书；同时不但要读有字书，还要读无字书，读无字书也可以理解为“行万里路”。北大、清华等学校请我讲书法时，我曾提到了“书外功夫”的概念。” 书外功夫”概括起来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抒万般情、师万人长、拓万丈胸。其中“行万里路我提到“身行”与“心行”的问题，受客观条件限制，人不可能穷尽天下路，有的不能“身行”，“心行”也是可以的。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并没有去过岳阳楼，也没有去过洞庭湖。但是.因为他对当地的历史、地理、文化有非常透彻的了解，更因为他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境界，所以写出了这篇文章。反过来说， 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情怀和境界。就是去了岳阳楼也还是写不出来。我曾写过一篇名为《让他三尺又何妨》的杂文，其中写到康雍年间安徽桐城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个军机大臣，父子宰相，他们家人曾因盖房子的事情与邻居发生争执， 就给当朝宰相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张英回了一封信。“千里修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英的家人一看信， 马上让出了三尺。对方姓叶，看到宰相家让出三尺，也让出三尺，从此这里有了一条“六尺巷”，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没有去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当然后来去过了。所以，“行万里路”有条件的可以“身行”，没条件的可以“心行”，关键还是“心行”，就是读无字书。第二，读书是为了应用。毛主席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有的人说，一部《资本论》。西方人把重点放在“资本”上，中国人把重点放在“论”上，仅仅放在“资本”上不对，仅仅放在“论”上也不对，只有放在“资本论”上才对。第三，书是要不断续写的。亚当 斯密总结出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总结出剩余价值论，我们银监会的工作每天忙的脚打后脑勺，一天不可开交，但如你们所知， 我还有许多业余爱好。有人就问我，你哪来的时间？我就反问，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有三个高峰，一是反“国剿”时期，二是长征时期，三是中苏论战时期。这三个时期都是什么时期？都是毛泽东最紧张、最繁忙的时期，可偏越是这样的时期，他越能写诗，等到了延安，生活条件好了，他反倒写不出来了，还有曹植，曹植有七步诗，可有的人一辈子也写不出一首诗，为什么？我说，劳动价值论把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复杂劳
动又可分为一般复杂劳动和特殊复杂劳动，比如逻辑思维型的劳动就属于一般复杂劳动，需要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论点，收集论据，演绎推理等等，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形象思维型的劳动就属于特殊复杂劳动，常常灵感来了，一挥而就， 不需要多少时间，当然有些也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比如写小说，这里又有一个相对时间和绝对时间的问题，形象思维实际是占用最小的绝对时间，放大相对时间。这就是为什么诗人可以出口成章，曹植可以有七步诗，而其他人一辈子也写不出一首诗的原因，所以，我认为形象思维的劳动不能简单用时间来衡量，“时间”不能简单的算术相加和物现分配。再比如，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高涨、危机、萧条、复苏，实际上，这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而是“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例外，我们1988年-1989年的闯“物价关”，是经济的“高涨期”和“危机期”
（只不过不好用这个词），后来。我们不得不进行治理整顿，随后就是1990-1991 年的“萧条”，1992年的“复苏”，接着又出现1983年的“高涨”与接下来的“危机，迫使我们又不得不再次进行“治理整顿”，采取了扩大内需等措施， 减轻了“相对萧条”的负面影响，经济始终较快增长（这是我们逐渐认识并驾驭规律的结果），经过几年的“积极复苏，2003年我们又开始进入新的“高涨” 期且已持续了五年，总结这段历史，表明了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的过程，说明我们已处于“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时期，不可避免地要受“初级阶段市场经济” 规律的影响。认识“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规律。就是我们的“续写”。所以， 今天我们就要记住《矛盾论》说的“矛盾的双方无不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
在“高涨”时要想到“危机”的到来。提前做好预防…… 总之，以上胡乱写来，青年朋友们，信不信由你。
《快哉快哉集》再序
（2007年）
去岁京城，书友相聚，泼翌挥毫，无不快哉； 今又重逢，雅兴不减，激清复增，更加快哉。
去岁快哉，汇于一集，见仁见智，有待历史评说；
今又快哉，主题鲜明，乃我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70周年，恍如昨日，妇孺老幼，庙堂江湖，举国纪念，普天缅怀，无不感溉，无不动容。
回首当年，苍天作证。我红军长途跋涉，万里征战，开人类之先河，书战 争之奇迹。有数十倍敌军围追堵截，且敌我装备比若天壤；有数十座（条）山 河挡住去路，且山河之凶险无以复加……然红军将士却斗志愈勇，信仰弥坚， 人人所向披靡，个个无坚不摧；双手戏顽敌于股掌，两脚踏高山如泥丸。他们 在不可能生存的环境下生存，在不可能行进的条件下行进，在没有希望的困境 中寻找希望，在难于胜利的情况下夺取胜利，真个是惊天地，真个是泣鬼神…… 回忆先辈之业绩，先辈业绩谱写中华壮丽史诗，令江河添色；列数先辈之
壮举，先辈之壮举绘就华夏恢宏篇章，叫日月增光。忆及此、吾侪热血沸腾， 或把盏豪灌，或举杯痛饮；或言之昭昭，或信誓旦旦，谓有先人之境界，前辈之豪情，我等岂能不荣光，岂能不振奋，岂能不动情，岂能不决哉？
于是乎，众方家激昂登场，披挂上阵，再现去岁痴情之状，复呈当年忘我之形。但见沈鹏先生领衔舞墨，马凯先生纵情吟咏；项家怀诚又献墨宝，覃氏志刚走笔助兴；赵宅长青即席高歌，陈姓名耕以诗作证；曾翔小子挽袖横泼， 萧丽女士须眉不止；王家新遥寄尺幅，张荣庆跃跃欲试；陈洪武大笔如扫，王荣生牛刀小试；旭光友之主持绘声绘色，抗美兄之书艺笔走蛇龙，直惹得时茂弟离席献技，文标君加酒相酬……
书毕，各道友又慷溉陈词，大声疾呼，或曰长征生活虽然过去，长征精神万古长存；或曰昔日长征已经结束，新的长征已然开始；或曰GDP乃国家之躯体， 精神文化乃民族之灵魂；或曰中华文化逾五千年，弘扬光大在此一举……
……吾于众人呼唤之下，按耐不住，难于自己，亦书毛氏六盘山词之节句“不到长城非好汉”。毛氏长征，风餐露宿，弹雨枪林，昼行夜战，疲于奔命， 却诗兴大发，雅趣叠来，忽尔“万水千山只等闲”，忽尔“不到长城非好汉”， 忽尔倚天抽宝剑，笣尔三分昆仑山，气吞万里，气压群雄，想我所不敢想，言
我所不能言；书之楷模！诗之楷模！吾等边书边谈，感溉万端，五体投地，至为叹服；复再观众颜色，众亦皆然……
……书之书之，不觉午夜时分，罢！罢！！罢！！！众人意犹未尽，依依不舍，然天不留情，无奈之下，只好抱拳话别，拱手相约，筵席虽无不散，时光尚有来年，今日亦然痛快，明年必更快哉……
是为再序。
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阶段和现存问题
（2007年）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艰难起步阶段。城市商业银行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而城信社又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些金融机构为适应办三产安排子女就业的需要成立的。这些城市信用社在安詈就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起过—些积极作用，但是，由千体制、机制、管理水平、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城信社在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大星风险。1995年组建城商行时全国有5200多家城信社 有人把它形容为5200个定时炸弹。为了化解风险国务院决定 从1995年开始在全国三十多个大中城市陆陆续续组建城市商业银行开始了城市商业银行的艰难起步。
第二工作转变阶段。从1995年到2002年期间共有10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在市 场上经营。开始按照四级分类当时账面不良贷款率是30% 实际上远不止30% 如果按五级分类可能会超过50%资本充足率可能是负数。因当时没有这方面的准确统计很难说清楚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但总之风险水平相当高。为了化解这些风险人民银行当时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召开了三次城商行论坛及监管工作会议 共同分析形势查找问题，从而认清了城市商业银行的总体风险状况增强了风险处置的紧迫感为化解风险提供了—个信息交流的平台探索了化解城商行风险的途径。同时这三次论坛，使城商行从过去的单兵作战转向了集合作战大家通过这样—个交流平台形成—个群体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也可以说从那时起城商行的经营管理从粗放型开始向集约型转变。
第三改革加速阶段。从2003年开始到2008年应该说是城商行改革发展的加速阶段现在正处在加速阶段的后期。银监会成立以后在前三次城商行论坛的基础上又连续召开了五次监管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城市商业银行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风险化解改革发展的—系列措施和要求城商行的整体风险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是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近年来地方政府通过有效资产置换剥离 不良资产以及政府注资等多种方式化解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有效地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五年来全国共有59家城市商业银行累计处置不良资产700亿元31家城市商业银行获得了地方财政注资100亿元。特别是2006年度城市商业银行置换不良
资产106亿元地方财政注资42亿元。通过有效的风险处置在没有国家投入的清况下城市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从五年前账面四级分类的30%下降到五级分类的4.8%资本充足率从五年前的负数上升到8.5%。这是城商行改革发展的巨大历史成就。
二是公司治理机制得到逐步完善。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城市商业银 行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 积极学习和借鉴国际优秀银行的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和 先进经验，通过资本合作和战略合作努力提升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和自主创新 能力促进公司治理机制不断完善。目前已有上海南京西安济南北京杭州南充天 津宁波重庆等地的城市商业银行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者。通过引资的他山之石 实现了引智引制引技引才。与此同时宁波南京北京等城市商业银行还不断探 索改革与发展新途径致力于通过资本市场上市进—步完善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
通过优化股权结构提高信息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以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三是核心竞争力得到不断提升。在历史遗留问题有效解决治理机制逐步完善的基础上 城市商业银行在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经营业绩等方面也有了较快的发展。2006年 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实现利润136亿元资本充足率达8.48%不良贷款率降至4.8%。截至2006年末全国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为2.57万亿元负债总额为2.45万亿元，较1999年末分别增长364%和362%0在2006年度英国（银行家〉 杂志公布的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有9家城市商业银行成功入围。而今年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更是风光无限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北京银行等城市商业银行先后实现了上市步入了—个良性的发展轨道。
几年来，监管部门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监管思路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是— 行—策分类监管。城商行整体上是—个群体但是发展很不平衡，所以政策不能一刀切要—行—策分类监管。二是在风险化解方面提出了依靠地方，多策并举化解风险乘势治本的思路。依靠地方就是要依靠地方政府。这些年城商行在风险处置方面取得的成绩实际上是没要中央财政—分钱的情况下依靠地方政府虳支持取得的。多策并举 因为城市商业银行患的是综合症，靠—个药方不行。所以要多管齐下多策并举通过资产詈换重组政府注资以及相应的配套政策等多种方式来化解风险。乘势治本就是在风险处置的基础上，要乘势实现经营机制转换这个治本的目标。三是在联合重组跨区域经营等方面在监管上提出明确标准，积极引导扶优限劣的思路。大家都想发展，但是要有—个标准。所以提出来对达到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等以上水平的城商行，给予—些特殊的支持政策。
对于经营不好的风险比较大的城商行就要用另—种监管政策比如加大现场检查频率严格市场准入等。四是在市场定位方面提出立足地方打造品牌办出特色的思路要向大银行学习，但是不能跟大银行攀比 而要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所以城商行要立足地方打造品牌 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办出特色。五是提出来
内控第—风险为本依法经营科学发展的思路引导城商行以科学发展塑造企业文化。围绕这些发展思路监管当局每年都有—些新的政策出台如陆续出台了关于异地设立机构省内联合及跨省经营风险处置等—系列新的制度办法和政策措施促进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
城市商业银行目前总体上仍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风险在行际间分布不平衡，差距较大第二法人治理还不完善第三高素质人才缺乏。因此，城市商业银行还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大力推动以扁平化管理为核心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完善用人机制明确自身的市场定位建立差异化的经营模式，从而及时解决发展不平衡管理机制不健全企业文化意识淡薄等问题进一步优化发展空间依法经营，科学发展。
从更广的意义和范畴认识遵义会议
关于“广义遵义会议”及其历史意义的探讨
（2007年）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X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应该分为“狭义遵义会议”和“广义遵义会议”。“狭义遵义会议”指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遵义时召开的为期三天的中共中央ZZ局扩大会议；“广义遵义会议”则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中中共中央一系列会议的组合，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考察、研究“广义遵义会议”，在研究上述系列会议的同时，还应对“广义遵义会议”的历史大背景、最终成果、历史意义等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分析和研究。
一、关于“广义遵义会议”的历史大背景
了解“广义遵义会议”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大背景，是认识和理解“广义遵义会议”的前提。因此，应该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一）应该联系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共产X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和毛泽东的重要贡献。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中国共产X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它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也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 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指挥下取得三次反
“围剿”的胜利，在中央苏区建立了较高威信。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为上海中共中央的转移提供了条件。中央苏区成立后，中央先后三次大规模地转移干部。第一次是1930年冬和1931年春，中央抽调任弼时、项英、王稼祥、叶剑英、刘伯承等大批干部进入苏区。第二次是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在周恩来等的安排下白区重要干部开始向苏区转移。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聂荣臻、李富春、邓颖超等进入苏区。第三次是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ZZ局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博古、张闻天、陈云、李维汉、瞿秋白、李德等最后进入苏区。尽管毛泽东在领导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和X的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却遭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一再压制和打击， 受到不公正待遇。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受批判；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再受排挤， 失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1934年1月又被撤销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
席的职务，几乎完全被架空。
（二）应该联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的史实。1932 年底，国民X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虽然这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一方面军领导岗位，但是周恩来、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按照以前毛泽东领导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仍取得胜利。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经过半年时间的精心准备，于1933年9月发动对中央苏
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调集5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分北路、南路、西路三面围攻中央苏区。由于博古、李德等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御敌于国门之外”，之后又实行消耗战、节节防御，并丧失了联合福建十九路军等许多机会，导致经过一年多苦战最后仍不得不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结局。
（三）应该联系红一方面军长征初期的困境，重点是“三人团”的指挥失 误、湘江战役失败、进入广西湖南交界时的困境、当时的行军路线、广大指战员对毛泽东的呼声，以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初步交流。为了有效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博古负责ZZ，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执行。实权掌握在博古、李德手里。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后，他们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没有进行充分的战略策划和ZZ动员，结果使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行军速度缓慢，伤亡、减员严重。长征原定计划是转移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行军路线基本是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国民X发现红军的转移目标后，蒋介石命令中央军和沿路湘粤桂等地方军阀围追堵截。经过三道封锁线后，湘江之战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多人。“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给中国革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湘江之战失败后，X内和红军将领纷纷对博古、李德表示不满，毛泽东也一直没有放弃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转移之初，毛泽东争取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讨论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等红军将领也一直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不满，X内、军内普遍呼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二、关于遵义会议前的几次会议
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际上成为遵义会议的预
备会议。
（一）通道会议。1934年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红六军团的会合上。［1］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 军委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的北上计划，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但李德等人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研究了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为此后的黎平会议做了必要的准备。
（二）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ZZ局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ZZ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12月20日，坐在担架上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黄平的一片茂密橘林里休息谈话， 商议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并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几位将领达成一致。这就是所谓“张王橘谈”。［2］除战略方针外，黎平会议还讨论了第五次反“围剿” 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三）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中共中央召开ZZ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之后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猴场会议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ZZ局会议上做报告”［1］，以加强中央ZZ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的指挥权。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在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ZZ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三、关于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与实际经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ZZ局在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 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ZZ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ZZ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一）会议的原定议程。对于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陈云在《遵义ZZ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记述：“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2］可见会议的议程一是决定战略转移的方向，二是总结此前军事失败的经验教训。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组织人事变动问题。“遵义会议原定是ZZ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才同意了。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3］
（二）会议的召开经过。遵义会议由博古主持，第一项议程是讨论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陈云在《遵义ZZ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ZZ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4］对此项议程，杨尚昆的回忆作了证明：一开会，首先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5］可见，讨论红军转移方向是遵义会议的第一项议程。
遵义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由博古作主报告。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路线作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6］报告后大部分人表示不满意。
博古报告后，由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从主观因素作了分析，明确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失误，批评了博古的短促突击和拼消耗的错误。杨尚昆感觉到，周恩来报告后，情况一下子大变。周恩来在实践中已经看清楚不能
再照原来那样走下去了。周恩来表现出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正确态度， 对扭转会议形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杨尚昆认为，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1］
张闻天作的报告后来被称为“反报告”。他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不正确， 因为他不认识与不承认战略和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张闻天的报告代表了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意见，实际上也反映了其他多数与会者的心声。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对反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作出了突出贡献。
紧接着发言的是毛泽东。他指出：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左” 倾军事路线和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都是错误的；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 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2］
参会人员除了凯丰、博古和李德外，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这个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遵义会议增补的第三项议程是关于中央领导的变动。陈云在《遵义ZZ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到：“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X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
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此后张闻天起草完成《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此项决议由2月8日举行的中央ZZ局会议审查通过。
《决议》共分14小节，全面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战略方针的错误，并总结了教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
遵义会议在战略转移方向和对第五次反“围剿”及西征的军事路线认识上达成了一致，这样就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ZZ局常委，
部分地解决了组织问题，毛泽东进入决策层。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部分涉及了ZZ路线问题，也为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条件。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X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标志着中国共产X开始走向成熟。
四、关于遵义会议的继续
遵义会议后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一）扎西会议。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0日，中革军委 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随后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由于情报失误，川军人数众多，双方伤亡惨重。
28日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当时在场的中央ZZ局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X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渡长江的计划不能实行，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2月5日到9日，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连续召开ZZ局会议，通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在此期间，有关中央领导人变换有三次重要的谈话。一是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再领导已经没人服气。如果调整X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X的总负责。［1］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二是周博谈话。遵义会议改变了原定的议题和程序，最后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博古会前不知道；会议对博古进行批评他也没有思想准备。会后， 博古对遵义会议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X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不适合做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只有他能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周恩来建议博古对毛泽东要看大处，抛弃前嫌， 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最后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2］三是周张谈话。张闻天本来是和王稼祥等推举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X的总负责， 周恩来又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 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该决议对反
“围剿”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 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了以X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X全军的新局面。
（二）苟坝会议。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 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任命毛泽东为特设前敌司令部前敌ZZ委员。［3］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以“万急”电报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ZZ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林彪、聂荣臻的建议，毛泽东认为攻打打鼓新场有可能促成川、滇军主力向打鼓新场集结， 不能啃硬的，应该在运动战中灭敌，坚决表示反对。会议表决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由于毛泽东不肯妥协，甚至提出要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当天晚上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同时周恩来接到了叶剑英发来的敌人向打鼓新场方向活动的电报。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了攻打打鼓新场的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重大损失，也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三人团代表ZZ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ZZ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X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
（三）会理会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变被动为主动，顺利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但是由于连续作战，官兵疲惫，有些军事行动由于保密的需要无法向指战员做出解释，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等也出现失误，一些人开始怀疑和动摇毛泽东的军事领导。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主持召开ZZ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取得胜利的原因，阐明了运动战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重新统一了认识。这次会议巩固了毛泽东在X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会理会议也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综上，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构成了“广义遵义会议”。
五、关于“广义遵义会议”的最终成果
“广义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X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为胜利完成长征，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广义遵义会议”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认识：
（一）“广义遵义会议”解决了X的组织路线、军事路线问题，为解决政 治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ZZ局常委，毛泽东进 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决定常委再分工，在扎西会议上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解决了组织路线问题。遵义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决定周恩来为最高军事领导人，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来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由于当时X的主要工作就是军事工作，有着丰富军事工作经验、又富有军事才能的毛泽东逐渐处于核心地位。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的解决，为后来解决X的ZZ路线、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基础。【*联系微信dadawk01】
（二）为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实现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换言之，没 有“广义遵义会议”也就不可能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拥兵自重，最后南下另立中央。正是由于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的X中央领导集体精诚团结，坚持北上抗日的方向，而张国焘领导的红军因南下失败，西进也遭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加上甘孜会师后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力主，二、四方面军最后北上于1936年10月同一方面军会师，实现了长征的最后胜利。
（三）为建立陕甘宁边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换言之，没有“广义遵义会议”也就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长征胜利后，1935年12月， 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
通过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了实现抗日，扩大根据地，X中央又领导红军进行东征和西征，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了革命力量，为建立陕甘宁边区打下了基础。中国共产X和其领导的红军是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成为国民X不得不联合的力量，最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四）经过延安整风最终确定了X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当时的ZZ路 线，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换言之，没有“广义遵义会议”也就没有抗 战胜利和民族解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X坚持独立自主的正确方针，
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斗争，维护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成果，保持了X的独立性，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成功建立了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民主政权， 在抗战中保存、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领导进行了延安整风，开展了全X范围的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使全X在ZZ、思想、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使中央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部分解决了组织路线，为解决ZZ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扎西会议解决了组织路线， 苟坝会议解决了实际军事指挥权，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上述阶段性成果由量变到质变，使中国共产X一步步成熟，一步步发展壮大，一步步打开新局面，最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从周恩来精神中汲取改革力量
（2007年）
周恩来身上突出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缔造的革命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共产X人崇高理想的完美结合，他是历代先贤和当代楷模的集中代表。他心中只有X、只有国家、只有人民、只有奉献， 没有子女、没有骨灰、没有遗产，一生信仰坚定、襟怀坦白，严己宽人、崇德向善，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对比周总理，我们身上的差距太大太大，甚至根本不能对比。但在我的人生中，周恩来精神对鞭策我们推进国企改革起到过特殊作用。2007年6月，中央把我从银监会副主席任上调到中国光大集团任X委书记、董事长。光大集团曾经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过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也积累了不少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和严重的历史亏损，为此国务院从2003年开始启动对光大集团的改革重组，但由于情况复杂，改革重组工作将近四年的时间推不下去，造成市场日益萎缩，案件频发，人心涣散；社会上也流传着光大是“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 的说法。这时把我派到光大，我没有思想准备，内心矛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 是周恩来“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崇高精神境界鞭策了我。上任后，我听取意见，进行调研，谋划思路，同时同广大员工一起从周恩来精神中汲取力量。上任不久，作为一家央企，我们专门召开了纪念周恩来的座谈会，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周总理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一些老同志都赶来参加，我们共同追思周恩来的崇高精神境界，当播放方明朗诵的《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祭》时， 大家泪流满面。对照周恩来精神，我们从内心认识到周总理为了X和国家的大局，历经大风大浪，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而我们在和平环境下，面对一点困难，首先想到的是个人荣辱，感到内心有愧，在反思中坚定了把光大集团的改革重组推向前进的决心。此后我们在不同场合多次号召学习周恩来精神，到下属企业去宣讲，在天津周邓纪念馆建立中国光大集团思想教育基地，在主流媒体发表文章，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
我初步把周恩来精神概括为十个方面，一是追求真理，信仰坚定；二是忠诚于X，忠诚谋国；三是坚持原则，严守纪律；四是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五是细致入微，一丝不苟；六是与人为善，宽以待人；七是甘于奉献，不计个人； 八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九是自我完善，终身三省；十是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拍案而起易，忍辱负重难。拍案而起是心的痛饮， 忍辱负重是心在凌迟”。这是我对周恩来在十分复杂困难情况下深深的理解与敬佩。
正是在X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周恩来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变精神为物质，在各方面支持下，历时11年的光大集团重组改革工作最终完成。现在光大集团的资产总额达3万亿元，是改革重组初期的5倍；全年实现税前利润450亿元，与改革重组前严重亏损的状况不可比。可以说，光大这个特殊央企改革重组的成功，除了其他因素外，周恩来精神对我们起到了相当大的激励鞭策作用。
我们X几十年来，产生了张思德、焦裕禄、雷锋、王进喜等无数榜样。那么，在高级干部中，周恩来，就是最好的榜样；在无数榜样中，周恩来，就是榜样中的榜样。
今天，作为高级干部和央企负责人，学习周恩来精神，我认为第一，要以周恩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精神，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现代知识，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好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第二，要以周恩来严守纪律、严守ZZ规矩的高度自觉为标杆，严守X的ZZ纪律、ZZ规矩，自觉在思想上、ZZ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第三，要以周恩来“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境界，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的勇气，以处理复杂矛盾的智慧，在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敢于担当甘于奉献， 打胜改革攻坚战。第四，要以周恩来忠于X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坚定立场和细致入微的严谨作风防范风险，守好国家的钱袋子，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第五，要以周恩来克已奉公、严于律己的高度自律，严格要求自己并带好队伍， 坚决同各种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第六，要以周恩来心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深入群众之中，关心群众，为群众办实事。总之，周恩来精神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不竭精神动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坚强领导下，有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打下的物质基础，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能在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中攻坚克难，一定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城市商业银行与地方经济发展研究》序：道路崎岖前景光明
（2007年）
长沙市副市长向力力同志《城市商业银行与地方经济发展研究》大作付梓， 有朋友相托为序，并转书函一册。我与向副市长素未谋面，然函称“多次聆听过您的报告”，“仰慕之心由来已久”，“恳请您百忙之中不吝赐教，并拨冗作序”，言词恳切，不得不从。
“城市商业银行”是我国九十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为化解城市信用社风险而问世的。2005年是城市商业银行十年寿诞。为此，我曾受命撰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刊于2005年6月20日《金融时报》，对其发展历程略加回顾。我认为，十年来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化解历史风险时期。上个世纪90年代末，城市信用社积累的历史风险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触发下进一步暴露，个别行甚至出现支付危机。知耻而后勇，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商业银行在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探索从信用合作制向现代公司制度的转变，置于死地而后生。二是改革发展时期。历史风险初步控制后，城市商业银行开始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经营管理模式，通过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总体上形成了核心竞争力。三是目前的管理提升时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平稳发展以后，城市商业银行开始启动体制、机制的深层次变革，包括提升公司治理机制，探索建立以扁平化管理为核心的风险控制体系，与国际先进银行进行战略合作，有的还自发地开始了区域性的业务合作与资本联合，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目前全国100余家城市商业银行资产已达两万多亿元， 约占全国商业银行市场份额的7%，所有者权益已近千亿元，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状况等已有相当改善。城市商业银行虽目前还有许多困难，但同十年前相比已有质的不同，已然今非昔比。
有见于斯，一些具有远见的地方政府一方面看到城市商业银行的未来发展潜力，另一方面看到大银行经营商业化、管理集约化、业务集中化和机构扁平化已是大势所趋，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的主要职责已经非城市商业银行莫属，故或出资补充资本，或进行优良资产置换，皆在努力使城市商业银行更上层楼；而向副市长更是独具慧眼，站在更高层次，击破遮目浮云，从理论的深度上探讨城市商业银行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地方政府在银行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分析城市商业银行在制度变迁中的公
司治理，摸索城市商业银行与地方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进而提出城市商业银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最后还进行了个案实证研究，实属难能可贵。
《史记·项羽本纪》有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长沙岳麓书院联曰“唯楚有才，于斯为盛”。余对向副市长虽所知不详，但观其治学、为政皆有所为， 斯信也。
我国金融业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发展，今天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简言之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变化巨大，问题犹存，道路崎岖，前景光明。“变化巨大”择其要者有四：总量的变化，体制的变化，观念的变化，环境的变化；“问题犹存”亦有四：潜在风险，公司治理，外部环境，人才不足。篇幅所限，两项在此均不赘述；道路崎岖，主要指加入WTO后过渡期大限将至，中外资银行将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前景光明，意指我国银行业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经受住加入WTO的考验，最终自立于世界银行业之林。相信有一批向副市长这样的领导干部关注于国计民生，热心于银行事业，投身于工作一线，此当不言过。
是为序。
关于光大集团改革重组的几个问题
（2007年）
目前，中国光大集团正在积极推进改革重组工作。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抓住历史机遇，按照改革总体目标，明确工作思路，采取有效措施，务必取得成功。
改革的复杂性
光大集团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成立于1983年，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光大集团目前已成为拥有银行、证券、保险和实业的国有特大型企业集团，总资产达到7000多亿元，为国民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国民经济和金融业中，具有重要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相当一段时期光大集团面临着多方面突出的困难和问题，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和复杂，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资产及业务上的复杂性。目前，与同业相比光大集团资产总量虽然不 是很大，但产业结构门类齐全，有银行、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上市公司等金融企业，还有环保、会展、房地产、石油、饭店、旅游和物业管理等实业企业，涉足了许多行业和业务领域，但产业关联度不高，价值链互补性也不强。
二是机构及股权上的复杂性。集团所属企业数量众多，子公司、孙公司错 综复杂。从形成上讲，有直接投资的，又有兼并收购的；从市场区域讲，有境内的，又有境外的；从业务领域讲，有金融企业，又有实业企业；从股权结构讲，有全资、控股的，又有合资、参股的；从管理上讲，有直接管理的，又有托管、代管、挂名的；从经营状态上讲，有正常经营、能够盈利的，又有经营困难、回报不多、效益不好、停业清算的。
三是债权债务关系上的复杂性。有拖欠人民银行、财政部的债务，有拖欠 外部银行的债务，有集团与光大银行及其他所属企业关联交易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有光大银行为集团对外融资提供担保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实有的、或有的债务较多，债权债务关系链条纷繁复杂。
四是管理体制上的复杂性。在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中，光大集团的管理体制 十分特殊。横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存在两个独立法人，两个管理总部，但又是一套领导班子；资金往来密切但财务上又没贯通，不能真正并表；同一集团、相同岗位但又实行多种分配体系。
五是人员上的复杂性。员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来自各个方面，工作经验、 专业能力、工作素质参差不齐，工作和管理中的默契程度、工作理念、团队精神、企业文化等，仍需要耐心磨合、精心打造和细心呵护才能形成。
六是改革内容上的复杂性。光大集团改革涉及业务领域广泛，产权结构多样，管理体制复杂，改革要实现金融和实业分离，改革重组集团、实业和银行， 还要实现上市。改革内容的复杂性给方案设计增加了许多难度，执行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会发生许多摩擦和碰撞。
改革的特殊性
光大集团的改革重组较之国有商业银行的重组改制，存在“一同三异”。相同之处是二者的改革目的都是要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但光
大集团改革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有三点不同：一是改革内容不同。国有商业银行是同一行业，一级法人，性质单一，是一家企业、一个目标的改革； 光大集团改革要涉及多个行业，管理上是多级法人体制，性质复杂，是多家企业、多重目标的改革。二是改革程序不同。国有商业银行改制可以采取国家直接注资的方式一次完成；光大集团是股份制企业，不仅有国家注资、市场化重组等不同的选择方式，而且还须经过绝大多数股东包括境外股东同意的法定程序。三是改革环境不同。光大集团除了境内的业务以外，还有大量在港企业， 因此改革重组工作要充分考虑保持在港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改革的主要内容
光大集团改革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改四要”。“三改” 即：改革重组光大集团，成立中国光大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简称中国光大集团）， 持有金融类资产；改革重组光大实业，成立中国光大实业集团公司，持有非金融类资产；改革重组光大银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通过市场化方式集中处置不良资产，适时引入战略投资者，择机公开上市。改革重组后的三个公司由汇金公司或汇金公司委托的中建投代表国家出资并控股。改革重组中的“四要” 即：要清理两总部的关系，实现光大集团金融业和实业的有效分离；要加强组织领导，做好队伍稳定和业务稳定；要建立起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体系，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探索现代金融控股模式，为中国的金融改革探路搭桥。在“三改四要”中，“三改”是内容，分离是手段，稳定是保障，提升和探索是目的。
改革的基本思路
光大集团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四抓一带”，即：第一，抓主要矛盾，就是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光大集团改革的有关指示精神，抓好改革发展这一关系光大集团未来的主要矛盾。第二，抓历史机遇， 就是要抓住目前国民经济形势总体向好、资本市场活跃、员工渴望改革这些难得的历史机遇。第三，抓重点企业。在光大集团中，光大银行资产占96％，员工占93％以上，因此集团改革的重点是银行改革。当然，集团又是一个整体， 集团内其他企业也要改革，集团自身的重组和实业的重组同银行的改革密切关联，光大证券的上市也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为银行上市探路。第四，抓内部管理，严格规章制度，健全内控体系，严肃处理违规违纪人员，遏止案件频发势态。通过以上“四抓”，带动集团整体向前发展，提升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改革的主要举措
光大集团改革的主要举措是倾力打造“五项工程”。
一是改革工程。改革重组是当前光大集团的工作重点。总体策略是：改革与发展两不误，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完成改革；集团改革与银行改革两不误，集团改革是银行改革的依托，银行改革是集团改革的主线；总部改革与基层改革两不误，改革自上而下推动，改革需要上下联动。总体分工是：集团公司和银行总行抓改革的总体方案设计，抓改革发展战略的规划，抓改革政策的制定和部署；所属公司和分行抓改革的上传下达，抓改革的组织推动，抓改革的实施部署；基层单位抓改革的贯彻落实，抓改革的质量保障，抓改革的细化和深化。改革中，每个层面都有自己的定位，通过不同层面的工作，最终形成合力，推动改革向前迈进。
二是管理工程。在我国的企业管理中客观存在着“三段论”，即靠关系的“面子”管理，靠体制制度的“眼睛”管理和靠大脑的“艺术”管理。体制制度的管理是管理的中间层次，光大集团距此尚有相当大的距离；大脑的艺术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层次，光大集团的距离更大。可以说光大集团目前在管理上实际要补的课很多。企业健康发展最根本的基础是依法合规，因此光大集团要对每一项业务、每一个岗位做好建章立制和执行力的检查工作，要像抓业务拓展一样下大力气把这项工作抓好，建立起合规文化，为改革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基础和有效保障。
三是创新工程。所谓金融创新，是指金融业为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 在制度安排、机构设置、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等方面创造性地开展的各项活动。金融创新是中国金融业的生命，是中国金融业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当前和今后的大势所趋。金融创新的含义非常丰富，可以把它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创新就是指发生在金融领域的一切创新活动，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体制创新、机构创新、管理创新等等；狭义的金融创新主要指金融产品的创新，就银行而言，主要包括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理财业务、电子银行、银行卡业务、资产证券化等等。中间业务收入是衡量金融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光大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在今后5年内，要力争达到40%～ 50%的水平。在金融创新中，理财业务是一项重要的产品创新，这方面光大银行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和市场影响力。光大银行“阳光理财”系列产品自2004年推出来后，连续创造了多项“第一”，市场影响和效益表现不凡，应该成为创新的核心产品和重要的战略选择，并进一步巩固其市场领先地位，强化风险管理与品牌贡献度，争取尽快从单一产品创新向系列产品持续创新转化。
四是人心工程。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依靠群众的向心力，必须打造人心工程。为此，光大集团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使广大员工感受到X中央、国务院对光大集团的关心、爱护和支持，认识到抓住市场机遇，抓住改革这个主要矛盾，把蛋糕做大的重要性，顾全大局，全力投身改革，支持改革， 促进改革。要积极营造健康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把握员工思想动态，使大家真正做到轻装上阵，积极为改革建言献策，身体力行。通过内外合力，营造出心齐、气顺、劲足的大氛围，使员工思有希望，行有目标，干有奔头，最终心有归属；使每个员工以光大为业，以光大为家，以光大为荣。
五是人才工程。现代企业竞争，人才是最宝贵的战略资源，而人才问题又恰恰是光大集团最突出的“短板”，特别是综合型的战略规划人才、国际型的金融创新人才、新业务的高端研发人才、懂经营善管理的综合型管理人才更为匮乏。打造人才工程，一是内部挖掘举荐人才。要改革机制，把发现人才、推荐人才、整合人才和科学使用人才当作大事来抓，惟才是举，惟才是用，惟才是爱，“不拘一格降人才”，形成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局面，建立起光大集团的人才库。二是整体培训培养人才。根据建设学习型企业的需要，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力度。三是外部招聘吸引人才。要加大市场公开选聘的力度，特别是对一流的高端人才，要下本钱筑巢引凤，实行特殊的薪酬制度和激励政策。
改革的目标愿景
根据目前光大集团的状况，我们作出的初步设想是，光大集团要努力打造好我国第一家金融控股集团公司，以光大银行为主干，以子公司制的模式为基础，同时充分借鉴全能银行事业部制模式的长处，形成一个子公司制与事业部制相结合的“混合型组织架构”，既充分发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防火墙效应和股权杠杆效应，又能够发挥事业部制内部协调顺畅、信息共享充分等优势， 使得金融控股集团这种新型金融组织形式充分发挥出特有的经营优势。
根据目前的考虑，光大金融控股集团要特别注重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明确战略规划和职能定位。光大金融控股集团要以商业银行为主干， 首先把光大银行做强做大，打造集团发展和客户服务的基础；同时要以整个金融集团未来发展目标为出发点，制定证券、保险等各个子公司的发展战略，并确立未来整合的方式及规模；具备条件时还要积极向外发展，负责收购、兼并、转让事宜，负责子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动，有效配置资源。要协调好集团内部资源，实现共享，形成合力，建立集团统一的战略规划平台、信息交流平台和内部监管平台，实现金融控股集团的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要建立有效的防火墙制度，形成分层次的风险管控体系，加强风险管理和审计稽核的垂直管理。
第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要通过改革重组完善金融控股集团的公司治理 机制，不仅要实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的有效制衡， 而且更要将目标放在保证集团决策的科学性和提高经营业绩上来，使集团能够获得高效率、低风险的健康发展。只要能达到这个目标，公司治理结构可以灵活设计、相机运用。各子公司作为一级法人单位，也必须严格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其公司治理机制。
第三，改善公司的经营管理。金融控股集团采取的是分级管理与垂直管理 相结合的矩阵式管理模式。子公司是一级法人单位，自主开展各项业务，独立经营、独立核算。金融控股集团不干预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但负责统筹子公司的发展战略，负责向子公司选派董事和提名总经理以及其他人事、财务、考核、重大投资和审计、内部控制、风险监督等管理事项，确保公司总体的经营业绩。
加强监管 深化改革 改进服务
全面促进农村合作金融又好又快发展
（2007年）
2006年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在有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银监会X委精心组织，认真实施，经过农村合作金融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 农村合作金融监管、改革和支农服务工作在过去的一年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是大力践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新理念和持续监管新思路，推进监管标准统一，审慎监管的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逐步健全，按好中差、东中西区别对待， 分类监管和差别监管能力明显增强。二是全面推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大力实施“一二三”工程，培训人员总数达23.1万人，较为全面准确地掌握了信用风险底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款风险管理出现可喜变化，实现了由贷款四级分类到贷款五级分类的过渡。三是深入开展案件专项治理，全面排查陈年旧案和制度漏洞，建立和实施“双线问责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陈旧案件大量暴露，新案发生率明显降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合规经营意识明显增强，案件查防能力明显提高，以“遏制案件高发，降低案件损失，严肃查处责任人，加强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一年初见成效”目标基本实现。四是全面排查风险， 围绕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组织对1685家机构实施主要风险点现场检查，初步掌握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风险底数和风险分布，为科学制定监管规划奠定了基础。五是推动改革深化，以海南省改革试点方案正式批准为标志， 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第一阶段任务基本完成，产权制度改革
深入推进，符合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特点的公司治理架构初步建立，经营机制得到初步转换，央行票据兑付率逐季提高，改革成果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六是改进支农服务，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进一步推广和完善，运作机制延伸到农村小企业贷款领域，规范开展了银（社）团贷款和代理业务，银行卡、网上银行等城市金融产品开始进入农村，支持“三农”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七是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适度降低准入门槛，允许各类资本到农村创业发展，新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和银行分支机构，在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瓶颈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八是引导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开始分期、分批解决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人员老化、学历较低、能力不
足的问题，推动提高员工素质。
在此过程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进一步发展壮大，资产、负债规模合理均衡增长，盈利能力明显增强。2006年底，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总资产44193.1亿元， 比年初增长18.8%，其中贷款余额26244.8亿元，比年初增长19.5%；总负债42151.8亿元，比年初增长18.6%，其中存款余额38899.2亿元，比年初增长19.3%； 所有者权益达2041.4亿元，比年初增加430.5亿元。全年实现盈利280.9亿元， 同比增加101.1亿元。
明确任务，突出重点，进一步提高农村合作金融监管改革发展水平
农村合作金融监管改革发展工作好比一场接力赛，前几年的“第一棒”取得了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去年和今年要努力跑好“第二棒”。总体上看， 经过过去一年的艰苦努力，“第二棒”起步扎实，开局良好，成效显著。今年是全面完成“第二棒”，成功转向“第三棒”的关键一年，做好工作的意义重大。当前，农村合作金融监管改革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要按照既定的思路和方向，坚定信心，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继续扎实稳步推进。
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
总体思路是，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发展的远景目标，以支持“三农”为目的，以服务创新为手段，以监管防险为保障，以管理培训为根本，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坚持
“三个不变”，实现“八个一起抓”，突出“五个重点”，叫响“六个口号”，促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上台阶、支农服务上水平、员工素质上层次，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坚持“三个不变”：一是用5到10年时间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期分批逐步办成产权明晰、经营有特色的现代金融企业的目标不变；二是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理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管理体制的思路不变；三是案件专项治理3年大见成效的任务不变。【*联系微信dadawk01】
实现“八个一起抓”：一是在支持“三农”上，坚持开拓资金渠道、增加资金数量与保证质量一起抓；二是在服务创新上，坚持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机构创新与体制创新一起抓；三是在监管标准上，坚持宽准入与严监管一起抓； 四是在风险防范上，坚持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一
起抓；五是在内部管理上，坚持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一起抓；六是在技术培训上，坚持前瞻性培训与实用性培训一起抓；七是在体制改革上，坚持巩固成果与稳步推进一起抓；八是在文化建设上，坚持树立金融文化意识和培育“三农” 感情一起抓。
突出“五个重点”：一是重点抓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支持“三农”； 二是重点抓巩固五级分类成果，确保资产质量不断改善；三是重点抓案件防范， 确保明年专项治理大见成效；四是重点抓放宽市场准入标准后的方向引导、机构培育、政策配套、操作完善和监管加强；五是重点抓以管理培训为主的企业文化建设。
叫响“六个口号”：一是监管任务落实年；二是金融服务创新年；三是内部管理强化年；四是从业人员培训年；五是改革稳步推进年；六是文化培育起步年。
“三个不变”、“八个一起抓”、“五个重点”、“六个口号”，是综合考虑当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继续推进改革发展，全面缩小城乡金融差距，切实改进农村金融服务的大局出发，从不同角度提出的针对性解决措施，是一个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需要辩证理解，全面贯彻，不能顾此失彼。
“三险”指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目前，信用风险仍然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最大的风险，操作风险也十分突出，市场风险仍在不断凸显。一是防范信用风险。继续深入抓好贷款五级分类，在实施双轨运行基础上，在准确度、真实性上下功夫，完善制度，加强跟踪、监测和考核，着力提高贷款分类的准确性、规范性和持续性。继续把抓好信贷资产质量、提升信用风险管理水平作为农村合作金融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抓好“三降、两防、一做实”
（三降就是降低不良贷款余额、占比、不良非信贷资产，两防就是防止不良贷款反弹、贷款形态向下迁徙，一做实就是做实利润）。把这些年银监会在促进提高商业银行贷款风险管理水平的有效做法，引入和落实到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中，督促加强和改进贷款风险管理。同时全面推行非信贷资产的风险分类制度，争取在从2008年开始与贷款五级分类同时实现单轨运行。二是防范操作风险。当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操作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仍然是案件风险。今年是案件专项治理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是能否实现“三年大见成效”
目标的关键一年。从去年“治标”、“治乱”为主向“标本兼治”过渡，细化阶段性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在严控新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陈案，并通过实施分类治理，强化案件问责，加强内控监管和员工教育，开展制度执行力的检查，密切跟踪整改，实现案件陈案发现率、自查发现率进一步提高，使案件高发态势得到基本控制，为明年大见成效奠定一个好的基础。三是防范市场风险。虽然目前市场风险对于大多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还不是主要矛盾，但也要看到， 由于流动性过剩和资产多元化的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债券等价格敏感性业务增长很快，应该引起足够重视。要积极跟踪和密切关注各类金融市场的变化， 督促建立和完善内控制度和风险管控机制，逐步完善市场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体系。加强对债券投资规模急剧扩张机构和地区的重点监控，加快对存量违规债券投资的处置进度，努力压缩与风险管控能力不相适应的高风险业务，防止风险扩张。
增强“三性”就是要提高监管有效性、改革实效性、服务充分性。一是以全面提升风险管控能力为核心，着力增强监管有效性。按照“盯住风险、突出重点；分类实施、差别监管；跟踪整改、加强内控；明确责任、强化问责”的总体原则，全面夯实风险底数，推进监管标准统一，创新监管手段和方法，落实分类监管要求，不断提高监管工作有效性。加强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协调配合，把合规性监管融于风险监管之中。加强监管规制建设，逐步实现由指令性监管向指令性与指导性相结合的监管转变。狠抓监管和行业的“双线执行力”，落实即将出台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履职监管办法》， 以及全面推行监管
履职评价和问责制度的要求，加强“双线”考核和问责，对于经营管理和监管工作中失职渎职、不作为和乱作为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进一步健全上下联动的监管机制，完善监管职责分工和信息共享安排，进一步明确各级合作金融监管部门的权责。各级派出机构要特别注重加强和充实农村合作金融监管条线的力量，特别注重落实审慎监管政策措施，特别注重加强内外左右的协调配合，切实承担好属地监管职责。二是以央行票据考核兑付促进经营机制转换为切入点，着力增强改革实效性。按照已经明确的改革目标，准确把握和围绕坚持服务“三农”方向、商业可持续发展、科学法人治理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将重点放在完善现有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结合央行专项票据考核
兑付工作，在切实转换经营机制上下功夫，进一步实施股权改造，完善法人治理，提高治理水平。规范省级联社履职行为，防止不适当干预，维护和保持县
（市）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积极稳妥地推进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省级联社的改革，在深入研究论证基础上，适时选择有代表性的省（区、市）开展试点。三是以有效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特别是现代农业为着力点，着力增强服务充分性。目前，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试点工作进展顺利。试点过程中，监管工作的注意力要放到规范操作、防止一哄而起上，放到跟踪评估政策效果、总结交流试点经验和适时扩大试点范围上，放到持续监管、严防出现新的风险上。同时，加快编制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地图集，为准确把握农村地区准入政策提供依据，切实把这项支农惠农政策落实好。继续完善和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把它们打造成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知名品牌。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积极开发符合农村经济特点的金融产品，加强业务代理合作，改进服务方式，不断提高金融服务“三农”的质量和效率。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突出强调，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增强“三力”，即综合实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这“三力”具体落实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要提高经营管理能力、抗风险能力和支农服务能力。一是提高经营管理能力。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要求，结合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特点，着力改善公司治理，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着力强化内部控制，提高制度执行力；着力增强合规意识，提高经营管理行为的规范性；着力强化人员培训，提高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着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高员工队伍的凝聚力，提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社会形象。二是提高抗风险能力。在全面摸清风险底数的基础上，按照“提高贷款五级分类准确性—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的持续监管思路，结合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情况和特点，主要依靠自身努力，逐步、扎实地消化历史包袱。转变增长方式，调整资产结构，增强盈利能力，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提高拨备覆盖率。加大机构重组整合力度，改进省级联社对基层的服务，全面增强风险抵御能力。三是提高支农服务能力。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适应“三农”经济发展需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创新体制和机制，创新金融组织形式和发展模式，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创新金融工具和技术，重点是大力发展小额信贷，将小额信用贷款机制引入小
企业领域，规范发展银（社）团贷款，加强同业协作，完善代理机制，利用商业化网络销售政策性金融产品，满足“三农”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
理顺关系，统筹兼顾，促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谐发展
农村金融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关系复杂。做好新形势下的农村金融特别是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必须统筹兼顾，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作为地处农村的金融机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根在农业、根在农村、根在农民。各项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改进“三农”金融服务为中心，更好地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和谐。防范风险是改进服务的重要保障，目的就是要保持服务的可持续性。“支农”要先“知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新村”建设。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需要及时了解和把握“三农”金融需求，创新产品，改进服务，同时也必须遵循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律和金融规律，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注重加强和改进风险管理，持续提高“三农” 金融服务水平。
金融改革特别是农村金融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的重点。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由于其关系复杂、遗留问题较多，深化改革的难度更大，也更为迫切。为此，我们一方面要不断探索，积极推进，另一方面也必须强调要扎实稳妥。尤其是省级联社改革，既要充分肯定现行管理体制的作用， 也必须从发展的角度统一对省级联社改革的认识。下步，要按照政企分开原则和市场化要求，逐步厘清省级政府和省级联社的权责安排，厘清省级联社和县
（市）级基层法人机构的关系。但是也要看到，这需要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 不可急于求成。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改革发展必须与农村市场经济改革的整体进程相衔接，必须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四自”能力相适应，必须与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及存款保险制度安排相配套，必须与各地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切实保持改革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提高自身效益与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把增加盈利、提高效益作为经营的主要目的。这既是企业的本质，也是资本的属性。同时， 作为服务社会公众的金融企业，也必须讲求社会效益，没有好的社会效益，自身效益也难以持续。要把自身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结合起来，把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有机结合起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优势在“三农”，市场在
“三农”。支持“三农”就是支持自己。离开“三农”，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既要培育与“三农”的感情，了解和满足“三农”有效需求，巩固和发展支农主力军的地位和作用，更要注重长远效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密切关注、积极培育潜在的市场和客户群，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履行社会责任与提高企业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机统一。
当前，随着准入政策的放宽，村镇银行、贷款子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将会出现，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大中型银行也将到农村地区开办业务。新的机构格局必然会带来新的竞争， 也必将为"三农"金融服务带来活力，带来新的商机。这就好比一桶开水，放些盐，放些油，再放些青菜和海米，就成了美味的鲜汤。虽然其主体仍然是水， 但因为有了新的成分，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我称之为“汤水效应”。农村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各有不同的定位和分工，有不同的客户群，有不同的业务空间， 彼此之间既要竞争，也需要合作。对此，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正确认识，直面竞争，充分发挥网点多、人缘熟、地缘清等优势，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挑战，在巩固和发展自身业务优势的同时，加强与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的横向合作， 加强与地方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络，积极开展银（社）团贷款和代理业务，不断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促进在竞争中成长，在合作中壮大。
这个关系实际上就是好与快的关系问题。好是基础，是前提。好的发展， 就必须做到成本可算、风险可控和可持续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树立审慎经营和风险管理理念，把规模扩张建立在提高质量和讲求效益的基础上，坚决改变片面追求发展规模和速度的现象，努力做到发展规模与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实现自身又好又快发展。
统一监管标准与实施分类指导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统一监管标准，是顺应银行业发展趋势，依法、公开、公正监管和提高监管效率的必由之路。但考虑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种类多样，风险状况、经营状况也各不相同，如果采取相同的监管措施，势必降低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因此，在总体上坚持统一监管标准的同时，必须实行分类监管和差别监管，强化分类指导。对于同类机构，加强同质同类比较，实行区别对
待和分类监管，根据监管评级结果，在市场准入等政策方面扶优限劣，建立正向激励的监管导向和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促进评级向好转化。对于不同类型机构，充分考虑其现阶段不同风险特点，完善对各类机构的监管框架，研究制定分类监管、分类指导的监管方案，明确分类监管思路、要求和重点，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有效配置监管资源，提高监管专业化水平。
金融如水
（2007年）
一、
金融如水。
老子曰：上善若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今天，放眼社会，储蓄存款、办理汇款、购房贷款、投资理财，乃至买卖股票、代办收费、保险理赔金融之水，百姓无不润其中，天下无不享其利。它帮你打开走向精彩世界的门窗，它帮你拉近通向现代社会的距离。
金融如水一样滋润着社会成员，浇灌着经济发展。然而，诸位想到没有， 金融之水，既如处女般之温柔，又如野兽般之凶猛。金融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金融之水管理不当，发起水来其势汹汹，“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金融之水的效应，实在可爱可怕。
二、
金融是一座水库，它将社会闲置资金贮存起来再重新进行配置。金融资产， 这座中国金融“水库”的蓄水标志，改革开放之初仅为2000亿元，如今，已达到60万亿元。这是金融的“蓄水效应”。金融是一道闸门，它将贮存起来的社会资金通过这道闸门进行调节。对需要的行业，它慷慨解囊，落落大方；对限制的行业，它横眉冷对，毫不动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2003年以来，GDP增长连续超过两位数，实现了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通胀比较低、运行比较稳的效果，金融之水功不可没。这是金融的“调水效应”。
金融之水需要水渠。今天，一方面中国金融水库之水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水向低处流，农村、中西部这些“经济高地”严重缺水。究其原因，不在于水，而在于渠，在于这些地区还不完全具备市场化的条件，急需建立“市场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体系”这一新的引水之渠，将金融甘泉引向农业，引向中西部。这是金融的“引水效应”。
金融之水需要水坝。金融是一个高风险行业。金融之水如果调控不当，将会像洪水一样冲堤决口、滔天而来，给经济和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停滞十年，今天人们仍谈虎色变；五年前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一个月内五位总统下台，今天人们仍不寒而栗。因此，从事金融工作要牢固树立风险意识，防止“洪水效应”。
金融还具有“潮水效应”。金融风险特别是以不良贷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信用风险，如同海边的礁石一样，在经济高涨时，它被淹没；在经济退潮时， 它将暴露。历次经济过热，都带来生产要素的不平衡，都逼迫人们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下马一批项目，停工一批企业，造成一批不良贷款。因此，从事金融工作要学会“逆向思维”，经济形势越好越要保持清醒头脑，防止“潮水效应”。
金融还具有“污水效应”。金融风险中以案件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操作风险， 虽然损失的金额与整个金融资产相比只是小数，但如同一块污泥落入清水池中， 使整个水池严重污染。因此，从事金融工作要严防“污水效应”。
金融还具有“漏水效应”。金融业在经营中一方面创造利润，一方面也会产生不良资产，需要提取拨备冲销，即如同管道泄漏一样使利润流失。银行要增加利润，不仅要开辟财源，还要严防“漏水”。今天，我们还应培育金融的“汤水效应”。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担当着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虽功劳不小，但也活力不足。监管当局适时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政策， 催生一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虽然从数量上看农村金融的主体没有改变，但可激活农村金融机制，如同一桶白水放入几匙调料，虽主体依然是水，但性质已然为“汤”。
今天，我们还应培育金融的“净水效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中国的一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业处置不良贷款，净化水源。今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要总结经验，兴利除弊，锻炼得更加专业、更加有效， 提升我们的净水能力。
今天，我们还应培育金融的“治水效应”。金融监管如同治水。当年鲧治水，以堵为主；禹治水，以疏为主。治标为“堵”，治本为“疏”，治理金融亦然。我们既要加强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更要建立起内控机制和现代企业文化，提高我们的治水能力。
三、
金融如水，金融界的朋友呵，当细细思量。
镜泊湖
（2007年）
一
镜泊湖，我孩提时的梦。
我不知见过多少名湖巨泊，美丽的西子湖，粗扩的青海湖，神秘的长白天池，多情的大理泪海，还有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还有太湖、洪湖，巢湖， 还有风光宜人的欧洲日内瓦湖，串珠一般的美洲五大湖......
我也不知见过多少垂帘飞瀑，拦腰斩断黄河的壶口瀑布，幽居川北的九寨沟瀑布，直下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气压黔岭的黄果树瀑布，还有一刀劈开美加两大国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横卧南美，博大宽阔的衣瓜苏瀑布
我还不知见过多少名川大河，长江黄河珠江淮河海河辽河闹市中的苏州河， 人工开凿的大运河，大山护卫下的雅行藏布江，向西流去的伊梨河，向北流去的尼罗河，向南流去的涸公河，美丽幽静的莱茵河赛纳河，台伯河，聂瓦河多瑙河......
我更不知见过多少崇山峻岭，竞年时的医巫闾山雄伟壮美的天山名冠天下的五岳不让五岳的黄山笑傲西北的祁连山，气吞东南的武夷山，神秘莫测的神农架，奇绝峻丽的张家界，还有那哺育过现代文明的阿尔卑斯山四季银白的富士山……
但是，有谁见过湖傍着瀑，瀑连着河，河绕着山，山又挽眢湖，湖瀑河山浑然一体的景观？
唯有镜泊湖，唯有吊水楼瀑布，唯有牡丹江，唯有老爷岭……
二
七月，我躲过流火的京城，去圆我的梦。
走出牡丹江机场，赶到镜泊湖畔已是午夜时分。
北国的天是那样的低，星是那样的近然而真正很近的湖，就在我的身边， 却让我看不见摸不着好像不肯摘去面纱的嫁娘，让我心急又好像刚刚睡去的老者，有意测验我的耐力，看来，真是—个梦，只有等到天明。
清晨我来不及揉醒睡眼，就去拥抱这个梦。
白天的镜泊湖湖面水平如镜四周万木睁蛛，有人形容它是—颗镶嵌在翠屏上的堆璨明珠，也有人说这是—条飘绕在万绿丛中的银色缎带，我觉得，都不
尽然。
坐着飞舟快艇，看这天，这云，这山，这水，拥抱着这风，我潜意识觉得， 这天，蓝得特别；这云，白得特别，这水，绿得特别这山，青得特别这风，也爽得特别，特别在哪里？—时我也说不明白，只是一种感觉。
镜泊湖有八景，时间老人不允许我——观看，我只好择其精华，驻足吊水楼瀑布。虽然这几天没有下雨，但看见瀑布两侧的悬崖，巍峨陡峭，怪石睁蛛， 站在崖边向深潭望去如临深渊令人头晕目眩就可以想象出，大雨过后这里必定是银河倒泻白练悬空，浮云堆雪，雷鸣不绝……
吊水楼瀑布有—个古老的传说。很久以前，在瀑布水帘后藏着—位叫红罗女的聪明美丽的姑娘，深受远近青年人的爱慕，但红罗女声言无论谁向她求爱， 都必须回答，人世间什么最宝贵日的问题。消息传开后，每日向她求婚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勇士，有书生，有商人，还有国王。勇士说，人间最宝贵的是武力，书生说，人间最宝贵的是诗书，商人说，人间最宝贵的是金钱。国王说，人间最宝贵的是权力。这些回答当然都不能令红罗女满意。于是，勇士含羞而去，书生浴耻而归，商人倾宝于湖不再提亲，国王也呆立在吊水楼前终老死去。朋友，你能回答出红罗女的间题吗？
三
是谁把这天上的美景赐给了人间？
据说—万年前的一天牡丹江就像—个放学的孩子，从长白山走来，向松花江走去。她多少年来就是这样静静地走着守时地走着，可是这一天，她走着走着，突然，—声怒吼天塌地陷大地像疯了—样要劫持她，要吞噬她。她，被切断了回家的归途。
她挣扎过，哭泣过，忍耐过，终于她设法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高峡出平湖，—个美丽的梦织成了。于是，有了这湖，这瀑，增色了这河，这山。
四
火山的喷发，熔岩的堵塞，形成了今天的镜泊湖。没有这堵塞，没有这阻力，山，还是那山河，还是那河。
我似乎明白了一些，这天，这云，这山，这水，还有这风特别在哪里。啊，应该感谢阻力。
流动性过剩的成因与破解对策
（2007年）
—、引 言
流动性过剩问题近年来日益受到我国理论界及实务界的关注，并已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焦点问题。在宏观经济中，流动性被直接用来指代不同统计口径下的货币①，因此，人民币流动性过剩通常被理解为货币过多，也就是“钱多”。
本文在认同这种理解的前提下，认为我国目前的人民币流动性过剩正处于一种相对过剩状态，即城乡间、地域间、大中小企业间金融资源配置失衡，城乡贫富差距较大，地域发展不均衡，中小企业融资难。在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上， 城市约占80%强，而农村不足20%。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网点占全国机构网点总量的56%，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平均每万人拥有机构网点数只有1.26 个，而城市则达到2个。城市与农村人均贷款水平也有较大差距，全国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的人均贷款额在5500元左右，而城市的人均贷款额则近40000元，相差约8倍。有3000多个乡(镇)未设任何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而且设立在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经营管理落后、业务品种单一、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很难为农村经济提供良好充足的经济支持。在地域金融资源配置上，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也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金融深化程度较高，发展速度较快， 资金充裕，而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金融资源不足，金融机构网点少，竞争不充分，金融服务整体水平较低的现象。虽然国家政策鼓励金融资源配置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但由于中西部地区特有的发展劣势(中西部地区交通不便、自然条件较差、现有基础薄弱、社会经济发育程度较低、市场化进程缓慢、历史包袱沉重)以及金融资源的特征(追逐利益最大化)，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尚处于流动性匮乏的状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在金融资源配置上也存在失衡，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上都备受青睐，不少企业由于“钱多”都纷纷加入了打新股的行列，而中小企业在间接融资方面，往往被银行拒之门外，而在直接融资方面，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欠发达，通过股票上市筹集资金的中小企业占比极小。总体来看，在整体流动性过剩的背后，中小企业仍身处融资难的困境。如上所述，本文认为我国过剩的流动性正在追逐或试图追逐回报率较高的投资项目，从而导致流动性过剩呈现出相对过剩的特点。
本文重点对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现状、成因及
在流动性相对过剩的背景下所应采取的破解对策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二、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现状
货币供应量可用来度量一个经济体中的货币总量。货币在经济体中的存在形式大致分为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及储蓄存款四类，因此，广义货币供应量M2可以用来度量经济体中的货币(流动性)总量的现状及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1992年末—1993年末M2增速最快，约为37.3%，1991—1996年末M2年增速始终维持在25%以上，1997年后M2 年增速开始放缓，1999年末—2000年末M2增速最慢，约为12.3%，其余各年M2年 增速均维持在14%以上。1991—2006年间M2年增长的绝对数值是逐年增加的。
衡量货币供给是否过多，或者流动性是否过剩，可以看货币供给是否大大超过了经济正常发展的需要，换句话说，M2与GDP的比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货币是否过多，或者流动性是否过剩进行度量。如表1所示，1991—1995年间， M2/GDP均小于1，1996年后，M2/GDP逐年递增，且均大于1，其中1999年后，M2/GDP 始终处于1.3以上，2003年，M/GDP首次超过1.6，2006年末我国的M/GDP更是逼近1.7，处于国际最高水平(欧美等发达国家的M2/GDP约为1.5，而发展中国家约为1.3)。以上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近年来我国确实存在货币供给过多、流动性过剩的现象。
另外，从金融机构存贷差这一指标着眼，也可以观察到我国流动性的现状及变化状况。如表2所示，2000—2006年，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差持续扩大， 且贷款增速始终落后于存款增速。存贷差的逐年扩大说明我国经济体中累积的流动性越来越多。金融机构在努力寻找获利机会，扩大贷款规模(部分贷款确为发展经济所需，而部分贷款则助推了资产泡沫的形成)之后，金融体系内部仍然拥有相当规模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本着逐利的原则不愿意流入欠发达地区、行业或企业，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若继续缺乏政策有效引导，这些资金即便在未来以贷款形式流出金融机构，也只会继续助推资产泡沫的形成与膨胀。
人民币流动性过剩成因分析
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凸现实际上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结售汇制度及居民储蓄消费习惯等因素共同作用和长期积累的结果。
外汇占款过多
长期以来我国在政策上鼓励出口，加之人民币被低估，所以出口企业在产品价格上较国际竞争者而言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换回了大量外汇，从而也导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持续顺差。因2007年8月之前，我国一直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出口企业换回的大量外汇须去商业银行结汇，企业将外汇出售给商业银行以后，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或其他商业银行。当商业银行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时，中央银行为购买外汇资产会投放相应数额的本币①。出口越多，国际收支顺差越大，一方面会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央银行行为购买外汇而投入到经济体中的人民币(外汇占款)也随之猛增。这些人民币流入商业银行后，通过不断地存、贷的货币创造过程， 数额上不断放大。
同时，我国在政策上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再配合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以及人民币升值，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者，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热钱的流入。这些都导致了我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下的持续顺差。虽然在资本项目下不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但因人民币正处于升值周期，资本项目下的外汇更倾向于兑换成人民币，这在导致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流入经济体中的人民币的增加。当这些人民币以存款形式流入商业银行后，又会通过不断地存、贷行为，成倍扩张。
中央银行数据显示，近3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年度增长均超过2000亿美元，截至2006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0663亿美元，同比增长30.22%。而截至2006年11月份，我国外汇占款已经高达94547.86亿元人民币。换句话说，在不计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过程及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回笼货币的前提下，我国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增加了近10万亿元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投放。这些资金若以存款形式流入商业银行，会为银行提供大量的可贷资金，这些资金对资产泡沫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中央银行为了缓解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压力，收缩货币供给量，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包括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及公开市场操作， 回笼了一定数量的货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过剩的压力[1]。但中央银行的这些调控行为，都是在外汇占款大量形成、流动性过剩已经出现之后，被动采取的，并无法遏止流动性过剩的源头，可以说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治标不治本。
银行存款过多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以及投资理念和投资渠道的匮乏，我国广大居民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储蓄意愿[2]，相对而言，消费意愿不强。如图2所示， 1995—2006年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逐年增加，平均年增速16.78%，其中1996年增速最高，达到29.86%，而2000年增速最慢，为7.9%。至2006年末， 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高达161587亿元，与GDP的比值达到0.771。
另从金融机构存贷差来看，1994年之前我国金融机构一直是贷款大于存款， 而1995年开始存贷差为正，且缺口逐年加大。2001—2004年各年末人民币存贷差分别为3.13万亿元、3.96万亿元、4.91万亿元、6.32万亿元；2005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28.72万亿元(如表2所示)，同比增长18.95%，而同年金融机构存贷差达到9.3万亿元，占存款余额的32%；2006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33.54万亿元，同比增长16.82%，而存贷差进一步扩大到11.01万亿元， 存贷差加剧的态势十分明显。
无论是城乡居民储蓄水平高居不下，还是存贷差逐年加剧，都说明了我国商业银行可用资金过多 商业银行运营是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必然已经或试图为过剩的资金寻找获利的机会(主要指发放贷款)。2001—2006年间(除2005年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速始终保持在12%以上(如表2所示)。虽然贷 款增速明显落后于存款增速，但这并不表示我国贷款规模小，我国存款规模的累积与膨胀已经到了亟待解决与疏导的关键时期，贷款规模和增速的合理与否已经无法通过与存款比较得出，实际上银行的贷款规模已经超过了经济正常发展的需要，大量银行贷款流入房地产市场，甚至股票市场，催生了资产泡沫。【联系微信dadawk01*】
虽然中央银行屡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公开市场操作，紧缩商业银行可用资金，抑制银行信贷投放冲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过剩压力，抑制了由于贷款过多而催生的资产泡沫。2007年6月财政部获批发行1.55万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但这些都是暂时缓解流动性过剩的手段，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居民传统的储蓄习惯，刺激消费等才是遏制流动性过剩的根本途径。
三、如何破解流动性过剩问题
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既是一项十分紧迫的现实任务，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需要坚持“市场为主、各方联动、化多为少、化少为多、标本兼治、综合解决”的思路。“市场为主”是指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根本上要靠市场手
段；“各方联动”是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等要形成合力；“化多为少、化少为多”是指将东部、城市的过剩流动性引向中西部、农村和小企业； “标本兼治、综合解决”之“标”为尽快解决外汇储备过高的问题，“本”为扩大消费，最后收到综合解决的效果。具体来说，要科学运用好现行各项货币政策、加大货币政策由总量调控向差别调控的转变力度。除此之外，还应采取以下措施：
加大对农村投入
发行支农特别国债或政策性金融债券
目前，我国在支农资金的供给方面，存在着农村有需求无来源、财政有愿望无能力、银行有资金无渠道的矛盾，建议视财政能力发行支农特别国债，或由政策性银行发行支农政策性金融债券，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资金供求矛盾。支农特别国债或支农政策性金融债券采取定向募集方式，由商业银行按存贷差规模的一定比例认购，主要用于中西部农村基本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由中央财政委托政策性银行按照信贷原则使用，或由政策性银行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按信贷原则使用。具体实施上，可由农村信用社代理，实行项目管理、单独核算、封闭运行、定额补偿的管理方式。支农特别国债资金由项目收益偿还，对于可能无法收回的部分，可采取核减政策性银行利税、定额补偿、全额或部分贴息方式解决。①
消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存量包袱
经初步核算，除前段改革期间通过中央银行票据等形式帮助消化1650多亿元外，目前农村合作融机构还有6000亿元左右存量包袱，其中贷款损失约为4000 亿元，历年亏损挂账约为880亿元，非信贷资产损失约为950亿元。如单纯依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自身努力，消化这些包袱还需要近20年左右的时间。2002 年实行的是贷款四级分类，与目前贷款五级分类的状况有较大差别，而且当时国有银行改革尚未启动，对系统性解决金融机构历史包袱没有先例，因此当时仅消化了1650多亿元的存量包袱。这对扶持农村信用社改革起到了阶段性作用， 在当时资金不很宽裕的情况下已属不易。现在，比照国有银行改革的办法，利用过剩的流动性帮助消化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同时加大改革力度，通过“花钱买机制”，也可使农村信用社的过剩流动性还原于农村。
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
银行资金难于流向农村和中西部，主要是这些地区尚未完全具备市场经营
条件。为此，要建立市场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体系，通过财政贴息、担保等方式，配以市场准入政策、其他货币政策等，引导城市过剩的资金流向农村及中西部地区。
尽快启动中国农业银行改革
中国农业银行在资产规模、体制机制等方面具有国有银行的一般性，但由于其与农村、农业密切相关，因此又有其不同于其他国有银行的特殊性。农业银行庞大的网点与人力资源使其经营成本居高不下，但又为今后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代客理财等中间业务提供网点与人力资源，这既是其劣势但同时
也可以转化成优势。农业银行既要按商业原则向有效益的地域发展，更要看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退出的县域是自己的主战场，正可以“占领县域市场、向上下延伸(城市和农村)”。为此，要尽快启动农业银行改革，通过国家扶持、转方向、转机制、转形象的“一扶三转”，将过剩的流动性通过农业银行向县域和农村转移，变农村金融的“政策性与商业性的油水关系”为“在执行政策中寻找商机的鱼水关系”。
扩大消费
我国目前的社会阶层不同于国外简单的“白领”、“蓝领”之分，可大体分为“金领”、“白领”、“蓝领”、“黑领”，他们既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又属于不同的消费阶层。人类社会有三个消费层次：第一层次为温饱型消费， 主要解决吃、穿的需求，我国已基本解决；第二层次为小康型消费，主要解决住、行(即住房和汽车)的需求，住的问题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决，行的问题城市部分解决；第三层次为文明富裕型消费，在前两个消费层次的基础上，解决教育、医疗、旅游、健身、文化艺术乃至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我国这方面的需求远未解决，正可利用目前的过剩资金推动解决。
具体措施之一是加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约2.7亿人，其中约有72%(1.944亿人)是在工资增长极低的餐饮业、建筑业、采掘业、制造业、社会服务业中就业，其中乡镇企业的农民工约为1.4亿人。劳动保障部资料显示，“首先是轻纺、建筑、餐饮服务等领域部分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偏低。其次是农民工工资绝大多数在600元左右。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GDP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而农民工工资近12年来仅增长了68元，年增长率低于1%。”这意味着本应由创造这些价值的产业工人享有的社会劳动产品没有分配给应该拥有者，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能在国内市场实现，只能出口，又由中央
银行将外汇买单，变成了出口企业的人民币存款。为此，建议用3年左右时间将低收入阶层职工工资增加1倍。
措施之二是完善社会福利事业。将过剩的流动性通过财政转移方式用于全民医疗、教育、低保等社会公共产品的投资。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将会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降低居民储蓄意愿，刺激消费。
措施之三是国企利润分红。建议国有企业利润的1/3左右通过分红上交财政，这样按2006年国企总利润1.2万亿元人民币匡算，财政每年可增加4000亿元人民币收入，同时亦可减少因企业存款带来的流动性过剩。
解决外汇储备过高问题
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外汇占款的增加，从而向国内输入了大量流动性，因此必须采取措施遏制外汇储备的增速。我们遵循对外汇储备“减源增流”的思路，建议采取如下两方面的措施：
减少外汇流入
减少外汇流入，从而降低外汇储备的增速，即“减源”。第一，调整结售汇政策，逐步变强制结汇为意愿结汇，并加大对结汇的审核力度。①此措施旨在减少结汇，从而减少外汇流入。第二，调整招商引资政策，限制引进先进技术以外的招商引资。此措施可以提高外资的运用效率，有效遏制不必要的产业资本及以产业资本为掩护的金融资本的流入。第三，完善出口退税政策[4]。逐步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额度。此措施一方面可以使出口企业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还可以减少国内资源的流出。第四，调整价格政策，加大企业环保、耗能、安全、工资成本，最终加大出口成本，减少贸易顺差。第五， 调整和合理确定物价指数取样范围，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升值预期的降低能够抑制国外热钱流入的冲动，对增加金融与经济的稳定也有裨益。第六，扩大内需，抵御由于减少出口带来的就业压力。第七，继续稳步进行汇率改革，加强监管，控制热钱流入，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
鼓励进口与境外投资
在关注“减源”的同时，不能忽略“增流”的作用。可以采取两方面的措施增加用汇与购汇，从而有
效降低外汇储备压力。一方面，取消进口审批政策，有计划组织进口一批紧缺原材料和高新技术；另一方面，提高购汇限额，鼓励居民购汇，增加境外投资，并加快QDI等境外投资的发展速度。
除上述“减源增流”措施外，还应适时调整外汇储备构成，降低美元资产比重，提高外汇储备运用。
四、结 论
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在政策上鼓励出口、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背景下又有大量热钱涌入，导致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再加上我国的外汇政策宽进严出，2007年8月之前一直执行严格的结售汇制度，最终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相应地中央银行为购买外汇而投放的人民币数量也在累积和膨胀，这些货币以存款形式流入商业银行后又会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成倍扩张。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加之居民缺乏投资理念和投资渠道，我国大部分居民都保留着传统的高储蓄意愿，日积月累，金融机构所拥有的居民储蓄已经达到了天量，尽管金融机构保持着较高的贷款增速(其中一部分贷款已经开始催生资产泡沫)，但与居民储蓄存量以及存款增速相比，仍然是落后的。金融体系内部滞留的可用资金过多体现着人民币流动性过剩，金融机构较高的贷款规模以至于催生了资产泡沫体现着人民币流动性过剩，原本的存款存量及贷款以存款形式再次流回银行，并通过货币乘数作用成倍扩张，最终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增长，也体现着人民币流动性过剩。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目前的人民币流动性过剩存在相对过剩的特点。货币更倾向于流入具有稳定收益或超额收益的行业和企业，更愿意流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无视资产泡沫是否越积越大，地区、企业资金是否过于充裕。即便商业性金融机构内部存在着大量可用资金，这些钱也不愿流向前景并不明朗、回报不确定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或中小企业。这也正是本文所提到的我国目前的人民币流动性过剩存在着相对过剩的特点。
在流动性存在相对过剩特征的背景下，本文提出了解决流动性过剩的政策建议，本着“市场为主、各方联动、化多为少、化少为多、标本兼治、综合解决”的思路，在科学运用好现行各项货币政策外，力求将东部、城市的过剩流动性引向中西部、农村和中小企业，化解过高的外汇储备，刺激消费，最终达到综合治理流动性过剩的效果。
流动性过剩的破解对策
（2007年）
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既是一项十分紧迫的现实任务，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需要坚持“市场为主、各方联动、化多为少、化少为多、标本兼治、综合解决”的思路。“市场为主”是指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根本上要靠市场手段；“各方联动”是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等要形成合力；“化多为少、化少为多”是指将东部、城市的过剩流动性引向中西部、农村和小企业； “标本兼治、综合解决”之“标”为尽快解决外汇储备过高的问题，“本”为扩大消费，最后收到综合解决的效果。具体来说，要科学运用好现行各项货币政策、加大货币政策由总量调控向差别调控的转变力度。除此之外，还应采取以下措施：
加大对农村投入
发行支农特别国债或政策性金融债券
目前，我国在支农资金的供给方面，存在着农村有需求无来源、财政有愿望无能力、银行有资金无渠道的矛盾，建议视财政能力发行支农特别国债，或由政策性银行发行支农政策性金融债券，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资金供求矛盾。
消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存量包袱
经初步核算，除前段改革期间通过中央银行票据等形式帮助消化1650多亿元外，目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还有6000亿元左右存量包袱，其中贷款损失约为4000亿元，历年亏损挂账约为880亿元，非信贷资产损失约为950亿元。如单纯依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自身努力，消化这些包袱还需要近20年左右的时间。2002年实行的是贷款四级分类，与目前贷款五级分类的状况有较大差别，而且当时国有银行改革尚未启动，对系统性解决金融机构历史包袱没有先例，因此当时仅消化了1650多亿元的存量包袱。这对扶持农村信用社改革起到了阶段性作用，在当时资金不很宽裕的情况下已属不易。现在，比照国有银行改革的办法，利用过剩的流动性帮助消化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同时加大改革力度， 通过“花钱买机制”，也可使农村信用社的过剩流动性还原于农村。
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
银行资金难于流向农村和中西部，主要是这些地区尚未完全具备市场经营
条件。为此，要建立市场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体系，通过财政贴息、担保等方式，配以市场准入政策、其他货币政策等，引导城市过剩的资金流向农村及中西部地区。
尽快启动中国农业银行改革
中国农业银行在资产规模、体制机制等方面具有国有银行的一般性，但由于其与农村、农业密切相关，因此又有其不同于其他国有银行的特殊性。农业银行庞大的网点与人力资源使其经营成本居高不下，但又为今后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代客理财等中间业务提供网点与人力资源，这既是其劣势但同时也可以转化成优势。农业银行既要按商业原则向有效益的地域发展，更要看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退出的县域是自己的主战场，正可以“占领县域市场、向上下延伸(城市和农村)”。为此，要尽快启动农业银行改革， 通过国家扶持、转方向、转机制、转形象的“一扶三转”，将过剩的流动性通过农业银行向县域和农村转移，变农村金融的“政策性与商业性的油水关系” 为“在执行政策中寻找商机的鱼水关系”。
扩大消费
我国目前的社会阶层不同于国外简单的“白领”、“蓝领”之分，可大体分为“金领”、“白领”、“蓝领”、“黑领”，他们既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又属于不同的消费阶层。人类社会有三个消费层次：第一层次为温饱型消费， 主要解决吃、穿的需求，我国已基本解决；第二层次为小康型消费，主要解决住、行(即住房和汽车)的需求，住的问题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决，行的问题城市部分解决；第三层次为文明富裕型消费，在前两个消费层次的基础上，解决教育、医疗、旅游、健身、文化艺术乃至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我国这方面的需求远未解决，正可利用目前的过剩资金推动解决。
具体措施之一是加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约2.7亿人，其中约有72%(1.944亿人)是在工资增长极低的餐饮业、建筑业、采掘业、制造业、社会服务业中就业，其中乡镇企业的农民工约为1.4亿人。劳动保障部资料显示，“首先是轻纺、建筑、餐饮服务等领域部分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偏低。其次是农民工工资绝大多数在600元左右。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GDP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而农民工工资近12年来仅增长了68元，年增长率低于1%。”这意味着本应由创造这些价值的产业工人享有的社会劳动产品没有分配给应该拥有者，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能在国内市场实现，只能出口，又由中央
银行将外汇买单，变成了出口企业的人民币存款。为此，建议用3年左右时间将低收入阶层职工工资增加1倍。措施之二是完善社会福利事业。将过剩的流动性通过财政转移方式用于全民医疗、教育、低保等社会公共产品的投资。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将会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降低居民储蓄意愿，刺激消费。措施之三是国企利润分红。建议国有企业利润的1/3左右通过分红上交财政，这样按2006年国企总利润1.2万亿元人民币匡算，财政每年可增加4000亿 元人民币收入，同时亦可减少因企业存款带来的流动性过剩。
解决外汇储备过高问题
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外汇占款的增加，从而向国内输入了大量流动性，因此必须采取措施遏制外汇储备的增速。我们遵循对外汇储备“减源增流”的思路，建议采取如下两方面的措施：
减少外汇流入
减少外汇流入，从而降低外汇储备的增速，即“减源”。第一，调整结售汇政策，逐步变强制结汇为意愿结汇，并加大对结汇的审核力度。此措施旨在减少结汇，从而减少外汇流入。第二，调整招商引资政策，限制引进先进技术以外的招商引资。此措施可以提高外资的运用效率，有效遏制不必要的产业资本及以产业资本为掩护的金融资本的流入。第三，完善出口退税政策。逐步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额度。此措施一方面可以使出口企业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还可以减少国内资源的流出。第四，调整价格政策，加大企业环保、耗能、安全、工资成本，最终加大出口成本，减少贸易顺差。第五，调整和合理确定物价指数取样范围，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升值预期的降低能够抑制国外热钱流入的冲动，对增加金融与经济的稳定也有裨益。第六，扩大内需， 抵御由于减少出口带来的就业压力。第七，继续稳步进行汇率改革，加强监管， 控制热钱流入，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
鼓励进口与境外投资
在关注“减源”的同时，不能忽略“增流”的作用。可以采取两方面的措施增加用汇与购汇，从而有效降低外汇储备压力。一方面，取消进口审批政策， 有计划组织进口一批紧缺原材料和高新技术；另一方面，提高购汇限额，鼓励居民购汇，增加境外投资，并加快QDⅡ等境外投资的发展速度。
除上述“减源增流”措施外，还应适时调整外汇储备构成，降低美元资产比重，提高外汇储备运用。
闾山
（2007年）
一
辽西有一座山，叫医巫闾山，人们把它简称闾山。
我的家乡，就在闾山脚下的北镇县城，离闾山大约十华里左右。
小的时候，我只知有闾山，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山。隐约听广播说什么庐山会议，知道有个庐山，是个开会的地方；还听老师说毛主席讲过什么重于泰山，又知道泰山是最重的山。但这些离我都很遥远。那时，听老人讲，闾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也是风景最美的山，每年都有许多远近八方的人来逛闾山， 连乾隆皇帝都来过。老人们还娓娓给我讲闾山有十八景，什么望海楼，爬到上面可以望到海；万年松，已生长了一万多年，要几个人合围才能抱住；桃花洞， 里面有一股仙气，把草帽扔进去会给你吹回来；还有一个叫燕子翻身的地方， 只有燕子才能飞过，每年有些好事者也想试试，结果都摔得粉身碎骨？总之， 闾山给我幼小的心灵，增加了几分神秘，几分向往。大约十岁左右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了闾山。
闾山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高。上山前就听说有好几百米高。实际一看，闾山确实是高。那时也不知什么海拔，就是觉得高得不得了，比城里的城墙、双塔都高，有的山头比云还高，简直想象不出还有比闾山更高的东西，除非是天。
闾山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美，一种没见过的美，想象不出来的美，像画一 样的美。山，远看是青的，近看是绿的和褐的。山上还有松树，有亭子，山下还有水库。这才真是叫“美”。
闾山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梨子多，黑压压的一片，到处都是梨树，遍地都是梨子，有的地方堆得像小山似的。人们说，北镇的鸭梨是世界上最好的鸭梨， 全国不管哪里产的鸭梨，都要贴上“北镇鸭梨”的标签才能出口。而这北镇鸭梨，就产自闾山。其实，不仅鸭梨，还有白梨、雪花梨、花盖梨、秋子梨、大安梨？这梨子这么多，怎能吃得过来？这是我当时很大的一个疑问。梨多，就随便吃。不用花钱买，随便吃梨子，那可真是过瘾呀，直吃得我倒了牙，风一吹丝丝地疼，还爬到树上，躺在树杈中，把手垫在脑后，用脑袋带动着嘴，或啃一口或闻一下还挂在树上的梨。多少年以后，我把这情景上升为理论，叫满足了物质追求后的精神追求。
总之，这闾山太叫我难忘了。后来，我不知去过多少次闾山。
二
长大后，我又见到了许多山。不但真的见到了庐山、泰山，还登过黄山、华山、天山，还爬过长白山、峨眉山、阿里山，还去过张家界、神农架这些不叫山的山，还见到了青藏高原上那一层一层无边无际的山？
在青藏高原上，从拉萨乘车，西到日喀则，东到林芝，哎呀，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山。这才叫山，像海浪一样，这座山刚翻过去，那一排山浪又扑过来， 没完没了，想不见都不行。夜晚车在山上行，月亮却在山下吊着，好象为这大山站岗的哨兵。而抬头往上看，还有更高的山，简直把天都捅破了，比我家乡的闾山，真不知高出多少倍。
游天山，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是在飞机上看天池“万里天山脚下寻，一泓池水撞游云。正是新疆风光好，空中铁马竞消魂。”在归途的飞机上，我又想起了天池中荡舟的情景“横空万里策马还，莽莽天山掌中谈，犹记昨天消魂日， 一泓池水顶上悬”。山上有池，这也是闾山不具备的。【联系微信dad*awk01】
登庐山，主要是领略这个狂劲。“奇峰天降，扼大江，取笑黄河兄弟；看谁是中流砥柱？虢人悄然不语。一戏泰岱，二戏华岳，三戏医巫闾。乍晴乍雨， 宠得一身脾气。忽来北国游客，踏尽匡庐，觅得前朝迹。太白俯首，陶潜甘居， 一代狂人泣。狂人如此，遍寻天下，谁人能驾驭？信步之间，却在斯人脚底。” 庐山狂，把我也弄狂了。闾山还缺少这个狂劲。
最美的山，开始我觉得是黄山，奇松、怪石、云海、温泉，融黄山于一炉； 泰岱的雄姿，华山的险峻，匡庐的飞瀑，雁荡的巧石，都叫黄山占有了。怪不得人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后来，再看张家界，哎呀，比黄山还美，这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山。那山， 又细又高，又裂又皱，上头大，下边小，不知怎么长出来的。满目的山峦都是危峰乱长，奇石横生，千笏拔地，万剑穿天，简直不是张家界，而是神仙界。这美景，确实是闾山不能比拟的。
总之，每登一山，就为我孩提时的幼稚好笑一次。山外有山，我竟不敢在登山时向同行叙说闾山啦。
三
当我把世上这些名山大岭登完后，不知怎的，总觉得这些山美则美矣，可静下心来，还不如闾山。究竟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二十几年后，我又登了一次闾山。这次见到的闾山，比我十岁时的闾山小多了，路也近多了。闾山依然美丽，但确实比不过黄山，比不过张家界，甚至比不过邻近的千山。但我仍然觉得闾山好。闾山让我依恋。
我开始重新审视闾山。
原来，远在虞舜时期，天下名山即分为五镇，由其威镇天下。五大镇山中， 东镇沂山，西镇吴山，中镇霍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北镇县名，即此之由来。五镇之中，闾山坐北朝南，俯瞰中原大地五千余年，目睹了多少王朝的兴盛衰亡，盛载着多少华夏的沧桑故事。这既不是传说，也不是推测，史书中有明确记载。如此经历，不仅青藏高原不可比拟，华岳、泰岱也要望其项背。而闾山何时像其他名山那样四处炫耀过？
数百年前，时为金国辖下的闾山脚下，有一男婴呱呱落地。其父见金国气数已尽，料定这孩子必为别国所用，便选了《左传》上的一句话“楚虽有材， 为晋所用”，给孩子取名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历史上曾献计元太祖，联宋灭金， 西征欧亚，再进窥中原，奠定了元朝的天下，并官至军师、中书令，先后辅佐元太祖、太宗、世祖，为三朝元老。特别是他以儒学治天下，按汉制建立起元朝的体制，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为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闾山的“望海书堂”，即为耶律楚材的读书堂。今天，人们只知有个耶律楚材， 有多少人知道是闾山的灵气，才成就了这个旷世之才？而闾山的这种人梯精神， 难道不令那些因文人骚客住上两宿就喘声如雷者汗颜吗？
闾山上有一石碑给我印象最深。在蜿蜒的山路上，石碑上镌刻着“从善如登”四个大字。好个从善如登，先人的惠识，告诫了不知多少后来人。这充满人生哲理的箴言，难道不比“横看成岭侧成峰”更胜一筹吗？而这“从善如登”， 只有切身去体会，才能更深刻，更隽永。试问那些天下名山，你为人类提供了这哲思的天地了吗？
重新审视的闾山，让我刮目相看，让我精神振奋，也让我过去对它的浅薄认识羞愧有加。
四
闾山的美，是一种悠远博大的美，富有哲理的美。闾山的美，又是一种包容的美，并不排他的美。
当我还未见到外面的世界的时候，我对闾山的认识是一种肤浅的认识，我对闾山的崇拜是一种原始的崇拜。尽管它很质朴。
当我见到外面的世界的时候，曾几何时，我对闾山曾经误解过，不以为然过。
当我冷静下来后，发现，还是闾山最美。
对一座山的认识尚如此，对一个人，对一种学说的认识，何不如此？
认识矛盾的特殊性 支持小企业发展
（2007年）
银行支持小企业发展，既要遵循信贷管理的一般规律，又要把握小企业贷款的特殊规律，正确处理好五个辩证关系：
第一，小买卖和大事业的关系。银行特别是小型银行，对小企业的小额贷 款是一桩小买卖，但小买卖体现着大事业。目前，中小企业已经占全国企业户数的99.8%、GDP的60%、税收的50%、就业的75%。另外，中小企业已经占到专利发明的65%、技术创新的75%、新产品开发的80%。与一二十年前比，小企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对浙江台州地区小企业贷款的调查显示：截至2006年末，台州银行业机构对小企业贷款户数将近5万
户，贷款余额将近450亿元，占全市各项贷款余额的34.1%；2006年新增小企业贷款115.6亿元，占当年新增贷款的45.2%。例如，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成立14年来，向小企业累计发放贷款13万多笔，金额660亿元，共扶持3万多家小企业，直接、间接创造了10万多个就业岗位，帮助5000多名失地农民、外来务工人员、下岗工人实现了劳动致富。
第二，高成本和低风险的关系。小企业贷款笔数多、工作量大，单位经营管理成本高，大银行一般不愿意做。但是另一方面，小企业贷款的高收益可以弥补较高的经营成本。而且，由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银行分散了客户集中度风险，使得总体风险成本降低。比如台州市商业银行提出“绝对没有不良贷款的客户经理不一定是好客户经理”，假如银行发放100笔贷款，其中有1 笔形成了不良贷款，但只要这99笔贷款的收益能够覆盖那1笔不良贷款，这就是有效的风险管理。如果银行过于谨慎，当然可能不会形成不良贷款，但也可能失去良好的商机和发展的机会。这就好比一部汽车，车没开，当然不可能翻车， 但是也没有往前走。在发展小企业贷款时，台州市商业银行并不是要求信贷员做到“零风险”，而是允许一定比例不良贷款的发生。虽然看起来小企业贷款单户风险较高，但由于遵循了风险分散的原则，做到了总体风险的可控。
第三，死制度和活掌握的关系。为了防范风险，银行都有一套严格的规章 制度，在经营管理中必须严格执行。但是，这些规章制度有些是定量的，有些是定性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是具有一定弹性的，银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灵活把握。纵观我国的银行管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出三种形态。最
初是原始型管理，也就是凭经验、凭面子、凭感情、凭约定俗成的东西进行管理。许多小银行、小信用社经营管理，最开始都是属于原始型管理。例如，泰隆商业银行当初就是利用血缘、亲缘、人缘及地缘因素，与客户“面对面”沟通；借助人脉关系对客户“背靠背”了解；掌握客户的“三品”，即企业主的人品、企业经营的产品和企业及企业主所有的物品，来对客户的偿债意愿与偿债能力做出判断。第二阶段，是技术型管理，也就是靠制度，或者形象地说靠眼睛来管理。例如，台州市商业银行的“小本贷款”，它的目标是过去没有银行贷款经历的“弱势群体”，平均单户贷款余额不能超过5万元。该行通过学习国外小企业贷款经验，成功嫁接了欧洲复兴银行的微贷模式，建立了一套独立、完整的微贷管理系统。该系统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贷款对象须选择有劳动技能的经营者。二是不追求“零风险”。三是奉行“高利率”，让收益覆盖成本，并及时核销坏账。四是银行主动向目标客户进行定向宣传，除了日常办理贷款，还要挨家挨户宣传，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五是强调“眼见为实”、“交叉检查”。第三阶段，是艺术型管理，也就是靠文化，靠精神，或者说是靠心去管理。艺术型管理是在技术型管理的基础上，既认真执行制度，又在制度的弹性范围内，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由靠面子，到靠眼睛，到靠心， 第三个阶段才是最高的管理层次。台州地区的几家小银行，都能够根据市场和客户的实际情况，灵活地掌握和运用银行的规章制度。例如，一般来说银行贷款基本上都要求企业有抵押担保，但是对那些小企业，对于失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来说，他们没有抵押品，也没有会计报表，如果机械地执行银行规定， 这些人都不可能从银行获得贷款。但是台州的这些小银行，能够紧紧抓住一个核心，就是在贷款基本安全并能够获利的前提下，适当灵活掌握贷款政策。
第四，快节奏和慢功夫的关系。俗话说：“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调 查发现，台州这几家小银行在为客户办理贷款时，对老客户十几分钟或者一个小时就能办妥，新客户也只需一两天时间。这种快节奏是以十几年慢慢培养出来的经营理念、放贷经验为前提的，是一种慢功夫。这种慢功夫的经验可以归结为三条。一是在“垃圾”中找“黄金”。例如肯德电焊机公司，当年想从一家大银行贷3万元钱被拒绝，后来找到台州市商业银行借到了钱。这家公司利用这3万元贷款作为启动资金，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它的电焊机销售已经占领了欧洲市场的74%，成了该行的黄金客户。二是根据脚的大小选鞋子。三是让制度生 出灵魂。这些经验都是十几年慢功夫培养出来的，通过这个慢功夫，实现了银
行服务的快节奏。
第五，硬约束和软环境的关系。调查表明，虽然台州这几家小银行经营机制很灵活，但是它们都有一条“硬约束”，那就是贷款的安全和盈利。同时， 这些小银行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也得益于有一个“软环境”。这个软环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地理环境及人文环境。浙江， 特别是浙江东部这些地区，有失地的农民，有失业下岗的工人，又有较好的市场经济基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客观条件。其次有好的带头人。目前，这几家小银行的负责人都是在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中经过大浪淘沙筛选出来的，经过了市场的考验，才成为今天小企业贷款的带头人。第三有政府的支持。地方X政、人民银行、监管部门都给予了这些银行很大支持。从监管部门来讲，支持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需要在制度与目的、执法与创新上寻找平衡点，也就是既不能违反制度，又要有利于发展。具体来讲，就是采取“引导、扶持、保护、推广”的政策。引导，就是要引导银行围绕着利润和防范风险去发展自己。扶持，就是要有一定的政策措施帮助银行发展。保护，就是在小银行发展过程当中，由于经济环境很复杂，很可能出现“打擦边球”的情况。这时候我们应该本着保护的态度，不能一棍子打死。推广，就是宣传介绍银行小企业贷款的成功经验，及时推广到全国各地。
银行业改革下一步怎么走
（2007年）
对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改革总体取得成功，改革需要向深度推进，改革需要向广度拓展。”
我国银行业改革总体取得成功主要体现为六个方面：一是历史包袱得到化解，不良贷款比例从改革前的40～50%，下降到现在的7.5%；二是竞争实力得到增强，资本充足率大大提高，按照新的资本充足率办法进行计算，我国银行机构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2003年只有8家，达标资产仅为0.6%，到2007初已上升到100家，达标资产占77.4%；三是管理能力得到加强，运营管理和风险管控能力都比改革前大幅提升；四是公司治理有所改善，并且开始发挥作用；五是监管得到加强，监管法规建设和监管手段、方法、有效性等不断改进，特别是资本充足率约束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六是形象得到改善，改革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银行业普遍不看好，但现在情况已有很大不同。按4月17日数据，在国际银行业的排名中工行排名第三、中行排名第六、建行排名第七，交行排名第二十九位， 招商银行排名第四十一位。
不过，我国银行业的有些改革目前还在浅层次进行，基础还不牢固，有待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关键是“一个巩固，四个提升”。
“一个巩固”即巩固改革取得的成果，防止不良贷款的反弹。目前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下降很重要的是吃“降压药”即“剥离”的结果，而不是依靠自身机制的改善。前不久，我在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上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这个拿枪的敌人就是不良贷款，这个不拿枪的敌人就是体制、机制、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我也曾经讲过金融的“潮水效应”，即金融风险特别是以不良贷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信用风险，如同海边的礁石一样，在经济高涨时，它被淹没；在经济退潮时，它将暴露。现在GDP连续四年两位数增长，经济形势很好，但这恰恰是最应高度关注的时刻。一是我们的增长主要表现为总量的增长，但结构不平衡；二是这种增长是以资源、环境和廉价劳动力为代价的；三是由于外汇储备过高， 流动性过剩，更应预防经济的大起大落。
“四个提升”，一是提升银行的管理水平，建立起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逐步引入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为核
心的绩效考核体系，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二是提升创新能力，从体制改革、机制转换和流程再造入手，加快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和业务创新步伐，不断提高银行机构为广大社会公众服务的水平；三是提升治理水平，在现有公司治理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三会一层”之间的职责边界，形成畅通的信息沟通机制和有效的制衡关系，进一步推动董事会构成的专业化，充分发挥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尤其要强化独立董事的功能；四是提升员工素质，改革银行业从业人员的录用制度，实行人才市场化招聘，大力培养金融创新所需要的专业人才。
前一阶段，应当说我国银行业改革的重点主要是在总行层面、大银行层面和城市层面进行的，下一步的改革应当将重点从总行向分支机构延伸，从大型银行向中小银行延伸，从城市向农村延伸。
除此之外，对中小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在防止“潮水”现象的同时，还应特别防止金融风险的“洪水”来临时“矮个先淹”问题。大银行具有几十年宏观调控的经验，有相对充分的信息渠道，有较为完善的体制机制，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而中小银行机构特别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既缺少经验、信息和抗风险能力，又存在“穷则思变”的冲动，加之现行管理体制，特别应当防止“矮个先淹”的问题。
这束野草
（2007年）
这是一束野草。
这是一束生长在荒山野岭的野草。
这是一束最不起眼的野草，不起眼到我无法从植物学的角度叫出它的名字。然而，既然今天我要说到这束野草，就不得不打开辞海，打开植物学教科
书，对“草”作一番研究。草，辞海的解释是草本植物的统称。草本植物、茎、枝柔软.植株较小，一般为一年生或二年生.多数在生长终了时，整体或地上部分死亡。草，从植物学角度看可分为蕨类、单子叶、双子叶等若干类，如按生长周期，也可分为一年生、多年生和宿根性等若干类……
文学家们也曾对野草做过太多的描述。屈原在《离骚》中写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幕”：杜甫在《庭草》中写道“楚草经寒碧，逢春入眼浓。旧低收叶举，新掩卷牙重……”：韩愈在《初春小雨》中写道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唐彦谦在《春草》中写道天南天北绕路边、托根无处不绵延。萋萋总是无情物，吹绿东风又一年”……最脍炙人口的还是白居易的那首“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虽不起眼，却活得异常顽强：乔木虽高大，却经不住人们的砍伐；鲜花虽美丽，却经不住风雨摧折。野草的耐力、韧性，生生不息的精神，那些乔木、鲜花敢于望其项背吗？
我再回过头来说我手中的这束野草。它采自江西省铜鼓县排埠镇附近的一座山上。这座山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名字。它附近比较有名的山叫大围山。湖南浏阳有个大围山旅游区，这座不知名的山大抵就属于大围山的范畴（后有友人来函指出这座不知名的山叫“蛇形山”）。
2006年初夏的一天，我从北京经南昌一路风尘，一路颠簸，专程赶到这座山上，采下了这束野草。
为了采集这束野草，我心仪已久，全是为了80年前的一桩往事。
1927年夏，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是国共合作破裂，上海发生了4 12事变， 武汉发生了7 15事变，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国民X的军队开始对共产X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
国民X当时的口号是，野草过火，石头过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共产X方面也不示弱，在年轻的书生翟秋白的主持下， 召开了八七会议，撤换了年长的书生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决定对国民X实行武装反抗，其中包括委派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委派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委派邓小平、张云逸等在左右江发动武装起义：同时也委派了本文要说的主人公在湘鄂粤赣一带利用秋收的机会发动一次武装起义。根据中央的部署，湖南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
1927年的这一天，本文的主人公作为一介书生.只身来到湖南长沙。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ZZ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之后，他受命来到萍乡安源，这里是秋收起义的据点之一：之后，他又去江西铜鼓，因为铜鼓有一支湖南浏阳的工农武装，叫浏阳工农义勇队。这支队伍本是去参加南昌起义的.因为没赶上，所以留在了铜鼓。还有一支归共产X领导由卢德铭率领的原武汉政府警卫团，也拟参加南昌起义而未赶上.正行至铜鼓北面的修水县城。本文主人公此行主要是去铜鼓把这两支部队联合起来，组建成共产X独立领导的工农武装，去搞“秋收起义”。
那个时候，没有车辆，他只能靠步行。9月7日，他走到了湖南浏阳的七溪。这里已经接近江西，而江西一带共产X闹得正欢，所以效忠于国民X政府的当地民团设下了路卡，对过往的行人严加盘查。陪同主人公去铜鼓的是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另外两名交通员。两名交通员与他们相距几百米的距离，由于是当地人，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路卡。本文主人公同潘心源经过路卡时，他们谎称是安源煤矿的采购人员，到万载县购买夏布。因为相貌和口音引起怀疑， 民团要他们到附近张家坊镇上的团防局说清楚”。无奈，两人只好随团丁去张家坊。我估计，两人此时最能体会到什么叫步履沉重。也肯定一路上都在盘算着如何逃脱。据本文主人公后来对斯诺的回忆，他曾用两块银元贿赂民团、但被民团的头目拒绝。
当他们行进到距张家坊还有二百米的地方，两人商定，潘向左边山上跑去民团的一部分被吸引去追潘、本文主人公随即抛出一把银元（有的回忆说扔在地上，民团争相去捡：也有的回忆说抛向民团脸上，民团以为是暗器，急欲躲闪……这些细节今天已无人知晓况且也不重要了），随后向江西铜鼓方向的山上猛跑……
我亲自考察了这处山坡，山不算高也不算低，乔灌隐现，杂草丛生，乱石遍布，高低不平，估计虫蛇肯定也是出没其中。此山坡大约呈45度角，正常情况下是无路可走的.情急之下一定要四肢并用才能前行。九月的湘赣，其气候之炎热可想而知，本文主人公那时候习惯于穿长袍，此时是否穿长袍我未能考证出来。但不管当时穿的什么衣服，就是穿着运动服.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在追捕中爬这座山，也应该是相当不易的。
估计他这样奔跑了大约二十多华里(这里按直线距离算，按今天的公路算约50多华里了），估计当时他奔跑的情形也一定很狼狈，在天色已晚时，他跑到了江西边界.本文主人公发现了一处较深的山坳.便躲藏在这处山坳的草丛中
（其他处由于主人公个子高大，估计难以躲藏）。顺带说一下，距这个山坳直线距离大约二百米左右，还有一座壮观的瀑布，今天看起来完全可以开发成一处旅游景点。但估计主人公此时肯定没有心思欣赏这座瀑布，更没心思写诗了
（主人公善诗）……
可能是这里相对安全一些，可能是天色已晚，也可能是实在跑不动了，本文主人公就躲藏在这片荒草中，大气也不敢出一声。后来他回忆，民团搜索的枪支已经几次在他头上拨动着野草，但终因福大命大造化大，没有发现他，最后民团悻悻地撤之后，在一位叫陈九兴的农民的帮助下，本文主人公讨到一双草鞋（鞋跑丢了可见一定是脚上鲜血淋漓）和一口饭，然后趁夜摸到山下一处叫“排埠”的小镇。当他叫开几个旅店时，竟无一家敢于收留他过夜。无奈， 在最后一家旅店，他索性摆起谱来：大呼店主打水洗脚并上茶上饭。可能店主看这架势没敢多问，他才过了一夜……
之后，也就是9月8日他走到铜鼓县的肖家祠堂，这里已经是浏阳农军的地盘了。经自我介绍，他被让到上座。并部署了秋收起义。
之后，也就是9月11日，铜鼓的工农武装（时已由本文主人公改编组建成中国共产X独立领导和指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在浏阳的白沙打响了秋收起义的第一枪（这个问题还有争论：若按动手论，安源在9月9日扒了铁路；若按动枪论.9月11日白沙算第一枪）……
之后，也就是9月14日，浏阳东门一役工农革命军失败，撤到一个叫上坪的地方开了一个会，后又回师铜鼓，入驻排埠镇的万寿宫。至此，本文主人公已形成了“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提出了放弃攻打长沙，与其他起义军会师，到农村去开辟根据地的设想……
之后，中国共产X有了一块井冈山根据地……
之后，又过了二十多年，中国共产X夺取了北京，夺取了中国，本文主人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的画像也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人们投以敬佩的目光……
而当年抓他的民团的上司，则跑到了一处叫“台湾”的海岛上…… 这一切的一切，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
这一切的一切，与这束野草无关，也与这束野草有关。
没有这束野草（这束野草根于当年的野草，“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本文主人公可能会躲在另处野草中，躲过一劫：也可能再被民团抓住，那么则很可能必死无疑。
没有这束野草，中国革命也会进行，也最终会取得成功，但要走好多好多弯路，要推迟很长很长时间，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千里迢迢从北京经南昌到铜鼓，不顾颠簸顶着烈日爬到一座不知名的山上，去采撷这束野草……
朋友，请记住，这束普通而又特殊的野草。
浙江推进小企业贷款的经验值得推广
（2007年）
在中小企业为数众多的浙江，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商业可持续发展原则，着力改善小企业金融服务，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如台州市商业银行积极开展“小本贷款”业务，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致力探索中国“尤努斯”之路， 切实破解小企业贷款担保难题，积极构建良性银企关系，实现了自身发展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截至2006年末，浙江全辖小企业授信25.4万户，比年初增加5.7万户，增长29.3%；小企业授信总 额6057.66亿元，比年初增加290.46 亿元，增长 27.1%。其中贷款总余额达4703.66亿元，比年初增加1036.89亿元， 增长28.3%。银行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增量占全国19.2%，高出全国12.5个百分点。银行机构小企业贷款平均不良率为3.93%，比年初下降2.2个百分点。
总结浙江小企业贷款经验和做法，可以概括为处理好五个辩证关系：
一是小买卖和大事业的关系。浙江几家银行做的实际上都是小买卖：即小银行、小客户、小额贷款；而小买卖支持的是小企业发展壮大这个大事业。中小企业户数目前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占GDP的60%，占税收的50%，占就业的75%。另外，中小企业占了专利发明的65%，技术创新的75%，新产品开发的 80%。
二是高成本和低风险的关系。与大客户相比，对小客户发放贷款的经营成本高，但是风险成本低。就是这种低风险弥补了高的经营成本。
三是死规定和活掌握的关系。银行管理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原始性管理，凭经验，靠面子，凭感情管理；第二个层次是技术性管理，靠制度或者形象地说靠眼睛管理；第三个层次是艺术性管理，靠文化、靠精神或者说靠心管理。
四是快节奏和慢功夫的关系。快节奏体现在浙江的几家银行完成客户贷款手续的高效率上。而这种高效率是建立在十几年培养起来的慢工夫上的，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在垃圾中找黄金，寻找信誉高、发展有前景的不为大银行青睐的客户；第二条是根据脚的大小选鞋子，在具体贷款政策的掌握、执行上， 既执行一般性规定，又能在制度的框架内从实际出发去执行规定，而不是削足适履；第三条就是让制度生出灵魂，形成一种文化，把员工精神凝聚起来，然后去执行制度。
五是硬约束和软环境的关系。安全和效益是硬约束，在这个硬约束下，浙江几家银行能发展到今天，也得益于有一个软环境，这个软环境至少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有市场需求；第二是有好的带头人；第三是有政府的支持，包括地方X政，也包括银监会等部门给予的支持。
我们要在宣传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小企业信贷服务的基础上，全面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好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小企业金融服务的经验总结和指导推广工作，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大胆创新管理方式和信贷机制，不断提高小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提高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服务能力。
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
（2007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X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召开了三天，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机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并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如果没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也就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如果没有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 X的总负责人的更换、《遵义会议决议》的通过、成立新的“三人团”、确定毛泽东在X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等，遵义会议重要的转折成果就无法实现。
遵义会议前的几次会议
湘江之战，中央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X军第三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后盲目的逃跑主义给红军带来巨大损失，X内和红军
将领纷纷对博古、李德表示不满，而毛泽东也一直没有放弃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转移之初毛泽东争取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商谈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等红军将领也一直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不满，X内、军内普遍呼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为解决红军的进军路线、确定向贵州转兵战略方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问题，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三次会议为召开遵义会议打下基础。
通道会议。1934年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的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但李德等人会后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研究了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
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为此后的黎平会议做了必要的准备。
黎平会议。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ZZ局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ZZ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12月20日，坐在担架上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黄平的一片茂密的橘林里休息谈话，商议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并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几位将领达成一致。这就是所谓“橘
林会谈”。除战略方针外，黎平会议还讨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猴场会议。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贵州瓮安的猴场召开ZZ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之后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猴场会议做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ZZ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中央ZZ局对军委的领导， 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在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ZZ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与实际经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ZZ局在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 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ZZ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ZZ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对于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陈云在《遵义ZZ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
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可见会议两项议程一是决定战略转移的方向，二是总结此前军事失败的经验教训。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组织人事变动问题。“遵义会议原定是ZZ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才同意了。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由博古主持，第一项议程是讨论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陈云在《遵义ZZ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ZZ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对此项议程，杨尚昆的回忆作了证明：一开会，首先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刘伯承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可见，讨论红军转移方向是遵义会议的第一项议程。
遵义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由博古作总结报告。博古对军事路线做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做了辩护和解释，着重强调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报告后大部分人表示不满意。
博古报告后，由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从主观因素做了分析，明确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失误，批评了博古的“短促突击”和拼消耗的错误。杨尚昆感觉到，周恩来报告后，情况一下子大变。周恩来在实践中已经看清楚不能再照原来那样走下去了。周恩来表现出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杨尚昆认为，如果没有他站出来， 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
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报告，后来被称为“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对反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作出了突出贡献。
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
应该采取的方针。他指出：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是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 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观点。毛泽东的发言也涉及ZZ路线问题， 指出为什么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ZZ形势，过分夸大国民X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参会人员除了凯丰、博古和李德外，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这个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遵义会议增补的第三项议程是关于中央领导的变动。陈云在《遵义ZZ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X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此后张闻天起草完成《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此项决议由后来召开的扎西ZZ局会议审查通过。决议共分14小节，全面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战略方针的错误，并总结了教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
遵义会议在战略转移方向和对第五次反“围剿”及西征的军事路线认识上达成了一致，这样就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常委，进入决策层，部分地解决了组织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部分涉及ZZ路线问题，也为解决思想路线提供了一定的条件。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X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也标志着中国共产X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的继续
遵义会议后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是完成遵义会议相关议
题的继续。
扎西会议。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
《渡江作战计划》，随后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由于情报失误，川军人数众多，双方伤亡惨重。28日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当时在场的中央ZZ局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X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渡长江的计划不能实行，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2月5日到9日， 在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ZZ局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在此期间，有关中央领导人变换有三次重要的谈话。一是周恩来与毛泽东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再领导已经没人服气。如果调整X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X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二是周恩来与博古谈话。遵义会议改变了原定的议题和程序，最后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博古会前不知道；会议对博古进行批评他也没有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X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不合适做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只有他能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周恩来建议博古对毛泽东要看大处，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最后顺利实现了博（古）洛（甫）交权。三是周恩来与张闻天谈话。张闻天
本来是和王稼祥等推举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X的总负责，周恩来又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该决议对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
的决定，开创了以X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X全军的新局面。
苟坝会议。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 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以“万急”电报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ZZ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林彪、聂荣臻的建议， 毛泽东认为攻打打鼓新场有可能促成川、滇军主力向打鼓新场集结，坚决表示反对。但会议还是表决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由于毛泽东不肯妥协，甚至提出要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当天晚上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同时周恩来接到了叶剑英发来的敌人向打鼓新场方向活动的电报。3月11 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了攻打打鼓新场的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遭受重大损失，也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ZZ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ZZ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X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
会理会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变被动为主动，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但是由于连续作战，官兵疲惫，有些军事行动由于保密的需要也不能向指战员做出解释，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等也出现失误，一些人开始怀疑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其中林彪直接给中央写信表达毛、朱、周随军行动的意见。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主持召开ZZ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取得胜利的原因，阐明了运动战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重新统一了认识，巩固了毛泽东在X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使中央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部分解决了组织路线，为解决ZZ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扎西会议解决了组织路线，苟坝会议解决了实际军事指挥权，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遵义会议与会议前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X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为胜利完成长征，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在与中央金融巡视组见面会上的欢迎词
（2008年4月9日）
中央巡视办和中央金融巡视组各位领导、同志们：
首先，我代表中国光大集团X委和广大员工对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刚才，中央金融巡视组组长黄智权同志、副组长张化为同志和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巡视办公室副主任李新丽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统一思想、抓好落实。3月19日，我参加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会后，我们研究制定了工作方案。3月24日上午，我们又召开了集团X委会专题进行了研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开展巡视工作，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XX内监督条例》的需要，是X的十六大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我们X在新时期为进一步贯彻落实X要管X、从严治X方针，强化X内监督、严肃X的纪律、改进X的作风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胡锦涛同志在X的十七大报告中，就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巡视工作又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央决定派中央金融巡视组到我们集团来开展巡视工作，这是对我们光大集团的高度重视，是对我们光大集团改革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也是X中央对光大集团各级领导干部的关心和爱护。这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光大集团的持续稳健发展；对于我们更好地加强和改进领导班子建设，保持X的先进性，做到勤政、廉政；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改进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断开创集团各项工作的新局面，必将起到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在X中央、国务院和上级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集团正在进行改革重组。改革重组是光大集团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和中心任务。为圆满地完成X中央、国务院交给我们的任务，集团上下齐心协力，共谋发展。集团新一届X委领导班子提出了“四抓一带”工作思路和“五项工程”的建设目标，打响了光大银行改革重组的“三大战役”，部署了集团改革重组的“四大战场”，应该说，光大集团改革发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显著成绩。集团作为国有金融企业，在这样的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如何适应集团改革发展的要求，是摆在各级X委、纪委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目前，集团系统反腐倡廉形势不容乐观。在去年8月召开的光大集团加强内部管理工作会议上，我们通报了近几年发生在集团系统内的十起典型案件，旨在进行警示，汲取教训，加强内
控。会议已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在管理工作会议上，我以“四多”概括了集团面临的案件及风险形势，并用“五个不到位”深刻反思案件风险的惨痛教训，还提出了内控目标要体现“五性”、当前工作要搞好“五抓”、长期建设要坚持“五个结合”的“三个五”的要求。目前，光大集团虽然整个情况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但还远谈不上根本性转变，形势任务依然严峻艰巨，真正落实还需要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在这关键时刻，中央派金融巡视组来集团开展巡视工作，必将对我们的改革发展任务的实现，对集团X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起到重大推动作用。对此，我们满怀期待。
积极支持、主动配合中央巡视组开展工作，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真诚地欢迎中央金融巡视组对集团的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我们一定会自觉接受巡视组的监督，实事求是地向巡视组提供情况、反映问题，并根据巡视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及时制定措施，切实加以整改。同时我们也会力所能及地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为中央巡视组开展工作提供方便和一切必要条件，确保巡视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漫谈中国银行业的“内部控制”
在北京大学“银行内控机制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2008年5月6日）
这里讲的“内控”指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内在动力、机制、手段和效果的总和。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给大家发一张《中国艺术报》，上面有两个版面是我的狂草书法。我想先说一说什么样的人适宜搞银行“内控”。我认为一种是内敛性格的人，循规蹈矩，让干啥就干啥。这种人适合搞“内控”，但只能是一种被动型、执行型的银行内控管理人员；还有一种是特殊发散型性格的人。艺术家是发散型性格的人，所以普希金写完诗就要和情敌角斗，但他们还属于一般发散型性格。特殊发散型性格，在具备艺术家气质一面的同时，还要具有理性收敛的一面，能够从艺术上的大张跳到理性的大抑，越抑越产生张的冲动， 越张越出现抑的警醒。张抑结合，越张越抑，越抑越张，大张大抑，达到平衡。那种只张不抑的人不能搞银行内控，因为连自己都控制不了；那种只抑不张的人也只能是被动型、执行型的银行内控人员，只会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只有张抑兼备，才能从积极进取的角度做好银行内控，而不只是把“内控”看成简单的文字规定和数字堆砌，看成枯燥无味的被动执行。这是开场白，下面根据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我讲三个问题。
一、中国银行业“内部控制”的简要回顾
回顾中国银行业的内控，首先要回顾一下中国金融监管的历史。中国的金融监管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大一统”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能和对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统一监管职能。二是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3年“大分化”阶段，其中1992年证券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成立中国证监会，负责对证券业的监管。1998 年成立中国保监会，负责对保险业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大区分行制，仍负责对银行业、信托业的监管。三是2003年至今的“一行三会”阶段。2003年成立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升格为部级单位，自此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并延续至今。
与上述中国金融监管历程相联系，中国银行业内控建设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97年以前的探索起步阶段。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的内部
控制以“双人临柜、相互牵制”为控制手段，以财务复核为主要特征，以“账平表对“和会计”六相符”为基本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内控方式。1995 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中国人民银行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下简称《商业银行法》）颁布为契机， 中国银行业内部控制建设开始提上日程，主要围绕“强化管理、完善体制、健全制度、监督检查”十六字开展工作。“强化管理”当时主要体现在强化信贷管理上：一是实行审贷分离的信贷管理方式；二是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信贷管理体制；三是实行总行统一资金调度的资金管理模式；四是强化贷款风险管理的信贷管理要求。这些措施在强化统一法人管理体制的同时，加强了对整体业务运行和内部管理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完善体制”主要表现为组建成立稽核机构，建立了行长领导下的总稽核负责制。“健全制度”主要表现为各家商业银行开始建立健全各种内部控制规章制度，规范经营管理行为。“监督检查”主要体现为监管当局和银行自身开始针对内部控制的问题进行各项监督检查工作。
第二个阶段是1997年至2001年的初步构建阶段。在此期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一些商业银行先后制定了《内部控制实施细则》。内部监督机构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制度不断完善，内控管理措施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三个阶段是2002年开始到现在的快速发展阶段。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中国银监会成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下简称《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中国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还制定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等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商业银行加强内部控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商业银行全面提升了内部控制在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开始按照现代金融企业的要求逐步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相互制约的内部组织架构，以及垂直管理的内部审计体制和内部控制体制，实现了内部控制的连续化、系统化和透明化。
二、中国银行业“内部控制”的哲学思考
通过对十几年来中国银行业内控建设的回顾，我认为从哲学角度去认识“内部控制”在中国银行业稳健经营过程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毛泽东主席讲过一句话，“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到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成鸡子。“商业银行经营中必然要发生风险，所以商业银行经营中必须防范风险。商业银行防范风险靠外部监管更靠内部控制。从内外因关系的角度讲， 如果商业银行不能加强内部控制，好比驾驶员自己不扣安全带，高速公路无论多少警察检查，他都可以将安全带假装搭在身上，或者放在身外假装插进卡里， 蒙混过关。我在国内就多次遇到这种事，这些人不懂得加强内控是为他们自己好。所以如果内因不起作用，无论如何加大外部监管都不起决定作用。
我们过去提出过银行监管“五道防线”的工作思路，即“内部控制、行业自律、中介参与、外部监管、存款保险”。这五道防线形成一个完整的银行监管系统，其中内部控制处于第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顶住，整个防范系统就安然无恙；第一道防线坰塌，失去的不单单是物理意义上的防线，对后几道防线还将产生”冲击叠加“效应，对后几道防线产生的心理冲击，就好比淝水之战时符坚部队的“草木皆兵”一样。
长期银行监管实践使我们逐渐认识到，银行监管工作千头万绪，但最主要的有这么几个矛盾：第一是过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监管商业银行总行、省行监管省行、支行监管支行的监管方式与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统一法人的矛盾。第二是风险监管与合规监管的矛盾。过去，银行监管以合规监管为主，重点放在是否超规模、超比例上。
1997年以后，银行经营中的风险越来越突出。尽管我们对不良贷款进行了几次剥离，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还是继续增加；尽管国家对国有银行进行了注资，但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还是达不到监管要求，对商业银行风险监管的要求迫切需要提上日程。第三是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的矛盾。虽然外部监管的力量不断加强，但商业银行防范风险的内在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内控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第四是由于监管力量有限，需要提高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让商业银行接受全社会的监管。1997年以后，这四个矛盾突出地反映出来了。2001年，我们把抓这四个主要矛盾概括为“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中国银监会成立后又将这些正式对外公布，成为中国银监会的监
管理念。当年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时，记得有一次一位领导同志问我银行监管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我说一是监管机构规格低。在中国，行政级别是衡量人与人关系的“一般等价物”。当然这是表现出来的，真正从内心里，人格才是衡量人际关系的“一般等价物”。但由于这种表现出来的“一般等价物”， 所以要想加强某项工作，就要提升某项管理部门的级别；所以天上掉下一架飞机，民航局就要升格为正部级，变为民航总局；收不上税，税务局就要升格为正部级，变为税务总局。金融监管也如此，小小监管员没法对部级大银行进行监管。二是银行内控不到位。我说你看电视里一个罪犯要几百名警察围追堵截， 上有直升机，下有对讲机，还是抓不住。现在全国监管人员一两万名，面对几百万的监管对象，我不是说监管对象是“罪犯”（当然监管对象里也有罪犯）， 只是一个“比喻”，比喻能够形象说明问题，但比喻不是”等于＂，这里我主要是想从两类情况的不同人员比例角度说明监管力量不足，说明这个比例同公安机关抓捕罪犯的比例太不匹配了，同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太不匹配了。当然， 我也知道编制部门不可能给配那么多人，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就要大力抓内控。所以，我们就把“管内控”作为银行业监管的主要矛盾之一，作为新的银行监管理念之一提出来了。
三、更重要的是建立内控文化
目前，由于次贷危机影响，美国已在反思自己的监管制度。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不久前宣布推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按照保尔森的方案，日常银行监管事务将由目前的多部门负责归口为一个机构负责；基于证券和期货业务的相似性，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也将合并；考虑到抵押贷款市场的混乱，将专设一个相关监管部门；同时在财政部下新设保险业监管办公室，加强对保险市场的监管。在多个部门被裁撤、合并的同时，作为中央银行的美联储的权力则大幅扩张，美联储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金融机构。保尔森的目的在于整合监管资源，强化监管力度， 防范金融风险，也不排除推卸监管责任的动机。按这套改革方案的长期目标， 将催生三大金融监管体，即成立“市场稳定监管者”，由美联储担当，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成立“金融诚信监管者”，负责对银行业的监管；成立“商业行为监管者”，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并保护消费者利益。对于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我们目前要拭目以待，不便妄加评论。但根据我掌握的信息，还不知道保尔森是否同时考虑了金融企业的内控问题？美国的金融企业仍然躲不开哲
学的“射程”，仍然需要从内外因关系的角度考虑自己的风险防范。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从美国学来的，如今老师摔了跟头，中国不应因老师摔了跟头就全面否定老师，毕竟美国搞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老师的跟头说明老师也并不那么神灵。我们要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既要看，又要用自己的眼睛。要做到“学习不照搬，引进不丢权，维护不失信，坚持不偏见“。美国是崇尚法治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弱项。但中国自有中国的特点。中国的银行业必须加强法规建设，同时又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企业文化。业务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金融文化是中国金融业的弱项，而内控文化又是中国金融业弱项中的弱项。为此，我呼吁，要大力加强包括内控文化在内的金融企业文化建设。
在个人书法展上的讲话
（2008年）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上午好！
我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但是，在中国美术馆讲话，在为我举办的个人书法展上讲话，今天还是第一次。首先，我非常感谢中国美术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国文化报社，举办我书写毛泽东同志长征诗词的书法展览；非常感谢刚才范馆长的讲话；非常感谢大家利用周末时间来参观这个展览。这个展览，原本我不想举行开幕式。昨天晚上，范馆长再三给我讲， 一定要举行一个开幕式，并且还给我上纲，说如果不举行开幕式，就是对观众的不尊重。在这种情况下，我说，咱们妥协一下，就举行一个“见面式”吧！ 为什么不举行“开幕式”？因为我是从事金融工作的，书法毕竟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
大家可能会问我，你是搞金融工作的，为什么会对长征这么感兴趣？这个事情说起来就比较远了。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从小生长在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 我们当年最崇拜的英雄就是长征的英雄，就和现在的年轻人崇拜歌星、崇拜影星一样。长大以后有了条件，我就利用公出和休假的机会，分次走完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大部分路段。应当说，我一开始只是一种朴素的感情，但走完之后， 应该说，灵魂得到净化，境界得到升华。从跨过于都河，到湘江血战、翻越老山界，到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跨过乌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扎西会议、娄山关大捷、苟坝会议，到二渡乌江，然后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抢夺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到后来的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再到踏过水草地，巴西会议，打下腊子口，到哈达铺、榜罗镇，一直到过六盘山，到最后的吴起镇会师、会宁会师……。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去过以后，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为了说明我的这种感受，在这里我举两个例子。比如，从大渡河到泸定桥这段路一共有320华里，当红军走到80华里的时候，中革军委突然命令红军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走完剩余的240华里，而红军原计划是要用三天时间走完这段路程的。这段路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路呢？一边是壁立千仞，一边是万丈深渊，只有一条单边的崎岖羊肠小道，还下着飘泼大雨，山路非常难走，前面还有川军在
堵截。路上还必须过一些河，国民X部队早已把河上的桥拆掉了，红军还用两个小时去修桥。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胜利完成了中革军委下达的任务，一天步行240华里，紧接着又拿下泸定桥，这没有一点精神能行吗？最近，有一个美国的研究专家说，经过他们对人体体能极限的研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中共的杜撰。我说，你这个专家懂得什么？人在正常情况下不能实现的东西，在非常情况下是能够实现的。大家知不知道李广射虎的故事？汉武帝时期，飞将军李广夜间遇见一只老虎，吓出一身冷汗，一箭把老虎射死。第二天早上一看， 原来昨天晚上射中的不是老虎，而是石头，箭都射进石头里了。然后，他又使足劲儿对着石头连射三箭，结果都没能射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人在正常情况下办不到的事情，在非常情况下就能够办到！再比如，红军过草地，那个草地艰难到什么程度？红军怎么走的？草地我是亲自走过的。当然，我不是徒步走的，是坐车走的。如果不是亲自走一次，我们根本不能体会到过草地的那种艰难。不说别的，光是3500米海拔，气都上不来，我坐在三菱吉普车里还要吸氧。不但草地难走，红军还要背着辎重，上有飞机轰炸，下有敌军堵截，稍有不慎， 就有灭顶之灾。红军一共走了六天六夜。大家想想，六天六夜人不睡觉都是不行的，何况红军还没吃没喝。这个没吃没喝到什么程度呢？原来我不知道，后来经过实地考察我才知道，当时红军甚至把人的粪便里没有消化的青稞拣出来， 重新洗一洗，再煮来吃。红军在草地上就是这样过来的。
以上两个例子都表明，人在正常情况下做不到的事情，在非常情况下就能够做到，因而，人要有一点精神。那么，怎么样表达这种精神呢？当然，我有自己的业余爱好，就用书法的形式来表达这种精神。关于书法这种形式，今天我在这里不多讲，我只讲一点。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在长征诗词的书法创作中使用楷书，一个小字一个小字地写，能不能体现出红军那种万水千山只等闲、那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概？我想是表达不出来的。我觉得，狂草这种书体最能表现出红军长征时那种压倒一切的气概。
我们重走长征路，不是要停留在过去，更不是要恢复长征这种物质生活， 而是要学习长征的精神。我们现在正在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一场新的长征。“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要保护生态环境，要建设美好家园；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我们要建立起一种团结友爱、诚实守信的人际关系；包括人自身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首先是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和谐。过去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条件下，我们靠精神境界取得了成功；现在物质生活水平有
了很大的提高，我们更要注重提高自身的精神境界。有了精神，没有物质，是不和谐；有了物质，没有精神，也是不和谐。所以，重走长征路，为的是今天新的长征。
去年先进性教育活动期间，我经常给我的同事讲，先进性教育讲来讲去就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把精神境界提起来”；第二句话是，“把本职工作落下去”。我还进一步给大家讲，要做到三个“想一想”：第一，想一想你六十岁之后怎么样？别看现在前呼后拥，六十岁之后还有没有人“呼”，还有没有人“拥”？第二，想一想百年之后怎么样，就是盖棺论定之后社会怎么评价你？第三，想一想千年之后怎么样，也就是说，想一想千年之后，你能给历史留下些什么？我为什么想到千年之后呢？因为前段时间我去山东蓬莱，蓬莱在古代叫登州，苏东坡在这里当了五天的登州知府，仅仅就是五天，给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今天，在蓬莱还有一个苏公祠，苏公祠中有一幅对联：上联叫“五日登州府”，下联叫“千年苏公祠”。苏东坡只当了五天的登州知府，可千年之后老百姓还在怀念他，这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想一想六十岁以后，想一想百年之后，想一想千年之后……
今天，我用书法的形式，把毛主席创作的长征诗词写出来，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为了表达我的一种感情，表达我对红军将士的崇敬，用书法的形式，献给你们，献给他们，献给长征的英雄们！我希望，我的书法能够唤起一些激情， 希望我的书法展览能给我们今天舒适的生活带来一些激情！
关注中国金融的“八个并存”
（2008年）
一、通胀与滞胀并存。目前为防止经济增长过快和出现明显通货膨胀而采取的从紧货币政策，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如果单纯地依靠货币政策，或者对货币政策的力度把握不好，就有可能陷入“两难”的境地。加息有利于抑制当前资产价格上升和物价上涨，但也可能造成更多的热钱流入，反过来推动通货膨胀，甚至造成下滑的滞胀局面；如果不加息，在物价继续上涨、投资仍存在较大反弹压力的情况下，又难以抑制通货膨胀和投资过快增长。准备金是调控总量的，目前物价的结构性上涨，一定意义上是农产品价格的回归，是对农业投入不足的“市场惩罚”，对物价结构性上涨单纯依靠货币政策从紧，将造成“胖人减肥、瘦人遭殃”的后果，主要应当通过加大对“三农”投入来解决，需要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与财政政策及其他政策联动，在加大金融支持的同时，采取财政补贴、减免税收等多种办法。当前，在坚持“两个防止”的同时，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灵活地调整政策措施，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下滑和滞胀。
二、流动性过剩与流动性不足并存。中国目前从总量上讲存在流动性过剩， 但也存在结构上的流动性不足。“过剩”主要是东部地区和城市以及一些垄断行业和大企业出现过剩，“不足”主要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发展薄弱环节和小企业出现不足。我们目前不仅要解决流动性过剩，也要解决流动性不足，破解过剩与不足并存的局面。思路应当是三句话：一是市场为主、各方联动；二是化多为少、变少为多；三是标本兼治、综合解决。“市场为主、各方联动” 是指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主要是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综合发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合力；“化多为少、变少为多”是指将东部地区、城市的过剩流动性引向中西部地区、农村和小企业；“标本兼治、综合解决” 是指既要采取具体措施尽快解决外汇储备过高这个“标”的问题，更要抓紧解决扩大消费、加快经济结构高速和发展方式转变这个“本”的问题，促进金融平稳运行和经济健康发展。
三、人民币升值压力与外汇储备增长并存。2008年4月10日人民币兑换美元 汇率中间价首度“破7”。按照2005年7月21日汇改时8.11的汇率计算，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达到16%而外汇储备则从2005年7月的732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底的1.53万亿美元，增长了108.8%与本币升值→出口下降→储备减少的
规律相反，人民币越升值，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经济怪圈。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抑止出口过快增长、优化出口结构，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促进扩大进口，减少贸易顺差，提高人民币购买力和国际地位，同时也加大了巨额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压力。为此，要处理好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扩大国内需求，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要进一步采取措施解决外汇储备过高的问题，特别是合理、逐步调整外汇储备构成，稳步推进汇改，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加强监管严控热钱流入。
四、资金供给均衡性要求与资本市场不成熟并存。我国资金供给长期以来存在直接融资占比过低、间接融资占比过高的问题，虽然这种现象近年来有量的变化，但并无质的改变。从资金供给的均衡性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集中性（集中于银行）出发，应当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还很不成熟， 稳定发展的基础薄弱，市场波动性很大，严重影响了直接融资的发展，需要采取多方面措施“育市”、“护市”，促进资本市场正常发展，防止非理性波动。“育市”、“护市”不等于“救市”，它们的根本区别一是“育市”、“护市” 主要靠法律和经济手段，靠市场信心；“救市”主要靠行政手段，靠资金。二是“育市”、“护市“体现在市场发展的长过程中，“救市“只体现出在资本市场大幅度下跌时期。
五、美国次贷危机风险与我国金融开放需求并存。次贷危机究竟数量有多大，波及范围有多广，影响程度有多深，目前还是未知数，有些可能大选后才能逐步见分晓。次贷危机初始阶段好比手指划破一个口子，由于见事迟，药量小，现已逐渐演变为非断指、断臂不能解决的境地。经济既已全球化，次贷危机转嫁的风险就不可避免。美国政府为缓解次贷危机实行美元贬值和降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向金融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以图解决美国多年积累下来的财政、贸易双赤字，但买单的却是中国、日本、俄罗斯、欧盟等拥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因此，我们既要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博弈中切实保护自身利益，同时要继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由于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比我们早上百年，我们要有选择、有分析地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对此既不能一概否定、全面排斥，也不能邯郸学步、东施效骤。目前，对金融的对外开放需要进行阶段性总结。
六、金融旧风险复发与新风险显现并存。中国金融旧有的风险是多方面的， 主要是银行不良资产。经过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加强监管、发行2700亿特别国
债补充资本金、成立资产公司集中处置1.4万亿不良资产以及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银行改革，以不良资产为主要代表的金融风险已有了质的变化。但是，由于近年投资过快增长，使银行信贷资产快速增加，信贷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比如住房消费信贷资产已经成为银行主要信贷资产之一，再加上今年经济环境变化， 开始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根据历史经验判断，旧的风险存在复发的可能（即笔者过去形容的“潮水现象"），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的可能性更大。同时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波及，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股市的波动，一些新的风险如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亦将加剧。如何防范这种“双重”风险，需要未雨绸缪。
七、金融服务不足与竞争过度并存。中国目前总体上农村、中西部金融服务不足，有的甚至出现服务空白；而城市、东部金融竞争过度，商业银行仍以存款论英雄，工作人员仍然天天忙于拉客户，存款仍然处于“经常大搬家”状态。需要通过差异化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市场准入政策等实行综合处理， 对服务不足的，给予积极鼓励和引导；对过度竞争的，加以限制和规范。
八、金融混业经营趋势与风险管理相对滞后并存。金融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加入WTO和外资银行大量进入后，中资金融机构如不尽快实行混业经营，不仅是市场不公的问题，更是影响民族金融业发展的问题。但人们记忆犹新的又是混业经营下风险传染的历史教训，即使是母子公司制下的法人分业， 有些也难控制。如银行理财业务，必然要延伸传递到资本市场领域，资本市场发生风险，也就必然殃及银行。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对金融机构经营机制和风险管控能力，对金融监管体制、方式和监管水平，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加快完善金融法规和推进金融改革，不仅混业经营难以健康发展，而且可能造成新的金融风险。混业经营可能产生风险传染，风险传染又提出了混业监管的课题，但混业监管又不是监管体制的“简单回归”所能解决的，从根本上讲需要外部监管、内部控制、法人治理、企业文化的协同动作、齐抓共管。这个问题需要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和研究。
开辟四大战场 全力改革攻坚
（2008年）
2007年是光大集团发展史上的关键一年，改革发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显著成绩：光大改革重组方案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准，国家对光大银行的注资正式到位；光大实业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光大银行大幅提升了其资产质量和整体盈利能力，全年实现净利润45.7亿元，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实现双下降； 光大证券公司抓住难得的市场机遇，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经营业绩，实现净利润46.3亿元；光大永明保险公司适应市场需求，不断推出业务品种，全年规模保费收入大幅增长；在港企业根据“立足香港、服务内地、面向国际”的要求，积极发展业务，公司股票价格大幅攀升，效益逐年提高；实业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效益亦不断提高。
2008年光大改革的四大战场
国务院批准的光大改革重组方案，赋予了光大“办好第一家有名有实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种好金融综合经营实验田”的历史使命。根据这个要求，集团X委确定了抓主要矛盾、抓历史机遇、抓重点企业、抓内部管理，带动集团整体向前发展的“四抓一带”总体思路，提出了倾力打造好改革工程、管理工程、创新工程、人心工程、人才工程的“五项工程”工作部署，创新工作思路， 解决薄弱环节，统筹落实各项改革工作。在2007年工作的基础上，2008年光大改革重组将在四个战场展开。
第一战场是金融企业。其中，光大银行的改革重组工作分为方案出台、注 资到位、公开上市三大战役。到2007年11月底，随着国家注资到位，打完了前两大战役，要在这个基础上打好第三战役，具体包括五场战斗：一是研究弥补约30多亿元的累积历史亏损；二是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金，使资本充足率达到监管要求；三是处置约150亿元不良资产；四是按照“于我有利、市场选择、公开透明”的原则引进战略投资者；五是实现公开上市。同时，还要着力抓好业务发展和长远规划，在重组上市的新起点上实现“一年奋力起步，三年改变面貌，五年形成自身特色，十年勇争同业前列”的战略目标。
光大证券公司也是第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全力以赴完成上市工作。同时，要巩固传统业务，发展创新业务，加强风险控制，在目前资本市场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按照“冷静观察，发展自己，保持主动，积极应
对”的原则，不断增强整体实力和市场影响力，提高经营效益。
光大永明保险公司要继续按照“于我有利、稳步发展”的原则，发挥合资优势和后发优势，依托集团优势，加大营销力度，创新业务品种，实现保费收入较快增长。
第二战场是实业企业。光大实业集团公司下一步的主要工作一是要承接划 转的实业资产，彻底解决关联交易；二是要抓紧完善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充实人员；三是要制定科学的议事规则，形成良好的内控机制；四是要建立与光大金融控股集团的全面合作关系，实现工作互帮、业务互补、感情共融、发展共进。
第三战场是成立“中国光大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简称“中国光大集团”）。 要将中国光大集团由现在的行政管理型机构转变为以股权管理为手段，以资本运营为载体，以提升企业竞争力为核心的现代金融控股企业。新的光大金融控股集团要以母子公司制模式为基础，同时借鉴全能银行事业部制模式的长处， 构建母子公司制与事业部制相结合的“混合型组织架构”，形成分级管理与垂直管理相统一的矩阵式管理模式，既充分发挥防火墙效应和资本杠杆效应，又发挥事业部制内部协调顺畅、信息充分共享等优势，使金融控股集团这种新型的金融组织发挥出特有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优势。
第四战场是在港企业。目前光大在港企业的工作将继续按照“三不”（机 构不动、业务不变、员工不减）和“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巩固境内企业改革的成果，有利于光大在港企业更好地发展，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的原则予以把握。在港企业要抓住目前良好的业务发展态势和有利时机，进一步拓展业务，加强与光大境内企业的业务联动，逐步做好、做强、做大。
光大改革的四个战场紧密联系、相互呼应又各有特点。今年，第一战场、第二战场都要取得决定性胜利，特别是在第一战场上要成功实现光大证券和光大银行上市，带动其他各项业务发展；第三战场要开好局、起好步，打好基础， 抓住机遇，稳步推进；第四战场要根据形势发展和企业实际，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预案。
做到“五个必须坚持”，夺取改革发展新胜利做好2008年光大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有许多有利因素。截止2007年年末，光大集团总资产超过8000亿元，其中光大银行总资产达到7257亿元，依靠自身努力已把不良贷款率降低到4.46%， 拨备覆盖率达到97%；光大证券公司综合业务收入和市场交易量进入全国前十
名；光大永明保险公司进入上海，进一步拓展了在长三角地区的战略布局；各实业企业经营效益普遍提高，市场影响不断扩大，有的扭转了连续八年的亏损状态；在港企业的市场形象向好，市值增加到500多亿港元。同时，2008年光大改革发展也将面临一些新的困难因素，主要是“三个不确定性”。一是国内经济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国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对金融企业流动性和资本市场将产生重大影响；二是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美国次贷危机的扩散对我国金融业将产生波及效应；三是光大自身的不确定性，围绕宏观调控“两个防止” 和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与从紧的货币政策，金融市场会产生连锁反应，会对像光大银行这样的中型金融机构带来一系列冲击和影响。为此，我们要做到“五个必须坚持”：
必须坚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不移推动改革。不改革光大集团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光大银行就不能发展，不改革光大员工的切身利益就无法保障，这绝非危言耸听。但改革是否成功，关键是谋事在人。改革通常要调整利益关系， 改变制衡结构，革新体制机制，解决矛盾冲突，涉及方方面面，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既要求每步棋都要走对，又要求每步棋都要下稳；既要求决策科学，又要求讲究操作艺术，即便是方向正确、思路清晰，如果力度和节奏把握得不好，也有“改”死的可能。就像冬天往玻璃杯里倒开水一样，如果直接将开水倒入杯中，就会使杯子炸裂。因此只能先用温水涮一涮，预热一下，才可以既喝上开水又不会使杯子炸裂。光大的改革亦是如此，要特别注意方法和节奏。
必须坚持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四大战场是总体布局，是长期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要做好科学规划。全集团都要树立“上下一盘棋、全员一条心”的思想，以国务院批准的改革《方案》为指导，胸怀大局观，坚定大方向，运用大智慧，谋划大战略，运作大手笔。同时，长期规划要动态化、具体化，光大改革的“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场一场打，改革重组越往后走，难度系数越高，每场战役都是攻坚战、拉锯战，除了要有打硬仗、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外，还要根据每一战役和战斗面临的形势、目标、任务等不同情况，多安排几套应对预案，打有准备、有把握之战。
必须坚持争取上级的进一步支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改革《方案》的出台是X中央、国务院亲切关怀、各部门大力支持的结果，《方案》的贯彻执行、细化完善，同样需要继续争取上级的关怀和支持，争取股东和各方的理解，
这样，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保证改革始终不偏离正确的方向。
必须坚持紧紧依靠员工，深化人心工程和人才工程建设。光大银行重组的难点是“钱从哪里来”，而光大集团改革的难点既有“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又有“人到何处去”的问题。集团X委认真研究，将会从有利于企业改革发展、有利于保障员工切身利益的原则出发，负责任地善待每位干部员工，区别用好各类人才。集团将招聘一批急需的高端创新人才，现有人员可以培训学习金融专业知识，也可以充实到所属企业。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打造先进优秀的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业务是枝， 体制是干，文化是根。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是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光大的改革要坚持以人为本，弘扬正气，凝聚人气，鼓舞士气，增强志气，努力打造光大的“精、气、神”，使企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竞争力， 使员工真正能以光大为业，以光大为家，以光大为荣。
美国次贷危机还未见底
（2008年）
次贷危机的五道冲击波
今年5月，我同几位华尔街大亨（如高盛董事长、前纽约联储主席、前巴塞尔协会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等）有过一段对话。我问次贷危机见底了没有？他们说见底了。
我说没有见底，特别是从“地震波及”的角度即资产证券化等衍生工具的角度来看，远未见底。它以衍生工具的形式把危机转嫁到别的行业、别的国家去了。这话说完后两个月，“两房”出来了。“两房”是次贷危机的第四冲击波（去年七八月份美联储被迫进入降息周期是第一冲击波，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花旗、美林、瑞银等大机构出现巨额亏损是第二波，今年3月份贝尔斯登是第三波），现在雷曼兄弟、美林、AIG等则是第五波。
目前的几个基本判断性质判断
“两房”前可称“美国次贷危机”，到“雷曼兄弟”等性质上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必然是全球性经济危机。亦即这场危机的轨迹是：美国次贷危机－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性经济危机。
危机仍未见底，并标志着2000年以来经济增长上行周期的结束，预计美国及世界经济将出现3～5年的下行期，然后再出现拐点，实现一轮“否定之否定” 式的新升级（马克思的一些具体预测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今天不一定完全准确，但马克思关于经济规律的判断即高胀－危机－萧条－复苏，没有过时）。而且我们目前看到的危机还只是在货币领域，下一步将向实体经济转移。由于美国拥有全球铸币权，危机还有可能延伸为美元的地位危机，并重塑全球的货币格局。
美金融层面从体制、法律、政策、执行等不同层面可以总结很多，但主要是非理性创新冲动的同时缺乏理性监管。在创新与监管过程中，不是防范风险而是转移风险（好比研制出时速1000公里的汽车并大肆推销，但忽视了刹车系统的改进）。目前一些金融创新产品好比月饼包装，越来越好看，但不实在。
美经济层面长期以来美国以过度消费支撑和刺激经济，在创造繁荣的同时，
积聚了财政赤字、贸易逆差、资产价格飙升、过度借贷、投机资金泛滥等大量的金融风险和经济泡沫，最终促使风险爆发和泡沫破灭。
美政府层面见事迟，力度小，左顾右盼，当断不断，最后信心动摇，酿成大乱（金融危机根本上讲是信心危机）。到目前，美国出来救助AIG，救市进入第五轮（此前去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次贷危机露出端倪。美政府初始观望、安抚，最后被迫于8月放弃实施两年之久的货币紧缩政策，进入降息周期，这是第一轮；今年2月由于次贷危机酿成的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布什签署1680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这是第二轮；3 月份，由于贝尔斯登濒临破产，美联合西方9国向市场注资2000亿美元，这是第三轮；7月，美宣布接管“两房”，这是第四轮）。
美国政府初始因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缺乏相应的思想、物质准备（次贷究竟有多少，一变再变，至今没有一个准数）；因思路、体制障碍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在“危机”与纳税人的钱“救助”之间，主要矛盾是“危机”，不解决危机会损失更多纳税人的钱。好比手指划个口子，该上药不上药，最后被迫断指；断指未解决问题，被迫断臂；断臂再不解决问题，只好死亡）。布什任期只剩几个月，没有根本解决危机的内在动力，“躲过一天是一天”。对布什最新救市措施，两X候选人虽表示支持，但对投资人损失问题上态度迥异。因此可以断定，救市虽可以阶段性缓和危机，但下行趋势不可避免，问题并未结束。
历史层面美建国200年来太顺。13州扩大到50个州；地理位置、资源条件优越；体制的相对合理性；两次世界大战受益；二战后主导第三次产业革命（以资讯业为主）；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力大增成为单边霸主等。因此忘乎所以， 战后发动数次局部战争（朝、越、二次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等）。但是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客观规律决定就要进行调整（30年代危机、朝越战、60 年代80年代危机乃至9·11．拉美后院起火等，都是一种反作用力的调整，这次金融危机更是如此）。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早晚要来的”。
此次危机远未结束，还要观察，还可能更严重。但不是制度的崩溃，而是一次新的调整。
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这次有可能是历次金融危机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次（经济已全球化，
金融已无国界；加入WTO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为一体；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世界 金融体系的“四肢”，这次发生在心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把问题想多一点比少一点好，想早一些比晚一些好，主动想比被动想好。前期由于我国经济形势好，金融的国际参与度还不够高，所以从目前时点看影响还不算大，但不可大意。
将在10个方面产生或可能产生不利影响：①股市冲击；②海外投资受损；
③出口下降；④美元疲软造成外汇储备损失；⑤银行新不良资产；⑥经济下滑， 财政收入减少；⑦失业；⑧物价（逼迫放开货币政策；两难）；⑨国际流动性紧张造成外汇储备下降；⑩市场信心。
从另一角度分析也有好处：①促美国收敛，我话语权加大；②世界能源、原材料降价（石油等）；③如看得准可出手收购，借机进入华尔街；④促使我 扩大内需，调整结构；⑤使我们更冷静，走市场经济的路但不迷信市场（要反对两个极端：否定市场经济和迷信市场经济）。
对策建议
基本原则：冷静观察、多手预案、及时调整、化害为利。
组织措施：成立专门应对的工作班子。
具体建议：①全面清理损失；②完善货币政策（现在可强调
“紧中有度”。经济工作会后调成“适度从紧”；明年“两会”视情况再定）；③加大财政政策对薄弱环节、结构调整、扩大消费、稳定物价、稳定市场和重点改革的支持力度；④设立平准基金稳定股市；⑤在有把握的情况下， 反向操作，入主华尔街；⑥“对手的失败就是自己的机会”，籍此加大我金融体系核心竞争力建设；⑦总结完善金融监管体系；⑧提高信息供给质量。
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信息量大，速度快捷，但信息质量不高，使得决策者难以决断，交易员无法报价（金融危机中最怕出现因“报不出价”而出现大面积交易中断）。如何筛选信息提高质量以稳定信心是需要跨领域专题研究的问题；
⑨进行深层次总结。对外开放坚定不移，但要在节奏、力度、对象、防控能力等方面进行阶段性总结（不走回头路，但要借鉴他人走自己的路）。不但要考虑当前，更要立足长远，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⑩防止同“三鹿”等社会矛盾搅在一起酿成更大信心危机。“奶粉”问题表面是管理问题，深层次是体制问题，更深层次是信仰问题，现在一些人只信钱，其他什么都不信，怎么赚钱怎么干，这是最危险的。
生活哲理对光大改革的十点启示
在第四届中国金融改革高层论坛上的演讲
（2008年）
主办部门给我40分钟时间要我讲一下光大的改革问题。我觉得40分钟太“奢侈”了。当年中国革命那么复杂，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十二个字就解决了问题；当年世界形势那么复杂，周恩来一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解决了问题；当年香港问题那么复杂，邓小平一个“一国两制”就解决了问题。越长越没人听，越长越记不住，越长越不起作用。我们没有那个水平， 但也用不了40分钟，20分钟足矣。
众所周知，光大的改革正在开辟“四大战场”，第一战场是金融企业，第二战场是实业企业，第三战场是成立“中国光大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第四战场是在港企业。其中第一战场中的光大银行改革是左右全局的重点，要打好三大战役。一波三折的第一战役“改革方案出台”和艰苦磨合的第二战役“注资到位”已经打胜；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战役，已完成了国有股确权、对外投资清理、财务审计、房地产确权和自办实体清理等工作，最棘手的弥补30多亿元历史亏损问题预计通过自身努力和税收政策的支持能在4月底解决，发行不超过80亿元的次级债补充资本金问题已上报银监会和央行，批量处置142亿元不良资产问题也有望在4月底前完成；光大银行同实业集团的关联交易已经解决。光大证券上市准备工作也已完毕并上报待批。总之，光大集团的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可以按计划实现上市目标，下一步关键取决于两个客观因素：市场形势和审批进度。目前，在多变的市场形势下，两家公司将按我确定的“冷静观察，发展自己，保持主动，积极应对”的原则继续开展下一步工作。另外，光大各子公司已全面赢利并披露年报，股东渴望的派息问题已经成为现实。
今天，我想谈谈生活哲理对光大改革的启示。
一、温水煮青蛙的哲理。温水煮青蛙，青蛙将在承受度递减的情况下慢慢 煮死。光大由于历史的原因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业务萎缩，人才流失，股东不能分红，年报不能披露，持续下去亦将产生温水煮青蛙效应。受温水煮青蛙哲理的启示，光大必须改革，否则就要慢慢等死。
二、吃饼的哲理。有个郑人吃饼的故事，是说买了第一个饼未吃饱，买了 第二个饼也未吃饱，买了第三个饼还是未吃饱，直到买了第四个饼才吃饱了，
便恍然大悟地说，不如一开始就买第四个饼了。受吃饼哲理的启示，光大的改革走到今天，是前三个饼垫底的结果，今天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挖掘资源潜力，把第四个饼吃好。
三、走路的哲理。走路需要四肢协调动作，仅靠一肢两肢动作都不能正常 走路。四肢又要有先有后协调动作，不协调动作也走不好路。受走路哲理的启示，光大改革的四大战场既要全部动起来，又要协调动作，有先有后。第一、第二战场今年要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借以带动全局；第三战场要开好局、起好步，抓住机遇，打好基础，适时推进；第四战场要根据形势发展和企业实际， 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预案。
四、服药的哲理。有病需要服药，服药虽可医病，但也是一个吞食苦果的 过程。服药要把握剂量，不足不能治病，过量产生危险。光大自身患有疾病。受服药哲理的启示，光大需要服药即改革重组。改革重组过程对光大既是一个医病的过程，又是一个吞食苦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剂量， 既要坚持服药又不能过量。
五、倒开水的哲理。冬天往玻璃杯里倒开水，需要先用温水涮一涮，否则 就要炸裂。光大的改革如同冬天往玻璃杯里倒开水。受倒开水哲理的启示，光大的改革需要先用温水涮一涮，否则改革就会失败，因为来光大前许多人告诉我，光大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六、打鸟的哲理。小时候常听大人讲故事，问树上有十只鸟，一枪打死一 只，还剩几只？实际上一只也不剩，另外九只飞走了。受打鸟哲理的启示，国有大银行的改革好比一枪打一头大象，光大的改革好比一枪打十只麻雀。光大的改革不能用猎枪，要用洋炮（东北常见的一种能放射性发射铁砂的猎枪）， 要各方协同动作，保证一枪打死十只麻雀。
七、乘船的哲理。一条破船在惊涛骇浪中驶向彼岸，必须同舟共济，如同 五月花号。受乘船哲理的启示，光大各子公司之间，子公司各新老股东之间， 新老股东同管理层之间，光大同各利益攸关方之间，都要从驶向彼岸的大局出发，不能为一口淡水争来争去。只有划到对岸，才有足够的水喝，否则就将翻船。
八、绘画的哲理。绘画需要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料。颜料本无有用无用 之分，画太阳需要红色颜料，画大海需要蓝色颜料。如果用红色颜料画大海， 蓝色颜料画太阳，不是颜料的问题，而是画家没有用好。受绘画哲理的启示，
光大员工都是不同方面的人才，要各得其用，不能用蓝色颜料画太阳，不能用红色颜料画大海。没有用好的颜料要逐步涂掉、重新描绘。当然“一张白纸没有负担”，重新识别颜料和涂旧绘新成本更高，代价更大，矛盾更多，过程更长，这就需要依靠群众当画家。
九、文化建设的哲理。我们的物质生活已得到极大改善，但毋庸讳言精神文化层面存在很多欠账。GDP是一个国家的血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我们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否则就没有产生灵魂的物质基础，就是魂不附体；我们同时要进行文化建设，否则就失去灵魂，就是植物人。受文化建设哲理的启示， 总结光大二十几年，既积累了一些好的文化，也沉淀了特殊的负面文化。仅就负面文化而言，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两高两低”和“三有三缺”。“三个特点”一是关系文化，光大内外部关系错综复杂；二是举报文化，每天都有大量匿名举报信；三是传言文化，经常有大量的传言不胫而走。“两高两低”， 一是ZZ地位高（国务院文件曾明确为部级单位），经济地位低（资产总量不大）；二是境外地位高（在香港号称新“四大家族”），境内地位低（在国内逐步边缘化）“三有三缺”即有地位缺实力，有关系缺活力，有待遇缺动力。改革目标靠人去实现，体制靠人去执行，人靠思想去支配。作为企业，不讲钱不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不盈利就无法生存。没有适当的薪酬激励，员工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人才也会流失。但经营企业只讲钱也不行， 也必须讲理想讲文化讲境界。当年国共两X力量对比悬殊，国民X的激励机制要比共产X好，但为什么国民X败的那么惨，就是因为共产X人有理想，有追求。企业根本的长寿基因是企业的文化。所以，“没有文化的企业是愚蠢的企业，而愚蠢的企业必定是短视而又短命的企业”。光大在改革发展中一定要形成自己健康而又独特的企业文化。没有好的文化，企业的一切都是空谈，一切将前功尽弃。
十、学游泳的哲理。过去常讲的一句话叫“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金融亦如此。我过去在书本上学习过，在管理层指挥过，在国外考察过，但坦率地讲，都没有掌握好“游泳”的要领。特别是在光大这个特殊的大海里学游泳，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复杂性，即我过去常讲的，一是资产及业务上的复杂性，光大集团总资产8000多亿元，总量不大，但产业结构五脏俱全， 有银行、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上市公司等金融企业，还有环保、会展、房地产、石油、饭店、旅游和物业管理等实业企业，涉足众多领域，但产业关联
度不高，价值链互补性不强。二是机构及股权上的复杂性。光大所属企业数量众多，子公司、孙公司错综复杂，从形成上讲，有直接投资的，又有兼并收购的；从市场区域讲，有境内的，又有境外的，还有境内、境外跨境开办的；从业务领域讲，有金融企业，又有实业企业；从股权结构讲，有全资、控股的， 又有合资、参股的；从管理上讲，有直接管理的，又有托管、代管、挂名的； 从经营状态上讲，有正常经营、能够盈利的，又有经营困难、效益不好的，还有停业及关闭清算的。三是债权债务关系上的复杂性。既有拖欠人民银行、财政部的债务，又有拖欠外部银行的债务，也有集团与光大银行及其他所属企业关联交易形成的债权债务，还有光大银行为集团对外融资提供担保形成的债权债务。实有、或有的债权债务关系链条纷繁复杂。四是管理体制上的复杂性。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光大集团的管理体制十分特殊。横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 两个独立法人，两个管理总部，但又是一套领导班子交叉任职；资金往来密切， 但财务上又没打通，不能真正并表；同一集团、相同岗位但又实行多种分配体系且相差悬殊。五是人员上的复杂性。历史上集团领导班子经过六次调整，员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来自各个方面，有组织任命、领导推荐、行政安排、关系介绍的，也有市场招聘、专门引进的，员工的背景经历、工作经验、专业能力、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大家走到一起工作，工作中的默契程度、工作理念、团队精神、企业文化等，至今仍需要耐心磨合、精心打造才能形成。六是改革内容上的复杂性。与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人家是同一行业、一级法人，我们涉及多个行业，又是多级法人体制，方案设计上要实现金融和实业分离，既要改革重组银行，又要改革重组集团和实业；既包括境内企业，还涉及香港企业， 改革内容的复杂性给方案设计增加了许多难度，执行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另外，如果打一个比方，光大就好比“联合国”，几家大公司就好比“常任理事国”，光大银行则好比“美国”，我就好比“联合国秘书长”同时又兼几大国“总统”(我一生当过各种“长”，唯独未当过董事长，现在一下当了六七个)。为此，我的工作着眼点要面对“全球”，首先要处理好“大国”事务，同时兼顾“各小国”事务，还要向“恒星”（如管理部门、控股股东）争取更多的阳光热能。再有，光大银行股权结构中光大集团占7.59%，汇金占70.88%，现有董事13名，其中光大集团1名，光大银行3名，汇金6名，独立董事3名。因此我名义上是董事长，实际上相当于秘书长，只掌握会议召集权。但我深知如果光大出问题中央首先要向我问责，不会先向其他人问责。这种体制在世界上也是独
一无二的。因此，受学游泳哲理的启示，我们在大风大浪里游泳要学会少呛水， 不淹死，盯住对岸，手脚口鼻眼同时动作，破解“第22条军规”，确保光大改革发展目标的实现。
关于金融混业监管的一点看法
在首届陆家嘴论坛上的演讲
（2008年）
“论坛”给我的命题作文是混业经营混业监管问题,没有办法,只好谈点个人看法。
今年两会期间，我做客新浪网，有网友提问，“传闻金融行业要实行大部制，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当时，我虽然知道一些信息，但在官方未正式公布的情况下，只好讲了这么几句话：
第一，我说，《三国演义》中有这么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一套体制运行到一定的时限，它的问题就会暴露，就需要调整。没有绝对好的体制，也没有绝对不好的体制，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体制是上层建筑，改还是不改，就看你这个体制适不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
第二，我说，从金融业目前的状况来讲，我觉得几个监管部门也可以合并， 也可以暂时不并。都可以，各有利弊。因为我是过来人，比较了解情况。目前这个体制它有利的方面是专业性强，弊的方面是效率低，有利有弊。如果合并起来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能提高效率，适应混业经营的需要。不利的方面是容易产生波动，因为金融非常敏感，最近国际金融市场又出现许多新问题。现在是一种“两难”，一方面次贷危机问题，法国兴业银行也出了问题，都有监管不利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金融部门要是变动过大的话，有可能出现金融波动和监管盲区，不利于金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其他部委实行大部制了，你金融不实行，好像这个也不太好平衡，也不利于金融企业的混业经营，不利于提高监管效率。所以目前是一种“两难”。在这种“两难”情况下我就说并也可，不并也可，各有各的道理。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当时我只能这样曲折地表示看法。
那么，今天论坛组织者要我谈一谈金融混业经营与监管问题。金融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光大集团等机构正在践行金融控股集团公司这种母子公司制的混业经营模式，其他一些银行也在践行全能银行制的混业经营模式。我不想多谈混业经营问题，只想谈一谈混业监管问题。
一、我国金融监管的历史沿革
一是90年代前的“大一统阶段”。90年代前，由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能 和对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统一监管职能。
二是90年代初到2003年的“大分化阶段”。其中，1992年从人民银行职能
中分离成立证监会，为副部级单位，负责对证券业的监管，1998年升格为部级单位；1998年成立中央金融工委，负责对金融系统X的领导；成立保监会，当时为副部级单位，负责对保险业的监管。人民银行实行大区行制，仍负责对银行业、信托业的监管。
三是2003年至今的“一行三会”阶段。2003年成立银监会，保监会升格为
部级单位，自此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并沿续至今。
一是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需要。90年代初开始，中国在体制转轨过程中， 金融风险亦不断爆发。在这种形势下，客观要求通过分设监管机构使之更专业化以加强监管。
二是适应金融企业分业经营的需要。90年代中期中国颁布《商业银行法》， 商业银行等金融经营机构开始分业经营，亦客观要求监管机构实行分业监管。
三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此前，国际上多数国家已经形成“分业经营、分 业监管”的格局。这些国家过去大体都经历了金融机构从混业到分业再到混业的过程。1929年以前世界各国金融业基本实行混业经营，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商业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严格分离，1999年又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以建立金融控股集团的形式实行混业经营。但美国的监管体制目前仍“分业”，这次虽然又提出进行新的调整，但仍基本属于分业监管。再如英国，90年代中期以前英国实行分业监管，1998年6月颁布《英格兰银行法案》，授权英格兰银行对金融 机构实行混业监管，2000年6月英国又颁布了《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并 成立金融服务监管局代替英格兰银行对金融业实行混业监管。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
可以说各国都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考虑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问题，既有国际共性，又有自己的特点，也大体都与金融企业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因此总体上看，中国金融监管的历史沿革过程既基本适应了不同历史阶段金融发展与防范
风险的需要，也大体符合国际金融监管运动的一般规律。
二、我国金融监管的未来走向
此次“两会”对我国金融监管机构设置问题已经给出答案，但正如我开始所讲，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既然金融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金融混业监管也是势所必然，只不过一是时间早晚问题，二是表现形式问题。表现形式问题也就是说不在于机构的表面架构，而在于职能作用的发挥。就其表面架构来讲，不外三种情况。
一是基本维持现状，同时加大协调力度。这一模式“利”的方面是保持稳 定，“弊”的方面是易产生惰性，并加大协调成本，降低效率。同时，在其他部委改革的大背景下，会产生“不平衡”，大家改，你为何不改？
二是重新实行“大一统”的格局。这一模式“利”的方面是有利于统一指挥，提高效率，减少协调成本；“弊”的方面是动作大、震动大，不利于稳定， 易使社会产生简单重复感。由于权力过于集中，也不利于制衡。
三是分设央行与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一模式“利”的方面是实现了统 一监管的格局，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并与当前的国际潮流相吻合，与金融企业混业经营的大趋势相适应，与其他部委的改革相呼应。这种模式虽也有一定震动，但操作得好，应在可控范围内；由于同央行分设，也有利于权力制衡；由于目前中国的金融风险同90年代比亦有很大变化，也初步具备了“混业监管”的前提条件。因此，建议在适当时机组织力量认真研究这一课题。
三、几点认识
（一）要从哲学意义上认识金融混业监管问题，处理好“变化”与“相对 稳定”的关系。不变，没有“刺激”，不利于改变现有弊端；大变，不利于稳定。理想状态是：既继承又创新，既变化又延续。
（二）要认识到没有十全十美的体制，关键是利大还是弊大。
（三）“金融监管机构”相对于金融经营机构而言，是一种“上层建筑”， 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要与当前出现的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相适应，既要防范风险，更要促进发展。
（四）金融监管机构设置既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又要基本与国际潮流相吻 合。国际上多数国家已经实行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我国实行混业经营、混业监管也将是大势所趋。
（五）任何改革都会有不同声音，关键是哪种声音大，哪种声音长远，哪 种声音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要防止惰性不动，防止激进大动；不能不听各种意见，不能简单听各种意见；不能不瞻前顾后，不能太瞻前顾后；不能不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经验。
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路
（2008年）
我国农村银行类金融机构主要有五类、九种，分别是：商业银行中的农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中的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邮政储蓄机构，以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中的村镇银行、农村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截至2008年1月末，五类机构资产总额14.7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资产总额53.5万亿元的27.6%；负债总额14.2万亿元， 占金融机构负债总额50.1万亿元的28.4%。其中，存款总额11.9万亿元，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29.5%；贷款总额7.9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27.6%。
一、当前农村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城乡经济结构二元化，在金融领域则突出表现为城乡金融的二元化。相对于城市金融而言，农村金融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七大矛盾”，表现为“八个不平衡”。
七大矛盾
一是“大问题”与“问题大”的矛盾。农村金融的改革发展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否实现的“大问题”，而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存在风险大、包袱重、案件高发等问题。二是“贷款难”与“难贷款”的矛盾。一方面，确实存在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好项目以及农村的信用环境和现行担保抵押法律政策存在障碍等原因，形成了农村金融机构难贷款的局面。三是资金总量多与支农渠道少的矛盾。城市出现流动性过剩，而一些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农村地区资金需求缺口巨大，缺乏引导资金流向农村特别是贫困农村地区的有效渠道。四是商业金融市场化运作要求与政策性扶持的矛盾。商业金融要按市场化运作，而许多农村地区不完全具备市场化运作的条件，需要一定的政策扶持，但目前这些扶持政策不到位。五是农村金融需求日益增多与金融品种不足的矛盾，农村金融基本上还是存、贷、汇老三样。六是现代金融企业管理要求与农村金融体制机制落后的矛盾。七是农村金融快速发展要求与目前员工低素质状况的矛盾。
八个不平衡
一是改革进度不平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是农村先于城市，而金融体制的改革却是城市先于农村。城市金融改革启动相对较早，力度相对较大，
步子相对较快；而农村金融基本还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机构，业务单一，管理粗放，风险突出，改革滞后。二是资金投入不平衡。县以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比全国低10多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人均贷款余额与城市相差10倍以上。三是网点覆盖不平衡。全国银行业机构网点约17.5万个，平均每万人1.34个；而农村银行网点仅为2.7万个，平均每万人0.36个。全国平均每万人金融服务人数城市为43人；而县及县以下仅为11人，行政村平均不到1人。四是业务发展不平衡。城市金融创新较快，业务品种相对丰富；而目前农村金融创新能力不足，业务品种缺乏，服务方式单一，结算手段落后，难以满足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五是风险程度不平衡，如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约比城市高15%。六是人员素质不平衡。城市金融机构员工的学历普遍较高，年龄相对较小，整体素质较好；而农村金融机构员工文化程度低，高素质人才匮乏，年轻员工占比低，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和队伍素质问题日渐突出。七是管理水平不平衡。城市金融机构基本建立了公司治理架构，内控制度相对健全，经营机制比较灵活，具有良好的管理信息系统，IT覆盖率基本达到100%；而农村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普遍存在缺陷，内部控制薄弱，经营机制不灵活，IT覆盖率较低。八是经营环境不平衡。城市的征信体系已开始建立，理性消费群体初步形成，信用环境相对较好；而农村尚未建立征信体系，逃废债现象严重，执法环境差，信用环境建设落后。
二、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基本思路
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可以概括为建立“一个体系”，坚持“五个并重”，健全“五项机制”，实现“九渠引水”。
一个体系
即建立市场主导与政策扶持相结合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体系。已有的经济发展史表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单凭市场机制成功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政府作用不可或缺。目前我国城市、东部地区已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市场机制基本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而广大农村、中西部地区属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自然经济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市场机制作用有限。目前城市、东部地区又出现了明显的“流动性过剩”，而农村、中西部则明显地表现出“流动性不足”。因此，需要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发挥政府对市场缺失的弥补作用，通过建立市场主导与政策扶持相结合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体系，综合运用贴息、减免税等政策扶持手段，引导城市东部过剩的流动性流向农村和中西部。
五个并重
一是金融支持与政府扶持并重。金融机构要有新作为，政府要对农村金融机构给予新支持。二是市场化取向与政策性支持并重。在不能实行和不能完全实行市场化经营的地区，政策性金融要发挥更大作用。三是加强服务与防范风险并重。农村金融机构多是高风险机构，要在加强服务的同时切实防范风险。四是资金支持与机构建设、机制转换并重。既要解决“水”的问题(资金来源)， 又要解决“渠”的问题(机构多元化和信贷投放的引导机制)，当前重点要解决“渠”的问题。五是体制改革与员工素质提高并重。既要注重解决目前体制机制的问题，又要注重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联系微信dadawk*01】
五项机制
围绕系统解决银行“流动性过剩”和金融资源配置失调问题，一是建立以金融为主体的投向机制；二是建立以贴息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导向机制，财政对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给予贴息；三是建立以担保为基本条件的保障机制，由中央财政和地方出资成立各类担保公司，为银行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贷款提供担保，解决银行“后顾之忧”；四是建立以适度放开市场准入为主要方式的激励机制，引入各类资本设立新的农村金融机构或网点，构筑一批新“渠”引“水”， 引入良性竞争与合作机制，激活农村金融体系；五是建立以发行支农特别国债或政策性金融债为主要内容的转移机制，加大对商业不可持续的农村基础设施、贫困县种养业资金需求等的资金支持，既解决农村资金急需问题，又解决银行资金过剩和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
九渠引水
一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继续发挥支农主渠道作用；二是农业银行要以县域为主，上下辐射；三是农业发展银行要扩大业务范围；四是邮政储蓄银行信贷服务主要面向农村；五是鼓励其他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到农村设立机构， 发展业务；六是支持民间资本到农村投资；七是支持外资到农村投资；八是发挥财政资金的补贴引导作用；九是发挥直接融资对有效益涉农项目的支持作用。
三、农村合作金融的工作思路
农村合作金融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要以支持“三农”为目的，以服务创新为手段，以监管防险为保障，以管理培训为根本，以深化改革为动力，突出“五个重点”，实现“八个一起抓”，跑好“四棒接力赛”，促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上台阶、支农服务上水平、员工素质上层次，实现又好又快发
展。
突出“五个重点”
一是重点抓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支持“三农”；二是重点抓巩固五级分类成果，确保资产质量不断改善；三是重点抓案件防范，确保2008年专项治理大见成效；四是重点抓放宽市场准入标准后的方向引导、机构培育、政策配套、操作完善和监管加强；五是重点抓以管理培训为主的企业文化建设。
实现“八个一起抓”
在支持“三农”上，坚持开拓资金渠道、增加资金数量与保证支农质量一起抓；在服务创新上，坚持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机构创新与体制创新一起抓； 在监管标准上，坚持宽准入与严监管一起抓；在风险防范上，坚持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及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一起抓；在内部管理上，坚持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一起抓；在技术培训上，坚持前瞻性培训与实用性培训一起抓；在体制改革上，坚持巩固成果与稳步推进一起抓；在文化建设上，坚持培育金融文化意识与培植“三农”感情一起抓。
跑好“四棒接力赛”
改革试点(2003—2005年)。已取得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农村信用社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已移交省级政府，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有所改善，
各项业务较快发展，诞生了一批股份制的农村商业银行和股份合作制的农村合作银行。
继续推进(2006—2008年)。通过三年左右时间，努力实现“八大目标”。
一是资产分类顺利转轨，2006年底已由贷款四级分类全面过渡到贷款五级分类， 2007年开始“双轨”运行，
2008年要全面实行五级分类“单轨制”。二是案件专项治理2008年要大见成效。三是管理体制基本理顺，积极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经营管理模式。四是法人机构整合基本完成，力争基本实现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体制。五是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支持。六是风险监管体制基本到位，逐步统一监管标准，实施分类监管，初步建立科学的监管新框架。七是公司治理作用开始显现，建立符合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实际的公司治理架构，初步规范运作机制，逐步形成相互制衡关系。八是规章制度基本完善， 初步建立起科学的农村合作金融规章制度体系。
全面提高(2009—2010年)。利用两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实现“六大目
标”：资产质量持续改善；机构性质持续变化，引导有条件的农村信用社逐步转变为社区性农村银行机构；支农作用全面发挥，大力开拓新的服务领域，形成与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的支农合力；公司治理效果明显，基本建立起有效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管理水平明显提高，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得到强化；队伍素质不断提高，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改善。
整体达标(2011—2015年)。经过五年奋斗，争取达到新的“六大目标”：
机构性质根本变化，基本完成农村信用社向现代金融企业的过渡；公司治理整体达标，建立起组织健全、制度完善、运行稳定、管理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管理水平全面提高，按照“流程银行”重构管理流程，重塑风险架构，建立以合规为导向的内控制度体系；资产质量保持稳定，建立健全资本补充机制和风险管理长效机制，保持资产质量持续达标；人员素质全面改善，逐步实施人力资源的市场化管理，建立起科学的人才管理制度；社会地位全面提升，到2015 年左右农村信用社真正成为产权明晰、资本充足、治理完善、内控严密、财务良好、服务“三农”的现代金融企业。
四、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
农村金融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情况复杂，改革发展要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应当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进一步消化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
经初步测算，除前段改革期间通过央行票据等形式帮助消化的部分历史包袱外，目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还有5500亿元左右存量包袱(其中贷款损失约4000 亿，历年亏损挂账735亿元，非信贷资产损失约822亿元)。2003年改革时能拿出1650亿央行票据给予扶持已十分不易，但当时的贷款质量是按照四级分类认定的，与实际风险状况有很大出入，并且部分农村信用社隐瞒亏损，近年加强监管和规范管理使得这些问题得以暴露；当时国有银行改革尚未启动，对系统性解决金融机构历史包袱没有先例，对农村信用社的扶持在当时力度很大，但现在看还远远不够；农村信用社长期承担绝大部分支农政策性业务，累积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是最大的“政策性”问题，应本着实事求是、增强“三农”服务能力的原则，帮助消化这部分存量包袱。
加强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
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发布后，社会反映积极，各类
资本投资十分踊跃，2007年10月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31个省份。至2007年末， 已核准31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其中有19家村镇银行、4家贷款公司和8家农村资金互助社，共筹集股金3.1亿元，吸收存款4.3亿元，发放贷款2.3亿元， 其中农户贷款1.7亿元、中小企业贷款0.5亿元，分别占贷款余额的73.9%和22.3%，已经凸现出四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国金融史上增加了三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进一步丰富完善了金融组织体系；为“三农”提供了新支持，在试点地区引入了城市的资金、成熟的金融产品、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为“三农”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持；探索了金融支农新思路，尝试了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支持“三农”的新途径；激发了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新活力，有竞争、有合作的农村金融市场已在试点地区初步形成。扎实稳妥地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要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支持与监管的关系。要在支持和培育的同时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监管上，进一步完善监管办法，切实防范风险；面上试点与深度推广的关系。要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完善政策措施，积极稳妥地扩大试点范围；“新政策”与激活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关系。通过设立新机构促使原有机构加快转换机制，形成适度竞争、互相促进的农村金融服务新格局。
进一步改革省联社体制
省联社是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产物。作为省级人民政府管理全辖农村信用社的平台，近5年各地省联社在制度建设、业务管理、贷款清收、员工培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按照X中央国务院关于“维护和保持县(市)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省级联社主要履行行业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责，不得干预基层农村信用社自主经营”的总体要求，深化省联社改革总体应坚持以下四个原则：
政企分开，规范管理。就是要按照市场原则和企业性质规范省联社履职
行为，弱化省政府委托其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能，逐步变行政管理为行业管理， 并逐步把省联社办成股份公司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服务为主，稳定县域。就是通过对现有省联社的改革，发挥好对基层法
人社的服务职能，帮助提高基层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能力、行业整体运行效率和竞争能力，以保持和稳定县(市)法人社的独立地位；农信社要立足县域，服务三农，避免简单合并求大，防止弃乡进城倾向。
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必须结合各地实
际，因地制宜采用不同模式，不能简单划一。
市场运作，循序渐进。省联社改革模式要坚持市场化原则，由县(市)法人社自愿选择，不能通过行政命令强行实施；要稳妥推进，成熟一个、改革一
个，避免一哄而起。
发行支农特别国债或政策性金融债
据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至少需要投入15-20万亿元。目前我国在支农资金的供给方面，存在着农村有需求无来源、财政有愿望无能力、银行有资金无渠道的矛盾，而银行存差已达11.6万亿元之多。为此，建议视财政能力分年发行支农特别国债或由政策性银行发行支农政策性金融债，既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又解决农村资金供求矛盾。支农特别国债或支农政策性金融债采取定向募集方式，由商业银行按存差规模的一定比例认购，主要用于中西部农村基本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由中央财政委托政策性银行或政策性银行依据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按照信贷原则使用；可由农村信用社代理，实行项目管理、单独核算、封闭运行、定额补偿的管理方式。支农特别国债资金由项目收益偿还，对于可能无法收回的部分，可采取核减政策性银行利税、定额补偿、全额或部分贴息方式解决。
加快启动农业银行改革
农行改革既有国有银行改革的一般性(资产规模、体制机制)，又有其特殊性(姓“农”)；农行庞大的网点和丰富的人力资源既是劣势(加大经营成本)， 又是优势(为今后发展代客理财等中间业务提供人力资源)；农行既要按商业原则向有效益的地域发展，更要看到工、中、建行退出的县域是自己的主战场， 正可以“占领县域主战场，向上下延伸(城市和农村)”。要尽快启动农行改革， 通过“一扶三转”(国家扶持，转方向、转机制、转形象)，将过剩的流动性通过农行的作用向县域和农村转移，变农村金融的“政策性与商业性的油水关系” 为“在执行政策中寻找商机的鱼水关系”。
扩大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
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过去定位于粮棉收购，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现在根据新的形势，应重新研究和谋划，把农业发展银行真正办成服务“三农”的专业化政策性银行，拓展政策性业务范围，在完善粮棉油收购融资的基础上，突出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等中长期项目的金融支持，切实发挥政策性银行的政策导向作用。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以三个结合推进改革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三个特色
（2008年）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十分丰富，思想博大精深，在初步学习的基础上，我体会科学发展观有三个特色：
理论特色。科学发展观凝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一切关于发展的先进思想理论，是这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同时也包含了人类社会其他关于发展的理论的合理成分，是涵盖全人类关于社会发展的先进思想理论的集成。我个人学习体会，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特点可以概括为： 一是纵向继承，即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理论精髓；二是横向吸纳，即吸纳了并将继续吸纳人类社会关于发展的有益的思想理论；三是全面发展，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全面发展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关于发展的先进思想。科学发展观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过不断完善，将更加丰富， 更加深刻。科学发展观集中阐述了发展与科学的辩证关系，就是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的前提是科学，“科学”又包含着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等丰富内容；科学与发展二者既各有侧重，又高度统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发展一切无从谈起；不以科学为前提，发展又是盲目的，高代价的， 难以持续的。因此，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时代特色。科学发展观是我们X在新的历史时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X的建设是我们X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保证。X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到历史的重要关头，每到发展的关键时期，每到新的发展阶段，我们X总是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要求，提出加强和改善X的建设、提高X的战斗力的重大举措。我们X成立80多年来，在全X多次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其中最早的延安整风，使全X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统一了全X的思想，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思
想和组织保证。建国后我们X也开展了多次学习教育活动，特别是改革开放经济转型时期的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对新时期学习实践X的理论，加强X的建设，落实X的方针政策，推进中心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X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如何开展执政X成员的学习教育活动，为什么要开展，怎样去开展，这是新时期X建工作的新课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X执政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高X的执政能力首先就是要提高X领导发展的能力。因此，科学发展观是我们X在新的历史时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必将进一步加强新时期X的建设，必将进一步增强X的先进性，提高X的执政能力。
实践特色。科学发展观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是引领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伟大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
在历次学习教育活动中，我们X都根据形势要求和X员的思想状况，突出不同的重点。以往的学习教育活动，重点集中在解决X员和X员领导干部思想ZZ理论方面的问题。这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与以往的活动相比既有共同点，又有自身特色，是以发展为主题的一次学习教育活动，更加着眼实践，更加突出实践，更加注重解决实践中影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能力素质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更加注重从根本上解决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靠谁发展的问题，与我们的工作实践联系得更加紧密，与我们的实际生活更为贴近，从而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化解我们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以三个结合推进学习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30年来，我国金融业在改革和开放中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从1978 年到2007年底，我国金融资产总量从仅有的银行存款1100多亿元增长到83万亿元；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由30%增长到340%；金融从业人员从76万人增长到370 万人。今天，我国金融业基本形成了六大体系：一是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较为完整的金融机构体系； 二是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等基本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三是以“一行三会”为基本构架的金融管理体系；四是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五是日益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六是基
本融入了国际金融体系。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发展的需要，金融业在前进中还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比如金融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问题，金融创新与监管
能力建设问题，金融服务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问题，货币总量控制与结构性调整“度”的把握问题，坚持金融对外开放与把握好开放节奏的关系问题等等。特别是在当前出现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 我国金融业面临着更为错综复杂的形势，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光大集团作为一个以金融业务为主体的特大型国有企业，在这个时候，在下一步工作中，尤为需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靠科学发展观解决面临的问题，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应对困难，化解矛盾，推动工作。
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与贯彻落实X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X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全面分析了形势和任务特别是经济形势，强调我国总体形势是好的，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金融业稳健运行，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积极应对挑战。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要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抓好发展这个X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动科学发展，坚定信心、冷静观察、多管齐下、有效应对，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近日，国务院根据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召开的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明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出了覆盖投资、出口、消费三大领域的促进经济发展十大措施，明确了“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四点要求。这次会议一是体现了“发展”的亮点。二是体现了“积极”的亮点。货币政策在传统经济学意义上有扩张的货币政策、中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中国过去曾提出过从紧的货币政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现在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还是第一次，彰显出“积极”的亮点。三是体现了“信心”的亮点。四是体现了“科学”的亮点。五是体现了“民生”的亮点。六是体现了“战略”的亮点。七是体现了“突出重点”的亮点。八是体现了“坚持改革”的亮点。九是体现了“各方协调”的亮点。十是体现了“齐心协力”的亮点。十大措施彰显出中央、地
方、部门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一致性。这十条措施既有利于我们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又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我们要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与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务院召开的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按照中央的要求，把自身工作摆放在全局的高度去把握，认真研究企业科学发展的问题，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真正把企业的发展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为全局的稳定发展作贡献。
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与光大的改革发展结合起来
现阶段光大集团正在按照国家的要求进行改革重组，这是科学发展观在光大的具体实践。过去一年多来，根据光大实际，我们提出了指导光大改革重组的十个思路，一是确定了“四抓一带”的工作思路，即抓主要矛盾、抓历史机遇（去年七月份当时市场形势很好）、抓重点企业、抓内部管理，以此带动集团整体向前发展；二是倾力打造改革工程、管理工程、创新工程、人心工程和人才工程等“五项工程”；三是谋划并打响光大银行重组方案出台、注资到位、公开上市的“三大战役”；四是开辟金融企业、实业企业、光大集团和在港企业“四大战场”；五是提出在改革重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十大关系”；六是根据集团在港企业的实际情况，明确了在境内改革过程中，在港企业实行机构不动、业务不变、员工不减的“三不”原则，将来按“三个有利于”原则（即有利于巩固境内企业改革的成果，有利于光大在港企业更好地发展，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考虑在港企业改革的工作思路；七是制定了光大银行在上市后的新起点上要实现“一年奋力起步，三年改变面貌，五年形成自身特色，十年勇争同业前列”的十年规划；八是在今年年初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及时研究提出了“冷静观察，发展自己，保持主动，积极应对”的十六字工作方针；九是确立了企业发展“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而宏观形势、社会条件是土壤”的五位一体全面抓的思路；十是初步构建了未来光大集团“一个定位、两个融合、三大任务、四个特点”的总体架构。在这些思路指导下， 通过艰苦的努力，一年多来，我们艰难地迈过了一系列沟沟坎坎，我把它们形象地比喻为
“八道门”，即“方案出台之门”、“缩股之门”、“市场化解决之门”、“治理结构之门”、“薪酬之门”、“用人之门”、“上市之门”和“管理之门”。今天，光大的改革起步了，指标改善了，人心基本稳定了，形象初步改变了，集团主要金融企业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已基本具备了上市条件。现在回
过头来看，实践证明上述工作思路是正确的，是符合光大实际的，这是科学发展观在光大具体运用的结果。光大情况特殊，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如果工作没有力度，就不能发展；但是如果心态急躁，不顾实际盲目蛮干，就是不“科学”。我们要继续按照这些思路推动工作。
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加大了光大改革重组工作的难度，光大银行、光大证券改革上市进程受到了影响；当前和下一步光大银行的流动性、资产质量是否会发生变化，我们不敢掉以轻心；在上市受阻的情况下，如何补充资本金成为新的课题；光大银行、光大证券这些金融企业的利润也会受到影响；集团其他企业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波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观察问题，处理矛盾，争取主动。结合光大的实际，现阶段我们要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把握和处理好形势变化与积极创造条件的关系，客观困难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在改革重组工作毫不放松的同时，还要重点做好五项工作：一是认真清理与金融危机相关联的资产和业务，采取相应保全措施，努力避免损失；二是保持冷静头脑，积极创造条件，完善自己，趋利避害，寻找机遇；三是加强内部管理，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水平；四是全面梳理业务流程，理顺业务关系，在完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五是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在改革发展中逐步形成具有光大自身特点的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做好这些工作，既是我们应对当前局面的现实选择，又是科学发展观在光大的新的实践。
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与落实中央巡视组检查意见的整改工作结合起来
今年4月以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中央巡视组对光大集团进行了为期五个多月的巡视检查。巡视结束后，中央巡视组提出了意见建议，重点指出了集团及所属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这些问题是长期历史积累形成的， 也是我们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上学习不到位、认识不深刻、执行不得力的结果。我们要结合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认真对照落实整改。按照中央巡视组的要求，集团及所属企业要在两个月内研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半年内基本完成整改要求。通过整改，进一步提高我们科学发展的能力， 促进企业走上又好又快发展的道路。在学习实践活动中认真思考十个问题我体会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重点要围绕三个字来进行，即：起步在“学”上，把握在“懂”上，落实在“干”上。更进一步地说，我们要结合
光大集团的实际重点地思考十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什么， 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是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如何理解我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阶段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三是科学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如何进一步深刻理解第一要义是发展，前提是科学（包括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等内容）的辩证统一关系；四是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点是什么，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五是我国金融改革开放30年来，按照科学发展观衡量， 我们的基本经验和主要问题是什么；六是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如何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战胜当前的金融危机；七是我们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八是用科学发展观对照光大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是什么；九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衡量光大改革重组和业务发展的思路与实践怎么样；十是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决好光大当前和今后改革发展中已经遇到和还将遇到的矛盾和问题。通过学习实践活动，努力在认识掌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上有新提高；努力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影响和制约企业科学发展的问题上有新突破；努力在企业经营管理的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上有新进展； 努力在加强经营、提高效益、加快发展上有新成效。
致农村金融同仁的一封信
（2008年）
归炉轻叩
中国光大集团，光英先生开创，凡今二十余载；几经辉煌，几度坎珂，终千四年前开启改革重组之进程。双宁不才，千丁亥炎序之时受命恭掌光大职事， 既得承前之利，又怀启后之忧，乃造谒高门，枢衣请益，幸蒙诸位不弃，多有教督，获益殊深。复赖相关部门鼎力襄助，《方案》乃千孟秋时节辗转出台； 又经几度游说磨合，并获新老股东大度包涵，仲冬时分银行注资悉数到位，余谓光大银行改革胜券三握其二矣。值今戊子之年，我光大银行改革将拉开第三战役之序幕，同时亦将另辟光大实业、光大集团、光大香港三大战场。想我光大之两万名员工，八千亿资产，国家悉以重担相委，每念及此，犹夜半临譬池， 危崖举足，敢不戒慎戒惧，夙夜宣勤乎？今双宁四面出击，重负难堪；八方援手，翘首以盼，惟愿自此新春伊始，谨以三吐之心，三顾之诚，敬聆诸位之教诲；以破荼之志，断腕之慨，不负社稷之期待……
新春之际，专上短函，寥寥数笔，以表双宁不胜感激之真情，以达双宁充满敬意之心态。临书神驰，不尽欲言。
实现大国崛起下的金融崛起
在北京举办的“2009（第七届）中国并购年会”上发言
（2009年6月23日）
十大成就与十大不平衡
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重排座次，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把握这次机遇，中国将历史性地迈出和平崛起的步伐。大国崛起中的金融崛起将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重心。金融崛起包括金融机构国际地位稳步上升，金融市场国际辐射力日益增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逐步提高，等等。机遇正在眷顾我们，机遇也将转瞬即逝。我们必须抓住机遇，使中国金融业在大国崛起的历史背景下稳步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金融体制向现代市场金融体制以及从金融封闭运行向逐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两大转变，其间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1984年到1994年，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形成了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二元金融机构体制，金融市场的萌芽开始培育， 利率等市场手段开始发挥一定作用，一些新的金融产品开始出现。
1994年到2003年，进入向市场经济大步迈进阶段，专业银行从法律上定位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逐步取消贷款规模、放松利率管制；以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为主体的金融市场框架初步建立，金融资源配置开始由计划手段向市场机制转变；组建了政策性金融机构，政府同金融企业的关系不断厘清。
从2003年到现在，属于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各类金融市场载体基本完善，市场手段已经发挥主导作用；形成了“一行三会”模式的金融业管理体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他各类金融机构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已开始建立。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十大成就。包括：1.建立中央银行体制；2.建立新的金融监管架构； 3.建立资本市场体系；4.实行资金市场和利率市场化改革；5.实行汇率改革；
实施国有银行、中小银行和邮政储蓄改革；7.实施保险企业的改革；8.推进农村金融改革；9.启动金融控股公司改革；10.持续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等等。
同时，中国金融业的崛起也需要解决十大不平衡：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 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这同美国过度创新的情况相反)；金融监管水平(尽管有相当大的改善)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人才储备不平衡；金融业发展趋势与企业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地位的不平衡。
从“适者”向“强者”迈进
未来世界的金融发展格局将具有三大特点：
稳中蕴变的态势。经过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冲击，国际金融关系正在进行调整，虽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近期仍将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角”，当前世界金融格局尚未发生本质性变化，但这种相对稳定的态势已在“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孕育着变革，“量变”已经开始。
渐进式的演变道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是历史长期演变形成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国际ZZ经济实力的格局。虽然这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世界金融体系的弊端，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损失，但未来世界金融格局仍将是渐进式的演变，不可能在短期内逆转。
“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旧的均势已被打破，一超
（美国）多强（欧、俄、日、中等）的新均势已然形成（尽管多强之间会不断地分化组合），这种世界ZZ和经济格局也将映射到世界金融格局中。以国际货币体系为例，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开始形成“双挂钩”机制和以美元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相对衰弱，美元危机频频爆发，“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于1971年解体。但由于美国依然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元仍然“独大”。国际金融危机后，可以预测国际货币体系将加快向“一主多元”的方向转变，亦即形成美元为主， 其他国际货币地位亦逐步上升的状态。在形成“一主多元”的货币格局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不会就此结束，将继续朝着“多元化”格局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大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金融业应认清自己的定位。从世界的角度看， 中国金融业目前还处在“启航”阶段，应该先作“适者”，积蓄力量，努力转变金融增长方式，再逐步由“适者”向“强者”迈进。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不是走回头路，但也不是简单地邯郸学步走别人的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就是借鉴别人的路，走出自己的路。为此，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重点解决十个问题：
一是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前瞻性、科学性，执行的灵活性、差别性，与其 他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配套性、互动性，既防通胀又防滞胀，既防通缩又防滞缩，既保持币值稳定又要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就业。
二是完善监管体系，填补监管真空，既防监管不足，又防监管过度，增强 金融市场运行的有序性、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金融风险的可控性和金融监管的透明性。
三是改善“二元金融”中的“薄弱单元”，特别是通过财政政策的拉动， 建立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改善农村、中西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
四是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转变金融增长方式，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与创新能力。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步推进、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原则；转变金融增长的方式要坚持“统筹兼顾（企业与社会）、集约经营、持续发展、质量第一（服务质量、资产质量、管理质量、盈利水平）” 原则；提高金融创新能力要坚持“顺我所需、积极推进、规范运作、风险可控” 原则。
五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完善中坚持“结合国情、有效 适用、区别对待（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机构）、逐步递进（处理好金融政策、规范性文件、规章、法规与法律之间的权威性与适用性关系）”原则。
六是保持外汇储备和汇率的合理性（根据经验判断，现时中国外汇储备人 均600美元左右为宜；在坚持既定汇率改革方向与原则的同时，使有管理的浮动 汇率制真正成为反映市场变动的浮动汇率制；注意外汇储备中美国国债偏多问题，可考虑设置以汇率、物价等指标挂钩的“保值安排”）。
七是大体用20～30年的时间，按照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轨迹，完善人民币的计价、支付、结算、储备和国际货币功能，并提高人民币的管理水平， 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八是积极推进金融外交，加大我国在世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
规则制定权，使其与我国世界经济地位相适应。
九是开发培养不同层次金融人才，既需要培养经营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管 理型人才；既需要培养专业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综合型人才；既需要吸引境外优秀高端专业人才，更需要培养本土人才。要以培养本土人才为主，本土人才主要起技术专家顾问作用，境内人才起领导管理决策作用；尤其要培养主要领导人才。主要领导人才不仅要懂金融，也要懂ZZ、懂经济、懂其他，成为掌控方向、驾驭全局、协调关系、处理矛盾、善于用人的行家里手。
最后，需要加强金融文化建设，金融工作中“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一切金融活动都要靠人去执行。
读书要处理好“六个关系”
在中央X校读书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2009年6月9日）
近平同志最近关于读书问题的讲话非常有针对性。现在有的领导干部素质低、形象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读书少。
我的本职工作与“铜臭”为伍，与“孔方”长伴，读书很有限。但我个人体会读书有三个过程：被动需要的过程（工作需要）、产生兴趣的过程、主动需要的过程（无书不能生活）。如实地讲，我个人目前在读书问题上应该说是“三个过程”交替存在，但总体上进入了第二、三个过程。从小学到现在，四十八、九年时间，没有停止过读书。我读的书总体上有五大类。一是每天必读报、必听广播（过去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后来的新闻联播，现在的晚间新闻及网络新闻）。可以说几十年从未间断，偶尔间断第二天也要补上，否则就有“丢东西”的感觉，非得找回来不可。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数量无法具体统计，其中《资本论》通读过二遍，《矛盾论》读过数遍），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方面著述。三是专业方面的书籍，如经济金融等专业书籍，包括亚当?斯密、庞巴维克、凯恩斯、弗里德曼等等。四是文史哲。文学方面包括古今中外大量文学名著（中国的古今名著、诗词曲赋， 以及这些年的“陕军东征”、唐浩明、二月河系列等等，外国的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歌德、司汤达、大小仲马、泰戈尔等等）；历史方面包括二十八史（清前的二十四史加清史、北洋史、民国史、中共X史）、世界史、中外哲学史、中外文学史、历史人物传记等等；思想哲学方面包括卢梭、培根、黑格尔、康德、尼采、萨特、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奈斯比特、托夫勒等等。但老实说这些大多都是过去年代读的。五是其他感兴趣的杂书和文章。坦白地说，没有书我不能生存。苏东坡讲，“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此“竹”当作“书”解。
我读书的不足是社会科学多自然科学少、中国多外国少、过去的多当代的少。我的体会是在读书问题上，“已知的半径越长，未知的圆周越大”，越读越感觉自己无知。
有记者让我说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三本书。我很难回答，因为很多书对我影响都很大，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按时间顺序列出《道德经》、《忏悔录》和《矛
盾论》三本。老子《道德经》的核心是讲辩证法，讲道法自然，物极必反，告诉人们无为无不为；卢梭的《忏悔录》我体会可贵之处在于教人真诚；毛泽东的《矛盾论》则把辩证法讲活了，对指导工作，处理矛盾，受益无穷。
我认为除基础理论与专业书外应当多读点文史哲。文学是人学，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反映的是人对社会的直接感受；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文学是对某个具体社会现象的高于生活的描述，而历史则是对社会的真实的全面的描述）；读哲学则可以在读文学和历史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我体会读书要处理好六个关系：
一是知与行的关系。我给北大清华讲书法，我给书法下了一个定义，其中 讲到“书外功夫”，有的同学就问我何为“书外功夫”？我就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拓万丈胸”。读（知）与行要结合起来，才能读懂。老实说，为了读X史，几十年来，长征一、二、四方面军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毛主席走过的路，周总理走过的路，邓小平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李白、杜甫、苏东坡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
二是薄与厚的关系。书要越读越薄，不能越读越厚。复杂话要学会用简单 话去说，外国话要学会用中国话去说。把简单问题说简单是初级水平，把复杂问题说复杂是中级水平，把复杂问题说简单是高级水平，把简单问题说复杂是没有水平。
三是精与通的关系。精力所限，不能什么书都精读，大量的是通读，有的甚至是看简本，甚至是听讲座，甚至是看光盘。但有的一定要精读，比如哲学。哲学是地基，其他专业书是楼房。当然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但更不能只盖楼房不打地基。
四是读与思的关系。读书要用心读，要思考，否则尽信书等于无书（钱钟书讲，不识字的人受人骗，识字的人受书骗）。所以读书要思考。比如我对毛主席的认识，过去是盲目崇拜，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怀疑动摇，后来是理性崇敬。我读了大量关于毛主席的书，有正面的，也有不太正面甚至攻击性的。读后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全面历史地去评价，理性地认识到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但不是一般的人，是大思想家、大ZZ家、大军事家、大诗人、大艺术家。
五是学与用的关系。学习是为了应用。读专业书有用，读文史哲有时对指 导工作也有用甚至更有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主要职责是把握方向，用好人才，处理矛盾，读点文史哲，可以使你更好地去工作。
六是书与友的关系。读书可以净化交友的圈子。读书本身就是交友。“不 用开门，明月自然来做客；无须会友，古人多少是同心。”
最后，为了从制度上解决领导干部多读书问题，建议完善干部选拔制度， 成立国家考试院，由中组部管理，利用X校、行政学院的力量，除已定的干部选任条件外，把“读书”加进去。我不同意科举制，但科举制也要两面看，虽越往后弊端越突出，但对促进官员读书是起过作用的。
在首次发行股票网上路演活动的讲话
（2009年8月3日）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投资者和各位网友： 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发行股票网上路演活动。在此， 我谨代表光大证券对广大朋友的关心与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
2007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光大集团改革重组方案，拟将光大集团组建为国内第一家持牌的、国家控股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作为光大集团旗下唯一一家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光大证券是首批三家创新试点证券公司之一。公司资产质量优良，业务规模与主要营业指标居国内证券公司前列。公司成立以来积极投身于国内资本市场，各项业务迅速发展。公司以建设现代投资银行为目标，在证券承销、证券经纪、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财务顾问、投资咨询等传统业务领域领先，亦在集合理财、权证、资产证券化、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创新业务领域领跑。
光大证券的发行上市，意味着新一轮券商IPO将开花结果，优质证券公司将提升证券板块在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将对市场带来积极影响，保证并维护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的繁荣与稳定。光大证券将不负重托，承载中国资本市场所托付的这一份责任与荣耀。
我们会不懈的工作和努力，为把公司建设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效益良好、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突出的优秀证券公司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次光大证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是光大证券也是光大集团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们相信，依托资本市场，充实资本实力，内外联动，和谐发展，光大将充分发挥政策优势与协同优势，在中国金融的万里长河中前行， 创造绚丽的未来。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来到中国证券网，也非常真诚地希望借此机会能够与我们的投资者进行坦诚沟通。今天的网上交流活动，我们抱着互信、务实、平等、协商、共赢的态度而来。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机会，与广大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获得大家对公司的理解、认可与支持。我们坚信，广大投资者的高度信任与大力支持，将是光大证券成功发行的重要保证。通过网
上交流与沟通，我们将充分听取各位朋友的建设性意见，以进一步推进公司的创新和发展。我相信，光大证券一定能创造更加优良的经营业绩，来回报各位投资者，回报社会！
谢谢大家！
中型银行的特色与作用
（2009年8月）
各位来宾：
这次会议在内蒙海拉尔召开，很有意义。它标志着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内蒙经济战略合作将揭开新的一页，我预祝会议成功。同时我想借此机会谈谈中型银行问题。
一、中国商业银行的重新分类
银行分类具有时代特征和体制因素。过去国际上一般将资产在2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视为中型银行，资产在20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视为大型银行。在目前全世界大体10万家商业银行中，大型银行大体50家左右，中型银行大体200家左右。从中国银行业监管的角度，曾经按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分类。过去我在银监会工作时，因为国有商业银行已开始股份制改革，所以曾提出按大、中、小型商业银行划分。大概是2004年（或者2005年），根据1万亿以上资产为大型银行的标准，将交通银行划入到大型银行的行列。但直到目前无论是习惯上还是实际工作中，人们还是惯性地将商业银行分为国有、股份制、城商行三类。那么，今天参加会议的13家银行属于第二类，即“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前由人民银行监管二司，现在由银监会监管二部监管。这是中国特色。既然目前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差不多都已经属于股份制银行，这种划分的方法有修正的必要。当然，由于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划分的标准可以重新修订。如果假设以3万亿资产规模为标准，现在资产规模接近或超过3万亿人民币的银行有5家，即工农中建交，可视为大型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在1-2万亿人民币之间的银行有6家即招商、浦发、兴业、民生、光大、华夏，可视为中型银行；资产规模在2000-5000亿人民币上下的也不少， 包括广发、深发、北京银行、上海银行以及北京和上海的农商行等等。此外还有大量资产规模在1000亿人民币左右的银行如渤海、恒丰、浙商等，也颇具后发优势。按资产规模和监管惯例综合考虑，这些银行也可视为中型银行。以上大型银行的总资产已达38.48万亿，占银行业资产总额的52.18%；中型银行的总资产大约有19.5万亿，占银行业资产总额的26.45%。
我做这样的划分，不仅更为符合实际，更符合市场经济原则，更有利于探索不同资产规模银行的发展和监管规律，而且也可以壮大我们的队伍（我们下
一次会议可以考虑邀请北京银行、上海银行等参加）。
二、中国中型商业银行的特征
中国的商业银行目前呈现“双金字塔”造型：从机构数量上讲是正金字塔造型，即大型银行数量少，小型银行数量多，中型银行居中；从资产规模上讲是倒金字塔造型，即大型银行规模大，小型银行规模小，中型银行居中。在中国是这样，在世界上也基本如此。这反映了金融行业的高垄断程度。而中型银行在这一正一倒的两个金字塔造型中都处于中间部位，这是它的第一个特色， 即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居中。
中型银行的第二个特色是它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在中国尤其明显。市场化程度高同它们的“出生”有关。现在我们所说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多成立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后的1990年代前后，从一开始就大体按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构建，内部激励也比较充分。它们以市场化的初生牛犊姿态展现于中国金融舞台，对传统计划经济下的金融体制产生了有力的、持续的冲击，对我国金融改革的推进功不可没。
中型银行的第三个特色是经营上的稳健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船大虽然稳，但是掉头难；船小掉头易，但经不起风浪。中型银行在掉头转向和抗击风浪方面具有自己的边际比较优势。哲学上讲事物发展皆要有“度”，“度”是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所以在经营上，中型银行具有“度”的优势，比大型银行更灵活，比小型银行更能抗风险。
中型银行的第四个特色是以鲜明的品牌赢得市场（而非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中型银行在规模和业务种类上不能同特大型全能银行抗衡，在本土化方面不具备小型银行的草根地缘优势，这决定了它必须针对特定人群在服务品牌上做文章。招商银行的一卡通零售业务，深发展的贸易融资业务，光大银行的理财、投行业务等都是比较成功的例子。
中型银行的第五个特色表现在企业文化方面。我国的大型银行是从计划性很强的专业银行转换过来的，根据哲学中的“质量互变规律”，这种转变只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大型银行传统的行政色彩和“大企业病”不可避免地烙印着它的企业文化；小型银行的本土化、草根性很强，这当然有其优势的一面，但同样根据“质量互变规律”，小型银行形成规范的现代商业文化也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这是就整体而言，具体因“行”而异）。而中型银行一般来讲在形成高效、规范的现代企业文化方
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当然也要因“行”而异）。
三、中型银行在抗击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2007年美国有3家银行破产，2008年有25家银行破产， 到目前累计已有69家银行破产。这其中一方面是雷曼、美林（被收购）、贝尔斯登、华盛顿互惠银行等资产规模在数千亿美元以上的大型银行，一方面是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下的小型银行，而中型银行很少。这说明中型银行既没有大型银行那样在风险冲动上的“忘乎所以”，也不像小型银行那样经不起风浪。
中国的实践也证明，中国的中型银行在抗击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发展方面， 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优势。在防范风险方面，大型银行在国家用二万多亿资金剥离不良资产的情况下，截至到6月份不良率大体仍为2%，而中型银行依靠自己的努力，不良率仅为1%。另外根据最新估算，我国银行业持有美元债券衍生品产生的浮亏额大体是27亿美元，其中大银行占93%，中型银行占7%，说明我国的中型银行总体上也是审慎的。如果说这个数据还有些牵强的话，那么按照浮亏与资产比计算，大型银行为0.46‰，中型银行为0.12‰，这应该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在支持经济发展方面，今年1-6月份我国银行信贷新增7.37万亿，其中工农中建共投放信贷3.26万亿，约占44%，与年初信贷余额相比平均增长了26.45%。13家股份制银行共投放信贷2.02万亿,约占27%，与年初信贷余额相比平均增长了37.26%。从增幅看,13家股份制银行大于工农中建约11个百分点，说明中型银行对国民经济的“单位能力支持度”更大。当然事情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说明中型银行在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大有作为的同时，我们也应甚至更应高度关注信贷投放中的潜在风险。
上述说明，在抗击全球性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型银行保持了相对的稳健性， 发挥着金融稳定器和经济推动器的作用。今后中型银行的服务对象要以中型客户为主，兼顾大客户，惠及小客户，承上启下，深入到市场经济的各个层面， 在服务经济稳定社会中发挥更为独特的作用。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要保持和谐稳定，必须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个橄榄型结构的中间部分，在企业方面表现为具有一定量高就业能力的中小企业；在社会阶层方面，表现为具有一定量的稳定和谐诉求的中产阶层；在区域经济方面，表现为一定量的富于经济活力的中小城市（镇）；在金融方面， 则表现为一定量的中型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撑，
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挥基础性作用。我们应该从这种历史的、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中型银行的价值与使命。
四、中型银行同内蒙经济合作大有可为
内蒙从经济区域划分属于西部。由于我国东中西部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内蒙的经济金融发达程度与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内蒙资源富集、区位独特，经济金融发展潜力巨大，实际上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已成为“新兴经济体”。我认为，内蒙经济发展对金融的需求，在规模和层次上可以与中型银行找到最佳的“对应点”。因为大银行的国有性与商业性并存，其服务要面向全国，“四面出击”；小型银行的地域性与小型性并存，其服务要立足本地， “足不出户”。那么中型银行在内蒙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就正好可以大有作为。今天，1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已有一半在内蒙设有分支机构，今后还会更多。我相信，中型银行与内蒙经济将具有更为广阔的合作前景。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谢谢大家！
60年 中国的借鉴 机遇与选择
在第三届贡献中国高峰会上的演讲
（2009年8月28日）
一、这就是历史。历史经常赐予人类以机遇，历史经常见证有的人能够不 失时机抓住机遇，历史也经常见证有的人与机遇痛失交臂。这就是历史。
二、历史的经验。前些年一部热播的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介绍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的经历。这九个国家既有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也有巴掌大的蕞尔小国，却于500年间在综合国力上交替成为世界性大国，值得深思。这九个国家的共同点是：无不以国家强盛为目标；无不以改革体制为前提；无不以对外开放为先导；无不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无不以国民教育为基础；无不以精神文化为支撑；无不以精英人物为骨干（如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科学家牛顿；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凯恩斯；探险家哥伦布、达·伽马；文学家莎士比亚、雨果；ZZ家俾斯麦、大久保利通；企业家涩泽荣一等等）； 无不以有为领袖为表率（彼得的“下士”经历，华盛顿拒当国王，伊莎贝拉资助哥伦布，叶卡捷琳娜学习俄语，威廉二世出资兴教，伊丽莎白一世的终身不嫁，罗斯福的新政演说，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等等）。这九个国家的不同点是：政体上既有君主立宪，也有共和制；经济体制上既有自由市场经济，也有计划经济；对外开放上既有基本照搬他人（如彼得一世） 也有立足自身；推行手段上既有温和妥协方式也有强硬方式；对外扩张上既有武力扩张为主也有经济扩张为主（又同时表现为文化扩张）；国家统一上既有经济手段为主的统一（如德意志的取消关税）也有武力手段为主的统一（如美国的南北战争）。这九个国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记住的名言，如记者评价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时所讲的“跪下的是德国总理，站起来的是德意志精神”；如罗斯福所讲的“惟一的恐惧是恐惧本身”；如俾斯麦所讲的“没有不变的原则，没有任何国家不可以结盟，也没有任何国家不会成为敌人”；如威廉二世所讲的“靠精神的力量弥补身体的缺陷”；如涩泽荣一所讲的“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如邱吉尔所讲的“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不能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再比如“一个热爱思想的民族才能拥有思想，一个拥有思想的民族才能前进”等等。这九个国家的成功经验是：抓住历史机遇；立足
本国国情；学习他人之长；培育人才为本；精神物质并举；坚持变革创新；政策刚柔有度。总之，上述九国之所以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 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就是：抓住机遇！
三、历史的教训。历史也从来不缺少与机遇失之交臂的例证。上述九国中， 如葡萄牙、西班牙的昙花一现，来去匆匆；如彼得一世、路易十四的一味恃强， 激化矛盾；如前苏联的体制僵化，不思改革；如拿破仑、希特勒的诉诸武力， 对外扩张等等，都是后人应予引以为戒的教训。除此之外，我想说说《大国崛起》未涉及的阿根廷。阿根廷二战期间曾是世界上少有的农牧业现代化大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一度成为经济自由化的“榜样”，可是在机遇转折期， 阿根廷放弃根本，乱了方寸，不仅没有跃升为强国，反而被打回了原形。上述种种例证说明，机遇是市场的一方，人是市场的另一方。在机遇来临时如果眼界不宽，胆识不足，缺乏符合自身特点的战略思维，发展的“前奏”就会转瞬变成陨落的“悲剧”。
四、历史的新机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或将使世界格局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今天，“东西问题”已然明显弱化，“南北问题”愈加错综复杂（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曾将当时的世界格局概括为“东西问题”即两大阵营问题和“南北问题”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问题）。未来若干年，很可能一部分“南”升级为“北”，一部分“北”降格为“南”。这是历史赐给人类的新机遇。这个新机遇当然是一个由硬实力变化到软实力变化的渐进过程，但“变” 是必然的，人们可以拭目以待。
五、中国的机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将给中国带来六大机遇。
一是和平发展的机遇。尽管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旧的均势被打破，但一超
（美国）多强（欧俄日中等）的新均势已然形成（尽管多强之间会不断地分化组合）。由于“一超”的世界警察职能已经力不从心（一个阿富汗已使其疲惫不堪，一个伊拉克又让其焦头烂额，一个金融危机更让其雪上加霜，再加上一个朝鲜，再加上一个伊朗，再加上拉美后院 ），这个“新均势”将在未
来几十年为中国提供和平发展的新机遇（当然不排除可能有“变”，但“均势” 是主流）。
二是发展道路选择的机遇。历史已经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历史正在证 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也并非万能。前车之鉴给中国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以新的机遇：借鉴别人成功的道路，不走别人失误的老路，走出符合自己国情的特
色之路（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把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奉为圭臬）。
三是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他国让位机遇。金融危机后至少先在硬实力上世 界各国将重排座次，以后在软实力上也将如此这般。一些国家对此情愿也好， 不情愿也好，这将是必须面对的事实。我们固然需要韬光养晦，我们同时需要有所作为。毋庸讳言，全球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提供在国际ZZ、经济事务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机遇。
四是文化认同机遇。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精髓和生命力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认同。ZZ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也必将走向世界。
五是金融危机中的“市场腾空”机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能源、资源类资产价格回落，为我国开发海外市场、拓展能源渠道、强化资源储备及增进科技实力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有利的条件。
六是外需减少的“倒逼”机遇。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部需求大量减少。 但有压力才能有动力，这种“外需减少”同时又为我国带来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的“倒逼”机遇，即所谓“逼上梁山”。
六、机遇中的挑战。在世界格局变化之时、中国机遇来临之际，没有哪个 国家甘心让位，因此“错肩矛盾”必然产生，这种“错肩矛盾”甚至不排除发生一定程度的ZZ、经济、局部军事、文化上的摩擦和冲突。消解该矛盾的方法是登高望远，大局为重，韬光养晦，大进小退，关键是有理、有利、有节。
七、中国的选择之一：世界棋盘上的纵横捭阖。在新机遇和新挑战并存的 世界棋盘上，大体呈现出三大板块和十二个支撑点的布局。美国为一个支撑点和第一板块，欧俄日中呈四个支撑点并为第二板块（澳、加可列为欧洲点）； 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非洲、拉美呈七个支撑点并为第三板块
（当然上述支撑点的支撑力度各不相同）。上述板块与支撑点的形成，首先是经济利益。十二个支撑点可视为十二个大市场，各自在资本、技术、商品、资源、劳动力等方面进行交换，各取所需，保持平衡。其次是地域安全、地缘利益需要，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最后是文化、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国家制度、历史恩怨的需要，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上述各板块、支撑点之间既相互需要，又相互排斥，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戒备，但总体上需要、利
用是主流，否则几败俱伤；排斥、戒备将永远存在，正可为我所用。在处理各板块、各支撑点的关系时，我们既要考虑同相关板块、支撑点的关系，又要考虑同其他板块、支撑点的关系；既要考虑同部分板块、部分支撑点的关系，又要考虑同世界整体的关系；既要考虑某一板块、某一支撑点的关系，又要考虑板块内部、支撑点内部各组成国家的关系；既要考虑当前的关系，又要考虑长远的关系。总体上宜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着眼全局，把握火候，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战略，利用各板块、各支撑点的矛盾与制衡发展自己，争取尽可能长的战略机遇期。对其中每个板块、每个支撑点的发展，我均乐观其成， 视为各自矛盾转化为我所用的因素；对其中的摩擦和碰撞，我或避而不谈，或避重就轻，或就事论事，或义正词严，具体视我长远利益需要决定。
八、中国的选择之二：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能否在世界格局大 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际抓住机遇，首先是要继续深化改革，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当前应切实解决好十大不平衡，即城乡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发展中的“三驾马车”不平衡（主要以出口和投资拉动，消费不足）、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平衡、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不平衡、发展总量与质量效益不平衡、当前发展与持续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物质的发展与精神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及ZZ的发展（ZZ体制改革）不平衡。
九、中国的选择之三：金融的机遇与选择。此次的机遇系全球金融危机所 给予。一方面职责所在，一方面解铃系铃，从金融方面考虑，亦需解决十大不平衡，即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这同美国过度创新的情况相反)，金融监管水平(尽管有相当大的改善)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人才储备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地位的不平衡。
十、中国的未来。机遇正在眷顾我们，机遇也将转瞬即逝。机不可失，时 不再来。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倘如斯，六十一甲子，六十新起步。60年之后再起步的中国，将变为少年之中国，“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
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解决“保八”之后的重点是解决“保什么八”的问题
在新浪金麒麟论坛会议上的发言(2009年10月27日)
我讲一讲我的观点。
一、对世界经济金融走势的判断
关于世界经济金融走势，曾有过“V”型、“L”型、“U”型、“W”型等观点。目前，全球经济向好的呼声日高，在这个时候最需要冷静，最需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仍缺乏后劲，就业形势仍在恶化(欧美失业率在9-10%之间)，国际金融市场仍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西方银行体系资产减记总规模高达2.8万亿美元，银行体系资本缺口达6700亿美元。今年初以来， 美国又有105家银行破产，今后可能还将有150家以上银行破产。另外，美、欧、日等经济体政府债务高达30万亿美元，预计到2014年其政府债务占GDP将超过110%，形成巨大的“债务泡沫”。如果任由美元贬值，将严重危害许多国家的利益和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美、欧、日等经济体各有难念的经，却又都各念各的经(出于自身利益，都希望别人为经济复苏多做贡献，都希望自身多得利益)， 它们之间不得不合作又难以实现有效的合作，这决定了世界经济复苏过程将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决定了世界经济不可能短期内一次性复苏。波浪式前进的规律告诉我们，世界经济复苏应该是一个“W”型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
二、“保增长”仍然是我国当前经济金融工作的主要矛盾
今年1-3季度我国GDP实现7.7%的增长，全年“保八”似无悬念，但今年后三个月，“保增长”仍然是“主要矛盾”。这不仅因为GDP关乎经济总量，更关 乎就业和市场信心。加之金融危机为世界提供了重排座次的机遇，“保增长” 也关乎抓住这次机遇实现我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和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
三、我国当前“保增长”的成果还是量变而非质变
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财政拉动和8.67万亿信贷拉动，尚未产生社会投资和其它投资的拉动效应，消费拉动也不明显。同时，世界贸易保护主义(也包括投资保护主义、货币保护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方政要主要是对“选票”负责，这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再走出口主导的老路。
四、“调结构”是我国将长期面临的基本矛盾
30年的快速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也积累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产生
了明显的“二元经济”现象，主要有十大不平衡，即①城乡发展不平衡、②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③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④发展中的“三驾马车”不平衡、⑤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平衡、⑥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不平衡、⑦发展总量与质量效益不平衡、⑧当前发展与持续发展不平衡(包括体制支撑、劳动力素质支撑、管理水平支撑、科技创新支撑等等)、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⑩物质的发展与精神的发展不平衡。因此，在解决“保增长”的主要矛盾时要防止加剧“调结构”的基本矛盾，在解决了“保八”之后要解决保什么“八”的问题。当前要特别注意：第一，防止增加新的银行不良资产。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历史的教训，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主要就是负责处理这项工作。第二，防止出现通货膨胀。第三，防止财政赤字规模膨胀。第四，防止产能过剩。
五、为了防止在“保增长”时加剧“基本矛盾”，关键是掌握好政策的“度”，拿捏好财政与货币“两个政策”
我们很多问题不是方向的问题、政策的问题，而是执行中“度”的问题。当前仍然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什么叫“积极” 和“适度宽松”，知易行难。稍不到位，就难以“保增长”；稍一过头，就可能产生“新隐患”。积极财政政策的“问题”在于财源来自何处(在主要行业和企业盈利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继续增发国债由社会资金和银行购买？)以及投向何方(如何防止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问题”在于能否保持“匀速微增”。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方向”把握，应当是“量入” 重于“为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把握，应当是“适度”重于“宽松”。
六、中国经济真正走向复苏需要“五次拉动”
去年开始的四万亿投入，是我们抗击金融危机的第一次拉动。为我们战胜金融危机树立了信心，奠定了基础。截至今年1-9月份8.67万亿的信贷投入，是我们抗击金融危机的第二次拉动。天量放贷虽利弊并存，但从保增长的角度看利大于弊，为止跌回升和保增长做出了贡献(问题是贷款发放起落过大)。扶助中小企业是抗击金融危机需要的第三次拉动。中小企业重要性勿庸赘言，但从融资的角度看，受银行贷大(大户)、贷长(中长期贷款)等偏好影响，中小企业贷款难始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带动社会投资是抗击金融危机需要的第四次拉动。今年1-3季度，7.7%的GDP增长率中，投资贡献率在90%左右，拉动GDP增长7.3个百分点。其中，国家投资同比增长40%以上，银行贷款同比增长34.16%，
而民间投资同比却下降1个百分点。我们的财政和信贷只有有效拉动社会资本， 才能转化为抗击危机的持久动力。扩大消费是抗击金融危机需要的第五次拉动， 亦即最终拉动，这才是最终战胜了金融危机。
七、把握全球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的机遇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将给中国带来六大机遇。一是和平发展的机遇。苏联解 体后世界格局旧的均势被打破，一超(美国)多强(欧俄日中等)的新均势已然形成(尽管多强之间会不断地分化组合)。由于“一超”的世界警察职能已经力不从心，这个动态的“新均势”将在未来几十年为中国提供和平发展的新机遇。二是发展道路选择的机遇。历史已经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历史正在证明完 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也并非万能。前车之鉴给中国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以新的机遇：借鉴别人成功的道路，不走别人失误的老路，走出符合自己国情的特色之路(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把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奉为圭臬)。三是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他国让位机遇。金融危机后至少 先在硬实力上世界各国将重排座次，以后在软实力上也将如此。一些国家对此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这将是必须面对的事实。四是文化认同机遇。金融危 机将会对神话了的西方文化产生冲击，而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也将给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带来机遇。五是金融危机中的“市场腾空”机遇。在金融危机 背景下，将为我国开发海外市场、拓展能源渠道、强化资源储备及增进科技实力提供必要的空间和有利的条件。六是外需减少的“倒逼”机遇。全球金融危 机导致我国外部需求大量减少。但有压力才能有动力，这种“外需减少”同时又为我国带来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的“倒逼”机遇。当然，在世界格局变化之时，没有哪个国家甘心让位，因此“错肩矛盾”必然产生，这种“错肩矛盾” 甚至不排除发生一定程度的ZZ、经济、局部军事、文化上的摩擦和冲突。消解该矛盾的方法是登高望远，大局为重，韬光养晦，大进小退，关键是有理、有利、有节。
八、应当把8%－9%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
我国经济增长既不能太慢，也不能过快，更要防止“大起大落”。“大起” 之后必有“大落”，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理想状态应当是“缓起缓落”。从长远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低于8%，但也不宜高于9%，否则将带来结构问题、后劲问题、未来危机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经济需要“缓口气”。当然这个“8%－9%”不是平均分布，后发地区可以快一些，先发地区应当慢一些。
国家在主要依靠市场的同时，应当辅以政策调节的办法实现这一目标。这其中关键是“就业”怎么办？可以考虑实行大规模的“农民工培训计划”，师资主要从大学毕业生中产生，既解决双重就业压力，又可提高国民素质。
对明年信贷增量的“一孔之见”
在第四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的演讲
（2009年11月21日）
今年信贷增量知多少？
对今年信贷余额，人们普遍预测为40万亿左右；对今年信贷增量，人们普遍预测为10万亿左右。如斯，则今年信贷增量比2008年（4.9万亿）高5万亿左右，增加一倍以上。
今年信贷增量的特征是什么？
今年信贷增量有两大特征。一是起落过大，前高后低。最高月份为1.89万亿(3月份)，最低月份为0.25万亿（10月份），两者相差8倍。二是渐趋理性， 逐步平稳。今年上半年月均起伏度（单月最高额与最低额比）为3.2，下半年月 均起伏度为2.04。这两大特征前一个反映了今年经济金融工作的复杂性，说明人们对这种复杂性的认识与驾驭需要一个过程。后一个特征反映了人们对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信贷投放规律的认识与驾驭逐步走向成熟。
明年信贷增量7-8万亿左右为宜
明年新增信贷多少为宜，需要综合考虑GDP增速、货币增速、通胀预期、结构调整等因素。
第一，GDP增速。近20年我国GDP与信贷增速的相关系数为0.63，如果今年GDP增速为8%，明年GDP增速为8-9%，根据GDP增速与信贷增速的相关性，明年信 贷增量应为6.25万亿元左右。考虑到明年经济形势尚需巩固，适当调高一下相关系数，则为7-8万亿左右为宜。
第二，货币增速。今年初预定M2增长目标为17%，10月末实际执行为58.6万 亿元，同比增长29%，预计全年增速为28%左右。假设明年M2增速为25%左右，由 M2增速与信贷增速的相关性，推算明年新增信贷7万亿元左右为宜。
第三，通胀预期。10月份CPI和PPI同比分别下滑0.5%和5.8%，下降幅度进一步收窄，估计CPI将在年底转正，PPI下滑幅度也将继续减速。估计全年CPI下滑1%-1.2%，明年可能上升至3%左右。CPI和PPI与信贷增速相关系数分别为0.7 和0.65，且滞后信贷增速5-6个月和9-10个月。如果将明后年CPI涨幅控制在3%， PPI涨幅控制在2%-3%，由此估计明年新增信贷将为6万亿元左右。如果再将形势估计得充分一些，则也应为7万亿左右为宜。
第四，新增信贷结构。今年1-10月份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居民贷款占比呈逐月增长趋势，分别达到80%和50%以上。这表明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回升， 总体经济活力增强，估计明年新增信贷中企业中长期贷款和居民消费信贷占比将稳中有升。另外，今年前10个月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比超过50%，大多是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对后续信贷资金存在刚性需求。如果明年新增信贷总量偏低，有可能挤占中小企业贷款规模。
结论：综合上述因素，即一方面考虑危机影响尚未过去，国际经济仍不确定，而我国企业投资和消费回升；另一方面为防止通胀、不良资产等问题，明年新增信贷总量以7-8万亿元左右为宜，同比下降25%左右为宜，但需保持适度均衡并随情况变化适时调整。
明年信贷增量宏观效应如何？
第一，对“保增长”的影响如何？今年GDP虽可达8%，但基础仍需巩固。因 此，明年财政信贷仍需保持必要的投入力度。保持7-8万亿元的增量，可大体满足资金流动需求。
第二，对“调结构”的影响如何？“调结构”是我国长期面临的“基本矛盾”，随着经济企稳回升，“调结构”正上升为“主要矛盾”。我国前三季度GDP增速为7.7%，其中投资贡献率高达95%，消费贡献率为52%，而净出口贡献率为-47%，表明结构矛盾的失衡。我国正进入“保增长”和“调结构”“双重主要矛盾”并峙的特殊阶段。如果明年保持7-8万亿的新增信贷再加以政策引导， 使居民消费贷款和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适当稳步递增，则居民消费和企业出口竞争力将有所提升，这将在巩固“保增长”成果的同时，不至于激化甚至可能促进“调结构”的“基本矛盾”的解决。
第三，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如何？今年7月份CPI触底（-1.8%）后已逐月回升， 环比则已持平。随着经济复苏和物价指数回稳，通胀预期压力开始增强。如果明年信贷新增7-8万亿元左右（同比下降25%左右），将不至造成较大通胀压力。如果高于此数，则通胀压力将加大。
明年新增信贷需把握的关键是什么？
明年新增信贷需把握两大关键点：匀速微增和政策指导。这两个关键点实际是目标和手段的关系。匀速微增过去提及，此处不再赘述。政策指导主要是信贷政策指导。信贷政策的方向依据是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的数量依据是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的内在要求是“三性”原则。历史已经证明僵化的计划经济和
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均不可取。市场第一性，政策引导第二性，两者有机结合，应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不二法门。
投资拉动及农村投资与就业
在第四届中国金融市长年会暨中国金融生态城市发展年会上的演讲
（2009年11月）
中国GDP：当前只能靠投资拉动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谁都明白目前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不平衡，谁都明白消费拉动非一日之功，谁都明白出口拉动非一厢情愿，谁都明白从国力计、从信心计、从就业与社会稳定计，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主要靠投资拉动。其他拉动非不为也，实不能立即见效也。
投资拉动：拉什么？
下一步投资拉动“拉什么”？我认为有六个重点：一是继续投向适度比例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公路交通、农田水利、文教卫生、防灾减灾等基础设施建设，将目前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逐步转变为“农村像亚洲”直到未来农村也“像欧洲”；二是加快小城镇建设；三是继续补民生之课，特别是大补快补环境保护、国民教育、文体旅游、医疗卫生及重大基础配套设施等领域；四是加大科技投入，特别是海洋、极地、外空、国防、生物医学、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等国家创新战略前沿方面的研发投入；五是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原材料与海外投资；六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的生态建设投入， 如防沙治沙、植被建设、江湖治理等等。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农村投资问题。中国经济的最大特征是“二元经济”，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是结构失衡，不但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不平衡，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也不平衡，特别是城乡投资不平衡。城市投资是“财源茂盛”，“不尽长江滚滚来”；农村投资是“囊中羞涩”，“犹抱琵琶半遮面”。因此要极大地提高农村投资比例。
投资拉动：谁来拉？
现在的投资来源主要是财政和信贷。下一步除财政、信贷外，依据不同收益状况应大力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包括民间投资、外资、社会机构投资等等。具体可大体分为四类：一是“足够收益类”，由信贷等承担；二是“无经济收益类”，只能由财政承担；三是“远期收益类或风险类”，可由财政担保各方承担；四是“收益不足类”，由财政补贴各方承担。前面说到的农村投资， 许多银行其实也是非不贷也，实是有些贷后难以收回也。这实际是政策性与商业性的矛盾。加大农村投入是最大的政策性问题，银行是最典型的商业性机构，
怎么办？我在去年十七届三中全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曾提出“建立市场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体系”的观点。这个问题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就是“银行贷款、财政补贴、确保回收、倍数拉动”。假设银行投入100亿元，若干年后应收回本息110亿元，而实际只能收回90亿元，则财政补贴20亿元即可。大家可以算一下， 如果财政直接投200亿元，只有200亿元；如果财政补贴200亿元，则可拉动投资1000亿元，将产生一个“倍数拉动效应”。
投资拉动：逐步与消费并轨
当前，中国依靠投资拉动GDP是不得已的办法。我国投资每增加1%，可以拉动GDP增长0.2%；居民消费每增加1%，可以拉动GDP增长0.8%。从这一点来看， 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动力是投资，根本动力是消费。投资的最终目的也是满足需求促进消费。要研究以投资促消费，以消费引导投资的问题，打通投资与消费之间相互转化的通道，使二者逐步并轨，形成投资→就业→收入→消费→ 增长的良性循环。当前的具体措施除本文“二、投资拉动：拉什么”所建议外， 还应进一步提高投资支出中转化为收入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增强其消费能力。因为现在的问题是有消费能力的人没有消费需求，有消费需求的人没有消费能力。只有解决了有消费需求者的消费能力，才能真正增加消费。
投资拉动减速：就业怎么办？
明年的投资需要适度减速，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就业怎么办？需要从更宽的角度考虑就业问题。就业分为广义就业和狭义就业。狭义就业是有工可打，有钱可挣；广义就业是有事可做，有钱可得（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也包括智力培训）。为了提高国民素质，应当实施全民培训战略，将一部分用于“物”的投资转移为用于“人”的投资。有三种方式可以考虑：一是充分调动教育资源， 以高校、职校为主体进行大规模的“职业培训”和“素质培训”；二是组织大学毕业生中一时没有工作的人员担任师资，对工人进行“基本素质培训”，既解决双重就业压力，又可提高国民综合素质；三是企业（特别是效益好的企业） 要履行社会责任，以“预聘”或“义务职业教育”方式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此事可由劳动人事部门、教育部门、地方政府及有关民间组织共同推动。
各企业联动工作落实情况，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总结、考评各企业联动工作成效。要有必要的奖惩措施，把联动成效纳入对企业负责人的绩效考评。三是这项工作在集团要有个牵头单位，负责协调有关事务。
今天开完这个会联动工作就正式启动了，希望各企业都能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指定专人负责这项工作，集团要发挥协调、督促的职能，真正将工作开展起来。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决心，下力气，长抓不懈，联动工作一定能够取得成效。
在集团战略发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009年12月3日）
今天召开的这个会议，重点是研究集团内企业的联动问题。这个问题我考虑两年了，到下面去也讲了两年了。今天通过召开这个会议的形式，希望能够统一认识，建立起一套机制，使这项工作常态化。下面我讲五点意见。
一、光大的优势
在联动光大集团的特点是规模小，企业多，功能全。一方面，我们在资产总量上不能与工、农、中、建、交等大行相比；但另一方面，我们功能相对健全，有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以及实业等企业，这又是一般金融机构所不具备的。过去，集团所属企业之间也有一些往来，有一定的业务联系，但还很不够，有的甚至“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是有往来的也缺乏体制、机制的保障，思想认识也没有统一，还没有认识到光大集团的整体优势， 所以造成很多肥水流了外人田，不但没做成加法，甚至有时在做减法，我们的优势反倒变成了劣势。为了光大的发展，我们必须重视资源整合和内部联动工作。今后集团内各企业要通过联动形成合力，不仅要学会做加法，还要学会做乘法,把各自的优势都发挥出来，形成整体优势。大家要认识到我们光大各企业都在一条船上，同生死、共患难，只有齐心协力，共同划桨，才能把船划到对岸。
二、联动的条件
已经具备我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是2007 年8 月，我到光大后同郭友同志第一次到上海办公，考虑光大集团在上海有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光大永明保险在沪的分支机构以及上海光大会展中心等实业机构，所以我提出来大家每一季度碰个头，互相沟通一下信息，相互支持。后来，在几次集团会议和在各地分支机构调研的时候，我也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但这个会迟迟没有开，原因是条件一直不太成熟。
我经常讲工作中要抓主要矛盾，过去两年来光大的主要矛盾是求生存，银行的生存和集团的生存。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迈过了一个个“ 坎”，闯过了一道道“ 关”，改革重组已经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在机制建设方面，集团通过设立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金融和实业之间建立了防火墙，有效地控制了混业经营的风险；通过成立光大金控资产管理公司，进一步充实了
金融业务，提高了集团自身的“ 造血”功能；通过成立股权管理部和战略规划部，加强了金融控股集团的股权管理和战略规划能力。在经营指标方面，集团本身的权益长期是负的，今年年底最晚明年上半年就能由负转正。集团最主要的金融企业是光大银行，两年多前，光大银行在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资产总量等多项指标都处在同类银行的队尾，经过这两年的工作， 发展到今天，已基本上发展为排名中游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已由7000 亿元增至近12000 亿元，不良贷款率由30% 多降至1.4% ，拨备覆盖率由80% 升至近180%，不但弥补了历史亏损，净利润今年大概也在80 亿元左右，资本充足率在10%以上，已基本具备上市条件。当然，具体工作都是经营班子在一线做的， 我主要是把握大的方向。光大证券发展比较稳健，今年又成为7 年来首家通过IPO 上市的证券公司，不仅为光大证券本身筹集了发展资金，也为集团整体改革重组进行了探路搭桥，提升了集团的整体形象。光大永明保险公司的控制权一直在外方手中，外方的技术优势和我们的地缘优势都没有发挥出来，经过艰苦谈判，现在已由合资公司转变为了中资公司，我们掌握了控股权、管理权、经营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在国内保险业中尚不多见，而且现在的业务也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今年6月，我们新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主要是鉴于光大功能不全、很多业务自己做不了，肥水流了外人田。成立资产管理公司， 其实是一个大投行的概念，很多业务就可以自己做了，有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是一边筹备，一边开展业务，目前已经做成了几单比较大的业务。实业企业也稳定下来，并有了新的发展。集团在港的上市公司，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经受住了考验，这很不容易。应该说集团目前的整体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重组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生存问题不再是我们的主要矛盾， 更好更快地发展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了。所以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和基础， 我们才决定召开这个联动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发挥集团的整体优势，加强各企业间的联动、协作，真正提高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三、联动的原则
基本原则是：市场原则，同等优先；行政指导，互惠互利。
具体地讲，因为各企业都是独立法人，不讲市场原则不行，市场原则和同等优先是一致的，在市场原则的前提下，业务合作要优先考虑光大内部的企业。但有时候因为认识不到位，或者信息不充分，需要必要的行政指导，这不是强制性的，主要包括在认识、思路、信息等方面的指导，使大家能够了解各企业
的信息和需求，做到互惠互利。总之，内部能做的，不能给别人，尽可能做到肥水不流外人田；内部实在做不了的，另当别论。通过内部合作，互相支持， 互相促进，实现共同发展。
四、联动的重点
客户是金融企业的命根子，谁掌握了客户，谁就能更好地发展。集团内企业的业务基本都是互补的，共享客户信息不会削弱各自的竞争力，相反能提高客户的依赖度。金融业综合经营，最重要的是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这是光大的发展方向，也是光大的优势，也有巨大的潜力。
目前，各企业都在品牌宣传上投入很大，也促进了业务发展，但也存在资源浪费问题，因此要集中力量宣传光大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树立光大集团的整体形象，在社会上形成统一的品牌形象。
一是同等条件下，各企业资金原则上优先存入光大银行。二是对于各企业的贷款需求，光大银行应优先予以支持。这里边主要问题是对关联交易的理解， 按银监会的规定，关联交易是指商业银行与关联方（持有商业银行5%以上股份的非自然人股东；与商业银行同受某一企业直接、间接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之间发生的授信、资产转移、提供服务。关联交易不是不能做，只不过有规模的限制，商业银行对一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10%， 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50% 。另外，只要交易本身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允原则，并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就可以。三是各企业的寿险业务，优先考虑在光大永明保险公司投保。四是各企业的投行、 资产管理、信托等业务，均优先考虑在集团内选择合作对象。五是对于一家办不了的业务，由几家联手做。比如这次收购云南信托，就是由集团、资产管理公司和光大控股联手完成的。大家要互相介绍客户，有好的项目资源应相互推荐。还有其他企业。总之，凡是集团内企业自身能互利互惠的就要在集团内部做，外部资源也要主动往集团内部介绍。为了实现业务的联动，还要实现人员的联动。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集团与各企业以及各企业之间的干部交流，逐步建立统一的干部培育平台，为这项工作提供人力保障。
做好这项工作还需要机制保障。我考虑主要有三点：一是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由罗哲夫同志主持，必要时我也参加，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给予必要的行政指导；同时，各省市的光大分支机构间也应该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联系。二是逐步探索，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督促、检查、协调、通报、考评、奖惩制度，确保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能够落到实处，取得实效；集团要按季编发《集团联动工作动态》，通报联动工作进展情况，督促、检查各企业联动工作落实情况，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总结、考评各企业联动工作成效。要有必要的奖惩措施，把联动成效纳入对企业负责人的绩效考评。三是这项工作在集团要有个牵头单位，负责协调有关事务。
今天开完这个会联动工作就正式启动了，希望各企业都能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指定专人负责这项工作，集团要发挥协调、督促的职能，真正将工作开展起来。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决心，下力气，长抓不懈，联动工作一定能够取得成效。
关于金融危机的“W”走势问题 兼谈迪拜债务危机
在2009上证·中国金融年度论坛暨新兴市场论坛的演讲。
（2009年12月4日）
金融危机的走势将是“W”型
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时，即2008年10月在“中国金融品牌论坛”上，我曾经提出走出金融危机需要3－5年。此后，包括年初在上海举办的陆家嘴论坛在内， 我曾多次提出解决金融危机的过程是一个“W”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在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如此，在人们普遍持乐观态度时也如此。
“W”型的理论依据是“波浪式前进”的哲学原理
我之所以提出“W”型观点，除了经验判断外，主要还是依据“波浪式前进” 的哲学原理。2009年10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我的《建设学习型政X首先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中，我提出对世界经济金融走势的“V”型、“L” 型、“U”型、“W”型观点，实际上不是几个字母形状问题，而是反映了是用静止还是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是把事物的变化看成突变还是渐变的过程的问题。此前，世界经济出现好转势头，这个“好转”一方面主要是政府推动和投资拉动，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仍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的复苏不可能一次完成，应该是一个“W”型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
迪拜债务危机再次印证了“W”型
金融危机从2007年上半年次贷危机算起，已经接近三年，很快将进入第四个年头。正当世界经济出现复苏趋势时，又出现了迪拜债务危机。对迪拜债务危机的后果，还需要观察，但至少是“W”型的一个证明。现在各国政府及与政府近距离的专家、媒体认为不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大的影响，而市场人士则多数持相对悲观态度。从12月3日新浪网针对迪拜债务危机开展的网上调查显示， 68.2%的网民认为迪拜债务危机警示金融海啸尚未远去，60.2%的网民认为迪拜债务危机会产生恶性连锁效应。政府及与政府近距离的专家、媒体的言论可以理解，因为这既是人们的良好愿望，也是稳定信心的需要。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目前，仍然是危机与抗击危机的力量较量、博弈的关键时期。
乐观前景与悲观隐患决定了“W”型
抛开迪拜债务危机不说，当前世界经济确实出现复苏的乐观前景。美国今
年第三季度GDP增长了2.8%，为一年来的首次正增长。欧盟和欧元区经济第三季度也正式走出衰退。日本第三季度GDP环比增长1.2%。但世界经济仍存在十大悲观隐患。一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今年第三季度发达经济体的复苏主要是 靠政府拉动，内生动力不足。二是银行破产增加。截至今年11月美国破产银行总数已升至123家，并且还有数百家金融机构身处困境，濒临破产的边缘。另据IMF推算，全球不良资产高达3.4万亿美元，迄今也只核销一半。三是政府负债过大。截至9月份，全球各国政府的负债总额已经突破3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为6.73万亿美元。四是贸易保护日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范围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高达150项，反倾销案件437起，还有数百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正在讨论形成当中。五是能源价格震荡。进入10月，国际油价连续四周上涨，原油价格曾突破每桶80美元，迪拜债务危机后，又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六是粮食问题加重。目前全球缺粮人口总数已超过10亿，其中约有1.5亿人因近期粮价 飞涨和全球金融危机而陷入饥饿。七是失业居高不下。美国10月份失业率升至10.2%，为1983年4月以来最高；欧元区9月份失业率为9.7%，为1999年1月份以来最高。八是产能过剩突出。10月份，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0.7%；欧元区 7月份产能利用率为69.5%，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九是提振消费困难。10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环比曾下降5.7点，跌至47.7。欧盟的商品零售额也连续多月持续下降，日本家庭当月可支配收入同比减少0.4％，也连续4个月出现下降。十是创新风险尤存。2007年末，全球衍生品名义本金高达630万亿美元，为 同年全球GDP总量的11.81倍。其中有些品种风险高、额度大，相当部分仍未消化。上述乐观前景与悲观隐患也决定了“W”型。
中国与世界经济已融为一体也免不了受“W”型的影响
中国经济好于世界，这主要是中国宏观调控措施有力。但是今天，世界经济已经联为一体，宏观调控已经不是一国之事，哪个国家都难于进行独立的宏观调控。而世界各国由于各自利益，不可能完全的“同心同德”。我讲过贸易保护主义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因为外国政要主要是对本国选民负责。所以， 在危机中，各种观点、利益、力量仍在进行博弈，在此消彼长中前行。因此， 我仍然坚持“W”型观点，仍然坚持“3－5”年的观点，仍然坚持人类一定能最终战胜危机的观点。
人们可以拭目以待。
地产 房产面面观
在由《财经》主办的“金融与地产：‘后危机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论坛上的演辞
（2009）
一、地球与房地产。有科学研究认为，137亿年前，全部宇宙集中于一点， 其小无内；后来，发生宇宙大爆炸，有了地球、星系、总星系，其大无外。地球5.1亿平方公里表面积中超过三分之二的部分是海洋，不足三分之一的为陆地
（大致为1.49亿平方公里）。可见，地球上的土地资源十分稀缺，在这样稀缺的土地资源中，适宜人类居住的又不到二分之一。从中国来看，国土面积为960 万平方公里，但地形地貌并不“友好”，这才出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平沙莽莽黄入天”等诗句。在仅有的可供人类生活的土地上，又由于人类必须“衣食”在前，“住行”在后，因此中国又不得不划出耕地的18亿亩红线。所以，中国的土地对房地产开发而言就更为稀缺。
二、地价决定房价。房价构成因国家而异，因具体制度而异，一般情况下， 地价占比较大，从15%到70%不等，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税费等相对固定，其余是房地产企业的利润（有些房地产企业存在暴利和行贿成本问题）。中国房价是“供给决定”还是“需求决定”一直争论颇多。住房需求方面大体有三个层次，一是基本需求（初次购买，遮风挡雨），二是改善性需求，三是投资性型需求，三种需求在不同社会群体表现不同，影响房价，总体而言使基本需求者不断遭受房价上升之痛；供给方面，政府、市场、房地产企业各自定位，相互作用，沿着涨价—制衡—再涨价—再制衡—再涨价的轨迹运行。在房价的具体构成中，由于土地的不可再生性，地价总体上是“刚性价格”；开发成本、税费等总体上应是“柔性价格”。现实中国房价中，上行和下行因素并存。上行因素包括：1）纸币制度下的货币贬值；2）人口不断增加产生的居住需求；3）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深化拉动房价（如城市的房价高于县城的房价）； 4）城镇居民改善住宅期望值不断上升；5）可用于开发的土地不断减少（土地的有限性同需求的相对无限性矛盾将长期存在）；6）刺激政策、金融业发展为购房提供的更多服务（有了资金供应，就满足了居住需求，就使“涨价→制衡【联系微信dadawk*01】
→再涨价”的规律出现）；7）投资性需求增长。下行因素包括：1）科技革命特别是新材料发明拉低住房建设成本；2）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后的需求降
低；3）阶段性的供大于求压制房价；4）开发商因资金周转等因素而相互竞争带来的暂时降价。总体结论是上行因素大于下行因素。因此从长远讲，房价势必上涨；从近期看，由于金融危机，也可能会出现一段僵持博弈时期。需要指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房价上涨有推动房地产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满足人们住房需求的因素，又有造成积压、影响经济发展、甚至给金融业带来不良资产、产生社会腐败的因素，关键是把握好“度”，理想的状态是缓慢的、可承受的微型上涨，关键靠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将相和”。这种“将”与“相”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对象上应有不同的定位。总体上市场为“将”，在前线从战术上相机应战；政府为“相”，在后方从战略上运筹帷幄。二者相互作用，最终目标为“和”。【联系*微信dadawk01】
三、是否存在房价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是发展经济学的一 个概念，指在工业化过程中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即将结束的状况。“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的关系或许是拐点出现成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前兆。不妨设想，假设我国的人口政策不变，城市化速度维持现有水平，那么在2030年左右，老龄化问题将愈加突出，购房需求就有可能会出现“拐点”。因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都为一个新家庭预备了房产（“可怜天下父母心”），其结果是基本刚性需求大幅降低，只有“改善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支撑房价。“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房价的“刘易斯拐点”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出现。
四、金融与房地产：剪不断理还乱。中国房地产与金融的联系十分紧密。房地产业不乏金融专家，金融业也颇多房地产专家。并且，中国的房地产业是最关心货币政策和金融动态的，原因是中国的社会融资结构间接融资比例极高， 银行贷款是实体经济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房地产更是如此。因此，才有了2005 年8月人民银行发布《房地产金融报告》后房地产巨擘的剧烈反应；才有了2008 年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抱团取暖”；才有了前一阶段对国土资源部“地价仅占房价15%-30%”的激烈争论。银根和地根是中国经济中一对很特殊的矛盾，两者（根本）分不开，又（过度）合不得，关键还是在于深化改革，在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把握好“度”。
五、银行：还能做点什么？除了2.35万亿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和3.86万亿的住房按揭贷款之外（截至09年6月30日），银行对房地产的发展显然还能做得更多。融资领域，因为银行体系是最大的筹融资平台，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将会有一个“银行版本”，还会有收益连接债券，现金流支持票据等问世；服务领域，结构化住房按揭产品、住房按揭证券化与其他消费金融服务一体化产品等，也将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在这方面，银行应秉承“积极” 与“谨慎”并重的原则，关键还是“度”。
六、未来怎么办：眼光投向海洋与太空。与地球有关的地产、房产问题几乎研究到了极限，迫使人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人类进步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始于18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创了机器动力时代，始于19世纪80 年代的第二次产业革命造就了电气时代，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带领人类走进了信息时代。尽管始于新千年的新能源时代是否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尚未可知，但事实是革命性突破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开发海洋与太空已不是梦想。1969年首次登月，1996年“火星全球勘测者” 成功入轨；1980年美国人丹尼斯宣布自己是月球和其他行星的领主，1993年佛罗里达浅海建造了“凡尔纳海底酒店”；还有“月球希尔顿”，还有宇宙土地， 人类探索的足迹未来必将遍布龙宫、月宫、天宫、外太空。或许将来的《财经》论坛讨论房地产时不是在地球上，更不仅仅是地球上的房地产，而是浩瀚海洋、广袤宇宙的“地产”、房产。想当年，吴承恩写《西游记》时人们不是曾经当作幻想去读吗？几百年后飞机的出现不是使幻想变成事实了吗？安知我们今天的幻想不是未来的事实呢？！
在“光大与上海”答谢仪式上的致辞
（2009）
上海，乃中国金融之中心； 上海，乃光大战略之重地；
上海，亦乃光大发端最早、功能最全的城市之一。
遥想二十馀载，光大沐改革开放之春风，饮黄浦江水之甘霖，披东方明珠之霞彩，赖上海各界之支持，在此携手并肩，执着前行，愈挫愈奋，始有今天。
这里，有无数患难中对光大施以援手的朋友； 这里，有众多甘苦中与光大相依为命的伴侣； 这里，有万千胜利中与光大共享欢乐的宾朋。今天，正值中华民族己丑孟冬、牛年岁尾；
今天，恰逢上海光大大厦新楼拔地、广厦落成。抑制不住对上海各界感激之心情，按捺不住新楼入住之喜悦，夹藏答谢各位客户之隐私，怀图光大再予腾飞之抱负，余几度思量，意欲寻求一种方式，以表谢意，以志薄情。
有君提议，披红挂绿，张灯结彩； 有君建言，置酒设席，大宴宾朋。
提议送达余之案头，建言传至余之耳畔，余斟酌再三，概以为不妥。不妥之处有三，一曰俗，二曰奢，三曰不达初衷之功效。余日前曾戏言：酒肉朋友， 吃完就走；利益朋友，今无昨有；精神朋友，天长地久！
又有君献策：倘若邀各界友人莅临新舍，配置光大在沪发展之图文，展示光大在沪前行之历程，宣传光大美好之前景，辅以余涂鸦之作品，表达光大感激之心情，不知以为然否？余以为此议别开生面，妥之亦有三一曰雅，二曰俭， 三曰可达神交之功效；唯惴惴不安者，乃自家翰墨，水准浅陋，寸心虽表，敬意不成，徒令众宾朋见笑耳！
余之作品，“上海八景”、“东方明珠”、“黄浦江”、“江南好”云云， 表达光大对这片沃土之热恋；“一曲阳关肠断尽”、“万水千山”云云，表达光大曲折之历程；“长征”、“不到长城非好汉”云云，表达光大坚忍不拔之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海上生明月”、“一枝花”云云，表达光大未来之前景；“小马大车”云云，则表达余之言微力薄，能力局限，端赖各位贤达之理解，仰仗众多宾朋之襄助。倘如斯，则光大幸甚，双宁幸甚！
在集团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暨表彰先进大会上的致辞
（2009）
尊敬的杨衍银常务副书记，同志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首先，我代表中国光大集团X委，向集团历届老领导、离退休老同志，向集团全体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60年来，在中国共产X的领导下，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在华夏大地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朽的盛世华章。
回顾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光大人始终与祖国同行，光大的事业始终与祖国的发展紧密相联。26年前，中国光大集团应运而生，成为致力于民族经济复兴的先行军之一。经过几代光大人的不懈努力和探索，今天的中国光大集团已发展成为经营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实业等业务，涵盖经济社会发展若干重要行业和领域的国有特大型企业集团。目前集团资产超万亿，年度利润过百亿，员工总数逾两万。
2007年8月，按照国务院指示精神，光大集团改革重组工作正式启动。经过两年来的努力，集团改革重组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光大银行实现了成立17年来的最好业绩，并结束了连续5年未能分红的历史。光大证券抓住市场机遇，于今年8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成为国内第二家通过IPO成功上市的证券公司。光大永明保险公司股权重组后将以中资保险公司身份迎来快速发展的新局面。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两个月来，公司经营管理机制建设和项目拓展都迈出了重要步伐。集团在港企业继续保持稳健发展的良好态势，两家上市公司光大控股、光大国际市值已分别超过300亿元和80亿元。其他实业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进一步增强。光大集团的进步和发展得益于X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得益于上级部门、社会各界以及老领导、老同志的热情扶持，得益于几代光大人的共同努力。
今天，我们在这里表彰先进，就是要树立榜样，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这些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体现出的奉献光大、开拓创新的精神，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相信，有广大干部员工的奋力拼搏，光大这艘“五月花号”
一定能够绕过暗礁、险滩，冲过浊浪、激流，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让我们不骄不躁，为迎接这一天而努力奋斗。
最后，预祝今天的演出成功，预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谢谢大家！
从哲学角度思考当前经济形势
（2009年7月27日）
“保增长”是当前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仅是因为GDP关乎经济总量，更关乎就业和市场信心。
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约可以带动100万人的就业；如果能够实现8％的增长，就可大体增加近1000万人的就业（当然，GDP带动就业的数量还与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有关，需要详细测算）。
由于外贸出口下降造成农民工返乡、新增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大等因素， 今年我国面临着历史上最大的就业压力，因此，当前要全力抓好“保增长”这个主要矛盾。
“调结构”是我国将长期面临的“基本矛盾”1978年－2008年，我国GDP总 量从3645亿元增加到30万亿元，年均增长9.89％，累计增长15.5倍。
在GDP财富积累的同时，也积累了各种结构性矛盾，并集中表现为“十大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 发展中的“三驾马车”不平衡（经济增长主要以出口和投资拉动，消费拉动不足），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平衡，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不平衡，发展总量与质量效益不平衡，当前发展与持续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物质文明的发展与精神文明、ZZ文明建设不平衡。
这十大不平衡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期面临的“基本矛盾”。如何解决这些“不平衡”，关乎我们国家的命运。
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虽有所缓解，但仍属于治标性质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国部分宏观经济指标止跌回稳，一些省份GDP回升，社会消费总量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我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同比增长7.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711亿元，同比增长15％；6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53.2％，是继2008年11月以来的连续第7个月回升；6月发电量同比上 升2.37％，扭转了连续8个月发电量负增长的局面；6月全国粗钢产量为4538.7 万吨，日均产量151.29万吨，为11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经济下滑的底部正在出现，预示未来将开始走向回升。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同比下降25.4％， 出口同比下降21.8％。6月CPI同比下降1.7％，PPI同比猛降7.8％，各类价格指数仍在进一步
探底。这说明当前的经济回暖只是初步的，是治标而非治本，是量变而非质变， 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
“主要矛盾”短期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由于“保增长”的“三驾马车”并不平衡，“保增长”这一“主要矛盾” 短期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第一、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我国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2001年为50.1％，2003年上升为63.70％，2005年-2007年则在40％左右波动，
2008年再次上升为45.1％，今年将会超过50％。而且投资主要来自政府拉动和银行信贷推动，尚未产生带动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的理想效果；由于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资金和信贷资金也不可能如此大规模的长期维持下去。
第二、外贸特别是出口受制于国际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2007年我国外贸 依存度（进出口/GDP）达到66％，对美国贸易依存度为21.5％。2008年即使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依存度仍达59％。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日本和欧盟，本次金融危机受打击最大的也是这些发达经济体。连续几个月外贸以两位数下降的事实说明，“三驾马车”中外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短期内很难见效。
第三、消费不足。我国长期属于低消费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这种状况并未根本改变。消费取决于收入增长速度、收入结构和历史习惯等因素。我国居民的平均和边际消费倾向偏低，2007年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70％和60％，而广义储蓄率却高达30-40％，为世界之最。这种收入偏低状况和长期养成的消费习惯，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变。
上述三点说明我国实现“科学的保增长”的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
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要把握好“度”，防止矛盾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世界上万事万物最关键取决于一个“度”字。在“保增长”的过程中，需
要把握好各项政策的“度”，既不能药量不足，也要防止“过犹不及”，防止矫枉过正，防止矛盾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出现不良资产、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产能过剩等新的问题。
2008年11月以来，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出现井喷式增长。今年1~6月， 各项贷款已增加7.37万亿元，半年时间已大幅超过年初确定的全年计划。因此， 要特别注意防止本轮危机后银行不良贷款的大幅上升。
第二、要防止出现通货膨胀。2008年底以来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到2009 年6月，M1期末余额为19.32万亿，同比增长24.79％；M2期末余额为56.89万亿， 同比增长达28.46％，连续5个月增速超过20％。因此，要采取措施防止通胀和滞胀。第三、要防止财政赤字进一步加大。
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1800亿元，2009年计划9500亿元，将是新中国成立60 年以来赤字最高的一年；目前，财政赤字存在进一步加大的风险，要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第四、要防止产能过剩。由于“保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中不可避 免的会出现“慌不择食”现象，因此，要防止造成新的产能过剩。
解决“主要矛盾”时要防止加剧“基本矛盾”
在解决我国当前“保增长”这一“主要矛盾”的同时，要特别注意防止加剧“基本矛盾”。当前必须高度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多管齐下确保“三农”稳定，政府投资和财政转移支付向中西部倾斜，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比重，扩大贸易融资和消费信贷提升内外需求，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信贷供给，规范地方政府行为避免盲目投资冲动，抓经济发展与抓社会ZZ软实力提升两手都要硬。
关于当前经济金融工作的几点看法
（2009）
对世界经济金融走势的预估
关于世界经济金融走势，曾有过“V”型、“L”型、“U”型等观点，而我 认为应当是“W”型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仍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2009年年初以来，美国又有94家银行
破产，今后可能还将有150家至200家银行破产，且没有足够的“健康”银行来收购。同时，美、欧、日等经济体政府债务高达30万亿美元，预计到2014 年这些经济体的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将超过114%，形成巨大的“债务泡沫”。如 果美国大量印制美元，将导致美元贬值，严重危害许多国家的利益和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同时，全球高达650万亿美元的衍生产品中究竟有多少损失现在还是未知数；再加上股市房市波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自然灾害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失业扩大影响消费需求等等因素，世界经济不可能在短期内一次性复苏，应该是一个“W”型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
“保增长”仍然是我国当前经济金融工作的主要矛盾
2009年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1％的增长，全年8％的增长目标似已无悬念。 但最后两个月，“保增长”仍然是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仅因为GDP关乎经济总量，更关乎就业和市场信心。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约可以带动100万人的就业；如果能够实现8%的增长，就可大体增加近1000万人的就业。我国当前“保增长”的成果还是量变而非质变。首先，我国上半年实现7.1％的增长主要是靠4万
亿财政拉动和7.3万亿信贷拉动，尚未产生社会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拉动效应；其次，上半年的增长主要是投资拉动，消费拉动效果显现“非一日之功”； 再次，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包括投资保护主义、货币保护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因为美国等国的政要主要是对选民和选票负责，以各种名义打保护主义牌经常作为他们实现ZZ意图的办法。这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出口为主的老路。
“调结构”是我国经济将长期面临的基本矛盾
由于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积累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因此在解决“保增长”的主要矛盾时要防止加剧“调结构”的基本矛盾。当前要特别注意的是，
第一，防止增加新的银行不良资产。2008年11月以来，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出现井喷式增长。
2009年1～6月又增加7.37万亿元，半年时间已大幅超过年初确定的全年计划，全年投放预计相当于去年全年实际投放和今年计划投放的2倍，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萝卜快了不洗泥”。因此，要特别注意防止本轮危机后银行不良贷款的“抬头”。第二，防止出现通货膨胀。2008年底以来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到2009年6月，M1期末余额为19.32万亿，同比增长24.79%；M2期末余额为56.89 万亿，同比增长达28.46%。照此下去，通胀的危险很大。第三，防止财政赤字规模膨胀。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1800亿元，2009年计划9500亿元，将是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赤字最高的一年，而且还存在进一步加大的风险。另外，地方财政隐性负担更重。第四，防止产能过剩。由于“保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慌不择食”现象，产能过剩的矛盾将更加突出。除此之外，还应注意股市房市波动、外汇储备进一步上升、热钱大量流动、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加以及资源、环境、安全生产等问题。
关键是掌握好政策的“度”，拿捏好财政与货币“两个政策”
我们很多问题不是方向的问题、政策的问题，而是执行中“度”的问题。当前仍然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什么叫“积极” 和“适度宽松”，知易行难。稍不到位，就难以“保增长”；稍一过头，就可能产生“新隐患”。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问题”在于财源来自何处（增发国债是由社会资金还是由银行购买？）以及投向何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问题”在于能否保持“匀速微增”。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方向”把握，应当是“量入”重于“为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把握，应当是“适度”重于“宽松”。
中国经济真正走向复苏需要“五次拉动”
去年开始的四万亿投入，是我们抗击金融危机的第一次拉动，为我们战胜金融危机树立了信心，奠定了基础。截至今年上半年7.37万亿的信贷投入，是我们抗击金融危机的第二次拉动。天量放贷虽利弊并存，但从保增长的角度看利大于弊，为第二季度GDP止跌回升作出了贡献。扶助中小企业是抗击金融危机需要的第三次拉动。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是中小企业，中国能否真正走出金融危机很关键的也是看中小企业。中国中小企业就业量占75％以上，GDP占60％以上，国家税收占50％以上。在中国的国情之下，发展的前提是稳定，稳
定的前提是就业，就业的前提也是发展中小企业。但是，从融资的角度看，受银行贷大（大户）、贷长（中长期贷款）等偏好影响，中小企业贷款难始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只有依据中国的国情对中小企业出台更多的扶持政策，才能形成抗击金融危机新的拉动力量。带动社会投资是抗击金融危机需要的第四次拉动。今年上半年，7.1％的GDP增长率中，投资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其中，国家投资同比增长41.4％，银行贷款同比增长44.6％，而 民间投资同比却下降1个百分点。我们的财政和信贷只有有效拉动社会资本，才能转化为抗击危机长久的、强劲的动力。扩大消费是抗击金融危机需要的第五次拉动，亦即最终拉动。受危机影响，已经出现财富缩水、股市波动、居民收入感受指数降低、消费意愿下降的现象；加之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不完善，这些都对消费构成刚性制约。而上半年经济增长中，出口贡献率为负41%，对GDP 增长的作用是负2.9个百分点。由于不可能立即解决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外需拉动已不现实。因此，实现扩大消费才是最终拉动，也才是真正战胜了金融危机。
应当把8%～9％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
我国经济增长不能低于8％，但也不能高于10％，否则将带来结构问题、后劲问题、未来危机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经济需要“缓口气”。当然这个“8%～ 9％”不是平均主义，后发地区可以快一些，先发地区应当慢一些。国家在主要依靠市场的同时，应当辅以政策调节的办法实现这一目标。这其中关键是“就业”可以考虑实行大规模的“农民工培训计划”，师资主要从大学毕业生中产生，既解决双重就业压力，又可提高国民素质。
从战略角度考虑金融领域中的十个问题
一是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前瞻性、科学性，执行的灵活性、差别性，与其他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配套性、互动性，既防通胀又防滞胀，既防通缩又防滞缩，既保持币值稳定又要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就业。二是完善监管体系，填补监管真空，既防监管不足，又防监管过度， 增强金融市场运行的有序性、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金融风险的可控性和金融监管的透明性。三是改善“二元金融”中的“薄弱单元”，特别是通过财政政策的拉动，建立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改善农村、中西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四是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转变金融增长方式，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与创新能力。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要坚持“实
事求是、稳步推进、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原则；转变金融增长的方式要坚持“统筹兼顾、集约经营、持续发展、质量第一”原则；提高金融创新能力要坚持“顺我所需、积极推进、规范运作、风险可控”原则。五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完善中坚持“结合国情、有效适用、区别对待（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机构）、逐步递进（处理好金融政策、规范性文件、规章、法规与法律之间的权威性与适用性关系）”原则。六是保持外汇储备和汇率水平的合理性：根据经验判断现实中国外汇储备人均600美元左右为宜；在坚持既定汇率改革方向与原则的同时，使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真正成为反映市场变动的浮动汇率制；注意外汇储备中美国国债比例偏高问题。建议今后对新增部分设置与汇率、物价等指标挂钩的“保值安排”。七是大体用20～30年的时间按照“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轨迹完善人民币的计价、支付、结算、储备和 国际货币功能，并提高人民币的管理水平，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八是积极推进金融外交，加大我国在世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使其与我国世界经济地位相适应。九是开发培养不同层次金融人才，要以培养境内人才为主，境外人才主要起技术专家顾问作用，境内人才起领导管理决策作用；尤其要培养主要领导人才。十是加强金融文化建设，金融工作中“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一切金融活动都要靠人去执行。
用新的理论指导经济金融工作
抗击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践将使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探寻出指导经济金融工作的新理论。这个新理论的内核，应该是阐述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辩证关系，即有无“同一性”与谁为“第一性”问题。“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同作用于经济社会生活中，二者是“同一”的；不能因出现金融危机否定市场经济，但也不能迷信市场经济；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但也不能简单等同起来。就根本、长远而言，“看不见的手”为“第一性”， “看得见的手”发挥辅助作用；在一些特殊场合，“看得见的手”有时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要坚持两只手一起抓，区别“一般和特殊”，视具体情况决定哪只手更硬。我们应当加强金融理论研究，用这一思路指导今后的长期实践。
关于金融衍生品的五级分类监管
（2009）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应该说都是金融衍生品惹的祸。有学者认为，以往银行不良资产一般是面向实体经济的贷款，因此不良资产数额再大也不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但这次的美欧银行有毒资产来源主要是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其金额可以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到2007年底，几种主要金融衍生品的规模已达到630万亿美元。尽管如此， 金融衍生品的内涵定义、外延划分、数量统计、风险分类等等，经济界的人们在这些问题的理解上总体还处于“必然王国”阶段。
过去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银行不良贷款，因此，业界发明了对信贷资产的分类监管。对以上过程，我可以说是一位历史见证人。几年前，我去南京参加全国农信社系统贷款五级分类培训班讲课并到苏州调研，途径苏州的司徒庙和香雪海。这个司徒庙，原是为纪念东汉的邓禹而建，后来人们在这一带遍植梅花，称为“香雪海”。传说清朝康熙皇帝来此游览时正赶上下雪，一时忘情， 便口占了一首梅花诗：“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十片廿片三十片， 飞入梅花都不见。”放眼梅的海洋，闻着梅的暗香，我不禁忆起1983年我在无锡梅园参观时所作的一首诗：“玉海银装几滴红，花飞雪落舞东风。问伊未饮如何醉？梅花自古总关情。”那时，我对梅花的认识还是属于感性的、浪漫的、形象思维式的，梅花美则美矣，却说不出多少道理。而这次在香雪海，主人则向我介绍说，梅花一共有41个种类，主要的有红梅、墨梅、白梅、绿梅等等。主人边介绍我边想，原来我心中浪漫象征的梅花，还可以进行这样理性的细分， 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脑海里不知怎的就出现一个闪念：对事物的分类越细致， 说明人类对事物的认识越深刻。对梅花如此，对贷款不亦如此吗？对贷款如此， 对金融衍生品不亦如此吗？因此，我认为经济界从现在开始就要探索对金融衍生品的分类监管。
我认为按照金融衍生品远离基础产品（真实交易）的程度，大体可将其分成五个类别：第一类是利率掉期、外汇掉期等有真实交易背景的衍生品。第二类是期权、期货等兼具套期保值和投机功能的基本衍生品。第三类是信用违约掉期、结构性产品等多种市场因子模型化后的高级衍生品。第四类是担保债务凭证（CDO）等资产证券化产品和有对冲性质的基金等缺乏真实交易背景、为交
易而交易的衍生品，特别是合成式、非现金交割的衍生品。这类金融衍生品名义交易金额可以无限大，杠杆效果十分明显。第五类是杠杆倍数畸高、赌博倾向明显的高危性衍生品，如这次令中信泰富损失惨重的累计期权合约，其风险超出现阶段的监管能力，一旦市场逆向变动，不仅会使单个机构陷入困境，而且会波及其他机构，形成系统性风险。
我认为，基本衍生产品是规则的、可计算的，而高危性衍生产品是不规则、不透明、难于计算的，主要靠所谓的“模型”说话。因此，必须对金融衍生品进行分类监管。初步考虑，对于第一类金融衍生品可视为“正常”类，监管部门通过数据统计和信息汇总，掌握情况即可；第二类可视为“关注”类，若在交易所交易，则用保证金制度和交易流程予以规范；若在场外交易，则需要监管部门通过统计报表汇总相关的表外科目，并且要求金融机构逐日盯市计算市场风险敞口；第三类可视为“高度关注”类，监管部门应要求金融机构能够对有关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进行合并管理，并分类报送数据，对不同目的的交易设置不同的账户，账户间应设置“防火墙”，定期向监管部门提交风险报告；第四类可视为“限制”类，监管部门必须采取例外监管方式，设置杠杆倍数的最高限值（阈限值），并把净值交割限定在合格投资者范围之内； 第五类可视为“禁止”类，现阶段除少量在实验室进行外，应明确禁止，待今后对这种衍生品有了更充分的认识，有了更有效的监管手段后，再考虑开禁。
以上是我对金融衍生品分类监管的一个大体设想、一个框架式构思，是否准确，是否行得通，但期“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便足矣。相信凭借人类的智慧，我们一定能在金融衍生品问题上，从必然王国走进自由王国。
毛泽东小道随想
（2009）
站在毛泽东的祖居地韶山冲东茅塘，面对赫赫有名的“滴水洞”，左边是蜿蜒起伏的龙头山，右边矗立着威武的虎歇坪。在这龙盘虎踞之间，有一条山间小道，穿过滴水洞，经过滑油潭，翻过云盘山，直达现在的棠佳阁，当年的毛泽东外婆家湘乡县大坪乡唐家坨。
从自然的角度看，这是一条极其普通的山间小道。它环山绕水，蜿蜒曲折， 草深林密，禽兽出没。
从人文的角度看，这又是一条极不普通的山间小道。它见证了少年毛泽东的抗争、求学和成长历程，亲眼目睹了一代伟人走出韶山，踏上革命大道，并因此而赋予了它特殊的历史蕴涵。
走出韶山冲的山间小道
1893年12月26日，文七妹生下毛泽东。毛泽东两岁多的时候，文七妹又怀上了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考虑到文家嫂妹众多可以帮助照料，文七妹便决定把毛泽东送到娘家寄养。于是，在2岁多的时候，毛泽东第一次在母亲的带领下， 走出韶山冲，踏上本文开头所说的那条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来到外婆家。
就这样，毛泽东寄居在四世同堂的外婆家。在这里，他一直住到8岁，常到八舅父文正莹开办的蒙馆“旁听”，能信口背诵课文，还能挥手写字。因为聪颖好学，毛泽东深得舅父舅母以及表兄弟们的欢心。
8岁那年，毛泽东又通过那条山间小道，被父亲接回韶山冲，开始读经书。这时，科举已经废除，新式学堂已经开设。西学东渐、赴东瀛求学已成时代风气。但在闭塞而贫穷的韶山，私塾仍是儿童们求学的唯一选择。从1902年到1906 年，毛泽东先后在韶山附近四个私塾上过学。1906年末到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白天同长工一起劳动，晚上帮父亲记账，仍坚持自学。1909年秋至1910 年夏，毛泽东同父亲抗争，坚决要求恢复学业，又在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复学。
在这几年的私塾读书生活中，毛泽东仍然多次走过那条山间小道到唐家坨。其缘由在于毛泽东酷爱阅读各种杂书。即使是在停学务农的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也仍然挤出时间读书。旧时私塾让儿童读四书五经，教师只点书，并不讲解，学生只是死记硬背，对于儿童的智力开发，知晓世态人事，是不起什么作
用的。有关鲁迅的文章说，鲁迅小时候不喜欢读经书，帮助开窍的是杂书。毛泽东也是如此。他很快把乡下能借到的书几乎读尽了，不得不设法到远方借书， 一山之隔的唐家坨于是就成了他常去借书的地方。不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雪， 为了求得新的知识，他每次为了借书，总是起早贪黑，来往于这条山间小道。在韶山纪念馆，我看到了他当年向唐家坨表兄文运昌归还《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11本书的一张条子。他常常在晚上读书，用被单遮住窗户，不让父亲看到灯光。书的诱惑力太大了。他之所以停止务农，坚决要复读，和读了清末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关系很大。此书使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ZZ、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毛泽东从这本书中开始知道一些发生在山外的当时中国的大事，感到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了，他自己也不愿再守着老样子不变了。
1910年，父亲决定将16岁的毛泽东送到湘潭城里一家米店当学徒，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反对，而以为是很有趣的。但后来毛泽东从表兄文运昌那里知道湘乡县的东山书院已改为新式的高级小学，于是立志进这所学堂读书。父亲当然不能同意，毛泽东又走过那条山间小道，请来了舅父以及几位韶山的老师说项。他们都极力怂恿这位聪颖而又有大志的少年进新式学堂读书。父亲这才同意毛泽东到东山小学读书。
这年早秋的一天，毛泽东挑着书箱、行李，随同表兄文运昌走过那条山间小道，来到唐家坨，并前往几十里外的东山小学。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经历： “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50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16岁。”这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他离开了那个束缚他身心的家庭和风气闭塞的韶山冲， 走向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他的激动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在东山小学，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他接触到了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毛泽东1936年曾对斯诺谈到这段读书生活：“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至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既然康有为、梁启超为少年毛泽东打开了眼界，东山学堂自然不能满足他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毛泽东极想去长沙，而学校的校长、老师见他年纪较大，
成绩又好，也都主张他去长沙考中学堂。正好学校的贺岚岗老师应聘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任教，愿意把他带去读书。于是，毛泽东从东山穿过那条山间小道，回到家里，并请来舅父以及以前的老师劝说父亲，得以成行。1911年早春， 毛泽东挑着行李走到湘潭城坐船到长沙，走出了对于他辉煌的一生有决定性的一步。
毛泽东究竟走过多少次那条山间小道，我们实在是考证不出来了。但我们知道，历史知道，这条蜿蜒于青山绿水之间，曲折于陡坡峭峰之上的山间小道， 确实是目睹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走出韶山冲，走向东山小学，继而走向长沙，踏入中国革命大潮的全过程。
山间小道随想
毛泽东走过的路，笔者差不多都走过了，就差这条山间小道。对于这条小道和上述这段历史，笔者在过去几次赴韶山参观时都有耳闻，并曾几次下决心翻越这条山间小道，体验一下伟人当年的经历。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成了笔者心中一桩总也抹不去的憾事。
时间推移到公元2006年正月初二，春节放假的日子，笔者怀着一种新奇、一种崇敬、一种期盼已久的心情，在当地友人的引领下，冒着蒙蒙细雨，迎着料峭寒风，迈向这条泥泞起伏的盘山小道。经过半天左右的跌跌撞撞、磕磕绊绊，我终于翻过了这条山间小道，来到唐家坨，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那一天，走在这条山间小道上，我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直走了一个小时左右，才看见小道旁的一户农家。友人介绍说，这是目前唯一居住在山里的人家，靠自己垦出的几块薄田生活，虽清净寂寞，却也有几分“桃花源中人”的味道。我顿时联想，毛泽东后来的诗句“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会不会多少受到这情景的影响？
那一天，走在这条山间小道上，头上是灰蒙蒙的天，脚下是泥泞的地，四周山高林密，草深苔滑，我生出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觉， 便又大胆联想，毛泽东后来的诗句“路隘林深苔滑”、“乌蒙磅礴走泥丸”等等，会不会也有这条山间小道的影子呢？
我们继续往前走着，山道越来越窄，坡度越来越大，细雨越来越密，道路越来越滑。笔者尽管手足并用，小心翼翼，还是摔了六七个跟头。笔者又不禁想，少年时代的小润之在这条山间小道上肯定更是一次次地摔倒，又一次次地爬起。这崎岖的山间小道可能是他人生的第一课，和他后来磨练坚忍不拔的毅
力和性格有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所以他后来才有“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气概。
在我们的喧嚣声中，山间小道的两旁不时有飞禽惊起。我心里盘算着，前面是否还有走兽潜伏？我想起了毛泽东小时候遭遇老虎的故事。据当地史料记载，毛泽东在韶山曾经三次遇虎，而陪同的朋友告诉我们，第一次就发生在这条“小道”上。他们绘声绘色地讲道，文七妹领着毛泽东走到山中间一个叫滑油潭的小潭旁，只见半山腰间，离他们母子20丈远的地方，蹲坐着一只硕大的老虎。老虎与文七妹母子对峙。文七妹领着毛泽东小心翼翼地绕到树后，对老虎侧面“观赏”，足足看了一个时辰。最后那老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乖乖地“撤退”。我不知道文七妹母子当时是否吓出一身冷汗，一百多年后， 我听到这个故事，仍然心里“咯噔”一下，产生一种“后怕”。我想，假如当时这只老虎站在“国民X反动派”的立场上（那时还没有成立“国民X”）， 对我们后来的伟大领袖下了毒手（应当是毒爪加毒口），中国革命的历史将怎么去写？虽说“人间正道是沧桑”，没有谁地球都会照样转，但应当说转动的“速度”还是不一样的。我又联想，毛泽东这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经历， 对他后来在革命道路上面对强大的对手，能够吟出“独有英雄驱虎豹”、“虎踞龙盘今胜昔”、“忽报人间曾伏虎”等大气磅礴的诗句，甚至连原子弹也被他视为“纸老虎”，是否会有某些启示作用呢？
我们继续盘山而上，大约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登上了山脊，但见眼前一览无余，豁然开朗。我们走累了，也走饿了，雨水中有汗水，劳累中有新奇，极目远望，群山叠峙，云雾缭绕。朋友指着前边的山告诉我们，这叫“云盘山”， 马上就要到唐家坨了。我们站在这里小憩，并顺便“一览众山小”。想当年， 毛泽东可能也是第一次在这里“一览众山小”吧？毛泽东那次的“一览众山小”， 会不会对他日后形成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吞六合的胆魄和发出“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呐喊，有某种关联呢？
我们沿着这条山间小道继续前行，最终来到了唐家坨村，找到了当年毛泽东走出这条山间小道后落脚的地方。
小道与大道
据陪同的朋友介绍，过去的这条山间小道，比现在更为荒芜，更为苍凉， 除生活在这里的樵夫农妇外，作为考证者，笔者有幸可能是第一人。
翻越了韶山的这条山间小道，笔者愈加兴奋，愈加激动，不由得同邵华同
志通了电话，讲述了这件事情，并提议将这条山间小道命名为“毛泽东小道”， 得到了她的首肯。
笔者之所以如此提议，是受到了“胡志明小道”、“邓小平小道”的启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知道有一条“胡志明小道”。1959年5月，胡志明
下令开辟了一条支援越南南方抗美作战的交通运输线，绕道老挝、柬埔寨境内， 把弹药、物资通过人背、肩扛、骡马拉、大象驮、自行车载（都是中国的“凤凰”和“永久”牌加重自行车），由越南北方运往南方。人们将这条运输线称为“胡志明小道”。1964年后，在中国的帮助下，“胡志明小道”被扩建成包括5条可通行卡车的主路、29条支路以及许多可通行自行车的小路组成的总长度近2万公里的交通网。从始建到1975年战争结束的16年中，有100万北越士兵和大量军事物资，通过“胡志明小道”，运往南越战场。正是“胡志明小道”上源源不断的中国物资的支援，帮助当时的北越最终取得了胜利，统一了越南。
今天，人们知道有一条“邓小平小道”。“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一切职务。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邓小平夫妇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改造”，居住在望城岗原南昌步兵学校的一幢二层小楼里。在这里，邓小平夫妇与工人们建立了感情，质朴的工人“阶级觉悟低”，也不懂什么是“X内第二号走资派”，为使邓小平夫妇每天少走点路， 工人们在厂区后面围墙上开了一个小门，缩短了工厂到他们住处的距离。从此， 邓小平夫妇天天从这里走过，天长日久竟然走出了一条一公里多的小道。今天， 人们把它叫做“邓小平小道”。就是在这条“小道”上，邓小平反思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的路，思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大道”。
从韶山冲到唐家坨的这条山间小道，见证了毛泽东少年时代抗争、求学， 走出韶山冲的这段历史，连接着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这条大道。那么，可不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小道”，就没有中国革命的大道，也就没有后来的“胡志明小道”和“邓小平小道”呢？
我认为，毛泽东小道至少有两点对毛泽东走上革命大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一是磨砺了毛泽东敢于反抗的性格。毛泽东自幼年起就显现出这种品质： 自我做主，敢想敢做，只要他认为是合理的东西，就必定不屈不挠，坚持到底。而且这种可贵的品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发展起来。在毛泽东的少年时代， 这种性格集中体现在反抗父亲的专制和刻薄上。父亲和大多数走上坡路的农民一样，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期望儿子将来成为同他一样生财有道
的精明人。但毛泽东没有走父亲安排的路，而是外出继续求学，这是他敢于反抗性格的最大胜利。这种性格的形成，或从环境或从书本或从其他方面产生。但不管从哪个方面讲，毛泽东小道的作用都不可低估。从环境来讲，少年毛泽东多次起早贪黑奔波在这条小道上，而这条小道，如前所述，是山路崎岖，人烟荒芜，还要经过几座丛林茂密、野兽出没的山岗，涉过几条水流湍急、碎石横陈的小溪，走起来相当不易，磨砺毛泽东的坚强意志是可想而知的。从书本方面来讲，毛泽东喜欢读《水浒》这类讲反抗的书和喜欢不受传统清规戒律束缚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而这些杂书，不少是通过这条小道从唐家坨借到的，这对他的性格乃至其他方面影响是深远的，毛泽东后来同斯诺讲：“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毛泽东在晚年谈到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这就是直接以孙悟空自况了。
二是成为毛泽东通往革命大道的桥梁。韶山冲是一个闭塞的山村，毛泽东到东山小学读书时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死了两年了，西学东渐的新思潮冲击力似乎也很薄弱。如果不走出韶山冲，富有造反精神的毛泽东，大概最多成为一个山大王，而不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幸运的是有这条小道，联通了韶山冲与外部世界，让毛泽东知道了很多外部世界的重要信息，对毛泽东人生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如果不是通过这条小道从表兄那里得知东山高等小学，毛泽东就很有可能按照父亲的安排成为一位米店学徒了。更重要的是， 勤于思考的毛泽东从唐家坨借到不少有关新思潮的书籍。而这些书是一个窗口， 使毛泽东的眼界不再局限于韶山冲，而开始投向当时的湖南、中国乃至世界； 这些书也使得毛泽东更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唤醒了毛泽东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使得他下决心走出韶山冲，终于走上了向往知识、向往革命的道路。其中有几本书尤为重要，毛泽东几十年后甚至到晚年都还提到过。前面说到的《盛世危言》是其中一本。与读《盛世危言》差不多的时候，他还借读到一本小册子《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介绍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 以及越南、缅甸主权丧失的情景。毛泽东后来回忆：“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可以说，这两本书唤起了毛泽东的爱国精神和“一定的ZZ觉悟”， 以至于毛泽东二十多年后还能向斯诺讲述这两本书的概要。《新民丛报》也许是对少年毛泽东影响最大、印象最深的书。在韶山纪念馆，我曾看到一本当年
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其中刊载了梁启超《新民说》的第六节“论国家思想”，文中解说了“国家”与“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毛泽东在旁边批了一段话，发挥了梁启超的思想，其大意是说：只有立宪国家，宪法由人民制定的国家，才是具有合法性的。数千年的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只不过是“盗窃得国”，都是不具备合法性的。一个十六七岁的乡村少年，写下这段话，尽管总体没有超出梁启超原文的范围，也是难能可贵的。由此可见，毛泽东那时已经在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后来他投身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斗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原来，“小道”和“大道”，“大道”和“小道”，就是这样的紧相连， 割不断，理还乱。
我记住了，毛泽东小道；相信人们也将记住，毛泽东小道。
越读书越觉无知
（2009）
我的本职工作与“铜臭”为伍，与“孔方”长伴，读书很有限。但可以自慰的是，从小学到现在，四十八九年时间，我没有停止过读书。
个人体会，我读书至今基本经历了三个过程：被动需要的过程——工作需要、产生兴趣的过程——逐渐喜爱、主动需要的过程——无书不能生活。如实地讲，这三个阶段目前在我身上还有交替，但基本上已经过渡到第二、三个过程。
总结起来，我读的书总体上有五大类。一是每天必读报、必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最早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栏目，后来转为“新闻联播”，现在则偏重晚间新闻及网络新闻。这个习惯我几十年从未中断，偶尔间断第二天也要补上， 否则就有“丢东西”的感觉，非得找回来不可。之所以把这一点放在首位，一是时间久频率高，二是我确实是以一种等同于读书摄取知识营养的心态在做这件事。
第二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方面著述。对于这些著作，我并不是为了看才去看，所以，具体阅读数量没有专门统计，只是大概记得《资本论》通读过两遍，《矛盾论》读过数遍，其他著作会时常翻阅。
第三则是与我的工作有关的专业方面的书籍，如经济金融等专业书籍，包括亚当·斯密、庞巴维克、凯恩斯、弗里德曼等名家名作。
四是文史哲。我在文学方面，涉猎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如中国的古今名著、诗词曲赋，以及这些年的“陕军东征”、唐浩明、二月河系列等等；外国作家包括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歌德、司汤达、大小仲马、泰戈尔等等。在历史方面，则主要包括二十八史（清前的二十四史加清史、北洋史、民国史、中共X史）、世界史、中外哲学史、中外文学史、历史人物传记等等。思想哲学方面包括卢梭、培根、黑格尔、康德、尼采、萨特、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奈斯比特、托夫勒等等。但老实说，这些人的书大多是过去读的。
最后，我还会浏览一些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杂书和文章。
坦白地说，没有书我不能生存。苏东坡讲，“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对我而言，此“竹”应当当作“书”解。
虽然也算看过一些书，但我在读书方面也有不足，那就是我看过的书中， 社会科学多，自然科学少；中国书多，外国书少；过去的书多，当代的书少。在这一点上，有一句话我的体会最深：
“已知的半径越长，未知的圆周越大”，越读书越感觉自己无知。
因为很多书对我影响都很大，所以我很难回答出对我影响最大的三本书。如果一定要说，我只能硬着头皮按时间顺序列出《道德经》、《忏悔录》和《矛盾论》三本。老子《道德经》的核心是讲辩证法，讲道法自然，物极必反，告诉人们无为无不为；卢梭的《忏悔录》在我看来其可贵之处在于教人真诚；毛泽东的《矛盾论》则把辩证法讲活了，在指导工作，处理矛盾时，受益无穷。
我认为除基础理论与专业书外，一个人应当多读点文史哲。文学即是人学，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反映的是人对社会的直接感受；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 是对社会真实的全面描述；哲学则可以让自己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读书为什么？我体会读书要处理好六个关系，这样不单对读书大有裨益， 对运用读书学来的知识也颇有帮助。
一是知与行的关系。我给北大清华讲书法，讲到“书外功夫”，有同学就同我何为“书外功夫”？我的回答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拓万丈酶厂读书解惑要与行结合起来，才能读懂。老实说， 为了读X史，几十年来，长征一、二、四方面军走二的路，我基本都走过，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走三的路，我基本都走辽，李臼、杜甫、苏东坡走辽的路，我基本也都走辽。
二是薄与厚的关系。书要越读越薄，不能越读越厚。复杂话要学会用简单 话去说，外国话要学会用中国话去说。把简单同题说简单是初级水平，把复杂同题说复杂是中级水平，把复杂同题说简单是高级水平，把简单同题说复杂则是及有水平。
三是精与西的关系。精力所限，不能什么书都精读。大噩的书是可以通读 的，有的书甚至可以看简本，更甚至听讲座、看光盘。但有的书一定要精读， 比如哲学。哲学是地基，其衪专业书是楼房。当然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但更不能只盖楼房不打地基。
四是读与思的关系。读书要用心， 否则“尽信书不如无书”。钱钟书也说辽：“不识字的人受人骗，识字的人受书骗。”所以读书要思考。比如我对
毛主席的认识，辽去是盲目崇拜，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曾有辽怀疑动摇。后来我读了大噩关于毛主席的书，有正面的，也有不太正面甚至攻击性的。读后我用自己的大脑去巴考，全面历史地去评价，才理性坦认识到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但性不是一般的人，是大巴想家、大ZZ家、大军事家、大诗人、大艺木家。至比，我对毛主席的认识定位在理性崇敬。
五是学与用的关系。学习是为了应用。读专业书有专业的用免，读文吏哲 有时灯拒导工作也有用，甚至更有用。特别是单位、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其主要职责是把捏方宜、用好人才、处理矛盾，读点文吏哲，可以更好地工作。
六是书与友的关系。读书本身就是交友，还可以净化交友的图子。正所谓 “不用开门，明月自饮来做客，无须会友，古人多少是同心。
提升中国金融“软实力”问题
（2009）
转变金融增长方式关键在于提升金融“软实力”
“金融实力”包括金融“硬实力”和金融“软实力”。金融“硬实力”主要包括金融资产规模、经济金融化程度、经济货币化程度、股票市值、资本实力、金融机构数量，金融从业人数、外汇储备、金融市场交易量、金融业增加值等等。金融“软实力”主要包括金融创新水平、金融市场体系发育程度、金融企业治理机制、金融社会环境、金融监管能力、金融开放度金融人才配置、金融文化、金融理论建设、金融国际环境等等。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是金融强国的标志。中国转变金融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变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为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
中国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迅速
金融资产规模。截止2007年底，中国金融资产规模达到83.8万亿元人民币， 比1978年的1151亿元人民币增长了七百多倍。2007年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中国有31家银行名列其中。
经济金融化程度。一般用广义货币(M2)以及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表示。1978年，中国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大约是30%，到2007年底已超过300%。
经济货币化程度。中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1978年为16%，而这一指标在1993年和2008年分别达到100%、158%，均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
股票市值。中国股票市场从无到有，2008年底沪深两地股票市场市值为12 万亿元。上海股票交易所股栗市值位居全球第六、亚太第二。
资本实力。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改变了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局面。2008年底， 资本充足率达标银行共计175家，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85%。
金融机构数量。2007年底，全国城镇金融机构51645个，是1978年的十倍多， 其中银行业40815个，证券业1019个，保险业8574个。
金融从业人数。我国金融从业人数已从1978年的76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389 万人，是1978年的5倍。
外汇储备。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只有力”平面迅速扩张相比，以素质指标
为主的16亿美元，到2008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95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 一位。
市场规模。中国已经形成较完备的金融市场架构。截止2008年底，共发行股票1.88万亿股，投资者账户l.2亿户，托管债券总额15万亿元，外汇市场、黄 金市场、期货市场交易发展迅速。
金融业增加值。2007年金融业创造增加值I.I万亿元，是1978年的162倍， 年均增长19.2%。中国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缓慢同以数字指标为主的中国金融“硬实中国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相对缓慢。
一是金融创新大体处于初步阶段，适应不了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 主要表现为金融创新层次较低，技术含量不高，吸纳型和模仿型创新较多，自主式创新较少，创新机制薄弱，创新人才不足。
二是金融市场深度不够、产品单一、价格形成机制不到位，市场国际化程 度不足，规范性、透明性、有序性、有效性有待提高，金融市场之间处于“拼盘”状况，缺乏有机联系（例如债券市场仍分割为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债券融资发展缓慢、A股市场和B股市场处于分离状态等等）。
三是金融企业治理机制还不完善，“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任务尚未 完成，管理理念、方法和水平还不够先进，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总体处于起步阶段，激励约束机制尚不成熟，从源头上管理风险的方法和效率还不够高。
四是包括法律环境、社会信用环境等金融发展环境还有待改善。有些亟需 的法律法规尚未建立，法律法规之间还存在抵触和矛盾，现有的法律法规没有充分体现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有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法律法规的执行有待加强。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特别是企业信用意识仍然淡漠、社会信用风险评价体系不够健全、国家信用建设管理体系滞后，金融业的发展面临社会环境风险。
五是金融监管需要不断加强。目前一方面金融业务是“活跃因素”，金融监管处于被动跟进状态，不可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另一方面为了防范风险，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监管过度现象。另外，金融创新和全面风险管理还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金融监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需要理顺，监管“度”的把握能力需要提高。
六是金融开放程度不高。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如何适应金融全球化的要求、 市场主体如何提高国际化程度、国内金融机构如何走出去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等
等，这一系列国际金融战略问题都需要深入的研究、探索和推进。
七是金融人才配置不平衡，特别是高级金融人才缺乏。中国既需要专业型 人才，也需要综合型人才，既需要吸引境外优秀高端专业人才，更需要境内人才，而且要以境内人才为主。境外人才主要起技术专家顾问作用，境内人才起领导管理决策作用。金融机构主要领导不仅要懂金融，也要懂ZZ、懂经济， 成为掌控方向、驾驭全局、熟悉业务、处理矛盾、善于用人的复合型人才。
八是金融文化建设滞后。金融活动的主体是人，人是由思想支配的。中国社会目前存在行为失范、道德滑坡问题，不可避免对金融业产生负面影响。如何从体制、法制和德治上三管齐下，形成健康向上的金融文化任重道远。
九是金融理论建设亟待加强。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理论成果虽然丰硕，但总体上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体系。面对日益丰富活跃的金融实践，金融理论的提炼不足，外来理论引进有余，与中国实际结合不足。
十是金融国际环境有待改善。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仍是欧美主导，亚洲金融事务日本影响较大。一些于我不利的惯例和规则仍未改变，中国金融话语权不高，金融外交战略需要借“机”提升。
中国金融“硬实力”的发展为“软实力”的提升奠定了物质基础事物运动具有不平衡性，金融“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增长也不可能齐头并进。金融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初期主要表现为金融规模和数量等“硬实力”的增长， 而后逐步表现为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市场机制的健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软实力”的提升。它们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助推，螺旋上升的关系。因此，中国金融“硬实力”的发展为“软实力”的提升奠定了物质基础。
国际金融危机为提升中国金融“软实力”提供了历史机遇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机构直接损失不大，并不是由于我们的水平很高，而是由于我们的国际参与程度较低。必须看到，金融国际化趋势不可阻挡，此次侥幸过关并不意味着未来不遇险阻。以目前我国的金融“软实力”状况，如果已经深度参与的话，是难以应付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每个有责任的中国人部应对此进行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正是中国提升金融“软实力”的机遇：提升对“软实力”认识的机遇，提升对“软实力”推进的机遇，对手的失败也给我们提供了“让位”机遇。努力实现中国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明确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就是建立可持续的、具有综合竞争力的金融发
展模式，实现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历史性转变。按照这个目标设计中国金融“软实力”的指标体系，可以考虑包括三大部分：一是由体制效率、市场深度、创新能力等构成的竟争力指标，二是由法制健全度、社会诚信度等构成的金融环境指标，三是由文化力指数、理论创新指数、人才结构指数等构成的人文指标。各类指标及其权重设置还需要深人研究，非本文所能涵盖。将“软实力”纳入行业监管和社会评价范圈。现有中国金融监管和评价体系多由“硬实力”构成，不能反映金融“软实力”状况。有时恰恰是那些“硬实力” 较强（例如资本充足率很高）的金融机构在危机中倒下，问题就出在它的文化、机制、理念等“软实力”方面。因此，有必要把“软实力”纳入行业监管和社会评价范围。坚持中外结合、循序渐进.实现中国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金融“软实力”建设是一项综合性、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社会系统工程， 它的实现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在中国金融“软实力”提升过程中， 要坚持中国国情并努力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为我所用：在提升方式上，要坚持以实助虚、以虚带实、虚实结合的原则，不能脱离金融“硬实力” 的进步来建设“软实力”，在具体把握上，要坚持既大力推动又循序渐进的原则，把大战略化为若干小目标，分阶段扎实推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国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和金融增长方式的全面转变，为建设“金融强国” 莫定基础。
我亲历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二三事
（2009）
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的第一步
如今，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中，抵押贷款是一种常规性业务。但是，这种标志着我国金融改革中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的常规性业务的出现，却经历了相当大的波折。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促进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经营，我国于1980年开始对这些银行实行经济核算。1983年，银行系统开始实行“全额利润留成制度”，把各项指标考核与利润留成挂钩。当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从1985年1月开始，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6年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国家专业银行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货币信贷管理办法。这个办法的核心是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往来，不再是供给制下的分配关系，而是真正的借贷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工、农、中、建开始探索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的途径。
在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中国，抵押贷款这种现在看来天经地义的贷款方式当初却不被人所接受。
那时候企业都是公有制，银行贷款被视为“第二财政”。我当时任建行沈阳分行常务副行长。每当银行找企业催还贷款的时候，企业领导的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都是国家的钱，不过是左手换右手，要什么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就这样，我们开始探索新中国金融史上从未发放过的“抵押贷款”。 1986年8月，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实践，建行沈阳分行颁布了《关于
对投资性放款试行抵押的若干暂行规定》。主要内容包括抵押放款的适用范围、抵押品以及各种程序等。
《规定》颁布后不久，建行沈阳分行即为沈阳公共汽车二场发放了10万元技术改造贷款，抵押品是两套房子。这笔抵押贷款虽然在手续上不是很完善， 但毕竟向抵押贷款迈出了第一步。完成了第一笔抵押贷款，在对整个程序更进一步完善后，建行沈阳分行又同沈阳乙炔汽瓶厂达成了对该厂技术改造贷款实行抵押的协议。乙炔汽瓶厂根据国家计划的安排进行技术改造，建行沈阳分行
提供技术改造资金50万元。经公证部门公证，该厂用集体购买的国库券16000元、职工个人购买的国库券1万元和黄海牌客车一辆、钢板200吨作为抵押品向建行沈阳分行申请贷款。根据该厂信誉和资金投向，双方商定商品抵押率为71.2%， 并规定上述财产在抵押期间所有权归建行沈阳分行；国库券交建行沈阳分行保管；客车仍由厂方使用，但贷款不能到期偿还则由建行沈阳分行处理；因钢板要参与生产周转，需按月向建行沈阳分行报送库存额。
抵押贷款推出后，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等许多媒体进行了充分的报道。
今天我们可以说，抵押贷款的推出是中国的银行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转型迈出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在当时确实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四步曲”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的银行业经受住了考验，这主要得益于国有银行的改革。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三年铺垫、三年论证、三年操作、三年巩固。
三年铺垫是指1998年至2000年国家连续推出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2700亿元资本金、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000多亿元不良资产等政策。三年论证是指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前后，从2001年到2003年对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方案的论证。三年操作是指2003年以后工、中、建、交等国有商业银行完成股改和上市。三年巩固是指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后的发展巩固。
国有商业银行10年多最关键的四个改革历程中，前两个阶段我任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一司司长，这个司当时负责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邮政储蓄的监管。我亲自参与了国家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2700 亿元资本金、剥离14000多亿元不良资产、债转股、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等重大事件的具体操作。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为进一步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国务院成立了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专题小组，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任组长，我任办公室主任，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模式、方法和步骤等进行了大量论证。
2003年以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启动，那时我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 参与了其中的决策和具体指挥。2007年6月，我调任光大集团董事长，开始接受光大集团的改革重组任务。
至于当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思路，决策时曾有几种考虑：一是先易后难
的考虑。在改革论证阶段，开始曾设想横向推进，同时起步，但决策难度非常之大。后由横向推进改为纵向推进，一行一策，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中行、建行率先试点。这种先易后难的策略使国有银行的改革得以启动；二是组合操作的考虑。按最初改革设想，消化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主要依靠财政资源。由于“财源问题”，改革一直难以推进。后来，考虑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启动改革，既可以减轻财政压力，又可综合发挥外汇储备作用，提高外汇储备利用效率。实践证明，这种组合操作的考虑起到了“一石两鸟”的效果；三是标本兼治的考虑。在设计改革方案时，财务重组属于治标，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才是治本的改革；四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考虑。这是整个改革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
如今回顾上述过程，我觉得如果用几个字对新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进程进行概括性评价的话，那就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
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具体设计者到参与决策者再到具体实践者不同身份的变化中，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在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但只要方向对头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
学好哲学受益无究
（2009）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X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X的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国内的、国际的，历史的、现实的、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等等。特别在当前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要学现代金融知识，要学宏观经济理论， 要学法律、学科技。但对于X的高级领导干部来说，首先还是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每天面对大量错综复杂的矛盾，学好哲学受益无穷。哲学好比地基，专业好比楼房。我们当然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更不能只盖楼房不打地基。那样楼房迟早要倒塌。毛主席当年提倡领导干部学哲学， 徐寅生用哲学指导打乒乓球夺得世界冠军，李瑞环用哲学指导解决建设人民大会堂的难题。可以说最没用的是哲学，最有用的也是哲学，哲学不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但哲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所有问题。当然后来由于极？百思潮影响， 走向极端，把哲学简单解释成“斗争哲学”，学哲学的同时忽视了学专业，这是应当吸取的教训。但不管怎么说，毛主席号召学哲学对全X树立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大有益处。
我最近在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如何判断当前的经济金融走势问题。对世界经济金融走势，曾有过“V” 型“L”型、“U”型、“W”型等观点，这实际不是几个字母形状问题，而是反映了是用静止还是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是把事物的变化看成突变还是渐变的过程的问题。目前，世界经济出现好转势头，这个“好转”主要是政府推动和投资拉动，国际金融市场仍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今年初以来，美国又有94家银行破产，今后可能还将有150家至200家银行破产，且没有足够的“健康” 银行来收购。同时，美足欠曰等经济体政府债务高达30万亿美元，预计到2014 年其政府债务占GDP将超过11096，形成巨大的飞责务泡沫勹同时，全球高达650 万亿美元的衍生产品中究竟有多少损失现在也是未知数，再加上股市房市波动，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自然灾害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失业扩大影响消费需求等原因，世界经济的复苏不可能一次完成，应该是一个HWH型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所以这个问题不仅是经济领域里的新课题，也是哲学领域的新课题。
问题。保增长是主要矛盾，调结构是基本矛盾。当前保增长这一主要矛盾不能放松，调结构这一基本矛盾更加凸显甚至可能转化为主要矛盾以至出现“双重主要矛盾”。这又不仅是经济领域的新课题，同样也是哲学领域的新课题。
三是如果出现“双重主要矛盾”将带来政策的两难选择，收则可能难以保增长，放则可能出现新隐患（如不良贷款、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产能过剩等）， 所以我提出一个信贷“匀速微增”的概念。“匀速微增“其实就是如何把握好“度二这也不仅是经济领域的新课题，又是哲学领域的新课题。
四是经济复苏的质量互变问题。去年开始的四万亿投入，是我们抗击金融危机的第一次拉动，为我们战胜金融危机树立了信心，奠定了基础。截至今年上半年，7.37万亿的信贷投入，是我们抗击金融危机的第二次拉动。天量放贷虽利弊并存，但从保增长的角度看利大千弊，为二季度GDP止跌回升做出了贡献
（问题是贷款发放起落过大）。扶助中小企业是抗击金融危机需要的第三次拉动。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是中小企业。中国能否真正走出危机很关键的也是看中小企业。但是，从融资的角度看.受银行贷大（大户）、贷长（中长期贷款）等偏好影响，中小企业贷款难始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只有依据中国的国情对中小企业出台更多的扶持政策，才能形成抗击金融危机新的拉动力量， 带动社会投资是抗击金融危机需要的第四次拉动。今年上半年.7.1%GDP增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其中，国家投资同比增长41.4%，银行贷款同比增长44.6% 而民间投资同比却下降1个百分点。我们的财政和信贷只有有效带动社会资本. 才能转化为抗击危机的长久动力。扩大消费是抗击金融危机需要的第五次拉动， 亦即最终拉动，受危机影响，已经出现财富缩水，股市波动，居民收入感受指数降低，消费意愿下降的现象。加之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不完善，这些都对消费构成刚性制约。而上半年经济增长中，出口贡献率为负41%对GDP增长的作用是负2.9个百分点。加上不可能解决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外需拉动已不现实。因此，实现扩大消费才是最终拉动，也才是真正战胜了金融危机。那么这五次拉动当然也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新课题，同样也是从量变到质变这样一个哲学领域的新课题。总之，抗击金融危机中的问题都可以从哲学中找到答案。哲学教会我们认识问题的方法，给我们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因此，建设学习型政X首先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
以学习实践活动为动力推动金融企业科学发展
（2009）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光大集团参加了第一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们这次学习实践活动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光大集团自身正处在改革重组的关键时期，肩负着中央赋予建设金融控股集团的历史重任的背景下进行的。集团X委感到，作为一个以金融业务为主体的特大型国有企业，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应对困难、化解矛盾、推动工作。因此，活动一开始，集团X委就明确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作为推动集团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突出实践特色，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做好“三个结合”
把学习实践活动与贯彻落实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结合起 来。集团及所属的每个企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总体部署上来，按X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要求，把自身工作摆在全局的高度去把握，认真研究企业科学发展的问题，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真正把企业的发展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为全局的稳定发展作贡献。把学习实践活动与光大集团的改革发展结合起来。光大集团正在按照中央
的要求，推进改革重组，骤然变化的国际金融形势加大了改革重组工作的难度， 光大银行、光大证券改革上市进程受到了影响；当前和下一步光大银行的流动性、资产质量是否会发生变化，我们不敢掉以轻心；在上市受阻的情况下，如何补充资本金成为新的课题；对光大银行、光大证券这些金融企业的利润也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集团其他企业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波及。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观察问题，处理矛盾，争取主动。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把握和处理好形势变化与积极创造条件的关系，客观困难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正确应对当前局面， 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把学习实践活动与落实中央巡视组检查意见的整改工作结合起来。按照统一部署，中央巡视组对光大集团进行了为期五个多月的巡视检查。巡视结束后，中央巡视组提出了意见建议，重点指出了集团及所属企业在改革发展，内部管理和案件查处，干部任用和薪酬三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这些问题是我们在学习实践活动中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为此， 集团X委在学习实践活动中，认真对照落实整改。按照中央巡视组的要求，集团及所属企业及时研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分解任务到各部门，明确
责任到相关人，抓紧抓好落实；具备整改条件的立即进行整改，暂不具备整改条件的从本企业的实际出发提出整改工作计划，企业自身不具备整改条件的争取条件积极推进整改。整个集团在规定的期限内基本完成了整改任务。
二、理论联系实际，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既要全面理解，又要根据不同单位、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突出重点抓好落实。结合光大集团实际，我们认为还有许多与科学发展观不符合、不适应的问题。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我们重点抓发展的科学性，在科学的基础上求发展。经过改革重组，使光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和剥备覆盖率均达到了全国良好银行的水平，资产总量也不断增加，纵比实现了成立以来最好的经营业绩，横比在全国由排尾升到排中。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 进一步明确了集团改革发展的方向；坚持统筹兼顾，进一步明确了集团改革发展的整体思路；坚持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明确了破解改革发展难题的主要措施。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市场的重大变化，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观察问题， 处理矛盾。认真清理与金融危机相关联的资产和业务，制定相应保全措施，避免了受到大的损失；保持冷静头脑，积极创造条件，完善自己，趋利避害，寻找代理业务、资产管理等方面的一些新机遇；加强内部管理，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水平，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没有发生大的损失；全面梳理业务流程，理顺业务关系，在完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在改革发展中逐步形成具有光大集团自身特点的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关键是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学习实践活动中，我们重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论述，进一步认识到“高涨、危机、萧条、复苏”，是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要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防范危机。我们结合学习《矛盾论》等著作，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和解决矛盾方法的认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在改革重组中从抓主要矛盾入手，一手抓改革重组，从根本上解决集团的问题， 为实现科学发展奠定基础；一手抓重点企业特别是光大银行的改革发展，带动集团整体的好转。
三、理清工作思路，开创企业改革发展新局面
在学习实践活动中，我们深刻分析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形成和完善了集团改革发展的基本思路。确定了抓主要矛盾、抓历史机遇、抓重点企业、抓内部
管理，以此带动集团整体向前发展的“四抓一带”的工作思路；提出打造改革工程、管理工程、创新工程、人心工程和人才工程等“五项工程”的思路；在完成光大银行重组方案出台、注资到位“两大战役”的基础上，积极把握和创造有利机遇，提出了打好公开上市“第三战役”的思路；提出了统筹协调金融企业、实业企业、光大集团和在港企业“四大战场”各项工作的思路；提出在改革重组过程中着力处理好宏观形势与微观工作、肯定成绩与查找问题、发展战略与具体战术、改革的坚定性和操作的艺术性、加强管理与提高效益、安全与发展、传统业务与金融创新、领导与服务、制度与执行、物质利益与精神动力等“十大关系”的思路；根据集团在港企业的实际情况，研究提出在港企业改革的工作思路；提出了完善光大银行十年发展规划的思路；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提出了“冷静观察，发展自己，保持主动，积极应对”的思路；提出了做好企业发展“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而宏观形势、社会条件是土壤”的五位一体全面抓的思路；按照“变过去的行政管理型机构为建立以股权管理为手段、以资本运营为载体、以提升竞争力为核心的经营管理型机构”的定位，提出抓紧组建光大金融控股集团的具体工作思路。在此基础上，调整充实了领导班子，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为改革重组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进一步完善了选人用人机制，通过公推方式选拔优秀人才， 仅光大银行今年就确定行级后备干部7名，中层正职后备干部27名，副职后备干部103名。通过积极实践、扎实工作，光大集团的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集团2008年实现净利润73.6亿元，比上一年增加46%；荣获2008年全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十佳商业银行和中国最佳服务管理奖及金牌创新银行等称号。
中国的机遇与选择
（2009）
历史经常赐予人类以机遇，历史经常见证有的人能够果断抓住机遇，历史也经常见证有的人与机遇痛失交臂。这就是历史。
历史的经验
前些年一部热播的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介绍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的经历。这九个国家既有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也有巴掌大的蕞尔小国，却于500年间在综合国力上交替成为世界性大国，值得深思。这九个国家的共同点是：无不以国家强盛为目标；无不以改革体制为前提；无不以对外开放为先导；无不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无不以国民教育为基础；无不以精神文化为支撑；无不以精英人物为骨干（如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科学家牛顿，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凯恩斯，探险家哥伦布、达？伽马，文学家莎士比亚、雨果，ZZ家俾斯麦、大久保利通，企业家涩泽荣一等）；无不以有为领袖为表率（彼得大帝的“下士”经历，华盛顿拒当国王，伊莎贝拉资助哥伦布航海， 叶卡捷琳娜学习俄语，威廉二世出资兴教，伊丽莎白一世的终身不嫁，罗斯福的厉行新政，戴高乐的发起自由法国抵抗运动，列宁的推行新经济政策等等）。这九个国家的不同点是：政体上既有君主立宪，也有共和制；经济体制上既有自由市场经济，也有计划经济；对外开放上既有基本照搬他人（如彼得一世） 也有立足自身；推行手段上既有温和妥协方式也有强硬方式；对外扩张上既有武力扩张为主也有经济扩张为主（又同时表现为文化扩张）；国家统一上既有经济手段为主的统一（如德意志的取消关税）也有武力手段为主的统一（如美国的南北战争）。这九个国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记住的名言，如记者评价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时所讲的“跪下的是德国总理，站起来的是德意志精神”；如罗斯福所讲的“唯一的恐惧是恐惧本身”；如俾斯麦所讲的“没有不变的原则，没有任何国家不可以结盟，也没有任何国家不会成为敌人”；如威廉二世所讲的“靠精神的力量弥补身体的缺陷”；如涩泽荣一所讲的“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如邱吉尔所讲的“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不能失去一个莎士比亚”。这九个国家的成功经验是：抓住历史机遇，立足本国国情，学习他人之长，培育人才为本，精神物质并举，坚持变革创新，政策刚柔
有度。总之，上述九国之所以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就是：抓住机遇！
历史也从来不缺少与机遇失之交臂的例证。上述九国中，如葡萄牙、西班牙的昙花一现，来去匆匆；如彼得一世、路易十四的一味恃强，激化矛盾；如前苏联的体制僵化，不思改革；如拿破仑、希特勒的穷兵黩武，对外扩张等等， 都是后人应引以为戒的教训。除此之外，我想说说《大国崛起》未涉及的阿根廷。阿根廷二战期间曾是世界上少有的农牧业现代化大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一度成为经济自由化的“榜样”，可是在机遇转折期，阿根廷放弃根本， 乱了方寸，没有跃升为强国。上述种种例证说明，机遇是市场的一方，人是市场的另一方。在机遇来临时如果眼界不宽，胆识不足，缺乏符合自身特点的战略思维，发展的“前奏”就会转瞬变成陨落的“悲曲”。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或将使世界格局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今天， “东西问题”已然明显弱化，“南北问题”愈加错综复杂。未来若干年，很可能一部分“南”升级为“北”，一部分“北”降格为“南”。这是历史赐给人类的新机遇。这个新机遇当然是一个由硬实力变化到软实力变化的渐进过程， 但“变”是必然的，人们可以拭目以待。
中国的机遇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将给中国带来六大机遇。
一是和平发展的机遇。尽管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旧的均势被打破，但一超
（美国）多强（欧俄日中等）的新均势已然形成（尽管多强之间会不断地分化组合）。由于“一超”的“世界警察”职能已经力不从心，这个“新均势”将在未来几十年为中国提供和平发展的新机遇（当然不排除可能有“变”，但“均势”是主流）。
二是发展道路选择的机遇。历史已经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历史正在证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也并非万能。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场全球金融危机， 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把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奉为圭臬。前车之鉴给中国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以新的机遇：借鉴别人成功的道路，不走别人失误的老路，走出符合自己国情的特色之路。
三是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他国让位机遇。金融危机后至少先在硬实力上世 界各国将重排座次，以后在软实力上也将如此这般。一些国家对此情愿也好， 不情愿也好，这将是必须面对的事实。我们固然需要韬光养晦，我们同时需要
有所作为。毋庸讳言，全球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提供在国际ZZ、经济事务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机遇。
四是文化认同机遇。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髓和生命力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认同。ZZ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也必将以更高的姿态走向世界。
五是金融危机中的“市场腾空”机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能源、资源类资产价格回落，为我国开发海外市场、拓展能源渠道、强化资源储备及增进科技实力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有利的条件。
六是外需减少的“倒逼”机遇。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部需求大量减少。 但有压力才能有动力，这种“外需减少”同时又为我国带来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的“倒逼”机遇，即所谓“逼上梁山”。
中国的选择
在世界格局变化之时、中国机遇来临之际，没有哪个国家甘心让位，因此“错肩矛盾”必然产生，这种“错肩矛盾”甚至不排除发生一定程度的ZZ、经济、局部军事、文化上的摩擦和冲突。消解该矛盾的方法是登高望远，大局为重，韬光养晦，大进小退，关键是有理、有利、有节。
中国的选择之一：世界棋盘上的纵横捭阖。在新机遇和新挑战并存的世界棋盘上，大体呈现出三大板块和十二个支撑点的布局。美国为一个支撑点和第一板块，欧俄日中呈四个支撑点并为第二板块（澳、加可列为欧洲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非洲、拉美呈七个支撑点并为第三板块（当然上述支撑点的支撑力度各不相同）。上述板块与支撑点的形成，首先是经济利益。十二个支撑点可视为十二个大市场，各自在资本、技术、商品、资源、劳动力等方面进行交换，各取所需，保持平衡。其次是地域安全、地缘利益需要，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最后是文化、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国家制度、历史恩怨使然，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上述各板块、支撑点之间既相互需要，又相互排斥，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戒备，但总体上需要、利用是主流，否则几败俱伤；排斥、戒备将永远存在，正可为我所用。在处理各板块、各支撑点的关系时，我们既要考虑与相关板块、支撑点的关系，又要考虑与其他板块、支撑点的关系；既要考虑与部分板块、部分支撑点的关系，又要考虑与世界整体的关系；既要考虑某一板块、某一支撑点的关系，又要考虑板块内
部、支撑点内部各组成国家的关系；既要考虑当前的关系，又要考虑长远的关系。总体上宜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着眼全局，把握火候，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战略，利用各板块、各支撑点的矛盾与制衡发展自己，争取尽可能长的战略机遇期。对其中每个板块、每个支撑点的发展，我均乐观其成，视为各自矛盾转化为我所用的因素；对其中的摩擦和碰撞，我或避而不谈，或避重就轻，或就事论事，或义正词严，具体视我长远利益需要决定。
中国的选择之二：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能否在世界格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际抓住机遇，首先是要继续深化改革，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当前应切实解决好十大不平衡，即城乡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发展中的“三驾马车”不平衡（主要以出口和投资拉动， 消费不足）、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平衡、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不平衡、发展总量与质量效益不平衡、当前发展与持续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物质的发展与精神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及ZZ的发展（ZZ体制改革）不平衡。
中国的选择之三：金融的机遇与选择。此次的机遇系全球金融危机所给予。一方面职责所在，一方面解铃系铃，从金融方面考虑，亦需解决十大不平衡， 即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这同美国过度创新的情况相反)，金融监管水平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人才储备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地位的不平衡。
机遇正在眷顾我们，机遇也将转瞬即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倘如斯，六十一甲子，六十新起步。今天再起步的中国，将变为少年之中国，“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 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
（2009）
—、每次重大的经济金融变革，都将呼唤新的经济金融理论
作为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留给了人们一个经典的词汇──“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看不见的手”在18—19世纪确保了平民进入市场进行公平竞争的自由， 曾经造就了资本主义的繁荣。但任何事物走到顶点就要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一百多年后，“看不见的手”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出现了1929年的大萧条。
但也正是1929年的大萧条造就了凯恩斯主义，以此有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即“看得见的手”。凯恩斯对挽救大萧条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做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他的“看得见的手”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否定或者说“扬弃”，这一理论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由“古典”走向“现代”，使自由资本主义转化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具备了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体制创新能力。但如同一个自然人在其年龄增长、思想成熟的同时也意味着逐步积累衰老和死亡一样，资本主义繁荣的同时也在积累着危机。20世纪70 年代后，西方经济普遍遭遇“滞胀”，不能自拔，宣告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破产。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呼唤出了弗里德曼和新自由主义。弗里德曼理论是对凯恩斯理论的否定，是对亚当？斯密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弗里德曼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这一论述当然是经过一系列论证后的浓缩，但事实上它已被全世界片面理解。弗里德曼之后全球经济理论界的主流开始转向，“自由”、“创新”成为西方经济与金融的主线，时间长达30余年。
我们在此需要提出的是：对弗里德曼关于“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 的理论要全面地、辩证地认识。第一，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但它不仅是货币总量现象，还是货币结构现象及货币力度现象。正如“一粒石子放在头上和砸在头上，作用是不一样的”；第二，它不仅是货币现象，还是经济现象。2007 年的物价上涨，除了货币因素以外，还存在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外部输入、实物短缺等诸多因素；第三，它不仅是经济现象，还是社会现象。我们前段时间总体讲物资并不缺，但由于心理的恐慌、心理的紧张，造成一些物价的上涨，
所以它又是一个社会现象，与心理作用有关；第四，它不仅是社会现象，还是一个自然现象。比如2008年初由于雨雪灾害造成交通阻断，也导致一些产品价格的上涨。因此，弗里德曼的观点有贡献，也有缺陷。解决通货膨胀既要依靠货币政策，也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
亚当·斯密、凯恩斯、弗里德曼的理论在一定历史时期都有其正确的一面， 但又都有其历史局限性。这些理论都没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这不但因为马克思有其逻辑严密、符合实际的经济理论，更因为马克思有其逻辑严密、被实践证明正确的哲学理论。由于时代的变化，马克思的一些具体预测不一定完全准确，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 即“高胀—危机—萧条—复苏”，没有过时。站在历史的山顶上看，应当说马克思经济理论具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
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并于2008年底演变为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同样将呼唤出新的经济金融理论。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长期被奉若神明的“新自由主义”为什么会带来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对市场的过度推崇，缺乏约束的创新，建立在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还本付息现金流基础上的一系列的金融衍生品，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倒立的三角型的金融大厦。伴随着这一衍生过程的延伸，本身不能创造财富而只能转移经济运行中风险的金融创新蓬勃发展，并使虚拟经济日益脱离实质经济，加之金融资本所要求的高溢价与高回报，使之失去了来自于实质经济中产业资本的根基性支撑，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规律和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规律，最终使之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一大厦的坍塌也就成为必然。
本着“理论源于实践，指导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通过不断完善再指导新的实践”这一基本逻辑认识，笔者认为，通过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我们所寻找的新的经济金融理论的内核，应该是阐述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辩证关系，即有无“同一性”与谁为“第一性”的问题。“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同作用于经济社会生活中，二者是“同一”的；不能因出现经济金融危机而否定市场经济，但也不能迷信市场经济；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但也不能简单等同起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框架，就根本、长远而言，“看不见的手”应为“第一性”，“看得见的手” 则发挥辅助作用；在一些特殊场合，“看得见的手”有时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要两只手一起抓，缺谁都不行。这一新的经济金融理论应该是21世纪全新的经
济金融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经济金融理论的全新发展与实践应用，并对亚当？斯密、凯恩斯、弗里德曼的否定或否定之否定，是他们理论的新的综合与提升， 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当代化”。
在此有必要提及的另一点认识是，寻找新的理论需要新的思维方式。人们分析问题无非三种思维方式：数据推导型、经验判断型和逻辑推理型。一般来讲，西方学者最习惯的是数据推导型。这一思维方式的优点是微观精确，但缺点是善于分析死的数字，不善于分析活的因素，有时甚至会造成方向的偏离。而在东方，往往喜欢用经验判断的方式去分析问题，它的优点是一般情况下方向上“八九不离十”，缺点是不精确。比较理想的方式应当是逻辑推理与数据推导、经验判断并用。比如对目前金融危机的判断，需要数据推导，但光靠数据推导是不够的，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心理是不能用数字计算的。这些矛盾此消彼长，对危机的影响起多大作用，还需要通过逻辑推理和以往经验来判断。
二、“新的经济金融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就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发展新的经济金融理论，有利于我们深化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认识，推动经济金融理论的发展与深化，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金融发展道路，从而指导我国经济与金融的健康发展。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借鉴别人的路，走出自己的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首先应当认清中国的金融特色主要囿于中国的经济特色。中国经济的最大特色就是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二元经济的特征明显，表现为一系列的不平衡，主要是十大不平衡，即城乡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发展中的“三驾马车”不平衡(主要以出口和投资拉动，消费不足)、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平衡、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不平衡、发展总量与质量效益不平衡、当前发展与持续发展不平衡(包括体制支撑、劳动力素质支撑、管理水平支撑和科技创新支撑等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物质的发展与精神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不平衡。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要剖析中国的二元经济现状。我国改革开放
30年，金融业取得快速发展(笔者曾在另文中有专门论述，如快速增加的金融资产总量、金融机构总量、金融业务种类、金融从业人员总量和金融占GDP比重等； 如不断改善的金融资产质量；如初步建立起来的六大体系──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较为完整
的金融机构体系，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期货市场和外汇市场等基本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以“一行三会”为基本构架的金融管理体系，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基本融入了国际金融体系)。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中国目前基本上仍处于二元金融状态。简言之，其主要表现也是十大不平衡，即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这同美国情况相反)，金融监管水平(尽管有相当大的改善)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旧的风险控制了，新的风险又将出现)，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主要指人民币在国际上的计价、支付、结算、储备、世界货币功能)与中国的经济地位不平衡(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等)。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决“不平衡”问题。要充分认识中国二元金融结构存在的长期性、源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和加速解决的紧迫性；充分认识货币政策与经济的高度关联性、货币政策作用的两重性和科学掌控货币政策的高难性；充分认识金融风险的破坏性、金融隐患的潜在性和加强监管保持金融安全稳定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当前金融工作基础的薄弱性、金融增长方式的粗放性和继续深化金融改革的必要性(所有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又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下来推进)；充分认识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迫切性、真正融入的艰巨性和融入过程的渐进性；坚持金融工作政策要有“度”，风险要可控，改革要深化，基础要加强；对外开放要稳， 对内调控要“异”(区别对待)，特别是对农村、西部要活，通过统筹规划、区别对待、分类指导、长期努力，实现二元金融共同发展，逐步合一。
三、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要重点解决的十个问题
鉴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经济金融背景，加之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的转轨经济实践，我国金融业呈现出独有的特点，因而，我们必须在全面反思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在发展新的经济金融理论的同时， 着力解决我国金融发展中的重点问题。
货币政策改革。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前瞻性、科学性，执行的灵活性、差别性，与其他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配套性、互动性，既防通胀又
防滞胀，既防通缩又防滞缩，既保持币值稳定又要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就业。[1]
监管体系改革。完善监管体系，填补监管真空，既防监管不足，又防监管过度，增强金融市场运行的有序性、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金融风险的可控性和金融监管的透明性。[2]
改变“二元金融”局面。改善“二元金融”中的“薄弱单元”，特别是 通过财政政策的拉动，建立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 改善农村、中西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3]
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转变金融增长方式，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与创新能力。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步推进、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转变金融增长的方式要坚持“统筹兼顾(企业与社会)、集约经营、持续发展、质量第一(服务质量、资产质量、管理质量、盈利水平)” 的原则；提高金融创新能力要坚持“顺我所需、积极推进、规范运作、风险可控”的原则。
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完善中坚持“结合国情、有效适用、区别对待(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机构)、逐步递进(处理好金融政策、规范性文件、规章、法规与法律之间的权威性与适用性关系)”的原则。
保持外汇储备和汇率的合理性(根据经验判断现实中国外汇储备人均600 美元左右为宜；在坚持既定汇率改革方向与原则的同时，变单向浮动为一定条 件下的双向浮动)。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大体用20—30年的时间按照周边化、区域 化、国际化的轨迹完善人民币的计价、支付、结算、储备和国际货币功能，并提高人民币的管理水平，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4]
积极推进金融外交，加大我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 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使其与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适应。
着力培养不同层次金融人才。既需要培养经营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管理 型人才；既需要培养专业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综合型人才；既需要吸引境外优秀高端专业人才，更需要培养境内人才。要以培养境内人才为主，境外人才主要起技术专家顾问作用，境内人才起领导管理决策作用；尤其要培养主要领导人才。主要领导人才不仅要懂金融，也要懂ZZ、懂经济，成为掌控方向、驾驭全局、协调关系、处理矛盾、善于用人的行家里手。
加强金融文化建设。金融工作中“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 化是根”，一切金融活动都要靠人去执行。[5]
四、“新的经济金融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相统一
X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发挥金融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关键性作用。为此，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积极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培育各类金融市场，健全金融监管，优化宏观调控，完善金融法治，实现金融业科学发展，推动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 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二者的协调科学发展。
从某一角度来讲，“新的经济金融理论”与“科学发展观”是“同一”的， 主要表现在科学发展观不仅纵向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理论精髓，而且横向吸纳了并将继续吸纳人类社会一切关于发展的其他有益的思想理论。因此，要将对“新的经济金融理论”的探索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同时注重延伸性，把握传承性。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依据中国的国情，探索“新的经济金融理论”， 学习借鉴世界上一切有益的金融经验，既韬光养晦，更有所作为，量力而行， 尽力而为，努力实践，科学发展，中国一定能逐步解决二元金融的瓶颈，中国一定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中国金融一定能自立于世界金融之林，中国金融一定能与世界金融共同前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2009）
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对世界经济运行和经济理论创新产生深刻影响。与1986年美国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情况不同，目前这场危机对中国经济特别是金融带来了重大挑战。对于金融领域来说，我们一方面要统揽全局，以强有力的措施应对危机；另一方面要深入探索如何化金融危机为契机，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一、金融危机的爆发提示我们，没有固定的金融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 变的经济理论范式，金融发展道路必须依据各国具体国情来自主选择
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经历了从货币—信用—银行，到形成中央银行体系下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多种金融产品交易的综合性、开放性金融市场体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各具特色的金融发展模式。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尽管基本经济制度类似，但金融模式却各有特色。从二战后60多年的实践来看，各种模式都有其长处，推动了各自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在这次危机中又都不同程度地暴露出缺陷。危机的出现促使这些国家反思自己的金融发展模式。从理论上看，每一次重大的经济金融变革，也都将呼唤出新的经济金融理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市场经济理论与工业革命前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联系，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宏观调控理论与1930年前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践相联系，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新自由主义与1970 年前后经济滞胀之后西方国家经济的新发展相联系。不同的经济金融发展道路和不同的理论模式都产生于一定的经济社会背景，烙印着不同的国情，反映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可以预期，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金融体制都将发生新的变化，国际经济金融理论也将实现新的调整与发展。
分
20世纪下半叶，世界历史进入了和平发展和全球化、多极化 的新时代。
把握这个时代特征，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经验，我X开启了改革开放、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30年波澜壮阔、成就卓著的改革开放历程充分证明，这是惟一正确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经济是金融的基础，经济体制决定金融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走中国自己的金融发展道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制影响经济的发展，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命题，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的金融调控体系和监管体制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经济运行模式，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以间接方式为主，行政方式为辅，这就必须充分发挥金融手段的作用，以实现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调控。二是中国的金融组织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主体，提供多样的金融服务，以保持经济生活的顺畅运转。三是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金积累、要素配置的主要渠道。由此可见，中国金融发展选择什么道路，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基本前提决定的。反过来看，能否正确选择金融发展道路，又是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环节。
三、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既要吸收世界各国金融模式的积极成果，更要立足中国国情
市场经济在西方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由于社会基本制度的缺陷，也提供了大量值得吸取的教训，包括发生周期性经济金融危机造成重大灾难的教训。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甄别和借鉴。但必须强调的是，中国金融体制的主干与基本框架的构筑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中国国情出发， 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而绝不能简单复制什么现成的模式，更不能跟在别国的后面亦步亦趋。
中国的金融特色主要决定于中国的经济特色。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就是立足国情，借鉴别国的经验，走出自己的路。目前，中国经济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元经济特征明显，这表现为一系列的不平衡，主要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发展中的“三驾马车”不平衡（主要以出口和投资拉动，消费不足），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平衡，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不平衡，发展总量与质量效益不平衡，当前发展与持续发展不平衡（包括体制支撑、劳动力素质支撑、管理水平支撑、科技创新支撑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物质文明的发展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平
衡。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金融领域就是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金融业取得快速发展：金融资产总量、机构总量、业务种类、从业人员总量、金融占GDP比重快速提高；金融资产质量不断改善；金融调控体系、组织体系，市场体系初步建立。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目前基本上仍处于“二元金融”状态，其主要表现是：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金融监管水平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速度与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参与权上的不平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主要指人民币在国际上的计价、支付、结算、储备、世界货币功能）与中国的经济地位不平衡。
四、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必须重点解决由二元经济决定的金融不平衡问题
解决中国金融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关键是要充分认识我国二元金融结构存在的长期性、源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和加速解决的紧迫性；充分认识货币政策与经济的高度关联性、货币政策作用的两重性和科学掌控货币政策的高难性；充分认识金融风险的破坏性、金融隐患的潜在性和加强监管保持金融安全稳定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当前金融工作基础的薄弱性、金融增长方式的粗放性和继续深化金融改革的必要性（所有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又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下推进）；充分认识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迫切性、真正融入的艰巨性和融入过程的渐进性；坚持金融工作政策要有“度”，风险要可控，改革要深化，基础要加强；对外开放要稳，对内调控要有差别，特别是对农村、中西部政策要活，措施要得当。只有统筹规划、区别对待、分类指导、长期努力，我们才能逐渐缩小二元金融的差别，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具体说来，拓展中国特色的金融道路，当前要下大气力在以下问题上实现突破：一是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前瞻性、科学性，执行的灵活性、差别性，与其他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配套性、互动性，既防通胀又防滞胀， 既防通缩又防滞缩，既保持币值稳定又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就业。二是完善监管体系，填补监管真空，既防监管不足，又防监管过度， 增强金融市场运行的有序性、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金融风险的可控性和金
融监管的透明性。三是改善“二元金融”中的“薄弱单元”，特别是通过财政政策的拉动，建立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改善农村、中西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四是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转变金融增长方式，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与创新能力。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步推进、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转变金融增长方式要坚持“统筹兼顾、集约经营、持续发展、质量第一（服务质量、资产质量、管理质量、盈利水平）”原则；提高金融创新能力要坚持“顺我所需、积极推进、规范运作、风险可控”原则。五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在完善中坚持“结合国情、有效适用、区别对待（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机构）、逐步递进（处理好金融政策、规范性文件、规章、法规与法律之间的权威性与适用性关系）”原则。六是保持外汇储备和汇率的合理性。要准确判断现实中国外汇储备人均的合理额度；在坚持既定汇率改革方向与原则的前提下，变单向浮动为一定条件下的双向浮动。七是大体用20—30年的时间按照周边化—区域化— 国际化的轨迹完善人民币的计价、支付、结算、储备和国际货币功能，并提高人民币的管理水平，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八是积极推进金融外交，加大我们在世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使其与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适应。九是开发培养不同层次金融人才，既要培养经营型人才，又要培养管理型人才；既要培养专业型人才，又要培养综合型人才；既要吸引境外优秀高端专业人才，更要培养境内人才，尤其要培养主要领导人才。境外人才主要起技术专家顾问作用，境内人才起领导管理决策作用。主要领导人才不仅要懂金融，也要懂ZZ、懂经济、懂经营，成为掌控方向、驾驭全局、协调关系、处理矛盾、善于用人的行家里手。十是加强金融文化建设。在金融工作中，“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一切金融活动都要靠人去执行，而人是由思想支配的，因此必须将金融文化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使其发挥方向引导、思想保证与智力支持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灾难，但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历史经验表明， 每一次危机都是金融变革的契机，这将为我国深化金融改革、提升金融管理水平提供重要的机遇。我们要认真吸取有益经验，深化改革、提升管理、不断创新，努力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中国经济结构的理想模型是三角形
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演讲(2010年1月9日)
北大的同学们好，谢谢张院长的介绍，我对金融是外行，除了金融以外的社会科学领域都可以说是内行，我30年前高考填了服从分配，结果阴差阳错就把我分到财经院校，一错就错了三十年，错成了金融专家。有一句话叫变被动为主动，本来我讲话就没有超过10分钟的时候，同时我也没有广告产品可以宣传，我想主动的表达一下，没想到张院长先讲了，我是变主动为被动。
先说几句题外话，我刚才在路上想了一下，人的听力有一个生理极限，在计划经济年代这个生理极限可能会长一点，因为市场经济这个生理极限在趋转， 10分钟可能是似乎解渴，20分钟可能是恰到好处，30分钟可能是可以接受，1小时以内难以接受，超过1小时不能接受，大家的听力极限可能是这么一个极限。另外我们一定要改革文风，有三个部分，一个是不念稿，第二要说短话，第三要说实话。最好改的就是文风，不需要财政成本，最难改的就是文风，要跟随着变，所以这个问题我是改不了了，所以我手上有一个提纲。
为什么轮到我先讲？因为一般是按照领导职务高低来排，现在我们都是企业了，也没有高低，或者按照姓氏笔划来排，姓氏笔划有繁写和简写，这个没法排，后来我提议按身高排，身高我最高，所以我先来讲。上午在人民大学他们请我做演讲，领导都讲的时间很长，都是一个小时以上，到我那儿已经12点了，我讲了5分钟有5次掌声。我们怎么来讲话？我在路上考虑，我们的演讲观点不能离经叛道，表述要追求个性语言，我们这个位置只能这么去把握。
自然科学“三角型稳定性”原理其实是一个普遍性原理，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适用。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同样需要选择三角型的发展模式。
这个三角型的第一只角是速度。我国应把8%—9%作为经济增长的中长期目标。从历史的经验看，我国经济增长既不能太慢，也不能过快，更要防止大起大落。大起之后必有大落，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理想状态应当是“缓起缓落”。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低于8%，但也不宜高于9%，否则将带来结构问题、后劲问题、就业问题、未来危机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实现8%-9%的增长速度并不是平均分布，后发地区可以快一点，先发地区应当慢一点。国家
在主要依靠市场调节的同时，应当辅以政策调节的办法实现这一目标。
这个三角型的第二只角是结构。要保持三角型的稳定性，必须大力调整经济结构，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概括地讲， 主要是调整好八个结构：一是调整发展结构，逐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是调整增长结构，逐步实现出口、消费、投资的协调增长；三是调整城乡结构，逐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四是调整地区结构，逐步实现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五是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实现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六是调整企业组织结构，逐步实现大中小型企业、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均衡发展；七是调整产品结构，生产社会急需的各类适销对路产品；八是把握发展动态节奏，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哪些生产，哪些研发；哪些开采，哪些储藏)，规划好当前和长远的协调发展。为了使上述八个方面的调整逐步到位，当前投资应当向六个方面进行重点倾斜：一是继续投向适度比例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公路交通、农田水利、文教卫生、防灾减灾等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快小城镇建设； 三是继续补民生之课，特别是大补快补环境保护、国民教育、文体旅游、医疗卫生及重大基础配套设施等领域；四是加大科技投入，特别是海洋、极地、外空、国防、生物医学、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等国家创新战略前沿方面的研发投入；五是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原材料与海外投资；六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的生态建设投入，如防沙治沙、植被建设、江湖治理等等。
这个三角型的第三只角是安全。重点有四：一是通货膨胀问题；二是不良贷款问题；三是财政赤字问题；四是过高的外汇储备问题。这里我想重点说说不良贷款问题。为抗击金融危机，配合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去年全国银行贷款新增约10万亿，且极不均衡。从月度看，最高的3月份新增1.89万亿，最低的10月份为0.25万亿。从季度分布情况看，一季度增加4.58万亿元，二季度增加
万亿元，三季度增加1.3万亿元，四季度新增不足1万亿元，前高后低，起落过大。我们应当认识到，银行信贷同宏观经济紧密相连，具有典型的“潮水效应”。许多放款时认为很好的项目，由于宏观形势的变化，会成为不良贷款。当然，由于宏观形势的好转，有时不好的项目也会变为好的项目。上世纪90年代初，一年多时间的经济过热，带来的是十年的不良贷款艰难处置，国家通过剥离、注资等手段先后拿出2万多亿元资金，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是1997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二是1999年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元不良贷款；三是2003年以来数千亿的银行改革成本(有多种计算口径，不在
这里赘述)。总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当然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必要成本，但这个历史的教训我们应当认真汲取。
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只有在速度、结构、安全上构成三角型关系，才能稳定，才能在稳定中发展。
中国经济只有在束缚住结构安全上构成三角形关系才能稳定，才能在稳定中发展。40多年以前辽宁有一个刊物叫《信不信由你》。今天我讲中国经济结构的理想模型是三角形，信不信由你。
探寻中国金融之根
（2010年5月5日）
如果把金融比喻为一棵大树，那么，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而经济社会环境，则是它的土壤。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土壤日趋肥沃，中国金融这棵大树已渐呈叶茂、枝繁、干壮之势。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GDP以年均9.8％的速度高速增长。根植于这片沃土的中国金融资产总量，也已由1978年的1151亿元增 长到2009年末的90多万亿元。就连二十几年前捉襟见肘的外汇储备，今天已然高达2.4万亿美元，雄踞世界之首。这是金融之叶。
三十年来，中国颁布了一系列的金融法律法规，纲目并举，经纬互见，使宏观调控有力，金融运行有辙，行业管理有据。这是金融之枝。
三十年来，中国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不断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各司其职，欧洲的监事会制度和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双重引进，形式上较之外邦已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金融之干。
但是，尽管如此，不可回避的是，中国金融业目前总体还处于“初级阶段”， 管理粗放，经营无序；发展失衡，服务不当；案件频发，风险尤存；软实力不足，竞争力不强……这当然原因种种，它的解决也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这促使我们不能不去思考一下它的文化，不能不审视一下它的“根”。
我曾经说过，GDP，是一个国家的血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人不能没有血肉，不能魂不附体；人也不能没有灵魂，不能成为植物人。国家如此， 金融亦然。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业之所以发达，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在走向发达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业务，靠人去发展；制度，靠人去执行；体制，靠人去设计；人，靠文化去影响。此时此地，篇幅所限，我无法阐述对发达经济体金融文化的更多管窥，但职业良心要求我不能不指出这一问题。
对中国的金融文化，我曾想过很多、很多，我也说过很多、很多。我曾专门将中国的金融文化简单概括为“利法信义道”五个字。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道”为前提。在目标体现为“利”，在行为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形而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
“道”是什么？非我辈所能悟透，更难尽述也。道可道，非常道。然有三例可供参考。一为正例。有一智伯分马的故事。某财主儿子有三，马十七匹， 临终嘱长子分1/2，二子分1/3，三子分1/9。17匹马的1/2是8匹半，难道要杀一 匹分肉乎？三人无奈之际请来智伯。智伯从自家牵来1匹，计为18匹，长子得1/2 即9匹，二子得1/3即6匹，三子得1/9即2匹。9＋6＋2等于17匹，剩下1匹则物归 原主，智伯牵回。此例表象为数学之谜，实乃蕴含多盈之“道”，很可为今天金融企业改革重组所借鉴。
二为反例。美国作家约瑟夫·赫勒有一著名黑色幽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其故事内容因时间关系不在此赘述，大意是某空军飞行员希望退役而不能实现。为退役此君遍寻条例，条例规定“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不能飞行，但需要本人提出申请”，而条例同时规定“如本人能提出申请，就证明此人精神正常”。这种陷入死循环的逻辑陷阱似的规定，在今天的金融界不可谓不存在。这种过于具体的、造成互相打架撞车的技术规定，乃是缺“道”的表现。
三为中例。近来流传一短信，谓“两美国人商议，甲到中国旅游，用10万美元兑换68万人民币。在中国吃喝玩乐一年，用度为18万人民币，回国时希望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到1：5，再将剩下的50万人民币兑回10万美元。乙则计划拿10万美元兑换68万人民币，在中国花50万买一套住房，吃喝玩乐再花18万，等回去时将房子卖得100万，换回20万美元”。对这等如意算盘，中国人需要一种“道”的智慧去应对。
说远了，诚然，宏大的中国金融文化体系，远非“利法信义道”五个字所能概括。但我相信，同为殷制，汤兴纣亡；再好的体制，如果人不得力，也难张其利；再有缺陷的体制，如果其人得力，也可借力补利。人固无完人，然体制焉有“完”体制乎？执法当应“必严”，然世上又焉有“完法”乎？法不是人之所定吗？法又不是人所执行吗？人与体制和法制的最佳结合，加之“土壤” 大势所助，不失为金融的天时、地利、人和，不失为金融之“道”的某种诠释， 亦不失为中国金融文化的一种追求……
忙忙碌碌的金融界朋友，或许你们现在正在忙于催生新枝嫩叶，或许你们现在正在急于打扫残枝败叶，但枝叶是短暂的，业务是眼前的，而金融文化、金融之道，才是永恒的，根本的。在忙忙碌碌之余，可否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静为躁君，请君三思。
必须解决中国商业银行九大趋同问题
在第六届中国金融改革高层论坛上的演讲
（2010年5月8日）
二十多年中国商业银行探索与发展走出了什么样的轨迹呢？一方面成就巨大，一方面特色不足。特色不足，可以以“趋同”二字一言以蔽之。
一、战略趋同
各家商业银行发展战略高度趋同，均在做大做强的旗号下，“以公司业务为核心，以零售业务为重点，以个人理财、消费信贷、信用卡、贸易融资等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大而全加小而全”，没有一家银行真正定位于某项业务领域。这种趋同战略的结果是重点不突出，难以形成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并造成增长方式粗放，发展模式落后，正所谓发展靠“多”拼规模扩大市场份额）、业务靠喝，形象靠说（各种广告宣传）。
二、产品趋同
各家银行的产品结构以存放汇为基础，以对公、零售和中间传统业务为主导。在信贷结构方面，各行的企业贷款均占到贷款总额的75%以上；个贷结构均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主；各行种类繁多的投资理财产品在设计理念、产品结构、风险标准、收益率等方面大致相似。产品趋同，根本原因是创新能力不足，表现为模仿国外或互相模仿，结果是银行营销模式趋同，多数行难以拥有稳定的目标客户群体。
三、机构趋同
中国金融机构的区域配置和专业分工是历史形成的，有不同的定位。这种定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所调整。但是十几年来发展的结果，一是不论全国性、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地方城商行都在竞相效仿大型银行，向全国扩张网点；二是重点都瞄准了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地区的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目前上海、北京的法人金融机构总数均超过700家，其中银行类法人机构超过100家，银行类分支机构均在3000家以上；广州、深圳等地也是银行同业高密区；东部某些城市金融密度（单位面积或人口对应金融机构数量）甚至已超过香港。相比之下，中西部特别是广大的西部地区和农村金融机构严重短缺。银行机构分布趋同导致一些地区竞争过度，甚至恶性竞争。这种过度竞争与机构缺乏并存的局面使得金融资源配置失衡，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
不利于商业银行自身的发展。
四、服务趋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已从“冷脸”转为微笑，已从传统存款转到多元理财，银行服务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也成了竞争的焦点。本来，竞争越激烈，服务越应该呈现出差异性。然而在创新不足、手法趋同的背景下，银行服务不但没有产生差异，反而恶化了竞争。尽管各行均已树立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实际上依然是以同质化的产品为中心，以“拼价格、拼费用、拼关系”为手段，营销活动中的创新含量、科技含量普遍不足。
五、收入结构趋同
产品与服务趋同的结果是收入结构趋同。商业银行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变迁中，非利息收入虽有所增加，但没有改变各行收入结构趋同的现象。目前除了个别大型银行非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超过30%以外，绝大多数银行占比在20%以下。股份制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趋同特征更为明显，各行财务结构惊人地相似：利息收入（85%以上）为主导、手续费和佣金收入（15%左右）为补充。
六、治理结构趋同
中国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从无到有，控股股东大体形成了三种类型：中央政府控股（中投汇金为其代理人）的大型银行，国有股东为主（达90%左右） 的大多数中型银行，少量民资外资控股的中小型银行。但是，这种控股股东的差异并没有改变银行治理结构趋同的状况，基本上都是欧洲的董事会制度与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双重引进，叠床架屋，而“形似神不似”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七、创新趋同
近十年是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最活跃的时期。初步测算各行五大类理财产品多达10000多款，总额超过50000亿，拓宽了公众投资渠道。但与国外金融机构相比，我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仍然落后，并呈现趋同局面，存在五多五少的现象：吸收性创新多（占90%以上），原创性创新少；负债类业务创新多（占85%以上），资产类业务创新少；发达地区创新多，欠发达地区创新少；政府主导型创新多，市场主导型创新少；追求盈利创新多，防范风险创新少。
八、机制趋同
中国的中小型银行在建立之初就开始尝试建立市场导向的机制，近年来大型银行也开始探索建立内部激励机制。但在激励、薪酬、风险、人员、费用管理等方面，仍然“大同小异”，普遍存在重物质轻精神、重激励轻约束、重业
绩轻素质、重短期轻长期、重经营轻管理等问题。
九、文化趋同
上述因素，综合地反映在商业银行的文化层面，使得各行文化虽然有同有异，但总体上“同大于异”。如何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之与现代金融文明相结合，提升从业人员的敬业诚信意识；如何克服信仰文化方面唯权重利、信用文化方面轻信避责、内修文化方面急功近利等现象，是当前银行界的紧迫任务。九大趋同，刻画出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这固然同社会经济土壤有关，但必须看到，如果任由这种趋势演变下去，将导致中国商业银行出现“千行一面”的格局，不利于银行业提升科学发展水平，不利于提高民族金融业的竞争力，必须从战略上加以重视。
在与山东省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2010年5月13日）
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我首先对姜省长一行来光大集团考察指导表示热烈欢迎！ 光大集团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较早的窗口之一，为国家改革开放和香港繁荣
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在国家主导下，光大集团进行改革重组，步入了探索建设中国特色金融控股集团的新时期。光大集团旗下分子公司众多、业务门类齐全，涵盖银行、保险、证券、期货、资产管理、投资基金、实业等诸多领域，具有提供全方位金融产品的综合竞争优势。目前，光大集团资产总额达到1.5万亿，员工2万多人，2009年合计实现利润200多亿，在我国经济金融领域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山东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是光大集团的战略重地。光大银行已在济南、青岛和烟台设立了三家一级分行，是设立一级分行最多的省份；光大证券在山东省拥有三家分支机构，参与了山东省十分之一的上市公司IPO；光大国际在山东业务发展迅速，已在山东主要城市投资兴建环保项目14个，投资金额达30亿， 所投资的项目已成为国内环保领域的标杆。
山东省处于国家“黄三角”战略重镇，光大集团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新时期， 良好的发展机遇要求我们提升战略合作层次。光大集团与山东省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将成为我们合作共赢的新起点。光大集团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整合内部资源，发挥综合金融优势，积极支持山东省的经济社会发展。
最后，我代表光大集团对姜省长及各位领导长期对光大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愿山东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祝愿“香港山东周”活动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唐双宁董事长在光大银行组织人事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0年6月8日，根据录音整理）
今年年初，我就有意召开一个组织人事工作座谈会。春节期间，我还思考了一些题目。今天本来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下午还要参加一个签字仪式， 就有感而发先讲一讲。组织人事工作很重要，任何事情都是靠人去做的，只要把人的工作做好，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再难的事情也能办成；如果人的事情解决不好，能办的事也办不了，再好的企业也会被毁掉。一个月前，武青和林立同志带队到四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了调研和取经。此前，人力资源部组织召开了三个座谈会，今天是第四个，总行X委成员都来了，郭友行长还专程从市人大的会议上赶回来听取大家的意见，足见X委对这次座谈会的重视。
今天我主要讲三点。
第一点是充分肯定人事工作取得的成绩。2007年，我们提出打造“五项工程”，其中包括“人心工程”和“人才工程”。从这几年实施的效果看，应该说“人心工程”和“人才工程”对塑造新的光大文化、对调动广大干部员工的积极性、对科学用人，以及对改变一些不良风气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不能说“精、气、神”完全实现了，但心气比过去好多了。中组部为此专门编发过简报，新华社动态清样也曾就我们的“人心工程”和“人才工程”做了专门报道，中央巡视组更是给予了充分肯定，谈了100多名中层干部，大家背对背给出88.75%的满意度，这是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和支持。但说实话，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工作也仅仅是治标，我们不能把话说得太满，水满则溢。但不管怎样， 还是先要肯定人事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正视存在的问题。这几年人事工作在导向上有了重大改进，但总体上还处于治标阶段，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我想至少还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需要巩固的问题；二是需要完善的问题；三是目前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需要巩固的问题，就是目前尚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效果比较好，但需要夯实基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需要不断完善的问题，就是通过进一步改进方式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比如，我们采取公推的方法选拔和任用干部，群众的满意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也要防止简单以票取人。要保证选人用人的公正，群众认可度是第一位的，选票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群众的认可度，但是也不
能简单地看票数。有的领导同志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一个省里需要一名管工业的副省长，在群众推荐的时候，一名熟悉农业的同志比熟悉工业的同志多了一票，如果只简单以票取人，让熟悉农业的同志来管工业，未免也有些机械。因此，在坚持公推这个导向的同时也要防止简单以票取人。类似这些是我们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完善的问题。
还有一些目前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干部下基层问题。最近，我又到基层行进行了一些“私访”，支行的员工工资每月两千多块钱，每天还要加班加点，而同等学历，同年进入总行的员工年薪不下十万元，相差如此悬殊，有的还无所事事。在这么大的收入差距下，总行员工怎么可能愿意下基层？下面的人又通过各种关系往总行挤，新的办公楼都不够用了，基层都快掏空了，这怎么能行？这是制度问题，就是上边工资高，工作清闲。所以要真正做到减上增下。
所以，首先充分肯定我们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在X委领导下，各个部门、各个分行所做的工作。但是一定要看到我们存在的问题。中央巡视组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在各省市各部委各中央企业中，光大是全国唯一一家进行回访的单位。巡视组还要向中央和国务院进行汇报。我自认为我们做的还不够，还没有完全达到中央的要求。目前光大只是表面上实现了平衡，但这只是脆弱的平衡，必须要正视存在的问题。
基于对成绩和问题的认识，我对下一阶段人事工作进行了一些思考，总的思路是，以中央巡视组的回访和人事工作座谈会为契机，进入“人心工程”和“人才工程”建设的第二阶段。我们前几年的工作可以作为“人才工程”、“人心工程”建设的第一阶段，下一步，人事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已经解决的巩固好，初步解决了但还不完善的完善好，尚未解决的解决好。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一）如何完善公推办法。我们实行干部公推的导向是完全正确的，中组部、中央巡视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广大干部员工都是拥护和赞同的。但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完善”首先是使其制度化，不是说在某个领导任内这么做， 换个领导又那么做。因此，要将干部公推制度化、常态化，真正在干部选拔中体现群众意愿。这个问题说好说，但做起来不那么简单，因为存在不同的角度。有的同志认为自己条件好，工作能力强，就是由于工作部门不在“中心”，所
以投票时差了两票；有的认为自己工作认真，得罪了人，所以差了几票，等等。说实话，人不可能像用秤称东西那样称出是十斤还是八斤，像切豆腐那样切的那么整齐，所以还要坚持群众公认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基础上，照顾到岗位的特殊性和干部自身专业的特殊性，尽可能地把问题解决好。总的原则是，群众公认是第一位的，具体情况是第二位的，更要看到群众公认与工作需要两者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具体在某一个人身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矛盾。但从总体上看它不是矛盾的，群众公认总体上也应该是适合工作需要的，要不然群众也不会公认。但也存在特殊性。我们要处理好群众公认的“一般性”与其他“特殊性”的关系，坚持“第一性”，适当考虑“特殊性”。
（二）如何向一线倾斜。去年X委就提出总行处长要交流到基层，实施结果是竹篮打水，X委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今年X委决定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再次推进此项工作，目前也仅有一人报名。后来采取了强硬措施。所谓强硬措施，简单讲，就是不下基层就不提拔。这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这符合中央的精神。最近，中央刚刚开完干部下基层会议，会上提出今后干部下基层不要搞挂职，就是到基层任职，切断与原单位的关系。李源潮同志在会上还举例说明很多经过基层锻炼的干部都已经成为了高级领导干部。所以，真正有志向、有抱负的年轻干部，应该踊跃到基层锻炼。
鼓励总行员工到基层锻炼确实有一个政策导向问题。比如前面我说的薪酬政策，刚才我提到北京分行基层员工的工资与总行员工的悬殊差距，北京分行的员工工资可能比其它分行还要高一些，其他分行的基层行可能就更低了，这么悬殊的收入差距，基层员工怎么能安心工作？总行员工怎么能够愿意下基 层？我们这个政策导向有问题，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必须改。
两三年前，我就提出要减上增下，总行领导已经减了，总行中层大体上也已经做到了，但是基层没有“增”，特别是普通员工没有“增”。今天，我提出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同等学历、同年入行的总行普通员工工资水平不得高于支行普通员工工资水平。但是不是一味地往下减呢？我认为总行要减一部分， 支行也再增加一部分，逐步缩小两者的差距，最后实现“倒差距”，同等情况下下面高于上面。
银行工作是很好的岗位，能在银行工作很不容易，和富士康比一比，我们都要知足。但往往是，提拔的时候都拿自己的长处跟别人的短处比，而一谈到工资，则都跟工资多的比。如果跟我们最基层的支行员工一个月挣两三千块钱
相比，我们都应该相当知足了。
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当然也存在新的矛盾。但是，当前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相比，社会矛盾已经大于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已发展成为主要矛盾，主要表现一个是腐败问题，一个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基尼系数都要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了，这样下去是要出事的。所以，我们要提高基层员工的工资水平，减上增下，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基础巩固。
（三）后备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我多次讲，我们这些人迟早要退出历史舞 台，但是光大的事业要千秋万代，后继有人，而实现百年老店的目标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的事业如果后继无人，就很难实现这个目标。我曾经讲过，当年小平同志等老一代领导人高瞻远瞩，提出干部年轻化，我们的国家现在才能继续健康有序运转。我们都记得当年前苏联的情况，除了体制僵化外，再一个就是领导人年龄老化，勃列日涅夫死后接班的是安德罗波夫，一年多时间就死了，接下来是契尔年科，又是一年多时间死了，仓促中选了戈尔巴乔夫，最后的结局是苏联的解体。所以，在后备干部培养上一定要有战略眼光，要加大年轻后备干部的培养力度，要在坚持条件和标准的前提下，继续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
（四）干部队伍结构问题。关于干部队伍结构问题我讲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妥善处理培养年轻干部和调动、保护年龄偏大同志积极性的问题。我们一方面为了光大的事业需要大力培养后备干部，同时有些年龄偏大的同志，在光大工作多年，做出很多贡献，也要特别注意保护他们的积极性。要把这个辩证关系处理好。有些年龄偏大的同志可能已经过了提拔的年龄，但有没有其它方式来调动和保护他们的积极性？作为一个政策导向，大家可以发表意见。这两个积极性都应该照顾好。当然，前一个是战略性的考虑，后一个是稳定性的考虑。二是如何有机统一地处理好干部内部产生和外部引进的关系。我讲过，内部干部是“儿子”，外部引进的是“女婿”，不能招了“女婿”冷了“儿子”的心， 所以，我们的干部主要应从内部产生。但是，如果仅靠近亲繁殖，仅从光大这堆儿里挑，能不能行？需不需要通过一定的科学的、合理的程序，引进一些光大需要的人才呢？我想这两者要有机结合起来，内部产生为主，外部引进为辅。三是如何分别考核管理干部和专业人才问题。我们考核干部往往只用一个标准， 但我们有的干部组织协调和领导能力比较强，但专业方面的技能可能比较弱， 如果按专业标准来要求，可能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反过来，有些专业干
部，具体专业可能非常内行，但组织领导能力可能比较弱，沟通协调能力可能比较弱。如果简单用投票的方式来选拔，往往这些人容易落选。所以，不同的人才，应有不同的考核方法和不同的选拔任用方法。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努力把它处理好。
（五）中管大型金融企业的特殊性问题。光大不同于国家机关，是个企业； 但我们又不同于一般企业，是一家“国”字头的大型金融企业。这两个性质决定了光大既要按企业的规则办事，又要执行有关部门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内设机构怎么设置？如何称谓？如何把两者统一起来，如何既符合市场规则又在管理部门那里说的过去？需要很好研究。
（六）制度要求同思想工作的关系问题。一个企业，没有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没有一个奖勤罚懒的考核机制，搞大锅饭是不行的。这几年实行末位淘汰制度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我也在思考它的正向和负向作用。有些同志向我反映，他的业绩完成得很好，但年终考核却没有一个很好的评价。的确，有些东西是很难量化考核的，有时候“指标”很难把一个人活的方面准确完整地描述出来。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好，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但是我想，至少应该做到在加强制度约束的同时做好思想工作，要让人家心服口服。为什么以前告状信不断呢？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但是，如果某个员工按照制度规定需要末位淘汰，行长先和他谈谈话，让员工想开一些，同时又不是一棒子打死，给出路， 做得好还照样发展，加上这个“末位淘汰”是公平的，这样的话就不至于天天写告状信了；如果我们把工作做得更细一点，更人性化一点，这种匿名信文化就没有了滋生的土壤。
以上是我思考的六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人心工程”、“人才工程”进入第二阶段以后需要重点研究解决的问题。我只是点点题，大家可以围绕这些问题谈谈你们的意见，如果有新的、更好的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可以提出来， 以利于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真正把光大的“精、气、神”打造出来。到那时， 光大不愁没有出路，不愁不发扬光大。
在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培训班上的讲课
（2010年6月22日）
大家好，谢谢北京市委组织部安排这么一个和大家共同交流的机会。原来呢，我在中央银行和银监会工作的时候，还有一些权威的信息，所以有的时候在不同场合和有关方面做过一些交流。三年前，中央把我调到光大集团，远离“信息中心”，所以也很少出来做这些交流了，“江郎才尽”了。“江郎才尽” 这个成语，这个“江郎”名字叫江淹，淹没的“淹”，葬在河南的民权，是南朝有名的才子，中年后由于忙于政务，所以才思锐减。现在我也有点“江郎才尽”了。但是吕锡文部长提出来还是让我和大家做个交流，原来她在西城区当区委书记的时候，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支持，特别是我到光大以后，西城区把最后一座在金融街的写字楼卖给了我们，使我们有了安身立命之地，而且还增值了几十亿，所以我不能不来。
光大呢，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几句光大是怎么回事儿。改革开放之初，受中央的委派，一个荣毅仁先生、一个王光英先生，分别牵头组建了一个中信集团、一个光大集团，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桥头堡。中信呢，现在规模发展得比我们要大，工作做得比我们要好。光大呢，对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不少的贡献，但由于种种的原因，也走了好几次弯路，积累的历史问题相对比较多一点。现在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正在进行改革重组。光大的改革重组也比较复杂， 我形容工农中建的改革重组是一枪打一头大象，光大的改革重组是十枪打十只麻雀，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锻炼和考验。我同中央巡视组谈话第一句话就说我是“免费培训、充分就业”，一般人还没这个机会呢。光大现在有一万六千亿的资产，和工农中建这些大的金融机构比起来，没有他们规模大，但是功能比较全，下面有银行、证券、保险、投行、资产管理、租赁、基金、期货、实业， 等等等等，功能比较全。
说到这里就涉及到我们国家金融机构的管理体系了。大家是组织部长，但可能也不一定完全了解中国金融机构的组织管理体系。可以说非常复杂，是历史形成的。简单说大体是“一行三会”和11家大型中央金融机构由中央管理。“一行三会”是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11家机构是中投公司、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工、农、中、建、交、中信集团、光大集团。这11家是归中央管理的。其他的大型国企，像中石油、中石化等是归
口国资委的。还有一些金融机构，像华夏银行是归北京市管，像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四家资产公司等是归银监会管，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分别归中信集团、光大集团管，兴业银行是归福建省管，浦发银行是归上海市管，渤海银行是归天津市管，几大保险公司是归保监会管，还有一些中投注资的金融机构归中投管。这个管理体系非常复杂，是历史形成的。
今天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带来几本书，可能已经摆在大家桌子上了。一本是《X史初探》，因为大家是组织部长嘛，我还有点这方面的业余爱好，所以带来一本《X史初探》和大家进行交流。还有几本文集，还有一本诗集，这都是业余爱好了。还有一些刊登书法作品的报纸，大家得闲的时候，作为业余爱好不妨可以翻一翻。人的兴趣还是广泛一些好。组织部门的观念我想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如果专业外再搞这些东西有可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现在如果不影响工作，可能至少认为是爱好广泛吧？希望是这样。这几本供大家参考吧。
有一本叫《负笈集》，这是我在清华、北大和中央X校等的一些演讲，有三篇是在清华、北大和南开的书法演讲，有两篇是在中央X校和中国社科院关于X史的演讲，有五篇是在清华、北大、人大、社科院和厦门大学关于金融的演讲。这个大家在饭后茶余如果愿意的话，不妨可以翻一翻。他们把这个演讲集汇编了这么一个册子，在第6页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既然是一本书，书总要有个名字。开始我为其取名叫《指点江山》，是毛泽东词《沁园春·长沙》中的一句话，但刚一闪念就觉不妥；继而又叫《大音声稀》，取自老子《道德经》，可一想也是不妥。你怎么能是“大音”？声稀也不行呀。再后来取名《姑且说之》，姑且说之读者也就姑且听之，但仔细一想也不够劲儿。最后取名《负笈集》。“笈”即“书籍”。“负笈”就是“背着书籍”，也就是求学的意思， 如同现在报章上常见的“负笈东瀛”、“负笈英伦”之类。“负笈”一词据我所知，最早可能出于《后汉书》，言苏章“负笈寻师，不远万里”；后《晋书·王裒传》云：“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负笈游学，乡邑佥以为邴原复出”； 唐白居易《长歌行二首》云：“问君少年日，苦学将干禄。负笈尘中游，抱书雪前宿”；《幼学琼林》也说：“负笈千里，苏章从师之殷；立雪程门，游杨敬师之至”。这个“游杨”，一个叫游酢，一个叫杨时，是福建人。从福建千里迢迢走到河南，到“二程”程颢、程颐门前去求学，“程门立雪”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二人回到福建又传给朱熹，这才形成了“程朱理学”。这里是说苏章从师之殷切，游杨敬师之真诚。就连《续红楼梦》中第四回也有一段贾宝
玉的对话“愿仙师慈悲，指示些参禅悟道的路径，明心见性的工夫，也不枉弟子负笈千里一场”……扯远了。总之，取名《负笈集》的意思是我背着书籍求学，付印成书是向列位朋友请教，这样我想就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既然如此， 那么就将这本《负笈集》送给在座的各位朋友，送给在座的我们组织部长培训班的同志，恭请评头品足。
还有一本书《上下求索》，是关于金融方面的。“上”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散见于各个论坛和报章上的我的一些观点；“下”是对光大集团自身的改革重组的一些思路，所以叫《上下求索》。上册《危机观察》里有一些对当前金融问题的观点，我想在这里给大家简略地介绍介绍。第一篇叫《认识经济运动规律，警惕经济拐点下的金融风险》，这篇文章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年半， 也就是2007年4月写出来的。在这里边呢，大家看第3页，我提出来，美元债券正趋于“垃圾化”，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增长。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在雷曼破产一年半以前。【联系微信dadawk01*】
为什么这么样认识问题？在文章第8页，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经济工作，增强认识与掌握经济规律的本领。这里面讲，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偏听偏信不对，全听全信也不对，正确的方式是“全听或者多听，不全信”， 关键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经济工作，增强认识掌握经济规律的本领。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ZZ经济学指导经济工作，增强认识与掌握经济规律的本领。经济工作同其他社会与自然现象一样，都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总结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是高涨、危机、萧条、复苏，实际上这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而是“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例外。我们国家88年到89年的闯“物价关”，是经济的“高涨期”和“危机期”，当时只不过不好用这个词，后来我们不得不进行治理整顿。随后就是90年到91年的“箫条”，92年的“复苏”，接着又出现93年的“高涨”和接下来的“危机”，迫使我们又不得不再次进行“治理整顿”，采取了扩大内需等措施，减轻了“萧条”的影响，经济始终较快增长。这是我们逐渐认识并驾驭“规律”的结果。经过几年的经济复苏，2003年我们又开始进入新的“高涨” 期，并且已经持续了5年。总结这段历史，表明了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的过程，说明我们已处于“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时期，不可避免地要受“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规律的影响。为此，今天我们就要想到“危机”的到来，要提前做好预防。这是在07年的4月份我提出“要想到危机的到来”，一年半以后果然危机到
来了。
用马克思主义ZZ经济学来指导当前的经济工作，马克思主义ZZ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家的不同点就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它的理论基础。所以，我这里面又提出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同样适用于经济领域。国家没有“必要”的外汇储备不行，外汇储备“过量”也不行， “必要”与“过量”要有一个“度”。一般认为人均600美元左右为宜。我们现在是多少呢？我们现在是2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3亿中国人，基本上人均接近2000美元了。我们姑且视550－650美元为正常运动区间，那么在“度”内（区间内）的运动为量变，运动到“度”外就是质变。“必要”和“过量”这对矛盾始终存在于外汇储备工作中。如果外汇储备走到“度”的边缘，就好像季节中的立春和立秋一样，家庭就要准备夏衣或冬衣，就是要有点预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告诉我们，在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矛盾的时候，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在矛盾双方中，必有一个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矛盾的性质。我在07年的这篇文章中讲，在当时的经济工作中，外汇储备过高（那时候还是10000亿，现在24000亿了），流动性过剩，经济增长过快和粗放，都是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但就当时来讲，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外汇储备过高。解决了外汇储备过高的问题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可以抑制经济过快的势头。同时马克思主义还告诉我们，要用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同样不仅要静态地分析某个时点，分析表面“死”的数字，更要动态地分析“趋势”，分析经济运动中“活”的因素。比如采取一定措施后，即使外汇储备某一时点仍然较高，但趋势已经开始下降，就要考虑减少“药量”；如果第二个季度继续保持下降的趋势，就要停止“服药”；如果连续三个季度保持下降，就要考虑相反的措施。经济工作既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既需要“定量”的分析，更需要“定性”的判断。这是我当时的一个观点吧。
在第2页中间那一段，在07年的4月份我提出来，总之，事物都是波浪式前进的，客观规律决定经济必然出现拐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把困难想得多一点比少一点好，把准备做得充分一点比不充分好，使之“慢拐”比“急拐”好， 理智地减速比翻车好。减速不是低速，是把过高的速度适当减一减，我当时提出来，一般来讲，控制在9%左右为好。这是我当时的一个观点吧，和大家共同切磋探讨。
再有，第44页是我在全国政协的一个提案《关于货币政策的总量、结构和质量问题》，这个提案的时间是2008年3月，我在当时提出来要防止“紧缩过度”。我说金融工作者要有一点“逆向思维”的意识，需要动态地看问题，而不是静止地看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走势，而不是只盯住眼前的问题。货币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产生效应有一个时滞，需要一个过程。今天的通货膨胀风险加大是过去政策的反应，今天出台的政策则要到下半年才能产生效应，届时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时，也要考虑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因此，我们今天研究政策要有一定的前瞻性，打一定的提前量。当时货币政策紧缩的力度是很大的，我们需要考虑货币政策执行力度上的调整，保持松紧的弹性，考虑“调控过度”的问题。
第80页，这是我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上的一个发言，这是08年9月份，是雷曼破产后的第6天。这里边我讲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次贷危机的五道冲击波。在08年5月，我在美国会见几位华尔街的大亨，一个是高盛的CEO布鲁克芬，还有一个是纽联储的前主席克里根。高盛的CEO那在世界上是不得了的，而纽联储的主席相当于美联储的常务副主席，相当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常务副行长。但美联储的主席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权限要大得多得多。我们当时有一个对话， 我说次贷危机见底了没有？他们说见底啦。当时是5月份，我说还没有见底，特别是从“地震”波及的角度，就是资产证券化等衍生工具角度来看还远未见底， 它以衍生工具的形式把危机转嫁到别的行业、别的国家去了。这是我们当时的对话。华尔街的几位大亨说结束了见底了，我说可能还没有见底。这个话说完之后两个月，“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问题就出来了，“两房”是次贷危机的第四道冲击波。到雷曼兄弟破产、美林、AIG等，这就是第五道冲击波了。所以在雷曼破产后的第6天，在政协的一个会议上，我提出这么几个观点和几个基本判断。一个是性质判断，“两房”问题出现以前可以称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到雷曼兄弟倒闭，性质上就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伴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必然是全球性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轨迹就是：次贷危机－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后面还有一个走势的判断，还有一个原因的判断。这个原因的判断，后面我讲到对当前金融危机的一些原因时会说到，大家如果愿意抽时间可以先翻一翻。
那个时候我还说到美国的救市方案能否通过的问题。当时美国正在酝酿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当时我说“无非三种可能：通过；折腾一段后有条件通
过；不通过。而第一种可能和第三种可能属于废话。答案只能是第二种。”数日后，事实做了证明。后来，有记者问我“何以如此断言？”我回答说“根据对美国所面临基本矛盾的分析。在解决金融危机问题上，至少有七大矛盾在相互作用：其一是两X矛盾；其二是参众两院矛盾；三是美国政府同国会的矛盾； 四是阶级矛盾（即富人阶层同中低收入群体）；五是理论界与金融实业界的矛盾，所以才有166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六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七是美国与世界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双方既处在一条船上又各揣心腹事。当翻船还只是一种‘预警信号’时，船上的人顾的是抢到自己的‘救生圈’；当翻船眼看成为现实的时候，大家才会为拯救翻船而努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要折腾一段后才会有条件通过的原因。”
美国的金融危机闹到这种程度，实际上除了金融层面的创新过度、监管不力，经济层面长期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消费过度以外，从美国政府层面看， 就是见事迟、力度小、左顾右盼、当断不断，最后信心动摇，酿成大乱。所以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信心危机。本来一开始是小手指出事了，就是新世纪公司破产，07年4月份，没当事儿，由手指出事变成整个手掌出事，手掌出事儿也没有太当事儿，最后整个胳膊不行了，就得锯掉胳膊，锯掉胳膊也不行了，最后全身不行了。所以，美国就是见事迟，力度小，左顾右盼，当断不断。
到目前，也就是到我08年9月份发言的时候，美国出来救助AIG，“救市” 进入第五轮。此前，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次贷危机露出端倪。美国政府初始观望安抚，最后被迫于8月放弃实施两年之久的货币紧缩政策，进入“降息”周期，这是第一轮；接着呢，2008 年2月由于次贷危机酿成的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布什签署1680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这是第二轮；贝尔斯登破产是第三轮；美国宣布接管“两房”是第四轮； 到雷曼是第五轮。所以，当时是08年9月份，对于布什的救市措施，各种评论概括起来无非三种，一是说“卧薪尝胆”，说布什这下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要下大力气动真格的了；二是说“杯水车薪”，说7000亿美元对解决危机起不了根本的作用；三是“抱薪救火”，不但解决不了危机，还会把政府财政拖进去。反正，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复杂。从政府层面看，确实是见识迟，力度小， 这和他们的体制有关系，因为布什马上到点了，要下台了，新的选举谁当总统还不确定。最关键的从历史层面来看，美国建国200年来“太顺”，从13个州迅速扩大到50个州；地理位置、资源条件优越、体制也相对合理，所以两次世界
大战受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主导第三次产业革命也就是资讯业革命；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力大增成为单边霸主。所以就忘乎所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动数次局部战争，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所以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客观规律决定就要进行调整。那么呢，1929年的经济危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上世纪60年代以及80年代乃至“9·11”、拉美后院起火等等都是反作用力的调整，这次金融危 机也是一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作用力就必有反作用力，物极必反，太顺了忘乎所以就会走向反面。这是我当时的一些看法吧。
第87页，这是在一个金融论坛上有记者问到危机要持续多长时间？我说这个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我们近30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国际上出现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机。第一次是1987年的美国股市危机，第二次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第三次是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所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也就是十年一次。十年一次，那么可以预言，世界经济大体要面对3－5年的下行期，再迎来5年左右的上行期。那么呢，从07年到现在事实证明已经三年了，现在还没有见底。为什么大家越来越认识到金融的重要性， 但同时对金融术语又望而生畏？就是因为我们往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会外国话用中国话去说，复杂话用简单话去说。你像什么M0、M1、M2，明白不明白的都这么念，念了20多年了，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谁能讲清楚什么叫M0，什么叫M1，什么叫M2？可能谁也说不上来。其实，M0就是现金，口袋里的现金、流通中的现金；M1就是现金加活期储蓄；M2就是再加上个定期储蓄，也就是现金加全部储蓄。但我们却偏偏要说成M0、M1、M2，弄得老百姓听不懂。其实这个“接轨”能接上的就接，接不上的或没必要接的就不要硬去接。记得前几年我还在银监会工作的时候，家宝总理有一次组织我们研究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当时刘明康主席出国，派我去参加。
我对流动性过剩问题有一个发言，家宝同志最后总结时肯定了我的观点。回来呢，我就把这个稿子寄给一个很权威的经济刊物。他们说你这个立意命题观点讲得都很好，就是太短了，才3000多字，能不能扩展到1万字，能不能再加几个数学模型？我心想被这个刊物看上也不容易，据说在大学评教授，如果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分量是很重的。据说是这样啊，不知真假。所以我说那就扩展吧，就把它又生拉硬拽弄成1万字，又加了几个数学模型。他们说这个就很好了，并且放在了这个刊物的第一篇，而且还在封面打出文章题目来。
但是说实话，这一弄我自己都看不明白了。所以，有一次人民大学成立70周年校庆，他们请我做名誉校董，我碰到他们的老校长叫黄达，这是我们金融理论界的一位泰斗级人物啊，老校长，80几岁了。我跟他说了这件事，我说黄校长， 我现在明白了什么叫“水平”，水平就是把复杂问题说简单，让听不明白的人听明白，这个叫水平。我说我也明白了什么叫“学术”，学术就是把简单问题说复杂，让听明白的人听不明白，这就叫学术。他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说现在是有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金融业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当然金融业确实专业性比较强，但是也确实有一个会不会把复杂问题说简单，会不会把外国话用中国话说明白的问题，不能弄得大家都听不懂，让大家望而生畏。
再有呢，第142页，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2009年在陆家嘴论坛上的一个演讲。陆家嘴是上海金融机构集中的地方，类似北京的金融街、纽约的华尔街， 每年搞一次论坛，规模很大的。第一次呢，你们的老市长歧山副总理去参加还讲了话。当然我也有幸成了受邀对象。去年的陆家嘴论坛上，我讲了一下金融危机的“五四三二一”。陆家嘴论坛，我说汉语中的“陆”又可以读成“六”， 陆家嘴就可以演绎为“六家嘴”或者“六张嘴”。那么当时众说纷纭的金融危机大体上也有六张嘴，就是政府、学者、金融界、实业界、媒体、老百姓。当然还有其他，大体上是这六家。那么当时参考这六家之言，我就从大的走势上说了一下全球金融危机的“五四三二一”。“五”就是金融危机的五种程度。前面已经说到一些，第一是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第二是08年随着雷曼、AIG等而演变成的全球金融危机；第三是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第四是在许多国家已反映出来的以失业、罢工、社会动乱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危机；第五是当时像冰岛、捷克等政府下台为标志的ZZ危机。这是危机的五种程度：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ZZ危机。
“四”是对危机大势的四个判断，当时有几个说法，“V”形、“L”形、“U”形，实际上也不光这么几种描述啦，基本上是百家争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说到“百家争鸣”，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其实主要是四家，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当然还有其他家，像阴阳家、纵横家、名家、兵家等。兵家就是孙武，名家就是惠施、公孙龙，阴阳家就是邹衍，纵横家就是苏秦、张仪。这些“家”是附属的，主要是儒、法、墨、道。儒墨之争主要是“仁爱”和“兼爱”之争，墨家主张人都应当平等地爱，儒家主张由此及彼地爱，就是先是父子、夫妻、亲戚、邻里，
由此及彼地爱；儒家和道家之争主要是“有为”和“无为”之争；儒家和法家之争主要是“德治”和“法治”之争。所以，百家争鸣简单说就是这四家围绕着这三个问题在争。那么当时对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走势也是百家争鸣，也是围绕着“W”形、“L”形、“U”形、“V”形之争。当时我提出“L”形是不可能的，人类总是不断前进，如果“L”形，人类生命就停止了，社会生命力就停止了。“U”形是一部分人的看法，关键“U”形的右半边是否已成定局，还有待观察。“V”形在当时是少数，是被事实否认的，今天好像多数人认为是“V” 形了，就是经济已经复苏了。这个怎么看？从世界来看，雷曼之后接着出现迪拜，迪拜以后又出现高盛，现在又有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最近“两房”又退市，所以从世界金融危机走势来看是一个“W”形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现在还没有完，欧洲债务危机现在还不知道会演变到什么程度。但是和雷曼，和08年9月相比，应该是“W”形的大写到小写的这么一个渐变过程。这是从国际上看。从国内看呢，如果单从速度上看，不但是保了8，而且今年照这势头恐怕10也打不住。所以单从速度上看，从表面上看，你说“V”形也可以。但是这种“V”形主要是靠政策拉动的，而不是靠内需实现的，同时它又带来不少问题， 如结构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包括不良资产、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等等这些问题，加上外面还有贸易保护主义，世界危机还没完，所以应该说这四种形态中，“W”形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的描述可能更准确一些。
“三”是我们要关注三个问题。当时保增长的措施是正确的，必要的，但也是不得已的。“矛盾的双方无不依据一定的条件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所以我提出我们在保增长的同时，要关注的一是此后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这在90 年代我们已有足够的教训；二是下一轮的通货膨胀问题，这是人类共同的教训； 三是此后财政赤字承受力问题。
“二”是“二元金融”。中国的最大特色就是“二元”经济特征明显，“二元”经济反映在金融领域就是“二元金融”。“二元金融”表现为一系列的不平衡。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国二元金融结构存在的长期性、源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和加速解决的紧迫性；充分认识货币政策与经济的高度关联性、货币政策作用的两重性和科学掌控货币政策的高难性；充分认识金融风险的破坏性、金融隐患的潜在性和加强监管保持金融安全稳定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当前金融工作基础的薄弱性、金融增长方式的粗放性和继续深化金融改革的必要性。所有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又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下来推进；充分认识
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迫切性、真正融入的艰巨性和融入过程的渐进性；坚持金融工作政策要有“度”，风险要可控，改革要深化，基础要加强； 对外开放要稳，对内调控要“异”，也就是要区别对待，特别是对农村、中西部要活，通过统筹规划、区别对待、分类指导、长期努力，实现二元金融共同发展，逐步合一。这就涉及到“一”。“一”就是一条道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借鉴别人的路，走出自己的路。对此，我在08年有关金融论坛上曾有过阐述，并撰写了“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思考”一文，《求是》杂志和有关媒体都曾摘要发表。时间原因，这里我只点一下题：一是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前瞻性、科学性，执行的灵活性、差别性，与其他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配套性、互动性，既防通胀又防通缩，既防滞涨又防滞缩，既保持币值稳定又要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就业。二是完善监管体系，填补监管真空，既防监管不足，又防监管过度，增强金融市场运行的有序性、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金融风险的可控性和金融监管的透明性。三是改善“二元金融” 中的“薄弱单元”，特别是通过政策拉动，建立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改善农村、中西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四是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转变金融增长方式，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与创新能力。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步推进、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转变金融增长的方式要坚持“统筹兼顾、集约经营、持续发展、质量第一”的原则；提高金融创新能力要坚持“顺我所需、积极推进、规范运作、风险可控”的原则。五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完善中坚持“结合国情、有效适用、区别对待、逐步递进”的原则。六是保持外汇储备和汇率的合理性。要科学判断中国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分散外汇风险。七是大体用20－30年的时间按照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轨迹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八是积极推进金融外交，加大我在世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使其与我世界经济地位相适应。九是开发培养不同层次金融人才，既需要培养经营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管理型人才；既需要培养专业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综合型人才；既需要吸引境外优秀高端专业人才，更需要培养境内人才。要以培养境内人才为主，境外人才主要起技术专家顾问作用，境内人才起领导管理决策作用；尤其要培养主要领导人才。主要领导人才不仅要懂金融，也要懂ZZ、懂经济、懂其他，成为掌控方向、驾驭全局、协调关系、处理矛盾、
善于用人的行家里手。十是加强金融文化建设，金融工作中“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一切金融活动都要靠人去执行，而人是由思想支配的，因此必须将金融文化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使其发挥方向引导、思想保证与智力支持作用。总之，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也只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以上是我09年在陆家嘴论坛上讲的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五四三二一”。
第129页，我有一篇文章叫《以提升金融“软实力”为切入点，转变我国金融增长方式》。我国金融现在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水平？从“硬实力”来看，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了，我把“金融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主要是金融资产规模、经济金融化程度、经济货币化程度、股票市值、资本实力、金融机构数量、金融从业人数、外汇储备、金融市场交易量、金融业增加值等等。我们现在工商银行按照上市市值已经是世界第一大银行了，建行按市值已经是世界第二大银行了，中行按市值已经是世界第三大银行了，所以从数量上来讲，从硬实力来讲，那没有说的。
但是从“软实力”来讲，“软实力”包括什么呢？“软实力”应该包括金融创新水平、金融市场体系发育程度、金融企业治理机制、金融社会环境、金融监管能力、金融开放度、金融人才配置、金融文化、金融理论建设、金融国际环境等等。这些“软实力”我们还远远不够。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是金融强国的标志。那么，我们现在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金融层面讲就要转变金融增长方式。转变金融增长方式的关键就是变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为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这篇文章大家愿意看呢，也可以翻一翻。
第172页，当时在庆祝建国60周年的一个论坛上，请我去做发言。在这之前有一个很热播的专题片叫《大国崛起》，这个《大国崛起》我是看了4遍，很受触动。它介绍了九个国家，既有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也有巴掌大的蕞尔小国像荷兰、葡萄牙，居然能交替成为世界大国，那么中国为什么就不行？这里面有什么教训，我们现在面临一个什么机遇？文章里面提出了我的一些看法。这些大家愿意看也可以看看。
再有204页，《用哲学的观点指导应对金融危机》。看待金融形势也好，处理周边关系也好，我个人的体会，最没用的是哲学，最有用的是哲学；哲学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哲学可以帮助你解决所有问题。哲学是地基，专业是楼房，
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你光打地基不盖楼房有什么用呢？但是更不能只盖楼房，不打地基。我们过去毛主席那个时代提倡学哲学，他说哲学是“明白学”， “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那时候徐寅生打乒乓球，他有一篇文章，就是讲用哲学指导打乒乓球，夺得世界冠军。当然没有技术也不行。但是，光有技术就行吗？技术如何发挥得好，要学点辩证法，明白在对立统一当中怎么样来处理各种矛盾，发挥自己的优势。李瑞环他们那个时候靠学哲学，建设人民大会堂十个月就平地起家。现在技术条件那么好，但装修就得两年。所以什么叫哲学？毛主席有一句概括的话，说“自从有阶级社会以来”，他这句话呢，我个人认为不太准确，应该是“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有两门科学，一门叫自然科学，一门叫社会科学，哲学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我的体会，学好哲学，受益无穷， 对指导你的专业工作，对处理好周边的矛盾，对你看问题的方式方法，都是受益无穷的。
这里有一篇我的《哲学笔记》，在黄颜色封皮的集子里。列宁有《哲学笔记》，我自不量力，但不敢拿出来，是自己印的这么一个提纲性的东西，几十年的一些看法，许多都丢了，许多也没有时间去整理，许多的观点我也在不断变化，这是其中的一部分。说到哲学，我是硬着头皮把康德的“三个批判”读下来的，准确地说是翻下来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晦涩难懂。翻完之后，我把它概括成七个字，或者十五个字也行， 叫做“彼岸世界、二律背反、存在、作用、不可知”。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此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相对立的还有一个彼岸世界，这个彼岸世界是存在的， 是有作用的，是不可知的，由此构成“二律背反”。康德的哲学地位应该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祖师爷”。没有康德就没有黑格尔，也就没有马克思哲学。这都是我个人的粗浅理解，不知道对不对？你们在座的如果有学哲学的可以批评。但我们今天姑且不讨论哲学，我就说我硬着头皮翻完之后，总结了七个字，不可知，又存在，所以二律背反。所以我说哲学趣味无穷，学哲学受益无穷。黑格尔的出生地是德国的斯图加特，为了研究黑格尔，我到过他的出生地，到过他第一次走出斯图加特的图宾根大学，从图宾根大学毕业之后到瑞士伯尔尼当家庭教师，从伯尔尼又回到海德堡大学当老师。在海德堡有一条哲学家小道， 是他和谢林他们经常晚上散步的小路，叫做“哲学家小路”。然后从海德堡大学到纽伦堡中学当校长，从纽伦堡中学到耶拿大学当教授，从耶拿大学到柏林
的洪堡大学当哲学系教授、当系主任、最后当校长，死在洪堡大学校长的位置上，葬在柏林的多乐町公墓，这些我都去凭吊过。我是带着一种兴趣，而且觉着这个事情有用，对于我们分析问题、认识问题、处理矛盾、对做好本职工作有用。所以我讲，要用哲学的观点来指导应对金融危机。这里边我提出来，“保增长”是“主要矛盾”，“调结构”是“基本矛盾”。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保增长”的主要矛盾和“调结构”的基本矛盾并存、基本矛盾也有可能演化为“主要矛盾”甚至出现“双重主要矛盾”的特殊时期。怎么处理好这些矛盾？后面还有其他的观点，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翻一翻。
开场白弄得太长了，不说了，现在说说正题了。今天和大家做一些交流， 很高兴。虽然我离金融核心现在越来越远，谈不出太多的东西来，把这本书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不是谦虚，确实是一天忙于具体的事务，所以没有太多的精力，也没有信息来源。那么，今天说正题我想给大家简单说这么八个问题，叫“一个地位、两重作用、三个阶段、四个行业、五个部门、六个问题、七个原因、八点认识”。为节省时间，我给大家发了一个提纲，可以参考一下。
一个地位，就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句话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是我们老中组部部长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小平同志是1954年接替饶漱石当中组部部长一直到八大前，两年半的时间担任中组部部长。从共产X成立到今天大概一共有二十七八个人当过中组部部长。第一个是张国焘，那时不叫中组部部长，叫组织委员，也有版本说叫组织部主任，宣传委员是李达，总书记也有版本说叫委员长是陈独秀。后来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邓小平、陈云、李维汉、博古、彭真这些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担任过中组部部长这个职务。毛主席第三届当过半年。你们都是组织部长，我不知道你们清不清楚时间最长的是谁？时间最长的一般人可能还不一定知道，叫郭玉峰，从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77年文革结束当了11年，当时叫业务组，中央组织宣传口下负责组织工作的业务组，后来又恢复叫中组部。77年胡耀邦接替他，宋任穷又接替胡耀邦， 然后是陈野苹，然后是乔石……一直到今天。郭玉峰当了11年，再一个比较长的是安子文，当了10年，到现在一共二十七八个人做过中组部部长。那么，我们老中组部部长小平同志提出来，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为什么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呢？什么是金融？简单说就是资金的融通。这里资金融通是现象，信用是灵魂，有了信用，才能进行融通。那么什么叫现
代经济？现代经济我体会首先它是相对于自然经济而言的。自然经济物物交换， 一张羊皮换两把斧头，那叫自然经济。也是相对计划经济而言的。计划经济年代是钱随物走，物随计划走，下了计划就给你分配物资，三大材，钢材、水泥、木材，然后财政就拨款，就可以进行建设了。这叫计划经济。那么，现代经济应该是特指市场经济。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怎么理解呢？我看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个是数量大，现在金融数量、规模有多大？我们国家大体上是100万亿人民币金融资产，至于全世界，加上金融衍生产品，总量没个准数，据说是700多万亿美元， 所以数量大。第二个是方式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等各种方式，支持经济发展，还有其他各种衍生产品，现在我都搞不清楚。第三个是功能强，金融机构好比经济的心脏，那么资金就是血液，金融就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 向经济输送血液。我看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理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那么财政是不是核心呢？财政也可以说是核心。因为宏观调控有两个主要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财政既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也是计划经济的核心，它更多的起拉动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讲财政也可以说是核心。所以，“一”就是一个地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联系微信dada*wk01】
“二”是两重作用。金融是一把双刃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融有支持经济的作用，通过信贷、结算、投资、保险及其他金融服务支持经济的发展，同时本身也有很大的风险。比如我们这次先由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由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由经济危机演变成社会危机，你看希腊前些天的罢工，又由社会危机演变成ZZ危机。97年的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先是泰国的差瓦立政权倒台，接着是印尼执政33年的苏哈托， 靠政变推翻苏加诺的那个苏哈托军人政权倒台，然后是阿根廷在一个月内5位总统下台，每个总统上台平均不到1个星期，都因为金融危机问题不得不下台，俄罗斯、巴西，都是这类问题——ZZ危机。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冰岛的总理、捷克的总理、比利时的首相、匈牙利的总理纷纷下台，真就是一座座火山爆发， 一顶顶王冠落地。所以这个金融有两重性，没有它不行，控制不好也不行。
所以，我有两个基本观点，或者说是基于30来年的金融工作经验，我有两条体会：一是经济越发达，社会越发达，人类文明越发达，金融就越发达；如果金融不发达，反过来经济、社会和人类文明也不可能发达。二是金融发展的规模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你看这次全球金融危机，风险最大的是美国和欧
洲，因为它发展的规模大，风险也大。处于中间状态的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因为我们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我们的金融对外开放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我们的风险相对也没有那么大。你看风险最小的是朝鲜，它根本就没有沾边，因为它更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至于它货币改革失败是它自己没事找事瞎折腾。所以金融发展规模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这就是金融的两重作用。
这里面讲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金融体制向现代市场金融体制，以及从金融封闭运行向逐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两大转变， 其间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84年－1994年，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形成了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二元金融机构体制。金融市场的萌芽开始培育，利率等市场手段开始发挥一定作用， 一些新的金融产品开始出现。94年－03年这是第二阶段，就是向市场金融体制全面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专业银行，我们过去工、农、中、建都叫“国家专业银行”，从法律上开始定位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当时颁布了《商业银行法》，专业银行变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逐步取消贷款规模。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志原来经历没经历过那个阶段，那时我们买粮食光有人民币不行，你还得拿粮票。大家没有经历过，可能也听说过。那么企业进行生产建设需要资金， 也有这样一个阶段，就是银行光有存款、有资金还不行，还要有贷款规模，有了贷款规模才能去贷款。所以在这个阶段逐步取消了贷款规模；放松利率管制； 以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为主体的金融市场框架初步建立， 金融资源配置开始由计划手段向市场机制转变；组建了政策性金融机构，政府同金融机构的关系不断厘清。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从2003年到现在，基本算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市场金融体制基本确立的阶段，主要特征就是各类金融市场载体基本完善，市场手段已经发挥主导作用；形成了“一行三会”模式的金融业管理体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他各类金融机构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已开始建立。所以，整体上经历了这么三个阶段。
应该说通过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阶段，我们取得了十大成就，我点一点， 包括建立中央银行体制；建立新的金融监管架构；建立资本市场体系；实行资金市场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实行汇率改革；实行国有银行、中小银行和邮政储蓄改革；实施保险企业改革；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启动金融控股公司改革；持
续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等等。前面就是我讲的“一二三”的“三”，就是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四”呢，通过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四大行业。社会上有些同志可能搞不清楚金融与银行、证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北大有个金融证券研究所，我跟他们说金融实际就包括证券，是从属关系，叫“金融证券研究所”，这种提法不太规范、不太科学。那么，金融到底包括哪些行业？按传统说法，包括一个银行业、一个证券业、一个保险业、一个信托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行业。当然，现在又衍生出来很多很多其他新的行业，但是许多基本上都属于代理性质，和信托性质差不太多，所以我们还是按照传统说法是四大行业。
“五”就是五个部门。这100万亿的金融资产、四大行业，由谁来管理呢？ 由五个部门来管理，就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是作为国有金融资产出资人的角度来进行管理，中央银行是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进行管理，三个监管委员会是从市场准入、风险控制、风险监管的角度进行管理。财政部、一行三会，这么五个部门。
“六”是六个问题。这六个问题讲起来，每个问题都可以讲一天，但是今天只能点点题。我觉得大体上现在需要高度关注这样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通货膨胀的问题。通货膨胀这个问题现在也是众说纷纭，可以讲很多，比如说前些天大蒜价格暴涨，还有就是关于房价增长，人们的实际感受和统计局公布数据之间的差异，前些天关于200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增长幅度，国家统计局统计是增长了1.5%，国土资源部统计是增长了25%，而据说人民银行统计则是增长了70%几，没有一个准数，也可能口径不一样吧。观点也是五花八门。但是这个我讲两个基本观点供大家参考：第一个观点可以叫“不可避免论”，就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度”。要想一点没有通货膨胀，这个不现实、不可能，关键是要有一个“度”。我们提出来要控制在3％，5月份全国的CPI是3.1％。CPI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一个CPI， 一个PPI，PPI就是工业品价格指数。我们提出来CPI要控制在3％以下。总之， 一个观点就是通货膨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要把握好“度”。第二个观点姑且叫“重点防范论”，就是说要特别注意防止“滞胀”和“恶胀” 即恶性通货膨胀，发生这两个问题是不得了的。什么叫滞胀呢？就是一方面经济发展停滞，一方面还发生通货膨胀，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轻微的通货膨胀可以保持经济增长、保持就业、保持财政收入，这是可以容忍，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经济发展停滞了，没有财政收入了，造成大量的失业，又出现通货膨胀， 这是社会接受不了的，所以要防止滞胀；再一个就是防止恶性通货膨胀。什么叫恶性通货膨胀？目前可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如果通货膨胀超过10%， 那就不得了。超过20％、30％、100％，那就更不得了。你看一些资料，旧中国上午用一摞儿金元券还能买一盒火柴，下午就得要用一捆，第二天就得用一车。通货膨胀到这种程度，所以蒋介石政权的倒台，除了后来战场上的军事力量的变化、不得人心等因素以外，通货膨胀是一个致命因素，特别是在大中城市， 这一致命因素造成了、加速了国民X政权的垮台。所以，第二个观点是要防止滞胀，防止恶性通货膨胀。如果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会引起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什么叫流动性风险？就是老百姓排起大队在这儿挤提存款。因为银行的贷款来自于老百姓的储蓄存款，通过这种存款的方式沉淀下来再贷给企业，那么企业的贷款没还上，这边老百姓来提取存款银行又不能不让提。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嘛。如果过多的提取就形成挤兑，挤兑到一定程度，商业银行没有办法就得向市场拆借，或者向中央银行贷款。中央银行就得印票子， 就会加剧通货膨胀。贷不来钱，银行就会倒闭，银行一倒闭，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大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强调得这么厉害。
第二个问题是不良资产。不良资产指银行的资产里出现呆坏账。银行的资产里面主要是贷款，所以我们过去也叫不良贷款。我们前年、大前年两年加在一起才放贷8万亿，而去年一年就10万亿。所以，“萝卜快了不洗泥”，为了“保八”，所以有些项目可能未经过充分论证，未经过严格程序，就饥不择食、仓促上马，这将来会带来大量的不良贷款。最重要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省、市、县，包括乡政府都搞一个融资平台，通过这个融资平台卖土地或者以土地未来的收益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来上项目。现在“融资平台” 的总量也很难说有多少，对外公布说是7万多亿，美国人说是11万亿，实际上10 万亿恐怕是打不住的。所以国务院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昨天我还见到了国务院的一个大意是“防止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一个文件。再一个就是房地产的风险。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就是由房地产泡沫吹起来的，最后整个崩盘，产生金融危机。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的就是一个房地产、一个地方融资平台。但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两难，去年如果你不贷，保不了“八”怎么办？你说非得保这个“八”干什么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就业问题。八九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和几千万的农民工，如果失业，这几千万的农民工回去以后许多都已经没有土地了，就
会成为社会游民，社会就要动乱，所以就得保这个“八”，保这个就业。保这个就业怎么办？就得贷款，所以就出现了10万亿的大投放。所以，两难，不贷也不行，但贷了呢，就会出现不良贷款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不良资产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外汇储备。大家可以参考第136页，这是我给中央领导同志写的一份材料，叫《下决心对外汇储备进行战略调整》。没有外汇储备不行，我们在80年代初的时候，外汇储备捉襟见肘，改革开放之初外汇储备才不到100亿美元，后来越来越多了，到现在是24000亿美元。应该说，这24000亿美元，我们手里有了外汇，有好的一面，但是现在问题的一面大于好的一面。方才我已经讲过了，外汇储备一般来讲，人均600美元比较合适。我们13亿人口，总量七八千亿比较合适，现在24000亿，这样外汇储备过高，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外汇储备我们大部分都买了美国国债，美国如果真的发生债务危机，我们的外汇储备就面临很大风险。外汇储备过高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实行外汇管制，又是靠人民银行用基础货币来买过来的，相应等量的人民币投放到市场上， 这就为通货膨胀提供了基础。弗里德曼不是说“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 吗？当然还有其它问题，比如人民币升值，假设过去人民币对美元是1：8，现在是1：7，那么我们的外汇储备无形中理论上就蒸发了2万多亿人民币。所以， 外汇储备过高会带来很多问题，这篇文章里面都讲到了，大家愿意翻可以翻一翻。所以，前年我提出来以10000亿为限，其余“五路分流”，下决心对外汇储备进行战略调整：一是补充国有资本；二是是购买战略资源；三是扩大境外投资；四是发行外国债券；五是鼓励民间持汇。不细讲了，大家愿意可以看一看。所以，外汇储备问题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股市。股票市场就像动物园里的老虎一样，动物园里要是没有老虎，规格和档次就上不去。如果这个老虎从笼子里跑出来，那老虎伤人也不行。所以股市是现代经济的标志，是一个投资场所。买股票的人，机构也好， 散户也好，都是投资者，钱既可以放在银行储蓄，拿利息，也可以到股市上去投资，分红，它是一个投资场所。同时它也是一个融资平台，股票发行人通过股票市场，为了扩大资金来源来进行融资。它也是一个“经济晴雨表”。但现在我们的股市成了“经济逆向晴雨表”了，经济好转了股市反而反应不正常了， 这是一个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研究的新问题。它还是一个市场监管手段。上市企业光靠监管当局监管远没有这种市场监管的力度大。
所以股市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标志，对发展经济有有作用的一面，但是也有极大的风险，金融危机很多都是由于股市急剧下滑甚至崩盘引起的，所以风险也非常大。我昨天看了一份《网络舆情》，是《人民日报》办的，里面有一些手机段子，是社会上对我国股市的评论，像“外盘大跌我暴跌，外盘小跌我暴跌，外盘小涨我暴跌，外盘大涨我暴跌，外盘你能奈我何？”；“五月的中国股市，一片惨绿。一刀下去割的不是韭菜，是你的心头肉。飞流直下三千尺， 流下来的不是水，是大把的人民币。先知先觉者3200点已离场，中知中觉者2900 点已止损，后知后觉者只好在瀑布下游泳，那就顶住吧，千万别再淹死。”； “近日股市大跌，有朋友问股市高手情况如何。股市高手答：妈的，比离婚还惨，资产缩水一半，老婆却还在。”；“中国股市唯一指定饮料——苦口苦乐”； “今天是1亿多股民埋在A股废墟中的第17天，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过去，大多数股民已没了生命迹象，少数股民有微弱呼救声。管理层感动的是，废墟下还断断续续传出股民微弱的歌声——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家属焦急围在交易所门前，盼望政府救援队到来。据前方记者报道：幸存股民情绪非常稳定。”；“走自己的路，让散户去说吧。我不能把你弄死，你就把我弄死。”。这些段子不是我随便念的，是《网络舆情》供我们参阅的。股市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到它的两重性。
第五个问题是金融业的恶性竞争。社会资金是有限的，但是现在遍地都是银行，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和城市，银行网点的设立已经超越了经济的发展阶段， 但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和农村又比较缺少金融服务。这就造成了“存款大搬家”， 各个银行互相拉存款，提高存款利率，送礼品，喝大酒，安排人，靠这个今天我把钱存在你这儿，你给我送点儿纪念品，明天我再把钱存到他那儿，他再给我点儿纪念品。前两天我到一个省会城市的一家银行，他们那儿营业厅里摆放着崭新的自行车，我问摆自行车干什么？他们回答存到多少钱就给一辆自行车， 有的储户就这个月在你这里存款领一辆自行车，下个月取出来又到别的支行又领一辆自行车。这还是轻的，严重的我都不好在这儿说了。这种恶性竞争的根本原因就是银行设置超越了发展阶段，银行的发展模式趋同，没有自己的特色服务。这样不但提高银行成本，加剧社会不良风气，而且早晚要出事，早晚要有一批银行由于恶性竞争而倒闭。而另一方面，由于银行把服务高度集中在大客户、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和普通群众的服务不足。《网络舆情》中还有一个段子是讲银行服务的问题，不妨也给大家念一念，背景是日前新闻说云南昆明
ATM机取400元吐出4000元，银行呼吁市民还钱。段子说“拿多了钱的兄弟请注意，钱一定是要还的，起码咱做人要对得起良心。但是，我强烈呼吁退钱的时候采取以下步骤：1．告诉银行，请在我规定的时间到我家来取，时间是早上7 点到8点，晚上7点到9点，其他时间我要上班或者休息。2．来到我家后，请在过道口取号，然后在楼梯间蹲着等待叫号，请在我家门口黄线外等候。3．请提供有效证件，在我奶奶那里领取申请表，填好，签名，盖公章，我会对比你们的公章，要是模糊了，我会叫你回去重盖。4．你要问我取了多少钱，对不起， 请支付查询费用，一笔2元。5．提供你的单位证明、委托书等资料，注意这个‘等’字，到时候突然想起还需要什么，自己回去拿。6．手续全部完成后，请缴纳取款手续费，每笔4元，然后留下电话号码，我会把资料提交我老婆审批， 20个工作日后到我家领取。当然，来领取的时候，请重复步骤1．2．3。”这个段子的意思是说昆明有家银行的ATM机取400块钱吐出来4000块钱，然后呼吁赶紧把这3600块钱给退回来，这网友说退可以，但要按照这些步骤办。这其实是在讽刺银行的服务。
第六个问题是发展失衡。大家可以看看第221页最后一段，我提出中国金融 业的崛起需要解决十大不平衡：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东部、中部、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什么叫直接金融？简单说就是股票、债券。什么叫间接金融？简单说就是银行贷款；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这同美国过度创新的情况正好相反)；金融监管水平尽管有相当大的改善，但与防范风险的要求不平衡；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人才储备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地位的不平衡。”。所以，“一二三四五六”的“六”就是目前存在的这六个问题。当然还有其他，我认为这六个更突出。
“七”是七个原因，全球金融危机的七个原因。这里先说说金融危机形成的过程。为什么出现全球金融危机？首先是美联储也就是美国的中央银行，放松银根，刺激房地产；美国的商业银行又把钱贷给了无力偿还者来买房，这叫“次贷”，是相对于正常贷款而言的。有偿还能力的是正常贷款，没有偿还能力的是次级贷款，叫“次贷”；银行又将“次贷”打一个“包”，进行包装， 以债券的形式卖出去，叫资产证券化，变成“次债”（CDO），“次贷”变成“次
债”后，又倒卖给投资银行；评级公司又给“次债”高评级，误导投资者。世界有三大评级公司，穆迪、惠誉、标准普尔，这三大公司不得了，说给你评高点儿，你这个企业、这个国家就发大财；说给你评低点儿，你这个企业、这个国家就垮台。你们看今天希腊、欧洲就是这么回事儿。评级公司高评级的同时， 保险公司又为“次债”提供了保险。AIG中国叫“友邦保险”为什么会差一点儿倒台？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保险品种的名称叫“信贷违约掉期”，这是一个很难懂的金融名词，实际上是一个保险品种，英文缩写是CDS。投资者一看， 保险公司也保险了，评级公司评得又这么高，那就买吧，所以投行就把它卖给了全世界的投资者。我们记得去年香港的所谓“苦主”买了雷曼债券，雷曼破产了，就到曾荫权那里去游行，到金管局去游行，要求还他们钱，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简单地说就是银行把住房贷款贷给了无力偿还的人，买房者还不上钱，银行就一圈一圈往外骗，骗到最后骗不下去了，银行和投行就倒闭了， 就造成了全球金融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不是一个早晨出现的，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在这之前已经有前兆。这个前兆也不能说是美国政府故意，但也不能说是无意。大家知不知道1985年有个“广场协议”？“广场协议”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发展得非常快，到1985年日本取代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当时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如三菱、三井、松下、丰田、尼康等等。美国就不干了。美国的企业家、议员和经济学家纷纷游说里根政府，要求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来挽救美国的制造业。那么，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五个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就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开了一个会，并达成了一个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叫“广场协议”。协议要求下调美元汇率，让日元和马克升值，以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协议签署后的十年间，日元的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之后， 日本政府没有办法，就以放宽货币政策来维持国民经济。从1986年起日本就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这样国际资金、本土资金就大量流向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 产生大量的泡沫，最终泡沫破裂，日本就陷入战后长时期的衰退。美国第一步就是通过“广场协议”把日本压制下去了。
日本之后，亚洲又有“四小龙”、“四小虎”起来了，“四小龙”是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四小虎”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美国又制造了亚洲金融危机，打垮了“四小龙”、“四小虎”。亚洲金融危机怎么
回事呢？大家知道有一个人叫索罗斯，美国人，祖籍匈牙利，拿着一千亿美元， 握着“量子基金”，联合“老虎基金”和长期资本基金，他看到东南亚发展得比较快又外债过高，就决定在东南亚赌一把。亚洲金融危机一共四轮，第一轮是97年7月2日，首先在泰国开始，然后波及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台湾；98年初在印尼是第二轮；98年8月份对香港是第三轮，索罗斯联合其它对冲基金到香港市场上去赌，冲击香港，幸亏有大陆的支持，香港没有被打垮；最后，98年的下半年对俄罗斯是第四轮。当时俄罗斯的总理是基里延科，他的前任叫切尔诺梅尔金。切尔诺梅尔金买了大量的国债，后来下台了， 基里延科接任后，俄罗斯没有钱还，耍赖说我没有钱，实在逼我，我就剩点核弹头。这样，最后，亚洲金融危机才逐渐终结。所以，“广场协议”把日本给打垮了，亚洲金融危机把整个亚洲的“四小龙”、“四小虎”给压下去了，把东南亚给打垮了。接着就是科索沃战争。在此之前，欧洲国家酝酿共同使用欧元，从1999年1月欧元开始流通，同马克、法郎等双轨制共同流通，到2002年1 月正式取代其它货币单轨制流通，这期间赶上了科索沃战争，美国借机敲打欧元，战争的结果使欧元对美元的汇率由1︰1.17跌到1︰0.82，欧元严重受挫。这样亚洲的市场不行了，欧洲市场不行了，资金都流向美国，吹出了一个互联网泡沫，泡沫吹大了，到最后泡沫破裂。美国资本市场有三大指数，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指数。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主要是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互联网泡沫破裂，“纳指”狂跌，后来又出现了“9·11”， 再加上“安然事件”。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安然”是一个能源交易商。大家过去都很相信美国，是最诚实的、最守信用的，结果这么大的上市公司居然这样肆无忌惮地造假，而且是系列地造假，这使美国的形象大幅度受损，雪上加霜霜上加雪。怎么办呢？为了转移目标，美国就打阿富汗，打伊拉克，说他们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此稳住了它的霸权地位，但是却债台高筑。打仗得拿钱，伊拉克战争当时的预算是500亿到600亿，但是到去年已经用了8000亿， 我估计10000亿都打不住。这钱从哪儿来？就得靠发行国债。同时为了刺激经济， 又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企图用房地产来拉动经济。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又放松监管，把贷款贷给了没有还款能力的人，就催生了次贷危机。所以， 金融危机不是仅仅从“次贷”开始的，而是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
那么现在金融危机究竟是怎么一个走势？前面我说了，有什么“V”形、“L” 形、“U”形、“W”形，我仍然认为是一个“W”形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
你看，07年4月是美国新世纪公司破产，次贷危机开始；08年3月是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是美国的第五大投行。第一是高盛，第二是摩根斯坦利，第三是美林，第四是雷曼兄弟，第五是贝尔斯登，贝尔斯登垮台了；然后就是美国财政部接管“两房”，接着雷曼破产，救助AIG，美国银行收购美林， 金融危机达到了高潮，这是“W”形的大写。此后，去年10月迪拜危机，今年5 月高盛危机。高盛作为全球最大的投行，你说有事儿它确实真有事儿，但是也不光它有事儿，都有事儿。国会议员为了平息选民的愤怒，为了继续当选，就向政府施压去查高盛。另外，奥巴马是民主X的，高盛是亲共和X的，也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所以，用民事诉讼起诉高盛，奥巴马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但是高盛牛啊，开始实际上罚点款就完事儿了，但是高盛不认罚，双方僵持不下。现在“两房”又宣布退市，中国究竟持有多少“两房”债券我是说不清楚。接着又出现了欧洲的债务危机，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冰岛， 包括英国还有东欧一些国家全出现政府债务危机。所以整个金融危机的走势， 我讲是三到五年，现在已经进入第三年，我判断肯定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是一个“W”形的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现在不是都在探讨能否“二次探底”吗？ 我认为这个命题不太准确，因为说不清楚什么是“底”，但经过两次下行、三次下行、经过多次的下行、上行，最后归于正常，这样危机就算过去了。再过若干年，还会再出现新的危机，再下行、上行、下行、上行……这就是哲学中的波浪式前进。
关于此次金融危机的其他原因，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讲了，大家可以看看第82页。第一个历史原因，就是美国发展太顺了，忘乎所以。第二个文化原因，就是超前消费，寅吃卯粮。不是有那么一个故事吗？中国和美国两个老太太买房子，美国老太太是贷了款当天就住上房，临死前一点一点还，住了一辈子房；中国老太太是攒钱攒钱，攒到临终钱够了，买了房也没有住上。消费观念不一样，消费文化不一样。当然美国这种消费观念也有它的好处，但是过度消费就造成了这种消费文化，成为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经济原因，就是贸易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财政赤字怎么产生的，怎么弥补的？这里边和中国什么关系？实际上，中国发展到今天，靠高价进口原材料， 像在澳大利亚、巴西进口的铁矿石150美元一吨，依靠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如前一阶段的富士康事件，再顶着高污染，中国的单位能源消耗是美国的5倍，从事制造业，把廉价的产品卖给美国。一美元一双的袜子到了美国就卖十美元。现
在我们的出口已经占到GDP的65%，这样美国就产生了贸易赤字。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美国就印票子、印美元给中国。我国的外贸出口的90%都是靠美元结算的，但它捡了便宜还卖乖，说是中国的高储蓄造成了金融危机，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其实美国市场上的商品70%－80%都是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制造，它根本就生存不下去，但反过来它还说中国的产品冲击了它的市场。美国把票子给中国了，就构成我们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急剧增长，到现在已经是2.4万亿美元。这2.4万亿美元是按美元计价算的，其中真正的美元可能占70%左右。那么这些外汇储备干啥呢？为了保值，只能再回过头来买美国国债。我们现在有9000 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些美国国债被用来弥补它的财政赤字，打伊拉克、救市。打伊拉克还拉动了美国的军火工业，它又卖军火给台湾。所以，这个事情非常复杂。这个事情我是这么看的，事实就是这么一个事实，这个事情怎么看？ 第一，这是历史形成的。当初我们没有外汇，又要发展，只能走出口导向的路子，我们有廉价的劳动力嘛，只能走这条靠出口来拉动经济的路子。所以，这是历史形成的，当初也只能这么做。第二今天呢，应该说我们是跟美国绑在一起了，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承担着极大的风险，而且我们吃了很大的亏，造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第三也有好处，既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也不敢轻易对我们动手，它也得依赖中国，形成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第四怎么解决呢？一下子解决是解决不了的，需要逐步地解决。像最近外汇储备美元又增加了，为什么呢？因为欧洲债务危机了，欧元贬值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就得扩大内需，减少出口，另外外汇分流，外汇储备不能都是美元，各种货币都有一点，包括黄金、各种资源都分散一下，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第四是ZZ原因，就是国家利益，矛盾冲突，方才我讲的《广场协议》等等都是这个原因。第五是政策原因，放松监管，放宽货币。第六是道德原因， 包括包装次贷，欺骗世界。什么叫投行？实际上次贷危机很大程度都是投行给包装的。正面讲，投行是一个中介组织，主要是一种智力投资，经济越发达投行越发达；反过来说也就是空手套白狼。不是有那么一个故事吗？投行找到一个美国农民，这个农民有一百顷土地，但娶不上老婆。投行说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婆是洛克菲勒的女儿，还能让你当世界银行的副行长，但你得把这一百顷土地给我，你干不干？这个农民说那是好事啊，当然可以啊。然后这个投行又去找洛克菲勒说，你女儿还没有嫁出去，我给你女儿介绍一个世行副行长怎么样？ 洛克菲勒说，那我还不干啊？太好了。投行又跑到世界银行说，你们缺个副行
长，洛克菲勒的女婿给你们当副行长行不行？世界银行说那太好了。结果投行就这样做成了，美国的农民把一百顷土地给了投行，当了世行的副行长，又娶了洛克菲勒的女儿。这是个笑话，但投行就是干这个的。但话说回来，这是需要智慧的，没有智慧想干也干不了。这是道德原因。再一个第七是哲学原因， 物极必反，走向反面。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上帝想让你灭亡，就让你先疯狂。”你们看谁要是疯狂大劲了，肯定就要出事了。“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这点事儿，聪明过度了，上帝就在上面笑话你了。所以，应该多从哲学方面去思考这些问题。
最后“八”是八点体会。这里首先我要讲树立八个意识，在第31页有一篇
《金融家应当树立八个意识》的文章，这还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十个月，“亚洲银行家论坛”请我去做的一个演讲。我不细说了，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点一下题：一是唯我意识，到什么时候对金融主权问题都要高度重视；二是逆向思维意识，有些事要反着想，什么“中美国”呀，什么“只能靠中国解救世界危机”呀，等等，不能头脑简单，被忽悠；三是分散意识，外汇储备都是美元不行，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四是均衡意识，五是差别意识，六是联动意识， 七是超越意识，八是全局意识。时间关系，不展开多说了。有那么一个故事， 拿破仑和英国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打仗，英国政府为了支撑战争而发了国债， 老百姓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大家对国债心里没底。有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个投资商，就派人在战场上盯着，大家当时都以为拿破仑会胜，结果是威灵顿把拿破仑打败了，这个家族就第一时间把大量的国债抛出去，大家一看他们抛，就全跟着抛。接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天又把市场上抛售的国债全部买进来，一下子发了，成了暴发户。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我们从事金融、经济工作，应该精明一点儿，应该有点儿超前意识。
最后，做好金融工作的核心还是要掌握好一个“度”。一是货币政策上要掌握好经济发展与币值稳定之间的度，这个“度”决定着银根松紧之度。大家可以看第225页《对明年信贷增量的“一孔之见”》，这是在去年的一次论坛上， 我提出对今年的信贷增长从几个角度进行分析，应该是7到8万亿左右为宜。我是根据各种数据分析提出的建议。而今年“两会”正式确定的就是7.5万亿。所以这个度要把握好。二是金融监管上要把握好支持发展和防范风险之度。零风险是不可能的，但是风险失控也不行。三是在金融改革上处理好坚持改革方向和稳步推进之度。我们幸亏金融开放有度，金融危机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我们要是过早把资本市场完全放开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就会远比现在严重得多。四是在金融开放中要把握好学习借鉴与国情适应之度。既不能言不称希腊，也不能言必称希腊。五是在金融创新上要把握好推进创新与消化吸收之度。不创新不行，美国创新，你不创新，将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竞争不过人家； 但也不能盲目的创新，把金融衍生产品包装得谁都不明白，最后造成风险，所以这个度要把握好。六是在金融管理上要掌握好制度建设和人的作用之度。前几天，《人民日报》登了我的一篇叫《探寻中国金融之根》的文章，海外版是原文发的，国内版做了一些改编，提到了这个问题，大家愿意翻去翻一翻吧， 时间关系不多说了。七是在金融服务上把握好加强服务与防止服务过度之度。我刚才念的《网络舆情》，说的是服务差的问题；我再给大家念一段，是讲金融服务过度的问题。“一人做保险，全家拉下脸；一人做公安，全家有靠山； 一人做股票，全家心在跳；一人富士康，全家心慌慌。”其中“一人做保险， 全家拉下脸”，说的就是保险公司的营销人员天天打电话，敲人家的门，说我是什么什么保险公司的，给你推销什么什么产品。这就是服务过度。这边儿服务过度，那边儿服务不足，这个度如何把握好？八是在金融发展上在现实情况下把握好传统发展与集约发展渐进过渡之度。因为我们的国情毕竟和美国不一样，人口就业的矛盾非常突出，要谨慎处理好减人增效和就业之间的矛盾。总而言之，“度”其实是最基本的哲学概念，搞金融工作、搞经济工作、搞其他各项工作，都得学点哲学。掌握好“度”，才能保证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国家正常地发展。
今天，利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支离破碎地向大家简要介绍了一下金融工作的基本情况。我姑且说之，你们姑且听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提问：唐董事长，从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来看，下一步它对全世界经济的走向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说法不一，有的说很严重，有的说没有什么。您怎么看？
唐双宁：这个东西就像算命似的，很难讲。所以有一句话，“现在唯一能说得清的就是‘说不清’”。我的基本判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肯定是有影响甚至是重大影响，但是目前看可能还不至于像美国金融危机影响那么大，因为现在大家的弦都绷得非常紧，高度重视这个事情了。所以，这次债务危机可能是继雷曼倒台之后的第二个重大的事件，但是由于重视程度高了，
可能影响不会像雷曼倒台那么大。
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讲欧洲债务危机各国的债务是其财政收入的三倍， 说我们现在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差不多也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倍，所以有人提出来，既然比例差不多，我们的地方融资平台会不会产生像欧洲债务危机那样的情况。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应采取措施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但我们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和欧洲债务不完全一样，一是从来源上讲，欧洲的债务是外债，我们的地方债务是内债。外债的偿还，欧洲各国要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许多很苛刻的条件。二是用途也不一样，欧洲借外债是用于政府开支了，钱花没了；我们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大部分是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有的项目虽然不能直接产生效益，但是间接效益还是有的，如公路、桥梁等等。所以，欧洲债务危机同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不完全一样。
总之，欧洲债务危机对世界的影响目前谁也说不准，只能是拭目以待，人们善良的愿望是希望它不要再产生类似于前年雷曼倒台那样的重大金融危机， 但是处理不好也很难讲。欧洲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和美国不同，就是货币政策的统一性和财政政策的差异性。财政政策是各国政府各自为政，而货币政策则由欧洲央行统一制定，两者不衔接、不统一。德国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但欧元区把德国、法国和其他东欧、南欧国家绑在一起了，他们如果不出手相救， 可能就会殃及池鱼；但救了，本国国民、本国选民又不同意。所以，他们的政府也非常为难。所以，对这个问题简单地回答只能是“拭目以待”，因为各种相关因素都在变化中。
提问：唐董您好，刚才您提到现在中央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要开始清理、限制，限制的度应该是多大？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主要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对建设的规模有没有度的控制？
唐双宁：我开始讲了我已经到企业工作，在金融的边缘，不在核心，所以信息有限。但我认为中央在这个问题的掌握上肯定是有度的。有些融资平台的贷款已经用到一些在建项目上了，不继续贷下去就等于前功尽弃。所以区别情况，具体分析，能救的还得救，但是该舍的也得舍，在不爆发重大风险的情况下，尽量缓步地化解。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个指导思想。那个具体文件，北京市政府应该是有的，估计也会给各个区县传达转发下去。
提问：美国政府提出“两房”退市，现在我国政府要求新闻媒体不要炒作， 您能不能分析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
唐双宁：我不是搞新闻工作的，也不知道政府的这个具体要求。我知道有一句话叫“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我不去评价这句话，但我认为新闻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有利于社会稳定为出发点。因为金融危机说到底是信心危机，人们失去信心是最可怕的。实际上如果有信心，大家不去挤提存款，银行可以照常营业；但一个谣言，一个不准确的信息，就会造成以讹传讹，排队挤提，就会使银行倒闭。所以，信心对金融安全非常重要。对“两房” 退市的事情，我认为媒体可以正常报道，但不应该炒作。我想应该这样去把握， 这和言论自由不矛盾。炒作就容易闹得人心惶惶。现在人的心理非常脆弱，很多事情就是因为一个传言，一个不经意的事情造成重大的群体事件。
提问：唐董事长，尽管您非常谦虚，但我们知道光大集团目前资产总额已经超过1.5万亿，比北京市所有金融资产的总量还要大，而且业务面也非常广泛， 请问光大集团是不是有意成为中国第一家金融控股集团？
唐双宁：现在实际上光大集团已经是一个以金融业为主体的金融控股集团了，与此相类似的如中信、平安等等，大致上性质也都属于金融控股集团。但是光大的历史问题类似一部天书，是多少年历史积累形成的，要搞好得慢慢调理，心态等不得急不得，步子快不得慢不得，力度大不得小不得。目前我们应该说是已经理得越来越顺了，我们有决心把光大办好。
提问：唐董事长，我请教一个问题，刚才听了您的介绍，又翻阅了您的著作，感到您知识很渊博，经历也很丰富，您做过政府的干部，现在又在做企业。我想请问，根据您多年的工作经历包括在金融方面的工作经历，你觉得在干部队伍方面应该强化哪方面的素质？
唐双宁：干部队伍的结构应该是复合型的结构。你们在座各位都是组织部长，比我清楚。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人才需求。像我们金融企业，应该有专业型的干部，像那些金融创新产品，确实很复杂，要不懂专业知识，很容易上当受骗。同时也需要有管理型的干部。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一把手要选好。一把手，对专业我觉得“懂”就行，不一定要太“精”，骗不了你就行。要太“精”了，容易顾此失彼。过去陈云同志讲，一把手就是出主意，用干部。用干部不用说了，出主意就是把握大的方向。当然，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可以再加一条，就是协调好重大关系。因为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了，企业之间要往来，企业要往政府部门跑，有的事情可能一把手出面就能办成，不出面可能就办不成。所以，我觉得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单位对干部队伍有不同的要求。
作为我们金融机构，大概是需要专家型、经营型、管理型这么三种类型的人才， 但是作为主要领导，关键还是出主意、用干部、协调重大关系这么三条。
这里还涉及到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来的干部“四化”方针的问题，现在好像不怎么提了。你们是组织部门的，我在有关的会议上曾提出过今天根据形势的变化应该对干部“四化”方针进行总结的意见。我觉得干部“四化”方针，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大量不太懂专业的工农干部，提出“四化”是对的。但3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需要重新来总结一下这个问题。首先“革命化”。“革命化”说白了就是ZZ素质好。但是你冠以“革命化”这个词，对外就容易给人“阶级斗争”的感觉，留有“阶级斗争”的痕迹。这个问题实际上提ZZ素质好就可以了。二是“年轻化”。我认为对“年轻化”不能绝对化，要合理搭配比较好，特别是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寿命都延长了，60岁正是精力、经验最丰富的时期，都退下去不但是本人受损失，国家事业也受损失。所以，“年轻化”这个问题也需要重新考虑。三是“知识化”。知识当然越多越好，越广越好；但“知识”和“文化”又是两回事，有“知识”不一定有“文化”。四是“专业化”。“专业化”这个问题对领导班子来讲，如果是总会计师、总审计师，现在叫什么CFO、COO，专业化当然好，但是我方才说了，作为主要领导干部，要懂专业，但是过于专业化，天天陷在具体事务中，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就有可能顾此失彼。如果不会处理矛盾，不会协调关系，不会把握方向，不懂宏观，不会用人，就知道抠那点儿数字，就知道在那儿扒拉算盘， 这不能当主要领导。所以，我觉得干部“四化”的问题需要认真去总结，需要重新去认识。
主持人：唐董事长作为拥有1.6万亿总资产的中国光大集团的当家人，工作非常忙。今天，他专门挤出时间来给我们做了一个十分精彩的报告，我听了以后非常受启发。唐董事长把十分深奥的金融问题，十分复杂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就像和我们大家拉家常一样，娓娓道来，这就是水平，深入浅出。唐董事长对我们这次学习培训很重视，还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一份很有意义的礼物， 我刚才大致翻了翻，我觉得这是唐董事长30多年来一方面作为我们国家的高官从政，现在又作为我们国家大的金融企业的老总从企，30多年工作经验的总结， 我想大家认真阅读以后，对我们的工作会很有帮助。
唐董事长这个报告，作为这次培训班的主课，有助于大家理解金融在现代经济当中的地位，理解当前首都社会经济发展各项工作与金融工作的关系，理
解我们金融发展与整个社会事业发展、与人民群众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对做好组织工作，很有指导意义。所以我们再一次用热烈掌声，对唐董事长的精彩报告，对唐董事长对我们北京市组织干部工作的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开放大西南 国家战略与金融建议
在“滇池跨境财金货币合作大通道建设高峰会”上的演讲
（2010年7月27日）
一、中国对外开放的“五角型”战略
1980年代以来，我国实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形成先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继之包括以蒙、疆为代表的西北角和以滇、桂为代表的西南角所共同组成的“五角型”战略格局。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作为“东部三角”，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具有当时的先发性、今天的成熟性和向内地的延伸性等特点。面向中亚的西北角和面向东南亚、南亚的西南角，具有后发性的特点， 可以充分借鉴“东部三角”的先发经验，减少成本，少走弯路，形成“后发优势”。
二、开放大西南的战略意义
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已深度开放的形势下，加速开放西北角与西南角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我这里主要谈谈开放西南角的意义。
从产业转移上看。我国由于自身的特点形成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是由“东部三角”的体制与技术加中西部的资源与人力支撑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我国原有的人力成本优势将日渐趋弱，而“西部两角”的后发优势将日渐明显。未来十年，我国西南地区将成为与东南亚进行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承接地，开放大西南可使西部在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中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从能源安全上看。为确保我国的能源安全，需要建立缓冲地带。以石油为例，2009年我国原油进口达2.04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50%，其中80%经由马六 甲海峡。马六甲海峡是我国能源运输通道的“咽喉”，但南太平洋并不平静， 安全存在隐患。中缅油气管道可以“截弯取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马六甲隐患”，于我于邻，于经济于ZZ都更为有利。
从外贸结构调整上看。目前我国对欧美贸易占比1/3强（其中欧19%，美17%）， 加上香港转口因素则更高（45%左右）。根据目前情况判断，未来十年，欧美对我出口需求增长有限，而东南亚、南亚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新兴市场，潜力巨大。近年来我国与这一地区贸易发展较快（占比达10%左右），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45-50%），可以为我国外贸结构调整带来极大的主动权。从战略上也可
以说是以南南合作补南北合作，意义深远。
总之，我国大西南与东南亚、南亚有优越的地缘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应当顺应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加大大西南开放力度。
三、海陆通道与云南（昆明）定位
从产业结构的特点来看，当前我国与东南亚、南亚经济合作主要以第一、二产业加上少量高科技（与印度）为基础（大体类似1950年代欧洲的“煤钢联盟”），经济活动主要以物流为主。因此，开放大西南需要建设高效率的产品集散中心和海陆空物流通道。从陆上（接壤4060公里）通道来说，云南（昆明） 事实上处于“南大门”地位，但以前主要是领土“南大门”，今后更要成为经济“南大门”，更要成为大西南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从长远看，构建以昆明为内外连结点，南北（新加坡-吉隆坡-曼谷-万象-昆明-内地）贯通、东西（越南
-中国云南-缅甸）呼应、海陆空三位一体的国际物流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古有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近有“滇缅生命线”，可以预期，建立在和平与发展、开放与合作基础上的新兴西南通道，将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的经贸大道。
四、开放大西南的金融思考
金融工作要全方位服务于开放大西南战略，可以从内外多方面进行思考。
第一，构建金融互助机制。在清迈协议框架下，可以确立一揽子信用额度， 采取低息、中长期政府信贷等方式，主要投向基础设施、环境、教育和文化交流等事业；还可考虑以参股形式与当地政府共同开发，互惠互利。
第二，加强区域资金融通。初期可以以开发性金融（国开行、进出口行） 为主导，商业性金融为补充，并可考虑与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合作，进行银团贷款，并提供融资、汇兑、结算等综合服务，同时推动金融创新和区域市场培育。
第三，推进人民币“区域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应当是周边化—> 区域化—>国际化。东南亚则是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首选。为此，应当增强人民银行相关分支机构及有关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国际清算结算功能，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的范围和规模，提升边贸金融服务能力，推进人民币区域国际化。同时鉴于西南的特点，要加强反洗钱及监管工作力度，维护区域金融安全。
第四，建立区域金融联系机制与合作论坛。如可考虑建立大湄公河流域国 家金融机构联系机制，设立大湄公河流域国家金融专家论坛等等，讨论区域内
国家间的重大金融合作、协调机制和金融创新机制，促进金融信息、人才、技术、服务的交流与合作。
在集团深入开展“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010年7月30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集团深入开展“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动员大会，我代表集团X委讲三个方面问题。
一、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充分认识在集团开展“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的重大意义
为推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中央决定在X的基层组织和X员中深入开展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主题的创先争优活动。这是X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是巩固和拓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的重要举措，是X的建设的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这次活动的主体是基层X组织和广大X员；主要内容是创建先进基层X组织、争当优秀共产X员；基本要求是先进基层X组织要努力做到“五个好”，即领导班子好、X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工作业绩好、群众反映好；优秀共产X员要努力做到“五带头”，即带头学习提高、带头争创佳绩、带头服务群众、带头遵纪守法、带头弘扬正气；具体到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就是要做到“四强四优”， 即X组织力争达到ZZ引领力强、推动发展力强、改革创新力强、凝聚保障力强；X员力争达到ZZ素质优、岗位技能优、工作业绩优、群众评价优。按照中央要求，结合光大实际，集团开展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扎实开展‘四强四优’ 创先争优活动，加快推进光大改革重组和稳健发展”，集团各级X组织和全体X员务必深刻认识活动的重大意义，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首先，深入开展“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是巩固和拓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的需要。在学习实践活动中，经过集团X委和各级X组织的共同努力，查摆出的问题大部分已得到整改，但也有一些体制机制性问题需要通过长期整改加以落实，需要各级X组织下更大的决心、广大X员干部作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完成。因此，深入开展“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解决好员工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是我们在新的起点上推动集团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
其次，深入开展“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是落实集团改革发展任务、加 快推进集团改革重组和稳健发展的需要。当前，按照国务院指示精神，集团正
在全力做好改革重组的各项工作，光大银行上市工作稳步推进，光大证券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光大永明保险公司发展势头良好，光大金控资产管理公司已步入正轨，光大在港企业及其他实业企业也都保持了稳健发展。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深入推进光大改革重组和实现稳健发展，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这既需要社会各方的支持， 也需要集团的齐心协力，还需要通过开展“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调动基层X组织和广大X员的积极性，为集团改革发展提供组织和思想支持。
第三，深入开展“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是加强集团X的建设，努力提 高集团基层X组织的战斗力和共产X员模范带头作用的需要。目前，从我们了 解的情况看，集团基层单位X建工作总体情况是好的，取得可喜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有的基层X组织战斗力作用发挥不够、X组织覆盖不全面、X员先锋模范作用不突出、基层X支部带头人队伍建设不足等等。深入开展“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X组织建设，充分调动和激发广大X员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共产X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树立先进形象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四，深入开展“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是密切联系群众、建设和谐 企业的需要。通过开展活动，基层X组织和X员要向群众作出公开承诺，有针对性地做好群众工作，及时排查调处矛盾纠纷，自觉维护稳定大局；要充分尊重和依靠广大员工，帮助员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让员工得到更多的实惠，从而巩固和发展良好的X群、干群关系，逐步建立具有光大特色的、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
二、统一部署，结合实际，扎实推进“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的深入开
展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集团“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从2010年5月开始到2011年7月，以围绕中心工作，迎接建X90周年为专题推进；第二阶段，从2011年7月至X的十八大召开前，以开展“四强四优” 创先争优表彰活动，迎接X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为专题推进。在2012年“七一” 前，集团将组织开展评选表彰“2010—2012年‘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四好领导班子、先进基层X组织、优秀共产X员等活动。今天的动员会议后，各级X组织要按照集团X委的统一部署，正式启动本单位“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结合本单位实际，按照以下要求，扎实推动活动开展：
第一，深刻领会总体要求。深入开展“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关键要全面领会“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四句话的总体要求。具体到光大集团系统，就是要通过开展“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努力推动集团改革发展，加快推进金融控股集团建设，服务基层、服务员工，倾力营造和谐、健康的企业文化。
第二，准确把握主要内容。结合集团实际，我们主要开展“四强四优”创优争先活动，即争做“四强”基层X组织、争当“四优”共产X员。具体地讲， 基层X组织“四强”一是ZZ引领力强，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经济责任、ZZ责任、社会责任；二是推动发展力强，把X建工作积极融入企业经营管理中；三是改革创新力强，以X建工作创新促进企业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四是凝聚保障力强，X建工作机制健全，保障员工合法权益，加强企业文化建设。X员“四优”一是ZZ素质优，讲理想、讲X性、重品行、作表率；二是岗位技能优， 成为促进企业科学发展的骨干力量；三是工作业绩优，爱岗敬业，勤奋工作， 勇挑重担，攻坚克难，创造一流业绩；四是群众评价优，联系服务群众，听取和反映员工意见，努力在员工中树立良好形象。
第三，积极创新活动方式。集团各级X组织在抓基层X组织建设过程中， 对创新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进行了许多有益尝试，也取得了一些经验。在此基础上，开展“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主要有四种方式，即公开承诺、全面履诺、开展评议和评选表彰。从集团层面讲，要求大家在活动中坚持“六个结合”： 即与继续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相结合、与深化企业“四好”领导班子创建活动相结合、与深化“讲X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相结合、与推进学习型X组织建设相结合、与推进集团改革发展创建金融控股集团的目标相结合、与创建有光大特色的企业文化相结合。同时，“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各企业可以围绕中心工作，创造性地开展劳动竞赛、岗位练兵等活动，比如光大银行开展的“阳光服务年”活动等等，以此丰富活动形式，创造出更多适合各自企业特点的活动方式。
第四，努力完善体制机制。通过深入开展“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要在先进性教育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加强基层X组织建设、提高X员整体素质的体制机制：包括基层X组织开展活动机制、X员教育培训机制、基层X组织带头人培养机制、X员发挥民主权利机制、基层X组织和X员服务关心员工机制、基层X组织和X员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促进
基层X组织发展的分类指导机制等等。
三、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确保“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取得实际效果
集团各级X组织要紧密联系实际，加强组织领导，坚持统筹兼顾，确保活动取得实效，真正把“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第一，明确领导责任。集团X委对开展好“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高度重视，已成立了集团“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全面负责集团系统“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组宣部。会后，各直属企业及光大银行各分行X委要相应成立活动领导机构，X委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活动第一责任人，切实担负起领导和指导责任。
第二，加强督促检查。一是要建立领导班子成员联系点制度，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参加活动，认真履行指导职责。二是集团及各直属企业“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小组办公室要建立联络员制度，及时掌握下属单位活动的开展情况，并定期向集团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三是加强分类指导，活动期间， 集团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不定期派出检查指导组，了解检查各单位活动进展， 适时通报情况，总结交流经验，研究解决问题。各直属企业也要对分支机构的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指导。
第三，组织员工广泛参与。按照“关键在领导、基础在支部、落实靠X员” 的要求，充分发挥X支部作用，特别是集团各企业间有一些是联合X支部，X支部书记更要注重把支部内各单位X小组的作用调动起来，积极发动员工参与到活动中来，广泛深入地听取员工意见，向员工作出公开承诺；要切实把向员工承诺的事办实办好，活动情况要向员工通报，请员工评议；评选先进要请员工参与推荐，向员工公示，接受员工监督。
第四，加强舆论宣传。要大力宣传开展“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意义，迅速形成开展活动的强大声势，努力营造开展活动的浓厚氛围。要充分发挥网络、宣传栏以及《光大报》、《光大动态》、《X建信息》等内部刊物的作用，加强宣传报道。要通过组织文体活动、经验交流会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形成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
同志们，开展“四强四优”创先争优活动贵在联系实际、重在持续深入、关键在抓好落实。我们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深入扎实地开展“四强四优” 创先争优活动，涌现出更多的“五个好”的先进基层X组织和“五带头”的优秀共产X员，不断增强集团基层X组织和广大X员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并以此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集团改革发展、促进金融控股集团建设、创造和谐企业文化。
世界经济能否“二次探底”
中国银行家论坛2010后危机时代的银行业转型
（2010年8月7日）
世界经目前，大家都在关注世界经济能否“二次探底”的问题。这里，我们要首先搞清楚什么是“底”？如果以2008年9月雷曼破产及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底”的话，那么，有必要引用一下2009年5月本人在上海“陆家嘴论坛”上谈的一个观点，即全球经济复苏将是一个“W”型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全球经济不可能是“L”型，不可能永远在底部，不可能是“U”型和“V” 型，不可能一次性完成经济的复苏过程。最大的可能就是“W”型，而这种“W” 型将是一个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
能否“二次探底”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全球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公司破产，次贷危机开始：而后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接着是美国财政部接管“两房”，接着是雷曼破产、救助AIG，美国银行收购美林。这是“w”型从小写到大写的过程。之后，各国开始联手救市，但效果并非“一救就灵”，虽然形势在趋好，但还是接连出现了迪拜危机、高盛丑闻、“两房退市”、欧债危机等等。这是“W”型由大写到小写的过程（当然欧债危机“写”的并不算小）。“W”型由小写到大写再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结论，不仅被事实所证明，而且也是“波浪式前进”的哲学原理所决定的。有人说，世界经济是“W”型，中国经济却是“V”型。如果仅从现象或仅从速度上说，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救助政策，有效抵御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实现了保“八”（今年经国家统计局更新核定又调为“九”)的目标。这是必须肯定的主流。但是，这个“八”(或“九”)主要是政策推动的，是潜藏着通货膨胀、不良贷款等隐患的。如果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不能看到矛盾对立双方的另一面，是片面的。从本质上说，中国经济也不可能脱离波浪式运动的规律。那么，今天人们所说的“二次探底”，其实是在说是否会出现由于欧债危机而引发的当年的雷曼现象。对这个问题，本人的回答是：没必然性， 有可能性，可能性不大，但处理不好会加大。总的来说，与雷曼现象相比还是“W”型的再次大写到小写，最为关键的是“探底”与“反探底”的博弈力度。在分析经济形势时，我们不但要分析静态的数字，更要分析动态的活的因素。再险峻的沟壑只要小心谨慎地通过也可能平安无事，再安全的坦途由于粗心大
意也可能跌跤戴脚。从“探底”的一方说，欧债高达近万亿欧元，波及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及东欧的多个国家；英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又爆出其国债高达4万亿英镑（约合6万亿美元），比此前承认的数字高出三倍。何止是欧债，美国2010财年赤字将升至1.56万亿美元，占GDP近11%失业率已达l0%且持续近12个月。日本政府负债率超过200%列发达国家之首，失业率则在5？ 右徘徊。因此，这种“探底”的危险性不可小。从“反探底”的一方说，由于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人们防范危机的“弦”绷得很紧。为了应对欧债危机， 已经组织了7500亿欧元的救助资金。美国通过了金融改革法案，至今仍执行零利率政策。日本则在考虑新的刺激计划。这种“反探底”的力度不可谓不大。问题是，欧美救市之间存在“体制悖论”，主要表现为美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统一性与欧洲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差异性。奥巴马要美元就可以得选票，而默克尔要欧元就要丢选票。当前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而各国经济却表现殊异：有的要增加出口，有的要贸易保护；有的要扩大内需，有的失业严重， 有的为刺激增长要宽松货币，有的为防范通胀要收紧银根：有的为恢复经济要“积极财政”，有的为压缩赤字要紧缩开支等等。这种“两难选择”不仅表现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甚至表现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经济体内。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尽管目前总体是“反探底”的力度略大于“探底”的力度，如果人们不认清形势，不统一思想，不顾全大局，不处理好上述矛盾的“度”“W”的大小写也是会转化的，勿谓言之不预也。
在光大银行A股IPO网络路演上的致辞
（2010年8月9日）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参加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网上路演活动。在此，我谨代表中国光大银行，向参加本次网上路演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向上市过程中一直给予中国光大银行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广大投资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中国光大银行经过18年的发展，今天已经成为一家经营稳健、发展均衡、创新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上市是国务院关于整个光大集团改革重组的重要内容，上市后光大银行将与光大集团旗下的证券、保险、资产管理、租赁、期货、基金、投资、实业等通过联动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不仅给投资者带来利益和回报， 也有利于在市场监督下加强管理、改善服务、防范风险，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昨天晚间光大银行已经公布了此次发行价格区间，市场反应积极正面。通过本次交流活动，我们将再次听取和采纳各位的建设性意见，按照“三个适度”原则，把下一步的上市工作和今后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我们将，不用扬鞭自奋蹄！
就中国光大银行上市事宜的新闻发布函
（2010年8月16日）
光大银行即将如期于8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本次发行上市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时间表创A股IPO最短记录。本次光大银行A股上市的发行进程很快，从 7月22日招股书预披露到8月18日挂牌上市，历时仅28天，时间表创A股IPO最短记录。
二是IPO规模创股份制银行A股最高，为2010年A股第二大IPO。若绿鞋全额 行使，募集资金总额将达217亿元。
三是战略配售时间最短、引入户数最多、募资占比最高。本次发行是近三年来继农业银行之后第二家引入战略配售的A股IPO。战略配售从启动到完成仅7 天，时间最短。通过战略配售引入30家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30亿股，占绿鞋前发行规模近50%，战略配售户数和比例均为A股最高。
四是A股第三家采用绿鞋机制。本次发行是继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之后，A 股市场第三次采用绿鞋机制，是我们引进国际惯例、顺应国内资本市场变化对发行方式的有效完善和补充。
五是上市后一年内流通盘比例最低。本次发行充分考虑了投资者的利益， 发行机制创新合理。上市后1年内，光大银行的流通盘规模和比例为股份制银行中最小，有利于维持后市股价的稳定。
今晚，光大银行的上市公告书即将挂网，根据上市规则和监管要求在其中将披露光大银行今年上半年的经营业绩。总体看来，光大银行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的良好态势，盈利水平大幅增长、息差水平显著提升、中间业务快速发展、资产质量不断改善。具体情况，大家在晚间可以看到。
明天我们就要前往上海，参加8月18日举行的上市庆祝仪式。上市仅仅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深感任重道远。我们将通过不懈努力，再创佳绩，回报社会， 为股东创造价值！
在光大银行A股上市仪式上的致辞
（2010年8月18日）
尊敬的俞正声书记和上海市及其他有关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一年一度秋风劲。秋天就要来了。
随着秋天的到来，收获也将随之到来。
今天，我们共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分享收获的喜悦。我十分感谢各位朋友在此与我们共同分享这一喜悦；我特别感谢俞正声书记等领导同志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也来分享这一喜悦。
一年前的今天，2009年8月18日，我曾在这里以光大证券董事长的身份，敲 响上市的锣声。
一年后的今天，2010年8月18日，我又以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的身份，再次 敲响上市的锣声。
光大银行上市的这声锣响，将标志着我们又一次开始收获。
方才有朋友告诉我，上交所成立以来，你是唯一一个一年内两次以董事长身份为自己的上市公司敲响锣声的人。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如果属实，我为之高兴，相信在场的朋友也会同样为之高兴！
光大银行的多项经营指标，光大银行的未来发展愿景，此前，我们已经全透明的向社会披露。简言之，就是资产四年翻番，利润两年翻番(为留有余地对外讲“三年力争两年”)，以此回报社会，回报投资人。
有人说，光大银行是闪电上市。是的。但是这个“闪电”是我们用十年磨成的利剑划破夜空出现的。无数人为这十年磨成的一剑付出了努力。我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我们将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更好的发展，更快的发展，更富有内涵的发展。
上市是光大银行的新起点。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光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谢谢俞正声书记，谢谢各位来宾！
中国光大银行上市事宜的新闻发布函
（2010年8月18日）
今天，中国光大银行成功登陆A股市场。收盘价为3.66元，较发行价上涨18%， 开市大吉。这一市场表现充分显示出我们“适度定价”的承诺获得了投资者的认同，充分显示中国光大银行上市后的发展前景得到市场的有力支持。
我个人的心情可以用六个字描述：高兴、冷静、坚定，坚信中国光大银行一定能办好。有人给我们的市场表现打了“五分”，我个人认为还是留有余地为好，毕竟仅仅是第一天。“路漫漫其修远兮”，自己打“4加”比较好。
有朋友形容我们是“闪电”上市，是“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我坦率的告诉大家，我今天的心境其实一直恰如“谢安纹枰”。
两天前，我与媒体的朋友们交流时已经阐述了本次光大银行A股发行上市的几大特点。今天再次与大家见面，应该说我还是昨天的我，但又不完全是昨天的我。昨天的我是一家国有控股银行的领导人，今天的我已是又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中国光大银行的上市公告书已经于昨天见报，其中披露了今年上半年的业绩情况。光大银行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的良好态势：
一是盈利水平大幅增长。2010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68.3亿元，已达2009年 全年利润的90%。
二是息差水平显著提升。净息差已从2009年的1.95%提升到2010年上半年的2.12%，提升17个基准点。
三是中间业务快速发展。2010年上半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25.4亿元，已 超过2009全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80%；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达到14.7%。
四是资产质量不断改善。不良贷款余额下降至68.7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至0.95%，继续保持“双降”；拨备覆盖率达到238.1%。
上半年的业绩更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随着上市的实现及资本实力的提升，光大银行的业务发展将跨入新的阶段，良好的成长性将日益显现。
随着中国光大银行登陆A股市场，在庆祝上市成功的同时，我们更多的感受了肩上的重任与职责。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思考光大银行未来的发展。我今天讲了一句话：“光大银行要实现更有内涵的发展”。这个“更有内涵的发展”我们还要详细的讨论，但至少包括更有效益的发展、更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更有
后劲的发展、更有创新能力的发展、更有前瞻性的发展、更有凝聚力的发展、更协调的发展、更有品味的发展、更有社会责任的发展。这样九个方面。
光大银行实现上市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获得了来自各方的大力支持。前期路演时我已经向各方表达了感谢，今天我再次诚挚地表达我的感谢之情。
我们相信，随着上市工作的结束，中国光大银行将迎来又一个崭新发展阶段。展望未来，我们对中国宏观经济有信心，对中国光大银行的未来发展有信心，对光大银行的后市表现有信心。光大银行将不懈努力，以切实的发展成果为投资者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光大银行A股上市答谢酒会上的致辞
（2010年8月18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上午，中共中央ZZ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同我一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敲响了中国光大银行上市的锣声。光大银行上市了！
今天下午，光大银行开市大吉，收盘于3.66元，上涨18%，一个“18”，一 个“66”，我们共同为此而庆贺。
今天晚上，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和各位新老朋友欢聚北京钓鱼台，共同分享这一喜悦。我们共同为此而高兴。
今天，8月18日，对光大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1983年8月18日，中国光大集团在香港成立；1992年8月18日，中国光大银行在北京成立；2009年8月18 日，光大证券在上海上市；2010年8月18日，光大银行在上海上市，18岁的中国 光大银行，正是成年的时刻；今天上午的那一声锣响，正是为中国光大银行举行冠礼的时刻；也正是那一刻，我成为唯一一位一年之中两次在上交所为自己的公司敲响锣声的董事长。
今天上午在上交所的致词中，我使用了一个语言，“光大银行今后要实现更好的发展、更快的发展、更富有内涵的发展”。什么叫“更富有内涵的发展”，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论证，但上市将是光大银行“更富有内涵发展”的新起点！
随着今天的上市，中国光大银行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实力，具备了进一步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回报投资人的实力；同时，也使中国光大集团具备了在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租赁、基金、期货、投行、实业等企业之间进一步联动发展的实力。
此时此刻，我们不忘在各方面支持过我们的人们。军功章上，有我们的一半，也有你们的一半，你们的一半更闪亮！
此时此刻，我们不忘光大数万员工的辛勤劳动。我们为之流淌过汗水，广
大员工为之流淌过汗水，广大员工流淌的汗水更多！
此时此刻，我们不忘包括在座的邱晴董事长、刘明康董事长，以及不在座的以王光英先生为代表的历代光大人为光大的发展付出的努力。我曾经讲过“吃饼原理”。光大能有今天，我们做出过贡献，你们做出过贡献，你们的贡献更大！我们今天酒会的主题叫“光大未来”。这里的“光大”不但是名词，更是动词！诚然，我们现在最需要冷静，最需要谨慎，最需要自知之明，但我坚信光大的未来一定会更加光大！
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在媒体见面会发表演讲
（2010年8月18日）
今天，中国光大银行成功登陆A股市场。收盘价为3.66元，较发行价上涨18%， 开市大吉。这一市场表现充分显示出我们“适度定价”的承诺获得了投资者的认同，充分显示中国光大银行上市后的发展前景得到市场的有力支持。
我个人的心情可以用六个字描述：高兴、冷静、坚定，坚信中国光大银行一定能办好。有人给我们的市场表现打了“五分”，我个人认为还是留有余地为好，毕竟仅仅是第一天。“路漫漫其修远兮”，自己打“4加”比较好。
有朋友形容我们是“闪电”上市，是“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我坦率的告诉大家，我今天的心境其实一直恰如“谢安纹枰”。
两天前，我与媒体的朋友们交流时已经阐述了本次光大银行A股发行上市的几大特点。今天再次与大家见面，应该说我还是昨天的我，但又不完全是昨天的我。昨天的我是一家国有控股银行的领导人，今天的我已是又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中国光大银行的上市公告书已经于昨天见报，其中披露了今年上半年的业绩情况。光大银行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的良好态势：
一是盈利水平大幅增长。2010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68.3亿元，已达2009年 全年利润的90%。
二是息差水平显著提升。净息差已从2009年的1.95%提升到2010年上半年的2.12%，提升17个基准点。
三是中间业务快速发展。2010年上半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25.4亿元，已 超过2009全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80%；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达到14.7%。
四是资产质量不断改善。不良贷款余额下降至68.7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 至0.95%，继续保持“双降”；拨备覆盖率达到238.1%。
上半年的业绩更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随着上市的实现及资本实力的提升，光大银行的业务发展将跨入新的阶段，良好的成长性将日益显现。
随着中国光大银行登陆A股市场，在庆祝上市成功的同时，我们更多的感受了肩上的重任与职责。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思考光大银行未来的发展。我今天讲了一句话：“光大银行要实现更有内涵的发展”。这个“更有内涵的发展”我们还要详细的讨论，但至少包括更有效益的发展、更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更有
后劲的发展、更有创新能力的发展、更有前瞻性的发展、更有凝聚力的发展、更协调的发展、更有品味的发展、更有社会责任的发展。这样九个方面。
光大银行实现上市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获得了来自各方的大力支持。前期路演时我已经向各方表达了感谢，今天我再次诚挚地表达我的感谢之情。
我们相信，随着上市工作的结束，中国光大银行将迎来又一个崭新发展阶段。展望未来，我们对中国宏观经济有信心，对中国光大银行的未来发展有信心，对光大银行的后市表现有信心。光大银行将不懈努力，以切实的发展成果为投资者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量化宽松冲击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在“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的演讲
（2010年11月26日）
各位都是新老朋友了，我想讲的有个文字稿，我发在会场了，我不照这个文字稿去念，量化宽松的三种后果，一个是损人利己，损人是肯定的，量化宽松本质上自扫门前雪，本质上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其后果是过量的美元将导致流动性泛滥，热钱冲击市场，汇率波动加剧，引发全球的通胀以及通胀预期以及资产泡沫，冲击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剧全球范围的货币债和贸易债，搞乱国际金融秩序，打击全球的经济复苏，我觉得这是损人的方面。那么利己是美国自己的愿望，想刺激本国的经济，同时也是大选的需要，这是损人利己。
第二种可能是损人不利己，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是一剂梦瑶，但未必是一剂良药，现在问题是企业不愿意借，银行不愿意贷，美国是三大问题，一个消费不正，一个投资信心缺乏，第三个是高失业率。根本原因不在于货币量大小， 而在于深层次变化，金融秩序的基本面遭到破坏，不采取治本之策，仅靠货币数量的推动，可能只是ZZ上的一厢情愿，或者策略上的掩人耳目，就像弗里德曼比喻的汇率政策，说你可以将马拉到河边，但是你不能依着它喝，凯恩斯也讲你不能推着绳子，因为绳子是拉的，美国用货币量的这根绳子推动服务和就业，所以可以讲是舍本逐末，损了别人未必能利己。
第三种可能是损人害己，要进一步指出从长远看可能饮鸩止渴，对广大新兴国家和地区无异于是火上焦油。二是试图对邯郸学步的日本等少数国家跟着别人去错要。害己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过度负债，美国联邦财政将难以维系， 二是美元长期贬值，货币领袖地位的技术地位动摇，三是美国政府行不益之举久矣，必然饱尝失道寡助之途。这三种后果来源于美国经济的深刻性和世界经济的二元性，世界经济有一系列的二元性，当前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复苏的二元性，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分化成两大阵营，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复苏仍面临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并伴随一定程度的通缩。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复苏态势基本确立，面临通胀或者通胀预期的压力，复苏的二元性可能是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后果。美元是国际货币又是经济货币，这种二元性决定美国流动性与稳定性难以稳定。美国本来应该履行双重责
任，但是却置他人于不顾，这既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制的内在矛盾，更助长了一种十分恶劣的国际金融文化，二元性的背景下，三种后果的差别在于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短期可能出现某些利己的假象，中期则呈现损人不利己的困境，长期看将陷于损人害己的泥潭。
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也面临着诸多的两难，美联储的政策又使我们难上加难，怎么解决无外乎是两招，一个是平招，一个是险招、奇招，平招是稳招不出大事，但是也不解决大问题，奇招是险招，可能解决问题，但是又冒风险， 美国是大选第一，中国是稳定。
第一，所以这里边只能说说平招。平招无外乎三条，一个是合纵连横，紧 密联系新兴经济体，求大同存小异，捍卫共同利益，积极争取欧元区中间国家加强ZZ协调，互助互利。
二是积极抵御，加强对资本项目的管理，积极构筑防火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掌握汇率主动权，调控好双向波动的时机、幅度和节奏。
三是完善自身，完善货币政策工具，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加强外汇储备的总量管理和结构调整，减少被动增加主动，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仅贵参考而已。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QE2）的三种后果
唐双宁在第五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的演讲
（2010年11月26日）
美联储11月初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以下简称QE2），其要点是在保持0-0.25%利率水平的条件下，于明年6月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中长期国债。此前，美联储于2008年底推出了第一轮（QE1），预计两轮“量化宽松”共投放2.3万多亿美元。
美联储QE2的出台引起全世界轩然大波。美国为了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而向全球注水，时间巧妙——安排在中期选举之时；意图明显——企图ZZ经济兼修。它的如意算盘能够实现吗？我看不那么简单，其后果可能有三。
一是损人利己。损人是肯定的。“量化宽松”表面上是美国“自扫门前雪”， 本质却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其后果是过量的美元将导致流动性泛滥，热钱冲击市场，汇率波动加剧，引发全球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 并冲击他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剧全球范围的“货币战”和“贸易战”，搞乱国际金融秩序，打击全球经济复苏。
利己是愿望。前三季度，美国GDP环比增速分别为3.7%、1.7%、2%，趋于收 窄；截至今年10月份，失业率连续18个月停留在10%左右，是26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消费信贷出现超过26个月的环比负（零）增长，消费者信心难以恢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寄希望QE2或许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和就业，奥巴马或可捞回一点ZZ主动，为此再次铤而走险。
二是损人不利己。QE2是一剂“猛药”，但未必是“良药”。据估计，美国M2已大幅增长（到10月份，M2余额近9万亿美元，比危机前增长12%）；今年国债余额将达14万亿美元，占GDP的93%；2010财年财政赤字高达1.5万亿美元，占GDP的10%。在美国，现在的问题是，企业不愿借，银行不愿贷。在这种情况下， QE2能收到预期效果吗？美国消费不振、投资信心缺乏、失业高位徘徊的根本原因不在货币量的大小，而在于社会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恶化，金融秩序的基本面遭到破坏。不采取治本之策，仅靠货币数量推动可能只是政策上的一厢情愿或策略上的掩人耳目。正如弗里德曼比喻货币政策时所言，“你可以将马拉到河边，但不能逼着它喝水”。凯恩斯也说过：“你不能推动绳子（绳子是拉的）”， 美国正是在用货币量这根绳子来“推动”复苏与就业，可谓舍本逐末，损了别
人，未必利己。
三是损人害己。要进一步指出，从长远看QE2可能是饮鸩止渴，既损人又害己。“损人”有两方面，一是对经济复苏正常但通胀预期已经抬头的广大新兴国家与地区，无异火上浇油；二是对试图邯郸学步的日本、英国等少数国家， 将跟着别人吃错药。“害己”至少有三方面，一是过度负债，美联邦财政将难以为继；二是美元长期贬值，“货币领袖”地位的基础动摇；三是美国政府行不义之策久矣，必然饱尝“失道寡助”之苦！之所以可能出现三种后果，盖缘于美国危机的深刻性和世界经济的二元性。仅就二元性而言，当今世界在经济发展水平、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贸易平衡、资本流动等领域广泛存在，而当前最主要的是两点。
一是复苏的二元性。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分化为两大阵营：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复苏仍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伴随一定程度的通缩；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复苏态势基本确立，面临通胀（预期）压力。复苏的二元性可能使QE2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后果。
二是美元的二元性。美元既是美国货币，又是国际货币，这种二元性决定了美元的流动性与稳定性难以两全（即“特里芬难题”）。美国本该履行双重责任，但却置他人于不顾，这既暴露出当前国际货币体制的内在矛盾，更助长了一种十分恶劣的国际金融文化。
在这种二元性背景下，QE2的三种后果实属必然，差别在于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短期可能出现某些“利己”的假象，中期则呈现“损人不利己”的困境，长期看，必陷入“损人害己”的泥潭。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着诸多“两难”，QE2又使其难上加难。说实 话，面对QE2，全世界还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过去美国是一手拿胡萝卜，一手拿大棒；现在是一手拿军事大棒，一手拿金融大棒；只不过在大棒外面包了橡皮管子罢了。前面分析的三种后果共同点是“损人”，而是否“利己”在两可之间，因时而异。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这就牵涉到美国的“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牵涉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和大选及美国的民主制度，非本文所能涵盖。我们有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有历史形成的高额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既是武器，又是人质。中国的货币当局也真是够难的。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是刚柔相济。
综合起来，无外乎三条，一是合纵连横。紧密联系新兴经济体，求大同， 存小异，捍卫共同利益；积极争取欧元区中间国家，加强政策协调，互助互利。二是积极抵御。加强对资本项目的管理，积极构筑“防火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掌握汇率主动权，调控好“双向波动”的时机、幅度和节奏。三是完善自身。完善货币政策工具，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加强外汇储备（2.6 万亿美元）的总量管理和结构调整，减少被动，增加主动。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仅供参考而已。
应对危机 大胜靠德 兼评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QE2）
在“重构与引领——中国在全球商业格局中的再定位”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2010年12月1日，根据录音整理）
大家好！我刚刚从深圳匆匆赶来。方才听了中远集团魏家福总裁慷慨激昂的演讲，我也感慨良多。您搞得这么好，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回答说刚离开） 什么？刚离开，那我只能帮您打击索马里海盗了（众笑）。举办方此前跟我讲， 这次论坛是“企业家的盛宴”，我就想先说几句。第一，我不是企业家，我充其量是个杂家；第二，因为是杂家，所以我不会做“盛宴”，只能做些“快餐”； 第三，方才在门口，很多记者追着围着我说对我的演讲有很高的期望值，我说期望值越高，失望值越大；第四，我今天讲的可能没什么新闻价值，但是我讲过一句话，有时新闻价值是与文章内涵的深刻性成反比例的（众笑）。因为我身在企业，不得不整天处理企业的俗务。但是，我有个兴趣，比较喜欢文史哲， 所以方才中央电视台记者让我讲一讲明年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我就回答说，我现在很喜欢研究形而上的东西，不喜欢研究形而下的东西。我就这样搪塞了。
最近我品味历史，概括了三句话：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这从哪儿说起呢？从美国说起。美国从建国到今天，共产生了43位总统。我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这43位总统可分为“德、智、力”三类。
第一类以“德”取胜，其代表人物首推华盛顿。华盛顿被美国人民尊称为 “国父”，不仅在于领导了独立战争，更在于他拒绝做皇帝，拒绝连任总统，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任职两届后，坚决回弗农山庄务农，娶一寡妇为妻，且没有自己的血脉延续。不像后来如克林顿者，吃着香的还想尝着辣的。领导人民实现独立，还只能称为“英雄”，后面几条则使华盛顿成为“圣人”。“英雄” 与“圣人”有何区别？英雄立功，圣人立德；英雄可以战胜他人，但战胜不了自己，圣人可以战胜自己。为此，我曾三次到弗农山庄凭吊华盛顿。其他如杰弗逊等，我认为亦可列入此列。
第二类以“智”取胜，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受命于危难之际，以其大智 大勇带领人民走出了20世纪两次最大的危机——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萧条中，不仅是“炉边谈话”表现出的坚定，还有在任命老肯尼迪为美国证监会主席等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罗斯福极高的用人智慧，好比用小偷当警察局
长一样。在二战中，罗斯福明智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战争，将美国“打一仗、进一步”的战略发挥到极致，通过战争扩大势力范围，包括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国从此成为世界霸主。
第三类是以“力”取胜，远的如麦金利，发动“美西战争”，夺取了原属于西班牙的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关岛，吞并了夏威夷，还怂恿列强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派兵加入“八国联军”烧杀抢掠；近的如小布什， 一上台就在中美撞机上表现出蛮横和霸道，又以子虚乌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发动伊拉克战争等，更是蛮力的表现。需要说明，麦金利时代是全球大瓜分时代，拳头第一。国家间关系呈“液体状”，有个勺子就可以挖一勺。因此，麦金利之力损人但利己；小布什时代是全球一体化时代，拳头不再第一， 国家间关系呈“固体状”。因此，小布什之力损人但不利己——赔了几千美国青年的性命，丢进几千亿绿色的票子，最后进退维谷。
当然，德、智、力三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以上只是从基本属性划分。 奥巴马上台后，推行的经济、社会变革，如整顿华尔街、进行医疗体系改
革等，既体现“力”的一面，亦有“智”的一面；虽然主要是ZZ秀，但亦含有“德”的成分。后来如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挑起贸易战、货币战，则是无智失德的表现。此次美联储推出的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QE2），则更是失“德” 的行为。不但失德，而且缺智。一方面，QE2对美国经济是把“双刃剑”，它或许暂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创造就业和促进增长，但若超出合理的“度”，则很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困境，提振经济无果，却引致通胀来袭。另一方面，QE2对全球经济将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形成强大的游资流动和非美元货币升值压力。美元大幅贬值将使以美元标价的国际大宗资源类商品价格暴涨，导致各国被迫“输入”通胀；与此同时，各国以美元储备为主的外汇资产及美元债权将严重缩水，而美国则借此变相稀释天量外债。对此，几天前我曾撰文提出QE2的三种可能性：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损人害己。如果损人能利己也就罢了，如果损人不利己，甚至最终害己的行为，请问奥巴马先生可取吗？
有人说，圣人是农业经济的产物，丛林法则才是市场原则。这些话准确与否，暂不去管它，先立此存照。不管怎么说，当今世界已进入一体化时代，尤需大智大德。所谓大德，以美国和美元之影响全球，当以历史为经，世界为纬， 不能囿于一国一时之考量。如是，则吾辈乐见第四种可能：利人利己，就是中国古话讲的，“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本次论坛盛邀，无暇深入思考。方才讲了，天天忙于俗务，仅仅以此短文交卷。方才又想了一句，叫“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是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在这里勉强可以理解为，“德”、“智”、“力”三者之和。
谢谢各位！ 现场问答
刘洲伟（《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兼《环球企业家》杂志社发行人）：唐先生在中国银行家里头可以说是德艺双馨，硕果仅存……
唐双宁：对不起打断主持人一下。我讲个小故事。清代才子袁枚二三十岁就名满天下，出来做官。赴任前，去向老师辞行请训。老师问他年纪轻轻就去做官，有些什么准备？袁枚说什么都没准备，就是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儿。老师责怪年轻人怎么搞这一套？袁枚回答说社会上人人都喜欢戴高帽儿，有几个像老师您这样不戴的。老师听了觉得他说得有道理，点头称是。袁枚出来时，同学问他和老师谈得如何，袁枚说高帽儿已被我送出一顶，只剩99顶了！所以， 谢谢您给我戴高帽儿。（听众鼓掌，笑声）
刘洲伟：说唐先生大师是很准确的，唐董事长是谦虚。唐董事长的书法作品在荣宝斋，价格蛮高的。下面请王守常教授跟大师对话。
王守常（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哲学系教授、国学大师）：我跟小刘第一次见面，我说见面不要这么骂我，什么国学大师？我的老师汤一介先生还在，汤先生都不敢称为国学大师，我就更不敢称了。一进入会场就看到唐董事长的文章，非常欣赏您从“道”的角度、德的角度、智和力的角度做这么一个演讲，非常欣赏。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拉到这儿讨论问题， 好在是观察员，就有不同的角度。我读了一点哲学、宗教，感到唐董事长非常睿智，提出“德、智、力合在一块就是道”，这个观点很好。我想跟唐董事长讨教一下，我们看到方才韩国学者做了一个分析模型，您怎么看韩国人方才提到的2016年中国跟美国合起来成为世界的标准，也就是新的世界模式是“美国加中国”？
唐双宁：方才主持人介绍说王先生是国学大师，我就想起陈毅元帅的一句话，“当着元帅是诗人，当着诗人是元帅”。当着金融界，我给他们讲国学可以头头是道；当着国学大师，我给他们讲经济也头头是道（众大笑）。方才您提到哲学问题，说实在的，我金融不怎么样，哲学还可以。方才采访的那位记
者在不在？在休息室，我说你应该采访旁边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我说我不喜欢研究形而下，我喜欢研究形而上。我曾经把康德的“三个批判”读了一遍，就是《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我认为书要越读越薄，不能像现在所谓的学者，云山雾罩，越写越厚。康德是受休谟的影响，后来又影响了黑格尔等人。我把康德哲学概括了7个字，叫“存在、作用、不可知”。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此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彼岸世界，彼岸世界就好像放映机，我们此岸世界就好像屏幕。这个彼岸世界是存在的，是有作用的，是不可知的，由此构成康德哲学的“二律背反”。
那么现在言归正传，方才王先生问我对韩国学者提出来的新的世界模式就是“美国加中国”怎么看？我觉得这个问题和前一时期风靡一时的“中美国” 提法颇为类似，这在未来有可能是一种模式，我说的是“未来”，但这里我只简单回答你一句话，也就是我刚才很不礼貌地打断主持人的一句话——防止被高帽所忽悠（众大笑）。谢谢！
在组织人事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
（2010年12月23日，根据文字记录整理）
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回顾三年来组织人事工作，总结成功的经验，检讨存在的问题，探讨适应银行上市后实现“更有内涵发展”要求的组织人事工作方向性和战略性思路。
光大银行经过这几年发展，社会形象发生了较大改观，整体评价向好。一是来自领导层和社会媒体的评价，认为我们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有的领导说， “关键是光大的心气上来了”；二是内部评价，员工普遍认为这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大家切身经历改变后的客观评价，但我们也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满了，基本上可以认定发生了初步变化。我们对外宣传要更加谦虚，口径上可以说我们有了一定进步，但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不断完善和解决。不论各方面如何评价，客观地讲，我们与自己比，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集中反映在各项指标的改善上，包括我们的规模增长、机构增加、利润增长，特别是今年成功上市，但所有这些变化归根到底还是人的变化，而人的变化的关键在于人心的变化，而人心的变化与组织人事工作密不可分，如果人事工作做不好， 人心也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这是我们的基本判断。因此说，组织人事部门的工作要予以肯定。
回顾这几年组织人事工作，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点：一是公平。通过公正透明的选人用人，通过积极推行干部公推制度，为干部晋升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平台，集聚了人气，向心力和凝聚力不断提高；再比如薪酬的“减上增下”等等，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二是规范。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如建立干部公推选拔、后备干部选拔、薪酬管理等制度，为工作提供了行动准则，规范了工作流程，从而提高了效率。三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从全行战略发展的高度考虑问题，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建立起一支后备干部队伍， 为光大打造百年老店奠定了人力基础。这些是“人心工程”、“人才工程”的亮点。
当前，组织人事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原有的不规范、不合理的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当然有的需要一个过程，有的历史旧帐也不能翻，一翻就乱了，但今后如何能规范、统一、合理，在这方面要下功夫；再就是还缺乏前瞻性和规划性，宏观把握不足，从X委看长远战略考虑上思想解放不够，从
人力资源部工作看每天忙忙碌碌，但更多的是忙于具体事务性工作。还有一些是历史遗留问题和前进中的问题，如机构设置、部门职能交叉、约束机制、退出机制、干部交流、班子作风建设和班子结构、干部内部培养与外部引进等。X委和人力资源部要继续解放思想，创新思路，深入细致地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加以改进或解决。
下一阶段，组织人事工作应主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巩固。要进一步巩固目前比较成熟的、公认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如干部公推，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等，要夯实基础，完善机制，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二是完善。要完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通过进一步改进工作的方式方法，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如干部交流制度。干部不交流不行，眼界、思路、制约性等都会受到限制，也有些是内部产生不了，受条件的限制；但交流过多过频，干部不安心工作，也缺乏本地资源，影响业务发展，还加大成本。因此， 要深入研究干部交流的问题，把握好干部交流的量和度，即应以多大的度和在多大的范围内进行交流，具体到某一家分行班子成员中交流干部的比例应该有多大，要有一个原则的把握。我看要加大本地干部比重，至少三分之二以上是本地干部，适当有一些交流的干部。当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再比如，培训工作，如何处理好集中培训和个性化培训的关系、课堂面授培训和实践中不断学习提高的关系。还要加强薪酬管理，使之规范化、合规化。这个问题过些天我要在全行会上正式讲。
三是提高。要不断提高人事管理水平。比如要以更加长远和战略的眼光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逐步形成后备干部的梯次结构和专业结构。要加强班子建设，改善梯次结构。在后备干部选拔任用上，视野要更宽一些，胆略和魄力要更大一些，要大胆起用年轻干部，也要保护好年龄偏大同志的积极性。对于有点小毛病的干部，只要不是个人品质问题，改正了就可以使用。
要明确分行和总行部门一把手的选用标准：能够胜任一把手的人，必须ZZ素质高、组织协调能力强、会带队伍、用人能力强，业务也要懂，但不一定所有业务都精通；能够胜任副职的人，也必须ZZ素质高、有一定组织协调能力，对所分管领域的业务要精通。根据上述干部选用标准来选拔和配备干部。在干部配备中，要注重优化干部结构，包括知识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交流干部与本地干部0的比例，甚至男女结构等等。
要加大对重点行和重点人的管理力度，集中突破一些问题。重点行包括两类，一是重点区域分行或业绩好的行，要加大扶持支持力度；二是业务薄弱的行，要尽快从组织人事工作的角度予以帮助。重点人主要是指薄弱行的一把手。作为重点人，必须加强管理。我们可以采取帮扶措施，通过帮扶，能提高的提高，实在无法提高的采取合适的处理办法。
我们的“人心工程”和“人才工程”实行三年，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组织人事工作任重道远，必须要有长远打算和战略思考。在下一阶段要争取在一些领域实现新的突破，比如，班子结构的优化、重点人、关键人和关键岗位的管理、激励约束机制等。人力资源部要深入研究明确一些工作重点，找准突破口，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为全行业务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
再谈世界经济能否二次探底
在2010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的演讲(2010年12月28日)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中又出现二件大事：美联储的QE2和以爱尔兰为代表的新欧债危机，并由此再次引发世界经济能否二次探底的担忧。
我在去年夏天的一个论坛上谈到，世界经济能否二次探底，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底”。如果以2008年9月雷曼破产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底的话，那么我曾讲过根据哲学原理，一般来说全球经济复苏将是一个W型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全球经济不可能是L型，不可能永远在底部；不可能是U型或V 型，不可能一次性完成经济的调整；最大的可能就是W型，这种W型将是一个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全球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2007年4月，美国的新世纪公司破产，次贷危机开始，接着是贝尔斯登被收购，接着是美国财政部接管“两房”；接着是雷曼破产、救助AIG，美国银行收购美林。这是“W”型由小写到大写。大写后，各国开始联手救市，两年来虽然形势在趋好，但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型趋好，其间接连出现了迪拜，出现了高盛， 出现了“两房退市”，出现了希腊爱尔兰债务危机。这是W型由大写到小写。两年前，我还讲过全球危机将经过三到五年的下行、上行、再下行、再上行，直至恢复正常。从次贷危机算起，现在时间已超过三年。三年来世界经济就是这么走过来的。“W”型由小写到大写再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结论，表明了复苏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这不仅被过去的事实所证明，而且也将被今天的欧债危机和美联储QE2引发的全球通胀并进而加剧复苏的不确定性所证明。QE2实质是美国为了解决自己的增长和就业问题滥发货币，其影响是全球性的；爱尔兰危机实质是高增长中的房地产危机传染到银行，进而拖累国家财政，其影响处理得好可能局限于特定区域（欧洲），处理不好也会影响全球。从目前看，由于债务危机的打击，欧元区内部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以德国为一方，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为另一方，使欧元区货币政策的统一性与财政政策的差异性的矛盾更加突出。如果像西班牙、意大利这样大的经济体也陷入爱尔兰式的危机，德国无论从金融还是ZZ上都无法承担继续救市的责任，欧元区将面临致命打击。所以，对于美联储QE2和欧债危机会不会造成“二次探底”， 我认为虽然没必然性，但有可能性，而且处理不好可能性会加大。还有一点，
即QE2即使目前能做到“损人”而“利己”，充其量也是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在美国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没能解决，金融秩序和实体经济的基本面未能复元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不能扭转乾坤，只能敲敲边鼓。总的来说，美联储QE2和欧债危机是一个新的W型，与雷曼相比，还是“W”型的再次大写到小写。至于今后还会不会再出现W型的小写，甚至新的大写，关键还是取决于“探底”与“反探底”的博弈力度。这种博弈力度就是危机的客观现实性和解决危机的主观能动性的较量。这种主观能动性中经常存在着一些不可预见的“活的因素”，造成决策误差。这种“活的因素”要靠经验判断和逻辑推理，数学模型是算不出来的。比如美联储QE2一定程度上就是中期选举不利后情急之下的“铤而走险”， 这个“铤而走险”数学模型怎么算？所以，我们在分析经济形势时，不但要分析静态的数字，更要分析今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动态的“活的因素”。有这样一个故事，中国古代有一个人占卜，给他算到自己的一只宝瓶将在某年某月某日中午破碎。他半信半疑地在这一天把这只瓶子放在桌子中间，坐在桌旁目不转睛守候。到了中午，太太叫他吃饭，几次他都不予理睬，太太一气之下拿过一条鸡毛掸子向瓶子一指，说“你不吃饭老看着这瓶子干什么？”这一指一下子指过了头，把瓶子碰到地上摔碎了，他也一下子悟“道”了——忘记把可能出现的动态的“活的因素”考虑进去。所以对世界经济能否二次探底，我仍认为存在两种可能性，两种可能性在博弈，在博弈中我们不仅要看静态的数学模型， 更要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动态的“活的因素”。至于今后还会有哪些“活的因素”，我想主要一是美联储QE2刺激本国经济效果有限，为了后年大选的需要甚至抛出QE3；二是QE2造成新兴经济体通胀加剧，如果对策不力将引发一次新的W 型；三是欧债危机蔓延使欧元区的复苏受挫并进而危及世界等等。当然还有朝鲜半岛问题等也都应考虑进去。这些一方面不一定必然出现，另一方面还有可能出现其他复杂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既要考虑平招、稳招，也要考虑奇招、险招。美国是大选第一，我们是稳定第一。因此我们一般来讲平招稳招为主，我在《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QE2）的三种后果》一文中说过三句老生常谈的话，即一是合纵连横，二是积极抵御，三是完善自身。那么，奇招险招是什么？兵不厌诈。有句俗语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还有的说，“不要命的怕纹丝不动的”。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故事，诸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围魏救赵”、“声东击西”、“釜底抽薪”、“破釜沉舟”、“欲擒故纵”等等，等等。如果“不战而屈人
之兵”不管用，我们也有先贤“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的告诫，总之，奇招险招之“道”不可道，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不希望走到这一步，奇招险招不可轻易用，但如果再搞什么QE3之类，我认为我们不可以不去想，不可以不做准备。你不仁不能怪我不义。勿谓言之不预也。此话就此打住。
关于金融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在2010年中国金融文化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2010年）
我是上个世纪90年代在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任上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调到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后，特别是专门从事金融监管工作后，面对着一方面中国金融业的不断进步，一方面严重的金融风险；一方面不断出台的金融法律法规， 一方面大量的金融案件；一方面是大规模的现场检查、人员处理，一方面是不停的金融犯罪……这些都促使我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是为什么？难道金融的发展必然以金融风险为代价，必然以一部分从业人员的犯罪为成本吗？2003 年《中国文化报》对我采访，我提出一个观点，“ZZ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后来有人跟我讲，文化的改变需要60年，经济的改变需要6年，ZZ的改变只要6个月。我说有时6个月都不用，一个政变6个小时就解决问题。当然这里的“60年”，不能简单从量上去理解，而应从“质”上去认识；这个“ZZ”，也是指“浅层次”的ZZ，主要是政权的更替，“深层次” 的“为多数人”谋利益的ZZ即“崇高ZZ理念及其实践”则是另一回事（而这种深层次的ZZ也就是“文化”了）。我这里所讲的是就社会而言，但后来认为对金融亦有意义。
2006年在中央X校学习，使我能抽暇写了一篇《中国金融文化论纲》，但自觉不甚成熟，没有对外。到光大工作后，面对企业的现实问题，我深感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一个金融文化的“五四”理念，“五” 即我在《探索中国金融之根》一文中所讲的对金融文化“利法信义道”五个字的概括，“四”即我曾经比喻的金融企业“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 文化是根”。需要说明，我强调金融文化并不排斥金融管理、金融法治，而是认为它们同等重要。这里，我想讲这样几个问题：
问题的提出——中国金融业值得深思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是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从来没有这么快速；二是中国的金融法律法规从来没有这么健全；三是中国金融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从来没有这么先进；四是中国金融业的业务种类从来没有这么丰富；五是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从来没有这么高；六是中国金融业的管理模式和体制机制从来没有这么先进；七是中
国金融业的监管和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也从来没有这么严厉。这个问题我想多说几句。30多年前，中国还没有金融监管的概念。经过30多年的发展，金融监管已经成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通过各种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已对约20万人次从业人员进行过经济、行政、刑事等处罚（根据笔者十年前在人民银行监管一司司长任上和后来在银监会副主席任上的抽样测算）。
但是，遗憾的是，中国金融业发展中仍然存在许多较为严重的问题：金融违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各类金融案件仍然十分突出，金融业的潜在风险仍然很大……特别是除过去普遍存在的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外，随着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推进，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有幸所受冲击较小，有改革力度和监管力度加大的因素，也有我们的国际化程度还不够高的因素。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一定意义上只是一场“出口贸易危机”。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前面提及的对违规人员的处罚，虽然对防范风险、惩治犯罪、警示他人起到过正面作用，而且这是问题的主流，但也不能不看到实际执行中的“异化”问题，包括惩办主义倾向、抓“倒霉”现象、激化矛盾问题、不教而诛问题、形式主义问题、量罚不公问题（“关系”到位皆可摆平， “关系”不到位“没事找事”）、灰心丧气倾向（工作越多失误越多）、不给出路问题（我们曾提出过“取消终身任职资格”的处罚措施，这种“舶来”的经验也不见得就是金科玉律，对“有意违规”者，如能真心改过，要给出路； 共产X把战犯、皇帝都改造成国家公民了，违规人员为什么不能？对“无意违规”者，有了经验教训，一般而言会痛定思痛，相对于“未违规”者某种意义上更应是一笔财富）等等。
当然以上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也是金融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国金融业自身纵比及与国际金融业横比，前进的步伐是最大的。但以上凡此种种， 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中国金融业值得深思的问题：超越形而下的层面，从形而上的角度，思考一下中国金融文化。“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 有形而下必有形而上，两者对立统一，互相作用。
关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基本要素
笔者认为，解决中国金融业的问题要靠三个基本要素。一是自身层面的努力，包括金融监管的加强，金融企业自身体制机制的完善，管理能力、技术水平、员工素质的提高等等；二是社会环境的改善，包括经济的稳健发展、社会
资金构成的合理、法制的健全、社会信用状况的改善，以及国际金融环境的优化等等；三是金融文化。当前，金融文化建设是三要素中最薄弱的环节。
关于文化与金融文化
文化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一般包括思想文化、文学文化、艺术文化等等，从更广泛意义上讲是指相对于形而下物质而言的整个形而上精神世界。人类的共性文化在横向上可以反映为各民族的具体文化，如中华文化；在纵向上可以反映为各领域的特殊文化，如金融文化。
金融是资金的分配。资金是人的物质财产的货币表现。因此，金融说到底是人的行为。金融文化是人类先进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人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亦即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资金的运动。这种精神状态又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法律，再作用于人的具体行为。
金融文化可以做多种分类，比如可以将金融文化分为金融企业文化和金融监管文化。前者是金融企业（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从业人员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后者是金融监管机构从业人员在对金融企业监管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企业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企业的经营理念；金融监管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
金融文化源于金融实践，反过来指导金融实践，最后又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没有金融实践，产生不了金融文化；没有金融文化的影响，金融实践难以健康进行。
关于中西文化差异与国际金融文化现实弊端
一个民族的文化决定或影响着该国家具体领域的文化。中西文化各有优劣。简言之，中国文化更为崇尚道德、集体利益，西方文化更为崇尚法律、个体自由（当然并不尽然）。中西文化应当互补短长，共取各自精华，共弃各自糟粕。
在长期实践中，国际金融业形成了自己的主流正面文化，应当为我所学所用。与此同时，当前国际金融文化亦存在诸多弊端，如利信问题、虚实问题、王霸问题等等。金融本以信用为基础，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出现罔顾信义、唯利是图文化，其中尤以华尔街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最为典型。金融本属虚拟经济，应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普遍存在创新无度文化， 金融监管缺位，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金融涉及各国共同利益，本应着眼宏观全局，谋取共赢之道，然而国际金融业霸权文化盛行，其中尤以此次美【*联系微信dadawk01】
联储量化宽松政策（QE2）为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表现在形而下层面的具体现象，实质是形而上层面的国际金融文化扭曲，也是国际ZZ生态（强权ZZ）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反映。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讲（或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是金融文化危机。
关于中国金融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在业务发展、法治建设、管理水平、体制转轨、服务社会等形而下层面的进步，在形而上层面都映射着金融文化的影子；改革、开放、发展、安全、管理、法治、服务、效率，是今天中国金融文化的“主题词”。
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笔者过去曾概括为“利法信义道”。我在《探寻中国金融之根》中提到中国金融文化“利法信义道”的概念。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道” 为前提。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 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我在该文中还说到，“道”是什么？非我辈所能悟透，更难尽述也，“道可道，非常道”， 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是人类的特有智慧，也可以说更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现象。在该文中我讲了一个智伯分马的故事。某财主儿子有三，马十七匹，临终嘱长子分1/2，二子分1/3，三子分1/9。17匹马的1/2是8匹半，难道要杀一匹分肉乎？三人无奈之际请来智伯。智伯从自家牵来1匹，计为18匹，长子得1/2即9匹，二子得1/3即6匹，三子得1/9即2匹。9+6+2等于17匹，剩下1匹则物归原主，智伯牵回。此例表象为数学之谜，实乃蕴含多赢之“道”，很可为今天应对金融危机并在此基础上重建金融文化所借鉴。应当说，与欧美金融霸权文化不同，这种“多赢之道”潜意识地存在于中国人以“仁”为出发点的决策思维中，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另外，我最近撰写的《我思故我在》、《管窥“金融之道”》，我在光大银行上市后提出要“实现向更有内涵的发展转型”，我最近撰文提出的应对金融危机“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乃德、智、力之和” 的观点，等等，不妨也可以作为我对“金融之道”、“金融文化”的某种理解， 有好事者可以共同探讨。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中国金融文化的现阶段表述应当是：“诚信为本、
依法经营，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 谋略通道、融入世界”。这一表述既可从形而下之工作层面去理解，亦可从形而上之金融文化层面去认识。
关于中国金融文化的问题
中国金融文化的问题既蕴含着国际金融文化问题的一般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表现形式如重技轻道、重法轻德、重物轻人、重利轻义、重快轻“度” 等等，特别是信仰文化、信用文化和内修文化从一定层面看严重欠账，导致一些金融从业人员的诚信意识、精神支柱和道德修养严重缺失。表现在信仰文化方面，奉行金钱拜物教和权力拜物教，钱权开道、乱拉业务、扰乱市场，个别甚至贪污腐化、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等等；在信用文化方面，不讲信用、不守规则、逃废债务、欺骗造假等等；在内修文化方面，内心浮躁、盲目攀比、急功近利、恶性竞争等等。特别是中国金融业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片面求大求快文化，不是靠服务、靠效率赢得市场，而是靠请客吃喝送礼安排关系人甚至其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拉存款、抢市场、占地盘，其竞争方式和业务品种也是千行一面，了无特色，不但造成存款大搬家，费用大增加，而且整体上使金融业形象严重受损，金融秩序内生紊乱，金融风险集聚潜伏。虽然这是中国金融业发展和金融文化建设中的支流，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有人说，上述问题属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那么，现在也可以说是到了“偿还”这种代价的时候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平等经济。
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参与者有序发展，同时提倡社会成员确立良好信仰。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社会成员一般都有自己的信仰。不管这种信仰在宗教领域属于何种派别，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抑恶扬善。作为高级动物，人不可以没有信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如果没有信仰，只信“金钱”，这是十分可怕的。金融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经济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也不是最大的危机，信仰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的最大失误是教育。这个“教育”绝不仅指学校的教育，更是指普遍的理想道德信念教育；绝不仅仅涵盖教育领域，更涵盖包括金融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任务应是在法制建设的同时进行全员的理想道德信念教育，特别是“有耻且格”教育。孔夫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光靠法律和施行刑罚，老百姓虽
然按要求去做了，但内心不认为这样做可耻，仍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老百姓认清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的道理，就会“有耻且格”， 自觉规范自己。制度是人定的，制度是靠人去执行的，任何制度都是有缺陷的， 任何制度的执行都是有伸缩性的。“有耻且格”就是制度的客观约束性和执行的主观自觉性的结合。
关于中国金融业的新机遇与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新任务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金融危机在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将给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带来机遇，特别是危机引发的他国让位机遇、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机遇等等。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文化建设也将处于十字路口，并影响着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我们需要针对金融文化扭曲问题进行纠偏，借鉴国际金融文化的优秀成分，结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为中国金融业抓住新的发展机遇提供精神文化保障。
从现在起，中国金融业就要全员身体力行，从思想上重视金融文化建设问题，把金融文化建设作为与金融发展、金融改革、金融开放、金融监管、金融法制建设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任务。要加强对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设立专门的机构承担对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统筹协调职责；要集中力量围绕中国金融发展现状研讨中国金融文化的定义、内涵、外延和发展重点，编制
《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纲要》，规划和指导中国金融文化建设；要通过组织培训、自学以及各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对中国金融机构员工进行金融文化教育，包括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出发，将“有耻且格”教育作为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切入点；要通过制度建设和行为引导，形成金融系统员工积极学习金融文化、深刻领会金融文化、认真实践金融文化、努力发展金融文化的自觉性。而为达此目的，首先需要中国金融业进行整体的“反思悟道”，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 提倡发展，重视安全，安全第一；竞争与服务并重，改善服务，文明竞争，服务第一；德治与法治并重，提倡德治，并用法治，德治第一；信任与管理并重， 增进信任，加强管理，信任第一；信用与效益并重，提倡信用，合规增效，信用第一；信仰与约束并重，提倡信仰，兼以约束，信仰第一；谋技与通道并重， 重视技术，更重“通道”，“通道”第一。
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勇于担当的金融家
马克思曾经讲过，“银行家的话比牧师的话还重要”。这就对银行家、金融家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然而，目前一些“金融家”的社会形象并不让人
乐观，金融危机以来尤甚，甚至有的沦为全球共诛讨的境地，如麦道夫之流。为什么？真正的金融家不应是单纯的技术专家，更不应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 更不应是“庞氏骗局”的发明家，而应当是在金融这个特定领域精通专业、兼通其他，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应当是有思想而非空想，有信仰而非迷信，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ZZ家。ZZ家与政客有何区别？ZZ家以社会为己任，以社会为“家”，他们站在历史的巅峰上考虑问题，这是一种境界；政客是在社会做“客”，以社会为施展权术的平台，这是“现得利”主义。培育万年松当然不如栽种白菜萝卜来得快，但万年松的价值岂是白菜萝卜可以同日而语？中国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对社会负责、勇于担当的“金融家”。他们要以社会为己任，以行业长远发展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在乎一时的利害得失，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中国金融文化建设能否成功，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继往开来，关键在此。
灵魂的净化
在集团X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上的即席讲话
（2010年）
在主持会议开始时的讲话：在光大银行上市前夕，我们荣幸地邀请到著名战略问题专家、著名学者金一南将军，给大家做报告。我手里拿的这本书，书名叫《苦难辉煌》，是金将军的力作。据我所知，已经是第17次印刷了，可见， 市场上非常抢手。很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读这本书。这本书里有金将军的介绍， 职务很多，有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副主任、战略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少将、十七大代表、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很多很多，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总之， 金将军是著名的战略问题研究专家，是我佩服的一位著名学者。老实说，我佩服的人还不太多。我同金将军是五年前在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结识的， 当时请他给我们讲中日关系。听完之后，我给金将军写了一封信，后来，就成为好朋友。今天，我们有幸请到金将军给同志们做报告，让我们热烈欢迎。
……（大家热烈鼓掌）
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刚才听入迷了。感慨良多，极有同感。应了那句话， 叫“话到极时语声无”，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如果硬让我说，我就引用金将军方才讲的一句话，“一种灵魂的净化”，金将军的报告对我们是一种灵魂的净化，我们需要这种净化。
中国共产X走到今天，中国革命走到今天，国家政权走到今天，非常不易。金将军讲了，这里面有“偶然性”，但是也有“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就是， 我们X有一大批“真人”百折不挠地去追求“真理”；这一大批“真人”有一种精神，有一种境界。正如国防大学刘亚洲政委对《苦难辉煌》一书的评价： “看似讲历史，实则讲今天；看似讲过去，实则讲现实”。刘亚洲政委我也很熟悉，可以说是“神交”。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水平已有极大的提高，历史上任何时候和今天都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现在的精神境界怎么样了呢？我不好说别的，只能说亟须提高。小平同志曾讲过，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个“教育”绝不是指课堂的教育，而是指全X全民的理想、信念的教育。
我想在此补充两个事实。你们去我的办公室，会看到一个画像，格瓦拉的画像。格瓦拉当时采用的方式我并不赞同，这个今天我们且不去谈他，但作为一个现象，现在全世界T恤衫上印的最多的是格瓦拉的头像。为什么？说明全世
界的年轻人，抛开意识形态不谈，他们很崇敬这种有信仰的人，很崇敬这种有境界的人。
我再讲一个史实。金一南同志讲到长征中的很多故事。大家也知道，长征中红一、二、四方面军，红25军，再加上红六方面军走过的路，绝大部分我也都走过。其中，红四方面军南下转战至四川的雀儿山，5000多米的海拔，二月份，大雪一米多厚，后面的搜索队抢救伤员，看到大雪中伸出一只胳膊，手里攥了一块银元和一个X证。X证上写的人名叫“刘志华”，是一个营长。这是当地的X史专家在现场给我讲的。这种境界，就是“真人”的境界。方才金将军讲了，历史给了国民X那么多次机遇，他们都没抓住。历史没给共产X多少机遇，就那么一点点机遇，我们却抓住了。为什么能抓住，除了智慧，就是因为有一种“精神”，有一大批“真人”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精神。今天，我们更需要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能继续抓住机遇，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更加强盛起来。所以，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光大的改革发展也是需要一点精
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金将军给我们做的精彩报告！
金融企业家的“十个思维”
谨以此文祝贺《中国金融》创刊60周年(2010年9月28日)
《中国金融》创刊60周年，来函相约，要求撰文“展望中国金融文化建设发展方向”。“金融文化”问题鄙人虽有只言片语的议论，但无暇做全面系统的思考。2010年5月5日，我在《金融时报》发表了《探寻中国金融之根》一文， 谈到几个观点，大抵可简称“五四精神”，“五”即把“中国金融文化”概括为五个字：“利、法、信、义、道”。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 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道”为前提。在经营目标上体现为“利”， 在经营行为上体现为“法”，在经营对象上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 而在这一切之上（形而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四” 即“金融文化”的作用，“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除此之外，三年前，我从金融监管部门“转业”到金融企业，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也不妨略抒一二，并借此恭贺《中国金融》花甲之寿。简言之， 愚以为，作为金融企业家，需要确立“十个思维”。
一、平衡思维。所谓“平衡思维”，就是在思维方式上力求将不平衡的事情平衡下来，“把大事化小”，而不是“把小事搞大”。有一个哲学命题叫“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事物的发展就是从不平衡开始，通过解决不平衡达到平衡，平衡后又出现新的不平衡，新的不平衡通过矛盾运动再达到新的平衡，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那么作为金融企业家，每天要面对大量的内外矛盾（矛盾也就是不平衡），就需要确立“平衡思维”，进行“矛盾平衡” 的工作。
“平衡思维”的关键词是“度”。我们在光大改革重组中提炼出了“中药调理”，“心态等不得急不得”，“速度快不得慢不得”，“力度大不得小不得”等理论（当然，也可以说这不是“理论”，是一些经验总结，实际上理论就是经验的总结），依据的就是“平衡思维”，把握的就是“度”。根据我到光大三年的粗浅体会，认为这是金融企业家最重要的“思维”。
二、前瞻思维。金融企业家每天要面对大量的数字报表，要处理许多棘手的问题，必须“现实”，必须“立足当前”。但在“现实”的同时，金融企业家又必须具备“前瞻思维”。这是保证企业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光大的员工
都知道2008年7月我的一个讲话，我讲述了当年5月在纽约我同几位华尔街大亨的对话。这些大亨们认为次贷危机见底了，我说没有见底。此后的“两房危机”， “雷曼破产”等，都证明了“没有见底”。说老实话，讲“数学模型”我是讲不过这些“大亨”的。他们认为“已见底”依据的是当时的数据表现；我认为“没见底”依据的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前瞻思维。我把这些看法转达给我的同事。光大本已“羸弱”的身躯能抗住金融危机的冲击，不能不说与我们对全球金融危机走势的判断有关。
三、宏观思维。如果说“前瞻思维”是着眼于“时间的长度”，“宏观思维”就是着眼于“空间的广度”。金融企业家首先要面对自己的“微观企业”， 处理好自己的“微观事物”。但任何微观经济体都是在宏观经济的大背景下谋取生存的。如果金融企业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但影响对宏观形势的判断， 也不利于自己企业的发展。这次光大银行上市，有人说是“闪电上市”，这其中的多年努力且不说，在关键时期，我们对宏观全局的判断是：前有农行上市的大局国家要保障，后有其他银行再融资的大局国家要照顾，为光大银行留下的只有8月中旬那么一点点“时间夹缝”。在这个夹缝中，资本市场处于相对平稳但后市又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当时光大银行的审计报表尚为有效但有效期将尽；光大集团的完整性已有了“定性”的保障但“定量”上仍处于“沟通状态”。这就是我们这个层面当时应当认清的宏观大局。所以，我们必须破釜沉舟挤在这个“时间夹缝”中争取上市。
四、创新思维。金融业竞争日趋激烈，需要金融企业不断创新才能生存发展。创新包括金融产品创新、金融管理创新、金融体制创新、金融理论创新等等。创新需要金融企业家确立“创新思维”，扩充想象的空间。“创新思维” 不是“红灯亮了绕着走”，但也不是机械教条地坐等“绿灯”，而是应当不断地“创造绿灯”。试想，我们过去的许多“土政策”在有了普遍意义后不是变成“政策”了吗？我们过去的许多“政策”有了稳定基础后不是变成“法律” 了吗？这些，不能缺少“创新思维”。
五、系统思维。社会与自然界无不处在“系统”之中。如果说某个金融企业是一个“小系统”，整个金融业相对来说就是一个“大系统”；某个国家的金融业是一个“小系统”，全球金融就是一个“大系统”。金融企业家考虑问题不能孤立进行，而应当放在“大系统”中去考虑。比如说全球金融危机，孤立地看，它是雷曼，AIG的问题；系统地看，它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
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首先是美联储放松银根，刺激房地产；美国的商业银行又把钱贷给了无力偿还者来买房，即所谓的“次贷”；银行又将“次贷”资产证券化变成“次债”（CDO），卖给了投资银行；评级公司又给“次债”高评级， 误导投资者；保险公司又为“次债”提供保险（CDS）进一步误导投资者（AIG 就是因此差点破产）；投资银行最终又将这些“高评级、有保险”的“次债” 卖给了全世界的投资者，由“误导投资者”发展为“坑害投资者”，最终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
树立“系统思维”对全局有利，对企业自身也有利。就光大而言，我们企业众多，有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基金、期货、金融租赁、投行和实业等等，但过去基本上却是“各自为战”。现在，我们提出按“市场原则，同等优先；行政指导，互惠互利”的原则实行“业务联动”，争取产生“乘法效应”，并形成“光大一家”的氛围，这些依靠的就是“系统思维”六、逆向思维。“逆向思维”就是不仅要看到事物的正面，还要看到事物的反面，白要看到黑，难要看到易，起要看到落。“逆向思维”的老祖宗我认为在中国是老子， 在外国是黑格尔。确立“逆向思维”对金融企业家可以说受益无穷。这次光大银行上市，提振了光大员工的信心和社会形象，这是正面。但是按照“逆向思维”，我们同时也看到由此将会滋生盲目乐观情绪，看到随着市场监督和披露力度的加大将会使原有问题进一步暴露，进入“形势好转期与矛盾暴露期并存阶段”。所以，无论是上市前的路演，还是上市后的表态，我们都反复强调既要借银行上市乘势而上，实现“更有内涵的发展”，又需要保持头脑冷静，促进矛盾向好的方向转化，防止矛盾向坏的方向转化（这里我想强调一下“转化” 问题。如果说“逆向思维”是一种思维方式，“转化”就是一种“行为方式”， 是“逆向思维”的行为延伸。“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一切都是可变的。许多事情就取决于“推一推”还是“拉一拉”、“等一等”还是“急于求成”。有些事情要抓住机遇、大刀阔斧，有些事情要寻找机遇、等待忍耐）。
七、透视思维。“透视思维”就是不仅要看到事物的现象，更要看到事物的本质；不仅要看到事物的浅表，更要看到事物的深层。我曾发表文章说到， 这次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现象上看是创新过滥、消费过度、监管不力，本质是美国二百多年“太顺”，13个州迅速扩大到50个州，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又那么优越，体制也相对合理，两次世界大战中受益；二战后，它又主导以资讯业为主的第三次产业革命；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又成为单边霸主。这些，
就决定了它要忘乎所以，所以战后就发动数次局部战争，比如朝战、越战、两次伊战、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这种“忘乎所以”表现在经济层面上， 就是滥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无限制地发债，寅吃卯粮，从而成为全球第一大债务国，现在虽有减债之心，却无减债之力，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恶性循环，各种矛盾已无法解决，造成了金融危机。物极必反，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再比如这次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处置得当，金融实力更加增强。但深度地看，这里有一个“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问题。金融硬实力大抵指金融资产规模、资本实力、机构数量、外汇储备等数字为主的定量指标，金融软实力大抵指金融创新水平、金融市场发育程度、金融社会环境、金融文化、金融理论建设等定性指标。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我国金融硬实力在国际上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但我国的金融软实力仍相对落后。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是金融强国的标志。作为金融企业家，我们必须从更深层面看待这个问题，从而“从我做起”，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八、理论思维。回顾历史，大凡成功的实业家（ZZ家）都有理论的指导， “大行动要靠大思想支撑”。有亚里士多德才有亚历山大，有卢梭才有拿破仑， 有康德、黑格尔才有俾斯麦，有亚当·斯密才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有凯恩斯才有罗斯福新政，有弗里德曼才有里根、撒切尔。金融企业家也不例外。金融企业家是搞实际工作的，但越是搞实际工作越要学习理论，越要善于“理论思维”。哈耶克说过，现在“真正的陷阱是掉进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作为操盘手，“掉进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不必苛责；作为金融企业“家”， “掉进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则应该警惕。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也可能就要过去，也可能还要出现波折。过去也好， 再出现波折也好，人们都不应将这一影响甚广的危机当成一个具体事物对待， 都应当进行理论上的思考。长期被奉若神明的“新自由主义”为什么带来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到底是什么关系？人们应该从中总结出指导今后金融工作的新理论。
通过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我认为指导我们今后金融工作的理论内核， 应该是阐述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辩证关系，即两者有无“同一性”与谁为“第一性”。“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同作用于经济
社会生活中，二者是“同一”的；不能因出现金融危机否定市场经济，但也不能迷信市场经济；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但也不能简单等同起来。就根本、长远而言，“看不见的手”为“第一性”，“看得见的手”发挥辅助作用；在一些特殊条件下，“看得见的手”有时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要两只手一起抓， 缺谁都不行。
九、应用思维。金融企业家说到底要来实的、干实的；说一千道一万，要靠效益说话。这就需要金融企业家在确立“理论思维”的同时确立“应用思维”。
“理论思维”与“应用思维”的区别是“理论思维”重在“立言”，“应用思维”重在“立功”；“理论思维”追求的是“目标”，是干什么，“应用思维”不但追求目标，还要追求怎样实现目标的“手段”，追求怎么干；“理论思维”主要是“识理”，“应用思维”不但要“识理”，还要“识势”、“识时”、“识人”；“理论思维”依靠“推理”，“应用思维”不但依靠推理， 还要依靠“经验”……当年，面对蒋介石的围剿，王明的“书本推理”不得不让位于毛泽东革命斗争实践的经验总结。革命战争时期如此，和平建设时期也如此。金融企业家不但应当确立“理论思维”，更应当确立“应用思维”。
十、民本思维。有两句话，一句叫“衣食父母”，一句叫“爱民如子”。两句话虽然辈分颠倒，但却说明同一个道理，要以民为本，要树立“民本思维”。“民本思维”在国家要以老百姓为本，如孟子所言，君轻民重；在金融企业则要以员工为本。在现实环境下，我们不讳言金融企业的收入差距，而且也不可能重新回到“大锅饭”的体制上来。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一定要尽可能缩小这个差距（光大银行目前正在推行薪酬的“减上增下”计划）。我们也不讳言不得不做一些“不得已”的事情，但要有底线，这叫金融企业家民本思维基础上的“良心与良知”。另外，“民本思维”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员工说实话。现在社会上虚的多、实的少，假的多、真的少，人和人之间不是虚情假意也是拐弯抹角，很难见到直抒胸臆，实话实说的场面。但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比过去聪明了不知多少倍，谁心里都十分清楚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如果说在机关、在官场，一时还免不了一些官话、套话外，做企业、做金融企业家，就必须说实的、干实的。这不仅是一种“行为方式”，更应成为一种“思维方式”。
地方金融·地方政府·金融业
在第十届地方金融论坛上的演讲
（2010年）
一、何谓“地方金融”？我在《草根金融的"炼狱"与天堂》一书的序中曾将“地方金融”定义为“业务范围覆盖部分区域，监管和干部管理权限设定在地方的一类金融机构”。具体地说，我又将其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地方金融”机构，主要按传统习惯划分，如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等。广义的“地方金融”机构，则把干部管理权限考虑进来，如一些传统命名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华夏银行、兴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等等，干部管理权限在地方X委，也可视为"地方金融"机构，其他如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干部管理权限在银监会，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干部管理权限在集团公司，不可视为地方金融机构。但我们一般喜欢从狭义上去理解。【联系微*信dadawk01】
二、地方政府同金融业的关系。1993年以前，我国地方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严重：干预金融业的机构设置，干预金融业的业务开展，特别是干预银行贷款。当年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在那个时期形成的不良贷款中，由于地方行政直接或间接干预原因造成的不良贷款占银行不良贷款总额的70%以上。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同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构成了一种“水火”关系。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不可避免的。
三、大体自1993年至2000年，地方政府对金融工作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 一是中央政府明确的政策要求，二是立法当局不断的法制规范，三是金融部门垂直管理体系的日趋完善，地方政府逐渐认识到金融调控大权在中央，金融机构作为独立法人应当自主经营、自担风险。地方政府对金融的干预程度逐渐递减。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对金融工作也产生茫然感，对承担化解一定金融风险的职责不情愿，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存在“麻烦越少越好，井水不犯河水”的思想。地方政府同金融业形成了“油水”关系。这在经济转轨时期也是不可避免的。
四、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地方政府 开始理性地看待金融业，尊重中央金融机构的经营自主权，支持地方金融机构
化解风险，补充资本，帮助地方金融机构良性发展。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例，进入2000年后，各级地方政府为化解城市商业银行风险，付出成本接近1000亿， 使全国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高峰时期四级分类的30%降至现在五级分类的5%以下，资本充足率从负数提升到8%以上。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认识实现了由“包袱”到“资源”的转变。
五、地方政府离不开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与金融业应当建立起一种新型的鱼水关系。这是一种比喻，这里不必纠缠谁为水，谁为鱼。鱼无水不能生存；水无鱼没有活力。因此，这种关系是双向的，总体来说，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应当是：尊重其经营自主权，提供使其健康发展的便利条件，引导其为地方经济发展多做贡献（不是过去的干预信贷，而是提供优质项目供金融机构进行选择）；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应当是：为地方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为地方政府的工作决策提供技术援助，为地方百姓的理财致富提供工具服务。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的理想关系。
六、我国金融业当前的一个突出矛盾是总量上的流动性过剩（达11万亿元 之多）与结构上的局部流动性不足，表现为一是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城 镇金融资源占全国的80%强，农村不足20%；二是东中西部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东部金融资源占全国的60%，中西部和其他地方仅占40%。这就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的战略要求是不符的。这种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主要由于农村和中西部吸引金融资源的能力弱于城市和东部。因此不能靠计划的办法去解决，但政府应当发挥积极作用，应当建立市场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体系，以市场为基础，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扶持（如财政补贴等），吸引城市和东部过剩的流动性流向农村和中西部、东北地区。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可以有所作为，地方政府也可以有所作为，地方金融也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必须解决商业银行九大趋同问题
（2010年）
20多年中国商业银行探索与发展走出了什么样的轨迹？一方面成就巨大， 一方面特色不足。特色不足，可以“趋同”二字一言以蔽之。
战略趋同。各家商业银行发展战略高度趋同，均在做大做强的旗号下“， 以公司业务为核心，以零售业务为重点，以个人理财、消费信贷、信用卡、贸易融资等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大而全加小而全”，没有一家银行真正定位于某项业务领域。这种趋同战略的结果是重点不突出，难以形成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并造成增长方式粗放，发展模式落后，正所谓发展靠“多”（拼规模扩大市场份额）、业务靠喝、形象靠说（各种广告宣传）。
产品趋同。各家银行产品结构均以存放汇为基础，以对公、零售和中间传统业务为主导。各行的企业贷款均占到贷款总额的75%以上；个贷结构均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主；各行种类繁多的投资理财产品在设计理念、产品结构、风险标准、收益率等方面大致相似。产品趋同，根本原因是创新能力不足，表现为模仿国外或互相模仿，结果是银行营销模式趋同，多数行难以拥有稳定的目标客户群体。
机构趋同。中国金融机构的区域配置和专业分工是历史形成的，有不同的定位。这种定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所调整。但是十几年来发展的结果， 一是不论全国性、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地方城商行都在竞相效仿大型银行，向全国扩张网点；二是重点都瞄准了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地区的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目前上海、北京的法人金融机构总数均超过700家，其中银行类法人机构超过100家，银行类分支机构均在3000家以上；广州、深圳等地也是银行同业高密区；东部某些城市金融密度（单位面积或人口对应金融机构数量）甚至已超过香港。相比之下，中西部特别是广大西部和农村的金融机构严重短缺。银行机构分布趋同导致一些地区竞争过度，甚至恶性竞争。过度竞争与机构缺乏并存的局面使得金融资源配置失衡，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不利于商业银行自身发展。
服务趋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已从“冷脸”转为微笑，从传统存款转到多元理财，银行服务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也成了竞争焦点。本来，竞争越激烈，服务越应该呈现出差异性。然而在创新不足、手
法趋同的背景下，银行服务不但少有差异，反而恶化了竞争。尽管各行均已树 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实际上依然是以同质化的产品为中心，以“拼价格、拼费用、拼关系”为手段，营销活动中的创新含量、科技含量普遍不足。
收入结构趋同。产品与服务趋同的结果是收入结构趋同。商业银行在过去20年的发展变迁中，非利息收入虽有所增加，但没有改变各行收入结构趋同的现象。目前除了个别大型银行非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超过30%以外，绝大多数银行占比在20%以下。股份制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趋同特征更为明显，各行财务结构惊人地相似：利息收入（85%以上）为主导、手续费和佣金收入（15%左右）为补充。
治理结构趋同。中国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从无到有，控股股东大体形成了三种类型：中央政府控股（中投汇金为其代理人）的大型银行，国有股东为主（达90%左右）的大多数中型银行，少量民资外资控股的中小型银行。但这种控股股东的差异并没有改变银行治理结构趋同的状况，基本上都是双重引进欧洲的董事会制度与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叠床架屋，而“形似神不似”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创新趋同。近10年是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最活跃的时期，初步测算各行五大类理财产品多达10000多款，总额超过50000亿，拓宽了公众投资渠道。但与国外金融机构相比，我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仍然落后，并呈现趋同局面，存在五多五少的现象：吸收性创新多（占90%以上），原创性创新少；负债类业务创新多（占85%以上），资产类业务创新少；发达地区创新多，欠发达地区创新少；政府主导型创新多，市场主导型创新少；追求盈利创新多，防范风险创新少。
机制趋同。中国的中小型银行在建立之初就开始尝试建立市场导向的机制， 近年来大型银行也开始探索建立内部激励机制。但在激励、薪酬、风险、人员、费用管理等方面，仍然“大同小异”，普遍存在重物质轻精神、重激励轻约束、重业绩轻素质、重短期轻长期、重经营轻管理等问题。
文化趋同。上述因素，综合地反映在商业银行的文化层面，使得各行文化虽然有同有异，但总体上“同大于异”。如何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之与现代金融文明相结合，提升从业人员的敬业诚信意识；如何克服信仰文化方面唯权重利、信用文化方面轻信避责、内修文化方面急功近利等现象，是当前银行界的紧迫任务。九大趋同刻画出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这固然同
社会经济土壤有关，但必须看到，如果任由这种趋势演变下去，将导致中国商业银行出现“千行一面”的格局，不利于银行业提升科学发展水平，不利于提高民族金融业的竞争力，因而必须从战略上加以重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改革
（2010年）
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金融协调与合作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作为超主权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已成为重中之重。
1944年7月签订的《布雷顿森林协定》是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新货币体系的纲领，其组织表现是成立IMF和世界银行，二者被称为“布雷顿森林机构”。该体系的主要设计者是英国人凯恩斯和美国人怀特。两大机构的初始定位是： IMF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世界银行通过中长期信贷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全球几乎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其金融政策均受“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影响，说得更直白一点，也就是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国际性的金融货币安排，更是二战后ZZ格局重塑和调整的核心。凯恩斯和怀特则是“英镑本位”和“美元本位”的代言人。随着战后新体系的建立，美元正式成为“天字第一号”货币，掌握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绝对主导权。因此，从根本上讲，IMF从酝酿到正式成立是国际ZZ格局在经济金融问题上的直接体现，ZZ内涵是“本”，经济表征是“末”。
二、IMF痼疾：代表少数，监督协调多数
IMF成立的目的是稳定各国货币，监察外员国在履行一定义务的情况下，可以自主选择汇率制度，“IMF应对各成员国的汇率政策行使严格的监督”，“以促进有序的汇兑安排和稳定的汇率体系”。除汇率政策外，IMF也触及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其所选择的汇率制度。二是2007年《对成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2007年决定”，用以替代“1977年决定”)，它明确提出，对成员国的监督重点是对“外部稳定”具有重要影响的汇率、货币、财政政策和金融机构，并将“汇率根本性失衡”等列为监督指标。可见，IMF已经不满足于汇率政策、汇率制度、货币体系、国际收支的作用边界，而向财政政策甚至对外政策领域进发。既然IMF是政经一体的国家间制度安排，那么代表性如何体现、责任如何落实，关乎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对IMF诟病也多集中于此。IMF代表的是也只能是ZZ经济的霸主美国，与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平衡术”已经使其筋疲力尽，对其他成员国即便不是置若罔闻，也只能是“简单而生硬”的单向行
动。因此，“代表少数”的IMF要“监督协调”186个成员国，政策偏颇、执行不公、方法失当也就成为常态，何况还不时“越位”，以“国际组织”之名行干预成员国国内事务之实。“2007年决定”执行难的问题正体现了IMF的体制痼疾，而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使这种痼疾暴露得更加明显。
三、过往的危机：IMF的“滑铁卢”
IMF成立以来，一直在为自己“正名”，但却一次又一次地“适得其反”； 经济危机理应是IMF展示自己作为的机会，但“诺曼底”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滑铁卢”。
IMF的经济援助经常“口惠”而“实不至”。IMF“有条件的”援助因影 响到主权国的社会稳定而经常受到指责，这些援助的“附加条件”多是“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如无原则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无节制的资本账户开放和跨境资金流动，以及浮动汇率政策等，被指造成通货膨胀、加深贫困。其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拉美诸国援助所附带的经济自由化要求，不但未能使这些国家走上经济成功之路，反而导致拉美陷入90年代接连不断的金融动荡之中。
IMF“亡羊补牢”多，“未雨绸缪”少。一系列历史事件显示，往往当国 家已深受经济危机打击时，IMF才伸出援手。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金融危机频现，超过100个国家曾经历了银行体系崩溃，GDP下降逾4%，而IMF这个“致力 于促进全球金融合作、加强金融稳定、推动国际贸易、增进高就业率、经济稳定成长以及减少贫穷的组织”却反应迟缓，进退无度。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了这一点，而2007年次贷危机转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显示了IMF的不反应或滞后反应。
阿根廷案例。阿根廷是IMF推崇的“典范”，2001年却出现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不少人认为是IMF倡议的紧缩财政预算和资源开发私有化所致。IMF对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美国家的“政策输出”和“改革指导”，不但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加深了受援国的怨恨。
肯尼亚案例。原本肯尼亚的中央银行控制该国的货币流动，IMF在1996年 对肯尼亚的政策建议是“反其道而行之”，即放松货币政策。肯尼亚按IMF的建议实施调整后，外商投资大减，贪污腐败盛行，财政状况急剧恶化。
亚洲金融危机和IMF的处方。1997年，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对亚洲 经济“山雨欲来”浑然不觉，未发出任何警告，当年9月，IMF还认为危机接近尾声，而事实是危机迅速蔓延到整个东南亚乃至韩国、俄罗斯和巴西。亚洲金
融危机爆发后，IMF向被救助国提供贷款时，以债权人的身份规定了诸多严格的条款，目的是让对方尽快恢复国际收支平衡，把债还清，而对被救助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却考虑甚少。由于担心IMF的苛刻救援条件会“冻死”本国经济，亚洲国家不愿接受援助，即便接受，也力图尽快脱身。韩国申请580亿美元贷款时， IMF甚至附加有ZZ考量的条件，要求将破产的韩国第一国民银行和汉城银行出售给外国金融机构，使韩国人视IMF为攫取国家利益的外交工具(本来就是，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曾表示IMF的监督“可能是双边外交的有力补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未受IMF援助的马来西亚，反而在2000年取得了经济增长8.5%的骄人成绩。
四、本次金融危机：IMF的“救命稻草”
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蔓延全球，IMF蹩脚的预测严重误导了各国决策者对世界经济形势以及危机影响的判断。对成员国的监督不公平、对金融业监管不到位以及放任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极度失衡，使IMF的权威受到再一次质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穷”指形势之严峻、状况之艰难，IMF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特别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又一次彰显了IMF的“老眼昏花”。今天，重塑国际经济和金融框架、加强国际合作和金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呼声日高，实现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内嵌“全球最后贷款人”机制的国际金融体系。当人们一时还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金融危机或许是IMF的救命稻草，但前提是必须改革。
五“、改革IMF”还是“IMF改革”？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对IMF而言，改革之“法”是什么呢？是“改革IMF”还是
“IMF改革”呢？前者是大手术，是“重建”；后者是小手术，是“技改”。IMF作为国际金融机构的“公共性”要求重建，要求全面彻底的改革，但利益攸关方博弈的结果可能又是一次“雷声大、雨点小”的表面动作，甚至连“技改” 都不如。最终结果如果平衡为“技改”，也就算“不幸中之大幸”了。
六、IMF改革之一：明确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定位
“名正而言顺”，IMF首先要明确定位。综合来看，以汇率政策和短期贷款支持为手段，发挥其全球金融体系的政策协调、监管协调、行动协调职能应是IMF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全球最后贷款人”到“全球央行”。IMF孜孜以求扩大“全球最终贷
款人”的角色，但前提是要从个别国家的操纵中摆脱出来，实现其“独立性”。货币政策、货币发行权获取的充分必要条件，也在于此。客观地讲，目前的IMF 尚难满足“全球央行”的基本要求，或许暂时成为全球央行间的协调平台和对话机制更为适合。
IMF与金融稳定委员会：厘清主辅。在G7的框架下，全球稳定论坛(FSF) 是全球金融体系协调监督的制度安排；随着G7过渡到G20，FSF也变身为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并于2009年正式成立。FSB着力于评估国际金融体系运作中的风险，促进各国监管机构的合作与信息交流，协调国际标准制订机构的工作， 制订国际性危机的应急预案等，偏重于监管，更为宏观；而IMF着力于金融政策、汇率体制、贷款援助等，偏重于稳定货币体系，更为中观。从国际组织的协调层级看，形象地比喻，FSB“运筹于帷幄之中”，IMF则“策马于疆场之上”。
IMF与美联储：谁主沉浮？IMF“欧美代言人”的标签屡屡受到批评，在改革定位时，实现“全球央行”的愿景必然与“美元本位制”下的美联储发生冲突。美联储一定意义上是“全球央行”，其货币政策和监管举措通过美元作用于全球市场。由于美联储只需对国内负责、无需对他国负责，国际社会对美联储没有约束力，世界性监管的共同需求得不到应有体现。这虽然未必是美联储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在美国“全球铸币权”作用下的必然。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正是美联储的失职，而致使众多国家遭受损失。美国的经济金融风险能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和配置，美联储的“全球央行”地位至关重要，寄希望于美联储放弃既得利益如“与虎谋皮”，即便IMF有“全球央行” 之“名”，美联储也会牢牢占据其“实”。美国的综合国力依然是美联储行使“全球央行”职能的有力保障，IMF若能给予些许制衡，已算是改革的成果。
IMF与巴塞尔委员会：重叠还是互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是国际清算 银行的一个正式机构，由十大工业国的中央银行于1974年底共同成立。巴塞尔委员会本身不具有跨国监管的法定授权，它所制订的一系列协议、监管标准与指导原则，实质是为了完善与补充单个国家对商业银行监管体制的不足，减轻银行倒闭的风险与代价，消弭世界各国监管差异。鉴于其影响力，各国基本都会采取立法或其他措施逐步实施巴塞尔委员会的监管标准与指导原则。IMF一向支持巴塞尔委员会，通常将巴塞尔委员会确立的监管原则作为评估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金融体系及其监管体制的参照，并通过IMF第四款协商过程促使成员国实施这些原则。IMF的实施推动与巴塞尔委员会的规则制订互动良好，应
该持续下去。
七、IMF改革之二：助力全球货币体系再造
在当初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国际货币的构想也一并提出，凯恩斯提出的是班柯(Bancor)，怀特提出的是尤尼塔(Unita)，但最后成为国际货币的 还是美元，美国的主权货币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基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一次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均把矛头指向“美元本位制”，以一国主权货币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重大缺陷，重新构建平衡、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IMF发挥作用的前提之一。
SDR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提款权(SDR)是IMF于1969年创造的国际储备资产。由于IMF成员国不希望全球储备依赖于黄金（它的生产具有内在不确定性） 和美元（它需要美国国际收支持续逆差），SDR作为补充储备资产应运而生。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又把SDR推向前台，“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使之成为“世界货币”的呼声不绝于耳。但问题是，没有强大主权经济体支撑的货币只能是“货币符号”，SDR取代美元的愿望可以理解，却缺乏逻辑上的说服力。因此，SDR定位应当是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发挥比主权货币更积极的作用。
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优化。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再造时，“一蹴而就”的心态不能有，“简单化”的方法论也不可取，IMF的作用更不能高估。SDR取代美元还不具备现实基础。可以预计，在未来30年，国际货币体系仍是“一主多元”的格局，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随着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逐步深化，储备货币的多元化需求会提升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决定力量是国家实力的重排座次。对IMF而言，顺应这一趋势弱化美元的绝对主导地位， 并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八、IMF改革之三：份额与治理结构的“代表性”
IMF和世界银行被批评是欧美尤其是美国利益的代言人，治理结构的缺陷是其失去独立性的根源。从投票权份额来看，IMF的决策采取绝大多数原则，一般决策需要50%以上的投票权通过，重大决策需要85%。发达国家拥有超过60%的份额，其中约45%集中于七国集团，美国和欧盟均拥有超过15%的投票权，即事实上拥有一票否决权，从而牢牢控制了IMF的决策权。从管理人员构成来看，IMF 的总裁按照惯例由欧洲人担任，美国人担任第一副总裁，三名副总裁中仅有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主要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来自发达国家。IMF份额分布和治理
结构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合法性和有效性”存在问题。作为国际金融组织，IMF的投票权、决策权、监管权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参照经济、贸易所占世界比重予以调整，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性、执行力和平等参与度，引导其成为适应未来全球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九、中国如何参与IMF改革？
“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IMF改革在即，急需吐故纳新。中国增加 在IMF影响力已经水到渠成，此时更需保持清醒，审时度势。
首先，“办好自己的事”是头等大事，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发展能力的科学持续、软实力的逐渐提升，都是“固本”的重要任务。“内功优先，谋势而动”是应对“崛起困境”的大智慧。
其次，中国应积极主动参与IMF改革。“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和平发展需要中国与包括IMF在内的国际组织建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格局，以实现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中权利与义务相均衡。同时，应推进SDR成为发挥实际作用的国际货币，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重要的补充和修正。
再次，中国在IMF中的份额和话语权不能期望“一步到位”。欧美不愿意赋予IMF实权，美国也不会放弃在IMF中的绝对权威，中国发挥作用应当是一个渐变式的过程，其间免不了无数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博弈。
最后，坚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改善资源的全球配置，摆脱“美元陷阱”。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两个“三步走”的战略，即地域“三步走”——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货币职能“三步走”——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 都必须加快推进。
需要明确的是，IMF改革不存在经济全球化的共同利益和统一版本，仍然是主权国利益制衡的体现。“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
三角型：中国经济模式的理想选择
（2010年）
自然科学“三角型稳定性”原理其实是一个普遍性原理，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适用。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同样需要选择三角型的发展模式。
这个三角型的第一只角是速度。我国应把8％－9％作为经济增长的中长期目标。从历史经验看，我国经济增长既不能太慢，也不能过快，更要防止大起大落。大起之后必有大落，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理想状态应当是“缓起缓落”。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低于8％，但也不宜高于9％，否则将带来结构问题、后劲问题、就业问题、未来危机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实现8％－ 9％的增长速度并不是平均分布，后发地区可以快一点，先发地区应当慢一点； 第三产业可以快一点，第一、二产业可以慢一点。国家在主要依靠市场调节的同时，应当辅以政策调节的办法实现这一目标。
这个三角型的第二只角是结构。要保持三角型的稳定性，必须大力调整经济结构，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概括地讲， 主要是调整好八个结构：一是调整发展结构，逐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是调整增长结构，逐步实现出口、消费、投资的协调增长；三是调整城乡结构，逐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四是调整地区结构，逐步实现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五是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实现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六是调整企业组织结构，逐步实现大中小型企业、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均衡发展；七是调整产品结构，生产社会急需的各类适销对路产品；八是把握发展动态节奏，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哪些生产、哪些研发、哪些开采、哪些储藏，规划好当前和长远的协调发展。为了使上述八个方面的调整逐步到位，当前投资应当向六个方面进行重点倾斜：一是继续投向适度比例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公路交通、农田水利、文教卫生、防灾减灾等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快小城镇建设； 三是继续补民生之课，特别是大补快补环境保护、国民教育、文体旅游、医疗卫生及重大基础配套设施等领域；四是加大科技投入，特别是海洋、极地、外空、国防、生物医学、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等国家创新战略前沿方面的研发投入；五是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原材料与海外投资；六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的生态建设投入，如防沙治沙、植被建设、江湖治理等等。
这个三角型的第三只角是安全。重点有四：一是通货膨胀问题；二是不良贷款问题；三是财政赤字问题；四是过高的外汇储备问题。这里重点谈一下不良贷款问题。为抗击金融危机，配合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去年全国银行贷款新增近10万亿元，且极不均衡。从月度看，最高的3月份新增1.89万亿元，最低的10月份为0.25万亿元。从季度分布情况看，一季度增加4.58万亿元，二季度增加2.78万亿元，三季度增加1.3万亿元，四季度新增不足1万亿元，前高后低， 起落过大。我们应当认识到，银行信贷同宏观经济紧密相连，具有典型的“潮水效应”。许多放款时认为很好的项目，由于宏观形势的变化，会成为不良贷款。当然，由于宏观形势的好转，有时不好的项目也会变为好的项目。上世纪90年代初，一年多时间的经济过热，带来的是十年的不良贷款艰难处置，国家通过剥离、注资等手段先后拿出2万多亿元资金。总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这当然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必要成本，但这个历史的教训我们应当认真汲取。
三角型的形状应该因势而变。这个三角型一般不是等边三角型，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和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各角度数（侧重点）可以有所不同。在经济下滑阶段，如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经济下滑时期，可将“速度”作为三角型的“钝角”（即大于90度）；而在经济上升阶段，如当前经济企稳回升时期，可逐渐将“结构”作为“钝角”；同时要永远保持“安全”这个角的一定度数。这里，各个角的度数确定必须符合经济稳定性的起码要求，使三角型体现稳定优先，因势而动，突出重点，长短结合， 统筹兼顾等原则。
中国经济只有在速度、结构、安全上构成三角型关系，才能稳定；只有在动态中调整三角型各角“度数”，才能在稳定中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一篇文章引发的思考
并致光大各企业各级领导班子的同志们
（2010年）
中组部干部五局《央企情况》2010年第4期刊登了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同志一篇《领导干部怎样搞好班子团结》的文章，向同志们推荐，值得一读。
光大旧有的问题比较多，现在虽然各项指标好转了，但还未治本；虽然内部平稳了，但还需巩固。特别是现在又处在新的内外矛盾碰撞期，决定着目前的“平衡”仍属于一种“脆弱的平衡”。读了杨文，就勾起了我到光大后的长期所思所想。古人讲清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与人能团结合作，我觉得首先要清心修身，故对凯生所讲再补充几点。因为我也没能都做到，所以与同志们共勉。
一是尽量实事求是。人们天天讲实事求是，实际能做到的不多，能完全做到更难。因为信息不对称，因为有时候看问题角度不同，所以我只能说“尽量实事求是”。而尽量实事求是很重要的一条是换位思考。人有时都觉得自己对， 但换位一下就会发现有时别人也有道理。如果凡事都看作自己对，别人不对， 那叫主观主义，就不是实事求是，就没法一起共事。谁都不是完人，谁都有长处，谁也都有短处。连毛主席都讲自己“三七开”；连小平同志都讲他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一抓一大把；连马克思的手稿都是改了又改，哪有完全正确、永远正确的呢？所以我们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学会换位思考，学会全面地看问题，正面、反面、侧面；学会长远地考虑问题，昨天、今天、明天。再有，在实事求是问题上最简单的，恐怕就是实话实说了。现在说假话者为数不少，但谁都不傻，谁心里都有杆秤，反不如去弯取直、实话实说更可信，也更有威信。胡耀邦为什么口碑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说实话。他女儿回忆，他当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到国家游泳队训练场，看到训练场上挂的大标语是“突出无产阶级ZZ”，他就说“游泳突出什么ZZ？游泳要突出鼻子……”。
二是懂得矛盾依存。矛盾双方各以对方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一方心中有事、疑心，对方必然也有事、疑心；一方不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对方必然也不当回事儿。你心地光明了，别人心地也光明了。你心地“黑暗”，难免别人也心地“黑暗”。春节晚会有个小品就讲人的心地要光明一点儿。古时也有个“齐人失斧”的故事，是说齐国有个人斧头不见了，怀疑是邻居偷的，
于是怎么看怎么觉得邻居鬼鬼祟祟，形迹可疑；后来，斧子在自家院子里找到了，再看邻居的一举一动，就不可疑了。我们现实生活中这种“齐人失斧”的事不算少。心地不光明，天天疑神疑鬼，就没法合作共事。
三是懂得矛盾主次。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但是如果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情况的话，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决定着问题的性质；在一对矛盾中，也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抗日战争中，反抗日本侵略是主要矛盾，所以国共要合作；解放战争中，夺取政权是主要矛盾，所以全X高度团结；文革后，实现现代化是主要矛盾，所以中央提出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就人类来讲，人与自然的矛盾已经是主要矛盾。近年来全世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像印度洋大海啸、美国新奥尔良飓风、汶川、海地、智利大地震等等。所以，人类应该停止内斗，共同对付自然灾害； 就中国来讲，建设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应是主要矛盾。所以，要提倡科学发展、公平正义；就光大来讲，当前通过改革重组实现稳健发展是主要矛盾。所以，大家都要围绕这个大目标团结合作，开展工作。
四是懂得矛盾转化。矛盾是可以转化的，“矛盾的双方无不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今天坐台上，明天坐台下，这是一种转化；今天说上句，明天说下句，这也是一种转化。再比如谁是谁的人问题，这个也可以转化，只要公正，不是你的人也会转化成你的人；不公正，是你的人也会转化成不是你的人。许世友当年是谁的人？张国焘的人；后来变成谁的人？毛主席的人。《潜伏》中的余则成是谁的人？军统的人；后来变成谁的人？共产X的人。还有个姚登山，当年中国驻印尼的代办，66年印尼排华时表现得非常英勇，成了英雄。回来后毛主席接见，抬得太高了，就把握不住自己了，飘飘然了，结果走向了反面。矛盾转化，难到极处就是易，易到极处也会出现难。黎明前最黑暗，过去就是曙光。物极必反嘛。所以，我们平时说话也不要说满，做事也不要做满，要留有余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水满则溢，八九分满最好。我在一篇文章中讲到美国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表面看是创新过度、消费过度、监管不力，本质是二百多年“太顺”，13个州迅速扩大到50个州，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又那么优越，体制也相对合理，所以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受益。二战后，它又主导以资讯业为主的第三次产业革命；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国力大增又成为单边霸主，等等。这些，就决定了它要忘乎所以，所以战后就发动数次局部战战争等等。但是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这种客观规律就决定要进
行调整。所以就出现30年代的危机、朝越战的失败、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危机乃至9.11．拉美后院起火等等。9.11就是一种反作用力的调整，人家明 的不行就来暗的。这次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说实际也是如此。一般人可能还看不到这一步，还只停留在“形而下”的层面。如果站在“形而上”的层面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早晚要来的”。“满招损、谦受益”嘛。
既然矛盾转化，心态也要跟着转化。我来光大两年多了。老实说，当时我是不愿意来的，但中央决定了，我只能服从。这也是转化，是工作性质的转化。大家还记得我刚来时看望王光英先生，给他说的那副对联，“在机关，昂首挺胸当公仆，否则没有权威；到企业，猫腰低头做主人，不然哪来钱赚”。我那时是调侃，也是“知易”，实际并没有完全适应这个“转化”，现在我已经逐渐“行易”了，逐渐适应这个“转化”了。
五是大智若愚。有个“吕端大事不糊涂”的故事，是说宋太宗病危，宦官、太后等串通一气，企图废太子而另立新君。当李皇后命宦官王继恩传话召宰相吕端入朝时，吕端料知有变，便强行将王继恩锁在自己家中，命人看管，之后急入宫拥立太子即位，就是宋真宗。然后进见皇后，造成既成事实；随即又将这些奸X相继贬谪流放，从而避免了一场动乱。当初宋太宗拟任吕端为宰相时， 有人非议说“端为人糊涂”，太宗却答道“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大事清楚，小事“糊涂”，这是真正的ZZ家。如果天天陷在具体矛盾事物中，什么事都“清楚”，什么事都想一下子解决，就没法生存，就什么也解决不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人与人相处也如此，有些事要看得见，有些事就要“看不见”。这样才能搞好团结。
六是心胸豁达。茫茫宇宙，小小寰球如一粒微尘，何况人乎？人要心胸豁达，宰相肚里能撑船，才能共事。比如三国时的曹操，曹操不如袁绍有庞大的家庭世系供支撑；不如刘备有绵远悠长的帝王谱系可利用；不如孙权有父兄创下的一片基业供享受。曹操只有依靠其乱世英雄的才能，自打江山，自创伟业。而心胸，是他的一大法宝。
陈琳，这位三国时期著名的刀笔吏，当年替袁绍捉刀，一封讨曹檄文，传遍大江南北，不仅把曹操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而且将其祖宗八代一网打尽，极尽冷嘲恶讽之能事。而曹操捉住陈琳，居然轻描淡写责备道，你小子也真是， 给袁本初干事，骂我几句就是了，干吗把我祖宗都带上？后来，陈琳仍被曹操用其所长，安排做刀笔吏。还有官渡之战后，袁绍仓皇溃退，曹操兵士从袁绍
帐里搜出大量书简，其中不乏曹操手下之人与袁绍暗通消息的信函。当有人建议追查时，曹操却大手一挥，说道：当时，我都自身难保，有人希望日后有个生路，这也是人之常情，免了免了，统统烧掉。这一烧不要紧，你知道转化了多少矛盾，稳定了多少人心，团结了多少干部，又有多少人反过来为他拼死疆场？
在中共召开“七大”之前，进行了延安整风，整风的重点就是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王明。整风以后召开“七大”进行选举，毛主席力主将王明选为中央委员。薄一波同志回忆，选举之后，毛主席不放心，就在旁边看计票，直到王明的选票过了半数才出去抽烟去了。当然，后来王明性质变化了，那是另一回事。但当时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反映了毛主席在用人问题上的心胸。老一代人经常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这些话我们今天还能倒背如流，三、四十岁走上领导岗位的同志可能都不知道这些话了。不管后来人们做得怎么样， 这个思想是至理名言。
七是认识“零平衡定律”。这是我反复思考出来的。我认为世界上最终什么都是平衡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平衡的，质子和电子是平衡的，权力利益同责任困难也是平衡的。总统权力是正十，操心度是负十；退休老头权利是零， 操心度也是零，都是平衡的。部门也一样。有的部门权力大，办事容易，说上句，能请出来吃顿饭都是面子；但责任也大，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文山会海， 忙一辈子退休后可能还一事无成。加上现在社会矛盾这么突出，资讯网络这么发达，稍有差池就挨批挨骂。有的部门清水衙门，无权无势，但也省心省力， 虽没人理可也没人骂，还可静下心来思考点问题，没准儿还能给后人留点精神食粮。不是讲幸福指数吗？加权平均汇总下来都差不多。“地球是一个圆形， 终点就是起点”。同样站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上，有人往西看，哀叹旧的一天就要过去；有人往东看，欢呼新的一天就要来临。就看你自己怎么看。一切过不去都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自己过不去，什么都过不去；自己过得去，什么都过得去。即便有人一时真和你过不去，你也要明白，发怒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八是学会等待（忍耐）。毛主席说过，胜利“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记得我在一次会议上也讲过，光大现在最需要“韧性”。勾践曾卧薪尝胆，食吴王粪便，为夫差驾车，用“忍”实现了“三千越甲可吞吴”；文革中
“四人帮”捣乱，叶剑英曾说过“投鼠忌器”的话，就是要“忍耐”；彭真受迫害被关押，1975年允许家属探望，他在家属手心上写了一个字，也是“忍”。人说“忍”是心字上面一把刀，能放住这把刀，才能成事。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中国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办成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你能不能忍耐。【联系微信d*adawk01】
九是顺其自然。中国文化的优势是儒道互补。孔子是境界大师，老子是智慧大师。无儒无境界，无道无智慧。老子终其一生就写了一篇《道德经》，但二千多年不朽，其核心就是“道法自然”、“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可以分为“积极顺其自然”和“消极顺其自然”。我把“积极顺其自然”的要义概括为八个字“顺应、度势、量力、主动”。“顺应”是前提。黄河东流去，人类必须顺应这个大前提。黄河东流既给人类以舟楫灌溉之利，也给人类以滔天灭顶之灾。对其为害人类的一面，应该予以治理。这叫“度势”，形势比人强， 形势需要治理。如果没有为害人类的一面，也就不需要治理了，这也是“度势”。治理要“量力”，比如鲧与禹的“堵”与“疏”，就是量力与不量力之别。当然还有智慧在里边。量力也是智慧。再比如李冰父子的“淘滩作堰”（当然他们父子治的是都江堰）。否则，一如当年“牛田洋”，硬是用躯体去抗击，其志固然可嘉，其法实不可取。按禹之法，即为“积极顺其自然”；反之，任凭黄泛，无能为力，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则为“消极顺其自然”。
“积极顺其自然”运用到人类社会，人类社会要发展，人类也必须“顺应” 发展这个自然。文革十年浩劫过去后，人心思治，中央在思想理论上倡导开展真理标准讨论，ZZ上实现X的工作重点转移，组织上平反冤假错案，经济上改革开放，这些即为“度势”。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农村先行，后及城市；先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为“量力”。如一开始即提出“市场经济”，则为“不量力”，因为大家不会即刻接受。
“积极顺其自然”，需要“主动”。“主动”有四个层次，一为“胜人”； 二为“胜己”；三为“无己”；四为“善人”，不展开多讲了。既然“顺其自然”，就要明白“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乃大勇也”的道理；天天匿名信满天飞，实乃大“怯”也！光大的这种文化实在不好（当年我一上任一天就收到几十封匿名信， 这两年好点了）。当然这件事也要讲两点论，一方面写匿名信的人心地要光明一些，即便真实反映问题，可以直接找我、找上级。我是不主张写匿名信的，
尤其坚决反对诬告，对严重者我甚至提出要依法追究。但另一方面，我们各级干部也要扪心自问，是什么原因把人家逼到写匿名信的份上？要学会宽以待人， 学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即便真的违规了该处罚，也要好好谈一谈，让人心服口服。
十是知足常乐。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八九。有一幅画，是一个骑驴者， 看见坐车者，同人家比，就心情不好；后来看见一个步行者，心情就好了。同社会其他群体比，我们是比上“小不足”，比下“大有余”，同下岗工人比， 同你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同学比，难道不应“知足”吗？我们已是如意事十八九啦，不“知足”弄得自己心情不好，身体不好，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十一是多点爱好。我有个体会，比如多读点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马上可生调整情绪之功效。人的物质生命总是要结束的，活100岁最后也得结束， 但精神生命是可以“万岁”的，如李白，如杜甫，如苏东坡。所以，多点爱好， 特别是积累些精神生命，可使物质生命更快活。
十二是司职补台。班子成员要各自定好自己的位，既各司其职，又相互补台。作为一把手，特别要做到“六事”，即“谋事、任事、担事、容事、处事、 息事”。谋事就是抓方向，谋大事；任事就是敢断事，包括会用人。电视剧《贞观长歌》有个房玄龄，有个杜如晦，一个能谋，一个善断，房谋杜断，传为佳话；担事就是敢担当，勇于负责；容事就是要有度量，这个前边说了，再说两 句。人家有点意见，就让人家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家说， 人家可能就会通过别的形式说。有点小震不要紧，正好释放能量。如果小的能量不让释放，积攒到一起，就会大地震；处事就是在复杂环境下，能够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息事就是能够化解各种矛盾，不要把小事搞大，把简单问题搞复杂；要把大事搞小，把复杂问题搞简单。有人爱吃大蒜。一头大蒜，最有用的是蒜瓣，供人食用；最没有用的是蒜柱，不能食用。但没有“蒜柱”，就凝聚不了“蒜瓣”。“蒜柱”又是管方向的，它向上长，“蒜瓣”跟着长。一把手一定意义上就是“蒜柱”。
十三是顾全大局。光大的特点是规模小、企业多、功能全，要扬长避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同舟共济。不同舟共济就会翻船，对谁都不利。我调到光大时就倡导要弘扬“周恩来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相辅相成还有一个“周恩来精神”。这是我的一个X史观点。“周恩来精神”博大精深，具体包括哪些内容，这是X史X建领域需要研究的课题，不在此赘述，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
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光大目前特别需要这种精神。
十四是和而不同。由于角度不同，工作中产生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什么都一致反而不正常。工作意见不一致并不等于不团结、不和睦。有些人喜欢投领导所好，喜欢传闲话，但领导自己要神闲气定，心中有数，不为传言所惑。有个“曾参杀人”的故事，是说孔子的学生曾参曾子从前住在山东费县，当时费县有个和他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便告诉曾子的母亲说：“曾参杀了人。”曾子的母亲说：“我儿子不会杀人的”，若无其事地继续织布。过了不久，又有人说：“曾参杀了人”，曾子的母亲还是若无其事地织布。不久，又一个人告诉她说：“曾参杀了人。”这回曾子的母亲就害怕了。流言能够动摇一位母亲对自己贤德儿子的信任，足见其可怕之处；反过来，吸取教训，领导干部也就最需要在流言面前“神闲气定”；而传闲话的人也要明白，“会当媳妇两头瞒， 不会当媳妇两头传”。这是我们东北的俚语。这个“两头”，一头是娘家，一头是婆家。
十五是学会“妥协哲学”。过去常讲“斗争哲学”，讲“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在阶级斗争年代有道理，但也有片面性。
当今时代，“妥协哲学”应是主要存在形态，“斗争哲学”应是辅助存在形态。当然“妥协”不是不讲原则，对于“非对抗性矛盾”，各让一点才会把事办成，才能团结和睦。现在国际上奉行的是丛林法则。巴以问题打了几十年了，本来是一个祖先，亚伯拉罕也就是《古兰经》中的易卜拉欣，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现在却打得头破血流。那边拉宾好一点，又出沙龙；巴拉克好一点，又出内塔尼亚胡；这边法塔赫好一点，又出哈马斯。冤冤相报何时了？受苦的还是老百姓。我去过安徽桐城，有一条宽六尺、长约百米的小巷， 称“六尺巷”。相传康熙年间，一叶姓人家与当朝宰相张英家因宅基地问题发生争执官司打到县衙。张家管家函告张英，希望相爷能关照一下。谁知张英看信后，却批了一首诗寄回，诗曰：“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看信罢，立即吩咐让出三尺。叶家见张家让出三尺，遂也让出三尺。于是留下了今天的“六尺巷”。这里，“让他三尺”就是“妥协”。这一妥协不仅使张英的这首诗传为佳话，还为后人留下一条名街“六尺巷”。所以，我体会有时“让就是得”。1985年我在建行辽宁省分行当办公室主任，那时我刚大学毕业二年多，有的老同志心里就不服，就给出难题，有些难题你还真解决不了，怎么办？比如一次一个年纪大资格老的同
志就找我，说上班路上把公文包丢了，是因公丢失，要补偿。那时不像现在， 丢了就买一个，没法买，没处下账。但找上来了不解决也不行。后来，我就把 自己的公文包给他，我说你把我的拿走吧。这个老同志一看，就不好意思了。 十六是“德法并重”。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
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制度再严厉也管不住心，教化可以管住心。这是有道理的。我赞同加强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再加强也有漏洞。我说过治理金融企业关键是五个字，“叶、枝、干、根、土”。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宏观环境是土壤。这五个字中，“土”我们不能完全左右（可以左右一点儿），我们能左右的是叶，是枝，是干，但最根本的还是“根”。所以，我认为治国治企都要德法并重，在依法治企的同时，还要以德治企，根本还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绝大多数人来讲，还是“团结－批评
－团结”的模式好，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好。不知者不怪，非主观故意的，不能不教而诛，不能一棍子打死，要“给出路”，要人性化管理，这样大家才能心平气顺，才能团结和睦。一千多年前诸葛亮尚能对孟获七擒七纵，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我昨天看了一篇《毛泽东特赦女匪首》的文章，讲的是1953年毛主席在听取李达的汇报时，指示释放落网的贵州惠水县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一事。本来“罪该万死”的程莲珍怎么也没有想到共产X会放她，发誓要报答毛主席的救命之恩。被放了没几天，她就到为匪时经常活动的惠水、长顺交界一带，找到那些没有投案的土匪及家属，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还钻进土匪藏匿的山洞，面对面劝降。结果不到一个月，就劝降了22名土匪。“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给出路”的结果。
总之，以上信笔涂来，有感而发，早就想写，特别是最近因工作上的事曾经心情“有点烦”（说明自己也没修炼好），春节看了几本书，静心思考了一下，快到耳顺之年了，又看了凯生同志的文章，借题发挥，一发而不可收。以上这“十六条”的核心还是要增强修养。前边说了，我也是“说得好听”，许多也没做到。知易行难，谁也不可能完全做到，但做的多一些是可能的。如果这样，我想班子就没有不团结不和谐的。以上不吐不快，供同志们参考。
文化是金融发展之根
（2010年）
如果把金融比喻为一棵大树，那么，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而经济社会环境，则是它的土壤。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土壤日趋肥沃，中国金融这棵大树已渐呈叶茂、枝繁、干壮之势。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GDP以年均9.8％ 的速度高速增长。
根植于这片沃土的中国金融资产总量，也已由1978年的1151亿元增长到2009年末的90多万亿元。就连二十几年前捉襟见肘的外汇储备，今天已然高达
2.4万亿美元，雄踞世界之首。这是金融之叶。
三十年来，中国颁布了一系列的金融法律法规，纲目并举，经纬互见，使宏观调控有力，金融运行有辙，行业管理有据。这是金融之枝。
三十年来，中国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不断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各司其职，欧洲的监事会制度和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双重引进，形式上较之外邦已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金融之干。
但是，尽管如此，不可回避的是，中国金融业目前总体还处于“初级阶段”， 管理粗放，经营无序；发展失衡，服务不当；案件频发，风险尤存；软实力不足，竞争力不强这当然有种种原因，它的解决也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这促使我们不能不去思考一下它的文化，不能不审视一下它的“根”。
GDP，是一个国家的血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人不能没有血肉，不能魂不附体；人也不能没有灵魂，不能成为植物人。国家如此，金融亦然。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业之所以发达，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在走向发达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业务，靠人去发展；制度，靠人去执行；体制，靠人去设计；人， 靠文化去影响。
中国的金融文化可简单概括为“利法信义道”五个字。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道”为前提。在目标体现为“利”，在行为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形而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道”是什么？非我辈所能悟透，更难尽述。道可道，非常道。然有三例可供参考。一为
正例。有一智伯分马的故事。某财主儿子有三，马十七匹，临终嘱长子分1/2， 二子分1/3，三子分1/9。17匹马的1/2是8匹半，难道要杀一匹分肉乎？三人无奈之际请来智伯。智伯从自家牵来1匹，计为18匹，长子得1/2即9匹，二子得1/3 即6匹，三子得1/9即2匹。9＋6＋2等于17匹，剩下1匹则物归原主，智伯牵回。此例表象为数学之谜，实乃蕴含多赢之“道”，很可为今天金融企业改革重组所借鉴。
二为反例。美国作家约瑟夫·赫勒有一著名黑色幽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大意是某空军飞行员希望退役而不能实现。为退役此君遍寻条例，条例规定“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不能飞行，但需要本人提出申请”，而条例同时规定“如本人能提出申请，就证明此人精神正常”。这种陷入死循环的逻辑陷阱似的规定，在今天的金融界不可谓不存在。这种过于具体的、造成互相打架撞车的技术规定，乃是缺“道”的表现。
三为中例。近来流传一短信，谓“两美国人商议，甲到中国旅游，用10万美元兑换68万元人民币。在中国吃喝玩乐一年，用度为18万元人民币，回国时希望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到1∶5，再将剩下的50万元人民币兑回10万美元。乙则计划拿10万美元兑换68万元人民币，在中国花50万元买一套住房，吃喝玩乐再花18万元，等回去时将房子卖得100万元，换回20万美元”。对这等如意算盘， 中国人需要一种“道”的智慧去应对。
诚然，宏大的中国金融文化体系，远非“利法信义道”五个字所能概括。但我相信，同为殷制，汤兴纣亡。再好的体制，如果人不得力，也难张其利； 再有缺陷的体制，如果其人得力，也可借力补利。人固无完人，然体制焉有“完” 体制？执法当应“必严”，然世上又焉有“完法”？法不是人之所定吗？法又不是人所执行吗？人与体制和法制的最佳结合，加之“土壤”大势所助，不失为金融的天时、地利、人和，不失为金融之“道”的某种诠释，亦不失为中国金融文化的一种追求
忙忙碌碌的金融界朋友，或许你们现在正在忙于催生新枝嫩叶，或许你们现在正在急于打扫残枝败叶，但枝叶是短暂的，业务是眼前的，而金融文化、金融之道，才是永恒的，根本的。在忙忙碌碌之余，可否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静为躁君，请君三思。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上下求索”
（2010年）
我新近出版了一本书《上下求索》，是关于金融方面的。“上”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散见千各个论坛和报章上的我的一些观点；“下”是对光大集团自身改革重组的一些思路。上册《危机观察》里有一些对当前金触问题的观占， 第一篇叫《认识经济运动规律，警惕经济拐占飞的金融风险》，这篇文章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年半，也就是20J7年4月写出来的。在这里面我提出来，美元债券正趋丁“垃圾化”，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增长。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在雷曼破产一年半以前。
为什么这样认识问题？在文章第8页，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经济工作，增强认识与堂握经济规律的本领。这里面讲， 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偏听偏信不对，全听全信也不对，正确的方式是“全听或者多听，不全信”。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政冶经济学指导经济工作，增强认识与掌握经济规律的本领。经济工作同其他社会与自饮现象一样，都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马克思芭结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是高涨、危机、萧条、复苏，实际上这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而是“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例外。我们国家1988年到1989年的闯“物价关”， 是经济的“高涨期”和“危机期”，当时只不过不好用这个词，后来我们不得不进行冶理整顿。随后就是1C)(X)年到11年的“萧条"，12年的“复苏”接若又出现13年的“高涨”和接下来的“危机”，迫使我们又不得不再次进行“治理整顿”，采取了扩大内需等措施，减轻了“萧条”的影响，经济始终较快增长。这是我们逐渐认识并驾驭“规律”的结果。经过几年的经济复苏，2003年我们又开始进入新的“高涨”期，并且已经待续了5年。总结这段历史，表明了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的过程，说明我们已处于“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时期，不可避免地要受“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规律的影响。为此，我们就要想到“危机”的到来，要提前做好预防。这是在2007年的4月份我提出“要想到危机的到来”， 一年半以后果然危机到来了。
用马克思主义ZZ经济学来指导当前的经济工作，马克思主义ZZ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家的不同点就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它的理论基础。所以，我这里面又提出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同样适用
于经济领域。国家没有“必要”的外汇储备不行，外汇储备“过量”也不行， “必要”与“过量”要有一个“度”。一般认为人均600美元左右为宜。我们现在是2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3亿中国人基本上人均接近2000美元。我们姑且视550-660美元为正常运动区间，那么在“度”内（区间内）的运动为量变，运动到“度”外就是质变。“必要”和“过量”这对矛盾始终存在于外汇储备工作中。如果外汇储备走到“度”的边缘，就好像季节中的立春和立秋一样，家庭就要准备夏衣或冬衣，就是要有点预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告诉我们，在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矛盾的时候，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在矛盾双方中，必有一个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矛盾的性质。我在2007年的这篇文章中讲，外汇储备过高（那时候还是10000亿）， 流动性过剩，经济增长过快和粗放，都是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但就当时来讲， 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外汇储备过高。解决了外汇储备过高的问题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可以抑制经济过决的势头。同时马克思主义还告诉我们，要用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同样不仅要静态地分析某个时点，分析表面“死”的数字，更要动态地分析“趋势”，分析经济运动中“活”的因素。比如采取一定措施后， 即使外汇储备某一时点仍然较高，但趋势已经开始下降，就要考虑减少“药量”； 如果第二个季度继续保持下降的趋势，就要停止“服药”；如果连续三个季度保持下降，就要考虑相反的措施。经济工作既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既需要“定量”的分析，更需要“定性”的判断。
在2007年的4月份提出来，事物都是波浪式前进的，客观规律决定经济必然出现拐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把困难想得多一点比少一点好，把准备做得充分一点比不充分好，使之“慢拐”比“急拐”好，理智地减速比翻车好。减速不是低速，是把过高的速度适当减一减，我当时认为，一般来讲，控制在9%左右为好。
再有，第44页是我在全国政协的一个提案《关于货币政策的总量、结构和质最问题》，这个提案的时间是2008年3月，当时提出来要防止“紧缩过度”。金融工作者要有一点“逆向思维”的意识，需要动态地看问题，而不是静止地看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走势，而不是只盯住眼前的问题。货币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产生效应有一个时滞，需要一个过程。今天的通货膨胀风险加大是过去政策的反应，今天出台的政策则要到下半年才能产生
效应，届时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时，也要考虑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因此，我们今天研究政策要有一定的前瞻性，打一定的提前量。
第80页，这里边讲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次贷危机的五道冲击波。2008年5 月，我在美国会见几位华尔街的大亨，一个是高盛的CEO布鲁克芬，还有一个是纽联储的前主席克里根。我们当时有一个对话，我说次贷危机见底了没有？他们说见底啦。当时是5月份，我说还没有见底，特别是从“地震”波及的角度， 就是资产证券化等衍生工具角度来看还远未见底，它以衍生工具的形式把危机转嫁到别的行业、别的国家去了。这个话说完之后两个月，“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问题就出来了，“两房”是次贷危机的第四道冲击波。到雷曼兄弟破产、美林、AIG等，这就是第五道冲击波了。所以在雷曼破产后的第6天，在政协的一个会议上，我提出几个基本判断。一个是性质判断，“两房”问题出现以前可以称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到雷曼兄弟倒闭，性质上就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伴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必然是全球性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轨迹就是：次贷危机一金融危机一经济危机，当然，后面还有走势的判断和原因的判断。
那个时候我还说到美国的教市方案能否通过的问题，当时美国正在酝酿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当时我说“无非三种可能：通过；折腾一段后有条件通过；不通过。而第一种可能和第三种可能属于废话。答案只能是第二种。”数日后，事实做了证明。后来，有记者问我“何以如此断言？”我回答说，根据对美国所面临基本矛盾的分析。在解决金融危机问题上，至少有七大矛盾在相互作用：其一是两X矛盾；其二是参众两院矛盾；三是美国政府同国会的矛盾； 四是阶级矛盾（即富人阶层同中低收入群体）；五是理论界与金融实业界的矛盾，所以才有166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六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七是美国与世界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双方既处在一条船上又各揣心腹事。当翻船还只是一种“预警信号”时，船上的人顾的是抢到自己的“救生圈”；当翻船眼看成为现实的时候，大家才会为拯救翻船而努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要折腾一段后才会有条件通过的原因。
美国的金融危机闹到这种程度，实际上除了金融层面的创新过度、监管不力，经济层面长期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消费过度以外，从美国政府层面看， 就是见事迟、力度小、左顾右盼、当断不断，最后信心动摇，酿成大乱。所以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信心危机。本来一开始是小手指出事了，没当回事儿，
由手指出事变成整个手掌出事，手掌出事也没有太当回事儿，最后整个胳膊不行，就得锯掉胳膊，锯掉胳膊也不行了，最后全身不行了。
2008年9月份，美国出来救助AIG，“救市”进入第五轮。此前，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次贷危机露出端倪。美国政府初始观望安抚，最后被迫于8月放弃实施两年之久的货币紧缩政策，进入“降息”周期，这是第一轮；接着2008年2月，由于次贷危机酿成的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布什签署1680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这是第二轮；贝尔斯登破产是第三轮：美国宣布接管“两房”是第四轮；到雷曼是第五轮。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从政府层面看，这和他们的体制有关系，因为布什马上到任了，新的选举谁当总统还不确定。最关键的从历史层面来看，美国建国200年来“太顺”， 地理位置、资源条件优越，两次世界大战受益。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力大增成为单边霸主，所以就忘乎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动数次局部战争， 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客观规律决定就要进行调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极必反，太顺了忘乎所以就会走向反面。
第87页，这是在一个金融论坛上有记者问到危机要持续多长时间？我说这个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国际上出现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机。第一次是1987年的美国股市危机，第二次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第三次是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所以把复杂间题简单化也就是十年有一次危机。十年一次，那么可以预言，世界经济大体要面对3-5年的下行期，再迎来5年左右的上行期。从2007年到现在事实证明已经三年了，还没有见底。为什么大家越来越认识到金融的重要性，但同时对金融术语又望而生畏？就是因为我们往往把简单间题复杂化，不会外国话用中国话去说，复杂话用简单话去说。像什么M、M1．M2，明白不明白的都这么念，念了20多年了，我不知道你们 在座的谁能讲清楚什么叫Mo，什么叫M1，什么叫M2？其实，凶就是现金，口袋里的现金流通中的现金；M就是现金加活期储蓄；嫣就是再加上个定期储蓄，也就是现金加全部储蓄。但我们却偏偏要说成汕、队、M2，弄得老百姓听不懂其实这个“接轨“能接上的就接，接不上的或没必要接的就不要硬去接。记得前几年我还在银监会工作的时候，温家宝总理有一次组织我们研究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当时刘明康主席出国，派我去参加。我对流动性过剩问题有一个发言， 温家宝总理最后总结时肯定了我的观点回来呢，我就把这个稿子寄给一个很权
威的经济刊物。他们说你这个立意命题观点讲得都很好，就是太短了，才3CXX) 多字，能不能扩展到1万字，能不能再加几个数学模型？我心想被这个刊物看上也不容易，据说在大学评教授，如果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分噩是很重的。据说是这样啊，不知真假。所以我说那就扩展吧，就把它又生拉硬拽弄成1万字，又加了几个数学模型。他们说这个就很好了，并且放在了这个刊物的第1篇，而且还在封面打出文章题目来。但是说实话，这一弄我自己都看不明白了。所以，有一次人民大学成立70周年校庆，他们请我做名誉校董，我碰到他们的老校长黄达，这是我们金融理论界的一位泰斗级人物啊，老校长，八十几岁了。我跟他说了这件事，我说黄校长，我现在明白了什么叫“水平”，水平就是把复杂间题说简单，让听不明白的人听明白，这个叫水平。我说我也明白了什么叫“学术”，学术就是把简单问题说复杂，让听明白的人听不明白，这就叫学术。他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说现在是有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金融业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当然金融业确实专业性比较强，但是也确实有一个会不会把复杂问题说简单，会不会把外国话用中国话说明白的问题，不能弄得大家都听不懂，让大家望而生畏。
再有第142页，这是2CJJJ年在陆家嘴论坛上的一个演讲。陆家嘴是上海金融机构集中的地方，类似北京的金融街、纽约的华尔街，每年搞一次论坛，规模很大的。第一次，王岐山副总理去参加还讲了话。当然我也有幸成为受邀对象。去年在陆家嘴论坛上，我说汉语中的“陆”又可以读成“六"，陆家嘴就可以演绎为“六家嘴”或者”六张嘴”。那么当时众说纷纭的金融危机大体上也有六张嘴，就是政府、学者、金融界、实业界媒体、老百姓。当然还有其他， 大体上是这六家。那么当时参考这六家之言，我从大的走势上说了一下全球金翩危机的“五四三二一勹“五”就是危机的五种程度。第一是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第二是2008年随着雷曼、AIG等演变成的全球金融危机；第三是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第四是在许多国家已反映出来的以失业、罢工、社会动乱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危机；第五是当时像冰岛、捷克等政府下台为标志的ZZ危机。这是危机的五种程度：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ZZ危机。
“四”是对危机大势的四个判断，当时有几个说法，"V"形、"L"形、"U"形， 实际上也不光这么几种描述，基本上是百家争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说到“百家争鸣”，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百家争鸣”，春秋
战国时期，其实主要是四家，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当然还有其他家，像阴阳家、纵横家、名家、兵家等兵家就是孙武，名家就是惠施、公孙龙，阴阳家就是邹衍，纵横家就是苏秦、张仪。这些“家”是附陇的，主要是儒、法、墨、道。儒墨之争主要是“仁爱”和“兼爱”之争，翌家主张人都应当平等地爱，儒家主张先是父子、夫妻、亲戚、邻里，由此及彼地爱：儒家和道家之争主要是“有为“和“无为“之争，常家和法家之争主要是“德治”和“法治” 之争。所以，百家争路简单说就是这四家围绕着这三个问题在争。那么当时也是跟绕着有“W”形、气”形、“U“形、“V“形之争，当时我提出“1.”形是不可能的、人类总是不新前进，如果L”形，人类生命就停止了，社会生命力就停止了。U”形是一部分人的看法，关馈“U”形的右半边是否已成定局，还有待现察。“V”形在当时是少数，是被事实否认的，今天好像多数人认为是“V” 形了，就是经济已经复苏了，这个怎么省？从世界来看，雷曼之后接着出现迪拜，迪拜以后又出现高盛，现在又有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最近“两房”又退市，所以从世界金融危机走势来看是一个“W”形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现在还没有完，默洲债务危机现在还不知道会演变到什么程度。但是和需受，和208年9月相比，应该是“w”形的大写到小写的这么一个渐变过程。这是从国际上看。从国内看呢，如果单从速度上看，不但是保了8，而且今年照这势头恐怕10也打不住。所以单从速度上看，从表面上看，你说V”形也可以。但是这种“V” 形主要是靠政策拉动的，而不是靠内需实现的，同时它又带来不少问题，如结构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包括不良资产、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等等这些问题，加上外面还有贸易保护主义，世界危机还没完，所以应该说这四种形态中，“W”形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的描述可能更准确一些。
“三”是要关注三个问题。当时保增长的描施是正确的，但也是不得已的。“矛盾的双方无不依据一定的条件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所以我提出在保增长的同时。要关注的一是此后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二“是“二元金融”。中国“二元”经济特征明显，反驶在金融领城就是“二元金融”。“二元金融”表现为一系列的不平衡，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国二元金融结构存在的长期性、源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和加速解快的紧迫性：充分认识货币改策与经济的高度关联性、货币政策作用的两重性和科学章控货币政策的高难性：充分认识金融风险的破坏性、金融隐患的潜在性和加强监管保持金融安全稳定的重要性； 充分认识当前金融工作基础的薄弱性、金胜增长方式的相放性和继续深化金融
改革的必要性。所有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又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下来推进，充分认识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迫初性、真正隐入的艰巨性和融入过程的渐进性：坚持金融工作政策要有“度”，风险要可控，改革要深化， 基稳要加强对外开放要稳，对内调控要“异”，也就是要区别对待，特别是对农材、中西部要活，适过统筹规划、区别对待、分类指导、长期努力，实现二元金融共同发版，逐步合一，这就涉及“一”。“一”就是一条道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借鉴别人的路，走出自己的路。我在2008年有关金融论坛上曾有过阐述，并撰写了“走中国特色会融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思”一文，《求是》杂志和有关媒体都营摘要发表。其要点一是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前输性、科学性，执行的灵活性、差别性，与其他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配套性、互动性，既防迎账又防通缩，既肪清涨又防潜缩，既保持币值稳定又要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就业。二是完善监管体系，填补监曾真空，既防监管不足，又防监管过度，增强金融市场运行的有序性、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金融风险的可控性和金融监管的透明性。三是改善“二元金融”中的“薄弱单元”，特别是通过政策拉动，建立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站合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改善农村、中西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四是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 转变金融增长方式，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与创新能力.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步推进、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转变金融增长的方式要坚持“统筹兼顾、集约经营、持续发展、质量第一”的原则：提高金融创新能力要坚持“顺我所需、积极推选、规范运作、风险可控”的原则。五是进一步完善金陆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完善中坚持“结合国情、有效适用、区别对待、逐步递进”的原则。六是保持外汇储备和汇率的合理性，要科学判断中国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分散外汇风险。七是大体用20-30年的时间按照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轨迹实现人民而国际化，八是积极推进金融外交，加大我在世行、IMP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使其与我世界经济地位相适应，九是开发培养不同层次金融人才，既需要培养经营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管理型人才；既需要培养专业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综合型人才，既需要吸引境外优秀高端专业人才，更需要培养境内人才。要以培养境内人才为主，境外人才主要起技术专家顾间作用，境内人才起领导管理决策作用：尤其要培养主要领导人才，主要领导人才不仅要懂金融，也要懂ZZ、懂经济、懂其他，成为
掌控方向、驾歌全局、协调关系、处理矛盾、善于用人的行家里手。十是加强金融文化建设，金融工作中“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 一切金融活动都要靠人去执行，而人是由思想支配的，因此必须将金融文化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使其发挥方向引导、思想保证与智力支持作用。总之，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也只能坚定不移地定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第129页，我有一篇文章叫《以提升金融“软实力”为切入点，转变我国金融增长方式》。我国金融现在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水平？我把“金融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主要是金融资产规模、经济金融化程度、经济货币化程度、股票市值、资本实力、金融机构数量、金融从业人数、外汇储备、金融市场交易量、金融业增加值等等。现在按照上市市值，我国工商银行已经是世界第一大银行，建行是世界第二大银行，中行巳经是世界第三大银行，所以，从硬实力来讲，那没有说的。但是从“软实力”来讲，“软实力” 包括什么呢？＂软实力”应该包括金融创新水平、金融市场体系发育程度金融企业治理机制金融社会环境、金融监管能力、金融开放度、金融人才配置金融文化、金融理论建设、金融国际环境等等。这些“软实力”还远远不够。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是金融强国的标志。现在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金融层面讲就要转变金融增长方式转变金融增长方式的关键就是变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为金融“软实力” 的立体提升。
第172页，是在庆祝建国60周年的一个论坛上的发言。这之前有一个很热播的专题片叫《大国崛起》，我看4遍了，很受触动。它介绍了九个国家，既有幅员辽阔的决决大国，也有巴掌大的菜尔小国像荷兰、葡萄牙，居然能交替成为世界大国，那么中国为什么就不行？这里面有什么教训，我们现在面临一个什么机遇？文章里面提出了我的一些看法。
再有204页，《用哲学的观点指导应对金融危机》。看待金融形势也好，处理周边关系也好，我个人的体会，最没用的是哲学，最有用的是哲学；哲学不解决任何具体间题，哲学可以帮助你解决所有间题。哲学是地基，专业是楼房， 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你光打地基不盖楼房有什么用呢？但是更不能只盖楼房不打地基。过去毛主席那个时代提倡学哲学，他说哲学是“明白学"，"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要学点辩证法，明白在对立统一当中怎么样来处理各种矛盾，发挥自己的优势。李瑞环
他们那个时候靠学哲学，建设人民大会堂十个月就平地起家。现在技术条件那么好，但装修就得两年。学好哲学，受益无穷，对指导你的专业工作，对处理好周边的矛盾，对你看问题的方式方法，都是受益无穷的。
这里有一篇我的《哲学笔记》，是自己几十年的一些看法，许多也没有时间去整理，许多观点我也在不断变化。说到哲学，我是硬着头皮把康德的”三个批判“读下来的，准确地说是翻下来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入《判断力批判》，晦涩难懂。翻完之后，我把它概括成十五个字，叫做“彼岸世界、二律背反、存在、作用、不可知”。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此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相对立的还有一个彼岸世界，这个彼岸世界是存在的，是有作用的，是不可知的，由此构成“二律背反＇，。康德的哲学地位应该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祖师爷＇，。所以我说哲学趣味无穷，学哲学受益无穷，黑格尔的出生地是德国的斯图加特，为了研究黑格尔，我到过他的出生地，到过他第一次走出斯图加特的图宾根大学，从图宾根大学毕业之后到瑞士伯尔尼当家庭教师，从伯尔尼又回到海德堡大学当老症在海德堡有一条哲学家小道，是他和谢林他们经常晚上散步的小路，叫做“哲学家小路”。然后从海德堡大学到纽伦堡中学当校长，从纽伦堡中学到耶拿大学当教授，从耶拿大学到柏林的洪堡大学当哲学系教授、当系主任、最后当校长，死在洪堡大学校长的位置上，葬在柏林的多乐盯公墓，这些我都去凭吊过。我是带着一种兴趣，而且觉着这个事情有用，对于我们分析间题、认识问题、处理矛盾、对做好本职工作有用。这里边我提出来，“保增长”是“主要矛盾"，"调结构”是“基本矛盾”，。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保增长”的主要矛盾和“调结构”的基本矛盾并存、基本矛盾也有可能演化为“主要矛盾”甚至出现“双重主要矛盾”的特殊时期。怎么处理好这些矛盾？我在书中的后面还有其他的观点，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翻一翻。所以我讲，要用哲学的观点来指导应对金融危机。
中型银行“十要”
（2010年）
领先方阵已然形成并实现立体提升
2004年，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交通银行资产首先突破1万亿元，正式进入大型银行之列。而后几年里，招商、民生、浦发、兴业、中信、光大等6家银行资产分别突破万亿大关，其资产、存贷款以及净利润在股份制银行中的年平均占比超过65%，已成为股份制银行的领先方阵。它们的共同特点，一是资产、利润规模增长迅速，近五年资产增幅在150%左右，净利润增幅高达480%；二是经营效率逐年提高，资产收益率、成本收入比率、人均及网均业务量都大大改善； 三是不良贷款率较低，大多在1%左右，拨备覆盖率逐年提高，大多在150%～200% 之间，抗风险能力增强；四是零售及中间业务快速增长，个人存贷款、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及增速在同业平均水平之上。可以说，我国中型银行近几年的发展并不是单纯的规模增长，而是规模与质量、总量与结构、速度与效益的立体提升，是现实竞争力与潜在竞争力的同步增强。
战略上各展优势
在相似的政策环境、监管环境和市场条件下，各行虽战略目标趋同，同质化竞争明显，如对公业务是战略核心，对私业务是战略重点，中间业务是发展方向，但在同质化背景下，各家行因人、因时、因地而变，仍各具战略亮点。招商的零售业务，中信的公私并重，兴业对公、对私、金融市场三足鼎立，民生的良好激励，浦发的区位优势，光大的创新品牌等等，都在这几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体制上“中体西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金融主体，中型银行普遍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体制和流程变革尝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但中国的行政架构、监管体制和富有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着商业银行的体制和机制的选择。这是大前提，必须在这个大前提下谈“拿来”和借鉴。简单化的“拿来主义”是不行的。各行的实践证明，最优的体制模式是，既体现中国特色，又适度引进国际先进做法；引进国际先进做法，必须使其适应中国的国情， 二者不可偏废。
策略上以重点带动全局
中型银行的市场化“出身”决定了它不必沿袭传统的行政区域定位，从一
开始就以经济效益为导向，注重有重点的发展。以重点带动全局是各行的共性。民生、招商、中信推行“区域联动、梯度推进”战略，由经济发达地区向次发达地区逐步扩展。这三家行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分行在全行业务占比高达40%～50%。而浦发、兴业在上述地区的贷款甚至占到贷款总额的50%～ 60%。“逐鹿者不顾兔，决千金之货者不计铢两”，没有重点就没有突破，中型银行正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各据战略重镇引领整体发展。
竞争触角向下延伸
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呈现多中心并逐渐“下移”的趋势。在过去10年里，非省会城市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占比不断提升；2008年我国城市经济总量前20强中，非省会城市与省会、直辖市已经平分秋色。几家行已先期行动顺应这个趋势，其业务触角快速伸向非省会的二三线城市，全国经济百强县也已纳入分销网络。“谋子于当前，谋势于未来”，各行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竞争重点向核心要素深化
近年来股份制银行的竞争，已从简单化、表面化的规模竞争向更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竞争深化，资本与人才的核心作用更加凸显。这几家行通过股权融资、定向增发、自我积累等多种渠道，迅速提升资本实力，带动资产规模扩张。几家行的资本充足率大多在10%以上。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它们的人才战略。领导型、管理型、经营型、策划型、专才型人才被广为吸纳，本土化人才在经营上立竿见影，国际化人才在策划创新上视野开阔。中型银行的人才优势正在形成。
有效的风险管理
在加快发展与控制风险的关系上，中型银行经历了艰苦的探索和尝试，从最近几年各家行的情况看，都较好处理了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的关系。业务年均增长25%～30%，不良率保持在1%左右，净利润年均增长50%以上，拨备接近200%，充分说明发展与质量并不是天然对立的，关键是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当前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专业化、技术化、模型化水平大大提高，这将对控制大规模、系统性风险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要更加有效地控制风险，推动业务发展，必须把这些技术和方法同分支行经营实际和各地市场特征结合起来，必须同人员（包括客户经理和风险经理）的执行过程结合起来，否则那些条条框框不仅控制不了风险，反而会阻碍业务的正常发展。经营上放得开，风险上守得住，形式简洁，内容管用，这就是有效的风险管理，也是中型银行的
实践经验。
均衡发展与特色培育
多数中型银行的经验：一是坚持均衡发展。业务上明确对公、零售、资金同业的“三足鼎立”的战略定位；区域发展上梯次推进；时间上坚持可持续性； 客户资源上坚持大中小结合。二是力求自身特色。在现阶段单个银行一时还难以解决同质化竞争问题时，纷纷力争某个产品上的单项突破。三是始终围绕做大做强做好的目标。例如兴业的金融市场、招商的零售业务、中信的战略客户管理和现金管理等等，都是在整体实力的增强中实现提升的。
“全国银行”与“地方智慧”
“全球本地银行（globallocalbank）”这个口号是汇丰提出来的。中国市 场的特殊性在于，“熟人社会”色彩浓厚，区域经济差异很大。“熟悉情况” 对具有后发优势的中型银行经营管理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因此辐射全国而又根植各地的中型银行十分注重在“人”上下功夫，其分支机构一把手及主要业务主管的选择尽量就地取材，干部选拔和交流制度既从风险防范也从业务发展上统筹考虑。与此同等重要的是政策的差异化，“区域营销指引”、“分类分级管理”等差异化政策使中型银行比大型银行更具活力，又比小型银行更具规范性。
与中国经济同行
2004年以来，国内经济、金融形势持续向好，为银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国内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与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主要发展指标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各行正是抓住这个机遇，实现了自身发展。当前我国尽管经受金融危机冲击且自身改革调整任务艰巨，但权威判断依然是：中国仍然处于战略发展的良好机遇期。因此，中型银行无论短期内存在怎样的“变数”，中长期发展机遇仍然明显，在有效控制风险前提下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逐步做大做强， 这个战略取向不会改变。
做好金融工作的若干核心问题
（2010年）
今天给大家讲的正题是关于金融工作中的八个问题，即“一个地位、两重作用、三个阶段、四个行业、五个部门、六个问题、七个原因、八个认识”。
“一”个地位
就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句话是由老中组部部长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
为什么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呢？什么是金融？简单说就是资金的劭通。这里资金触通是现象，信用是灵魂，有了信用，才能进行融通。那么什么叫现代经济？现代经济我体会首先它是相对千自殃经济而言的。自饮经济物物交换， 一张羊皮换两把斧头，那叫自饮经济。也是相对计划经济而言的。计划经济年代是钱随物走，物随计划走｀下了计划就给你分配物资，饮后财政就拨款，就可以进行建没了。这叫计划经济。那么，现代经济应该是特指市场经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个是数噩大，我们国家大体上是100万亿人民币金融资产，至于全世界，加上金融衍生产品，总量没个准数， 据说是700多万亿美元。第二个是方式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等各种方式， 支持经济发展，还有其他各种衍生产品。第三个是功能强，金融机构好比经济的心脏，那么资金就是血液，金融就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向经济输送血液。此外，财政也可以说是核心。因为宏观调控有两个主要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既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计划经济的核心，它更多的起拉动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讲财政也可以说是核心。所以，“一”就是一个地位，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二”是两重作用
金融是一把双刃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融有支持经济的作用，通过信贷、结算、投资、保险及其他金融服务支持经济的发展，同时本身也有很大的风险。比如这次先由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 由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由经济危机演变成社会危机，希腊前些天的罢工， 又由社会危机演变成ZZ危机。1997年的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先是泰国的差瓦立政权倒台，接着是印尼执政33年的苏哈托，靠政变推翻苏加诺的那个苏哈托军人政权倒台，然后是阿根廷在一个月内5位总统下台，每个总统上台平均不到
1个星期，都因为金融危机间题不得不下台，俄罗斯、巴西，都是这类问题 ZZ危机。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冰岛的总理、捷克的总理、比利时的首相、匈牙利的总理纷纷下台，真就是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所以这个金融有两重性，没有它不行，控制不好也不行。
基于30来年的金融工作经验，我有两条体会：一是经济越发达，社会越发达，人类文明越发达，金融就越发达；如果金融不发达，反过来经济、社会和人类文明也不可能发达。二是金融发展的规模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这次全球金融危机，风险最大的是美国和欧洲，因为它发展的规模大，风险也大。处于中间状态的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因为我们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金融对外开放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风险相对也没有那么大。你看风险最小的是朝鲜，它根本就没有沾边，因为它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所以金融发展规模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这就是金融的两重作用。
“三”是三个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金融体制向现代市场金融体制，以及从金融封闭运行向逐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两大转变，其间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84年－1994年，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形成了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二元金融机构体制。金融市场的萌芽开始培育，利率等市场手段开始发挥一定作用，一些新的金融产品开始出现。第二阶段是1994年 2003年这是第二阶段，即是向市场金融体制全面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工、农、中、建这些“国家专业银行”， 从法律上开始定位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当时颁布了《商业银行法》，专业银行变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逐步取消贷款规模。所以在这个阶段逐步取消了贷款规模；放松利率管制；以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为主体的金融市场框架初步建立，金融资源配置开始由计划手段向市场机制转变；组建了政策性金融机构，政府同金融机构的关系不断厘清。第三个阶段是从2003 年到现在，就是市场金融体制基本确立的阶段，主要特征就是各类金融市场载体基本完善，市场手段巳经发挥主导作用；形成了“一行三会“模式的金融业管理体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他各类金融机构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已开始建立。通过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阶段，中国金融业取得了十大成就，即建立中央银行体制；建立新金融监管架构；建立资本市场体系； 实行资金市场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实行汇率改革；实行国有银行、中小银行和
邮政储蓄改革；实施保险企业改革；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启动金融控股公司改革；持续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等等。
“四”是形成了四大行业
社会上有同志搞不清楚金融与银行、证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金融到底包括哪些行业？按传统说法，包括一个银行业、一个证券业、一个保险业、一个信托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行业。当然，现在又衍生出来很多很多其他新的行业，但是许多基本上都虞于代理性质，和信托性质差不太多，所以我们还是按照传统说法是四大行业。
“五”就是五个部门
这100亿的金融资产、四大行业，由谁来管理呢？由五个部门来管理，就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是作为国有金融资产出资人的角度来进行管理，中央银行是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进行管理，三个监管委员会是从市场准入、风险控制、风险监管的角度进行管理。
“六”是六个问题
即通货膨胀、不资产、外汇储备、股市、金融业恶性竞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现在需要高度关注。
第一个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就通货膨胀而言，有两个基本观点：第一个观点可以叫“不可避免论”，就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是要有一个“度”。要想一点没有通货膨胀，这个不现实不可能，关键是要有一个“度”，我们提出来CPI要控制在3%以下。5月份全国的CPI是3.1%。PI 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一个CPI，一个PPI，PPI就是工业品价格指数。第二个观点叫“重点防范论”，就是说要特别注意防止“滞胀”和“恶胀”即恶性通货膨胀。什么叫滞胀呢？就是一方面经济发展停滞，一方面还发生通货膨胀，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轻微的通货膨胀，可以保持经济增长、保持就业、保持财政收入，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经济发展停滞了，没有财政收入了，造成大噩的失业，又出现通货膨胀，这是社会接受不了的，所以要防止滞胀。再一个就是防止恶性通货膨胀。什么叫恶性通货膨胀？目前可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如果通货膨胀超过10%，那就不得了。所以，第二个观点是要防止滞胀， 防止恶性通货膨胀。如果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会引起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什么叫流动性风险？就是老百姓排起大队在这儿挤提存款。因为银行的贷款来自于老百姓的储蓄存款，通过这种存款的方式沉淀下来再贷给企
业，那么企业的贷款没还上，这边老百姓来提取存款银行又不能不让提。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嘛。如果过多的提取就形成挤兑，挤兑到一定程度，商业银行没有办法就得向市场拆借，或者向中央银行贷款。中央银行就得印票子，就会加剧通货膨胀。贷不来钱，银行就会倒闭，整个社会就会大乱。
第二个问题是不良资产。不良资产指银行的资产里出现呆坏账。银行的资产里面主要是贷款，所以我们过去也叫不良贷款。我们前年、大前年两年加在一起才放贷8万亿，而去年一年就10万亿。所以，＂萝卜快了不冼泥”，为了“保八”，所以有些项目可能未经过充分论证，未经过严格程序，就饥不择食、仓促上马，这将会带来大量的不良贷款。这里涉及最重要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省、市、县，包括乡政府都搞一个融资平台，通过这个融资平台卖土地或者以土地未来的收益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来上项目。再一个就是房地产的风险。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就是由房地产泡沫吹起来的，最后整个崩盘，产生金融危机。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的就是一个房地产、一个地方融资平台。但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两难，去年要“保八＂，要“促就业”，就得贷款， 所以就出现了10万亿的大投放。所以，不贷也不行，但贷多了，就会出现不良贷款的问题。
第三个间题是外汇储备。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外汇储备不到100亿美元， 后来越来越多了，到现在是24000亿美元。应该说，我们手里有了外汇，有好的一面，但现在是间题的一面大于好的一面。外汇储备一般来讲，人均600美元比较合适。以我国13亿人口计算，总量七八千亿比较合适，现在24000亿外汇储备过高，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间题。首先，外汇储备大部分都买了美国国债，美国如果真的发生债务危机，我国的外汇储备就面临很大风险。还有，中国实行外汇管制，又是靠人民银行用基础货币买过来的，相应等昼的人民币投放到市场上，这就为通货膨胀提供了基础。当然还有其他问题，比如人民币升值，假设过去人民币对美元是1：8，现在是1：7，那么我们的外汇储备无形中理论上就蒸发了2万多亿人民币。所以，前年我提出来以10000亿为限，其余“五路分流”， 下决心对外汇储备进行战略调整：一是补充国有资本；二是购买战略资源；三是扩大境外投资；四是发行外国债券；五是鼓励民间持汇。
第四个问题是股市。股票市场就像动物园里的老虎一样，动物园里要是没有老虎，规格和档次就上不去。如果这个老虎从笼子里跑出来，那老虎伤人也不行。所以股市是现代经济的标志，是一个投资场所。买股票的人，机构也好，
散户也好，都是投资者，钱既可以放在银行储蓄，拿利息，也可以到股市上去投资，分红，它是一个投资场所。同时它也是一个融资平台，股票发行人通过股票市场，为了扩大资金来源来进行融资。它也是一个“经济晴市表”。但现在我们的股市成了“经济逆向晴雨表”了，经济好转了股市反而反应不正常了， 这是一个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研究的新间题。它还是一个市场监管手段。上市企业光靠监管当局监管远没有这种市场监管的力度大。总之，股市对发展经济有有作用的一面，但是也有极大的风险，金融危机很多都是由于股市急剧下滑甚至崩盘引起的，我们要看到它的两重性。
第五个间题是金融业的恶性竞争。社会资金是有限的，但是现在遍地都是银行，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和城市，银行网点的设立已经超越了经济的发展阶段， 但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和农村又比较缺少金融服务。这就造成了“存款大搬家”， 各个银行互相拉存款，提高存款利率，送礼品，靠这个今天把钱存在这儿，明天再把钱存到那儿。
这种恶性竞争的根本原因就是银行设置超越了发展阶段，银行的发展模式趋同，没有自己的特色服务。这样不但提高银行成本，而且加剧社会不良风气， 任其下去早晚要有一批银行由于恶性竞争而倒闭。
第六个问题是发展失衡。这就是我提出中国金融业的崛起蒂要解决十大不平衡：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东部、中部、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金融监管水平尽管有相当大的改善，但与防范风险的要求不平衡；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人才储备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地位的不平衡。
“七”是七个原因，全球金融危机的七个原因
为什么出现全球金融危机？首先是美联储也就是美国的中央银行，放松银根，刺激房地产；美国的商业银行又把钱贷给了无力偿还者来买房，这叫“次贷"，是相对千正常贷款而言的。有偿还能力的是正常贷款，没有偿还能力的是次级贷款，叫“次贷＂；银行又将“次贷“打一个“包"，进行包装，以债券的形式卖出去，叫资产证券化，变成“次债"(CDO)，"次贷“变成“次债”后，又 倒卖给投资银行；评级公司又给“次债“高评级，误导投资者。所以，简单地
说就是银行把住房贷款贷给了无力偿还的人，买房者还不上钱，银行就一圈一圈往外骗，骗到最后骗不下去了，银行和投行就倒闭了，就造成了全球金融危机。
显然，全球金融危机不是一个早晨出现的，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在这之前已经有前兆。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直至1985年取代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当时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如三菱、三井、松下、丰田、尼康等等。这一形势使得美国的企业家、议员和经济学家纷纷游说里根政府，要求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来挽救美国的制造业。于是，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五个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召开了会议并达成了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即“广场协议”。协议要求下调美元汇率，让日元和马克升值，以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间题。协议签署后的十年间，日元的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之后，日本政府没有办法，就以放宽货币政策来维持国民经济。从1986年起日本就大福度降低基准利率，这样国际资金、本土资金就大量流向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产生大量的泡沫，最终泡沫破裂，日本就陷入战后长时期的衰退。所以，美国第一步就是通过“广场协议”把日本压制下去了。
日本之后，亚洲又有“四小龙”、“四小虎”起来了，“四小龙”是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四小虎”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美国又制造了亚洲金融危机，打垮了“四小龙”、“四小虎”。所以，“广场协议” 把日本给打垮了，亚洲金融危机把整个亚洲的“四小龙”、“四小虎”给压下去了，把东南亚给打垮了。
接着就是科索沃战争。在此之前，欧洲国家酝酿共同使用欧元，从1999年1 月欧元开始流通，同马克、法郎等双轨制共同流通，到2002年1月正式取代其他货币单轨制流通，这期间赶上了科索沃战争，美国借机敲打欧元，战争的结果使欧元对美元的汇率由1：1.17跌到1：0.82，欧元严重受挫。这样亚洲的市场不行了，欧洲市场不行了，资金都流向美国，吹出了一个互联网泡沫，泡沫吹大了，到最后泡沫破裂。此后的伊拉克战争又使美国债台高筑，就得靠发行国债。同时为了剌激经济，又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企图用房地产来拉动经济。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又放松监管，把贷款贷给了没有还款能力的人，就催生了次贷危机。所以，金融危机不是仅仅从“次贷”开始的，而是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关于此次金融危机的其他原因，归纳起来，第一个是历史原因，
就是美国发展太顺了，忘乎所以。第二个文化原因，就是超前消费，寅吃卯粮。第三个经济原因，就是贸易赤字、财政赤字。
除了以上“七个原因”之外，对于本轮金融危机，还有一个“五四三二一”。
“五”就是金融危机的五种程度。第一是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第二是2008年随着雷曼、AIG等而演变成的全球金融危机；第三是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第四是在许多国家已反映出来的以失业、罢工、社会动乱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危机；第五是像冰岛、捷克等政府下台为标志的ZZ危机。这是危机的五种程度：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ZZ危机。
“四”是对危机大势的四个判断，即“V”形、“L”形、“U”形，对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走势是百家争鸣，围绕着“W”形、“L”形、“U”形、“V” 形之争。当时，我提出“L”形是不可能的，人类总是不断前进，如果“L”形， 人类生命就停止了，社会生命力就停止了。"U"形是一部分人的看法，关键“U” 形的右半边是否已成定局，还有待观察。“V”形在当时是少数，是被事实否认的，今天好像多数人认为是“V”形了，就是经济巳经复苏了。那么，现在金融危机究竟是怎么一个走势？我认为，是一个“W”形，而且是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公司破产，次贷危机开始；2008年3月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是美国的第五大投行。第一是高盛，第二是摩根士丹利， 第三是美林，第四是雷曼兄弟，第五是贝尔斯登，贝尔斯登垮台了；然后就是美国财政部接管”两房”，接着雷曼破产，救助AIG，美国银行收购美林，金融危机达到了高潮，这是“W"”形的大写。
随后，去年10月迪拜危机和今年5月高盛危机，接着“两房”又宣布退市， 而后又出现了欧洲的债务危机，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冰岛，包括英国还有东欧一些国家全出现政府债务危机。所以整个金融危机的走势，我认为是三到五年，现在已经进入第三年，肯定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是一个"W"形的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至于能否“二次探底”，我认为这个命题不太准确，因为说不清楚什么是“底”。但经过两次下行、三次下行、经过多次的下行、上行，最后归于正常，这样危机就算过去了。再过若于年，还会再出现新的危机，再下行、上行、下行、上行……这就是哲学中的波浪式前进。
“三”是我们要关注三个问题。当时保增长的措施是正确的，必要的，但 也是不得巳的。“矛盾的双方无不依据一定的条件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所以
我提出我们在保增长的同时，要关注的一是此后银行的不良资产间题，这在90 年代我们已有足够的教训；二是下一轮的通货膨胀问题，这是人类共同的教训； 三是此后财政赤字承受力间题。
“二”是“二元金融”。中国的最大特色就是“二元”经济特征明显，“二元”经济反映在金融领域就是“二元金融”。“二元金融”表现为一系列的不平衡。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国二元金融结构存在的长期性、源千二元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和加速解决的紧迫性；充分认识货币政策与经济的高度关联性、货币政策作用的两重性和科学掌控货币政策的高难性；充分认识金融风险的破坏性、金融隐患的潜在性和加强监管保持金融安全稳定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当前金融工作基础的薄弱性、金融增长方式的粗放性和继续深化金触改革的必要性。所有间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又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下来推进；充分认识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迫切性、真正融入的艰巨性和融入过程的渐进性；坚持金融工作政策要有“度”，风险要可控，改革要深化，基础要加强； 对外开放要稳，对内调控要“异”，也就是要区别对待，特别是对农村、中西部要活，通过统筹规划、区别对待、分类指导、长期努力，实现二元金融共同发展，逐步合一。
“一”就是一条道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借鉴别人的路，走出自己的路。对此，我在2008年有关金融的论坛上曾有过阐述，并撰写了“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思考”一文，《求是》杂志和有关媒体都曾摘要发表。时间原因，这里我只点一下题：一是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前瞻性、科学性，执行的灵活性、差别性， 与其他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配套性、互动性，既防通胀又防通缩， 既防滞涨又防滞缩，既保持币值稳定又要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就业。二是完善监管体系，填补监管真空，既防监管不足，又防监管过度， 增强金融市场运行的有序性、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金融风险的可控性和金融监管的透明性。三是改善“二元金融”中的“薄弱单元”，特别是通过政策拉动，建立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改善农村、中西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四是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转变金融增长方式，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与创新能力。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步推进、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转变金融增长的方式要坚持“统筹兼顾、集约经营、持续发展、质量第一”的原则；提高金融创新能力要
坚持“顺我所斋、积极推进、规范运作、风险可控”的原则。五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完善中坚持“结合国情、有效适用、区别对待、逐步递进”的原则。六是保持外汇储备和汇率的合理性。要科学判断中国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分散外汇风险。七是大体用20-一-30年的时间按照周边化区域化一国际化的轨迹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八是积极推进金融外交，加大我国在世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使其与我国世界经济地位相适应。九是开发培养不同层次金触人才，既需要培养经营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管理型人才；既需要培养专业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综合型人才；既需要吸引境外优秀高端专业人才，更需要培养境内人才。要以培养境内人才为主，境外人才主要起技术专家顾间作用，境内人才起领导管理决策作用；尤其要培养主要领导人才。主要领导人才不仅要懂金融，也要懂ZZ、懂经济、懂其他，成为掌控方向、驾驭全局、协调关系、处理矛盾、善于用人的行家里手。十是加强金融文化建设，金融工作中“业务是叶、管理是枝、
体制是干、文化是根”，一切金融活动都要靠人去执行，而入是由思想支配的，因此必须将金融文化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使其发挥方向引导、思想保证与智力支持作用。总之，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也只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以上是我2009年在陆家嘴论坛上讲的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五四三二一”。
最后”八”是八点体会
即金融家应该树立的八个意识：一是唯我意识，到什么时候对金融主权问题都要高度重视；二是逆向思维意识，有些事要反着想；三是分散意识，外汇储备都是美元不行，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四是均衡意识；五是差别意识； 六是联动意识；七是超越意识；八是全局意识。
总之，做好金融工作的核心还是要掌握好一个“度”。一是货币政策上要掌握好经济发展与币值稳定之间的度，这个“度”决定着银根松紧之度。今年” 两会”正式确定的就是7.5万亿，所以这个度要把握好。二是金融监管上要把握好支持发展和防范风险之度。零风险是不可能的，但是风险失控也不行。三是在金融改革上处理好坚持改革方向和稳步推进之度。四是在金融开放中要把握好学习借鉴与国情适应之度。既不能言不称希腊，也不能言必称希腊。五是在金融创新上要把握好推进创新与消化吸收之度。不创新不行；但也不能盲目的创新，把金融衍生产品包装得谁都不明白，最后造成风险，所以这个度要把握
好。六是在金融管理上要掌握好制度建设和人的作用之度。七是在金融服务上把握好加强服务与防止服务过度之度。八是在金融发展上在现实情况下把握
好传统发展与集约发展渐进过渡之度。因为，中国国情有别于美国，人口就业的矛盾非常突出，要谨慎处理好减人增效和就业之间的矛盾。总而言之， “度”其实是最基本的哲学概念，搞金融工作、搞经济工作、搞其他各项工作， 都得学点哲学。掌握好“度”，才能保证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国家正常的发展。
谨防三把“金融达摩克里斯剑”
在第七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上的演讲(2011年4月23日）
“达摩克里斯之剑”一词，我最早是上世纪70年代听到。当时李先念副总理主持以周总理名义举行的欢迎外宾宴会的讲话中提到这个词。当时我搞不懂什么叫达摩克利斯之剑，查阅后才知是古希腊神话中倒悬在人头上的利剑。当前，我们头上好像也倒悬着三把“金融达摩克利斯剑”：一把是通胀、一把是外储、一把是金融风险。
第一把：通胀
去年以来，CPI逐季上升，从2.2%上升到今年第一季度5%，3月份更高达5.4%。而且人们实际感受比这还要高，而且要素市场、房地产价格都在涨.通胀已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我在2月中旬一次内部会议上说过，凭直觉我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因为我们不仅要分析静态数字，还要分析动态的活的因素；不仅要分析国内因素，还要考虑国际因素。对严重的通胀现在应该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要“打提前量”，货币政策要适当调整。我提出两种选择， 一是名存实调，“稳健货币政策”的名义暂不变，实际收紧；二是立即调为“适度从紧”。倾向第一种。调整货币政策肯定会有反对意见，但通胀成为主要矛盾，就只能“两弊相权取其轻”，当断则断。货币政策从历史看，松后必紧， 紧后必松；小松小紧，小紧小松；大松大紧，大紧大松，这就是波浪式运动规律在宏观经济中的体现。中国说是“适度宽松”，执行起来难以有“度”（干部体制、银行体制、财政体制决定将产生强烈的倒逼机制）。因此，今后稳健、适度从紧两种模式应是中国货币政策的常态选择。
另外，弗里德曼讲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我看不那么简单。首先通胀是货币现象，但它不仅是货币总量现象，也是货币结构现象，也是货币力度现象。“一粒石子放在头上和砸在头上作用是不一样的”。第二通胀不仅是货币现象， 还是经济现象。物价上涨除了货币问题外，还有投资拉动、成本推动、外部输入等因素的影响。第三通胀不仅是经济现象，还是社会现象。我国总体讲物资并不短缺，但由于心理作用也会造成涨价，如“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盐王爷……”它又是一个社会心理现象。第四通胀不仅是社会现象，还是一个自
然现象。日本地震造成核辐射引发中国碘盐涨价，不就与“自然”有关吗？我说这些的意思是，解决通胀光靠货币政策不行，要打“团体赛”，还要打心理战。
第二把：外汇储备
关于外汇储备，我从2007年开始曾有一些观点。一个观点是根据经验判断中国外汇储备人均600美元左右为宜，另一个是外汇储备要五路分流（参见拙作
《上下求索—危机观察篇》P6、P9、P136）。几年过去了，现在又突破3万亿美 元，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应控制在8000至1.3万亿美元的上下限。这里算几笔 帐：第一，偿付外债。我国外债余额大概是5000多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3700 亿美元。即使对外债保持100%的偿债准备，5000亿美元足矣。第二，应对进口。按惯例一般保持相当于3个月进口额的储备。考虑到政策调整或突发事件等因 素，再宽算3个月进口额，则约需6600亿美元。第三，支付外资收益。外商投资 1万多亿美元，利润按10%汇出境外，则约需1000亿美元。所以保持8000-1.3万亿美元（即人均600-1000美元）的外汇储备足矣。为此，还是建议五路分流。一是补充国有资本，借鉴国有银行改革的经验，以一定量外储注入一些关键行业和企业。二是购买战略资源，以一定量外储购买战略性资源。三是扩大海外投资，以一定量外储增加在国际组织的份额或用于海外商业性投资。四是发行外国债券，以一定量外储发外国债券，既可外流美元，也能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五是鼓励民间持汇。还可再加一条，建议国家财政以外汇转移支付方式解决国内住房、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欠账问题，或可称为“民生外汇方案”。上述也只是治标，同时更要从治本角度考虑外汇储备的生成机制和管理体制问题。
第三把：金融风险
其他金融风险我就不多说了。18万亿的信贷投放、日渐上升的通胀、频繁加大的宏观调控力度，存在引发银行信用风险的可能。我常说金融工作存在“潮水效应”，宏观有变（退潮）首先受冲击的是中小银行。现在蛋糕就这么大， 已经基本切完，而银行对存款的竞争已经白热化，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除传统风险外，在“恶性竞争风险”之下，具体链条是“财务违规风险→行贿受贿风险→银行声誉风险→银行信用风险”。而且如果宏观有变，还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的银行同质化问题十分严重，战略趋同、产品趋同、机构
趋同、服务趋同、收入结构趋同、治理结构趋同、创新趋同、机制趋同、文化趋同，都要“做大做强”，都搞零售转型，都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 没有特色，是经不起大的风险折腾的。
我们早就提出过银行防范风险的五道防线：①内部控制；②行业自律；③ 政府监管；④社会监督；⑤存款保险。这些有的还没建立，有的需要加固，到了该建立和加固的时候了。
漫游在发散与收敛的天地间 从清华文化谈开去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人文精神与大学文化”
（2011年4月23日）
我讲的题目是“漫游在发散与收敛的天地间——从清华文化谈开去”。谈“清华文化”，好像我没有这个资格；谈什么“漫游在发散与收敛的天地间”， 更让人云里雾里。列位且慢。这次清华百年校庆报告会的主题是“人文精神与大学文化”，那么，也就听我一次关于“清华文化”的一家之言，如何？
“文化”现在是一个很时髦的概念。文化不仅包括思想文化、文学文化、艺术文化，从广义讲它是相对于物质而言的整个精神世界。大概是现在物质发展得太快了，人们也就更需要文化了。现在的社会现状简单讲，就是“物质越来越丰富，文化越来越贫乏”。文化贫乏的实质是精神的贫乏、信仰的贫乏。我曾在不同场合提出过一些对文化的“一孔之见”。我说过，“ZZ是暂时的， 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我提出过“文化”就其社会作用而言，是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标准，是衡量人与人关系的“一般等价物”。“有的国家靠出卖资源，虽然很富有，但在国际上并没有地位；有的大款虽腰缠万贯，但在社会上仍‘底气不足’。而一些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师们，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清苦，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并永远为社会所钦佩。”正因此，丘吉尔说“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位莎士比亚”。“文化”是不可战胜的。“经济的力量、军事的力量，可以占领一个国家的市场，占领一个国家的领土，但不能占领人心；先进文化，可以占领人心。”你像蒙元，你像满清。我最近思考英雄与圣人的区别。英雄可以战胜他人甚至战胜一切，但战胜不了自己，比如拿破仑。圣人可以战胜自己，比如华盛顿。我曾经到过南非罗本岛关押曼德拉的监狱。曼德拉在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监狱中关押27年，受尽虐待。后来曼德拉当选第一位黑人总统，在就职典礼上，他特意将狱警请上主席台同外国元首一起就座，并讲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不能忘记仇恨，说明我的心仍在监狱”。我想这句“占领人心”的话是曼德拉最后之所以成为“曼德拉”的根本原因。说到曼德拉，还不能不说德克勒克。德克勒克是南非最后一位白人总统，在他任内顶住压力释放了曼德拉，在他任内结束了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结束后，许多白人回到欧洲，德克勒克没有走，毕竟曼德拉还缺少治国经验。德克勒克留下，为自己昔日的阶下囚当副手副总统。曼德拉是伟大的，
德克勒克也是伟大的；曼德拉占领了人心，德克勒克也占领了人心。所以力量再强大，不能占领人心，文化可以占领人心。实际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躯体和灵魂的关系。“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躯体，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不能没有躯体，不能魂不附体；不能没有灵魂，不能成为植物人。我还谈过什么叫“有文化”？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有文化”首先要有知识，在有知识的基础上递进为有情趣，在有情趣的基础上递进为有境界。只有完成上述“三个递进”才是真正的“有文化”。你会三门外语、四门外语，你知道天文、地理的许多常识，你能背一百首、一千首唐诗、宋词，这只能说明你有“知识”；你对这些知识产生兴趣， 成为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说明你已有“情趣”；你将这些知识、情趣内渗进骨子里、溶化在血液中，并放射出新的思想，产生崇高的境界，成为举手投足间的自觉意识与行动，这才是真正的“有文化”。古往今来的文化大师，无不如此，概莫能外。“有知识”是“由外向内”的投入过程，“有情趣” 是内在的演化过程，“有文化”是“由内向外”的产出过程。套用马克思的话， “有知识”属于“自在的阶级”，“有文化”属于“自为的阶级”。在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关系上，我们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发展经济，否则就没有产生“灵魂”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弘扬我们的文化，“体”要生“魂”。只有躯体，没有灵魂，是植物人，是行尸走肉；只有血肉丰满又有灵魂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那么说来说去，你在这里侈谈文化，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从事金融工作的， 而且从事了三十年的金融工作，一天都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正是因为从事了三十年的金融工作，我目睹了中国金融业的巨大变化，并为之而自豪；也深知中国金融业目前的软肋，并为之而忧虑。因而我提出了一个“金融文化”的概念。金融是资金的分配。资金是人的物质财产的货币表现。因此金融说到底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就是文化，或者说就“内涵着文化”。我提出金融工作“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提出“金融文化”如果用三个字表述，就是金融之“形而上”；如果用两个字表述，就是“诚信”；如果用一个字表述，就是金融之“道”。“诚信”是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形而上”是金融文化的广度概括，“道”是金融文化的深度聚焦。我还另将金融文化简单概括为“利法信义道”五个字。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 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道”为前提。在目标上体现为“利”，
在行为上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才通技，中才通术，大才通略，超才通道”；“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什么是“道”？“道可道，非常道”，我在一个论坛上讲过一句话，“道”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德、智、力之和”。
那么什么又是“清华文化”呢？梁启超先生为清华拟定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我认为校训就是一个学校的文化。梁任公用心良苦，此校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清华人。但此校训清华适用，其他学校也适用；大学适用， 全中国、全人类也适用。我认为这个校训还没有体现出清华文化的个性，没有体现出清华文化的特色，或者说当年有个性、有特色，百年之后因其“普适性” 已经缺少清华的个性、清华的特色了。需知眼下中国，最需要的就是“个性”。中国银行业最大的问题是同质化，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也是同质化。我认为这个源自《易经》的校训可以广义上作为中华文化的表述。梅贻琦老校长有一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受梅校长启发，我也曾言“金融者，非金钱之谓也，乃诚信之谓也”；“非金融技、术之谓也，乃金融略、道之谓也”；“非单纯金融硬实力之谓也，乃金融软硬兼备综合实力之谓也”； 进而我还把金融资产规模、经济金融化程度、经济货币化程度、股票市值、资本实力、金融机构数量、金融从业人数、外汇储备、金融市场交易量、金融业增加值等归纳为金融硬实力，把金融创新水平、金融市场体系发育程度、金融企业治理机制、金融社会环境、金融监管能力、金融开放度、金融人才配置、金融文化、金融理论建设、金融国际环境等归纳为金融软实力，并提出“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是金融强国的标志”；提出中国应当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中抓住机遇，实现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扯远了，总之我认为梅校长的名言， 清华适用，其他大学也适用；如果将其作为清华文化，我认为也没有反映出清华的个性，清华的特色。梅校长的名言可以广义上作为大学文化的表述。
曾蒙不弃，我在清华做过多次演讲，但大多是关于金融方面的。这些演讲虽在当时收一时之效，但过后、今天，讲的是什么，我自己都忘了。我印象深刻的是2004年在清华大学关于书法的演讲。那次演讲碰撞出许多火花，比如我给书法下的定义是“以中国传统笔墨纸砚为工具，以汉文字为对象，以书外功夫为基础，用以宣泄情绪、创造美感的艺术”；比如我将“书外功夫”概括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拓万丈胸”等等。那次关于书法的演讲不但我记得，当时在座的师生记得，而且在书法界、在社会上几乎不胫而走，我至今仍经常收到关于那次书法演讲的来信、感言。当然今天在这里我提这些，不是要说什么书法。顺便说一句，这次清华百年校庆， 为了表达我的心情，我还真创作了一百幅书法作品，由清华大学和中国书协主办，正在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展出。我自撰的前言，不妨在这里读一下：“我以中国古典词曲牌为题材，创作了一百幅书法作品，用以祝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我创作这些作品的‘身份’，源自五年前清华大学聘我为继续教育学院顾问的一封公函。我回函曰‘受之有愧，却之不恭，误人子弟，诚惶诚恐’…… 我创作这些作品的动机，源自六年前我在清华大学的一次书法讲座。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胡东成先生在主持讲座时说到：‘清华大学原是一所综合性大学， 后来成为理工科大学，现在正在重新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向综合性大学转型！梁任公九泉有知，王静安九泉有知，陈鹤寿九泉有知，赵宣仲九泉有知， 当死而无憾矣……然而，需要转型的，不仅在‘形’，更在于‘神’……今天， 我们的物质生活虽不能说极大丰富，但已不知丰富了多少倍。但是，我们今天的精神生活怎么样了呢？我以我血荐轩辕。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我以我的书法作品呼唤，向清华大学呼唤，向中国教育呼唤，向整个社会呼唤…… 我的这些作品，不过是一抔‘垒土’。但，九尺之台，起于垒土……”。又扯远了，我这里提书法不是为书法，而是要引出一个话题，就是我那次演讲时时为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胡东成先生的主持词。胡先生说“清华大学1952年以前是一个文科、理科都很强势的综合性大学，1952年以后变成一个理工科大学，现在又重新向综合性大学转型。”“文科和理工科在考虑问题时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文科更多的是一种形象思维，而理工科更多的是逻辑思维。文科是一种发散型思维，而理科则是一种收敛型思维。文科更多的是求异的思维，而理科则是求同的思维。”胡东成先生提到希望同学们在考虑问题时，能做到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完美结合，发散型思维与收敛型思维的完美结合。
胡校长的主持词给我以启发。“收敛型思维”是清华的传统，是清华的特色。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有一段激情洋溢的致辞：“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科学家要有幻想，这说的是不是一种“发散型思维”呢？其实大凡大家都同时既具备发散型思维又具备收敛型思维。君
不见那棵苹果树，发散型思维使牛顿通过苹果落地产生丰富遐想，收敛型思维使牛顿推导出万有引力定律；君不见长征路，发散型思维使毛泽东吟出红军不怕远征难，收敛型思维使毛泽东后来又写出《矛盾论》……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清华文化。清华是科学家的摇篮，清华以“大师之谓也”为追求目标，那么清华如何培养大师，如何成为科学家的摇篮，如何打造自己的文化？我想，保持清华自己的收敛性思维，熔入他人的发散性思维，扬己之长，补己之短，集收敛型思维的严谨态度与发散型思维的丰富遐想于一身， 是否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特色就更强一些？是否可以以此作为清华文化的一个方面？如果再提炼一下，或可表述为“学人之长，在发散思维的天空中放胆遨游；固己之本，在收敛思维的大地上扎实生根”。如果把当年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大师的年代包括进去，也可将“学人之长”改为“复己之长”， 即“复己之长，在发散思维的天空中放胆遨游；固己之本，在收敛思维的大地上扎实生根”。长了一点，再短一点，或谓这个演讲的题目——“漫游在发散与收敛的天地间”，将此作为“清华文化”的基本内涵，不知列位以为如何？
“复己之长，在发散思维的天空中放胆遨游；固己之本，在收敛思维的大地上扎实生根”，今天在谈清华文化时提出这样一点看法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告诉大家，我最近曾经着实“发散”了一把。有一天我想，过去，基于我们认为人与人的矛盾（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所以“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们就习惯于从生产关系角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今天，频频发生的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气候异常，以及说不清的宇宙太空，人与自然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来说，是被动和从属的，生产力才是主动的和决定性的。那么我们能否换个角度，从生产力的角度，对人类社会重新做个划分？
我开始进一步“发散”，从生产力的角度，设想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经历五个时代。
第一个是人力手工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主要是人类凭借自身体力，利用不断改进的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在这一时代曾发生过三次革命。第一次是简单使用工具的革命，人类利用现成的石头、木棍作用于劳动对象进行生产生活，比如大家一起用木棍、石头围捕动物。这应该是从动物转化为人的开始； 除直立行走、熟食外，这也应该是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第二次是加工工具的
革命。人类在围捕动物过程中，发现通过对工具进行加工，比如对石头进行打制、磨制，对木棍进行切削等等，再作用于劳动对象，就可以进行更高层次的生产生活。第三次是创造工具的革命。人类后来又发现通过对工具进行组装和再创造，比如冶铜炼铁再制成工具等等，再作用于劳动对象，从而可以实现人力手工时代最高层次的生产生活。
第二个是动力能源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主要是人类从“凭借自身体力利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转变为“通过操控各种机械动力作用于劳动对象”。动力能源时代发生的革命，第一次是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第二次是电的发现和应用；第三次是核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发现和应用。
第三个是信息智能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主要是人类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改变信息传递和交流方式、操控劳动工具，再作用于劳动对象。信息智能时代也发生过三次革命。第一次是电子通讯设备的应用，比如电报、电话的出现等等。第二次是计算机及因特网的应用。第三次是智能劳动工具的普遍应用，比如智能机器人、全自动智能驾驶交通工具的广泛应用等等。顺便说一下，上述（包括下述）这些“时代”及时代期间的“革命”都不是“断层式”截然划分的， 都是交错演变的，而且每个时代除了这些基本特征外，还有其他表现形式，如新技术、新材料的发现发明，如纳米技术的应用等等。
第四个是生物工程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主要是人类应用生物工程技术改善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质量，改变生命的创造方式，甚至改变人类自身。生物工程时代正在并将可能发生的三次革命，第一次是利用基因工程等遗传育种技术， 改良生物品种，极大地提高食物生产效率和供给数量，使地球能承载更大种群量的人类。第二次是利用基因测序及解读、克隆技术等，改善人的健康和生存质量，逐步消除各种疾病，极大地延长人类寿命并充分开发人的潜能。人的许多能力是尚待开发的，除已开发的听觉、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外，据报道称正在开发的有第六觉心觉——如灵感、气功、特异功能等；是否可能存在第七觉、第八觉……总之，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远远不够。第三次是通过生物工程技术与其他技术的复合，创造具有更佳功能和更强生存能力的新型人类。
第五个是太空自由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主要是人类将实现在太空及外太空的生产生活，在广阔宇宙空间实现人的全方位自由发展。这里首先需要特别说明，目前频繁的自然灾害表明，地球从局部到全局，从量变到质变，迟早会出现不适应人类居住的问题。从更长远讲，按自然法则和宇宙爆炸理论，地球
迟早将“不复存在”。因此，太空自由时代也可能并应当发生三次革命。第一次是人类利用飞行器走向太空，在太空建立生产生活基地，比如在月球建设“仿生园”，在其他星球发现适合人类生存的要素等等。第二次是从科学探测发展到全方位的太空移民，同时在外太空创造适合人类生存的条件，比如随着科技的发展，改造其他星球，使其他星球也能适应人类生活。这个当然现在还非常遥远。第三次是假如存在外星人的话，实现“宇宙人”的“大融合”，建立宇宙“联合国”，也可叫星球联盟。“宇宙人”之间繁衍，产生更新的人类、创造更新的生活。这个可能更有人认为是“做梦”，是“幻想”。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年吴承恩写《西游记》时人们不也认为是幻想是做梦吗？今天，你像坐飞机腾云驾雾等等不是大多已实现了吗？人类生活的地球经历过太古代、原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从哲学角度讲有生就有灭，有来就有去； 从自然属性讲，地球的下一个时代是什么？人类焉能不考虑地球发生变化的问题？焉知人类社会不会发生上述变化？而且我必须再多说一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从辩证法的角度讲，科技也是“第一破坏力”。古典经济学家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也是“创造性的破坏”，生产力的二元性不言而喻，这次日本核事故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人们现在只说调整产业结构，实际上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第一生产力”与“第一破坏力”的临界点。在有的国家有的方面，应当大力调整科研方向与科技结构，也就是说不能再研究如何杀伤人，如何破坏地球，而应当研究如何保护人，如何保护地球。我最近看了一个资料，“1945 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的那颗原子弹，现在看那只是一颗小型核武器， 但它瞬间造成了几十万人的伤亡，虽加速了世界法西斯势力的最后灭亡，但同时也宣告了人类核时代的到来。现在这颗叫‘男孩’的原子弹的蘑菇云已经飘散了六十多年，在此期间，人类制造了几万个原子弹和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氢弹，通称为核弹。威力最大的核弹破坏力超过第一颗原子弹的上千倍，甚至可以达到上万倍。前苏联时期最大的一个氢弹居然一亿吨级当量，号称‘赫鲁晓夫炸弹’。后来科学家觉得不妥，因为它的杀伤半径太大，把它放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波及到某个有人居住的地点，于是把装药减少一半，改为五千万吨级，威力仍然大得惊人，引爆后整个北极圈附近包括北美北部的无线电都中断了。现在如果把人类制造的核武器都用上，能否把地球毁了不好说，但把地球文明全部破坏是必然的。”所以我提出大国ZZ家必须坐下来研究调整全世界的科研方向与科技结构的问题。我的这个“发散”，既是心血来潮，也是苦
思冥想，但能“发散”不能“收敛”，希望清华的朋友来帮助“收敛”，来严谨求证，同时也希望在求证中产生“发散”。其实，如果说梅贻琦校长倡导的“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是清华人的奋斗目标的话，“收敛与发散相结合”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思维基础。刚才，收到一位清华友人的短信意见， 说“‘收敛与发散结合’的人才是通才，应是清华大学培养学生的主线。在此基础上，是否也可培养一些‘极度发散’（如大文学家）或‘极度收敛’（如大数学家）的专才？”我看这位友人有点要“发散”了。我用文言文回答这位友人，然也，然也，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开篇那句话，一家之言，姑妄说之，姑妄听之，当然最好姑妄思之，姑妄论之，并姑妄为清华文化的形成有所鉴之……
在“辉煌银行业：回顾十一五 展望十二五”系列形势报告会上的报告
（2011年5月25日，根据录音整理）
给我的命题作文是金融文化。大家知道，我是1978年考入财经院校的，到现在33年，没有一天离开过金融这个行业。“金融文化”现在没有一套成型的体系，也没有可资参考的资料和实践。让我讲“金融文化”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什么叫“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你们年轻人可能还不知道，这是当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刘少奇的一句名言，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我也是老金融遇到新问题。所以谈点个人的认识，肯定难圆其说。好在我不是文化部长，要是文化部长我今天就下不了台了。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加强“金融文化”建设，实现由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提出“金融文化”和“金融软实力”的命题；
第二，谈点自己对“金融文化”的十个粗浅的认识或者叫“基本观点”； 第三，谈谈“金融文化”在光大的初步实践。
第一部分：为什么要提出“金融文化”和“金融软实力”这个命题？
第一个方面，首先从社会的现实要求看，当前物质日益丰富，精神日益贫 乏。文化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时髦的命题。前两天，清华百年校庆，请我去做了一个“人文精神与大学文化”的演讲。我讲了这么一段话：现在社会现状简单讲就是“物质越来越丰富，文化越来越贫乏，文化贫乏的实质就是精神的贫乏，信仰的贫乏”。有钱人终成眷属啊，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对有些人来说，现在“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所以社会迫切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
第二个方面从中国金融的现状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进步中也有诸多的困惑。巨大的进步，突出表现在经历了四个阶段， 登上了三大台阶，建立了十大体系。
经历的四个阶段，登上了三大台阶，第一阶段，就是从1978年到1983年， 我把它算作“铺垫阶段”，就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重视、发展、搞活金融，实际上也是为市场经济做铺垫。像1978年人民银行升格为国务院组成部门，1983 年实行流动资金“拨改贷”等等。第二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3年，属于“起 步阶段”，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起步，跨上第一个台阶。像1984年人、工两行分家，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资本
市场形成；1993年的大规模治理整顿。1985年、1988年、1993年三次大的宏观调控都是以金融手段为主。第三阶段，从1994年到2002年，是一个“攻坚阶段”， 开始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攻坚，我们跨上第二个台阶。像1994年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实行汇率并轨，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颁布实施，国家专业银行成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997年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定向发行2700 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家国有商业银行13939亿不良资产。13939亿，这是我经手办的，实际上不止这个数， 但是对外一直讲这个数，后来又追加了很多。13939亿不良资产，这个数我记得非常牢；2001年加入WTO并公布银行业对外开放时间表等等，这都属于第三个阶段，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攻坚阶段，跨上了第二个台阶。第四阶段，2003年到现在是“确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我们跨上第三个台阶。像2003年银监会成立，“一行三会”架构形成；2004年开始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和上市；2005年实行汇率改革，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等。所以中国金融业经历了四个阶段，跨上了三个台阶，在这个基础上初步建立了十大金融体系。
我们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全国金融资产总额只有4000亿元，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金融资产总额已超过好像是120万亿元。同时，应该说我们基本成功地建立了十大金融体系。时间关系我只能点点题。一是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二是金融法律体系。三是金融监管体系。四是金融市场体系。五是金融组织体系。六是金融业务体系。30多年前，中国的银行业务只有简单的老三样——“存贷汇”；30多年后的今天，可以说几乎世界上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所能办理的业务我们的商业银行都能办理。七是金融科技操作体系。30年前，中国的金融业务操作全部通过手工操作方式进行，我们那会儿念大学还学算盘呢，口诀我现在还会背，什么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而现在已经全部是计算机了。八是金融开放体系。九是金融人才体系。十是金融理论体系。我点点题，不展开讲了。
30年，中国金融业应该说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进步当中存在着困惑。在肯定中国金融业快速进步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正视中国金融业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除了我们改革开放深度、我们二元金融剪刀差、我们的体制机制建设等以外，金融违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各类金融案件仍然十分突出，金融业的
潜在风险仍然很大。这是为什么？这不能不让人们往深处想。
第三个方面，是金融软实力与金融强国的召唤。前面所讲的四个阶段、三个台阶、十大体系，我们都是参与者，我们都是见证人。这些总体上反映的是中国金融“硬实力”。我说的是“总体上”，当然像金融理论体系等可以算作“软实力”。与金融硬实力相对应的是金融软实力。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是金融强国的标志。“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实到金融业就是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 就是从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转变为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 国。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我认为，解决中国金融业的问题要靠三个基本要素，我把它概括为“体、境、魂”三个字。
一是“体”。“体”是什么，是自身物质层面的努力，包括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完善体制机制，提高管理能力、提高员工素质等等。
二是“境”。“境”是什么，是社会环境的改善，包括经济的稳健发展，法制的健全，社会信用状况的改善，以及国际金融环境的优化等等。
三是“魂”。只具备上面两点还不行，还有一个“魂”的问题。“魂”是什么，是金融文化。
目前，在上述三个要素中，中国的金融文化即“魂”的问题应该是最薄弱的环节。我还记得十几年以前，在中央警卫局礼堂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当时朱镕基总理在会上提出来，说你们要搞出一个四大国有银行的考核评价体系， 到底是谁好谁差？得评价一下。总理发话了，这个任务肯定得我们来办。我记得当晚我布置给李伏安具体办的。第二天我们拿出来一套考核评价体系，包括资产总量、利润，包括人均利润率、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等等，还有流动性、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拨备等六大项。按这六项打分的结果，第一工行，第二建行，第三中行，第四农行。后来又按“进步度”打分，第一建行， 第二工行，第三中行，第四农行。我们这套东西拿出来之后，领导同志不太托底，说你们这能行吗？得叫穆迪来弄弄。后来又花30万美元请穆迪又弄了一套。穆迪的那一套和我们这个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我们的实用。后来说那就行了， 跟穆迪一样就可以了，就评价了一下，评价出我说的这么一个结果。朱老板说， 我还不知道这么个情况？我问你它为什么第一为什么第二？这个看不出来。我说我们这套东西就是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可以照出这个人长得美，可以照出这
个人长得丑，但是为什么美为什么丑，是遗传因素还是整容因素？这镜子没有这个功能呀。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总理实际上讲的就是主观因素，为什么是这么个结果？主观因素是什么？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主观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金融文化。
第四个方面，谈谈个人对金融文化的思考过程。其实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任上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调到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后， 特别是专门从事金融监管工作后，面对着一方面中国金融业的不断进步，一方面严重的金融风险；一方面不断出台的金融法律法规，一方面大量的金融案件； 一方面是大规模的现场检查、人员处理，一方面不停的金融违规……这些都促使我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是为什么？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在金融监管中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问题。30多年前，中国还没有金融监管的概念。经过30多年的发展，金融监管已经成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通过各种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可能已对差不多20万人次的从业人员进行过各种处罚。对违规人员的处罚，对防范风险、惩治犯罪、警示他人起到正面作用，这是主流。但也不能不看到实际执行中的“异化”问题，比如抓倒霉量罚不公问题，“关系”到位皆可摆平，“关系”不到位就“没事找事”；灰心丧气倾向，工作越多失误越多；不给出路问题，我们曾提出过“取消终身任职资格”这个处罚措施。执行归执行，观点归观点。我认为共产X把战犯、皇帝都改造成国家公民了，我们的违规人员为什么就不能呢？难道金融的发展必然以大量的金融风险为代价吗？必然以一部分从业人员的犯罪为成本吗？需要一定的成本，干什么都需要成本，经济学的核心就是讲成本，但这个成本似乎大了些。
2003年，我提出一个观点，“ZZ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这是《中国文化报》采访我，我讲了这么一个观点。后来有人跟我讲， 文化的改变需要60年，经济的改变需要6年，ZZ的改变只要6个月。我说有时6 个月都不用，一个政变6个小时就解决问题。
2006年在中央X校学习，使我能抽暇写了一篇《中国金融文化论纲》，但我觉得不成熟，没有对外。到光大工作以后，面对企业的现实问题，我深感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一个金融文化的“五四”理念，可能有的在座同志听我说过，“五”是“利、法、信、义、道”五个字的概括， 下面我可能会具体谈。“四”就是我曾经比喻的金融企业“业务是叶，管理是
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
这些就是我个人对金融文化的思考过程。总之，我认为建设好金融文化可以起到治本的作用。
第二部分：谈谈我个人关于金融文化的“十个基本观点”
我们不能空谈金融文化，从眼前讲，我觉得谈论金融文化要落在解决当前金融三大问题上。
一是控通胀。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大家的实际感受和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不太一样。国民X为什么垮台？除了正面战场军事力量的对比，除了不得人心以外，很大程度上通货膨胀加速了国民X政权的垮台。弗里德曼讲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不是货币现象？是货币现象。它首先是货币现象，但不仅是货币总量现象，也是货币结构现象，货币投到哪儿，投到什么地方？有一个投向问题。另外还是个货币力度现象。不仅是货币现象，还是经济现象。不仅是经济现象， 还是社会现象。比如社会管理的乱收费现象加剧了通货膨胀。它不仅是社会现象，还是一个自然现象。日本要不是地震，也不会出现核事故，没有核事故， 我们这里也不会抢碘盐出现“盐王爷”。和社会现象、自然现象都联在一起了。不是有那么一条短信吗，说是开会，主持人宣布请领导发言，人们立刻冲上主席台把领导挤成重伤，还把领导搞的莫名其妙，原来是把发言的“言”当成食盐的“盐”了。这些社会现象、心理现象，其实就是文化了。
二是控外汇储备。今天《金融时报》上说一季度又增加了1000多亿外汇储备，我只看了个题目，还没有来得及细看，现在三万几千亿了。关于外汇储备， 我从2007年开始曾有一些观点。一个观点是根据经验判断中国外汇储备人均600 美元左右为宜，另一个是外汇储备要五路分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拙作《上下求索—危机观察篇》的第6、第9、第136页。那么几年过去了，现在又突破3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应控制在8000至1.3万亿美元的上下限，今天不再多说。
三是控风险。别的风险我不说，只说说乱拉存款。我原来在中央银行、在银监会工作的时候，只有理性认识，还缺少感性认识。我现在感性认识很深刻， 互相乱拉存款这件事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存款蛋糕就这么大，已基本切完，“十个和尚五碗饭”，就导致恶性竞争。具体链条是“财务违规风险
→行贿受贿风险→银行声誉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可以说为了拉存款是无所
不用其极，没办法，得活啊。风险很可怕，市场很可忧，员工也很可怜。有的员工开玩笑说，我们起个英文名字叫“压力山大”吧，不是那个亚历山大，而是压力很大的压。当然，十个和尚十碗饭没有竞争也不行。十个和尚九碗饭适度竞争最好。
所以不能空谈金融文化，从当前看，要落在控通胀、控外储、控风险上。从长远看，金融文化作为最重要的金融软实力，要落在推进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协调发展上，落在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上。总之，金融文化不是空中楼阁，要落到实处。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人类的共性文化在横向上反映为各民族的具体文化， 比如中华文化；在纵向上反映为各领域的特殊文化，比如金融文化。金融文化是人类共性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
叫我讲金融文化，我就得想什么是金融文化，想来想去，金融文化说复杂非常复杂，涉及到一个金融理论体系和运行体系的创立。从某个角度来讲，“金融”包括“金融物”和“金融人”。金融是资金的融通。资金是人的物质财产的货币表现。因此说到底资金融通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就要受到文化的影响， 或者说就蕴含着文化。因此，金融文化就是金融领域相对于资金、技术、法规等“金融物”来讲的着重于解决“金融人”的问题的一个命题，就是人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亦即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资金的运动。这种精神状态又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法律，再作用于人的具体行为。
金融文化说简单又非常简单，按传统说法就是加强金融领域的思想ZZ工作，按现在的时髦说法就是德治；如果用三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金融之“形而上”；如果用两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诚信”；如果用一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金融之“道”。我思考三句话，“诚信”是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 “形而上”是金融文化的广度概括，“道”是金融文化的深度聚焦。
可能我后面会多次提到“形而上”的概念，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形而上” 与“形而上学”有联系又有区别。“形而上学”一词据我考证最早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最后的一部哲学演讲稿，名叫“形而上学”，后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哲学名词，流行于15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直至今天。当时一些科学家将自然界划分为各个孤立的“部分”，并从“外部”分门别类地加以考察。
像西医分成眼科、耳科、鼻科、喉科，分得非常细，就差没有分成左耳科、右耳科了。这有科学的一面，但也有忽略他们之间联系的一面。培根和洛克又将这种思想方法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领域，黑格尔后来将形而上学作为反辩证法的同义词。而“形而上”一词，其出处据我了解最早见于《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后来唐代的孔颖达以及后来的朱熹、戴震等也提出类似观点。简言之，“形而上”指精神文化，“形而下”指物质，形而上和形而上学有联系又有区别。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其性质而言，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文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是灵魂和躯体的关系。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躯体，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先有躯体，后有灵魂。既不能“魂不附体”，又要“体内生魂”。所以金融文化源于金融实践， 反过来指导金融实践，最后又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没有金融实践，产生不了金融文化；没有金融文化的影响，金融实践难以健康进行。先有金融硬实力，呼唤金融软实力，呼唤金融文化。金融软实力，金融文化再反作用于金融硬实力。我们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发展经济，否则就没有产生“灵魂”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弘扬我们的文化，“体”要生“魂”。只有躯体，没有灵魂， 是行尸走肉，是植物人；只有血肉丰满又有灵魂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文化和经济金融，我想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根基是《易经》，经历了伏羲八卦→周文王六十四卦→孔子《易传》等的发展演变。《易经》我背不下来什么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但是核心就是四个字：阴阳平衡。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 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诸子百家、孔孟老庄，后来不断发展到今天。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经过不断总结提炼，包括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形成的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成很多类，像思想文化、文学文化、艺术文化等。我想就其思想文化而言，它的精髓主要表现为以对宇宙、社会、人自身的朴素认识为代表的世界观，以朴素辩证法为代表的方法论，以追求和谐社会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观，以“修齐治平”和“三不朽”为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么在物质分配与交换领域，则主要体现为“诚
信为本”、“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这些思想对中国“金融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金融文化可以做多种分类，比如可以将金融文化分为金融企业文化和金融监管文化。金融企业文化是金融企业从业人员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监管文化是金融监管机构从业人员在对金融企业监管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企业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企业的经营理念；金融监管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
金融文化按行业还可具体分为银行文化、证券文化、保险文化，等等。金融业各个机构还可以形成本机构的特有文化。
一个民族的文化决定或影响着该国家具体领域的文化。中西文化各有优劣。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更为崇尚道德、集体利益，但也压抑个性。我说的都是从传统历史上去讲，现在已经变了很多。西方文化更为崇尚法律、个体自由， 但是缺少集体概念和亲情意识，当然也不尽然，不全是这样。中国文化习惯定性的分析，西方文化习惯于定量的分析。中国文化更注重方向，西方文化可能更注重细节。我说的是总体上，当然也不全是这样。所以中西文化应当互补短长，共取各自精华，共弃各自糟粕。
在长期实践中，国际金融业形成了自己的主流正面文化，比如：法制文化、体制文化、创新文化、敬业文化等等。国际金融同行的法制观念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国际金融同行重视体制机制建设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国际金融同行的创新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国际金融同行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刚才我考虑还有一个精细文化，国际金融同行对工作的细致入微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应该说对于具体事务的操作还是比较粗放的。有一本书叫
《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很重要。比如说，一夫一妻制，一夫的夫字上面的头如果没有出来，就变成一天一妻制了，细节很重要。
与此同时，当前国际金融文化也存在诸多弊端，如利信问题、虚实问题、王霸问题等等。
利信问题。金融本以信用为基础，但是现在国际金融业已然出现罔顾信义、唯利是图文化，其中尤以华尔街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最为典型。麦道夫那么大岁数了，纳斯达克交易所前主席，还搞非法集资诈骗，搞了个庞氏骗局，现
在还在监狱里，判了150年，得死在监狱里了。金融业是要盈利的，关键是前面我讲的利、法、信、义、道这五个字如何摆布。不是有那么一个故事吗？美国有个农民，有一百顷土地，但娶不到老婆。投行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夫人是洛克菲勒的女儿，还能让你当世界银行的副行长，现在正好IMF卡恩出事了，或者说IMF吧，当IMF总裁你干不干？他说干啊，好事啊。这个投行又去找洛克菲勒说， 你女儿还没有嫁出去，我给你女儿介绍一个IMF总裁怎么样？洛克菲勒说，干啊， 好事啊。投行又跑到IMF说，你们缺个总裁，洛克菲勒的女婿给你们当总裁行不行？IMF说行啊，好事啊可以啊。结果投行就这样做成了，美国的农民把一百顷土地给了投行，当了IMF总裁，又娶了洛克菲勒的女儿。开玩笑了，调剂一下。我不是说投行不诚信，这是智慧，一举四得，但好像“义”差了点。现在社会上包括金融业确实有一个“利信”问题，存在唯利是图文化，把人与人关系搞变味了。
虚实问题。什么是虚实问题？金融本属虚拟经济，应该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普遍存在创新无度文化。现在衍生品到底有多少？没有个准数。有人告诉我是600到700多万亿美元，总之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
王霸问题。什么是王霸问题？这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概念。金融涉及各国共同利益，本应着眼宏观全局，谋取共赢之道，但是国际金融业霸权文化盛行， 其中尤以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QE2为甚。拳头第一，丛林法则，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开始一直就是如此。
这些表现在形而下层面的具体现象，实质是形而上层面的国际金融文化扭曲，也是国际ZZ生态强权ZZ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反映。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讲是金融文化的危机。实践证明，有时外国的月亮圆，有时外国的月亮也不怎么圆。我们承认西方文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也不是天天圆得那么不得了。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在业务发展、法治建设、管理水平、体制转轨、服务社会等形而下层面的进步，在形而上层面都映射着金融文化的影子。
我想了十个主题词：改革、发展、安全、管理、诚信、法治、服务、效率、和谐、幸福，我想这应该是今天中国金融文化的“主题词”。
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我过去曾概括为“利、法、信、义、道”。什么意思？就是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为前提，要以“道”为基础。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
“道”是什么？《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是人类的特有智慧，也可以说更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现象。
我最近还提出一个应对金融危机“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乃德、智、力之和”的观点，不妨也可以作为我对“金融之道”、“金融文化”的某种理解，有好事者可以共同探讨。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中国金融文化现阶段也可以表述为：“诚信为本、依法经营，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 谋略通道、融入世界”。这一表述既可从形而下之工作层面去理解，也可从形而上之金融文化层面去认识。
中国金融文化的问题既蕴含着国际金融文化问题的一般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给我今天这个讲课的任务，我想了好多天，中国金融文化到底有什么问题？我想来想去大体有这样十个问题：
一是贪大求快文化。盲目攀比，片面求大求快，进而形成“唯规模”论， 乱拉存款，乱比市场份额，乱比发展速度，酿成风险隐患。这种贪大求快的文化普遍存在。
二是粗放经营文化。贪大求快导致不是靠服务靠效率，业务是跑关系跑出来的，挖人挖出来的。“人”不是有水平，而是有“关系”，“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如我爸是李刚”，谁他爹要是财政厅长、发改委主任，姑娘儿子谁都抢。存款是喝酒喝出来的，市场是送礼送出来的，什么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 喝吐血；感情好，喝躺倒，这都一套一套的，喝坏风气喝坏胃，最后收完送完进监狱。这种粗放文化应该说是普遍存在的。
三是发展趋同文化。同质化严重，都要“做大做强”，都搞零售转型，都扎堆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千行一面，了无特色。
四是轻视信用文化。认识不到诚信是金融之本，是命根子，为抢市场份额
无所不用其极，不举具体例子了，我在我们内部讲过，这种肮脏的存款我们不要。不讲信誉，一把一利索。不管过去哥们多么好，该骗就骗该蒙就蒙，形成了这种不良文化。
五是轻视法规文化。同“酒后驾车”一样，许多机构，许多从业人员在市场竞争中存在侥幸心态，没有遵纪守法的自觉意识，违规现象非常普遍。
六是二元文化。中国金融发展中，东中西部、城乡金融等发展不平衡，形成“二元金融”和“二元金融文化”，而且已经见怪不怪了。
七是惩办文化。讲处罚多，讲教育少，形成惩办主义，而关系疏通好了又可以放一马。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应当是恩威并济，教育为主，处罚为辅。
八是照搬文化。改革开放固然要学习国外有用的东西。西方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也不能什么都照搬外国。比如我们的公司治理，既搬来英美的独董制，又搬来欧洲的监事会制，我认为是叠床架屋，重复劳动，加大成本， 影响效率。应根据企业不同情况有一种就可以了。再有对待“模型”，我不反对模型，我反对唯模型。要“有模型，不唯模型，重在实际情况”。一个假设变了，整个模型就失灵。我的观点是学而不搬，学为己用，既要称希腊，又不能言必称希腊。“言必称希腊”是延安整风的时候，毛主席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还是《整顿X的作风》或《反对X八股》这三篇文章中有一篇提到的， 我记不清了，有这么一句话。当然也存在“言拒称希腊”的问题，不接受国外先进的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这方面市场已经越来越小。主要还是照搬文化应该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九是短视文化。不善于从战略、从长远、从全局考虑问题。当然金融业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懂技术，一定要细致，细节决定成败。但凡事都有两个方面。首先要看路，其次才是拉车。南辕北辙不如原地不动。我觉得我们的思维从战略上、长远上、全局上考虑问题不够。
十是“井蛙”文化。金融危机中盲目乐观存在井底之蛙心态，缺少忧患意识。另外，只知金融不知其他，视野很窄，不知经济决定金融，不懂虚拟经济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根。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是当年商务印书馆印制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一本，书名叫《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是托克维尔，是法国很有名的一位ZZ家。他是讲为什么会发生法国大革命。我讲我们要有忧患意识，没有时间多讲，我只把该书第209页第四章的题目给大家念一下：“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
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些今天不多讲了。我是说我们要有忧患意识，不应有井底之蛙心态。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阶段， 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十分突出。当然，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目前在世界上也是最好的。我们在国内没有明显的感觉，到国外感觉会比较明显，中国的发展最快。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有忧患意识。所以这本书，我建议大家读一读。
还有其他，我就想到这些，这十个方面也不一定准确。上述这些问题许多 表面上看是形而下的工作问题，实质上是形而上的金融文化问题，许多也是社 会问题，是社会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反映。不仅是金融口有，是社会共性问题。 这里我想特别说一下信仰问题，因为上述金融文化中的问题许多都同“信
仰”有关。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平等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参与者有序发展，同时提倡社会成员确立良好信仰。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社会成员一般都有自己的信仰。不管这种信仰在宗教领域属于何种派别，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抑恶扬善。过去说世界上有三大宗教，现在是四大宗教了。基督教大约有23亿人口，伊斯兰教大约有16亿人口，印度教接近10亿人口，佛教3亿多人口。印度教比佛教人还多。全世界大约80%的人信教，全世界70亿人的80％ 是56亿人，也就是说大慨还有十几亿人不信教，大概大都在中国。不管是什么宗教什么派别，共同点都是抑恶扬善。作为高级动物，人不可以没有信仰。人如果没有信仰，和一般动物有什么区别？人需要有思想有信仰，而你现在又啥都不信，但又必须得信一个，那么信啥呢？就只能信钱吧，所以毒奶粉、三聚氰氨、瘦肉精就都出来了，这是十分可怕的。金融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经济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也不是最大的危机，我觉得信仰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康德讲信仰产生道德的力量，应该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讲的。康德那三本书，《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大家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没有时间去读，我是读过的，或者说是翻过的。不敢说“读”。康德思想的核心是什么？那三本书是晦涩难懂，但是我读来读去概括成七个字“存在、作用、不可知”。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此岸世界，与之相对应的有一个彼岸世界，这个“彼岸世界”是存在的，是有作用的，是不可知的。由此构成康德哲学的二律背反。康德哲学从哪儿来？是从英国的休谟那来， 康德又影响了黑格尔，黑格尔又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又影响了列宁、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所以说，我们应该去学点
哲学。
信仰产生道德的力量。制度是人定的，制度是靠人去执行的，任何制度都是有缺陷的，任何制度的执行都是有伸缩性的。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如果当政者只用法律来规范老百姓，老百姓可以不这么做，但不懂得羞耻，不懂得为什么不这么做。如果讲清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就明白了为什么不应该这么做，就会“有耻且格”，自觉地不这么做。“有耻且格” 就是制度的客观约束性和执行的主观自觉性的结合。
金融危机对中国既是“危”也是“机”，特别是将产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机遇。不是外国的月亮都圆，中国的月亮也挺圆。从现在起，我们要从思想上重视金融文化，要加强组织领导，要有专人负责，不能扯皮。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短信讲，道德滑坡没人管。后来研究说既然滑“坡”，是“坡”就归国土资源部管吧。我老家沈阳发生了毒豆芽，有短信说，毒豆芽没人管，工商局说归食品检疫局管，食品检疫局说归公安局管。网民说干脆成立一个豆芽管理部， 下设黄豆芽管理司、绿豆芽管理司。这些短信希望大家不要当笑话听。事得有人管，我现在说这么半天，我建议金融文化还是“一行三会”管起来。我建议编制《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纲要》，并且试编两个指数“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和“金融企业文化指数”。别天天只看什么道琼斯，我们也得整两个有历史价值和世界影响的指数。
编制“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可以以十个金融“软实力”为基础，当然这很不成熟，都是我在这里现编现想，可以讨论。我觉得涵盖内容主要要包括：金融宏观调控能力效用和预见性、金融市场意识、金融监管能力与安全守法意识、金融创新意识、金融人才意识与人才使用合理度、金融全员幸福度、金融社会环境与社会诚信意识、金融理论建设、金融国际环境和谐度以及金融对社会和谐发展贡献度。这是我现编出来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供大家参考讨论。
编制“金融企业文化指数”可以以“金融企业发展的十条准则”为基础。这是我在我们光大提出来的，原来我提出九个，叫更有内涵的发展的九条内容， 后来我又加了一个，主要包括：更有效益的发展、更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更有后劲的发展、更有创新能力的发展、更有前瞻性的发展、更有凝聚力的发展、
更协调的发展、更有品位的发展、更有社会责任的发展，后来又加一个更有员工幸福感的发展。
我建议“一行三会”考虑一下，编制这么两个指数。金融危机既是“危” 又是“机”，通过我们三十年金融的发展，实现了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成为金融大国，应该借此机会再转变为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觉得中国金融业要进行整体的“反思悟道”，我提出“八个第一”：一是安全与发展并重，提倡发展，重视安全，安全第一；二是竞争与服务并重，改善服务，文明竞争，服务第一；三是德治与法治并重， 提倡德治，并用法治，德治第一；四是信任与管理并重，增进信任，加强管理， 信任第一。你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同志们之间，人人不信任，天天在那里被管着，猜疑着，即使暂时做到了，心里得劲吗？好受吗？人还是要互相信任； 五是信用与效益并重，提倡信用，合规增效，信用第一；六是信仰与约束并重， 提倡信仰，兼以约束，信仰第一；七是市场份额与员工幸福感并重，重视市场， 更重视员工，员工幸福感第一；八是谋技与通道并重，重视技术，更重“通道”， “通道”第一。
我想我们中国金融业三十年的发展，走到今天，应该进行整体的反思悟道， 是时候了。
事都得靠人去干。但是目前一些“金融家”的社会形象并不让人乐观，金融危机以来尤甚，甚至有的沦为全球共诛之全世界共讨之的境地。刚才我讲的麦道夫，最近又出了一个卡恩。你说这么大岁数，一下子名声也完了，权力也没了。据说那个黑人女仆还是爱滋病患者，麻烦不麻烦？交了一百万美元押金， 脚上还戴着被监视的仪器。IMF的总裁，顶尖金融家，沦到如此境地。惨不惨？ 为什么？真正的金融家不应是单纯的技术专家，更不应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 更不应是“庞氏骗局”的发明家。真正的金融家应当是在金融这个特定领域精通专业、兼通其他，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金融必须实干，玩虚的不行。应当是有思想而非空想，有信仰而非迷信， 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ZZ家。
ZZ家与政客有何区别？ZZ家以社会为己任，以社会为“家”，他们站在历史的高峰上去考虑问题，这是一种境界；政客是在社会做“客”，以社会
为施展权术的平台，这是“现得利”主义。金融家应该是实干家、思想家、ZZ家。
我有个毛病你们都知道，说好听点儿是爱思考，说不好听是爱瞎琢磨。我最近在思考圣人与英雄的区别。英雄可以战胜一切但战胜不了自己，你像拿破仑；圣人可以战胜自己，你像华盛顿。华盛顿领导美国实现了独立，大家让他当皇帝，他坚决不当，回到弗农山庄务农，娶了个寡妇还带了两个孩子。华盛顿是圣人。所以我曾三次到弗农山庄去凭吊过华盛顿。
说到华盛顿就得说说曼德拉。曼德拉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被关押27年，主要在开普敦的罗本岛，我去参观过。他出来当选第一任黑人总统后，在他的就职典礼上，请了很多的国家元首，同时，他特意把虐待过他的监狱长请到主席台，并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们现在仍然记住仇恨，那么我的心还在监狱”。这是一句征服人心的话，这也是曼德拉之所以成为曼德拉的原因。
说到曼德拉，我还得说一下德克勒克。你们可能还不一定知道谁叫德克勒克。德克勒克是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在他的手上顶着压力释放了曼德拉， 在他的手上结束了白人种族主义的统治。结束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之后，在许多白人纷纷离开南非回到欧洲时，他没有走，因为毕竟曼德拉还没有治国经验， 他留下给曼德拉当副总统，给自己昔日的阶下囚当副总统。所以我觉得曼德拉了不起，德克勒克也了不起，他们共同治理国家，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所以现在金砖四国变成了金砖五国，包括进了南非，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为南非的稳定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我说这些是说中国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对社会负责、勇于担当的具有真正ZZ家素养的“金融家”。他们要以社会为己任，以行业长远发展为己任，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在乎一时的利害得失，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中国金融文化建设能否成功，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继往开来，中国能否实现从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关键在此。
怎样成为勇于担当的金融家？这需要具备很多的素质，我借此机会特别提出一个成为“勇于担当的金融家”必须学好哲学的问题。我个人粗浅的体会， 学好哲学，一通百通。我今天讲了许多诸如形而上与形而下、躯体与灵魂、金融物与金融人、硬实力与软实力、平面扩张与立体提升、金融大国与金融强国、德治与法治、安全与发展、信任与管理、谋技与通道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
这其实都是哲学的命题，也可以说是“金融哲学”。
什么叫哲学？这是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是“爱智慧”的意思，日本人翻译成哲学，黄遵宪、康有为又翻译到中国，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毛主席对“哲学”有一个精辟的概括，他说“自从有阶级社会以来，一共有两门科学，一门叫自然科学，一门叫社会科学，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毛主席概括得非常精辟，但是有一处不太准确，不是“有阶级社会以来”，而是无阶级社会也存在这两门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存在哲学。
那么“金融文化”说穿了就是解决金融物与金融人的内外因的关系问题， 从内因、长远、根本解决问题。金融文化与金融哲学互不可分。我的体会是最没用的是哲学，哲学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最有用的是哲学，哲学可以帮助你解决所有问题。哲学是地基，专业是楼房，我们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那你打地基干什么呢？更不能不打地基只盖楼房，那样楼房就要倒塌。我觉得哲学是建立金融文化的基础，是当好金融家的基础，也是一个人生存，在社会安身立命，甚至能够做到自己心情愉快幸福，自己和自己“过得去”的基础，又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基础，希望大家能挤时间学点哲学。
老实说，哲学我学得不好，但业余没少学。我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现代哲学，中世纪哲学我没学。我方才给你们讲康德，康德影响了黑格尔，黑格尔《大逻辑》、《小逻辑》我也都翻过。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也是晦涩难懂， 根本读不下去。我读后也概括了七个字“绝对精神正反和”，他的世界观是“绝对精神”，世界是“绝对精神”构成的，“绝对精神”以什么方式存在呢？以“正反和”的方式存在。什么叫“正反和”？大体就是马克思、毛主席借鉴过来的“波浪式前进”、“否定之否定”。哲学说复杂非常复杂，说简单也非常简单。所以毛主席讲哲学是明白学，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最简单的我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小伙子找哲学家，说我想学哲学，有什么捷径没有？哲学家说有啊，你遇到事情来回走七步就行了。这就是哲学。小伙子说我来回走七步怎么就是哲学呢？琢磨不通，琢磨一路晚上到家了。到家一看，床上躺着两个人，这还得了？刚要动手，后来一想哲学家告诉我来回走七步，他就往东走七步，往西走七步，之后他想我得先弄清楚是谁，后来一开灯，
发现是他丈母娘，丈母娘看女儿、女婿来了。哲学真的管用啊。
第三部分：金融文化在光大的实践
主要讲三点：一是光大的历史困惑；二是光大的今天；三是“金融文化” 在光大的初步实践。
第一个方面：光大的历史困惑。中国光大集团自1983年在香港成立以来， 有过历史的辉煌，大家都清楚。历届班子十分不易，都作出过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也几起几落，积累了大量的历史包袱和体制矛盾。所以人们称光大是“三高三低”，过去地位高，现在地位低；境外地位高，境内地位低；ZZ地位高，市场地位低。是国务院明文规定的正部级单位，但是市场份额越来越小。前些天清华百年校庆，让我去做个演讲，主持人好心介绍我是光大的董事长，一位老教授问我“光大是王光英的私人企业吧？”我苦笑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
过去长期困扰光大的问题：一是“负”，集团净资产长期是负数；二是“亏”， 历史亏损额巨大；三是“高”，主要企业不良资产居高不下；四是“缩”，市场不断萎缩，业务陷入恶性循环；五是“乱”，管理混乱，人心浮动，匿名信满天飞，案件频发有的甚至携款外逃。我上任第一天，就收到七十多封匿名信， 从门缝往里塞，一个礼拜二百多封，我要是都批下去光大今天就黄了；六是“杂”，体制复杂，名下各类大小企业数百家，子公司、孙公司、侄子公司、外甥公司， 但分别归属北京、香港两个各自法律、财务独立的总部，企业有的是控股、有的是参股，有的是挂靠，从X的关系、行政责任、声誉影响等方面，我们承担着实际的责任，但从体制、法律、股权关系上又权力有限。我开玩笑说我实际上相当于“潘基文”的角色，是一个“联合国秘书长”，光大集团就是一个联合国，光大银行就是美国，我是联合国秘书长兼奥巴马，还兼英国首相、日本首相，我就这么一个角色。责任大权力小。联合国有两个总部，一个纽约，一个日内瓦。有人说你们光大怎么别人就是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体制？我说简单讲就是明朝体制，明朝就是一个皇帝两个首都，北京一个南京一个，我们也是一个董事长两个总部，北京一个香港一个。这种体制被外界称为“天书”。
还有两个字，“低”，社会地位越来越低；“疼”，上级主管部门听起来头疼。我上任第二个月，人民大学成立70周年校庆，聘我做名誉校董，碰见原来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他说，老唐，你们怎么搞的？你们与中信同时成立，人家怎么搞得那么好？你们怎么搞那么差？当时在场的高
级官员一大批，弄得我很尴尬。我说陈主席，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吗？一句话叫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信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是人家对人类的贡献，告诉后人螃蟹可以吃。还有一句话叫第一个吃蜘蛛的人，我们就是第一个吃蜘蛛的人，这也是对人类的贡献，告诉后人蜘蛛不能吃。所以有人说光大不改革等死， 改革找死，我领的是搞活的任务，揣的是搞死的药方，将竖着进去，横着出来。
那么光大的问题表面是经营管理、体制问题，更深层次看就是文化问题。我这里讲的是历史的困惑，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当然还没有彻底解决，但基本翻过去了。
第二个方面，讲讲光大的今天。截至今年一季度，光大集团管理的资产总额达到1.8万亿元，是我去的时候的2.5倍；去年底合计实现税前利润220亿元， 过去是亏损，没法比，不一一讲了。主要企业光大银行2010年实现净利润127亿元，比上年增长66%；资本充足率提高到11.94%，不良贷款率下降到0.7%，拨备 覆盖率提升至313%。证券、保险、资产管理、租赁、基金、期货都不错，在港企业及实业企业也都实现了稳健发展，应该说一个基本面临解体的“光大”又重新复活。
主要工作不多说了。2007年8月份重组方案出台，从03年开始起草啊，来回论证，论证到2007年8月，这个方案终于出台了；2007年11月，光大银行注资到 位、光大实业挂牌成立；2008年，光大银行完成IPO上市前10项准备，光大证券 IPO通过证监会发审委审核；2009年，光大证券A股上市，光大金控资产管理公司开业并盈利；2010年8月，光大银行A股上市，光大永明保险转为中资保险公司，管理权拿回来了；2011年，正筹备光大银行H股上市，筹备香港分行，而且我们搬到了新的办公大楼，十万平米，这是金融街最后一座楼，真是各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面子，二万元一平米买的，现在八万元了，欢迎大家去做客。总之，经过各部门的支持和集团上下的共同努力，我们当初提出的“三大战役” 获得了全胜，“四大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今天，光大事实上已形成了涵盖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投行、基金、期货、金融租赁以及实业等领域的综合性的金融控股集团。
这就是我们的“今天”。当然还很不稳固，还存在很多问题，话千万不能说满了。
第三个方面：“金融文化”在光大的初步实践。光大的变化是多种因素作 用的结果，其中有各届班子打下的基础，都很不容易。有各部门的支持理解，
包括财政部、一行三会、中投公司等等。说实话，中国现在的许多事都是公事私办，私事公办，光大的改革重组是公事，但大家都是看着面子在支持我们， 我是非常感谢的。有员工的积极努力，甚至觉得也有冥冥之中时来运转的因素， 该好了，因为哲学上讲物极必反。但也不能不承认文化的作用，甚至一定意义上说光大的变化就是文化的变化，表现的是数字，本质上是文化。当然这种变化还是初步的，实际上在同业还是中游水平，许多只是治标，尚未治本。根本变化还要十年。
相对于金融文化的一般性，光大过去的文化有其特殊性，光大今天的文化也有其特殊性。概括起来，光大已经或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的有八个方面文化， 这八个方面许多还只是初步的，真正形成需要漫长的功夫。
一是人心文化。归结为四条：一是“自己不带人”，我曾经讲，我带一个人，光大我就一个人，我带十个人，我就十个人，我带一百个人，我就一百个人，我一个都不带，光大都是我的人，我们都是光大人。人是可以转化的。人怎么看？我在银监会时曾经讲过，人好比颜料，颜料涂得对不对，不是颜料本身的问题，是画家的问题。你画大海用红颜料，画太阳用蓝颜料，不是颜料的问题，是画家没有用好，关键是你怎么用。没有没用的人才，只有没用好人的领导。二是实行“干部公推”。三是实行“薪酬减上增下”，光大的很多人薪酬都比我高。四是坚持“吃饼原理”，有个故事叫郑人吃饼，春秋时期，有个郑国人买了一个饼没有饱，吃了两个、三个、四个都没有饱，吃到第五个饱了， 就说悔不当初买这第五个饼就好了。我讲“吃饼原理”就是肯定历届班子的工作，就是说我们几任领导班子都为光大的发展尽心尽力，比我还不容易，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没有办法。再有就是政策不能来回翻烧饼。应当说“人心文化”在光大稳定了人心。说点具体事，现在跑官要官可以说是盛行，但是我们出现了“让”的文化，许多同志主动让出自己的职位，为“走活光大”创造了条件。
二是转化文化。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矛盾又是可以转化的，人也是可以转化的。“难到极处就是易”，只要这个事难到极处了，你放心，肯定往相反的方向转化，矛盾的双方无不依据一定的条件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怎么转化？ 要创造条件。我们一方面严格管理，建立了规章制度60多项，处理违规人员400 多人次；另一方面又是教育为主，感化为主，处理的人员也“给出路”，不“一棍子打死”，有些事还要“大事化小”，学会把“有”当成“无”，大事清楚，
小事“糊涂”，因为矛盾就是这样，你越有，他越有，你没了，他就没了，比如齐人丢斧。所以我讲那句话“众人皆醉我半醒”，“众人皆醉我独醒”不行， 你什么都清楚，那就完了；“众人皆醉我亦醉”也不行，那你稀里糊涂也完了。要“众人皆醉我半醒”，“文火炖慢火煮”，“靠时间淹没矛盾”。
三是平衡文化。“运动”、“平衡”、“度”是哲学的三个关键词。对于光大这样的特殊企业，要把问题解决好，关键在于把握好一个“度”。所以我提出光大只能用“中药调理”，“心态急不得等不得，步子快不得慢不得，力度大不得小不得”；要循序渐进，要平衡好各方关系。又说到哲学了，我概括哲学有一个八字决：“对立、运动、转化、平衡”。我还想推荐一些书，像《矛盾论》、《论持久战》等，都应该读一读。无论中国哲学《易经》讲的阴阳平衡，还是西方哲学黑格尔的正反和，都是讲平衡，对立运动转化平衡。
四是顾全大局文化。我得说一说“周恩来精神”，这可能在我们光大系统人人皆知。什么叫“周恩来精神”，这是我的一个X史观点，是X史X建领域研究的课题。“周恩来精神”博大精深，有很多丰富的内涵，我觉得和毛泽东思想并列的还有一个“周恩来精神”。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叫“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我们光大内部人都知道这句话。我提出来我们的工作“三大战役、四大战场”。我到任一个月，论证四年的改革方案出台。国务院晚上9点多办公， 每人一碗面条给我们解决问题，向光大银行注资。注资后为了弥补亏损，新股东要求老股东缩股，但老股东不同意。我们有200多个老股东。我们是最早股份制改革的，97年就股份制改革了，还有很多境外股东。因为汇金一元一股进来， 他们当年是二元一股进来，到现在数年没有分红，所以想法非常对立。汇金提出要缩股，因为历史亏损，要老股东缩股。老股东说我两元一股买的，到现在没有分红，还缩股，要到香港起诉我，说我侵害老股东的利益。我是两难，不注资，不执行国务院方案，光大活不了；注资就侵犯老股东利益，就被起诉， 股东大会通不过。你怎么办呢？就得挨个赔礼道歉，都是我不对啊，我对不起你们啊，但是你不注资不解决问题，整个船翻了，大伙就都活不了，只有把注资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驶向彼岸。我就四处说小话，赔礼道歉，两面摆平， 终于取得了一致。所以我有一幅对联：“在机关，昂首挺胸当公仆，否则没有权威；到企业，猫腰低头做主人，不然哪来效益”。我这个对联当年香港的报纸给我画的戴着瓜皮帽一手拎着一幅。这个不是调侃，这真是我内心的感受。当年我也是说上句的，但今天只有这样，用“周恩来精神”支撑着，顾全大局，
忍辱负重，才能走到今天。
五是“洋炮”文化。“洋炮”是我们东北打猎的一种武器，不是装子弹， 是装铁砂，打麻雀、打飞禽，树上麻雀好几十只，用猎枪打一次只能打一只， 一“洋炮”放出去没准能打下十只。我们这里别看小，但是企业多，他们形容工农中建的改革是“一枪打一头大象”，是国家着急帮着打；光大是“一枪打十只麻雀”，是自己求人帮着打。而且十只麻雀同时打，一般的枪打不了，得用“洋炮”打，要银行、证券、保险、实业、内地、香港一起来，用“洋炮” 打，叫“洋炮”文化。
六是“骨头”文化。胡耀邦的女儿写了一本书，说她父亲到国家游泳队检查工作，游泳馆贴着大标语：“大力突出无产阶级ZZ”。胡耀邦就说，游泳突出什么ZZ，游泳要突出鼻子。他到科学院的考古所，看到那里贴着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说考古所高举什么红旗，考古所要高举骨头。就是要抓实，来实的。做为国企，尽管谁都可以管你，文山会海一点不少，但同机关不同，必须来实的。
七是“筷子”文化。光大的特点是体量小、企业多、功能全，单打独斗都不具备优势，只有整合起来才有优势。而我们过去恰恰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干各的。所以，我们提出了“筷子原理”，抓集团内部企业联动，按“市场原则，同等优先”原则，争取产生加法、乘法效应。我还真实验过，同口径的筷子和同口径的木棍，木棍能攫折，筷子攫不折，不信你们试一试。所以“筷子”文化是我们的一种文化，就是要形成整合的优势、联动的优势。
八是“警钟”文化。光大虽然有了初步变化，但我们认为仅仅是治标，还没有治本；而且还可能有反复，还可能进入“形势好转期与矛盾暴露期”并存阶段，硬件好了，软件没有完全好，业务指标也是中间状态。因此，我们一直是警钟长鸣“戒慎恐惧”，不敢有丝毫的大意，更不敢把话说满。
以上谈了我对金融文化的几点粗浅认识。
附带还想了几句人生文化，概括为“人生十八知”，PPT上有，时间关系， 不讲了。
最后我想说，建设金融文化，就是要我们以高尚的情怀，科学的精神，积极的态度，按照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将形而下与形而上有机结合起来，做好金融工作。我想以我当年重走长征路时和毛主席的长征诗结束今天的讲座。中
国金融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我们应当以什么精神状态来对待这些困难呢？毛主席有一首长征诗，我和了一首：万水千山岂止难，精神等闲概等闲。境界到处皆细浪，气魄临时俱泥丸。霜凝须鬓心尤暖，雪覆肝肠胆不寒。白云梅花皆飞雪，人生无处不开颜！
谢谢大家！
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在2011年光大银行年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1年8月16日）
同志们：
刚才卢鸿同志将上半年的经营形势做了通报，马腾同志就模式化经营工作讲了意见，郭友同志对全行上半年的整体工作进行了全面回顾，对下半年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和安排。我想了一下，我这个身份讲什么？只能讲“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一、目前的形势
目前的形势我想概括起来讲就两句话、六个字：“人努力，天作对”。什么叫“人努力”？这些年，特别是光大重组以来走到今天，大家都是努力的、敬业的。远的不说，今年上半年在宏观经济形势逐步趋紧、监管政策不断趋严的情况下，光大银行顶住压力，应对挑战，无论是经营业绩，还是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除了一般的以外，在这里，我特别点三件事：
第一件就是继去年A股上市以后，开始积极筹划今年的H股上市，目前已经 完成了审定发行方案，完成了中介机构的选聘，完成了尽职调查工作，成功地获得了证券监管部门的批准，同时还组织了非交易路演，遴选了基石投资者。在目前的形势下，这些都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基石投资人的数量和额度能做到这种程度，更是十分难得。当然这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它的实质是反映了市场和公众对我们的认可，对我们的工作和业绩的认可。
为什么要H股上市？A股上市时我讲过几句话，是补充资本的需要，是市场监管的需要，是提升自身形象、鼓舞士气的需要，并且是通过接受市场监督、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的需要。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资本充足率虽然勉强达标，但仍然处在捉襟见肘的状态。从当前看，补充资本的路子如果不迈出去，下半年资本充足率如果没有达标， 在目前的监管政策要求下，我们的主流业务就没法开展了。如果H股成功上市了， 就打通了这个通道；不仅如此，与之相适应的核心资本补充以后，还打通了补充复合资本和整个资本的通道。同时，这也是我们迈向国际市场的需要。我们不能仅仅满足在国内开展业务，但是又不能一下子迈向国外，从更宏观、更长远意义上讲，这是迈进国际市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十分关键的一步。
第二件事就是上半年的经营情况。在宏观调控频率这么快、力度这么大的
情况下，我们的各项指标能够较好的完成，资产规模接近1.7万亿，净利润92亿， 同比增长35%，而且是在拨备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实现的；目前资本充足率虽然面临较大压力，但是通过优化资产配置，仍然达到了10.82%，符合监管要求；不良贷款率降到0.67%，拨备覆盖率达到358%的高位，这些都进一步巩固了我们风险防范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机构建设也有新的进展和突破。应该说，现在机构审批很严。监管部门在当前机构设立收紧的情况下还批准我们分支机构， 体现了对我们这些年工作的认可和支持。今年上半年我们新开业的机构是30家， 我行目前总的分支机构已经达到635家。
第三件事是新办公大楼的搬迁。这不仅提升了外部形象、鼓舞了员工士气， 还实现了资本的大幅增值。新办公大楼开业那天我讲到，从硬件上，这个楼的价值已经增加到了100亿。从软件上，我开玩笑说，听说有的年轻员工在原来的办公楼时找个本科对象就行了，现在条件提高了，找对象都找研究生了。虽然是个玩笑话，但也从侧面说明我们的外部形象提升了，员工的自信心增强了， 因此新办公楼的搬迁也是我行的又一件大事。毛主席讲他在三十年代受排挤的时候，鬼都不上门，现在我们这儿则是天天宾客盈门。
另外，这些年我们在干部体制特别是后备干部建设方面进行了一些有效的改革，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也进行了薪酬制度改革，鼓励薪酬向分行、向一线员工倾斜。通过上述这些方面的努力，应该说光大银行在社会上的评价已经差不多达到了中流的水平。虽然现在还不能说有多么好，但过去差不多快“淹死” 了，现在已经“上岸”了，各个方面能达到中流水平，对光大而言，这也是很不容易的。
对于光大银行的发展战略目标，我在2008年初光大银行经营班子述职的时候提出：“在改革重组上市的基础上，实现一年奋力起步，三年改变面貌，五年形成自身特色，十年勇争同业前列”。现在看前两步已经实现了。原来印象中我们的特色有投行、理财，今年又提出模式化经营、电子银行，这些都有一定的特色，要继续把老的特色做好，把新的特色做起来。我相信再用几年的时间，光大能够办出自己的特色来，第三步目标能够实现，再过几年“十年勇争同业前列”的目标也能实现。今天回头看，当初提出这个目标，应该说既不是保守的，也不是盲目、激进的，是比较客观的。当然我们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员工素质、企业文化，这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花很大的功夫进
行整体提升。但总体上集团和银行上半年的经营形势都不错，而且各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互相支撑、遥相呼应的联动态势。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要看到存在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大体上来讲， 我们还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市场地位和发展后劲。虽然我们纵向和自己比，比过去好多了，但是横向比，我们也仅仅是中流水平，弄不好还是中偏下的水平，而且发展后劲不足，资本充足率捉襟见肘，资金成本也在上升。这些问题影响了我们的发展后劲和我们的市场地位。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管理水平。我们的管理水平虽然这几年有提高、有加强，但是与一些同类银行、与监管要求相比在许多方面还有很大的不足，需要我们正视存在的差距，进一步努力提升。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一个企业的文化没有十年八年的努力是不可能形成的。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要实现“更有内涵的发展”，过去我讲了九条，后来又加了一条，就是“更有员工幸福感的发展”。这些要想真正达到没有十年功夫是不现实的，甚至可能得换一茬人才行。但是我们现在要“始于足下”，要在已经起步的基础上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第四个问题就是风险。做金融工作、做银行工作，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风险”两个字。流动性风险，我几乎每个会都讲，因为我们有这个教训。上世纪80年代那几次银行挤提，当时我还在地方当行长，教训很深刻。我希望大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还有信用风险特别是融资平台、房地产风险，随着宏观调控形势的变化，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还有财务违规风险，上次会议通报案件的时候，我就讲过“一失足成千古恨”，很可惜的。当然那是个案，但我讲， 即使性质是个案，我们也不能当个案对待，要举一反三反思我们存在的问题， 提升我们的管理水平。
总而言之，讲光大银行自身，整体上形势是不错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人努力”。
“天作对”表现在什么方面呢？这个“天”就是我们面对的外部环境，首先从经济角度讲，世界有三大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原来是金融危机，现在又加上财政危机，特别是美国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下调以及欧债危机，弄得人心惶惶，再加上全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就业压力增大，GDP负增长，所以经济方面有三大危机。
其次从社会角度看，北欧曾经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结果挪威于特岛的
一声枪响，死了那么多人，还有伦敦的骚乱、利比亚的战火、中东的动荡、南亚的爆炸等等，说明这个世界很不太平。
三是从文化角度看。欧美崇尚享乐主义、寅吃卯粮文化，又没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和财政收入，靠借债度日，所以产生了欧美债务危机。还有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等等，这些都向世界提出了文化建设的课题。
四是自然灾害。火山、地震、干旱、洪涝，总之自然灾害频发。有人说现在是信息社会，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原来信息不发达，大家不知道。是这么简单吗？我看不一定，我不懂自然科学，是不是地球也到了新的活跃期，像人一样，到了更年期？也说不好。
以上四个问题，经济、社会、文化、自然，是一个世界大格局，全世界的ZZ家应该坐下来好好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制裁和战争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今天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发了约我写的一篇稿子，是讲世界经济的“W”型走势。记得我在金融危机刚爆发时就讲了这个观点，后来有人认为是“V” 型反转，我一直认为是“W”型走势。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从2007年新世纪问题引起次贷危机开始到雷曼破产，是“W”从小写到大写，雷曼破产之后，迪拜事件、调查高盛、两房问题、欧债问题，是“W”从大写到小写。现在又出了美债问题，全世界股市大幅波动，再次表明“W”型走势。国内形势呢？根本的还是要科学发展，当前要特别注重社会矛盾，特别注重解决人的精神方面的问题。从经济角度讲，国际形势影响国内形势，当前重点一是防通胀，二是这么多外储怎么办，三是防范风险。这些那篇文章都讲了；另外，还要保增长、保就业、节能减排等等。这种大环境下，我们光大银行、光大集团怎么办？虽然人努力， 但天不帮忙、天作对，全世界股市大跌，所以我们H股的工作只能先放一放。我们过去是在宏观顺境中丧失了机遇，现在是在宏观逆境中要求生存图发展。我们目前面临的大体就是这样一种形势。
二、我们的任务
在当前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在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正好光大证券准备上市。当时我提出十六个字，“冷静观察、发展自己、保持主动、积极应对”。我想这十六个字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
“冷静观察”观察什么？观察国际国内宏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全面分析和了解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走势。如果宏观形势判断不准，就会南辕北辙，
越努力付出成本越多失误越大。
“发展自己”是关键，发展什么？
第一项是抓上市，这件事不能有丝毫松懈。H股上市我也要讲四句话“巩固基础，创造条件，捕捉机遇，择机上市”。巩固什么基础？巩固投资人的基础， 已经落实的要巩固，不能出现动摇、摇摆，同时还要扩展新的投资人，要创造一个好的条件，这样等外部环境好了，哪怕是像A股一样只有一瞬间的机遇，我们也要抓住，择机上市。
第二项是拓展业务。抓存款这件事得两个方面说，在银监会的时候我一再讲，不能盲目滥拉存款，存款贷出去都成了不良贷款，反倒是得不偿失。但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现在银行流动性压力这么大，全社会资金这么紧张，如果出现流动性问题，怎么办？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存款还得拉，要在政策法规许可的条件下想办法花大力气去拉，不拉就会出现生存困难。拉存款的同时要调整结构，包括我们的资产负债结构、客户结构等等。
第三项是防范风险。流动性风险说过了，信用风险说过了，操作风险还没说。操作风险的直接损失额不大，但是它的社会影响大，所以也不能有丝毫大意。还有其他风险也要注意。风险的问题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确保少出不出风险。
第四项是夯实基础，包括我们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员工素质、企业文化，还有班子建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等等。
冷静观察，发展自己，那么我们就能保持主动，积极应对。这个不用多说了。总之，如果我们能做到这十六个字，那么不管如何风吹浪打，我们都能胜似闲庭信步，都能将光大银行发展下去，发展得更好。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做“眼界宽、思路宽、胸襟宽”的领导干部
对领导干部“三宽”的几点认识
（2011年8月22日，根据录音整理）
中组部提出来要做“眼界宽、思路宽、胸襟宽”的领导干部，今天围绕这个主题主要讲四个问题或者说谈四点个人认识：
第一，“三宽”既是干部工作的一个永恒命题，又是一个现实命题； 第二，“三宽”既是一个工作命题，又是一个哲学命题；
第三，“三宽”既是一个对各级干部的一般性命题，又是一个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特殊性命题；
第四，“三宽”对金融系统的领导干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我想了几句话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句，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中国没有绝对干不成的事。所以，PPT选取了这幅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图片。
第二句话，能干事不是本事，不出事不是本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才是本事。刘志军挺能干事，出事了。禹作敏等改革之初很多企业家都挺能干事，结果相当部分人后来都出事了。不干事不行，出了事也不行。能干事不是本事，不出事不是本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才是本事。列宁有一句话叫“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第三句话，你对人有多真诚，人对你有多真诚；不设防是最好的防线。再坚固的防线也经不起精神力量的摧毁。这里选了一个柏林墙倒塌的图片。
第四句话，过去我也讲过，有时要“众人皆醉我半醒”。许多时候，你既不能“独醒”，你也不能“同醉”。
第五句话，哲学要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度”，要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平衡”， 所以讲哲学、讲领导艺术，就是讲“度”，就是讲“平衡”，所以PPT上画了一个天平。
第六句话，就是除了“变”是不变的以外，一切都是可变的；难到极处就是“易”。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物极必反。赫拉克利特讲过，人不能两次跳入同一条河流中，因为河水在流淌，第一次跳入的是一条河流，第二次跳入时原来的水已经流过去了。所以，人不能两次跳入同一河流中，除了变是不变的以外，一切都是可变的。
第七句话，对人“水至清则无鱼”，对己“出污泥而不染”。所以，画了幅莲花，周敦颐有个《爱莲说》，我们要“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第八句话，心胸有多宽，舞台有多大。
第九句话，一切过不去都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自己过得去什么都过得去， 自己过不去什么都过不去。“发怒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这句话我记不清是谁说的了，我读大学的时候就记得这句话。
第十句话，现在有的领域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关键是要找出一条既不“找死”又不“等死”的路来。
第十一句话，矛盾各以对方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要想自己存在就得让对方存在。你把树都砍光了，斧头也就没有把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最后一句话，坚持是定力，忍耐是境界，妥协是策略，韧劲是功夫，“三宽”是基础。PPT选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周总理。我过去给大家讲过多次了，今天不过多的重复。没有坚定的理想和超人的智慧，没有宽广的胸怀、思路、境界，在那么复杂的环境下，怎能妥善处理好各种复杂的矛盾？曼德拉过去我也给大家讲过，为了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在南非的监狱被关押了27年，大部分在罗本岛监狱。释放出来以后，在当选为第一任黑人总统的时候，在就职典礼上，除了其他国家的元首以外，特意把虐待过他的监狱长请到主席台上，并讲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仍然记住仇恨，那么我的心还在监狱”。这句征服人心的话，使曼德拉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所以，坚持是定力，忍耐是境界， 妥协是策略，韧劲是功夫，“三宽”是基础。
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我还想了很多，但是说太多了就有点跑题了。这十二句话，我想先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我觉得要做到这些，很重要的靠“三宽”，眼界宽、思路宽、心胸宽。“三宽”办法多，不能做到“三宽”那就困难多；“三宽”能解决矛盾，“三窄”你自找麻烦，你自己制造矛盾，你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大家知道我比较喜欢书法，我也曾经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做过书法讲座。我给书法下的定义是：书法是以汉文字为对象，以笔墨纸砚为工具，以书外功夫为基础，用以宣泄情绪，创造美感的艺术。那么当时我讲到这里有的同学就提问，说什么叫书外功夫？我就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拓万丈胸”，“六个万”。我说你看毛主席的长征书法作品，如果没有这“六个万”，如果没有亲身经历长征，就写不出这样的诗，也写不出这样的书法作品来。那么，如果说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拓万丈胸，这是书法的书外功夫，那么对于我们领导干部来说就是必须具备的“书内功夫”。所以领导干部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拓万丈胸。这“六万”就是“三宽”，或者说与“三宽”密不可分。
这是开场白了。
下面，第一个问题：“三宽”既是干部工作的永恒命题，又是一个紧迫的现实命题
这是从时间长度来看。不具备“三宽”成不了大事，当不好也当不了领导干部。我可以这样讲，“三宽”之间是什么关系？我觉得胸襟宽是基础，眼界宽是条件，思路宽是目的。有了这个基础，具备了这个条件，就能产生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现在提出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我对德才兼备的新解读， 胸襟宽就是德，眼界宽、思路宽就是才，只有做到“三宽”才能有境界，只有做到“三宽”才能有智慧，只有做到“三宽”你才能成功。所以我说“三宽” 是新时代的“三不朽”。我们过去讲立德、立功、立言是“三不朽”。我觉得新时代的“三不朽”就是要做到思路宽、眼界宽、胸襟宽。中组部提出这么一个命题，我觉得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我曾经写过一些散文、杂文，比如《ZZ家的器量》、《让他三尺又何妨》等等，可能你们有些同志也读过。你们看一看历史上的人物，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应该是贞观盛世，贞观盛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唐太宗起用了魏征。魏征是谁的人？是太子李建成的人。唐太宗能用魏征，应该说对贞观之治、贞观盛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长安城关押着500死囚，是不是500这个数我记不准了，就当500吧。有一次唐太宗到监狱里视察，因为那时死囚要秋后问斩，唐太宗是很宽宏的人，视察时他就产生了恻隐之心，说你们虽然犯了死罪，但是还是应当和家人团聚一下，先把你们放回去，到了秋天你们自己再回来。这500死囚回去以后，秋天自己都回来了。后来唐太宗把这些死囚统统都大赦了。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唐太宗的胸襟成就了贞观盛世。
我还讲过楚庄王的故事，春秋五霸的楚庄王。一次楚庄王打了胜仗，大宴群臣，并让他的小妾给各个将领敬酒。这个小妾敬酒时，突然一阵风把灯给吹灭了，有一个将领就有点心生不轨，摸了这个小妾一下。这个小妾也机灵，这手敬酒，另一只手就顺势把这个将领的帽盔拽了下来，跑到楚庄王面前，说有
人心生不轨，调戏小妾，我把他的帽盔拽了下来，请大王点灯查看。楚庄王就说到，罢了罢了，大家喝酒索性就喝个痛快，把帽子统统都摘掉。众将领摘掉帽盔后，楚庄王才命令点灯。我猜想，这个将领可能后来为楚庄王战死疆场了。
诸葛亮七擒孟获大家都知道，就不说了，说说曹操。官渡之战之后，士兵打扫战场时搜出很多下面的军官和袁绍私通的信件，有人说要追查。曹操把手一挥，说罢了罢了，统统烧掉，那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死活，下面人想寻条生路，可以理解。
刘邦打了天下，和韩信没事闲谈。他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你能带十万。又问韩信你能带多少兵？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说：你多多益善怎么还被我抓起来了？韩信说，大王您不是能将兵而是能将将。所以刘邦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不如张良；攻必克，战必胜我不如韩信；酬粮草，赈国家，抚百姓我不如箫何。而这三个人别人不能用，我能用， 所以我能打天下。所以我说“三宽”是干部工作的永恒命题，古往今来都是这样。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名字叫小白，他和他哥哥争夺王位。当时管仲是站在他哥哥一边的，交战中管仲一箭射中小白，有两个版本，一个说射中胸镜， 一个说射中腰带，这个今天咱也无从考证，不去管了。齐桓公小白就装死，最后获胜了。后来齐桓公仍然任用管仲做丞相，因为管仲毕竟水平了得。正是管仲的帮助，使齐国成为强国，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我过去也和大家讲过毛主席“七大”力推王明做中央委员的故事。长征路上，遵义会议实际上并没有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解决的是军事路线问题。部分解决了组织问题，就是毛主席补进中央常委。X的总书记当时叫“总负责”， 并没有调整。后来又行军了一个月，一渡赤水的时候，在云南叫花房子，贵州叫鸡鸣三省，四川叫石厢子这个三省交界的地方，周恩来和博古、张闻天、毛泽东有三次谈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三次谈话，X史上分别叫周毛谈话、周洛谈话、周博谈话。周博谈话时，周恩来和博古讲，你我都不是当一把手的料，老毛是当一把手的料。周恩来这样讲这叫什么？这叫胸襟，为的是大局，为的是X的事业和红军的事业。所以，毛主席后来才实际参与中央的领导，最后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那么“七大”的时候，我看很多回忆录里都讲， “七大”之前进行延安整风，延安整风一个是批判教条主义，一个是批判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明。批判教条主义就是批判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也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的错误。当时很多代表，对邓发的意见非常大，因为他是中央保卫局局长，在那个年代，经他手错杀了不少人。那时毛主席也是受排挤的，但毛主席讲，这不是邓发本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 要从路线上找原因。因为当时的环境就是那样，邓发也做过很多有益工作。邓发后来成为“四八”烈士之一。那么“七大”选举时，为了王明和王稼祥能选进中央委员，毛主席一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做工作，但到选举时还是没有选上。毛主席又提议会议延期两天，又一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拱手作揖去和大家讲， 过去是他们犯错误，但今天我们不选他们进中央委员会，就是我们犯错误。会议延了两天，到底把王明补进了中央委员会，王稼祥也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记得薄一波同志回忆录里讲，选举后计票时，代表都到外面唠嗑去了，毛主席却在计票箱前看计票，一直看到王明过半数了，才到外面抽烟去了。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没有一个宽广的胸襟是成不了大事的。
你再看毛主席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什么能够存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说法可以讲很多条，但是毛主席很敏锐地看到一点，当时蒋、桂、冯、阎大战，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系李宗仁之间互相打仗， 顾不上，各省的交界处成了几不管的地方。毛主席率领红军利用这个空隙建立起红色政权，这就是毛主席眼界宽的独到之处。你再看他写的《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我读过许多遍。说白了我们现在打的就是“持久战”。白崇禧把
《论持久战》归结为“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白崇禧还将这本书推荐给蒋介石，蒋介石组织国民X偷偷的学。再有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在美苏冷战时期，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也紧张，和苏联的关系也紧张，怎么办？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美苏是第一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在两者之间的是第二世界。我们要依托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这是大的战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能进联合国， 还能把台湾驱逐出去，周总理讲是黑人朋友把我们抬进去的。还有“小球带大球”的故事，这个故事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乒乓球带动地球。那个时候中美关系不像现在，那时中美关系是谈虎色变。我还记得当时1971年，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比赛前，美国有个运动员叫科恩的上错了车，上到中国运动员车上了。庄则栋还很机灵，和科恩互相交换了一些礼物，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也表达了想访问中国的愿望。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我还记得他们的团长叫斯廷霍文。由此，中
美关系打开一条缝，全世界轰动，小球带动大球，后来又实现了尼克松访华， 一直到中美关系好转，一直发展到现在，这是大战略家才能有的大思路，大手笔。
再有“一国两制”的提出，当时起草香港基本法，争来争去，扯来扯去， 汇报到邓小平那儿，邓小平一边打桥牌一边说“一国两制”嘛，我们陕甘宁边区时就是这样搞的嘛，就这么点事嘛，就解决了，大方针就这么定了，剩下的具体人员去做吧。我还记得80年代初，那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分析世界形势， 邓小平概括为一个“东西问题”，一个“南北问题”。东西问题就是以美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问题，南北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问题。这是当时世界的两大基本矛盾。邓小平从战略角度高度概括为这样两句话。【联系微信*dadawk01】
我讲这些历史，是说凡是成大事业者必须“三宽”，“三宽”是干部工作的永恒命题。
那么，现在新的形势更要求我们要具备“三宽”的境界和水平。新的形势是什么？
我概括一个是“小”，世界越来越小，现在变成地球村了。第二个是“多”，信息量多，现在是五花八门。
第三个叫“杂”，矛盾越来越复杂。经济矛盾、社会矛盾、ZZ矛盾、文化上的矛盾、自然界的矛盾，越来越复杂。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呢，现在又出来财政危机。几年前有人说金融危机走势是“V”型反转，我一直认为是“W”型走势。现在三年多过去了，仍然是负增长，就业问题仍然是困扰发达经济体的主要问题。经济问题带来社会问题。北欧那里本来是人间天堂，于特岛一声枪响，把这个天堂打碎了。伦敦骚乱、柏林骚乱，中东的战火、南亚的爆炸等等， 各国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巴以问题打到现在，美国两X在那里扯皮，ZZ矛盾没完没了。西方的债务危机是什么？是寅吃卯粮的享乐主义、过度消费文化。还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等，都反映了文化上的矛盾。再有自然矛盾，火山爆发、地震、泥石流、海啸，一会儿旱一会儿涝，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也说不清怎么回事。有人说现在信息发达，原来也是这样，只是不知道而已。现在信息方便了都知道了。是那么简单吗？是不是地球也有“更年期”或者说“活跃期”？是不是地球也到了“更年期”？总之，现在的新形势是各种矛盾交织， 错综复杂。
第四个叫“难”，工作越来越难。中国现在也是进入了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博弈阶段，矛盾也非常多，工作也非常难。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应对各种矛盾，解决各种矛盾，就要求我们胸襟更宽、眼界更宽、思路更宽。那么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的主要问题恰恰是“三不宽”。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讲到要防止克服“四个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讲得非常好。我觉得除这四个危险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信仰缺失的问题。我这是一家之言，个人看法。
咱们就讲“四个危险”，为什么出现“四个危险”？我觉得“四个危险”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不宽”。胸襟不宽则精神懈怠、消极腐败。为什么？因为心态不平衡、老想不开，老觉得组织上、别人对不住自己，所以就懈怠、腐化。眼界不宽、思路不宽则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又反过来造成眼界、思路不宽。
我们光大，我过去也讲过，我们的收入已经处在社会宝塔尖了，可我们有些干部还不知足。我刚从上海出差回来，我和韩正市长聊，他说他们是“五加二、白加黑、七一六”，“五加二”是每周五天加星期六星期天，白加黑是白天晚上连轴转，“七一六”就是一周七天每天工作十六小时。那么他们收入多少？一个月几千块钱。责任多大？上海那么多楼，一座楼着火了，就要向全市人民检讨。所以我们同他们比要知足，要心宽。
这里附带我想谈一下对干部“四化”的一个认识。因为我觉得“三宽”涉及到对“专业化”提法的认识问题。干部“四化”方针是三十年前提出来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看来“革命化”这个提法有点阶级斗争的痕迹，实际上指的就是ZZ素质，这个提法应当改变一下，当前最重要的是防止信仰危机；年轻化不能简单化、机械化；知识化应强化；专业化应区别化，不能片面化。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个人看法。
我2006年在中央X校学习时写过一篇文章，中央X校的《理论内参》给刊发了。当时我提出干部要强调三大类十二项要求：
一类是品行方面，主要有：德、政、勤、法。德指品德，包括礼义廉耻， 我们讲八荣八耻，也可以具体表述为谦虚谨慎，有自知之明，有民族气节，敢于担当，廉洁自律，诚实守信，心胸宽广这些基本的品德，这是品行方面，即德；政是指ZZ水平、ZZ立场，要同中央保持一致；勤是指敬业精神，工作态度；法是指遵守X纪国法。
二类是能力方面，我也概括为四个字叫能、识、专、绩。能指能力，主要包括：领导干部在工作方向上的把握能力，抓大事的能力，处理复杂矛盾的能力，重大问题的敏感反应能力，用人和组织领导能力，关系协调能力，班子中团结凝聚能力，当然也包括文字表述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总结归纳能力等； 识指知识，见识，既然作为领导干部领导一个方面，我认为至少应掌握七个方面的知识：文、史、哲、地（指地理。我们现在对外开放，东南西北分不清楚， 哪些是发达国家，哪些是发展中国家，各国国情怎么样，不了解能行吗？）、法（法律）、经（经济）、科（自然科学）这七个方面的知识；专是指专业水准。这要区分领导干部和专业干部。我认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懂专业，但懂就可以了，唬不了你就可以了，关键是大方向要把住；专业干部则要“精”；绩是指工作业绩，一要讲综合业绩，长远业绩，防止片面政绩。二要讲失误比率，就是失误量比工作量，不能简单讲失误绝对数，因为工作越多失误绝对数越多，所以要讲失误比率。
第三类是客观条件方面，我也讲四个字：望、资、体、构。望是指群众威望，得服众，大家认可；资是指资历、经验，这也是很需要的；体是指身体、年龄方面要有一定的要求；构是指群体结构，群体结构要合理。
我的个人看法，有些“专家”、有些民主人士当主要领导干部，出于“统战”的需要，对外形象的需要，这也可以，但如果能力不足掌实权就不妥，否则既影响工作又耽误自己。当然这些都不是个人问题，他们都是一个领域的专家，都非常受人尊重，我觉得是干部政策问题。你说医院是内科专家当院长还是外科专家当院长？你说大学是物理学家当校长还是化学家当校长？这里我觉得一把手还应是通才。管理也是专业，但我们过去有一个误区，没有把管理当专业。实际上管理是更重要的专业，是更专的专业。否则的话，主要领导干部“过专”的话，钻到过细的细节拔不出来的话，就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不能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更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专业化要有“度”， 不同岗位要有区别。现在我们有些地方过了“度”。当然我不是说不要专业化， 领导干部不懂你所管理的专业不行，但是要有一个“度”。毛主席过去讲过一句话，我们制定了我们X总的路线和政策，我们也制定了我们具体的路线和政策，但是我们的干部往往记住了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政策，而忘记了X的总的路线和政策，这样的话就容易犯方向性的错误。我小的时候这些话都能倒背如流， 现在还记得。95还是96年，中央曾作出一个关于干部建设的决定，具体题目我
记不准了，内容是干部建设问题，其中讲到一句话，“省部级领导干部首先应该是治X治国的ZZ家”。什么叫治X治国的ZZ家？我们过去讲善弈者谋势， 不善弈者谋子。治X治国的ZZ家就是要善于谋势。所以这里我附带讲一讲对干部“四化”的一个认识。我提出一个新的干部“四化”概念，也是我的一家之言，就是素质要强化，年龄合理化，知识广泛化，专业区别化。素质要强化就是要强化干部队伍的ZZ素质，特别是解决信仰危机问题；年龄合理化就是年龄要有一个梯次结构；知识广泛化就是具有广泛的知识才能适应工作；专业区别化就是一把手要通，副手、CFO、COO等要专，这样就比较合理了。这是第一个问题，“三宽”既是干部工作的永恒命题，又是一个紧迫的现实命题。
第二个问题，讲一讲“三宽”既是一个工作命题，又是一个哲学命题
这是从理论高度上来看。工作命题不用讲了。怎么是哲学命题？什么叫哲学？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哲学很难展开讲了。我原来一直想抽个时间给大家讲一讲我对哲学的体会和理解，但是实在挤不出这个空儿来。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学说。毛主席讲过，自从有阶级社会以来，一共有两门学问， 一门叫自然科学，一门叫社会科学，哲学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当然毛主席讲“自从有阶级社会以来”，这句话不大准，实际上无阶级社会也是这样。我过去多次讲过，最没用的是哲学，最有用的是哲学。哲学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学好了哲学可以帮助你解决所有问题。哲学是地基，专业是楼房。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更不能只盖楼房不打地基。否则，楼房早晚要倒塌。
所以从哲学的理论的高度来看，只有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才能做到“三宽”，否则很难做到“三宽”。我想在这里谈三点。
世界观就是人对世界总的看法，由此产生出“唯物”与“唯心”两大阵营。我们换个角度先不管两大阵营谁是谁非，事情不那么简单，我们先寻找一下两大阵营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都承认世界之“大”，唯物论者承认世界之大、宇宙之大，唯心论者不管世界是什么，也得承认世界之大。世界之大，从世界观上认识“三宽”，就要求我们眼界要宽、思路要宽、胸襟要宽，要树立“三宽”的世界观，这样才能应对世界之大，应对世界之复杂。
那么，树立“三宽”的世界观，“三宽”主要要靠后天的学习、实践和领
悟，但是这里有没有先天的因素？特别是胸襟这个问题，人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孟子讲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讲人之初，性本恶。性善性恶一直是哲学史上争论的一个焦点。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有句台词叫“生存还是死亡， 这是一个问题”。人之初，性善还是性恶，这是一个问题。人性问题哲学史上一直争论了几千年，最近有人跟我讲，人的大脑里有一个镜像神经元，决定你这个人是天生性善还是性恶，这没有完全说服我。我虽然不懂神经学，但我认为人固然有先天因素，但后天的实践更重要。但不管怎么讲，我觉得性善的人胸襟宽，性恶的人胸襟窄；眼界宽、思路宽的人胸襟宽，眼界窄、思路窄的人胸襟窄。大学问家一般胸襟都宽，很简单，晓得地球是“小小寰球”，懂得人生不过百年，有什么想不开的？当然也有例外，你像沈括，就是写《梦溪笔谈》的沈括，还给苏东坡打过小报告。培根是大哲学家，人品却不怎么样。所以也不完全一样，具体人具体分析，这也是辩证法，也是哲学。
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是应该坚持唯物论，后天第一；同时也应该承认先天的因素，先天第二，承认先天因素也是唯物论，因为先天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世界到底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康德的核心思想是不可知论。康德是世界公认的大哲学家。那么世界到底是可知还是不可知？我现在的认识是， 有限可知，无限不可知。不是讲宇宙怎么生成的吗？我归纳了一下，好像有这么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上帝造人，这不去说了。第二种是霍金讲的宇宙爆炸理论，原来宇宙就是能量无限大的一个点，后来爆炸了出来这么一个宇宙。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前几天我看《光明日报》刊登的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讲的，他认为爆炸的是其中的一个小宇宙，除此之外还有无数个宇宙，大宇宙应该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上无边无际。这是过去的传统观点，我目前认为是正确的。咱虽不懂自然科学，但我也爱琢磨，我又想会不会爆炸的是一个能量无限大的一个小星球，小星球之外有宇宙空间，宇宙爆炸就是这个能量无限的小星球的爆炸，形成无限的星系、星球和宇宙空间，无限星系、星球加宇宙空间等于整体宇宙。这些是个人遐想，可以存疑，有天体物理学家、自然科学家可以去研究。
我说这些的意思，什么有限可知无限不可知，是想从世界观上认识“三宽” 问题，一方面宇宙那么大，人类那么渺小，不要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心胸要宽； 另一方面，宇宙那么大，眼界要宽，不要只看眼前那一块，当井底之蛙；另外，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要枉为人生，思路也要宽一些，争取为人类为世界做
点贡献。
从方法论上认识“三宽”，我想谈谈方法论的几个基本“路径”。一个叫对立、运动、转化、平衡，这是一个基本路径，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对立、运动、转化、平衡，世界上一切都是对立的，对立才能平衡。对立的各方又以运动的方式存在，运动的同时就发生转化，打破平衡。转化以后，旧的平衡打破以后又会出现新的平衡。所以我曾经提出一个“零平衡”理论。国家主席地位高，ZZ地位是正十，操心度是负十，正十加负十是零。我们的社会地位还可以，是正五，操心度是负五，正五加负五也是零。退休老头一天在那里下棋打麻将，虽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社会地位是零，但操心度也是零，零加零还是零。
所以，对立、运动、转化、平衡，是一个基本的哲学路径。我与你们今天是讲与听的对立，我在这里讲，你们在听，这是对立。我讲你听，这本身又是一种互动，又是一种运动。同时我在讲的时候和你们听的时候，你们也在理解， 这就是转化。你们接受了我讲的这些观点，转化成功了，就是平衡。
金融危机也是这个道理。金融危机就是华尔街大亨同全世界的“对立”。这种对立造成危机的爆发就是运动。爆发后人们采取应对措施就是使危机转化。转化后恢复新秩序就是平衡。但我要告诉大家，这种平衡也是暂时的平衡，还会再爆发，这也就是我说的“W”型。所以，我希望我们要学会逆向思维，一切都会转化，物极必反。这是方法论上我的一个观点。
第二个路径，区别、联系、影响、互通。这条哲学路径我觉得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我和你们有区别，因为各有质的规定性，我是我、你是你。但我和你们又有联系，我们之间有工作联系、个人联系，今天坐在这里是听与讲的联系。大家知道有一个“蝴蝶效应”，南美洲一个蝴蝶翅膀一扇造成了北美洲的飓风。所以，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联系。那么我们在这里在“讲与听”的联系中又是互相影响，我的观点影响你们，你们聚精会神的听也影响我，我讲得也挺来劲。我讲你们听，是我与你们通；你们听进去并且认为有道理，是你们与我通，这就形成双向互通。所以区别、联系、影响、互通，这也是我的方法论上的一个观点。
第三个路径，彷徨、比较、辨别、清醒。这也是一条哲学路径，也是无处
不在，无时不有。人经常彷徨，有时老想不开，这就要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进行辨别，辨别好了你就清醒了。你在国内看，好像到处都是矛盾，出国一看还是中国最好，出过国的人都有这个体会。在国内看好像老百姓都对社会有怨气， 出国同海外华人一交流，除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以外，绝大多数都说中国好。我们现在进入了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阶段，所以各种矛盾比较突出，但是跳出来一看，就会看出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反过来不前进就没有这些问题， 但不前进就永远一穷二白。所以从同世界比较看，还是中国发展最快。我们也是如此，有时候和招商银行比，和搞PE的比，和什么搞证券的比，老觉得没有人家收入多。你和韩正市长比，你和地方领导比，你和下岗工人比，那你心情就好多了。就看你怎么比。彷徨、比较、辨别，辨别以后你就清醒了。
这里我想重点讲讲第二条“路径”，也就是区别、联系、影响、互通，它们和“三宽”有什么关系。
胸襟、眼界、思路，各有各的质的规定性，这是他们的区别。这三个不同的质的规定性，也可以分别理解为胸襟宽是基础，眼界宽是条件，思路宽是目的。这三个也可以说分别属于想得开、看得远、办法多。
胸襟、眼界、思路又有客观的内在联系。眼界不宽，思路也不会宽；眼界不宽、思路不宽，胸襟也不会宽，小心眼的人一般都见识短；反过来胸襟不宽， 思路也不会宽，打不开、想不通、放不下，思路怎么能宽呢？这是他们之间的联系。这种互相联系就互相影响，这种相互影响慢慢就互通，就互相促进，眼界宽促进思路宽，促进胸襟宽，胸襟宽也促进眼界宽，促进思路宽。
认识论其实方才我也说了，说到世界观就不能不涉及认识论，总体上还是坚持后天唯物论的反应论，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六万”，通过实践， 懂得“三宽”，践行“三宽”。践行“三宽”后再从理论上进一步认识“三宽”。从理论上进一步认识“三宽”后再从实践上进一步践行“三宽”，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样就其乐融融。当然我这是从理论上说说而已，在实践中很难完全做到。但尽量做到是可能的。实践证明力大服身，胸宽服心。领导干部一定要认识这个问题，通过实践也一定会认识这个问题。你看美国力大，一会儿打伊拉克，一会儿打阿富汗，但人家老百姓心里服吗？过去毛主席讲过一句话，美国每侵略一个国家，就把一个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弄得自己力不从心，焦头烂额。
所以，力大服身，胸宽服心，你看张飞、关羽力大，但得服刘备。从根本上讲，真诚、宽以待人是处理好人与人关系的最佳药方。当然现在社会道德水准下降，这已不现实了。但从根本上讲，从树立良好道德规范上讲应当是这样。不设防，是最好的防线。你对人有多真诚，人家对你有多真诚。矛盾双方各以对方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你相信人，有矛盾也能转化；你不相信人， 好朋友也生嫌隙。我想这方面大家都有体会。这好像又回到方法论上来了。这也对，本来事物就是相互联系的嘛，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也是相互联系的。
第三个问题，“三宽”既是对各级干部的一般性命题，又是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特殊性命题
这是从空间广度上来看，主要领导干部尤其要“三宽”。主要领导干部的职责不在于自己事必躬亲干了多少事务性工作。毛主席不在于自己枪法有多准， 在战场上击毙了多少敌人。主要领导干部的职责在于眼界宽把握好大方向，思路宽做好大决策，胸襟宽凝聚大多数，大多数人能按正确方向把自己的具体工作做好。“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是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在一个论坛上有人问我，我就顺着说“道”就是德、智、力之和。我今天理解，“三宽”就是道。能够做到思路宽、眼界宽、胸襟宽就是道。
如何能做到“三宽”？
第一要有境界。我上次在银监会讲课讲过英雄和圣人的区别，这里选了两个图片，一个是拿破仑，英雄；一个是华盛顿，圣人。拿破仑是英雄，不用多说了，横扫欧洲。华盛顿是圣人。怎么是圣人？英雄和圣人有什么区别？英雄可以战胜一切，但战胜不了自己，圣人能战胜自己。我凭吊过华盛顿三次，在华盛顿的弗农山庄。没有华盛顿就没有美国的独立，所以被誉为美国的“国父”。打败英国殖民者以后，公推他当皇帝，他坚决不当，当了四年总统就辞职。但是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没有他又不行，在大家一再劝说下，又当了四年，后来就坚决不当了。华盛顿的行为奠定了美国总统任期两届的规矩。回弗农山庄后， 华盛顿娶了个寡妇，领两个孩子务农去了。这就是“圣人”。甘地也是圣人， 被称为“圣雄”，他是和平主义者，为了自己的信念走遍印度，后来被不同政见者据说还是他的学生开枪打死，而临死前他最后的一句话，是要求宽恕这个学生。美国南北战争，南方指挥官是李将军，罗伯特？李，虽是败军之将，但在美国广受尊敬。为什么？我没有全面了解，但是他有一句话我感触很深，可
以说我到光大来时就一直默记着这句话。在投降书上签字时，他说：“由我来承担这羞辱的时刻，但不要侮辱我的士兵”。所以美国南北战争处理得非常好， 没有埋下仇恨的种子，不像其他战争。有时我想有境界也是一种心态，我过去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下属都知道我讲过一句话，我说我是大学校长心态，我希望你们个个都成长得比我快，提拔得比我快，将来我桃李满天下，至少走到哪都有人管饭吃。领导干部一定要有大学校长的心态，希望你的下属一个比一个成长得快，一个一个超过你，而绝不能是“武大郎心态”，“武大郎心态” 害人最后也害己。
第二得有思想。要懂得哲学转化的道理，懂得“三宽”之间的联系，这样才能促使“三宽”相互作用，越来越宽。
第三是有志向。有志向的人不拘泥于小事，能团结人干大事。没志向的人难“三宽”。毛主席指挥“三大战役”时想的是三大战役全局，他绝不在乎某连某排某个战士的射击姿势是跪着射还是站着射，他不管那个事。有大志向的人才能干大事，才能“三宽”。
第四是有悟性。有的时候你得承认还得有悟性，你得承认毛主席就是有天才，有悟性，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他能提出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苏联的实践，但是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的特色。那么多留过苏的，留过法的，能背《共产X宣言》的，能背《资本论》的，但是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毛主席能看到蒋、桂、冯、阎大战中各省之间有个几不管地带，正是共产X发展的空间， 所以他思路宽、眼界宽，建立了农村根据地。当然说他“有天才”也是实践悟出来的。在同样情况下有人能悟出来有人悟不出来，我认为能悟出来就是“天才”。
第五是有见识。见多识广，才能三宽。我一再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没见识的人很难做到“三宽”。
第六是有韧劲。要勤于思考，不勤奋不思考怎么能思路宽呢？
第七是有定力。不听小报告，不听咬耳朵，否则很难做到“三宽”。
第八是有智慧，有辨别能力，能分辨是非、利害，宽严相济，辩证对待宽严关系。胸襟宽不是一味宽，我们过去讲“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讲“团结
－批评－团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些X的优良传统许多都丢了，我觉得应该得到发扬光大。我们过去讲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把人一棍子打死；我多次讲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就
是一般不提“终身不能什么什么”。当然执行归执行，观点归观点。有的我也没有办法。但是讲“终身不能什么什么”，这不符合辩证法，人是可以变的。我觉得现在有些法律和现实有冲突。我认为有些事情激化矛盾是无智慧的表现。我觉得既要问责也要给干部撑腰。现在微博的社会影响很大，我不大懂微博， 据说现在微博粉丝最多的是姚晨，微博有时搞的各级干部一天到晚寝食不安， 疲于奔命。其实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生产力，是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出现的一个新事物。第一次产业革命标志是蒸汽机，第二次产业革命标志是电的利用，第三次产业革命是资讯业的发展，微博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认为是一种新的生产力。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微博有舆论监督的一面，也有问题的一面。我们如何适应这个新的生产力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我最近学了一句英语“Nonewsisgoodnews”，我觉得第一没找到好办法前就别没事找事，尽量低调点，少找事，少惹麻烦。第二就是正确的部分，你要虚心采纳听取。第三我觉得还得给干部作主，我不了解情况，说错了就算没说。我认为不能微博一攻击， 这个发言人就下课。那个场合下，你说怎么办？领导交办的那个口径他能改吗？ 谁都没经验，谁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你不给作主，将来谁给你干工作？所以该作主还得作主。错了的就改正，对的就坚持，该说清楚的就说清楚。人都是平等的，不能平时高人一头，微博一攻又低人一头。谁都不是完人，谁都有缺点，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说远了，总之还得有智慧，有辨别力。有智慧就是ZZ。什么叫ZZ？很多的领袖人物有很多的表述。孙中山说ZZ是多数人的事情；毛主席说ZZ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主席还有一次和胡耀邦谈话， 说什么是ZZ，ZZ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对方的人搞得少少的。实际上ZZ就是“度”，就是平衡。平衡、“度”也就是智慧。胸襟宽也是ZZ， 也是智慧；善于抓大事也是ZZ，也是智慧。我们作为主要领导干部的职责是什么？抓大事，懂全局，管本行。我们82年进行整X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 就这三句话，抓大事，懂全局，管本行。老一辈领导人讲，一把手管什么？一把手就是出主意，用干部。出主意就是管方向。你眼界不宽，就看不清方向； 胸怀不宽，就用不好干部。当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还可以再加一条， 就是协调重大关系。过去都是计划经济安排好的，对外关系不用你管，你就出主意、用干部就行了。现在市场经济了，我们还得上各个部委各个企业各个关系部门去跑，去协调重大关系。你眼界宽、思路宽、胸襟宽，就能有好的协调办法，不宽就难以协调。你们还都记得我有一幅对联“在机关昂首挺胸当公仆，
否则没有权威；到企业猫腰低头做主人，否则没有钱赚”。猫腰低头是有底气的表现，没底气的人爱装、爱端，有底气的人该猫腰低头就猫腰低头。所以有底气的人才能做到“三宽”，有底气的人才能放得下。
说到“放得下”，过去我们对宗教是比较忌讳的，实际上对宗教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认识。第一从宗教信仰角度讲，当然我们是无神论者。现在全世界70亿人，信教的人占80%，七八五十六，56亿人信教，就是说还有14亿不信教的。宗教不管它在世界观上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但是从伦理道德上讲它有一个共性就是抑恶扬善。这是从信仰角度。第二是管理角度，我们国务院有宗教事务管理局。当然这和咱们也无关。第三是研究角度，社科院有宗教研究所。我们从研究角度研究研究宗教还是可以的。研究好了让他发挥正面作用，对社会稳定还是有作用的。我这人你们也知道，每天早上四、五点就醒，醒了就爱琢磨问题。有一天我就琢磨宗教这么复杂，怎么能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表述？我们现在习惯于用复杂的语言去表述。简单的问题，一点小事论个没完，弄得谁都听不明白，好像这样学问就大了，我就想如何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复杂的问题，我就从宗教问题开始想。基督教我想了三个字，叫“心、悔、罪”。心， 我觉得人有一个既非心脏，又非大脑的“心”存在，当然这个还有待科学证明。我是认为过去古人讲心心相印的“心”，不是心脏也不是大脑。心心相印不是心脏心脏相印，也不是脑脑相印，应该有一个区别于心脏和大脑的“心”的存在。科学已经证明人有触觉、嗅觉、味觉、视觉、听觉，人还应该有第六觉： 心觉。这个心觉是什么？比如我们一些灵感、悟性、特异功能等等，大概就是属于心觉的范畴。人是不是还有第七觉、第八觉？随着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入， 我想总有弄清楚的一天。悔，基督教说人有原罪，要忏悔。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我觉得这三个字就差不多了。
道教是什么？“心、悟、道”。道是什么？道可道，非常道，说不清楚。心里清楚又说不清楚、恍恍惚惚、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不管具体能管一切的那个东西就是“道”。
儒家是什么？儒家没有宗教的组织形式，但是外国人也将其作为一种宗教。如果说儒家也是一种宗教的话，可以概括为“心、求、仁”。儒家思想核心就是“仁”，儒家入世，所以要“求”，所以“心、求、仁”。
佛家讲什么？佛家讲“心、觉、空”。佛的梵语就是觉悟的意思，觉什么？ 觉空，看透一切。这是我过去的认识。
现在我对佛教又有新认识，叫“放下”。我跟南怀瑾老先生请教过，我说我对佛家的理解是心、觉、空，他说完全正确。我说那是我过去的认识，现在我又有了新的认识，叫“放下”。放下什么？放下名、放下利、放下身、放下心、放下亲、放下仇……，他说完全正确。我说且慢，这还没有进入层次，这些“放下”一般人都能做到。现在上一个层次，叫放下佛。那么你研究佛怎么还放下佛？怎么理解呢？我说，打个比方说，发展马克思主义才符合马克思主义，所以放下佛才符合佛的本意。第二个层次叫放下“放下”，前一个放下是动词，后一个放下是名词，只有把放下“放下”，才是真放下。他说对。我说还没有完，第三个层次，我们是凡人，每天各种俗务堆在这里，放不下，得处理呀。怎么办？该拿得起时拿得起，该放得下时放得下，这叫“大放下”。我说这是我对佛家的新理解，我们从研究角度去研究研究总是可以的。他说完全正确。
所以今天说多了，拉回来，“三宽”既是一个领导干部的一般性命题，又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特殊性命题，主要领导干部要做到“三宽”就要“八有”， 最后一个是“有智慧”。
最后一个问题，践行“三宽”对金融系统领导干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是从专业深度上来看。我不敢说我是什么金融专家，但是干了30多年金融工作，有过一些系统的思考，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求是》有一期登了我的一篇叫《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文章，我提到中国经济的十个不平衡，即城乡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发展中的“三驾马车”不平衡；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平衡；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不平衡；发展总量与质量效益不平衡；当前发展与持续发展不平衡（包括体制支撑、劳动力素质支撑、管理水平支撑、科技创新支撑等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物质的发展与精神的发展不平衡。中国经济的这十个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金融的十个不平衡，即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 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这与美国情况正好相反），金融监管水平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与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地位不平衡等等。
由于中国金融的这十个不平衡，所以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要解决这些不平衡。所以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
一是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前瞻性、科学性，执行的灵活性、差别性，与其 他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配套性、互动性，既防通胀又防滞胀，既防通缩又防滞缩，既保持币值稳定又要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就业。有关货币政策问题我有另文论述。
二是完善监管体系，填补监管真空，既防监管不足，又防监管过度，增强金融市场运行的有序性、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金融风险的可控性和金融监管的透明性。有关完善监管体系问题我也有另文论述。
三是改善“二元金融”中的“薄弱单元”，特别是通过财政政策的拉动， 建立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改善农村、中西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对此我也有另文专门论述。
四是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转变金融发展方式，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与创新能力。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步推进、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原则；转变金融发展的方式要坚持“统筹兼顾（企业与社会）、集约经营、持续发展、质量第一（服务质量、资产质量、管理质量、盈利水平）” 原则；提高金融创新能力要坚持“顺我所需、积极推进、规范运作、风险可控” 原则。
五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完善中坚持“结合国情、有效 适用、区别对待（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机构）、逐步递进（处理好金融政策、规范性文件、规章、法规与法律之间的权威性与适用性关系）”原则。
六是保持外汇储备和汇率的合理性（根据经验判断现实中国外汇储备人均600美元左右为宜）；在坚持既定汇率改革方向与原则的同时，变单向浮动为一定条件下的双向浮动）。
七是大体用20-30年的时间按照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轨迹完善人民币的计价、支付、结算、储备和国际货币功能，并提高人民币的管理水平，逐 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对此也有另文论述。
八是积极推进金融外交，加大我在世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 则制定权，使其与我世界经济地位相适应。
九是开发培养不同层次金融人才，既需要培养经营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管 理型人才；既需要培养专业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综合型人才；既需要吸引境外
优秀高端专业人才，更需要培养境内人才。要以培养境内人才为主，境外人才主要起技术专家顾问作用，境内人才起领导管理决策作用；尤其要培养主要领导人才。主要领导人才不仅要懂金融，也要懂ZZ、懂经济、懂其他，成为掌控方向、驾驭全局、协调关系、处理矛盾、善于用人的行家里手。
十是加强金融文化建设。金融工作中“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 文化是根”，一切金融活动都要靠人去进行。金融文化问题我也有专文论述。 我讲这些，是想说当前世界最大的问题是金融危机，要应对金融危机，要
做到上面说的这些，金融系统的领导干部就更应该“三宽”，眼界窄、思路窄、胸襟窄是不行的。我们一方面肯定金融是技术性、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金融对外开放非常必要，我们改革开放成绩是主流，必须坚持。当前特别要解决好我们的金融发展、金融创新、金融风险方面的问题。中国的金融风险我不多讲了，我们有通货膨胀的风险、外汇储备的风险，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等不去说了；新的融资平台风险、流动性风险、股市风险等等不去说了。总之不懂专业不行，必须得懂专业。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 像陈云、毛泽民等老一代革命家，老一代经济金融专家，他们有什么学历？陈云就念了三年小学，既无多高学历，也没有多少专业背景，在商务印书馆打工的，也没留过洋，凭什么就能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破解连国民X都解决不了的通货膨胀问题？当时中央苏区也出现过通货膨胀，几下子就处理了。刚解放的时候，上海囤积居奇那么严重，外国人说共产X能打天下，共产X治不了天下，但三下两下就治理了，马上物价就平抑了，凭什么？我觉得靠的是ZZ上的坚定性，靠辩证法，靠“悟”和“勤”，在实践中掌握了经济金融规律。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懂技术，但主要领导干部更重要的是把握好“方向”，更需要“三宽”。只有既懂得专业，又能“三宽”，金融系统的领导干部才能不辱使命，才能有效应对金融危机。
我和人大的黄达老校长曾经在一次会上交流过一个观点，那还是在银监会时的事。起因是一次国务院会议研究流动性过剩问题，我有一个发言，家宝总理还给予了肯定。发言稿三千多字不长，后来我寄给了一个很权威的刊物。这个刊物说这个命题很好，但是太短了，能不能加点数学模型弄成一万字？我心想被这个刊物看上也不容易，弄吧，就编了几个数学模型，他们说很好，就发在这个刊物的第一篇，《新华文摘》还转载了。但是老实说，这一弄我自己都有点看不明白了。所以，我看见黄达校长我就说，我现在弄明白了什么叫专业，
什么叫水平。什么叫水平？把复杂问题说简单这叫水平。什么叫专业？把简单问题说复杂这叫专业。他说是这样的，现在是有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搬苏联的， 现在搬欧美的，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一个小事能写一大本书，但读后不知所云。所以我说我们的教育体制这么下去不行。当然，从专家角度可以把它论深论透论细，但是反过来讲，你得让大众接受呀。所以一定要学会复杂问题简单化， 复杂话用简单话去说，外国话用中国话去说。
当然，我个人体验，要做到“三宽”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85年在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当办公室主任，大学毕业刚两年就当办公室主任，比你资格老的胡子长的岁数大的心理上就不平衡。所以，有一天一个老同志就来找我，说他骑自行车上班把公文包丢了，属因公丢失，得给他买一个。那时候不像现在， 公文包说买就买了。那个时候不行，财经纪律非常严格，我也没有权力去给他买，但是不买又不行，他站在我这里，比我大20多岁，找事呢。没办法，我就说把我的公文包给你吧。这样他就不好意思了，这事就结了。
“三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多读书。关于读书，中央X校曾经开过一个座谈会，近平同志提出领导干部要多读书、善读书、读好书。我发言谈认识就说我的体会，说读书要处理好六个关系，就是知与行的关系、薄与厚的关系、精与通的关系、读与思的关系、学与用的关系、书与友的关系。什么是“书与友” 的关系？我朗诵了一副对联，“何必开门，明月自然来做客；无须会友，古人多少是同心”，“朋友”都在书里呢。时间关系不展开讲了，总之要多读书。另外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这样眼界才能宽。“勃朗峰之所以高大是因为你跪着，站起来吧”，这句话记不清是谁讲的了。要想做到思路宽、眼界宽还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肯动脑筋，这样思路才能宽。没有比双脚更高耸的山峰， 没有比眼界更宽广的平原，没有比胸襟更开阔的海洋，没有比思想更博大的世界。只有做到这一点，你才能先看一步，早走一步。所以在金融硬实力增强后， 我们提出提升金融软实力的问题；中国金融实现平面扩张了，我们提出金融业的立体提升问题；金融大国实现了，我们提出金融强国的问题；金融业务发展了，我们提出金融文化的问题。
我们光大银行如果说在社会上过去还有一些知名度的话，大概理财创新算是一项。最近又推行“模式化经营”，为此我和一些分行长做过一些交流。我昨天从南京回来，我还专门到苏宁去了一趟。模式化经营我也想了四句话，叫“积极倡导，因地制宜，形式多样，稳步推进”。这些事情，郭友你来斟酌。
模式化经营这个方向应该说总体是对的，但是要因地制宜，各地情况不一样， 形式可以多样，稳步推进，这些供你参考。
总之，如果说光大今天有一些变化的话，我觉得“三宽”也是一条基本经验。我们光大的文化我提了很多，包括实现更有内涵的发展，包括薪酬减上增下，干部公推等等，还有理顺外部关系，都得靠诚意。你相信人，人相信你， 你帮助人，人帮助你，你没小圈子就有大圈子。我思考了一个“领导干部人生价值表”，作为一个人也好，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也好，活这一生，最后怎么盖棺论定，我列了这么几项，一个是对国家的贡献度，你要是“三宽”，你有大圈子，大家就齐心协力干工作，就能为国家做些贡献。你要是“三窄”，搞小圈子，大家就离心离德。所以一个是正效应，一个是负效应。还有社会认可度， 大度的人大家才会认可你；还有知识获取度，眼界宽才能获取更多的知识；还有工作中的身心幸福度，心宽自己幸福指数也高；还有精力充沛度，心宽烦恼少，精力也充沛了；还有交友广泛度，胸襟宽大家才愿意和你交往；还有个人物质生活保障度，这要看怎么看？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应该说完全能够保障。当然你搞小圈子，也可能得点额外好处，但这也超过你物质生活的需要，身外之物，生带不来，死带不走，这个效应暂时地狭隘看好像是正的，其实也是负的，弄不好还整出事来；再有社会理解度，假设你工作出现一些失误的话，多数人也会表示理解；但如果你是一个“三窄”的人，大家就不同情不理解；还有历史影响度，“三宽”会给后人留下一个好的形象，“三窄”就会留下不好的形象。总之，我说来说去，就是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够做到“三宽”， 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思路宽、眼界宽、胸襟宽，像毛主席讲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也能够一起工作，一起共事。这样，我想我们的光大就会一天比一天好，就会一天比一天光大。
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你们。
西方债务危机中的十大矛盾
在2011欧亚经济论坛会上的演讲
（2011年9月24日）
西方深陷债务危机。到2010年无论是按国际公认的“债务余额/GDP60％” 的警戒线，还是“财政赤字/GDP3％”的警戒线，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比利 时、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美国、日本均已超标。特别是希腊，由于未实现既定的财政紧缩目标，债务违约风险骤升，引起金融市场动荡。9月12日，希腊一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117％，两年期收益率也接近70％，五年期信用违约互换（CDS）价格飙升937个基点，创历史新高，成为全球最贵的信用违约互换产品。数据显示，希腊政府今年前8个月的预算缺口达181 亿欧元，扩大22％，目前其现金仅够维持运行至10月。从技术上看，希腊已经“破产”。目前，意大利主权债务又被降级，进一步增加了欧债危机救援的难度。时间限制这里我不想罗列已经充斥于网络和报端的数字和事实，只想分析其已经反映和可能反映的十大矛盾。
一是超高福利与ZZ体制的矛盾。西方ZZ体制表面看核心是“三权分立”， 真功夫是竞选。竞选靠四大台柱，第一是竞选实力，包括X派实力、资金实力即广告拉票能力等；第二是自身形象，包括有无丑闻、外貌形象、亲民动作等； 第三是伶牙俐齿，要有聪明头脑和高能辩才；第四是利益许诺，不管真金白银还是空头支票，先许诺了再说。而二战以来西方普遍实行超高福利政策，养成超高福利习惯，形成超高福利文化，并且胃口越吊越高。为了选举的需要，各参选X派就不得不竞相承诺提高福利的价码。“超高福利文化”的“无限性” 与民主ZZ体制趋向的“极端性”形成尖锐矛盾，并由此产生出第二个矛盾， 即兑现竞选承诺与财政能力的矛盾。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就得提高财力；为了提高财力，就得增加税收。但是西方逐渐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化， 造成产业空心化，就产生了第三个矛盾，即经济衰退与增税的矛盾。据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欧元区GDP环比已从一季度0.8％跌到二季度0.2％，创09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作为欧元区火车头的德国仅为0.1％，法国更是原地踏步。三季度预测数比二季度还低。经济衰退增不上税，又要维持X派权利和争取连任， 就得实行赤字财政，大肆举债，这就产生第四个矛盾，即保位与欠债的矛盾。为了保位而欠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欠债越来越多，雪球越滚越大，就形
成了债务危机，就得减少赤字。“减赤”引发民众抗议、消费低迷，带来进一步的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反过来又导致税收下降、赤字增加，这就出现第五个矛盾，即克服债务危机与经济衰退加剧和社会动乱的矛盾。现在示威游行和骚乱已经此伏彼起。高债务问题自身解决不了，就要向其他国家求救，这就产生第六个矛盾，即德国等国的救助意愿与救助代价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德国人岂能替希腊人埋单？默克尔是想救欧元的，但她面临着要欧元还是要选票的问题，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也是德法等国口惠而实不至的原因。德国解决不了，欧洲央行能否帮助解决？英美等国由于是自主货币国家，还可通过债务货币化（变相赖债）来解燃眉之急，比如推出新的量化宽松政策，政府向央行发债偿还到期债务。这样一方面把通胀祸水引向新兴经济体，一方面若干年后央行再公布免除政府债务，或者干脆再掩饰一下，加长导火索，发它个百年长债，后人埋单。这样做，美联储可以，但欧洲央行难。首先德国的议会就难通过。即使欧洲央行有意这样做，欧元区债务国又何止“欧猪五国”？就可能出现各高债国争抢“货币化额度”的乱局，这就是第七个矛盾，欧洲央行体制与债务货币化解决方式的矛盾。同时，目前不仅是西方高债国的融资需求高峰， 也是西方银行体系的融资需求高峰，西方银行体系的融资需求与其总负债的比率大多达30－40％，这就产生第八个矛盾，高债国政府融资需求与银行融资需求的矛盾。上述种种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只好债务展期。债务展期产生第九个矛盾，长痛与短痛的矛盾。短痛可以让高债国破产（当然破产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需要另行研究），长痛是否就能解决问题？说不定会经历更多的剧痛，最后使更多的高债国破产。长痛短痛都不行，可否欧元区再前进一步成立“欧罗巴国”？欧元是欧元区货币体制的象征，“欧罗巴国”是欧元区财政体制的象征，这个设想可行么？这就出现第十个矛盾，欧元区货币体制与财政体制的矛盾。不用说无人强扭，强扭的瓜也不甜，德国人不干，我为什么替希腊人埋单？ 希腊人也不干，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小国之君也比大国小民风光……
上述十大矛盾的第一推动力仍是西方超高福利和ZZ体制的矛盾。如果西方不解决ZZ体制上的“极端民主化”和文化上的“超高福利主义”，十大矛盾难以解决，暂时解决也是饮鸩止渴。专制集权迟早被人民推翻，而“极端民主化”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我曾经在雷曼倒台时讲过金融危机W型大写到小写走势的观点。今天回过头看，08年金融危机是“心梗”，心梗的特点是死得快， 但服了硝酸甘油救助也快，各国立即联手救助等于服了硝酸甘油。硝酸甘油等
于急救，但要时时备用，治标不治本。而目前的债务危机是癌症。癌症的特点是死得相对慢（相对心梗而言），但救治也慢，如未扩散，可以开刀动手术； 如已扩散而扩散范围、程度有限，可以多次开刀，同时施以中医疗法，这样或许有救（有的癌症病人还真就康复了）。如此说来，债务危机通过手术的办法割去毒瘤，再用中医的办法逐步解决“ZZ体制的极端民主化”和“文化的超高福利主义”悖论，或许也可有救？那么雷曼倒台是W型的大写，之后并未如一些人讲的V型反转，连续出现的迪拜、高盛、两房等是W型大写后的小写，这次债务危机写得有点大了，但目前看还没有雷曼大。如按手术加中医疗法，可能也是一次“相对大”的小写？否则则难说。诸方家可以拭目以待。
“六难”与“六瞒” 中小银行的困境与发展
在全国地方金融十五次论坛上的演讲
（2011年9月25日）
陆游、唐婉《钗头凤》词最后句是“难、难、难”，“瞒、瞒、瞒”。他们是“三难”、“三瞒”，中小银行是“六难”、“六瞒”。
一、中小银行的“六难”
一是存款难。由于成立时间短，机构网点少，中小银行吸存能力明显弱于大型银行。去年2月份以来，连续20个月负利率，更加剧了中小银行的“存款难”； 今年，一些中小银行存款甚至出现负增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中小银行现在是为拉存款而“消得人憔悴”。
二是存贷比难。中小银行的存贷比长期高于大型银行，近年季末存贷比普遍高于70%，逼近监管红线（“冲时点”更是掩盖了日常数据）。存款的不稳定性更加大了中小银行存贷比控制的难度。
三是流动性难。2010年以来，由于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中小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9.5%，加之“三高”即存贷比高、保证金存款占比高、中长期贷款占比高，导致中小银行缺乏机动头寸，资金链越来越紧。今年9月5日起，由于保证金存款纳入准备金上缴基数，对中小银行更是雪上加霜。
四是资本补充难。长期以来，中小银行主要依赖资产扩张带动负债和各项业务的发展。与大型银行相比，中小银行对资本金的依赖程度更高。随着监管要求的不断提升，资本补充正在成为中小银行发展的“紧箍咒”。
五是风险管控难。中小银行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表现为中小企业客户占比高，客户稳定性差，信息渠道少，行政干预多，这使其更容易受到宏观、地区和行业经济波动的影响。如果经济下行，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风险将对中小银行形成更大压力。
六是效益提升难。多数中小银行存在“两高两低”问题，即零售客户占比低、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低，成本收入比高、融资成本高，造成规模经济不明显， 制约了中小银行整体效益的提升。
二、中小银行的“六瞒”—为生存徘徊于违规边缘
一瞒存款大战。负利率效应以及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上调加剧了中小银行对存款市场的争夺。监管机构虽三令五申，但仍有不少银行为了生存只能以拉存
款为第一要务，存款大战或明或暗，时隐时现，“犹抱琵琶半遮面”，诸如高成本揽存、“手拉手”贷款、违规积分奖励，以及对“资源型人才”的“挖墙角”等等。中小银行也有难言之隐，既生之，需活之，为了不饿死，只能这样办。
二瞒理财乱象。银行理财对于丰富产品与服务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当前流动性日益趋紧的环境下，理财很大程度上已成为银行揽存和满足存贷比考核的工具，超高利率、超短期限的理财产品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人为制造的“一日存款”怪像。现在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个别银行为了“血拼”，甚至收益“倒挂”。理财正脱离“代客”属性，而日趋成为“自营” 业务。相当多的理财产品在规模、期限、利率上与标的物不相匹配，这无疑将进一步加大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三瞒信贷腾挪。就是将本应在信贷科目反映的资产移出，通过“技术处理” 满足存贷比监管要求，或者利用监管“盲点”和监管滞后，将信贷资产在金融机构之间腾挪，以“躲猫猫”游戏逃避监管，制造“影子银行”。还有不少银行将信贷产品包装成理财产品，再以投资名义直接持有，理财俨然成为银行的“第二信贷”。
四瞒时点规模。为保留月末、季末存款规模，一些银行违反结算规定，对大额资金汇划采取压票、退票、延迟付款等手段。更有个别银行在6月30日宣称网银系统故障，停止划转资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五瞒费用激励。在流动性重压之下，各家银行竞相提高费用标准，加大存款考核力度。存款大战、理财大战等各类极端现象的背后，反映了中小银行生存环境的困顿以及内部日渐扭曲的费用和激励政策方面的问题，容易造成假交易、假发票、违规套现等财务合规风险。
六瞒真实数据。有的银行在利润、资本和拨备之间玩数字游戏，公款私存， 信贷收益中间化，以规避监管和应对市场压力。
三、六点建议
一是高度重视中小银行的发展。中小银行发展到今天实属不易，是金融体 制改革的结果，凝聚了监管当局、各级政府、大小股东以及经营者和员工的心血。中小银行就是银行业的中小企业，要从国家金融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二是明确中小银行发展的战略定位。中小银行发展很不平衡。对好银行要
适度发展，对中等银行要以巩固为主，对差银行要适当退出。总体发展方向上应以中小城市、城镇、农村和西部为主。
三是实施更具差别化的监管政策。要充分考虑到中小银行的特殊情况，在 政策上适当“松绑”，加大对中小银行的扶持力度，注重政策操作层面的精细 化和差异化。建议在资本充足率、存贷比、存款准备金率、金融债融资、以及 金融创新等方面给予中小银行更大支持，避免“一刀切”政策产生负面效应。 四是提升中小银行差异化服务能力。“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
条件”。中小银行要改变困境根本还要靠自己，关键是加快转轨转型步伐，着力提升差异化服务创新能力，在有选择的领域确立竞争优势。“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中小银行一定要清醒认识到这个问题。
五是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个人再努力没有好的环境也不行，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是中小银行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应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针对性， 注重政策微调，尽快改变当前的负利率状况。
六是注重中小银行数量与市场的平衡。经济学应明确三个理论，一是“五 僧十钵”理论，这样将养懒人；二是“十僧五钵”理论，这样将出现恶性无序竞争；三是“十僧九钵”理论，这样大概可以良性有序竞争。
以上姑妄言之，信不信由你。
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
在中组部“三宽”（眼界宽 思路宽 胸襟宽）讲坛上的演讲
（2011年10月14日，根据录音整理）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共同讨论一下《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问题。先声明 一下，今天讲的都是个人观点，一家之言，特别是中组部要求我来讲，推了几 次推不掉，我现在远离决策中心，对形势的看法可能是见仁见智，因为是内部 讨论，我只能讲我认为的“真话”，不一定准确，不妥的地方可以批评指正。 现在世界公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最好的，中国的金融业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 存在一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我是从人民银行、银监会出来的，深知谁干都 不容易，现在干得是最好的了，只是发展中不可能不出问题，让我干还干不到 这样。这是我讲的后面所有问题的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谈点个人看法。 “十·一”期间我理了一下，我觉得当前全球最受关注的有十大问题。第
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第二就是ZZ乱局，老的像巴以问题、伊拉克、阿富汗、朝核、伊核，新的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前两天又有伊朗刺杀美国大使，奥巴马要报复，可能又要轮到伊朗； 第三就是多国社会骚乱，从雅典到伦敦、柏林，最近占领华尔街，已经“占领” 50多个城市了，计划占领1000个，从明天开始可能还要蔓延到几十个国家；第四是自然灾害频发，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洪水泛滥、台风肆虐等这些问题， 我开玩笑说，是不是地球也有更年期，到更年期了？怎么现在自然灾害这么严重？第五是恐怖主义猖獗，从基地组织、索马里海盗、中东南亚的自杀爆炸一直到欧美到挪威的于特岛，最近我们有13个船员在湄公河上又被害；第六是民族宗教冲突加剧，特别是伊斯兰同基督教的矛盾；第七是环境气候问题严峻， 到底气侯是变冷还是变暖，莫衷一是；第八是贫困人口与教育问题严重；第九个问题是南海问题复杂化，菲律宾、越南，菲律宾后面是日本，越南后面是印度，菲律宾、越南、日本、印度后面又是美国，制造麻烦，想把水搅浑；最后一个我觉得是科学与宇宙之迷，现在什么克隆人、超光速、暗物质、外星人、飞碟、宇宙爆炸，2012等等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不仅关系到整个人类， 还关系到地球的命运问题，而且很多既是科技，又涉伦理道德问题，比如克隆人问题。所以十·一我梳理了一下，觉得当前全球最关心的有这么十大问题，
这是我的一家之言。
十大问题中，金融危机无疑最引人关注，同时又是引发社会动乱等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
金融危机现在可以说是谈虎色变，其实也不用谈虎色变。金融危机不是今天才有，国外有，中国也有，历朝历代都有。1929年大萧条之前的比较典型的欧美危机有17世纪30年代荷兰的“郁金香泡沫”，那时候一支郁金香能炒到20 头奶牛的价，和我们当年炒君子兰差不多；18世纪初英国的“南海泡沫”；18 世纪20年代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那次危机催生了现在的美联储。
中国历史上的金融危机，最早的是北宋交子贬值，是世界最早的纸币，从宋神宗到宋徽宗，为了打仗，财力不足就滥发交子，造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金融危机。解放战争期间国民X政府统治时期就更不用说了，金圆券、银圆券泛滥。因此，现在的金融危机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问题是现在的世界金融危机不仅停留在金融领域，而且产生了“外溢效应”， 形成世界环环相扣的三个“百慕大三角”。什么叫“百慕大三角”？就是在加勒比海北边，百慕大群岛到佛罗里达到巴哈马群岛这片三角形海域，叫“魔鬼三角”、“百慕大三角”，因为经常有飞机轮船行驶到那个区域罗盘就失灵，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也说不清楚，有人说是磁场，有人说是地球黑洞，说不清。我借用过来，现在世界环环相扣形成了三个“百慕大三角”。
第一个就是“金融三角”，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由于消费者不愿意借贷或者不具备贷款条件，银行业不愿意贷，宽松的货币不但起不到作用，还流到新兴经济体推高通胀。新兴经济体只好实行紧缩政策，这样又使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放慢，对美国也不利。所以刺激经济没刺激成，反倒弄出个通胀和滞胀。央行本来是防通胀的，现在却制造了通胀。美国搬起石头既砸了别人的脚，又砸了自己的脚。美联储、银行和消费者形成一个通胀、滞胀的“金融百慕大三角”。
当年银行出问题，财政通过发债救银行，寄希望于银行救经济、救企业以增加税收。但现在经济没有复苏、收不上税，反而造成债务危机。08年，那个时候讨论危机问题，我当时提出来布什是“抱薪救火”，弄不好财政得搭进去。现在果真财政、金融、经济形成了又一个“经济百慕大三角”。
收不上税只好提高债务上限，这又需要国会通过，X派利益从中掣肘，产
生ZZ危机；另一方面消减赤字，必须降低福利，又引起抗议骚乱，产生社会危机。所以经济、ZZ、社会这三个危机又形成一个“综合百慕大三角”。
这三个“三角”的根源还是金融危机。
所以我今天想讲四个问题：第一是危机的生成与演变；第二是历史的回顾与前瞻；第三是金融危机后的世界新格局；第四是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我想先讲十句话，希望能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
第一句，一个只懂经济的经济学家不是一流的经济学家，这是哈耶克讲的； 第二句，局部正确有时会导致整体错误，这是萨缪尔森讲的。现在有一个怪现象，你说哈耶克讲的，萨缪尔森讲的，大家就说你有水平，你说是马克思讲的， 大家就嘲笑你，这个不正常，我觉得应该引起重视；第三句，在ZZ家的商店里，最怕望远镜滞销；第四句，倘若画人首先应该画眼睛，头发画得再像也没有意义，这是鲁迅讲的；第五句，把复杂问题说简单叫“水平”，把简单问题说复杂人家都听不明白，这叫“学术”，我就不说这是谁讲的了；第六句，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这是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长康纳利讲的；第七句，上帝让他灭亡，就让他先疯狂，这是《圣经》讲的；第八句，现在世界经济唯一能说得清的就是“说不清”；第九句，除了“变”是不变的以外，一切都是可变的；第十句，和平是两次战争的间隙，这是尼采的话。
第一个问题，危机的生成与演变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这个演变过程我们简单回放一下，一共有五道冲击波。2007年4月份的新世纪公司破产是次贷危机的第一道冲击波；2007年年底到2008年年初花旗、美林、瑞银等大机构出现巨额亏损这是第二波；贝尔斯登破产是第三波；“两房”是第四道冲击波；雷曼兄弟是第五波。到雷曼破产，次贷危机就正式转化为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彰显了美国精英的腐败与无能。现在不是讲问责制吗？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觉得对这三个人，要实行问责制：
第一个是保尔森。市场对保尔森颇多微词，他来自高盛，要保高盛；同雷曼有过节，就踹雷曼一脚；他的指导思想是极端市场主义，几百亿不拿，最后全球信心大跌损失几十万亿。
第二个就是布什。这个人就是无能，束手无策，放任保尔森，是典型的“傲慢与偏见”，是一味逞强的纨绔子弟，是最无能的ZZ家。美国这么“好”的体制怎么能选出这样的总统？亏他老爹还当过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小时候
还在中国呆过。一上台就是南海撞机，蛮横逞强。要不是之后“9.11”事件需要联中反恐，说不定还会闹出什么事来。小布什应该问责。
第三个就是格林斯潘，他是极端不负责任。现在世界经济金融界能称得上“老”的大概不多，好像仅此一人，大家称之为“格老”。以他的特殊身份讲“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有点危言耸听。当然金融危机是很严重，但应对好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和大萧条比也不完全一样，比大萧条还是轻得多。以他这个身份更不能这样讲。好像一个老大夫告诉一个癌症病人，本来这个病人还有救，他说你不行了，可能明天就死，这个人一下心理崩溃，第二天可能真的就死了。
所以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信心危机，表面上这个危机，那个危机，根本上还是信心危机。布什、保尔森用行动把全球信心打垮了，格林斯潘用语言把全球信心打垮了。所以，现在在债务危机面前，又到了考验西方ZZ家和金融家的时候了。
08年金融危机以后，当时有不同观点，有的说是V型反转，有的说是L型， 经济不行了。当时在上海陆家嘴有一个论坛，层次还是很高的。在这个论坛上， 我提出了一个观点，世界经济将是W型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三年多过去了， 现在应该说验证了这么一个过程。雷曼之后，迪拜的问题、高盛的问题、两房的问题、债务危机的问题，验证了世界经济W型的走势。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容易判断。就像哈耶克讲的，只懂经济的经济学家不是一流的经济学家，需要懂点哲学。事物都是波浪式前进的，不可能一个早晨就好，也不可能永远坏下去， 所以“不是一流的经济学家”自然看不清这个趋势。
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有多大？全球股市蒸发了30万亿美元，不动产损失30 万亿美元，二者相加等于全球一年的GDP；道琼斯指数由07年1.42万点跌到09年的6800点；美国失业率接近10％，到现在还是这个程度；全球GDP大幅下滑。【联系*微信dadawk01】
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十个行业，我理了一下，第一是金融业。无论是银行、证券、保险，特别是投行，都没能幸免；二是房地产业。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我总结了一条，你们今后买房要买“鸡立鹤群”的房子，不要买“鹤立鸡群”的房子。鸡立鹤群到时候就跟着涨价，鹤立鸡群你就先下跌；三是高档消费品行业；四是建筑业；五是制造业；六是能源业；七是旅游业；八是交通运输业；九是娱乐博彩业；十是医疗保健业。
没受金融危机冲击甚至上升的十个行业，一是律师行业，因为官司大量增
加，都打官司，所以律师行业火起来了；二是典当行业，都要变卖资产；三是 心理咨询行业，人们精神上不堪重负，所以心理咨询行业火了；四是新闻传媒 资讯业，因为吸引眼球的事越来越多；五是警察保安行业，社会矛盾突出，减 谁不能减警察；六是快餐行业，都上不起高档饭店了，就得吃快餐；七是黑社 会，在有的国家黑社会已经成为有组织的行业了，你到意大利南部去看看，基 本上是半个政府了；八是公共管理行业，公务员日益抢手。但西方现在债务危 机，公务员也往下减；九是殡葬行业，因为自杀的多，精神抑郁的多，死人也 多；十是军工行业，由于世界矛盾加剧，局部战争不断，所以军工不受影响。 现在金融危机又发展为债务危机，什么叫债务危机？世界公认有两个警戒
线，“债务余额/GDP不能超过60％”，“财政赤字/GDP不能超过3％”，超过这两个指标就可以说债务危机了。现在就是许多国家越过了这两大警戒线，这些国家有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 加拿大、美国、日本等等。所以说西方已深陷债务危机。
现在各种数据、各种分析眼花缭乱，信息爆炸，透过现象看本质，我觉得西方债务危机本质上反映出十大矛盾。前两天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光明日报登了我的文章《债务危机中的十大矛盾》。这十大矛盾，一是超高福利与ZZ体制的矛盾。西方ZZ体制表面看核心是“三权分立”，真功夫是竞选。竞选靠四大功夫，第一是竞选实力，包括X派实力、资金实力，也就是广告拉票能力； 第二是自身形象，包括有没有丑闻、外貌形象、亲民动作等；第三是伶牙俐齿， 要有聪明头脑和高能辩才；第四是利益许诺，不管有没有真金白银，还是空头支票，先许诺了再说。二战以来西方普遍实行超高福利政策，养成超高福利文化，形成超高福利习惯，并且胃口越吊越高。为了选举的需要，各参选X派就不得不竞相承诺提高福利的价码。那么“超高福利文化”的“无限性”和民主ZZ体制趋向的“极端性”形成尖锐矛盾。
由此导出第二个矛盾，就是兑现竞选承诺与财政能力的矛盾。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就得提高财力；为了提高财力，就得增加税收。但是西方逐渐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化，造成产业空心化收不上税。它的本质还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因为私人企业要盈利，产业必然向劳动力便宜的新兴经济体转移，这就造成本国产业空心化和失业。
这样就产生第三个矛盾，经济衰退与增税的矛盾。经济衰退增不上税，又要维持X派权利和争取连任，就得实行赤字财政，大肆举债。
这就产生第四个矛盾，即保位与欠债的矛盾。为了保位而欠债，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雪球越滚越大，欠债越来越多，形成了债务危机。形成债务危机就得减少赤字。减少赤字就会引发民众抗议、消费低迷，带来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反过来又导致税收下降、赤字增加。
这就出现第五个矛盾，克服债务危机与社会动乱的矛盾。高债务问题自身解决不了，就要向其他国家求救。
这又产生第六个矛盾，德国等国的救助意愿与救助代价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德国人怎么能替希腊人埋单？最新的调查显示76%的人反对救希腊，默克尔不是一个X执政，叫执政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民X三个X联合执政，那两个X已明确反对，因此，默克尔面临着要欧元还是要选票的问题。这也是德法等国口惠而实不至的原因，实际上也是国家意志和全民意志的一个矛盾。救助希腊可以加固德国在欧盟的老大地位，但为了这个救助计划，德国人每个人需要拿2万5千欧元。
德国解决不了，欧洲央行能否帮助解决？轮到欧洲央行就产生了第七个矛盾，欧洲央行体制与债务货币化解决方式的矛盾。让欧洲央行解决就需要搞债务货币化。这个英国可以、美国可以，他们都是自主货币国家，说白了，可以通过变相赖债来解自己的燃眉之急。比如美联储推出QE3，政府向央行发债偿还到期债务。这样一方面把通胀的祸水引向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若干年后央行可以公布免除政府债务，或者干脆再掩饰一下，拉长导火索，发它个百年长债，后人埋单。美国和英国可以做到，欧洲央行就不行，首先德国的议会就难通过，即使欧洲央行有意这么做，欧元区债务国又不止是一个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越来越多，所以这么做就可能出现各个高债国争抢货币化额度这个乱局。
同时由于目前不仅是西方高债国的融资需求高峰，也是西方银行体系的融资需求高峰，都差钱，不像我们这里不差钱。西方银行体系的融资需求和它总负债的比率基本上是30－40％，差这么多钱，这又产生第八个矛盾，高债国政府融资需求与银行融资需求的矛盾。
上述种种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只好债务展期。债务展期又产生第九个矛盾， 就是长痛与短痛的矛盾。短痛比如可以让高债国破产。当然破产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需要另行研究。长痛是否就能解决问题？说不定会经历更多的剧痛， 最后使更多的高债国破产。
那么长痛短痛都不行，能不能欧元区再前进一步成立“欧罗巴国”？欧元是欧元区货币体制的象征，“欧罗巴国”是欧元区财政体制的象征，这个设想可行吗？这就出现第十个矛盾，欧元区货币体制与财政体制的矛盾，欧元区货币体制的统一性和财政体制差异性的矛盾。不用说无人强扭，强扭的瓜也不甜， 德国人不干，我为什么替希腊人埋单？希腊人也不干，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当小国之君也比大国小民风光。希腊我去过，凭我感觉，我概括希腊四个字： 懒、空、深、美，不能说都不好。懒，人懒；空，产业空心化，除了榨橄榄油、旅游，没有什么产业；深，历史积淀深；美，爱琴海风光确实美。
懒到什么程度？国家都快破产了，七八月到雅典看，全民都休假去了。有钱的到海边，没钱的到乡村。休假回来再游行再示威。不但人懒，狗都懒，狗躺在街道上踢一脚动都不动。希腊历史上有个哲学流派叫犬儒学派，代表人物叫第欧根尼，他主张回归自然，他的生活方式就是睡在木桶里，靠讨饭，像狗一样生活，所以称之为犬儒主义。亚历山大去看他，问他需不需要什么帮助？ 他回答说：“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希腊没有什么产业，靠借债来生活，就这么一个国家。
上述十大矛盾的第一推动力仍是西方超高福利主义和ZZ体制的矛盾，根子还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如果西方不解决ZZ体制上的“极端民主化”和文化上的“超高福利主义”，这十大矛盾可以说无解， 暂时解决也是饮鸩止渴。专制集权迟早要被人民推翻，而“极端民主化”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西方债务危机走势我昨天思考了一下，根据有限的资料我判断有四个选项。一个叫“判处死刑”，将希腊开除出欧元区；第二叫“缓期执行”，各退半步， 希腊做点姿态，减少点赤字，其他国家也援助点，让这两天先过去；第三是“携款潜逃”，德国法国拜拜了，我和你扯不起了，欧元区解体吧；第四是“继续作案”，搞量化宽松，祸及全球。好像没有别的什么招，只有这四种选项。这四种选项都很难，我估计第二种“缓期执行”的可能性大一点。这些都是迄今为止根据已有的信息做出的判断，至于过几天欧盟还要开会研究，等研究出结果来还可再做新的分析。
这里有一个“国家破产”的概念，很多人不理解，国家怎么破产？这是一个虚拟概念，是200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来的，是和企业类比的说法。他有四个条件，第一出现了大量的财政赤字、外贸赤字；第二出现大量外债；第
三这个国家没有偿还外债的能力；第四没有改善国内经济状况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说这个国家要破产了。实际上国家不可能像企业一样破产。目前全球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总数基本上可能达到了28个，而且都不是一般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60％，你说这些“国家”怎么破产？但政府要承担责任。
这里还有一个我们救不救欧元的问题。我主张不救，起码不直接救，救也要高价条件交换，比如说IMF担保，然后你得承认我们市场经济地位。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不是一个空的概念，涉及到外贸税收的高低问题。所以不直接救，要提高价条件。为什么呢？第一，债务危机的前景不明朗，目前看无解。第二， 窟窿究竟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可能是无底洞。第三，关键问题是欧盟都到这一步了，还打压中国，对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不承认。实际上他不承认，再过三四年，到2016年我们自然就是了。现在加入WTO是“准加入”，还有一些国家没有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就差这几年。欧盟到这个时候了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还是打压，你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第四，我觉得救他也没道理，是穷人救富人。我们现在人均收入4000美元，希腊人均收入2万美元，穷人救富人也说不过去。第五，他们自己有能力救，他真不行的时候，德国、法国有能力， 欧洲银行的黄金储备比我们多得多。所以我主张不救，即便救也得有条件，而且也是间接的救。这也是迄今为止根据已有的信息我的个人看法，至于过些天欧盟开会如果真的能拿出解决办法，走一步看一步，到时再说。
最近债务危机又有进一步发展。有四个新动向：第一，国家主权债务降级进一步加大。原来是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现在是美国、日本、塞浦路斯、斯洛文尼亚、摩洛哥等，越来越多。第二，银行降级愈演愈烈。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公司已将美国、英国、法国等6个国家的大银行包括花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也就是英国最大的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等60多家银行评级下调，德克夏银行面临重组，等于是新的雷曼，弄不好还会产生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欧洲银行股最近普遍跌幅超过30％。第三，社会动荡加剧。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英国、荷兰等西欧国家罢工游行此起彼伏， 美国“占领华尔街”，现在不但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占领纽约，占领波士顿，占领芝加哥，占领洛杉矶，占领旧金山，占领丹佛，已经占领50多个了， 还包围大款，包围银行。组织者说要占领一千个城市。而且不仅美国出现这个问题，现在澳大利亚、英国，一共有20多个国家响应，据说可能是明天开始，
还有西班牙、印度、智利、以色列等共有四大洲的80多个国家参与。西方世界过去搞颜色革命，现在染到自己身上了，“阿拉伯之春”现在变成“欧美之秋” 了。第四，转移矛盾。为了摆脱困境和自己ZZ利益的需要开始转移矛盾，特别是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美国会参议院于10月3日通过预案，前天又通过正式法案，实际上这是ZZ需要、选举需要。客观说，这不是两X选举，而是一部分参议员（两X都有）连选的需要。但众议院可能通不过。美国的体制是参议院通过了众议院还得通过，总统也得通过，总统不批准也无效。如果总统不通过，两院还可以2/3表决来否决总统。这些说好听点是制约，说不好听点是扯皮。这是“十？一”之后的几个新动向。
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属于经济危机，现在从经济危机又发展到综合危机。经济、社会、ZZ、自然四大问题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平行四边形的灵活性预示着世界很不稳定。应该说人类是自己在和自己过不去，自然灾害已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主要矛盾，人类还不理智，因此，要防止转移矛盾甚至发生战争。尼采讲“和平是两次战争的间隙”。9.18某种意义上源于日本关东大地震，二战则源于西方大萧条。二战后转移矛盾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有核国家还没开打，有核国家搞冷战。所以要吸取张伯伦的教训，也就是二战时期参加慕尼黑会议纵容希特勒、搞绥靖主义的那个英国首相，由于他的政策导致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欧美的大国领导人已经不是ZZ家， 都是政客，没有认识到人类和自然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
康德哲学的核心是二元论、不可知论。我认为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有限的， 或者说有限可知无限不可知。比如说宇宙，这个宇宙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原来说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时间上无始无终，空间上无边无际。后来霍金说是能量无穷大的一个点爆炸产生宇宙，我也琢磨不透。不管怎么说，如果是爆炸， 星球就越来越远，将来地球上就越来越冷，那么人类如何生存？再有人类是怎么出现的？原来有个达尔文的进化论，现在又说是有个冰河期，冰河期之前就有人类，我们的《易经》就是冰河期前的人类发明的。包括金字塔也说是冰河期前的人类建的，还有说外星人建的，也说不清楚。但我觉得人的潜能还没有完全挖掘出来。现在公认人有听觉、视觉、嗅觉、触觉、味觉，我觉得还有第六觉就是心觉，就是灵感、悟性，特异功能。人和人不一样，过去讲心心相印， 这个心不是心脏，也不是大脑，不是心脏和心脏相印，也不是脑脑相印，应该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大脑和心脏的“心”的存在。另外还可能有第七觉、第八觉，
这个问题今天不过多的讲了。
前两天出来一个超光速，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是每秒30万公里，是极速，没有超过这个速度的了。爱因斯坦的公式是E＝mc2，E是能量，M是质量，C 是速度。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光速是极速，若以光速运动，时间就可以停滞， 人就可以长生不老。超光速是什么意思呢？时间还可以倒流，人不但可以长生不老，还可以返老还童。
另外，像飞碟是怎么回事？恐龙是如何灭绝的？暗物质，暗能量，黑洞， 反人，都是怎么回事？霍金有本书叫《时间简史》，他提出有人就有反人，有一个我存在，另外还有一个同样的我存在，那是我的反人。如果两个人碰到一起马上就灰飞烟灭。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有正就有负，但事实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楚。
百慕大三角我说过了，还有尼斯湖怪兽，有人澄清是造假，但喀纳斯、长白山、贝加尔湖怪兽，神农架野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讲到金字塔，那么大的石头严丝合缝，而且起到日晷作用能计算时间，现在的人都建不了，几千年前是怎么建起来的？不光是金字塔，还有英国的巨石阵，秘鲁的马丘比丘， 纳斯卡巨画，这些都是怎么回事？还有个大西洲，不知你们知不知道，现在世界上有七大洲，柏拉图的记载里还有一个大西洲，在西班牙西边的大西洋里， 很大的岛被地震震没了。还有通古斯大爆炸，1908年在西伯利亚发生过一次类似原子弹的大爆炸。原子弹我们知道美国在1945年研究出三颗，一颗做实验了， 两颗给日本了，通古斯大爆炸类似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是怎么回事，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我说这些问题，是想说明现在人和自然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经济矛盾、社会矛盾、ZZ矛盾加上自然矛盾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预示着世界很不稳定，如果自然灾害一拉动，这个世界就很危险，现在我们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应该有点忧患意识。
我没有能力从自然科学角度研究，但我将来退休了愿意从哲学角度来考虑考虑上述这些问题。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世界物理学大会，美国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一个新发现的基本粒子命名为毛粒子，我们那时候信息闭塞，当时不知道这个消息，后来才知道。为什么命名为毛粒子？因为毛主席有一次和钱三强、周培源闲谈，他问钱三强物质是由分子构成的吗？钱三强说是； 他又问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吗？钱三强说是；他又问原子是由什么构成的？钱
三强说原子就不能再分了。毛主席说不对，我看还能再分。他引用庄子的一句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说你分吧，肯定还能分，后来就分出原子核、质子和电子，分出夸克和基本粒子。所以只懂经济的经济学家不是一流的经济学家，只懂自然科学的科学家也不是一流的科学家。以上是第一个问题， 危机的生成与演变。
第二个问题，历史的回放与前瞻
讲四个问题，第一，三十年小回放，从里根主义开始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博弈；第二，二百年中回放，美国发展的四阶段；第三，五百年大回放，世界风水轮流转；第四，百年前瞻，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
美国从华盛顿开始到奥巴马一共44位总统，里面有五代领导人是比较出色的ZZ家，第一位是华盛顿，当然也包括亚当斯、杰斐逊、富兰克林、汉密尔顿这一批人，属于通过独立战争为开国奠基。第二位是林肯，南北战争国家统一，西进运动开疆拓土就像西部大开发似的。而且南北战争、国内战争，最可贵的是没有埋下仇恨的种子。第三位是老罗斯福，推进以“进步运动”为标志的社会改革。一百年前美国的社会矛盾和我们现在差不多，老罗斯福在当时推进这个运动是有贡献的。第四位是小罗斯福，通过“二战”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第五位是里根，在他任内推动美国成为单边霸主。
我把里根概括为四最：年龄最老，70多岁当选，还是个演员；第二当选票数最多，小罗斯福当时是49州得了48个州，而里根是50个州得了49州；第三是罗斯福后政绩最突出；第四是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里根时代是什么样的背景呢，如何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呢？他那时面临越战后美国最困难的局面，可以说是内外交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失败，肯尼迪遇刺，尼克松水门事件下台，国内政局动荡，福特、卡特又是两届最弱的政府，经济处于长期滞胀。这种“时势”造就了里根。
里根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放弃从小罗斯福开始一直实行的凯恩斯主
义，转而实行弗里德曼货币主义。这里面还有一个机缘，遇上一个撒切尔夫人， 他们俩一唱一和，撒切尔也是货币主义者，还打下了马尔维纳斯群岛。里根主义具体可以概括为一减、一增、一收、一放、三高。一减就是减税，一增就是增加国防开支，一收是收紧银根，一放是放松政府管制。三高是高利率、高赤字、高汇率。结果是连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最高时GDP增长达到7%，这在美国可
是不得了，而且失业率和通胀率双下降。这是对内。对外，他通过星球大战拖垮苏联，结束了冷战。
里根之后又过去了三十年，三十年美国有五个推动力。第一，利用广场协议压制日本；第二，利用亚洲金融危机打垮“四小龙”、“四小虎”；第三， 发动科索沃战争动摇欧元；第四，兴起资讯革命领先全球；第五，实行宽松政策刺激经济。
第一个作用力，利用“广场协议”压制日本。这个问题和金融关系很密切， 我简单说两句。当时是什么背景呢？上世纪80年代，日本有取代美国之势，特别是在外贸方面。日本人把洛克菲勒大楼都买下来了，东芝、索尼等电子产品和汽车遍布全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美国人不干了。于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开会，达成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这个协议叫“广场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下调美元汇率，日元和马克升值，以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广场协议生效后，日元平均每年升值5%，对日本的出口产生巨大影响。日本政府没办法，就放宽货币政策，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就导致资金大量流向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产生大量的泡沫，最终泡沫破裂，日本陷入了二战后长时期的衰退。
第二个作用力，利用亚洲金融危机打垮“四小龙”、“四小虎”。“四小龙”是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四小虎”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这个过程概括地讲就是一个人、一千亿、三个基金、四个回合。一个人就是索罗斯；一千亿美元；三个基金，“量子基金”、“老虎基金”、长期资本基金。拿着这三个基金，通过四个回合，第一回合，97年7月2日，从泰国开始，然后波及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第二回合，98 年初对印尼；第三回合，98年8月对香港，要不是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香港就垮了；第四回合，98年下半年对俄罗斯。美国利用亚洲金融危机，打垮了“四小龙”、“四小虎”。
第三个作用力，发动科索沃战争动摇欧元。1999年1月，欧元开始同马克、法郎等实行双轨制流通，到2002年欧元单独流通，这期间赶上了科索沃战争， 美国借机敲打欧元，战争的结果使欧元对美元的汇率由1：1.17跌到1：0.82， 把欧元打下去了，欧元严重受挫。
第四个作用力，兴起资讯革命领先全球。亚洲市场出问题，欧洲市场出问题，资金都流向美国，就吹出了一个互联网泡沫，到最后泡沫破裂。纳指从1995
年的1000点，上升到2000年的5000多点，后来又降到2002年的1000多点的最低 点，目前恢复到2000多点。
第五个作用力，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互联网泡沫破裂，“纳指” 狂跌，后来又出现了“911”，再加上“安然事件”。为了转移目标，美国就打 阿富汗，打伊拉克。由于本已债台高筑，钱从哪里来？只能靠发行国债。同时为了刺激经济，又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企图用房地产来拉动经济，同时又放松监管，把贷款贷给了没有还款能力的人，就催生了次贷危机。
这就是三十年的五个作用力。
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三十年有五个作用力，还有三个反作用力。
一个是9·11，这个不说了，大家都知道。第二是安然事件。安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交易商，500强排第7，它通过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也就是世界上第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系列造假，全世界为之哗然，陷入信任危机。第三个反作用力就是次贷危机发展为次债危机。在极端逐利主义和极端市场主义驱使下， 次贷变成次债。金融危机是从次债危机引起的，次债危机是由次贷危机引起的。
次贷危机变成次债危机有七个步骤：第一步，美联储放松银根刺激房地产； 第二步，美国商业银行贷款给无力购房者，叫“次贷”；第三步，银行把“次贷”打包以债券形式，美其名曰“资产证券化”，变成次债卖给投资银行。第四步，评级公司给“次债”高评级；第五步，保险公司给“次债”保险；第六步，投资银行把“次债”卖给世界投资者；第七步，最后玩不下去了，资金链条断裂，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纷纷倒闭，产生金融危机。
金融术语有时候听不明白，打比方说，第一步，银行把80岁老太太打扮成40岁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第二步，投行又把中年妇女再打扮成20多岁的少女； 第三步，评级公司给出具假户口假出生证明；第四步，保险公司则打保票保证少女是处女且“包退包换”；第五步，人们相信了，结果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出了全球金融危机。熊彼特说，“聪明的肥皂商不是制造肥皂，而是制造‘腋臭’的概念，来诱导人们去洗澡”。华尔街人真聪明，诱导全世界人“洗澡”。现在到香港去，雷曼苦主还围着中行、围着金管局天天喊“还我血汗钱”，都喊三年了。这是30年小回放。
我这里用美国的地理标志做比喻，美国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独立战争，是“落基山奠基阶段”，先贤奠基。落基山那时还不是美国的，是
墨西哥的，当时美国的名山叫阿巴拉契亚山。现在落基山是美国的了。二是建国到一战，是“尼亚加拉瀑布式前进阶段”。一泻千里；三是一战到二战，“密西西比河式前进阶段”。虽然也前进，但不是一泻千里了，出现大萧条，前进的比较缓了；四是从朝战到金融危机，是“两大洋波浪式涨潮阶段”。我把美国的二百年历史概括为这四个阶段。
第一，独立战争“落基山奠基阶段”，先贤奠基奠定了符合美国国情的体制基础。独立战争有八件大事。一是从1765年反印花税到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个倾倒的茶还是我们福建的铁观音；二是1774年13个州的代表在费城召开第一次大陆会议，希望英国和平解决问题英国反对；三是1775年列克星敦开战；四是1776年费城第二次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五是1777年萨拉托加大捷，类似于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扭转了战局；六是1778年法美联盟， 法国同英国是宿仇，法国同美国结盟，廉价卖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一大片土地； 七是1781年约克城战役大捷美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八是1782年英美签《巴黎和约》，1783年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以后，1787年召开了制宪会议， 开了一百多天，确立了美国体制的核心。美国体制的核心是什么？简单讲就是一法、两院、三权、四制。一法是宪法，两院是参众两院，三权是三权分立， 但现在已经是华尔街“金权”领导下的三权分立；四制是联邦制、多X制、总统制、任期制。就是这么一套体制。这套体制形成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防范风险的制约平衡机制。两百多年客观地讲，这套体制是符合它的国情的，对美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建国到一战，“尼亚加拉瀑布式前进阶段”。这一阶段有五件大事， 一个是南北战争国家统一。第二是西部开发，林肯签署了《宅地法》，西部土地都可以去开发，先廉价租给你们，五年以后就归你个人。我们现在也在搞西部开发，我觉得有可借鉴的地方。第三就是领土扩张。有的是买，1500万美元买下路易斯安那，210万平方公里，每英亩3美分。其中有著名的大平原，也是美国最大的粮仓。700万美元买下阿拉斯加，150万平方公里，每英亩2美分。有的靠抢，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亚利桑那、犹他、内华达等都是抢来的。第三是连买带抢，比如说佛罗里达，开始鼓动佛罗里达人闹独立，宗主国西班牙是大国，硬抢不行，后来说坐下来谈判，我给你俩个钱，佛罗里达就卖给美国了。这是领土扩张。领土扩张的同时进行工业革命和海外侵略。美国通过工业革命，既第二次产业革命特别是电的利用及一系列的发明，取得了
非常大的成就。比如：富尔顿发明了轮船，福特发明了汽车以及福特生产线， 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莫尔斯发明了电报，贝尔发明了电话，最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留声机、电影、发电机和输电系统等2000多项发明。同时，产生了一批财团和新的管理模式，比如：洛克菲勒、摩根、福特、杜邦……； 福特生产线、泰勒制等。到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到一战前， 工业总产值占世界三分之一，工业、农业乃至整个经济都高居世界第一。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从一战到二战，“密西西比河式前进阶段”。这期间虽然经历了大萧条，但二战后仍为世界最强国。这个大萧条是怎么回事？按哲学观点去解释，就是物极必反。1929年胡佛上任以后半年发生大萧条。股票狂跌，叫黑色星期四，纽交所股价平均由250美元降到60美元，通用汽车股票市值下降95％。5000家银行破产，大量企业倒闭，三分之一工人失业。四年间钢产量下降90％，贸易额下降2/3，国民收入下降一半。大萧条是如何造成的呢？有的说是自由市场经济走过了头，造成泡沫破裂；有的说是社会分配不公，垄断破坏机会平等；有的说是心理上产生信心危机，失去对政府信任；我觉得从哲学上讲是必然的，物极必反，必然要调整。经济也要“顺其自然”，也要有“度”， 不可能连续超速，连续超速最后肯定会出问题。
出现大萧条后，时势造英雄，出现了罗斯福新政。罗斯福著名的一句话是“最大的恐惧是恐惧本身”。罗斯福上台之后采取了很多措施：整顿银行业， 成立紧急救济署，成立工程进度管理署，成立农业调整署，成立国家复兴署， 通过黄金储备法等等。经过罗斯福的努力，特别是加上二战，其实真正解决大箫条的是二战，美国从中渔利。二战后美国工业占西方60％，外贸占世界1/3， 黄金储备占世界70％；钢产量是苏联、英国的5倍，石油是英国的15倍、苏联的7.5倍。这是第三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从朝鲜战争到金融危机，“两大洋波浪式涨潮阶段”，太平洋、大西洋两大洋波浪式涨潮，以涨为主，但冷战阶段也出现三次退潮，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三次涨潮是，苏联解体、里根主义、资讯革命。这就是200年中回放。
这里我想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可能大家会经常听到这个词。什么是布雷顿森林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山的一片森林，纽约再往北是康州、马里兰州，再往北就是新罕布什尔州，
再往北就是缅因州，再往北就是加拿大了。在新罕布什尔州有一个华盛顿山， 那里有一片森林叫做布雷顿森林。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进入尾声阶段的1944 年，为探讨战后世界金融体系而在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饭店召开的有44国参 加的会议并做出的决议。中国当时是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参加了会议。 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什么成果，概括讲就是产生了“两双”。第一个是成立
了两个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二个是实行双挂钩，各国货币同美元挂钩，35美元＝1盎司黄金，美元同黄金挂钩，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应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二战后世界经济金融运行的基础，在当时是有作用的。
为什么美元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是由美国二战后实力决定的。当时它的GDP占世界一半，黄金贮备占世界2/3。当然英国也想争这个东西，没争下来，英国二战被打得遍体鳞伤，实力决定了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三个作用：一是世行和IMF两机构向各国提供贷款恢复经济；二是美国向世界发放大量美元，客观上起到扩大购买力作用；三是通过固定汇率制很大程度上防止了汇率波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大职能上，即监管国际汇率、提供国际信贷、协调国际货币关系。这里我想解释一下“特里芬难题”问题，有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个名词。特里芬是个经济学家，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缺陷的代名词。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一个天然的缺陷，以一国货币美元作为全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就产生了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从世界货币角度讲，美国只有发生贸易逆差，买人家东西，别国才能获得美元；另一方面从美元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来讲，又必须保持贸易平衡，不能出逆差， 这样世界就得不到美元。这是一个悖论，这就是特里芬难题。由于这个难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多次爆发了美元危机。1971年7月第七次美元危机爆发，尼克松政府于8月15日宣布停止美元兑黄金，至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名存实亡。后来，西欧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全崩溃。
放完三十年，放完二百年，最后放放五百年。五百年有这么九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轮流成为世界大国。这里有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也有巴掌大的蕞尔小国，但是都能轮流
成为世界大国，为什么？我概括一下，大国崛起有八个共同点，一是无不以国家强盛为目标；二是无不以改革体制为前提；三是无不以对外开放为先导；四是无不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是无不以国民教育为基础；六是无不以精神文化为支撑。丘吉尔有句名言：“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日本最有名的企业家涩泽荣一讲“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都体现了无不以精神文化为支撑；七是无不以精英人物为骨干，像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科学家牛顿；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凯恩斯；探险家哥伦布、达伽马；文学家莎士比亚、雨果；ZZ家俾斯麦、大久保利通；企业家涩泽荣一等等，都是无不以精英人物为骨干。八是无不以有为领袖为表率，像俄罗斯彼得大帝到荷兰冒充“下士”去学造船，华盛顿拒当国王，伊莎贝拉女王资助哥伦布，叶卡捷琳娜作为德国人嫁到俄罗斯学习俄语，威廉二世出资兴教，伊丽莎白一世的终身不嫁，罗斯福的新政演说，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等等。有这八条，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体制，都实现了大国崛起，这是他们的共同点。
大国崛起有什么不同点呢？这些国家政体上既有君主立宪，也有共和制； 经济体制上既有自由市场经济，也有计划经济；对外开放上既有基本照搬他人， 也有立足自身；推行手段上既有温和妥协方式也有强硬方式；对外扩张上既有武力扩张为主也有经济扩张为主；国家统一上既有经济手段为主的统一，如德意志通过取消关税，三百多个邦统一成德意志，也有武力手段为主的统一，如美国的南北战争。这是他们的不同点。
五百年回放后，世界未来是什么样呢？我梳理了一下，觉得美国当前面临十个棘手问题，一是经济复苏，包括失业问题；二是债务危机；三是ZZ矛盾特别是下届大选；四是社会矛盾，比如枪支、吸毒、犯罪、移民、占领华尔街等；五是霸权文化同世界其他文化的冲突，还有寅吃卯粮、享乐主义的过度消费文化；六是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如何收场，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撤军两个政府都得垮台；七是盘算遏制中国、俄罗斯；八是与欧洲明争暗斗；九是中东乱局后的结局，以及巴以问题。搞掉一个穆巴拉克不知要乱多少年，说不准还会出来一个更极端的政权。巴以打了那么多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的办法；十是如何对付拉美后院向左转，巴西、阿根廷、智利、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基本上都是左翼掌权，委内瑞拉更不用说。还有朝鲜、伊朗、古巴、委内
瑞拉这些敢于和美国叫板的国家怎么对付？美国现在大体面对这十个棘手问题。
三个回放以后，我判断未来，一方面美将出现“波浪式退潮”；另一方面， 由于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特别是黑三角即高科技、军力和美元的维持，退潮是缓慢的，不会一退到底。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话说国家实力，衰久必兴，兴久必衰。就是这么一个辩证关系。站在哲学的高度，借鉴历史的经验，依据当今的形势预测，我个人判断，30年到50年，世界将出现一些与美平起平坐的国家，英国的今天就是美国的明天；50年到100年，世界将出现一批与美平起平坐、一些超美的国家，意大利的今天就是美国的后天，意大利文化曾引领世界潮流；100年以后，世界将出现一批超美的国家，希腊的今天就是美国的大后天，希腊文化曾引领世界潮流——所以有“言必称希腊”这个说法。总之，欧洲的今天就是美国的未来。由于矛盾的激化、科技的发展，人类的智慧，这个变化可能加速，也可能减速。但除了“变”是不变的以外，一切都是可变的。这是第二个问题，历史的回放与前瞻。
第三个问题，简单说一下金融危机后的世界新格局一个是当今中美大格局，一个是当今世界大格局。第一，当今中美大格局。
过去500年风水轮流转，美国200年辉煌，今后100年退潮，现在是什么格局？ 当今中美又是什么格局？我讲十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中美关系的常态是“既合又斗”。中美关系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国家间关系问题上的典型反映。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你中有我，美国70%的商品都是MadeinChina。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美国离不开中国，又想遏制中国，因此中美关系的常态是“既合又斗”， 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儿，斗中有合，合中有斗，既难久合，亦难久斗。
第二个观点，从历史看，美对中是“鹰派中的鸽派”。美国是八国联军之一，又是联军中的“鸽派”，地理关系决定美国对中国没有或者难有领土要求， 这与俄罗斯、日本不同。庚子赔款反过来奠定了中国西式教育的基础；抗战是对华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果不是朝鲜半岛出事，不会出现“抗美援朝”， 两国关系也不会冰冻二十年，台湾问题或许早已解决。
第三个观点，跟高手玩才能成为高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只
有跟美国“玩”，才能提高自己的技艺，提高我们的科技水平，提高我们的金融水平。跟美国“玩”，不可能不付学费。而跟别人“玩”，“玩”不出名堂。 不把科技、金融学好，中国玩不过美国。
第四个观点，要习惯中美关系“物极必反”。中美关系如果接近“好”的边界，就要向“坏”的方向转化。如果超出好的边界，就会出现大难题；如果超出“坏”的边界，就会出现“大顺境”。你看元首一热访，就要出现老三样， 会见达赖、对台军售、逼人民币升值，过去还有民运和计划生育，现在这两个问题淡出了。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被炸，克林顿也要假模假样观看中国女足比赛。中国女足比赛值得他看吗？这些都是政客平衡内外矛盾的需要。
第五个观点，美对中的两种力量。美国的政府、企业是接近中国的力量， 他们要和中国企业做买卖；议会、媒体是反对中国的力量。美国政府对世界走势判断相对较为清醒，国共内战接近尾声，苏联使馆迁往广州，美国却已有弃蒋打算。但是美国人民对世界的判断，他就管自己，很多美国人都没出过自己的小镇子，不知道天下大事，主要受媒体的影响。而议员和媒体不明真相或者出于利益需要，是反华的力量或者对华较为疏远。
第六个观点，美为其核心利益玩大陆与台湾于股掌。美国是国家利益第一， 当然中国也是。台湾是美国今天的棋子，是中华民族的悲剧，美国从中渔利成为最大赢家。美国表态是“不支持”台湾独立，模棱两可中偏于压台；但是它又有“对台关系法”，就是为其自身利益而挺台，核心是以其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玩大陆与台湾于股掌。
第七个观点，我们应联合他国反制美（略）。
第八个观点，各国对中美关系首鼠两端总体以亲美为主。对中国而言，世界上目前有六种力量，第一是俄罗斯、欧洲，是中国联合抗美的筹码；第二种力量，日本、印度、越南，是美国抗中的筹码；第三，其他周边国家多为“首鼠两端”心态，但迎合美大于亲近中，因为它有钱啊，力量大啊；第四，金砖国家是靠不住的脆弱利益集团；第五，朝鲜、古巴、伊朗、委内瑞拉，这是美国更易于与急于打击的目标；第六，中东局势总体对美有利有弊，有利是符合美民主理念，弊是宗教等原因，也可能出现比穆巴拉克更激进的伊斯兰政权； 美国扮演世界警察对中国不失为一件好事，可以转移矛盾。我宜巧为利用，ZZ上争取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上争取发达国家，尽量获鱼与熊掌之利。
第九个观点，中美不能感情用事。中美不仅是中美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因此，中美不能感情用事。成熟的ZZ家懂得主动理性驾驭中美关系，不成熟的ZZ家也会在现实中被动地转为理性。像布什9.11后，也得联合中国来反恐。各国体制是历史形成，无所谓对错，合乎国情就行。法国大革命出现共和体制， 英国的光荣革命出现君主立宪制，这和两个国家历史自然没有什么关系，适应了就可以。美国体制绝不可照搬，但有渐进借鉴之处。
第十个观点，我对美二十字方针。合中备斗，斗中备合，斗而不破，以斗促合，力争多合。这是当今中美大格局我讲十个观点。
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旧的均势被打破，一超（美国）和多强（欧洲、俄罗斯、日本、中国）的新均势形成并大体呈现三大板块和十二个支撑点的布局。美国为一个支撑点和第一板块。欧、俄、日、中呈四个支撑点并为第二板块。东北亚、东南亚（东盟）、南亚、中亚、中东、非洲、拉美呈七个支撑点并为第三板块。当然上述支撑点的支撑力度各不相同。
这些板块与支撑点的形成，首先是经济利益需要。十二个支撑点可视为十二个大市场，各自在资本、技术、商品、资源、劳动力等方面进行交换，各取所需，互相利用，保持平衡。其次是地域安全、地缘利益需要，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巴沙尔、内贾德、卡扎菲得抱团互相支持。最后是文化、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国家制度、历史恩怨的需要，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上述几个板块和支撑点之间既相互需要，又相互排斥，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戒备，但总体上需要、利用是主流，否则几败俱伤；排斥、戒备将永远存在。
那么在这个大棋盘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在目前经济环境下，因为全球股市大跌，光大银行的H股暂时上不去了，我给光大定的战略是：冷静观察、发展自己、保持主动、积极应对。是否可以借鉴，不妨可作参考。总之， 我们国家的战略应当是既要韬光养晦，更要有所作为，审时度势、利用矛盾、争取多数、为我所用。这是第三个问题，金融危机后的世界新格局。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机遇”我概括了六条，一是和平发展的机遇，当今世界不管怎样总体上和平是主流，要利用好这个机遇；二是发展道路选择的机遇，计划经济不行， 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也不行，要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三是危机引发的他国让位机遇，目前我们已超过日本和德国排在了第二位；四是文化认同的机遇，
以前我们的文化不被认同，30年前出国一个中国字都没有，现在各国的旅游景点到处都是中文介绍；五是金融危机中的“市场腾空”机遇，给我们向外发展“走出去”提供了机遇；六是外需减少的“倒逼”机遇，逼我们调整发展模式， 扩大消费。这些我不详细讲了。
第二，我想说说挑战。现在我们面临十大挑战：一是经济发展的挑战；二是社会矛盾凸显期的挑战；三是推进ZZ体制改革的挑战；四是科技创新能力的挑战；五是外交纵横捭阖水准的挑战。老实讲，我觉得现在我们外交上没有多少真朋友。过去我们那么穷，不说朋友遍天下，真朋友也不少，我们进联合国就是一批真朋友抬进去的，但现在没有多少真朋友；六是提高国防实力的挑战；七是增强国民素质的挑战；八是处理民族关系的挑战；九是处理港台问题的挑战；十是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外来文化吸纳的挑战，怎样才能把两种文化融合好，这也是一个课题。我觉得我们现在主要面临这十个挑战。这十个挑战不可能都展开讲，我只说说解决社会矛盾、增强国民素质、发展文化的问题。
外国人对中国人怎么看？我坦白讲可以概括为7个字：羡慕、嫉妒、瞧不起。羡慕的是我们的发展速度，嫉妒是他们心态不平衡，过去我比你强，现在你比我强，心生嫉妒。瞧不起是对我们的国民素质瞧不起，很多出国的游客随地吐痰，横穿马路，大声喧哗，随处摆阔，我们的产品也是到处造假。我们现在可以说是物质上升，精神下降。所以这次中央全会要重点讨论文化建设问题。当年邓小平讲，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邓小平是1989年会见乌干达总理穆塞韦尼时说的这个话。邓小平讲的“最大失误是教育”绝不是讲学校教育，讲的是全民的理想道德信念教育。德国有个元帅叫毛奇。德国把法国打败了，德皇到凡尔赛宫去加冕，毛奇讲德意志的胜利是建立在小学课桌上的。我们今天重视了浅层次的教育，忽视了深层次的教育。儿子孙子上学车接车送相当重视，但是教其如何做人很不够。我们重视了硬实力，软实力重视不够。我觉得人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但是人不能没有信仰。就宗教来讲，不管在世界观上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但都是教人抑恶扬善。人不能没有信仰，现在许多人啥都不信， 人又必须有信仰，就信钱吧，于是地沟油、三聚氰氨就都出来了，这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人物质上站起来了，精神上也要站起来，物质上富起来了，精神上也要富起来。上次银监会请我去讲金融文化的时候，我就讲，金融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经济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也不是最大的危机，信任危机、信仰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现在我觉得如何提高公信力是一个大问题。
老百姓不是看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做。老百姓心里清楚着呢。现在你说都爱看赵本山小品，这也无妨，但不喜欢看芭蕾舞，不喜欢听交响乐，这反映了中国人的审美层次。所以明天全会重点讨论文化建设问题。我觉得所有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要认识到中国正在进入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阶段，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这个新的转型期我概括有十个特点：
一是物质高速发展的同时引发了一系列新矛盾特别是发展文化问题。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认识到了，但还没有解决。二是精神道德水准普遍下滑但传统伦理观仍是主导。三是社会矛盾突出，但总体上仍相信共产X。你别看上访， 这正是因为相信X和政府才来上访。四是实用主义总体成为目前ZZ、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军事、教育、交友等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甚至可悲地内化为国人的自觉行为。有钱人终成眷属，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现在社会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五是“一差七腐”成了人人痛恨的社会现象，一差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七腐，行政腐败、经济腐败、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公益腐败就是医疗教育方面的腐败、新闻腐败比如前些天我们准备H股上市，有个小报就把多少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后来说给多少钱登广告就不炒了。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等等，象牙之塔呀。一差七腐成为人人痛恨的社会现象，并产生“三仇”，仇富、仇官、仇名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如我爸是李刚，现在是不如我爸李双江。我看昨天网上有个“花果山总书记网”的网页，把大小官员不同时期戴的名表价值多少元挂到网上。应该说某种意义上现在切蛋糕比做蛋糕更难。邓小平讲，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更难。六是中国老百姓是最好的老百姓，但有“四性”，忠诚性，对国家对X是忠诚的； 忍耐性，长期的儒家教育忍耐性强，这两点是好的。从众性、失控性，这是很危险的。你撞了车，说我爸是市长，众人围观喊“打的就是市长的儿子”。我看网上对温州“我爸是市长”舆情的调查，认为官二代过于猖狂，要求严惩的占27％；认为社会道德缺失，民众对特权厌恶的占23％；呼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占19％；期待网络理性回归，反对“人肉”的占21％；认为肇事者年轻也应适当谅解的占10％。前三项占69％。因为我们国民的文化素养不高，和俄罗斯不一样，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那么困难，还能排队买面包，要在中国就完了。所以中国出事就是大事；七是这些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不前进也就没有这些问题；而且是世界各国转型期的共性问题，一百年前美国也是这样，也是矿难不断，贪污腐败。泰坦尼克号是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船厂造的，当时被摩
根买过来，四个锅炉有一个是坏的，但是为了早点赚钱还是投入商业运行，又怕开不到加拿大，就得快开，这就撞上了冰山。人心浮躁、社会矛盾突出、犯罪上升、腐败严重，是这个阶段的共同现象，但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八是我觉得中国今天需要一场百年前美国式的“进步运动”，又叫“扒粪”运动，需要一批像塔贝尔，就是揭露洛克菲勒丑闻的女记者这样的人， 就是要在可控的条件下有序地解决这些问题。九是德治、法治结合，以德为主。单纯靠管制靠警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甚至会激化矛盾。孔子讲：“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什么意思呢？有行政规定，有法律处罚，老百姓可以不这么做，但是不从心里认为这件事可耻。如果道之以德，进行德治教育，齐之以礼，平等地对待老百姓，他就会觉得不但不能这样做，而且从心里认为这样做可耻。我觉得德治和法德结合是一个可选择的办法。最后，中国在X的领导下有能力跨过这一阶段。你在国内看，到处都是矛盾，但是出国一看，还是中国最好。中国目前正处于三岔路口，不能走回头路，不能照搬西方的路，我们得走有中国特色的路。
中国历史上治国有五种模式，一是因之，即顺应民意，因势而为，如尧舜禹汤；二是导之，即正确引导，如文武周公；三是教之，即谆谆教化，如儒家学说；四是管之，即严格管治，如法家之术；最后一个叫争之，与民争利。华尔街大亨现在就是掠夺世界，与全世界人民争利。麦道夫那么大岁数了，纳斯达克的前主席还搞“庞兹”骗局，判了150年。庞兹就是早年美国臭名昭著的非法集资者。所以马克思讲资本来到世界上浑身都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当然，马克思还讲， 如果没有资本，我们今天可能还没有铁路。我觉得在目前社会条件下，稳步适度回归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全球ZZ家要认识并践行五个适度回归：一是金融由衍生产品无度创新向有度创新和适度向原生产品回归；二是经济由虚拟经济适度向实体经济回归；三是消费由过度超前消费向适度消费回归；四是社会由重物向重人回归；五是人要由偏激冲动向冷静理智回归。
最后一个问题，金融怎么办？
我想了七个问题，一是目前最应关注的十个金融问题；二是中国金融业要从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三是中国金
融存在十个不平衡；四是中国金融业需要解决十个问题；五是通货膨胀是当前最大风险；六是中国还有哪些金融风险，房地产、融资平台、股市、民间金融、“准金融”等等；七是3.2万亿外汇储备和1万亿美债以及欧债怎么办？
第一最应关注的十个金融问题。这是从我个人角度讲，我现在最关注十个问题，一是3.2万亿外储和1万亿美债怎么办？；二是通胀与货币政策问题，今天上午也就是现在统计局正在公布三季度CPI，还不知是怎么个结果。我觉得现在有三个看点，从民意看，反应最大的是股市；从企业看，反映最大的是资金链；从国家长远看，最应该关切的还应该是外汇储备和一万亿美债；三是欧债危机、美国经济与美联储扭转操作及是否出台新量化宽松QE3以及对中国的影 响；四是银行风险，IMF刚刚提出来，中国最大的风险是资产泡沫，所以我们的融资平台、房地产都是大问题，中小银行流动性已基本到悬崖边上了；五是农村金融，是一个老问题，过去我就分管这块工作；六是地方金融、准金融、非法金融，这里混着说有十种：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PE、私募股权基金、融资租赁公司、民间融资、钱庄、互助会、非法集资、民间高利贷。这些问题需要反思我们的货币政策和监管体制。我们的货币政策名义上叫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让人感觉不出稳健来。实际上要细分析，我说叫体内紧缩，流向体外， 体外泛滥。刚才讲的这些非法金融、准金融都是体外泛滥，而体内紧缩。这是一种“二一添作五”似的稳健，加权平均式的稳健。温州现在有30多万小企业， 有8000亿民间融资，民间借贷路线图开始都是实业，然后是炒房地产，现在是炒钱，搞高利贷。高到什么程度？说什么的都有，有的都高到一百两百了。这里边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管了体制内，但管不了体制外，管了总量但管不了结构。总量就是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多少点，从大局上把总量控制住了，但结构上一些中小银行就哇哇叫。中小银行又连着中小企业。当然中小银行也要好好为当地中小企业服务，别都往北京挤，到处设机构。我们的监管政策，过去人民银行一家监管，好处是效率高，责任明确，出了事都向人民银行一家问责。问题是精力有限，管不过来。现在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好处是力度大，问题是由于分工细，协调成本高。原来人民银行自己内部协调，现在得拿到国务院协调。同时随着金融业务的发展，出现了监管真空，没人管。因为银行监管法规定银监会管什么，证券法规定证监会管什么，保险法规定保监会管什么，现在出了很多金融创新，造成了谁也不管的状况。上边明确的就管，不明确的就不管。但是创新随时在出现，监管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创新的速度；七是股市，不想多
讲了，传统上讲股市是经济晴雨表，在中国我不认为股市是经济晴雨表，而是市场信心的晴雨表，现在成了经济的逆向晴雨表；八是人民币国际化，08年我有一篇文章，提出了30年两个三步走，还设计了一个世界货币的符号“”，不知道三十年之后能不能采用。我们要争取用三十年的时间，通过两个“三步走”， 一个是从空间上讲，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第二从性质上讲，先是结算货币，然后是投资货币，再到储备货币，实现这两个三步走；九是海外投资风险， 我不说了；十是监管问题，也不细说了。
我的经验，宏观一紧，银行必出风险，不管不良率现在降到零点几了，宏观一紧银行必出风险，这叫“潮水现象”。而宏观一松，银行必大发展。数年前我写过一篇《金融如水》的文章，提到潮水效应。银行的不良资产好比礁石， 涨潮时都淹没了，船可以照样行走，退潮时礁石就都暴露出来。所以宏观形势一好，不良贷款都没了，宏观形势一糟，问题就都出来了。这是我当前最关心的十个金融问题。
第二，中国金融业要从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 融强国转变。我觉得现在中国金融业处在这么一个十字路口，不展开讲了，可以参考一下我在国家机关工委和银监会举办的改革三十年银行业回顾系列讲 座，那次请我讲过一次金融文化问题，那里边把这些问题都讲到了，今天不展开讲了。
第三，中国金融存在十个不平衡，时间关系，也是点点题。一是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二是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三是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 四是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五是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 这同美国正好相反；六是金融监管水平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七是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不平衡；八是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九是中国金融实力和我们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十是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经济地位不平衡。
第四，中国金融需要解决十个问题，这十个问题，一是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前瞻性、科学性，执行的灵活性、差别性，与其他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配套性、互动性，既防通胀又防滞胀，既防通缩又防滞缩，既保持币值稳定又要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就业；二是完善监管体系， 填补监管真空，既防监管不足，又防监管过度，增强金融市场运行的有序性、
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金融风险的可控性和金融监管的透明性；三是改善“二元金融”中的“薄弱单元”，特别是通过财政政策的拉动，建立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改善农村、中西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 四是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五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六是保持外汇储备和汇率的合理性；七是大体用20－30年的时间实现人民币两个三步走：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八是积极推进金融外交，加大我在世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使其与我世界经济地位相适应；九是开发培养不同层次金融人才，既需要培养经营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管理型人才；既需要培养专业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综合型人才；既需要吸引境外优秀高端专业人才，更需要培养境内人才。要以培养境内人才为主，境外人才主要起技术专家顾问作用，境内人才起领导管理决策作用；尤其要培养主要领导人才。主要领导人才不仅要懂金融，也要懂ZZ、懂经济、懂其他，成为掌控方向、驾驭全局、协调关系、处理矛盾、善于用人的行家里手；十是加强金融文化建设。时间关系， 我只是点点题了，其他不展开讲了。只说说保持外汇储备和汇率的合理性问题。根据我的经验判断，现实中国外汇储备以人均600－800美元左右为宜，总体上10000多亿美元为宜。为什么？可以算三笔帐，第一笔我们现在的外债余额是
3000多亿美元，要偿还外债按照百分之百考虑3000亿就可以了。第二笔我们每年进口大体上是2万亿美元，按3个月考虑，3个月需要进口5000亿美元，合计就是8000亿。第三笔外商投资的分红，假设按10%分红，现在外商投资大体10000 亿，按10%，就是1000亿，三项之和再宽打一点10000亿美元，完全可以应对国际收支周转的需要。当然这些数字都是别人提供的，不知是否完全准确，但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吧？07年我写了一篇认识经济运动规律，警惕经济拐点下的金融风险的文章，09年我还写了一篇下决心对外汇储备进行战略调整的文章，提出对外汇储备进行五路分流。这些文章中有详细的分析。
第五，通货膨胀是当前最大风险。我不清楚现在统计局正在公布的上个月 CPI是多少，我估计低不下6去。弗里德曼有一句著名的话，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这个又对又不全面。我认为首先通胀是货币现象，但它不仅是货币总量现象，也是货币结构现象，这就要求不同银行的准备金率有差别才行。不仅是货币结构现象，也是货币力度现象。不仅是货币现象，还是经济现象；不仅是经济现象，还是社会现象。你看我们海南蔬菜一元一斤，到北京得卖十元
二十元，一路上各种收费层层加码，这是社会管理问题。不仅是社会现象，还是一个自然现象。日本地震核辐射，中国抢碘盐，这就是自然现象引起的。最近泰国的洪水，我估计明年国际粮价就得上涨。我认为把这个论清楚，从大处讲，可以使我们在解决通胀问题上考虑得更全面一些，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盯在货币上。从小处讲，也可以防止什么板子都打在人民银行身上。如果就是货币现象，那就得打人民银行，如果是各种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那大家一起承担责任，共同采取措施。
我们国家大概是从1995年的省长会议开始，那时候叫省长会议，后来改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995年的省长会议正式提出货币政策这个概念。再往前追溯，如果从1984年实行央行体制，从那时候开始调控信贷总量算起，到现在一共28年了。这28年有11个年份我们执行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有11个年份执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有3个年份执行的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3个年份执行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我在今年的两会提案中建议，第一，“稳健”、“适度从紧”二种模式应作为货币政策的常态选择。第二，慎用“从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度”没法把握。为什么？因为地方、企业、部门都希望越宽越好，存在一个倒逼机制。客观上有三个体制在倒逼，一个是干部体制，实际上还是哪个地方发展快哪个地方干部提得快，总体还是这样，所以把握不了这个“度”。第二是财政体制，90年代财政体制改革是对的，那时候中央财政很困难，但20年过去了，现在财政收入已经达到十万亿以上了。当时把财权收上去了，把事权放下来了，教师、公务员等许多硬性开支都要保证，地方没有这个财力，还得保证开支，那这个“度”就很难把握。第三是银行体制， 现在国有银行工农中建交的资产占比已经不到一半了，其他的都是中小型和地方金融机构，大都听地方的。就是这些国有银行的分行行长，地方给他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什么的，也都“收买”过去了。这种体制下“适度”宽松没有“度”，我这是讲第二点慎用从紧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度从紧紧不了， 适度宽松难适度；第三，中国不可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第四，建议在货币政策决策上，实行“稳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提出，国务院决定；“从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国务院提出，人大常委会决定；实在万不得已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第六，中国还有哪些金融风险？我个人认为，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融资平 台、股市、地方金融、“准金融”、非法金融等方面。
地方金融里的小额贷款公司、PE、担保公司不讲了，民间金融、私人高利贷，地下钱庄等也是泛滥成灾，温州有大量企业家“跑路”，也有自杀的，也有辟谣的，总体上是出问题了，问题到什么程度说不清楚。现在体外循环的资金在温州就有一千多亿，这个风险需要高度重视。
第七，最后稍稍重点说一下3.2万亿外汇储备与1万亿美债怎么办？我觉得 从国家利益层面，长远考虑这是最需要关切的问题。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长痛还是短痛？是采取渐进战略还是“掏心战略”。这个我今天讲讲个人观点。
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长康纳利讲，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现在真成了我们的问题了。什么问题？第一，如果人民币升值，就会造成我们3.2万亿外汇储备理论上的“蒸发”。05年汇改前汇率是1︰8.2，现在1︰6.3，太复杂了，取个中间值吧，假设按1︰7和1.5万亿美元计算，1︰8就是12万亿人民币， 1︰7就是10.5万亿人民币，12万亿减10.5万亿就等于1.5万亿人民币蒸发掉了。第二，升值影响我们的出口与就业，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第三，美债的前景不看好。第四，不好挑破讲，两弊相权取其轻，目前世界上比较，美债相对还是好的，其他更差。你的外汇要保值增值，不能躺着睡大觉，所以美债每年还能赚一些利息，可能有几百亿吧。但我不知道赚的利息能否抵上美元贬值的数量。同时从ZZ上考量我们1万亿美债是替美国弥补财政赤字，弥补完了以后为他的军费开支提供了条件，他就可以侵略别人。之后就把他的军火工业刺激起来了，又为他向台湾卖军火提供了条件。海涅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当然这都是历史形成的要历史的看。当年我们外汇储备捉襟见肘， 所以大力提倡出口创汇，这在当时是必须的。加入WTO后出口大量增加，加上其他因素，形成了今天的外汇储备规模。美国确实有很多地方比我们强，他的硬实力，不光是美金啊，他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他的软实力，他的体制机制、管理水平、科学教育、整体国民素质，应该说都比我们强。但是美国的心，它能否允许我们强大？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美国是否就放过我们？不可能，因为国家利益至上。既然不可能，我们现在就面临着一个选择，长痛与短痛的选择。长痛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当然选择长痛。以经济金融为例，在人民币升值、美债、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上，我们都很被动， 没有办法。问题是长导火索是否解决问题，是否会带来更大的、更长的长痛， 以至痛死？外汇储备慢慢蒸发、港台问题加剧内耗、周边矛盾不容，等等这些
问题如何解决？越南这边阮富仲访问中国，那边国家主席访问印度，让印度在和中国有争议的地方开采石油。越南、印度、日本，这些和我们打过仗的国家民族感情伤了，好不了。更让国人感情不能接受的是，现在债权国与债务国关系本末倒置，欠债的“理直气壮”，动辄说三道四无理取闹，它的国会还通过什么决议，岂有此理？美国历来都是国会唱黑脸，白宫唱白脸，国会还可再以三分之二否定白宫。他们的体制就是黑脸白脸配套。长痛就面临这些问题。
短痛，就是我们要和中备斗，实在不和也要有斗的准备。我们能不能借力打力，将1万亿美债变包袱为利器，绊倒一个大对手，赢得未来？这些都是我个人观点。比如我们应对美贸易保护主义和拿人民币汇率说事的行为，大幅减少对美国出口，造成美国市场供应压力，搅乱美国市场，对美国提出的“贸易保护主义”变被动为主动。美国70％的商品靠中国，没中国商品美国市场就大乱。我们一双袜子一元钱到美国卖10美元，他利用我们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污染我们的环境，换回点绿票子，得便宜还卖乖。我们可以敲打它一下。当然敌死三千，我伤八百，舍不了孩子套不了狼，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结果有可能同美国闹僵，但实在不行教训它一下也没什么，美国向来是欺软怕硬。有的华尔街大亨牛得不得了，到我这里我就是不理他，他还得说我好。所以，有时候敲打他一下，他就会老实些。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有两手准备。昨天我看到《环球时报》上有一篇文章，我不妨简单地和大家说说主要内容。它的题目叫做《人民币大升值，美国将成为二流国家》。他说人民币兑美元如果升到1︰1，中国近40万亿人民币的GDP将变成40万亿美元，是什么局面？第一，中国的GDP总额将是美国的三倍，占到世界的一半，一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你不是让我升值吗？当然这个事不能这么简单，这里还有购买力平价的计算等许多问题，升值不可能升到1︰1，这只是文中的一个假说。第二，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贸易和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负债累累的美国货币将被世界各国所淘汰。第三，作为最大的债权国货币，人民币受到全球追捧，货币供应总量大大超过国内需求，一举取代美国当年像全球央行一样的金融霸主地位。第四，升值几倍的人民币将源源不断流向海外，购置能够用货币购置的一切资源和财富， 中国的海外资产将迅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一流。第五，全世界的生存吸引力和对中国投资的渴望将迫使中国像日本一样，以零利率贷款扶持海外投资，成千上万今天还在为外国卖苦力的打工族将带着银行贷款走向世界，成为驱使外国人打工的老板。第六，一旦美国经济强国的霸主地位风光不在，羞辱和打击
将会接踵而至，美国的帝国大厦和支柱产业或将成为别人的囊中之物，甚至连国会大厦和白宫也难保不会被用来作抵押还债。
真要玩横的咱就玩，当然这样也有弊，对中国的损害，首先，整个出口产业面临困难。其次，靠出口产业为生的上亿劳工面临失业，因而会产生严重的产业转型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但是金融海啸带来的出口企业大量倒闭已经给了中国一次演练的机会，中国不但成功转移了战场，保持了高增长，拉动了内需，还为世界各国开辟了市场。至于出口加工业，凭借着升值了几倍的人民币， 可以走出国门，到世界任何一个受欢迎的地方东山再起。*【联系微信dadawk01】
《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社办的，我想文章也不是简单随便登的。当然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不能一下子升到1︰1。国际上通用的购买力平价，是按麦当劳指数作为一个计算标准。我说光麦当劳指数不行，还有LV包呢，不能老是你说了算。到底人民币应该升到多少？按照麦当劳指数差不多1︰3。如果我们一步升到这个水平，和美国GDP就对等了，就是并列的世界第一大国。有些事情我们不能轻易这样去做，但是我们应该有多种设想和预案。而且这些不是简单的金融操作，而是ZZ抉择。另外我觉得必要时也得教训教训周边滋事的国家。我说的这些得再强调三遍，就是不是简单的就这样做，但是一定要认真研究，一定要有所准备。
长痛短痛两个战略都是利弊共存。“长痛战略”既有等待机遇，使我们逐步发展的可能，也有被美拖垮的可能，关键在把握。“短痛战略”风险很大， 既有鱼死网破的可能，也有大手笔胜美的可能，处理不好会造成重大损失，比如外汇储备、我们的发展速度等等，但处理得好可加速我世界地位的提升，是一种走钢丝，确实很难决策。
我的基本判断是，我们准备不足，但要有所准备；现机遇来到，可以捕捉机遇。
我的结论，我们不希望短痛，不能轻动；但也不能简单寄希望长痛能解决问题。现在要进行这方面的实战研究，做好忍受两种痛的战略准备，慎重分析， 二弊相权。关键要有正确的判断和决策；要提升全民的“软实力”，打造我们的精气神；要掌握高科技，做最坏的打算，向最好处努力；要有一批“真人”。特别要吸取二战教训，谨防铤而走险。ZZ是经济的继续，军事是ZZ的继续。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有良知、有热血的中国人都要思考这些问题，抓住这个机遇，发展我们的国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讲这些，说实话，我
今天到中组部讲这些我还是有思想顾虑的，讲还是不讲？讲空话、套话、官话， 还是讲真话、实话？我想还是讲点真话、实话，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想最后用毛主席的一段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毛主席讲，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 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我们中国人不但要在物质上、硬实力上站起来， 富起来，也一定要在精神上、软实力上站起来、富起来。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还有一些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唐董事长请教？
提问：唐董您好，听了您的讲座受益匪浅，我有一个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在西方深陷泥潭的时期出击，应该有所作为，步伐应该更大一点，该冒险适当的冒一点险，有所作为，借美欧债务危机的机遇改变我们国家经济被动的局面。您觉得应该怎么样？
唐双宁：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我方才讲到六个机遇就讲到市场腾空的机遇，金融危机给我们腾出新的市场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这个从战略方向上是应该的，但是具体操作上要慎重。我们有资金，但老实讲我们的人才、技术特别是国际经验还很不足，这里既要在方向上树立这么一个目标和决心，同时操作上还要非常谨慎，防止失误。应该是这样。
提问：唐董事长，请问现在美国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对咱们金融行业有什么样的警示作用？
唐双宁：方才我讲世界最关注的十个问题，讲环环相扣的三个百慕大三角， 它的源头都是从金融危机引起的，最后造成社会动乱，愈演愈烈。金融不出事则己，一出事就是大事。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下，要时刻绷紧防范金融风险这根弦儿。我的经验体会，宏观经济好，金融必大发展， 宏观经济不好，金融必出大风险。所以，现在处在这种经济波动期，怎样防范金融风险，这是最需要警示的。防止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防止发展到社会危机，ZZ危机。如果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出现这些问题。像现在非法集资、高利贷、地下金融等，都十分危险。
提问：今天听您的讲座，我觉得感受到了什么叫国际视野，什么叫战略思维，对我们启发非常大。我想请教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刚才您谈到货币现象， 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货币从紧或者比较紧的话，我们的经济很快就会出问【联系*微信dadawk01】
题，如果我们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控制通货膨胀的话，这是一个险象。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另一方面，还有成本推动问题，我们农产品价格都比较低， 原材料包括煤炭、石油的价格相对比较低，为了某些经济的增长，这些价格的逐步到位是肯定要考虑的现象。是不是可以认为，由于我们成本推动的增长， 我们的货币通胀会是一个经常的现象？我不知道这两个问题是否说的清楚。由于我们成本推动问题会导致货币通胀是一个经常性的，因此有一个通货膨胀容忍度的问题。第二，货币紧缩带来经济增长放慢，怎么取舍？
唐双宁：中组部的同志能问这样专业的问题，岂不是要砸我们的饭碗吗？
（众答：是开行的组织部长）。那好。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这是弗里德曼讲 的。我方才讲他这句话有道理但不全对。是货币现象但不全是货币现象。既是 货币现象，又是经济现象，又是社会现象，又是自然现象，讲了很多。你问我 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型产品涨价会不会造成通货膨胀，简单说是不是这个问题？ 继续说明：我说我们国内的农产品价格比较低，如果价格上涨通胀一定上
来，但是农产品价格应当涨上来，因为资源价格比较低，资源价格也要上涨， 但是我们不敢往上涨，如果往上涨就是通胀，不涨我们就不合理，我们经济要增长，这些价格就要到位。
唐双宁：我倒觉得现在我们农产品价格也好，资源性产品也好，价格应该适当上涨，符合市场规律，也扩大我们的内需，也缩小剪刀差，同时提高工资和福利保障。当然还有外部输入型的通胀。在我们现在高速发展的环境下，澳大利亚、巴西的铁矿还得进口，这不是简单的理论问题。但从理论上讲，要妥善处理好，既要农产品提高价格，又要保证市场的稳定。我们的进口现在有点什么问题呢？被人家给牵着鼻子走，我们经常是肥水流了外人田，几家公司同时争一个国家的资源，让人家看笑话。要避免这个问题。。
提问：刚才您在讲座里讲到，美国的三权分立实际上是金权领导下的三权分立。最近在华尔街出现了“占领华尔街”活动，这个现象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自发的，第二蔓延很快。我们就想，在美国华尔街是它最引以自豪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公众对金融有这么大的抵触？《参考消息》里有抗议者打出这样的横幅，说权利是人民的，不是公司的。我想请教的是，中国的金融监管方式和美国不一样，您认为中国的金融业，在目前我们经济当中的地位怎么样？有人说中国是经济上的巨人，金融上的侏儒，您觉得对吗？
唐双宁：把复杂的问题说简单是水平，但有时候把复杂的问题说简单真的
不容易，一简单就不全面。中国在金融硬实力上不是侏儒，我们的金融总量， 外汇储备，我讲过中国十个方面的金融硬实力，我们可以说也是金融巨人。但是从金融软实力上讲，我们虽不能说是侏儒，但我们也不是巨人，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金融软实力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管理水平，创新能力，体制机制， 金融文化、金融理论等等，我们有差距。我们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实现由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转型为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
提问：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通过去行政化来更加有效的让市场配置经济和社会资源？
唐双宁：去行政化？我有一篇文章叫《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我提出来新的实践必然产生新的理论，金融危机这个实践应该产生一个新的金融理论。这个新的金融理论是什么？过去从亚当？斯密到弗里德曼都是自由主义， 凯恩斯是行政干预。我觉得新的金融理论的内核应该是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有机的结合，一般情况下看不见的手是第一位，但是两手要并用，在特殊情况下，还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中国目前已经是市场经济，主要靠看不见的手，但是看得见的这只手也不能失去。你看中国经济也好，金融也好，最大的特征叫二元性，东中西部发展严重不平衡。我既管过大的国有银行，也管过农村信用社。到四川阿坝的农村信用社，藏民连汉字都不会写。类似这样的地区，你不用行政扶持是不行的。所以对解决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我曾经在全国经济工作会上提出一个观点，要建立市场和政府扶持相结合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体系。对东部可以完全按市场，对西部、对农村一定要政府扶持，所以要去行政化，也要区别对待，简单化还不行。
提问：今天早上的汇率，人民币降了，这是市场行为，还是有意的？
唐双宁：这个问题您最好去问外汇管理局。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信息。我们的汇率制度叫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94年开始汇率改革， 05年二次汇改，一个是改了价格，由8.2元改成现在的6.5元，还有一个是改制度，过去盯住美元，现在改成叫一篮子货币，叫盯住篮子。这个总体上好像还没有做到，实际主要还是盯着美元，因为美元毕竟是最好的世界储备货币。我还真不知道你的这个今天早上的最新信息。
提问：是对外方行为的反击呢，还是市场性的呢？
唐双宁：这个我不敢妄加评论，因为我现在远离决策中心，这个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连这个最新信息我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
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觉得现在大部分还是依据市场，但是不是完全的依据市场？这些不仅我现在不知道，当年在人民银行、银监会工作的时候也不知道， 因为不归我管。
主持人：今天上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作结束。今天上午唐董事长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给我们讲了《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听这个题目就非常大，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还有一定的前瞻性。整个讲座确实像刚才有的同志说的，听了以后才感觉到什么叫国际视野，什么叫战略思维。我再加两句话，什么叫学富五车， 什么叫才高八斗。这里面既讲了金融，又讲了ZZ、经济、文化，特别是哲学， 还有外交，确实是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时也充满了一种对现在我们国家，对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我们的制度，我们所选择道路的一种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我想大家听了以后都会有同样的感觉，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报告， 是一个容量非常大的报告，信息量非常大的一个报告。确实是内容很丰富，而且是思想深刻，观点鲜明，自己有很多独特的判断、结论、观点、见解，所以确实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和深深的感悟。大家一定会感到有很大的收获。对于我们五局的同志，也对于我们今天参加活动的其他金融机构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一定会在工作当中，在学习当中有很大的指导和帮助。
我也感谢金融机构的同志一起来参加这个讲座，最后我们还是以热烈的掌声向唐双宁董事长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唐双宁：我最后说一句，欢迎大家，如果不嫌弃我们那个寒舍的话，欢迎到我们那里去作客。谢谢！
从金融危机到欧债危机：我们怎么办？
在“2011中国非公经济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2011年10月20日）
2008年9月雷曼倒闭，成为美国次贷危机转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标志。受危机影响最大的十个行业是：金融业、房地产业、奢侈品行业、建筑业、制造业、能源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娱乐博彩业和医疗保健业。而未受危机冲击甚至从中获益的十个行业是：律师业、典当业、心理咨询业、新闻传媒业、警察保安业、快餐业、黑社会（在有些国家已成为一个有组织的行业）、公共管理业、殡葬业以及军工业。
金融危机以来的演进过程有三个特征：一是华尔街没死，全球经济也没活， 不死不活，不活不死；二是华尔街的急性病演变成了全球的慢性病；三是欧洲因体质太弱，又由慢性病变成了急性病，也就是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欧债危机。2009年危机稍有缓解时，有人认为是V形反转。我认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不可能一次完成，应该是一个“W”形由大写到小写的渐进过程。从美国“两房”退市到雷曼兄弟倒闭，从冰岛破产到迪拜危机，从美债降级到欧债危机，应该说都证实了这一点。
将现在的欧债危机与08年的金融危机比较，区别主要有四：一是病症不同。08年的危机是单一的金融危机，而此次欧债危机是复合型危机，既是债务危机， 又是ZZ危机与社会危机。二是病根不同。08年危机源于美国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机构的过度创新、监管部门的严重失职。关于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 我有个比喻：银行把次贷证券化（MBS），相当于把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打扮成四十多岁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投行又将次贷债券再次证券化（CDO），把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打扮成二十来岁的小姑娘；评级机构又给这些证券高评级，证明她们就是20来岁；保险公司又对这些证券保险（CDS），保证她们是处女。而此次危机则源于“欧猪们”(PIIGS)长期实行的超过自身财力的超高福利主义与极端民主化ZZ体制的矛盾，以及欧元区货币政策统一性与财政政策差异性的矛盾。三是救治不同。08年危机后，各国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此次危机各国则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四是病情发展不同。08年危机是急症，病情来得急， 各国联手抢救后，变成了慢性病。而目前的危机是慢性病，各国反应迟缓延误了病情，慢性病又转成急症。
解决欧债危机大体有四个选项：一是“判处死刑”。希腊破产退出欧元区， 剔出一粒“老鼠屎”，保全欧元区这锅粥。但要防止08年雷曼兄弟倒闭引发连锁反应的事件重演。这个很难。二是“缓期执行”。“欧猪们”与德法等国各退半步，“欧猪们”节衣缩食赖在欧元区，德法等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问题是，救助国和受救国的民众都不乐意，可能令骚乱不断、乱上加乱，弄不好政府还要垮台。三是“携款潜逃”。德、法两国单干，欧元区解体。这倒省事， 但好不容易才弄起来的欧元区就这样垮了，国际形象太不好，历史上也没法交待。四是“继续作案”。欧洲央行比照美国搞“量化宽松”。但如果消费者没有信心，企业不愿投资，多印的票子就会跑到别的国家去，结果自己没救成， 反而祸及全球。
在当下欧债危机趋于恶化的背景下，中国怎么办？
第一，要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通胀问题。弗里德曼讲，所有通胀都是货币现象，我看不那么简单。我们承认，通胀是货币现象，追逐同等商品的货币多了，商品价格就会上涨。但通胀不仅是货币现象，还是经济现象，比如投资拉动型、成本推动型、外部输入型通胀，都可归于经济因素；通胀不仅是经济现象，还是社会心理现象，比如由于炒作和跟风，造成“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等。通胀不仅是社会现象，也是自然现象。日本地震造成核辐射引发中国碘盐猛涨，不就与“自然”有关吗？最近泰国遭受洪水，稻田大片被淹，可能影响明年国际粮价。通胀不仅是国内货币现象，也是国际货币现象。危机后美国大开印钞机，造成大宗商品大幅反弹，波及全球。我说这些的意思是，解决通胀光靠货币政策不行，要打“组合拳”和“团体赛”，还要打心理战。
第二，要实行“三角型”的货币政策，当前尤其要注重货币政策的结构问 题。自然科学有一条原理叫“三角型的稳定性”。其实这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原理，在社会科学，在经济学，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同样适用。纵观世界各国货币政策，基本都是“单边型”，即注重总量。货币政策有四大目标：稳定币值、促进增长、充分就业、平衡收支，都是总量问题。一般情况下，稳定币值是主要矛盾，特殊情况下（如金融危机时期）其他目标也会上升为主要矛盾，甚至出现多重主要矛盾。不管怎么讲，“总量”只是货币政策的一条“边”。
货币政策的第二条边是“结构”，也就是通过信贷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改善信贷投向。在总量和结构的关系上，总量合理，结构不一定合理；总量不合理，
结构肯定不合理；结构不合理，总量也难以合理，即使暂时合理也不会持久； 只有在结构合理的基础上，总量才能真正合理。结构问题不仅是自身问题，解决不好还会反过来倒逼总量。
货币政策的第三条边是“质量”，重点是“四个防止”，即防止通胀、防止通缩、防止不良资产、防止资产价格（主要是股价和房价）非理性波动。这里说“非理性”，因为市场不可能不波动。这“四个防止”，管理当局既要各有侧重，又要协调联动。
第三，既叫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有一个如何稳健的问题。现在是体制内从紧，体制外过活，实际上是“加权平均”式的“稳健”。银行的闸门是管住了， 体外循环却愈演愈烈。融资渠道多元化了，宏观调控就要处理好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融资结构关系，要着眼于人民银行提出的全口径的社会融资总量。
世界棋盘上的“中国-东盟金融合作”
在“第三届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领袖论坛”上的演讲
（2011年10月22日）
古人言：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当今世界棋盘大体呈现出三大板块和十二个支撑点的布局。美国为一个支撑点和第一板块，欧盟、俄罗斯、日本、中国呈四个支撑点并为第二板块；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非洲、拉美呈七个支撑点并为第三板块(当然上述支撑点的支撑力度各不相同)。上述板块与支撑点的形成，首先是经济利益。十二个支撑点可视为十二个大市场， 各自在资本、技术、商品、资源、劳动力等方面进行交换，各取所需，保持平衡。其次是地域安全、地缘ZZ需要，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最后是文化、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国家制度、历史恩怨的需要，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上述各板块、支撑点之间既相互需要，又相互排斥，既相互利用， 又相互戒备，但总体上需要、利用是主流，否则几败俱伤。
在这个棋盘上，中国与东南亚是两个重要的支撑点。这两个支撑点地理相接，文化相通，历史交往源远流长。
从地理上看，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山水相连，是中国连接亚、非、欧以及大洋洲的枢纽，是中国从海上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
从文化上看，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存在着高度认同感，在宗教信仰、民俗节庆、饮食习惯等方面与中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传统。
从历史上看，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有着悠久的往来。早在东汉时期，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就开始交往，三国时期已有中国遣使东南亚的记录，盛唐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往来更为频繁。明成祖从1405年起派郑和七下西洋，开展大规模的睦邻友好外交活动，东南亚是郑和下西洋必到和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大规模移居海外，东南亚是主要移居国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发展。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与各国领导人一起，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确立了国际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此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不断发展。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这一地区的经济稳定和复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千年后，中国与东盟领导人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金融领域的合作也随之逐步加强。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一波三折，美国经济下行迹象明显， 日本尚未从资产泡沫破灭中走出，欧洲债务危机更趋恶化。10月以来债务危机又有几个新动向：一是欧洲国家主权债务评级继续下调。标普、穆迪、惠誉三大评级公司同时进一步下调意大利、西班牙评级，穆迪称法国评级前景面临压力。二是银行降级愈演愈烈。穆迪下调苏格兰皇家银行等英国12家金融机构的评级，惠誉也下调数家英国大银行的评级。法国最大的五家银行已准备接受政府注资，德克夏银行面临重组，成为“新的雷曼”。三是社会动荡加剧。美国“占领华尔街”向全球蔓延，一个月内演变成波及四大洲、82个国家、1500多个城市的全球性民众抗议活动。四是美国转移矛盾。美国参议院一些议员出于ZZ需要，通过有关法案企图逼迫人民币升值。
在世界经济陷入新的危险境地的当下，中国和东盟国家作为当今世界棋盘上的两个重要支撑点，更需要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新的挑战。
第一，加强政府间金融合作。在清迈协议框架下，扩大我国与东南亚各国货币互换规模，建立中国-东盟双边金融战略对话和磋商机制，加强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和区域内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强化区域经济金融风险监测，共同研究区域内共同关注的问题和风险，采取协同行动，共同打击区内的金融犯罪和不审慎经营行为，共同提高应对风险能力。
第二，提升区域内金融服务水平。随着区内经贸活动的发展，区内金融服 务也要跟上经贸合作步伐。应加快区域内金融机构互设分支机构，开发相关金融产品，改进和提升区域内金融服务水平；以银团贷款、合资设立金融机构等形式，支持区域内经济、文化和民生事业，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遵循两个“三步走”轨迹：地理上，从周边化到区域化再到国际化；功能上，从结算货币到投资货币再到储备货币。目前，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已扩展至所有国家，人民币跨境投资（FDI）已开始试水，部分国家已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要步伐。目前，在美元频频贬值、欧元区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我们应创造条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更好地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
看得见 摸得着 管得住 谈“地方准金融机构”和“民间融资活动”之“度”
在第二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2011年10月26日）
今天这个论坛的主题是“金融创新再思考”，我过去在银监会就分管金融创新。我对金融创新的再思考，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创新要有“度”；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监管永远追赶不上创新，但监管要永远追赶创新”。我个人对哲学的粗浅理解，哲学的关键词如果用一个字表述，也就是“度”。哲学的一条基本路径是“对立、运动、转化、平衡”。如果在“度”内，世界上一切事物就都保持相对的暂时的平衡。这种相对的暂时的平衡就是“对立物的统一”。世界上一切事物又都表现为运动，量变式的运动超过“度”的边界就发生质的变化。“除了变是不变的以外，一切都是可变的”。变化后在新的“度”内，又达到新的平衡。如此周而复始，以至无穷。我们讲金融危机就是源于华尔街贪婪下的过“度”创新。创新没有什么不对的，但超过了“度”就转化为金融危机。穆勒讲，“你挥舞拳头的自由到我的鼻子前面为界”。就今天论坛的主题来讲，这个“挥舞拳头的自由”就是金融创新，这个“鼻子前面” 就是监管所及的地方，就是监管的容忍度。华尔街“挥舞拳头的自由”已经超过“鼻子前面”的度（当然华尔街是放松监管，是不作为）。所以，“上帝让你灭亡，就让你先疯狂”，金融危机就到来了。这个情况在中国也存在，只是程“度”不同，特别是“体外创新”有点过“度”，我国目前未能对地方“准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民间金融活动”更属“几不管”地带，看不见、摸不着、管不住，都超过了监管容忍“度”，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从地方“准金融机构”的“度”看，小额贷款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融资性担保公司以及融资租赁公司等准金融机构多由地方负责准入和日常监 管，存在“四不”，即监管标准不一，监管意识不强，监管力量不足，监管力度不到位，而且目前地方对这类机构普遍重发展、轻监管，不少地区把推动“准金融机构”的设立作为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来抓，一批资本不实、风控不力、从业人员参差不齐的准金融机构应运而生。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例，据有关资料， 今年6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3366家，贷款余额2875亿元，为解决微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发挥了作用，但由于绝大部分小额贷款公司由省金融办负责准入及日常监管，大部分省又把日常监管职责下放给地市县有关部门，普遍缺乏有
效监管。再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为例，PE公司目前未设行政许可，未明确监管主体，仅由地方工商部门按一般工商企业注册，今年才开始要求北京、上海等6省市注册资本5亿以上的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由于适用范围不大、监管手段有限，监管效果可想而知。PE有募集资金功能，但透明度差，缺乏监管， 易生风险。
从“民间融资”的“度”看，近年来由于银根偏紧，企业“钱荒”持续导致民间金融活跃，私人借贷、信用互助会、私人钱庄等民间金融组织迅速蔓延， 高利贷十分严重。目前高利贷年利率普遍在20%以上，最高的甚至达到180%。民间金融组织游离于监管之外，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发生风险或者纠纷时找不到法律依据，一旦经济环境恶化，有可能引发更大风险。特别是随着民间高利贷愈演愈烈，现已延伸至商业银行、上市公司、大型企业和部分商圈。一些企业及上市公司从银行套取低成本贷款后放高利贷赚取巨额利差，一些上市公司用募集资金搞委托贷款，成为又一种形式的“影子银行”，这些资金部分直接或间接流入民间高利贷，一旦资金链断裂，风险将传导至信贷市场、证券市场和实体经济。
准金融机构、民间融资的活跃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可以视为一种“金融创新”，但有时“局部正确会导致整体错误”，如长期不能实施有效监管，使其掌控在“度”内，极易引发风险。对此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曾有过深刻教训， 有些清理整顿工作至今仍未完结。这不仅是金融问题，更是事关社会稳定的ZZ问题。哈耶克讲，“只懂经济的经济学家不是一流的经济学家”。我认为对这些机构和行为要扬长避短、去弊存利、有疏有堵，特别是要让“挥舞拳头的自由”只能到“鼻子前面”为界，为此建议：
一是组织力量摸清情况。弄清游离于现行监管体系之外的地方准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到底有多少种类、涉及多少金额、存在多大风险，做到“看得见”。
二是合理分工明确监管。在摸清情况基础上针对不同机构和业务，按照合理分工的原则，在中央和地方以及中央有关部门之间明确监管部门和协调机制， 做到“摸得着”。
三是制定法规予以规范。要堵邪门，开正道，使其业务活动有法可依，经营行为有规可管，做到“管得住”。
把联动工作推向深入
在深港企业联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1年11月5日，根据录音整理）
2011年11月5日，唐双宁董事长在深圳就联动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并召集深港企业联动工作座谈会，对集团联动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唐董事长讲话从集团工作全局出发，论述了联动工作的重要意义，指出了深入推进联动工作的方向、方法与措施，对集团下一步联动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现将唐董事长讲话内容全文刊发，请各单位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唐董事长讲话精神，按照集团整体部署， 结合各自业务特色，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努力把联动工作推上新台阶。
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一是掌握了很多基层联动工作中鲜活的情况；二是听了很多好的建议。大家谈的有实的东西，也有虚的东西，虚实结合，很好。下面我结合集团全局就联动工作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光大的优势和特色在于联动
这句话讲过多次，今天还要强调一下。2007年我到光大，9月份在烟台召开光大证券的股东大会，就提出联动这个命题。光大有多少优势？几年看下来， 我们在规模上差距很明显，同工、农、中、建、交等大型银行没法比，短期内赶上中信、招商等中型银行也难。我们的优势在于功能相对比较齐全，企业相对比较多。因此，我提出一个内部联动的概念。我当时讲了八个字“市场原则， 同等优先”。因为都是独立的企业，涉及到不同的董事会、不同的股东，不能简单按照行政办法强行地做违反市场原则的事。但是，我们又都在光大的旗下， 应该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也应该在市场原则下同等条件优先。当时问题是提出来了，步子也迈了，但是迈得不大。在银行注资以后，特别是证券、银行上市以后，这方面工作也在往前推进。集团战略规划部成立以后，联动工作有了组织保障，哲夫同志亲自抓，大家齐努力，这两年有了较好的进展。
二、当前联动处于什么阶段
我曾经认为，我们的联动工作主要是靠行政推动，但看近年的实际情况， 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感觉现在已经不是那种简单的行政推动型了，但是还没有形成内生机制型，还处在过渡的阶段。这个过渡，往大了说，有点类似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计划经济是国家下计划，各自遵照去执行，市场经济就是自己有动力去做。联动工作就得由行政推动型向内生机制型转变。当然，也
不是一下子能解决得了的，也需要有行政推动。我听了你们讲的情况，可能发展得不平衡。上海、北京、深圳等几个大的金融区域、大的城市发展得好一点， 气氛起来了，也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有些地区就差一些，可能连行政推动甚至相互往来方面，都还没有做到。但是整体上看，集团联动工作处于行政推动向内生机制型转变的过渡阶段。
三、光大工作“六字经”
从集团自身和主要企业的情况看，现在光大的工作就是六个字。
第一是“横比”或“同比”。为什么要同比呢？就是我们自己和自己比， 成绩肯定是有目共睹的，步子很大，说有质的变化也不为过。但是我们横向比， 跟我们类似的机构比，应该说有差距，甚至在有的方面差距还很大。例如光大银行作为集团最主要的企业，自己和自己比进步明显，但是同招商、中信、浦发、民生、兴业等中型银行比，差距仍然很大。当然有的子公司可能好一点， 有的差一点。
所以，必须提出一个“同比”、“横比”的概念。
第二是“稳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两个字呢？因为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很不确定，全球复苏缓慢，欧债美债危机不断，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也很复杂。三年前我就讲过，金融危机不会一下子就好的，肯定是一个“W”型波浪式演变的过程，现在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判断。以我30年的金融工作经验，金融机构发展得好不好当然要靠自身的努力，但很大程度上受宏观形势影响。宏观形势一宽松，银行就发展，金融机构也都会发展；宏观形势一紧缩，风险就统统暴露出来，实力弱的金融机构就会出问题。这就是潮水效应，只要一退潮， 礁石就暴露出来，船就不能走；只要一涨潮，大船小船都可以通行。世界金融危机在两三年内是否有大的好转，恐怕还看不出来。希腊前几天要公投，现在又不公投了，反正是各退半步，只是缓了半步。欧洲银行又出台了“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传染到新的金融体，还得紧缩，因为没办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企业特别是金融企业要保持稳健。
第三是“联动”。集团企业之间的业务联动是光大等为数不多金融机构的特殊优势。中信具备这个优势，平安等少数金融机构也具备这个优势。我们光大尤其要发挥这个优势，为什么？因为其他金融机构在综合实力特别是规模上已走在了我们前面，光大由于种种原因，这里不细说了，落后了。这几年虽然我们跟自己比有了进步，但是各方面总体比、横向比还是不行，还有差距。怎
样能够尽量、尽快地缩小这个差距呢？我想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联动， 另一方面就是提升我们的软实力。今天主要是要求大家把联动工作做好，发挥好协同优势。
这六个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横比”，即和同业比还有差距，有差距就产生动力，这是我们的一个“油门”；“稳健”，就是现在的宏观形势不确定，现在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这种情况下，我们讲稳健实际上是“刹车”； 今天讲“联动”，是我们今后的发展方向，联动式发展就是一个“方向盘”。有油门，有刹车，有方向盘，我们的车才能开得好。
四、光大的“5+1”工程
经过这两年的推动，联动工作在组织保障、制度建设、业务发展、文化融合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集团整体活力明显增强。但我们还有很大潜力，下一步要进一步增强动力机制，提高联动工作的层次。“五项工程”也就是人心工程、人才工程、改革工程、管理工程、创新工程，是我刚来光大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些年我们围绕这五项工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的成绩大家看得到。但这五项工程还没完，必须继续搞好。今天，我想在“五项工程”之外再加一个联动工程，即“5+1”工程。原来的五项工程已经形成了共识，要继续做好。口号不能老提，不能老换，现在以“5+1”把联动工作摆进去，它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五、抓好机制建设和几项重点工作
怎样加速推动联动向内生机制转型，是下一步的任务。各机构总部包括分支机构的领导层面首先要高度重视，同时更要研究如何具体渗透到员工当中去， 包括客户经理的层面，还需要从机制上加速推进。集团相关部门要深入实际， 开动脑筋，把机制建设抓实抓好。各单位各地区也要大胆创新，形成好的机制。刚才你们讲到文化，在光大就是要形成一种联动文化。前段时间在中央机关和银监会举办的“辉煌银行业”讲演中，我也讲到了“筷子文化”，实际上讲的就是联动。
要抓紧研究联动的几项重点工作。一是要在理论上论证清楚联动和关联交易的关系。在实际联动工作中，我们经常遇到关联交易的障碍。在人民银行的时候，关联交易办法还是我主持制定的。办法里面讲得很清楚，不是说不可以往来，只不过是股东、董事的条件不能优于其他的。现在有的人为了免责，反正我不管你的死活，先把自己的责任摘清楚，项目一上来就给你否了。当然这
也不是有意的，只是他们没搞明白两者的关系。因此，在理论上要论清楚，把那些文件找出来，为互相联动扫清一个政策上的障碍。如光大国际有很好的项目，在其他银行可以贷款，在光大银行为什么就不可以做呢？二是具体业务具体产品上怎样进一步联动。包括大家提出的广告、IT平台、信息共享、光大南方中心、联动政策等问题，集团战略规划部要带回去研究、整理和落实。广告宣传的联动可以定下来，将来由办公厅和战略规划部牵头，拟定统一品牌宣传方案。事情定了，但在具体落实上不能违反相关规章。三是完善考核机制。集团已经出台了考核评价办法，但还不够细、不够硬，需要进一步完善。对做得好的要有奖励、有表扬，做得不好的，特别是同等情况下为了个人的蝇头小利吃里扒外的，就要处罚。我们讲要做好加法乘法，在实行过程中有没有做减法除法的？要把典型找出来，既要树立正面，也要制约负面。
总之，大家都谈得挺好，我了解了第一线的情况，大家也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都要落实好。会议虽在深圳召开，但不仅仅是针对深圳—香港区域的座谈会，我是从集团工作全局出发来考虑联动工作的，要把会议精神传达到整个光大系统。今天开会的来自各子公司的分部，你们要把今天的会议向各自的总部做一次专门汇报，核心是要大家更加重视，推动联动工作上台阶上层次，实现向内生机制型转变。大家要统一思想，从长远、全局考虑问题，这样光大才有希望。必须认识到各个企业单打独斗是没有前途的，必然会被市场淘汰。不管你现在是直属国务院还是属谁的，如果自身做不好，照样会被市场淘汰，如果你做得好，谁也不属，将来照样过得好。这不仅是光大集团的整体利益，而且和每个单位与个人的自身利益绑在一起，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产生内在的动力。
关于金融监管的十点反思
在“21世纪亚洲金融家主论坛”上的演讲
（2011年12月3日）
2011年12月3日上午，第六届“21世纪亚洲金融家主论坛”在京举办，唐双 宁董事长出席论坛并发表题为《关于金融监管的十点反思》的演讲。
尼克松讲过一句话，永远不要回头，永远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法挽回的往事上面。尼克松的本意是在鼓励人们前进。但尼克松某种意义上也正因不注重回头反思而跌了跟头。记不清是哪一位哲人讲过相反的话，“用脑走路比用脚更快”，“回头看看自己的脚印可以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去迈”。那么，根据今天论坛的主题，我想先回顾一下中国金融监管经历的三个阶段。
首先，让我们给金融监管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金融监管是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根据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进行监督管理的行为。如果这个定义成立的话，那么，应该说在1984年以前，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因为当时没有金融监管当局和监管对象，也没有监管法规，当时就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它既是中央银行，又是商业银行。所以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也就无从谈起。
从1984年到1993年，应该算是中国金融监管的起步阶段。这一期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计划经济为主，经济工作目标是速度为主，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为主。这些反映到金融工作中，金融工作以货币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以控制贷款规模为主，金融监管开始起步，但总体处于从属地位。
1993年由于出现泡沫经济，当时中央下发了“6号文件”，提出15条意见， 其中12条是针对金融工作的。6号文件的主要精神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深化体制改革”，其实着力点主要是前两句。从组织上，由当时的朱鎔基副总理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工作上，当时明确提出人民银行要进行职能转换， 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监管上来。
自此到2003年，这一时期属于金融监管的职能转换和体制探索阶段，人民银行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监管。1993到1997年期间的金融监管，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泡沫经济进行“救火”，在“救火”的过程中也开始考虑如何治本，即监管体制改革问题。1997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相继推出一系列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举措，比如强化中国证监会职能。此前中国证监会是国务
院证券委员会下属的监管执行机构，1998年后将证券委职能划入中国证监会并将其升格为正部级单位；还成立了中国保监会，把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从人民银行分离出去，人民银行专司银行业和信托业的监管。人民银行从组织体制上，成立了若干个我们俗称的大区分行，即将原来的30多家一级分行改制为9家一级分行和2家营管部，并在非一级分行所在地的其他省会城市成立省会中心支行和监管办事处。对这项改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当时这样改的初衷是防止地方对金融的干预，但是这样改存在两个错位。一个错位是地方干预的是商业银行贷款，但有贷款权的商业银行没改，工农中建的分行还是以省为单位设置，改的却是没有贷款权的人民银行；另一个错位是地方干预主要在县市这一层面，但那次改的却是省级分行，人行的地县分支机构没改，所以我认为这项改革是错位了。当然错位了名义上也不需要再改回来，因为大家多年来适应了，再改回来就乱套了。但必须肯定这项改革的初衷是要加强金融监管。
2003年又成立了中国银监会，从此正式形成了“一行三会”体制，标志着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正式进入了分业监管阶段。
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走到今天，现在看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阶段总体上是适应的。但这种监管体制是否就完善了呢？也不尽然。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我认为还要不断与时俱进。过去实行人行大一统的监管，好处是职责明确，所有金融风险可以向人行一家问责，协调起来也方便；问题是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只由人行一家监管力不从心。“一行三会”体制后，总体上监管力度加大，但协调成本也随之加大，并且出现监管过度、监管滞后与监管真空。监管过度的结果是每段铁路警察都对，但火车开不了；监管滞后的结果是火车已开，但警察跟不上；监管真空的结果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但段与段之间出现一些几不管地带，比如地方金融、“准金融”、民间金融等，极易产生风险。“一行三会”体制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完善。
基于历史的回顾，作为“过来人”，我对中国的金融监管有几点认识和反思：
一、重新认识加强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金融发展的 “战略机遇期”凸显；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发展中国金融业，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但发展中国金融业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保障，将“走向反面”。只要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存在，金融监管就永远不能放松；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阶段，金融监管尤需加强。
二、重新认识金融监管的从属性。先有金融企业的发展，后有监管当局的 监管。发展第一性，监管第二性。没有金融企业的发展，也就没有监管当局的监管。发展决定监管（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就要求有什么样的与之相适应的监管模式；发展到什么程度就要求监管到什么程度）。监管反作用于发展（监管引导、规范发展，服务于发展）。一定意义上讲监管可以超前，但最终要接受是否适应金融业发展的检验。
三、重新认识监管体制的相对性。从功能上讲，没有绝对好的体制；从时 间上讲，没有一成不变的体制；从空间上讲，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制。在监管体制设计上可以追求“理想”，但不能也不可能“理想化”。
四、重新认识监管体制运动的规律性。境外监管体制大体三大类（混业、 半混业、分业），总体上多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运动，在“合” 与“分”的运动中不断强化。这种“合与分”的运动规律还在探索，这种“强化”也不是简单的叠床架屋和不惜成本。
五、重新认识“风险监管”的首要性。金融监管就其过程来讲大体包括三阶段，即“市场准入监管”（包括机构的准入、业务的准入、人的准入即从业人员的任职资格）、“市场行为监管”（主要是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就其监管方式的演进来讲大体包括：“规则主导的监管”（80 年代及以前）、资本为本的监管（80年代中期）、“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美国模式，90年代后期）和“原则性监管”（近年来的英国模式）。我认为无论何种阶段和何种模式，都必须始终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在“市场准入” 中把风险监管的关口前移，在“市场行为监管”中主要是盯住风险，在不得已的“市场退出”中也要注重本体风险、连带风险和后移风险的综合权衡，维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六、重新认识“内控监管”的本源性。“内控监管”即金融企业经营中防范风险的内在积极性。这种内在积极性通过一定的文化、体制、管理制度表现出来。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 监管当局就要像保健医生一样帮助、督促金融机构建立起一套充足的、有效的内控机制。
七、重新认识监管悖论的永久性。监管悖论表现在控制风险要以金融发展 为代价。要想一点没风险，也就没有金融发展；要发展就必然有一定的风险。因此，对“风险”要有一定的“容忍度”（比如不能奢望“零不良率”）。
八、重新认识金融监管目标的适度性。金融监管的“度”在于八个方面的大体平衡：上边能掌控、中间少推诿、下边少出事、业务能发展、国际能融入、国情能适应、当前行得通、长远有方向。当前特别要注意监管不足、监管过度与监管真空问题。
九、重新认识体制与人的互补性。现实中往往存在这种情况，同样的体制， 由于人不同而效果不同。反之亦然。因此，体制上的不尽人意之处需要人来弥补。监管不仅是技术，更是一门艺术。
十、重新认识中国金融监管与国际接轨的必要性、渐进性及与国情的适应性。由于经济已经全球化，必然要求“书同文，车同轨”，必然要求中国的金融监管与国际接轨。国际金融同行在几百年的实践中也确实积累了许多经验， 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国外的月亮也不是都那么圆得不得了。我多年前曾同美国的监管高层有过一次对话，我说你们的监管体制就那么完美无缺吗？我看不过是在历史的“面盆”中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结果。他表示如果让美国重新选择，它也不会再选择这样的体制，主要原因是美联储、美国货币监理署OCC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等几家监管部门的协调成本和效率问题。另外，美国不热衷实施巴塞尔III实际也是考虑美国的“国情”。所以，接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应当走一步看一步，尤其要注重同中国国情的结合，防止南桔北枳。
漫游在发散与收敛的天地间 从清华文化谈开去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人文精神与大学文化”报告会上的演讲
（2011年）
我讲的题目是“漫游在发散与收敛的天地间——从清华文化谈开去”。谈“清华文化”，好像我没有这个资格；谈什么“漫游在发散与收敛的天地间”， 更让人云里雾里。列位且慢。这次清华百年校庆报告会的主题是“人文精神与大学文化”，那么，也就听我一次关于“清华文化”的一家之言，如何？
“文化”现在是一个很时髦的概念。文化不仅包括思想文化、文学文化、艺术文化，从广义讲它是相对于物质而言的整个精神世界。大概是现在物质发展得太快了，人们也就更需要文化了。现在的社会现状简单讲，就是“物质越来越丰富，文化越来越贫乏”。文化贫乏的实质是精神的贫乏、信仰的贫乏。我曾在不同场合提出过一些对文化的“一孔之见”。我说过，“ZZ是暂时的， 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我提出过“文化”就其社会作用而言，是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标准，是衡量人与人关系的“一般等价物”。“有的国家靠出卖资源，虽然很富有，但在国际上并没有地位；有的大款虽腰缠万贯，但在社会上仍‘底气不足’。而一些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师们，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清苦，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并永远为社会所钦佩。”正因此，丘吉尔说“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位莎士比亚”。“文化”是不可战胜的。“经济的力量、军事的力量，可以占领一个国家的市场，占领一个国家的领土，但不能占领人心；先进文化，可以占领人心。”你像蒙元，你像满清。我最近思考英雄与圣人的区别。英雄可以战胜他人甚至战胜一切，但战胜不了自己，比如拿破仑。圣人可以战胜自己，比如华盛顿。我曾经到过南非罗本岛关押曼德拉的监狱。曼德拉在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监狱中关押
27年，受尽虐待。后来曼德拉当选第一位黑人总统，在就职典礼上，他特意将狱警请上主席台同外国元首一起就座，并讲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不能忘记仇恨，说明我的心仍在监狱”。我想这句“占领人心”的话是曼德拉最后之所以成为“曼德拉”的根本原因。说到曼德拉，还不能不说德克勒克。德克勒克是南非最后一位白人总统，在他任内顶住压力释放了曼德拉，在他任内结束了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结束后，许多白人回到欧洲，德克勒克没有走，毕竟曼德拉还缺少治国经验。德克勒克留下，为自己昔日的阶下囚当
副手副总统。曼德拉是伟大的，德克勒克也是伟大的；曼德拉占领了人心，德克勒克也占领了人心。所以力量再强大，不能占领人心，文化可以占领人心。实际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躯体和灵魂的关系。“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躯体，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不能没有躯体，不能魂不附体；不能没有灵魂，不能成为植物人。我还谈过什么叫“有文化”？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有文化”首先要有知识，在有知识的基础上递进为有情趣，在有情趣的基础上递进为有境界。只有完成上述“三个递进”才是真正的“有文化”。你会三门外语、四门外语，你知道天文、地理的许多常识，你能背一百首、一千首唐诗、宋词，这只能说明你有“知识”； 你对这些知识产生兴趣，成为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说明你已有“情趣”；你将这些知识、情趣内渗进骨子里、溶化在血液中，并放射出新的思想， 产生崇高的境界，成为举手投足间的自觉意识与行动，这才是真正的“有文化”。古往今来的文化大师，无不如此，概莫能外。“有知识”是“由外向内”的投入过程，“有情趣”是内在的演化过程，“有文化”是“由内向外”的产出过程。套用马克思的话，“有知识”属于“自在的阶级”，“有文化”属于“自为的阶级”。在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关系上，我们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发展经济，否则就没有产生“灵魂”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弘扬我们的文化，“体” 要生“魂”。只有躯体，没有灵魂，是植物人，是行尸走肉；只有血肉丰满又有灵魂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那么说来说去，你在这里侈谈文化，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从事金融工作的， 而且从事了三十年的金融工作，一天都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正是因为从事了三十年的金融工作，我目睹了中国金融业的巨大变化，并为之而自豪；也深知中国金融业目前的软肋，并为之而忧虑。因而我提出了一个“金融文化”的概念。金融是资金的分配。资金是人的物质财产的货币表现。因此金融说到底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就是文化，或者说就“内涵着文化”。我提出金融工作“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提出“金融文化”如果用三个字表述，就是金融之“形而上”；如果用两个字表述，就是“诚信”；如果用一个字表述，就是金融之“道”。“诚信”
是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形而上”是金融文化的广度概括，“道”是金融文化的深度聚焦。我还另将金融文化简单概括为“利法信义道”五个字。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
“义”、“道”为前提。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 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才通技，中才通术，大才通略，超才通道”； “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什么是“道”？“道可道， 非常道”，我在一个论坛上讲过一句话，“道”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德、智、力之和”。
那么什么又是“清华文化”呢？梁启超先生为清华拟定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我认为校训就是一个学校的文化。梁任公用心良苦，此校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清华人。但此校训清华适用，其他学校也适用；大学适用， 全中国、全人类也适用。我认为这个校训还没有体现出清华文化的个性，没有体现出清华文化的特色，或者说当年有个性、有特色，百年之后因其“普适性” 已经缺少清华的个性、清华的特色了。需知眼下中国，最需要的就是“个性”。中国银行业最大的问题是同质化，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也是同质化。我认为这个源自《易经》的校训可以广义上作为中华文化的表述。梅贻琦老校长有一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受梅校长启发，我也曾言“金融者，非金钱之谓也，乃诚信之谓也”；“非金融技、术之谓也，乃金融略、道之谓也”；“非单纯金融硬实力之谓也，乃金融软硬兼备综合实力之谓也”； 进而我还把金融资产规模、经济金融化程度、经济货币化程度、股票市值、资本实力、金融机构数量、金融从业人数、外汇储备、金融市场交易量、金融业增加值等归纳为金融硬实力，把金融创新水平、金融市场体系发育程度、金融企业治理机制、金融社会环境、金融监管能力、金融开放度、金融人才配置、金融文化、金融理论建设、金融国际环境等归纳为金融软实力，并提出“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是金融强国的标志”；提出中国应当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中抓住机遇，实现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扯远了，总之我认为梅校长的名言， 清华适用，其他大学也适用；如果将其作为清华文化，我认为也没有反映出清华的个性，清华的特色。梅校长的名言可以广义上作为大学文化的表述。
曾蒙不弃，我在清华做过多次演讲，但大多是关于金融方面的。这些演讲虽在当时收一时之效，但过后、今天，讲的是什么，我自己都忘了。我印象深刻的是2004年在清华大学关于书法的演讲。那次演讲碰撞出许多火花，比如我给书法下的定义是“以中国传统笔墨纸砚为工具，以汉文字为对象，以书外功
夫为基础，用以宣泄情绪、创造美感的艺术”；比如我将“书外功夫”概括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拓万丈胸”等等。那次关于书法的演讲不但我记得，当时在座的师生记得，而且在书法界、在社会上几乎不胫而走，我至今仍经常收到关于那次书法演讲的来信、感言。当然今天在这里我提这些，不是要说什么书法。顺便说一句，这次清华百年校庆， 为了表达我的心情，我还真创作了一百幅书法作品，由清华大学和中国书协主办，正在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展出。我自撰的前言，不妨在这里读一下：“我以中国古典词曲牌为题材，创作了一百幅书法作品，用以祝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我创作这些作品的‘身份’，源自五年前清华大学聘我为继续教育学院顾问的一封公函。我回函曰‘受之有愧，却之不恭，误人子弟，诚惶诚恐’…… 我创作这些作品的动机，源自六年前我在清华大学的一次书法讲座。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胡东成先生在主持讲座时说道：‘清华大学原是一所综合性大学， 后来成为理工科大学，现在正在重新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向综合性大学转型！梁任公九泉有知，王静安九泉有知，陈鹤寿九泉有知，赵宣仲九泉有知， 当死而无憾矣……然而，需要转型的，不仅在‘形’，更在于‘神’……今天， 我们的物质生活虽不能说极大丰富，但已不知丰富了多少倍。但是，我们今天的精神生活怎么样了呢？我以我血荐轩辕。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我以我的书法作品呼唤，向清华大学呼唤，向中国教育呼唤，向整个社会呼唤…… 我的这些作品，不过是一‘垒土’。但，九尺之台，起于垒土……”又扯远了， 我这里提书法不是为书法，而是要引出一个话题，就是我那次演讲时时认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胡东成先生的主持词。胡先生说“清华大学1952年以前是一个文科、理科都很强势的综合性大学，
1952年以后变成一个理工科大学，现在又重新向综合性大学转型。”“文科和理工科在考虑问题时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文科更多的是一种形象思维， 而理工科更多的是逻辑思维。文科是一种发散型思维，而理科则是一种收敛型思维。文科更多的是求异的思维，而理科则是求同的思维。”胡东成先生提到希望同学们在考虑问题时，能做到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完美结合，发散型思维与收敛型思维的完美结合。
胡校长的主持词给我以启发。“收敛型思维”是清华的传统，是清华的特色。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有一段激情洋溢的致辞：“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
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科学家要有幻想，这说的是不是一种“发散型思维”呢？其实大凡大家都同时既具备发散型思维又具备收敛型思维。君不见那棵苹果树，发散型思维使牛顿通过苹果落地产生丰富遐想，收敛型思维使牛顿推导出万有引力定律；君不见长征路，发散型思维使毛泽东吟出红军不怕远征难，收敛型思维使毛泽东后来又写出《矛盾论》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清华文化。清华是科学家的摇篮，清华以“大师之谓也”为追求目标，那么清华如何培养大师，如何成为科学家的摇篮，如何打造自己的文化？我想，保持清华自己的收敛性思维，融入他人的发散性思维，扬己之长，补己之短，集收敛型思维的严谨态度与发散型思维的丰富遐想于一身， 是否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特色就更强一些？是否可以以此作为清华文化的一个方面？如果再提炼一下，或可表述为“学人之长，在发散思维的天空中放胆遨游；固己之本，在收敛思维的大地上扎实生根”。如果把当年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大师的年代包括进去，也可将“学人之长”改为“复己之长”， 即“复己之长，在发散思维的天空中放胆遨游；固己之本，在收敛思维的大地上扎实生根”。长了一点，再短一点，或谓这个演讲的题目——“漫游在发散与收敛的天地间”，将此作为“清华文化”的基本内涵，不知列位以为如何？
“复己之长，在发散思维的天空中放胆遨游；固己之本，在收敛思维的大地上扎实生根”，今天在谈清华文化时提出这样一点看法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告诉大家，我最近曾经着实“发散”了一把。有一天我想，过去，基于我们认为人与人的矛盾（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所以“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们就习惯于从生产关系角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今天，频频发生的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气候异常，以及说不清的宇宙太空，人与自然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来说，是被动和从属的，生产力才是主动的和决定性的。那么我们能否换个角度，从生产力的角度，对人类社会重新做个划分？
我开始进一步“发散”，从生产力的角度，设想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经历五个时代。
第一个是人力手工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主要是人类凭借自身体力，利用不断改进的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在这一时代曾发生过三次革命。第一次是简单使用工具的革命，人类利用现成的石头、木棍作用于劳动对象进行生产生
活，比如大家一起用木棍、石头围捕动物。这应该是从动物转化为人的开始； 除直立行走、熟食外，这也应该是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第二次是加工工具的革命。人类在围捕动物过程中，发现通过对工具进行加工，比如对石头进行打制、磨制，对木棍进行切削等等，再作用于劳动对象，就可以进行更高层次的生产生活。第三次是创造工具的革命。人类后来又发现通过对工具进行组装和再创造，比如冶铜炼铁再制成工具等等，再作用于劳动对象，从而可以实现人力手工时代最高层次的生产生活。
第二个是动力能源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主要是人类从“凭借自身体力利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转变为“通过操控各种机械动力作用于劳动对象”。动力能源时代发生的革命，第一次是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第二次是电的发现和应用；第三次是核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发现和应用。
第三个是信息智能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主要是人类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改变信息传递和交流方式、操控劳动工具，再作用于劳动对象。信息智能时代也发生过三次革命。第一次是电子通讯设备的应用，比如电报、电话的出现等等。第二次是计算机及因特网的应用。第三次是智能劳动工具的普遍应用，比如智能机器人、全自动智能驾驶交通工具的广泛应用等等。顺便说一下，上述（包括下述）这些“时代”及时代期间的“革命”都不是“断层式”截然划分的， 都是交错演变的，而且每个时代除了这些基本特征外，还有其他表现形式，如新技术、新材料的发现发明，如纳米技术的应用等等。
第四个是生物工程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主要是人类应用生物工程技术改善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质量，改变生命的创造方式，甚至改变人类自身。生物工程时代正在并将可能发生的三次革命，第一次是利用基因工程等遗传育种技术， 改良生物品种，极大地提高食物生产效率和供给数量，使地球能承载更大种群量的人类。第二次是利用基因测序及解读、克隆技术等，改善人的健康和生存质量，逐步消除各种疾病，极大地延长人类寿命并充分开发人的潜能。人的许多能力是尚待开发的，除已开发的听觉、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外，据报道称正在开发的有第六觉心觉——如灵感、气功、特异功能等；是否可能存在第七觉、第八觉……总之，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远远不够。第三次是通过生物工程技术与其他技术的复合，创造具有更佳功能和更强生存能力的新型人类。
第五个是太空自由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主要是人类将实现在太空及外太空的生产生活，在广阔宇宙空间实现人的全方位自由发展。这里首先需要特别
说明，目前频繁的自然灾害表明，地球从局部到全局，从量变到质变，迟早会出现不适应人类居住的问题。从更长远讲，按自然法则和宇宙爆炸理论，地球迟早将“不复存在”。因此，太空自由时代也可能并应当发生三次革命。第一次是人类利用飞行器走向太空，在太空建立生产生活基地，比如在月球建设“仿生园”，在其他星球发现适合人类生存的要素等等。第二次是从科学探测发展到全方位的太空移民，同时在外太空创造适合人类生存的条件，比如随着科技的发展，改造其他星球，使其他星球也能适应人类生活。这个当然现在还非常遥远。第三次是假如存在外星人的话，实现“宇宙人”的“大融合”，建立宇宙“联合国”，也可叫星球联盟。“宇宙人”之间繁衍，产生更新的人类、创造更新的生活。这个可能更有人认为是“做梦”，是“幻想”。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年吴承恩写《西游记》时人们不也认为是幻想是做梦吗？今天，你像坐飞机腾云驾雾等等不是大多已实现了吗？人类生活的地球经历过太古代、原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从哲学角度讲有生就有灭，有来就有去； 从自然属性讲，地球的下一个时代是什么？人类焉能不考虑地球发生变化的问题？焉知人类社会不会发生上述变化？而且我必须再多说一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从辩证法的角度讲，科技也是“第一破坏力”。古典经济学家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也是“创造性的破坏”，生产力的二元性不言而喻，这次日本核事故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人们现在只说调整产业结构，实际上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第一生产力”与“第一破坏力”的临界点。在有的国家有的方面，应当大力调整科研方向与科技结构，也就是说不能再研究如何杀伤人，如何破坏地球，而应当研究如何保护人，如何保护地球。我最近看了一个资料，“1945 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的那颗原子弹，现在看那只是一颗小型核武器， 但它瞬间造成了几十万人的伤亡，虽加速了世界法西斯势力的最后灭亡，但同时也宣告了人类核时代的到来。现在这颗叫‘男孩’的原子弹的蘑菇云已经飘散了六十多年，在此期间，人类制造了几万个原子弹和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氢弹，通称为核弹。威力最大的核弹破坏力超过第一颗原子弹的上千倍，甚至可以达到上万倍。前苏联时期最大的一个氢弹居然一亿吨级当量，号称‘赫鲁晓夫炸弹’。后来科学家觉得不妥，因为它的杀伤半径太大，把它放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波及到某个有人居住的地点，于是把装药减少一半，改为五千万吨级，威力仍然大得惊人，引爆后整个北极圈附近包括北美北部的无线电都中断了。现在如果把人类制造的核武器都用上，能否把地球毁了不好说，但把地
球文明全部破坏是必然的。”所以我提出大国ZZ家必须坐下来研究调整全世界的科研方向与科技结构的问题。
我的这个“发散”，既是心血来潮，也是苦思冥想，但能“发散”不能“收敛”，希望清华的朋友来帮助“收敛”，来严谨求证，同时也希望在求证中产生“发散”。其实，如果说梅贻琦校长倡导的“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是清华人的奋斗目标的话，“收敛与发散相结合”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思维基础。刚才，收到一位清华友人的短信意见，说“‘收敛与发散结合’的人才是通才，应是清华大学培养学生的主线。在此基础上，是否也可培养一些‘极度发散’（如大文学家）或‘极度收敛’（如大数学家）的专才？”我看这位友人有点要“发散”了。我用文言文回答这位友人，然也，然也，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开篇那句话，一家之言，姑妄说之，姑妄听之，当然最好姑妄思之，姑妄论之，并姑妄为清华文化的形成有所鉴之。
关于光大银行近期工作和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几点看法
（2011年2月17日）
今年3月份以来，央行连续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一次提高存贷款利率； 银监会近日多次强调，城商行要注重风险防控，坚守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通过学习思考，希望大家在认清当前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下做好本职工作。
一、关于光大银行信贷投放情况
（一）2010年底，光大银行总资产1.5万亿元，其中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7798 亿元，当年增加1305亿元（其中中小企业增加471亿），增幅20%（人民币贷款余额7572亿元，年增1313亿元，增幅21%）。人民币信贷投放完成监管机构核定的全年增量计划的96%（银监会核定贷款计划1374亿元），人民币存贷比71.1%。
（二）2011年1月光大银行新增贷款175亿元（按央行差别准备金计算公式测算光大银行1季度贷款计划418亿元），控制在央行规定的计划范围内。人民币存贷比73.74%。全年拟投1350亿元，增长18％，余额控制在9000亿以内和监 管部门要求的计划内。投向以中小企业、贸易融资、消费信贷、低碳金融等领域为主，中小企业拟增加600亿元。全年信贷投放节奏为3：3：2：2。
总体上，光大银行贷款规模波幅不大，月度、季度、年度间差异相对较小， 没有大起大落。
（三）光大银行需关注的风险，一是普遍存在的“一般性风险”如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铁公基”，按监管部门要求防范。二是自身的“特殊性风险”，光大历史上曾大起大落，去年上市后，大家憋着一股劲，需要科学引导， 指标的改善并不代表管理水平的提高，要防止“冲动性风险”，再出现大起大落。“科学引导”的方式一是正在全行进行“内涵式发展”的大讨论；二是严格执行监管要求；三是推进中间业务并在实践中探索有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方式。
二、关于宏观形势的几点看法
总的讲四句话，一是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业表现很好（但这次好不等于以后好）；二是央行和监管部门十分不易；三是指标改善同管理水平的提高是两回事（改革实现了体制上的“形似”，尚未“神似”）；四是当前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一）关于货币信贷政策。虽然一月份CPI涨幅为4.9％，但凭直觉我对宏 观风险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不仅要分析静态数字，还要分析动
态的活的因素；不仅分析国内，还要考虑国际因素）。对严重的通货膨胀现在应该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要“打提前量”，一方面“谢安纹枰”，一方面对货币政策适当调整（有两种选择，一是名存实调，“稳健货币政策”的名义暂不变，实际收紧；二是立即调为“适度从紧”。倾向第一种）。调整货币政策肯定会有反对意见，但通货膨胀如果成为主要矛盾，只能“两弊相权取其轻”，当断则断。从历史看，1984年实行央行体制以来共28年，有11 个年份执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11个年份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3个年份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3个年份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1994年正式提出货币政策， 此前10年实行的是信贷总量调控，将此进行折算）。历史表明，松后必紧，紧后必松；小松小紧，小紧小松；大松大紧，大紧大松，这就是波浪式运动规律在宏观经济中的体现。中国说是“适度宽松”，执行起来难以有“度”（干部体制、银行体制、财政体制决定将产生强烈的倒逼机制），18万亿的投放及产生的拉动效应带来的风险不可小觑，因此，稳健、适度从紧应是中国货币政策的常态选择。
（二）关于社会融资总量。不了解具体内容，感觉一是方向正确；二是如何统计？“社会融资总量”似包括间接融资（信贷）、直接融资（股票、债券、基金）和自有资金（包括外商投资）三类，关键是后两类（直接融资、自有资金）如何完整准确统计？仅从直接融资方式看，既有国家信用，如国库券或公债等，还包括商业信用，如企业间的商品赊销、分期付款等；消费信用，如分期付款形式的消费，甚至包括民间个人信用，这些大口径、多渠道的社会融资数据，通过何种渠道统计，需要有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三是如何确定？“社会融资总量”是个新口径，尤其是其中依托资金市场资本市场等领域的创新型产品以及民间融资等等，监管边界与统计分析还有“真空”。全口径的社会融资总量及增量究竟以多少为宜，需要积累经验，重新认识，多方面考虑。四是如何管理？现行体制下，目标总量由央行定，“闸门”在“三会”及各金融机构。按新办法央行是从“制定政策－统计数据－具体监管”三段式一管到底， 还是只管前两段？如果央行只管前两段，与第三段如何衔接协调是新课题。在现有融资管理体制中，新增贷款、股市融资、保险资金等融资管理，涉及一行三会；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归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企业债和政府下属融资平台公司发行债券归发改委；国债负债主体为财政部；外商投资管理在商务部。还有民间融资、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基金、信托融资乃至热钱等等，
在这种格局中，如实行“社会融资总量”管理，如何防止管理冲突和遗漏？尤其是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监管权力如何做好协调？五是做好新老衔接。“社会融资总量”是个方向，有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还不能淡化对货币供应量（M2）和银行信贷的管理。现阶段，这两个指标仍然具有基础性作用。要防止“管理真空”。
（三）关于中小金融机构。中小银行这几年表现较好除自身努力、监管指导有力外，还有宏观形势好的原因。金融工作存在“潮水效应”，宏观有变（退潮）首先受冲击的是中小银行。城商行除北京银行这样较好的行外，“跨区域设置”要限制（可往农村、西部设），一是城商行隶属地方政府约束软；二是内生攀比做大冲动强；三是风险管理能力相对弱；四是蛋糕就这么大，已经基本切完。现在银行对存款的竞争已经白热化，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除传统风险外，在“恶性竞争风险”的大帽子下，具体链条是“财务违规风险→行贿受贿风险→银行声誉风险→银行信用风险”。而且如果宏观有变，还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型银行的问题是业务趋同（九大趋同：战略趋同、产品趋同、机构趋同、服务趋同、收入结构趋同、治理结构趋同、创新趋同、机制趋同、文化趋同），没有特色，照此下去也潜伏恶性竞争风险。
为此，应加固银行防范风险的五道防线：①内部控制；②行业自律；③政府监管；④社会监督；⑤存款保险。
农村金融的核心是商业性与政策性的矛盾。但农村金融不仅是金融问题（包括二元金融结构问题），也是ZZ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建立“市场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说白了就是商业银行按市场原则办，亏损由财政补。这个问题只能点个题。
从日本核事故再谈金融衍生品的五级分类监管
（2011年4月22日）
利率市场化催生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催生金融衍生品，金融衍生品盲目发展催生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金融衍生品这块“鸡肋”。为此， 2009年我曾提出对金融衍生品进行五级分类监管，将金融衍生品按照远离基础产品（真实交易）的程度大体分成五个类别：第一类是利率掉期、外汇掉期等具有真实交易背景的衍生品；第二类是期权、期货等兼具套期保值和投机功能的基本衍生品；第三类是信用违约掉期、结构性产品等多种市场因子模型化后的高级衍生品；第四类是担保债务凭证（CDO）等资产证券化产品和有对冲性质的基金等缺乏真实交易背景、为交易而交易的衍生品，特别是合成式、非现金交割的衍生品；第五类是杠杆倍数畸高、赌博倾向明显的高危性衍生品。
这里面，第一、二类属于基本衍生产品，是规则的、可计算的，是基本金融产品的延伸；第三类正向与负向功能兼具，与基础产品的链条已然被拉长； 其他类则渐次显现出高危性衍生产品的特点，是不规则、不透明、难于计算的， 主要靠所谓的“模型”说话。因此在监管中，对于第一类金融衍生品可视为“正常”类，监管部门通过数据统计和信息汇总，掌握情况即可；第二类可视为“关注”类，若在交易所交易，则依靠保证金制度和交易流程予以规范；若在场外交易，则需要监管部门通过统计报表汇总相关的表外科目，并且要求金融机构逐日盯市计算市场风险敞口；第三类可视为“高度关注”类，监管部门应要求金融机构能够对有关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进行合并管理，并分类报送数据，对不同目的的交易设置不同的账户，账户间设置“防火墙”，定期向监管部门提交风险报告；第四类可视为“限制”类，监管部门必须采取例外监管方式，设置杠杆倍数的最高限值（阈限值），并把净值交割限定在合格投资者范围之内；第五类可视为“禁止”类，现阶段除少量在实验室进行外，应明确禁止，待今后对这种衍生品有了更充分的认识，有了更有效的监管手段后， 再考虑开禁。
此次日本核事故再次使我联想到金融衍生品的分类监管。
“核”这个东西是个客观存在（我这里的“核”特指原子核在聚变和裂变过程中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核”也是一块“鸡肋”，同其他事物一样都具有两面性。为此，1990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了《国际核事件和放射事件分级
表》，将核事件分为七级：一—三级为“事件”，四—七级为“事故”。按递增的严重程度排列，一级称为“异常”、二级称为“一般事件”、三级称为“重大事件”、四级称为“影响范围有限的事故”、五级称为“影响范围较大的事故”、六级称为“重大事故”、七级称为“特大事故”。具体比如对“一级” 的定义是，一名公众成员受到辐射超过法定限值，安全部件发生少量问题，但纵深防御仍然有效；而“七级”的定义就是放射性物质大量释放，对健康和环境具有大范围影响，需要实施长期的应对措施。日本这次七级特大核事故，遮遮掩掩直到最近才公布，实在不地道。最近更有日本记者怀疑核电站藏有核武器，果如此，那就更令人发指了。
这里多说一句，以前人们只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科技也是“第一破坏力”。有些国家实际在有些方面已面临“生产力” 与“破坏力”的临界点，需要调整科技的“方向与结构”——这是题外话。
“核”如此，金融衍生品亦如此。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家把金融衍生品说得天花乱坠，玩得天花乱坠，我们不搞怎么行？但金融衍生品内生着比原生品大得多的风险。以往银行不良资产一般是面向实体经济的贷款，因此不良资产数额再大也是有底线的，而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其金额甚至可以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因此，其危害性也就远远大于不良贷款（在这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全世界金融衍生品规模高达630万亿美元，是当时GDP的15倍多，到今天据说已增加到690万亿美元）。可以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都是金融衍生品惹的祸。为此，我呼吁监管部门着手制定对金融衍生品的分类监管办法。在2009年认识的基础上，我想再突出强调十个字。
一是合作，就是建立衍生品监管的全球合作框架。在全球层面，继续强化已有的国际金融机构（IMF和世界银行等）的作用，充分吸纳各国参与构筑“同一与多元”相结合的全球监管框架，将更多的“国际共识”转化为操作性较强的标准和动作，引导衍生品回归到资源配置、流动性改善和风险管理的职能。这是多元向本源的回归。
二是附体，就是虚拟经济必须附在实体经济上。股票、债券、衍生品等在 早期促进了铁路、科技等产业的发展。然而，如果货币虚拟资本产生的利润远超过产业资本，或者货币虚拟资本获取利润速度长期超过产业资本创利速度， 当到达临界值的时候，崩溃就将成为必然。“大萧条”、“日本泡沫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都印证了“金融咒语”——泡沫最终是要破灭的。
三是求本，就是金融创新的根本是增进人类福祉，而不是为创新而“创新”。 金融衍生品是为对冲风险而产生的，根本的是要服从实体经济融通资金和管理风险的需要，最终要考虑产业资本利润创造的承受力。如果单纯为创新而“创新”，实体经济领域根本就增加不了实际价值，那只能是吹泡沫，终究免不了一劫，何谈人类福祉！
四是重实，就是金融模型不是万能的，自货币经济诞生，市场已由“拜物教”向“拜钱教”转移，而金融衍生品大规模发展后，又出现了“唯模型论”。那些高危性衍生产品主要靠“模型”定价，大搞数字和账面游戏。岂不知，“模型”中的一个假设概率条件发生变化，那么整个估值将随之倾覆，出现“赵括现象”，产生纸上谈兵效应，使“多米诺骨牌”倒下，重创实体经济。我认为要“有模型，不唯模型，重在实际”。
五是发展，就是我国发展金融衍生品的决心不能动摇、步伐不能停止。中 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应着力推动原生产品上的第一次衍生工具，切忌衍生工具过度虚拟化、泡沫化。要按照四原则（实需原则、市场监管原则、集中清算原则和简单适用原则）发展金融衍生品，并且依照类别加强监管，避免出现“金融核事故”。
关于领导班子团结和谐的哲学思考
（2011年5月9日）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关键的是团结。团结是领导班子建设的生命，是事业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重要的ZZ原则。懂团结是大智慧， 会团结是大本事，真团结是大境界。领导班子要实现团结和谐，需从哲学思想、文化理念和心性修养等方面入手。笔者结合近年来工作实际，对如何促进领导班子团结和谐做了一些思考。
科学运用哲学思维自觉维护班子和谐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矛盾客观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领导班子也同其他事物一样，无时无处不存在着矛盾，正确认识和把握领导班子成员内部矛盾规律，是构建团结和谐的领导班子一个十分重要问题。
一是坚持实事求是，学会换位思考。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今天取得的所有成功，无不得益于坚持了实事求是。但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因为有时候信息不对称，有时候看问题角度不同，也就很容易出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坚持实事求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换位思考。人有时光觉得自己对，但往往换位思考后就会发现别人也有道理。学会换位思考，体现的是一种清醒，一种觉悟。人无完人，谁都有长处，谁也都有短处。毛主席讲自己是“三七开”，小平同志讲他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一抓一大把，连马克思的手稿都是改了又改。所以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要学会换位思考，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从正面、反面、侧面来看； 要学会长远地考虑问题，从昨天、今天、明天来看。
二是懂得矛盾依存，为人襟怀坦荡。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矛盾双方各以对方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如果班子成员一方心中有事、疑心，对方必然也有事、疑心；如果一方不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对方必然也不当回事儿。你心地“光明”了，别人心地也“光明”了。你心地“灰暗”，在你眼中别人难免也心地“灰暗”。古时有个“齐人失斧”的故事，是说齐国有个人斧头不见了，怀疑是邻居偷的，无论怎么看都觉得邻居鬼鬼祟祟，形迹可疑。后来， 斧子在自家院子里找到了，再看邻居的一举一动，就不可疑了。我们现实生活中这种“齐人失斧”的事不算少。所以，班子成员共事，心地敞亮非常重要。
三是懂得矛盾主次，善抓主要矛盾。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没有矛盾 就没有世界。但是在诸多矛盾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抗日战争中，反抗日本侵略是主要矛盾，所以国共要合作；解放战争中，夺取政权是主要矛盾，所以全X高度团结；“文革”后，实现现代化是主要矛盾，所以中央提出要“团结一致向前看”；改革开放到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应是主要矛盾，所以要科学发展、公平正义。大家都要围绕这个大目标团结合作，开展工作。不考虑这个大目标，在小事上争来争去，对大局不利，对个人也不利。
四是懂得矛盾转化，适应角色转换。任何矛盾都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两重 属性，矛盾的双方无不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矛盾转化，难到极处就是易，易到极处也会出现难。既然矛盾转化，心态也要跟着转化。我刚到光大时用一副对联，形容自己从机关到企业工作的心态转变：“在机关，昂首挺胸当公仆，否则没有权威；到企业，猫腰低头做主人，不然哪来钱赚”。我那时是调侃，只是“知易：’，实际并没有完全适应这个“转化”。但几年来，我已经逐渐“行易”了，逐渐适应这个“转化”了。做好角色的转变，进行正确的定位，是每位领导干部的必修课，必须懂得矛盾的转化，立足所处的环境和岗位，在实践中感悟，潜心修炼，不断校正、定位好自己。
五是学会“妥协哲学”，彼此实现双赢。“妥协”不是不讲原则，而是对 于“非对抗性矛盾”，各让一点才会把事办成，才能团结和睦。在安徽桐城， 有一条宽六尺、长约百米的小巷，称“六尺巷”。相传康熙年间，一叶姓人家与当朝宰相张英家因宅基地问题发生争执官司打到县衙。张家管家函告张英， 希望相爷能关照一下。谁知张英看信后，却批了一首诗寄回，诗曰：“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看信罢，立即吩咐让出三尺。叶家见张家让出三尺，遂也让出三尺。于是留下了今天的“六尺巷”。这里，“让他三尺”就是“妥协”。这一妥协不仅使张英的这首诗传为佳话，还为后人留下一条名街“六尺巷”。所以，维护班子团结既要坚持原则性，也要讲究灵活性。在非原则问题上要有涵养，要掌握让步和妥协的艺术，要能大度容人，善于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让”也就是“得”。
践行和谐文化理念营造班子团结氛围
一是顾全大局，关照整体。班子成员要扬长避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同舟共济。不同舟共济就会翻船，对谁都不利。要大力倡导弘扬“周恩来精神”。
我认为“周恩来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精神”是X史X建领域研究的课题，博大精深，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周恩来同志始终把维护和巩固X的团结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有利于X的团结的话和事就说、就做，不利于X的团结的话和事就不说、不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个人荣辱置于身外。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X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在维护X的团结统一方面，他堪称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的楷模。
二是“德法并重”，以德为本。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制度再严厉也管不住心，教化可以管住心。这是有道理的。我国儒家的“德治”思想源远流长，其理论和实践在正、反两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们无不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德法并重”，则社会安定，ZZ清明；“德法分离”，则社会动荡，乱象横生。我提出我们治理金融企业关键是五个字，“叶、枝、干、根、土”。业务是叶， 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宏观环境是土壤。这五个字中，最根本的还是“根”。所以，我认为治国治企都要“德法并重”，在依法治企的同时，还要以德治企，根本还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要运用“团结-批评-团结”方式， 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非主观故意的，不能不教而诛， 不能一棍子打死，要“给出路”，实行人性化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大家心情舒畅，干劲更足。
三是和而不同，出以公心。由于角度不同，工作中产生不同意见是正常的， 什么都一致反而不正常。曾长期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的斯隆的决策方式颇发人深思。有一次，斯隆主持会议讨论一项决策，会上没有任何争议。斯隆站起来一脸严肃地说：“现在宣布休会，这个问题延期到我们听到剧烈的不同意见时，再开会决策，这样，我们才可能得到对这项决策的真正了解。”由此可见，工作意见不一致并不等于不团结、不和睦，相反还有利于把事情办得更周全。所以，在工作中，不要怕意见有分歧，关键看是不是出以公心。只要是出以公心，不论其个性如何，无论看问题的角度如何，都应该是受到鼓励的。
四是司职补台，形成合力。班子成员要各自定好自己的位，既各司其职， 又相互补台。作为一把手，特别要做到“六事”，即“谋事、任事、担事、容
事、处事、息事”。谋事就是抓方向，谋大事；任事就是敢断事，包括会用人； 担事就是敢担当，勇于负责；容事就是要有度量；处事就是在复杂环境下，能够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息事就是能够化解各种矛盾。班子间的合作就像一头大蒜，最有用的是蒜瓣，供人食用；最没有用的是“蒜柱”，不能食用。但没有“蒜柱”，就凝聚不了“蒜瓣”。“蒜柱”又是管方向的，它向上长，“蒜瓣”跟着长。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把手就是“蒜柱”，应当带头维护团结，以高尚的人格力量和民主作风感召人，为班子创造一个心情舒畅、和谐共处的良好环境和氛围，从而共同奏好“协作曲”，努力下活“一盘棋”。
五是顺其自然，处之泰然。中国文化的优势是儒道互补。孔子是境界大师， 老子是智慧大师。无儒无境界，无道无智慧。老子终其一生就写了一篇《道德经》，但两千多年不朽，其核心就是“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既然“顺其自然”，就要明白“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乃大勇也”的道理。处之泰然是一种崇高的境界。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提倡这种心境，铸造这种心境，深植于心，并常践于行。人生如棋。识棋理、懂布局，下棋方可获得胜机；知进退、明得失，人生才能从容自如。心境淡泊自守、乐观旷达，才是一种大智慧。
强化自身心性修炼提高班子和谐质量
一是“大智若愚”。有一个“吕端大事不糊涂”的故事：初宋太宗拟任吕端为宰相时，有人非议说“端为人糊涂”，太宗却答道“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有大略不问其短，有厚德不非小疵”，团结帮助，用其所长，抑其所短，是每个领导干部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胸襟宽窄的重要尺度。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事相连，事由人为，容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容人。“量小失众友，度大集群朋”。在志同道合前提下，班子成员彼此间的友谊和谅解比什么都重要。只有相互包容，和谐共事，才能干大事，干成事。
二是心胸豁达。茫茫宇宙，小小寰球如一粒微尘，何况人乎？人要心胸豁达，宰相肚里能撑船，才能共事。延安整风以后召开“七大”进行选举，毛主席力主将王明选为中央委员。薄一波同志回忆，选举之后，毛主席不放心，就在旁边看计票，直到王明的选票过了半数才出去抽烟去了。当然，后来王明性质变化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当时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反映了毛主席在用人问题上的心胸。“孤则易折，众则难摧”。老一代人经常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这
在今天依然适用且十分重要。
三是认识“零平衡定律”。我认为世界上最终什么都是平衡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平衡的，质子和电子是平衡的，权力利益同责任困难也是平衡的。现在不是讲幸福指数吗？其实加权平均汇总下来都差不多。“地球是一个圆形， 终点就是起点”。同样站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上，有人往西看，哀叹旧的一天就要过去；有人往东看，欢呼新的一天就要来临。就看你自己怎么看。一切过不去都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自己过不去，什么都过不去；自己过得去，什么都过得去。对待周围的环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周围的事“宠辱不惊， 去留无意”，保持一颗平常心，这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积极的人生。
四是学会等待(忍耐)。毛主席说过，胜利“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勾践曾卧薪尝胆，食吴王粪便，为夫差驾车，用“忍”实现了“三千越甲可吞吴”；“文革”中“四人帮”捣乱，叶剑英曾说过“投鼠忌器”的话，就是要“忍耐”；彭真受迫害被关押，1975年允许家属探望，他在家属手心上写了一个字，也是“忍”。人说“忍”是心字上面一把刀，能放住这把刀，才能成事。 在主客观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忍耐是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品格。面对实现目标过程中的挫折和困难，领导干部必须要有自我约束的克制力，坚韧的容忍力，刚毅顽强的坚持力。无数实践证明，能不能办成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你能不能忍耐。
五是知足常乐。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八九。有一幅画，是一个骑驴者， 看见坐车者，同人家比，就心情不好；后来看见一个步行者，心情就好了。老子说得好：“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懂得知足并能做到知足的人，其心胸才能宽广，情感才能崇高。作为一名领导干部， 只有知足才能保持一份廉洁从政的心境，拥有一个从容的人生。
六是多点爱好。“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毛主席曾坦言：“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读书，可使人聪明睿智，给人无穷力量，让人理想远大。人的物质生命总是要结束的，但精神生命是可以“万岁”的，如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等，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 多点爱好，爱好高雅，可以纯洁心灵，抵制邪恶，陶冶情操，悠然自得，喜人悦己，使物质生命更快活。
世界经济的“平行四边形”
（2011年7月28日）
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现在世界经济是“魔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象”。
首先是华尔街“纵欲之魔”生出一个全球金融危机，不展开讲了。总之， 至今危机并未平息。
其次是金融危机“一生二”，产生通胀与滞胀。在新兴经济体，出现了明显的通胀趋势。巴西、印度、俄罗斯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分别上涨到6.5%、8.7%和9.6%，我国6月份CPI上涨到6.4%，创3年来的新高。印度6月份CPI上涨到9.44%，越南6月份通胀率甚至同比飙升了20.82%。在发达经济体，则呈现出滞胀趋势。美国CPI不断攀升，5月份达3.6%，欧元区6月份通胀率为2.7%， 连续7个月超出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警戒线。而美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 环比仅增长1.9%，比去年四季度低1.2个百分点。
第三是财政赤字“二生三”，收支矛盾引发三大经济体债务危机。美国在连续两年高额赤字的基础上，今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上升至10.8%，欧洲各国公开赤字占GDP比重平均达6.3%，日本今年也将达到10%。财政赤字引发债务危机。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已达14.29万亿美元上限，通过“挪用”联邦退休基金等非常措施才勉强将违约日期推迟到8月2日。欧债危机继希腊、爱尔兰、葡萄牙之后，开始蔓延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乃至差不多整个欧洲。2010年欧元区平均负债率超过85%，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家则高达100%以上。欧债危机的本质，一是过度消费文化与国家财力的矛盾；二是欧元区财政政策的差异性与货币政策统一性的矛盾。对默克尔、萨科齐来说，面临的是要欧盟还是要选票的问题。欧元区面临解体的危险。日本政府债务也居高不下，今年底将达1002 万亿日元，陷入1875年有记录以来最严峻的债务危机。
第四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三生万象”，金属、能源、农产品三类大宗商品所属明细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并带动其他产品价格上涨。与危机时的低点相比， 铝上涨163.2%、铜上涨267.9%、铅上涨354.9%、镍上涨336.1%、锡上涨234.2%、 锌上涨267.3%、钢坯上涨336.3%、黄金上涨131.2%、白银上涨498.6%。农产品价格较2008年12月，玉米上涨68.1%、棉花上涨124.3%、大豆上涨38.5%、白糖上涨125.5%、小麦上涨20%、燕麦上涨53.8%几何学的一条重要定律是“平行四
边形的灵活性”。灵活性也就是不稳定性。通胀、滞胀、债务危机、大宗商品 供应危机已构成世界经济的“平行四边形”。这种平行四边形状态又面临两个 拉力，一是自然灾害拉力，地震海啸、火山喷发、洪水干旱、飓风泥石流等频 频发生；一是社会ZZ动荡拉力，西亚北非的战火、欧洲的游行罢工、南亚的 爆炸、挪威的恐怖袭击等等。这两大拉力使世界经济的平行四边形更不稳定。 面对世界经济的“平行四边形”，大国ZZ家们应以全球胸襟，承担起应
负的责任，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美国作为本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切实增收减支控制赤字，妥善处理好当前债务危机， 为世界经济平稳、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而不应以不负责任的态度，置全球经济和各国人民于不顾，玩弄两X之争的把戏，再次把世界经济拖入深渊。请美国三思、三思、再三思。
从世界经济W型走势说开去
（2011年8月16日）
最近，美国主权评级下调引发了大规模的市场震荡，全球股票市场多空双方激烈博弈，主要指数大幅波动，世界陷入紧张状态。
如何看待美国丧失3A评级？金融危机初始，我曾撰文提出，根据波浪式前进的哲学原理，世界经济复苏应该是一个“W”型由小写到大写再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从新世纪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引发次贷危机到雷曼破产是危机“W” 型的小写到大写，从雷曼破产到后来接连出现的迪拜事件、调查高盛、两房退市、欧债危机等是危机“W”型的大写到小写。
这次美债风波对市场信心的打击，主要是美国民主共和两X“玩太极”耍弄世界，玩得太过了，人们实在看不过眼。加之美债风波同欧债危机相互叠加， 金融危机与财政危机互相影响，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遥相呼应，使世界为之恐慌和迷茫。但是，跳出当前乱局，放眼世界大势，全球经济仍然未改“W”型大写到小写的走势。上述凡此种种表明，美欧债务危机本在意料之中，虽然危机仍在持续，但并不代表“世界末日”来临，“W”型仍是未来世界经济的基本走势。
此次美欧债务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金融影响，包括我国外汇储备价值波动等；二是贸易影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造成的外部需求下降，将对我国出口产生进一步的遏制；三是物价影响，特别是如果美国启动第三次量化宽松（QE3），将加大我国通胀压力。对此，我们要坚持“冷静观察、发展自己、保持主动、积极应对”的方针，立足于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决不能被所谓“中国救世”的论调所忽悠。
一是全力控制通货膨胀。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达6.5%，从ZZ经 济角度都不允许这种状况持续。美国已接近于零利率，对我国形成冲击。如果实施第三次量化宽松，流动性“入侵”的压力更大，我国必须保持总量从紧、结构合理、频率有度、外防有力的货币政策加以应对。
二是加快调整外汇储备。我曾提出外汇储备“五路分流”（即补充国有资本、购买战略资源、扩大境外投资、发行外国债券、鼓励民间持汇）和“民生外汇”的主张。这是“导流”。在“导流”的同时，更要堵源，要进行体制性、 战略性的论证，考虑一些“大手笔”的动作。
三是更加注重金融风险。首先，融资平台风险。地方融资平台在抗击金融危机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如果宏观形势好，则风险可控；如果宏观形势恶化，就会形成我说过的“潮水效应”——潮水退后，礁石暴露，银行好资产也会变成坏资产。因此对“融资平台”要分类排队，有保有压，规范完善。其次，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当前在高准备金率压力下，有些中小银行已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中小银行直接关系着中小企业，处理不好将产生连锁反应，造成中小企业生存危机，因此在政策把握上应区别对待。再次，股市风险。欧美得病，世界吃药，我国也不例外。我国股市目前还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市场，要注意防止过度的非理性反应，当前特别要做好预期管理， 树立市场信心。
美债风波再现金融危机“W”形走势
（2011年8月17日）
最近，美国主权评级下调引发了大规模的市场震荡，全球股票市场多空双方激烈博弈，主要指数大幅波动，世界陷入紧张状态。
如何看待美国丧失3A评级？金融危机初始，我曾撰文提出，根据波浪式前进的哲学原理，世界经济复苏应该是一个“W”形由小写到大写再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从新世纪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引发次债危机到雷曼破产，是危机“W” 形的小写到大写，从雷曼破产到后来接连出现的迪拜事件、调查高盛、两房退市、欧债危机等是危机“W”形的大写到小写。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信心危机。回过头看，造成这种信心危机的首先是欧美的过度消费和华尔街唯利是图驱使的盲目创新、监管不力。其次是布什、保尔森对危机的处置不当。保尔森为什么救“高盛”不救
“雷曼”？利益所在业内人士无不心知肚明。最后是格林斯潘“百年一遇” 的言论。格林斯潘说的也不错。但这个问题需要“两说”，处置不当信心尽失甚至可能“千年一遇”，处置得当众志成城也可能转危为安。格林斯潘的言论无疑加剧了市场的恐慌。雷曼之后各国被迫联手救市，形势开始转为“W”形的大写到小写，但“W”形走势不变。
这次美债风波对市场信心的打击，主要是美国民主、共和两X“玩太极” 耍弄世界，玩得太过了，人们实在看不过眼。加之美债风波同欧债危机相互叠加，金融危机与财政危机互相影响，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遥相呼应，使世界为之恐慌和迷茫。但是，跳出当前乱局，放眼世界大势，全球经济仍然未改“W” 形大写到小写的走势。标普质疑的主要是美国政府的效率和决策能力，特别是美国政府削减赤字的决心。美债风波本质上仍是“W”小写过程中的一次波浪， 只不过相对前几次而言，这次的“波峰”更大，更急，更严重。标普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作为一个靠市场吃饭的评级公司，自然不愿食言而削弱其影响力。评级公司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而此前几大评级公司的表现令市场颇多微词， 标普此举也不无挽回面子的考虑。上述凡此种种表明，美欧债务危机本在意料之中，虽然危机仍在持续，但并不代表“世界末日”来临，“W”形仍是未来世界经济的基本走势。
此次美欧债务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主要一是金融影响，包括我国外汇储备
价值波动等；二是贸易影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造成的外部需求下降，将对我国出口产生进一步的遏制；三是物价影响，特别是如果美国启动QE3，将加大我国通胀压力。对此，我们要坚持“冷静观察、发展自己、保持主动、积极应对”的方针，立足于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决不能被所谓“中国救世”的论调所忽悠。
一是全力控制通货膨胀。当前我国CPI已达6.5%，从ZZ经济角度都不允许 这种状况持续。美国已接近于零利率，对我国形成冲击。如果实施QE3，流动性“入侵”的压力更大，我国必须保持总量从紧、结构合理、频率有度、外防有力的货币政策加以应对。
二是加快调整外汇储备。我曾提出外汇储备“五路分流”（即补充国有资本、购买战略资源、扩大境外投资、发行外国债券、鼓励民间持汇）和“民生外汇”的主张。这是“导流”。在“导流”的同时，更要堵源，要进行体制性、 战略性的论证，考虑一些“大手笔”的动作。
三是更加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一）融资平台风险。地方融资平台在抗击金融危机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如果宏观形势好，则风险可控；如果宏观形势恶化，就会形成我说过的“潮水效应”——潮水退后， 礁石暴露，银行好资产也会变成坏资产。因此对“融资平台”要分类排队，有保有压，规范完善。（二）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当前在高存款准备金率压力下，有些中小银行已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中小银行直接关系着中小企业， 处理不好将产生连锁反应，造成中小企业生存危机，因此在政策把握上应区别对待。（三）股市风险。欧美得病，世界吃药，我国也不例外。我国股市目前还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市场，要注意防止过度的非理性反应，当前特别要做好预期管理，树立市场信心。
中国金融业要面对挑战把握机遇
（2011年8月17日）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X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金融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必须看到，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薄弱环节，需要认真面对挑战，把握机遇。
挑战
我国金融业发展中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
一是金融软实力不足。我国金融改革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金融资产规模、机构数量、经济金融化程度、市场规模等硬实力的扩张上，与之相比，金融创新水平、金融市场深度、金融企业综合竞争力、金融企业治理机制、金融发展环境、金融监管水平、金融国际化程度、金融人才配置、金融文化建设、金融理论建设等金融软实力提升缓慢。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则是金融强国的标志。如何引领中国从金融大国转变为金融强国是X在当前金融领域的新任务。
二是金融二元特征明显。经济二元性决定了金融的二元性，集中表现为十大不平衡。即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与美国情况正好相反），金融监管水平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地位不平衡等等。
三是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任重道远。虽然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金融组织体系，实力明显增强，但金融体制机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仅仅实现了“形似”而缺少“神似”。
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全球，重创美国、日本、欧洲等经济体，并对我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仍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同时，各国“猛药应对”危机的副作用正在显现，全球面临着通胀与滞胀并存的风险，给我国带来严峻挑战。
一是金融创新的挑战。此次危机中，中国金融机构直接损失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实力强、水平高，而是由于中国金融企业的国际参与程度不高， 也反映出中国的金融创新不足。如何稳健、适度进行金融创新，是对我们的挑战。
二是“错肩矛盾”（前进中的碰撞）的挑战。在世界格局变化之时，没有 哪个国家甘心让位，“错肩矛盾”必然产生。如何登高望远，大局为重，韬光养晦，小退大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是对我们的挑战。
三是金融发展方式转型的挑战。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的消费和生产 模式面临转型，全球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世界经济供需结构将做重大调整。如何加快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也是对我们的挑战。
机遇
中国经济和金融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经受住了考验。2009年下半年以来，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率先复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回暖的“引擎”。中国没有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却在复苏中“独树一帜”。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六大机遇。
一是和平发展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尤其是银行业）实力受到影响，经济进入调整恢复期，加上各种国际ZZ问题的困扰，一超多强的“新均势”将在未来几十年为中国提供和平发展的新机遇。
二是发展道路选择机遇。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不可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并非万能。前车之鉴给中国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以新的机遇：借鉴别人成功的道路，不走别人失误的老路，走出符合国情的特色之路。
三是他国“让位”机遇。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将重排座次。我们固然需要韬光养晦，同时更需要有所作为。毋庸讳言，全球金融危机将为中国赢得时间，提供在国际ZZ、经济、金融事务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机遇。
四是文化认同机遇。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精髓和生命力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和认同。ZZ是暂时的，经济是 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必将走向世界。 五是“市场腾空”机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长明显减速，为
我国开发海外市场、拓展能源渠道、强化资源储备及增进科技实力提供了必要空间和有利条件。
六是外需减少的“倒逼”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需骤减，过度依
赖外贸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急需转型。这种外需减少将为我国带来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的“倒逼”机遇。
上述国际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中的问题、机遇与挑战，迫切需要加强和改善X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积极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我国必须走具有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决定金融，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有什么样的金融体制，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根植于我国经济体制和基本国情之中。现阶段，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市场功能还不完善。与欧美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我国经济与金融存在明显的转型与二元相结合的特征，因此必须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随着综合经济实力增强， 金融规模扩大，中国将逐步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舞台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一新形势下，能不能探索出既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又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发展道路， 使我国由金融大国转向金融强国，更是我们面临的长期使命和重大课题。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必须在X的领导下进行
X的性质、地位、担负的历史任务决定必须巩固和加强X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ZZ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我们X作为执政X，具有鲜明的ZZ主张、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阶段，X在事关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确立和实施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与战略的“制高点”，金融乃国之重器，更需要X的坚强领导。
金融工作必须在X的领导下开展，这也是我们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在革命战争年代，X只有掌握了金融事业，只有牢固握紧了属于自己的“钱袋子”，才能建立并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在改革开放年代，也只有在X的领导下，我们的金融事业才能由弱变强，才能成为举世公认的金融大国，才能抵御百年不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当然，加强X对经济金融工作的领导，不是由X直接干预经济金融工作。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一体化的历史条件下，X领导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从未有过的新课题。要在认真总结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经验与教训的同时，与时俱进，面对对外更加开放、经济更加活跃、因素更加复杂、
环境更不确定、竞争更为激烈的复杂现实，必须积极探索与这一复杂现实相适应的新思路、新方式与新方法，必须根据变化着的国内外金融实践加强和改善对金融工作的领导。X要注重在法制的框架内，更多通过间接的方法、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指导金融发展。
在X领导下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必须选准着力点
X在领导当前和今后的金融工作中，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方向性、战略性的指导。
一是正确制定金融方针政策。ZZ是经济的集中体现。X的大政方针必须对我国金融发展战略、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宏观调控指明方向，并在法律的框架下通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工作、通过市场运行予以实施。X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要把握规律性、体现方向性。一是要注意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特别是要与我国2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宏观调控实践、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实践相统一。二是要遵循社会矛盾发展演变的规律。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决定着 一个时期X的中心任务，决定着X的路线方针政策。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通过转变金融发展方式、以更有内涵的金融发展推动经济繁荣将是我X领导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三是要在金融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广大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作为X领导金融工作的政策出发点。当前，我国人均财富不断积累，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X的方针政策要通过金融战略的制定来体现这一需求。
二是坚持和完善X管干部原则。X管干部是一个重大的、不可动摇的组织 原则。在经济金融领域坚持这个原则，是由我X执政地位这一上层建筑和国有金融资本的经济基础共同决定的，是巩固我X执政基础，推动金融发展，防范金融风险的组织保障，也是确保我国金融事业长盛不衰的ZZ优势。根据我国国情和金融组织体系多元化、多层次的现状，X可以通过多种组织渠道、多种方式对金融干部进行有序有效的管理，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中央（通过中组部）直接管理的中投、政策性银行、工、农、中、建、交、中信、光大等大型金融机构；地方X委(通过组织部门)管理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如浦发银行、渤海银行等；国务院部、委（通过其X的组织部门）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如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X的领导主要包括思想指导、ZZ领导和组织领导。
三是加快金融人才培养。金融人才是国家人才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在X管人才这一基本框架下，最大限度地发现、培养、使用金融人才。要开
发培养不同层次金融人才，既需要培养经营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管理型人才； 既需要培养专业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综合型人才；既需要吸引境外优秀高端专业人才，更需要培养境内人才。要以培养境内人才为主，境外人才主要起技术专家顾问作用，境内人才起领导管理决策作用；尤其要培养主要领导人才。主要领导人才不仅要懂金融，也要懂ZZ、懂经济、懂其他，成为掌控方向、驾驭全局、协调关系、处理矛盾、善于用人的行家里手。
四是不断创新金融理论。人类发展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经济金融变革都孕育出新的理论体系。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则孕育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创立了包括金融理论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但必须看到，我国金融理论总体上仍跟不上金融实践的快速发展。面对国内外波澜壮阔的金融变革，理论武装不足，外来理论引进有余，与中国实际结合上需要下更大功夫。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新形势，呼唤着新的金融理论。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和创新与新时代新课题相适应的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体系，在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和中国国情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传统理论的继承与超越等方面，实现提升与突破。
五是为金融发展创造氛围。要通过X的方针政策、X的文献、X的宣传舆论阵地提高全社会对金融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要引导和鼓励金融创新，提高整体附加值，支持并服务于经济转型，以金融创新带动经济发展，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繁荣。各级X委要把培养社会诚信环境、改善金融生态作为领导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金融问题很多是道德问题。实践已经证明，经济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带来道德的进步，我国经济、金融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尽快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在中国金融硬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X要及时提出并引导我国金融软实力特别是金融文化建设。金融工作中“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一切金融活动都要靠人去执行。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金融文化结合的基础上逐步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六是着力解决金融工作面临的重大难题。当前主要有八个方面。一是增强 货币政策制定的前瞻性、科学性，执行的灵活性、差别性，与其他政策的配套性、互动性，既保持币值稳定又要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就业。二是完善监管体系，填补监管真空，既防监管不足，又防监管过度，增强金融市场运行的有序性、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金融风险的可控性和金融监
管的透明性。三是改善“二元金融”中的“薄弱单元”，加强对农村、中西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四是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转变金融增长方式， 提高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与创新能力。五是按照“结合国情、有效适用、区别对待、逐步递进”原则，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六是保持外汇储备和汇率的合理性。七是按照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路径完善人民币的计价、支付、结算、储备和国际货币功能，提高人民币的管理水平，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八是积极推进金融外交，加大我在世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使其与我世界经济地位相适应。解决这些重大难题要在X的金融方针政策指引下通过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进行。
总之，总结建X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分析中国金融业的现状和问题，坚持科学发展观，我们一定能在X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金融文化建设需要加强
（2011年10月21日）
X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对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产生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是人类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人类的共性文化在横向上反映为各民族的具体文化，比如中华文化；在纵向上反映为各领域的特殊文化，比如金融文化。金融文化是人类共性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
金融文化说复杂非常复杂，涉及一个金融理论体系和运行体系的创立。从某个角度来讲，“金融”包括“金融物”和“金融人”。金融是资金的融通。资金是人的物质财产的货币表现。因此说到底资金融通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就要受到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就蕴含着文化。因此，金融文化就是金融领域相对于资金、技术、法规等“金融物”来讲的着重于解决“金融人”的问题的一个命题，就是人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亦即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资金的运动。这种精神状态又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法律， 再作用于人的具体行为。
金融文化说简单又非常简单，按传统说法就是加强金融领域的思想ZZ工作，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德治；如果用三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金融之“形而上”；如果用两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诚信”；如果用一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金融之“道”。“诚信”是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形而上”是金融文化的广度概括，“道”是金融文化的深度聚焦。
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形而上”与“形而上学”有联系又有区别。“形而上学”一词据我考证最早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后来将形而上学作为反辩证法的同义词。而“形而上”一词，其出处最早见于《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简言之，“形而上”指精神文化，“形而下” 指物质。
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我曾概括为“利、法、信、义、道”五个字， 就是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为前提，要以“道”为基础。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
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道”是什么？《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是人类的特有智慧，也可以说更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现象。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金融大国，但还不能称为金融强国。金融文化就是金融的软实力。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是金融强国的标志，为了实现由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需要加强金融文化建设。
加强“金融文化”建设实现由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
在“辉煌银行业：回顾十一五，展望十二五”系列形势报告会上的报告(节选)
（2011年10月24日）
一、为什么要提出“金融文化”和“金融软实力”这个命题？
当前物质越来越丰富，文化越来越贫乏，文化贫乏的实质就是精神的贫乏， 信仰的贫乏，所以社会迫切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进步中也有诸多的困惑。巨大的进步，突出表现在经历了四个阶段，登上了三大台阶，建立了十大体系。第一阶段，就是从1978年到1983年，我把它算作“铺垫阶段”，就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重视、发展、搞活金融，实际上也是为市场经济做铺垫。像1978年人民银行升格为国务院组成部门，1983年实行流动资金“拨改贷”，等等。第二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3年，属于“起步阶段”，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起步， 跨上第一个台阶。像1984年人、工两行分家，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资本市场形成；1993年的大规模治理整顿。第三阶段，从1994年到2002年，是一个“攻坚阶段”，开始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攻坚，跨上第二个台阶。像1994年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实行汇率并轨，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颁布实施，国家专业银行成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997年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家国有商业银行13939亿元不良资产。2001年加入WTO并公布银行业对外开放时间表，等等。第四阶段，2003年到现在是“确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跨上第三个台阶。像2003年银监会成立，“一行三会”架构形成；2004年开始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和国有商业银行上市；2005年实行汇率改革，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等。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成功地建立了十大金融体系。一是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二是金融法律体系。三是金融监管体系。四是金融市场体系。五是金融组织体系。六是金融业务体系。30多年前，中国的银行业务只有简单的老三样——“存
贷汇”；30多年后的今天，可以说几乎世界上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所能办理的业务我们的商业银行都能办理。七是金融科技操作体系。八是金融开放体系。九是金融人才体系。十是金融理论体系。但是，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着不少问题。除了改革开放深度、二元金融剪刀差、体制机制建设等以外，金融违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各类金融案件仍然十分突出，金融业的潜在风险仍然很大。这是为什么？这不能不让人们深思。
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是金融强国的标志。“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实到金融业就是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就是从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转变为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
我认为，解决中国金融业的问题要靠三个基本要素，概括为“体、境、魂” 三个字。“体”是什么，是自身物质层面的努力，包括深化改革，加强监管， 完善体制机制，提高管理能力、提高员工素质等。“境”是什么，是社会环境的改善，包括经济的稳健发展，法制的健全，社会信用状况的改善以及国际金融环境的优化等。但是只具备上面两点还不行，还有一个“魂”的问题。“魂” 是金融文化。目前，在上述三个要素中，“魂”的问题应该是最薄弱的环节。
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任上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调到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后，特别是专门从事金融监管工作后，面对着一方面中国金融业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严重的金融风险；一方面不断出台的金融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大量的金融案件；一方面是大规模的现场检查、人员处理，另一方面不停的金融违规这些都促使我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是为什么？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在金融监管中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问题。30多年前，中国还没有金融监管的概念。经过30多年的发展，金融监管已经成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通过各种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已对差不多20万人次的从业人员进行过各种处罚。对违规人员的处罚，对防范风险、惩治犯罪、警示他人起到正面作用，这是主流。但也不能不看到实际执行中的“异化”问题，比如“抓倒霉”量罚不公问题，“关系”到位皆可摆平，“关系”不到位就“没事找事”； 灰心丧气倾向，工作越多失误越多；不给出路问题，我们曾提出过“取消终身任职资格”这个处罚措施。执行归执行，观点归观点。我认为中国共产X把战
犯、皇帝都改造成国家公民了，我们的违规人员为什么就不能呢？难道金融的发展必然以大量的金融风险为代价吗？必然以一部分从业人员的犯罪为成本 吗？需要一定的成本，干什么都需要成本，经济学的核心就是讲成本，但这个成本似乎大了些。
2003年，我提出一个观点，“ZZ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后来有人跟我讲，文化的改变需要60年，经济的改变需要6年，ZZ的改变只要6个月。我说有时6个月都不用，一个政变6个小时就解决问题。
2006年在中央X校学习，我抽暇写了一篇《中国金融文化论纲》，但我觉 得不甚成熟，没有对外发表。到光大工作以后，面对企业的现实问题，我深感 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一个金融文化的“五四”理念， “五”是“利、法、信、义、道”五个字的概括，下面可能会具体谈。“四” 就是我曾经比喻的金融企业“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 这些就是我个人对金融文化的思考过程。总之，我认为建设好金融文化可
以起到治本的作用。二、谈谈我个人关于金融文化的“十个基本观点”
我们不能空谈金融文化，从眼前讲，我觉得谈论金融文化要落在解决当前金融三大问题上。一是控通胀。国民X为什么垮台？除了正面战场军事力量的对比，除了不得人心之外，很大程度上通货膨胀加速了国民X政权的垮台。弗里德曼讲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不是货币现象？是货币现象。它首先是货币现象，但不仅是货币总量现象，也是货币结构现象，货币投到哪儿，投到什么地方？有一个投向问题。另外还是个货币力度现象。不仅是货币现象，还是经济现象。不仅是经济现象，还是社会现象。比如社会管理的乱收费现象加剧了通货膨胀。它不仅是社会现象，还是一个自然现象。日本要不是地震，也不会出现核事故，没有核事故，我们这里也不会抢
碘盐出现“盐王爷”。这些社会现象、心理现象，其实就是文化了。
二是控外汇储备。关于外汇储备，我从2007年开始曾有一些观点。一个观点是根据经验判断中国外汇储备人均600美元左右为宜，另一个观点是外汇储备要五路分流。几年过去了，现在又突破3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应控制在8000至1.3万亿美元的上下限。
三是控风险。别的风险我不说，只说说乱拉存款。我原来在中央银行、在银监会工作的时候，只有理性认识，缺少感性认识。我现在感性认识很深刻，
互相乱拉存款这件事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所以谈论金融文化从当前看，要落实在控通胀、控外储、控风险上。从长远看，金融文化作为最重要的金融软实力，要落实在推进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协调发展上，落实在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上。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人类的共性文化在横向上反映为各民族的具体文化， 比如中华文化；在纵向上反映为各领域的特殊文化，比如金融文化。金融文化是人类共性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
金融文化说复杂非常复杂，涉及到一个金融理论体系和运行体系的创立。从某个角度来讲，“金融”包括“金融物”和“金融人”。金融是资金的融通。资金是人的物质财产的货币表现。因此说到底资金融通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就要受到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就蕴含着文化。因此，金融文化就是金融领域相对于资金、技术、法规等“金融物”来讲的着重于解决“金融人”的问题的一个命题，就是人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亦即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资金的运动。这种精神状态又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法律， 再作用于人的具体行为。
金融文化说简单又非常简单，按传统说法就是加强金融领域的思想ZZ工作，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德治；如果用三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金融之“形而上”；如果用两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诚信”；如果用一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金融之“道”。我思考三句话，“诚信”是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形而上”是金融文化的广度概括，“道”是金融文化的深度聚焦。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形而上”与“形而上学”有联系又有区别。“形而上学”一词据我考证最早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最后的一部哲学演讲稿，名叫“形而上学”， 后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哲学名词，流行于15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直至今天。当时一些科学家将自然界划分为各个孤立的“部分”，并从“外部”分门别类地加以考察。像西医分成眼科、耳科、鼻科、喉科，分得非常细，就差没有分成左耳科、右耳科了。这有科学的一面，但也有忽略他们之间联系的一面。培根和洛克又将这种思想方法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领域，黑格尔后来将形而上学作为反辩证法的同义词。而“形而上”一词，其出处最早见于《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后来唐代的孔颖达以及后来的朱熹、戴震等也提出类似观点。简言之，“形而上”指精神文化，“形而下”指物质，形
而上和形而上学有联系又有区别。
“文化”就其性质而言，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文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是灵魂和躯体的关系。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躯体，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先有躯体，后有灵魂。既不能“魂不附体”，又要“体内生魂”。所以金融文化源于金融实践，反过来指导金融实践，最后又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没有金融实践，产生不了金融文化； 没有金融文化的影响，金融实践难以健康进行。先有金融硬实力，呼唤金融软实力，呼唤金融文化。金融软实力，金融文化再反作用于金融硬实力。我们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发展经济，否则就没有产生“灵魂”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弘扬我们的文化，“体”要生“魂”。只有躯体，没有灵魂，是行尸走肉，是植物人；只有血肉丰满又有灵魂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文化和经济金融， 我想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根基是《易经》，经历了伏羲八卦→周文王六十四卦→孔子《易传》等的发展演变，核心就是四个字：阴阳平衡。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诸子百家、孔孟老庄，后来不断发展到今天。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经过不断总结提炼，包括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形成的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成很多类，像思想文化、文学文化、艺术文化等。我想就其思想文化而言，它的精髓主要表现为以对宇宙、社会、人自身的朴素认识为代表的世界观，以朴素辩证法为代表的方法论，以追求和谐社会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观，以“修齐治平”和“三不朽”为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么在物质分配与交换领域，则主要体现为“诚信为本”、“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这些思想对中国“金融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金融文化可以做多种分类，比如可以将金融文化分为金融企业文化和金融监管文化。金融企业文化是金融企业从业人员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监管文化是金融监管机构从业人员在对金融企业监管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企业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企业的经营理念；金融监管文
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
金融文化按行业还可具体分为银行文化、证券文化、保险文化，等等。金融业各个机构还可以形成本机构的特有文化。
在长期实践中，国际金融业形成了自己的主流正面文化，比如：法制文化、体制文化、创新文化、敬业文化，等等。国际金融同行的法制观念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国际金融同行重视体制机制建设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国际金融同行的创新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国际金融同行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与此同时，当前国际金融文化也存在诸多弊端，如利信问题、虚实问题、王霸问题等。利信问题，金融本以信用为基础，但是现在国际金融业已然出现罔顾信义、唯利是图文化，其中尤以华尔街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最为典型。虚实问题，金融本属虚拟经济，应该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普遍存在创新无度文化，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王霸问题，金融涉及各国共同利益，本应着眼宏观全局，谋取共赢之道，但是国际金融业霸权文化盛行，其中尤以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为甚。拳头第一，丛林法则，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开始一直就是如此。
这些表现在形而下层面的具体现象，实质是形而上层面的国际金融文化扭曲，也是国际ZZ生态强权ZZ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反映。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讲是金融文化的危机。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在业务发展、法治建设、管理水平、体制转轨、服务社会等形而下层面的进步，在形而上层面都映射着金融文化的影子。改革、发展、安全、管理、诚信、法治、服务、效率、和谐、幸福，是今天中国金融文化的“主题词”。
我把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利、法、信、义、道”，就是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 为前提，要以“道”为基础。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 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道”是什么？《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是人类的特有智慧，也可以说更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现象。【联系微信dadawk0*1】
应对金融危机，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乃德、智、力之和。
基于上述认识，中国金融文化现阶段也可以表述为：“诚信为本、依法经营，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谋略通道、融入世界”。这一表述既可从形而下之工作层面去理解，也可从形而上之金融文化层面去认识。
中国金融文化的问题既蕴含着国际金融文化问题的一般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大体有这样十个问题：一是贪大求快文化。盲目攀比，片面求大求快， 进而形成“唯规模”论，乱拉存款，乱比市场份额，乱比发展速度，酿成风险隐患。二是粗放经营文化。贪大求快导致不是靠服务靠效率，业务是跑关系跑出来的，挖人挖出来的。这种粗放文化应该说是普遍存在的。三是发展趋同文化。同质化严重，都要“做大做强”，都搞零售转型，都扎堆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千行一面，了无特色。四是轻视信用文化。不讲信誉，一把一利索。不管过去关系多么好，该骗就骗该蒙就蒙，形成了这种不良文化。五是轻视法规文化。同“酒后驾车”一样，许多机构，许多从业人员在市场竞争中存在侥幸心态，没有遵纪守法的自觉意识，违规现象非常普遍。 六是二元文 化。中国金融发展中，东中西部、城乡金融等发展不平衡，形成“二元金融” 和“二元金融文化”，而且已经见怪不怪了。七是惩办文化。讲处罚多，讲教育少，形成惩办主义，而关系疏通好了又可以放一马。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应当是恩威并济，教育为主，处罚为辅。八是照搬文化。改革开放固然要学习国外有用的东西。西方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也不能什么都照搬外国。比如我们的公司治理，既搬来英美的独董制，又搬来欧洲的监事会制，我认为是叠床架屋，重复劳动，加大成本，影响效率。应根据企业不同情况有一种就可以了。再有对待“模型”，我不反对模型，我反对唯模型。要“有模型，不唯模型，重在实际情况”。一个假设变了，整个模型就失灵。我的观点是学而
不搬，学为己用，既要称希腊，又不能言必称希腊。九是短视文化，从战略上、长远上、全局上考虑问题不够。十是“井蛙”文化。金融危机中盲目乐观存在井底之蛙心态，缺少忧患意识。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阶段，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十分突出。因此，我们更要有忧患意识。
还有其他，我就想到这些。这些问题许多表面上看是形而下的工作问题， 实质上是形而上的金融文化问题，许多也是社会问题，是社会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反映。这里我想特别说一下信仰问题，因为上述金融文化中的问题许多都同“信仰”有关。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平等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参与者有序发展，同时提倡社会成员确立良好信仰。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社会成员一般都有自己的信仰。不管这种信仰在宗教领域属于何种派别，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抑恶扬善。人作为高级动物，不可以没有信仰，人如果没有信仰，和一般动物有什么区别？人需要有信仰，而你现在又什么都不信，但又必须得信一个，那么信什么呢？就只能信钱，所以毒奶粉、瘦肉精就都出来了， 这是十分可怕的。金融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经济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也不是最大的危机，我觉得信仰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信仰产生道德的力量。制度是人定的，制度是靠人去执行的，任何制度都是有缺陷的，任何制度的执行都是有伸缩性的。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如果只用法律来规范老百姓，老百姓可以不这么做，但不懂得羞耻，不懂得为什么不这么做。如果讲清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就明白了为什么不应该这么做， 就会“有耻且格”，自觉地不这么做。“有耻且格”就是制度的客观约束性和执行的主观自觉性的结合。
金融危机对中国既是“危”也是“机”，特别是将产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机遇。从现在起，我们要从思想上重视金融文化，要加强组织领导，要有专人负责。我建议编制《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纲要》，并且试编两个指数“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和“金融企业文化指数”。编制“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可以以十个金融“软实力”为基础，涵盖的内容可以包括：金融宏观调控能力效用和预见性、金融市场意识、金融监管能力与安全守法意识、金融创新意识、金融人才意识与人才使用合理度、金融全员幸福度、金融社会环境与社会诚信意识、金融理论建设、金融国际环境和谐度以及金融对社会和谐发展贡献度。
编制“金融企业文化指数”可以包括：更有效益的发展、更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更有后劲的发展、更有创新能力的发展、更有前瞻性的发展、更有凝聚力的发展、更协调的发展、更有品位的发展、更有社会责任的发展、更有员工幸福感的发展。
同时，我还觉得中国金融业要进行整体的“反思悟道”，我提出“八个第一”：一是安全与发展并重，提倡发展，重视安全，安全第一；二是竞争与服务并重，改善服务，文明竞争，服务第一；三是德治与法治并重，提倡德治， 并用法治，德治第一；四是信任与管理并重，增进信任，加强管理，信任第一； 五是信用与效益并重，提倡信用，合规增效，信用第一；六是信仰与约束并重， 提倡信仰，兼以约束，信仰第一；七是市场份额与员工幸福感并重，重视市场， 更重视员工，员工幸福感第一；八是谋技与通道并重，重视技术，更重“通道”， “通道”第一。
事都得靠人去干。真正的金融家不应是单纯的技术专家，更不应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更不应是“庞氏骗局”的发明家。真正的金融家应当是在金融这个特定领域精通专业、兼通其他，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应当是有思想而非空想，有信仰而非迷信，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ZZ家。
中国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对社会负责、勇于担当的具有真正ZZ家素养的“金融家”。他们要以社会为己任，以行业长远发展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在乎一时的利害得失，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中国金融文化建设能否成功，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继往开来，中国能否实现从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 变，关键在此。
怎样成为勇于担当的金融家？这需要具备很多素质，借此机会我特别提出一个成为“勇于担当的金融家”必须学好哲学的问题。我个人粗浅的体会，学好哲学，一通百通。“金融文化”说穿了就是解决金融物与金融人的内外因的关系问题，从内因、长远、根本解决问题。金融文化与金融哲学互不可分。我的体会是最没用的是哲学，哲学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最有用的是哲学，哲学可以帮助你解决所有问题。哲学是地基，专业是楼房，我们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那你打地基干什么呢？更不能不打地基只盖楼房，那样楼房就要倒塌。我觉得哲学是建立金融文化的基础，是当好金融家的基础。
三、金融文化在光大的实践（略）
金融创新应把握在“度”内
（2011年10月29日）
准金融机构、民间融资的活跃有一定的合理性，如长期不能实施有效监管， 使其掌控在“度”内，极易引发风险。
哲学的关键词如果用一个字表述，就是“度”。哲学的一条基本路径是“对立、运动、转化、平衡”。如果在“度”内，世界上一切事物就都保持相对的暂时的平衡。这种相对的暂时的平衡就是“对立物的统一”。世界上一切事物又都表现为运动，量变式的运动超过“度”的边界就发生质的变化。“除了变是不变的以外，一切都是可变的”。变化后在新的“度”内，又达到新的平衡。如此周而复始，以至无穷。
“度”的思想同样适用于金融创新。举例来说，此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源于华尔街贪婪下的过“度”创新。创新没有什么不对的，但超过了“度” 就转化为金融危机。而客观讲，目前我国在金融创新方面存在着隐患，特别是“体外创新”有点过“度”。我国目前未能对地方“准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民间金融活动”更属“几不管”地带，看不见、摸不着、管不住，都超过了监管容忍“度”，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具体来说：
小额贷款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融资性担保公司以及融资租赁公司等准金融机构多由地方负责准入和日常监管，存在“四不”，即监管标准不一， 监管意识不强，监管力量不足，监管力度不到位的现象。而且目前许多地方对这类机构普遍重发展、轻监管，不少地区把推动“准金融机构”的设立作为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来抓。由此，一批资本不实、风控不力、从业人员参差不齐的准金融机构应运而生。
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例，据有关资料，今年6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3366 家，贷款余额2875亿元，为解决微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发挥了作用，但由于绝大部分小额贷款公司由省金融办负责准入及日常监管，大部分省又把日常监管职责下放给地市县有关部门，普遍缺乏有效监管。
再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为例，PE公司目前未设行政许可，未明确监管主体，仅由地方工商部门按一般工商企业注册，今年才开始要求北京、上海等6省市注册资本5亿以上的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由于适用范围不大、监管手段
有限，监管效果可想而知。PE有募集资金功能，但透明度差，缺乏监管，易生风险。
近年来由于银根偏紧，企业“钱荒”持续导致民间金融活跃，私人借贷、信用互助会、私人钱庄等民间金融组织迅速蔓延，高利贷十分严重。目前高利贷年利率普遍在20%以上，最高的甚至达到180%。民间金融组织游离于监管之外， 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发生风险或者纠纷时找不到法律依据，一旦经济环境恶化，有可能引发更大风险。特别是随着民间高利贷愈演愈烈，现已延伸至商业银行、上市公司、大型企业和部分商圈。一些企业及上市公司从银行套取低成本贷款后放高利贷赚取巨额利差，一些上市公司用募集资金搞委托贷款，成为又一种形式的“影子银行”，这些资金部分直接或间接流入民间高利贷，一旦资金链断裂，风险将传导至信贷市场、证券市场和实体经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准金融机构、民间融资的活跃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可以视为一种“金融创新”，但有时“局部正确会导致整体错误”，如长期不能实施有效监管，使其掌控在“度”内，极易引发风险。为此建议：
首先，应组织力量摸清情况。弄清游离于现行监管体系之外的地方准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到底有多少种类、涉及多少金额、存在多大风险，做到“看得见”。
其次，应合理分工明确监管。在摸清情况基础上针对不同机构和业务，按照合理分工的原则，在中央和地方以及中央有关部门之间明确监管部门和协调机制，做到“摸得着”。
第三，应制定法规予以规范。要堵邪门，开正道，使其业务活动有法可依， 经营行为有规可管，做到“管得住”。
关于金融改革与创新问题
（2011年12月3日）
一、中国的金融改革总体上包括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和金融企业的改革 金融企业的改革包括许多，我想重点回顾一下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1984年以前，中国是人民银行一统天下。此后中国的银行改革大体经历了
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4年至1994年的国家专业银行阶段。第二个阶段， 是1994年至2004年，随着政策性银行成立和《商业银行法》颁布，国家专业银行变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第三个阶段，是从2004年开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开始改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在第二、三阶段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向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转变的改革中，经历了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从1998年到2000年，主要是解决历史包袱。其中有两项比较重大的举动，一项是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工、农、中、建4家银行的资本金。按当时向人大常委会的报告，补充后资本充足率能达到8%。实际上仅达到了4%。此事我曾让人专门做过核实，发现原来向上报告时采用的是1996年的数据。1997年一个整年都在论证、审批，到1998年3月份全国人大通过，1998年10月份操作完毕，差不多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而在1996年和1997年这两年，4家银行经过清理，不良贷款大量增加。所以按1996年的数字向上报告说资本充足率达到8%，而且这个“8”也是中国自己的“8”，不是巴塞尔协议的“8”，更不是“巴Ⅱ8”。而按操作结束后的实际情况才是“4”，而且是中国的“4”。但不管怎么说，发行2700亿元国债补充4家银行资本金，资本充足率有所提高。再一项工作，就是成立4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3939亿元不良贷款，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降低了大约10个百分点。对资产管理公司当时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应该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对降低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剥离过程中伴随着一个“债转股”，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什么叫“债转股”？ 就是将国有商业银行对企业的债权，通过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变为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国有企业改革脱困，“债转股”起了重要作用。当然资产公司也有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比如都剥离完了，但《资产管理公司条例》还没有出台，生了孩子还没有结婚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第二个过程就是进行方案论证。方案论证实际从2000年开始，2001年为了
筹备2002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有个专题就是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问题。会议结束后再进行论证，论来论去论不下去，因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领导的拍板决策上，不在具体技术上。当时的指导思想是，要由财政担保发债继续冲销剩余不良贷款，要让4家银行齐步走平行推进改革，不能漏掉一个，怕漏掉的银行发生挤兑风险。当时就是在这个既定的指导思想下开展具体的技术性工作。后来走不通，2003年又调整为中、建两行先行起步。这就进入第三个过程——股份制改造。这里回忆一下剥离13939亿元后为什么不良资产又增加到2 万亿元的问题。1999年剥离前，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账面数额为2万亿元，剥离1.4 万亿元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后，不良贷款余额应该变成6000亿元。但是，到2003 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额仍是2万亿元。这里面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1999年 剥离的不良贷款中有1000多亿元是表内利息，不是不良贷款。第二，为了“债转股”的需要剥离了2000亿元的正常贷款。第三，国家开发银行也剥离了1000 亿元不良贷款。所以，对4家国有银行而言，1999年实际上只剥离了1万亿元不良贷款，账面还有1万亿元不良贷款而不是6000亿元。那么另外1万亿元不良贷款又是如何产生的？这里面又有三笔账：一是贷款风险分类方法由四级分类改为五级分类，使得不良贷款增加了6000亿元；二是1999年以后农发行的一部分附营业务贷款划回给了农行，使农行不良贷款又增加了1000亿元，这是由政策原因造成的；三是2000年人民银行组织开展贷款真实性大检查，发现不良贷款账面数额比实际情况少4000亿元。这三笔合计为1.1万亿元。同时，经过各家国有银行的努力，不良贷款又收回了1000亿元。
这样里外里就是1万亿元，加上原来账面的1万亿元，到2003年，4家银行不良贷款总额还是2万亿元。第三个过程又分为三步：第一步是注资，由于当时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了，就想出拿出几百亿美元进行注资； 第二步就是完善法人治理；第三步就是上市，现在都已实现上市。
二、金融改革本身就是创新，大体属于金融体制的创新，并带动管理、业务、产品等的创新
关于金融创新，我讲八个观点。
（一）人类金融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从一张羊皮换两把斧头到今 天这样的规模，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火车头。
（二）金融创新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大体包括广义与狭义两部分。广义的 金融创新大体包括金融理论创新、金融体制创新、金融管理创新、金融机构创
新、金融业务创新、金融产品创新等等；狭义的金融创新主要是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
（三）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是金融业务创新的重点。简单地说中间业务就是介于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之间的业务，也可叫收费业务。资产业务、负债业务都有一个不断创新问题，但重点应是中间业务。国际先进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已达50%左右，我国平均数为15%－20%。当前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重点应当是财务顾问、电子银行、债券承销、基金代销、银保银信、理财等等。
（四）金融创新与风险永远是一对双胞胎。只要有金融创新，必有金融风 险。我们不能因存在金融风险而因噎废食，我们也不能只顾创新而忽视风险。许多时候就单个金融企业讲创新是对的，但有时往往无数正确导致整体错误， 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讲的“合成谬误”，我们必须从全局认识这个问题。
（五）金融创新的两个关键词是“方向”和“度”。就世界讲，华尔街创 新过度，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创新不足；就中国讲，城市金融存在创新过度（比如理财产品），农村金融创新不足。
（六）金融创新走多远，金融监管就应走多远。创新第一性，监管第二性。 创新提出了监管的要求，不断的创新不断地提出监管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只能被动跟从创新。一方面创新走到哪儿，监管就要走到哪儿；创新达到什么程度，监管就要达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在取得经验并形成普遍性原则后， 监管应当超前，对创新起到指导、引领作用，也就是我曾经引用过的穆勒的话“你挥舞拳头的自由到我的鼻子为界”，创新的自由到监管的容忍度为界。
（七）金融创新是一个“正反和”式的波浪式运动，要走一步看一步，跑 一段歇一会儿。当前世界在金融创新上要由过度创新向适度创新回归，特别要 由超常规发展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向适度创新和适度向原生产品回归。
（八）最后，应当说人类对金融创新的认识总体上还处于“必然王国阶段”。 有一个故事，讲在火鸡王国里，一位“火鸡科学家”发现每天上午11时都有人给它们喂食。经过一年的实验观察，这位“火鸡科学家”终于在感恩节的早晨向它的同伙宣布了“食物定时降临规律”。但这天上午11时，这群火鸡不但没有食物降临，而且统统被杀掉。我将其称为“火鸡悲剧定律”。希望我们在金融创新上不要犯“火鸡悲剧定律”的错误，方向错了止步就是进步。
与高手美国玩 才能成高手
（2011年12月12日）
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ZZ乱局以及多国社会骚乱，人们观察这些问题，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大多与美国有关。
美国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其实，它只是世界近现代史舞台上最成功，也可能是最后的主角。此前，法、英、德、俄等国家先后在这个舞台上扮演过强国角色，然而“兴久必衰，衰久必兴”。
对世界来说，当前的金融危机应当说是一个转折点。预料一下未来100年的世界形势，我个人判断，30年到50年左右，世界将出现一些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英国的今天就是美国的明天；50年到100年，世界将出现一批与美国平起平坐国家，以及一些超越美国的国家，意大利的今天就是美国的后天(意大利文化也曾引领世界潮流)；100年后，世界将出现一批超越美国的国家，希腊的今天就是美国的大后天。总而言之，欧洲的今天就是美国的未来。
当然，由于科技、军力、美元的“黑三角’，支撑，美国的退潮是缓慢的， 不会一退到底。由于矛盾转化、科技发展等原因，这个变化可能加速，也可能减速。除了“变”是不变的以外，一切都是可变的。这就是机遇。
然而，机遇只是一种“可能”，要变成现实需要主观努力。在机遇面前， 处理好中美关系十分关键。中美关系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国家间关系问题上的典型反映，常态是“既合又斗”。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但美国离不开中国，又想遏制中国，因此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儿，“斗中有合，合中有斗，既难久合，亦难久斗”。
我们要习惯中美关系的“物极必反”。中美关系如果接近“好”的边界， 就要向“坏”的方向转化。双方元首一热访，就要出现老三样：会见达赖、对台军售、逼人民币升值。而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被炸，克林顿也要假模假样观看中国女足比赛。这些都是政客平衡内外矛盾的需要。美国国内对中国存在两种力量，美国政府、企业总体是接近中国的力量，因为他们要和中国
做买卖；而议会、媒体总体是反对中国的力量。美国政府对世界走势判断相对较为清醒，当年国共内战接近尾声，苏联使馆迁往广州，美国政府却已有弃蒋打算。但美国人民对世界情势常不明就里，很多美国人从来没离开过自己
的小镇，不知天下大事，主要受媒体影响。
为了自己的核心利益，美国将台湾玩于股掌之间。台湾成为美国的棋子， 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而美国从中渔利，成为最大赢家。美国表态不支持台湾“独立”，模棱两可中偏于压制台湾；而它的《与台湾关系法》又是为其自身利益挺台。
跟高手玩才能成为高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我们只有跟美国“玩”，才能提高我们的科技水平和金融水平。当然，跟美国“玩”不可能不付学费。但跟别人玩又玩不出名堂，不把科技、金融学好，中国终究玩不过美国。
中美关系不仅是中美的事，也是世界的事。目前世界各国对中美关系首鼠两端，但总体以亲美为主。中国应该学会联合他国一同反制美国。中国对美国应采取“合中有斗，斗中有合，斗而不破，以斗促合，力争多合”方针，在这个过程中积极捕捉机遇。
谈谈金融创新
（2011年12月13日）
金融改革本身就是创新，大体属于金融体制的创新，并带动管理、业务、产品等的创新。人类金融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从一张羊皮换两把斧头到今天这样的规模，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火车头。
金融创新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大体包括广义与狭义两部分。广义的金融创新大体包括金融理论创新、金融体制创新、金融管理创新、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业务创新、金融产品创新等等；狭义的金融创新主要是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
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是金融业务创新的重点。简单地说中间业务就是介于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之间的业务，也可叫收费业务。资产业务、负债业务都有一个不断创新问题，但重点应是中间业务。国际先进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已达50%左右，我国平均数为15%－20%。当前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重点应当是财务顾问、电子银行、债券承销、基金代销、银保银信、理财等等。
金融创新与风险永远是一对双胞胎。只要有金融创新，必有金融风险。我 们不能因存在金融风险而因噎废食，我们也不能只顾创新而忽视风险。许多时候就单个金融企业讲创新是对的，但有时往往无数正确导致整体错误，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讲的“合成谬误”，我们必须从全局认识这个问题。
金融创新的两个关键词是“方向”和“度”。就世界讲，华尔街创新过度，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创新不足；就中国讲，城市金融存在创新过度（比如理财产品），农村金融创新不足。
金融创新走多远，金融监管就应走多远。创新第一性，监管第二性。创新提出了监管的要求，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提出监管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只能被动跟从创新。一方面创新走到哪儿，监管就要走到哪儿；创新达到什么程度，监管就要达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在取得经验并形成普遍性原则后，监管应当超前，对创新起到指导、引领作用，也就是我曾经引用过的穆勒的话“你挥舞拳头的自由到我的鼻子为界”。创新的自由到监管的容忍度为界。
金融创新是一个“正反和”式的波浪式运动，要走一步看一步，跑一段歇 一会儿。当前世界在金融创新上要由过度创新向适度创新回归，特别要由超常规发展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向适度创新和适度向原生产品回归。
最后，应当说人类对金融创新的认识总体上还处于“必然王国阶段”。有一个故事，讲在火鸡王国里，一位“火鸡科学家”发现每天上午11时都有人给它们喂食。经过一年的实验观察，这位“火鸡科学家”终于在感恩节的早晨向它的同伙宣布了“食物定时降临规律”。但这天上午11时，这群火鸡不但没有食物降临，而且统统被杀掉。我将其称为“火鸡悲剧定律”。希望我们在金融创新上不要犯“火鸡悲剧定律”的错误，方向错了止步就是进步。
关于光大银行发展的战略思考 稳中求进内涵发展
（2011年12月31日）
到2012年8月，光大银行就要走过20年历程。目前，经过重组和上市，光大银行取得了广为认可的业绩，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环顾四周，世界经济格局和国内经济发展方式正发生重大变化，中国银行业整体上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期， 光大银行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认真审视发展战略，明确我们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近几年，我们多次讨论光大银行的发展战略。2008年初，我提出要借助重组上市，实现“一年奋力起步，三年改变面貌，五年形成自身特色，十年勇争同业前列”的战略发展目标。2010年上市之后，进一步提出了要实现“更有内涵的发展”思路。前不久，董事会通过了“光大银行2010-2012总体战略”。这 一版战略充实了我们在上市后的战略思考，反映了光大银行当前阶段的客观要求，主题更加突出，目标更加明确，就是总体上要打造一个更具竞争力、更有内涵的银行，打造一个广受尊重的百年老店。归纳起来，我们有十个层面的考虑。
明确一个愿景
光大银行的发展愿景就是“打造国内最具创新能力的银行”。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是现代企业提高和保持竞争力的基石。人类金融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从一张羊皮换两把斧头到今天这样的规模，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火车头。30多年来，我国银行业由“大一统”体系发展到今天的多元格局并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实质上就是在观念、制度、体制、机制和产品等方面不断创新、不断突破的结果。经过改革开放的历练，我国大型银行已基本确立优势地位和综合化、国际化经营模式。作为中等规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跟着走、垒大户”模式已明显难以为继，如何在同质化竞争格局中突围， 形成自身的特色和比较优势，创新是唯一出路。
2007年8月，我在光大集团重组动员会上提出要打造“五项工程”，其中一项就是“创新工程”，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创新，激发内部活力，调整业务结构， 提高服务质量，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光大银行具有良好的创新传统，例如，理财产品、企业年金、工程机械按揭等业务品种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和市场影响力。光大银行“阳光理财”自2004年推出后连续创造了多项第一。2010年A股公
开上市及随后H股路演过程中，投资者对光大银行的创新能力也广为认同。但我们要认识到，不仅我们在创新，我们的同业也在创新，我们的创新还不断被模仿和复制。苹果等世界知名企业的成功经验表明，我们要从同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保持企业持续不断的活力和竞争力，就必须具备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 打造国内最具创新能力的银行。
一个成功的现代企业，应有一个彰显企业特色、具有明确导向且鼓舞人心的愿景。这不仅是对企业发展的指引，也是对市场和社会的宣示。在光大银行目前的业务特色尚不鲜明、市场竞争优势尚不明显的情况下，以“打造国内最具创新能力的银行”作为发展愿景，意在通过创新突破传统观念和定式的束缚， 开拓优势领域，形成新的生产力，形成自己独具竞争力的服务模式。这是光大银行当前形势下的一个现实选择。
“打造国内最具创新能力的银行”不是靠说出来的，更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苹果公司的核心经营理念就是创新，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 但我们很难从其网站、公司标识中找到“创新”二字。其创新体现在其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中，体现在不断推陈出新的产品上，体现在高效运作的业务流程中，深植于该公司从首席执行官到一般员工的理念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实现这一愿景的挑战性和艰巨性。
打造最具创新能力的银行，首先要突出创新的重点，明确创新的内容。金融创新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服务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等等。我们将创新的重点聚焦于服务模式的创新，就要了解我们现有服务模式的缺陷，了解现代银行业具有竞争力的服务模式的核心元素和关键特征，了解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创新服务模式，要相应进行哪些方面的变革。这就需要统筹安排，有序推进。
服务模式创新不是简单的“新瓶装旧酒”，应建立在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等多重创新的基础上，而且涉及组织架构调整和业务流程改进。这样的服务模式创新最有价值，也最难复制，一旦成功，将促成产品等方面的持续创新，为企业保持较长时间的竞争力。通过聚焦服务模式创新，培育健康和良好的创新文化，可以逐步推动全行各个领域的变革与创新。
其次，要有相应的创新机制，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创新有不同的实施模式，有持续改进型、综合创新型和创新工厂型等等，其中，创新工厂型是最具主动性和颠覆性，也是最为高效的创新模式。这就要求不仅要有创新战
略，而且还要有有效的组织和管控方式，以及科学的创新管理流程。
再次，要培育一个健康的创新文化。银行不同于其他企业，是一个经营风险的行业，有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受到外部的严格监管。历次金融危机教训一再告诫我们，过度的金融创新会带来严重的金融风险。我们的创新要把握好 “度”，必须风险可控、成本可算，要有相应的风险掌控能力。
第四但不是最后，要持之以恒地推动。古人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要打造最具创新能力的银行，就要让创新成为我们的企业精神，渗透到每一个岗位和每一个业务流程中，使创新真正转变为光大银行持续发展的动力。我相信我们具有这样的信心、决心和能力。
找准两个定位
近几年来，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光大银行的盈利能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对比同业，我们仍然有一定的差距。究其原因，与客户结构和客户基础薄弱密切相关。
银行客户不外乎两类：对公客户与对私客户。光大银行的对公业务长期以大中型客户为主，是光大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需要持续巩固和发展。但银行对这部分客户的议价能力相对较低，利差相对较薄，这就要求我们的对公业务在继续巩固现有大中型客户服务基础、促进其稳定增长的同时，逐步增加对国家鼓励的中小企业和小微经济金融服务，开辟新客户，实现多赢格局。对私客户仍然保持中高端客户定位，但要加强公私联动。在发展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过程中，要注意挖掘中小企业高管群体的个人和家庭金融服务需求，提供私人银行服务，建立以企业高管等高收入人群为基础的中高端客户群。通过提供综合服务，提高这类客户的忠诚度，增强对这些客户综合情况的了解，降低经营风险。
确立三分布局
秉承稳健发展战略的商业银行相应要有一个稳健和可持续的业务组合。作为经营多元的光大集团的一员，光大银行应立足成为一家综合性商业银行，实现业务的全面发展。但传统市场定位使光大银行信贷投放主要集中于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和零售客户合计仅占40%左右，比例明显失调。这不仅影响利润的稳定性，也直接增大了业务运营风险。经验告诉我们，作为一家综合性商业银行，理想的信贷资产结构应该是对公的大中型客户占1/3，中小客户占1/3，零售业务占1/3，各占三分之一。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环境、不同分行经营特色的
差异化，也不能对每家分行都要求做到三个三分之一。基本原则是总体上三分布局，局部各有特色。
这里我必须强调，这“三个三分之一”是一个战略方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决非一日之功。另外，不同的业务对银行的发展影响不同，根据这种影响程度，我们还要对银行业务有一个战略性分类。商业银行首先要明确其主打产品是什么，主要靠什么样的产品盈利并维持基本运行；其次，要明确其特色产品是什么，主要靠什么样的产品营造市场影响力，创造品牌效应；第三，要明确其战略性产品是什么，主要靠什么样的产品赢得未来的市场。光大银行应有一个合理的业务组合和分类发展策略，既要保持当前的竞争力，又要积蓄后劲， 为未来发展打下基础。
把握四个均衡
实现商业银行的持续稳健发展，总体上要把握四个均衡：一是资产和负债均衡，要实现有效的资产负债管理，保证资产负债期限结构的科学配置，保证存贷比的达标，维持充足的流动性；二是风险和效益均衡，要确定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之内的风险偏好，要加强对表外业务尤其是衍生金融产品的风险管理，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利润最大化；三是要实现对公业务和对私业务的均衡。既要发展对公，又要发展对私，公私兼顾，双向支撑。四是利息收入和中间业务收入的均衡，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不断改善收入结构， 提高收入的稳定性。
突出五项重点
打造一个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银行，要做的工作很多，但在主要矛盾和一般矛盾交织的情况下，我们要突出五项重点，做到纲举目张。
首先，要实施有效的资本管理。随着巴塞尔Ⅲ的出台，实施更严格的资本监管是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大趋势。资本管理是风险管理的核心，是风险管理要求的量化，牵一发而动全身。“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 我国在G20首尔峰会上已承诺要实施新国际监管标准，在国内商业银行全面推行巴塞尔Ⅱ和巴塞尔Ⅲ将是迟早的事情，对此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目前，我们已经申请实施巴塞尔Ⅱ，就要以此为切入点，切实提高资本管理水平，提高自身积累资本的能力，确定合理的资本总量，将资本分配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关键领域，提高抵御风险的综合能力。
第二，要提高内部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将中外资银行竞争力进行比较，
中资银行一个显著的弱项是内部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不高。人均资产、人均利润、网点平均业务量均低于外资银行。就光大银行而言，在同业中也并不靠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持续改进内部运作机制，增进内部信息共享与合作，提高运行效率，提高内部控制能力，做到运行顺畅、高效、安全。
第三，要切实提高客户服务质量。在同质化竞争格局下，服务质量非常关键。要切实做到“以客户为中心”，深入开展模式化经营，促进经营理念从经营产品向服务客户转变，实现服务标准化、批量化、流程化。“以客户为中心” 并非一厢情愿。一方面，要切实细分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设立服务标准，注重引导和鼓励客户参与银行的服务创新、流程创新和产品创新，使银行能更好地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我们正进入一个数字化时代，我们要顺应这一时代特征，研究新的客户群的消费需求和特点，加大信息科技的应用程度，在现有运行模式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服务理念和模式， 提高电子银行服务能力，为客户提供更加便捷、适用和人性化的服务。
同时，我们要巩固和发展网点。网点是银行服务的基础，借助网点，电子银行等创新型服务才能更深入、更广泛。我们要优化现有银行网点布局，优化服务流程。要持续推进新的网点建设，提高网点的覆盖面，并切实提高服务质量，在做好一般客户服务的同时，吸引和巩固中高端私人客户。
第四，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五项工程”中有两项是“人心工程”和“人 才工程”，都是关于人才队伍建设的课题。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是最具创造力的资本。战略要做到与众不同，人才管理非常重要。要从战略高度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构建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与流程，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结构，打造一支具备良好专业素质、较强经营管理能力和恪尽职守的干部职工队伍。
最后，就是要充分发挥集团联动优势。早在2007年我就提出光大的优势和特色在联动。几年来，联动工作已经有了较好的发展，不再是简单的行政推动， 但还没有形成内生的机制。集团提出的“5+1”工程，就是要在“五项工程”的基础上，再加上“联动工程”，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光大银行是光大集团份量最重的成员，既是联动工作的主力，也将是联动工作的最大受益者。我们要充分依托集团优势，在联动工作的机制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方面走在前面，不断提高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与集团成员共生共长，打造面向未来的具有更强综合竞争能力的综合性银行。
管好六类风险
无论我们工作多么努力，发展多么迅速，获利多么丰厚，一旦出现风险， 不管是资金方面还是声誉方面，很多努力就将付诸东流，甚至毁于一旦。结合同业经验和自身实际，我们重点要管好六类风险：一是信用风险。要密切关注信用风险的“潮水效应”，防止宏观经济“退潮”阶段的风险上升，特别是2012 年房地产胶着状态和“融资平台”陆续到期的风险裂变。二是操作风险。要合理设计流程，严格操作规范，确保科技系统安全运行，严防风险的发生。要严格人员特别是重点岗位人员管理，加强案件防控，有效防范案件风险和合规性风险。必须承认，谁也不敢打包票你的银行没有案件，只是暴露没暴露、捅破没捅破的问题。三是流动性风险。一定要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要认识到流动性风险是商业银行最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有可能“呼喇喇似大厦倾”（出自“红楼梦”十二曲之一《聪明累》）。四是市场风险。2012年国际国内金融市场将是风云变幻莫测，市场风险包括利率、汇率及其他市场要素的剧烈波动随时可能发生，必须高度警惕。五是战略风险。就是走错路、迷失方向的风险， 长期来看，这可能是最大的风险。在当前银行业的转型阶段，我们要注重对战略风险的评估和管理。六是声誉风险。信息时代，任何局部、个体风险都可能放大为系统伤害，例如案件，具有很大的软杀伤力。我们既要加强对上述特定风险的管理，同时也要提高声誉风险防控能力。
建设七大品牌
现在是一个讲牌子的时代，年轻人买东西讲究时尚，老年人吃饭喜欢找老字号，这都是品牌效应。品牌代表企业的形象，是企业竞争力的外在表现，是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一种互信。这种互信需要精心呵护和长期培育。无论古今中外，各类商家都十分注重打造和维护自己的品牌，着力塑造良好的外在形象。光大银行近年来在品牌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仍需努力。我认为当前要建设好七大基础品牌。
首先是人，人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对于一个面向广大公众的服务型企 业，人其实是具有第一影响力的品牌。我们过去往往只看重员工的业绩表现， 而忽视了员工的社会影响力。上至公司高管下至普通员工，良好的精神风貌、职业素养、文化层次和社会声誉，都是银行的第一品牌。
其次是产品和服务。产品往往是沟通企业与客户的第一个渠道，是赢得客户、打开市场的关键因素。良好的服务能够弥补营业环境和产品功能的不足。越是高端客户，越看重服务质量；越是低端客户，越能感受服务的温暖。创新
能力最终要体现在产品和服务上。我们打造最具创新能力的银行，就要通过我们的服务和产品，获得市场和社会的公认。
第三是内部机制，包括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内部机制体现的是企业的软 实力。好的激励机制不仅能够鼓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且可以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好的约束机制也能增加市场和监管部门对公司的信任度，提高公司的潜在市场竞争力。
第四是公司标识。公司CI内涵丰富。我们要将光大的外部形象设计与经营理念、发展愿景结合起来，通过我们的服务和产品，以自然亲切的方式，让客户认同并主动贴近。当前，我们特别要树立创新求进、积极向上的阳光形象。
第五是良好的信用。金融企业信用第一。中国传统金融文化崇尚利信之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明清时期的票号到民国时期的银行，无不以信用作为立身之本。我们今天不能忘本。“利、法、信、义、道”是金融企业开展业务的基本准则，光大银行要高举信用大旗，着力打造和维护诚信形象。
第六是社会责任。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是我们的经营目标，但不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我们要做热心公益的银行家，要关注民生，回馈社会，打造受人尊敬的银行。
第七是企业文化。企业发展中文化是根，有文化的企业才能形神兼备，具有自然的吸引力。我们要坚持以“公、明、严、实、聚”五字方针培育光大的企业文化，并藉此将银行内部各方面积极性调动起来，凝聚起来，展现光大银行的强大生命力。
完成八个转变
我们提出在重组上市的基础上“三年改变面貌”；我在2007年度领导班子述职会上对“三年改变面貌”作出过解释。“改变面貌”，主要体现在业务水平、资产质量、体制机制、管理能力、队伍素质、创新水平、发展后劲、企业文化八个方面。经过这几年的努力，这八个方面我们不同程度有所改变，有的方面“改变”的甚至十分明显。但是与同业相比，我们仍然存在差距。“改变面貌”是一个长期性、永久性任务，我们仍然要不懈努力，不断实现八个方面的明显改变。
达到九项指标
从定量的角度，实现发展战略我们要达到九项指标。一是资本充足率指标， 要保持总体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符合监管要求；二是利润指标，利润
总额和净利润增长率要不低于同业平均水平，ROE和ROA应高于行业平均值，净息差（NIM）应基本保持同业平均水平；三是资产质量指标，不良资产增量部份要好于行业平均水平，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要符合监管要求，确保充分缓释潜在风险；四是流动性指标，要严格遵守监管部门的要求，保持合理的流动性； 五是成本耗用指标，成本收入比要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六是收入结构指标， 逐步实现中间业务收入逐步达到并超过行业平均水平，长远目标达到占比
%；七是业务增长指标，要保持存款业务、贷款业务等业务规模的适度较快增长，要保持经营网点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八是经营效率指标，要稳步提高人均资产率、人均利润率和网点平均业务量；九是市场份额指标，我们要在“稳健”的前提下，逐步提高我们的市场占比，逐步提高在同业中的竞争力；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我们还要不断提高市场价值。
实现“更有内涵发展”的十项要求
长远看，我们要形成自身特色，走在同业前列，一定要坚持“更有内涵的发展”。2010年8月光大银行A股上市之后，我提出要以上市为新起点，实现“更有内涵的发展”，包括更有效益的发展、更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更有后劲的发展、更有创新能力的发展、更有前瞻性的发展、更有凝聚力的发展、更协调的发展、更有品味的发展、更有社会责任的发展，后来又加上更有员工幸福感的发展，一共十个方面。
这一思路提出后，经过深入讨论得到了全行上下的积极响应。在2010年9至10月的讨论中，我提出要从10个方面全面理解“更有内涵的发展”。第一，在自我评价上要处理好成绩、不足和前景的关系，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不足， 还要看到美好前景。第二，在发展模式上处理好速度、效益和质量的关系，速度、效益、质量是一个辩证的“三角形”，效益是目的，速度是条件，质量是保障。第三，在发展方向上处理好做好、做强、做大的关系，好是前提，大和强是方向，三者要有机结合。第四，在客户问题上要处理好“大中小”的关系， 不同分行、不同时期不能一刀切，但三类的比例关系大体上要有一个战略的定位。第五，在网点布局上要把握好提高型、延伸型和填补型三种类型的关系， 总体上各分行都属于提高型，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的中心城市分行在提高的基础上可以向下延伸，中西部大中城市需要“填补”。三种类型网点如何具体规划，需要认真研究。第六，在业务结构上要处理好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的关系，信贷资产重在调整结构，中间业务要在合规可持续的基础上大力发展。
第七，在管理方式上处理好体制、法治和德治的关系，银行管理要以体制为基石，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动力，只有将三者有机结合好才能真正提高管理水平。第八，要定位好董事会、管理层和员工的关系，一把手管方向、管用人、管协调重大关系和处理重大矛盾，管理层抓落实、抓管理，员工在一线做具体工作， 这三个层面要各自定好位，总体不可缺位不可越位。第九，在发展目标上要处理好硬实力、软实力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既要发展硬实力，又要提升软实力，还要牢记央企的社会责任。第十，在工作部署上处理好战略、战役和战术的关系。战术上打不赢实现不了战役目标，战役目标实现不了战略也就无法完成；反过来，没有战略的指导，就是“盲人瞎马”，缺乏前瞻性，一旦方向走偏，战役战术再漂亮，最终也会功亏一篑。
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形势总体依然严峻，国内经济金融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我国银行业难以保持长期的高速发展态势。“更有内涵的发展” 是对“好银行”标准的总体概括，达到这十条标准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目前， 我们已具备H股上市条件，光大银行将真正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此时此刻， 我们尤其要把握好实践好这一战略发展思路。2008年金融危机时，我曾经讲过四句话：冷静观察、发展自己、保持主动、积极应对。面对当前形势，我还得讲这四句话。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更有内涵的发展”，不空想、不观望、不懈怠、不急躁，以创新为动力，稳中求进，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达到。
关于金融文化的十个基本观点
（2011年）
关于金融文化的落脚点
我们不能空谈金融文化。从眼前讲，谈论金融文化要落在解决当前金融三大问题上：
一是控通胀。弗里德曼讲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我认为首先通胀是货币现 象，但它不仅是货币总量现象，也是货币结构现象，也是货币力度现象；不仅 是货币现象，还是经济现象；不仅是经济现象，还是社会现象；不仅是社会现 象，还是一个自然现象。前些阵子“盐王爷”的起因就是日本的地震。短信讲 抢碘盐，一个会场主持人刚宣布请领导发言，人们立刻冲上主席台把领导挤成 重伤，原来是把“言”当成“盐”了。这些社会现象、心理现象就是文化了。 二是控外储。关于外汇储备，我从2007年开始曾有一些观点。一个观点是
根据经验判断中国外汇储备人均600美元左右为宜，另一个是外汇储备要五路分流。几年过去了，现在又突破3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应控制在8000亿～1.3万亿美元为宜。
三是控风险。存款蛋糕就这么大，已基本切完，“十僧五饭”，导致恶性竞争，具体链条是“财务违规风险→行贿受贿风险→银行声誉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可以说为了拉存款一些机构和个人无所不用其极，风险很可怕，市场很可忧，员工也很可怜。员工调侃要改成英文名“亚历（压力）山大”。当然， 十僧十饭没有竞争也不行，十僧九饭适度竞争最好。
从长远看，金融文化作为最重要的金融软实力，要落在推进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协同发展上，落在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上。总之，金融文化不是空中楼阁，要落到实处。
关于金融文化的简单表述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人类的共性文化在横向上反映为各民族的具体文化， 比如中华文化；在纵向上反映为各领域的特殊文化，比如金融文化。金融文化是人类共性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
金融文化说复杂非常复杂，涉及一个金融理论体系和操作体系的创立。从某个角度来讲，“金融”包括“金融物”和“金融人”。金融是资金的融通， 资金是人的物质财产的货币表现。因此说到底资金融通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
就要受到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就蕴含着文化。因此，金融文化就是金融领域相对于资金、技术、法规等“金融物”来讲的着重于解决“金融人”的问题的一个命题，就是人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亦即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资金的运动。这种精神状态又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法律， 再作用于人的具体行为。
如果用三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即金融之“形而上”；如果用两个字表述， 金融文化即“诚信”（经典作家称金融是道德的事物）；如果用一个字表述， 金融文化即金融之“道”。“诚信”是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形而上”是对金融文化的广度概括，“道”是金融文化的深度聚焦。
关于文化的概念、作用及与经济金融的关系
“文化”，就其性质而言，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
“文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是灵魂和躯体的关系。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躯体，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先有躯体，后有灵魂。既不能“魂不附体”，又要“体内生魂”。
金融文化源于金融实践，反过来指导金融实践，最后又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没有金融实践，产生不了金融文化；没有金融文化的影响，金融实践难以健康运行。先有金融硬实力，并以其呼唤金融软实力（文化），软实力
（文化）再反作用于金融硬实力。
我们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发展经济，否则就没有产生灵魂”的物质基础； 同时要弘扬我们的文化，“体”要生“魂”。只有躯体，没有灵魂，是行尸走肉；只有血肉丰满又有灵魂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及对“金融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根基是《易经》，后又经历了伏羲八卦→周文王六十四卦→孔子《易转》（又称十翼）等的发展演变。《易经》如果用四个字概括就是：阴阳平衡。在《易经》的基础上，又经历了诸子百家直到现在的不断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经过不断总结提炼，包括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形成的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包括许多方面，仅从“思想文化”而言，其精髓主要表现为以对宇宙、社会、人自身的朴素认识为代表的世界观，以朴素辩证法为代表的方法论，以追求和谐社会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观，
以“修齐治平”和“三不朽”为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在物质分配与交换领域，则主要体现为“诚信为本”、“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这些思想对中国“金融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于金融文化的分类
金融文化可以做多种分类，比如可以将金融文化分为金融企业文化和金融监管文化。金融企业文化是金融企业从业人员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监管文化是金融监管机构从业人员在对金融企业监管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企业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企业的经营理念；金融监管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
金融文化按行业还可具体分为银行文化、证券文化、保险文化，等等。金融业各个机构还可以形成本机构的特有文化。
关于中西文化差异和国际金融文化的利弊
一个民族的文化决定或影响着该国家具体领域的文化。中西文化各有优劣。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更为崇尚道德、集体利益（但压抑个性，现在已经变了）， 西方文化更为崇尚法律、个体自由（缺少集体概念、亲情意识，当然并不尽然）。中西文化应当互补短长，共取各自精华，共弃各自糟粕。
在长期实践中，国际金融业形成了自己的主流正面文化，如法制文化、体制文化、创新文化、敬业文化等，国际金融同行的依法办事精神、体制治理精神、创新精神、敬业精神等值得我们学习。
与此同时，当前国际金融文化亦存在诸多弊端，如利信问题、虚实问题、王霸问题等。
利信问题。金融本以信用为基础，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出现罔顾信义、唯利是图文化，其中尤以华尔街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最为典型（麦道夫骗局、庞氏骗局）。
虚实问题。金融本属虚拟经济，应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普遍存在创新无度文化（全球金融衍生品已达600万亿～700多万亿美元）， 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
王霸问题。金融涉及各国共同利益，本应着眼宏观全局，谋取共赢之道， 然而国际金融业霸权文化盛行，其中尤以此前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QE2）为甚。拳头第一，丛林法则，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开始就是如此。
这些表现在形而下层面的具体现象，实质是形而上层面的国际金融文化扭
曲，也是国际ZZ生态（强权ZZ）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反映。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讲是金融文化的危机。
关于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在业务发展、法治建设、管理水平、体制转轨、服务社会等形而下层面的进步，在形而上层面都映射着金融文化的影子。改革、发展、安全、管理、诚信、法治、服务、效率、和谐、幸福，应该是今天中国金融文化的“主题词”。
我曾将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利、法、信、义、道”。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为前提，要以“道”为基础。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 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道”是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是人类的特有智慧，也可以说更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现象。
我最近还提出一个应对金融危机“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乃德、智、力之和”的观点，不妨也可以作为我对“金融之道”、“金融文化”的某种理解。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中国金融文化现阶段也可以表述为：诚信为本、依法经营，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 谋略通道、融入世界。
关于中国金融文化存在的问题
中国金融文化存在的问题既蕴含着国际金融文化问题的一般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具体说来大体有这样十种表现：
一是贪大求快文化。盲目攀比，片面求大求快，进而形成“唯规模”论， 乱拉存款，乱比市场份额，乱比发展速度，酿成风险隐患。
二是粗放经营文化。贪大求快导致不是靠服务、靠效率，而是挖人挖出来业务。“人”不是有水平，而是有“关系”。
三是发展趋同文化。同质化严重，都要“做大做强”，都搞零售转型，都扎堆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千行一面，了无特色。
四是轻视信用文化。认识不到诚信是金融之本是命根子，为抢市场份额无所不用其极，不讲信誉，一锤子买卖。
五是轻视法规文化。同“酒后驾车”一样，许多机构、许多从业人员在市场竞争中存在侥幸心理，没有遵纪守法的自觉意识，违规现象普遍。
六是二元文化。中国金融发展中，东中西部、城乡金融等发展不平衡，形成“二元金融”和“二元金融文化”。
七是惩办文化。讲处罚多，讲教育少，形成惩办主义，而关系疏通好了又可以放一马。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应当是恩威并济，教育为主，处罚为辅。
八是照搬文化。改革开放固然要学习国外有用的东西，但不能什么都搬外国。比如我们的公司治理，既搬来英美的独董制，又搬来欧洲的监事会制，我认为这是叠床架屋、重复劳动、加大成本、影响效率，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有一种就可以了。再有对待“模型”，我不反对模型，但反对唯模型。我的观点是：学而不搬，学为己用。既要称希腊，又不能言必称希腊。
九是短视文化。不善于从战略、从长远、从全局考虑问题。诚然，金融业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懂技术，但凡事都有两个方面。首先要看路，其次才是拉车。南辕北辙不如原地不动。
十是“井蛙”文化。金融危机中盲目乐观存在井底之蛙心态，缺少忧患意识。另外，只知金融不知其他，视野很窄，不知经济决定金融，不懂虚拟经济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根。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阶段，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十分突出。当然，中国经济率先复苏， 目前在世界上也是最好的。我们在国内没有明显的感觉，到国外感觉会比较明显，中国的发展最快。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有忧患意识。
上述这些问题许多从表面上看是形而下的工作问题，实质上是形而上的金融文化问题，许多也是社会问题，是社会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反映。
这里我想特别说一下信仰问题，因为上述金融文化中的问题许多都同“信仰”有关。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平等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参与者有序发展，同时提倡社会成员确立良好信仰。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社会成员一般都有自己的信仰。不管这种信仰在宗教领域属于何种派别，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抑恶扬善。作为高级动物，人不可以没有信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如果没有信仰，只信“金钱”，这是十分可怕的。金融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经济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也不是最大的危机，信仰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有耻且格”就是制度的客观约束性和执行的主观自觉
性的结合。
关于中国金融业的新机遇与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新任务
金融危机对中国既是“危”也是“机”，特别是产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机遇。从现在起，我们要从思想上重视，要加强组织领导，要有专人负责，不能扯皮，“一行三会”责无旁贷要管起来。我建议编制《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纲要》， 并建议试编两个指数：“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和“金融企业文化指数”。
编制“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可以以十个金融“软实力”为基础，涵盖内容主要包括金融宏观调控能力效用和预见性、金融市场意识、金融监管能力与安全守法意识、金融创新意识、金融人才意识与使用合理度、金融员工幸福度、金融社会环境与社会诚信意识、金融理论建设、金融国际环境和谐度以及金融对社会和谐发展贡献度。
编制“金融企业文化指数”可以以“金融企业发展的十条准则”为基础， 主要包括：更有效益的发展、更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更有后劲的发展、更有创新能力的发展、更有前瞻性的发展、更有凝聚力的发展、更协调的发展、更有品位的发展、更有社会责任的发展以及更有员工幸福感的发展。
为达此目的，需要中国金融业进行整体的“反思悟道”，做到“八个坚持”： 一是安全与发展并重，提倡发展，重视安全，安全第一；二是竞争与服务并重， 改善服务，文明竞争，服务第一；三是德治与法治并重，提倡德治，并用法治， 德治第一；四是信任与管理并重，增进信任，加强管理，信任第一；五是信用与效益并重，提倡信用，合规增效，信用第一；六是信仰与约束并重，提倡信仰，兼以约束，信仰第一；七是市场份额与员工幸福感并重，重视市场，更重视员工，员工幸福感第一；八是谋技与通道并重，重视技术，更重“通道”， “通道”第一。
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勇于担当的金融家
真正的金融家不应是单纯的技术专家，更不应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 更不应是“庞氏骗局”的发明家，而应当是在金融这个特定领域精通专业、兼通其他，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应当是有思想而非空想，有信仰而非迷信，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ZZ家。
ZZ家与政客有何区别？ZZ家以社会为己任，以社会为“家”，他们站在历史的巅峰上考虑问题，这是一种境界；政客是在社会做“客”，以社会为
施展权术的平台，这是“现得利”主义。
中国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对社会负责、勇于担当的、具有真正ZZ家素养的“金融家”。他们要以社会为己任，以行业长远发展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在乎一时的利害得失，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中国金融文化建设能否成功，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继往开来，关键在此。
要成为“勇于担当的金融家”，必须学好哲学。学好哲学，一通百通。许多诸如形而上与形而下、躯体与灵魂、金融物与金融人、硬实力与软实力、平面扩张与立体提升、金融大国与金融强国、德治与法治、安全与发展、信任与管理、谋技与通道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其实都是哲学的命题，也可以说是“金融哲学”。
“金融文化”说穿了就是解决金融物与金融人的内外因的关系问题，从内因、长远、根本解决问题。金融文化与金融哲学互不可分。最没用的是哲学， 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最有用的是哲学，可以帮助你解决所有问题。业务是楼房，哲学是地基。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更不能不打地基只盖楼房。因此， 哲学是建立金融文化的基础，是当好金融家的基础，是一个人生存、在社会安身立命、既自身心情愉快幸福又有利国家社会的基础。
管窥金融之“道”
（2011年）
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 “义”“道”为前提。我在长期金融实践中的一点体会，不妨可作为个人对“金融之道”的某种理解。
平衡思维
所谓“平衡思维”，就是在思维方式上力求将不平衡的事情平衡下来，“把大事化小”，而不是“把小事搞大”。有一个哲学命题叫“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事物的发展就是从不平衡开始，通过解决不平衡达到平衡， 平衡后又出现新的不平衡，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金融企业家每天要面对大量的内外矛盾，就需要确立“平衡思维”来处理“矛盾平衡”的工作。“平衡思维”的关键词是“度”。光大改革重组中提炼出了
“中药调理”“心态等不得急不得”“速度快不得慢不得”“力度大不得小不得”等理论，依据的就是“平衡思维”，把握的就是“度”。根据我到光大三年的粗浅体会，认为这是金融企业家最重要的“思维”。
前瞻思维
金融企业家每天要面对大量的数字报表，要处理许多棘手的问题，必须“现实”，必须“立足当前”。但在“现实”的同时，金融企业家又必须具备“前瞻思维”。这是保证企业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2008年7月我在光大讲述了当年5月在纽约我同几位华尔街大亨的对话。这些大亨们认为次贷危机见底了，我说没有见底。此后的“两房危机”“雷曼破产”等都证明了“没有见底”。他们认为“已见底”是依据当时的数据表现；我认为“没见底”是依据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前瞻思维。光大以“羸弱”的身躯能抗住金融危机的冲击，不能不说与我们对全球金融危机走势的判断有关。
宏观思维
如果说“前瞻思维”是着眼于“时间的长度”“宏观思维”就是着眼于“空间的广度”。这次光大银行上市，有人说是“闪电上市”，这其中的多年努力且不说，在关键时期，我们对宏观全局的判断是：前有农行上市的大局国家要保障，后
有其他银行再融资的大局国家要照顾，为光大银行留下的只有8月中旬那么
一点点“时间夹缝”。在这个夹缝中，资本市场处于相对平稳，但后市又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光大的完整性已有了“定性”，但“定量”上仍处于“沟通状态”，这就是我们这个层面当时应当认清的宏观大局。所以，我们必须破釜沉舟挤在这个“时间夹缝”中争取上市。
创新思维
金融业竞争日趋激烈，需要金融企业不断创新才能生存发展。创新需要金融企业家确立“创新思维”，扩充想象的空间。“创新思维”不是“红灯亮了绕着走”，但也不是机械教条地坐等“绿灯”，而是应当不断地“创造绿灯”。试想，我们过去的许多“土政策”在有了普遍意义后不是变成“政策”了吗？ 我们过去的许多“政策”有了稳定基础后不是变成“法律”了吗？这些，不能缺少“创新思维”。
系统思维
社会与自然界无不处在“系统”中。如果说某个金融企业是一个“小系统”， 整个金融业相对来说就是一个“大系统”；某个国家的金融业是一个“小系统”， 全球金融就是一个“大系统”。金融企业家考虑问题不能孤立进行，而应当放在“大系统”中去考虑。比如说全球金融危机，孤立地看，它是雷曼、AIG的问题；系统地看，它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美联储放松银根，刺激房地产；美国的商业银行又把钱贷给了无力偿还者来买房，即所谓的“次贷”； 银行又将“次贷”资产证券化变成“次债”（CDO），卖给了投资银行；评级公司又给“次债”高评级，误导投资者；保险公司又为“次债”提供保险（CDS） 进一步误导投资者；投资银行最终又将这些“高评级、有保险”的“次债”卖给了全世界的投资者，由“误导投资者”发展为“坑害投资者”，最终出现多米诺效应，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
树立“系统思维”对全局有利，对企业自身也有利。就光大而言，我们企业众多，有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基金、期货、金融租赁、投行和实业等；但过去基本上却是“各自为政”。现在，我们提出按“市场原则，同等优先；行政指导，互惠互利”的原则实行“业务联动”，争取产生“乘法效应”， 并形成“光大一家”的氛围，这些依靠的就是“系统思维”。
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就是不仅要看到事物的正面，还要看到事物的反面，白要看到黑，难要看到易，起要看到落。“逆向思维”的老祖宗我认为在中国是老子，
在外国是黑格尔。确立“逆向思维”对金融企业家可以说受益无穷。这次光大银行上市，提振了光大员工的信心和社会形象，这是正面。但是按照“逆向思维”，我们同时也看到由此将会滋生盲目乐观情绪，看到随着市场监督和披露力度的加大将会使原有问题进一步暴露，进入“形势好转期与矛盾暴露期并存阶段”。所以，无论是上市前的路演，还是上市后的表态，我们都反复强调既要借银行上市乘势而上，实现“更有内涵的发展”，又需要保持头脑冷静，促进矛盾向好的方向转化，防止矛盾向坏的方向转化。
透视思维
“透视思维”就是要看到事物的现象，更要看到事物的本质；要看到事物的浅表，更要看到事物的深层。我曾发表文章说，这次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 现象上看是创新过滥、消费过度、监管不力，本质是美国二百多年“太顺”， 13个州迅速扩大到50个州，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又那么优越，体制也相对合理， 两次世界大战中受益；“二战”后，它又主导以资讯业为主的第三次产业革命；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又成为单边霸主。这些，就决定了它要忘乎所以，所以战后就发动数次局部战争，比如朝战、越战、两次伊战、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这种“忘乎所以”表现在经济层面上，就是滥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无限制地发债，寅吃卯粮，从而成为全球第一大债务国，现在虽有减债之心，却无减债之力，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恶性循环，各种矛盾已无法解决，造成了金融危机。物极必反，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应对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处置得当，金融实力更加增强。但深度地看， 这里有一个“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问题。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金融硬实力在国际上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但我国的金融软实力仍相对落后。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是金融强国的标志。作为金融企业家，我们必须从更深层面看待这个问题。
理论思维
回顾历史，大凡成功的实业家（ZZ家）都有理论的指导，“大行动要靠大思想支撑”。有亚里士多德才有亚历山大，有卢梭才有拿破仑，有康德、黑格尔才有俾斯麦，有亚当·斯密才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有凯恩斯才有罗斯福新政，有弗里德曼才有里根、撒切尔夫人。金融企业家也是搞实际工作的，越是搞实际工作越要学习理论，越要善于“理论思维”。哈耶克说过，现在“真正的陷阱是掉进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作为操盘手，“掉进过
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不必苛责；作为金融企业“家”，“掉进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则应该警惕。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也可能就要过去，也可能还要出现波折。但人们都不应将这一影响甚广的危机当成一个具体事物对待，都应当进行理论上的思考。长期被奉若神明的“新自由主义”为什么带来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到底是什么关系？人们应该从中总结出指导今后金融工作的新理论。
金融业文化建设之道
（2011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在业务发展、法治建设、管理水平、体制转轨、服务社会等形而下层面的进步，在形而上层面都映射着金融文化的影子；改革、开放、发展、安全、管理、法治、服务、效率，是今天中国金融文化的“主题词”。
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我过去曾概括为“利、法、信、义、道”。金融企业不讳言以赢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 “道”为前提。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冲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我在该文中还说过，“道”是什么？非我辈所能悟透，更难尽述也。“道可道， 非常道”，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是人类的特有智慧，也可以说更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现象。在该文中我讲了一个智伯分马的故事。某财主儿子有三，马17匹，临终嘱长子分1/2，二子分1/3，三子分1/9。17匹马的1/2是八匹半，难道要杀一匹分肉乎？三人无奈之下请来智伯。智伯从自家牵来1匹，计为18匹，长子得1/2即9匹，二子得1/3即6匹，三子得1/9即2匹。9+6+2等于17匹， 剩下1匹则物归原主，智伯牵回。此例表象为数学之谜，实乃蕴含多赢之“道”， 很可为今天应对金融危机并在此基础上重建金融文化所借鉴。应当说，与欧美金融霸权文化不同，这种“多赢之道”潜意识地存在于中国人以“仁”为出发点的决策思维中，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另外，我最近撰写的《我思故我在》《管窥“金融之道”》，我在光大银行上市后提出要“实现向更有内涵的发展转型”；我最近撰文提出的应对金融危机“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乃德、智、力之和”的观点等等，不妨也可以作为我对“金融之道”“金融文化”的某种理解，有好事者可以共同探讨。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中国金融文化的现阶段表述应当是：诚信为本、依法经营，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 谋略通道、融入世界。这一表述既可从形而下之工作层面去理解这一表述既可从形而下的工作层面去理解，亦可从形而上之金融文化层面去认识。
信仰缺失的代价中国金融文化的问题既蕴含着国际金融文化问题的一般 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表现形式如重技轻道、重法轻德、重物轻人、重利轻义、重快轻“度”等，特别是信仰文化、信用文化和内修文化，从一定层面看
严重欠账，导致一些金融从业人员的诚信意识、精神支柱和道德修养严重缺失。表现在信仰文化方面，奉行金钱拜物教和权力拜物教，钱权开道、乱拉业务、扰乱市场，个别甚至贪污腐化、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等；在信用文化方面，不讲信用、不守规则、逃废债务、欺骗造假等；在内修文化方面，内心浮躁、盲目攀比、急功近利、恶性竞争等。特别是中国金融业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片面求大求快习惯文化，不是靠服务、靠效率赢得市场，而是靠请客吃饭、送礼、安排关系，甚至其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拉存款、抢市场、占地盘，其竞争方式和业务品种也是千行一面，了无特色，不但造成存款大搬家，费用大增加， 而且整体上使金融业形象严重受损，金融秩序内生紊乱，金融风险集聚潜伏。虽然这是中国金融业发展和金融文化建设中的支流，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有人说，上述问题属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那么，现在也可以说是到了“偿还”这种代价的时候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平等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参与者有序发展，同时提倡社会成员确立良好信仰。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社会成员一般都有自己的信仰。不管这种信仰在宗教领域属于何种派别，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抑恶扬善。作为高级动物， 人不可以没有信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如果没有信仰，只信“金钱”，这是十分可怕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也不是最大的危机，信仰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的最大失误是教育。这个“教育”绝不仅指学校的教育，更是指普遍的理想道德信念教育；绝不仅仅涵盖教育领域，更涵盖包括金融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现阶段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任务应是在法制建设的同时进行全员的理想道德信念教育，特别是“有耻且格”教育。孔夫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光靠法律和施行刑罚，老百姓虽然按要求去做了， 但内心不认为这样做可耻，仍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使老百姓认清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的道理，就会“有耻且格”，自觉规范自己。制度是人定的，制度是靠人去执行的，任何制度都是有缺陷和伸缩性的。“有耻且格”就是制度的客观约束性和执行的主观自觉性的结合。纠偏势在必行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金融危机在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将给中国金融业的
发展带来机遇，特别是危机引发的他国让位机遇、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机遇等。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文化建设也将处于十字路口，并影响着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我们需要针对金融文化扭曲问题进行纠偏，借鉴国际金融文化的优秀成分，结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为中国金融业抓住新的发展机遇提供精神文化保障。从现在起，中国金融业就要全员身体力行，从思想上重视金融文化建设问题，把金融文化建设作为与金融发展、金融改革、金融开放、金融监管、金融法制建设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任务。要加强对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设立专门的机构承担对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统筹协调职责：要集中力量围绕中国金融发展现状研讨中国金融文化的定义、内涵、外延和发展重点，编制《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纲要》，规划和指导中国金融文化建设；要通过组织培训、自学以及各种寓教于乐的方式， 对中国金融机构员工进行金融文化教育，包括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出发，将“有耻且格”教育作为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切入点；要通过制度建设和行为引导，形成金融系统员工积极学习金融文化、深刻领会金融文化、认真实践金融文化、努力发展金融文化的自觉性。而为达此目的，首先需要中国金融业进行整体的“反思悟道”，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提倡发展，重视安全，安全第一； 竞争与服务并重，改善服务，文明竟争，服务第一：德治与法治并重，提倡德治，并用法治，德治第一；信任与管理并重，增进信任，加强管理，信任第一： 信用与效益并重，提倡信用，合规增效，信用第一；信仰与约束并重，提倡信仰，兼以约束，信仰第一；谋技与通“道”并重，重视技术，更重“通“道”， “通“道”第一。
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2011年）
X领导金融事业的历史经验和重大成就
我国的金融事业是在X的领导下，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开放的不断胜利而逐步发展起来的。X在创立初期即开始重视经济金融工作，倡导设立农民借贷机构。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从瑞金到陕北、从局部到全国，X领导的金融事业不断壮大。
新民主主义时期X的金融事业
为适应农民运动ZZ斗争和经济斗争的需要，在大革命时期，X就主张创建农民自己的金融事业。在毛泽东、澎湃等X的早期领导人的积极倡导下，在湖南、湖北等农民运动发展形势较好的地区，成立了农民银行、平民银行，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资金困难问题。进入土地革命时期，随着X的基层政权的建立，工农银行作为根据地工农政权的组成部分纷纷成立。在此基础上， 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城外叶坪村一栋普通的农家小院里正式成立。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国家银行成功发行了中央苏区统一的货币，应对了挤兑风潮，实践了货币物价本位金融思想，积极推动了苏区经济发展，有力配合了艰巨的对敌斗争。长征路上，国家银行仅有的14名工作人员担挑红军的全部资财艰难行进，在遵义停留期间，国家银行完成了“红军票”的发行、流通、兑换和回笼，既活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的供给，又维护了民众利益、显示了苏维埃纸币在艰苦卓绝条件下的信誉。
抗日战争时期，为打破敌伪封锁，X吸取历史上明清时期和国民X政府因掌握不了白银供应而丧失货币主权的教训，边区货币和各根据地货币不与金银和外汇挂钩，使X的金融事业摆脱了拥有强大金银储备的西方列强以及与其紧密联系的国民X政府的控制，有些根据地甚至创造性地实施了以食盐等战略物资为发行准备的货币制度。这种从特殊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货币制度，不仅成功保持了根据地货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而且在对敌斗争中逐渐掌握了主动。
随着全国革命的逐步胜利，统一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发行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结束各解放区货币分散的现状，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1948年12月1日， X中央在河北石家庄以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为基础，成立了
中国人民银行，并于成立当日发行人民币。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统一发行全国通用的人民币的过程中，一切都是从保护人民利益和促进商品流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而不是像国民X政府那样以通货膨胀为手段来掠夺人民财富。在货币统一过程中，根据各解放区的物价水平，确定了人民币与各解放区货币的合理比价，通过发行新币和逐步回收旧币，使原来各自为政的地区间经济关系迅速理顺。中国人民银行不仅负责回收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而且负责回收抗日战争时期乃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行的货币、期票、公债，从而奠定了人民币的信誉基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X的金融事业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始终坚持为人民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为人民的利益来发行、管理货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白手起家，不畏艰险，独立运作，自成体系；始终坚持实践导向，不唯书、不唯洋，实事求是，一切措施、政策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 始终将金融事业置于X的领导之下，把金融事业作为X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与保障。我们X的金融事业初创者，大都没有很高的文化，也很少有从事金融工作的经历，但凭借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在实践中汲取智慧的创业勇气，冲破了反动势力的经济金融封锁，推动了革命事业的成功。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X的金融事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X面对着旧政权遗留下来的经济崩溃、物价暴涨、民生凋敝的破败局面。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支持国民经济恢复，稳定物价，X审时度势，通过我X第一代财经领导人（陈云等）的运筹帷幄和卓越指挥，针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反动势力投机活动，发动了整顿经济的“银元之战”，通过查封证券交易所，一举平息了银元风波，使人民币站稳了脚跟。之后，又通过“粮棉之战”以非凡的ZZ智慧和有限的经济力量稳定了物价，粉碎了中外反动派“中共经济上只能得零分”的谬论。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到来，金融事业配合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并逐步形成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单一国家银行体制。在这一体制下，社会信用完全集中于国家银行，银行在经济管理中实际担负着保证经济计划实现及组织调节现金流通的功能。尽管这种体制后来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联系微*信dadawk01】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X在曲折中探索金融稳定之道。面对1959～1961 年特殊困难时期物资供应不足、物价极度不稳的被动局面，X中央作出重大决
策，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调整国民经济中，X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发挥银行的作用，提出加强银行工作垂直领导、严格信贷管理、严格现金管理等六条要求。经过严格贯彻上述指示，在各地区、各部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得以胜利完成。
改革开放以来X的金融事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X领导的金融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也为金融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1986年， 邓小平提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再次强调“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推动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三十多年来，X领导金融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实现了金融业的稳健蓬勃发展，基本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运行体系、金融监管及风险防范体系。
建立金融宏观调控体系。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93年，X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在金融市场建设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的过程中，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得以运用，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逐步确立。近年来，在应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中，货币政策操作的灵活性、针对性和前瞻性得以增强， 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培育金融组织机构体系。1984年以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相继成立。1990年以后，政策性银行从专业银行中分离，中小型商业银行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逐步兴起，城乡金融机构共同发展，金融机构体系走向多元化。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形成了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型的金融组织机构体系。
完善金融市场运行体系。金融市场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渠道，是金融体系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信贷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相继出现，我国金融市场运行体系初步形成。1990年以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开始兴起。此后，金融市场参与主体不断增多，市场基础不断增强，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形成了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为主体的较为完备的金融市场运行体系。
建立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体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召开了
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分析了国内外金融形势，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防范， 决定对金融业实施分业监管，随后“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基本确立并逐步完善，监管协调配合不断加强。实践证明，这一监管体制与我国金融分业经营体制大体适应，我国金融风险防范和管理能力明显提高。
实现了中国金融业的蓬勃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调控体系、组织体系、市场体系、监管体系的建立，我国金融业资产规模迅猛增长，经济金融化、货币化程度大幅提高，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不断发展，银行业资本实力显著增强，金融机构数量快速扩张，外汇储备强劲增长，金融业增加值较快提升，金融业对外开放稳步推进，我国金融大国的国际地位初步确立，为向金融强国迈进奠定了基础。
当前我国金融事业既面对重大挑战，也面临历史机遇进入21世纪以来，在X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金融事业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必须看到，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薄弱环节，需要认真面对挑战，把握机遇。
挑战我国金融业发展中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
一是金融软实力不足。我国金融改革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金融资产规模、机构数量、经济金融化程度、市场规模等硬实力的扩张上，与之相比，金融创新水平、金融市场深度、金融企业综合竞争力、金融企业治理机制、金融发展环境、金融监管水平、金融国际化程度、金融人才配置、金融文化建设、金融理论建设等金融软实力提升缓慢。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则是金融强国的标志。如何引领中国从金融大国转变为金融强国是X在当前金融领域的新任务。
二是金融二元特征明显。经济二元性决定了金融的二元性，集中表现为十大不平衡。即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这与美国情况正好相反），金融监管水平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地位不平衡等等。
三是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任重道远。虽然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金融组织体系，实力明显增强，但金融体制机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仅仅实现了“形
似”而缺少“神似”。
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全球，重创美国、日本、欧洲等经济体，并对我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仍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同时，各国“猛药应对” 危机的副作用正在显现，全球面临着通胀与滞长并存的风险，给我国带来严峻挑战。
一是金融创新的挑战。此次危机中，中国金融机构直接损失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实力强、水平高，而是由于中国金融企业的国际参与程度不高， 也反映出中国的金融创新不足。如何稳健、适度地进行金融创新，是对我们的挑战。
二是“错肩矛盾”的挑战。在世界格局变化之时，没有哪个国家甘心让位， “错肩矛盾”必然产生。如何登高望远，大局为重，韬光养晦，小退大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是金融发展方式转型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的消费和 生产模式面临转型，全球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世界经济供需结构将作出重大调整。如何加快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对我们来说也是挑战。
机遇
中国经济和金融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经受住了考验。2009年下半年以来，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率先复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回暖的“引擎”。中国没有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却在复苏中“独树一帜”。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六大机遇。
一是和平发展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尤其是银行业）实力受到影响，经济进入调整恢复期，加上各种国际ZZ问题（阿富汗、伊拉克、朝鲜、伊朗、拉美后院、中东等）的困扰，美国已经力不从心，“一超（美国） 多强（欧、俄、日、中等）”的“新均势”将在未来几十年为中国提供和平发展的新机遇。
二是发展道路选择机遇。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不可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并非万能。前车之鉴给中国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以新的机遇：借鉴别人成功的道路，不走别人失误的老路，走出符合自己国情的特色之路。
三是他国“让位”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将重排座次。我们固然需要韬光养晦，同时更需要有所作为。毋庸讳言，国际金融危机将为中国赢
得时间，提供在国际ZZ、经济、金融事务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机遇。
四是文化认同机遇。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髓和生命力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和认同。ZZ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必将走向世界。
五是“市场腾空”机遇。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长明显减速， 为我国开发海外市场、拓展能源渠道、强化资源储备及增进科技实力提供了必要空间和有利条件。
六是外需减少的“倒逼”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需骤减，过度依 赖外贸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急需转型。这种外需减少将为我国带来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的“倒逼”机遇。
在X的领导下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必须走具有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决定金融，中国
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根植于我国经济体制和基本国情之中。现阶段，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市场功能还不完善。与欧美国家成熟市场经济相比，我国经济与金融存在明显的转型与二元相结合的特征，因此必须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随着综合经济实力增强，金融规模扩大，中国将逐步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一新形势下，能不能探索出既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又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发展道路， 使我国由金融大国转向金融强国，更是我们面临的长期使命和重大课题。总之，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借鉴别人的路，走出自己的路。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必须在X的领导下进行X的性质、地位、担负的历史任务决定必须巩固和加强X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ZZ路线是把四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抓住这个根本不放松， 除非打起世界大战。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我们X作为执政X， 具有鲜明的ZZ主张、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阶段， X在事关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确立和实施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与战略的“制高点”，金融乃国之重器，更需要X的坚强领导。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掌握法兰西银行。
金融工作必须在X的领导下开展，这也是我们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改
革开放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在革命战争年代，X只有掌握了金融事业，只有牢固握紧了属于自己的“钱袋子”，才能建立并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在改革开放年代，也只有在X的领导下，我们的金融事业才能由弱变强，才能成为举世公认的金融大国，才能抵御百年不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当然，加强X对经济金融工作的领导，不是由X直接干预经济金融工作。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一体化的历史条件下，X领导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从未有过的新课题。要在认真总结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经验与教训的同时，与时俱进，面对对外更加开放、经济更加活跃、因素更加复杂、环境更不确定、竞争更为激烈的复杂现实，必须积极探索与这一复杂现实相适应的新思路、新方式与新方法，必须根据变化着的国内外金融实践加强和改善对金融工作的领导。X要注重在法制的框架内，更多通过间接的方法、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指导金融发展。
在X领导下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必须选准着力点
正确制定金融方针政策。ZZ是经济的集中体现。X的大政方针必须对我国金融发展战略、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宏观调控指明方向，并在法律的框架下通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工作、通过市场运行予以实施。X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要把握规律性、体现方向性。一是要注意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特别是要与我国2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宏观调控实践、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实践相统一。二是要遵循社会矛盾发展演变的规律。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决定着一个时期X的中心任务，决定着X的路线方针政策。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通过转变金融发展方式、以更有内涵的金融发展推动经济繁荣将是我X领导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三是要在金融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作为X领导金融工作的政策出发点。当前，我国人均财富不断积累，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X的方针政策要通过金融战略的制定来体现这一需求。
坚持和完善X管干部原则。X管干部是一个重大的、不可动摇的组织原则。在经济金融领域坚持这个原则，是由我X执政地位这一上层建筑和国有金融资本的经济基础共同决定的，是巩固我X执政基础，推动金融发展，防范金融风险的组织保障，也是确保我国金融事业长盛不衰的ZZ优势。根据我国国情和金融组织体系多元化、多层次的现状，X可以通过多种组织渠道、多种方式对金融干部进行有序有效的管理。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中央（通过中组部）直
接管理的中投、政策性银行、工、农、中、建、交、中信、光大等大型金融机构；地方X委(通过组织部门)管理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如浦发银行、渤海银行等；国务院部、委（通过其X的组织部门）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如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X的领导主要包括思想指导、ZZ领导和组织领导。在新形势下， 加强和改善X对金融干部的管理，就是要确保X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金融领域贯彻实施，当前尤其要加强金融系统（特别是基层）X的组织建设，充分发挥X员的先进性、主动性与积极性，确保金融业发展的正确方向。X管干部的原则不能动摇，但方式方法要与时俱进，要适应金融行业的发展不断充实新内容、赋予新内涵，特别要处理好X管干部同董事会依法任命高管人员的关系， 探索出可行的办法，保证“X管干部”原则的实施。加快金融人才培养。金融人才是国家人才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X管人才这一基本框架下，最大限度地发现、培养、使用金融人才。要开发培养不同层次金融人才，既需要培养经营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管理型人才；既需要培养专业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综合型人才；既需要吸引境外优秀高端专业人才，更需要培养境内人才。要以培养境内人才为主，境外人才主要起技术专家顾问作用，境内人才起领导管理决策作用；尤其要培养主要领导人才。主要领导人才不仅要懂金融，也要懂ZZ、懂经济、懂其他，成为掌控方向、驾驭全局、协调关系、处理矛盾、善于用人的行家里手。
不断创新金融理论。人类发展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经济金融变革都孕育出新的理论体系。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为背景出现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1929年的大萧条，出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造就了凯恩斯主义；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呼唤出了新自由主义和弗里德曼的新货币理论。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则孕育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创立了包括金融理论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但必须看到，我国金融理论总体上仍跟不上金融实践的快速发展。面对国内外波澜壮阔的金融变革，理论武装不足，外来理论引进有余，与中国实际结合上需要下更大的工夫。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呼唤着新的金融理论。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和创新与新时代新课题相适应的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体系，在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和中国国情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传统理论的继承与超越等方面，实现提升与突破。
为金融发展创造氛围。要通过X的方针政策、X的文献、X的宣传舆论阵
地提高全社会对金融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要引导和鼓励金融创新，提高整体附加值，支持并服务于经济转型，以金融创新带动经济发展，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繁荣。各级X委要把培养社会诚信环境、改善金融生态作为领导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金融问题很多是道德问题。实践已经证明，经济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带来道德的进步，我国经济、金融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尽快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在中国金融硬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X要及时提出并引导我国金融软实力特别是金融文化建设。金融工作中“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一切金融活动都要靠人去执行。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金融文化结合的基础上逐步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着力解决金融工作面临的重大难题。当前主要有八个方面。一是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前瞻性、科学性，执行的灵活性、差别性，与其他政策的配套性、互动性，既保持币值稳定又要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就业。二是完善监管体系，填补监管真空，既防监管不足，又防监管过度，增强金融市场运行的有序性、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金融风险的可控性和金融监管的透明性。三是改善“二元金融”中的“薄弱单元”，加强对农村、中西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四是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转变金融增长方式， 提高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与创新能力。五是按照“结合国情、有效适用、区别对待、逐步递进”原则，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六是保持外汇储备和汇率的合理性。七是按照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路径完善人民币的计价、支付、结算、储备和国际货币功能，提高人民币的管理水平，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八是积极推进金融外交，加大我国在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使其与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适应。解决这些重大难题要在X的金融方针政策指引下通过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进行。
当前X的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是指导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纪念中国共产X成立90周年“X建研究高层论坛”征文
（2011年）
一、X领导金融事业的历史经验和重大成就
我国的金融事业是在X的领导下，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开放的不断胜利而逐步发展起来的。X在创立初期即开始重视经济金融工作，倡导设立农民借贷机构。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从瑞金到陕北、从局部到全国，X领导的金融事业不断壮大。
为适应农民运动ZZ斗争和经济斗争的需要，在大革命时期，X就主张创建农民自己的金融事业。在毛泽东、澎湃等X的早期领导人的积极倡导下，在湖南、湖北等农民运动发展形势较好的地区，成立了农民银行、平民银行，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资金困难问题。进入土地革命时期，随着X的基层政权的建立，工农银行作为根据地工农政权的组成部分纷纷成立。在此基础上， 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城外叶坪村一栋普通的农家小院里正式成立。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国家银行成功发行了中央苏区统一的货币，应对了挤兑风潮，实践了货币物价本位金融思想，积极推动了苏区经济发展，有力配合了艰巨的对敌斗争。长征路上，国家银行仅有的14名工作人员担挑红军的全部资财艰难行进，在遵义停留短短的期间，完成了“红军票”的发行、流通、兑换和回笼，既活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的供给，又维护了民众利益，显示了苏维埃纸币在艰苦卓绝条件下的信誉。
抗日战争时期，为打破敌伪封锁，X吸取历史上明清时期和国民X政府因掌握不了白银供应而丧失货币主权的教训，边区货币和各根据地货币不与金银和外汇挂钩，使X的金融事业摆脱了拥有强大金银储备的西方列强以及与其紧密联系的国民X政府的控制。在有些根据地，甚至创造性地实施了以食盐等战略物资为发行准备的货币制度。这种从特殊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货币制度，不仅成功保持了根据地货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而且在对敌斗争中逐渐掌握了主动。
随着全国革命的逐步胜利，统一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发行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结束各解放区货币分散的现状，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1948年12月1日，
X中央在河北石家庄以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于成立当日发行人民币。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统一发行全国通用的人民币的过程中，从保护人民利益和促进商品流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而不是像国民X政府那样以通货膨胀为手段来掠夺人民财富。在货币统一过程中，根据各解放区的物价水平，确定了人民币与各解放区货币的合理比价， 通过发行新币和逐步回收旧币，使原来各自为政的地区间经济关系迅速理顺。中国人民银行不仅负责回收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而且负责回收抗日战争时期乃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行的货币、期票、公债，从而奠定了人民币的信誉基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X的金融事业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始终坚持为人民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为人民的利益来发行、管理货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白手起家，不畏艰险，独立运作，自成体系；始终坚持实践导向，不唯书、不唯洋，实事求是，一切措施、政策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 始终将金融事业置于X的领导之下，把金融事业作为X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与保障。我们X的金融事业初创者，大都没有很高的文化，也很少有从事金融工作的经历，但凭借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在实践中汲取智慧的创业勇气，冲破了反动势力的经济金融封锁，推动了革命事业的成功。
建国之初，X面对着旧政权遗留下来的经济崩溃、物价暴涨、民生凋敝的破败局面。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支持国民经济恢复，稳定物价，X审时度势，通过我X第一代财经领导人（陈云等）的运筹帷幄和卓越指挥，针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反动势力投机活动，发动了整顿经济的“银元之战”，通过查封证券交易所，一举平息了银元风波，使人民币站稳了脚跟。之后，又通过“粮棉之战”以非凡的ZZ智慧和有限的经济力量稳定了物价，粉碎了中外反动派“中共经济上只能得零分”的谬论。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到来，金融事业配合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并逐步形成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单一国家银行体制。在这一体制下，社会信用完全集中于国家银行，银行在经济管理中实际担负着保证经济计划实现及组织调节现金流通的功能。尽管这种体制后来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X在曲折中探索金融稳定之道。面对1959－1961
年特殊困难时期物资供应不足、物价极度不稳的被动局面，X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调整国民经济中， X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发挥银行的作用，提出加强银行工作垂直领导、严格信贷管理、严格现金管理等六条要求。经过严格贯彻上述指示，在各地区、各部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得以胜利完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X领导的金融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也为金融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1986年， 邓小平提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再次强调“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推动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30多年来，X领导金融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实现了金融业的稳健蓬勃发展，基本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运行体系、金融监管及风险防范体系。
建立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93年，X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在金融市场建设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的过程中，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得以运用，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逐步确立。近年来，在应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中， 货币政策操作的灵活性、针对性和前瞻性得以增强，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培育金融组织机构体系
1984年以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相继成立。1990年以后， 政策性银行从专业银行中分离，中小型商业银行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逐步兴起，城乡金融机构共同发展，金融机构体系走向多元化。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型的金融组织机构体系。
完善金融市场运行体系
金融市场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渠道，是金融体系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础。1980年代后，信贷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相继出现，我国金融市场运行体系初步形成。1990年以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开始兴起。此后，金融市
场参与主体不断增多，市场基础不断增强，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形成了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为主体的较为完备的金融市场运行体系。
建立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体系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分析了国内外金融形势，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防范，决定对金融业实施分业监管，随后“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基本确立并逐步完善，监管协调配合不断加强。实践证明，这一监管体制与我国金融分业经营体制大体适应，我国金融风险防范和管理能力明显提高。
实现了中国金融业的蓬勃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调控体系、组织体系、市场体系、监管体系的建立，我国金融业资产规模迅猛增长，经济金融化、货币化程度大幅提高，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不断发展，银行业资本实力显著增强，金融机构数量快速扩张，外汇储备强劲增长，金融业增加值较快提升，金融业对外开放稳步推进， 我国金融大国的国际地位初步确立，为向金融强国迈进奠定了基础。
二、当前我国金融事业既面对重大挑战，也面临历史机遇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X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金融事业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必须看到，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薄弱环节，需要认真面对挑战，把握机遇。
我国金融业发展中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
一是金融软实力不足。我国金融改革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金融资产规模、机构数量、经济金融化程度、市场规模等硬实力的扩张上，与之相比，金融创新水平、金融市场深度、金融企业综合竞争力、金融企业治理机制、金融发展环境、金融监管水平、金融国际化程度、金融人才配置、金融文化建设、金融理论建设等金融软实力提升缓慢。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则是金融强国的标志。如何引领中国从金融大国转变为金融强国是X在当前金融领域的新任务。
二是金融二元特征明显。经济二元性决定了金融的二元性，集中表现为十大不平衡。即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
不平衡（这与美国情况正好相反），金融监管水平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地位不平衡等等。
三是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任重道远。虽然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金融组织体系，实力明显增强，但金融体制机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仅仅实现了“形似”而缺少“神似”。
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全球，重创美国、日本、欧洲等经济体，并对我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仍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同时，各国“猛药应对”危机的副作用正在显现，全球面临着通胀与滞胀并存的风险，给我国带来严峻挑战。
一是金融创新的挑战。此次危机中，中国金融机构直接损失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实力强、水平高，而是由于中国金融企业的国际参与程度不高， 也反应出中国的金融创新不足。如何稳健、适度进行金融创新，是对我们的挑战。
二是“错肩矛盾”的挑战。在世界格局变化之时，没有哪个国家甘心让位， “错肩矛盾”必然产生。如何登高望远，大局为重，韬光养晦，小退大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是对我们的挑战。
三是金融发展方式转型的挑战。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的消费和生产模式面临转型，全球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世界经济供需结构将做重大调整。如何加快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也是对我们的挑战。
中国经济和金融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经受住了考验。2009年下半年以来，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率先复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回暖的“引擎”。中国没有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却在复苏中“独树一帜”。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六大机遇。
一是和平发展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尤其是银行业）实力受到影响，经济进入调整恢复期，加上各种国际ZZ问题（阿富汗、伊拉克、朝鲜、伊朗、拉美后院、中东等）的困扰，美国已经力不从心，一超（美国）多
强（欧、俄、日、中等）的“新均势”将在未来几十年为中国提供和平发展的新机遇。
二是发展道路选择机遇。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不可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并非万能。前车之鉴给中国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以新的机遇：借鉴别人成功的道路，不走别人失误的老路，走出符合自己国情的特色之路。
三是他国“让位”机遇。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将重排座次。我们固然需要韬光养晦，同时更需要有所作为。毋庸讳言，全球金融危机将为中国赢得时间，提供在国际ZZ、经济、金融事务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机遇。
四是文化认同机遇。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精髓和生命力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和认同。ZZ是暂时的，经济是 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必将走向世界。 五是“市场腾空”机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长明显减速，为
我国开发海外市场、拓展能源渠道、强化资源储备及增进科技实力提供了必要空间和有利条件。
六是外需减少的“倒逼”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需骤减，过度依 赖外贸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急需转型。这种外需减少将为我国带来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的“倒逼”机遇。
上述国际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中的问题、机遇与挑战，迫切需要加强和改善X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三、如何在X的领导下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决定金融，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有什么样的金融体制，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根植于我国经济体制和基本国情之中。现阶段，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市场功能还不完善。与欧美国家成熟市场经济相比，我国经济与金融存在明显的转型与二元相结合的特征， 因此必须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随着综合经济实力增强，金融规模扩大，中国将逐步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舞台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一新形势下，能不能探索出既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又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发展道路，使我国由金融大国转向金融强国，更是我们面临的长期使命和重大课题。总之，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借鉴别人的路，走出自己的路。
X的性质、地位、担负的历史任务决定必须巩固和加强X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ZZ路线是把四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大战。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我们X作为执政X，具有鲜明的ZZ主张、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阶段，X在事关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确立和实施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与战略的“制高点”，金融乃国之重器，更需要X的坚强领导。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掌握法兰西银行。正如恩格斯所说，假若公社接管法兰西银行，“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在《共产X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要“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列宁更是指出，“不‘插手’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可见，“金融主导权一定要掌握在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无产阶级政X手中。”
金融工作必须在X的领导下开展，这也是我们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在革命战争年代，X只有掌握了金融事业，只有牢固握紧了属于自己的“钱袋子”，才能建立并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在改革开放年代，也只有在X的领导下，我们的金融事业才能由弱变强，才能成为举世公认的金融大国，才能抵御百年不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当然，加强X对经济金融工作的领导，不是由X直接干预经济金融工作。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一体化的历史条件下，X领导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从未有过的新课题。要在认真总结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经验与教训的同时，与时俱进，面对对外更加开放、经济更加活跃、因素更加复杂、环境更不确定、竞争更为激烈的复杂现实，必须积极探索与这一复杂现实相适应的新思路、新方式与新方法，必须根据变化着的国内外金融实践加强和改善对金融工作的领导。X要注重在法制的框架内，更多通过间接的方法、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指导金融发展。
X在领导当前和今后的金融工作中，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方向性、战略性的指导。
正确制定金融方针政策
ZZ是经济的集中体现。X的大政方针必须对我国金融发展战略、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宏观调控指明方向，并在法律的框架下通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工作、通过市场运行予以实施。X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要把握规律性、体现方向性。一是要注意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特别是要与我国2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宏观调控实践、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实践相统一。二是要遵循社会矛盾发展演变的规律。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决定着一个时期X的中心任务，决定着X的路线方针政策。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通过转变金融发展方式、以更有内涵的金融发展推动经济繁荣将是我X领导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三是要在金融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作为X领导金融工作的政策出发点。当前，我国人均财富不断积累，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X的方针政策要通过金融战略的制定来体现这一需求。
坚持和完善X管干部原则
X管干部是一个重大的、不可动摇的组织原则。在经济金融领域坚持这个原则，是由我X执政地位这一上层建筑和国有金融资本的经济基础共同决定的， 是巩固我X执政基础，推动金融发展，防范金融风险的组织保障，也是确保我国金融事业长盛不衰的ZZ优势。根据我国国情和金融组织体系多元化、多层次的现状，X可以通过多种组织渠道、多种方式对金融干部进行有序有效的管理，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中央（通过中组部）直接管理的中投、政策性银行、工、农、中、建、交、中信、光大等大型金融机构；地方X委(通过组织部门) 管理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如浦发银行、渤海银行等；国务院部、委（通过其X的组织部门）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如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X的领导主要包括思想指导、ZZ领导和组织领导。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X对金融干部的管理，就是要确保X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金融领域贯彻实施，当前尤其要加强金融系统（特别是基层）X的组织建设，充分发挥X员的先进性、主动性与积极性，确保金融业发展的正确方向。X管干部的原则不能动摇，但方式方法要与时俱进，要适应金融行业的发展不断充实新内容、赋予新内涵，特别要处理好X管干部同董事会依法任命高管人员的关系，探索出可行的办法，保证“X管干部”原则的实施。
加快金融人才培养
金融人才是国家人才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X管人才这一基本框
架下，最大限度地发现、培养、使用金融人才。要开发培养不同层次金融人才， 既需要培养经营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管理型人才；既需要培养专业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综合型人才；既需要吸引境外优秀高端专业人才，更需要培养境内人才。要以培养境内人才为主，境外人才主要起技术专家顾问作用，境内人才起领导管理决策作用；尤其要培养主要领导人才。主要领导人才不仅要懂金融， 也要懂ZZ、懂经济、懂其他，成为掌控方向、驾驭全局、协调关系、处理矛盾、善于用人的行家里手。
不断创新金融理论
人类发展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经济金融变革都孕育出新的理论体系。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为背景出现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1929 年的大萧条，出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造就了凯恩斯主义；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呼唤出了新自由主义和弗里德曼的新货币理论。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则孕育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创立了包括金融理论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但必须看到，我国金融理论总体上仍跟不上金融实践的快速发展。面对国内外波澜壮阔的金融变革，理论武装不足， 外来理论引进有余，与中国实际结合上需要下更大功夫。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新形势，呼唤着新的金融理论。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和创新与新时代新课题相适应的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体系，在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和中国国情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传统理论的继承与超越等方面，实现提升与突破。
为金融发展创造氛围
要通过X的方针政策、X的文献、X的宣传舆论阵地提高全社会对金融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要引导和鼓励金融创新，提高整体附加值，支持并服务于经济转型，以金融创新带动经济发展，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繁荣。各级X委要把培养社会诚信环境、改善金融生态作为领导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金融问题很多是道德问题。实践已经证明，经济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带来道德的进步，我国经济、金融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尽快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在中国金融硬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X要及时提出并引导我国金融软实力特别是金融文化建设。金融工作中“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一切金融活动都要靠人去执行。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金融文化结合的基础上逐步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着力解决金融工作面临的重大难题。
当前主要有八个方面。一是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前瞻性、科学性，执行的灵活性、差别性，与其他政策的配套性、互动性，既保持币值稳定又要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就业。二是完善监管体系，填补监管真空， 既防监管不足，又防监管过度，增强金融市场运行的有序性、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金融风险的可控性和金融监管的透明性。三是改善“二元金融”中的“薄弱单元”，加强对农村、中西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四是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转变金融增长方式，提高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与创新能力。五是按照“结合国情、有效适用、区别对待、逐步递进”原则，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六是保持外汇储备和汇率的合理性。七是按照周边化
→区域化→国际化的路径完善人民币的计价、支付、结算、储备和国际货币功能，提高人民币的管理水平，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八是积极推进金融外交， 加大我在世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使其与我世界经济地位相适应。解决这些重大难题要在X的金融方针政策指引下通过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进行。
总之，总结建X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分析中国金融业的现状和问题，坚持科学发展观，我们一定能在X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考验世界ZZ家和金融家的时候又到了
（2011年）
三年前雷曼兄弟倒闭，有论者认为是鲍尔森舍雷曼保高盛，从而使美国次贷危机转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如果说鲍尔森此举还包藏祸心的话，那么，小布什和格林斯潘的言行就是缺少ZZ家和金融家的水准了。当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房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告破产时，小布什认为仅仅是“小疾”而不当回事，作为ZZ家，这是见事迟、缺乏远见的表现；当雷曼兄弟危在旦夕时， 他又手足无措、方寸大乱、放任破产、祸及全球，这是水准低、不负责任的表现。在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时候，格林斯潘断言“是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但后来事实证明与1929-1933年的“大萧条”相比，无论是经济衰退程度还是失业率、金融机构倒闭率，此次危机都远比不上当年，格老有些言过其实—即使不是误判，以格林斯潘的身份，理应深知在危急时刻“信心比黄金更贵重”，可他恰恰在这时候对公众发出这样的声音，这好比一位老大夫对癌症患者说“你没几天了”。我们不得不问：ZZ家和金融家们的水准哪去了？责任心哪儿去了？
雷曼倒闭三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正陷入新的危险境地。今年第二季度， 世界经济经历了2009年第一季度后的首次下降：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都低于预期，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仍未从20年前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的泥淖中走出。更有甚者，美国债务危机还未解除警报，欧洲债务危机险情连连。目前“欧猪五国”共欠债3万亿欧元，其中50%存在违约风险，远高于雷曼倒闭带来的6000亿欧元的损失。这些债务中，包括16个欧洲国家的银行对意大利、西班牙的1.8万亿欧元借款以及对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9000亿欧元借款。如果意大利和西班牙违约，对欧洲银行体系将是致命打击，并波及到全球金融市场，最终冲击全球实体经济，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越陷越深的欧洲债务危机绝不仅仅是欧洲的“地区危机”，它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和传染性。
根据欧洲各国的债务率和赤字率，可参照贷款“五级分类法”将其大致分成五类：第一类是财政状况较好的瑞典、芬兰等北欧诸国，属“正常类”；其次是经济形势尚好的德国、奥地利等中欧国家，属“关注类”；再次是差强人意的英、法等西欧国家，属“次级类”；第四类是危机四伏的西班牙、意大利
等南欧国家，属“可疑类”；第五类是正坠下悬崖的希腊等国，属“损失类”。回过头看，1999年欧元的诞生有点类似于中国当年的“大跃进”，把经济
发展水平不在一个档次、ZZ文化心理各异的欧洲诸国，用同一货币和同一货币政策统一在一个经济体里，确实有些“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味道，是不折不扣的“ZZ形象工程”。在经济情形尚好、危机爆发以前，希腊等国尚能以与德国不相上下的低利率发债借钱，寅吃卯粮、奢侈享乐，搭便车、吃大锅饭， 欧元区各国都沉浸在统一经济体的幻象中！可靠借债来维持享乐终究是海市蜃楼无法持续，一旦经济下滑金融动荡，“欧猪们”就撑不住了，欧元区货币政策的统一性与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差异性的矛盾就暴露无遗。
对欧洲而言，债务危机既是经济金融危机，也是社会ZZ困局。对核心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来说，面临的是要选票还是要欧元的问题：如果要救欧元就得掏钱救希腊等国，而要让德国的纳税人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自掏腰包去救其他国家，选民们只会投反对票。对于“欧猪五国”的ZZ家（政客？）们来说， 面临的则是要继续留在欧元区还是选择退出的问题：如果继续赖在欧元区，就得节衣缩食接受苛刻的条件，甘当“二等公民”；如果退出欧元区，倒是重获独立货币之自由，但没了欧元区的财政约束和他国的救助，没准会死得更快更惨，像2008年的冰岛一样“破产”。救还是不救？退还是不退？这的确是个问题。
丘吉尔有句名言：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迄今为止没有更好的制度。其实，制度问题因国而异、因时而异。欧美等所谓民主国家的政客们为了投选民所好，竞相承诺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以获得更多选票，如果自己有实力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不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而是以举债和他国救助为代价，那就是政客们不负责任的表现。由此产生的“超高福利主义文化”与“极端民主化ZZ”悖论，到了当今世界ZZ家和金融家们要深刻反思的时候了。寅吃卯终难持久、债台高筑势必坍塌，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猪五国”也好、已遭债信降级的美国也罢，继续借钱维持高消费高福利的游戏现在看来是真的玩不下去了， 政府大幅削债降赤、老百姓量入为出过日子才是正道。
三年前，我曾预言，世界经济的复苏不可能一次完成，应该是一个“W”形由大写到小写的渐进过程。现在看来，这个预言不幸言中了，欧洲债务危机将世界经济打到了新的W形的底部。2007年的次贷危机引发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信贷萎缩和金融市场狂跌重创实体经济导致全面的经济危机，经济衰退和
政府大规模救助的后果是欧美各国财政的入不敷出，从冰岛到迪拜，从希腊到爱尔兰，从欧洲到美国、日本，主权债务危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现在，重新考验世界ZZ家和金融家的时候又到了。
如今的世界经济，就像病毒已向全身扩散的癌症病人，局部切除手术已无济于事，化疗又会将好坏细胞一起杀死造成“误伤”。采取固本培元的中药调理方法，兴许可逐步恢复经济元气，但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对于犯了“大跃进” 错误的欧元区诸国而言，现在应该向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学习，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整顿。对于欧元区中财政已“坏死”的希腊等“损失类”国家，必要时可实施切除手术，让其在债务违约后退出欧元区， 既可防止肿瘤细胞进一步扩散，保护欧元区其他经济体，又能对别国形成警示效应，防止“吃大锅饭”的道德风险进一步泛滥。西方ZZ家和金融家们，何去何从，自己选择；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贡献
（2011年）
有关中国共产X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提法，始见于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在提到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的谈话中，他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X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 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①6月16日，他再次指出：在X的历史上，“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X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X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X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X第一代的领导。”②邓小平的谈话以“成熟” 与否为标准，已将X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起始标志、主要成员、领导核心与存在时间作了明确的说明。本文将循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梳理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贡献。
一、“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单纯是一个组织概念，更是一个“成熟度”的概念
关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概念的界定，人们往往多从组织上考察和认 识，根据邓小平的有关阐述，笔者认为，还是以“成熟度”的标准界定为宜。 (一)X的成熟是一个渐进过程，遵义会议前的历史表明X尚未成熟，亦未
自1921年X的成立至大革命失败，X尚处于幼年时期，亦未形成成熟的、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一时期X还未能深入认识和解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X的建设等基本问题，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懂得不多，也没有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③大革命失败后，X虽然逐渐总结了右倾错误的教训，但其后的几届中央领导人都没有能解决X在“幼年时期”所面临的问题，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因而对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往往照
搬外国的经验，盲目听从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意见。由于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具体深入的了解，其在指导中国革命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但同时存在着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当时中共X内存在着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的错误倾向，其主要表现为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给X和中国革命带来了
严重损失。邓小平所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X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X中央”，就是对此而言的。从X成立到遵义会议前，就组织状况而言，虽然X的最高领导人不断变换更替，但都没有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没有主持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路线，因而没有也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反而屡遭挫折。
由于“左”倾中央的错误领导，给X领导的革命事业带来惨重的损失，中央红军和各根据地红军被迫长征。为了扭转革命方向，挽救X和革命事业，1935 年1月，X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在军事上，遵义会议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
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推举毛泽东为中央ZZ局常委，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朱德负责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ZZ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着重解决了X面临的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中央的决定表明，毛泽东是以当时X急迫解决的军事指挥的角色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的。虽然毛泽东当时并未成为X的最高领导人，但是， 由于当时X最重要最急迫的任务是军事斗争，这是全X的中心工作，毛泽东参与军事工作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对全X主要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在全X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开始形成。
遵义会议是X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是X内代表正确路线的中央领导集体努力的结果。毛泽东是坚持X的正确路线的杰出代表，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卓越贡献。张闻天、周恩来当时作为X中央主要领导人，努力纠正“左” 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错误，为确立毛泽东在全X的领导地位和会议的成功发
挥了关键作用。当时处于领导集团中的王稼祥、朱德、陈云、刘少奇等同志共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要的努力。他们在遵义会议上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深刻认识和团结一致进行的斗争，初步奠定了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已经趋于核心地位，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陈云、刘少奇等领导人已经形成一个代表正确路线的领导集体，博古也表现出顾全大局的精神。从“成熟度”的角度考察，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具雏形。
二、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X精英群体在领导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在中国革命几十年历程中，经过长期的战争考验、思想交锋、人格比较、道路选择的最终结果。其形成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遵义会议以后，在X中央领导下，中国革命开始走上正确轨道遵义会议
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下，采取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突破了数十万国民X军队的围追堵截，6月，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为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作出了重要努力，最终促成了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了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正处于国内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转化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成功地领导全X完成了这一历史性转变。1935年12月，X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它彻底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X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使X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ZZ上的主动权。
瓦窑堡会议后，在X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X的各方面工作都开创了新的局面并取得显著成就。军事斗争方面，X领导红军进行东征和西征， 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白区工作方面，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后，重建与加强华北各地X组织，X在白区的
工作得到了恢复与发展。统一战线方面，X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各阶层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浪潮；恢复了与各民主X派爱国人士以及国民X高层之间的联系，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西安事变发生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等努力贯彻X的方针，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以此为转机，国共两X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呈现出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X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X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X的任务的决定》，阐明了X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ZZ主张，制定了按照独立自主原则实行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
X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开始
集体出现，特别是毛泽东处在主要领导岗位上，作为成熟的领导者开始发挥实际领导作用。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军事领导方面基本形成
1936年12月7日，改组后的中革军委组成，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成为X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首先在军事领导方面基本形成。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ZZ上走向成熟
在国内形势处于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道，正确地认识和判断形势，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成功地领导全X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这表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ZZ上已走向成熟并发挥实际领导作用。
共同抵制并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
1937年11月，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被共产国际派回延安。他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他否认X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ZZ局会议上王明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在会上提出一系列右倾错误主张。其言行在X内造成一定影响，并在一些领导同志思想中引起了混乱。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
12月会议上毛泽东就独立自主原则等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在此之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总结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经验，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进行了理论概括，批驳了王明的错误主张。1938年3月ZZ局会议后，中共中央派任弼时为代表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阐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情况。经过任弼时卓有成效的工作，共产国际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XZZ路线的正确性，也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了解、信任和支持。季米特洛夫在接见王稼祥和任弼时时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就不要再争当领袖了。这为确立毛泽东为X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扫除了障碍，并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1938年9月至11月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X在抗战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ZZ局的正确路线。它表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X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在X内得到充分认可，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的艰巨任务。
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
本理论问题
从抵制并纠正王明右倾错误的前后经过可以看出，遵义会议以来，虽然X中央在独立自主地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纠正“左”、右倾错误倾向方面， 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在X的部分领导干部中，还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这表明，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 创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是X所面临的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毛泽东投入极大的精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撰写了一大批理论著作，如《论持久战》《中国共产X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这一时期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也都在革命理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如周恩来的《论目前抗战形势》、刘少奇的《白区工作报告》、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任弼时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X的工作和任务》等著作。这些著作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从各方面为毛泽东思想多方面展开和成熟作出了理论上的贡献。
从法理上明确了领袖的核心地位，其标志是1943年毛泽东开始成为中共
中央ZZ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抗战初期，王明的错误虽然得以抵制和纠正，但中共领导层未做组织调整， 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人仍然在领导岗位上。同时一直是ZZ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的贡献与领导才能，得到毛泽东和X内不少同志的认可和赞赏，毛泽东在1941 年9月会议上评价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陈云等认为刘少奇与毛泽东 “一起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应当给予重要的领导责任”。
在这种形势下，1943年3月，中共中央ZZ局举行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ZZ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ZZ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担任宣传和组织委员会书记。这样便从组织上明确了毛泽东作为X内的最高领袖。同时，刘少奇和任弼时第一次进入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走上了中央主要领导岗位。这就从法理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核心地位，刘少奇、任弼时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
延安整风促进了X的成熟，对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式确立和稳 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X虽然批判并纠正了X内的“左”、右倾错误，但还没有来得及在全X范围内系统地从思想上彻底清理这些错误，X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自1942年春，中国共产X以延安为中心，开展了一次全X范围的整风运动，这对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式确立和稳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延安整风正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极大地促进了X的成熟。延安整风期间，全X上下进行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理论联系实际， 深入系统地总结X成立以来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X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使全X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得到明显提高。这对在全X确立和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战线，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而推进了X全面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2)延安整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X的指导地位。经过整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上也进一步得到了巩固。经过王稼祥于1943年7月8日在《解放日报》上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以及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全面的阐述，全X已经一致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风运动使“我X经
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ZZ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3)延安整风确立了X内反倾向斗争的正确方针，达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双重目的。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地位得到了全X的确
认
毛泽东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的卓越建树，不仅为
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树起了伟大的旗帜，也使全X推举出了自己公认的领袖。刘少奇指出，“就是我们的X，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X。这个领袖， 就是我们X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毛泽东“他已为我们全X和全国广大人民所熟悉，他之成为我们X和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X和全国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①。周恩来也在演说中指出：“我们X在这三年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 作……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X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X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X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②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刘少奇、周恩来对领导核心毛泽东的评价，代表了全X对毛泽东这位X的领袖的信赖和拥护。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构成与地位也得到了全X的确认。在整风运动进行到总结阶段以后，1944年5月21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为X的七大作进一步准备。全会决定由毛、朱、刘、任、周5人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决定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和ZZ局停止行使职权。这是一次继一年前中央机构调整后更为重大而深刻的组织变动，把书记处的职位(由3 人)和ZZ局的职位(由12人)合变为5人，实质上是新旧中央机构的更替。它一方面是主持筹备中共七大的临时机构，一方面是X的全面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由于六届七中全会一直延续到中共七大前夕，长达11个月，这种工作方式自然地构成了一种崭新的领导格局。
其间，作为中央新的领导集体的五人主席团，团结协作，完成了中共七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澄清了X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在此基础上，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胜利召开， 选出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领导集体的新的书记处，宣告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及其领导地位得到全
X的确认。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发展成熟并被全X所确认的过程表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伟大历史性转折的实践中经受了严峻考验而形成的，是在同X内“左”、右倾错误倾向进行激烈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以其远见卓识和对中国革命正确领导的伟大成就而赢得全X公认的。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立即投入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五六十年代，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成员有一定变化。早在1945年8月的中央ZZ局扩大会议就决 定，增补陈云和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0年10月27日，年仅46岁的任弼时不幸病逝，陈云被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被选为ZZ局常委，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陈云、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充实了新生力量，标志着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巩固和壮大。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ZZ局常委，成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这一时期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有三个特点：一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的考验，中央领导集体在ZZ上更加成熟，确立的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八大ZZ路线，不仅凝聚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也凝聚了全X的智慧；二是八大前后，强调坚持X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X的民主集中制，全X的团结空前加强；三是中央领导集体经过补充完善形成了一个合理的年龄梯次结构，除朱德外，毛泽东是一个梯次，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一个梯次，陈云、邓小平、林彪是一个梯次。
这一时期，由于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出现很大变化，原中共中央ZZ局和书记处成员的大多数遭到ZZ迫害， 其中刘少奇被打倒、惨遭迫害含冤逝世；朱德、陈云受到冲击“靠边站”，不能发挥作用；邓小平先是被打倒，随后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很快又遭到批判；林彪走向其一生的反面，最终出逃身亡；只有周恩来苦撑危局，发挥重要
作用。这是中央领导集体的非常时期，其特征是领袖犯了严重错误，中共八大强调的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当然，由于毛泽东的威望和领袖地位，由于周恩来、邓小平等主要领导成员力挽狂澜，努力补救，在实际工作中尽力纠正极左路线的错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仍然维持和发挥作用。
以上概要地阐述了以毛泽东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 从马克思主义政X及领袖学的角度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初步认识：
第一，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X———中国共产X，要取得领导中国革命的 胜利必须有一个成熟的领袖群体。列宁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 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ZZ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①列宁是通过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同样，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如果没有善于领导革命的领袖群体，革命是无法取得胜利的，这已被X的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
第二，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和成 熟的，其形成和成熟是有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的。列宁曾经指出：“造就一批 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X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②列宁的论述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产生的科学总结，是符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实际的。关于毛泽东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地位的确立， 周恩来曾深有体会地说：“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我们要从这方面来看毛主席的历史发展。”③可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发展，就是在X的历史潮流中沙里淘金的结果。
第三，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到成熟与X从幼年到成熟和领导地位 巩固的发展进程是同步的。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自1921年X的成立至大革 命失败，X尚处于“幼年时期”，遵义会议后我们X逐渐成熟，其具体体现是X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成功地贯彻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指引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开始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抗日战争后期即以中共七大为标志正式形成并达到成熟。在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的考验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ZZ上更加巩固和成熟。这里涉及到领袖人物与政X的关系问题。对此，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承认
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 用。”“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X的作用。”①由此可以说明，X的成熟和领导地位的巩固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成熟是同步实现的，这是合乎X的历史发展规律的。
第四，坚持X的集体领导原则，实行X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与巩固发展的重要法宝。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期间，从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六届六中全会到中共七大的成功召开，从延安整风促进X全面走向成熟到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X的指导地位，以及战胜X内的“左”、右倾错误，都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努力、坚持X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结果。这一时期X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与实行，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共同研究制定并付诸实施的。中共八大确立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不仅凝聚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也凝聚了全X的智慧，充分体现了X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全X的团结空前加强。而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是由于X的集体领导的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始终坚持X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X的民主集中制，在X的建设进程中可谓任重而道远。
三、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对领导集体形成与巩固发展的历史作用
根据邓小平对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有关界定，笔者对他们在领导集体形成与巩固的过程中分别发挥的历史作用进行梳理。
毛泽东作为第一代X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共产X和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代表了X在这一时期的正确方向。大革命失败后，他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他领导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在实践中创造性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及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路线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超凡的领导才能和人格魅力， 团结和凝聚了一大批X的领袖人物。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
集体形成的开始，那么，毛泽东就是遵义会议后开始形成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与“灵魂”。毛泽东从1943年3月任中央ZZ局主席直到1976年逝世前任中共中央主席，始终是X的最高领袖。
周恩来作为第一代X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早于毛泽东在1926年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曾任中共中央ZZ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曾经实际主持过中央工作。他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在长征初期，他作为X和红军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中的一员，同“左”倾错误领导集体发生分歧并最终决裂，坚决支持并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2)在遵义会议上，他力荐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并走上X和红军的直接领导岗位，促进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3)为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战斗在国统区，并成为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又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X政军主要领导职务，八大、九大、十大为中央ZZ局常委，八大、十大为中央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直至去世27年间一直担任政务院、国务院总理，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与协调能力，善于团结大多数，善于把中央的总体工作思路变为具体现实，是毛泽东的有力助手。
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存在的41年历史上，刘少奇有23年(1943—1966)在X内是仅次于毛泽东的领导人，在X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与主张，并揭露了“左”倾教条主义在白区工作的错误。由于他长期领导X的白区斗争，被毛泽东称为“白区路线的代表”。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到1943年3月，伴随着毛泽东思想 走向成熟，逐步确立在全X的指导地位，刘少奇为此进行了很多努力，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重要论著，深刻论述、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为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X的思想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943年3月，刘少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X和军队领导人。中共七大后当选五大书记之一。在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期间，曾经主持过中央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X的八大任中央副主席，二、三届人大担任国家主席。在中央领导分为一、二线后，实际主持一线的日常工作。
朱德在X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具有崇高威望和杰出军事才干，在相当长的时
期内是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是X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德高望重的长者。他早年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并与毛泽东一道指挥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在长征中，朱德对红军摆脱“左”倾军事错误、重新确立毛泽东正确领导，对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维护X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对红军三大主力实现在西北大会师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总指挥、中央书记处书记，参与指挥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朱德首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二届人大至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八大任中央副主席、九大为中央ZZ局委员、十大为中央ZZ局常委。朱德的军事理论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任弼时以深厚的理论修养、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严谨的工作作风及领导者的素养与风范而著称。1938年3月，任弼时被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他明确指出“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X的领袖”，受到了斯大林的关注，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了中共的情况，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共X内的领导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1940年3月，任弼时回国后， 即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随后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并担任中央秘书长。中共七大召开后，X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任弼时位列其中，为五大书记中最年轻者。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被誉为“革命的骆驼”。遗憾的是， 任弼时1950年早逝，未能躬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中，陈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在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陈云即当选为中央ZZ局委员、常委。在遵义会议上，陈云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不久，陈云奉命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宣传了红军长征的壮举及毛泽东的领导作用，对于共产国际了解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陈云积极参与清算X内错误路线的影响，维护了X的团结统一。任弼时逝世后，陈云补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陈云长期领导经济领域工作并卓有建树。此外他在X的建设、文化事业、思想方法等方面，也都有建树和贡献。陈云不但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而且是后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邓小平早在1927年秋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至1930年，作为中央代
表前往广西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左右江根据地。1931年夏，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长征途中再任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抗战时期，任八路军129师ZZ委员，与师长刘伯承率部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7年5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与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推荐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候选人时毛泽东曾评价：“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和厚道，比较有才干，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
①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ZZ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邓小平曾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大力进行“整顿”。经过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练，邓小平不但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并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X和人民开创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
从历史上看，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931年1月，张闻天从苏联学习回国，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曾犯过“左”的错误，又很快从“左”倾阵营中分化出来。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积极纠正“左”倾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他与周恩来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使毛泽东成为中央常委，为遵义会议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会后，张闻天根据中央ZZ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在遵义会议后长达八年的“洛毛体制”中，张闻天始终与毛泽东密切配合，充分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他服从真理，勇于修正错误， 善于吸取历史经验，处事民主，顾全大局，以X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 为确立毛泽东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林彪作为著名的军事家，精于运筹，多谋善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率部作为红军主力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战初期担任八路军115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与罗荣桓等指挥了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为新中国的创建立下了功勋，在1955年获元帅军衔，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当 选中共中央副主席、ZZ局常委，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但是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走向其一生的反面。
以上是笔者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每个成员对领导集体形成作用的论述。通过这些阐述笔者有以下两点思考：
其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一个最有威信、最有影响、 最有经验、密切配合的领袖群体。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政X和领袖的观点，“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X来领导的；政X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②。中国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X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一群领袖人物“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列宁指出： “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每个领袖人物都是经过血与火的斗争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的职业革命家，而且他们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密切配合，珠联璧合，是在X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一代精英的最佳排列组合。
其二，X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核心犹如群星拱月的关系。邓小平说道： “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X、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①邓小平的论述，阐明了毛泽东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与领导集体的关系。通过以上对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他们各有建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建立了卓越功勋，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与发展，分别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
四、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贡献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X的历史上存在了40多年， 影响巨大，功勋卓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
中国共产X诞生后，将中国革命推进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X不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不断探索并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旧中国长期战乱和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除台湾以外的国家的基本统一，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100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享有民主权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华民族雪洗百余年来蒙受的屈辱，实现了各民族的大团结， 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 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自1840年至1949年中国百余年的近代史表明，没有共产X就没有新中国；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X中央给全X、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ZZ方向，我们X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②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基本上肃清了国民X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没收官僚资本，确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人民政权拥有了相当重要的经济基础；加强X的自身建设，把防止X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作为X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 运动。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在此基础上，X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最大飞跃，也极大地支持和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一切和平进步事业。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X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明确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强调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ZZ、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外交、X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与此同时，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其他重要成员也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刘少奇提出，要按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必须立足国情，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可以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周恩来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让人民致富的思想。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为改革开放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基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在于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初创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形成和成熟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继续充实和发展。《关于建国以来X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X人创立的，是X的集体智慧的结晶，X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毛泽东则是杰出的代表。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毛泽东的大量著作，也凝聚着X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许多领导人的智慧。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的27年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分别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几倍、十几倍的增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原有工业门类大大加强，许多新兴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都比旧中国最高年产量有了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长。这一时期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而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上面只是列举了主要几点，其他还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建立起巩固的国防体系，加强人民武装力量建设；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世界和平进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加强X的自身建设， X的领导不断巩固，X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为X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思想、ZZ和组织基础等等，这些不再展开论述。当然，毋庸讳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革命尤其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也出现过失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在集团2012年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2年1月10日,根据录音整理）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去年工作， 部署今年工作任务。
一、关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主要精神
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总结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的工作，部署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
参会人员有，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和分管金融的领导同志，中央、国务院各部门领导同志， 主要金融机构的领导同志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同志。光大集团是我、哲夫和郭友同志参加会议，集团办公厅余龙文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议程是，1月6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温家宝总理讲话，王岐山副总理主持，国务院领导出席；下午进行分组讨论。1月7日上午继续进行分组讨论， 11点举行全体会议，王岐山副总理作总结讲话，马凯国务委员主持。
我重点向大家传达一下会议的主要精神。会议精神主要体现在温家宝总理和王岐山副总理的讲话中，特别是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中。
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充分肯定金融工作成绩。过去五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蔓延、深化 的五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极为复杂严峻。我们见事早、判断准、行动快，及时果断实施一揽子计划，成功应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了经济社
会大局稳定，避免了现代化建设进程出现大的波折，为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明显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主要是取得了六个方面的成就，一是深入推进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金融业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外有媒体认为，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已处于“技术性破产”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背水一战，果断推进了大型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先后两次共剥离了2.28万亿不良资产，注资800亿美元， 工、农、中、建、交等国有商业银行在上海、香港两地上市，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在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家银行中名列前茅。与此同时，还积极推进了农
村信用社、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和大型国有保险公司的改制，股份制银行等其他各类金融机构改革也都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业快速发展，2011年11月末，全国金融业总资产达119万亿元， 比2006年末增长149%；2011年9月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2.3%，比2006年末提高5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为0.9%，比2006年末下降6.2个百分点；国家外汇储备达3.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二是健全分层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特别是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资本市场发展的股权分置问题。2011年年底，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2342家，总市值21.5万亿元。全面推进货币、债券、期货、保险、外汇、黄金等市场建设。三是稳步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四是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五是不断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有力保障了我国金融安全稳定。六是不断深化金融对外开放，我国金融业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得到提升。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我国金融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潜在风险，主要是：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仍存在不少问题，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金融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一些领域风险隐患比较突出，金融宏观调控有待改进，金融监管能力有待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得还不够紧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还不够及时有力，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特别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外部经济波动和金融市场动荡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继续存在，甚至可能加大，所以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居安思危，努力把金融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做好金融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原则。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对我国
金融业的改革发展既是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 显著增强我国金融业的整体实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着力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和监管体制，形成结构合理、服务高效、安全稳健的现代金融体系，开创金融发展改革新局面。
按照上述总体要求，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必须把握好五项原则：一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
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二是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进一步明确政府作用的领域和边界，做到该放的坚决放开、该管的切实管好，完善审批等准入制度，坚决取消各种不必要的金融管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金融活动的干预。三是坚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金融创新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和效率为根本目的，防止以规避监管为目的和脱离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四是坚持积极防范化解风险的永恒主题。要把防范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生命线，有效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加强金融监管和调控能力建设，有效防范经济与金融风险相互作用、金融与财政风险相互传递、外部风险向境内转移，严厉打击金融犯罪，加强金融机构网络信息安全。五是坚持自主、渐进、安全、共赢的开放方针。加强顶层设计，更好地统筹金融业“引进来”和“走出去”，把握好对外开放的时机、力度和节奏，使金融对外开放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展程度、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
全面推进金融发展改革的主要任务。一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对薄
弱领域的金融支持。金融必须努力服务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金融各行业都要大力提升服务功能，扩大服务覆盖面，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优质金融服务。重点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自主创新， 特别要加快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对于部分金融机构存在擅自增加收费项目、附加贷款条件和变相提高利率等现象，各方面反映强烈，有关部门将下决心清理规范各类收费项目，并结合金融业特点，建立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收费制度，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负担。二是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着力加强公司治理。形成有效的决策、制衡机制，进一步厘清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的职责边界，完善重大事项的决策机制和程序， 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防止内部人控制，把公司治理的要求真正落实于日常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之中；健全资本约束机制，推进股权多元化；建立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薪酬监管已成为各国监管当局的共识，要认真进行制度设计，探索建立规范有效的包括薪酬在内的激励约束机制。三是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把金融监管作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当前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有关部门将加快研究，完善方案，择机出台，组织实施；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综合经营的监管；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银行业要推动实施国际新监管标准，建立全面审慎的风险监管体系；证券业要完善市场制度，强化行为监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险业要加强偿付能力监管，完善分类监管制度；要强化地方政府对金融监管的意识和责任。整顿金融秩序，严厉打击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集资、地下钱庄、非法证券等非法金融活动，加强对担保公司、典当行等机构和银行表外业务的全面监测和有效监管。四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避免财政金融风险相互传递。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形成由来已久，已有30多年历史。据审计，截止2010 年末，形成了10.7万亿元的规模，其中有51.2%、共计5.5万亿元是2008年及以前年度举借和用于续建2008年以前开工项目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主要用于长期建设，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与债务相对应，也形成了大量资产，其中许多是优质资产， 有稳定的现金流或预期收益。当前我国总体政府债务水平是安全、可控的。目前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规模膨胀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对融资平台公司的信贷管理加强，机关事业单位违规担保承诺行为基本得到制止。同时，各级地方政府要落实偿债责任，防止逃废债务，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格追究责任。继续抓紧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加强监管约束和风险防范。五是加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建设，推动金融市场协调发展。促进股票期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差异化服务。继续完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市场， 积极探索发展场外交易市场。上市公司质量是股票市场发展的基石。要稳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透明度，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发挥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功能，推动上市公司做大做强和产业优化升级。深化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坚决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加强债券市场建设。积极培育保险市场。六是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继续完善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丰富货币政策工具，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七是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高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资源配置能力和金融安全保障水平。八是加强金融基础建设，改善金融发展环境。加快金融法制建设， 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进一步完善登记、托管、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础设
施，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对于做好今年金融工作，一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处理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调节好货币信贷供给， 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二要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切实做到有保有压。特别要优化信贷结构，加强对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和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符合产业政策、有市场需求的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加强对企业技术改造的支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三要提振股市信心。四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王岐山副总理在1月7日上午会议结束时做了总结讲话，是脱稿讲的，核心是强调要传达好、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宣传好温家宝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根据在会上的记录，我理解歧山副总理主要讲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谈了自己对温家宝总理讲话的认识，认为讲话是对新世纪以来金融工作的总结， 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的冷静思考。另一方面强调了四个观点，一是突出强调了要支持实体经济；二是要立足当前，把当前的事情办好，把今年的金融工作做好；三是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四是学习温家宝总理的讲话， 要像毛主席讲的那样，读书要先由薄读到厚，再由厚读到薄，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到目前一共召开过四次，我有幸都参加了，其中还参与了前三次的一些筹备工作。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共中央ZZ局常委全体出席会议，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同志作了讲话。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共中央ZZ局常委全体出席会议，江泽民、朱镕基同志作了讲话。2007年，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温家宝同志作了讲话， 黄菊同志作了总结。今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温家宝同志作了讲话，王岐山同志作了总结。
对于这四次会议的意义和作用，在这次金融工作会议的小组发言中我也谈到了，如果概括为几个字，我认为，1997年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整顿、提高”。那次会议是在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召开的。其实在1997年初开始筹备会议的时候，还没有发生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并迅速蔓延。所以97年1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抵
御亚洲金融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讲，“整顿”是会后中央下发有关文件明确了15条整顿措施，包括改革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体制成立人民银行大区行、成立金融工委、升格证监会、成立保监会并进一步整顿金融机构和金融秩序等等，进一步加强了金融监管。“提高”一是提高了银行特别是大型国有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主要举措包括通过发债补充2700亿资本金，剥离13939亿不良资产， 配合进行债转股，推动了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重组，提高了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二是提高了全社会对金融业作用、地位的认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大力普及金融知识教育，朱镕基同志在省长培训班亲自授课，使全社会对金融业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2002年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改革、发展”。“改革”主要包括五项，一是监管体制的改革，成立银监会，形成了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二是国有银行的进一步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大体分为三大步，第一步是1984年人行、工行分家，形成了人民银行和国家专业银行的二元银行体制；第二步是1994年颁布《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 把政策性业务进行剥离，成立了政策性银行，国家专业银行改制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第三步是2004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制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三是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最早始于1995年，将农村信用社由农行管理划为人民银行管理，到2002年朱镕基总理到江苏调研后决定启动农信社的二次改革，直至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后开始实施。四是2005年正式启动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五是汇率改革，94年进行了第一次汇改，2005年开始第二次汇改。这五项改革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金融服务经济奠定了基础。“发展” 是指金融改革促进了经济大发展，也实现了自身的大发展。从2000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这8年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也是中国金融发展的黄金期，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这几年中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2007 年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巩固、深化”。“巩固”就是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在此之前，工、中、建、交四大行实现上市，法人治理的体制建立了， 实现了“形似”；但法人治理的机制还没有形成，没有实现“神似”。所以， 要“深化”法人治理。同时还积极推进了农村金融领域的改革，完成农行的改制上市。通过前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我国抵御现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今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处于僵持阶段的背景下召开的，定调了五项原则，我概括为十个字，“正本”，就是服务实体经济；“定向”，就是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导向；“协调”，就是坚
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防险”，就是坚持积极防范化解风险的永恒主题；“开放”，就是坚持自主、渐进、安全、共赢的开放方针。其中，重点是“正本”，通过正本实现“应对”。“正本”即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工作的本质属性要求。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将给金融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要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同时，把握好“度”，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适度进行金融创新，“应对”目前还看不准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于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和个人体会大致就和大家讲这些。
二、关于2011年的工作
过去的一年，在极其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下，集团及下属各企业总体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各类业务指标持续向好。截至2011年底，集团管理的资产总额达1.83万亿元，合计实现税前利润278亿元，分别较上年增长16% 和25%。
具体来讲：
资产规模平稳增长。2011年底，资产总额达1.73万亿元（数据未经审计，下同），较年初增长2244亿元，增长15%。
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在2010年利润增长67%的基础上，2011年全行净利 润继续保持较大幅度增长。
风险抵御能力增强。截至2011年底，不良贷款余额为55.87亿元，比年
初下降2.45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63%，较年初下降0.1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达到376.6%，比年初提高了63.24个百分点。
资本充足水平继续高于监管要求。2011年底，资本充足率为11%，核心
资本充足率为8.37%。
H股上市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完成。一是自身各项经营指标全部达标， 特别是资本充足率、存贷比、流动性比率等关键性指标全面符合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二是完成了招股说明书等申报材料的准备工作，并及时报送境内外相
关监管部门和机构；三是完成了全部监管审批手续，先后取得了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对H股上市方案及国有股减持方案的批复，并通过了香港联交所的聆讯；四是确定了一批优质的基石投资者，经与120多家顶级国际机构投资者进行沟通和协商，与十多家机构（包括知名国际金融机构、香港富商及大型央企）签订了基石投资者认购协议。由于欧美债务危机使得全
球资本市场大幅下挫，H股发行缺乏合适的时间窗口，但是我们为光大银行H股上市付出了巨大努力，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机构建设有新的发展。截止2011年年底，光大银行共有一级分行34家、
二级分行31家、营业网点624家；其中去年新增开业一级分行（乌鲁木齐分行） 1家、二级分行10家、营业网点71家，另获批筹建二级分行4家；总行金融市场中心在上海挂牌，天津客服中心奠基动工。近三年来，全行新增网点198家，是以往近10年新增网点的总和。
深入推进模式化经营，取得明显成效。在巩固传统行业模式化经营优势
的基础上，积极在能源、医药、酿酒、家电、船舶等行业进行探索，创新推出“医保通”、“供需通”、“商商通”等模式化产品。全年共拓展模式化项目逾1100个，新增有效客户近5800户。其中，中小企业模式化授信余额达到747亿元，较年初增长47%。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促进均衡协调发展。按照国家宏观调控要求，一是
加强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的管理，对国家严控的行业收紧和压缩贷款；二是加快发展中小企业贷款和贸易融资，增速分别达到50%和20%；三是努力培育差异化增长点，理财、投行、托管、企业年金等新兴特色业务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四是积极推进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合作，投产上线56项新业务。目前，电子银行客户数已超过501万户，比年初增长64%，对私和对公交易笔数电子化率分别达到80%和30%。2011年，在保持稳定息差的同时，实现中间业务收入80.4亿元， 同比增长52%，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近18%，在同业中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继续深化阳光服务，品牌建设再上新台阶。阳光服务内涵进一步延伸，
客户满意度稳步提升。2011年末，全行客户满意度评分达96.85分，比年初提高了3.25分。品牌建设工作持续加强，在国际品牌公司发布的中国品牌榜上，光大银行首次入围“中国品牌50强”。
保持总体平稳发展。2011年，受各种内外因素影响，国内资本市场大幅
波动屡创新低，沪深300指数较年初下降25%，A股总市值减少25%。在此情况下， 光大证券较好地应对市场变化，保持了各项业务稳健发展。截止2011年年底， 公司资产总额达到435亿元，保持了较好的盈利水平和市场地位。
巩固传统业务份额。经纪业务股票基金交易份额位居行业第10，全年新
设分公司5家、营业部10家，营业网点增至117家。投行业务完成15家股票保荐
主承销项目，居行业第7，较上年提升11位；股票承销金额121亿元，行业排名第14，较上年提升4位。机构销售和研究咨询业务继续保持市场影响力，出租基金席位总数达204个，与65家基金公司建立开放式基金代销关系，代销产品市场覆盖率达99%。
新型业务取得突破。资产管理业务实现收入2.73亿元，截止2011年三季
度末行业排名第1。融资融券业务余额市场份额为7.04%，截止2011年11月末居行业第3。直接投资业务新增投资项目9个。期货业务逆势增长，日均保证金总额、经营利润行业排名较上年分别提升7位和14位。新型业务的发展促进公司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业务转型步伐加快。先后成为第一批获得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单客户多
银行业务的资格券商，第一批获得债券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试点资格券商。光证香港子公司成为第一批获得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业务资格的香港中资券商。票据类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首批试点资格已经提交申报，客户证券资金的支付结算创新业务、股权投资基金、轻型营业部的设立筹备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各子公司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光证香港子公司初步完成了光大控股在港
经纪、投行业务的整合，完成6个承销项目，2011年1—11月实现营业收入1.02 亿元。光大期货在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的情况下，实现营业收入1.85亿元，同比增长28%。光大资本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537万元。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资产规模达230亿元，实现营业收入4.38亿元。光证资产管理公司获准筹建，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和业绩。
合规内控工作成效显著。以净资本为核心的各项风险监控和流动性指标
继续保持业内良好水平，业务发展稳健；公司治理规范，内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在2011年度证监会券商分类监管评比中再次获评A类AA级（目前最高评级）。
保费收入稳步增长。2011年是公司完成改制后的第一个完整经营年度， 全年累计实现保费收入74亿元，在2010年实现243%增长的基础上，同比增长45%，
高于行业平均水平20%；资产规模达170亿元，同比增长61%。
业务品质明显提升。一是保费期缴比例大幅提升，其中期缴标准保费同比增长119%；二是产品结构更为合理，初步改变了过度依赖分红险产品的局面，
万能险产品和传统险产品销售占比分别提升至34%和18%；三是续保率水平提高， 截止2011年11月末，保费续保率达86.4%，较上年提升8个百分点。
销售渠道整体协同发展。银保渠道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影响，实现新契约 保费59亿元，同比增长44%；代理人渠道实现标准保费1.2亿元，同比增长29%；
电销渠道完成标准保费1.6亿元，同比增长167%；中介渠道作为新设渠道，完成 标准保费9759万元。
机构拓展成效显著。截止去年年底，分公司由改制前的7家增至19家；
分支机构由改制前的46家增至100家。新设机构开业后迅速开展业务，已成为公司保费收入的重要来源。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获准筹建。2011年9月，光大永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正式获批筹建，这是监管部门停止相关审批七年后重新批设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也是同等规模保险公司首家获批筹建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已完成开业申请工作，待监管部门验收。
资产规模持续增长。截止2011年底，公司资产总额22亿元，较年初增长
60%；公司管理资产总额60亿元，较年初增长67%。
投资业务稳步推进。按照“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好、管理规范、上市明 确”的标准，公司全年共实现PE投资6笔，投资金额8.7亿元，PE基金总投资比例达47%。
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截止2011年12月底，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亿元，净利润966万元。从收入来源上看，基金管理费收入、财务顾问收入及证券投资收益得到了均衡发展。
不断积蓄发展后劲。通过市场考察，公司积蓄了一批项目资源，其中已 有31个完成立项，项目覆盖物流、传媒、矿产资源、化工、房地产等行业，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资产变现能力良好。资产负债率44%，剔除债券套利业务影响后资产负债率为5%，保持了良好的资产变现能力，未发生逾期应收款项，资产负债结构安全保障系数较高。
光大香港有限公司克服困难，冷静分析，积极应对，确保各项业务稳步 发展，较好地完成了利润预算指标，盈利水平稳中有增，全年预计合并资产总
额481亿港元，实现税前利润33.1亿港元。
光大控股按照年初确定的“一级（市场）缓、二级（市场）减、投融资
（发）展”的策略方针，充分利用跨境金融服务优势，努力扩大大资产管理平台建设。目前，公司旗下设立基金12支，募集资金总额165亿港元，管理资产规模约190亿港元，投资效益日益提升。2011年公司预计实现税前利润20亿港元以上，财务状况健康。
光大国际坚持“发展、巩固、提升”战略，实现业务发展“四个突破”。
一是环保产业链由下游向上游突破，自行研发的环保设备获得成功；二是境外业务突破，投资的德国地面光伏发电项目建成投运；三是碳减排交易业务突破， 安徽砀山生物质发电“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联合国有关机构注册成功，为公司带来上千万的碳减排收益；四是新能源建设总包业务突破，组建自有光伏发电工程建设队伍。截止2011年底，公司累计投资环保、新能源项目59个，投资金额119亿港元；全年税前利润首次突破10亿港元大关，同比增长30%以上。
（六）光大实业公司主营业务平稳增长，适时推进结构调整，较好地完成了全年预算任务。2011年，光大投资管理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亿元，净利润7050 万元；光大会展中心实现营业收入2.1亿元，净利润2854万元；光大置业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279万元，净利润856万元。
（七）光大集团总部情况持续好转，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和股权管理，完全消化历史财务包袱123亿元，财务实力有所增强。以理顺股权关系为目标，推 进了部分企业股权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光大系内部企业多，业务功能全，“联动”是特有优势。去年按“市场原则、同等优先”的要求，继续推动内部联动工作。一是夯实联动工作基础，制定一系列联动工作制度，建立联动工作机制，指导各企业联动工作安排；二是联动工作正在由行政推动向内生机制型转变，总部对总部，专业对专业以及地区内部的联动机制已经形成；三是联合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实业和在港企业进行了一站式服务创新；四是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等机构在产品销售、资金存放、项目合作等核心业务的交叉销售量成倍增长，达到相关企业业务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联动效益日益明显；五是在严格执行国家宏观政策和有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加强了同有关省市的战略合作，既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也壮大自身实力，扩大影响；六是通过联动工作增强了文化融合， 提升了集团凝聚力，“光大一家，兄弟合力”的氛围正在形成。
初步建立规范系统的战略管理制度，以集团战略为统筹、企业战略为基础的战略管理体系，对确保战略方向，加强战略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制定财务分解实施方案。按照集团发展规划纲要的总体要求，对财务目标进行细化分解，将五年目标转化成各企业经营年度的任务，确保规划的落实。二是制定了经营业绩评价暂行办法。为加强制度建设，保证各项战略目标的实现，集团在以财政部绩效考核为主、企业预算执行情况为辅的基础上，认真听取各企业意见，制定并颁发了集团所属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暂行办法，促进了集团五年发展规划的实施。三是制定了集团五年人才发展规划。集团X委年初成立了集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集团人才发展规划》的征求意见稿，明确了集团人才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制定了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四是制定了集团品牌建设规划。提出要突出“中国光大”品牌的整体形象和统领地位， 强化旗下主要企业品牌的市场影响，丰富各企业产品品牌内涵，建立统分结合、协调有序、主题鲜明、独具特色的光大品牌体系，“光大”品牌开始进入国内知名品牌系列；所属企业的品牌地位明显提升，一些品牌影响力进入同业前列， 实现品牌价值提升与业务稳健发展的良性循环。
开展创先争优打造良好企业文化。一是深入贯彻中央《深入开展创先争
优活动2011年工作要点》，制定了具体落实方案；二是选择一批重点单位，集团X委委员、各企业X委委员下基层进行调研点评；三是抓好会议、X日、X课、报告工作、民主生活、X员汇报、民主评议X员等七项制度落实，保证创先争优的经常化；四是举办庆祝建X90周年“七个一”系列活动，推动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五是召开了深入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动员大会， 制定下发了《光大集团深入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安排》和《光大集团深入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实施细则》；各企业研究制定了本企业
《细则》；六是在集团上下开展了“三亮、三比、三评”活动；七是开展了外学沈浩、杨善洲，内学“我身边的共产X员”主题实践活动；八是集团系统各单位开展了“在本职岗位上创先争优，在推动发展中建功立业”的全方位多层次劳动竞赛活动。以“内涵发展”为主基调的良好企业文化初步建立。
坚持抓好X风廉政建设。一是召开集团系统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传达贯
彻落实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特别是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反腐倡廉建设同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二是认真落实
X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与集团各企业X委主要负责人签订《X风廉政建设责任书》，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三是认真执行《国有企业“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等规定，凡属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运用均由X委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四是制定了《光大集团礼品上交登记管理制度》，修订了《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贯彻落实X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和《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关于对职工违规违纪行为处理的暂行规定》等，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集团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五是认真抓好中央纪委12号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在集团系统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活动。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认真贯彻执行《干部任用条例》，坚持X管干
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坚持重ZZ素质、重工作业绩、重群众公认的用人导向，认真执行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实行了干部公推、干部交流和后备干部培养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促进了集团各项业务又好又快发展。一是完善干部公推制度，确保ZZ素质好、实绩突出、员工公认的干部进入视野；二是完善后备干部管理制度，全系统共培养确定各级后备干部305名，调整提拔使用173名；三是进一步推动企业间的干部交流， 全年共有98名干部跨企业交流锻炼，为促进企业间的业务合作探索了一条新路， 提升了集团各企业的整体意识和干部综合素质；四是加强干部选拔监督工作， 对集团系统选人用人工作进行了自查和专项检查，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四项监督制度培训，贯彻落实干部离任审计制度，选人用人公信度得到提高。
除此之外，一年来还有其他的工作亮点和成绩：
新办公楼入驻。这对光大而言，一是改善了办公条件；二是提升了社会形象；三是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四是提升了员工心气。
内部审计完成了光大银行的运营业务条线改革与发展情况审计调研、光大永明保险团险专项审计、光大国际垃圾焚烧发电投资项目审计调查等7个项目， 在审计的深度、广度和效力上有新的提高。开展审计回访，督促被审计单位认真做好整改落实工作。
做好集团巡视工作。完成了对光大证券的巡视回访工作，开展了对集团香港企业内控监督的调研工作。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在金融系统深入推进巡视工作的要求，促进了被巡视单位的改革发展和X建工作。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2011年3月，最高法院对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京
华信托案”作出终审判决，使集团减少债务损失近10亿元，基本化解了此案的潜在风险，维护了集团权益。
群团工作围绕业务发展，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竞赛，提高员工岗位技能和业务素质；深入推进创建职工之家活动；加大对困难职工帮扶力度；广泛开展员工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全员健身活动。
集团在办公综合服务、外事、扶贫、法律、老干部等工作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光大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在多年严重历史欠账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国内外经济形势日益复杂严峻的情况下取得的。历史欠账是先天不足，形势严峻更考验我们现实的应对能力。在这样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衷心感谢上级部门、股东单位、广大员工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同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 与同业比，我们还存在差距，有些方面差距还比较大；下一步的工作还有许多困难，有些一时还难以解决；我们自身工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属于软实力方面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企业文化建设等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
三、关于2012年工作安排
关于国际形势，我概括为“难、烈、乱、险”四个字：
“难”是经济复苏难。对于经济复苏的走势是远看波浪式，近看看不准（波浪的波峰、波谷的高低都看不准）。总体上，复苏力量与制约力量相互博弈， 制约力量大于复苏力量。从世界各大经济体来看，美国的GDP占全球不到四分之一（23.11%）。虽然去年底就业有所增加，但仍面临三座大山——国库空虚、消费疲软、经济低迷（主要是房地产依然低迷），这些问题短时期内难以解决， 总体形势不容乐观。欧洲的问题更为严重，打比方说美国的病是心梗，服点硝酸甘油还能缓过来，那欧盟得的就是癌症，基本很难治愈。欧洲的经济占全球四分之一强（25.7%），目前经济前景恶化，消费者信心低迷，失业率进一步上升，虽然各国在财政合作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根本矛盾依然存在，一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二是超高福利主义与极端民主化竞选体制之间的矛盾。三是财政政策的差异性与货币政策的统一性之间的矛盾。四是德国默克尔救欧元与要选票之间的矛盾。五是欧洲经济大国（德国） 与ZZ大国（法国）之间的矛盾。加之美国、英国袖手旁观，不愿看到欧元做大后威胁美元霸权地位，所以欧债危机不可能短期解决，甚至有走向解体的可
能。日本的GDP占全球8.65%，经济增长依然乏力，已经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光， 不说是不足挂齿，也是影响式微。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GDP全球占比不到五分之一（18.35%），虽然与前三大经济体相比增幅较高， 但增速普遍下降，面临维持速度与控制通胀双重压力，人口红利逼近拐点，“产业链矛盾”（巴西、俄罗斯供应原材料，中国、印度进行加工，欧美消费）更加突出。其他经济体（包括韩国、东盟、海湾、拉美等）各自情况不尽相同， 但大体与“金砖”国家类似。
“烈”是ZZ纷争烈。今年大约有60个左右国家和地区将举行大选，包括美国、俄罗斯、法国、台湾地区等。每逢大选，X派、利益集团斗争将更加激烈，为了争夺选票，可能会“乱秀经济”，比如美国是不是会出台QE3，都还不好说。
“乱”是社会状况乱。主要的有三个“乱点”，一是颜色革命后的国家、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国家“内乱”，如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埃及等；二是新老恐怖主义的“续乱”；三是危机引起的“占领华尔街”等不满行动的“再乱”。加之美国和伊朗等国之间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就像尼采所说，和平是两次战争的间隙，一旦出现导火索，就有可能爆发战争。
“险”是自然灾害险。不仅仅是地球本身的自然灾害，还应认识到宇宙文明冲突问题。今天早上，我看到霍金最近提出“地球还有1000年”的观点，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我们可以存疑。但如果地球真的无法生存，人类还真的必须开发外星球。所以，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正是考验大国ZZ家智慧的时候， 关键看ZZ家是否理智、能力如何。我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甚至未来宇宙文明之间的矛盾已经和将要上升为主要矛盾，人与人不要再打了。但人类特别是ZZ家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当然，我在这儿也是看三国替古人掉眼泪， 但我认为应当引起重视。
关于国内形势，总体较好，农业丰收，财政增收，金融改革发展也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十八大即将召开。但是我们也要有忧患意识，要清醒的认识到现阶段社会矛盾突出（甚至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经济工作难度加大，加之精神道德滑坡，国际威胁增加，港台问题敏感，民族宗教问题尤存，所以，在“十八大”召开在即的情势下，维稳是第一任务。
从经济工作看，主要有“三难”，一是出口难，面临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西方市场不振和贸易保护，导致出口难；二是产业结构调
整难，很多重大结构问题都还没有根本解决，比如一、二、三产业之间的矛盾， 出口、消费、投资之间的矛盾，东、中、西部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的矛盾等等，都还没有根本解决；三是控制通货膨胀难。所以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是“稳中求进”。从金融工作看，去年末，全国广义货币（M2）余额85.16万亿元，同比增长13.6%；狭义货币（M1）余额28.98万亿元，同比增长7.9%；全年净投放现金6161亿元，同比少投放214亿元。本外币贷款余额58.19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54.79万亿元，增长15.8%；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7.47万亿元，同比少增长3901亿元。本外币存款余额82.67万亿元，同比增长
13.5%。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80.94万亿元，增长13.5%；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
万亿元，增长减少2.29万亿元。关于今年的金融形势，我判断有“四难四紧”，一是银行贷款投放难、资金紧是常态。当前的货币政策名义是“稳健”， 但由于通胀预期和资金紧张并存，操作起来视实际需要可能会出现各种情况， 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二是银行补充资本难、资本金紧是常态。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缺乏信心，资本市场实际已成为了“逆经济晴雨表”、“市场信心晴雨表”。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推行巴塞尔Ⅲ，我的意见是十二个字“方向正确、工作不易、建议缓行”。为什么建议缓行？如果现阶段实行巴Ⅲ，会导致银行减少放贷，对经济“稳增长”产生影响，同时还会加剧资本市场的波动，因为现在银行补充资本的主要渠道就是资本市场。所以我建议缓行，至少是不提前、不加码，参照二十国集团（G20）关于巴Ⅲ过渡期的安排，在2013年开始实施、2018 年达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按4.5%掌握。当然建议归建议，执行归执行，真要定了也得执行，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三是银行利润增长难、盈利空间紧。受利率市场化和整顿银行业收费业务的双重影响，息差缩小、中间业务收入减少的问题会进一步凸显出来。四是银行控制风险难、安全经营环境紧。目前房地产仍处僵持状态，融资平台类贷款陆续开始到期，这对我们的风险防控能力是一次考验。对于银行的风险，我判断大体有三类，第一类是大中型银行由于宏观形势变化而导致的风险，大中型银行的安全是随着宏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宏观形势好，大中型银行无大碍；宏观形势如果不好，就很可能出现潮水效应，退潮时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第二类是小银行盲目扩张导致的潜在风险，有些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步伐很大，四处扩张，潜在风险比较突出。第三类是非法金融、准金融、地方金融风险，这些有很多处于监管真空状态，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综上，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形势都很复
杂严峻，大家对此要有充分认识。
今年我们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统筹掌握，沉着应对，稳中求进，内涵发展。对此，我做几点说明：
一是指导思想非常简明，只有十六个字，为什么这么简明？我们这次会议 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传达、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会议精神以及会议所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很清楚，那么当然也就是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这是题中应有之意，用不着每个讲话都重复一遍。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是针对光大自身实际提出来的。
二是“统筹掌握”，主要是针对光大的特殊性而言的。光大的特殊性是“一同五不同”，“五不同”是光大各企业的股权结构不同（全资、控股、参股）、 企业性质不同（金融、实业，金融又分银、证、保、资产管理等）、注册地点及相应的管理规则不同（境内、境外）、历史基础不同、发展阶段和现状不同， “一同”是出了问题中央都会向集团X委、向我问责，所以要统筹掌握。
也是由于今年的形势决定的。对光大而言，更要特别强调“稳中求进”。“稳” 是前提，“求”是手段，“进”是目的。“前提”第一，“稳”的核心就是“不出事”，在这个前提下求“进”。实事求是讲，光大已经丧失了多年的黄金发展期，不进不行，为此大家都有憋口气大干一场的想法，愿望是好的，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也是可以的。但如果不“稳”字当头，再摔一个跟头，光大承受不起。这其中的辩证关系一定要处理好。当然，光大各企业的具体情况不一样， 在“稳”的前提下，“求”的方式可以有所不同，“进”的速度可以有所不同， 有的可以稍快一些，有的只能“更稳一些”。一句话，要在不出事的前提下干成事。五是“内涵发展”包括十条内容，是科学发展观在光大的具体化，是“稳中求进”的展开，我已多次讲过，这里就不再讲了。
各企业具体工作任务
光大银行一是要积极促进各项业务稳健发展。包括推进资产、负债业务均衡持续发展，深化结构调整，做实客户基础，在巩固原有客户的同时积极稳妥地发展中小、小微客户，逐渐形成符合自身特点、长期稳定的资产负债结构、
客户结构和收入结构。二是做好资本补充工作。精心准备，积极寻找合适窗口推进H股上市，同时适应资本监管要求，积极探索多渠道补充资本的途径。三是提升盈利水平。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息差收紧和整顿银行收费业务的趋势，优化业务结构，规范发展中间业务，努力提升盈利水平。四是发挥创新优势。在保持原有理财、投行等创新优势的基础上，培育健康的创新机制与文化， 进一步利用科技手段，推进服务创新，重点围绕电子商务塑造光大服务新亮点。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模式化经营，努力做实、做出特色、做出效益。五是深化阳光服务。改进服务设计，扎实推广实施“阳光服务精益管理计划”， 努力提高客户满意度，以实实在在的效果取信于客户，取信于社会。六是推进机构建设。在网点的布局上继续把握好提高型、延伸型、填补型三种类型机构的关系。要持续在经济发达的二级城市设立二级分行，在条件较好的中心城市增设支行网点，力争香港、兰州、贵阳分行年内开业。七是强化品牌建设。通过提升服务能力、盈利水平和市场占比，提升银行市场形象。以光大银行成立20周年为契机，开展“品牌宣传年”活动，强化品牌建设的规范集中度，发挥品牌对战略实施的驱动力，对业务发展的支持力，提高品牌的同业竞争力。八是注重风险管理。重点是防范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要警钟长鸣、守法合规，严防案件发生。九是加强内部管理。一方面要提升执行力，在总行统一发展战略规划下，做到全行一盘棋，确保政令畅通，执行有力；另一方面要贴近市场，优化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环节，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效率。十是履行社会责任。要认真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要对国家、社会、股东负责，切实保障存款人和投资人的合法权益；要持续做好支持“母亲水窖”、扶贫济困等公益活动，树立光大社会形象。
关于银行的具体工作，在明天的银行工作会议上还要重点讲。
光大证券要把握形势变化，认清机遇所在。要从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中把握业务调整和拓展的机遇；从加强监管、放松管制中把握改革创新的机遇；从上市券商功能中把握壮大资本实力、增强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的机遇。
今年要重点推进六项工作：一是切实贯彻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做好投资者服务工作。针对客户需求，进一步细分客户，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产品。二是完善合规内控体系，增强风险防控能力，加强对风险的及时预警，审慎评估和有效处理，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和案件的底线。三是发挥好上市公司的优势，因时因势启动再融资，夯实财务基础，壮大资本实力。四是进一步推
动创新发展，研究探索适应市场发展的新机制、新产品、新业务，提升核心竞争力。五是想方设法留住优秀人才，千方百计吸引高端人才，努力打造一支具有改革创新精神、勤勉尽职的干部员工队伍。
2012年，力争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10%以上。
光大永明保险公司一是要围绕“保增长、增效益、调结构、控风险”的方针，尽快缩短起步期，减少亏损额，进入正常经营状态。二是在保持总保费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加大效益产品销售比重，提高收益。三是继续推进多渠道策略，以银保、团险渠道为支撑，加速电销、中介渠道发展，增加银保期缴产品的销售比例。四是完善机构布局，推进三、四级机构延伸至全国重点地级市和百强县。五是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要拓宽投资渠道，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六是面向市场筹措资金，建立长远的资本补充机制。
2012年，力争实现总保费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27%。
光大金控资产管理公司一是要结合行业特点，丰富业务种类，更加注重长期、中期、短期投资收益的合理配置。二是加强投资研究，动态调整投资策略。三是围绕主业，加大募资、投资力度，做好基金募集工作，力争募集规模达到100亿元以上。四是做好针对特定优质投资项目的专项基金募集，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强化市场营销，不断拓展项目的深度和广度。五是大力拓展财务顾问业务，抓好即期收入。六是优选投资项目，严把风险关，确保投资项目回报良好。
2012年，力争实现管理资产规模120亿元，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10%以上。光大香港企业要继续突出以效益为核心，以风险控制为重点，壮大规模，
提升比较竞争优势，同时，加强与光大系内地企业联动。一是加强经营目标管理和全面预算管理，提升管理水平，确保经营计划落实。二是进一步完善自身风险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建设，确保健康可持续发展。三是实业投资和自营项目要坚持处置与管理两手抓，在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加强经营管理， 优化资产质量。四是光大控股要坚定发展“大资产管理”业务，进一步完善和扩大一级市场基金、二级市场基金和结构性投融资业务规模，实现盈利平稳增长。五是光大国际要继续巩固传统环保能源、环保水务项目优势，稳步推进新能源项目，实现业务范围由沿海向内陆、国内向国外的拓展，延伸环保产业链。
2012年，光大香港有限公司力争资产总额达到530.5亿港元，实现利润30.6 亿港元。
光大实业公司要按照加强管理，完善风险管理体系，明确发展战略，加大
结构调整，积极推动联动的经营思路，实现新的发展。一是要根据业务发展推进管理创新，建立健全内控制度，提高管理水平。二是适应业务转型和结构调整需要，加强发展战略的研究与管理，明确业务转型定位和发展方向。三是制定针对不同企业的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建立适应发展要求的激励约束机制。四是光大投资公司要积极稳妥发展基金管理业务，探索基金业务的管理模式、盈利模式和持续发展模式。五是光大会展中心要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做好酒店改建工作，大力发展自办展业务，积极拓展租赁业务。六是光大置业公司要认真做好物业管理资质的升级工作，抓好基本队伍建设和管理规范化建设，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集团整体工作安排
战略管理。进一步抓好集团战略规划的落实，加强业务条线和区域战略指导，跟进重大战略措施执行评估，加大人才规划组织实施力度。稳步推进品牌建设工作，根据品牌建设规划，整合集团各企业品牌建设资源，逐步统筹各企业对外宣传平台，在重点领域、重点地区、主流渠道开展系列品牌推广活动， 扩大“光大”品牌的社会影响力。
财务管理。落实《集团所属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暂行办法》，加强预算和绩效评价管理；结合宏观形势，做好财务分析；拓宽融资渠道，支持企业发展； 优化集团资产结构，提高资产收益率；抓好战略指标年度落实。
股权管理。积极推动和支持集团所属企业增资、上市和战略收购工作；盘活存量资产，做好集团部分股权的挂牌转让工作；探索现有模式下做好集团专兼职董监事管理、服务工作；探索股权管理的新途径；做好集团股权资产整合和结构优化工作；规范股权投资流程，确保股权资产可持续发展。
内部联动。按照既定部署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加强工作考核；加大现有制度办法的落实，督促企业间业务联动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及主要业务条线联动机制建设，加快推动联动向内生机制型转变；加快研究和落实企业网点合作建设、信息共享等具体联动问题；加强研发，积极探索综合经营与内部联动的新模式，加强人员交流，增强企业间合作，提升凝聚力。
风险防范。探索建立集团风险防范体系，重点防范由于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信用风险，由于利率、汇率变化带来的市场风险，由于货币政策动态调整带来的流动性风险，由于网点扩张、人员素质和制度建设滞后带来的操作风险；推进风险管理和审计监督职能的整合，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的综合管控；
大力开展企业合规文化建设，进一步强化干部员工依法合规经营的理念，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干部管理。进一步贯彻落实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根据《中管金融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结合集团实际情况，制 定和实施集团X委管理人员的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公推、竞聘上 岗制度，注重在有基层领导工作经验和长期在基层工作、业绩突出的人员中选 拔干部，加大企业班子之间和中层管理人员的交流力度；进一步加强对各级领 导班子后备干部和优秀年轻干部的培养，努力建立“公开透明、群众公认、五 湖四海、人才辈出”的干部选拔机制，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推进人才发展 规划的实施，深入打造“人才工程”，为集团改革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保障。 X建工作。继续抓好“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落实基层单位、窗口行业
“为民服务创先争优”的各项具体要求，做好检查指导，典型宣传，示范引导工作。加强基层X支部的建设，加大X支部书记的培训力度，夯实基层X建工作基础。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各企业不同用工情况下X员教育管理的方式方法。持续推进学习型X组织建设，努力提高全体X员和广大员工的整体素质。围绕迎接X的十八大召开，开展系列宣传教育工作；严格按照程序要求，开好集团X代表会议，高质量完成集团选举X的十八大代表工作。继续做好工会和共青团工作。
纪检监察工作。中央纪委正在召开十七届七中全会，集团X委近期将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贯彻落实的具体意见。同时，要加强对集团系统各单位执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集团改革发展重要工作任务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加强企业廉政文化建设。制定和修改《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制度，进一步完善集团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起草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五年工作规划。加强监督检查，继续开展对企业的巡视工作，加强巡视工作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
同时，围绕上述工作任务，还要继续做好办公、审计、法律、外事、扶贫、老干部等其他各项工作。
最后，对这次会议，我再说明三点：第一，以上是对全集团2012年总体工作的部署，各企业还要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具体研究部署本企业的工作。第二，今年的形势复杂严峻，我们将视实际情况，必要时可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再
部署。第三，原本我还想讲一讲工作方法问题，但由于时间原因就不讲了，过去我也讲过多次，包括各种矛盾的处理、把握好十大关系、采用中药调理等等， 对这些大家有个消化过程，我也有个再认识的过程，所以没必要老讲了。
总之，光大过去不容易，去年不容易，今年可能更不容易。大家要有思想准备。如果有了思想准备，可能就会使不容易变得相对容易，如果没有思想准备，那真就不容易。所以，我们要统筹掌握，沉着应对，稳中求进，内涵发展， 争取把今年工作做得更好，我也相信大家一定能做得更好。借此机会，代表集团X委向大家拜个早年。谢谢大家。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经济界别组迎新春晚宴上的即席致辞
(2012年1月15日,根据录音整理)
大家晚上好！大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曾经做出一个决议，一共有六条，其中有一条是“不做寿”，还有一条是“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还有一条是“不鼓掌”，所以你们不要鼓掌。（大家鼓掌）
半小时前我刚从深圳飞回来，说你们已都来到宴会厅，我就直接来到宴会厅。结果我到宴会厅时你们还没散会，宴会厅里空无一人，但每人桌前摆着一盘凉菜。我就想下楼和大家见个面，但一转念，还是决定先吃点饭，不仅是因为时间太晚了肚子饿，还因为昨天晚上他们在深圳给我买了张《金陵十三钗》的电影票，讲的是抗战时期南京大屠杀，十三名秦淮妓女为了保护女大学生而舍身赴死。我不评论这部片子，我只是联想到我已经这么大年纪，现在食品卫生不安全，你们这么年轻，我就先吃一口，已经过了半小时了，看来没有问题， 所以你们可以吃了。（大家鼓掌大笑）开玩笑了。
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我本来买的是今天下午三点的飞机票，刘珺怕耽误大家的时间，给我换成了两点的飞机票，结果三点的飞机正点起飞，两点的飞机晚点两个小时。（众笑）刚才我讲的“子曰”，这个责任不在刘珺，他三十而立，有劲头。责任在我，我思想快七十了，应该从心所欲不逾矩了，但我没做到，所以我要向大家检讨，我来晚了。
方才在深圳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碰上耶和华了。（众不解后大笑）他跟我讲，造你们的时候，造了两只眼睛，是让你们多看，两个鼻孔，是让你们多嗅， 两只耳朵，是让你们多听，一张嘴，是让你们少说。但我看到你们，一高兴把这事儿给忘了。现在我想起我们中国共产X的“耶和华”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讲过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话的背景我给大家讲一下：1956年，毛主席参加前苏联的国庆，同时参加世界上81个共产X、工人X的会议。在会议间隙，安排毛主席接见我们的留学生。因为不能最终确定毛主席是否能来，什么时候来，学生们就早早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等候，就先由陆定一给留学生做形势报告。毛主席白天一直有公务活动， 晚上他来了，他一出现会场欢声雷动。毛主席就用湖南的家乡话说，“世界是
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湖南话把“世界”读成“实该”，留学生听不懂，有点发愣。毛主席看大家听不懂，就改用英文说“World 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因为都是留苏的留学生，大家也不懂英语， 还是听不懂。这时候毛主席就扭头问驻苏联大使刘晓俄文的“世界”怎么讲， 刘晓说是“米尔”，毛主席就讲，“米尔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大家欢呼雀跃。所以你们要我讲话，我就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然后唐双宁问主持人还要讲什么？主持人告“随便”）
随便可不行，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著名辛亥老人，也是著名书法家于右任老先生，他写的书法应该算是“标准草书”，并编写了一本《标准草书》。他立志普及草书，这是他对中国书法的贡献。但殊不知草书是不能普及的，艺术是不能普及的。这是另外的话题，不在这多说了。有一次一个管公厕的人请他写几个字，他就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字，这个人把这六个字重新排列组合了一下，就改成了“小处不可随便”，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刚才刘珺说“随便”，所以我说“小处不可随便”。（众大笑）
听说下午你们讨论会的主题是“辨析计划与市场”，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辨析了一辈子越辨越糊涂。光大的情况大家都知道，郭行长做了介绍，“计划” 生下来的，现在还被“计划”绑着，但又被扔在“市场”的大海里。如果说现在有了一点变化的话，工作也都是他们做的。前几天我们开工作会，晚间会餐， 也是让我致辞，我讲我们这个“破大家”当年推到了太平房门口，后来又拉回到“急救室”，后来又转回到“普通病房”，现在终于出院了。虽然还算不上是身强体壮，但也算是个正常人了，这些工作都是他们做的。你们读过《水浒传》、读过《三国演义》，主人公是“及时雨”宋公明和刘皇叔刘备。宋江何德何能？文不及吴用，武不及李逵；刘备何德何能？文不及诸葛，武不及关张。但是他们一个能占山为王，一个能三国鼎立。所以光大如果有一些变化，我感谢吴用，感谢李逵，感谢诸葛亮，感谢关云长，感谢张翼德。同时我还要说， 三国之所以能鼎立，除了诸葛亮之外，如果没有鲁肃鲁子敬，没有吴蜀联合， 恐怕也形成不了“三国鼎立”局面。所以我不仅感谢诸葛亮，感谢关云长，感谢张翼德，我还要感谢你们各位“鲁子敬”。Cheers！（晚宴开始）
（晚宴中间抽奖，一等奖奖品是唐双宁的书法，并由唐双宁抽奖。抽奖后主持人请唐双宁继续讲话）
晚宴前我胡说了一通，我姑且说之，你们姑且听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去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鞑虏就是满族，满族就是胡人。我是满族，所以我也就是胡人。“胡人”在这儿说话就是“胡说”。你们都知道我喜欢书法。书法一般从“永字八法”练起， 就是“横、竖、撇、捺、点、提、钩”，“撇”又分为上撇和下撇，所以叫“八法”。“八法”也可以叫“八道”。所以我今天是“胡说八道”，大家别当真。
（众大笑）
刚才一开始我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让我抽奖，我再补充一句，“最后是不是你们的，还得听我们的”。（众鼓掌大笑）这幅书法是《易经》中的一句话，叫“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我祝愿你们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鼓掌）
（有人提议请唐双宁讲述书法创作体会）我没有体会，我也不懂书法。我经常引用达芬奇的一句话，“我精通数学、物理、解剖、几何，略通美术”。我也经常引用陈毅元帅的一句话，“我当着元帅是诗人，当着诗人是元帅”。我在金融界，我就给大家讲文化；我到了文化界，我就给大家讲金融。所以我的体会就是“当着元帅是诗人，当着诗人是元帅”，我既不懂专业，也不懂艺术，就是混饭吃混到今天，所以前边讲的大家都别当真。
前不久在中纪委十七届七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主题讲的是维护X的纯洁性，并且讲了“思想纯洁”的问题。我体会“思想纯洁”就是要实现心灵净化。我猛然就想到四个字，叫做“恕人责己”。当时我旁边坐的是中信的董事长常振明，我把这四个字讲给了他，并且给他写在了纸上。过去讲“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我觉得这还不够，因为这只是把你和别人放在了平行的位置上。所以“思想纯洁”，心灵净化，就要“恕人责己”，一切责任、一切错误、一切罪过，都要承担起来，一切功劳、一切成绩， 都要归于别人。在这方面，我们X内的楷模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有句名言叫做“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周总理经常做自我批评，推功揽过，所以周总理受到全X的尊敬，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
除了我们X内的以外，我再向大家推荐四个人。一个是华盛顿，华盛顿的弗农山庄我去凭吊过三次。他带领美国人民实现了独立，大家让他当国王他不当，当了两届总统就回到弗农山庄娶了一个寡妇，领着两个孩子务农去了，形成了美国总统任期两届的体制。什么叫英雄？什么叫圣人？能战胜他人的叫英【联系微信dadaw*k01】
雄，能战胜自己的叫圣人。英雄战胜敌人，圣人没有敌人。拿破仑能战胜他人， 但是战胜不了自己，他只是英雄。华盛顿能战胜自己，应当算圣人。
第二个人是甘地。你们可能都清楚，时间关系不展开讲了。
第三个人是曼德拉。他在罗宾岛监狱被关押28年，当他被释放后并当选为第一任黑人总统举行就职典礼的时候，他把虐待过他的监狱长请到了主席台并讲了一句话，“如果我现在还记住仇恨，我的心就还在监狱”。所以，曼德拉值得尊敬。说到曼德拉就不得不说说德克勒克。他是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他顶着压力释放了曼德拉。曼德拉当选总统以后，许多白人都纷纷撤离到欧洲去了，就像我们香港回归之前一样，但德克勒克没有走，因为曼德拉毕竟没有治国经验，他留下来给自己昔日的阶下囚做副手。后来曼德拉、德克勒克双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第四个是胡志明。这么多年，越南人民还是发自内心的喊他“胡伯伯”。所以，我向你们推荐这些人。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要真正成为你们的， 还得学习他们的。学好他们的，世界将来才会真正成为你们的。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在集团2012年组织人事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2年2月8日,根据录音整理）
大家好！我离京四天了，前些天在浙江，昨天和今天在上海，一方面给我们各地的企业沟通一下地方政府、监管当局、中央银行、重点客户，一方面也思考了一下组织人事工作会议讲些什么。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贯彻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落实集团2012年工作座谈会的要求，总结我们去年的组织人事工作，布置今年的工作。我讲三个问题。
一、光大的现状和组织人事工作的作用
组织人事工作是为集团的改革发展服务的，为集团的改革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和人力支持。光大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具体的在2012年工作座谈会上都讲了，概括一下就是八句话：各项业务持续发展，经营指标根本好转，体制架构大体明确，发展战略基本确立，员工士气总体提升，企业文化初步形成，部门关系不断理顺，社会形象日益改变。
具体说来，集团自身、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实业企业、在港企业各项业务都在持续发展。去年底，全集团合计资产总额1.83万亿，是2007 年的3倍，消化历史财务包袱123亿，在这个基础上，去年合计实现税前利润278 亿，同比增长了25%。通过业务发展、薪酬的减上增下、干部公推等工作，实现了员工士气的总体提升，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努力干事的文化、相对公平的文化和内涵发展的文化。同时，财政部、一行三会、中投公司等各方面关系都在不断地理顺。由于各项指标的改善，我们的主要企业不仅能够出年报，而且还有一些亮点，再加上我们搬进新的办公大楼，所以社会形象也日益改变。这些成绩，在2012年集团工作座谈会上已经讲过了，这里我就不细讲了。
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是初步的，特别是我们还存在三个比较大的问题。
一是发展的持续性问题。怎么能持续发展？我们需要通过推进改革重组完善光大的体制，为今后的持续发展提供体制保障；今年的经济形势会更加严峻，
资金的保障、资本金的保障、盈利的保障也是大问题。
二是管理水平的提高和风险防范能力问题。我们以金融企业为主体，从光 大自身看，去年的几起案件表明，我们实际上还处在一个形势好转期与问题暴露期并存的阶段。从宏观全局看，我过去讲过“潮水现象”，我们国家的银行改革，包括工农中建在内，说“好”，确实是比过去好，但还仅仅是经济顺周期条件下的“好”，也就是从2000年开始，宏观经济形势一直很好，所以银行也跟着好。我们的银行还没有经历过完整经济周期的检验，还没有经历过经济下滑的检验。如果整个经济形势不好，我们银行的形势也不会好。工农中建如此，我们更是如此。所以对光大而言，风险防范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长期而重大的课题。
三是企业文化根本好转问题。我们的企业文化初步好转了，但还没有达到根本好转。一个企业文化的形成，没有十年八年的努力是不行的。光大的企业文化的根本好转需要长期的努力。
当然，虽然还存在很多困难，但我们光大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很多人讲发生了质的变化。但别人可以讲这个话，我不能讲这个话，我可以讲的是这些成绩是在几代光大人奠定的基础上，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各方面支持的结果，与我们组织人事工作也是分不开的。这方面情况具体的在集团工作座谈会上都讲到了，主要一是X建工作，包括开展基层X建调研，夯实基层X建工作基础，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探索不同用工形式下的X建工作等，特别是我们作为窗口单位，一定要开展好有特色的创先争优活动。选举X的十八大代表工作正在按照要求有序进行。还有要抓好理论武装方面的工作等等。
二是干部人事工作，包括一报告两评议工作，从总体情况看，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不断提高；选人用人自查工作，去年7月份，对光大证券，金控资产公司，会展中心，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大连分行、呼和浩特分行进行了专项检查， 从检查的情况看，各企业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能够贯彻中央和集团X委的各项要求，坚持干部选拔任用的标准和程序，完善相关制度，推进干部选人用人制度的改革，加强干部监督，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得到了提高；干部交流工作， 在前年的基础上，去年又有98人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流，交流时间从半年到一年。这个有什么作用呢？光大是一个特殊的企业，集团本身既是一个企业，又有管理职能，下面有许多不同性质的企业。我们讲业务联动，过去各企业之间是老死不相往来，企业之间人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怎么联动？通过干部
交流这种互派“留学生”的方式，加强了各企业之间的了解，为下一步的联动工作奠定了基础。所以这项工作对光大来讲有特殊意义。
三是集团人才发展规划工作，成立了集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编制了2012 年到2015年的人才发展规划。光大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集团，管辖的各个企业性质不一样，所以编制人才规划的基本原则是“1+N”，“1”就是在集团层面提出一个总的要求，“N”就是根据各个企业的不同情况进行细化。现在已经制订的征求意见稿，大家普遍反映是好的，中组部也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我们将尽快下发。
除了这些组织人事部门的具体工作以外，我想说我们各项业务指标的好转， 我们对外形象的改善，更主要的是与我们打造“人心工程”“人才工程”分不开的，特别是念好“六字经”。哪“六字经”呢？就是“人、公、顺、劲、绩、 变”。“人”，就是抓队伍建设。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实业、在港企业，都得靠人去干。所以人是关键，我后面还要讲。“人”又靠什么呢？靠“公”，秉公。秉公就能得人心，秉公就能做到心“顺”。心要顺了，“劲” 儿才能足。干劲足了，才能“绩”效好。绩效好了，作为一个企业才能形象“变”。这就是“六字经”。就是抓“人”、秉“公”、心“顺”、“劲”足、“绩” 效好、形象“变”。这是从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看我们的组织人事工作， 而且这“六字经”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因果关系的良性循环。当然这“六字经”还没有念足，还要继续念下去，还要念得更好。
二、对组织人事工作的几点思考
光大集团的组织人事工作，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按照中央制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按照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的精神，结合光大的实际去做。这里我讲几点对组织人事工作的思考。
我认为“人是第一生产力”。当年小平同志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是小平同志对马克思讲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思想的发展。实际上这同“人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生产力包括人、劳动工具、劳动对象。马克思讲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毛主席讲，世间一切事物中， 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当然毛主席这里讲的是“人间”奇迹，不含人间以外的“奇迹”。后来他又说“人定胜天”。这个怎么认识？我认为他是在鼓励人们战胜自然灾害的背景下说的；我
认为人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可以胜天，比如你发洪水我疏浚河道；但从根本上讲人胜不了天。小平同志也多次讲尊重人才，他主导恢复高考，提出“从娃娃抓起”，都是重视“人”。那么怎么理解“人是第一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一致性？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是背景不同。小平同志讲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在强调空头ZZ忽视科技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第二是角度不同。小平同志是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从科技的作用的角度去讲的。第三是前提不同。我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在承认人的作用的前提下科技才能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靠人来发明发现的。小平同志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恢复高考——没有高考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他又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都是讲“人”的前提；那么，讲“人是第一生产力”也是讲人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实践中要发挥前提作用，通过人的作用，掌握科学技术，改变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过去靠手工，后来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现在我们用上电脑，劳动工具不断改变，生产力才不断提高，这都是靠人来改变的。劳动对象上，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现在我们应用的新材料，这一切也都是靠“人”来实现的。所以“人是第一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
人人皆有才。我曾经给大家讲过画画。赤橙黄绿青蓝紫，你说哪个颜料 有用，哪个颜料没用？都有用，就看你怎么用。用红颜料画大海，不是颜料的
错误，是画家的错误，用蓝颜料画太阳，不是颜料的错误，是画家的错误。画画如此，用人也如此。
才要尽其用。我们现在存在很多人才浪费的情况，把人用错了地方。昨
天我们参观了蔡元培的故居，100多年前北大刚成立的时候是在北京沙滩附近， 那里现在也有一个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其中有一张工资表，里面列了校长蔡元培年薪600大洋，文科长陈独秀年薪300大洋，教授李大钊年薪120大洋，“杂役” 毛泽东年薪8块大洋。你说让毛泽东当杂役，就是人没有尽其才。我还讲过，有一次在延安朱德和战士们打靶，毛主席正好经过也凑热闹打了两枪，打了个零蛋。他不是具体打枪的人才，他是雄才大略。所以说才要尽其用。
才应分其类。我同一位领导同志探讨过，如果把X的老一代领导人分为
四类，我认为一类是“通技型”，比如说理论功底扎实，可以用俄文背《共产
X宣言》，像瞿秋白、张闻天等大致属于这一类。一类是“通策型”，我觉得少奇同志就属于这一类，掌握政策，非常严谨。一类是“通略型”，毛主席、邓小平就属于这一类，善于战略思维。还有一类是“通道型”，“道”又分“显道”和“隐道”。总理大概就属于“显道”，没他不行，关键时刻都要靠他出面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平息矛盾，才能把大家凝聚起来，同时还能保全自己。陈云同志则属于“隐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没他也不行。六十年代初的整顿，他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扭转了困局，但是后来在有些关键问题上他和毛主席又不太合拍，就疗养去了。这是我闲谈的时候将第一代领导人归纳为这么四类，也是我的一个X史观点。当然总体上说他们都是综合型的职业革命家，不局限于某一方面，只是某一方面特征更明显一些罢了。他们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真人”。
才应分其类，结合我们企业的特点，我思考了一下，可以大致从这十个方面划分。
第一，单一型和复合型，或者叫专业型和综合型。我认为作为领导干部， 应该尽可能是综合型人才。综合型人才要有四强：“通”业务，懂ZZ（特别是从战略全局思考问题），精管理（包括会用人，善于解决复杂矛盾），善表达。退而求其次，这四方面做不到“强”，也要做到“可”。纯粹专业型的干部，要提拔他当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实际也是为难他。他是靠专业吃饭的，现在体制下可以享受一定的职级待遇，但要让他去管人，去协调矛盾， 去把握方向，不但工作受影响，自己实际也很为难。
第二，正职型和副职型。正职型的可以用十八个字来概括：明方向，“通” 业务，会用人，理关系，解矛盾，善传导（也就是善于把自己的思路传导下去）。这都是我自己思考总结的，不一定完整和准确，只是和大家探讨。副职型的则应“精”业务、善补台、能落实、出成果。具体业务成果都是从副职分管的领域具体体现出来的。
第三，决策型和策划型。这是说领导和幕僚的关系。当年美元和英镑之争，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当年背后的幕僚，一个是英国的凯恩斯，一个是美国的怀特，他们都是策划型的，最后决策的是财长和央行行长、总统和首相。
第四，举重若轻型和举轻若重型。人的性格不一样，工作方法、工作特长 也不一样。有一次周总理问薄一波：“你看小平和伯承他们俩有什么区别？” 由于问的比较突然，薄一波一时没有回答上来。周总理说：“我看他们俩一个
是举重若轻，一个是举轻若重。”这就是最好的搭配。
第五，稳健型和开拓创新型。我觉得从一定意义上讲，陈云和邓小平就分别属于这两类。这两个人都善于抓大事，都举重若轻，在改革开放中共同把握大方向。同时，小平同志油门的作用更大，陈云同志刹车的作用更大，只有这两点同时作用，车才能走的稳。这也是最好的搭配。
第六，战略前瞻型和组织实施型。我觉得从一定意义上讲，毛主席就是战 略前瞻型，而周总理更多的是承担组织实施，这也是最好的搭配。尼克松写的一本书叫《领导人》，书中回忆了他所见到的各国领导人。他说没有毛泽东， 革命的烈火就燃烧不起来，没有周恩来，烈火就会把世界烧尽。这说明他们俩是相得益彰，缺一不可。说到战略前瞻型，汉代有个丞相叫丙吉。有一次他乘车出门看见有人斗殴打死一个人，他没有管；又走了一段，看见有一头牛口吐白沫，喘着粗气，快要死了，他下去看了半天。随从就问：杀死了人您不管， 怎么管牛死了呢？他说，人打死了自有当地的县衙去处理，我不能越权去管这个事情，但是牛要死了反映出什么问题呢？当时正是春耕生产的时间，这牛可能发生了瘟疫，如果是这样，今年的春耕就会受影响，收成就会受影响，那么整个国家的国计民生就会受影响。他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所以说他考虑问题具有战略前瞻性。
第七，有为而治型和无为而治型。这一方面是形势决定的，一方面也是性格和工作风格决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叫“文景之治”。汉文帝和汉景帝就属于无为而治型，他们推崇的是老子道家的“无为而治”，也就是“不折腾”，才有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也为后来汉武帝开疆拓土打下了基础。到汉武帝时期，是性格决定的，也是形势决定的，力量强大了，就实行有为而治， 把匈奴赶走了。
第八，运筹帷幄型和具体执行型。这个划分同“战略前瞻型与组织实施型” 的区别，一个是从班子内一、二把手的角度，一个是从领导层面与中层执行层面的角度。从一个团队的领导层面看，三国时期刘备的团队中，诸葛亮是运筹帷幄型，关张赵马黄五虎将就属于具体执行型。如果这些人都去运筹帷幄了， 那就乱套了。如果没有人去具体执行，那也不行。如果都去执行，没有人运筹帷幄，那还是不行。所以，要注重人才的搭配。
第九，经验型和理论型。这里首先我要说没有绝对的经验和绝对的理论， 很多是两者兼备，只不过哪一方面更突出而已。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理论也
要指导实践、丰富经验。但是从大体上来讲，弗里德曼属于理论型，格林斯潘可以归为经验型。在X内早期的金融工作、经济工作领域，毛泽民我看是经验型的，没有读过什么财经院校，但是理财工作做得很好；孙冶方就属于理论型的，是留学回来的，有自己的思想。当然经验和理论需要互相融合，但从分类上可以属于不同的类型。
第十，以德服人型和以能服人型。以德服人型，我过去讲过周总理，讲过 华盛顿，前两天我在一个会上还讲过甘地，讲过曼德拉，讲过胡志明，当然这些人也有“能”，但是在德的方面更突出。而拿破仑则是横扫欧洲，以“能” 服人、以力服人。宋江和吴用，从当时梁山好汉公认的伦理道德标准去讲，宋江就属于以德服人型，吴用就属于以能服人型。
以上讲的是才应分其类。当然还可以分出好多类，比如内向型和外向型， 形象思维型和逻辑思维型，守成型和开拓型，可以从很多角度分类。但是从我们企业的实际，特别是从领导层面，从领导团队层面，我想大致上可以从以上十个方面分类，大家可以讨论。
人才应全面。这涉及到过去我们的干部“四化”方针问题。“专业化”
这个提法，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在当时很多干部不懂专业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我认为今天从领导干部角度不把握好“度”，过于讲“专业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像医院院长只懂耳科不懂眼科，或者只懂眼科不懂耳科，那这个医院院长就不太好当，还是懂医院管理比较好，还是全面都通一点比较好。所以说人才应全面，我认为当领导干部应该先见森林再见树木。像陈景润这样的属于特殊情况，他在哥德巴赫猜想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应当尊重。但我觉得“大家”许多都是比较全面的，都是综合型的、复合型的。昨天我们去参观钱学森纪念馆，我们印象当中钱学森就是个火箭专家，其实他在艺术包括绘画、摄影、音乐等方面都有涉猎，国学的基础、哲学的基础也非常好。他在临去世之前，对中央提出建议，要反思我们的教育体制， 提出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家”的问题。人太单一了不行，还是应该全面一点。毛主席就是大思想家、大ZZ家、大军事家、大诗人、大艺术家；郭沫若精通诗词、戏剧、书法、考古、历史……，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样样精通。很多“大家”都是全才。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培养专门的人才，更需要培养全面的人才，而专门的人才如果有可能，也要尽量全面发展，要注重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
人“才”赖开发。法国雕塑艺术家罗丹讲过一句话：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借用过来，我们现在不是缺少人才，而是很多人才没有被发现，
没有得到开发。人是有潜能的。我曾经讲过李广射虎的故事。李广有一次走夜路，看见一块大石头，以为是老虎，弯弓搭箭，一箭把“老虎”射死了。第二天早晨去看，是块石头，把箭射到石头里去了。他再开弓用力射，却怎么也射不进去了。这说明人的潜能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够发挥出来，正常情况下发挥不出来，所以人是有潜能的。我过去还讲过人的“第六觉”，今天不多讲了，总之人“才”赖开发。
先要会看人。过去我们讲“管人的更应该是明白人”。你看我们X的历届中组部部长，很多都是中央重要的领导成员来担任的，包括毛泽东、陈独秀、
李维汉、罗亦农、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真、邓小平、胡耀邦、宋任穷、乔石、尉健行、宋平等等。刚才我讲的周总理和薄一波的对话，讲邓小平和刘伯承一个举重若轻，一个举轻若重，就属于会看人。
关键会用人。刘邦打了天下以后，和韩信闲聊，问韩信我刘邦能带多少
兵，韩信说也就能带十万兵；刘邦又问韩信你能带多少兵，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说你多多益善怎么还被我抓起来了（当时贬为淮阴侯）？韩信说大王不是能将兵，是能将将。所以刘邦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 筹粮草赈国家抚百姓我不如萧何；攻必克战必胜我不如韩信，但是这三个人别人不能用我刘邦能用，所以我能得天下。
既要靠程序靠制度来选人，也要靠伯乐来荐人。靠程序，比如说公推的
程序，这个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体现了公平。第二，总体上是科学的，总体能把优秀人才推举出来。退一步说，公推至少不会推出最差的。第三，即使推出的不是十分理想的，公众也能理解，因为这是公推出来的，是按程序办的。那么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简单化机械化，难以产生有棱有角的特才大才， 因为这类人有时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你比如说朱镕基，因为棱角太鲜明，只有邓小平识人，才能把他用起来。所以呢，我认为既要靠程序推举人，又要靠伯乐荐人。如果管人的是明白人，就能荐出大才，像毛泽东用邓小平，说他人才难得，绵里藏针，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但是有时简单靠伯乐荐人也容易看走眼，毛主席文革中还用错了王洪文。所以，两种办法都是有利有弊。那么怎么办呢？我认为这个事情还要探索，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既靠程序选人，
又靠伯乐荐人，目前主要还是要靠程序。靠伯乐荐人伯乐也不是一个人，而应当是“伯乐群体”。具体来说，就是扩大伯乐的基数，十个人选人和一百个人选人的准确度就不一样。
我们中层干部都参与进来，按照“大数定律”，按照多数人的眼光来识人， 应该八九不离十。要是三五个七八个人来选，可能就没那么准。所以扩大伯乐的基数，配有一定的权重，可能准确度会好一些。
倍数荐人。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倍数化”的后备干部队伍。伯乐要出
以公心去挑千里马，千里马不是一匹，是很多匹，再优中选优挑一匹，也就是在一定的倍数中去差额取人。十个中选五个，五个中选三个，三个当中再挑一个。这里边伯乐出以公心非常重要。如果伯乐不出以公心，那就完了。
因才用人。在“倍数荐人”的基础上，如果说有两个人票差不多，但是
一个擅长会计，一个擅长信贷，会计比信贷的差一二票，而我们需要的是懂会计的人才，那也不差那一二票。所以，还要根据工作需要来考虑。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能太机械，但原则性是第一位的。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合理的群体结构。群体结构主要的是专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性格结构，对于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而言，还有个本外地结构。不同专业的要合理搭配，不同年龄的要老中青相结合，不同性格的要合理考虑。现在我们要防止什么呢？防止“官油子”。现在社会上各行各业、不同层面，这样的人不少。同时也要避免“书呆子”。书呆子不适合搞管理工作，但可以去搞研究工作。
践，就是实践。毛主席讲要把整个社会作为一所大学。书读的再多，没有实践也不行。成功的人没有不同实践结合的。赵括纸上谈兵不行，王明从苏联回来下车伊始咿哩呱啦不行，因为他们没有实践。
学，就是要多读书。没有理论指导也不行。读书不是读死书，要读万卷活书，这要有一种乐趣才行。孔子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者”就是只知道头悬梁锥刺股，那不如有爱好，有爱好又不如有乐趣。有乐趣的，再怎么样也不会累，一天一夜不睡觉还是放不下那本书。
勤，就是勤奋。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有些书特别是理论方面的书很难有乐趣，特别是一开始，所以不勤奋也不行。
悟，就是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思考也不行。要通过思
考，通过悟，把一本书读薄，概括成几句话、几个字，悟出真谛。
这里的榜样我觉得是毛主席。他没有念过军校，也没有留过学，但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实践，通过读书，手不释卷，并且善悟，悟出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得天下。
（五）如何看待人才错配问题
我为什么要说说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又说不清楚，又很难解决。我讲这么几点：
第一，现在人才错配问题严重。清华北大的研究生在银行一天就是喝大酒、拉关系、拉存款，说实在话我觉得很心疼。
第二，人才错配问题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银行业现在市场竞争激烈， 十个和尚五碗饭，为了生存的需要，没有办法。这是宏观方面出了问题造成的。
第三，人才错配问题是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也是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 历朝历代都有。
第四，人才错配十分可惜，必须解决。怎么解决？这又回到上边那句话， 领导者当伯乐，要出以公心，要识人，要善于用人。同时，人才错配问题的解决又不能理想化，具有渐进性、相对性，甚至还有反复性。
第五，被错配者心态也要调整，要适应社会。我们不是讲研究“幸福指数” 吗？幸福指数是和个人欲望成反比的，欲望越高，幸福指数越低；欲望越低， 幸福指数越高。
人贵有“自知之明”。人五个手指还不一般齐，谁都有长，谁都有短。我曾经讲过长征中的“周博谈话”，就是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和博古的谈话。遵义会议并没有解决组织问题，只是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走到云南、四川、贵州交界的时候，周恩来和博古谈话，说“咱俩都不是当一把手的料，老毛是当一把手的料，应该让他来做我们X的领导人”。这既是顾全大局，又是“自知之明”。人一定要有“自知之明”，要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得之不要过喜，失之不要过忧。要自以为“非”，而不能自以为是。
三、做好组织人事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光大有人才。这是这几年我逐渐认识到的。我们在那么困难的时候都能挺过来，就是有一批人在那儿挺着。我看你们的简历，有清华的、北大的、人大的、复旦的、南开的，有留学的，有实践中干上来的，有博士，有博士后，
都比我学历高，都是人才。
（二）组织人事工作的指导思想。光大组织人事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要继 续打造好“人心工程”、“人才工程”，为我们光大集团的科学发展、内涵发展提供组织保障、人力支持。
（三）探索光大组织人事工作的特色。在坚持X的组织路线的大前提下， 我们光大组织人事工作的特色应该是“突出业绩、倾斜基层、内涵培养、人才联动、着眼未来”这二十个字。
突出业绩：企业要靠业绩说话。这里要说明业绩与“以德为先”不是矛盾的，不能形而上学地理解。如果一个人有业绩，总体上应该说是一个人德与才的综合体现。只有靠德凝聚人，才能有业绩；有才，才能有业绩。不能把业绩和人才对立起来，不能把德与才对立起来。没德的人，出不来业绩，出来了也是暂时的。当然也有特殊情况，目前这个社会有时就是得公事私办。说白了， 光大是我个人家的事吗？不是国家的事吗？但有时公事公办能办得下来吗？有时候不就得公事私办吗？在这种社会状况下，为了发展业务，为了改变我们的困难状况，为了光大的整体利益，有时就得拉关系。拉关系在当今社会也是一种“才”，特殊情况下也得认可这种“才”。
倾斜基层：人才要向基层倾斜，薪酬要减上增下。怎么看“减上增下”是否落实？我就看通过各种关系挖门盗洞想往总行调的人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如果上升了，就说明政策没落实；如果下降了，就说明落实了。今后除了工作需要的以外，个人挖门盗洞想往总行调的，就要降级降薪，要从政策上解决问题，不然我也扛不住。
内涵培养：我们现在粗放经营，把人也搞粗放了，天天喝酒拉存款，把人都给毁了，把人的精神境界都给毁了，把人的身体也废了，这不是长久之计。但现在又没办法。从方向上、从战略上来讲，还是要进行内涵式的培养。目前的情况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能少做就尽量少做，能不做就尽量不做。
人才联动：根据光大的特点，业务要联动，人才也要联动。联动的第一步就是各个企业互派“留学生”，既增进各个企业之间的了解，也增进个人之间和企业之间的感情，推动我们各企业之间的业务联动。光大哪个企业单打独斗都不行，只有通过联动，形成合力，才能产生“乘法效应”。业务联动靠谁去做？靠人去做。去年派了98个“留学生”，还要总结经验，坚持下去，并且逐年增加。而这些“留学生”也要珍惜机会，真正学点东西，不能当“特殊公民”
放任自流。
着眼未来：今年我们出台了光大的《人才规划》，这是光大成立以来第一个专业性的《人才规划》，要抓好落实。这项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要一步一步做好，争取三五年以后形成光大自己的更具竞争力的人才队伍。
统一规划和因企制宜的关系。全集团有了统一的《人才规划》，但每个 企业有自己的不同情况，要因企制宜。
干部公推和X委决定的关系。公推是我们用干部的主要依据，但又不能 绝对化，要坚持“X管干部”原则，最终由X委决定。
内生和引进的关系。由于金融的专业性和国际性，我们需要引进人才，
特别是高端的专业人才。但是从总体上说，内生培养为主，“儿子”为主；外部引进为辅，“女婿”为辅。引进太多了，伤了“儿子”的心，不行；完全不引进，都“近亲繁殖”也不行。这里有个主与辅的关系，要大体上从战略上去把握。
资历、学历和能力的关系。企业还得能力第一。能力和学历是什么关系？
他们不是矛盾的。学历是能力的基本表现，有学历的人一般都有能力，但也不绝对，学历要通过能力的发挥来体现。学历高，还得“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 通过实践检验，证明不但有学历还有能力才行。同时也要适当照顾资历，东方社会不考虑资历也不行。同等情况下，资历深的，就要优先考虑。
个人与群体结构的关系。要发挥每个人的特长，更要重视群体结构。前
边说了，群体结构大体上包括专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性格结构等等。在一个班子里一定要注重结构的合理配置。
一把手和副手的关系。关键是要配好一把手。一把手最重要的一个是心，
一个是眼，心胸要宽，眼界要看得远。刚才讲了，再重复一遍一把手就是要善于“把方向、会用人、能协调重大关系、能解决关键矛盾”，当然副手要配合， 要精通专业，善于落实。这些才比较理想。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原则性第一，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情况下，
作为企业要有一定的灵活性，灵活性第二。
组织选人与市场选人的关系。最终都是由组织来决定，但要利用好市场
的方式，一种是“间接融资”方式，就是“猎头”的模式，通过市场中介来进行；还有一种是“产销见面”的“直接融资”方式，就是他愿意来，你愿意要，
又符合条件，履行组织程序就是了。总之，组织选人和市场选人要结合起来。
本地产生和下派、交流的关系。光大银行通过这几年的摸索，觉得大体
按3：2的比例把握比较好，即本地干部占3/5，总行派出的或者其他分行交流的占2/5。这有什么好处呢？本地的占相对多数，干部比较安心，又有社会资源。下派的或者其他分行交流的占一定比例，可以把总行的精神更好地传导下去， 或者把其他分行的经验传导过去，另外还可以起到监督制约的作用。所以，总体上3：2的比例比较好，其他类似的企业可以参考。当然，也不能绝对化。
处理与保护的关系。要从严干部的管理，对有意违规违纪的要严肃处
理，同时对不可抗的或非主观故意的，也要敢于保护和善于保护。
今年具体的组织人事工作，一会儿组织部还要详细讲，我考虑主要是两大方面。一是X建工作，主要是认真组织学习贯彻X的十八大精神，包括做好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开好集团X代表会议；开展好创先争优活动，推动活动的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好“基层X组织建设年”活动，切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推进X务公开，等等。X建工作十分重要，关键是我们会不会做，做实没做实，是不是动真情去做。动真情去做就能做实，如果光讲官话套话就做不实。所以我们做X建工作要动真情，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人真信，让人心服。
二是组织人事工作，主要包括加强领导班子思想ZZ建设，加强理论武装和能力建设、作风建设、民主集中制建设；全面落实集团《人才规划》；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干部公推，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和后备干部培养力度；加强培训工作，整合培训资源，办好X校班、X支部书记培训班、高管境外培训班等。
同时，还要做好老干部工作。
总之，组织人事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一切工作都要靠人去干。组织人事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把人的工作做好了，一切就都能做好。希望在新的一年， 在过去的基础上，能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谢谢大家！
在光大银行成立20周年庆典大会上的致辞
（2012年9月11日）
尊敬的邱晴董事长、刘明康董事长、各位来宾、各位同仁：
今天，我们在此聚会，庆祝中国光大银行成立二十周年。首先，我向前来参加庆祝会的光大银行奠基人邱晴董事长，刘明康董事长，发来贺信的王明权董事长，以及一直对包括光大银行在内的整个光大事业给予关心支持的王光英董事长和其他老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1992年8月18日，中国光大银行在北京成立。20年来，在一代一代光大人的努力下，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中国光大银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资产总额从成立当年的27亿元，1999年突破千亿元，2009年突破万亿元，2012年突破2万亿 元，资本充足率目前达到11.12%，不良贷款率降为0.64%，2011年实现营业利润 239亿元，今年上半年利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12年发布的按总资产排名“世界1000家大银行”中位居第80位。2007年下半年以来， 通过改革重组方案出台、注资到位和公开上市，光大银行发展又跨上一个新的台阶。上市后，光大银行确立了“更有内涵发展”的思路，明确了十个方面的目标，并不断完善自己的企业文化，同时做为光大集团的最大企业也为光大集团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今天，光大银行正按照百年老店的方向，稳中求进，努力前行。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后人乘凉复浇水，希望光大人一代一代浇下去，让光大银行长成参天大树！
下面我朗读一下即兴创作的《光大银行二十周年赋》：
风雨二十载，遥忆壬申年。功在开基奠业，薪火几相传。曾经亚洲险境， 又历环球危情，一步一维艰。转折察里津，垂成在“两线”。
今非昨，重聚首，再前瞻。举杯焉忘，亦薪亦胆伴勾践。纵有三千越甲， 志在来日吞吴，莫忘与枚衔。虽非李将军，力撑五月船。
谢谢大家！
把“金融街”打造成金融创新的新平台、新亮点
在“金融街建设与发展20周年大会暨金融街论坛”上的演讲
（2012年11月18日）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经济变革中的金融业创新”。传统意义上讲的金融创新大体包括金融理论创新、金融体制创新、金融管理创新、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业务创新、金融产品创新等等。实际上我们的金融创新视野可以更开阔一些。我认为在全球经济变革中，中国应当把“金融街”打造成金融创新的新平台、新亮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北京金融街、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等为代表的各地大、中城市的“金融街”、“金融城”、“金融开发区”大量出现，初步估算，全国目前已有500多处，成为全国、地区或城市中以金融服务业为主体的新兴经济增长点。但是，这些“金融街”存在分散性、隔离性、发展不平衡性等问题，是“麻袋中的马铃薯”，没有形成组合效应，需要在现有体制下研究将这些“金融街”、“金融城”、“金融开发区”通过一定形式组合起来，形成合力，形成1＋1＞2效应。当然基于现行体制，这个“合力”主要是一种“软实力”方面的合作，比如可以考虑成立“中国金融街协会”，由全国各地的“金融街”、“金融城”、“金融开发区”等组成，以贯彻国家金融法律法规、促进各地金融业稳健发展、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为宗旨，通过社团形式，交流金融街发展经验，探索金融街之间的合作渠道，促进金融街的科学发展，并借以拉动各地经济，使其既各自为战，又相互策应。具体可以考虑赋予“中国金融街协会”以下功能（当然需要根据情况适时适度推进，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是赋予信息交流功能。定期召开联谊会，加强联谊，交流信息，创办交流刊物，开设网站，条件成熟时可挂靠成立“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二是赋予服务功能。搭建交叉服务平台，为金融机构提供交叉服务，条件成熟时可挂靠成立“中国金融服务公司”。
三是赋予规划研究功能。对比研究国外著名金融街的发展经验，研究中国金融街的规范发展事宜。条件成熟时可挂靠成立“中国金融规划设计院”。
四是赋予培训功能。充分利用金融街金融机构集中、金融人才密集的优势， 打造综合性的人才培训平台，为金融机构提供培训服务。条件成熟时可挂靠成立“中国金融培训中心”、“中国金融大学”。
五是赋予金融理论研究功能。定期召开金融理论研讨会，创办金融理论刊物，条件成熟时可挂靠成立“中国金融研究院”。
六是赋予非官方对外金融交流功能。作为一个平台，加强与境外同业的非 官方交流，增加中外金融机构的了解。条件成熟时可挂靠成立“中国金融对外交流协会”。
七是赋予核心品牌打造功能。作为一个核心品牌，可以考虑按“金融达沃斯”的目标，由协会主办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中国金融街论坛”，提升中国金融业的国际软实力影响（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金融街协会”本身在世界就是一个品牌）。
八是赋予优惠政策申请功能。协会成员间交流探讨为驻地金融机构服务的相关政策，为向政府部门申请优惠政策提供相互借鉴，必要时可出面统一申请有关政策，如户口迁移、子女入学等等。
还可以考虑其他功能。
北京金融街作为中国金融街的“大哥大”，具有超前性、集中性、拉动性、辐射性、传承性等特点。超前性，具体表现为建设时间超前，90年代初，北京市西城区较早提出了建设“金融一条街”的设想，占了发展先机。发展定位超前，在聚集了国家金融主管部门总部、大部分主要金融机构总部的基础上，其定位可以成为辐射全国、放眼世界的金融商务区。建设理念超前，北京金融街不仅仅包含单纯的金融经济元素，而且有着丰富的文化娱乐、学校教育、餐饮宾馆、购物休闲等元素，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华尔街、伦敦金融城等比肩。
集中性，具体表现为金融监管部门集中，聚集了中国金融业监管部门总部
（一行三会）。金融机构集中，集中了大部分国内大中型银行、保险、金融集团总部，云集了相当数量的世界金融巨头，而且还有众多的分支机构网点。大型企业集中，吸引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大唐、长江电力等大型企业、高级酒店和公寓。由此，在不到3平方公里的区域，入驻北京金融街的金融机构、企业达1600多家，其中金融业法人单位400余家，金融从业人员超过17万人，集中了全国近50%的金融资产，金融资产集中程度全国第一，贡献了北京市近一半的金融业增加值，超过三分之一的三级税收，形成了集金融决策、金融监管、标准制定、信息交流、金融交易、支付结算为一体的国家金融管理中心。
拉动性，具体表现在拉动提高金融服务质量，金融街汇集了各金融机构， 营造了更加直接和充分的竞争氛围，促进了金融综合服务水平的提升。拉动人
才培养，金融街金融从业人员近17万人，通过在岗学习、相互交流和专门培训 等方式，提升了金融从业人员素质，成为在实践中培养金融人才的摇篮。拉动 其他行业发展，金融街带动了餐饮酒店、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产业的发展。 辐射性，主要表现在金融集聚产生的“辐射效应”，带动外围地区的金融
和实体经济发展。
传承性，主要表现在北京金融街所在地自元代起即被称为“金城坊”，明清两代遍布金坊、银号，这可以说是北京金融街最初的萌芽。
总之，北京金融街的发展历程表明，金融街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也是提升金融软实力的良好平台。目前，全国各地通过各种形式正在大力推进本地区的金融街或金融开发区建设，由于缺乏经验，许多处于摸索阶段。为此，我建议成立的“中国金融街协会”，在发起阶段可以以北京为挂靠单位并在此注册，并同时考虑设立“上海总部”。可以考虑选聘金融界资深人士为会长，设若干副会长；聘若干名誉会长、顾问；由西城区、上海浦东新区负责人同时担任常任副会长，先“组织”（名词，非动词）启动， 再工作落实，通过这种方式，把金融街打造成中国金融创新的新平台、新亮点。
我最后要说的是，知易行难，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但事在人为，中国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
今冬明春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两防”
在2012新浪金麒麟论坛的演讲
（2012年11月20日）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很重要的是做好今冬明春的经济工作。今冬明春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两防”，一是防止宏观经济下滑，二是防止明年换届后的“泡沫”。今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速分别为8.1%、7.6%和7.4%，已连续 七个季度放缓，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并为近20年来第四次连续两个季度的“低八”（低于8%）。单纯从GDP增速来看，我国经济正在经历金融危机以来的“二次回落”，也就是我说过的又一个大“W”型。
下滑的原因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正处于复苏与危机博弈的十字路口。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心梗，经此一劫元气大伤，虽多次“量化宽松”，也是“硝酸甘油”作用仅见短效，高负债和财政悬崖如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其头。欧债危机癌症无解，深层原因一是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高福利文化与极端民主化竞选体制的矛盾，二是财政政策的差异性与货币政策统一性的矛盾。不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就解决不了产业空心化问题；不解决产业空心化问题就解决不了税收和财政增支问题；不解决税收问题又要满足超高福利主义文化与极端民主化竞选体制，就得发债就解决不了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的问题。不解决欧盟升级为“欧罗巴国”问题就解决不了差异化的财政政策问题；欧盟各国不到死到临头，就解决不了升格“欧罗巴国”的问题。所以无解。日本经济长期（20年）疲弱， 负债率更高于欧美。新兴国家两面受夹，出口贸易增长困难，通货膨胀威胁进一步加大。
从我国自身看，三驾马车均出现难题。
一是外贸难恢复，至今年三季度，净出口对我国GDP连续7个季度负向拉动。一方面由于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出口市场恐将长期疲弱。另一方面，维系我国出口的“三低”优势（低劳动力成本、低资金成本、低环境成本）也在弱化， 正面临东南亚国家的激烈竞争。
二是投资难持续。长期以来，三驾马车中投资的作用最大，但随着中央、地方政府的“三降”（内生财力、举债能力和再融资能力），过去30%-40%的高 投资增速难以为继。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态势将减弱，政府财政收入下降不可避免。同时，中央与地方政府今后的举债能力和再融资能力也不乐
观，地方政府违约风险不容忽视。
三是消费难振兴。消费动力不足首先是中国的消费文化决定的。我国居民消费率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50%以下，2008、2009年连续下降到35%左右，并且有进一步下降趋势。消费难以振兴另外也有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财富保值难、生活成本（如房价）高企、社会保障滞后等原因。因此，今冬明春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是防止“下滑”。
再一个是要防止换届之后追求政绩形成新泡沫，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国经济要说恢复也容易，只要货币政策一松就立马见效。历史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当换届，都程度不同地发生过投资大幅攀升现象并带来后遗症。杜牧《阿房宫赋》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情虽不同但理同！经济有其内在规律，中国需要通过ZZ体制改革解决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
从经济角度讲做到“两防”必须合理搭配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发挥财政政策的抗周期功能。一是完善投资体系，形成一个财政引导信贷、财政信贷拉动民资的“市场运作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投资引导机制”，推动必要的投资增长；二是在现实情况下投资要保持合理的“度”；三是投资要向基础设施、科教文卫、民生福利、新兴产业、农业以及中西部倾斜。必须把握提升消费的重点。一是收入分配政策要向下（低收入群体）倾斜、向中西部倾斜。二是刺激中高收入阶层的精神文化消费，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物质消费能力与档次，逐步形成与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相适应的合理的“消费梯次结构”。必须尽可能稳住已有出口市场，并大力开发发展中国家的新市场；从长远着眼更要通过提高品牌竞争力、技术竞争力，从根本上提高出口竞争力。
总之，今冬明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只有做到“两防”，把握好“度”， 稳住当前，才有今后。特别是当前经济社会矛盾交织，“两防”问题更需高度关注，应将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改为“中央经济社会工作会议”。我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取得很大成功。但“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也是失败之母。认识到“失败是成功之母”，才能成功；认识到“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才能不败。
地方“金融办”的“来龙”与“去脉”
在“全国金融办主任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2年11月30日）
首先，欢迎大家光临寒舍，你们的到来使我们“光大”蓬荜生辉。为祝贺这次“全国金融办主任理论研讨会”的召开，我特意书写了一幅“日新月异” 书法，希望各地金融办的工作都能日新月异。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醒，醒了就想写点东西，几十年了都是这样。前两天知道有今天这个会，早上醒了以后，不知怎么“神经错乱”地就列了这么一个提纲，大体有六点内容。
一、“金融办”是怎么产生的
我想回顾这段历史还是有必要的，“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目前，全国各省都陆续成立了“金融办”。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省对金融工作的协调任务大体都是由人民银行省分行承担的。1998年人民银行进行分支机构改革， 31个省、市、自治区的分行演变成了九个大区行、两个“营管部”、二十几家“监管办”和省会中心支行。从这个时候开始，各地情况发生变化。对于此次人民银行机构改革，当时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的看法，改革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地方干预，是对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生了两个错位，一是地方干预什么？干预贷款；谁有权贷款？商业银行有权发放贷款，中央银行没权发放贷款。但改的却是没有贷款权的中央银行，有贷款权的商业银行反而没有改，还是按行政区划设置。这是第一个错位。二是谁干预呢？应该说往往是县、市级政府层面干预的多，省级层面一般来讲政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但改的恰恰是央行省级分行，县、市级机构没有改。这是第二个错位。所以，我认为这次改革出现了这么两个错位。但现在只能是将错就错，以后再说。这样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逐渐有四个因素促成各省开始成立“金融办”：
一是中央层面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改革。1991年成立了证监会，1997年第 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又成立了保监会，人民银行不再具有监管证券、保险行业的职能。还有1993年全国金融机构整顿之后，中央金融机构基本实现了垂直化管理，人民银行省分行对商业银行省分行的协调职能也弱化了。
二是地方金融协调机构的变化。1998年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改革造成人民银 行在各省的分支机构设置情况各异，有的省是“大区行”，有的省是省会中心
支行与监管办并存。省会中支和监管办是副局级，商业银行省分行是正局级， 行政级别是“衡量人与人关系的一般等价物”，人行分支机构难于担起协调当 地金融机构的职能。与此同时有的地方成立了金融工委。此前有的地方政府还 有财办、商办一类的机构。同时保监会、证监会的分支机构也相继成立。所以 这些机构的变化就使人行的分支机构很难再对当地的金融机构进行协调管理。 三是金融监管体制的逐步成“型”。从21世纪起，“一行三会”的金融监
管体制形成后，开始对中央级金融机构按其业务性质实行分业监管，除人行外， 各地设立了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多龙治水，谁都不具备对当地全部金融机构进行综合协调的职能。
四是地方金融机构和风险的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地方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和金融风险。经过整顿，机构退出了一些，保留了一些，需要有人管； 风险化解了一些，又新发生了一些，也需要有人管。
上述四点总起来说，一是“事”需要有人管；二是原来的机构体制打破了没人管或不明确谁来管谁能管，地方政府为了协调各类驻地中央金融企业分支机构，管理地方金融机构（包括城商行、农商行等）以及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 还有出现的一些问题和风险，所以地方“金融办”就陆续应运而生了。在座的各位都是金融办主任，但对“金融办”成立的背景却不一定清楚。我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下。“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成立了就说明是应该成立的。
二、“金融办”如何继续存在下去
这一点对你们很重要。“金融办”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产物”意味着有生就有灭，不会“万岁”。根据历史的经验，新的一届政府一般都要精简机构。当然这是我在这里瞎分析，新的一届政府还没有成立，到底怎么干还不知道。一般来讲如果中央要精简机构，地方免不了也要“减”。但是，减谁不减谁？发改委不能减，财政厅不能减，那金融办会不会减？我认为是两可之间。对此你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关键在于自己把握好“度”：一是不能做“小“。如果事业做得很小，可有可无，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二是不能做得过“大”。做得过“大”和人家抢饭吃，人家有意见，告你的状，你也不好办。做得过“大” 就容易被分拆，比如当年人民银行就是因为统管所有金融机构，过“大”了， 后来就被分拆为“一行三会”。所以，不能做得过“大”，尤其是不能因为自身权力所限又揽事过多，既不堪重负，又样样干不好；也不能为了那点儿“权” 而过于“争”，让上下左右产生防止你做大的“共识”。三是不能做“砸”。
说白了就是不能出事，出事就更完了。总之，要让地方领导认识到“金融办” 的重要，没你不行；同时自身还要拿捏有“度”，不能做“小”、不能做“大”、不能做“砸”，恰到好处。
三、“金融办”的定位
我想大体可以有五点：
一是地方政府的“金融参谋部”，没你参谋不行。简单地讲，比如中国金融业正在逐渐与国际接轨，金融专业名词越来越多，什么M1．M2，什么巴塞尔I、巴塞尔II、巴塞尔III，不是干这个专业的可能听都听不懂，所以需要大家当好地方政府的参谋，提供专业性的意见。
二是地方政府的“金融教育部”，普及金融知识，没你“普及”不行。现 在的金融业务种类繁多，金融知识爆炸，除了传统的存贷汇以外，还有证券、基金、保险、信托、理财、PE、电子银行、网上银行等等等等，还有非法的金融业务。老百姓在办理金融业务时并不一定能搞得明白，往往是赚了钱就收起来，亏了钱就来找你，所以还得靠你们大力普及金融知识，让老百姓懂得谨慎投资、风险自担的道理。
三是地方金融机构的“金融管理局”，没你管理不行。现在地方金融机构 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什么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等等等，需要有机构来进行管理。中央金融机构有“一行三会”管理， 地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归监管机构管理，但这些地方金融机构的许多日常管理以及他们之间的协调还得靠“金融办”。
四是各类驻地金融机构的“金融协调服务局”，没你协调不行。这里主要是指中央金融机构的派出部门、分支机构，他们虽然在人事、业务上由中央金融机构总部垂直管理，但在当地的一些与地方发生的具体事务还需要靠当地“金融办”来协调。
五是地方金融风险的“监管局”，没你监管不行。原来金融业务统一归人 民银行监管，好处是决策快，问题是需要监管的机构太多，业务量太大，干不过来。监管体制改革后，实行分业监管，优点是专业性强，监管力度大，问题是容易出现监管过度和监管“真空地带”，相互推诿扯皮。但不管怎么说风险没人管不行，地方真要是出现“几不管”的风险，这个责任还得地方金融办承担起来。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理论上我把它提炼为“行政级别是衡量人与人关系的一般等价物”。我们知道货币是衡量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套用这
句话，在中国“行政级别是衡量人与人关系的一般等价物”。举个例子，你看有飞机“掉”下来了，民航局就升格为民航总局了；现在飞机不“掉”了，民航总局又改成民航局了。收不上税了，税务局就升格为税务总局了；海关出问题了，海关就升格为海关总署了。出现“非典”了，副总理就要兼卫生部长了； “非典”没了，副总理就不兼了。不出事就降格，出事就升格。但还有一条， 每一次“升格”都要以现职领导人的“牺牲”为代价。所以你们不能光想着升格，不能“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饵而不见钩”。开玩笑了，金融办要管好风险，不能出事，虽然出事了机构可能会升格，但是是以“牺牲”各位的官职为代价的。这一点定位也很重要。
四、金融办主任的基本要求
怎么才能当好金融办主任？我在这里也只能是坐而论道，我也没有当过。我认为有五点是应该具备的：一是要了解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比如你们省长问你，“财政悬崖”是怎么回事？什么叫QE2．QE3？你说我也搞不明白，那你不就下岗了？还要你干什么？二是要了解本地的微观金融形势。地方政府五年一换届，新领导来了，如果问起十年前的案子是怎么回事，你也得能说清楚。三是要有北京的金融人脉。地方领导到北京，想见“一行三会”的领导，中央金融机构的领导，你们得能给安排。当然我就比较好见了，你们想什么时候见随时都可以见。四是要有当地的X政人脉。如何处理好当地的复杂关系，需要有“道”的大智慧。今天上午，应中央X校邀请，我给中央X校在校的1000多名学员作了一场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讲座，其中我就讲到这种“道”的智慧。还有一次一个论坛上我讲过“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有人就问我那“道”是什么？我就回答在这里“道”可以理解为“德、智、力” 之和。我还说过“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那么这里“道” 又是什么？我看也可以理解为“计、策、略”之和。那么“道”究竟是什么？ 说不明白。如果硬要说明白，我看当规律理解就行。说不明白，心里明白，这个东西就是“道”。“道”这个东西有的人是在位就明白，有的人是退下来才明白，有的人可能到死都不明白。这个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恍恍惚惚， 惚惚恍恍”，你们心里明白就行了。五是要有组织协调能力。组织协调也要有“度”，既不能太“软”，“软”了没权威；又不能太“硬”，因为中央金融机构不归你管，你凭什么“硬”？人家可以不理你；“硬”过了还可能出矛盾， 两败俱伤。所以只能来实的，连公带“私”，交心帮忙。以上这几点基本要求，
我是跟你们实话实说。
五、金融办主任出路在哪里
我方才说了，“金融办”不能做得过“大”，但金融办主任都想做“大”， 做“大”才有“出路”啊！说实话，“金融办”在地方政府部门中充其量算是中等地位的机构，不会太高，不会比发改委、财政厅甚至其他厅局高。那金融办主任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我认为“金融办主任”这个岗位只能是个跳板，如果要想多发挥你的个人“价值”，“出路”上一条路可以向发改委、财政厅等部门“转移”，但这种“转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再一条路是向地市领导岗位转移，先到地级市，干好了再到中心城市、省会城市，或者先当市长， 干好了再当书记。我看你们金融办主任干好了大体就是这个路子。
六、“金融办”的生存要借助外力
干什么都需要内力和外力。一个省的“金融办”怎样借助外力？第一步， 可以呼吁成立全国性的机构，先是“虚”的，比如说成立全国“金融办联谊会”。如果其他省的金融办都参加了“联谊会”，那你那个省也不能不参加，真“精简”时就不好“精简”你了，至少“合署办公”也能够把你“金融办”的牌子保留下来。接下来，第二步，可以由“虚”到“半虚半实”，成立全国“金融办联合会”。“联合会”就要干点实的，比如全国的信息交流啊，统一的人员培训啊，等等。第三步，由“半实”再到“实”，将来可以考虑推动成立“全国金融办”，就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了，协调“一行三会”及各地金融办。当然这个“全国金融办”不能像过去央行那么“大”，可以是中央金融领导小组
（假设成立的话）的办事机构。我在这儿瞎设计了。应该说第一、第二步比较好办。这些组织成立起来了，你那个省的金融办就差不多保留下来了。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谁也说不准。说了这么多，你们到我这儿开会，我又没有别的能力，就帮你们出出主意。我这纯属一家之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姑且说之，你们姑且听之，别太当真。谢谢大家。
提升中国金融软实力要解决十个不平衡
（2012年12月2日）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
谢谢学文刚刚的介绍，你的介绍我是受之有愧，却之不恭，误人子弟，诚惶诚恐。刚刚听永文省长介绍湖南情况，我挺激动。湖南有那么多好地方，我去过12次湖南，所有地市全去过，大部分县全去过，绝大部分应该去的地方我都去过，但他一介绍又吊起我的胃口，我很想再去。同时韩省长是我同学，我希望在场的这些朋友当中，对我提供特殊的便利。上周五中央X校请我去给讲一下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问题，其实我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是外行，但根据我有限的知识，给他们讲了一下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发生的背景，目前的状况，下一步趋势。讲完之后我说透过眼花缭乱的现实世界，从哲学的角度，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回头看看当前国际金融形势？我为什么说起这个事呢？ 因为前些天有些记者来采访我，他说你能不能用两个字概括一下这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我说你这个命题本身就不成立，首先我本身就不成功，当然我也没成仁。他说你不用说成不成功，你能不能用两个字概括一下你走过的路。我说你是实在人，我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哲学。他说哲学离我们很远，我说离我们最远的是哲学，离我们最近的是哲学，哲学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学好哲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哲学是地基，专业是楼房。我们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 那你打地基干什么？也不能只盖楼房，不打地基，那样楼房迟早要倒塌。所以我跟他讲了这么一段。今天我想讲，谁最懂哲学？单位的收发室老大爷最讲哲学，一来人就问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哲学最基本的问题，所以他是最懂哲学的人。
今天我简单讲讲我们的金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首先得说说我们走到哪了，中国金融目前的定位是什么？中国金融业现在的定位我认为是金融硬实力取得巨大进步。所谓硬实力可以讲很多，什么资产规模、外汇储备等等。但是金融软实力仍有较大差距。所谓软实力也可以讲很多，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金融体制等等。金融硬实力的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是金融强国的标志。我们现在走到金融大国这个地方，还不是金融强国，所以我们要实现从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这是现实的金融定位。
金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呢？首先讲从哪里来。首先中国金融硬实力三十年来快速发展，突出表现在经历了四个阶段，跨越了三个台阶。第一阶段
1978-1983年，铺垫阶段。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重视发展、搞活金融， 客观上为向市场经济转轨做出了铺垫。比如1978年人民银行升级为国务院的组成部分，流动资金拨给贷等等。第二阶段1984-1992年起步阶段，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起步，跨上了第一个台阶。1984年人工两行增加，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金融机构开始办理新的金融业务。原来只是存贷汇老三样，从那时候起开始办理新的金融业务，同时成立了一大批新的金融机构。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资本市场初步形成等等。第三阶段是1993-2002年攻坚阶段， 开始全面攻坚，跨上第二个台阶，93年实施外汇体制改革和汇率并轨，完善证券市场，对违纪违规活动、机构整顿，实施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分离， 颁布了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一系列法规，建成全国统一的货币市场。1997 年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深化金融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8年定向发行2700亿人民币的特别国债，补充人民银行的资本金。
99年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等。2001年加入WTO。第四是2003年到现在确立阶段，跨上第三个台阶，正式形成了一行三会的体制，进一步推进改革， 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剥离、引进战略投资者等等，完善各类金融市场，2005年进一步推进了汇率改革，2006年银行业全 面对外开放，2008年开始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等。去年底中国金融资产规模156万亿元人民币，许多指标都列世界前列，甚至是首位。中国金融硬实力取得重大进步，我们就从那里一步步走过来。第二我们到哪里去？就是要提升中国保险的软实力，由保险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转变为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怎么转？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要解决十个不平衡，那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一是金融创新不足。二是金融市场深度不够。三是金融企业的治理机制不完善。四是法律环境、社会信用环境等金融发展环境有待改善。五是金融监管需要不断改进。六是金融国际化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七是金融人才配置不平衡，特别是高级人才缺乏。八是金融文化建设滞后。九是金融理论建设亟待加强。十是国际金融环境有待改善，一些对我们不利的惯例、规则仍然还没有改变，我们的金融话语权和经济实力还不相称，这是我们的问题。
提升中国金融软实力，当前重点是解决十个不平衡。一是金融城乡发展不
平衡。二是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三是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四是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五是金融的创新水平与应该发展的要求不平衡。六是金融监管的水平与防范风险的要求不平衡。七是金融业的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不平衡。八是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九是中国金融实力和我们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外汇储备第一，金融资产总额排在世界前列，世界千家、百家大银行，前几位都是中国的。但是我们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和其他参与权上不平衡。十是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经济地位不平衡。要解决我说的十个不平衡，解决这个不平衡，每一篇都是大文章，时间关系无法细谈，点到而已。谢谢大家！
银行利润问题应该两面看
在第七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的演讲
（2012年12月2日）
关于银行利润问题，社会反映比较多。今年“两会”的时候我也作了些思考，但是没有对外讲，讲这个事容易引火烧身，因为怎么讲都不对。我有十个观点，正方五个观点，反方五个观点。从正方观点看：
第一，银行盈利从根本上说是好事。银行盈利财政才能增收，几大行利润都是通过汇金公司上缴财政。银行盈利才能补充资本。我可以说是过来人，十几年前在人民银行的时候，不良贷款、亏损、资本充足率低三大问题严重困扰银行，当时亏损问题是相当严重的，银行基本都亏损。亏损还得保证财政增收， 怎么办呢？通过发放贷款这种形式实现虚假利润上缴财政。所以现在银行盈利是好事。
第二，银行能够盈利是改革的成果。一是企业改革的成果，企业效益好银 行才能盈利；二是银行改革的成果，银行经营管理效率提高，发展了中间业务才能增加利润。所以这是改革的成果。
第三，银行能够盈利是资产质量改善的结果。为什么原来不能盈利？不良 贷款率高，利润都冲销不良资产了。过去不良贷款率高的原因也非常复杂。首先是我们的融资结构不合理。间接融资占主导，曾经占到90%多，现在也是80% 多，直接融资比例很低，融资结构不合理。还有很多政策性因素，比如说工商银行受企业破产倒闭、纺织业限产压锭、煤炭业限产压井的影响，造成了很多不良贷款；中行受外贸体制改革影响，农行受供销体制改革影响，建行受计划大本上的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影响，再加上自身管理的问题，出现很多不良贷款，银行利润都得去冲销不良贷款。现在银行资产质量好了，才能实现盈利， 这是好事。
第四，根据我得到的数据，中国银行业的利差与国际水平相比并不高，甚至还要低。我们的利差大体是2.7%，美国是3.5%，德国是2.75%，印度是3.5%， 巴西是8%，俄罗斯是7%，OECD国家是2.5%。所以我们的利差并不高。当然究竟实际是不是这样？这只是我看到的数据，我也不敢说死。
第五，银行“中间业务”收费我觉得总体合理。一是有规定的总体上是按 规定办的，这里我是说“总体上”，不排除个别情况；二是市场议价部分是按
市场规则办的，如果买卖双方不同意，你也收不成。所以对银行的盈利问题， 从正方的五个观点看是好事。
那么问题在哪儿呢？一是银行的利润高过了“社会平均利润率”。社会平均利润率大体是10%，银行大体是20%，造成社会对银行利润问题反应大。二是中国收入差距大，低收入群体占多数，造成社会对银行利润问题反应大。我们的基尼系数高，也就是说从收费方的银行来讲，我们同国际“接轨”了，而从付费方的群众讲，接不上轨，物质上和心理上难以接受。对此我认为可以考虑差异化收费，比照累进收税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三是中小企业感到贷款难、贷款贵，实际上也存在，要不然不会成为共同的呼声。这其中有没有“倒手加价问题”？银行贷给大企业，它下面的财务公司再倒手，社会上的资金“掮客” 再倒手，倒来倒去层层加码，可能也有这个问题。四是有的银行也存在收费不合理的问题，比如贷款搭配收费等，不该收的收了，该告知的没告知，收费不透明，一些银行还额外加价收费，这个现象也存在，客户自然有意见，也容易和银行利润高相联系，以为银行靠多收费赚利润。当然这是共性问题，还是个性问题，很难下个定论，恐怕也不是简单的个别现象，至少是一只老鼠搅了一锅汤。五是银行的案件和铺张浪费现象也极易引起社会大众的不满。有的银行内控不力，案件频发，还大吃大喝，高额消费，引起社会不满。现在有的银行的社会形象确实不好，和普通老百姓生活比一比，真的应该扪心自问，真的应该深刻反思，并且切实加以改进。
什么事情都有两个方面，我们既不能看到这一面忽视另一面，也不能看到那一面忽视这一面。依我30多年的金融工作经验，办银行应念好“五字经”： “利、法、信、义、道”。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 为约束，要以“信”、“义”为前提，要以“道”为基础。在目标上体现为“利”， 在行为上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中美关系既和又斗
在“第十一届中国年度管理大会”上的演讲
（2012年）
金融危机无疑是当前最为人所关注的问题，同时又是引发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观察金融危机可以发现，其大多与美国有关。
其实，美国只是世界近现代史舞台上最成功也可能是最后的演员。此前， 先后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过强国角色，所谓“兴久必衰，衰久必兴”。
当前的金融危机应当说是一个转折点。我个人判断，未来30—50年，将出现一些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英国的今天就是美国的明天。50—100年内，将出现一批与美平起平坐、甚至超美的国家；意大利的今天就是美国的后天—— 意大利文化曾引领世界潮流。100年以后，将出现一批超美的国家；希腊的今天就是美国的大后天。
机遇只是一种“可能”，机遇变成现实要靠主观努力。在机遇面前，我认为处理好中美关系十分关键。针对这一问题，我想谈十个观点。
一、中美关系的常态是“既合又斗”。中美关系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国家间关系问题上的典型反映。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美国离不开中国，又想遏制中国，因此中美关系的常态是“既合又斗”。
二、从历史看，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鹰派中的鸽派”。美国是八国联军 之一，又是联军中的“鸽派”，地理关系决定美国对中国没有或者难有领土要求，这与俄罗斯、日本不同。庚子赔款反过来奠定了中国西式教育基础，抗战中美国又是对华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
三、跟高手玩才能成为高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只有跟美国“玩”，才能提高我们的技艺，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提高我们的金融水平。跟美国“玩”，不可能不付学费，不把科技、金融学好，中国玩不过美国。
四、要习惯中美关系“物极必反”。中美关系如果接近“好”的边界，就要向“坏”的方向转化。如果超出好的边界，就会出现大难题；如果超出“坏” 的边界，就会出现“大顺境”。
五、美国对中国存在两种力量。美国的政府、企业总体是接近中国的力量，
他们要和中国做买卖；议会、媒体总体是反对中国的力量。美国政府对世界走势判断相对较为清醒，但是美国人民对世界的判断不明就里。
六、美国为其核心利益玩大陆与台湾于股掌。台湾是美国的棋子，是中华 民族的悲剧，美国从中渔利成为最大赢家。美国表态“不支持”台湾独立，而“对台关系法”又为其自身利益挺台。
九、中美问题不能感情用事。成熟的ZZ家懂得主动理性驾驭中美关系， 不成熟的ZZ家也会在现实中被动地转为理性，“9.11”后，小布什也要联合中国反恐。
十、各国体制是历史形成的，无所谓对错，合乎国情即可。法国大革命出 现共和体制，英国光荣革命出现君主立宪制，只要适应了就可以，人民接受了就可以。美国体制绝不可照搬，但有借鉴之处。
基于上述十点，我认为中国对美国应采取“合中备斗，斗中备合，斗而不破，以斗促合，力争多合”的方针，在这个过程中积极捕捉机遇。
加强金融文化建设立体提升金融“软实力”
两会期间接受中国经济网专访实录
（2012年）
中国经济网：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经济网两会报道人民大会堂演播室的现场，现在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先生。您好，唐董，欢迎您！
唐双宁：您好！
中国经济网：在今年您的提案当中提到了巴塞尔Ⅲ和中国国情的一个结合， 请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观点？
唐双宁：这个是金融领域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在当前十分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处理好“三个平衡”，即努力在稳增长和防金融风险之间寻找平衡，努力在国际接轨和自我保护之间寻找平衡， 努力在资金市场安全和资本市场安全之间寻找平衡。
所谓巴塞尔协议，实际上简单说就是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国家过去的银行业没有这个概念，从9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资本充足率监管， 后来又实行了巴塞尔Ⅰ，又实行了巴塞尔Ⅱ，这些都是正确的。对于银行的健身强体，包括这次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又提出实行巴塞尔Ⅲ。
巴塞尔Ⅲ从大的方向讲也是正确的，但是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所谓巴塞尔Ⅲ就是资本充足率又更加的严格，银行就需要不断的补充资本，如果不能补充就影响银行的放贷，贷款的投放。我们今年经济工作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要稳增长，稳中求进，如果影响了放贷就不利于稳增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银行补足资本金很重要的一个渠道是资本市场、股票市场，资本市场现在应该说还不是很景气，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资本市场和资金市场统一起来考虑，否则的话会影响到资本市场的稳定。
这个问题美国、欧盟，现在也没有明确提出来时间表。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要以静制动，就是最好错过当今经济十分不确定的2012年，到2013 年以后再考虑。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加码、不要超前。主要是这么一个意思。
中国经济网：那么对于世界的金融形势，您有怎样具体的分析呢？
唐双宁：全球金融危机如果说从次贷危机算起，2008年到现在已经有四年
多的时间，在2008年我就曾经提出来世界金融危机的走势会是一个W型的过程， 不可能是V型反转，现在应该正是这么一个情况。
三个比较大的经济体，美国四年回过头来看，可以给他概括为叫屡败屡战， 美国经济四年来从最开始新世纪公司出来的问题，次贷危机引发到后来的雷曼破产，到后来的几经波折，现在有那么一点儿希望，但是他还没有走出困境， 所以屡败屡战。
欧洲的问题、欧元区的问题就更严重了，我管它叫屡战屡败，恐怕很难有解决的办法。
新兴经济体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既要维持经济一定的增长的速度，又要防止通货膨胀，还要调整自身的结构，属于三面夹击，所以整个世界经济应该说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
同时我们分析这个问题还不能就经济论经济，除了经济问题以外，今年大概有6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要进行大选，这些问题肯定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会不会出台一些为了大选的需要乱秀经济，这个也很难讲。我们应该要有这方面的准备。【联系微信dad*awk01】
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社会矛盾特别突出，西亚、北非的问题，很多国家游行、罢工、示威、动乱，美国跟伊朗剑拔弩张，社会矛盾对经济也会发生影响。所以考虑经济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考虑金融问题不只是金融问题，金融、经济、ZZ、社会是联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问题全世界的ZZ家我觉着都应该考虑的，就是现在自然的矛盾也非常突出，你说世界是变冷了，还是变暖了，人们普遍感觉，今年感觉应该是变冷的，但到底是变冷、变暖？地震、洪水、海啸、泥石流、火山爆发等等这些问题，好像人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所以我说全世界的ZZ家要关注这些事，关注人类命运的问题，人和人别打了，关心关心这些问题。
我再谈一个当前中国金融业的问题，从表现形式上，就是说防范金融风险， 加强宏观调控，制定好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等等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我觉着是一个问题，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金融“软实力”问题，我讲过一句话，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现在可以说已经成了一个金融大国，就是我们各方面的指标，包括我们的信贷总量、外汇储备等等这些指标，可以说变成了一个金融大国，但还不是金融强国。我们在金融的体制、机制、管理水平、金融文化、金融理论建设等等方面还有很
大的距离，金融创新方面还有很大的距离。
所以，现在中国金融业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实现由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向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转变，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刚才你们记者围着我一再问的，金融文化的建设问题，确实需要加强金融文化建设。金融工作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因为金融说到底是资金的运动，资金的运动是靠人来进行，人的问题就和文化联系在一起了， 人的问题解决不了，金融文化解决不了，“根”的问题解决不了，其他的问题也很难把它彻底解决。所以金融工作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 文化是“根”，我就想说这么几句话。
有一次在一个论坛上，我还讲过一句话，他们问我干了30多年的金融工作， 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从事金融工作的很多这方面的人员还局限在“技”这个领域，所以我讲过一句话，我说金融工作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就是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里面的那个“道”。
他们还问我，你管理这么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又那么复杂，怎么去管理？ 我说“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也是刚才讲的《道德经》里面的这个“道”。他们问我什么叫“道”？我说“道”可以做多种解释，那么在这里可以解释为“德、智、力之和”。
中国经济网：谢谢唐董接受我们的专访，同时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更多的精彩敬请您期待中国经济网。
金融文化立体提升金融软实力
（2012年3月2日）
优秀的金融文化是金融业发展之“魂”。解决中国金融业的问题要靠“体、境、魂”三个基本要素。“利、法、信、义、道”是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 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勇于担当的金融家。建设金融文化，是一种生产力，是一项灵魂工程。
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连通千行百业，接轨全球经贸，服务千家万户，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巨大进步， 但是进步中也有诸多的困惑和问题，其深层原因就在于，金融文化建设滞后于金融业改革发展进程，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已使我们迈向金融大国，而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立体提升以金融文化为核心的金融软实力，才是迈向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其性质而言，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文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是灵魂和躯体的关系。先有躯体，后有灵魂。既不能“魂不附体”，又要“体内生魂”。所以金融文化源于金融实践，反过来指导金融实践，最后又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没有金融实践，产生不了金融文化；没有金融文化的影响，金融实践难以健康进行。先有金融硬实力，呼唤金融软实力，呼唤金融文化。金融软实力、金融文化再反作用于金融硬实力。文化和经济金融，我想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优秀的金融文化是金融业发展之“魂”。从某个角度来讲，“金融”包括“金融物”和“金融人”。金融是资金的融通。资金是人的物质财产的货币表现。因此说到底资金融通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就要受到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就蕴含着文化。因此，金融文化就是金融领域相对于资金、技术、法规等“金融物”来讲的着重于解决“金融人”的问题的一个命题，就是人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亦即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资金的运动。这种精神状态又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法律，再作用于人的具体行为。
解决中国金融业的问题要靠“体、境、魂”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体”。即自身物质层面的努力，包括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完善体制机制，提高管理能力，提高员工素质等等。二是“境”。即社会环境的改善包括经济的稳健发
展，法制的健全，社会信用状况的改善，以及国际金融环境的优化等。三是“魂”。只具备上面两点还不行，还有一个“魂”的问题，就是金融文化。目前，在上述三个要素中，中国的金融文化即“魂”的问题应该是最薄弱的环节。金融企业“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建设好金融文化可以起到治本的作用。
“利、法、信、义、道”是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金融文化如果用三个字表述，即金融之“形而上”；如果用两个字表述，即“诚信”；如果用一个字表述，即金融之“道”。“诚信”是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形而上”是金融文化的广度概括，“道”是金融文化的深度聚焦。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为前提，要以“道” 为基础。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 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 《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道”在一定意义上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是人类的特有智慧，也可以说更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现象。譬如当前国际国内应对金融危机，
“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乃德、智、力之和”。培育优秀金融文化，应博采中外之长，兼收并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根基是《易经》，核心就是四个字：阴阳平衡。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 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诸子百家、孔孟老庄，后来不断发展到今天。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经过不断总结提炼，包括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形成的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思想文化的精髓，主要表现为以对宇宙、社会、人自身的朴素认识为代表的世界观，以朴素辩证法为代表的方法论，以追求和谐社会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观，以“修齐治平”和“三不朽”为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在物质分配与交换领域，则主要体现为“诚信为本”、“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这是中国金融文化诞生和成长的土壤，是传统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还应注重吸收国际金融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主流正面文化。国际金融同行的法制观念、重视体制机制建设的精神、创新精神、敬业精神以及对工作的细致入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在学习的过程中还应辩证思考，
除弊兴利。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讲是金融文化的危机，凸现出当前国际金融文化中一些问题。首先是利信问题，金融本以信用为基础，但是现在国际金融业已然出现罔顾信义、唯利是图文化，其中尤以华尔街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最为典型；其次是虚实问题，金融本属虚拟经济，应该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普遍存在创新无度文化，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 还有就是王霸问题，这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概念，金融涉及各国共同利益，本应着眼宏观全局，谋取共赢之道，但是国际金融业霸权文化盛行，其中尤以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QE2为甚。拳头第一，丛林法则，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 开始，延弊至今。这些表现在形而下层面的具体现象，实质是形而上层面的国际金融文化扭曲，也是国际ZZ生态强权ZZ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反映。
金融文化领域目前有十大乱象亟待纠正：
一是贪大求快文化。盲目攀比，片面求大求快，进而形成“唯规模”论， 乱拉存款，乱比市场份额，乱比发展速度，酿成风险隐患。
二是粗放经营文化。贪大求快导致不是靠服务靠效率，业务是跑关系跑出来的，挖人挖出来的。这种粗放文化应该说是普遍存在的。
三是发展趋同文化。同质化严重，都要“做大做强”，都搞零售转型，都扎堆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千行一面，了无特色。
四是轻视信用文化。认识不到诚信是金融之本，是命根子，为抢市场份额无所不用其极。五是轻视法规文化。许多机构，许多从业人员在市场竞争中存在侥幸心态，没有遵纪守法的自觉意识，违规现象非常普遍。
六是二元文化。中国金融发展中，东中西部、城乡金融等发展不平衡，形成“二元金融”和
“二元金融文化”，而且已经见怪不怪了。
七是惩办文化。讲处罚多，讲教育少，形成惩办主义，而关系疏通好了又可以放一马。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恩威并济，教育为主，处罚为辅。
八是照搬文化。改革开放固然要学习国外有用的东西，但也不能什么都照搬外国。比如我们的公司治理，既搬来英美的独董制，又搬来欧洲的监事会制， 叠床架屋，重复劳动，加大成本，影响效率。
九是短视文化。不善于从战略、从长远、从全局考虑问题。金融业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懂技术，一定要细致，细节决定成败。但凡事都有两个方面，我们的思维从战略上、长远上、全局上考虑问题不够。
十是“井蛙”文化。金融危机中盲目乐观存在井底之蛙心态，缺少忧患意识。另外，只知金融不知其他，视野很窄，不知经济决定金融，不懂虚拟经济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根。
在当前这个“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阶段，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十分突出，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目前在世界上也是最好的，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有忧患意识。金融危机对中国既是“危”也是“机”，特别是将产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机遇。通过我们三十年金融的发展，实现了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成为金融大国，应该借此机会再转变为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金融业要进行整体的“反思悟道”， 把握“八个第一”：一是安全与发展并重，提倡发展，重视安全，安全第一； 二是竞争与服务并重，改善服务，文明竞争，服务第一；三是德治与法治并重， 提倡德治，并用法治，德治第一；四是信任与管理并重，增进信任，加强管理， 信任第一。五是信用与效益并重，提倡信用，合规增效，信用第一；六是信仰与约束并重，提倡信仰，兼以约束，信仰第一；七是市场份额与员工幸福感并重，重视市场，更重视员工，员工幸福感第一；八是谋技与通道并重，重视技术，更重“通道”，“通道”第一。
我建议编制《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纲要》，并且试编两个指数“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和“金融企业文化指数”。“国家金融文化指数”涵盖内容主要包括： 金融宏观调控能力效用和预见性、金融市场意识、金融监管能力与安全守法意识、金融创新意识、金融人才意识与人才使用合理度、金融全员幸福度、金融社会环境与社会诚信意识、金融理论建设、金融国际环境和谐度以及金融对社会和谐发展贡献度。“金融企业文化指数”可以以“金融企业发展的十条准则” 为基础，主要包括：更有效益的发展、更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更有后劲的发展、更有创新能力的发展、更有前瞻性的发展、更有凝聚力的发展、更协调的发展、更有品位的发展、更有社会责任的发展，更有员工幸福感的发展。
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勇于担当的金融家。有能力有担当的金融家是金融业发展的中坚力量。真正的金融家应当是在金融这个特定领域精通专业、兼通其他，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真正的金融家应当是有思想而非空想，有信仰而非迷信，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哲学家。真正的金融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ZZ家。中国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对社会负责、勇于担当的具有真正ZZ家素养的“金
融家”。他们要以社会为己任，以行业长远发展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在乎一时的利害得失，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中国金融文化建设能否成功，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继往开来，中国能否实现从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关键在此。
对于金融文化问题，不应陷入空谈，而应当找到切实的落脚点。从目前看， 要落在解决当前金融三大问题上。一是要控通胀。弗里德曼讲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它不仅是货币现象，还是经济现象，同时又是社会现象。这些社会现象、心理现象，其实就是文化的现象。二是控外汇储备。我从2007年开始曾提出，根据经验判断中国外汇储备人均600美元左右为宜，同时外汇储备要五路分流。现在外汇储备突破3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大问题，应当采取措施将我国外汇储备控制在8000亿～1.3万亿美元为宜。三是控风险。存款蛋糕就这么大，已基本切完，“十个和尚五碗饭”，就导致恶性竞争。具体链条是“财务违规风险
→行贿受贿风险→银行声誉风险→银行信用风险”。保持适度竞争，才能控制 住整个行业的风险。金融文化的使命在于推动金融业全面稳健发展，所以要落 实到具体的决策和工作中。从长远看，金融文化作为最重要的金融软实力，要 落在推进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协调发展上，落在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上。 建设金融文化，是一种生产力，是一项灵魂工程，关系到金融发展方式的
转变进程，也关系到中国能否从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转变为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我们应当不懈地探索金融文化的精髓，健全现代金融文化体系，以金融文化的繁荣带动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以金融文化的繁荣贡献于文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
当前世界经济 唯一能说得清的就是“说不清”
兼谈世界经济棋盘上呈胶着状态的“三国演义”
（2012年3月20日）
当前世界经济 唯一能说得清的就是“说不清”。
一、屡败屡战的美国：在胶着状态中扑腾
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房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告破产，揭开次贷危机“大片”的帷幕，也开始了美国屡败屡战的演出。随着危机急剧恶化，先是美国政府宣布接管“两房”，然后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雷曼宣布破产，摩根斯坦利和高盛转为银行控股公司，全美最大的储贷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接管， 金融危机达到高潮。一系列败阵之下，美国又是紧急贷款，又是注资，又是降息，又是出台经济刺激计划。作为“大片”中最重要的演员，美联储实施零利率政策，将联邦基金利率长时间维持在0至0.25%的超低水平，并两次通过量化宽松、扭转操作等非常规手段，以极低价格向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大规模注入流动性。
几经“扑腾”，美国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新增失业人数降低，失业率开始下降；产能利用率回升，接近危机前的水平；耐用品订单增长开始加速，消费者信心指数近期上扬；房屋销售和开工加速，房地产市场景气指数也有明显上升，房地产行业有可能带动相关产业链，并通过财富效应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 进一步扩大总需求。
然而，“扑腾”的总体效果差强人意，美国经济形势总体仍难言乐观。从产出水平看，去年第四季度才勉强恢复到雷曼倒闭前水平，4年时间里美国经济增长几乎为零，这比二战以来美国历次经济危机后复苏情况都要糟糕。从就业情况看，今年2月份失业率仍然处于8.3%的高位，如果再加上因迟迟找不到工作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失业率接近12%。另外，美国今年1月份全部制造业新增订单环比下降1%，贸易逆差环比增长4.3%，显示其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美联储正在继续观察形势，不排除屡战屡“扑腾”，也就是年内再度出台第三轮量化宽松（QE3）的可能。
二、屡战屡败的欧洲：在胶着状态中越陷越深
2009年底，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引爆了欧债危机。
2011年以来，欧债危机不断恶化，尤以“欧猪五国”最为严重。今年3月初，经
过无数次谈判，吸引全球眼球的希腊债务重组终于有了结果，史上最大规模的主权债务重组就此展开。但债务重组只能暂时缓解财政支出的流动性困难，无法恢复财政收支平衡。如果欧洲经济增长依旧乏力，各国继续享受超高福利的“民主红包”，财政收不抵支的矛盾就无法克服；如果欧元区继续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而各成员国继续维持差异化的财政政策，各国财政赤字就无法通过债务货币化的合法方式化解；如果欧盟不升格为正式的“欧罗巴国”，差异化的财政政策就无法解决（美国作为独立国家，联邦财政与州财政仍是“井水河水”）；如果欧盟各国不是死到临头，也不会同意升格为“欧罗巴国”。因此，希腊危机远未过去，欧债危机远未结束。
欧债危机的第一阶段是主权债务危机，现正步入第二阶段，即债务重组后银行盈利和融资能力下降的银行业危机。第三阶段将是实体经济危机，欧洲银行业将不得不紧缩信贷投放并最终伤及实体经济。为了经济复苏大局，一向稳健的欧央行长时间将基准利率维持在1%的低水平，并
在今年2月底向欧元区银行体系提供超过5000亿欧元的3年期低息贷款，希望以此促使商业银行更多地向实体经济放贷，提振濒临衰退的欧洲经济，还积极购买意大利、西班牙等欧元区国家债券，以降低这些国家的融资成本。尽管如此，在导致欧债危机的深层次矛盾未能彻底解决以前，欧洲各国的努力改变不了屡战屡败的命运，只能是在胶着状态中苟延残喘。
三、新兴经济体：在三面夹击中前进
危机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虽“风景这边独好”，但在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特别是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也不约而同地受到稳增长、防通胀和调结构的“三面夹击”。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已由危机以前的“高速”增长换挡为“中高速”甚至“中低速”，巴西从前年的7.5%大幅下降至去年的2.7%左右，南非今年增长预计只有2.5%。在全球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美欧不断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的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普遍存在物价水平上涨、资产价格居高不下现象，抑制资产泡沫、控制通胀压力不小。防通胀、保增长的关键还是调结构，特别是深度挖掘内需潜力、实现产业延伸和升级。
需要指出的是，还有三大不确定因素影响甚至左右着世界经济走势。一是ZZ因素。今年是大选之年，美国、俄罗斯、法国、墨西哥、韩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均要举行大选，5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的4个国家要发生首脑更替，
这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深远。二是社会因素。去年的“阿拉伯之春”至今仍在发酵，北非、西亚各国各种动乱仍在持续，叙利亚武装冲突激化，伊朗局势走向尚不明朗。三是自然灾害频发，极端天气愈演愈烈。
当下，世界经济唯一能说得清的只能说是“说不清”。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中国要以静制动，“冷静观察，发展自己，保持主动，积极应对”。另一方面，要在内部切实坚持稳中求进。
“稳”是前提。千稳万稳一句话就是可控，就是不出事。“求”是手段。稳定不是固定，“求”就是要深化改革。坐地日行八万里，最大的动就是最大的稳，最大的稳也就是最大的动。“进”是目的，是效果。在稳的前提下，前进中的问题只能靠前进解决。
当下美国经济＝复苏趋势＋不确定性
（2012年4月24日）
一、历史大镜头下看美国
放在历史的大镜头下看，我曾以美国的四大地标比喻美国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独立战争期间的“落基山奠基阶段”、建国到一战期间的“尼亚加拉瀑布式前进阶段”、一战到二战期间的“密西西比河式前进阶段”和从朝鲜战争到金融危机期间的“两大洋波浪式涨潮阶段”。“大萧条”是美国大历史的第一个“反向转折点”，表明美国的发展不再是尼亚加拉瀑布式的“飞流直下”， 而是如密西西比河式的“曲折前进”。“大萧条”的根本解决是靠二战。二战渔利后美国经历了三次大的退潮，即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这成为美国大历史的第二个“反向转折点”，打破了美国“金身不败”的神话。后来美国又经历了三次大的涨潮，即里根主义、苏联解体、资讯革命， 美国神话出现“回光返照”。自里根主义开始的这三十年间，美国又展开了五个作用力与三个反作用力的博弈。五个作用力是：利用广场协议压制日本、利用亚洲金融危机敲打“四小龙”和“四小虎”、发动科索沃战争动摇欧元、兴起资讯革命领先全球以及实行宽松政策刺激经济；三个反作用力是：9·11事件、安然事件和次贷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可以说是美国大历史的第三个“反向转折点”。从历史大镜头看，每经历一个转折点，美国就将下一个台阶。
二、当下美国经济＝复苏趋势＋不确定性
在历史大镜头之下再看美国金融危机后的小镜头。最近笔者访美期间，公务之余顺带对美复苏趋势做了些观察和了解，分析了一些数据和评论，同不同层面人群进行了交谈，其中包括银行家、企业家、学者、中产阶级、底层民众等。不同层面人群所持结论不一，总体看既呈现复苏趋势又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特别是从阶层看，越高层越看好，越底层越不看好。从积极方面看，主要表现为就业状况持续改善。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但从2011年底后开始下降，从危机期间的10%下降到今年3月的8.2%。此次访美期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机场安检的就业人员增加，因此也有人说所谓就业增加主要靠政府部门，也就是说推动力是政府而非市场。此论可立此存照暂不下结论。另外， 从工业产出指数来看，今年2月已超过96，虽然还未恢复至危机前的2007年（该指数为100）水平，但已远远超过2009年（最低时只有83）的低谷。从消极方面
看，最有代表性的房地产市场仍处于低谷，已获准新建私人住宅、已开工新建私人住宅以及房屋销售等最新指标仍处于2007年以来的底部，今年2月份现房价格均值为每套15万美元，不仅比2007年低30%以上，也低于去年的16万至17万美 元的水平。此外，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增长缓慢，制造业PMI指数忽上忽下，国际贸易逆差未能显著缩小，表明经济增长动力仍显不足。从哲学角度看，笔者三年前曾给出世界经济将在经历三至五年的下行期后再出现一个新的上行期的判断，单从美国看笔者现在仍持此论。
三、欧债危机和大选年更增加了美经济的不确定性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几大经济体之间更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目前，影响美复苏的最大变数是欧债危机。美欧之间金融交易和贸易往来密切，美国银行业在欧洲有大量风险敞口，欧洲银行业也拥有大量美国资产， 欧债危机导致欧洲银行业受损，美国银行业难免湿鞋甚至落水。如果欧美银行业收紧信贷，必然影响到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复苏。美国与欧洲互为主要贸易伙伴，贸易量大体互为20%，欧洲经济不景气，同样影响到美国的出口，并影响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目前看来，欧债危机无解，至少短期内无解。受欧美影响， 新兴经济体也存在较大幅度下滑可能，美、欧、新兴经济体甚至有可能出现“相互逆拉动”。同时，今年又是美大选年，从目前的选情看，罗姆尼作为共和X候选人与现任总统奥巴马对决已成定局，美国大选提前进入决战，主战场将是“经济复苏”。为了增加选资，不排除出台QE3的可能性。QE3的本质就是对内刺激本国经济，对外贬值债务和输出通胀，对此我们要有所准备。
欧洲将陷入“十二种争斗”
（2012年5月28日）
随着奥朗德的上台，在解决欧债危机问题上首先将面临“救助思路之争”。默克尔和萨科奇都主张“紧缩”，但“默科奇”已经解体。奥朗德主张“扩张刺激”，这既是他的思路，也是他的利益。尽管德法两国在以后的磨合中会出现某种妥协，但这个“救助思路之争”不可避免。
扩张刺激需要财力。欧元区多数国家的债务率（国债余额/GDP）和赤字率
（财政赤字/GDP）远远超过60%和3%的“红线”，已无财力搞刺激，唯有提高利率继续发债，由后人埋单。且不说议会是否同意后人埋单，即使同意后人埋单， 债券能否发出去也要两说。这将陷入“财政能力之争”。
财力不行央行可以发票子。但欧洲央行的政策非一国所能决定，需要多数成员国同意才行。欧洲央行继承了德国央行以“捍卫马克”为首要任务的传统， 将“保卫欧元”作为首要职责，成员国要想通过央行发票子搞扩张刺激不容易。这将陷入“货币权力之争”。
欧元区货币权力之争的核心是“德法博弈”，这是因为在欧元区德国是经济老大，法国是ZZ老大和经济老二。货币权力之争的背后是德法及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国家实力之争”。
欧洲经济实力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传统产业外移到劳动力便宜的新兴市场。产业外移造成产业空心化，产业空心化后政府收不上税，财力削弱，这实际上反映了欧洲的“产业战略之争”。
欧洲人口老龄化使欧洲人口减少，这块大陆需要新移民，久而久之欧洲人将成为欧洲的“少数民族”，这使欧洲人感到前途堪忧，将陷入“欧洲前途之争”。
欧洲移民增加将导致外来文化增加，加剧基督教文化同伊斯兰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冲突，陷入“欧外文化之争”。
文化冲突使社会动乱加剧，“欧洲天堂”之梦破碎。挪威枪击事件就是一例。这将使欧洲陷入“社会动乱之争”。
实践证明单纯依靠紧缩的办法行不通。一方面，被救助方（如希腊）选民对主张紧缩的政X不满，议会选举受挫；另一方面，施救方（如德国）老百姓不乐意拿自己的钱救别人，当局选票受影响，默克尔支持率已降至最低点。这
将使欧洲陷入“ZZ权力之争”。
欧洲长期的高福利主义把人养懒了，不管有无条件似乎都是理所当然，形成“高福利主义天然合理论”。现在欧洲人信奉的是路易十五“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理念，国家意识淡薄，国家破产不破产不管，我的福利不能下降。这与东方民族不同。历史上欧洲就是各国打来打去，版图划来划去。这反映了欧洲人的“国家观念之争”。
西方ZZ是竞选第一。民主是对的，选举也是对的。但为了眼前利益，竞 选时各X派竞相吊高选民胃口，能否兑现以后再说。这种极端民主化的竞选体 制走向反面，是欧债危机的ZZ体制根源。这使欧洲陷入“ZZ体制之争”。 欧洲现在已走到了“进”（统一财政成立“欧罗巴国”）、“退”（欧元
区解体）、“半退”（开除希腊）、“拖延”（妥协拖一天是一天）的交叉路口，正面临着“欧元前景之争”。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欧洲的争斗将进入白热化。我个人对欧洲的人文素质是认可的，欧洲文明曾经引领世界潮流。然而，凡事有生就有灭。欧洲“咸鱼翻身”唯赖新的产业革命，但这可能吗？至少远水难解近渴。见仁见智，立此存照，勿谓言之不预也！
应对金融危机 需要一批“真人”
（2012年7月16日）
当今世界经济形势，美国金融危机引燃欧债危机火药桶；欧洲本身就是一个火药桶，二战后，高福利，人养懒，产业空心化，靠发债支撑。美国金融危机尚未解决，又引燃了欧债危机，并以2009年底评级公司下调希腊评级为标志将欧债危机火药桶引爆。美国金融危机是“心梗”，服“硝酸甘油”尚可缓解； 欧债危机是“癌症”，无解。欧洲不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就解决不了产业空心化问题；不解决产业空心化问题就解决不了税收和财政增支问题；不解决税收问题又要满足超高福利主义文化与极端民主化竞选体制，就得发债，就解决不了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的问题。由于财政政策的差异性和货币政策统一性的矛盾， 各国财政赤字不能通过债务货币化的方式解决；要解决就要统一财政成立“欧罗巴国”；不解决欧盟升级为“欧罗巴国”问题就解决不了差异化的财政政策问题；欧洲各国不到死到临头，就解决不了升格为“欧罗巴国”的问题。所以无解。不但无解，第二阶段还要演变成银行业危机；第三阶段还要演变成实体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对中国是“危”也是“机”。是“危”，有人提出当今世界战争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通过武力，掠夺别国“物质形态”财富的有硝烟的战争；第二种是通过非武力掠夺别国“价值形态”财富的无硝烟战争， 主要是金融战争，这将是未来战争的主要形态。货币的债权或资本的股权，都可以货币或资本金融及其衍生品的方式，瞬间把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财富实现悄悄转移，用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完成用军事手段难以实现的目的。这种战争发生的危险性一点也不亚于军事战争的危险性。为此有学者认为， 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要像指挥枪那样指挥金融，要像成立国家军事委员会那样成立国家金融委员会。
是“机”，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打击和欧债危机无解，未来100年的世界， 30年到50年，世界将出现一些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英国的今天就是美国的明天）；50年到100年，世界将出现一批与美国平起平坐和一些超美国的国家（意大利的今天就是美国的后天）；100年以后，世界将出现一批超美国家（希腊的今天就是美国的大后天）。
在“危”和“机”面前，最需要的是人才。我从事了30多年金融工作，金
融确实专业性强，我们需要一大批金融专业人才，但我们更应从全球战略高度培养一批具有战略思维的金融人才，特别是造就一批“真人”。没有“真人”， 再专业也没用。什么是“真人”？我简单想了“十条”：
一、有真信仰和理想；
二、有真信心，不能嘴上喊着坚信，心里不信；
三、有真性情，是一个本真的人，不是那种“假人”（不言而喻）； 四、有真思想，想的是天下事，不屑于雕虫小技；
五、有真境界和真胸怀，行为的出发点为国家民族不是为个人；
六、有真智慧，特别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矛盾要有“道”的大智慧； 七、有真学识，学识在数量上要有平面的宽度和立体的厚度，质量上要有
融会贯通的思想深度；
八、有真语言，不能讲话假大空；
九、有真行动，不尚空谈，付诸行动，敢担当，关键时刻能上去；
十、有真朋友，真人交真心，才有真朋友。说假话，不交心，无法让人从心里佩服，就没有真朋友（这个“真朋友”既指个人之间，也包括国家之间）。交真朋友首先要在国人思想中破除“行政级别是衡量人与人关系的一般等价物” 的陈腐观念。另外，我还曾提出过交友的三种形态：
一为“利交”。眼下社会，可以说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九，基本都属于“利交”。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应当允许，否则你就将自绝于整个社会。海瑞固然可敬，但海瑞的日子也着实难过。二为“义交”，最典型者刘关张也。“义交”其实许多是在“利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现在也不多了，能有百分之十就不错了。三为“神交”。何为“神交”？当年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此之谓也。这个现在还有多少呢？不知道！
古往今来，中国、世界有一大批志士仁人，都是“真人”，如今“真人” 少了。培养“真人”，关键要有产生“真人”的土壤。有了“真人”，辅以专业人才，才能战胜危机，捕捉机遇，实现复兴。
欧债危机慢性病再次急性发作
（2012年7月26日）
上周五签署的1000亿欧元西班牙银行业救助协议墨迹未干，本周一西班牙债市暴跌，在全球市场引发抛售风潮。此外，欧元兑美元连续下挫，创两年来新低；欧洲股市普遍大跌。
屋漏偏遇连夜雨，周一晚穆迪又将德国AAA评级的前景展望下调至负面，顺带将荷兰和卢森堡AAA评级的前景展望也下调至负面，欧元区顿有“忽喇喇似大厦倾”之感！要知道，这一切离6月底欧盟峰会取得“几个月前还根本无法想象” 的三大成果还不到一个月。
当今世界经济总的态势是，美国金融危机是急性病，是心梗，服了硝酸甘油尚可缓解，现在美国经济正处于缓慢复苏中，但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美国金融危机引爆的欧债危机是“癌症”，是无解的慢性病，并且时时急性发作，给全球经济蒙上阴影。
为应对欧债危机，欧盟峰会频频、德法领导人会晤不断，甚至近3年的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峰会的焦点也始终围绕欧债危机进行。回首过去这3年，危机程度之险要、被救国期盼之急迫、施救国出手之纠结、危机过程之跌宕，堪比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然而，每一次救助方案出台换得的片刻乐观和希望，很快就被其后无情的市场狂风暴雨所浇灭。
欧债危机的症结是，二战后欧洲国家长期实行高福利政策，政府负担沉重， 加入欧元区后的南欧诸国经济竞争力下降、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乏力，政府无法支撑高福利，只得发债借钱维持，债务雪球越滚越大，最终酿成危机。极端民主化的竞选体制和不切实际的承诺，又加重了债务负担，使得债务危机一发不可收拾。欧债危机现已陷入僵局，如同“第22条军规”中的那个想退役的飞行员，进退两难。
对于危机最严重的希腊而言，退不退出欧元区都是死结。要想不退出就要实施紧缩政策，一紧缩经济增长就要受损，一受损民众福利就要下滑，一下滑民众就要闹事，民众一闹事政府就得放松紧缩政策，一放松紧缩，德国就不会出手，德国不出手希腊就会断炊。而对于德国而言，老百姓不愿用自己的钱去救他人，默克尔面临的是要选票还是要欧元的选择。
欧债危机未来不外乎三种可能：
一是“进”，各成员国化当下之“危”为未来之“机”，在不进则解体的高压下，统一各国财政收支，进而在此基础上成立“欧罗巴国”，实现“联邦”。按目前形势，由货币联盟前进到“联邦”还有相当距离。
二是“退”，各国无法在紧缩和救助问题上达成一致，希腊等国只好先后退出欧元区，此举势将产生骨牌效应，最终导致欧元区全面解体。
三是“半退”，这又有两种可能：或者希腊有序退出，尽量减少过大的负面影响；或者欧元区一分为二，边缘国家使用“B欧元”，核心国家使用“A欧元”，“A欧元”和“B欧元”之间的汇率可以浮动，“B欧元”国家好转后可以 重新回到“A欧元”集团。“退”和“半退”实质上都是欧元区的解体。目前欧洲国家由于各自利益使然，实际上既未进也未退，而是在“拖”。
未来，欧债危机还会在拖延中继续挣扎，其最终结局尚需拭目以待。但其对美国、新兴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的“反向逆拉动效应”不可小觑，因为美、欧、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相互占比达到20%，经济一体化程度远远超过以往。
纵论世界经济“三国演义”
广东金融要打好“三张牌”
（2012年8月28日）
三十余年之前，广东在改革开放中领跑中国，如今，广东正处在经济转型 的关键节点，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指明了“转型升级，金融先行”的方向。 以金融促进转变发展方式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广东再次面临难得的历史机
遇。今年6月，旨在探索金融改革与创新先行先试的《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获国务院批复同意。
为加快金融强省和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广东省政府6月底在广州隆重举行“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简称“金交会”）。
6月27日上午，中国光大集团、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应邀在金交会主论坛上作主题演讲，畅谈了对金融创新及广东经济与金融发展的思考。在他看来，当前，美、欧、新兴经济体是世界经济“三国演义”的主角，眼下的主战场是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这对新兴经济体是“危”也是“机”。
1“脱离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创新”是危机根源
回过头来看，作为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导火索的美国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定时炸弹”：一是美联储放松银根刺激房地产；二是美商业银行贷款给无力购房者（“次贷”）；三是银行将“次贷”打包以债券形式（“资产证券化”）变成“次债”卖给投行；四是评级公司给“次债”高评级；五是保险公司给“次债”上信用保险；六是投行卖给世界投资者；七是链条断裂， 投行、银行倒闭，产生金融危机。凡此种种，无不折射出过度创新的阴影。
就欧债危机而言，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老龄化和高福利酿成的“产业空心化”。尽管税源缩水，欧洲不少国家仍要顺应长期形成的超高福利主义文化，最终只好借债度日。加之政客为了竞选，许诺不断提高福利，于是债务雪球越滚越大，一大批国家超标（债务余额／GDP超60%，财政赤字／GDP超3%）， 形成了一个火药桶。
辩证来看，美国的“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 是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欧洲银行业问题；欧洲为解决银行业问题又只好加大债务。由于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各国不能自主选择货币政策；差异化的财政政策又使各国债务没有硬约束。最终，评级机构下调希腊等国的主权信用评级
引爆了欧洲的火药桶。
欧元区“病入膏肓”
之所以这么说，基于两点理由：一是不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就解决不了产业空心化问题；不解决产业空心化问题就解决不了税收和财政增收问题；不解决税收问题又要满足超高福利主义文化与极端民主化竞选体制必须发债，也就解决不了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的问题。二是由于财政政策的差异性和货币政策统一性的矛盾，各国财政赤字不能通过债务货币化的方式解决，要解决就要统一财政成立欧罗巴国。因此，不解决欧盟升级为“欧罗巴国”问题就解决不了差异化的财政政策问题。显然，欧洲各国“不见棺材不落泪”，组建“欧罗巴国” 必定遭遇重重阻力。所以，“欧债危机”无解。
以位于“欧债危机”震源的希腊为例，大选结果解了近忧但留下远虑。新民主X以微弱优势获胜，实际上是希腊人在最后一刻为留在欧元区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希腊人的真实心态是既要过舒服日子又要留在欧元区。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在被赶出欧元区日子更苦的情况下，希腊人两害相权取其轻， 选择了这样一个权宜之计。新民主X组阁后如何“安内”，是对新民主X的第一个考验。其次，希腊二次选举结果是在欧元区特别是德国压力下的“城下之盟”，如何处理国内反对紧缩的呼声和欧元区坚持紧缩的矛盾是对新民主X的第二个考验。最后，眼下希腊正面临高企的失业率和决堤的财政赤字，但要留在欧元区就得紧缩，而紧缩又将加剧衰退。如何处理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紧缩承受力之间的矛盾是对新民主X的第三个也是最大的考验。
欧洲将陷入“十二种争斗”
随着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的上台，解决欧债危机问题首先将面临“救助思路之争”（奥朗德主张“扩张刺激”）。
扩张刺激需要财力。欧元区多数国家的债务率超标，已无财力搞刺激，唯有提高利率继续发债，由后人埋单。这将陷入“财政能力之争”。
财力不行央行可以印钞票。但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非一国所能决定，需要多数成员国同意才行。这将陷入“货币权力之争”。
欧元区货币权力之争的核心是“德法博弈”，这是因为在欧元区德国是经济老大，法国是ZZ老大和经济老二。货币权力之争的背后是德法及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国家实力之争”。
欧洲经济实力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传统产业外移到劳动力便宜的新兴市场造
成产业空心化。这实际上反映了欧洲的“产业战略之争”。
欧洲人口老龄化使欧洲人口减少，这块大陆需要新移民，久而久之欧洲人将成为欧洲的“少数民族”。这使欧洲人感到前途堪忧，将陷入“欧洲前途之争”。
欧洲移民增加将导致外来文化增加，加剧基督教文化同伊斯兰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冲突，或陷入“欧外文化之争”。
文化冲突使社会动乱加剧，“欧洲天堂”之梦破碎，挪威枪击事件就是一例。这将使欧洲陷入“社会动乱之争”。
实践证明单纯依靠紧缩的办法行不通，被救方如希腊（不愿过紧日子）和施救方如德国（老百姓不乐意拿自己的钱救别人）都不满意，选票就要受影响
（默克尔支持率已降至最低点）。这将使欧洲陷入“ZZ权力之争”。
欧洲长期的高福利主义把人养懒了，国家意识淡薄。在老百姓的心中，国家破产与否，个人福利都不能下降。这与东方民族不同。历史上欧洲各国就征战不休，这反映了欧洲人的“国家观念之争”。
西方ZZ是竞选第一。民主是对的，选举也是对的。但为了眼前利益，竞选时各X派竞相吊高选民胃口，能否兑现以后再说。这种极端民主化的竞选体制走向反面，就是欧债危机的ZZ体制根源。这使欧洲陷入“ZZ体制之争”。
欧洲现在已走到了进（统一财政成立“欧罗巴国”）、退（欧元区解体）、半退（希腊退出）、拖延（得过且过）的交叉路口，正面临着“欧元前景之争”。
总之，欧洲的争斗将进入白热化。我个人对欧洲的人文素质是认可的，欧洲文明曾经引领世界潮流。然而，凡事有生就有灭。欧洲“咸鱼翻生”依赖新的产业革命，但远水难解近渴。
从哲学角度再看世界
如果用哲学“对立、运动、转化、平衡”的思路去分析当前的世界形势， 或许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矛盾依存：苏联解体，一方不存在，另一方欧美铁杆联盟也难以存在。
主要矛盾：美、欧、新兴经济体将成为世界经济棋盘上的主要矛盾。
矛盾转化：美、欧开始走下坡路，新兴经济体开始走上坡路。
量变质变：全球危机先是量变，新兴经济体与欧美经济较量中，每一次危机双方各上、下一个台阶，长远看必发生质变改变世界秩序。
未来一百年的世界形势，我个人判断：
30年到50年，世界将出现一些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英国的今天就是美国的明天）；
50年到100年，世界将出现一批与美国平起平坐及一些超美的国家（意大利的今天就是美国的后天，意大利文化曾引领世界潮流）；
100年以后，世界将出现一批超美国家（希腊的今天就是美国大后天）。
波浪式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直线型的，变化中将不断出现反复。
相互联系：看问题的视角要从经济、ZZ、社会、自然甚至包括宇宙， 全面相互联系地观察。
理性选择：谁也不能独善其身，需要“道”的大智慧；认识“地球村” 安危与共，一损俱损，谋求“全球共赢”。
防止矛盾转移：“矛盾的双方无不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要防止将危机的矛盾转向中国；防止转嫁危机引发战争。
5金融危机对中国是“危”也是“机”
中国金融当前的定位是金融大国而非金融强国（金融硬实力明显增强，金融软实力不足），应借机实现由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
首先要外倚内练，吸精固本。吸取国际金融的精华，但要根植中国，为我所用；根植实体经济，为经济社会服务。
其次要夯基定向，稳中求进。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明确安全第一， 加强监管，通过金融改革创新，发展我们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最后，要从全球战略高度思考中国金融。金融战争将是未来战争的主要形 态。货币的债权或资本的股权，都可以货币或资本金融及其衍生品的方式，瞬间把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财富实现悄悄转移，用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完成用军事手段难以实现的战略目的。这种战争发生的风险性一点也不亚于军事战争的危险性。为此有学者指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要像指挥枪那样指挥金融，要像成立国家军事委员会那样成立国家金融委员会，这个观点发人深省。
中国金融最大的问题是软实力不足，软实力不足中最大的不足是人才的不足，而人才的不足又主要是缺少产生人才的土壤。如果没有一批真正的金融人才和产生人才的土壤，中国就很难抓住金融危机的“机”。
广东是中国经济最为活跃、外向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广东如何突围对中国来说具有战略性意义。
一是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广东金融的先行， 就没有中国金融的今天。这里产生过我国第一张信用卡、第一家证券公司、第一个外汇市场、第一家电子结算中心但广东金融业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值得吸取教训。
其次要立足实体，适度创新。广东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GDP占全国的11%； 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3%；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直接融资占比27%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广东金融发展的基础。同时，金融的生命在于创新， 要适度创新，但注意切勿过度。
在我看来，广东金融创新应着眼于“三性”进行：一是地理位置的外向性， 特别是在毗邻港澳、东南亚方面做足文章；二是经济模式的多样性。广东的企业规模有大有中有小，资本属性有国有、有民营、有外资，这为金融创新多样性提供了基础；三是改革开放的先发性。有学者指中国金融的发展路径是财政金融→货币金融→资本金融。在当前中西部正在做货币金融文章的时候，广东应做足资本金融的文章，直接融资比重要大幅高于全国水平。
值得期待的是，继温州之后，珠三角成为全国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但也要清醒认识到，现在东部开放、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没有政策不惠及的地方。因此不要指望再给更多的政策，改革本身就是最大的政策。另外，有了政策还要在“度”内做足文章，超过了“度”，改革的成本将大于收益，超得过多，就将以牺牲为代价。
培养勇于担当的金融家 建设金融强国
（2012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取得巨大进步，已成为金融大国；进步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尚未成为金融强国；需要通过培养一大批勇于担当的金融家，尽快实现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
一、中国金融业取得巨大进步
中国金融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取得了巨大进步，突出表现为经历了四个阶段，跨上了三大台阶，建立了十大体系。
第一阶段，铺垫阶段（1978-1983年）。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重视、 发展、搞活金融，客观上为向市场经济转轨作出铺垫。如1978年人行升格为国务院组成部门，1983年实行流动资金“拨改贷”；等等。
第二阶段，起步阶段（1984-1992年）。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起步，跨上 第一个台阶。如1984年人、工两行分家，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86 年重新组建交通银行，同时开始组建全国性股份制金融机构；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资本市场初步形成；等等。
第三阶段，攻坚阶段（1993-2002年）。开始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攻坚， 跨上第二个台阶。1993年12月，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把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实行外汇体制改革和汇率并轨；完善证券市场；对违法违规金融机构及活动进行治理整顿；1994年，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实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1995 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颁布实施，专业银行成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996年，建成全国统一的货币市场；1997年，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深化金融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1998年， 定向发行2700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2001年12月，加入WTO并公布银行业对外开放时间表；等等。
第四阶段，确立阶段（2003年至今）。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跨上第三 个台阶。如成立银监会，正式形成“一行三会”体制；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启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进行国有商业银行注资、财务重组、推动公开上市；启动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全面推动其他类金融机构
改革；完善各类金融市场；2005年进一步实行汇率改革，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 率制度；2006年中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等。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金融资产总额只有1100亿元人民币，2011年底，中国
金融资产规模达156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不考虑物价因素，增长1300多倍；2011 年，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即M2/GDP为180%，相比1978年的16%提高了164个百分点，已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2011年底，中国城乡金融网点突破20万个，相比1978年不到2万个，增长了近10倍；2011年底，中国金融从业人数约470万人， 相比1978年的78万人，增长了5倍多；2011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近2.4万亿元人民币，相比1978年的68亿元人民币，增长了350倍；2011年，中国外汇储备相 比1978年的1.7亿美元，增长1.9万倍；此外，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12年按一级资本最新排名，中国进入世界前1000家的银行已从2006年的25家增加到现在的110家，居世界第二位；中国股票市场从无到有，2011年，沪深两市股票 市值已达21.5万亿元人民币。
同时，中国成功地建立了十大金融体系。一是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二是金融法律体系，三是金融监管体系，四是金融市场体系，五是金融组织体系，六是金融业务体系，七是金融科技体系，八是金融开放体系，九是金融人才体系， 十是金融理论体系。
二、当前需要关注的十大金融问题
在肯定中国金融业巨大进步的同时，需要正视中国金融业发展中的问题； 尤其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外需不振、内需乏力，经济进入下行轨道，更要高度关注以下十个方面：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一直保持着比例与余额“双降”态势，但目前随着经济的下行，不良贷款余额开始出现反弹。2012年二季度末，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4564亿元，比一季度增加180亿元，已是连续第三个季度的上升。与此同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出现反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巨额不良贷款曾经严重影响我国银行业的稳健运行， 并使得大部分机构处于“技术上破产”状态。近几年，在我国银行业技术上好转的同时，为抵御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加大了信贷投放力度。在当前经济下行期，我们应对不良贷款反弹高度警惕，并采取必要的化解措施。
当前由于银根偏紧，企业“钱荒”，致使民间金融活跃，私人借贷、信用互助会、私人钱庄等民间金融组织迅速蔓延，高利贷十分严重。民间金融活动游离于监管之外，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发生风险或者经济纠纷时难以找到法律依据和管理部门，一旦经济环境恶化，资金链断裂，风险将传导至信贷市场、证券市场和实体经济，引发更大风险。同时，在宏观经济形势趋紧的背景下， 非法集资风险也急剧增加，并出现新的动向。有些创业投资公司、担保公司、保险代理机构等成为非法集资的载体，借贷型、投资型、虚拟产品营销型等各种非法集资形式层出不穷，打击非法集资的任务十分艰巨。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情况复杂，包括城投债（又称“准市政债券”）、平台公司直接贷款等多种形式。各地名目繁多的地方融资平台不仅存在于传统的交通运输、城市建设、土地储备、国资经营等领域，有的还延伸到第三产业。从2009年开始一些地方政府的负债已超过其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债务率整体已经超过100%，未来几年将迎来偿债高峰。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 部分地方政府又开始出台新的投资计划以刺激经济增长，地方债务的潜在风险存在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网上银行、移动金融发展迅速。网上金融服务改变了传统的金融业务运作模式，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效率。但网络金融以具有开放性质的因特网为手段，其安全性一直受到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任何一种风险比操作系统运行停顿或崩溃带来的风险更为严重。中国网上银行业务近年已成为各家银行竞争的战略高地。我们在享受新技术带来的服务效率的同时，更要对系统的安全运行保持高度警惕。
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的加速，中小存款类机构获得稳定资金来源的难度将日益增大，成本将不断上升，流动性风险管理将成为对中小存款类机构持续运行的重大挑战。中小存款类机构的平稳运行直接关系区域金融市场的安全。我国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应当尽快构建和完善符合国情的公共金融安全体系，有效保护存款人投资人利益，维护金融的平稳运行。
经过不断探索，我国金融业逐步形成了今天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格局，
金融监管有效性不断加强，国际认可度不断提高。但随着金融服务多样化和服务质量要求的提升，金融服务综合化趋势日益明显，监管的真空地带和交叉地带不断出现。同时，地方金融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融资性担保公司以及融资租赁公司等准金融机构多由地方负责准入，监管薄弱，需要引起关注。
当前我国金融发展存在多方面的不平衡，包括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等，其中以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最为突出。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如得不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资本项目开放程度标志着一国经济是否完全融入国际社会，是一个国家从封闭型经济最终完全走向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步骤，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资本项目开放是双刃剑，在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 也将带来一系列金融问题，增加国家安全风险管理的难度。因此，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必须与本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在开放的速度上不能急于求成。开放资本账户后，资金流动频繁，冲击货币政策，刺激汇率波动，必须及早制定应对资本大进大出的措施，特别要吸取上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的教训，防止资本项目开放风险。
我国的外汇储备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数亿美元，1996年突破1000亿美元，2006 年突破1万亿美元，截至2012年二季度达到3.24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适度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可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维护国家和企业的国际信誉，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升国家的经济与ZZ地位。但外汇储备超过实际经济需要，放大了真实国力，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我国的“超经济储备”在经济上得不偿失，在国际ZZ上陷入被动。近年来，一些国际利益集团和政客散布中国威胁论，屡逼中国承担责任，频压人民币升值，制造贸易事端，都与中国的外汇储备过高有关，需要高度关注和认真解决。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国家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一个国家的金
融风险会通过不同的传导机制在国际间传染，而金融无度创新又使这种风险的频率不断加快。金融已经没有国界，不流血的金融战争对一国的掠夺有时已经超过流血的战争，这对未来中国金融安全是一个重大挑战。
三、培养勇于担当的金融家，实现中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的巨大成就，分析中国金融业面临的现实问题，中国金融业已经实现了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急需进行软实力的立体提升。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是金融强国的标志。目前，中国是金融大国但还不是金融强国，硬实力的平面扩张如前所述主要还体现在金融资产规模、经济货币化程度、经济金融化程度、股票市值、资本实力、金融机构数量、金融从业人数、外汇储备、市场规模、金融业增加值等方面，而中国金融软实力的问题主要是金融创新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金融市场深度不够；金融企业治理机制不完善；金融法律环境、社会信用环境等金融发展环境需要改善；金融监管需要改进和完善；金融国际化程度需要提高；金融人才配置不平衡高级金融人才缺乏；金融文化建设滞后；金融理论建设滞后；金融国际环境有待改善。
中国实现由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进一步加快创新，进一步加强管理。这些已经在业内形成共识，笔者也多有赘述。但笔者认为当前更为急迫和更为不易的是，中国需要培育良好的金融文化，需要培养一批勇于担当的金融家，培养一批金融“真人”。
笔者过去曾将良好的金融文化概括为“利、法、信、义、道”。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为前提，要以“道”为基础。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结合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内外部环境，现阶段中国金融文化内涵可以表述为：“诚信为本、依法经营，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谋略通道、融入世界。”
培育良好的金融文化关键是需要培养一批勇于担当的金融家，需要培养一批金融“真人”。目前某些“金融家”的社会形象并不让人认可，金融危机以来尤甚，甚至有的已经沦为全球共诛讨的境地，如麦道夫之流。真正的金融家不应是单纯的技术专家，不应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更不应是“庞氏骗局”
的发明家，而应当是在金融这个特定领域精通专业、兼通其他，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应当是有思想而非空想，有信仰而非迷信，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ZZ家；应当是金融“真人”。
什么是“真人”？一是有真信仰和理想；二是有真信心，不能嘴上坚信， 心里不信；三是有真性情，是本真的人，不是“假人”；四是有真思想，想的是天下事，不屑于雕虫小技；五是有真境界和真胸怀，行为的出发点为国家民族而不是为个人；六是有真智慧，特别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矛盾要有“道” 的大智慧；七是有真学识，学识在数量上要有平面的宽度和立体的厚度，质量上要有融会贯通的思想深度；八是有真语言，不能讲话假大空；九是有真行动， 不尚空谈，付诸实践，敢于担当，关键时刻能上去；十是有真朋友，真人交真心，才有真朋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时代呼唤着这样一批勇于担当的金融家、这样一批金融“真人”出现。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 继往开来，实现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关键在此。
警惕美国可能出现的“财政悬崖”
（2012年11月19日）
美国正面临“财政悬崖”。这一概念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今年２月７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提出来的，意指美国的几项挽救经济的措施，包括小布什政府的税收优惠减免和奥巴马政府的2%薪资税减免、失业补偿措施延长，以及“自动减赤机制”等措施，均在2013年1月1日到期。如果美国民主、共和两X不能在今年底前达成共识，美国将出现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并发局面，全年将增加税收5320亿美元，削减政府开支1360亿美元，里外合计高达6680亿美元，支出曲线将如同悬崖般掉头向下，严重影响“复苏拉锯”中的美国经济。一是引发经济衰退。据预测，如两X不能达成共识，2013年美国公共开支减少的规模将相当于美国目前GDP的4%，足以使美国经济陷入全面衰退。二是抑制消费与生产。据有关资料分析，美国将有约1亿多工薪阶层薪资税税率上升2个百分点，同时， 数百万长期失业者将失去救济金。三是扩大失业率。政府削减开支、裁员等将使工作岗位减少近200万个，明年失业率可能升至9％以上。四是政府债务上限触顶，扰乱市场运行，引发股市等金融市场动荡。五将产生“巨大的国际溢出效应”，冲击世界经济，加深欧债危机，使全球经济微弱的复苏势头出现夭折。
由于当前两X在增税问题上分歧明显，“财政悬崖”的解决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总体面临三种选择：一是达不成任何协议任其坠入“悬崖”。这种结局损伤过大，可能性较小。二是搁置争议，延长期限，以便双方继续讨价还价， 这种代价也较高。三是“悬崖勒马”，在年底前通过紧张谈判，各自适当让步， 解决提高债务上限这一燃眉之急，避免出现违约的窘境。继续提高债务上限、有限削减赤字规模，并不是最佳选择，只是一种无奈，将继续增加财政赤字， 拉高失业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财政悬崖”问题只是表象，它的根源是美国长期积累的高债务、高赤字问题，是美国式“经济结构”问题，它的化解也需要较长的过程。美“财政悬崖”将累及世界，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一是要对其下一步走向进行评估，既关注其短期走向，也要研判其长期影响，既关注其直接影响，也要注意其间接影响。二是根据新形势新情况，驾驭好“三驾马车”， 既遏止经济下滑，又防止换届后可能出现的泡沫性反弹，保持稳中求进，为长远改革发展积蓄能量。三是合理搭配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发挥财政政策的抗
周期功能，激发社会需求，提升消费水平与能力。总之，面对美国的“财政悬崖”，我们要汲取教训，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既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又有效防止对某驾马车、某些国家的“依赖症”，尽可能缓解外部冲击。
把“金融街”打造成金融创新的新平台新亮点
（2012年11月20日）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经济变革中的金融业创新”。传统意义上讲的金融创新大体包括金融理论创新、金融体制创新、金融管理创新、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业务创新、金融产品创新等等。实际上我们的金融创新视野可以更开阔一些。我认为在全球经济变革中，中国应当把“金融街”打造成金融创新的新平台、新亮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北京金融街、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等为代表的各地大、中城市的“金融街”、“金融城”、“金融开发区”大量出现，初步估算，全国目前已有500多处，成为全国、地区或城市中以金融服务业为主体的新兴经济增长点。但是，这些“金融街”存在分散性、隔离性、发展不平衡性等问题，是“麻袋中的马铃薯”，没有形成组合效应，需要在现有体制下研究将这些“金融街”、“金融城”、“金融开发区”通过一定形式组合起来，形成合力，形成1＋1＞2效应。当然基于现行体制，这个“合力”主要是一种“软实力”方面的合作，比如可以考虑成立“中国金融街协会”，由全国各地的“金融街”、“金融城”、“金融开发区”等组成，以贯彻国家金融法律法规、促进各地金融业稳健发展、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为宗旨，通过社团形式，交流金融街发展经验，探索金融街之间的合作渠道，促进金融街的科学发展，并借以拉动各地经济，使其既各自为战，又相互策应。具体可以考虑赋予“中国金融街协会”以下功能（当然需要根据情况适时适度推进，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是赋予信息交流功能。定期召开联谊会，加强联谊，交流信息，创办交流刊物，开设网站，条件成熟时可挂靠成立“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二是赋予服务功能。搭建交叉服务平台，为金融机构提供交叉服务，条件成熟时可挂靠成立“中国金融服务公司”。
三是赋予规划研究功能。对比研究国外著名金融街的发展经验，研究中国金融街的规范发展事宜。条件成熟时可挂靠成立“中国金融规划设计院”。
四是赋予培训功能。充分利用金融街金融机构集中、金融人才密集的优势， 打造综合性的人才培训平台，为金融机构提供培训服务。条件成熟时可挂靠成立“中国金融培训中心”、“中国金融大学”。
五是赋予金融理论研究功能。定期召开金融理论研讨会，创办金融理论刊
物，条件成熟时可挂靠成立“中国金融研究院”。
六是赋予非官方对外金融交流功能。作为一个平台，加强与境外同业的非 官方交流，增加中外金融机构的了解。条件成熟时可挂靠成立“中国金融对外交流协会”。
七是赋予核心品牌打造功能。作为一个核心品牌，可以考虑按“金融达沃斯”的目标，由协会主办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中国金融街论坛”，提升中国金融业的国际软实力影响（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金融街协会”本身在世界就是一个品牌）。
八是赋予优惠政策申请功能。协会成员间交流探讨为驻地金融机构服务的相关政策，为向政府部门申请优惠政策提供相互借鉴，必要时可出面统一申请有关政策，如户口迁移、子女入学等等。
还可以考虑其他功能。
北京金融街作为中国金融街的“大哥大”，具有超前性、集中性、拉动性、辐射性、传承性等特点。超前性，具体表现为建设时间超前，90年代初，北京市西城区较早提出了建设“金融一条街”的设想，占了发展先机。发展定位超前，在聚集了国家金融主管部门总部、大部分主要金融机构总部的基础上，其定位可以成为辐射全国、放眼世界的金融商务区。建设理念超前，北京金融街不仅仅包含单纯的金融经济元素，而且有着丰富的文化娱乐、学校教育、餐饮宾馆、购物休闲等元素，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华尔街、伦敦金融城等比肩。
集中性，具体表现为金融监管部门集中，聚集了中国金融业监管部门总部
（一行三会）。金融机构集中，集中了大部分国内大中型银行、保险、金融集团总部，云集了相当数量的世界金融巨头，而且还有众多的分支机构网点。大型企业集中，吸引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大唐、长江电力等大型企业、高级酒店和公寓。由此，在不到3平方公里的区域，入驻北京金融街的金融机构、企业达1600多家，其中金融业法人单位400余家，金融从业人员超过17万人，集中了全国近50%的金融资产，金融资产集中程度全国第一，贡献了北京市近一半的金融业增加值，超过三分之一的三级税收，形成了集金融决策、金融监管、标准制定、信息交流、金融交易、支付结算为一体的国家金融管理中心。
拉动性，具体表现在拉动提高金融服务质量，金融街汇集了各金融机构， 营造了更加直接和充分的竞争氛围，促进了金融综合服务水平的提升。拉动人才培养，金融街金融从业人员近17万人，通过在岗学习、相互交流和专门培训
等方式，提升了金融从业人员素质，成为在实践中培养金融人才的摇篮。拉动 其他行业发展，金融街带动了餐饮酒店、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产业的发展。 辐射性，主要表现在金融集聚产生的“辐射效应”，带动外围地区的金融
和实体经济发展。传承性，主要表现在北京金融街所在地自元代起即被称为“金城坊”，明清两代遍布金坊、银号，这可以说是北京金融街最初的萌芽。
总之，北京金融街的发展历程表明，金融街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也是提升金融软实力的良好平台。目前，全国各地通过各种形式正在大力推进本地区的金融街或金融开发区建设，由于缺乏经验，许多处于摸索阶段。为此，我建议成立的“中国金融街协会”，在发起阶段可以以北京为挂靠单位并在此注册，并同时考虑设立“上海总部”。可以考虑选聘金融界资深人士为会长，设若干副会长；聘若干名誉会长、顾问；由西城区、上海浦东新区负责人同时担任常任副会长，先“组织”（名词，非动词）启动， 再工作落实，通过这种方式，把金融街打造成中国金融创新的新平台、新亮点。
我最后要说的是，知易行难，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但事在人为，中国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
面对经济上可能的“换届泡沫风险” 向地方金融机构进一言
（2012年11月26日）
今天我谈两个问题，一是地方金融机构要防止“换届”之后出现的泡沫风险；二是面对可能出现的泡沫，地方金融机构出路在哪里？
前些天在一个论坛上，我谈过一个观点：今冬明春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两防”，防止经济下滑，防范换届之后可能的泡沫。这次我重点阐述地方金融机构要谨防换届之后的泡沫风险问题。回顾历史，从1978年的“洋跃进”开始， 每到换届，都会出现一股“大干快上”的热潮，形成所谓的“换届泡沫”现象； 每一次的泡沫，都要通过“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等手段去“挤干”；每一次“挤干”，都以银行的不良贷款为代价。久而久之，大银行、中央金融机构变聪明了，成了“老运动员”。此外，这些金融机构与地方金融机构相比具有六大优势：抗风险能力强（船大不易翻）、体制比较完善、管理水平相对较高、宏观信息比较灵通、经历了多年摔倒爬起的经验教训比较理性、干部人事体制垂直管理。所以面对这样的泡沫，相对比较“心中有数”。
相反，地方金融机构则是市场上的新手，一是本身抗风险能力不强；二是体制不够完善（即便有“形”也缺“神”）；三是管理水平相对不高；四是缺少历史上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经验教训；五是宏观信息相对中央金融机构而言不够灵敏；六是本身因其小而存在做大的积极性；七是干部人事体制在地方， 抗干预能力弱，有些还存在不负责任顺情讨好的内生动力；八是地方监管相对中央级监管也比较薄弱。因此，经济在“换届”中容易产生泡沫，地方金融机构在“换届泡沫”中容易被“套住”。几十年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其实，中国经济说“热”也容易，只要货币政策一放松立马见效。但是如果放得过“度”，必将付出更大代价。为此，我利用这次机会向地方金融机构进一言：“切勿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饵而不见钓”；“摔跟头不如跑慢点”。根据我的经验，中国经济是典型的“波浪式经济”，一宏观调控排头就容易变排尾。为了不变成排尾，站队中一二三四五，站在二三的位置最好。
面对这些可能出现的泡沫，地方金融机构怎样才能避免再次“受伤”？地方金融机构出路在哪里？我认为关键是定好位，形成自身特色。我国金融体系长期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融资高度依赖商业银行存贷款，资本市场融资特别是债权融资比例较低；大企业、政府相关企业占有的金融资源优势比
较明显，大银行争相提供授信，金融市场融资渠道畅通，但小微企业和创新企业获得的服务非常有限，突出表现为“两多两难”，即中小微企业多，融资难； 民间资本多，投资难。地方金融机构是金融业中的中小微企业，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是其天然优势。地方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完善体制机制，提升风控能力，创新金融产品，形成自己的特色，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人弃我拾、人强我避”，而没有必要简单模仿大银行去拼网点、拼规模。越是自己的，越有生命力。
实现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
（2012年）
中国金融业取得巨大进步
中国金融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取得了巨大进步，突出表现为经历了四个阶段，跨上了三大台阶，建立了十大体系。
第一阶段，铺垫阶段（1978～1983年）。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重视、发展、搞活金融，客观上为向市场经济转轨作出铺垫。如1978年人民银行升格为国务院组成部门，1983年实行流动资金“拨改贷”等等。
第二阶段，起步阶段（1984～1992年）。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起步，跨上第一个台阶。如1984年人行、工行两行分家，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86年重新组建交通银行，同时开始组建全国性股份制金融机构；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资本市场初步形成；等等。第三阶段，攻坚阶段（1993～ 2002年）。开始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攻坚，跨上第二个台阶。1993年12月， 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把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 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实行外汇体制改革和汇率并轨；完善证券市场；对违法违规金融机构及活动进行治理整顿；1994年，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实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颁布实施，专业银行成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996年，建成全国统一的货币市场；1997年，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深化金融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1998年，定向发行2700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并公布银行业对外开放时间表；等等。
第四阶段，确立阶段（2003年至今）。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跨上第三 个台阶。如成立银监会，正式形成“一行三会”体制；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 的作用更加突出；启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进行国有商业银行注资、 财务重组、推动公开上市；启动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全面推动其他类金融机构 改革；完善各类金融市场；2005年进一步实行汇率改革，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 率制度；2006年中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等。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金融资产总额只有1100亿元人民币，2011年底，中国
金融资产规模达156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不考虑物价因素，增长1300多倍；2011 年，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即M2/GDP为180%，相比1978年的16%提高了164个百分点，已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2011年底，中国城乡金融网点突破20万个，相比1978年的不到2万个，增长了10倍多；2011年底，中国金融从业人数约470万人， 相比1978年的78万人，增长了5倍多；2011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近2.4万亿元人民币，相比1978年的68亿元人民币，增长了350倍；2011年，中国外汇储备相比1978年的1.7亿美元，增长1.9万倍；此外，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12年按一级资本最新排名，中国进入世界前1000家的银行已从2006年的25家增加到现在的110家，居世界第二位；中国股票市场从无到有，2011年，沪深两市股票市值已达21.5万亿元人民币。
同时，中国成功地建立了十大金融体系：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金融法律体系，金融监管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组织体系，金融业务体系，金融科技体系，金融开放体系，金融人才体系，金融理论体系。
当前需要关注的十大金融问题
在肯定中国金融业巨大进步的同时，需要正视中国金融业发展中的问题。尤其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外需不振、内需乏力，经济进入下行轨道，更要高度关注以下十个方面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一直保持着比例与余额“双降”态势，但目前随着经济的下行，不良贷款余额开始出现反弹。2012年第二季度末，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4564亿元，比第一季度增加180亿元，已是连续第三个季度上升。与此同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出现反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巨额不良贷款曾经严重影响我国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并使得大部分机构处于“技术上破产”状态。近几年，在我国银行业技术上好转的同时，为抵御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加大了信贷投放力度。在当前经济下行期，我们应对不良贷款反弹高度警惕，并采取必要的化解措施。
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问题当前由于银根偏紧，企业“钱荒”，民间金融活跃，私人借贷、信用互助会、私人钱庄等民间金融组织迅速蔓延，高利贷十分严重。民间金融活动游离于监管之外，发生风险或者经济纠纷时难以找到法律依据和管理部门。一旦经济环境恶化，资金链断裂，风险将传导至信贷市场、证券市场和实体经济，引发更大风险。同时，在宏观经济形势趋紧的背景下，
非法集资风险也急剧增加，并出现新的动向。有些创业投资公司、担保公司、保险代理机构等成为非法集资的载体，借贷型、投资型、虚拟产品营销型等各种非法集资形式层出不穷，打击非法集资的任务十分艰巨。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情况复杂，包括城投债（又称“准市政债券”）、平台公司直接贷款等多种形式。各地名目繁多的地方融资平台不仅存在于传统的交通运输、城市建设、土地储备、国资经营等领域，有的还延伸到第三产业。从2009年开始一些地方政府的负债已超过其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债务率整体已经超过100%，未来几年将迎来偿债高峰。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 部分地方政府又开始出台新的投资计划以刺激经济增长，地方债务的潜在风险存在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网上银行、移动金融发展迅速。网上金融服务改变了传统的金融业务运作模式，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效率。但网络金融以具有开放性质的因特网为手段，其安全性一直受到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任何一种风险比操作系统运行停顿或崩溃带来的风险更为严重。中国网上银行业务近年已成为各家银行竞争的战略高地。我们在享受新技术带来的服务效率的同时，更要对系统的安全运行保持高度警惕。
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的加速，中小存款类机构获得稳定资金来源的难度将日益增大，成本将不断上升，流动性风险管理将成为对中小存款类机构持续运行的重大挑战。中小存款类机构的平稳运行直接关系区域金融市场的安全。我国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应当尽快构建和完善符合国情的公共金融安全体系，有效保护存款人投资人利益，维护金融的平稳运行。
经过不断探索，我国金融业逐步形成了当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格局，金融监管有效性不断加强，国际认可度不断提高。但随着金融服务多样化和服务质量要求的提升，金融服务综合化趋势日益明显，监管的真空地带和交叉地带不断出现。同时，地方金融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融资性担保公司以及融资租赁公司等准金融机构多由地方政府负责准入，监管薄弱， 需要引起关注。
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
当前我国金融发展存在多方面的不平衡，包括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等，其中以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最为突出。金融发展的不平衡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资本项目开放程度标志着一国经济是否完全融入国际社会，是一个国家从封闭型经济最终完全走向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步骤，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资本项目开放是双刃剑，在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 也将带来一系列金融问题，增加国家安全风险管理的难度。因此，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必须与本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在开放的速度上不能急于求成。开放资本账户后，资金流动频繁，冲击货币政策，刺激汇率波动，必须及早制定应对资本大进大出的措施，特别要吸取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的教训，防止资本项目开放风险。
我国的外汇储备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数亿美元，1996年突破1000亿美元，2006 年突破1万亿美元，截至2012年第二季度达到3.24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适 度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可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维护国家和企业的国际信誉，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升国家的经济与ZZ地位。但外汇储备超过实际经济需要，放大了真实国力，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我国的“超经济储备”在经济上得不偿失，在国际ZZ上陷入被动。近年来，一些国际利益集团和政客散布中国威胁论，屡逼中国承担责任， 频压人民币升值，制造贸易事端，都与中国的外汇储备过高有关，需要高度关注和认真解决。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国家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一个国家的金融风险会通过不同的传导机制在国际间传染，而金融无度创新又使这种风险的频率不断加快。金融已经没有国界，不流血的金融战争对一国的掠夺有时已经超过流血的战争，这对未来中国金融安全是一个重大挑战。
实现中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的巨大成就，分析中国金融业面临的现实问
题，中国金融业已经实现了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急需进行软实力的立体提升。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是金融强国的标志。目前，中国是金融大国但还不是金融强国，硬实力的平面扩张如前所述主要还体现在金融资产规模、经济货币化程度、经济金融化程度、股票市值、资本实力、金融机构数量、金融从业人数、外汇储备、市场规模、金融业增加值等方面，而中国金融软实力的问题主要是金融创新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金融市场深度不够；金融企业治理机制不完善；金融法律环境、社会信用环境等金融发展环境需要改善；金融监管需要改进和完善；金融国际化程度需要提高；金融人才配置不平衡高级金融人才缺乏；金融文化建设滞后；金融理论建设滞后；金融国际环境有待改善。
中国实现由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进一步加快创新，进一步加强管理。这些已经在业内形成共识，笔者也多有赘述。但笔者认为当前更为急迫和更为不易的是，中国需要培育良好的金融文化，需要培养一批勇于担当的金融家，培养一批金融“真人”。
笔者过去曾将良好的金融文化概括为“利、法、信、义、道”。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为前提， 要以“道”为基础。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结合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内外部环境， 现阶段中国金融文化内涵可以表述为：“诚信为本、依法经营，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谋略通道、融入世界。” 培育良好的金融文化关键是需要培养一批勇于担当的金融家，需要培养一批金融“真人”。目前某些“金融家”的社会形象并不让人认可，金融危机以来尤甚，甚至有的已经沦为全球共诛讨的境地，如麦道夫之流。真正的金融家不应是单纯的技术专家，不应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更不应是“庞氏骗局”的发明家，而应当是在金融这个特定领域精通专业、兼通其他，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应当是有思想而非空想，有信仰而非迷信，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ZZ家；应当是金融“真人”。【联系微信d*adawk01】
什么是“真人”？一是有真信仰和理想；二是有真信心，不能嘴上坚信，
心里不信；三是有真性情，是本真的人，不是“假人”；四是有真思想，想的是天下事，不屑于雕虫小技；五是有真境界和真胸怀，行为的出发点为国家民族而不是为个人；六是有真智慧，特别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矛盾要有“道” 的大智慧；七是有真学识，学识在数量上要有平面的宽度和立体的厚度，质量上要有融会贯通的思想深度；八是有真语言，不能讲话假大空；九是有真行动， 不尚空谈，付诸实践，敢于担当，关键时刻能上去；十是有真朋友，真人交真心，才有真朋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时代呼唤着这样一批勇于担当的金融家、这样一批金融“真人”出现。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 继往开来，实现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关键在此。
在X的领导下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2012年）
—、X领导金融事业的历史经验和重大成就
我国的金融事业是在X的领导下，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开放的不断胜利而逐步发展起来的。X在创立初期即开始重视经济金融工作，倡导设立农民借贷机构。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从瑞金到陕北、从局部到全国，X领导的金融事业不断壮大。
为适应农民运动ZZ斗争和经济斗争的需要，在大革命时期，X就主张创建农民自己的金融事业。在毛泽东、？彭湃等X的早期领导人的积极倡导下， 在湖南、湖北等农民运动发展形势较好的地区，成立了农民银行平民银行，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资金困难问题。进入土地革命时期，随着X的基层政权的建立，工农银行作为根据地工农政权的组成部分纷纷成立。在此基础上， 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城外叶坪村一栋普通的农家小院里正式成立。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国家银行成功发行了中央苏区统－的货币，应对了挤兑风潮，实践了货币物价本位金融思想，积极推动了苏区经济发展，有力配合了艰巨的对敌斗争。长征路上，国家银行仅有的14名工作人员担挑红军的全部资财艰难行进，在遵义停留短短的期间，完成了“红军票”的发行、流通、兑换和回笼，既活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的供给，又维护了民众利益，显示了苏维埃纸币在艰苦卓绝条件下的信誉。
抗日战争时期，为打破敌伪封锁，X吸取历史上明清时期和国民X政府因掌握不了白银供应而丧失货币主权的教训，边区货币和各根据地货币不与金银和外汇挂钩，使X的金融事业摆脱了拥有强大金银储备的西方列强以及与其紧密联系的国民X政府的控制c)在有些根据地，甚至创造性地实施了以食盐等战略物资为发行准备的货币制度。这种从特殊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货币制度，不仅成功保持了根据地货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而且在对敌斗争中逐渐掌握了主动随着全国革命的逐步胜利，统一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发行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 结束各解放区货币分散的现状，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1948年12月1日，X中央在河北石家庄以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为基础，成立中国人
民银行，并千成立当日发行人民币e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统一发行全国通用的人民币的过程中，从保护人民利益和促进商品流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而不是像国民X政府那样以通货膨胀为手段来掠夺人民财富。在货币统一过程中， 根据各解放区的物价水平，确定了人民币与各解放区货币的合理比价，通过发行新币和逐步回收旧币，使原来各自为政的地区间经济关系迅速理顺。中国人民银行不仅负责回收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而且负责回收抗日战争时期乃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行的货币、期票、公债，从而奠定了人民币的信誉基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X的金融事业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始终坚持为人民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为人民的利益来发行、管理货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臼手起家，不畏艰险，独立运作，自成体系；始终坚持实践导向，不唯书、不唯洋，实事求是，一切措施、政策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 始终将金融事业置于X的领导之下，把金融事业作为X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与保障。我们X的金融事业初创者，大都没有很高的文化，也很少有从事金融工作的经历，但凭借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在实践中汲取智慧的创业勇气，冲破了反动势力的经济金融封锁，推动了革命事业的成功。
建国之初，X面对着旧政权遗留下来的经济崩溃、物价暴涨、民生凋敝的破败局面。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支持国民经济恢复，稳定物价，X审时度势，通过我X第一代财经领导人（陈云等）的运筹帷喔和卓越指挥，针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反动势力投机活动，发动了整顿经济的“银元之战”，通过查封证券交易所，一举平息了银元风波，使人民币站稳了脚跟。之后，又通过“粮棉之战”，以非凡的ZZ智慧和有限的经济力量稳定了物价，粉碎了中外反动派” 中共经济上只能得零分”的谬论。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到来，金融事业配合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并逐步形成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单一国家银行体制。在这一体制下，社会信用完全集中于国家银行，银行在经济管理中实际担负着保证经济计划实现及组织调节现金流通的功能。尽管这种体制后来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X在曲折中探索金融稳定之道。面对1959-1961年特殊困难时期物资供应不足、物价极度不稳的被动局面，X中央作出重大决策， 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调整国民经济中，X
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发挥银行的作用，提出加强银行工作垂直领导、严格信贷管理、严格现金管理等六条要求。经过严格贯彻上述指示，在各地区、各部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得以胜利完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X领导的金融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也为金融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1986年， 邓小平提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再次强调“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推动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30多年来，X领导金融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实现了金融业的稳健蓬勃发展，基本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运行体系、金融监管及风险防范体系。
建立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93年，X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在金融市场建设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的过程中，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得以运用，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逐步确立。近年来，在应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中， 货币政策操作的灵活性、针对性和前瞻性得以增强，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培育金融组织机构体系
1984年以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相继成立。1990年以后， 政策性银行从专业银行中分离，中小型商业银行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逐步兴起，城乡金融机构共同发展，金融机构体系走向多元化。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型的金融组织机构体系。
完善金融市场运行体系
金融市场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渠道，是金融体系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信贷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相继出现，我国金融市场运行体系初步形成。1990年以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开始兴起。此后，金融市场参与主体不断增多，市场基础不断增强，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形成了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为主体的较为完备的金
融市场运行体系。
建立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体系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分析了国内外金融形势，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防范，决定对金融业实施分业监管，随后”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基本确立并逐步完善，监管协调配合不断加强。实践证明，这一监管体制与我国金融分业经营体制大体适应，我国金融风险防范和管理能力明显提高。
实现了中国金融业的蓬勃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调控体系、组织体系、市场体系、监管体系的建立，我国金融业资产规模迅猛增长，经济金融化、货币化程度大幅提高，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不断发展，银行业资本实力显著增强，金融机构数扭快速扩张，外汇储备强劲增长，金融业增加值较快提升，金融业对外开放稳步推进， 我国金融大国的国际地位初步确立，为向金融强国迈进奠定了基础。
二、当前我国金融事业既面对重大挑战，也面临历史机遇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X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金融事业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必须看到，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薄弱环节，需要认真面对挑战，把握机遇。
我国金融业发展中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
一是金融软实力不足。我国金融改革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金融资产规模、机构数量、经济金融化程度、市场规模等硬实力的扩张上，与之相比，金融创新水平、金融市场深度、金融企业综合竞争力、金融企业治理机制、金融发展环境、金融监管水平、金融国际化程度、金融人才配置、金融文化建设、金融理论建设等金融软实力提升缓慢。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则是金融强国的标志。如何引领中国从金融大国转变为金融强国是X在当前金融领域的新任务。
二是金融二元特征明显。经济二元性决定了金融的二元性，集中表现为十大不平衡。即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这与美国情况正好相反），金融监管水平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
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地位不平衡，等等。
三是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任重道远。虽然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金融组 织体系，实力明显增强，但金融体制机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仅仅实现了” 形似“而缺少“神似“。
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全球，重创美国且本欧洲等经济体，并对我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时至今B，全球经济仍面监高度的不确定性。同时，各国“猛药应对“危机的副作用正在显现，全球面临着通胀与滞胀并存的风险，给我国带来严峻挑战。
一是危机应对能力的挑战。必须承认，我国过去的金融改革成果是在宏观经济的助推下实现的，尚未经受过宏观经济下滑的“全周期”检验。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全球金融危机的不确定性更加剧了经济下滑的危险。能否经得起经济“全周期”的检验，将是对我们的重大考验。
二是金融创新能力的挑战。此次危机中，中国金融机构直接损失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实力强、水平高，而是由于中国金融企业的国际参与程度还不高，也反映出中国的金融创新不足，这与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可以说， 危机过后，我们同欧美金融业拼的还是创新能力。如何稳健、适度进行金融创新，是对我们的挑战。
三是金融发展方式转型的挑战。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的消费和生产模式面临转型，全球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世界经济供需结构将做重大调整c如何加快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也是对我们的挑战～
中国经济和金融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经受住了考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率先复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回暖的“引擎”。中国没有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却在复苏中“独树一帜”。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新的机遇。
一是和平发展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金融实力受到影响，将进入调整恢复期，加上各种经济ZZ间题的困扰，欧美将日渐“力不从心”，一超（美国）多强（欧、俄且、中等）的“新均势”将在未来几十年为中国提供和平发展的新机遇。
二是发展道路选择机遇。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不可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并非万能。前车之鉴给中国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以新的机遇：借鉴别人成功的道路，不走别人失误的老路，走出符合自己国情的特色之路。
三是“市场腾空“机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欧美金融业受到重创，全球经济增长明显减速，为我国开发海外市场包括金融市场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有利条件。四是他国“让位“机遇。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将重排座次。我们固然需要韬光养晦，同时更需要有所作为。毋庸讳言，全球金融危机将为中国提供在国际ZZ经济，金融事务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机遇。
上述国际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中的问题、机遇与挑战，迫切需要加强和改善X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三、如何在X的领导下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决定金融，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有什么样的金融体制，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根植于我国经济体制和基本国情之中。现阶段，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市场功能还不完善。与欧美国家成熟市场经济相比，我国经济与金融存在明显的转型与二元相结合的特征， 因此必须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随着综合经济实力增强，金融规模扩大，中国正在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舞台的重要力量。在这一新形势下，能不能探索出既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又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发展道路，使我国由金融大国转向金融强国，更是我们面临的长期使命和重大课题。总之，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借鉴别人的路，走出自己的路。
X的性质地位担负的历史任务决定必须巩固和加强X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ZZ路线是把四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 始终扭住这个根本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大战。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我们X作为执政X，具有鲜明的ZZ主张、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阶段，X在事关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确立和实施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与战略的”制高点”， 金融乃国之重器，更需要X的坚强领导。第一个尤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掌握法兰西银行。正如恩格斯所说，假若公社接管法
兰西银行，“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在《共产X宣言》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成为统治阶级的尤产阶级，要“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列宁更是指出，“不＇ 插手＇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可见，“金融主导权一定要掌握在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无产阶级政X手中。”
金融工作必须在X的领导下开展，这也是我们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在革命战争年代，X只有掌握了金融事业，只有牢固握紧了属于自己的“钱袋子”，才能建立并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在改革开放年代，也只有在X的领导下，我们的金融事业才能由弱变强，才能成为举世公认的金融大国，才能抵御百年不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当然，加强X对经济金融工作的领导，不是由X直接干预经济金融工作。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一体化的历史条件下，X领导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从未有过的新课题。要在认真总结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经验与教训的同时，与时俱进，面对对外更加开放、经济更加活跃、因素更加复杂、环境更不确定、竞争更为激烈的复杂现实，必须积极探索与这一复杂现实相适应的新思路、新方式与新方法，必须根据变化着的国内外金融实践加强和改善对金融工作的领导。X要注重在法制的框架内，更多通过间接的方法、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指导金融发展。
X在领导当前和今后的金融工作中，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方向性、战略性的指导。
正确制定金融方针政策
ZZ是经济的集中表现。X的大政方针必须对我国金融发展战略、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宏观调控指明方向，并在法律的框架下通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丁作、通过市场运行予以实施。X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要把握规律性、体现方向性。一是要注意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特别是要与我国2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宏观调控实践、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实践相统－。二是要遵循社会矛盾发展演变的规律。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决定着一个时期X的中心任务，决定着X的路线方针政策、）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通过转变金融发展方式、以更有内涵的金融发展推动经济繁荣将是我X领导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Q三是要在金融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
作为X领导金融工作的政策出发点。当前，我国人均财富不断积累，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X的力针政策要通过金融战略的制定来体现这一需求。
坚持和完善X管干部原则
X管干部是一个重大的、不可动摇的组织原则。在经济金融领域坚持这个原则，是由我X执政地位这一上层建筑和国有金融资本的经济基础共同决定的， 是巩固我X执政基础，推动金融发展，防范金融风险的组织保障，也是确保我国金融事业长盛不衰的ZZ优势)根据我国国情和金融组织体系多元化、多层次的现状，X可以通过多种组织渠道、多种方式对金融干部进行有序有效的管理， 目前主要有三种类荆：中央（通过中组部）直接管理的中投、政策性银行、工、农、中、建、交、中信光大等大型金融机构；地方X委（通过组织部门）管理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如浦发银行、渤海银行等；国务院部、委（通过其X的组织部门）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如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X的领导主要包括思想指导、ZZ领导和组织领导。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X对金融干部的管理，就是要确保X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金融领域贯彻实施，当前尤其要加强金融系统（特别是基层）X的组织建设，充分发挥X员的先进性、主动性与积极性，确保金融业发展的正确方向X管干部的原则不能动摇，但方式方法要与时俱进，要适应金融行业的发展不断充实新内容、赋予新内涵，特别要处理好X管干部同董事会依法任命高管人员的关系，探索出可行的办法，保证”X管干部“原则的实施。
加快金融人才培养
金融人才是国家人才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X管人才这一基本框架下，最大限度地发现、培养、使用金融人才。要开发培养不同层次金融人才， 既需要培养经营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管理剧人才；既需要培养专业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综合型人才；既需要吸引境外优秀高端专业人才，更需要培养境内人才要以培养境内人才为主，境外人才主要起技术专家顾问作用，境内人才起领导管理决策作用；尤其要培养主要领导人才。主要领导人才不仅要懂金融，也要懂ZZ、，懂经济、，懂其他，成为掌控方向、驾驭全局、协调关系、处理矛盾、善于用人的行家里手。
不断创新金融理论
人类发展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经济金融变革都孕育出新的理论体系。以资
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为背景出现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1929 年的大萧条，出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造就了凯恩斯主义；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呼唤出了新自由主义和弗里德曼的新货币理论。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则孕育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创立了包括金融理论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但必须看到，我国金融理论总体上仍跟不上金融实践的快速发展。面对国内外波澜壮阔的金融变革，理论武装不足，外来理论引进有余，与中国实际结合上需要下更大功夫。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新形势，呼唤着新的金融理论。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和创新与新时代新课题相适应的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体系，在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和中国国情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传统理论的继承与超越等方面，实现提升与突破。
为金融发展创造氛围
要通过X的方针政策、X的文献、X的宣传舆论阵地提高全社会对金融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要引导和鼓励金融创新，提高整体附加值，支持并服务于经济转型，以金融创新带动经济发展，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繁荣。各级X委要把培养社会诚信环境、改善金融生态作为领导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金融问题很多是道德问题。实践已经证明，经济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带来道德的进步，我国经济、金融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尽快改善社会信用环境， 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在中国金融硬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X要及时提出并引导我国金融软实力特别是金融文化建设。金融工作中“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千、文化是根"'一切金融活动都要靠人去执行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金融文化结合的基础上逐步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着力解决金融工作面临的重大难题
当前主要有八个方面)一是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前瞻性、科学性，执行的灵活性、差别性，与其他政策的配套性、互动性，既保待币值稳定又要促进经济增长、保待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就业。二是完善监管体系，填补监管真空，既防监管不足，又防监管过度，增强金融市场运行的有序性、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金融风险的可控性和金融监管的透明性。二是改善“二元金融”中的“薄弱单元”，加强对农村、中西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四是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转变金融增长方式，提高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与创新能力。五是按照“结合国情、有效适用、区别对待、逐步递进”原则，进一步完善金融
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六是保持外汇储备和汇率的合理性。七是按照周边化一区域化一国际化的路径完善人民币的计价、支付、结算、储备和国际货币功能， 提高人民币的管理水平，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八是积极推进金融外交，加大我在世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使其与我世界经济地位相适应。解决这些重大难题要在X的金融方针政策指引下通过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进行。
总之，总结建X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分析中国金融业的现状和问题，坚持科学发展观，我们一定能在X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扎实做好保持X的纯洁性各项工作
（2012年）
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重要讲话的主题是保持X的纯洁性，其内涵包括X的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联系中国光大集团的实际，从纪检监察工作的角度，我们要坚持五个“加强”，扎实做好保持X的纯洁性各项工作。
加强思想教育，筑牢精神道德防线
一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教育。广大X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为权力所惑，不为金钱所诱，不为美色所迷，坚守底线，制欲戒贪，锻造好自己的意志、品行和修养。
二要强化X的宗旨观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X的根本宗旨。每一个X员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从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不辜负群众的希望和期待。
三要强化正确的权力观教育。各级X员领导干部要始终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行使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谋取个人或少数人利益的工具。
四要强化法纪观教育。广大X员干部要懂得什么是X的纪律所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自觉用国家法律和X的纪律来约束和规范自身从业行为。
五要强化X的传统观教育。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X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在和平建设时期巩固，但在改革开放时期能否继续巩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继续巩固？在与“钱”打交道的金融系统能否继续巩固？在提倡扩大消费的情况下能否继续巩固？这是对我们的新考验，是对金融系统的特殊考验。由于生产力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这个“传统”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有所变化，但它的本质要求不能变。
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要按照中央和中央纪委的要求，围绕惩防体系建设重点，进一步制定、完善集团系统反腐倡廉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X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业行为； 进一步完善各种工作制度，包括民主生活会制度、“三重一大”决策机制、X务司务公开制度；进一步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提高选人用人上的透明
度，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力。要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在制度的落实上下功夫，强化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要加大对违反制度行为的问责力度，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加强监督检查，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
权力的行使和权力的监督是对立的统一，两者相辅相成。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容易产生腐败。强化监督，是制约权力、防止腐败最为有效的方式。我们要做到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防止权力滥用和行为失范。要加强对重要决策、重要岗位、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保证手中权力正确行使。要积极推行X务公开、司务公开，增加工作的透明度，便于员工民主监督的实施。对员工反映的热点问题，特别是违规违纪问题，一定要一查到底，依法依纪坚决处理。
加强作风建设，树立行业新风
作风建设是X建工作的重要内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影响X群关系、干群关系。在工作中一戒满足现状，要锐意进取，奋力拼搏，把干事创业作为自己的职责。二戒急躁冒进，要稳扎稳打。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 今年中央确定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三戒互不往来，要加强联动。光大集团规模小、企业多、功能全，内部联动是我们的优势。因此，集团各企业一定要在“市场原则、同等优先”的条件下加强业务往来和工作合作。四戒不学无术，要勤学善思。一个人要把学习作为一种爱好、一种乐趣、一种精神追求。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学一点现代经济、现代金融、哲学、历史、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学后要思，要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科学发展的能力。五戒坐而论道，要踏实肯干，力戒说套话空话，有“唱功”没“做功”，在其位不尽其职。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弘扬先进的企业文化。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抓得很硬，取得的成效也很大。但是，多年来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思想教育、道德伦理的忽视，对文化建设特别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淡漠缺失，产生了不少的问题。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光大集团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一定要大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为企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撑、软环境保障。
在科技金融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上的致辞
（2013年6月9日）
尊敬的万钢部长，刘燕华副部长，各位来宾，大家好！
首先，我代表中国光大集团和中国光大银行感谢科技部万钢部长和各位科技部领导参加今天这项活动，与我们签署科技金融合作协议。这是中国光大银行与科技部在科技金融结合上共同迈出的新的一步，也是光大银行落实国务院扩大内需十项措施的一个实际行动。
去年以来，中国光大集团和中国光大银行按国务院批准的方案，正在进行改革重组并取得积极进展。目前中国光大银行已成为国内一家同时具有代理中央财政直接支付、授权支付和非税收入收缴三项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银关、银税业务同行业领先，关税融资位居行业首位；理财业务在国内同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阳光理财产品被评为“百姓认可的理财品牌”，短期融资券承销规模和承销家数连续三年市场排名；“汽车全程通”业务形成了全程化、专业化、精细化、个性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在同行业中已形成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当然， 我们也深知，光大集团和银行还有许多困难，但这些困难都在一个一个的克服中。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和自身的发展，光大银行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按照支持与防险并重的原则，提出了新增600亿信贷资产的计划安排，主要用于国家确定重点支持的领域；同时，光大银行将推进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实施中小企业“阳光呵护计划”，重点支持配套型、集聚型和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包括对科技部扶持的新能源汽车厂商的支持，配合推动以节能、新能源汽车为重点的科技创新。我相信，通过今天的活动，必将为科技金融合作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科技金融结合将显示出新的生命力。
谢谢大家！
陈云同志思想对我的影响和教益
在陈云对外开放思想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3年）
陈云同志是X内最早形成对外开放思想并付诸实践的X的领袖之一，这方面大家谈了很多。光大集团最早成立于香港，开始以外贸为主，现在是横跨内地与香港的以金融业为主体的大型国企。我没能有机会见过陈云同志，但学习过陈云同志很多的重要文章、讲话。陈云同志对对外开放有直接的论述，陈云同志的其他论述对对外开放也有指导意义，特别是陈云同志的精神境界、思想、文风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指导我们的具体工作包括企业的对外开放有直接的收益。我说三点：
一、陈云同志的精神境界对我的影响和教益
作为一名X史的业余研究者，老一辈革命家走过的路包括陈云同志走过的路——从青浦到青云谱，我几乎都走过。我在临江参观陈云同志纪念馆，那时陈云同志在临江任东北局副书记兼南满分局书记，当时国民X大兵压境，一些同志主张撤到朝鲜，陈云同志力排众议，坚定表示国民X就像一头野牛，牛头在北满，牛尾在南满，我们只有在这里拖住牛尾，才能减轻北满的压力。“拖住牛尾”是有相当大的风险甚至会付出牺牲的，但那一代人就是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当时令我钦佩不已。2007年，中央决定将我从银监会调到光大集团。谁都知道光大当时是一副“烂摊子”，严重亏损，资不抵债，案件不断，濒临破产。有好心人告诉我，光大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所以我当时内心不愿去，但中央决定了又不能不去，心中非常苦闷。后来，有两位伟人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一个是周总理。我到光大后就倡导学习“周恩来精神”，这是我的一个X史观点。“周恩来精神”崇高博大，核心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这个今天不多说了。再一个就是陈云同志在临江的讲话。陈云同志顾全大局的精神境界同样影响教育了我，使我慢慢想通了。那一代人看问题从全X的大局着眼，为了大局可以舍弃小局，为了理想信仰，命都不在乎，我们算什么？今天我认为我们缺的就是这些，越来越利己化、实用化、庸俗化。我认为金融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经济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也不是最大的危机， 理想危机、信仰危机、信心危机、信任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我们今天最应该学习的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境界，敢担事，不怕事。
二、陈云同志的哲学思想对我的影响和教益
到光大后，面对光大的状况，也有两位伟人的思想对我产生重大影响，一个是毛主席《矛盾论》、《论持久战》中的思想，一个是陈云同志那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名言和《文献与研究》刊登的陈云同志关于学习哲学问题的论述。陈云同志谈到延安时期毛主席同他进行过三次长谈。陈云同志讲“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习哲学，终身受用”。我把陈云同志的这些论述批示印发光大的干部员工学习并在《光大报》刊载。陈云同志在谈到“比较”时还说到“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 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甚至说到，在“比较”中“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设定一个不同意见”。我开始“反复”“比较”历届班子的“打法”，也同很多同志“交换”，最后形成光大只能“中药调理”，“心态急不得等不得，力度大不得小不得，进度快不得慢不得”的思路。经过五年多的“中药调理”，现在光大集团自身123亿元历史亏损已全部弥补，历史陈案已基本化解，实现税前利润300多亿元，资产达到2万多亿元，相当于五年前的4 个光大。应该说这些变化都与陈云同志的哲学思想对我的启迪有关。陈云同志是站在X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提出学哲学问题的。1987年7月份他在一次同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讲到“我们国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领导人是小平同志。但他今年的岁数，照中国老的算法，已经八十四岁了。过不了多少年，X和国家的全部领导重担都要落在你们一代身上。为什么我把你们的担子看得这么重？因为，我们国家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要把我们的X和国家领导好， 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陈云同志这些谈话对我影响也非常大。我的体会，如果从急功近利的角度，最没用的是哲学，不能直接解决具体问题；如果从长远根本的角度，最有用的是哲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所有问题。哲学是地基，专业是楼房。我们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我们更不能不打地基只盖楼房，那样楼房迟早要倒塌。我觉得我们对陈云同志的思想研究宣传不够。我们现在应当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大力倡导学哲学，包括陈云同志的哲学思想。学习的方式可以参照陈云同志在延安当中组部长时的方式。
三、陈云同志的文风对我的影响和教益
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讲这几年我们X内生活不正常。
“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X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是要失败的。他是站在X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讲X风，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文风。他讲话从来都是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形象生动，立意高远，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78年中央工作会议他发言讲的“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等等，既简明又深刻，一听就懂，一想就是。我们现在太应该学习这样的文风了。我认为最好改的是文风，因为不需要财政拨款；最难改的也是文风，因为需要真水平。改文风关键是有境界、有思想、有个性，老一代革命家让他说套话也不会。我认为改变文风可以作为改变X风的一个突破口，因为这只有正作用没有负作用，不会失控，不会影响稳定。另外，陈云同志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看问题一针见血、谈问题一语中的、有个人主见、不随声附和等特点和品格，也都对我影响教益颇深。
人民网访谈实录
（2013年3月5日）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做客人民网的访谈嘉宾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先生，首先请您和各位网友打个招呼。
唐双宁：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唐董事长，我们知道，您不仅是著名的金融家、企业家，还是一位蜚声书坛的草书家、知名的X史专家和诗人。现在，从网页上，我们看到您的众多粉丝已经踊跃向您提问了。
唐双宁：谢谢大家，我尽力回答各位网友的问题。第一部分
关于代表议案与建议
主持人：您曾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连续几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您都提交了对解决经济金融热点问题的提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今年您又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从委员到代表，身份发生了转变，请问您的感受有什么不同？今年参会您提交的建议是什么？
唐双宁：作为政协委员，主要是从参政议政的角度，提出自己对一些经济、金融热点问题的思考和建议；作为人大代表，则是要代表人民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从我个人看，无论是作为政协委员还是人大代表，均要履行好应尽职责， 尽一己之力为国家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建言献策。今年我一共提交了一份议案和两份建议。
议案是关于修订《商业银行法》，推动银行业改革创新健康发展方面的。大家知道，我国现行《商业银行法》通过于1995年5月，2003年12月曾进行过一次修订。可以说，规范我国银行业运行的主要法律，就是这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奠定基本架构的《商业银行法》。十多年来，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不断扩大， 改革不断深入，业务发展不断加快，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商业银行无论是在组织形式、业务规模、业务范围还是在监管架构、监管理念等方面都是十年前和上世纪90年代不可比的。从我国金融行业尤其是银行业发展实际看，《商业银行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突出表现在：
一是滞后于商业银行改革实践。以法律适用主体或监管对象为例，农村信 用社、城市信用社纷纷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作为我国商业银
行主力军的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从2003年以来已先后进行了重组改制，成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应地，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业银行法》未能体现和因应这一变革。
二是滞后于商业银行业务发展实践。与十年前比较，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 范围大大拓宽，远非《商业银行法》中列举的十三类业务。中间业务种类越来越多，电子银行、理财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业务的主体。同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信贷资产占比大幅下降，代客理财使存款由表内负债转为表外业务，债券投资在资产中的占比越来越高，这些变化未能在《商业银行法》中得到体现。
三是滞后于商业银行跨业创新实践。为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国际趋势， 国内一些商业银行突破《商业银行法》的分业经营限制，开展综合经营。实际上，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都投资设立了保险、基金和金融租赁公司，还都“曲线”设立了证券公司（香港设立“某银国际”后再在国内开展业务），其他部分商业银行也投资设立了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
四是滞后于商业银行监管实践。十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监管从架构、理念 到方法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合规监管转向风险监管。监管的最新实践应该在《商业银行法》中体现。
五是滞后于危机以来的国际共识。此轮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全面反思， 更加重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更加重视宏观审慎监管，并把各类影子银行纳入监管视野。应通过修订《商业银行法》吸收危机后的监管新要求。
六是没有与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有机衔接。《商业银行法》 有关条款应与《物权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以及其他有关监管规定一致。比如《物权法》第170条规定，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到期债务或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其他情形，担保物权人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商业银行法》第42条则规定，只有借款人到期不归还担保贷款时，商业银行才享有优先清偿权。
主持人：如何对《商业银行法》进行修订呢？
唐双宁：我建议对《商业银行法》重点增加或调整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增加商业银行业务范围。比如增加银行理财类、电子银行类、企业债券承销与投资等业务种类。
二是适当放宽商业银行跨业经营限制。根据十二五规划“积极稳妥推进金
融业综合经营试点”精神和商业银行实践，适当放松商业银行投资证券、保险、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限制，同时应设置“试点”准入条件，并要求试点机构完善不同种类机构和业务之间的防火墙制度。
三是实行分类持牌制度。借鉴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准入规定， 根据风险不同实行商业银行分类持牌制度，包括吸储类机构（即全牌照银行）、非吸储类机构（即有限牌照银行）、自有资金放贷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等） 三类。不同种类持牌机构业务范围不同，监管要求应区别对待。全牌照银行可吸收公众存款，监管要求最为严格；有限牌照银行只能吸收机构大额存款，不能吸收公众存款，监管相对宽松；自有资金放贷机构只能放贷不能吸存，监管更为宽松。
四是调整商业银行监管规定。通过修订《商业银行法》，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监管新规纳入法律范畴，比如关于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监管要求。同时，根据我国现实情况和客观需要，对资本充足率要求、存贷比要求等监管指标进行调整。
五是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自2003年“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形成以来， 我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大大提高，但至今尚未形成规范的监管协调机制。在金融创新成为业界常态、综合经营试点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完善监管协调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必然选择。
六是规范商业银行有序退出。对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实施有序退出，在严肃市场纪律的同时防止引发系统风险（比如雷曼兄弟破产后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危机加剧），是此轮金融危机的重要教训。根据《企业破产法》，对于问题严重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申请。但金融机构影响大、涉及面广，重整或破产清算不同于普通工商企业， 应在修订《商业银行法》时增加商业银行和解、重整、破产清算等方面的规定。同时，为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防止商业银行退出引发市场恐慌，应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因此，我建议尽快将修订《商业银行法》列入立法计划，成立修法领导小组，启动修法程序。
主持人：您的第一份建议是什么呢？
唐双宁：我的第一份建议是成立“国家金融设计委员会”。主要内容是： 根据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建议成立“国家金融设计委员会”，
专注于我国金融业改革的顶层设计，综合各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成果，提出我国金融业整体改革方案建议，设计改革路径和实施机制。
目前，我国各类正式、非正式的，专业、综合性的经济金融研究机构有近千家，研究人员数万人，每年的各类研讨会也有数百场。这些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及研讨会每年发布大量的论文和工作报告，议题涉及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各个领域，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这些研究成果因其多、乱、杂，能真正进入决策者视野的很少，少数通过特殊渠道送达决策部门，一般情况下仅供“参阅”， 很难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造成宝贵的研究资源的浪费，非常可惜，需要有较高层次的机构来进行整合。
另外，我国金融改革需要更强和更高层面的综合性。“十二五”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业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改革同时涉及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的全部领域，不再是在某一个金融部门“单兵独进”，具有更强和更高层面的综合性，需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好顶层设计。这样，就需要一个能够同时跟踪和了解所有金融行业，具有高度综合性、专业性、独立性、包容性，具有较高层级的权威性的决策参谋机构， 能统筹设计我国金融业改革方案，既能直接向中央、国务院提出决策参考，又能向相关部委提出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尚没有任何一家机构能承担这一使命。从国内外情况看，具有类似职能的机构大体有五种模式：一是议会层面设立的银行委员会或金融委员会，例如美国参议院的银行委员会、英国上下议院联合任命的银行标准委员会， 我国人大和政协的财经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二是各国政府层面设立的研究咨询机构，例如美国的总统顾问委员会、德国的“五贤人委员会”、我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三是由金融主管部门隶属或内部设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四是科研院所或著名大学内部设立的研究机构，例如斯坦福大学胡佛中心；五是带有一定民间性质、与政府关系密切的非政府研究机构，例如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美国兰德公司、英国亚当斯密研究所、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等等。
这五种模式中，一些直接隶属于政府，一些则独立于政府和X派。这些机构，要么限于大量的日常事务研究力量有限，不够超脱；要么难以准确全面反映金融业发展情况，研究结果难以传导到最高决策层；要么受部门职责影响， 难以代表全部金融行业的整体发展利益。我国目前金融决策机构由原来的一家人民银行演变为“一行三会”，监管的专业程度更高，力度更大，但出台的政
策建议难免受部门职责限制，不易形成共识，最终还需要国务院协调，增加了协调成本。因此，有必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创造条件成立一个“国家金融设计委员会”。
这个“金融设计委员会”在职能定位上，应定位于“金融再研究”和“金融准决策”。在人员组成上，可选聘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基础和宏观视野战略眼光的社会人士，特别是发挥离退休老同志的作用，由它超脱的跟踪、研究和分析我国金融业的整体发展情况，结合各国金融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发展实际，对各种金融理论观点进行综合梳理，形成比较一致的“共识”，形成可操作性的意见，成为“准决策”的基础。该委员会既可直接向中央、国务院提出决策参考，也可以直接向相关主管部门提出政策建议。关键是起到实际作用， 减少研究成果的浪费，使有用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减少决策机构的工作量，“撮合”决策。
主持人：您的议案和第一份建议都是从宏观层面思考问题，您的第二份建议是什么呢？
唐双宁：我的第二个建议，与我们光大集团自身的经营模式有一定的联系， 题目是《关于加快我国金融行业综合发展及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建议》。
金融业综合经营是我国金融改革的一个方向。《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 规划》中也明确提出“继续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对金融行业 综合经营和金融控股集团予以国家战略定位。从实践层面看，我国金融综合经 营近年获得长足发展，已出现多种模式，包括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模式。而与综 合金融改革、创新和实践的进程相比，相关的监管和立法相对滞后，表现在： 第一，缺乏系统和完善的金融控股公司立法，没有给予金融控股公司明确
的法律地位。这不利于金融控股公司规范发展，不利于综合监管的有效实施， 不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综合化内含的风险。
第二，金融监管协作模式有效性有待提高。虽然2004年6月银监会、证监会 和保监会联合发布了《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明确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制度”，但在监管实践中存在着监管部门间协调成本较高、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等问题。这个备忘录的法律依据也不够。
第三，金融监管效果不理想。现行监管体制下，各监管部门的监管对象主要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并表监管弱化，甚至处于监管真空状态。
因此，应尽快通过立法将其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具体来说有五点：
第一，尽快制定一部系统和完善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对金融控股公司、 控制性持股、子公司予以法律界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业务范围、法律地位、主体资格、治理结构、经营机制、信息披露、市场准入与退出、母子公司间的法律和经济关系及监管责任予以明确。
第二，修改各种金融立法中有关限制混业经营的条款，建立和完善相关配 套制度，使金融法律相互衔接。
第三，在相关法律正式颁布前，通过制定部门规章、条例、指引等形式填补金融综合经营法律保障和业务监管上的空白，并为法律制定提供基础和依据。
第四，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综合金融监管体系。确立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体，通过立法明确综合监管机构的地位、性质、职责和权限，从体制和技术层面上改革完善现有监管体制，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
第五，拟定立法时间表。建议利用3－5年的时间完成金融综合经营立法。
第二部分
关于光大集团改革重组及有关情况
主持人：唐董事长，去年底国务院批准了光大集团改革重组完善方案，对此，社会各界都比较关注，一些媒体也做了报道。作为光大的“掌门人”，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唐双宁：谢谢大家对光大的关心。可能有些网友对光大集团还不是很了解， 社会上经常有人把光大集团和光大银行等同起来。我简单介绍一下光大集团。光大集团是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1983年创办于香港，是国家成立时间较早的对外开放窗口。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目前，光大集团已经成为一家横跨内地与香港、拥有机构近千家，综合经营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基金、期货、金融租赁、实业等各类业务的特大型国有金融控股集团，今年还将收购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这样业务就更全面了。现在光大集团拥有2.4万亿资产， 是五年前改革重组之初的4倍，有5万多名员工，去年实现利润350亿元，与五年前改革重组之初时严重亏损的状况不可比。
去年底，光大集团改革重组完善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复，标志着光大成立30 年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光大北京总部与香港总部长期互不隶属问题，光大集团对光大银行、在港企业、实业企业不能并表问题，历史债务问题，香港企业和实业划出问题，不能并表制约未来发展后劲问题等都在国务院批复中得到
解决。并表后，光大的净资产达到2000亿元。我们计划今年“8.18”光大集团成立30周年时正式挂牌，五年争取“光大金控集团”整体上市。
主持人：听了您的介绍，让广大网友对光大集团的整体发展情况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同时，从网友的提问看，大家对光大集团收购甘肃信托、光大银行H股上市这两个具体问题比较关心，您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点消息？
唐双宁：大家对光大的情况挺了解的嘛。2012年12月20日，光大集团与甘肃省政府签订了甘肃信托资产重组合作意向书，拟收购其35％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填补了光大金控集团的业务空白点，下一步还计划对信托增资扩股。信托对光大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曾经因此背上了沉重包袱， 今后要通过吸取历史教训，确保新的信托公司起好步，走好路，稳健经营，科学发展，成为在跌倒处爬起的标志，成为光大一支新的生力军。
光大银行是光大集团最主要的金融企业，2010年上市后，资产规模、业务结构、服务质量都有了较大提高，成为A股市场一家品质较好的上市公司。近年来，光大银行加快业务转型步伐，各项业务发展比较顺利，最近在香港还开设了分行。同时，光大银行加大资本管理力度，内源式资本补充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增强。鉴于资本市场形势有所好转，为了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光大银行目前正在研究和推进包括H股IPO在内的外源式资本补充方式，一旦确定具体融资方案，光大银行将按照上市公司的有关监管规定公开披露信息。
第三部分
关于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
主持人：您去年以来应邀先后在中央X校等部分院校，部分省区市的X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上做了讲座，引经据典，纵论天下，引起了热烈反响。在讲座中您多次提到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引爆了欧债危机火药桶。您能不能详细地解释一下欧债危机的成因、过程及发展趋势呢？能不能分析一下当前的世界经济金融形势？
唐双宁：欧债危机是如何形成的？欧洲二战后实行高福利主义政策把人养懒了，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造成产业外流，流向劳动力便宜的新兴市场，造成了欧洲本国产业的空心化，收不上税。收不上税又要实行长期形成的超高福利政策就只好发债。高福利本身无可厚非，但你得有那个条件，没条件就是问题了。为了竞选，它还要许诺不断提高福利。这样债务雪球就越滚越大。竞选也对，民主也对，但是要真正替国家和人民着想，而不是为自己上台着想，拼命
地承诺，为了兑现承诺就不惜发债，致使债务雪球就越滚越大，造成一大批国家超过两个指标，一个是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超过了60%，一个是财政赤字占GDP 比重超过了3%，欧洲自身成为了一个火药桶。
美国金融危机点燃了这个火药桶。美国金融危机引发欧洲银行业出了问题， 为了解决银行业的问题，就只好增加债务。由于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差异化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欧洲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就是货币政策统一性和财政政策差异性的矛盾。在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下，各国不能不能根据各自经济状况实施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各国的财政政策又是“各自为政”的，各国的债务没有硬约束，危机发生后又难以统一财力相互救助。2009年的12月，评级机构下调希腊债务评级，希腊爆发债务危机，终于引爆了火药桶。所以欧债危机的原因，一个是从经济上看，产业空心化。第二个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就是高福利的文化把人养懒了。第三个从ZZ角度看，就是极端民主化的竞选体制造成的。第四个从财政金融角度看，就是货币政策的统一性和财政政策差异性的矛盾。第五个从外因看，就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把它点燃了。
欧债危机目前看来无解。一是不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就解决不了产业空心化问题；不解决产业空心化问题就解决不了税收和财政增支问题；不解决税收问题还要满足超高福利主义的文化，就得发债，债务雪球就越滚越大。二是由于财政政策的差异性和货币政策统一性的矛盾，各国财政赤字不能通过债务货币化的方式解决。要解决就要统一财政，成立“欧罗巴国”。不解决欧盟升级为欧罗巴国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差异化的财政政策问题。但小国之君总比大国小民强，欧盟各国不是死到临头，小国之君就不会放弃自己的ZZ地位，就解决不了升格为“欧罗巴国”的问题。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里有句台词说“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现在欧盟就面临“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按“紧缩”的方案民众不干，按“扩张”的方案财政又没钱。要放松货币则要欧洲央行表决，各国你同意他不同意，他同意你不同意，德国不愿干谁也别想干。对希腊来说，从欧元区开除它，会产生骨牌效应；不开除他，会产生道德风险， 左右不是。还是莎士比亚的一句台词，“可怜啊，你的名字叫女人”，现在也够难为默克尔这个老太太的了。按照默克尔的思路是紧缩、萧条、再紧缩，然后可能导致政府垮台。按照奥朗德的思路就是扩张、通胀，社会动乱，也是政府垮台。
去年9月欧洲央行推出“直接货币交易计划”，也就是欧洲版的量化宽松和
实施“欧洲稳定机制”以来，意大利、西班牙等重债大国公债市场频频告急的局面暂时缓解，金融市场信心逐步恢复，欧债危机最险恶的阶段似乎已经过去。然而，近日危机又有卷土重来之势。今年2月26日，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重蹈去年希腊大选的覆辙，支持财政紧缩的看守政府及中间X派未能获得选民的青睐，反欧元的X派却在参议院选举中拿下超过50%的选票。意大利大选风波表明，在经济严重衰退、失业率飙升、公共债务居高不下背景下，实施财政紧缩难以获得公众支持。受意大利选举影响，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欧洲重债国收益率回升，欧元走低，这表明，欧债危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危机远未过去。
美国经济2012年第四季度实现0.1%的小幅增长，较第三季度的3.1%大幅萎缩，2012年全年增长2.2%，高于2011年的1.8%，但低于2010年的2.4%。美国经济复苏一波三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持续复苏表现为新屋销售上升、房价上涨、出口强劲增长、消费者信心恢复，这些是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正能量”，近日美联储内部某些官员甚至提出要提前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另一方面，美国的失业率始终在7.8%-7.9%之间的高位徘徊，政府 开支大幅下降，又在动摇经济复苏的基础。更让全球市场担心的是，美国白宫和国会仍在减支、增税问题上僵持不下。如果政府减支和增收同时启动，短期内对美国经济增长打击不小，不能排除美国从“财政悬崖”跌落的可能。
自1992年以来，日本经济低迷超过20年，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8%。继前年出现自1980年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后，去年贸易再现逆差，且逆差较上年增加一倍。安倍上台后，为给疲软的日本经济注射“强心剂”，实施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日本央行加入全球宽松货币阵营，实施“激进型货币政策”，确定2%的硬性通胀目标并实施开放式资产购买计划，大规模买进日本长期国债和外国国债，向全球市场大量注入日元，增加日元供应，压低日元利率和汇率。现在安倍政府急红了眼，加大量化宽松的“剂量”，恨不得“从直升飞机上撒钱”， 就像吸毒上瘾者需要剂量越来越大的海洛因一样，但效果并不乐观，想靠开动印钞机就走出低谷只能是异想天开。
主持人：您认为在当前复杂且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应该确立什么样的发展方向呢？
唐双宁：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关键一是均衡构建三驾马车，保持投融资力度，稳住出口份额，把重点放到提振内需上来。二是把城镇化作为提振内需走
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我国推进城镇化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可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二，可以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工业与农业的差距。第三，可以促进社会稳定。通过城镇化建设，促进社会增收， 可以增加中产阶级数量，有利于建造稳定的社会结构。三是继续创造改革红利。中国历时30年的制度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全球化红利正在消减，在新时期必须以提高人口素质和优化产业结构来延长或替代传统的人口红利，延长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同时以更大勇气更高智慧推进改革，创造新的“改革红利”。
主持人：您认为今年中国经济最应关注什么问题？
唐双宁：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两个防止”：一是防止宏观经济下滑，二是防止今年换届后可能出现的“泡沫”。
从我国目前经济形势看，三驾马车均出现难题。一是外贸难恢复，去年我们外贸净出口对我国GDP出现了连续7个季度的负向拉动。一方面由于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出口市场恐将长期疲弱。另一方面，维系我国出口的“三低”优势（低劳动力成本、低资金成本、低环境成本）也在弱化，正面临东南亚国家的激烈竞争。二是投资难持续。长期以来，三驾马车中投资的作用最大，但随着中央、地方政府的内生财力、举债能力和再融资能力的“三降”，过去30%-40% 的高投资增速难以为继。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态势将减弱，政府财政收入下降不可避免。同时，中央与地方政府今后的举债能力和再融资能力也不乐观，地方政府违约风险不容忽视。三是消费难振兴。消费动力不足首先是中国的消费文化决定的。我国居民消费率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50%以下，2008、2009年连续下降到35%左右，并且有进一步下降趋势。消费难以振兴另外也有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财富保值难、生活成本如房价高企、社会保障滞后等原因。因此，今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是防止“下滑”。
再一个是要防止换届之后追求政绩形成新泡沫，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国经济要说恢复也容易，只要货币政策一松就立马见效。历史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当换届，都程度不同地发生过投资大幅攀升现象并带来“过热”的后遗症。
从经济角度讲，做到“两防”，一是必须合理搭配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发挥财政政策的抗周期功能。完善投资体系，形成一个财政引导信贷、财政信贷拉动民资的“市场运作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投资引导机制”，推动必要的投资增长；在现实情况下投资要保持合理的“度”；投资要向基础设施、科教文
卫、民生福利、新兴产业、农业以及中西部倾斜。二是必须把握提升消费的重点。收入分配政策要向下倾斜、向中西部倾斜。刺激中高收入阶层的精神文化消费，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物质消费能力与档次，逐步形成与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相适应的合理的“消费梯次结构”。三是必须尽可能稳住已有出口市场，并大力开发发展中国家的新市场；从长远着眼更要通过提高品牌竞争力、技术竞争力，从根本上提高出口竞争力。
总之，今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只有做到“两防”，把握好“度”， 稳住当前，才有今后。特别是当前经济社会矛盾交织，“两防”问题更需高度关注。我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取得很大成功。但“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也是失败之母。认识到“失败是成功之母”，才能成功；认识到“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才能不败。
第四部分其他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还是一位享誉书法界的草书大家。大家都想得到您的墨宝，今天能否有合适的作品给我们展示一下。
唐双宁：您过奖了。书法只是我的业余爱好。今年是蛇年，我书写了一幅“山舞银蛇”，借此机会送给各位网友朋友，祝福大家新的一年事业有成、幸福安康！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接受人民网的专访，回答广大网友的提问，谢谢您今天从ZZ、经济、金融、文学、书法等方面带给我们的熏陶。
唐双宁：谢谢各位网友，谢谢大家！
转变文风应“言之十有”
（2013年4月3日）
文风转没转，转得好不好，关键看是否“言之有物”。这个广义的“物”， 具体而言就是要体现“十有”。
一是言之有己，即有“自己”。领导干部应自己动手写文章，写己所思。 自己列提纲讲话，讲己所想。文章、讲话当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不能人云亦 云，套话连篇，更不能文章靠“复印机”，讲话当播音员，甚至播音还播错。 二是言之有信，即让人相信。领导讲话写文章，不是随便说说写写，是指
导工作的，是影响大众的，这就要求讲话要让人相信。先自己相信，才能让受众相信；自己都不相信，如何让受众相信？让人相信，就要讲真话，说到做到。自己都做不到，如何让读者和听众做到？
三是言之有情，即带着感情去“言”。写文章、讲话，只有带着感情去写、 去讲，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读者和听众；自己都感动不了，如何感动读者和听众？
四是言之有理，即有哲理。现在一些文章讲话就事论事，不善于就事论理， 讲了半天，让人记不住，甚至不知所云。“理”就是高度，就是画龙之点“睛”， 就是吹糠之见“米”。有“理”很重要的是要学好“哲学”。哲学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但学好哲学可以帮你解决所有问题。哲学是地基，专业是楼房。我们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只打地基干什么？我们更不能不打地基只盖楼房， 这样的楼房迟早要倒塌。
五是言之有“神”，即有神来之笔。讲话写文章，要有ZZ家的高度、历 史学家的深度，还要有哲学家的思维、诗人的语言。“诗人的语言”就是要有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在有“内涵”的前提下，也要善于运用一些语言手法来增强感染力，当然这要适度，过犹不及。
六是言之有趣，即风趣幽默。在适当的时候“幽它一默”，不但能“提神”， 而且能更让人理解，更让人记住。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什么容易让人记住？就在于他的讲话时而旁征博引，时而幽默风趣，有时看似“东拉西扯”，最后却在开怀大笑中回归主题，使听众如“醍醐灌顶”。
七是言之有典，即适当引经据典。这可以增加讲话写文章的“分量”，增 加可信度，增加厚重感。说到引经据典，又不能不说毛泽东。比如他在《改造
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形容“主观主义”，引用解缙的那句“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我们读过几十年了，至今记忆犹新。
八是言之有“势”，即有气势。你看骆宾王的那篇《讨武檄文》，“请看 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其文采其气势，堪称“檄文之最”，连武则天都叹服不已，责备丞相未能用好人才。
九是言之有“约”，即“简约”，惜墨如金。文章讲话动辄洋洋万言，就 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越是深刻的往往越是简单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在不影响表达内容的前提下越短越好。世上最短的文章莫过于雨果的一封询问作品是否出版的信。雨果给出版商的信是一个标点符号“？”，出版商的回信是一个“！”，堪称短文之极致，我们实在应该好好学一学。
十是言之有用，即“管用”。说一千道一万，一个讲话一篇文章最后九九归一，就是要起作用。费了很大力气最后不管用，不但害人，而且害己。
改作风不妨从改文风切入，因为最好改的是文风，它不需要财政拨款；最难改的也是文风，要靠真功夫。在改文风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大兴学习之风的六个着眼点
（2013年5月1日）
我认为“在全X大兴学习之风”有六个着眼点。
一是解决“学习动力”问题，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大兴学习之风最大的问题首先是“学不学”的问题。客观地讲，现在领导干部一天确实忙。由于工作确实忙，由于应酬确实多，由于缺动力，由于没兴趣，也由于干部使用中确实存在“学与不学一个样”问题，当然就“没时间”，当然就“读书少”。领导干部在读书学习问题上有四种状态，一为上者，“读书种子”，有天然兴趣；二为次者，尝到甜头，有后发动力；三为再次者，上级要求或客观需要， 硬着头皮勉为其难（如毛泽东让许世友读《红楼梦》——当然在读书问题上不应苛求这位老将军）；四为最次者，压力之下头皮也“硬”不起来。对后三者， 在继续培养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创造学习条件，做出硬性规定的同时，更要让其尝到学习的甜头，懂得读书有用的道理。这个“用”表现在个人的心情愉悦、自得其乐上；表现在工作的启迪思路、“获益匪浅”上； 也要表现在干部使用中的奖“学”惩“怠”上。
二是解决“学什么”的问题，既要学好基础课又要学好专业课，既要学好必修课又要学好选修课，既要学“同”又要学“异”。领导干部的基础课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哲学、历史；同时要学好本职专业。如果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领导干部的“脚跟”，哲学就是“大脑”，历史就是“眼睛”，专业知识就是“四肢”。这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而经济、法律、科技、文学、艺术、地理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包括写文章、讲话、外语、电脑等技能，就是领导干部的选修课。这些选修课都应当有所学、有所通，甚至有选择性的有所“精”。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学“同”与学“异”的关系问题。学“同”，就是学习我们认为正确的；学“异”，就是学习我们认为不正确的。学“异”才能更加认可“同”。以历史人物为例，我读过几乎关于毛泽东的所有的书，有正面的，也有不太正面甚至恶意诋毁的。读完之后，经过自己的大脑分析对比之后，我更加认识到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更加认识到毛泽东应当“三七开”，更加认识到他的“三” 不是一般的“三”，但他的“七”更不是一般的“七”。
实践的关系，“厚变薄”与“薄变厚”的关系。“活学”，就是把书本的东西学“活”；“死学”有两种，一种是硬着头皮学，比如一些“大部头”，就是要硬着头皮啃原著，这是需要提倡的；另一种是“学死”，机械教条地学，变成“一根筋”、“死脑瓜骨”、“移动书橱”，这是应当反对的。书本与实践的关系，就是毛泽东讲的“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为此不但要“读万卷书”，也要或更要“行万里路”；不但要读“有字书”， 也要或更要读“无字书”。读“有字书”难，读“无字书”更难。“厚变薄” 与“薄变厚”的关系，就是书首先要越读越薄，通过越读越薄，读出精髓，悟出真谛；再越读越厚，通过越读越厚，“撒豆成兵”，丰富发展。
四是解决“为什么学”的问题，处理好学习与应用的关系。“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前面所说的学什么、怎么学，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应用到实际工作之中，应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之中。“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如果理论不能应用，就是没用的理论；如果理论不会应用，就是白学了理论。当然这种应用有“显用”，有“隐用”，有“实用”，有“虚用”。解决实际问题为“立竿见影”之用，转变理念提升素质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五是解决“再学习”的问题。既要用来源于实践的理论指导实践，又要将新的实践再上升为新的理论并且“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要学习、学习、 再学习。
六是解决“学习的表达方式”问题，处理好“学风和文风”的关系。如果 说前面五个方面指的是学风，指的是学习的动力、对象、方法、目的、过程的话，那么，文风就是对上述学风的表达方式。可以说文风同学风密切关联。学风是文风的基础，文风是学风的表现。有什么样的学风就有什么样的文风，有什么样的文风就说明了什么样的学风。因此，“大兴学习之风”还应当大力提倡改进文风。
最应关注的十个金融重点热点问题
（2013年5月28日）
一、货币政策。我国货币政策应取“二常二特一不取”，即“稳健”、“适度从紧”为常态，“从紧”、“适度宽松”为特态，不可取“宽松货币政策”； 我国经济呈波浪式，出现波峰趋势前取“适度从紧”，出现波谷趋势前取“稳健”。
二、金融风险。可概括为八个字“存在、集中、不准、变化”。金融风险永远存在（经济越发展越“存在”）；目前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融资平台、影子银行、非法金融方面；“风险”没有绝对准数，“大数”参考而已；风险程度是动态变化的，同经济、财政形势紧密联在一起，呈“潮水现象”，经济涨潮，不良亦“良”；经济退潮，“良”也不良。
三、外汇储备。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是最大家底也是最大风险，需要从战略上考虑这个问题，建设消化外汇储备风险的“一五”工程，即按经验和测算， 我国保持一万亿美元左右外汇储备较合适（外债+3个月进口+外资分红等），其余五路分流：补充国有资本、购买战略资源、扩大境外投资、发行外国债券、鼓励民间持汇。
四、股市。最应关注两点，一是不正常（成了经济的逆向晴雨表）；二是本质上缺乏市场信心。要把“保护投资人利益”作为资本市场建设的基本原则。
五、人民币国际化。我国应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两个“三步走”。货币职能上：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地域上：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
六、金融资源配置。存在四大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机构不平衡、东中西部金融不平衡、城乡金融不平衡、直接间接金融不平衡，相应地要实施四个倾斜， 其中农村金融最大问题是政策性和市场性的矛盾，造成商业性金融机构缺乏积极性。为此要建立“市场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体系”，财政通过贴息贴本方式对商业性金融机构予以补贴。
七、金融改革。金融改革是永恒的主题，依我经验“不改不行，改急翻车”。我国金融改革三十年间一直存在三个博弈，“中央金融安全性和地方金融发展冲动性博弈”、“整体金融安全性和个体金融冲动性博弈”、“国家金融安全性和国际金融冲击性博弈”。金融改革总体上要把握三个“度”，即国际接轨与国情之“度”、市场与政府之“度”、创新与监管之“度”。
八、利率市场化。我国已经实现利率准市场化，从四个层面看，一是外币存贷款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二是同业拆借利率，银行间市场利率，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和企业债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三是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除信用社外已放开；四是人民币存款利率下限已放开，目前仍管上限主要是防止乱拉存款。在利率市场化问题上应按“不疾不徐”原则推进，特别是如果过快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将引起“存款大战”。
九、民营资本准入。分三个“准入”，一是“资本准入”，我国几乎所有上市银行都有民营资本（大体为50%左右）；二是“机构准入”，民生银行、一些城商行、农商行、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性质上已是民营金融机构；三是“高管准入”，民营企业家根据资本比重可以当董事，但对金融这样专业性极强的行业，“行长”等高管还是要靠“职业经理人”管理。
十、监管体制。没有绝对好的金融监管体制，关键是符合国情，管用。过去人行一家监管，优点是“全覆盖、效率高”（有问题内部协调即可），问题是力不从心。“一行三会”体制，优点是专业性强、力度大；问题一是出现“真空”（几不管地带），二是效率低（需国务院协调）。监管体制建设一定要同金融企业内控机制建设有机结合。
从“高站位 大视角”上思考央企班子的“十德十能”建设
（2013年5月）
央企班子建设主要包括思想建设、ZZ建设、组织建设、能力建设、作风建设等等，核心是为X执政的经济基础提供组织保障。结合将要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认为当前尤应从“高站位、大视角”上思考央企班子的“十德十能”建设。
一、央企班子建设当前应有“高站位、大视角”
（一）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加强央企班子建设的重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 X一定要管住“四子”（枪杆子、笔杆子、印把子、钱袋子），这是确保共产X执政、确保国家性质的底线。央企掌握着国家的钱袋子（这个“钱袋子”既包括价值形态又包括实物形态）。为了巩固X的执政基础，必须加强央企班子建设。
（二）要从金融危机的教训中认识加强央企班子建设的重要性。尼采讲“和 平是两次战争的间隙”。战争就是掠夺财富。过去的战争主要是掠夺物质形态财富的有硝烟战争，必须把住“枪杆子”；现在的战争主要是掠夺价值形态财富的无硝烟战争，这种无硝烟的战争主要是通过金融形式瞬间实现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资金的转移，因此必须把住“钱袋子”。为了保卫国家的根本利益，必须加强央企班子建设。
（三）要从当前中国的特殊国情认识加强央企班子建设的重要性。中国当前有许多特殊国情，其他不赘，与本题目有关的讲二点，一是经济上民进国退， 这有积极意义，但也要有度，也要有范围界定。二是在中国很大程度上行政级别成为衡量人与人关系的一般等价物。央企是国民经济命脉。在上述特殊国情下，必须确保央企的ZZ地位以提升央企的市场地位。为了保护国家的经济命脉，必须加强央企班子建设。
二、央企班子建设当前尤要强调以德为先进行“十德建设”
什么时候都要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为什么说当前尤要强调以德为先？ 主要是近期几大案件影响太恶劣、教训太深刻。为此建议开展“十德建设”以挽回信心影响。
一是信仰之德。人作为物质动物和精神动物的合一，吃穿住是满足物质动物的需要，信仰是满足精神动物的需要。人可以有不同信仰，但不可没信仰。
实际上人皆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信钱，这就出来了地沟油、毒奶粉。作为央企班子成员，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及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二是境界之德。这同信仰是因果关系。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境界， 信仰到什么程度境界就达到什么程度，所以有的人境界在“钱”，有的人境界在“来世”，有的人境界在“修齐治平”在敬业。央企班子成员应有崇高的境界。
三是气节之德。央企班子成员要有忠诚于国家的坚定ZZ立场，要有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气节，并将忠于国家与供职企业有机结合。
四是诚信之德。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要在市场经济中立住脚跟就要诚信； 企业诚信首先班子要诚信；班子诚信每个成员都要诚信；每个成员诚信首先自己说的话自己要相信。自己说的话自己都不信，企业就没诚信。央企班子必须讲诚信。
五是胸襟之德。央企班子带领员工干事业，会遇到各种矛盾、困难和纠纷， 在这种情况下，班子特别是一把手一定要有胸襟。没有比双脚更高耸的山峰， 没有比眼界更宽广的原野，没有比胸襟更开阔的海洋，没有比思想更博大的世界，央企班子的眼界、思路、胸襟同市场成正比。
六是内修之德。央企班子成员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企业、服务员工、服务投资人，要有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 这是起码的良知和内修。除此之外，企业一天烦心事比较多，还要有“不怨天不尤人”的修炼（一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三等人有脾气没本事。发怒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七是慎独之德。央企班子成员一定要严以律己。人在做，天在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律己为企业提供正能量，不能律己为企业提供负能量。
八是士风之德。所谓“士风”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央企掌握大量的国家资源，也经常在权力利益面前遇到诱惑产生困惑， 这就要具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士风，坚持秉公办事，对得起良心。
九是恤属之德。就是爱护下属。还是借用孟子的话，“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央企班子要按这样的古训要求自己，关心员工，体恤下属。
十是雅兴之德。健康情趣也是一种美德。央企班子成员要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就要有健康情趣。这种健康情趣又应该是本性天然、率性而为，而不是刻意
雕琢、附庸风雅。
三、央企班子建设要培养大任之才进行“十能建设”
诸葛亮讲儒有君子之儒与小人之儒，君子之儒要忠君爱国有治国大才，小人之儒则是惟务雕虫专工翰墨的小才。大才小才当然要辩证分析，小才也不可或缺，但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国际金融危机使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 当前央企班子建设尤需培养宏观大才通才以适应竞争，特别是通过“十能建设” 从更高层面提升竞争能力打造央企“升级版”。
一是任事能力。央企班子要有任事能力也就是办好企业的能力。中国经过十年艰难改革，十年黄金发展，即将面临十年痛苦转型；全球金融危机同债务危机交织，经过五年萧条，很可能还要经过五年复苏才能达到新的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央企既要自身转型，又要走向世界，任事能力非常重要。而这个任事能力又要靠以下“九能”支撑。
二是辨向能力。央企班子一定要有方向上的辨别能力，重大问题的敏感反应能力，宏观经济的判断能力，市场走向的前瞻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经济规律的高涨、危机、萧条、复苏，所谓重大宏观调控，实际就是经济的“向后转”。央企班子在“向后转”中一定要有前瞻辨向能力。根据我从业三十多年的体会，一般情况下“一二三四五”的站队中要多选二、三，少选一、四，不选五。
三是谋事能力。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中国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在该干的时间里没干叫“失去机遇”，在不该干的时间里干了叫“操之过急”。找不到办法时“放一放”可能是一种办法；换个思路也可能是一种办法。央企班子在决策时要学会换几个角度模拟思考，没有对立面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进行对比思考，尽可能减少谋事失误。光大现在能“活过来”就是我们在谋事时听了各种不同意见，自己假设了各种可能，最后谋出一个“中药调理”，“急不得等不得，快不得慢不得，力度大不得小不得”的思路。
四是掌控能力。央企班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中一定要有驾驭全局的能力。中国央企是世界企业中的特殊群体，不但立足企业自身，还要立足国家社会； 不但面对当前和今后发展，还要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因此一定要善于掌控复杂局面。
五是识才能力。央企班子要有识人的能力，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各种人才都不可或缺，要合理使用好各类人才。
六是聚人能力。央企班子要有凝聚员工的能力，一把手要有凝聚班子的能力。我讲过班子建设的“大蒜原理”，一定意义上一把手就是蒜柱，班子成员就是蒜瓣，蒜瓣能吃蒜柱不能吃，但没有蒜柱就凝聚不了蒜瓣；蒜柱又是管方向的，它向上长蒜瓣才跟着向上长。其实“中心”也好，“核心”也好，“一身挑”也好，班子建设靠制度也靠人，制度是人定的，制度也要靠人去执行， 要防止“一头沉”，避免“窝里斗”，提倡“将相和”。
七是担事能力。央企班子在错综复杂的市场竞争中要能担事，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环境中要沉得住气，要宠辱不惊，临危不惧，每临大事有静气（不能老有抑郁症甚至出现自杀悲剧）。
八是息事能力。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矛盾更多更复杂。央企班子要善于协调平息转化复杂矛盾，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能干事不是本事，不出事不是本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才是本事。
九是识见能力。央企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应是通才，有各方面知识支撑，多读书，善读书；不但要读“有字书”，还要读“无字书”。读“有字书” 和“无字书”都不是靠“眼”而是靠“心”，靠眼增“见”，靠心悟“识”， 悟出企业之“识”，悟出天下大势中本企业之“识”。
十是术业能力。说一千道一万央企要盈利。要盈利央企班子成员就要精于业务。这个“精”是辩证的，一把手要以“通”为主，通中有精，举重若轻； 副手以“精”为主，精中有通，举轻若重。
总之，我认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应从高站位、大视角上思考加强央企班子建设问题，当前特别要加强“十德十能”建设。央企班子成员不仅是企业家，也是ZZ家；“十德十能”既要靠组织要求，更要靠个人自觉； 哪个班子哪个人都不能完全做到，但都有能力有义务尽力去做。这是确保共产X执政地位的需要，确保国家性质、国家利益的需要。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
（2013年7月12日）
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主要包括思想建设、ZZ建设、组织建设、能力建设、作风建设等等，核心是为X执政的经济基础提供组织保障。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应从“高站位、大视角”上思考与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的“十德十能”建设。
一、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应有“高站位、大视角”
教育实践活动要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以下简称“四风”）。通过教育实践活动，要从更高的站位、更大的视角思考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
（一）通过教育实践活动，要站在战略的高度，进一步认识加强中管金融 企业班子建设的重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X一定要管住“四子”（枪杆子、 笔杆子、印把子、钱袋子），这是确保共产X执政、确保国家性质的底线。中管金融企业掌握着国家的钱袋子。为了巩固X的执政基础，必须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
（二）通过教育实践活动，要深刻反思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认识 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的重要性。尼采讲“和平是两次战争的间隙”。战 争就是掠夺财富。过去的战争主要是掠夺物质形态财富的有硝烟战争，必须把住“枪杆子”；现在的战争主要是掠夺价值形态财富的无硝烟战争，这种无硝烟的战争主要是通过金融形式瞬间实现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资金的转移， 因此必须把住“钱袋子”。为了保卫国家的根本利益，必须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
（三）通过教育实践活动，要认真研究当前中国的特殊国情，进一步认识 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的重要性。中国当前有许多特殊国情，其他不赘， 与本题目有关的讲二点，一是经济上民进国退，这有积极意义，但也要有度， 也要有范围界定。二是在中国很大程度上行政级别成为衡量人与人关系的一般等价物。中管金融企业是国民经济命脉。在上述特殊国情下，必须确保中管金融企业的ZZ地位以促进提升中管金融企业的市场地位。为了保护国家的经济命脉，必须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
二、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尤其要强调以德为
先
进行“十德建设”什么时候都要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为什么说当前尤
其要强调以德为先？主要是“四风”的社会影响太恶劣，教训太深刻。“四风” 在中管金融企业中也不同程度存在，因此需要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十德建设”解决“四风”。
一是信仰之德。人作为物质动物和精神动物的合一，吃穿住是满足物质动物的需要，信仰是满足精神动物的需要。人可以有不同信仰，但不可没信仰。实际上人皆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信钱，这就出来了地沟油、毒奶粉。作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成员，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及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二是境界之德。这同信仰是因果关系。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境界， 信仰到什么程度境界就达到什么程度，所以有的人境界在“钱”，有的人境界在“来世”，有的人境界在“修齐治平”在敬业。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成员应有崇高的境界。
三是气节之德。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成员要有忠诚于国家的坚定ZZ立场， 要有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气节，并将忠于国家与供职企业有机结合。
四是诚信之德。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要在市场经济中立住脚跟就要诚信； 企业诚信首先班子要诚信；班子诚信每个成员都要诚信；每个成员诚信首先自己说的话自己要相信。自己说的话自己都不信，企业就没诚信。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必须讲诚信。
五是胸襟之德。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带领员工干事业，会遇到各种矛盾、困难和纠纷，在这种情况下，班子特别是一把手一定要有胸襟。没有比双脚更高耸的山峰，没有比眼界更宽广的原野，没有比胸襟更开阔的海洋，没有比思想更博大的世界，中管金融企业班子的眼界、思路、胸襟同市场成正比。
六是内修之德。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成员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企业、服务员工、服务投资人，要有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是起码的良知和内修。除此之外，企业整天烦心事比较多，还要有“不怨天不尤人”的修炼（一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 三等人有脾气没本事。发怒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七是慎独之德。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成员一定要严以律己。人在做，天在看，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律己为企业提供正能量，不能律己为企业提供负能
量。
八是士风之德。所谓“士风”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掌握大量的国家资源，也经常在权力利益面前遇到诱惑产生困惑，这就要具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士风，坚持秉公办事， 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良心。
九是恤属之德。恤属就是爱护下属。还是借用孟子的话，“君视臣如手足， 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中管金融企业班子要按这样的古训要求自己，关心员工，体恤下属。
十是雅兴之德。健康情趣也是一种美德。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成员要想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就要有健康情趣。这种健康情趣又应该是本性天然、率性而为， 而不是刻意雕琢、附庸风雅。
三、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要培养大任之才， 进行“十能建设”
诸葛亮讲儒有君子之儒与小人之儒，君子之儒要忠君爱国有治国大才，小人之儒则是惟务雕虫专工翰墨的小才。大才小才当然要辩证分析，小才也不可或缺，但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国际金融危机使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 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尤需培养宏观大才通才以适应竞争，特别是要在教育实践活动中通过“十能建设”，从更高层面提升竞争能力。
一是任事能力。中管金融企业班子要有任事能力也就是办好企业的能力。中国经过十年艰难改革，十年黄金发展，正在面临十年痛苦转型；全球金融危机同债务危机交织，经过五年萧条，很可能还要经过五年复苏才能达到新的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管金融企业既要自身转型，又要走向世界，班子任事能力非常重要。而这个任事能力又要靠以下“九能”支撑。
二是辨向能力。中管金融企业班子一定要有方向上的辨别能力、重大问题的敏感反应能力、宏观经济的判断能力、市场走向的前瞻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经济规律的高涨、危机、萧条、复苏，所谓重大宏观调控，实际就是经济的“向后转”。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在“向后转”中一定要有前瞻辨向能力。根据我从业三十多年的体会，一般情况下“一二三四五”的站位中，要多站二、三位，少站一、四位，不可站第五位。
三是谋事能力。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中国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在该干的时间里没干叫“失去机遇”，在不该干的时间里干了叫“操之过急”。
找不到办法时“放一放”可能是一种办法，换个思路也可能是一种办法。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在决策时要学会换几个角度模拟思考，没有对立面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进行对比思考，尽可能减少谋事失误。光大现在能“活过来”就是我们在谋事时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自己假设了各种可能，最后谋出一个“中药调理”，“急不得等不得、快不得慢不得、力度大不得小不得”的思路。
四是掌控能力。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中一定要有驾驭全局的能力。中管金融企业是世界企业中的特殊群体，不但立足企业自身，还要立足国家社会；不但面对当前和今后发展，还要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因此一定要善于掌控复杂局面。
五是识才能力。中管金融企业班子要有识人的能力，小才通技，中才通策， 大才通略，超才通道，各种人才都不可或缺，要合理使用好各类人才。
六是聚人能力。中管金融企业班子要有凝聚员工的能力，一把手要有凝聚班子的能力。我讲过班子建设的“大蒜原理”，一定意义上一把手就是蒜柱， 班子成员就是蒜瓣，蒜瓣能吃蒜柱不能吃，但没有蒜柱就凝聚不了蒜瓣；蒜柱又是管方向的，它向上长蒜瓣才跟着向上长。
七是担事能力。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在错综复杂的市场竞争中要能担事，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环境中要沉得住气，要宠辱不惊，临危不惧，花繁柳密处能拨得开，风狂雨骤时能立得定，做到“每临大事有静气”。
八是息事能力。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矛盾更多更复杂。中管金融企业班子要善于协调平息转化复杂矛盾，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能干事不是本事，不出事不是本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才是本事。
九是识见能力。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应是通才，有各方面知识支撑，多读书，善读书；不但要读“有字书”，还要读“无字书”。读“有字书”和“无字书”都不是靠“眼”而是靠“心”，靠眼增“见”，靠心悟“识”，悟出企业之“识”，悟出天下大势中本企业之“识”。
十是术业能力。说一千道一万中管金融企业要盈利。要盈利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成员就要精于业务。这个“精”是辩证的，一把手要以“通”为主，通中有精，举重若轻；副手以“精”为主，精中有通，举轻若重。
总之，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应通过“教育实践活动”，从“高站位、大视角”上思考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问题特别是“十德十能”建设。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成员不仅是企业家，也是ZZ家；“十德十能”既要靠
组织要求，更要靠个人自觉；哪个班子哪个人都不能完全做到，但都有能力有义务尽力去做。这是确保共产X执政地位的需要，确保国家性质、国家利益的需要。
中共X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
“X的群众路线”提出、形成和发展过程初探
（2013年8月12日）
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X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集团X委书记、董事长 唐双宁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X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X的群众路线经过提出、形成和发展完善三个阶段。在提出阶段，“依靠群众” 是早期中国共产X人的共识。“一大”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 “二大”《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X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这是已知的X的决议中最早提到X与群众的关系问题。1928年11月李立三根据“六大”精神，同浙江地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使用了“群众路线” 一词，这是已知的X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口头表述。1929年9月由陈毅起草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次提到“群众路线”，这是已知的X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文字表述。毛泽东是对X、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阐述得最早、最多、最为系统、最为深刻并且最努力付诸于实践的X的领袖，这些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著作、讲话和实际行动中。毛泽东是X的群众路线的“奠基人”。
在形成阶段，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许多著作和讲话中，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X章的报告》中， 以及在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中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都阐述了“X的群众路线”问题。“七大”第一次明确了X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标志着X的群众路线观点正式形成。
在发展完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对“群众路线”做过阐述和身体力行的实践。“八大” X章和邓小平《关于修改X章的报告》对群众路线做了新的概括和系统阐述。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X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82年十二大《X章》又增加了“把X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由此，“X的群众路线”这一ZZ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有完整表述、系统内容、深刻内涵和实践意义的中国共产X的“政X宗旨”，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此后，江泽
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都对X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做了丰富和发展。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把X的“群众路线”视为“X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决定开展X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X的“群众路线”的又一次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
X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X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它实质是回答X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回答X的正确路线“从哪里来”，X的宗旨“到哪里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讲关乎X的性质的问题，回答的是X的宗旨“到哪里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讲X的基本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问题，回答的是X的正确路线“从哪里来”。“X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X九十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X的历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
“X的群众路线”大致经历了“提出、形成、发展完善”三个阶段。
一、提出阶段
X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X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X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重视做好群众工作。在国际共运史上占有光辉席位的中国共产X人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群众”的重要性，“依靠群众” 成为大多数早期共产X人的共识。
X的群众路线是与X的诞生和发展壮大相生相伴的。X成立前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中就指出，“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对俄国十月革命，李大钊称之为《庶民的胜利》；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些都是早期中国共产X人对群众力量的认识。
1921年7月，陈独秀给出席X的“一大”代表的信中，希望会议郑重地讨论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慎重进行发动群众”。“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X纲领（俄文译稿）》第三条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一大”文件虽然没有直接提“群众”二字，但“工人、农民、士兵”就是“群众”。这些表述体现了中国共产X早期的群众意识（X的“一大”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召开的，“纲领”也由共产国际的代表帮助起草，目前仅存俄文和英文稿）。可以看出，中国共产X在成立之初，就已经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作为行动纲
领。
1922年7月X的“二大”《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地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X，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X；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X，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X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这是已知的X的决议中最早提到群众的概念和X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1923年6月X的“三大”宣言指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1925年1月X的“四大”《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指出，“如 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1925年9月至10月在北京召开的X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X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927年4月至5月在武汉召开的X的“五大”《组织问题决议案》“认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的X章”，随后中共中央ZZ局于同年6月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X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首次明确规定“支部是X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并详细规定了支部的六项任务，包括“宣传和组织群众”等。从这一期间X的文件可以看出，X一直在探索X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X的“六大”做出了“X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决定。同年11月，李立三根据X的“六大”精神，同浙江地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使用了“群众路线”一词，即“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 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这是已知的X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口头表述。
1929年9月，由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次提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也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这是已知的X的“群众路线” 的最早的文字表述，也是“群众路线”最早的比较全面的论述。
根据《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精神，1929年12月中国共产X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毛泽东做ZZ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要求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X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X的工作要“在X的讨论和决议之
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立即开展了传达贯彻会议决议的活动。古田会议是我X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X的群众路线的一次系统总结和成功实践。
毛泽东不仅在X的指导思想、X的理论建设上重视群众路线，而且付诸于行动。早在1921年秋天，毛泽东去安源发展X员、动员革命，后同李立三、刘少奇共同组织了1922年9月的安源路矿总罢工，成为中国工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运动。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革命X是群众的向导”。1927年3月毛泽东为答复当时X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用32天的时间考察起草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认为“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毛泽东领导发动的秋收起义的主要力量就是工农群众。后来，毛泽东先后在江西、福建等地进行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岗乡调查》、
《才溪乡调查》等农村调查，深入到群众中了解第一手资料。在1933年6月中央苏区开展的查田运动中，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顾全大局，努力保护群众利益，把“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提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质量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这些是毛泽东早期的群众路线思想和实践。毛泽东是对X、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阐述得最早、最多、最为系统、最为深刻并且最努力付诸于实践的X的领袖，是X的群众路线的实际“奠基人”。
二、形成阶段
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需要进行总结；抗战爆发后，依靠全民抗战成为X面临的新课题。这些都促使X的领导人系统地思考和践行群众路线问题。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动员报告中，提出“把X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
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这一期间，毛泽东反复阐述和强调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相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的重要性，进一步丰富了X的群众路线的内涵。
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再一次系统地对X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阐述。他首先提出“我们共产X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接着又进一步指出，“在我X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 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阐明了X的群众路线问题，奠定了X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X自诞生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和教训，肯定了从1927年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期间中国共产X“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ZZ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1945年4月，毛泽东在X的“七大”做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ZZ报告，强调我们的X和军队“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 而战斗的”；要求全X全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时刻牢记“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提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同时提醒全X“我们共产X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X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
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号召全X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 要求“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X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还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时，毛泽东把X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在“七大”的闭幕词即《愚公移山》中指出，“X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X的领导下， 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的上述精辟论述标志着X的群众路线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七大”后，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还告诫全X“我们共产X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 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刘少奇在“七大”作的《关于修改X章的报告》，就“关于X的群众路线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指出“我们X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七大“X章”系统地提出“中国共产X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X员都必须理解X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X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X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X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中国共产X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
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七大“X章”第一章就要求X员条件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X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X的政策”。这一期间，X的其他领导人也多次强调群众路线问题。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要求自己“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要求“部队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任弼时在《共产X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中要求“每个X员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之中，并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决心”。“七大”标志着“X的群众路线”的正式形成。
三、发展完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X的“群众路线”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和身体力行的实践。1951 年5月毛泽东在《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中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X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同月，毛泽东在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指示“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X的群众路线”。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我们“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
1956年9月，X的“八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做《关于修改X章的报告》， 对X的群众路线进行了系统阐述。他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X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X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X内反复进行教育的”。对什么是X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邓小平说“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X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X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X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X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 它认为X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他进一步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X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么，X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
邓小平还进一步强调X的群众路线需要与时俱进，“由于我们X现在已经
是在全国执政的X，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X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对于如何落实X的群众路线， 他强调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包括在X员的教育材料、X的报刊中，着重进行X的群众路线的教育；必须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而不是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尽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员腾出来派到下层去；X和国家的各种会议，应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必须加强X的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现象；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X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邓小平《关于修改X章的报告》是我们X成为执政X后对X的群众路线最集中、最系统、最深刻的阐述，包括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它面临的新的问题、新的内涵、新的方法等各个方面。“八大” 通过的“X章”强调“X的领导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X能否把群众的经验和意见，经过分析和概括，系统地集中起来，变为X的主张，又经过X在群众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变为群众自己的主张和行动，并且在群众的行动中对X的主张加以检验、补充和修正”。“八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X的群众路线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八大”后，中央领导同志根据形势的变化还多次反复强调群众路线问题， 不但继续对群众路线进行理论上的探索，而且进行了深入的实践。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后，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调研，刘少奇先后在宁乡、长沙农村蹲点调查44天。刘少奇说：“这次是来蹲点搞调查，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 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 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刘少奇在调查中细致入微，甚至通过观察粪便，发现“农民吃饭已成了问题”。周恩来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1966 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周恩来立即在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抗震救灾工作，随后亲赴灾区慰问受灾群众，不顾余震危险，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走村串户，多次钻进低矮的窝棚，慰问伤员，在听见一位老大娘因失去儿子的哭声时，赶紧钻进窝棚，上前拉住老大娘的手，含着泪说，“大娘，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周恩来在走访灾区时给群众讲话，当警卫员拿着小木箱他刚要站上去，发现群众面向北冷风吹向群众，就立即下来拎着小木箱走到群众南面，
他面向北，迎着风讲话。周恩来是全X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楷模。朱德一生都与群众打成一片，被称为“人民的总司令”，“朱德的扁担”家喻户晓， 一直被人们传颂。1962年朱德回四川老家调研，走街串巷，天不亮就起床，一看大街没人，就意识到问题，要求直接见到群众。陈云一生生活简朴，几次回青浦老家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从来不住饭店，而是住普通农舍，吃的是粗茶淡饭，喝的是农家大麦茶。1961年邓小平在北京顺义详细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的看法，面对多数人都不敢说真话的情况，严肃地说：“公共食堂是个大问题， 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 “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X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践行X的群众路线做出了光辉榜样。
事物的发展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建国以来X和国家的发展取得辉煌成就， 但在探索中也出现波折和困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虽然表面也是“依靠群众”，但是搞成了“群众运动”，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也成为片面理解和执行“群众路线”的错误范例。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X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X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为恢复和发扬X的群众路线，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做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1979年11月邓小平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X的优良传统》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陈云同志在与地方负责人谈话中提出，搞调查研究“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胡耀邦在调研工作时指出，“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走得好，实事求是就可以做得更好”。“决议”总结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同时对X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高度概括，形成了至今一直在使用的规范表述，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982年十二大“X章”又加了“把X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由此， “X的群众路线”这一ZZ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有完整表述、系统内容、深刻内
涵和实践意义的中国共产X的“政X宗旨”，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在新的历史时期，X的中央领导集体对X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
丰富和发展。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这一思想的重要内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把X的“群众路线”视为“X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当前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贯彻X的群众路线的又一重大而有力举措，是X的“群众路线”的又一次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
总结上述“X的群众路线”的提出、形成和发展完善过程，可以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X的历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
X的群众路线伴随着X的历史而形成，伴随着X的历史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动荡，中国共产X人一直在前进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不断探寻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之路，探寻人民群众的幸福之路。X的成长和X的群众路线都经历了孕育、形成、发展、挫折、拨乱反正和再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也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X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X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X的群众路线是X的根本工作路线。X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思想，被90多年的实践证明是实现X的理想、X的目标、X的宗旨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X的历史证明，X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胜利靠人民，失去群众根基的任何方法都注定要失败。
X的群众路线是X的生命线。X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X的宗旨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立X为公、执政为民。X从人民中来，X员是人民的一份子， X离开人民就如同“鱼儿离开了水”，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X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X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当前，X内出现了脱离群众的倾向，有些还相当严重，影响了X的形象，破坏了X与群众的关系。“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密切X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对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对“X的群众路线”的继续丰富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新时期X的群众路线又一次伟大的实践和理论创新。
毛泽东的气质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2013年12月2日）
气质，语出宋张载《语录钞》“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气质是指人的心理素质、内在修养的外在行为总和，一般是指人的个性特点、风格气度。人的气质是先天与后天的统一，内在与外在的统一，率真与理智的统一。
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伟大的思想家、ZZ家、军事家以及诗人和书法家，毛泽东的天资特别是他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磨练，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气质，对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特殊作用，也影响和感染了几代中国人，甚至超出了“中国人”的范畴。对毛泽东的气质可以作如下的初步探讨：
一、英雄气质。毛泽东的英雄气质可以说是他特征最为鲜明的气质。无论是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的战友抑或他的敌人，都不能不承认毛泽东身上存在的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毛泽东的英雄气质可以用英才盖世、英俊威武、英姿焕发、雄才大略、雄视天下、一代雄杰等等词语来表达，甚至怎么表达都不过分。还在毛泽东十三岁就读东山学堂时，一首“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就呈现出一种少年“霸气”。他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的《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不知令多少人折服，同时也不知令多少人看出江山最后的归属。据李银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回忆，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当他率领300人同百倍于己的国民X部队在陕北捉迷藏时，竞敢于冒险同追捕他的国民X部队相向而行， 大有十万军中探囊取物的气概。抗战后期，美国向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一时间全世界“谈原子弹色变”，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将《解放日报》负责人叫到窑洞进行严厉的批评。他知道原子弹的厉害，他更知道信心的重要。此后，他多次谈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1947年6月他转战城南庄，国民X飞机投下炸弹，在尚未爆炸一些人连拖带拽拉他进防空洞时，他偏要指着丝丝冒烟的炸弹说“还可以打两把菜刀嘛”。这就是浑身充溢着英雄气质的毛泽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三大战役后，卫士给他梳头，发现他头上
生出一根白发，他自叹到：“打了三大战役，害的我白了一根头发”。真不知他这是一种“成本核算”，核算为打胜三大战役生了一根白发而认为“值得”， 还是一种“惋惜”，惋惜自己为打了个“三大战役”而生了一根白发？
毛泽东的英雄气质，坚定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信心，成为中国共产X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柱石。今天，毛泽东的这种英雄气质，是中国人民最需要的气质。
二、天下气质。天下气质就是胸怀天下，忧乐天下，以天下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如果说英雄气质反映的是一种豪气，天下气质则是在英雄气质基础上又平添了一种境界，一种责任。项羽是英雄，但他的境界定格在“不能锦衣夜行”上；梁山好汉是英雄，但他们的境界定格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上；唐宗宋祖是英雄，但他们的境界定格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上；而毛泽东的境界，是追求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追求人类的自由平等幸福，是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青年毛泽东辞别父母留下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诗，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从小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的抱负。还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发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的呼声。此后，从上海建X到安源罢工，从农运讲习所到挥师井冈山，从反围剿到长征，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全中国，从“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切的一切，原动力都是毛泽东的“天下气质”。天下气质的背后是担当、是境界、是责任、是胸襟，也是对大势的把握和驾驭。毛泽东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质同他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三、求真气质。“求真”就是追求事物的本源，就是在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不断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它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更是源于社会责任的一种自我加压。求真气质是毛泽东从小养成并在求学和以后的革命实践中日异鲜明的气质。学生时代，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各个主义的选择中，他认定了中国革命的出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苏联十月革命通过城市暴动取得胜利，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中国共产X的早期领袖照搬苏联经验，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无数次失败的教训，促使毛泽东不断思考和探索，寻求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秋收起义的目标本来是打长沙，这是上
级的指示、中央的决定。但在如此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打长沙无异于以卵击石。“求真气质”促使毛泽东进行新的思考，寻找新的目标，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继之开辟了中央苏区，并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长征中，面对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红军遭受的挫折，“求真气质”促使毛泽东在担架上，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直至遵义会议上不断力争， 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轨道。抗战中，面对“亡国论”、“速胜论”等思潮， “求真气质”促使毛泽东冷静分析中日力量对比，从战术到战略，从军力到人心，从国内到国际，最后以一篇《论持久战》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理论基础。“求真气质”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甚至包括他后来的失误。失误，也是他在“求真”，也是他“求真”的代价。
四、善事气质。善事包括善学、善思、善谋、善断、善处（处理实际问题） 等多个方面，它反映的是一种智慧，一种能力，一种超越于“自发”的“大自觉”。善学，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从ZZ、历史、文学、哲学到自然科学、军事，无所不包。“善学”不仅指“学”，更包括“善”。毛泽东的“善学” 就是善于从各类书籍中吸取他人的智慧。他从《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启发出军事斗争的灵感，从《资治通鉴》中学习到治国的经验，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到立场、观点、方法。这些是读有字书。他还善于读无字书。还在湖南一师的时候，他就多次和同学好友结伴“游学”，从现实生活中增长知识和智慧。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他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不刻板、不教条，学用结合，学用相长，真正是学到了家、学到了真谛。善思，他思维开阔，或纵情于天地万物之间，或驾驭于古今风云之上，忽天马行空，忽独辟蹊径，常常能想别人所不能想，思别人所不能思。他的思维大到ZZ上把地球“裁为三截”，小到从科学上认定“基本粒子”还可再分。1977 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美国著名微粒子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科学家新发现的构成“夸克”和“层子”的更基本的粒子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毛泽东。这一提议被大会通过。这个提议的起因是，1955年，毛泽东同钱三强等人曾有过一段对话。毛泽东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钱三强回答：“是这样。”毛泽东又问：“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这一问把这位科学家问住了， 因为当时世界上认为，质子、中子是最小的基本粒子。停了一会儿，钱三强说： “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
子也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微笑着说：“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原子、中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后来，毛泽东当着于光远和周培源又提起这件事，并引用了庄子《天下》篇中“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 在国际科学界，有用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科学概念的，也有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新的科学发现的，但几乎没有用ZZ家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是一个例外。而且，这个命名是由美国人提议，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提议，在世界的物理学会议上通过，在美国的国土上通过，这不能不令人叹服，这也不能不说是世界对毛泽东“善思”的“认可”。善谋，毛泽东的善谋表现在对复杂矛盾的判断上， 表现在对眼前事务的前瞻性分析上，表现在跳出局部范畴的大视野大思路上。在军阀割据中，他认为军阀与军阀之间的“几不管地带”，正是给中国革命发展留出的空间，并借此谋划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 他思考新的世界划分方式，改变了传统利益格局中东西两大阵营的划分，谋划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彻底打破了原有世界格局。善断，是基于对复杂事务的深刻判断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胆略，一种魄力。毛泽东的善断表现在每当革命处于危亡时刻，在他人无法找到出路的时候，他总能及时提出自己独到的主张并大胆决断。遵义会议后，面对敌人的四面围堵，毛泽东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决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这是当时红军指战员的真实心声，也是对毛泽东“善断”的由衷感佩。善处， 即与人共事的能力。毛泽东一生面临各种复杂情况，见过各种场面，国际怎么处，国内怎么处，与敌人怎么处，与朋友怎么处，与自己的同志怎么处，与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怎么处，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怎么处，顺利时怎么处， 不顺时怎么处，处于多数的时候怎么处，处于少数的时候怎么处，他都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他的一句名言就是：什么是ZZ，ZZ就是把自己的人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不啻于“善处”的最好诠释。
X内有“善学”者，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成了教条主义；有善学善思善谋者，但由于种种原因，缺少善断的魄力和善处的能力。由于“五善”兼具，使得毛泽东成为全X公认的领袖。这不是偶然，而是全X在革命斗争选择中的一种“必然”。
五、自信气质。自信是一种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一种坚定的自我价值体现，一种积极的意识表达。毛泽东自信气质贯穿一生。他曾多次引用少年时期
的诗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用以倾述自己的志向，表达自己的自信。如果说青年毛泽东的自信是一种志向和责任，那么参加革命后，实践斗争的锤炼又使他增加了一份能力和智慧。因为他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 就是农村根据地；找到了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大剧的功夫，就是武装斗争；找到了这出大剧的脚本，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1945年，在风云莫测， 险象环生的背景下，毛泽东毅然应老对手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谈判，坦然赴之， 从容应对，平安归来。试问，此举非大智大勇者焉能处之，非充分自信者焉能为之？
毛泽东的自信气质表现在革命实践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ZZ上，他坚信“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生活上， 他畅游长江吟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泽东的自信不是自我的盲目乐观，而是源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根本规律与最终归宿的洞察，源于他对社会矛盾的深入了解和精确判断，源于他对历史和哲学的理性思考，源于他为了崇高理想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智大勇。他的那句“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 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
六、率性气质。“率性”是一种“真性情”，是一种自我情感的天然流露。毛泽东是一个本真的人，处处表现出敢爱、敢恨、敢为、毫不做作的率性。毛泽东访苏，因为同斯大林意见不和，几天不得见面，毛泽东就冲着苏方大喊我一天就是三件大事“吃饭、睡觉、拉屎”，发泄自己的不满。毛泽东喜欢游泳。赫鲁晓夫来访，本来是一场十分正规的外事活动，需要西服革履，正襟危坐， 毛泽东却拉着赫鲁晓夫套上救生圈去游泳池里“会谈”。尼克松来访，本来这是惊动世界的大事，毛泽东却要和尼克松谈哲学问题，“正事”告诉他“同总理谈”。
毛泽东的率性气质更多的反映在生活上。1958年毛泽东在上海看《白蛇传》看得入迷，完全进入其中。据警卫回忆，毛泽东看到法海阻挠白娘子、许仙成婚时，在剧场当场站起来指责。当时由于他肚子大看演出时松开了皮带，以至于裤子掉了下来，害得警卫员急忙帮他提裤子。演出结束同演员握手时，毛泽东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却没有理睬“法海”。
毛泽东的“率性”很难用“好”和“不好”，“对”和“不对”来解释。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只能这样理解。
七、幽默气质。幽默是一种寓含着“哲学思考”的乐观人生态度，是严肃话题的诙谐轻松表达。它通过机敏、睿智、自嘲，调侃、风趣的语言给人们带来快乐和思考。毛泽东可以说是语言表达大师，通过他的幽默气质，常常把复杂、紧张、刻板的问题简单化、趣味化，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1929年他为红四军制定《教授法》时曾特别提出“说话要有趣味”。在谈到和朱德的关系时，他风趣地说“你是‘朱’，我是‘毛’，我是你身上的一根毛，没有朱， 哪有毛”，一句幽默的笑谈道出了两人的深情厚谊。1939年7月7日，华北联大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在演讲中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
（当时联大将迁到抗日根据地去）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X的建设。”在这里，毛泽东引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神话故事，借题发挥，十分精炼地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概括成“三件法宝”，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1945年国共和谈期间，重庆各界邀请毛泽东演讲，突然有人提出“假如此次和谈失败，国共再度开战，毛先生有无信心战胜蒋先生？”毛泽东机智巧妙地回答“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字，乃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了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位草头将军而已。我这个‘毛’字，可不是毛手毛脚的毛，而是一个反‘手’，反手即反掌。意思就是代表大多数中国民众意愿和利益的共产X，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X，易如反掌”此言一出，掌声雷动。毛泽东就是这样经常不经意间运用， “幽默气质”的“四两”拨开压顶的“千斤”。
八、倔强气质。倔强就是性格的刚强不屈。它展示的是一种执着，一种坚韧，一种毅力。在革命事业上，毛泽东一生克服了许多困难，从参加建X，到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到长征、到陕北、直至到“北京赶考”夺取全国胜利， 经历了许多的曲折和危险，但他始终矢志不渝，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从已知的文字记载和毛泽东大量诗词文章中都可见到他的刚强，也可透过刚强看到他的倔强。论资历，毛泽东是X的“一大”代表，早期曾经做过X内事实上的二号人物，但后来又多次降职，甚至被误传“开除X籍”。毛泽东几度沉浮， 但都不曾灰心丧气。可以说毛泽东身上的巨大能量和对理想目标追求的意志力是常人难以比拟的。革命期间，有的人害怕了、有的人逃跑了、有的人叛变了， 而毛泽东却始终思考着、坚持着、战斗着，这当然主要是毛泽东的历史责任感，
是他的革命理想和信心的支撑，同时也是他的倔强气质使他能做到不妥协、不屈服。
毛泽东革命斗争中如此，生活上也是如此。也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毛泽东从小就喜欢和人拧着做、对着干，并且越摧越坚，越压越硬。13岁时，因为同父亲发生争执，父亲要求他下跪，他就威胁要跳池塘，最终以“一膝下跪” 达成妥协。据服务人员回忆，在一次吃臭豆腐的时候，筷子夹不上，越夹不上他偏越要夹，好像同臭豆腐赌气，最后干脆一口把整个臭豆腐吃掉。毛泽喜欢挑战别人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情，他不听劝阻游长江、游湘江、游珠江，他还要游黄河，还要从头至尾考查黄河，甚至还要到密西西比河游泳。这些都反映了他敢于挑战一切的刚强和刚强中透出的倔强。
九、风雅气质。毛泽东一生饱读，成就了他的风雅。毛泽东手不释卷、信口拈来，他的风雅不是矫揉造作，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真本性、纯天然的风雅， 是大气度、雄万端的风雅。毛泽东一生创作诗词百余首，既有“我失娇杨君失柳”的柔肠，又有“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情；既有“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浪漫，又有“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概叹；每一段柔肠、每一段豪情、每一段浪漫、每一段概叹无不透视着他的风雅。人们最为叫绝的词作《沁园春？雪》， 以其撼动山河、摇曳历史的气势，不但打赢了国共两X的文坛ZZ大战，而且成为中华诗词宝库中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千古绝唱。
据回忆，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安化拜访一位老先生时，老先生写了一副上联摆在桌上：“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毛泽东随即写出下联：“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其语中的内涵让老先生顿然亲近有加。在井冈山革命处于低潮时，当行军打仗人困马乏，吃不上喝不上许多人悲观失望时，毛泽东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一生不但创作了大量诗词，而且留下了许多墨宝，成为近现代攀上狂草高峰第一人。1999年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书法》杂志和几家媒体举行了一次类似于全民公投性质的活动，评选百年十大书法家。通过专家评选和无记名投票，毛泽东被列为第五，列吴昌硕、林散之、康有为、于右任之后，与沈尹默并驾，排沙孟海、谢无量、齐白石、李叔同之前。郭沫若诗赞毛泽东“泰
山北斗，诗词余事”。诗词是毛泽东的余事，书法对于毛泽东就是余事的余事了。
毛泽东的风雅来自于他的浪漫情怀和高度自信，来自于他的文学功底和人生驾驭，这种风雅是黑暗岁月里民众看到的天边朝霞，是枪林弹雨中人们嗅到的战地黄花。
十、平民气质。毛泽东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一生保持平民本色。毛泽东的平民气质首先表现为他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还在毛泽东幼年的时候他就同情弱者，乐于助人。一次毛泽东的父亲买猪，并付了定金。等毛泽东去赶猪的时候，猪价上涨，毛泽东感到心里不安，自作主张退还定金，觉得不应“赚心灵不安的钱”。
工作中，毛泽东也许是平民气质使然，他一生倡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经常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向下级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这种平民气质使他能体察下情，了解实际，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大量著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毛泽东的平民气质表现在生活上，他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反感戒备森严、警卫重重，把自己和群众隔离；他更反对走形式，讲排场，比如众所周知的他最爱吃的就是“红烧肉”，最爱穿的就是“布鞋便装”。他生活上不讲究， 衣服破了可以补一补再穿，走路累了捡一根树枝可以当拐杖。到莫斯科访问， 他要苏方专门打掉坐便，换上蹲便。“坐便”对他可能不舒服，但可以显示“高贵”。毛泽东的平民气质决定了他宁可要“舒服”，也不要“高贵”。毛泽东平民气质的本质是他始终把自己置身人民的一份子，和广大的劳动者打成一片， 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体会他们的温饱冷暖。他的每一次握手、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玩笑，平民气质都使他赢得人民更多的尊敬和爱戴。
今天，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研究毛泽东的气质。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代表，毛泽东的气质可以说既有一般性， 又有特殊性。从一般性讲，毛泽东的气质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与传统美德；从特殊性讲，毛泽东的气质展示了个人的独特魅力和人格风采。毛泽东特有的气质同他的革命理想、革命理论、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使其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可否认， 毛泽东后来的失误，除了其它原因以外，同他的个人气质也有一定关系，但孰
重孰轻，毋庸置疑。如果不怀有偏见，都应当承认毛泽东的气质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特殊法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是一位伟人，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伟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伟人定位越来越将被历史所证明。而毛泽东的气质，在一定意义上成就了这位伟人。
毛泽东思维方式对我从事金融工作的有益启示
（2013年12月26日）
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X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光大集团X委书记、董事长 唐双宁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许多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日久年深，以至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到特殊作用，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深远，对我从事的金融工作也有许多有益启示。
一、实践意识
毛泽东非常重视实践，实践意识是他思维方式的首要特征。他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应用于实践。他的实践思想、实践意识集中体现在《实践论》、《整顿X的作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及其他著作中。《实践论》发表于1937年7月，当时正值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中国社会局势处于重大转折的历史时刻。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各种矛盾，迫切要求X对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政策和策略，使全X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据自己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及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观察，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一文，并在延安抗大讲授。《实践论》就是讲义第二章的一部分，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又正式以《实践论》的名义发表。在《实践论》中，他特别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在《整顿X的作风》中，他明确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
毛泽东的实践意识源于自己长期革命实践活动及大量的调查研究。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
《才溪乡调查》等大量著作，以及著名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都是实践意识的具体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实践意识进一步发展完善。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
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毛泽东的实践意识建立在哲学的高度上并成为一种行为自觉，对我们金融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比如，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自1995年正式提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如果再从1984年开始实行中央银行体制并以信贷总量调控经济推算，我国在货币政策问题上摸索了30年。30年中，有11年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有13年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3年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3年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其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实践—认识
—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使我国的货币政策逐渐向成熟过渡。受实践意识的启示，总结30年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我认为今后我国的货币政策应按“二常二特一不取”思路掌握，即“稳健”、“适度从紧”为常态，“从紧”、“适度宽松”为特态，不可取“宽松货币政策”。同时，这一思路的“内涵”和具体操作也要根据新的实践不断完善。
二、全局意识
毛泽东善于从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他反复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 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 “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坐井观天是导致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要紧的全局上，如果丢了这些，而去忙那些次要问题，那就难免吃亏了。毛泽东总是这样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把握问题。在这方面，他的眼界之高、洞察力之敏锐、决断和反应之迅速，超过了同时代的所有人。
毛泽东的全局意识对我们认识金融形势有着重要意义。比如从全局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快速发展，表现为“硬实力”的大幅提升，包括我国金融资产规模已达到150多万亿元人民币，是1978年的1300多倍；全世界1000 家大银行排名，中国有100多家。但另一方面我国的金融“软实力”仍有不小的差距，具体表现在金融宏观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理机制、金融发展环境、金融监管有效性、金融文化与金融理论建设等方面。这些从局部是看不清楚的。从局部看，可能看得成绩满满，也可能看得问题多多。“不畏浮云遮望眼，只
缘身在最高层”，只有从全局的高度，才能全面认清这些问题，既看到成绩增强信心，又看到问题保持清醒。
三、前瞻意识
毛泽东历经过大风大浪，经常面临黑暗、险峻的形势，但总能凭借“前瞻意识”在险峻中找到生机。井冈山时期，针对当时革命队伍的前途迷茫和绝望情绪，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这样鼓励道：“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1940年日寇疯狂大扫荡，国民X掀起反共高潮，毛泽东再次用诗一般语言预见革命高潮：“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 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声称三个月到六个月时间解决共产X问题。毛泽东后来写道：“中国共产X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毛泽东的前瞻意识对我们这一代人有着深刻的影响。2007年4月，我在《认识经济运动规律，警惕经济拐点下的金融风险》一文中提到“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增长”，“美元债券正趋于垃圾化”；“经济拐点迟早是要来的，我们的任务是登高望远，在拐点来临前变急拐点为慢拐点，防止翻车”；“外汇储备过高、流动性过剩与经济增长过快互为因果循环推动经济拐点的到来，外汇储备过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一年多以后， 出现了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全球金融危机。
这里我还要多说一句，毛泽东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这句话，不但反映了他的前瞻意识，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乐观主义精神。他的这句话影响了我40多
年，每到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想到他这句话，就顿感信心倍增。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有现象。
四、自主意识
毛泽东对任何事物都有自己鲜明的独立思考，并形成了坚定的自主意识。这些表现在他的思想观点、ZZ立场以及国家主权等各个方面。
或许是性格使然，早在少年时期毛泽东同父亲的抗争，就体现了一种“自主意识”。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X人的“自主”。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和抵制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保持了中国共产X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自主地位。
毛泽东的自主意识还体现在他对大国关系的处理方面，包括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的封锁，包括上世纪60年代的中苏争论等等。抛开其他因素不谈，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自主意识”。
毛泽东的自主意识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今天，枪杆子、笔杆子、印把子、钱袋子，是共产X执政的基础。战争就是掠夺财富。过去的战争主要是掠夺“物质形态”财富的有硝烟战争，必须把住枪杆子；现代战争主要是掠夺“价值形态”财富的无硝烟战争，必须看紧钱袋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自主意识”。
五、合力意识
合力意识就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指导思想。在军事上，他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ZZ上，他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在和平建设的特殊历史时期，他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 提出并坚持“统筹兼顾”方针，奠定了共和国的物质基础。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说，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一个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X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几万万人的统一战线”，“它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X领导之下的，它又是采用自我批评方法的，因此，它就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农村金融是一个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在银监会工作时曾经分管过农村金融工作。受毛泽东“合力意识”的影响，我认为解决农村金融问题要发
挥“合力”，即“建立一个体系，实现九龙治水”。“一个体系”就是加快建立市场主导与政策扶持相结合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体系。“九龙治水”一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继续发挥支农主渠道作用；二是农业银行以县域为主，上下辐射；三是农业发展银行要扩大业务范围，开办对贫困县基础设施贷款；四是邮政储蓄银行信贷服务对象重点要面向农村；五是鼓励其他金融机构到农村发展业务；六是支持民间资本到农村投资；七是支持外资到农村投资；八是发挥财政资金的补贴引导作用；九是发挥直接融资的支农作用。只有通过多方合作形成合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
六、差异意识
所谓差异意识就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指出：“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分别对革命态度的分析， 就是毛泽东“差异意识”的经典体现。
用“差异意识”认识金融工作，就是认识我国金融工作发展的不平衡。当前，我国金融工作存在十个不平衡，一是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二是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三是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四是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五是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这同美国过度创新的情况相反)，六是金融监管水平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七是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不平衡，八是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金融理论建设不平衡，九是中国金融实力和我们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十是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地位不平衡。按“差异意识”认识这些不平衡，才能解决不平衡。
七、反证意识
反证意识就是既看到事物的这一面又看到另一面，特别是看到问题的一面。这就是毛泽东始终倡导的“两点论”。反证意识也可以理解为转化意识。反证意识是转化的认识前提，转化是反证意识的行为结果。毛泽东常讲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他认为走向反面的机制，是原先处于主导地位的矛盾方面，在一定条件下，被
原先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矛盾一方取代。此即“物极必反”。他曾引用三国时魏人李康的话说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出于众，人必非之。”又引用李固《遗黄琼书》中的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毛泽东的反证意识常以“既要……又要”的论述来表述。如既要当先生， 又要当学生；既要藐视敌人，又要重视敌人；既要民主，又要集中；既要自由， 又要纪律；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既要削弱山头，又要照顾山头；既要吸取精华，又要剔除糟粕等等。毛泽东总结规律得出两句话，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他因此凡事往好处努力，往坏处打算，甚至常常往最坏处打算， 比如重庆谈判时的坏处打算，是准备被软禁、“坐班房”。
对于金融工作来说，反证意识就是既看到事情的正面又要看到事情的反面。受毛泽东“反证意识”的影响，我在《金融企业家的“十个思维”》一文中曾提到金融工作“逆向思维”的观点，难要看到易，易要看到难；起要看到落， 落要看到起。在我的具体工作中，六年前我被中央派到中国光大集团，当时企业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受反证意识和转化意识的影响， 我认为企业在困难中既有不利因素，也存在人心思变的有利因素，“难到极处就是易”，这种人心思变的因素，调动得好就能促进企业向好的方向转化。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光大已经弥补了全部历史亏损，资产增长了四倍，年利润达到300多亿元。同样，按“反证意识”思考我们的金融工作，几十年来我们的金融运行是波浪式前进的。在波浪式前进中，有时越处于波峰就越容易转化成波谷，越处于波谷就越有可能转化成波峰。因此，我认为在当今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假设按一、二、三、四、五站队，我们要多站在二、三位，少站一、四位，不可站第五位。
八、递进意识
递进意识就是认为事物的变化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渐变而非突变。毛泽东提出革命发展阶段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走， 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抗日战争中，他 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
时期。”这些都反映了他的“递进意识”。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工作，可以看出也是递进式发展的，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78～1983年的“铺垫阶段”，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开始重视、发展、搞活金融，客观上为向市场经济转轨作出铺垫，包括1978年人民银行升格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实行流动资金拨改贷等等。二是1984～1992 年的“起步阶段”，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起步。包括人工两行分家，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金融机构开始办理新的金融业务，成立了一大批新的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初步形成等等。三是1993～2002年的“攻坚阶段”，开 始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攻坚。包括实施外汇体制改革和汇率并轨，完善资本市场，实施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颁布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建成全国统一的货币市场，定向发行2700亿人民币
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等。四是2003 年至今的“确立阶段”，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一行三会”的管理格局，并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进一步推进汇率改革，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等。
今天我们提出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个大方向。在这个大的方向下，人民币的国际化也需要在两个方面通过“递进”实现，一是货币职能上从结算货币到投资货币再到储备货币的“递进”；二是地域上从周边化到区域化再到国际化的“递进”。
当前强调利率市场化改革，这也应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利率“准市场化”，一是外币存贷款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二是同业拆借利率、银行间市场利率、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和企业债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 三是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除信用社外已放开；四是人民币存款利率下限已放开， 目前监管上限主要是防止乱拉存款扰乱市场秩序。在利率市场化问题上我们也应按“递进”的方式逐步推进。
九、风险意识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战争的险恶环境中养成了强烈的风险意识。在军事斗争中，他坚决反对冒险主义，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在X的七大，为使全X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在《结论》报告中用了很长的篇幅专门讲了“准备吃亏”的问题。他一口气讲了十七条可能出现的困难：
第一条，外国大骂。第二条，国内大骂。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第八条，“不承认波兰”。这里是比喻我们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X员。第十条，X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第十四条，国民X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X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 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毛泽东当时所列举的十七条困难，就是可能发生的风险。
在实际工作中，他也时刻保持应有的警觉，防止意外。长征中的巴西会议及会后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依据风险意识，挫败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体现。解放战争中胡宗南一度占领延安，在陕北清涧的枣林沟，毛泽东主持会议将中央分为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为首的“前委”， 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工委”，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后委”，都是在“风险意识”作用下防止“中央”被国民X“一锅端”的有效措施。今天，按“风险意识”指导金融工作，在看到金融工作成绩的同时，一定要看到金融风险的一面。金融风险永远存在，经济越发展越存在，当前主要集中在银行业不良贷款反弹、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金融、影子银行、外汇储备过高等方面，我们对此要有高度的警觉。
十、管用意识
管用意识，就是工作措施、政策理论都要管用，起实际作用。毛泽东的性格特点之一就是没框框、不信邪，反映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就是要管用。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据回忆，在延安时期，他曾经讨论“什么叫ZZ，什么叫军事” 的问题——所谓ZZ，就是把拥护你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你的人搞得少少的。所谓军事，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到对自己有利的地方接着打。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也完全是按照有用、管用的思路去做，不搞花拳绣腿。他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在那个时代就是最管用、最通俗的军事理论。
那么，金融工作的管用意识是什么呢？比如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是借鉴国际经验建立起来的，这是必要的。但我们在借鉴中一定要符合国情、管用。以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为例，过去我们实行人民银行一家监管，优点是“全覆盖、效率高”，有问题内部协调即可，缺点是力不从心。从防范风险“管用”的角度出发，我们现在实行“一行三会”体制，加大了监管力度，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发挥了作用，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一是容易出现“真空”（几不管地带）， 二是效率低（需要大量外部协调）。这些都需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从“实际管用”出发适时进行完善。可以说没有绝对好的体制，关键是管用。
总之，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与他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使其成为全X公认的伟大领袖，他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财富。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在
《关于建国以来X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定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 但他绝不是一般的人。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对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们从事的金融工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上述“十种意识”是我的一些粗浅体会，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时候，
谨以拙文以志纪念。
从哲学角度看世界
（2013年）
关于哲学，有一次记者采访我，说能不能用两个字概括一下您几十年成功的经验？我说这个命题首先就不成立，我并不成功。记者就说那不管成功不成功，您就用两个字概括一下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我说如果你硬要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哲学”。他说哲学离我们很远。我说离我们最远的是哲学，离我们最近的也是哲学。哲学是地基，专业是楼房。我们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 不盖楼房那打地基干什么呢？我们更不能只盖楼房不打地基，如果那样的话， 那楼房迟早要倒塌。所以，我觉得最没用的是哲学，最有用的也是哲学，哲学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学好哲学可以帮助你解决所有的问题。
什么是哲学？教科书上有很多定义，比如“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方法论”等等。毛泽东对哲学概括得非常精辟，他说：“自从有阶级社会以来，一共有两门科学，一门是自然科学，一门是社会科学，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我认为毛主席概括得非常精辟，甚至不是有阶级社会以来，而是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有人问能不能用一个字概括哲学是什么？如果硬要用一个字概括， 就是“度”，一切都要把握好一个“度”。那如果要用两个字概括呢，那就是“平衡”。毛泽东当年讲哲学是明白学，但在课堂里讲谁也听不懂，所以，他认为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我们原来学的都是传统哲学，特别是马克思的哲学。我的哲学基础也是那时打的底子。当然后来又看了很多哲学书籍，包括康德的“三个批判”。康德的“三个批判”，核心是讲“真、善、美”。《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讲“真”，
《实践理性批判》就是讲“善”，《判断力批判》就是讲“美”。康德哲学晦涩难懂，核心就七个字，“存在、作用、不可知”。他说我们生活在此岸世界， 和此岸世界相对应的有一个彼岸世界，叫“物自体”，这个彼岸世界是存在的， 是有作用的，是不可知的，由此形成康德哲学的基础“二律背反”。所以，哲学说复杂也复杂，换个思路，说简单也简单。比如，我们要跳出现实社会这些纷繁复杂的具体事务，从形而上的角度、哲学的角度再看看这个世界。
第一，从矛盾依存的角度看，矛盾的双方无不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现在苏联、华约解体，一方不存在，另一方欧美的铁杆联盟——北
约虽然表面还存在，但实际没有多大意义。
第二，从主要矛盾的角度看，如果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情况的话，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现在世界经济错综复杂，但是美、欧、新兴经济体是主要矛盾，是世界经济棋盘上的主要矛盾。
第三，从矛盾转化的角度看，“矛盾的双方无不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虽然美国、欧洲的软实力、科技实力还很强，但是总体上在走下坡路，而新兴经济体开始走上坡路。
第四，从量变、质变的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先是量变，新兴经济体在与 欧美的经济较量中，双方都要互相上下一个台阶，长远看，必发生质变，改变世界秩序。
第五，从波浪式变化角度看，世界的变化不是直线型的，变化中将不断出现反复。
第六，从相互联系的角度看，我们看国际形势的视角应该从经济、ZZ、社会、自然等各角度看，要全面联系辩证地观察，不能就事论事。
第七，人类要理性选择，谁也不能独善其身，需要“道”的大智慧。什么叫“道”？老子《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说不清、道不明、模模糊糊的那个东西就叫“道”。如果硬要把它说清，可以用“规律”来解释。有一次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当时正值奥巴马出台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我说了一句话，“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当时有个北大的哲学教授问我，那你说“道”是什么？“道”可以理解为“德、智、力之和”。我认为“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道”又是“技、策、 略之和”。所以在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上，需要有“道”的大智慧，要认识地球村是安危与共，一损俱损，要谋求“全球共赢”，特别是要防止矛盾转移。尼采讲过一句话，“和平是两次战争的间隙”，要防止发生战争。
很多人对技术性、专业性的东西学得比较多，这些当然应该学，但是哲学也应该学一些，要不然，只盖楼房不打地基，楼房迟早要倒塌。学好哲学很有好处。
防下滑防泡沫当下经济之重
（2013年）
去冬今春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两防”，一是防止宏观经济下滑，二是防止换届后的泡沫。
去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速分别为8.1%、7.6%和7.4%，已连续七个季度放缓， 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并为近20年来第四次连续两个季度的“低八”（低于8%）。单纯从GDP增速来看，我国经济正在经历金融危机以来的“二次回落”， 也就是曾说过的又一个大“W”型。
下滑的原因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正处于复苏与危机博弈的十字路口。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心梗，经此一劫元气大伤。欧债危机癌症无解，深层原因一是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高福利文化与极端民主化竞选体制的矛盾，二是财政政策的差异性与货币政策统一性的矛盾。日本经济20年疲弱，负债率更高于欧美。新兴国家两面受夹，出口贸易增长困难，通货膨胀威胁进一步加大。
从我国自身看，三驾马车均出现难题。一是外贸难恢复，至去年三季度， 净出口对我国GDP连续7个季度负向拉动。一方面由于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出口市场恐将长期疲弱。另一方面，维系我国出口的“三低”优势（低劳动力成本、低资金成本、低环境成本）也在弱化，正面临东南亚国家的激烈竞争。二是投资难持续。长期以来投资的作用最大，但随着中央、地方政府内生财力、举债能力和再融资能力的降低，过去30%～40%的高投资增速难以为继。地方政府违约风险不容忽视。三是消费难振兴。消费动力不足首先是中国的消费文化决定的。我国居民消费率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53%以下，2008年、2009年连续下降到35%左右，并且有进一步下降趋势。消费难以振兴也有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财富保值难、生活成本（如房价）高企、社会保障滞后等原因。因此，去冬今春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是防止“下滑”。
再一个是要防止形成新泡沫，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国经济要说恢复也容易，只要货币政策一松就立马见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逢换届，都程度不同地发生过投资大幅攀升现象并带来后遗症。经济有其内在规律，中国需要通过ZZ体制改革解决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
从经济角度讲做到“两防”必须合理搭配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发挥财政
政策的抗周期功能。一是完善投资体系，形成一个财政引导信贷、财政信贷拉动民资的“市场运作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投资引导机制”，推动必要的投资增长；二是在现实情况下投资要保持合理的“度”；三是投资要向基础设施、科教文卫、民生福利、新兴产业、农业以及中西部倾斜。必须把握提升消费的重点。一是收入分配政策要向下（低收入群体）倾斜、向中西部倾斜。二是刺激中高收入阶层的精神文化消费，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物质消费能力与档次，逐步形成与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相适应的合理“消费梯次结构”。必须尽可能稳住已有出口市场，并大力开发发展中国家的新市场；从长远着眼更要通过提高品牌竞争力、技术竞争力，从根本上提高出口竞争力。
总之，去冬今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只有做到“两防”，把握好“度”， 稳住当前，才有今后。特别是当前经济社会矛盾交织，“两防”问题更需高度关注。
深化改革推进发展 两会经济金融界部分代表 委员议事建言录
（2013年）
现行的《商业银行法》严重滞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滞后于商业银行改革实践。以法律适用主体或监管对象为例，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纷纷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作为我国商业银行主力军的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从2003年以来已先后进行了重组改制，成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二，滞后于商业银行业务发展实践。与十年前比较，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大大拓宽， 远非《商业银行法》中列举的十三类业务。第三，滞后于商业银行跨业创新实践。为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国际趋势，国内一些商业银行突破《商业银行法》的分业经营限制，开展综合经营。第四，滞后于商业银行监管实践。十年来， 我国商业银行监管从架构、理念到方法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合规监管转向风险监管。第五，滞后于危机以来的国际共识。此轮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全面反思，更加重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更加重视宏观审慎监管，并把各类影子银行纳入监管视野。第五，没有与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有机衔接。《商业银行法》有关条款应与《物权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以及其他有关监管规定一致。
修法建议：
增加商业银行业务范围。比如增加银行理财类、电子银行类、企业债券承销与投资等业务种类。
适当放宽商业银行跨业经营限制。适当放松商业银行投资证券、保险、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限制，同时应设置“试点”准入条件，并要求试点机构完善不同种类机构和业务之间的防火墙制度。
实行分类持牌制度。借鉴英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准入规定， 根据风险不同实行商业银行分类持牌制度，包括吸储类机构（即全牌照银行）、非吸储类机构（即有限牌照银行）、自有资金放贷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等） 三类。不同种类持牌机构业务范围不同，监管要求应区别对待。全牌照银行可吸收公众存款，监管要求最为严格；有限牌照银行只能吸收机构大额存款，不能吸收公众存款，监管相对宽松；自有资金放贷机构只能放贷不能吸存，监管更为宽松。
调整商业银行监管规定。通过修订《商业银行法》，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监管新规纳入法律范畴，比如关于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监管要求。同时， 根据我国现实情况和客观需要，对相关技术指标进行调整。
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自2003年“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形成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大大提高，但至今尚未形成规范的监管协调机制。在金融创新成为业界常态、综合经营试点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完善监管协调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必然选择。
规范商业银行有序退出。对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实施有序退出，在严肃市场纪律的同时防止引发系统风险（比如雷曼兄弟破产后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危机加剧），是此轮金融危机的重要教训。根据《企业破产法》，对于问题严重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申请。但金融机构影响大、涉及面广，重整或破产清算不同于普通工商企业，应在修订《商业银行法》时增加商业银行和解、重整、破产清算等方面的规定。同时， 为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防止商业银行退出引发市场恐慌，应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书法 人类精神的心电图
（2013年）
中国书法的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千年。第一个千年是从西周到两汉，是中国书法的产生期。在这个阶段，字体以甲骨、金文、篆书为主，主要是象形字， 笔画的特点是粗细都一样。第二个千年是从汉到南北朝，或者到隋唐，实际不到一千年，是中国书法的成熟期。在这个阶段，字体出现了真草隶篆，笔画开始出现了横竖撇捺点，表明中国书法的成熟。第三个千年是从南北朝或隋唐到现在，是中国书法的繁荣期。在这个阶段，虽然字体还是真草隶篆，笔画还是横竖撇捺点，没有本质变化，但是，这一阶段书家辈出，流派各异，精品荟萃， 特别是出现了狂草。
书法是一门视觉艺术
书法也是以实际技能为主的学科，当一个书法家的前提必须是字要写得好。我认为，世界上有两类学科，一类是理论为主的学科，一类是实际技能为
主的学科。理论为主的学科的特点是，只要求推理正确，逻辑严谨，不要求实际技能过硬。比如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数学和军事学，等等。哲学家可以把周围的矛盾处理得非常糟糕，但不影响其成为哲学家，比如尼采、李贽；经济学家可以不会经商，不会炒股，但不影响其成为经济学家，比如马克思、孙冶方；历史学家可以常常被历史愚弄，但不影响其成为历史学家，比如吴晗、翦伯赞；数学家可以算不好自己的工资，但不影响其成为数学家，比如陈景润； 军事家可以不会开枪，不会放炮，但不影响其成为军事家，比如毛泽东。以上这些都是以理论为主的学科。
以实际技能为主的学科的特点是，不管你的理论多么高深，前提必须是实际技能过硬，理论只对这些学科起规范、促进作用。音乐家如果不会谱曲，不会唱歌，就不成其为音乐家；作家如果不会写小说、散文、诗歌，就不成其为作家；美术家如果不会绘画，就不成其为美术家。我觉得，书法也是以实际技能为主的学科，当一个书法家的前提必须是字要写得好。字写得不好，就当不了书法家。这都是我个人的看法，疑义相与析。我觉得，在这些学科里，应了歌德的那句话“，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我写了一幅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我想强调一下的是这个“军”字，我原来的“军”字不是这个写法，是一竖下来的。为了写好这幅作品，我基本上重走
了长征路，从赣南一直到陕北，包括湘江、老山界、遵义、赤水、金沙江，包括雪山草地、腊子口、哈达铺、吴起镇和会宁，等等。这个“军”字就是我走四渡赤水的路线以及红二方面军走过的长江第一湾石鼓时所受到的启发，将 “军”字改写成了这种连绵环绕的形式。我的意思就是说，艺术创作一定要源于生活。
书法的定义
书法是以中国传统笔墨纸砚为工具，以汉文字为对象，以书外功夫为基础， 用以宣泄情绪、创造美感的艺术。书法有多种定义，我查了《辞海》、《辞源》和其他资料，有的说书法是以汉字为审美对象的书写艺术，有的说书法是用毛笔书写汉字的法则，对不对呢？都对。但我觉得又都不全面，都没有打中七寸。我对书法的定义是，书法是以中国传统笔墨纸砚为工具，以汉文字为对象，以书外功夫为基础，用以宣泄情绪、创造美感的艺术。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百家争鸣，大家可以探讨，可以争论。那么，这里面对工具的限定，主要是针对书坛上的一些“杂耍”而言，什么发书、指书等等，还有电视上播出的，光着身子沾上墨，在地上打一个滚儿，那不叫书法，那叫“驴打滚”。书法的前提必须是“以笔墨纸砚为工具”。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硬笔书法的问题，我认为， 书法广义上包括硬笔书法，狭义上仅指毛笔书法。对对象的限定，规定以汉文字为对象，则主要是把它与中国画相区别。
现代书法大家怎么看？我认为基本分为三类：第一类基本符合书法定义， 比如书写的对象是象形字，代表人物有张正宇、李骆公、黄苗子等；第二类基本不符合书法定义，脱离了汉文字，比如刚才说的“驴打滚”；第三类完全不符合书法定义，完全脱离了“以笔墨纸砚为工具”、“以汉文字为对象”，如用剪刀剪裁、拼凑的所谓抽象作品。总之，总体上现代书法还不成熟，处于一种鱼龙混杂的状态，有的有发展前途，有的无生命力，弄不好会误入歧途。但我认为，对现代书法基本上应持宽容的态度，最终由历史和社会去检验。
书外功夫
什么是“书外功夫”？可以用六句话来概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和拓万丈胸。除此之外，还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高尚的人格。
我小时读过范文澜在抗战时期写的一本书，书名叫《大丈夫》。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几十位保家卫国、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比如岳
飞、文天祥等。
什么是“大丈夫”？孟子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此之谓大丈夫也。”
这本书讲了很多人物，比如陆秀夫，他是江苏盐城人，在元军大举进攻时担起宰相之责，他同南宋政权一起被元军追赶到广东新会的崖山海边，浴血奋战后，他把夫人、儿子都赶进海里，自己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跳海。有一幅对联：“宋灭无降将，陆沉有秀夫”，讲的就是他的事迹。我们不去争论当时的历史背景，只谈论这种可贵的精神和境界。
还有颜真卿，很多人都练过他的颜体字。他在安史之乱中被派去与叛军谈判，宁死也不投降，最后被叛军投在柴火中烧死。
巴曼子将军是战国时期巴国人。当时，巴国出现叛乱，他向楚国借兵平叛， 许诺事后送给楚国三座城池。后来楚国出兵帮助他平定了叛军。他既要信守诺言，又不忍出让国家城池，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最后将自己的头割下来送给楚国，以头抵城。直到现在重庆还有一座巴曼墓。
范文澜在《大丈夫》中，写的都是过去的历史人物，对当代人物没有涉及。在此，我特别想提一提张自忠将军。根据我的了解，作为一名武将，讲死讲得最多的就是张自忠将军了。
“民不畏死”、“慷慨赴死”，在抗战时期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反复地讲这些话。张将军最后在湖北枣阳与日军激战时牺牲。他本来可以不上前线， 但他非要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最后一个人坚守阵地，弹尽粮绝，战死疆场。在清扫战场时，日本兵发现牺牲者是一位高级将领，马上立正向他致敬。
还有一个有关他治军的故事。一位与他有着生死之交、立下赫赫战功的部下，把驻地一名老乡的姑娘给强奸了。老乡将这件事报告给张自忠。这位部下也是追悔莫及，但军法如山，张自忠将这位部下就地正法。这位部下在第一次枪毙后没有被打死，半夜醒过来爬出大坑，又追上了张自忠的部队。张自忠将军将这名部下又第二次枪毙。也许这名部下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换取张将军的英名，因为他对将军是十分了解的。我想，如果我们今天每个执法者都能执法如山，我们的社会秩序就会变得更好。
我认为，有一个好的人品，是做一个好的书法家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 再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抒万般情、师万人长和拓万丈胸”， 就会具有真正的“书外功夫”。
“读万卷书”，是说要读文、史、哲这三本书，同时还要读两本书，一本是孔子的《论语》，一本是老子的《道德经》。《论语》讲的是做人的一般准则，是中国人的普及型读物，“半部论语治天下”；《道德经》讲的是做人的最高准则，“道可道，非常道”，非大智慧者不能领悟。如果能读好这两本书， 就会对人生有透彻的理解。
“行万里路”。过去念小学时我没有条件，就骑着自行车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走。行不了万里，就行几十里。后来有了条件，我就尽量“行万里路”。这里面有一个“身行”与“心行”的问题。受客观条件限制，人不可能穷尽天下路，不能“身行”，“心行”也是可以的。大家都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并没有去过岳阳楼，也没有去过洞庭湖。但是，因为他对当地的历史、地理、文化有非常透彻的了解，更因为他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和境界，所以写出了这篇文章。相反，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情怀和境界，就是去了岳阳楼也还是写不出来。
“经万件事”，也有一个“身经”和“心经”的问题。经万件事，才能启发艺术灵感。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很大，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同志提出，不良贷款必须每年下降三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我猛然想到银行资产就是我们的“山河”。因此，突发灵感， 创作出“还我山河”这幅作品。
“师万人长”，三人行必有我师。一次我的母校采访我时，他们问我最佩服的人物有哪些？我当即作了如下回答：第一，我最佩服的还是毛泽东；第二是华盛顿，他的故居和墓地我去过两次，亲身感受了美国人民为什么如此热爱他；第三，是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典型的德才兼备，不足的是事必躬亲。中国有多少武侯祠，可能有九个，这九个我都去过。诸葛亮到底是哪里人，到现在还在争。河南说是南阳人，山东说是临沂人，湖北说是襄樊人。反正好人都去争，秦桧就没人争，大家躲都躲不及，连他孙子都是“我到人前愧姓秦”，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籍贯，最近我才考察到秦桧是江西婺源人。书品即人品。没有一个好的人品，成不了一个好的书法家。所以说要立足书坛，首先要立足人品。虽然两者不能完全等同，但人品是立足书坛的必要条件。孙中山先生写了一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我记得那是送给蒋介石的。
“抒万般情”。我有一个爱好，每到一处，好发思古之幽情。1999年我在
庐山开会，内容是修改银行信贷的一部基本规章——《贷款通则》。利用会议的空隙时间，我填了一首词《登庐山》。后来，我根据这首词创作了一幅书法作品：“奇峰天降，扼大江，取笑黄河兄弟。看谁是中流砥柱？”为什么说是取笑黄河兄弟呢？因为黄河中有一座中流砥柱，但庐山比它要高得多。“虢人悄然不语”，“虢”是古代一国名，在今天河南三门峡一带，也是中流砥柱所在地。与这个虢国相关的还有一个“唇亡齿寒”的故事。
“虢人”就是三门峡那里的人。三门峡的人无话可说了。“一戏泰岱，二戏华岳，三戏医巫闾”。庐山戏弄泰山、华山、医巫闾山。“乍晴乍雨，宠得一身脾气”。我们正参观的时候，忽然下起了雨。“忽来北国游客，踏尽匡庐， 觅得前朝迹”。我们在庐山看了一些古迹，想起了很多古代的事情。“太白俯首，陶潜甘居，一代狂人泣”。李白曾经来庐山，写下了“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陶渊明也曾经在庐山脚下的彭泽县做过县令。李白、陶渊明都拿庐山没有办法。“狂人如此，遍寻天下，谁人能驾驭？”这庐山还有谁能管得了？“信步之间，却在双宁脚底”。登山嘛，山自然在我们脚底。我也是只有到了庐山那个地方，才有这种激情。书法创作和诗词创作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一种激情，一种胸怀，你的书法可能很工整，也可能很像古人，但肯定写不出自己的风格来。
“拓万丈胸”。有一篇杂文，题目为《ZZ家的器量》，是从楚庄王开始写起的。山东是齐国故地，我就想起齐桓公小白。管仲曾一箭射中小白，但没有射死。一种说法是射在胸镜上，另一种说法是射在裤带上。齐桓公趁机装死， 后来取得了胜利。大家都知道“管鲍之交”的故事，管仲非常有才华，治国有方，人品也好。齐桓公虽然差一点儿被管仲射死，但是后来他不计前嫌，仍任用他做宰相，由此可见齐桓公的胸怀。没有这般胸怀，他能成为“春秋五霸” 之一吗？所以，从事艺术创作，一定要有胸怀。“拓万丈胸”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没有比双脚更高耸的山峰，没有比思想更深邃的海洋，没有比眼界更宽广的平原，没有比胸怀更博大的世界。”
书法鉴赏
我想起了毛泽东90年前讲过的一句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 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书法鉴赏实际上是如何评价书法作品的问题，可分为形式上的鉴赏和本质上的鉴赏。
形式鉴赏的标准有八个字，就是“笔法、结构、笔意、章法”。“笔法” 指的是用笔的功力；“结构”指的是字写的正确与否，当然是相对的；“笔意” 指书法作品的“势”的联结和“意”的走向；“章法”指战略上的谋篇布局。笔法、结构是书法的技术性问题，靠书内功夫；笔意、章法是书法的方向性问题，靠书外功夫。
本质鉴赏的标准有三个字，就是“真、善、美”。这是我的一家之言，有讲得不妥的地方，大家可以指正。我认为，在思想文化领域，“真、善、美” 是衡量精神产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我们知道，在经济领域，货币是衡量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这已被公认；在社会领域，品德是衡量人的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但这还没被公认。有的人就会说，有的人品德一般，但权力很大，级别很高，无论走到哪里人们对他都是优礼有加。我认为，那叫“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虽然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但受市场供求影响，有时也免不了波动一下，像当年君子兰一样。还有人说，甚至有的品德特别坏的人，比如秦桧， 在任宰相的时候，权倾朝野，人家对他都是笑脸相迎。这更是个别现象，属于“价格背离价值”。如果站在历史的长河上来看，还是“价格反映价值”，人品最终还是衡量人的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当然除了品德外，还要有水平，还要在历史上发挥作用，历史才能记住你。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贤者为上，智者辅之，勇者做之。三国时期，刘备是贤者，当皇帝；诸葛亮是智者，起辅佐作用；关羽、张飞是勇者，只有在前面冲冲杀杀的份。
那么，什么是“真、善、美”？怎样体现“真、善、美”？我认为，“真” 是从创作角度来讲的，反映作者的真情实感。张旭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以头濡墨，借书法抒发自己的真实感情。岳飞书写《出师表》，也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至于这幅作品是不是他本人写的，这里姑且不去争论。面对徽钦二帝被掳北国， 作为宋朝名将，岳飞激愤异常，加上书写的又是诸葛亮的《出师表》，他以泪拌墨，开始是行书，后来越写越激动，由行书变成了草书。所以，书法作品一定要用真情实感去书写。如果照抄，一味模仿，是写不出自己的风格的。这里连带有一个临帖的问题。我不反对临帖，但我很少临帖，大量的是读帖。我读的最多的还是毛主席的帖，也读过张旭、怀素的帖。通过读帖，吸取他们的所长，经过自己大脑的加工，形成我自己的草书风格。因此，我的作品在每个字的取舍上，是集百家之长的。大家都知道“你有你体，我有我体”的故事，讲的是郑板桥想创造新的书体，晚上睡觉时，经常在自己身上划来划去，有一次
不小心划到他夫人的身上，他夫人说：“你有你体，我有我体，干吗往我身上划？”他夫人讲的“体”是指身体。正是这句话提醒了郑板桥，促使他创造出了自己的书体——“六分半体”。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乾隆四家”中有个刘墉和翁方纲。翁方纲的女婿师从刘墉学习书法。有一次，翁方纲的女婿把他写的书法给岳丈看。翁方纲对这些字嗤之以鼻，叫他女婿去问刘墉，这些字有哪一点像古人？刘墉听到后，叫学生回去问他岳父，问他的字中有哪一点是自己的？翁方纲无言以对。
“善”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讲的。书法只有产生向善的效果，才有意义， 才有价值；“美”是从欣赏者的角度讲的，书法作品应该给人以美的享受。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集中体现了真善美，应该是今天创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而书法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哪些内容呢？我认为，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应由以下三方面构成：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文学文化以及以琴棋书画为代表的艺术文化。我们今天当然要讲法治，但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根本的还是要靠德治，而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德治的基础。
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当然物质生活也很重要，但是，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差不多了。我觉得无论吃什么好的东西，到了肚子里还不都是碳水化合物？我们很多人缺的是信仰。
那么，应该信仰什么呢？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我们信仰的重要内容。所以，我认为书法创作也要体现“善”、体现“美”。对于三者的关系，我认为，“美”在认识论上，体现为“真”；在道德观上，反映为“善”。你若写“造谣撒谎”，字写得再好也不美，因为不真；你若写“杀人放火”，字写得再好也不美，因为不善。而真善美在表现形式上则应体现为“平衡”。“平衡” 分为动态平衡和静态平衡。动态平衡指的是大美、壮美、阳刚美，静态平衡指的是小美、弱美、阴柔美。所以，我常讲，我不反对唱《小路》，但我更喜欢
《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不反对《何日君再来》，但我更喜欢听《义勇军进行曲》；我不反对其他书体，但更喜欢狂草。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原因。我认为， 狂草最能体现动态平衡，最能从审美角度给人以强烈的美的视觉刺激。如果用楷书写毛泽东的《长征》诗，就不能给人产生那种强烈的刺激作用；只有用狂草写，才能将人带入这种境界，才能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同时，我又认为狂
草最具有艺术价值，是书法艺术的皇冠。什么叫价值呢？价值是凝结在商品里的社会必要劳动。与楷书比，与隶书比，与行书比，与其他书体比，狂草创作是最难的，所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多。所以，历史上的书圣，都是写草书的，张芝、王羲之、张旭、怀素，今天的于右任、林散之、毛泽东，都是写草书的。只有草圣，没有楷圣，没有隶圣，也没有其他圣。以上我说这些，是说书法鉴赏的标准。产生“真、善、美”的作用，应该是鉴赏书法作品价值的标准。但是，目前我们事实上采用的是哪些标准呢？我认为，目前有这样几种标准：第一种是领导标准，就是领导说好就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领导说好不一定就好，包括专业部门领导说好也不一定就好。某个领导在ZZ上或者在某一领域是内行，但不是在每个领域都是内行，他的话不能当做一个通用的标准。另外，我们现行的干部体制很复杂，专业部门的领导不一定专业就强，很可能在组织领导能力方面擅长，也可能是论资排辈的结果，还可能是其他因素。所以，领导标准是不成立的。
第二种是大众标准。这种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市场标准，就是大家都说好。这可以是一个标准，但在美学知识尚未普及的情况下，也不尽然。比如，现在很多中国人喜欢看小品，也可能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听交响乐，但不能因为很多中国人目前不喜欢听交响乐就认为交响乐不如小品。
第三种是功底标准。我认为，在这方面，要讲两句话：首先要讲功底，但功底不能作为第一标准，只能作为第二位的标准。你临王羲之的字临得再好， 充其量也只能是王羲之第二，不会超过王羲之。现在书法已经从集工具与艺术于一身转变为纯艺术。书法作为工具的职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如果仍然以功底作为第一标准，今人就永远不可能超过古人，在功底上谁能超过王羲之？ 以功底作为第一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倒退的标准。
第四个标准是专家标准。专家标准也是主要的参考标准，但仍然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比如说，对于张旭的古诗四帖，近代几位九十岁以上的鉴定大家， 意见上就存在分歧，有的人说是真迹，有的人说是赝品。这就说明专家的意见也不一致，你要以专家的意见作唯一标准，那究竟古诗四帖是真迹还是赝品？ 那么，到底什么才能作为唯一标准呢？那就是“真、善、美”。
如何看待名人书法的问题。我将名人书法分成了五类：第一类是人字双辉， 人好字也好，比如毛泽东、颜真卿、岳飞。第二类是书以人名，字写得不怎么样，但由于人有名气，书法也跟着出名。这方面的例子不好举，我当时就举了
乾隆的例子。乾隆的字确实写得也不错，但严格说来没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学他爷爷康熙。第三类是人以书名。比如怀素，如果他不会写草书，今天大概不会有人知道怀素是谁。第四类是书因人废。书法写得很好，但人品不好，最后书法被人忘掉。比如蔡京、秦桧、严嵩、康生。这些人的书法确实很好，但今天还有谁知道他们是书法家呢？或者是知道了也不屑提起。第五类是书补人缺。人格上有缺陷，但由于书法很好，可以得到弥补。比如赵，他本来是宋朝宗室，却在元朝做了官，这就是人品不足。但由于字写得好，人们还是原谅了他。再比如王铎，他本来是明朝的官员，最后却投降清朝，做了清朝的官。虽然人品有缺陷，但由于他草书确实写得不错，人们仍然认可他是书法家。王铎、傅山都是同时代的人。从技术水平来说，傅山的书法不如王铎。但是，在我看来，傅山书法的价值却高于王铎的价值，因为傅山宁死不做清朝的官。
今天，经济发展，ZZ宽松，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历史走到今天，历史不能停止前进，历史要发展，书法也要发展， 我们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新。罗纳德？里根的一句话：“假如我们不做，谁做？假如这个时候不做，什么时候做？”由此我也想起了毛泽东90年前讲过的一句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书外功夫
（2013年）
当一个书法家的前提必须是字要写得好，但艺术源于生活，书外功夫也少不了。
什么是“书外功夫”？我用六点来概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和拓万丈胸。”
“读万卷书”。文、史、哲的书都要读，读好书，就会对人生有透彻的理解。
“行万里路”。念小学时没条件，我就骑着自行车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走，行不了万里，就行几十里。后来条件好了，我就尽量“行万里路”。我想说“身行”与“心行”的问题。人不可能穷尽天下路，不能“身行”，“心行”也是可以的。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并没有去过岳阳楼，也没有去过洞庭湖，但因为他对当地的历史、地理、文化有非常透彻的了解，所以能写出这篇文章。
“经万件事”。这里也有一个“身经”和“心经”的问题。经万件事，才能启发艺术灵感。
“师万人长”。我最佩服的人物：第一是毛泽东，第二是华盛顿，第三是诸葛亮。诸葛亮是典型的德才兼备，他到底是哪里人，到现在还在争，秦桧就没人争，连他的后人都是“我到人前愧姓秦”。书品即人品，人品是立足书坛的必要条件。孙中山先生写了一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我记得那是送给蒋介石的。
“抒万般情”。1999年我在庐山开会时，利用会议的间隙填了一首词《登庐山》。后来，我据此创作了一幅书法作品：“奇峰天降，扼大江，取笑黄河兄弟。看谁是中流砥柱？虢人悄然不语，一戏泰岱，二戏华岳，三戏医巫闾。乍晴乍雨，宠得一身脾气。忽来北国游客，踏尽匡庐，觅得前朝迹。太白俯首， 陶潜甘居，一代狂人泣。狂人如此，遍寻天下，谁人能驾驭？信步之间，却在双宁脚底。”我也是只有到了庐山那个地方，才有这样的激情。书法和诗词的创作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一种激情，一种胸怀，你的书法可能很工整，也可能很像古人，但肯定写不出自己的风格来。
“拓万丈胸”。管仲曾一箭射中齐桓公，齐桓公后来却不计前嫌，任用他
做宰相。没有这般胸怀，他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吗？从事艺术创作也一定要有胸怀，“拓万丈胸”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没有比双脚更高耸的山峰， 没有比思想更深邃的海洋，没有比眼界更宽广的平原，没有比胸怀更博大的世界。”
谈谈央企领导班子的德能建设
（2013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央企班子成员不仅是企业家，也应该是ZZ家。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全方位审视央企领导班子，我们认为尤要强化“十德十能”建设。这是确保国有资产始终掌握在X和人民手中的需要，是凝聚人心、做强企业的需要。
—、央企班子建设应有“高站位、大视角”
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加强央企班子建设的重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X一定要管住“四子”即枪杆子、笔杆子、印把子、钱袋子，这是确保共产X执政、国家性质的底线。央企掌握着国家的“钱袋子”。为了巩固X的执政基础，必须强化央企班子建设。
要从金融危机的教训中认识加强央企班子建设的重要性。过去的战争主要是争夺物质形态财富的硝烟战争，必须把住“枪杆子”；现在的战场主要是争夺价值形态的财富，这种无硝烟的战争主要是通过金融形式实现数以亿计的资金转移。要牢牢把住“钱袋子”，就必须强化央企班子建设。
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认识加强央企班子建设的重要性。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经济运行呈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征。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范围要清晰界定，也就是说央企领导班子成员要以高度的ZZ自觉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守住国家的经济命脉。
二、央企班子建设尤要强调以德为先进行“十德建设”
一是信仰之德。人可以有不同信仰，但不能没信仰。没有信仰就会成为金钱的奴隶，这就出来了地沟油、毒奶粉。作为央企班子成员，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及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深深知晓为国家守住、增值钱袋子是我们的责任。
二是境界之德。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境界，信仰到什么程度境界就达到什么水平，所以有的人境界在“钱”，有的人境界在“来世”，有的人境界在“修齐治平”。央企班子成员应具有做大做强企业、振兴中华民族的崇高境界。
三是气节之德。央企班子成员要有忠诚于国家的坚定ZZ立场，要有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气节，并将忠于国家与供职企业有机融合起来。
四是诚信之德。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立足就要讲诚信。企业诚信首先是班子要诚信，每个成员要诚信。讲诚信首先要自己说的话自己信。自己说的话自己都不信，企业就没诚信。
五是胸襟之德。央企班子带领员工干事业，会遇到各种矛盾、困难和纠纷， 在这种情况下，班子特别是一把手一定要有胸襟。没有比双脚更高耸的山峰， 没有比眼界更宽广的原野，没有比胸襟更开阔的海洋，没有比思想更博大的世界，央企班子的眼界、思路、胸襟同市场的拓展成正比。
六是内修之德。央企班子成员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企业、服务员工、服务投资者，要有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这是起码的良知和内修。除此之外，还要不怨天尤人，能拼才会赢。
七是慎独之德。央企班子成员一定要严以律己。人在做，天在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律己为企业提供正能量，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开疆拓土。
八是士风之德。所谓士风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央企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班子成员也常会在权力利益面前遇到诱惑产生困惑，这就要求秉公办事，对得起良心。
九是恤属之德。就是爱护下属。员工是企业的主体。企业要有竞争机制， 也要有关怀氛围，让员工有归属感和向心力。央企班子在关心员工、体恤下属方面理应比外企、私企做得更好，而且是根本上的好。
十是雅兴之德。健康情趣也是一种美德。央企班子成员要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就要有健康情趣。这种健康情趣又应该是本性天然、率性而为，而不是刻意雕琢、附庸风雅。
三、央企班子建设要培养大任之才进行“十能建设”
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央企班子建设尤需培养宏观大才通才以开拓市场，特别是通过“十能建设”打造央企领导班子的升级版。
一是任事能力。央企班子要有任事能力也就是办好企业的能力。国际金融危机同债务危机交织使世界经济经历了5年萧条期，很可能还要经过几年复苏才能达到新的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央企既要自身转型，又要走向世界，班子成员的任事能力非常重要。
二是辨向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经济体都会经历高涨、危机、萧条、复苏过程，央企班子一定要有方向辨别力，宏观经济的判断力，市场走向的前瞻能力。要善于抓住苗头，顺势而为。
三是谋事能力。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在该干的时间里没干叫失去机遇，在不该干的时间里干了叫操之过急。找不到办法时放一放可能是一种办法；换个思路也可能是一种办法。央企班子在决策时要学会换个角度模拟思考，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进行对比思考，尽可能减少谋事失误。光大现在能“活过来”就是我们在谋事时听取了不同意见，假设了各种可能， 最后谋出一个“调理方”：急不得等不得，快不得慢不得，力度大不得小不得的思路。
四是掌控能力。央企班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中一定要有驾驭全局的能力。中国央企是世界企业中的特殊群体，不但立足企业自身，还要立足国家社会； 不但面对当前和今后发展，还要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因此一定要善于掌控复杂局面。
五是识才能力。央企班子要有识人的能力，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各种人才都不可或缺，要合理使用好人才。
六是聚人能力。央企班子要有凝聚员工的能力，一把手要有凝聚班子的能力。我讲过班子建设的“大蒜原理”，一定意义上一把手就是蒜柱，班子成员就是蒜瓣，蒜瓣能吃蒜柱不能吃，但没有蒜柱就凝聚不了蒜瓣；蒜柱又是管方向的，它向上蒜瓣才跟着向上长。班子建设靠制度也靠人，制度是人定的，还要靠人去执行，大力提倡“将相和”。
七是担事能力。央企班子在错综复杂的市场竞争中要能担事，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环境中要沉得住气，要宠辱不惊，临危不惧，每临大事有静气。
八是息事能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矛盾错综复杂。央企班子要善于协调平息转化复杂矛盾，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能干事不是本事，不出事不是本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才是本事。
九是识见能力。央企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应是通才，有各方面知识支撑，多读书，善读书；不但要读“有字书”，还要读“无字书”。读“有字书” 和“无字书”都不是靠“眼”而是靠“心”，靠眼增“见”，靠心悟“识”， 悟出天下大势中本企业之“识”。
十是术业能力。说到底央企要盈利。要盈利班子成员就要精于业务。这个“精”是辩证的，一把手要以“通”为主，通中有精，举重若轻；副手以“精” 为主，精中有通，举轻若重。
为政“十德”
（2013年）
为官行政，当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具体应有“十德”。
一为信仰之德。人可以有不同信仰，但不可没信仰。实际上人皆有信仰， 没有其他信仰就信钱，这就出来了地沟油、毒奶粉。作为领导干部，须坚定自己的ZZ信仰。这个信仰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二为境界之德。这同信仰是因果关系。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境界， 信仰到什么程度境界就达到什么程度，所以有的人境界在“钱”，有的人境界在“来世”，有的人境界在“修齐治平”，在敬业。领导干部应有“三不朽” 的追求，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境界。
三为气节之德。领导干部当有忠诚于X和国家的坚定ZZ立场，有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气节，“临大节而不辱”，并将忠于X和国家与热爱本职工作有机结合。
四为诚信之德。诚信是人的基本美德。作为领导干部代表的是X和国家形象，更应讲诚信。首先自己说的话自己要相信；自己相信才有可能让别人相信； 自己都不相信，别人就更不相信。
五为胸襟之德。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会遇到各种矛盾、困难和纠纷，在这种情况下，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一定得有胸襟。没有比双脚更高耸的山峰， 没有比眼界更宽广的原野，没有比胸襟更开阔的海洋，没有比思想更博大的世界，干部的眼界、思路、胸襟同形象同事业成正比。
六为内修之德。领导干部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要有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起码的良知和内修。除此之外，干部具体工作中“烦心”的事比较多，还须有“不怨天不尤人”的修炼，明白“一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三等人有脾气没本事”的道理，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七为慎独之德。人在做，天在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律己方为事业提供正能量。
八为士风之德。所谓“士风”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领导干部掌握大量的行政权力，也会经常在权力利益面前遇到诱惑产生困惑，这就要具有士风，坚持秉公办事，对得起良心。
九为恤属之德。“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此虽说的是君臣关系，但其中的道理，却也适用于领导干部与下属的关系。干部要按这样的古训要求自己，关心群众，体恤下属。
十为雅兴之德。领导干部要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就要培育雅兴，具体可以包括笃学之德，以及其他各种健康情趣之德。这种雅兴又应该是本性天然、率性而为，而不是刻意雕琢、附庸风雅。
有此十德，则外无愧于民，内无愧于心。勤修善用，必福泽苍生。
文风上品是雅洁
（2013年）
行文虚实短长，本无一定之律，然而时下“八股“泛滥，文风不正，我们必须呼吁文章要“短些，再短些"'必须倡导文章要“言之有物”。雅洁是文风上品，古有定评，可惜时人早巳置诸脑后。
实际上在农耕社会、慢节奏时代，文章大家都是惜墨如金。《千字文》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梁武帝文学侍从周兴嗣受命一夜白头写下的这篇寥寥千字短文，既有上古帝王治理天下功业的记录，又有世间凡人修身处世规范的阐释，既有朝廷君臣相得的着墨，又有诸侯文武建树的落笔，既有世人志向的表达，又有日常生活的描述，以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为核心，熔天文地理自然社会人生于一炉，且广且精，且深且短，故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诵。
反过来，我们今天有些文章，却是越写越长，说出甲来怕人不解，补之以乙，说出乙来怕人不解，补之以丙，说出丙来怕人不解，补之以丁……真个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怎能不拒人于千里之外？
文风的简繁是一回事，虚实又是一回事，我们常说转变文风要“言之有物”， 我体会言之有物要体现“十有”。
一是言之有己，就是有“自己”。领导干部要提倡自己动手写文章，写自己之所思自己列提纲讲话，讲自己之所讲，一般情况下不要念稿；文章讲话要有自己的个性，形成自己的风格，不能人云亦云，套话连篇；更不能文章靠“复印机”（过去是剪刀＋糨糊），讲话当播音员，甚至播音还播错。说实话，这巳属做事为文的最低要求，相当于“领导亲自吃饭”之类，不说也罢。
二是言之有信，就是让人相信。古人说“修辞立其诚"'唯有立诚才有物， 不诚则无物，无物则不足信。当领导的讲话写文章，不是随便说说写写，是指导工作的，是影响大众的，这就要求你的讲话要让人相信。而让人相信，就要首先自己相信；先自己相信，才能让读者和听众相信；自己都不相信，如何让读者和听众相信？让人相信，，就要讲真话，说到做到自己都做不到，如何让
读者和听众做到？
三是言之有情，就是带着感情去“言”。写文章，要说人话，说人话就要有感情。近人梁启超，对早年毛泽东影响甚深，他的文章“笔锋常带情感，电闪雷鸣，痛快淋漓＂，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就说明，写文章讲话，只有带着感情去写、去讲，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读者和听众I自己都感动不了， 如何感动读者和听众？
四是言之有理，就是有哲理。过去写文章，讲究”义理、辞章、考据”三要素，“理”是核心，“文贵质朴，以理取胜"'"理”来源于作者的阅历、见识与境界，“理”源于事而高于事。而我们现在一些文章讲话就事论事，不善于就事论理，讲了半天，让人记不住，甚至不知所云。“理”就是高度，就是画龙之点“睛”，就是吹糠之见“米”。有“理“很重要的是要学好“哲学”。我讲过这样的话：“最没用的是哲学，最有用的是哲学。哲学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学好哲学可以帮你解决所有问题。哲学是地基，专业是楼房。我们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只打地基于什么？）我们更不能不打地基只盖楼房（楼房迟早要倒塌）。”
五是言之有神，就是要有“神来之笔”。清人刘大提櫆曾指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用今天的话说，领导干部讲话写文章，要有”主心骨”即有神，具体而言就是要有ZZ家的高度历史学家的深度，要有哲学家的思维、诗人的语言。“诗人的语言”就是要有“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在有“内涵”的前提下，.要善于适当的对仗、排比、押韵
（当然要适度）正在标点符号上，我体会应当学会善于用“分号”。若此，可以更好地调动听众，调动读者，让人记住。
六是言之有趣，就是风趣幽默。幽默是心性灵动之闪现，是通脱潇洒之外 化，庄谐杂出为文事妙境。讲话写文章，在适当的时候＇，幽它一默”，不但能“提神”，而且能更让人理解，更让人记住。毛泽东的讲话为什么容易让人记住？除了大力度的宣传外，不能不承认他的讲话风格时而旁征博引，时而幽默风趣，有时看似“东拉西扯"'最后却在开怀大笑中回归主题，使听众如“醍醐灌顶”。
七是言之有典，就是适当“引经据典”。适当引经据典，可以增加讲话写文章的“分量”，增加可信度，增加"厚重感”。说到引经据典，又不能不说毛泽东。比如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形容“主观主义”引用解缙的那句
“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我们读过几十年了，至今记忆犹新。
八是言之有势，就是有气势。看骆宾王的那篇《讨武曌檄》厂“请看今日 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其文采其气势，堪称“檄文之最”，：连武则天都叹服不巳，贵备丞相未能用好人才。虽然后采徐敬业失败，但其责在“武” 不在“文”。再看青年毛泽东那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就是最经典的“言之有势”。当然“势”绝非装腔作势。只有把握了思想制高点，眼界宽阔，神气充沛，鞭辟入里，才能造就“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境界。你看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如果没有对秦汉ZZ哲学经济社会的深刻把握，没有大历史的宽阔胸襟和眼界，没有光昌流丽、排兵布阵的健笔，我们今日哪有福气欣赏如此排山倒海、气贯长虹的奇文呢！
九是言之有约，就是“简约”，惜墨如金。现在很多文章讲话动辄洋洋万言，拒人于千里之外。我认为把简单问题说简单是初级水平，把复杂问题说复杂是中级水平，把复杂问题说简单是高级水平，把简单问题说复杂是没有水平越是深刻的往往越是简单的。还是应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在不影响表达内容的前提下越短越好。现实生活当然更为复杂，我辈凡夫也不如文豪浪漫，但＇｀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十是言之有用，就是“管用”。曾国藩说，文章除了“义理、辞章、考据” 之外，还要加上“经济”，就是能够经邦济世，管大用。文章九九归一，都要起作用。而现在有些文章费了很大力气最后不管用，不但害人，而且害己。当然，用有“显用”，有“隐用”，有“实用”，有“虚用”。解决实际问题为“立竿见影”之用，转变理念提升素质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改作风可先从改文风切入，因为最好改的是文风，它不需要财政拨款，也不会影响稳定最难改的也是文风，要靠真功夫。在改文风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学习陈云的精神境界 思想和文风
（2013年）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ZZ家，我们X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我虽然没能有机会见过陈云，但学习过他很多重要文章、讲话， 他的精神境界、思想和文风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陈云的精神境界对我的教益和影响
作为一名X史的业余研究者，老一辈革命家走过的路包括陈云走过的路—
—从青浦到青云谱，我几乎都走过。陈云在临江任东北局副书记兼南满分局书记时，国民X大兵压境，一些同志主张撤到朝鲜，他力排众议，坚定表示国民X就像一头野牛，牛头在北满，牛尾在南满，我们只有在这里拖住牛尾，才能减轻北满的压力。“拖住牛尾”是有相当大的风险甚至会付出牺牲的，但那一代人就是有这样的精神境界，令我钦佩不已。2007年，中央决定将我从银监会调到光大集团。谁都知道“光大”当时是一副“烂摊子”，严重亏损，案件不断，濒临解体。所以我当时内心不愿去，但中央决定了又不能不去，心中非常苦闷。后来，有两位伟人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一个是周总理。我到“光大”后就倡导学习“周恩来精神”。“周恩来精神”崇高博大，核心是“顾全大局， 忍辱负重”。再一个就是陈云。他在临江那番讲话体现出来的顾全大局的精神境界同样影响教育了我，使我慢慢想通了。那一代人看问题从全X的大局着眼， 为了大局可以舍弃小局，为了理想信仰命都不在乎，我们算什么？我认为今天我们缺的就是这些，越来越利己化、实用化、庸俗化。我认为金融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经济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也不是最大的危机，理想危机、信仰危机、信心危机、信任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
我们今天最应该学习的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境界，敢担事， 不怕事。
陈云的哲学思想对我的教益和影响
到“光大”面对困难局面时，也有两位伟人的思想对我产生重大影响，一个是毛主席《矛盾论》《论持久战》中的思想，一个是陈云那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名言和《文献与研究》刊登的陈云关于学习哲学问题的论述。陈云谈到延安时期毛主席同他进行过三次长谈。陈云同志讲：“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习哲学，终身受用”。我把陈云的
这些论述批示印发“光大”的干部员工学习并在《光大报》刊载。陈云在谈到“比较”时还说：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甚至说到，在“比较”中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设定一个不同意见。我开始“反复”“比较”历届班子的“打法”，也同很多同志“交换”，最后形成“光大”只能“中药调理”，“心态急不得等不得， 力度大不得小不得，进度快不得慢不得”的思路。经过5年多的“中药调理”， 现在光大集团123亿元历史亏损已全部弥补，历史陈案已基本化解，所有者权益由负转正，实现税前利润280亿元，管理资产2万多亿元，相当于5年前的四个“光大”。应该说这些变化都与陈云的哲学思想对我的启迪有关。
陈云是站在X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提出学哲学问题的。1987年7月，他在一次同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讲道：“我们国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领导人是小平同志。但他今年的岁数，照中国老的算法，已经八十四岁了。过不了多少年， X和国家的全部领导重担都要落在你们一代身上。为什么我把你们的担子看得这么重？因为，我们国家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要把我们的X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这些谈话对我影响也非常大。我的体会，如果从急功近利的角度，最没用的是哲学，不能直接解决具体问题；如果从长远根本的角度， 最有用的是哲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所有问题。哲学是地基，专业是楼房。我们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更不能不打地基只盖楼房，那样楼房迟早要倒塌。我觉得我们对陈云的思想研究宣传不够。我们现在应当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大力倡导学哲学，包括陈云的哲学思想。
陈云的文风对我的教益和影响
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讲，这几年我们X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X内不怕有人说错话， 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是要失败的。他是站在X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讲X风，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文风。他讲话和写文章从来都是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形象生动，立意高远。我们现在太应该学习这样的文风了，我认为改变文风可以作为改变X风的一个突破口。
另外，陈云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看问题一针见血、谈问题一语中的、有个人主见、不随声附和等特点和品格，也都对我影响教益颇深。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十德十能”建设
（2013年）
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主要包括思想建设、ZZ建设、组织建设、能力建设、作风建设等等，核心是为X执
政的经济基础提供组织保障。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应从“高站位、大视角”上思考与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的“十德十能”建设。
应有“高站位、大视角”
教育实践活动要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以下简称“四风”）。通过教育实践活动，要从更高的站位、更大的视角思考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
一是通过教育实践活动，要站在战略的高度，进一步认识加强中管金融企 业班子建设的重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X一定要管住“四子”（枪杆子、笔 杆子、印把子、钱袋子），这是确保共产X执政、确保国家性质的底线。中管金融企业掌握着国家的钱袋子，为了巩固X的执政基础，必须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
二是通过教育实践活动，要深刻反思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认识加 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的重要性。尼采讲“和平是两次战争的间隙”。战争 就是掠夺财富。过去的战争主要是掠夺物质形态财富的有硝烟战争，必须把住“枪杆子”；现在的战争主要是掠夺价值形态财富的无硝烟战争，这种无硝烟的战争主要是通过金融形式瞬间实现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资金的转移，因此必须把住“钱袋子”。为了保卫国家的根本利益，必须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
三是通过教育实践活动，要认真研究当前中国的特殊国情，进一步认识加 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的重要性。中国当前有许多特殊国情，其他不赘，与 本题目有关的讲两点。首先，经济上民进国退，这有积极意义，但也要有度， 也要有范围界定。其次，在中国很大程度上行政级别成为衡量人与人关系的一般等价物。中管金融企业是国民经济命脉。在上述特殊国情下，必须确保中管金融企业的ZZ地位以促进提升中管金融企业的市场地位。为了保护国家的经济命脉，必须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
强调以德为先进行“十德建设”
什么时候都要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为什么说当前尤其要强调以德为 先？主要是“四风”的社会影响太恶劣，教训太深刻。“四风”在中管金融企业中也不同程度存在，因此需要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十德建设”，解决“四风”。
一是信仰之德。人作为物质动物和精神动物的合一，吃穿住是满足物质动物的需要，信仰是满足精神动物的需要。人可以有不同信仰，但不可无信仰。实际上人皆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信钱，这就出来了地沟油、毒奶粉。作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成员，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及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二是境界之德。这同信仰是因果关系。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境界， 信仰到什么程度境界就达到什么程度，所以有的人境界在“钱”，有的人境界在“来世”，有的人境界在“修齐治平”、在敬业。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成员应有崇高的境界。
三是气节之德。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成员要有忠诚于国家的坚定ZZ立场， 要有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气节，并将忠于国家与供职企业有机结合。
四是诚信之德。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要在市场经济中立住脚跟就要诚信； 企业诚信首先班子要诚信；班子诚信每个成员都要诚信；每个成员诚信首先自己说的话自己要相信。自己说的话自己都不信，企业就没诚信。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必须讲诚信。
五是胸襟之德。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带领员工干事业，会遇到各种矛盾、困难和纠纷，在这种情况下，班子特别是一把手一定要有胸襟。没有比双脚更高耸的山峰，没有比眼界更宽广的原野，没有比胸襟更开阔的海洋，没有比思想更博大的世界，中管金融企业班子的眼界、思路、胸襟同市场成正比。
六是内修之德。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成员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企业、服务员工、服务投资人，要有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是起码的良知和内修。除此之外，企业一天烦心事比较多，还要有“不怨天不尤人”的修炼（一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 三等人有脾气没本事。发怒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七是慎独之德。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成员一定要严以律己。人在做，天在看，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律己为企业提供正能量，不能律己为企业提供负能量。
八是士风之德。所谓“士风”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中管金融企业掌握大量的国家资源，也经常在权力利益面前遇到诱惑产生困惑，这就要具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士风，坚持秉公办事，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良心。
九是恤属之德。恤属就是爱护下属。还是借用孟子的话，“君视臣如手足， 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中管金融企业班子要按这样的古训要求自己，关心员工，体恤下属。
十是雅兴之德。健康情趣也是一种美德。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成员想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就要有健康情趣。这种健康情趣又应该是本性天然、率性而为， 而不是刻意雕琢、附庸风雅。
培养大任之才进行“十能建设”
诸葛亮讲儒有君子之儒与小人之儒，君子之儒要忠君爱国有治国大才，小人之儒则是惟务雕虫专工翰墨的小才。大才小才当然要辩证分析，小才也不可或缺，但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国际金融危机使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 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尤需培养宏观大才通才以适应竞争，特别是要在教育实践活动中通过“十能建设”，从更高层面提升竞争能力。
一是任事能力。中管金融企业班子要有任事能力也就是办好企业的能力。中国经过十年艰难改革，十年黄金发展，正在面临十年痛苦转型；全球金融危机同债务危机交织，经过五年萧条，很可能还要经过五年复苏才能达到新的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管金融企业既要自身转型，又要走向世界，任事能力非常重要。而这个任事能力又要靠以下“九能”支撑。
二是辨向能力。中管金融企业班子一定要有方向上的辨别能力、重大问题的敏感反应能力、宏观经济的判断能力、市场走向的前瞻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经济规律的高涨、危机、萧条、复苏，所谓重大宏观调控，实际就是经济的“向后转”。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在“向后转”中一定要有前瞻辨向能力。根据我从业三十多年的体会，一般情况下“一二三四五”的站位中，要多站二、三位，少站一、四位，不可站第五位。
三是谋事能力。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中国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在该干的时间里没干叫“失去机遇”，在不该干的时间里干了叫“操之过急”。找不到办法时“放一放”可能是一种办法，换个思路也可能是一种办法。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在决策时要学会换几个角度模拟思考，没有对立面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进行对比思考，尽可能减少谋事失误。光大集团现在能“活过来”，就
是我们在谋事时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自己假设了各种可能，最后谋出一个“中药调理”，“急不得等不得，快不得慢不得，力度大不得小不得”的思路。
四是掌控能力。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中一定要有驾驭全局的能力。中管金融企业是世界企业中的特殊群体，不但立足企业自身，还要立足国家社会；不但面对当前和今后发展，还要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因此一定要善于掌控复杂局面。
五是识才能力。中管金融企业班子要有识人的能力，小才通技，中才通策， 大才通略，超才通道，各种人才都不可或缺，要合理使用好各类人才。
六是聚人能力。中管金融企业班子要有凝聚员工的能力，一把手要有凝聚班子的能力。我讲过班子建设的“大蒜原理”，一定意义上一把手就是蒜柱， 班子成员就是蒜瓣，蒜瓣能吃蒜柱不能吃，但没有蒜柱就凝聚不了蒜瓣；蒜柱又是管方向的，它向上长蒜瓣才跟着向上长。
七是担事能力。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在错综复杂的市场竞争中要能担事，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环境中要沉得住气，要宠辱不惊，临危不惧，花繁柳密处能拨得开，风狂雨骤时能立得定，做到“每临大事有静气”。
八是息事能力。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矛盾更多更复杂。中管金融企业班子要善于协调平息转化复杂矛盾，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能干事不是本事，不出事不是本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才是本事。
九是识见能力。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应是通才，有各方面知识支撑，多读书，善读书；不但要读“有字书”，还要读“无字书”。读“有字书”和“无字书”都不是靠“眼”而是靠“心”，靠眼增“见”，靠心悟“识”，悟出企业之“识”，悟出天下大势中本企业之“识”。
十是术业能力。说一千道一万中管金融企业需要盈利。要盈利，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成员就要精于业务。这个“精”是辩证的，一把手要以“通”为主， 通中有精，举重若轻；副手以“精”为主，精中有通，举轻若重。
总之，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应通过“教育实践活动”，从“高站位、大视角”上思考加强中管金融企业班子建设问题，特别是“十德十能” 建设。中管金融企业班子成员不仅是企业家，也是ZZ家；“十德十能”既要靠组织要求，更要靠个人自觉；哪个班子哪个人都不能完全做到，但都有能力有义务尽力去做。这是确保共产X执政地位的需要，是确保国家性质、国家利益的需要。
在光大集团2014年年度报告上的致辞
（2014年）
1983年8月18日，中国光大集团籍地香江，托名“紫荆”，肩负国家重任， 立于改革潮头。
32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不能忘记者，王光英先生受中央政府之重托，护光大初生于襁褓，创国家开放之户牖。
不能忘记者，历届光大人筚路蓝缕，俾令光大自实业而金融，格局综合， 蔚为大观；源香江而北上，业被华夏，远播重洋。
犹不能忘记者，光大屡遭厄逆，几近关歇。感国家之不弃，念社会之眷顾， 四面八方，内襄外助。倚众势，挽狂澜于既倒；集众智，扶大厦之将倾。
公元2014年12月8日，光大涅槃重生。赖众力，变“邦联”为“联邦”；聚 众才，布战略之重镇。光大新姿，可喜可期。
……
双宁事金融三十余载，辗转京沈，往来政商，唯光大一役，炼狱平生。然个人事小，光大事大，荣辱岂为我辈趋避！
……
“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仍在延伸。光大三十载奠定之基业，必将永续……
培育以法治文化为基石的企业文化
(2014年12月23日)
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核心竞争力。一个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优秀企业文化的支撑和推动。X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应牢固树立依法治企理念，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搞好企业经营管理，培育以法治文化为基石的企业文化。
古人云：“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则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法规制度由人制定，为人服务，也要靠人执行。再好的法规制度如果执行不好、落实不到位，也是一纸空文。这就要求企业既制定好规章制度，又形成以法治文化为基石的企业文化。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法治建设不断推进，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取得较大成效，对推动企业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必须看到，一些企业管理者还没有真正树立依法治企理念，存在盲目决策、违规决策现象，少数人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一些企业员工还没有形成守法从业意识，存在恶意竞争、违规操作等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根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针对企业当前存在的问题，加强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坚持X的领导，发挥X组织ZZ核心作用。X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X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X对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X委的ZZ核心作用，是中央企业的重要优势，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实现依法治企目标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和基本方向。一方面，企业X组织要在国家法律法规下开展工作，把X的工作纳入企业经营管理之中，成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使X委的ZZ核心作用组织化、制度化、法治化；另一方面， 通过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和X管干部、X管人才等方式，引导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运行规律依法经营、诚实守信，推动企业积极承担ZZ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自觉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公平开展市场竞争。企业中的X员特别是X员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法治意识，不仅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带头遵守企业各项规章制度，而且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切实改进作风，坚决同违法乱纪行为做斗争，在推动依法治企、建设企业法治文化
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以普法教育为抓手，培育企业法治文化。依法治企需要法治文化的滋养和法治精神的支撑。如果说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依法治企的外在表现形式， 那么，以全体员工知法、守法为核心的法治文化就是依法治企的内在动力。法治文化具有提升法治文明的功能和作用，能将法律知识转化为法治意识、文化理念。法律条文是抽象的、庞杂的，只有通过文化形式的感染和文化氛围的营造，才容易被企业员工所理解和接受，才能被自觉遵守。普法宣传教育是传播法律知识和法治理念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企业普法工作要以宪法为核心，以与企业密切相关的法律如公司法、劳动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为重点，根据企业自身特点，区分不同层次，通过多种形式做好普法工作，进一步弘扬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法治文化精神，使员工在内心对法治产生景仰和敬畏，激发员工崇尚法治的热情，使依法治企、守法从业理念生根发芽，使全体员工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推动社会法治文化建设。企业法治文化是社会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依法治企，既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其社会责任所在。特别是中央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拥有较为充足的经济资源，地位特殊，责任重大，理应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央企业是否依法经营，企业管理者是否依法履职，企业员工是否依法从业，都将对社会法治文化建设产生影响。因此，企业应清醒认识自身所处的地位和所肩负的责任，在积极投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伟大实践中，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不断提高依法治企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加强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在贡献国家、造福社会、服务人民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
开启一流金融控股集团新征程
（2014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业也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蜕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业更是得到快速发展。中国光大集团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早期“窗口公司”之一，在X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开拓进取，日益发展壮大，实现了由实业到金融业为主的转变；特别是近年来力推的重组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为建设一流金融控股集团开启了新征程。
光大集团重组改革近来取得重大进展
2010年7月，国务院批准中国光大集团改革重组“技术细化方案”。根据该方案，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将由国有独资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公司，并更名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由财政部和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发起设立。重组改制后，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包括境外分支机构）全部资产、负债、机构和人员由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承继。从2003 年起，光大集团改革重组历时11年，几经周折，数次调整，2006年底国务院批复了第一轮重组改革方案，2007年8月批复了第一轮重组改革方案的“完善方案”，光大集团改革重组开始起步，业务指标逐步好转。在这个基础上，2012 年底国务院又批准了第二轮光大集团改革重组“调整方案”，解决了光大改革重组的根本方向问题；近期国务院再度批准的是第二轮调整方案的“技术细化方案”，从技术上解决了实施过程中的操作性问题。第二轮改革重组的“调整方案”和“技术细化方案”最终获批，保持了光大集团的完整性。
此次国务院批准光大集团改革重组“技术细化方案”，对光大而言意义重大，可以用“三个标志”来概括：一是标志着自2003年7月开始，历时11年的光大集团改革重组工作的政策性问题全部解决；二是标志着自2007年8月以来确定的“四抓一带”“五项工程”取得最终成功，“三大战役”“四大战场”取得全胜；三是标志着光大成立30多年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光大北京总部与香港总部长期互不隶属问题，光大集团对光大银行、在港企业、实业企业等不能并表问题，多年形成的历史债务问题，香港企业和实业企业回归问题，因不能并表而制约未来发展的后劲问题，简言之，影响光大集团生存和发展中的所有关键问题，特别是体制不顺、债务包袱、发展后劲三大问题，都得以彻底解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技术细化方案”明确光大集团将来还要择机实现整体上市，这为光大打造百年老店奠定了基础。
从国家层面来看，光大集团改革重组完成也标志着中国本轮十年金融改革画上了句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两座“桥头堡”之一，经过体制再造后浴火重生，维护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作为15支“国字号”金融主力部队之一，经过重新整编后将焕发青春；作为国务院批准的两家金融控股集团之一，可以在综合经营模式上为中国金融改革探路搭桥。
重组改革“十年磨一剑”
光大集团的改革重组始于十多年前。2003年，当时分管金融工作的国务院领导在银监会呈送的专题报告上作出批示，要求研究光大集团重组改革问题。从2003年开始设计重组改革方案到今天，前后历时十一年，光大集团改革重组可谓“十年磨一剑”，期间历经艰辛和曲折。与同时期进行重组改革的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等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相比较，光大集团改革重组牵扯的相关方更多，债务包袱更重，且各方想法不尽相同，协调难度更大。概括而言，光大集团重组改革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即资产及业务上的复杂性、机构及股权上的复杂性、债权债务关系上的复杂性、管理体制上的复杂性、人员上的复杂性、改革内容上的复杂性。这六个复杂性极大地增加了重组改革方案设计的难度。光大集团从总体考虑，先在2007年争取第一轮重组改革方案出台， 并在实际运作中，先以“空间换时间”，按照该方案让渡集团对光大银行和光大实业企业、香港企业的控股权；再以“时间换空间”，在保持自身稳定和发展、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基础上，做工作求得各方支持，最终国务院批准了第二轮光大集团改革重组“调整方案”和“技术细化方案”，保证了光大的完整性。
从2007年到现在，光大集团重组改革先后经历了十道大坎。第一道坎，2007 年8月国务院召集协调会议，出台了磨合达4年的第一轮重组改革方案的“完善方案”；第二道坎，召开股东大会，汇金公司注资光大银行，同时由汇金公司全资设立光大实业，集团成立光大金控资产管理公司；第三道坎，2009年8月， 光大证券A股上市；第四道坎，2010年完成光大永明保险公司改制，控股权回归中方；第五道坎，2010年8月，光大银行A股上市；第六道坎，光大香港业务保持稳定发展，光大控股业务调整为以资产管理为主业，光大国际成功转型为新能源环保公司；第七道坎，经多方协商和周密运作，成功收购甘肃信托，并更
名为光大兴陇信托；第八道坎，2012年12月，国务院在协调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又批准了第二轮光大集团改革重组“调整方案”；第九道坎，2013年， 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化解“钱荒”“乌龙指”等事件的负面影响，实现光大银行H股上市；第十道坎，2014年7月，国务院最终批准第二轮调整方案的“技术细化方案”。
光大集团之所以能够迈过这十道大坎，最终保持完整性，一是受益于新老班子的齐心协力；二是归功于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三是得到了有关各方的大力支持。
周密部署新光大挂牌在即
改革重组是当前光大集团各项工作的头等大事，集团予以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周密部署，成立专门工作班子，明确分工，扎实推进。围绕新光大集团公司挂牌，集团上下要全力以赴，做好以下十项准备工作：一是做好重组改革方案的信息披露工作，形成良好宣传效应。这项工作已经完成，并取得较好效果， 使得社会各界对光大集团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提高了光大集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二是尽快完成资产评估并及早获取财政部的批准和批复、明确财政部和汇金公司在新光大的股本比例和新光大的权益构成。三是向各行业主管部门办理股东变更审批及相关手续，包括向银监会申请光大银行股份转让； 向证监会申请同意光大证券实际控制人变更；向保监会申请同意光大永明保险实际控制人变更；向证监会申请A股相关上市公司豁免要约收购；向香港证监会申请豁免H股相关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等。四是按照《公司法》要求，召开集团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改制方案。五是办理再贷款承接及偿还相关手续。六是光大投资管理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七是与有关方面协商做好新光大集团公司章程制订、公司治理架构和高管人员安排、发起人协议等重大事项。八是做好光大银行90亿股股份过户、光大实业股权过户、光大香港股权过户。九是召开新光大集团创立大会、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新公司章程，成立集团董事会、监事会，聘请高级管理层。十是举办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挂牌仪式，宣告成立新的光大集团公司。以上十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开展，有些已经完成。
重组改革开启一流金融控股集团新征程
此次国务院批准的光大集团改革重组“技术细化方案”明确，集团下一步发展的总体目标是，把光大集团建设成重点突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管理
科学，既与国际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金融控股集团，并择机实现整体上市。
目前，光大集团正在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搭建科学有效的运行体系，在战略规划、股权管理、财务管理、资本运作、风险管理、人事管理、品牌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周密研究，做好顶层设计，强化集团总部的管理服务职能。集团实现并表后，财务实力将大大增强，可以通过发债进行融资，并将把资金配置到重点发展领域。这些工作都要有长远的通盘考虑
以联动和综合金融模式探索金融控股集团运行方式
光大集团重组改革的目标是建设一流金融控股集团，这是在2012年9月国务院批准、“一行三会”等金融监管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提出来的。规划明确要求：“推动中信集团公司和光大集团公司深化改革，办成真正规范的金融控股集团。”这个目标在这次国务院批准的光大集团重组改革“技术细化方案”中再次予以重申。金融控股集团具体怎么搞， 欧美发达国家固然有成熟的经验，但在中国并没有现成的模式。我国要建设的金融控股集团，实际上是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现有金融体制下，少数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以集团综合、子公司分业的模式开展综合经营试点，提高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与水平。
对于光大来说，如何建设金融控股集团呢？从2009年开始，我们基于光大的实际情况提出，以内部联动来深化集团各企业之间的合作，以业务合作探索金融控股集团的运行模式。我们认为，光大的优势在联动，出路在联动，这是光大集团与其他金融机构的最大区别。
一方面，光大集团金融牌照齐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管、租赁、期货、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都有，这是我们的优势。另一方面，光大旗下的金融机构规模都不是很大，无论是按照资产规模、利润总额还是按人员网点衡量， 在业内都算不上第一梯队。因此，我们要求集团下属各企业要加强业务联动， 抱团取暖，发挥“筷子原理”“竹排效应”，提升光大集团在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在2011年光大的一次内部会议上，笔者提出当时的工作第一是“横比”， 第二是“稳健”，第三是“联动”。“横比”就是和同业相比还有差距，有差距就会产生动力，这是我们加快发展的“油门”；“稳健”就是面对金融行业经营风险的特殊属性和不确定的外部经济环境，我们要稳健经营，这实际上是
防范风险的“刹车”；“联动”，是我们发展的方向，是“方向盘”，要通过联动加快发展。有油门，有刹车，有方向盘，我们的“车”才能开得又快又稳。
近几年来，光大集团在联动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综合金融服务已实现良好起步。同时，我们在人才交流和复合型人才培养、文化交流、品牌共建方面， 也做了很多尝试，“市场原则，同等优先”的理念已成为集团上下的共识。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集团重组改革还未完成的情况下，集团与各所属企业的股权关系未能理顺，兄弟企业之间的“血缘关系”比较淡，利益纽带不密切， 集团总部对各企业的服务和管理职能较弱，集团类似欧盟或者联合国，联动更多地是靠行政在推动。改革重组完成后，集团内部以股权为纽带，“邦联”变成了“联邦”，我们的联动要逐步向内生机制型转变，更多地发挥利益机制的作用，更多地按市场原则办事。
当前，光大集团正在推行联动的升级版——“综合金融服务”。我们致力于充分发挥集团各类金融牌照齐全的优势，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综合金融解决方案，满足客户在信贷、债券融资、股票融资、投资理财等方面的全面需求。我们率先在具备条件的少数地区进行综合金融服务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在集团范围内推广。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成立后，内部联动和综合金融将获得更加坚实的平台，我们在探索金融控股集团方面的条件更加成熟。
深入学习邓小平金融思想做好新时期金融工作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
（2014年）
邓小平金融思想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小平同志治国理政方略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涉及金融领域一系列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理论内涵。邓小平金融思想对于指导我国当前和今后金融改革与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要继续以邓小平理论为行动指南，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开放。
一、邓小平金融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邓小平金融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其形成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革命战争年代－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初期（1970－1980年代）； 改革开放深化阶段（1990年代）。在不同阶段，邓小平金融思想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三个阶段的金融思想，共同形成了内涵丰富的邓小平金融思想的发展脉络。【联系微信d*adawk01】
在这一阶段，小平同志重点提出了“银行作用论”、“钞票信用论”、“金融稳定论”等观点，体现了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金融工作的认识。小平同志是我们X很早意识到银行重要作用的领导人之一。1929年夏天他前往广西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就提出设立农业银行来帮助贫农的构想，但因筹款未果而不得不放弃。抗日战争时期，小平同志在自己领导下的晋冀豫边区建立了冀南银行。他强调“政权及经济机关的作用是调剂作用，而不是包办作用。银行的作用在于帮助和刺激国民经济发展”。“我们的货币政策， 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我们鉴于敌人大发伪钞，掌握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危险，所以发行了冀南钞票，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他还亲自主持制定了根据地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将冀南钞票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为了保障冀南钞票的信用，小平同志指示冀南银行必须限制发行额。在小平同志的具体指导下， 冀南钞票后来在整个华北地区流通，对保障和促进华北地区生产、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小平同志在军事上运筹帷幄、决
胜千里的同时，还必须面对复杂的经济斗争。他强调“我们的财政要有很明确的政策，很正当的办法，光靠印票子不行。有了统一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再加上华北的帮助，问题就可以解决……同时，要和商人讲统一战线，争取他们支持我们发行的票子。我们给商人贷款，让商人入股。”
在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小平同志曾主政西南地区。针对城市接管中普遍面对的复杂的金融及市场问题，小平同志强调整顿货币市场，让新生的人民币在这些地区站稳脚跟。他强调，在经济战线上，要“稳定金融物价和疏畅城乡交流”。1950年7月，小平同志针对当时农村和城市工作中的难题作出批示： “市场问题，贸易问题，金融问题等……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ZZ的基础。” 1954年1月，小平同志强调：“金融不稳定，财政不可能稳固……为了发展经济， 保证物价稳定，工商企业须有固定的流动资金，银行须有足够的银行基金。”
在建国后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小平同志作为我们X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通盘协调和指导全国的经济金融工作，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0－1980年代）
在这一阶段，小平同志作为X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金融问题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对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主要提出了“利用外债论”、“银行改革论”、“银行杠杆论”、“金融人才建设论”等论点，邓小平金融思想初步形成。
1979年1月6日，小平同志在同国务院负责人谈经济建设方针时提出“项目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先积累资金，然后再搞那些重工业项目。这样做，能增加就业机会，对改善人民生活也有利，更不会发生偿还不起外债的问题”。关于外债问题，小平同志还指出：“对借外债要做具体分析。有些国家借了很多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我们要借鉴两条：一是学习他们勇于借外债的精神，二是借外债要适度，不要借得太多，要注意这两方面的经验。借外债不可怕，但主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小平同志的外债思想，破除了长期以来我们“引以为荣” 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传统观念，从战略上开辟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广阔财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利用外资速度明显加快，取得显著成效，也避免了债务风险。
1979年10月4日，小平同志在省、自治区、直辖市X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过去我们的制度是采取拨款的形式， 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这个制度必须改革。任何单位要取得物资，要从银行贷款，都要付利息。”1986年12月19日，小平同志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时再次指出“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 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他深刻地指出了我们几十年计划经济条件下金融体制的主要弊端，强调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使银行成为我国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把银行真正办成现代金融企业。
在1989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小平同志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实现了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他退休以后，仍然关心着X和国家的事业。这一时期，也是邓小平金融思想的深化时期。他重点提出了“金融核心论”、“金融市场发展论”和“金融开放论”。
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小平同志逐渐加深了对金融工作核心地位与作用的认识。1991年2月，小平同志在上海浦东视察时，高度评价浦东开发开放中实施“金融先行”的做法，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据有关当事人回忆，小平同志这一段关于金融地位与作用的著名论断，开始讲的是“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在定稿并收入“邓选”第三卷时，他又亲自加上“现代”二字。笔者初步理解，以小平同志战略家的思维，第一，当时就全国而言，我国是否发展到了“现代经济” 阶段，还需认识和讨论，但中国一定要发展成“现代经济”；第二，在“现代经济”条件下，金融处于核心地位；第三，为了建设和发展“现代经济”，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大力发展金融业。这表明了在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进程中，小平同志又站在了新的历史高度，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辩证关系，科学界定了金融在我国现代经济中的地位，由此形成了邓小平金融思想中最重要的论断──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在视察浦东的谈话中，小平同志还强调：“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短短几句话，小平同志指明了我国金融开放的大方向，即中国金融要走向世界，取得国际地位，同时也提出了我国金融开放的两大步骤：建立国际
金融中心和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实际上提出了发展金融市场的设想。 1992年年初，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证券、股市，这
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 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小平同志这段关于股票市场“要坚决地试”的谈话，经过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已经“试”出了一个拥有近3000家上市公司、市值规模达25万亿元的中国证券市场，对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影响深远的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起到了指路明灯的作用。
二、邓小平金融思想对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作用
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序曲。邓小平理论形成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其中邓小平金融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时期实行计划经济，所谓“金融”实际上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一家独存，别无分店。银行长期没有经营自主权，只是国家按计划分配资金和货币收付的工具。在“计划点菜，财政买单，银行出纳”的体制下，银行不是真正的银行，难以发挥作用，既谈不上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更谈不上对经济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作用。在“文革”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银行工具论”的观念和体制继续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在1979年10月4日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 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要各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银行的地位与作用，充分发挥银行在促进经济发展、技术进步、资源配置及宏观调控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在计划经济思想还禁锢着人们头脑的情况下，振聋发聩，让人们重新发现了银行的价值。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些落后、错误的思想不时沉渣泛起，干扰着改革战略的顺利实施。尤其是上世纪80至90年代，一些人纠缠于姓“资”姓“社”问题，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当时在我国发展金融市场面临着很大的阻力，难以达成共识，更谈不上深入的市场经济建设。1986年11月14日，小平
同志会见以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为团长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时，把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赠送给客人。国际社会由此发出了“中国与股市握手”的惊呼。小平同志的这一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举动实际是在向全世界宣布：股票市场并非资本主义所专有，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可以利用这一工具发展自己的经济。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一股批评市场化改革，把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上纲为两条道路问题的错误思潮，导致包括金融体制改革在内的改革开放压力重重。在这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小平同志于1992年年初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果断提出“证券、股市要坚决地试”。小平同志的这个表态，一言九鼎，有力地澄清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对推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
金融改革虽然同我国所有改革一样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市场导向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始终如一的。早在1979年10月，小平同志就明确要求： “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1986年12月，他再次强调：“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他同时也强调防范改革风险，“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明确指出“过去十年的发展速度不算低，如果今后这些年也保持比较好的速度，我们深化改革的风险就小得多了”。小平同志这种既要积极推进改革，又要着力防范风险， 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思想，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正是在这些重要思想指导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迈出了重要步伐，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是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体系逐渐形成。改革
开放前，我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中国银行只是外汇收付机构），也就不存在金融监管体系。而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的金融管理体系确立了“一行三会”模式，中央银行制度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不断加强，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能力不断提升。
二是金融组织体系不断壮大。从过去的单一银行，发展成今天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投行、基金、期货、资产管理、金融租赁、财务公司、专业化金融公司等在内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从资本构成上看，也由单一的国家独有发展成国有、民有、外资相融合的混合所有制体系，治理结构不断完善。
三是金融市场不断发展。今天，我国已形成了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
外汇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贵金属市场等在内的综合金融市场体系。货币市场为金融机构有效提供短期融资和流动性管理便利；资本市场实现了跨越式提升，使直接融资得到快速发展；外汇市场促进外汇资源合理配置，不断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保险市场涵盖了寿险、财险、再保险等领域，成为我国市场化社会保障制度的生力军。其他金融市场也都得到快速发展。中国金融运行正在迈向“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新阶段。
四是金融法制建设不断完善，调控手段日趋成熟。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包括金融法律、金融行政法规、金融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三个层次的金融法律框架；调控手段已从过去的直接调控、行政性调控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控、市场性调控为主。
“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始终如一的重要思想。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精辟论断，更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全局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思想推动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巨大成就令世界瞩目，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由“金融小国”变成“金融大国”。1978年，我国银行业资产仅1900 亿元人民币。而到2013年底，我国银行业资产已达到151万亿元人民币，加上证券、保险、信托等其他金融业的资产，更达到170万亿元人民币，是1978年的8000 倍。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而目前已达到4万亿美元，是1978 年的2.4万倍。我国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金融大国。
二是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迈进。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是金融强国的标志。随着我国金融业规模、质量、效益等各项硬实力指标的明显增强，我国金融软实力也在逐步提升：金融市场化改革成就巨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体制竞争力不断加强；金融人才建设加快发展，一大批现代金融人才已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力军；金融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国金融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在G20、世行、IMF等重要国际金融协调机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硬实力与软实力是金融强国的两翼，中国正在向金融强国迈进。
三是金融企业国际地位明显提升。我国大型国有银行曾濒临破产边缘，经过深化改革，今天已实现了量的跨越和质的提升。2013年，按资本实力排名， 我国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部位列全球前十，其中工商银行和
建设银行分列全球第一和第二。2013年全球1000家大型银行利润达9200亿美元， 其中我国主要银行的税前利润总额达2920亿美元，占全球银行业利润的32%。这一巨大成就，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四是金融对外开放取得重大成就。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入驻中国，成为中国金融市场活跃的组成部分。截至2013年末，我国外资金融机构已接近2000 家。为扩大对外开放，我国建立了深圳前海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窗口，正在稳步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及其他开放区、开发区建设，这必将大大拓展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对中国金融逐步实现国际接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中国金融“走出去”战略效果显著，海外金融机构与金融资产大幅增长，中国金融已成为国际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完整、准确领会邓小平金融思想，做好新时期金融工作
在邓小平金融思想指引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我国金融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全世界所公认。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国金融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深层次复杂性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更大发展。我国金融事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完整、准确领会邓小平金融思想，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做好新时期金融工作。
小平同志关于金融工作的一系列论述，都是针对我X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不同阶段面临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当前该怎么做， 长远该怎么做，小平同志都是根据实际情况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进行顶层谋划。可以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邓小平金融思想的灵魂。我们必须把握住这个“灵魂”，不断地结合变化了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结合正在进行的工作、正在发生的事情，采取远近结合、内外兼顾的方针和“有效管用”的政策措施， 做好当前金融工作。
我们要深刻领会小平同志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科学论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坚持按照市场化方向推进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改革，不断完善中国金融运行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一是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原则稳步、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二是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三是依照“顺应形势、突出重点、积极探索、整体推进、留有余地”的原则，稳妥有序推进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四是按照更好地支持配合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大方向，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机制。五是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推进金融机构体制机制建设。六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改制和增资扩股，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七是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八是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实施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金融业取得长足发展，但发展中还存在十大不平衡，即：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这同美国情况正好相反）；金融监管水平（尽管有相当大的改善）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旧的风险控制了，新的风险又将出现）；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给不平衡；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中国金融实力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主要指人民币在国际上的计价、媒介、储备、支付的世界货币功能）与中国的经济地位不平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等）。我国金融下一步的发展就是要逐步扭转这些不平衡。
小平同志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多次强调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坚持“以我为主、循序渐进、安全可控、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方针，继续扩大金融业开放。一是“引进来”，要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境外资本与境外贷款，并积极推进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的对外开放。二是“走出去”，要引导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实施海外发展战略，积极稳妥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鼓励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金融企业“走出去”过程中，要着力打造一批金融业的“航空母舰”，提升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引擎。人类金融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小平
同志多次强调：“胆子再大一些，思想再解放一些，步子再大一些。”“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金融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业务创新、技术创新，等等。要按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有序有度、风险可控的原则，大力稳步进行金融创新，使金融创新成为金融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同时，处理好创新、发展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实现风险有效防范基础上的创新和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及人民群众需要的创新。
金融既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风险集中高发的领域，它的失控会引发经济危机、ZZ危机乃至社会危机，处理不好在任何国家都是致命的甚至是颠覆政权的风险。当前我国金融风险虽然总体可控，但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呈现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银行业风险，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由过去的“双降”开始“双升”。为此，行业上重点应关注过剩产能、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三大风险，区域上重点应关注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地区风险，业务上重点应关注同业业务风险、理财业务风险、信托业务风险及非法集资风险。二是资本市场风险，主要是资本市场的信心风险。三是保险业风险， 主要是防范因保险资金收益率较低和保险投诉频发处理不当引发的风险。四是其他金融风险，包括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防范外汇储备不断上升可能形成的风险，等等。尽管上述这些风险是金融发展中出现的，是前进中的问题，但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酿成全局性问题。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比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我们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审时度势，未雨绸缪，严防金融风险，守住中国金融安全这片蓝天。
探索光大特色金融控股集团之路
（2014年）
14年12月8日，由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整体改制而成的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宣告成立，这标志着历时11年的光大集团改革重组顺利完成，光大集团从此步入新的纪元。重组改革的完成和新光大集团的成立，将成为推动光大集团加快发展的重大红利，同时也为光大集团探索中国特色的金融控股集团运行模式注入强劲的动力。
金融控股集团模式是光大集团基于国际国内金融发展趋势和自身发展规律的选择
从国际上看，金融业一直沿着“混业经营—分业经营—金融控股集团”的路径螺旋式发展。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的大半个世纪里，以美国为代表， 国际上盛行金融分业制度。上世纪末，美国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分业经营体制废止，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控股集团模式。此后，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等各金融子行业的金融集团在国际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在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一些大型单体金融机构如雷曼兄弟、华盛顿互惠银行等纷纷破产或被并购，硕果仅存的最后两家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也宣布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几经波折，介于分业和混业之间的金融控股集团成为大型金融机构谋求多元化发展的主要模式。
从国内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同时，为了顺应综合经营的国际金融趋势，我国“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均提出要“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根据这一规划精神， 一些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尝试以金融控股公司形式探索金融综合经营，并在实践中出现了两类金融控股公司，即以中信集团、光大集团为代表的集团控股， 子公司分业经营的“金融控股集团型”，以及以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等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为代表、以商业银行为母体扩张形成的“全能银行型”。
光大集团改革重组的目标之一是“办成真正规范的金融控股公司”，为金融综合经营模式探路。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来探索综合经营，是由集团业务的多元化和金融服务需求的综合化决定的。
一是从整个集团层面来看，金融控股公司具有范围经济效应，也就是说， 各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性质不同，具有互补性。商业银行主要为企业间接融资服
务，证券公司主要为企业直接融资服务，而企业外部融资不是通过商业银行或租赁、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的间接融资，就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的直接融资，而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有很强的互补性。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和资产管理业务较强的互补性，使集团内部形成庞大的金融产业链、产品链和价值链，“失之东隅”可“收之桑榆”，金融控股公司具有范围经济效应。范围经济说的是“加法”的概念。
二是从各子公司相互关系来看，金融控股公司具有协同效应。无论是银行业务，还是证券、保险、信托或资产管理业务，都是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或营销金融产品的，都需要在获得客户信任的基础上，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为客户提供所需要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并在这一过程中管理好有关风险。金融机构在品牌建设、客户信息管理、产品开发、风险管理等方面有共同或类似的需求，不同的金融机构可以共同开发并共享统一的平台，最大限度地节省成本， 这就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协同效应。协同效应说的是“乘法”的概念。
三是从客户需求角度来看，同一客户的金融需求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金融市场较为发达、客户财富积累到一定规模的情况下，金融控股公司或综合金融模式可提供“一站式”服务。就公司客户而言，既需要从银行获得流动性资金支持，也需要通过证券公司从资本市场获得长期性资本；就个人客户而言， 既需要银行存款以备不时之需，又需要进行适当投资以获得资产收益，还需要投保人身险和财产险以防意外。如果同一客户在同一金融机构或金融控股公司获得“一站式”服务，客户可省时、省力、省心，而金融机构则可以从客户那里最大限度地获得收益。
四是从监管角度来看，当前我国金融业仍然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 体制，同一金融机构不能跨业经营，“集团综合、法人分业”的金融控股公司很好地兼顾了风险与收益的平衡，是实现范围经济、协同效应和“一站式”服务综合效益的较好模式。
近年来光大集团在金融控股运行模式方面的探索
近年来，光大集团根据自身实际，提出“内部联动”这一战略举措，并把它作为金融控股公司运行模式和综合金融的“初级阶段”大力推进。我们希望， 先通过“内部联动”加强集团各企业的业务联系，时机成熟时再“升级”至综合金融服务，最终形成成熟的金融控股集团运行模式。
集团推进“内部联动”，提出于2007年，全面实施于2010年。经过多年的
努力，光大集团已发展成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为核心，金融机构和服务功能齐全的多元化金融控股集团。这是一般金融机构所没有的优势。另一方面，光大旗下企业的劣势是“小”，出路在于联动。光大集团虽然机构多、牌照全，但都不算大。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盈利水平，与大型国有银行相比不具备规模优势，种类虽多但体量小。“光大系”企业只有拧成一股绳，加强业务合作才有竞争力。
几年来，光大集团进行了一系列实践与探索，初步形成具有光大特色的联动工作框架。
首先是建立制度，做好“顶层设计”。从集团层面上看，建立的制度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联动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意见。比如2010年初集团制定了《关于开展集团企业内部联动工作的指导意见》（十五条），提出联动工作要遵循统一领导、市场原则、内部优先、互利互惠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联动工作的重点、近期目标、长远目标等；为更深入、更有效地推进联动工作，打造“联动工程”，2012年集团制定了《关于深化业务合作，打造“联动工程”的指导意见》（新十五条），提出深入推进联动工作的总体要求，强调要完善联动工作框架，强化内在机制建设。二是指导业务联动的办法和指引，包括《战略客户联动营销管理办法》《金融企业交叉销售指引》等。三是涉及区域联动的有关办法，如《集团内部企业区域联席会议工作指引》等。四是相关配套政策， 如《光大集团内部企业业务联动考核评价试行办法》等。同时，集团下属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香港企业和实业企业都制定了相应的联动工作管理办法。
其次是摸索创新，形成了五种联动工作推进方式。一是以“总对总”联动为龙头推进子公司之间开展全面业务合作。各子公司领导之间每年定期会谈， 就联动重大事项进行沟通和决策。二是从主要业务条线联动入手深化业务合作。各子公司在公司业务（投行业务）、零售业务（经纪业务）、资产管理等主要业务条线之间展开“点对点”的深度合作。三是以对外战略合作为平台，推进集团各企业与战略合作伙伴的业务合作。四是建立区域联席会议制度，促使集团联动在基层落地。在有两家以上光大系企业分支机构的地区，每季度举行一次会议，商讨业务合作事宜。五是建立战略暨联动牵头人会议制度，使之成为拓展思路、解决问题、项目交流的平台。通过上述五种形式，在集团和各企业之间形成立体多维的联动机制。
通过倡导和推进，集团联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光大系”企业 之间的产品交叉销售比例逐年提高，各企业相互推荐、共同营销重要项目形成内在动力，集团对外战略合作全面发力。现在，“光大一家”意识明显增强， “内部联动”工作已成为推动光大集团健康发展的正能量。
光大集团内部联动的若干特色
一是以体制创新推进集团联动。我们在集团层面成立了战略发展委员会， 研究部署集团联动工作，并指定集团战略规划部作为牵头部门，负责协调推进集团联动的具体工作。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有效的工作框架，促进了集团联动在各企业、各业务部门和各地区的实施。
二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自上而下”是指集团提出联动要求和基本原则，集团有关部门和各企业围绕联动业务制定相关制度、办法和指导意见，引导联动具体工作。“自下而上”就是各企业的基层从客户经理、经纪人、支行行长、营业部经理到分行行长、分公司总经理，在业务实践中根据客户需求和地区特点提出业务联动的具体设想，探索携手合作服务客户的具体做法，这些做法又经集团总结提炼成案例，供其他企业参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有机结合，极大地拓宽了联动的工作思路和范围。
三是业务联动与文化融合互补。在推进业务联动的同时，集团注重企业形 象和品牌宣传、人才交流和文化活动等方面的融合。在企业形象和品牌宣传方面，集团制定了品牌战略规划，并组织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的企业合作开展品牌宣传。在人才交流方面，集团每年组织一批人才跨企业交流， 促进企业间“互派留学生”，培养了一批既懂商业银行又懂投资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业务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各企业和各地区分支机构还定期共同组织职工运动会、客户推介会等活动，对业务联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是由行政推动向内生机制转变。最初集团主要靠行政手段去推动联动工 作，牵头部门制定有关制度和办法，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抓落实，行政色彩较为浓厚。近年来，各企业尝到了联动的甜头，主动性大大增强，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利益分享方式，实现了联动各方的互利和多赢。
五是金融板块与实业板块联动是有益补充。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 产管理等金融板块之间的联动是集团联动的重点，而金融板块与实业板块之间的联动则是有益补充。比如，近年来光大银行积极研究光大国际在国内环保项目的运营管理模式和投融资需求，为光大国际在国内的管理平台公司——光大
环保提供信贷融资，在集团内部联动方面取得突破。再比如，光大实业下属的光大投资管理公司在联合营销航天科技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时发挥了纽带作用， 为光大银行、光大证券提供了诸多商机。
六是银行在联动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如果说金融控股公司是大型舰队， 那么银行就是这支舰队的“旗舰”。光大集团各金融企业中，光大银行客户最广泛、产品和服务最齐全、网点最多、人才最丰富，因此，无论是哪种业务条线、哪个地区的联动，往往都离不开银行。可以说，光大银行既是联动的最大贡献者，也是联动的最大受益者，银行在集团联动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七是联动注重合规和风险可控。在推进联动过程中，我们一直强调要守法 合规，处理好风险控制与协同效应的平衡。对于金融控股公司而言，集团内部企业业务协同是区别于其他单体金融机构的优势所在。我们要求集团各企业内部之间的业务联动，既要按照各子公司的行业监管要求进行报告和披露，也要予以积极倡导和鼓励。
继续探索完善有光大特色的金融控股集团运行模式
当前，光大集团的联动工作还处在初级阶段，与规范的金融控股公司运行模式仍有不小差距。早在2012年9月，国务院批准发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提出，“引导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在明确综合经营战略、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开展综合经营试点，提高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与水平。引导试点金融机构根据自身风险管控能力和比较优势选择金融业综合经营模
式。推动中信集团公司和光大集团公司深化改革，办成真正规范的金融控股公司。”展望未来，新的光大集团将以实施金融业“十二五”规划和集团重组改革完成为契机，构建和完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探索完善有光大特色的金融控股集团运行模式。
一是借重组改革圆满完成的东风，奠定金融控股集团运行模式的体制基础。 金融业“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推动光大集团公司深化改革，办成真正规范的金融控股公司”，目标和任务很明确，关键是如何实施。光大集团重组改革圆满收官，集团与所属企业之间、内地与香港之间、金融与实业之间的股权关系全部拉直和理顺。这是光大历史上第一次实现集团的大统一，必将为各项业务大协调、大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同时也为光大集团探索综合金融服务和金融控股集团运行模式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是探索集团整体上市模式，加强集团职能管理。目前，集团下属主要企
业，如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光大控股、光大国际等，都已成为上市公众公司， 并按上市公众公司有关治理准则运营管理。集团总部要转变职能，把对下属公司的职能管理与各公司的公司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此外，光大集团将借鉴国内外同业经验，探索整体发行上市模式，彻底解决集团总部资本补充难题，使集团与下属公司发展步入良性循环。
三是完善体制机制建设，提升综合金融服务水平。按照市场原则、内部优先、由易到难、逐步推广的原则，逐步建立利益分享机制，解决利益分成难题。在深化公司、零售、同业、资产管理等主要业务条线联动基础上，全面提升综合金融服务水平，探索各类业务有机整合的综合金融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全面的综合服务方案。
四是强化内部管理，切实做好风险控制。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集团和各企业要时刻绷紧风险防范这根弦。集团要强化风险管理职能， 加强全局性、系统性、关联性风险的研判和应对。各企业要着力提高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的管理能力，真正做到“干成事，不出事”。各企业员工要将这“六字诀”牢记在脑海中，落实在行动上。
五是加强与金融控股集团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建设，打造“光大精神”。围绕“公、明、严、实、聚”的光大核心文化和“叶、枝、干、根、土壤五位一体”的系统文化理念，倡导合作、务实、创新的氛围，弘扬光大文化，打造“光大精神”，提升集团软实力，增强集团凝聚力。
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对外开放窗口转型为综合性金融集团，这是光大集团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轨迹；以内部联动为突破口探索综合金融服务之道，这是新光大集团未来的工作重点。努力建设既与国际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金融控股集团，既是国家赋予光大集团的光荣使命，也是光大人为之不懈奋斗的美好愿景。光大集团将利用改制后的体制正能量、资本正能量、企业文化正能量、外部环境正能量，提升硬实力和软实力，把光大打造成“中国记”金融百年老店。
周恩来精神永远激励我们
在“学习周恩来同志的优良作风和优秀品德座谈会”上的发言
（2015年3月4日）
我们这一代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过特殊岁月，周总理的崇高形象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烙印，他为维护国家局面左支右撑而喊出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是我们耳边永久的回声；“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共鸣；“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场面，是我们脑海中永恒的定格。周恩来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缔造的革命精神的突出体现，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共产X人崇高理想的完美结合，是历代先贤和当代楷模的集中代表。他心中只有X、只有国家、只有人民、只有奉献，没有子女、没有骨灰、没有遗产、没有自己，一生信仰坚定、襟怀坦白，严己宽人、崇德向善，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记得2006年1月8日早晨四五点钟，我不知为什么突然惊醒，并下意识打开电脑。过去我从未在这个时候打开过电脑。我发现这天是周总理的忌日，是周总理逝世30周年的忌日，网站上的留言像雪片一样，我止不住热泪盈眶，不知哪来的灵感，一口气写下“料得年年断肠日，定是岁岁一月八……”这首《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祭》的长诗。这首诗经过著名播音员方明的朗诵，在网上、在讲台上不胫而走，许多人给我打来发自肺腑的电话，写来感人至深的信件，认为反映了他们的精神寄托。“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中华民族在为伟大的中国梦奋斗的今天，需要信仰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总结周恩来精神，学习周恩来精神，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X”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比周总理，我们身上的差距太大太大，甚至根本不能对比。但在我的人生中，周恩来精神对鞭策我们推进国企改革起到过特殊作用。2007年6月，中央把我从银监会副主席任上调到中国光大集团任X委书记、董事长。光大集团曾经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过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也积累了不少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和严重的历史亏损，为此国务院从2003年开始启动对光大集团的改革重组，但由于情况复杂，改革重组工作将近四年的时间推不下去，造成市场日益萎缩，案件频发，人心涣散；社会上也流传着光大是“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 的说法。这时把我派到光大，我没有思想准备，内心矛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
是周恩来“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崇高精神境界鞭策了我。上任后，我听取意见，进行调研，谋划思路，同时同广大员工一起从周恩来精神中汲取力量。上任不久，作为一家央企，我们专门召开了纪念周恩来的座谈会，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周总理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一些老同志都赶来参加，我们共同追思周恩来的崇高精神境界，当播放方明朗诵的《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祭》时， 大家泪流满面。对照周恩来精神，我们从内心认识到周总理为了X和国家的大局，历经大风大浪，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而我们在和平环境下，面对一点困难，首先想到的是个人荣辱，感到内心有愧，在反思中坚定了把光大集团的改革重组推向前进的决心。此后我们在不同场合多次号召学习周恩来精神，到下属企业去宣讲，在天津周邓纪念馆建立中国光大集团思想教育基地，在主流媒体发表文章，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我初步把周恩来精神概括为十个方面，一是追求真理，信仰坚定；二是忠诚于X，忠诚谋国；三是坚持原则，严守纪律；四是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五是细致入微，一丝不苟；六是与人为善， 宽以待人；七是甘于奉献，不计个人；八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九是自我完善，终身三省；十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拍案而起易， 忍辱负重难。拍案而起是心的痛饮，忍辱负重是心在凌迟”。这是我对周恩来在十分复杂困难情况下深深的理解与敬佩。正是在X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 在周恩来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变精神为物质，在各方面支持下，历时11年的光大集团重组改革工作最终完成。现在光大集团的资产总额达3万亿元，是改革重组初期的5倍；全年实现税前利润450亿元，与改革重组前严重亏损的状况不可比。可以说，光大这个特殊央企改革重组的成功，除了其他因素外，周恩来精神对我们起到了相当大的激励鞭策作用。
我们X几十年来，产生了张思德、焦裕禄、雷锋、王进喜等无数榜样。那么，在高级干部中，周恩来，就是最好的榜样；在无数榜样中，周恩来，就是榜样中的榜样。今天，作为高级干部和央企负责人，学习周恩来精神，我认为第一，要以周恩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精神，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现代知识， 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好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第二，要以周恩来严守纪律、严守ZZ规矩的高度自觉为标杆，严守X的ZZ纪律、ZZ规矩， 自觉在思想上、ZZ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第三，要以周恩来“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境界，以“我不下地狱，谁
下地狱”的勇气，以处理复杂矛盾的智慧，在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敢于担当甘于奉献，打胜改革攻坚战。第四，要以周恩来忠于X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坚定立场和细致入微的严谨作风防范风险，守好国家的钱袋子，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第五，要以周恩来克已奉公、严于律己的高度自律，严格要求自己并带好队伍，坚决同各种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第六，要以周恩来心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深入群众之中，关心群众，为群众办实事。总之，周恩来精神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不竭精神动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坚强领导下，有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打下的物质基础，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能在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中攻坚克难，一定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在2015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2015年06月27日）
同学们、老师们、校友们、家长们： 大家好！
我非常高兴参加母校的毕业典礼，也非常感谢方才李书记的介绍。回到母校感慨万千，可以说是“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但是我首先声明我不是什么什么家，我就一个家——回老家(众大笑、鼓掌)。回老家不能空手，所以我用我的心，创作了一幅书法作品，献给母校——《情系母校》（大家热烈鼓掌、欢呼）。
刚才，夏校长做了一个很好的讲话，讲的情真意切、语重心长。我就没有什么太多可讲的了，我再讲什么都是多余，再讲什么都是添足，再讲什么都是画蛇添足。所以我只讲三句话。第一，祝贺同学们毕业。第二，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第三，欢迎同学们和我一起，走进社会的课堂。此话怎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在学校学到很多的知识，但是老实讲，这些知识基本上还属于“技”的范畴，这些“技”走向社会以后，有多少有用？ 这个因人而异，很难下定论。我有一个观点，“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什么叫道，道可道非常道。我讲一个例子，大概是15-16年前， 我在人民银行做银行监管一司的司长，负责全国80%以上金融资产的监管，包括三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即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全部的外资银行、邮政储蓄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那个时候刚刚经过亚洲金融危机，金融界面临最大的矛盾就是不良贷款。当时朱镕基总理对这个问题很着急，多次进行调研、进行座谈、了解情况。各家商业银行就讲我这个不良贷款是政策性原因造成的， 不是我的责任。当时要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头一天晚上5点多钟，国务院办公厅打电话，说朱总理要政策性不良贷款的数。这个活儿就转派给我了。我说这个活儿是统计司的活，不是我的活，另外什么叫政策性不良贷款？法律上没有这个定义呀？对方说那不管，反正朱老板交代的，你看着办吧，明天早晨要。我看着办，我怎么看着办呀？我就叫大家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赶快给各省打电话统计。因为当时没有政策性不良贷款的概念， 但是人民银行有一部《贷款通则》，里面有一个特定贷款的概念，也就是说，
赶紧询问各省特定贷款的数量是多少。大家分头打电话，一个小时都回来了， 说各省都问什么叫特定贷款？我想了想，说特定贷款就是X和国家领导人批示发放的贷款。大家又分头打电话。又过了一个小时，又回来了，说各省问什么算X和国家领导人？我说X和国家领导人就是中共中央ZZ局委员以上、人大副委员长以上、国务院国务委员以上、政协副主席以上。大家又去给各省打电话，又过了一个小时，又回来问各部委算不算？我说人民银行批的算，财政部批的算，国家计委批的算，其他都不算。这又回去打电话。又过了一个小时， 又回来问地方政府批的算不算？我说不算，不算，都不算。这就快早晨了，最后统计上来的结果1万多亿。这个1万多亿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我说这还得了， 往下砍。怎么砍？砍一半。为什么要砍一半，因为平时抽样调查的结果水分占一半，所以砍一半。我是有出处和依据的。这样在早晨8点之前报上去了。第二天早晨朱总理讲话，说政策性原因造成的不良贷款5000多亿，这还得了，今后任何领导人不准再批贷款。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具体数字可能不一定准确，但事情大体就是这样）。这个事情我想在课堂上和书本里是学不来的，需要到社会课堂去学习。
到社会课堂去学习学什么？我认为第一要学哲学。我可以讲，我翻阅过古今中外大量的哲学著作，从古希腊哲学、欧洲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比如说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 厚厚三大本，晦涩难懂，我读完以后，概括了七个字，叫“存在、作用、不可知”。他认为我们生活在此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相对应的有一个彼岸世界。这个彼岸世界是存在的，是有作用的，是不可知的。由此构成了康德哲学的基础。康德影响了黑格尔。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我也概括了七个字，叫“绝对精神正反合”。他认为世界是由绝对精神构成的，绝对精神以正反合的方式存在。康德影响了黑格尔，黑格尔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影响了邓小平，所以才有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举行毕业典礼。
那么究竟什么是哲学？教科书上讲，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界、社会、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学说。我认为毛主席有一段话对哲学概括的非常精辟：他说“自从有阶级社会以来， 一共有两门学问，一门叫自然科学，一门叫社会科学，哲学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我自己把哲学概括为两个字，有一次新浪访谈，我说我把哲学概括为“平衡”两个字，如果再多几个字呢？那就是“对立、运动、
转化、平衡”。世界上的事物都以对立的方式存在，对立着的事物在不断运动中，运动中的事物不断发生转化，通过转化又实现新的平衡。最近我又考虑， 又想了两个字，一个叫“度”，一个叫“道”。度和道是什么关系？度是道的数量界限，道是度的质的升华。度是一种自律，道是一种自觉。所以我希望你们将来和我们一起在社会课堂学会这两个字，学会“度”，学会“道”，这样我觉得你们就会在社会上无往而不胜（鼓掌）。
第二个要学点什么呢？我认为要学点历史。我所在的中国光大集团，8年前中央把我派去，那个时候光大集团严重亏损，资不抵债，基本上是要破产的， 但是在我手里头，这么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这么一个特大型的金融集团，几万人的企业，在我手里破产，我怎么交代，怎么向社会交代？怎么向历史交代？怎么办？我们这代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不像你们有那么多书可读，我们那个时候就读《毛泽东选集》，所以我小的时候就读过《论持久战》。《论持久战》给了我启发。白崇禧把《论持久战》概括为两句话，叫“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那么我怎么办？我也要以空间换时间，把我们主要企业的控股权让出去，引来资金，赢得时间把企业搞好， 以这种让出企业控股权的空间的方式换回了时间，经过八年时间的努力，现在光大变好了，由一个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变成了一个现在有三万亿的资产，年利润450亿，累计给国家上交利税近千亿，集金融与实业两大板块，横跨境内外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信托、投行、基金、期货、租赁等等的一个特大型的金融控股集团。光大变好了。变好了以后经过努力我们又换回了空间，换回了控股权。那么光大的变好是历史给了我启发。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在社会课堂里要学点历史。
第三个学什么？我觉得应该学点文学艺术。文学艺术可以陶冶情操，可以从中受到很多启迪。我曾经在清华、北大和境外的大学做过书法的演讲，我给书法下了个定义，什么叫书法？有的同学问我，我说书法就是以笔墨纸砚为工具，以汉文字为对象，以书外功夫为基础，用以宣泄情绪创造美感的艺术。有的同学就接着问我，什么叫书外功夫？我说书外功夫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经万件事，抒万般情，师万人长，拓万丈胸。所以，在社会的课堂学点文学艺术，对陶冶我们的情操、启迪我们的思路，很有益处。
我讲一个玩笑，也不完全是玩笑。我们有丹东的同学吧？丹东有一个地方叫蛤蟆塘。我们的一位校友在丹东曾经做过市委书记，我给他建议，我说你这
个蛤蟆塘不太雅观，是不是改一改名称。他说改什么？我说是不是叫“一片池”。他说怎么讲？我说是取辛弃疾的“听取蛙声一片”，他说好，马上就改。他认为好，说明他有文化底蕴，文化底蕴一好现在就提拔了（大家大笑），事没办完提拔了，就只好交给下任了。当然后边这是开玩笑，提拔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干的好，具备了这个条件。我说这个意思，是想说我们在社会课堂还应该学点文学艺术。
当然要讲的还有很多，今天我只讲这三门。过去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今天我要讲，学好文史哲，走遍全中国（大家鼓掌）；而且不止全中国， 还会走遍全世界（大家热烈鼓掌）。
希望同学们在社会课堂取得好成绩，谢谢你们（大家热烈鼓掌）。
“严以修身”专题研讨发言提纲
(2015年7月)
一、 严以修身的内在要求。
一是ZZ上，站稳ZZ立场，增强ZZ定力，遵守ZZ纪律，明白ZZ规矩，强化X的意识，牢记X员身份。
二是思想上，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特别是在互联网条件下，在各种思潮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增强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免疫力。
三是境界上，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充实精神家园。
四是生活上，崇尚节俭美德，提高健康生活情趣，恪守伦理道德，抵制歪风邪气，远离低级趣味。
二、“严以修身”的文化传承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
儒家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慎独”，也就是严格自律。孔子提倡人要经常自警、自醒，“吾日三省吾身。”
曾子《大学》开篇提出“三纲八目”。“三纲”即“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在明明德”是什么意思？这里第一个“明”是动词，就是明白；第二个“明”是名词，是光明正大，“明白光明正大的德”，以德为先， 欲做事先做人，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思想。明白了这些才能做到“知止、定、静、安、虑、得”，“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样才能做到“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到孟子时期，孟子核心思想有八个字“仁政、民本、士风、性善”。孟子主张做“大丈夫”，要“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一是“大丈夫”应有高尚的气节，独立的人格，决不向权贵低头。坚持正义，崇尚道德，乐行仁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二是“大丈夫”应善于处理义利关系。在利益面前的态度是衡量一个人精神品格是否高尚的试金石。“大丈夫”应以道义为重，在义与利发生矛盾冲突时，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三是大丈夫应当有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一种精神力量、精神状态，是义与道的结合。人有了浩然之气，就可以立于天地之间。浩然之气必须通过正直来培养，要长
期培养，艰苦磨炼，天长日久地积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严以修身”正是吸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在这个基础上的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
三、“严以修身”的榜样力量
历史上的古圣先贤都是“严以修身”的榜样。北京“历代帝王庙”正在进行“历代名臣展”，从明洪武时期开始挑选，最后经康雍乾确定了从祀历代名臣79位，包括伊尹、周公、诸葛亮等等，都是“功在社稷，德协股肱”，我参观时曾即席口占：自古谁人能不死？从来政坛是非多。圣贤何以七十九？经此一览不需说。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是“严以修身”的近现代榜样。为什么重庆生活好，延安生活艰苦，那么多人愿意到延安？很重要的一条是当时绝大多数共产X人的修身带动了好的风气，毛泽东讲：“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X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周恩来是“严以修身”的楷模，他为家属定的家规：一、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过时才可以去看看；二、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三、一律到国务院机关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他代付；四、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车；七、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精神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我初步把周恩来精神概括为十个方面：一是追求真理，信仰坚定；二是忠诚于X，忠诚谋国；三是坚持原则，严守纪律； 四是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五是细致入微，一丝不苟；六是与人为善，宽以待人；七是甘于奉献，不计个人；八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九是自我完善，终身三省；十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精神是光大走到今天的精神动力。
四、如何“严以修身”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当前，尤其要学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领会精神实质，指导自己的工作；
X员干部要学好X章，弄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严守X的ZZ纪律和ZZ规矩；
学好法律法规，自觉尊法、知法、守法、用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
学习传统文化的精华，从中国浩瀚的历史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学习老一辈革命家和历史上的古圣先贤，学习英模人物的善行义举，激发自己内心的正能量，激发自己人性中的真善美，提升道德修养，从善如流。
一带一路光大环保媒体合作
在“2015‘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上的演讲(2015年9月22日)
这次“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论坛主题是“命运共同体，合作新格局”。我讲三句话。
一、媒体合作将对“一带一路”产生“引导性”的“反作用”。套用哲学中的一句话，“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那么，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间的业务合作第一性，媒体合作第二性；国际间业务合作决定媒体合作，媒体合作对国际间的业务合作有反作用， 这个“反作用”就是总结宣传引导国际间业务合作取得的积极健康成果（当然媒体本身合作也会产生效益，但从“质的规定性”讲应该是“第二性”）。
二、光大从濒临破产到变成世界500强，对国企改革某种意义上有启示作用， 媒体可以发掘。前些天媒体有两篇关于光大的报道，一篇是报道了光大从濒临破产到进入世界500强的消息，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挖掘背后的成因。另一篇是我的文章“指导抗战的不朽篇章——重温《论持久战》”，其中谈到《论持久战》不仅是一部享誉世界的军事理论著作，而且许多哲学层面的观点和分析方法穿透时空、跨过界域，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有着新的指导意义。2007年，中央把我派到光大集团，当时光大已经严重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受《论持久战》的启发，我们先“以空间换时间”，让出主要企业控股权获得资金，赢得时间， 然后经过八年“抗战”“积小胜为大胜”，先后实现了银行注资、保险改制、证券上市、银行上市、信托收购、港企和其他实业的稳定发展，并最终在各方支持下实现了新光大集团的正式挂牌，成为一个资产3万多亿元、年利润450亿元、累计上缴利税近千亿元，横跨境内外，集金融与实业于一体，包括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信托、基金、期货、金融租赁、互联网金融、环保、新能源、飞机租赁等在内的特大型综合金融控股集团。光大的实践证明，《论持久战》至今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前些天，新浪给工行姜建清董事长颁发“年度卓越银行家”奖，给我颁发“最具改革精神银行家”奖，现场让我讲两句话， 我就说“工行是先进更先进的典型，光大是后进转化——当然还够不上典型， 但是证明了即便如光大这样濒临破产的国企，也能搞好，搞好了才能走上‘一带一路’”。这里边的启示媒体可以发掘。
三、光大的环保业务正通过PPP模式走向“一带一路”。过去人们只知道光 大银行、光大证券、光大保险、光大信托 似乎光大就是一个金融机构，其实光大在社会上做得最好的还是环保业务。目前光大的环保业务正通过PPP模式走向“一带一路”。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概念产生于欧洲，就是政 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旨在解决大部分政府既缺资金又缺效率的“两缺”问题， 把政府主导的公平与企业追求的效率精巧地结合起来。
为此，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设立了PPP中心和PPP专家咨询委员会，还设立了印度中心、巴塞罗那中心、法国中心及香港的中国中心。中国政府已开始大力推动PPP模式的研究与应用，财政部发布了全国PPP示范项目30个，总投资800亿元；国家发改委一次推出PPP示范项目1043个，总投资两万亿元。特别是在国家大力倡导生态文明的情况下，很多城市政府对PPP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和期待，发改委也与联合国欧经会围绕PPP签署合作备忘录，内容包括共同确定中国若干城市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与PPP示范城市，共同设立联合国PPP中国培训中心，共同设立PPP高层论坛等。那么，致力于环保产业的光大香港上市公司—— “光大国际”及其控股的新加坡上市公司“光大水务”，已是中国环保行业的领军企业，在亚洲乃至国际环保界具有相当知名度和美誉度，在中国10多个省份、50多个城市以及境外投资运行着100多个环保及新能源项目，其每天5万多吨的垃圾处理能力和每天450万吨的污水处理能力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垃 圾焚烧关键装备，彰显着巨大的竞争实力和发展前景，成为PPP模式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它的总裁陈小平先生十年前带领这个团队从金融业成功转向环保领域， 而它的总经理王天义先生已应邀成为联合国欧经会PPP专家委员会30位专家中 唯一的中国专家，并应邀出任联合国PPP中心中国首席代表，我已向联合国方面回函表示同意。我今天借此透露的是，他们下一步的目标正瞄向“一带一路”， 世行、国际金融公司以及亚行也在大力支持他们走向“一带一路”，包括PPP投资、项目管理、技术转让、设备供应等，具体首先是技术共享，光大环保的全产业链技术涉及垃圾焚烧、烟气处理、渗滤液处理、污水处理、水域综合治理、生物质等，并且是兼顾新兴市场实际情况的世界前沿技术，将有助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环保技术跃升。其次是项目合作，从环保的最上游到最末端， 在资金、设备、工程、运行等环节，光大环保均可以与有兴趣的伙伴积极主动地开展有包容性的合作，合作的基础是“为了我们共同生活的星球”，合作的原则是“义利兼顾”。最后是共同创新，光大环保会有机结合科技创新的最新
成果和“一带一路”的具体实践，有针对性地与合作伙伴一起，创新驱动、协力发展。所以，我们也希望媒体的朋友在他们走向“一带一路”中发挥宣传、总结、鼓励与引导作用。
狂草的魅力
在南开大学讲演实录
（2015年11月10日）
我学的是经济专业，从事的是金融工作。工作非常繁忙，每天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工作之余还要思考一些问题，参与一些必要的或不得已的社会活动。所以时间对于我是掰着瓣儿花的，如同鲁迅先生所说，是挤海绵里的水，我是硬挤出时间去听课的。
感谢南开大学领导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刚刚在银川参加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工作会议，给200多个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讲了一番金融。我就像一个演员， 今天又到南开大学演另一场戏，演艺术、演书法。我来了以后看到你们的海报， 虽然你们是好心，但我感到很不安。海报里有一处讲到我是“金融巨擘”，我实在不敢当；还有一处讲到我的情趣在艺术当中，这也是你们的好心，但我受不了，因为我的本职工作是金融监管，一旦发生金融风险，我就百口莫辩，成了宋徽宗、李后主了。（听众大笑）
来到南开大学我不能不先谈谈叶嘉莹先生。叶嘉莹先生是南开大学的骄傲。叶先生的经历不用我赘述。其实我和叶先生过去并不认识，只是去年有一次她讲东坡词的艺术，使我深受感动。我那时正好患腰椎间盘突出，为了听叶先生的讲座，我硬挺着坐了两个小时，听完之后我到讲台向叶先生要了一张名片， 后来给她写了一封信，她给我回了一封信。这两封信我给大家读一读，先是我给她的信：
尊敬的叶先生，您好。本月20日听了您给部级领导干部讲授的“东坡词的艺术与人生”，受益匪浅。我学的是经济专业，从事的是金融工作。工作非常繁忙，每天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在座的有我的同事，他们可以作证。）工作之余还要思考一些问题，参与一些必要的或不得已的社会活动。所以时间对于我是掰着瓣儿花的，如同鲁迅先生所说，是挤海绵里的水，我是硬挤出时间去听课的。而且因腰椎间盘突出症复发，我当时行走十分不便，是咬着牙坐下来听完的，因为您的讲授深深打动了我。我还想告诉您，由于文革的关系，我小学没有念完，中学没有上课，在工厂工作了七年，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财经院校，没有上过文学课、没有上过历史课。但我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非常爱好，自学了一些课程。我对东坡先生也十分崇敬，几乎寻遍了东坡先
生的足迹，从眉山、到开封、到杭州、到密州（密州就是现在山东的诸城）、到登州、到徐州、到湖州、到黄州、到扬州、到惠州、到儋州、到常州、一直到归葬他的河南郏县，我几乎都去了。（这里边还拉下一个颖州，就是现在安徽的阜阳，我最近也去了。）他的人品、才华及豪放的风格一直感染着我。我试作了一千余首诗词、写了几十篇散文，但我根本不懂他们的技术要求。可我又觉得，如同学中文的因为头脑中的框框太多很难写小说，而更适宜当文学评论家一样，我无所顾忌，所以真情实感反倒更充分。我对书法也十分爱好。我认为中国书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商周到西汉，大体一千年左右，是中国书法的产生期，主要以甲骨、金文、篆书为主，其特征表现为字形的象形性和线条的单纯性（线条的粗细一样），第二个阶段从东汉到南北朝， 也是大约一千年的时间，实际不到一千年，是中国书法的成熟期，产生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等，笔划上形成了横竖撇捺点，基本笔划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第三阶段从隋唐到现在，一千年多一点，是中国书法的繁荣期，虽然书体的种类已基本定格，还是真草隶篆行等等；笔划的变化也已终止，还是横竖撇捺点等等，但由于融入了新的审美意识，这一时期产生了各种风格流派，出现了不少名垂青史的书家和作品，特别是出现了狂草。那么现在到了新的千年， 我认为同任何事物都要发展一样，书法也要发展。我正在探索一种新的书体， 即在张旭、怀素的狂草和蔡邕、蔡襄的飞白书基础上，将二者融合起来，变狂草的横无行、纵有列为横无行、纵无列，探索散锋用笔，以恰当地创造飞白效果，产生新的美感，并适应信息化社会快节奏的生活需要。我的想法还不成熟， 正同一些书家探讨。我将这种新的书体暂定为飞狂草书。书法艺术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反映，鉴于您对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特就教于您。另外， 我还十分高兴地告诉您，昨天我有幸与文怀沙老会面，长谈两个多小时。【文怀沙老大家有的知道，有的不一定完全知道，他应当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泰斗、大师级人物，今年95岁，是中国楚辞的第一人。那天他问我，“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什么？”，我说“光阴迫pò”。他说不对，他说“光阴bi”。在两千年前，这个“迫”字在楚辞中念“bi”。可能今天在中国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读法。我为他的精神境界和文才所倾倒，他说同我一见如故，称我仁仲。他95岁了，称我仁仲，仁仲是老二，他老大。（听众笑声）】。他将最近写的一篇文章让我指谬，我实在不敢当，不仅学识，就是论年龄、辈份，他也是名符其实的长辈。他还送我一幅对联：“相逢便金石，何必试冰霜”，我真是喜
出望外。他说同您很熟悉，在本信的结尾，我特将此事告诉您。随信寄上几首诗作、散文杂文及书法印刷品，盼得到您的指教。
不久叶先生给我回信，没有那么长，读一下。(全场看到叶先生的回信原件， 发出惊叹声)叶先生在开头称唐主席双宁先生大鉴：惠函及附下大作诗文及报刊所发表书法大作，均已拜收。未即复者，因我确实为您之才华、气魄、识见所震憾。对您之各方面创作都仔细阅读涵咏了一番。书法，我是外行，但对您的
《论书法审美》之高见，所标举之书外功夫、宣泄情绪与创造美感之三项基论则极具同感。此外，您《论李白的悲哀与幸运》一文，与我多年所写的一编《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谈李杜之交谊与天才之寂寞》一文所论亦颇有相近之处。此外，我最喜爱的是您所写的《闾山》与《镜泊湖》二文，（闾山是我家乡的山）天地造化钟此灵秀，得您之妙笔结合一已之才情、襟抱与文化史地之学养，写出如此动人之妙文，真可谓湖山之幸。您的书法得毛主席之神，而您的诗则与李太白之才气横溢颇有相近之处，非我辈斤斤于格律者所能置喙也。文怀沙老先生亦是才情过人之人，如再相见，请代致意。此上即颂时绥叶嘉莹2004年1月8日。
这两封信算是我和南开的一段因缘吧？据陈校长讲，今年是叶先生八十岁寿辰，为此我特地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比风雅颂，下联是：如日月星（展示对联，全场长时间鼓掌，气氛热烈）。苏东坡有一幅绝对：“三光日月星， 四诗风雅颂。”当时，辽国使臣来到宋朝，并提出要现场比赛对对联，辽国使臣出了一个难题，上联是“三光日月星”，请对下联。于是就有了东坡先生的这个绝对。“雅”包括大雅与小雅，所以“四诗风雅颂”就对上了“三光日月星”。叶先生为我们讲授东坡词，我为她的渊博学识所打动，所以就撰了这副对联“比风雅颂，如日月星”，并用狂草写出，委托南开大学赠送给她。（现场热烈鼓掌）
前些天我在北京遇到了你们的陈洪副校长，闲谈时谈起了书法。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陈校长当时就提出请我到南开讲讲书法，而且是纪念南开建校百年， 叫百位名人论坛。我也是当玩笑，没有在意，顺口答应了。可是没想到现在弄假成真。今天又要授我兼职教授，又要我在这百年高等学府出丑，我怎么讲呢？ 我讲三句话：第一，我受之有愧，我要当了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就砸了你们百年名校的牌子，误人子弟。（听众大笑）第二，事情已经弄到这一步了，生米做成熟饭，我却之不恭，再推辞也不好。第三，怎么办呢？我建议推迟两个时
辰，再授我兼职教授，大家听我讲完课，如果还有一些掌声，我就接受。如果大家鼓倒掌，说讲得不怎么样，我就夹着包，灰溜溜地回北京，好不好？（鼓掌、大笑）我再多说一句，外国人说中国人什么都好，就有一处不太让人佩服， 就是你们领导讲话都念稿子。我说我们领导讲话不都念稿子，我就基本上不念稿子。但是，今天是我平生第一次讲书法的问题，我还是列了一个提纲。陈毅元帅有一句话“当着元帅是诗人，当着诗人是元帅”，就是说要扬长避短。我今天是自讨苦吃，扬短避长，到南开来讲书法艺术，是当着元帅是士兵，当着诗人是学生，讲好讲坏，请你们大度一点，包涵一下。（热烈鼓掌）
第一个问题，书法是一门视觉艺术
书法是一门什么样的艺术？我认为，书法是一门视觉艺术。我这些作品和我今天这些认识，没有书本上的，完全是实践中积累的。我觉得有两大类学科， 一类是理论为主的学科，比如说哲学、经济学、数学等等，都是理论为主的学科。哲学家与周围的关系、矛盾可能处理得非常糟糕，但不影响你成为哲学家。经济学家炒股赔得一塌糊涂，也不影响你当经济学家。陈景润算不清楚自己的工资，但不影响他当数学家（笑声），这些学科都是理论为主的学科。还有一类学科，是实际技能为主的学科，比如说文学，如果你这个文学家不会写小说， 不会写散文，不会写诗歌，那你不要自称为文学家。比如说音乐，如果你这个音乐家不会谱曲，不会唱歌，你也不要当音乐家。那么书法也属于这种类型， 如果你不会写书法，写不好字，你千万不要自称是书法家。但是我们现在恰恰有很多书法家，而且还自称是大家，我也不好说字写得怎么样，反正群众有公论。
为了让大家对“书法是一门视觉艺术”这个观点有一个直观认识，我首先请大家鉴赏几幅作品（惊叹，长时间热烈鼓掌）。根据台下的掌声，似乎我还可以接受这个兼职教授称号（又是掌声）。这是我写的一首词《登庐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在庐山开会，在工作之余，参观了庐山的自然景观。当时正在下雨，上午天还是晴的。（展示书法作品，并开始有感情地朗诵，听众发出惊叹声并热烈鼓掌。全词为：“奇峰天降，扼大江，取笑黄河兄弟。问谁是中流砥柱，虢人悄然不语。一戏泰岱，二戏华岳，三戏医巫闾。乍晴乍雨， 宠得一身脾气。忽来北国游客，踏尽匡庐，觅得前朝迹。太白俯首，陶潜甘居， 一代狂人泣。狂人如此，遍寻天下，何人能驾驭？信步之间，却在双宁脚底。”） “奇峰天降，扼大江，取笑黄河兄弟。”庐山从天而降，扼长江咽喉，正在笑
话儿黄河。“问谁是中流砥柱，虢人悄然不语。”中流砥柱是黄河三门峡段的一座巨石，虢是古国名，也在现在的三门峡一带。当年晋国借道虢国打虞国， 有个唇亡齿寒的故事。晋国打了虞国后又顺势灭了虢国，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虢国被灭了后人民被掳到晋国，在现在的山西汾阳一带定居。这些虢国人就按谐音后来姓了郭，后来这些郭姓人中出了一个郭子仪。扯远了，回到正题。庐山确实比中流砥柱要高大许多，所以三门峡的人无话可说了。“一戏泰岱”， 庐山戏弄泰山；“二戏华岳”，庐山笑话华山；“三戏医巫闾”，这个医巫闾是我老家辽西北镇的一座山。当时在西汉时期天下共有五座镇山，我家乡的就叫北镇闾山，还有西镇吴山，东镇沂山，中镇霍山，南镇会稽山。“乍晴乍雨， 宠得一身脾气”。方才还是晴天，突然又下起雨来了，都是让人娇宠的。“忽来北国游客”，我们是北方人，“踏尽匡庐，觅得前朝迹”。我们在庐山参观了一些前人的遗迹，李白曾在这里写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的诗句。“太白俯首”，李太白到庐山也低头了。“陶潜甘居”，陶渊明曾在庐山脚下的彭泽县做过县令。“一代狂人泣”，这些都是狂人，狂人也没办法， 只有哭的份了。“狂人如此，遍寻天下，何人能驾驭？信步之间，却在双宁脚底”，因为我们登山，庐山肯定就在我的脚底。（感叹声，热烈鼓掌）。
下面一幅作品——地动山摇（展示作品，现场惊叹），这个作品与刚才的作品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不同是横无行，纵无列。前一幅作品是横无行，纵有列。这幅作品我就谓之飞狂草书，是继狂草出现一千年以后，我准备在中国书坛上推出的又一新的书体。这当然还要让历史去检验。（鼓掌）谢谢！我觉得，历史就是要前进，书法事业就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我们这一代人（不是我个人）就是要承担起这一重任。（长时间热烈鼓掌，听众情绪出现又一个高潮）
下面一幅作品是我写的一幅对联：“千山齐白石亦白，万水徐悲鸿更悲”。这是当年周总理逝世时撰的，甲申书，今年用书法将它写了下来。由于这副对联，我被聘为中国楹联学会顾问，很不好意思。
第二个问题，关于书法的定义
我翻了很多资料，包括《辞海》和《辞源》中的解释，我都不很满意。有的讲“书法是以汉字为书写对象的审美艺术”，也有的说书法是“用毛笔书法汉字的法则”，这些定义我觉得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没有完整表达出书法的本质意义，都没有打中七寸。什么是书法呢？我给书法下的定义是：“书法是
以汉文字为对象，以中国传统的笔墨纸砚为工具，以书外功夫为基础，用以宣 泄情绪，创造美感的一种艺术。”关于工具的定义、对象的定义，主要是针对 书坛上的一些“杂耍”而言。现在有一些人，用脚写，用头发写，随便往墙上 摔一瓶墨汁，就号称是书法，所以我觉得书法应该有一个严格的定义。以汉文 字为对象，首先与国画区别开来了。这里面需要讲一讲对硬笔书法怎么看的问 题。硬笔书法不是以传统的笔墨纸砚为工具。我认为我讲的书法定义是狭义的 书法定义，如果广义的书法定义，可以包括硬笔书法。还有一个现代书法。现 代书法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有的书写的是象形文字，也有的脱离了汉字，比 如随便往墙上摔一瓶墨汁，或者是从报纸上剪下一些字拼凑，或者其它一些形 式等等。我这里有几幅现代书法作品，这幅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个说它是现代书法也可以，说它是草篆也可以。下面一幅大家能否认出来？ 是“俯首甘为孺子牛”（轻松的笑声与惊叹），这个可以把它列为现代书法。 但是，整体上讲，我认为现代书法还不成熟，鱼龙混杂，有的是有生命力的， 有发展前途的，有的大概就没有什么生命力了。对于现代书法，我认为第一应 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第二要由历史去检验。这是从书法的定义来看现代书法。 下面我着重讲讲书外功夫问题。今天北大的杨辛教授专程陪我来天津，一
会儿还要做点评。他昨天特意让我多讲一下书外功夫问题，所以我就展开讲讲书外功夫。这里我想讲这么几句话：第一句话，书外功夫是艺术的土壤。第二句话，书内功夫不可或缺。如果你连毛笔都不会拿，你怎么能成为书法家？但书外功夫同样不可缺少，甚至比书内功夫更重要。第三句话，目前我认为书坛的通病，就是相当一部分书法家，或者说所谓的书法大家，缺少的恰恰是书外功夫。缺少书外功夫就造成知识狭窄，不知窗外的世界，不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由知识的狭窄变成眼界的狭窄，由眼界的狭窄变成创作思路的狭窄，由创作思路的狭窄变成心胸的狭窄。由于心胸狭窄，所以创作的作品就是一些小家子气的东西，馆阁体、书奴，没有自家的风范，没有抒发情怀的豪迈之作，甚至勾心斗角，争名夺利，这是书坛上的不正之风！所以当今书坛上很致命的通病，根源之一就是缺少书外功夫。第四句话，什么叫书外功夫？我有一篇文章讲到，何为书外功夫呢？让我们看看毛泽东的书法吧。毛泽东是名垂青史的大ZZ家自不待言，当然他还是大思想家、大军事家、大诗人。在毛泽东逝世二十多年后，人们将毛泽东还原为人。1999年，书法界将毛泽东与众多书法家一起提名参加二十世纪十大书法家的评选，结果经过群众与专家无记名投票，毛
泽东以高票当选，列吴昌硕、林散之、康有为、于右任之后，与沈尹默并驾， 排沙孟海、谢无量、齐白石、李叔同之前。这个评选是公平的。（我说这个评选也有不公平的一面，它至少为传统观念所左右，重形有余，重神不足，当然，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在毛泽东众多的书法墨迹中，自书七律《长征》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也是最具书外功夫的一篇。（展示并朗诵：“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锁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先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的天哪，万水千山，让我走一山一水，我就叫苦不迭了，怎么还是万水千山，还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五岭巍巍、乌蒙磅礴，这些我通通都走过，只是坐车，还累得腰酸背痛，至今想起仍不寒而栗，而我们的红军将士凭着两支脚，却左一个腾细浪，右一个走泥丸， 这是何等的精神境界！最后爬了那么多山，涉了那么多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上有飞机轰炸，下有险山激流，不说倒下，也是筋疲力尽，人困马乏，而毛泽东却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还更高兴，还尽开颜，这是何等的意志、何等的气量、何等的胸怀！这是他的诗。再看书法。这幅书法作品我觉得是用兼毫所书，骨气洞连，豪迈超逸，遒美至极，你看字里行间，通篇加款属一共74个字，疏可跑马，密不透风。你们回去有时间可以欣赏一下。这74 个字，忽而字如斗牛，就象打了胜仗的英雄，忽而隐若游鱼，好象敌进我退， 在同蒋介石避实就虚。其中，万水千山只等闲一句大有摧枯拉朽之势，千山二字连在一起犹如众山连绵。“闲”字左右两竖犹如二柱擎天。金沙水拍云崖暖中“云崖”二字，犹如河瀚星列，高伟之极。三军过后尽开颜最为精彩，豪迈之气，乐观之情，足退万军。犹为难得的“三”字，由常规的左上斜改为右下斜，成为通篇传神之笔。“过后”两字，顶天立地，鲸吞海水，感情迸发到极致。最后一个“颜”字单起一行，如指挥三军的统帅，笑看前堵后追的敌军， 傲视艰苦跋涉的山水，有什么了不起！真是精采之至、无以复加，书与诗结合， 珠联璧合，自然天成，可以说主载沉浮，非其莫属。
这是我看了这篇作品的感受，也是一种享受。所以毛泽东的这副书法作品， 当然有书内功夫，但最主要的还是书外功夫。如果没有长征的实践，没有他那博大的胸怀，肯定写不出这样的狂草作品。
我概括一下书外功夫，似乎应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读万卷书。说到读万卷书，我还要加上一个字，就是读万卷活书。说
到这里，我就想起钱钟书《围城》里的一句话，不识字的人受人骗，识字的人受书骗。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一定要读活书。我的母校东北财大采访我的时候，问我读书的体会。我讲，读万卷书关键是读三本书。第一本是文学，文学是人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反映的是人对社会的感受。第二本是历史，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文学是对某个具体社会现象的高于生活的描述，而历史则是对社会的真实的全面的描述。第三本是哲学，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 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读哲学，可以在读文学和历史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所以我说读万卷书实际上要读三本书。采访的时候，他们要我说出我最喜欢读的三本书。我是这样说的：按写作的时间顺序， 第一本是《道德经》。中国有两本书，一本是孔子的《论语》，一本是老子的
《道德经》。半部《论语》治天下，我觉得《论语》讲的是做人的一般准则—
—“仁义礼智信”，而《道德经》讲的是做人的最高准则，非大智慧者不能领悟。《道德经》的核心是辩证法，讲上善若水，上德若谷；讲大音声稀，大巧若拙；讲曲则全，无为无不为；“道可道，非常道”，甚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些都非常有哲理。老子是世界第一位的辩证法大师，比黑格尔早了二千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说到第二本的时候，我脑中突然闪出卢梭的《忏悔录》， 这本书主要讲做人要真诚。第三本还是要读一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当然我是过去那个年代读的，但我觉得《矛盾论》把辩证法讲活了，对指导工作、处理矛盾，受益无穷，终生享用不尽，现在我还能大段大段地背下来。我觉得《矛盾论》对我是终生受益。所以我在讲金融问题时经常强调，虽然对外开放引进了很多国外的观点，但大家一定要学会复杂的话用简单话去说，外国话用中国话去说，让人家能听得懂。红军长征时，给放牛娃讲费尔巴哈、讲黑格尔，他就听不懂。毛泽东一个《实践论》一个《矛盾论》，就解决了问题，让许世友就听懂了。你讲特洛伊木马他就听不懂，你讲三打祝家庄他就听懂了。（听众大笑）
二是行万里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如果有条件，就应当行万里路。出于对伟人的崇拜，几十年来，陆陆续续，毛主席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了，周总理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了，邓小平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了； 苏东坡走过的路我也基本上都走过了，李太白走过的路我也基本上都走过了。每走一路就激发一次创作激情。我书写的毛泽东的长征，就是陆陆续续走长征路产生的灵感。我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曾突然产生一个灵感，回来就创
作出一幅作品：开天劈地。（展示作品，听众热烈鼓掌）大峡谷的天、大峡谷的地，给了我这种书法错落布局的灵感。
三是经万件事。下面这幅作品是“还我山河”。（听众鼓掌）我们这辈人不敢说经万件事，只经历过当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经历过反右、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经历过四五到六四。我更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入关的谈判、金融体制的改革、降低不良资产、防范金融风险等等。这是在2000年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当时的朱鎔基总理提出要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防范金融风险，要降低不良贷款，每年要降低3个百分点。我就苦苦思索怎么样降低不良贷款，思索当中我就冒出一个火花，创作了“还我山河”这副作品。（听众由笑声变为热烈鼓掌）
四是抒万般情。人一定要有激情，有激情才能有创作灵感。我每天至少工作十二个小时，周末几乎是不休息的，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公文、应对大量的事务、参加各种会议。越是这样，我越能触景生情，并用文学的形式把自己的情怀抒发出来。我给大家读几首我的诗。第一首《六月六日抒怀》，这是2001年6 月6日，我到墨西哥参加世界银行的一个会议，经上海乘机，跨子午线，当日抵达太平洋东岸海滨城市阿卡普尔科。在这边起飞是早晨，过了子午线、到了大洋彼岸，太阳还没有落山。我们的宾馆就在海边，当时站在海边我就萌发出许多感想，填了这么一首词，我的词不工，希望你们学中文的不要见笑。
朝临东海，曾将那，红球弹起。（我在上海上飞机，正好太阳刚刚升起来） 再举目，万里长空，云烟无际。铁马撕开通天道，长机撞碎横路霓。仅几个指头，轻扳过，小球西。笑大洋，潮头立；轻挥手，彤云去。看涛卷残阳，水吞硕橘。（太阳像个大橘子）天若不驯鞭老天，地若违意抽大地。咫尺世界掌中泥丸，任君戏。（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我当时站在大洋彼岸，看着波翻云涌， 产生了这样的激情、抒发出这样的情感。
五是师万人长。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有一句话叫“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古今完人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我的母校东北财经大学采访我时，提了十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问我喜欢哪些历史人物，让我排出前三名来。我说，我崇拜，或者说对我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不胜枚举。从尧舜禅让说起，还有许由、巢父，都是非常高尚。伊尹、周公，都很伟大，“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文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我专门去过拘文王的中国第一座监狱羑里，心情很不平静。
比干的忠诚，范蠡的智慧，管鲍的友谊，介子的高尚，勾践的忍耐，楚庄王的大度，孔孟老庄、诸子百家的思想，都很让我崇拜。进入封建社会，帝王中的汉高魏武、唐宗宋祖，康熙大帝，辅臣中的汉初三杰、唐代的郭子仪、颜鲁公， “宋灭无降将，陆沉有秀夫”的陆秀夫；武将中的岳鹏举、文天祥、袁崇焕， 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文人中的李杜苏辛，激流勇退的严子陵、陶渊明、刘伯温……敢于直谏的魏征、海瑞；近现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康梁变法，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鲁迅，还有冯玉祥、张学良等等等等；外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甘地、林肯、罗斯福、戴高乐、丘吉尔等等。斯大林不管怎么说，卫国战争功不可没。斯大林讲过一句话，叫“老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受到尊重，不是因为他老，而是因为他永远年轻”，我记忆非常深刻。当代的尼克松、李光耀、曼德拉、阿拉法特、萨达特，可不是萨达姆啊（听众大笑）、拉宾……卡斯特罗70 多岁的人，据说不拿讲稿可以讲话六、七个小时，都非常不得了。这些人物的故居、遗迹或传记，我大部都瞻仰过或拜读过。但是太多了，你让我怎么能说完呢？每个历史人物都值得研究，你说秦始皇施暴政，但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功莫大焉；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是失败了的英雄；武则天，褒贬不一， 就看从哪个角度评价，从人性的角度评价，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掐死，是历史上最残忍的女性；但从ZZ家的角度分析，压缩投资规模，精兵简政，减税让利，重视农业等一系列施政举措，又是杰出的女ZZ家。道光皇帝是非常简朴， 皇袍都打补丁，但他那个时候却签订了南京条约。陈永贵是一个很好的农民， 而且很能讲话，听说在人民大会堂不拿讲稿，抽起烟袋，给部长们一讲就是半天。我到大寨听说，陈永贵的灵车一进村，全村人都下跪迎灵。问题是他适合当劳模，不适合当副总理，你硬让他当，不是难为他吗？总之太多了，太复杂了。你硬让我举三个历史人物，我想第一还是毛泽东，我说的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还包括周恩来、邓小平他们。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了。从韶山冲到中南海，包括他说“人民公社好”的麦田，包括他同胡宗南捉迷藏的陕北高原，也包括井冈山、遵义城、泸定桥、宝塔山、城南庄、西柏坡等等等等。每走过一个地方，就从内心升起一种崇敬之情。三十多年前我也崇敬过，但那是盲目的，现在则是理智的，尽管我被作为黑五类子女，在他发动的文革中受歧视，但同许多被他打倒的老干部一样，今天仍从心里佩服他。他意志的坚毅、思维的敏捷、洞察力的透彻、处理问题的智慧，让人不得不服。
世界上的伟大人物，或是ZZ家，或是思想家，或是文学家，或是军事家，而他全部集于一身，实属罕见。我想特别提一下毛泽东的两件事。一个是率真。李银桥回忆，毛泽东一次看《白蛇传》，毛泽东比较胖，肚子也大，为了舒服， 演出中就把皮带松开了。当他看到白娘子的爱情受到压制的场面后，非常激动， 竟然气愤地站了起来，结果弄得裤子掉了下来，害得警卫员忙着帮助提裤子。伟人也是人，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多么率真。还有一件事是我在河北阜平的城南庄亲自听当地老乡说，当时中央从陕北转战到河北，开始想在城南庄驻扎下来。但是，炊事员被国民X特务买通，在毛泽东的房顶放上红被子做目标， 国民X飞机投来炸弹。当炸弹投下还没爆炸时，人们都惊恐万状，拉着毛泽东向防空洞跑，而毛泽东却站在冒烟的炸弹旁，一边拍着炸弹，一边说可以打多少把菜刀（听众大笑）。警卫员连拉带拽地把毛泽东拖走后，这颗炸弹才爆炸。这种自信、气度，你们说谁能比得了？第二个人物呢，算是华盛顿吧。1997年我作为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成员，随江泽民同志访美。我们这个团的团长是曾培炎同志，我们一起参观了华盛顿的故居，亲自感受了华盛顿的高尚品德，明白了美国人民对他为什么如此爱戴。第三个人物就算诸葛亮吧。全国有多少处武侯祠，我说不准，但我去了九个了。诸葛亮到底是哪里人？山东人说是临沂， 河南人说是南阳，湖北人说是襄樊，反正只要是好人，有名望的人，人们都爱争；秦桧就没人争了（听众笑），躲还躲不及，连他的孙子都“我到人前愧姓秦”。诸葛亮可称为典型的德才兼备，唯一缺憾是事必躬亲，但那只是个工作方法问题。不说了，太多了，没法说，说不完。由于时间关系，书外功夫就说到这里。
到现在已经一个半小时了，定义还没有说完，下面我得开快车了。“书法是以汉文字为对象，以中国传统的笔墨纸砚为工具，以书外功夫为基础，用以宣泄情绪，创造美感的一种艺术。”这是我给书法下的定义。
那么宣泄情绪是什么呢？宣泄情绪是艺术的原动力，并且贯穿于艺术创作的全过程。宣泄情绪是书家与书匠的一个根本区别。匠人他不会宣泄情绪，照着画就可以了。宣泄情绪最有代表性的是岳飞的《出师表》，当然有人认为《出师表》是明人托名而作，这个我们不去管，权当是岳飞写的。岳飞率兵收复中原，打到南阳，住在武侯祠，也许抚今追昔，触景生情，想起诸葛亮与他相同的使命，一个要收复汉室，一个要北定中原，所以他就带着情绪开始写诸葛亮的《出师表》。开始他写的是行书，后来越写越激动，最后是涕泗横流，拌着
眼泪在写，由行书变成了草书。岳飞书写的《出师表》可以说是宣泄情绪的代表作。张旭更是宣泄情绪了。颠张醉素的张旭，喝完酒后号啕大叫，以头蘸墨， 以墙为纸，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些不多讲了，都是宣泄情绪。创造美感则是艺术的最终效果。光宣泄情绪，你胡涂乱抹也是宣泄情绪，那可能是精神病
（笑声），行为是宣泄了，但效果不是创造美感，那还不是艺术，那还不是书法。
第三个问题，书法的评审标准
什么叫创造美感呢？这就涉及到书法作品的评审标准问题了，我想大概有这么几种标准：
第一个是大众标准，大家都说好。大家都说好可以是一个标准，但是在美 学知识没有普及的情况下，也不尽然。有些阳春白雪的作品，可能大部分人一时还不能接受。大众标准可以是一个标准，但是不尽然。
第二个是领导标准，就是领导说好。领导说好不一定就好。领导ZZ上或某一领域是内行，但是不能把它当成一般标准。不知你们知不知道明成祖朱棣， 朱棣那个时代有一个书法家叫沈度。杨老师大概知道，沈度写的是馆阁体，与现在的印刷体差不多，作为一种工具很好识认，大臣写折子都用这种体来写， 明成祖这个大领导非常欣赏，所以弄得全朝全国都写这种馆阁体。但它经不起历史考验，后人把它讥为状若算子。所以说领导说好不一定就好。
第三个是功底标准。这个问题我说这样几句话，第一句话是书法要讲功底。第二句话是功底是第二位的，抒发情怀、创造美感才是第一位的。为什么？因为如果要以功底作为第一标准，那就是倒退的标准，因为在书法功底上，我们今人可能永远不会超过古人。过去书法是集工具性、艺术性于一身的艺术。在古代，它基本上作为书写工具出现，所以有广泛的基础，每个人功底都非常好。但是今天，书法的工具性已经基本丧失了，我们今天不用说毛笔，许多人连钢笔都不用，改用电脑了，书法已经从工具与艺术集一身演变为纯艺术了，在这种情况下，还用功底作为标准，那今人就永远超不过前人。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看问题，后人就是要比前人强，长江后浪推前浪。而如果书法后浪超前浪， 就不能以功底为标准，而应以抒发情怀、创造美感为标准，否则谁能超过王羲之？历史怎么前进？书法怎么发展？当然我说这些不是不讲功底，还要讲功底， 但不能作为第一位的标准。
第四个标准是美感标准。美在道德观上体现为善，你的作品一定要充满着
善，如果你写“杀人放火”，你的字写得再好读者也产生不了美感。美在认识论上又反映为真，如果你的书法作品写“造谣撒谎”，你的作品写得再好也产生不了美感。美又分为动态美和静态美。我认为两种美都是社会所需要的。但我认为今天我们的社会更缺少动态美，更缺少阳刚美。试问，运动场上有百米冲刺的运动员，有在旁边驻足观看的观众，你说大家的目光会投向谁，肯定投向百米沖刺的运动员。为什么？美在动中。那么从书法来讲，哪种书体最能体现出动感？只有草书才最能体现出动感。我不反对楷书、隶书、篆书，那是静态的美，草书是动态的美，体现动态的平衡，会对人产生欣赏的冲动。你们可以体验一下，楷书、隶书、篆书是等着你去欣赏，而草书会主动撞击你的视野， 它奔你来，它有视觉的冲击力。我觉得从某个角度讲草书同其他书法的区别就在这里。
书法说来说去，最重要的标准还是贵在有自我的书风，贵在精、气、神。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到江苏泰州出差，路过黄桥。大家知道有一个黄桥决战，陈毅在那里指挥新四军打的，现在有一个旧址。黄桥还有一个知名度比较高的“黄桥烧饼”（听众开心大笑），今天现场这里有没有江苏的同学？没有， 太遗憾了。黄桥烧饼我吃了，真是很好吃。我到了黄桥，就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广告牌，一幅毛主席的像，很魁伟，旁边有毛主席的一段话：“黄桥烧饼可是很好吃呦”（听众又是开心大笑），落款是毛泽东，字也是毛泽东的字。我就问陪同人员，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毛主席有这段最高指示呀（听众再一次大笑）， 字倒是他的字，但怎么看着不舒服呢！然后陪同的同志讲，毛主席有一个警卫员是黄桥人，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问你是哪里人？他回答：“是江苏黄桥人。”毛主席就顺口说：“黄桥的烧饼可是很好吃呦。”这是警卫员后来讲的。至于当时毛主席究竟讲没讲过这句话，无法考证。那么在市场经济的今天， 为了给黄桥烧饼作广告，所以泰州就把这句话做成大广告贴了出来，字则是从不同的地方找来毛泽东的字拼凑起来的，所以我怎么看怎么不舒服，为什么？ 因为它是拼凑的，看不出精、气、神来（听众鼓掌）。所以书法最重要的是贵在自我书风，贵在精、气、神。
第四个问题，关于中国书法的历史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给叶先生那封信中也讲了这个观点。我觉得中国书法历史大体上分为三个千年，第一个千年从商周到东汉，大体上一千年多一点。这个期间的字体就是甲骨金文篆字。这个期间的笔划粗细一样，这是中国书法
的产生期。第二个千年从东汉到南北朝或隋唐，实际不到一千年，是中国书法的成熟期。这个时期，出现了隶书、魏书、楷书、行书、草书，书体比较全面了，笔划出现了横竖撇捺点，笔划也比较全面了。这是中国书法的成熟期。从隋唐到现在，一千三百多年，我叫它第三个千年。这个期间，书体没有大的变化，笔划也没有大的变化。但是这个期间应该说是名家辈出，精品荟萃，特别是出现了狂草。书法界公认，草书是书法的顶峰，狂草是草书的顶峰。这个千年可以算是书法的繁荣期。
第五个问题，关于狂草
狂草是怎么产生的呢？狂草源于唐朝，在唐朝比较宽松的ZZ气氛下，人们的艺术才华得到充分发挥。那么，有一个张旭，是唐玄宗时期的人，张旭的字，与李白的诗，裴旻的剑，并称“盛唐三绝”。张旭诗写得不错，楷书写得也不错，但最有名的还是狂草。他每每喝得酩酊大醉，狂呼大叫，以头蘸墨， 在墙上书写。他的代表作是《古诗四帖》，现在珍藏在辽宁博物馆。这个《古诗四帖》还有一段故事。辽宁博物馆的终身名誉馆长叫杨仁恺，老先生90多岁了，和我也是忘年交。他把这个《古诗四帖》让我看了。这个《古诗四帖》是解放初从伪满洲国皇宫流失出来的，流失到营口一个地摊上，辽宁博物馆当时花了四百万元，也就是相当于现在四百块人民币买下了这件价值连城的作品。但是，对这件作品是否为张旭所作也有争议。这个不去管他。那么张旭之后， 他的再传弟子是怀素，张旭的弟子是颜真卿，颜真卿的弟子是怀素，是一个和尚，他使狂草在张旭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所以两人并称“颠张醉素”。怀素之后，宋朝三百年能涉足狂草的有一位宋徽宗，他除了能画画，写瘦金体外， 他还能写狂草，他的狂草《千字文》写得还是不错的。还有一个黄山谷，“苏黄米蔡”的黄庭坚，也可以算狂草，但远不如唐。那么宋以后，元一百年没有人能写狂草。到明三百年，有祝允明、徐渭、王铎，这几个人还可以写，算是狂草，但是和唐比大为逊色。清三百年，几乎没有人能写草书，遑论狂草了。到了近现代于右任老先生，他除了当国民X的监察院长外，立志普及草书，编了一本《标准草书》。于右任最大的贡献是以碑入帖，以碑派融入草书。严格地说于右任还够不上狂草，但比今草又迈了一步。还有一位林散之，号称当代草圣。林散之的草书在业内是公认的。但是我认为他也没有达到狂草的水平， 他迈出了今草，还没有达到狂草。真正达到狂草水平的，在近现代，我认为， 从章法上，从意境上讲，就是毛泽东。严格讲毛泽东字的结构有些还是行书的
结构，还不是规范的草书，但是从章法上达到了狂草的水平。狂草一千多年了， 毛泽东逝世二十多年了，现在ZZ宽松、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我们又迈进了新的千年，我们的历史不能停顿，要继续前进。毛主席有两句诗：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看来我们这一代人只好上场了（热烈鼓掌），我们要继承先人，开辟未来。（热烈鼓掌）
如何继承先人，开辟未来呢？说到狂草我们索性就狂一点。狂草可以说从它的章法、结构、抒发书家情感上，都达到了至美的标准。但是，狂草一般得用长锋足墨去写，否则很难连绕。那么它有什么缺陷呢？缺少飞白。飞白是谁发明的呢？是东汉的蔡邕（蔡文姬的父亲）发明的。他在宫里见人用笤帚蘸石灰刷墙受到启发，把这种方法引入了隶书，称为“散隶”。散隶经过一千年的发展，到了宋朝，有一个叫蔡襄的书法家，当时宋朝的“苏黄米蔡”四大家中的“蔡”原来是蔡京，蔡京当时也是很著名的书法家，由于人品不好，后人就把蔡京换成蔡襄了。蔡襄是福建仙游人氏，蔡京的堂兄。当时姓蔡的凡是“点横”开头的都是同辈。蔡京还有一个兄弟蔡卞，字写得也很好。蔡京就是因为为人奸恶，人们不承认他是书法家，就换成了蔡襄。蔡襄把蔡邕散隶中的飞白融入草书，但是他写草书时年事已高，而且只能写小草，写不了大草。这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记载。终上，也就是一个系列出现了狂草，一个系列出现了散草。蔡襄之后，宋代有米芾，元代有鲜于枢，书法中也有飞白。明代有一个陈白沙，明代的大儒，他是广东人，他用特制的茅草笔，也能写出飞白来， 但严格讲还够不上草书。到今天，两支源流汇到一起，一支是张旭、怀素的狂草，一支是蔡邕蔡襄的飞白，我就探索将两者融在一起，力图创造出一种新的书体，暂定名为“飞狂草书”。当然，这只是探索，能否成功还需要历史去检验。
第六个问题，书法与工作
过去，我练习书法只是一种休息的方式。后来就逐渐有了兴趣。再后来， 我就发现离不开了，同我的工作离不开了。现在，在我眼里，一张白纸就好比宏观经济全局（听众鼓掌），章法的横与列、字体的大与小、用墨的浓与淡、下笔的迟与速，就好比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就好比用再贷款政策、利率政策、准备金政策，进行不同的调控。我又感觉楷书、隶书、魏碑、篆书，整整齐齐， 比较刻板，好像计划经济的调控方式，草书顺其自然，连绵环绕，是市场经济的调控方式。（听众鼓掌）所以我经常在工作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写写草书，
就产生了灵感，产生了工作思路。有时工作的时候，也经常产生艺术灵感。刚才那幅“还我山河”，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所以艺术同我的工作是相通的。我每天工作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周末也经常加班，也正因如此，书法不但成了我最好的休息方式，而且同我的工作相得益彰。常常有人问我，你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搞艺术创作？问这话的人，虽然不知者不怪，但他们不懂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这些经济学的最普通常识，更不懂艺术创作这一超级复杂劳动， 以为时间同每个人的劳动是均分的。靠时间堆积的劳动是简单劳动，艺术是刹那的火花迸射。当然这种“迸射”要靠日常的实践积累。但这种“迸射”对有些人是集腋成裘，对有些人则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最后我想告诉同学们，今天，有一位长者专门从北京赶来为这次讲座点评。他就是北大美学教授、著名美学家杨辛先生。杨先生60年代是北大美学教研室主任，同朱光潜、宗白华等共事，是当今的美学泰斗。我和杨辛先生的结识， 还有一段佳话。我们过去并不认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琉璃厂看到我的一幅书法作品，竟顺蔓摸瓜找到我家，并自此成为忘年交。在此我也对他表示感谢。我作为一个业余书法爱好者，第一次在大学的讲台上，而且是在南开大学， 而且是南开大学百年校庆的百位专家论坛上，和同学们交流书法创作。如果讲金融，我还可以算一个“权威”；讲书法，只能让大家见笑了。希望我姑且说之，你们姑且听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你们不接受的地方就当耳边风吹了。最后我祝百年南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诗的妙用
（2015年）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唐双宁说：诗，可以抑，可以通，可以权，可以欲，可以想……
一
诗这个东西真是奇妙得很。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可以兴，就是说可以宣泄情绪，抒发感情。人有高兴的时候，也有烦恼的时候。找个人说一说固然痛快，但有些话无法对人言，或没有机会对人言，怎么办？大笔一挥，写写诗，就抒发出去了。你看李白，我不知他是高兴还是发愁，反正是先借酒浇愁(或助兴)。结果，酒没有解决问题，就又写诗，写出“烹羊宰牛且为乐”，“与尔同销万古愁”，这才抒发出去，才算完事。
可以观，就是说通过诗，可以观察一个人的气质、修养、风格。一看杜甫的诗，就知道这个人很严谨；一看李白的诗，就知道这个人很豪放；而一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知道屈子是怎样的志向抱负，又可知道是一个道地的书呆子。你求索，遇上个明君还可以，遇上个昏君，汨罗江里求去吧。但是，今天，如果考核干部，也不妨先看看他写的诗。如果是豪放风格的，可能就是开拓型的干部；如果是婉约风格的，可能就是严谨型的干部；如果两种风格兼备，可能就是比较全面的干部。无论如何，不能埋没了屈原这样的人才。咳，只不过现在没几个人会写诗了。
可以群，就是说可以合群，以文会友，联系群众。诗人间以诗唱和，结交朋友，礼尚往来，尽是千古佳话。我觉得一个人，至少要会幽默和写诗，要不然，活着有啥意思？幽默是初级型的联系群众，写诗是高级型的联系群众。你想想，一个领导作上半天大报告，人肯定都睡着了。如果穿插点幽默和诗句， 听者就来精神了。你读过《资本论》吗？这样的大部头，可就是越看越精神， 像读小说一样。作报告，写文章的人，你不应在心里问问为什么吗？你再看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如果李白同孟浩然辞别时，不是赠他这首诗，而是送他一块手表(那时没有手表， 或者一枚金戒指吧)，今天还有谁会知道他们的友情呢？
可以怨，就是说可以发牢骚。可能孔夫子弄混了。可以怨，应该是包含在
可以兴里面。可以怨是单方面的发牢骚，可以兴是既可以发牢骚，又可以抒兴致。历史上，很多人都是靠诗发牢骚的。李后主被软禁开封，以泪洗面，写出“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杜牧面对国破家亡，听见歌女卖唱，写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朱敦儒面对奸臣当道，写出“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辛弃疾叹岁月空逝，壮志难酬，写出“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都是发牢骚。总之，通过诗，发泄一通，可能心境就平稳一些。要不然，不把人憋死，就得去骂大街(这样说来，诗还有药用功能呢)。
迩之事父，就是说写诗，可以孝敬父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 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不知孟郊的父母是否有 文化，如果有文化(高小就可以)，能读懂，肯定能比多听到几声妈高兴得多。 远之事君，往大一点说，写诗，可以报效国家。“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
英雄一丈夫”，这是岑参的诗；“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这是李纲的诗。这哪里是诗，分明是收复国土的呐喊。
二
由于诗有上述功能，我也就曾咿呀学语地写过几首诗，至于写得好不好， 那是另外一回事(算起来也有千八百首吧，可都随涂随丢了)。写着写着，我就觉得远不止孔老夫子说的这些。诗，还有其他功能。
就说可以兴吧。兴，冲破一定限度，可能就要冲动，要出事，就要抑一下。写诗就可以抑。那年，鄙人三十得子，高兴得不得了，在大街上乱跑，又不知往哪里跑。晚上硬是睡不着，就写诗：“一团颤音荡心房，初为人父乐癫狂。惊魂三绕头推门，拙言几出语倒装。脑海空泛大世界，怀中尤抱小文章。三十舐犊迟发爱，他年接力看小唐。”一句“他年接力看小唐”，就抑住了。小唐是有了，将来啥样还不知道呢，高兴什么，任务重着呢。
诗还可以通，就是说诗可以把事情想通。当然，写诗得有那个环境，有了环境就有诗兴了，就写出来了。写出来了，不顺心的事也就想通了。那年在内蒙古大草原，那一望无际的绿浪，让我马上诗兴大发，就赋词一首：“白云拂地，青草连天，旷穹如染。看无垠绿浪，唯天是岸；轻风如梳，黄花如舞；琴声弥野，神驹离弦，谁人泼此千秋卷？更需觅，弯弓射雕处，遥忆当年。如此诗画江山，问双宁能不醉开颜？身外无物，唯有尽欢；利禄功名，从容笑谈； 神骨松弛，通体飘然，都化庄蝶舞翩跹。此身何用？溶入大草原，生命无限。”
你说还有什么想不通的？
诗还可以权，就是说写诗可以通权变。黄河本是最难治的。可你看三门峡大坝一建，黄河就收敛了。表面收敛了，心里没收敛，在等待时机。“呼啸西来，撼天拔地，气吞万里。却横天一刃，拦腰劈去；三门加锁，黄龙入浴；清波一片，大河如洗。想当年何等豪气？今朝却，化平湖比镜，舟高柳低。岂能檐下甘居？曾记得留侯圯桥屐。忽千堆白雪，万束烟絮；砥柱断后，惊澜如旅； 三军勇冠，中原直逼，摧城拔寨铺天去。大丈夫，当能屈能伸，真英雄气！” 你看，这不是通权变了吗？
诗还可以欲。人都有七情六欲。诗是风流欲，粗话是下流欲。这个界限一定要分清。你看，“美月白如雪，笑从天上来。淡云锁不住，婆娑入我怀”。一弯雪白的美月，笑盈盈地从天上飞来，冲破淡云的遮挡，投入我的怀抱，此景此情，人能没有欲望吗？
诗还可以想，借着诗劲，什么都可以想。黄果树瀑布，本来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你却可以想象是“女娲疏，补天漏洞窟。苍穹无处泄清泪，大地有墨泼画图。一任垂天瀑”。
总之，诗这个东西真是不得了。
三
诗有这么多功能，可不是谁都能写的。
诗人是大ZZ家。毛泽东是大ZZ家，又是大诗人，二者一结合，就有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曹孟德是大ZZ家，也是大诗人，这才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就连亭长刘邦，成了ZZ家后，也能唱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最没文化的要饭和尚朱元璋，当了皇帝写不出诗，也来副对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阉猪)”。你看，气度就是不一样。
诗人是大思想家。“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苏东坡的诗，还是他的辩证法论文？真让人惶惶然。还有“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先有精神还是先有物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诗人也是大军事家。“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武穆一首《满江红》，把战略(踏 破贺兰山缺)、战术(驾长车)都道出来了。
我想，如果不能写诗，你这个ZZ家是不完全的，你这个思想家是不完全的，你这个军事家也是不完全的。
朋友，有时间写写诗吧，写得好赖可以不计。
当官 干事之杂谈
（2015年）
一曰通其攻守，就是说该干啥就干啥，该你干你就干明白，不该你干你就别乱干。不该你干的你干了，别人可能心里还不好受。另外，干多了错误就多。须知，人们常常不问你过错的比重，而只问你过错的绝对数。何况，人要找毛病还有找不着的？
二曰忍其荣辱，就是说荣了，要想到有多少人心里不平，要把尾巴夹得更紧；辱了，该说小话就说点小话，该让一步就让一步。“匹夫见辱，拔剑而起， 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无故加之而不怒，猝然临之而不惊，此乃大勇也。”
四曰取其向背，就是说虽然通其攻守，但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要立定脚跟， 矢志不渝，争取多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孟轲老先生有一段关于培养人材的论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我是把孟子的话当作座右铭的。只可惜学不会，做不到，走不通。但我确实觉得历史上凡成就大事业者，都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远的说，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近的看，鲁迅的家道破落，孙中山的伦敦蒙难，毛泽东的苏区罢官，邓小平的三落三起，乃至曼德拉的坐穿牢底， 萨达特的百般凌辱，莫不如此。苦难是人生最好的学校。苦难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材，其心志、见识，是任何高等学府都无法比拟的。
我们这一辈人，虽然经历过上山下乡一类的磨难，苦了一点心志，劳了一点筋骨，饿了一点体肤，但总体上赶上了和平年代，不说锦衣玉食，可也肚子不屈。二十几年前，饿过那一阵子，劳过那一阵子，也忘得差不多了。现在有时加几个班，忙了一点，甚或处理几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矛盾，那也不过是小儿科，根本摆不到桌面。所以，能否成就大事，还真很难说。
然而，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有许多人也未苦过心志，也未劳过筋骨， 也未饿过体肤，却也官做得不小。且不说胡长清，几个三级跳，曲线救国，跳来跳去就跳个副省长，这副省长也忒好当了；且不说成克杰，旱地拔葱，平步
青云，三拔两拔，便拔上个副委员长，这副委员长也忒好干了；且不说还有许多吹牛撒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买官鬻爵的人，三弄两弄，官也做得不小； 就说一些一步一步按程序上来的，稀松平常、无德无才的也不占少数。孟子之说是否正确？我产生了疑问。我甚至由此联想到科举制固然弊端重重，如机械教条，八股十足，耽误人材等等，当然也免不了许多舞弊案。但不管怎么说， 它还要考一下。就是作弊，也不是那么容易，也要提心吊胆，也比现在困难得多。即使抄一遍，也得亲自去抄，也算逼他学习一下，总比现在连抄都不会抄， 连抄都不用抄强一些。
近来，翻看明史，我似乎明白了一些。原来，当大官和干大事是两个概念。当大官者，不一定能干大事。不但不能干大事，有的可能还要误事、坏事。明代就有个太监王振，可谓官至极品，权倾朝野，却差点送了皇帝性命。王振者， 乃一个乡间地痞无赖，后来自己净身，投进宫中，当了太监，被派到时为太子后为英宗的朱祁镇那里。朱祁镇乳臭小儿，王振施出无赖伎俩，哄得小孩子发痒，朝夕离他不得。后来朱祁镇当了皇帝，王振也就青云直上，官至正统中掌司礼监。可别小看了这个司礼监。我查了一下资料，明朝管理皇家事务的大体有二十四个单位，称为二十四衙门，像什么四司、八局、十二监等等。这二十四衙门以司礼监为首。这正统中掌司礼监，就是二十四衙门中的最高首领，掌管皇城内一切行政事务，还替皇帝管理奏章，代皇帝批答奏本，传达皇帝的最高指示。传达的真假不说，反正内阁得照此撰诏颁发，发下去就是圣旨。那时， 一品大员见了王振都要尿裤子，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个王振，如果有点墨水，懂点道理，也就算了。可你说一个乡间无赖能有什么墨水？再加上净过身，心里也畸了形，整天在皇帝身边侍奉，察颜观色， 弄虚作假，投其所好，为所欲为，最后竟发展到拿国家大事当儿戏。为了自己出宫威风威风，为了让皇帝帮他衣锦还乡，招摇一下，竞骗得皇帝没事找事， 御驾亲征，带着50万大军途经他的家门，去打什么蒙古族也先部落。这临时拼凑起来的5O万人马，再加上混蛋皇帝、流氓太监的胡乱指挥，哪堪蒙古铁骑一击，立时乱了套，最后招至皇帝被俘，堂堂大明皇帝成了番邦异族的阶下囚， 是为“土木之变”。你说当大官是不是不一定能干大事，甚至还可能坏事？
干大事也不一定非得当大官。土木之变后，于谦挺身而出，受命于危难之中，掌起朝中大事。宫中不可一日无主。于谦先是扶起了景泰皇帝，颁告全国， 安定人心，挫败了也先的要挟图谋，延续了大明的香火；后又组织抵抗，保卫
了北京的安全。于谦不过一个兵部侍郎，小小的国防部副部长，同王振比要小得多，却干了一桩秉笔千秋的大事。你说干大事是不是不一定非得当大官？
同是明朝，比于谦官职还小的有一个江阴典史阎应元，更是惊天地，泣鬼神，四两拨千斤，令历史刮目相看。典史，相当于县公安局长，充其量不过正科级。明朝末年，崇祯帝煤山自尽，多尔衮大兵压境，南明小朝廷不堪一击， 先是扬州十屠，史可法慷慨尽忠。接着，清兵便杀气腾腾逼至江阴。在此民族危亡之秋，没人任命，没人指示，默默无闻又一腔热血的典史阎应元举起抵抗大旗，率义民拒24万清兵于城下，孤城碧血拼死抵抗81天，使满清铁骑连折三王十八将，死了750OO余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阎典史如此石破天惊之举，你说，干大事是不是不一定非要当大官？
可话又说回来，一般情况下，当大官又是干大事的必要条件。当不了大官， 干大事也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要让我说，可能啥用不顶。邓小平如不是官高位尊，说一百遍改革开放也没人听，说不定那时还要被抓起来。所以，当大官和干大事又是相辅相成的。
怎么才能当大官干大事呢？这就又回到孟子那段话上来了。“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是说当大官干大事的前提条件。今天，我想了一个名词，把它叫内修。没有这个内修显然是不行的。但仅仅有内修就够了吗？试想，光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把一个人培养得又倔又硬，不但领导不喜欢，群众也接受不了，不但选票过不了关， 弄不好还可能被人找点毛病，进点馋言，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所以，除了内修外，我以为在这和平时期还要有几条外修，即对外修炼的东西。试想了一下， 姑且一曰通其攻守，就是说该干啥就干啥，该你干你就干明白，不该你干你就别乱干。不该你干的你干了，别人可能心里还不好受。另外，干多了错误就多。须知，人们常常不问你过错的比重，而只问你过错的绝对数。何况，人要找毛病还有找不着的？二曰忍其荣辱，就是说荣了，要想到有多少人心里不平，要把尾巴夹得更紧；辱了，该说小话就说点小话，该让一步就让一步。“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无故加之而不怒，猝然临之而不惊， 此乃大勇也。”三曰明其取舍，君子当亲，小人当远。但君子当亲然不可附合， 小人当远然不为仇敌。四曰取其向背，就是说虽然通其攻守，但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要立定脚跟，矢志不渝，争取多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可能还有，我就想了这几条。
邓小平1989年统揽世界局势，提出坚决守拙，决不当头，不是通其攻守吗？ 我们也不一定为尊者讳，“永不翻案”，不是忍其荣辱吗？毛泽东让他牵头搞一个评论“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他说“我是桃花园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不是明其取舍吗？否定“文革”，解放“老干”，改革开放，恢复高考， 不是取其向背吗？以上胡乱写来，是耶非耶，请君自择。
陈云同志对我影响最大的三件事
在《陈云的故事》新闻发布会上的即席发言
（2015年6月13日）
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在《陈云的故事》拍摄中，我曾经接受过采访。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学习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风范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谈谈陈云同志对我影响最大的三件事。
一是陈云同志的精神境界对我的影响和教益。作为一名X史的业余研究者， 老一辈革命家走过的路包括陈云同志走过的路——从青浦到青云谱，我几乎都走过。我在临江参观陈云同志纪念馆，那时陈云同志在临江任东北局副书记兼南满分局书记，当时国民X大兵压境，一些同志主张撤到朝鲜，陈云同志力排众议，坚定表示国民X就像一头野牛，牛头在北满，牛尾在南满，我们只有在这里拖住牛尾，才能减轻北满的压力。“拖住牛尾”是有相当大的风险甚至会付出牺牲的，但那一代人就是有这样的精神境界，令我钦佩不已。2007年，中央决定将我从银监会调到光大集团。谁都知道光大当时是一副“烂摊子”，严重亏损，资不抵债，案件不断，濒临破产。有好心人告诉我，光大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所以我当时内心不愿去，但中央决定了又不能不去，心中非常苦闷。后来，有两位伟人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一个是周总理。我到光大后就倡导学习“周恩来精神”，这是我的一个X史观点。“周恩来精神”崇高博大， 核心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这个今天不多说了。再一个就是陈云同志在临江的讲话。陈云同志顾全大局的精神境界同样影响教育了我，使我慢慢想通了。那一代人看问题从全X的大局着眼，为了大局可以舍弃小局，为了理想信仰，命都不在乎，我们算什么？我认为我们今天缺的就是这些，越来越利己化、实用化、庸俗化。我认为金融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经济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 甚至社会危机也不是最大的危机，理想危机、信仰危机、信心危机、信任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我们今天最应该学习的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境界，敢担事，不怕事。
二是陈云同志的哲学思想对我的影响和教益。到光大后，面对光大的状况， 也有两位伟人的思想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是毛主席《矛盾论》、《论持久战》中的思想，一个是陈云同志那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名言。陈云同志在谈到“比较”时还说到，在“比较”中“没有
不同意见，自己也要设定一个不同意见”。我开始“反复”“比较”历届班子的“打法”，也同很多同志“交换”，最后形成光大只能“中药调理”，“心态急不得等不得，力度大不得小不得，进度快不得慢不得”的思路。经过8年多的“中药调理”，现在光大集团自身历史遗留问题已全部解决，年实现利润450 亿元，累计向国家上缴税利近千亿元，资产达到3万多亿元，相当于8年前的6个光大。应该说这些变化都与陈云同志的哲学思想对我的启迪有关。陈云同志是站在X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提出学哲学问题的。1987年7月，陈云同志在一次同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讲到“要把我们的X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我的体会，如果从急功近利的角度，最没用的是哲学，不能直接解决具体问题；如果从长远根本的角度，最有用的是哲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所有问题。哲学是地基，专业是楼房。我们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我们更不能不打地基只盖楼房，那样楼房迟早要倒塌。我觉得我们现在应当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大力倡导学哲学， 包括陈云同志的哲学思想。
三是陈云同志的文风对我的影响和教益。陈云同志讲话从来都是开门见山， 言简意赅，形象生动，立意高远，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比如78年中央工作会议他发言讲“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等等， 既简明又深刻，一听就懂，一想就是。我们现在太应该学习这样的文风了。我认为最好改的是文风，因为不需要财政拨款；最难改的也是文风，因为需要真水平。改文风关键是有境界、有思想、有个性，老一代革命家让他说套话也不会。我认为改变文风可以作为改变X风的一个突破口，因为这只有正作用没有负作用。
另外，陈云同志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看问题一针见血、谈问题一语中的、有个人主见、不随声附和等特点和品格，也都对我影响教益颇深。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我们要以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学习陈云金融思想 深入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金融问题
（2015年7月6日）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ZZ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X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陈云同志110周年诞辰纪念日前夕，很高兴地读到了《陈云金融思想研究》一书的书稿。从金融角度学习与研究陈云思想，无疑是一个新视野，因此也具有新内涵、新意义和新价值。学习与研究陈云金融思想，对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金融这一现代经济核心的重要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促进经济统筹平衡增长，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当前经济“新常态” 下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陈云同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X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长期主管X和国家的经济金融工作，是X内最早最全面最深刻地认识到金融工作重要性的领导人。作为X和国家卓越的财经领导人，陈云同志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在创造性的金融运行实践中，对X和国家的金融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陈云金融思想运用和体现了我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ZZ经济学， 是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中国化，也是陈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云金融思想虽然大部分是在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但其道理朴实而管用，观点鲜明而独到，方法科学而准确，意义重大而深远，在许多方面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共同的客观规律。特别是在X和国家处于重大困难时期，面临突破性的方向抉择之际，多是陈云同志从财政金融角度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最终被中央采纳，成为走出困境的决策。
陈云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活的运用。他毕生的金融理论与实践，始终坚持这一思想方法，陈云金融思想体现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陈云同志长期自觉地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分析和指导中国的革命与建设问题，研究中国的金融与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他研究和解决财经金融问题的方法，包含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也渗透和体现在他的革命实践
中，突出表现在他尊重辩证法，提出并坚持按辩证法办事，善于从千头万绪中发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陈云金融思想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之一，体现在他对宏观调控的深刻理解和实际运用，而对于宏观调控的坚定执行，又处处体现着他关于“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平衡”的基本观点。陈云认为：财政收支和信贷平衡是关键，“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1982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对情况没有摸清，到三中全会前后，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改变这种局面，是同三中全会纠正‘左’ 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由于过去两年执行调整方针不得力，这就造成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物价继续上涨。如果再不认真调整，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同志关于“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批评，正是采纳了陈云同志提出的要保持四大平衡的重要意见。
陈云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以及对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有一系列深刻而全面的论述。特别是X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他关于市场和计划方面的大量论述，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充分肯定，成为X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指导。陈云同志卓越的金融思想与理论阐述，许多成为X的历代领导集体关于经济和社会运行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从金融角度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作出的理论准备，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2014年5月底，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ZZ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正是对陈云同志多年研究和论述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辩证地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继承和发展。要实现“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有效联合，起到1+1>2的双赢效果，并且形成“新常态”， 这也是新时代对陈云同志重要思想在理论上的新表述和实践中的新成果。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要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必须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方向，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要运用好货币政策工具，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 扩大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扩大汇率双向浮动区间，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要实施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规范发展债券市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继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加快金融走出去步伐等等。加大金融改革力度，保证金融稳健运行，增强对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政策目标的统筹平衡，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我们学习和研究陈云金融思想，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的责任与使命，这是对陈云金融思想研究和用以解决现代经济问题的一种新开拓。
我读了《陈云金融思想研究》一书的书稿，深深地被老一辈革命家为探索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问题所付出的努力而感动和震动。没有老一辈革命家奠定性的艰辛探索，就没有中国金融事业今天的大好局面。作为一名金融事业的实际工作者，我要向本书的作者团队表示敬意。我认为，从金融角度研究陈云思想，不仅紧紧抓住了陈云同志一生经济工作的核心，同时也紧紧抓住了陈云金融思想研究和解决现代经济社会核心问题的关键。我了解到，这本书的作者团队是海南省长期从事理论和新闻宣传工作的研究者、实践者，他们一方面致力于研究陈云金融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另外一方面，也潜心研究陈云金融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继续发展和深化，这样一种学习与研究的方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当然，这一系列课题只是系统地研究陈云金融思想的一个开端，而不是结束，也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各个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实际工作者，以自己特有的研究方式和视野，把陈云生平与思想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是以为序。
指导抗战的不朽篇章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温《论持久战》
（2015年8月8日）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重温毛泽东《论持久战》，深感这部光辉著作对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所起的巨大指导作用和今天的思想光芒。
一、《论持久战》的历史背景和形成过程
1938年5月，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抗战的第十个月。在军事上，一方面日军进攻势头凶猛，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相继陷落，淞沪会战失败，徐州会战失败，武汉危急；另一方面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取得了抗战以来的首场胜利，八路军129师夜袭阳明堡战果辉煌，国民X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在ZZ层面上，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际社会反法西斯同盟也呈呼之欲出之势。然而在思想层面上，却是各种观点林立，不但国内没有形成对抗战的统一认识，国际社会亦在对中国抗战等待观望。在国内，主要有“亡国论”和“速胜论”两大论调。“亡国论”过低的看轻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和抗战力量，特别是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和正义战争的性质优势，也没有看到日本地域狭小、后劲乏力，特别是非正义战争的性质劣势，以及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趋势，只是通过局部的、眼前的和静态的简单判断，散布“亡国论”论调。“速胜论”者则忽视了日本发动战争的顽固性，忽视了日本是一个很强的战争机器，片面幻想通过英美的援助，依靠政府军队与日本军队的决战迅速取得胜利。不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在各X派、各阶层，在国内、国际，都有倡导者、附和者，导致一时间国人思想大乱，行动分散，严重影响了战斗力的集中，严重影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严重影响了抗日力量的凝聚和战斗力的提高。
十个月的抗战实践表明，“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叫嚣三个月占领中国的美梦没有得逞，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战也不可能速胜。在这种形势下，迫切需要一种正确理论的支撑，统一全民族的思想，既能从宏观大局预测抗战的发展态势，又能从微观措施上进行有效抗战；既能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谬误之处，又能分析判断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途径办法，增强全民族的抗战信心和能力。
自1931年日本侵略东三省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密切关注局势的变化，研究中日两国ZZ、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力量对比，提出了一系列抗日主张和办法。早在1935年，毛泽东就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最早地提出了日本的侵略决不限于东北，必将侵略全中国；最早地提出了持久战思想，最早地提出了抗日必须坚持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7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见
《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443页），奠定了《论持久战》的基石；1936年12月 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就已经形成了战略防御、战略退却、战略进攻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军事思想；1937年5月以后又陆续发表了《中国共产X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多篇论述抗战的文章。这些文章和谈话共同形成了《论持久战》的核心思想。
不仅如此，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延安还成立了抗日战争研究会，讨论抗战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同时为了丰富军事理论知识，还发起组织了《战争论》研究小组，重点学习国外最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在这些基础上，从1938年5月开始，毛泽东决定把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怎样进行持久战的问题进行透彻的分析，以指导全民抗战。他连续用了八天九夜的时间，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分析，一层一层的推理，终于形成了五万多字的《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共分为两大部分二十一个问题，其中前九个问题主要说明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 后十二个问题主要说明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着重论述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用了近十天的时 间，讲演了《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旁征博引、举一反三，以他一贯生动而不失严谨的文风，逻辑缜密地层层推进、梳理，深入浅出地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一部指导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伟大著作由此精彩问世。
二、《论持久战》的主要影响、思想精髓和历史作用
《论持久战》演讲稿经过毛泽东整理修改后，先在延安油印。1938年7月1 日，《论持久战》在延安《解放》第43．44期（合刊）正式刊出。当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封面上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和署名；扉页上有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此后，各根据地印发了单行本。1938年7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馆出版了单行本， 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日报馆，也相继出版了铅印订正本，《论持久战》在国统区正式发行。
在X内、军内的影响。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赢得了全X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赞誉。“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在回忆录里描述“《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X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X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陈云同志听了毛泽东的演讲后，感到毛泽东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说服力，对全X、对全国抗战，都有重要指导意义，建议毛泽东在更大范围讲授，于是促使毛泽东把讲稿整理出来在X内印发。
在国统区的影响。宋庆龄见到《论持久战》后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
高瞻远瞩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论持久战》的发表在国民X高层引起很大震动，蒋介石、傅作义、白崇禧、陈诚、蒋经国等人都曾仔细阅读，特别是国民X军队中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读完《论持久战》后，拍案赞赏，认为是一部军事巨著， 对当时的秘书程思远说：“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战略”，并在国民X上层不断宣传、介绍“持久战”理论，很快在当时中国军事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积极向蒋介石推荐，还以国民X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全国，学习《论持久战》。蒋经国仔细反复阅读《论持久战》达七八次之多，认为《论持久战》分析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著名学者梁漱溟说“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的一系列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
世界、苏联的评价。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兼管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
对毛泽东精辟的分析、科学的判断拍手叫绝，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称“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苏联方面也对《论持久战》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军中国战
区参谋长史迪威只看了一遍《论持久战》，就认定这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 他建议美国政府“加快对华援助”，一定会加快胜利的到来。
今天，和《孙子兵法》、《战争论》一样，《论持久战》也被美国西点军校奉为必读之书，被列为世界十大军事著作。
强调了抗战的主观能动作用。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 只有被灭亡”。《论持久战》唤起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客观分析了中日双方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指出“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论持久战》的这些分析令世人折服。
准确预见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抗日战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指出了每个阶段的战争形式，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找到了行动的策略，同时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持久抗战也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取得胜利争取了时间和空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证明了《论持久战》的英明预见。
制订了指导抗战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提出通过“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的战争形式获得“积小胜为大胜，用空间换时间”的效果，强调了ZZ动员的必要性、重要性，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论持久战》的这些军事思想在抗战中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思潮。指出“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 而速胜论者“因为估计不符合真相，行动就无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败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两样。所以也是要不得的”。《论持久战》的这些分析在抗战中起到了思想拨乱反正的作用。
指导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扭转了正面战场失利造成的颓势，而且使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到战
争后期，共产X领导的主要抗日根据地达到19个，根据地人口由150万人发展到一亿人，共产X领导的军队由4万人发展到120万人。应当说这些都是《论持久战》思想的实践结果。
今天，《论持久战》问世已经七十多年。七十多年后重读《论持久战》， 可以深深体会到它不仅是一部享誉世界的军事理论著作，而且许多哲学层面的观点和分析方法穿透时空、跨过界域，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有着新的指导意义。2007年，中央把我派到光大集团工作，当时光大已经严重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受《论持久战》的启发，我们在坚持X的领导、保持X委在央企的ZZ核心地位的前提下，先“以空间换时间”，让出主要企业控股权获得资金，赢得时间， 然后经过八年“抗战”“积小胜为大胜”，先后实现了银行注资、保险改制、证券上市、银行上市、信托收购、港企和其他实业的稳定发展，并最终实现了新光大集团的正式挂牌，成为一个资产3万亿，年利润450亿，累计上缴利税近千亿，横跨境内外、集金融与实业于一身，包括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信托、基金、期货、金融租赁、互联网金融、环保、新能源、飞机租赁等在内的特大型综合金融控股集团，并跻身世界500强。光大的实践证明，《论持久战》至今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我们今天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同样既不可能一蹴而就，又一定能取得成功。在这个过程中，《论持久战》一定会给我们提供许多新的启示。
存贷比改革利好稳增长
（2015年）
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将存贷比由法定监管指标转变为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监管改革。
“存贷比”其实是“贷存比”，即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为防止银行信贷过度扩张带来的风险，1995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75%。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存贷比监管对于约束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过度扩张，防范和控制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存贷比监管已不适应当前新形势。取消存贷比监管指标是银行业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需要，也符合国际惯例。
存贷比监管曾发挥重要作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金融秩序一度混乱，通货膨胀较为严重，为抑制银行放贷冲动，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管理部门出台了存贷比监管指标， 并将其纳入1995年商业银行法。
存贷比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指标，西方银行业并不采用存贷比监管指标。过去，我国商业银行业务比较单一，金融市场融资有限，银行负债以存款为主， 资产以信贷为主，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必须以吸引存款为前提，这就是所谓的“以存定贷”。在存款基数一定的前提下，存贷比高低决定了商业银行可以发放的贷款数量；在社会融资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决定了社会融资总体规模。因此，存贷比指标是管理部门调节银行信贷规模、防范流动性风险的重要政策手段，在宏观调控和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管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多维度监管调控体系已经形成
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目前我国调控银行业信贷规模和流动性的指标共有五类，存贷比只是其中之一。这五类指标是：
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当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可发放贷款和创造信用的能力就下降，其结果是银根收紧。自2008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差别化存款准备
金率，即中央银行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实行不同水平的存款准备金率。
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是商业银行资本与其风险资产的比率，该指标目的在于抑制风险资产的过度膨胀，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保证银行等金融机构正常运营。我国银监会规定，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不得低于11.5%和10.5%。
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率和流动性比例。流动性覆盖率是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与现金净流出量的比例，净稳定资金比率是可用的稳定资金与业务所需的资金的比例，流动性比例是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负债的比例，三者均旨在确保商业银行具有充足的流动性以保持支付需求。
存贷比。1995年商业银行法第39条规定不高于75%。根据银监会统计，2014 年底，271家商业银行存贷比在70%以上，超过75%的有86家，超过上限的主要是 外资银行和村镇银行。
贷款规模限额或合意贷款额度。这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在一个年度内的贷款总额加以限定的一种管理手段，是我国中央银行控制信用总规模、调节货币供应量的重要工具。
上述指标中，存款准备金率、贷款规模限额由人民银行监控，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覆盖率、流动性比例、存贷比由银监会监管。实际上，目前制约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最重要指标是资本充足率，它从深层次上影响着银行经营能力与规模边界，过宽有损银行安全，过严则制约银行发展，关键在于借鉴国际做法， 结合中国银行业实际，把握好“度”。而监管金融机构流动性的指标主要是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
存贷比监管已不能适应金融发展新形势
随着商业资产和负债业务的日益多元化，银行经营市场化程度提高，银行流动性管理手段增多，存贷比指标作用明显下降，局限性日益明显。
过去十多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金融“脱媒”趋势明显，证券融资、保险融资、理财、信托等“非存非贷”业务分流了银行大量表内资源特别是存贷款资源，社会融资结构及资金运动的渠道、方式和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存贷比指标只能覆盖金融机构的部分业务，不足以反映金融资源配置的总体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存贷比指标对于社会信用规模的调节作用在不断下降。一方面，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控制住了存贷比指标，未必能控制住社会信用规模。
另一方面，盯住存贷比指标的副作用也越来越大：一是误导宏观金融判断。银行信贷只占到社会融资规模的一半，存贷比高低已不能简单等同于流动性松紧。二是扭曲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导致“冲时点”、乱拉存款、恶性竞争等非理性行为。三是隐含违规经营风险。为了达到存贷比指标要求，少数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人为进行年末、季末甚至月末存款与贷款的相互派生，隐含着经营风险。
取消存贷比监管指标适逢其时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比较突出。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0%，我国经济发展事实已逐渐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从主要经济指标看，进出口下降6.9%，投资增长回落4.3个百分点，表明我国结构调整的阵痛仍在持续，新旧动力转换尚未完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同时，去产能、调结构过程中的货币供给渠道开始发生变化，过去多年连续顺差导致中央银行被动投放流动性的货币供应格局正在改变，外汇占款开始下降， 流动性趋于紧张。
经济下行和流动性趋紧，正是取消存贷比监管指标的有利时机。这与当年水到渠成地取消“粮票”制度类似，是一项改革成本较低、震荡较小，而改革收益较大、影响深远的举措。取消存贷比监管指标既可释放积极的改革信号， 促使金融资源配置更多的由市场决定，也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灵活适度地释放流动性，提振经济增长。同时，现在中央银行有存款准备金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银监会有日趋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去年还推出了更能准确反映银行流动性状况的流动性覆盖率指标，商业银行自身也有资产负债管理和经营预算约束，取消存贷比监管不会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失控。
适应改革要求，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存贷比指标监管历时二十多年，监管部门已习惯于按这一指标监管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金融机构也已习惯于存贷比约束下的经营管理。取消存贷比监管指标后，有关各方需要适应新的理念，探索新的方法，完善新的机制，管控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
对于监管部门来说，要密切关注取消存贷比监管后银行业的总体流动性状况和各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变化。取消存贷比监管并非不再关注商业银行的存贷比情况，而是由法定监管指标转变为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特别是在改革初期， 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要加强沟通协调，提高存贷比的监测频率。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要加强和改进资产负债管理，尤其要加强流动性管理。商业银行要制定
改革后的流动性管理方案，合理配置资产负债，调整和优化业务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既要以存贷比管理改革为契机，加强金融创新，以更丰富的产品、更灵活的融资方式，更好地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又要提升管理水平，防止发生流动性风险。
从完整意义上认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在“全国首届长征论坛”的演讲(2015年10月13日)
大家好！我报告的主题是“从完整意义上认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这是我几十年来对几乎所有长征重大事件发生地进行实地考察的心得，基本观点是，从完整意义上认识，一共有十一支红军队伍进行长征，这十一支队伍铸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的今天，长征精神对中华民族提升精气神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由于文章很长，我只讲几个基本观点供大家讨论。
第一个观点，关于长征的定义
首先从表现形式上，它是“九一八”事变后，各路红军以北上抗日、应对国民X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苏联通道四个主要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长途征战；其次从性质上，它是中国共产X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困难的情况下，在最广泛空间同时与国民X军队、恶劣自然条件、X内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并对少数民族及地方群众进行教育争取，以及克服自身的装备和给养严重不足，而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最后从意义和作用上，它为中国共产X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夺取政权奠定了思想、ZZ、组织、作风、军事、民众与共产国际“认可”的基础。
第二个观点，关于参加长征的队伍
以前述“四个主要目标”为基本口径，共有十一支红军队伍先后进行长征， 包括：第一类以北上抗日为主要目标的六支，即1934年7月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领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也就是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毛泽东等率领的东征军也就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
第二类在反围剿中以开辟新根据地为主要目标的三支，即1932年10月，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开辟川陕根据地；1932年8 月，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撤出湘鄂西根据地开辟湘鄂川黔苏区；1934年7 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同红三军会师并巩固扩大湘鄂川苏区。
第三类以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目标的一支，即彭德怀率领的西方野战军。
第四类以打通苏联国际通道为主要目标的一支，即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
因为大家对史实都比较清楚，我就不展开讲了，需要说明的是，同一路红军的长征有时身负多重任务，如北上抗日先遣队同时有为主力红军长征探路、开辟根据地包括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等因素，其他长征队伍也都有开辟新根据地或与其他红军会师的因素。红六军团同时担负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的目的。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至遵义会议和两河口会议前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应对国民X围剿。此外，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牵制了大量国民X军，从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行动；陕甘红军英勇奋战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东北抗联最早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在国民X统治区进行地下斗争的X组织和X领导的各方面力量，也为长征胜利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第三个观点，关于红军长征的五条战线
简单讲一是粉碎国民X军队的围追堵截；二是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三是同X内的错误路线、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先是左倾教条主义，后是张国焘的错误；四是教育说服少数民族群众和地方群众；五是克服自身的装备和给养的严重不足。长征实际上是各路红军在这五条战线同时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因为大家对史实都了解，也不展开了。
第四个观点，关于长征的七个方面“奠基”意义
一是思想方面，通过血与火的教训认清了教条主义危害，认识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性，为延安整风奠定了基础；二是ZZ方面，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长征胜利，不可能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三是组织方面，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X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四是精神作风方面，英勇不屈、顽强生存的精神， 为我X我军的作风建设奠定了基础；五是军事方面，红军指战员的素质大大提高，为改编为八路军并夺取抗战胜利，最后形成解放军这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六是民众方面，沿途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七是国际方面，为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提升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由于时间关系这些也不展开了，展开可以讲很
多。
位研究
一要全面研究界定红军长征的基本构成。长征不只是红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而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九一八” 事变后，以北上抗日、应对国民X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四个主要目标，包括红一、二、四方面军等在内的十一支红军队伍所进行的长途征战。这一系列长途征战，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二要全面深刻把握红军长征的基本内容。长征不只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艰难的战略转移中与国民X军队进行战斗，而且同时在五条不同的战线进行斗争和工作，既有粉碎国民X军队的围追堵截，也有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还有同X内的错误路线和思想进行斗争、教育说服少数民族群众和地方群众、克服自身的装备和给养不足，涉及到思想、ZZ、军事、经济、民族、民众等各个方面。三要着重研究红军长征的精神。红军长征不仅锤炼了伟大的X和伟大的人民军队，还熔铸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我在中央X校、中国社科院等举办的长征70周年的报告中曾将长征精神概括为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严格的纪律、不怕牺牲的精神、尊重实际的作风、众志成城的凝聚力六个方面。今天重新研究长征精神，就是在中央领导下，坚持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 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就是服从中央、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长征中由于条件限制， 许多时候各路红军不能正常取得联系，但各路红军相信中央、服从随一方面军长征的中央指挥；遵义会议形成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后，虽然发生了张国焘另立中央这一严重违反ZZ纪律ZZ规矩的事件，但最后在中央的领导下，粉碎了张国焘的企图，维护了全X的团结；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X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不仅为长征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 而且在日后成为我X我军作风建设的基因。长征精神需要也必将永远流传下去。
第六个观点，通过更大规模的宣传教育使红军长征的精神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这个我讲三点
一要深刻认识长征精神的历史意义。长征的胜利，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直 接促进了我们X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
二要充分认识长征精神的现实价值。长征精神教育和鼓舞了几代中国共产X人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前仆后继，艰苦奋斗， 彻底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正是有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中国共产X才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长征精神的关键一条是“服从中央、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维护团结”。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虽然历史条件与革命时期已大不相同，但长征精神并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不会过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强调ZZ纪律ZZ规矩的今天，认识长征精神，结合各路红军的正面典范和张国焘的反面教训，特别要认识“服从中央、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维护团结”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征途上，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
三要通过弘扬长征精神使之成为全民族的精神。长征精神，是我们X、人民军队和整个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场新的长征，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红军长征在当代中国的继续和延伸。大力弘扬长征精神， 为中华民族吸精补气，提升中国人的精气神，使之成为全民族的精神，对于推动新长征的胜利，加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七个观点，积极申报长征路线为世界文化遗产、长征精神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是长征路线应积极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是由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确认的具有科学、审美、文化价值的自然景观与人类历史遗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着严格的标准，诸如能够为一种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或特殊的见证，能够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能够与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或现行思想或信仰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等等。以此来审视长征路线，完全具备了上述条件。因此，应积极申报长征路线为世界文化遗产，让世界人民领略长征的精神魅力。据我所知四川已着手这方面工作，并聘我为总顾问，但这其实是全国的事，有关各省都应积极参与，由全国统一统筹考虑。最近看到铁映同志，我和他讲了这件事，他非常赞同，并表示向延东同志转达，因为延东同志分管这个事情。
二是长征精神应积极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 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长征精神是我们X和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高度凝结，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长征精神已经成为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文化因子。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X个性文化的“活”的体现，长征精神应当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上这些是我几十年来对十一路红军长征重要事件发生地进行全面实地考察的所得，今天简单地向参加会议的各省X史办的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做个汇报。
另外，这篇报告没有写进的是，十年前我给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同志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同志写信，建议整合打造“长征路”这一品牌。我说我几十年来曾利用休假和公出的机会，几乎到过红军长征所有重要事件的发生地。这些地区，是老少边穷地区的代表，也是西部开发之所在。这些地区目前大多由不同等级的公路包括乡村公路零星连接着，许多地区交通十分不便。为此，我建议在这些已有路段的基础上，通过少量投入予以连接改造，建成一条相对通畅的“长征路”。这样，一可解决这些地区的交通问题，二可带动西部开发，三可发展旅游事业包括红色旅游和自然风光旅游，四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少花钱，多办事，一举多得。曾培炎、马凯和时任交通部部长的李盛霖同志都做了批示。那时我还在银监会工作，我还批给有关各省银监局，帮助敲敲边鼓。之后我就被中央调到光大集团，最近我已部署光大集团进一步推动筹划这件事情。
另外，我还提一个建议，就是在中国中共X史学会下设长征史研究会，以便更深入研究长征，研究长征精神。谢谢大家！
国企带头人当修“十德十能”
(2015年11月5日)
“十德十能”建设，可视为落实“三严三实”的一种具体化探索
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就是坚持X的领导。开展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是国企X组织履行好从严治X责任的重要抓手。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班子， 修炼“十德十能”至关重要。
人无德不立。面对各种诱惑和考验，国企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修养，立起“十德”。
一是信仰之德。信仰不同，价值观就不同，行为也不同。国企领导班子的信仰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和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坚守信仰，才能成为企业的领头雁和主心骨。
二是境界之德。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做人与作词有相通之处，都追求境界。国企领导应该树立远大理想，具有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
三是气节之德。气节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力量。《论语》中有句话叫“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古代文人常用梅兰竹菊自喻，就是自我勉励要做有气节的人。
四是诚信之德。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立住脚跟，就要讲诚信。企业诚信首先班子要诚信，班子成员应牢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的古训，带头讲实话、办实事。
五是胸襟之德。没有比眼界更宽广的原野，没有比胸襟更开阔的海洋。领导班子成员的眼界、胸襟同开拓的市场大小成正比，眼界越宽、胸襟越大，企业发展就越好。
六是内修之德。干事遇到烦心事怎么办？就要修炼自己，认识到“发怒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控制好情绪。所谓“一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三等人有脾气没本事”。
七是慎独之德。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慎独不是因为有监督，而是自觉做到。在没人看、没人管的情况下也自觉做到，就是慎独。
八是士风之德。国有企业掌握大量国家资源，国企领导干部经常会遇到诱惑和困扰。如何确保不出问题？就要有“士风”精神，在金钱、美色面前不为
所动，坚持秉公办事、依法经营。
九是恤属之德。恤属就是体恤爱护下属。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国企领导干部要关心员工， 体恤下属。
十是雅兴之德。要树立良好形象，就要有健康情趣。这种健康情趣应该是本性天然、率性而为，而不是刻意雕琢、附庸风雅。
做事业，大才不可荒废，小才也不可或缺，而大才小才兼收并蓄方能更得心应手。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情况下，国企领导干部尤需培养宏观大才通才，特别是要通过“十能建设”，提升自身能力。
一是任事能力。任事能力就是办好企业的能力。在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国有企业既要转型，又要走向世界，任事能力非常重要。任事能力又要靠以下“九能”支撑。
二是辨向能力。所谓经济规律，就是经济的高涨、危机、萧条、复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经济“向后转”，其实就是“波浪式前进”。在“向后转”中，国企领导干部要有前瞻辨向能力。
三是谋事能力。事在人为。找不到办法时“放一放”是一种办法，换个思路也是一种办法。国企领导班子在决策时要学会换角度思考，没有对立面也要假设对立面进行对比思考，减少谋事失误。
四是掌控能力。国企发展不仅要立足企业自身，还要立足国家社会；不仅要谋划当前和今后发展，还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企领导班子在市场竞争中一定要有驾驭全局、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五是识人能力。国企领导干部要有识人能力。企业要发展，小才、中才、大才、超才哪个“才”都不能缺，关键是要科学识别和使用人才。
六是聚人能力。班子建设有个“大蒜原理”，一把手就像蒜柱，班子成员就是蒜瓣。蒜瓣能吃蒜柱不能吃，但没有蒜柱就凝聚不了蒜瓣。蒜柱向上长， 蒜瓣才能跟着长。一把手要有蒜柱那样的凝聚能力。
七是担事能力。国企领导班子要能担事，敢于担事，勇于担事，善于担事。面对挑战和困难，要沉得住气，宠辱不惊，临危不惧。
八是息事能力。国企领导班子要善于协调平息转化复杂矛盾，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能干事不是本事，不出事也不是本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才是真本事。
九是识见能力。国企领导班子应是通才，有各方面知识支撑，多读书，善读书，读好书。不但要读“有字书”，还要读“无字书”。读“有字书”和“无字书”不只靠“眼”还要靠“心”，靠眼增“见”，靠心悟“识”，悟出企业经营管理之“识”，悟出天下大势中企业发展定位之“识”。
十是术业能力。说一千道一万，国企要盈利，要创造利润。要盈利，领导班子成员就要精于业务。“精”是辩证的，一把手要以“通”为主，通中有精， 举重若轻；其他班子成员以“精”为主，精中有通，举轻若重。
我以为，“十德十能”建设，可视为落实“三严三实”的一种具体化探索。“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国企领导干部要牢记肩负的重大使命和职责，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切实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开展好。
忆冷林同志的一件往事
(2015年11月12日)
冷林同志因病去世，我以公务身份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
我和冷林同志是到光大以后才认识的，实际也只是每年春节请老干部吃顿饭，我对他们表示一下祝愿，他对我们说几句肯定和感谢的话（实际应该感谢的是他和他们这一代人，感谢他们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光大做出的贡献），然后就和其他老同志唠嗑去了。因此，我同冷林同志还谈不上多少私情，但心里却隐藏着一种公谊，甚至传奇式的敬仰。
冷林同志抗战时期在北大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X，当过地下X支部书记（因而今年获得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1947年他曾被派到台湾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市任职，1983年任光大集团的副总经理一直到离休，可以说是光大的元老级人物。
我说的对冷林同志的传奇式敬仰，不只是战争年代的地下工作，还有一些文革中的故事。据一位朋友讲，因与彭真同志的连襟关系，冷林同志文革中身陷囹圄，关进牛棚，自然是受尽折磨。一次，饥肠辘辘之下，为了享点口福， 突发奇想，向专案组报告说有重大问题要交代，但条件是得吃点好的，以便回忆。据说经请示康生，批准吃了一个礼拜的鸡蛋面，大大解了馋。一周将至， 专案组令其交代，躲不过去，冷林便编了一个自己是特务的故事，在东南西北藏了多少部电台，等等。经搜查，自然是子虚乌有，便又换来一顿皮肉之苦。而他认为一顿皮肉之苦换来一周鸡蛋面，值了……这个故事可能不完全准确， 有演绎的成分，但大体是有的。我忆起这件事，是说那一代人，在什么条件下都能扛得住，甚至还会有乐观主义的“冷幽默”。这实际是一种对对手的戏弄， 一种真性情。我们现在缺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正是困难条件下的乐观主义、不正是一种真性情吗……
从更广的意义和范畴认识遵义会议
关于“广义遵义会议”及其历史意义的探讨
（2015年）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X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应该分为“狭义遵义会议”和“广义遵义会议”。“狭义遵义会议”指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遵义时召开的为期三天的中共中央ZZ局扩大会议；“广义遵义会议”则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中中共中央一系列会议的组合，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考察、研究“广义遵义会议”，在研究上述系列会议的同时，还应对“广义遵义会议”的历史大背景、最终成果、历史意义等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分析和研究。
一、关于“广义遵义会议”的历史大背景
了解“广义遵义会议”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大背景，是认识和理解“广义遵义会议”的前提。因此，应该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一）应该联系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共产X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和毛泽东 的重要贡献。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中国共产X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
它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也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指挥下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央苏区建立了较高威信。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为上海中共中央的转移提供了条件。中央苏区成立后，中央先后三次大规模地转移干部。第一次是1930年冬和1931 年春，中央抽调任弼时、项英、王稼祥、叶剑英、刘伯承等大批干部进入苏区。第二次是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在周恩来等的安排下白区重要干部开始向苏区转移。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聂荣臻、李富春、邓颖超等进入苏区。第三次是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ZZ局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博古、张闻天、陈云、李维汉、瞿秋白、李德等最后进入苏区。尽管毛泽东在领导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和X的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却遭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一再压制和打击，受到不公正待遇。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受批判；1932 年10月宁都会议再受排挤，失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1934年1月又被撤销中
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几乎完全被架空。
（二）应该联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的史实。1932 年底，国民X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虽然这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一方面军领导岗位，但是周恩来、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按照以前毛泽东领导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仍取得胜利。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经过半年时间的精心准备，于1933年9月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 剿”。他调集5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分北路、南路、西路三面围攻中央苏区。由于博古、李德等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御敌于国门之外”， 之后又实行消耗战、节节防御，并丧失了联合福建十九路军等许多机会，导致经过一年多苦战最后仍不得不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结局。
（三）应该联系红一方面军长征初期的困境，重点是“三人团”的指挥失 误、湘江战役失败、进入广西湖南交界时的困境、当时的行军路线、广大指战员对毛泽东的呼声，以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初步交流。为了有效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博古负责ZZ，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执行。实权掌握在博古、李德手里。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后，他们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没有进行充分的战略策划和ZZ动员，结果使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行军速度缓慢，伤亡、减员严重。长征原定计划是转移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行军路线基本是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国民X发现红军的转移目标后，蒋介石命令中央军和沿路湘粤桂等地方军阀围追堵截。经过三道封锁线后，湘江之战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多人。“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给中国革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湘江之战失败后，X内和红军将领纷纷对博古、李德表示不满，毛泽东也一直没有放弃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转移之初，毛泽东争取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讨论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等红军将领也一直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不满，X内、军内普遍呼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二、关于遵义会议前的几次会议
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际上成为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
（一）通道会议。1934年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红六军团的会合上。［1］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 军委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的北上计划，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但李德等人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研究了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为此后的黎平会议做了必要的准备。
（二）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ZZ局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ZZ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12月20日，坐在担架上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黄平的一片茂密橘林里休息谈话， 商议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并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几位将领达成一致。这就是所谓“张王橘谈”。［2］除战略方针外，黎平会议还讨论了第五次反“围剿” 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三）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中共中央召开ZZ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之后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猴场会议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ZZ局会议上做报告”［1］，以加强中央ZZ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的指挥权。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在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ZZ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三、关于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与实际经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ZZ局在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
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ZZ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ZZ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一）会议的原定议程。对于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陈云在《遵义ZZ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记述：“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2］可见会议的议程一是决定战略转移的方向，二是总结此前军事失败的经验教训。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组织人事变动问题。“遵义会议原定是ZZ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才同意了。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3］
（二）会议的召开经过。遵义会议由博古主持，第一项议程是讨论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陈云在《遵义ZZ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ZZ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4］对此项议程，杨尚昆的回忆作了证明：一开会，首先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5］可见，讨论红军转移方向是遵义会议的第一项议程。
遵义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由博古作主报告。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路线作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6］报告后大部分人表示不满意。
博古报告后，由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从主观因素作了分析，明确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失误，批评了博古的短促突击和拼消耗的错误。杨尚昆感觉到，周恩来报告后，情况一下子大变。周恩来在实践中已经看清楚不能再照原来那样走下去了。周恩来表现出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正确态度，
对扭转会议形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杨尚昆认为，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1］
张闻天作的报告后来被称为“反报告”。他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不正确， 因为他不认识与不承认战略和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张闻天的报告代表了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意见，实际上也反映了其他多数与会者的心声。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对反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作出了突出贡献。
紧接着发言的是毛泽东。他指出：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左” 倾军事路线和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都是错误的；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 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2］
参会人员除了凯丰、博古和李德外，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这个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遵义会议增补的第三项议程是关于中央领导的变动。陈云在《遵义ZZ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到：“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X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
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此后张闻天起草完成《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此项决议由2月8日举行的中央ZZ局会议审查通过。
《决议》共分14小节，全面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战略方针的错误，并总结了教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
遵义会议在战略转移方向和对第五次反“围剿”及西征的军事路线认识上达成了一致，这样就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ZZ局常委， 部分地解决了组织问题，毛泽东进入决策层。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部分涉及了
ZZ路线问题，也为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条件。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X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标志着中国共产X开始走向成熟。
四、关于遵义会议的继续
遵义会议后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一）扎西会议。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0日，中革军委 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随后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由于情报失误，川军人数众多，双方伤亡惨重。28日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当时在场的中央ZZ局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X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渡长江的计划不能实行，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2月5日到9日，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连续召开ZZ局会议，通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在此期间，有关中央领导人变换有三次重要的谈话。一是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 再领导已经没人服气。如果调整X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X的总负责。［1］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二是周博谈话。遵义会议改变了原定的议题和程序， 最后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博古会前不知道；会议对博古进行批评他也没有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X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 他和博古不适合做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只有他能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周恩来建议博古对毛泽东要看大处，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最后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2］三是周张谈话。张闻天本来是和王稼祥等推举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X的总负责，周恩来又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 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该决议对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 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
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了以X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X全军的新局面。
（二）苟坝会议。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 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任命毛泽东为特设前敌司令部前敌ZZ委员。［3］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以“万急”电报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ZZ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林彪、聂荣臻的建议，毛泽东认为攻打打鼓新场有可能促成川、滇军主力向打鼓新场集结， 不能啃硬的，应该在运动战中灭敌，坚决表示反对。会议表决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由于毛泽东不肯妥协，甚至提出要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当天晚上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同时周恩来接到了叶剑英发来的敌人向打鼓新场方向活动的电报。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了攻打打鼓新场的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重大损失，也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三人团代表ZZ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ZZ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X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
（三）会理会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变被动为主动，顺利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但是由于连续作战，官兵疲惫，有些军事行动由于保密的需要无法向指战员做出解释，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等也出现失误，一些人开始怀疑和动摇毛泽东的军事领导。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主持召开ZZ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取得胜利的原因，阐明了运动战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重新统一了认识。这次会议巩固了毛泽东在X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会理会议也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综上，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的扎西会五、关于“广义遵义会议”的最终成果“广义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X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为胜利完成长征，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广义遵义会议”所取
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认识：
（一）“广义遵义会议”解决了X的组织路线、军事路线问题，为解决政 治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ZZ局常委，毛泽东进 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决定常委再分工，在扎西会议上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解决了组织路线问题。遵义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决定周恩来为最高军事领导人，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来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由于当时X的主要工作就是军事工作，有着丰富军事工作经验、又富有军事才能的毛泽东逐渐处于核心地位。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的解决，为后来解决X的ZZ路线、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基础。
（二）为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实现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换言之，没 有“广义遵义会议”也就不可能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拥兵自重，最后南下另立中央。正是由于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的X中央领导集体精诚团结，坚持北上抗日的方向，而张国焘领导的红军因南下失败，西进也遭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加上甘孜会师后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力主，二、四方面军最后北上于1936年10月同一方面军会师，实现了长征的最后胜利。
（三）为建立陕甘宁边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换言之，没有“广义遵义会议”也就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长征胜利后，1935年12月， 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了实现抗日， 扩大根据地，X中央又领导红军进行东征和西征，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了革命力量，为建立陕甘宁边区打下了基础。中国共产X和其领导的红军是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成为国民X不得不联合的力量，最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四）经过延安整风最终确定了X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当时的ZZ路 线，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换言之，没有“广义遵义会议”也就没有抗 战胜利和民族解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X坚持独立自主的正确方针， 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斗争，维护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成果，保持了X的独立性，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成功建立了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民主政权， 在抗战中保存、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领导进行了延安整风，开展了全X范围的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使全X在政
治、思想、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使中央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部分解决了组织路线，为解决ZZ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扎西会议解决了组织路线， 苟坝会议解决了实际军事指挥权，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上述阶段性成果由量变到质变，使中国共产X一步步成熟，一步步发展壮大，一步步打开新局面，最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从周恩来精神中汲取改革力量
（2015年）
周恩来身上突出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缔造的革命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共产X人崇高理想的完美结合，他是历代先贤和当代楷模的集中代表。他心中只有X、只有国家、只有人民、只有奉献， 没有子女、没有骨灰、没有遗产，一生信仰坚定、襟怀坦白，严己宽人、崇德向善，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对比周总理，我们身上的差距太大太大，甚至根本不能对比。但在我的人生中，周恩来精神对鞭策我们推进国企改革起到过特殊作用。2007年6月，中央把我从银监会副主席任上调到中国光大集团任X委书记、董事长。光大集团曾经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过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也积累了不少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和严重的历史亏损，为此国务院从2003年开始启动对光大集团的改革重组，但由于情况复杂，改革重组工作将近四年的时间推不下去，造成市场日益萎缩，案件频发，人心涣散；社会上也流传着光大是“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 的说法。这时把我派到光大，我没有思想准备，内心矛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 是周恩来“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崇高精神境界鞭策了我。上任后，我听取意见，进行调研，谋划思路，同时同广大员工一起从周恩来精神中汲取力量。上任不久，作为一家央企，我们专门召开了纪念周恩来的座谈会，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周总理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一些老同志都赶来参加，我们共同追思周恩来的崇高精神境界，当播放方明朗诵的《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祭》时， 大家泪流满面。对照周恩来精神，我们从内心认识到周总理为了X和国家的大局，历经大风大浪，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而我们在和平环境下，面对一点困难，首先想到的是个人荣辱，感到内心有愧，在反思中坚定了把光大集团的改革重组推向前进的决心。此后我们在不同场合多次号召学习周恩来精神，到下属企业去宣讲，在天津周邓纪念馆建立中国光大集团思想教育基地，在主流媒体发表文章，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
我初步把周恩来精神概括为十个方面，一是追求真理，信仰坚定；二是忠诚于X，忠诚谋国；三是坚持原则，严守纪律；四是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五是细致入微，一丝不苟；六是与人为善，宽以待人；七是甘于奉献，不计个人； 八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九是自我完善，终身三省；十是鞠躬尽瘁，死而后【*联系微信dadawk01】
已。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拍案而起易，忍辱负重难。拍案而起是心的痛饮， 忍辱负重是心在凌迟”。这是我对周恩来在十分复杂困难情况下深深的理解与敬佩。
正是在X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周恩来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变精神为物质，在各方面支持下，历时11年的光大集团重组改革工作最终完成。现在光大集团的资产总额达3万亿元，是改革重组初期的5倍；全年实现税前利润450亿元，与改革重组前严重亏损的状况不可比。可以说，光大这个特殊央企改革重组的成功，除了其他因素外，周恩来精神对我们起到了相当大的激励鞭策作用。
我们X几十年来，产生了张思德、焦裕禄、雷锋、王进喜等无数榜样。那么，在高级干部中，周恩来，就是最好的榜样；在无数榜样中，周恩来，就是榜样中的榜样。
今天，作为高级干部和央企负责人，学习周恩来精神，我认为第一，要以周恩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精神，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现代知识，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好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第二，要以周恩来严守纪律、严守ZZ规矩的高度自觉为标杆，严守X的ZZ纪律、ZZ规矩，自觉在思想上、ZZ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第三，要以周恩来“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境界，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的勇气，以处理复杂矛盾的智慧，在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敢于担当甘于奉献， 打胜改革攻坚战。第四，要以周恩来忠于X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坚定立场和细致入微的严谨作风防范风险，守好国家的钱袋子，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第五，要以周恩来克已奉公、严于律己的高度自律，严格要求自己并带好队伍， 坚决同各种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第六，要以周恩来心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深入群众之中，关心群众，为群众办实事。总之，周恩来精神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不竭精神动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坚强领导下，有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打下的物质基础，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能在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中攻坚克难，一定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加快金融控股公司立法
（2015年）
X的十八大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完善金融法律框架，同时明确要求，“引导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在明确综合经营战略、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开展综合经营试点。推动中信集团公司和光大集团公司深化改革，办成真正规范的金融控股公司。”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同时，为了顺应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国际趋势，我国“十一五”和平二五”规划均提出要“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报据上述规划精神台些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尝试以金融挥股公司形式探索金融综合经营，并在实践中出现了两类金融控股公司，即以中信集团、光大集团秀代表的集团控股、公司业经营的金融控股集团型，和以工、农、中、建、交等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为代表、以商亚银行为母体扩张形成的全能银行型。
因此，有必要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规范和引导金融控股公司健康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使实践中已经出现的各类金随控股公司各证言顺。结合我国金业奈合经营试点和国内外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践经验， 通过立法形式明确金融控股公司单独作为一类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明确机构设立、业务经营等方面的基本原则。
第二，确立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架构，防止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金控股公司至少控股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中两个行业的两家以上金融机构，同时受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多个行业监管机构的监管。同时，金融控股公司具有跨行业的系统风险特征，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往往也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应将其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围。通过立法，明确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机制，使得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监管机构之间既有职责分工，也有相互合作。
第三，明确资本充足性要求，规范集团资本管理。参照国际金融组织对大型综合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原则，在金融子公司资本要求的基础上，从集团公司
层面规范资本要求，从集团总体上控制好杠杆程度。
第四，完善公司治理，处理好集团总部职能管理与各子公司法人治理之间的关系。集团控股公司总部应以集团的战略管理、股权管理、风险管理、品牌和文化建设等为重点，根据集团总体发展方向，在各业务板块之间合理配置资源。各子公司既要遵循集团公司的总体部署，也要按照现代公司治理原则独立运营。
第五，规范关联交易，处理好风险控制与协同效应之间的平衡。金融控股公司要处理好集团内部协同和关联交易之间的关系，既要发挥综合优势，加强内部合作，以利于集团的整体协同发展，又要遵循公允定价和透明度原则，按照各子公司的行业监管要求进行报告和披露，防止跨行业风险传染。
第六，在修订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有关金融法律时，修改其中 涉及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相关条款，使金融法律之间相互衔接。
第七，在《金融控股公司法》制定和颁布前，通过在国务院层面制定有关 条例、金融管理部门联合制定有关规章、办法或指引等形式予以规范，并将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纳入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以促进金融控股公司的健康发展，为正式立法创造条件。（此文系作者向全国人大十二届三次会议提交的建议）
取消存贷比改革正当时
（2015年）
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将存贷比由法定监管指标转变为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监管改革。
存贷比其实是贷存比，即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为防止银行信贷过度扩张带来的风险，1995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下称《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75%。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存贷比监管对于约束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过度扩张，防范和控制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存贷比监管已不适应当前新形势。取消存贷比监管指标是银行业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需要，也符合国际惯例。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金融秩序一度混乱，通货膨胀较为严重，为抑制银行放贷冲动，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管理部门出台了存贷比监管指标，并将其纳入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
存贷比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指标，西方银行业并不采用存贷比监管指标。过去，我国商业银行业务比较单一，金融市场融资有限，银行负债以存款为主， 资产以信贷为主，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必须以吸引存款为前提，即“以存定贷”。在存款基数一定的前提下，存贷比高低决定了商业银行可以发放的贷款数量； 在社会融资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决定了社会融资总体规模。因此，存贷比指标是管理部门调节银行信贷规模、防范流动性风险的重要政策手段，在宏观调控和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管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目前我国调控银行业信贷规模和流动性的指标共有五类，存贷比只是其中之一。这五类指标是：
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当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可发放贷款和创造信用的能力就下降，其结果是银根收紧。自2008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即中央银行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实行不同水平的存款准备金率。
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是商业银行资本与其风险资产的比率，该指标目
的在于抑制风险资产的过度膨胀，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保证银行等金融机构正常运营。我国银监会规定，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不得低于11.5%和10.5%。
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率和流动性比例。流动性覆盖率是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与现金净流出量的比例，净稳定资金比率是可用的稳定资金与业务所需的资金的比例，流动性比例是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负债的比例，三者均旨在确保商业银行具有充足的流动性以保持支付需求。
存贷比。《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存贷比不得高于75％。根据银监会统计，2014年底，271家商业银行存贷比在70%以上，超过75%的有86家，超过 上限的主要是外资银行和村镇银行。
贷款规模限额或合意贷款额度。这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在一个年度内的贷款总额加以限定的一种管理手段，是我国中央银行控制信用总规模、调节货币供应量的重要工具。
上述指标中，存款准备金率、贷款规模限额由人民银行监控，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覆盖率、流动性比例、存贷比由银监会监管。实际上，目前制约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最重要指标是资本充足率，它从深层次上影响着银行经营能力与规模边界，过宽有损银行安全，过严则制约银行发展，关键在于借鉴国际做法， 结合中国银行业实际，把握好“度”。而监管金融机构流动性的指标主要是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
随着商业资产和负债业务的日益多元化，银行经营市场化程度提高，银行流动性管理手段增多，存贷比指标作用明显下降，局限性日益明显。
过去十多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金融“脱媒”趋势明显，证券融资、保险融资、理财、信托等“非存非贷”业务分流了银行大量表内资源特别是存贷款资源，社会融资结构及资金运动的渠道、方式和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存贷比指标只能覆盖金融机构的部分业务，不足以反映金融资源配置的总体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存贷比指标对于社会信用规模的调节作用在不断下降。一方面，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控制住了存贷比指标，未必能控制住社会信用规模； 另一方面，盯住存贷比指标的副作用也越来越大。一是误导宏观金融判断。银行信贷只占到社会融资规模的一半，存贷比高低已不能简单等同于流动性松紧。二是扭曲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导致“冲时点”、乱拉存款、恶性竞争等非理性
行为。三是隐含违规经营风险。为了达到存贷比指标要求，少数商业银行分支 机构人为进行年末、季末甚至月末存款与贷款的相互派生，隐含着经营风险。 取消存贷比监管指标适逢其时。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融资难融
资贵的问题比较突出。2015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0%，我国经济发展事实上 已逐渐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从主要经济指标看，进出口下降6.9%， 投资增长回落4.3个百分点，表明我国结构调整的阵痛仍在持续，新旧动力转换尚未完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同时，去产能、调结构过程中的货币供给渠道开始发生变化，过去多年连续顺差导致中央银行被动投放流动性的货币供应格局正在改变，外汇占款开始下降，流动性趋于紧张。
经济下行和流动性趋紧，正是取消存贷比监管指标的有利时机，这与当年水到渠成地取消“粮票”制度类似，是一项改革成本较低、震荡较小，而改革收益较大、影响深远的举措。取消存贷比监管指标既可释放积极的改革信号， 促使金融资源配置更多地由市场决定，也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灵活适度地释放流动性，提振经济增长。同时，现在中央银行有存款准备金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银监会有日趋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2014年还推出了更能准确反映银行流动性状况的流动性覆盖率指标，商业银行自身也有资产负债管理和经营预算约束，取消存贷比监管不会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失控。
存贷比指标监管历时二十多年，监管部门已习惯于按这一指标监管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金融机构也已习惯于存贷比约束下的经营管理。取消存贷比监管指标后，有关各方需要适应新的理念，探索新的方法，完善新的机制，管控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
对于监管部门来说，要密切关注取消存贷比监管后银行业的总体流动性状况和各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变化。取消存贷比监管并非不再关注商业银行的存贷比情况，而是由法定监管指标转变为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特别是在改革初期， 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要加强沟通协调，提高存贷比的监测频率。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要加强和改进资产负债管理，尤其要加强流动性管理。商业银行要制定改革后的流动性管理方案，合理配置资产负债，调整和优化业务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既要以存贷比管理改革为契机，加强金融创新， 以更丰富的产品、更灵活的融资方式，更好地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又要提升管理水平，防止发生流动性风险。
应加快金融控股公司立法探索金融综合经营健康发展
（2015年）
X的十八大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完善金融法律框架，同时明确要求，“引导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在明确综合经营战略、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开展综合经营试点。推动中信集团公司和光大集团公司深化改革，办成真正规范的金融控股公司。”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同时，为了顺应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国际趋势，我国“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均提出要“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根据上述规划精神，一些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尝试以金融控股公司形式探索金融综合经营，并在实践中出现了两类金融控股公司，即以中信集团、光大集团为代表的集团控股、子公司分业经营的金融控股集团型，和以工、农、中、建、交等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为代表、以商业银行为母体扩张形成的全能银行型。因此，有必要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规范和引导金融控股公司健康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使实践中已经出现的各类金融控股 公司名正言顺。结合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和国内外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践经验，通过立法形式明确金融控股公司单独作为一类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明确机构设立、业务经营等方面的基本原则。
第二，确立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架构，防止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金融控 股公司至少控股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中两个行业的两家以上金融机构，同时受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多个行业监管机构的监管。同时，金融控股公司具有跨行业的系统风险特征，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往往也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应将其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围。通过立法，明确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机制，使得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监管机构之间既有职责分工，也有相互合作。
第三，明确资本充足性要求，规范集团资本管理。参照国际金融组织对大型综合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原则，在金融子公司资本要求的基础上，从集团公司层面规范资本要求，从集团总体上控制好杠杆程度。
第四，完善公司治理，处理好集团总部职能管理与各子公司法人治理之间的关系。集团控股公司总部应以集团的战略管理、股权管理、风险管理、品牌和文化建设等为重点，根据集团总体发展方向，在各业务板块之间合理配置资源。各子公司既要遵循集团公司的总体部署，也要按照现代公司治理原则独立运营。
第五，规范关联交易，处理好风险控制与协同效应之间的平衡。金融控股公司要处理好集团内部协同和关联交易的关系，既要发挥综合优势，加强内部合作，以利于集团整体协同发展，又要遵循公允定价和透明度原则，按照各子公司的行业监管要求进行报告和披露，防止跨行业风险传染。
第六，在修订《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有关金融法律时，修改其中涉及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相关条款，使金融法律之间相互衔接。
第七，在《金融控股公司法》制定和颁布前，通过在国务院层面制定有关条例、金融管理部门联合制定有关规章、办法或指引等形式予以规范，并将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纳入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以促进金融控股公司的健康发展，为正式立法创造条件。
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
（2015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X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召开了三天，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机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并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如果没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也就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如果没有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 X的总负责人的更换、《遵义会议决议》的通过、成立新的“三人团”、确定毛泽东在X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等，遵义会议重要的转折成果就无法实现。
遵义会议前的几次会议
湘江之战，中央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X军第三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后盲目的逃跑主义给红军带来巨大损失，X内和红军将领纷纷对博古、李德表示不满，而毛泽东也一直没有放弃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转移之初毛泽东争取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商谈博古等人的“左” 倾错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等红军将领也一直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不满，X内、军内普遍呼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为解决红军的进军路线、确定向贵州转兵战略方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问题， 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三次会议为召开遵义会议打下基础。
通道会议。1934年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的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但李德等人会后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研究了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
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为此后的黎平会议做了必要的准备。
黎平会议。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ZZ局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ZZ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12月20日，坐在担架上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黄平的一片茂密的橘林里休息谈话，商议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并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几位将领达成一致。这就是所谓“橘林会谈”。除战略方针外，黎平会议还讨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问题， 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猴场会议。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贵州瓮安的猴场召开ZZ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之后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猴场会议做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ZZ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中央ZZ局对军委的领导， 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在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ZZ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与实际经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ZZ局在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 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ZZ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ZZ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对于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陈云在《遵义ZZ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可见会议两项议程一是决定战略转移的方向，二
是总结此前军事失败的经验教训。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组织人事变动问题。“遵义会议原定是ZZ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才同意了。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由博古主持，第一项议程是讨论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陈云在《遵义ZZ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ZZ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对此项议程，杨尚昆的回忆作了证明：一开会，首先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刘伯承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可见，讨论红军转移方向是遵义会议的第一项议程。
遵义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由博古作总结报告。博古对军事路线做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做了辩护和解释，着重强调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报告后大部分人表示不满意。
博古报告后，由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从主观因素做了分析，明确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失误，批评了博古的“短促突击”和拼消耗的错误。杨尚昆感觉到，周恩来报告后，情况一下子大变。周恩来在实践中已经看清楚不能再照原来那样走下去了。周恩来表现出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杨尚昆认为，如果没有他站出来， 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
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报告，后来被称为“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对反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作出了突出贡献。
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他指出：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左”倾军事路线
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是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 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观点。毛泽东的发言也涉及ZZ路线问题， 指出为什么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ZZ形势，过分夸大国民X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参会人员除了凯丰、博古和李德外，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这个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遵义会议增补的第三项议程是关于中央领导的变动。陈云在《遵义ZZ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X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此后张闻天起草完成《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此项决议由后来召开的扎西ZZ局会议审查通过。决议共分14小节，全面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战略方针的错误，并总结了教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
遵义会议在战略转移方向和对第五次反“围剿”及西征的军事路线认识上达成了一致，这样就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常委，进入决策层，部分地解决了组织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部分涉及ZZ路线问题，也为解决思想路线提供了一定的条件。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X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也标志着中国共产X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的继续
遵义会议后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是完成遵义会议相关议题的继续。
扎西会议。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
《渡江作战计划》，随后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由于情报失误，川军人数众多，双方伤亡惨重。28日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当时在场的中央ZZ局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X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渡长江的计划不能实行，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2月5日到9日， 在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ZZ局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在此期间，有关中央领导人变换有三次重要的谈话。一是周恩来与毛泽东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再领导已经没人服气。如果调整X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X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二是周恩来与博古谈话。遵义会议改变了原定的议题和程序，最后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博古会前不知道；会议对博古进行批评他也没有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X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不合适做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只有他能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周恩来建议博古对毛泽东要看大处，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最后顺利实现了博（古）洛（甫）交权。三是周恩来与张闻天谈话。张闻天本来是和王稼祥等推举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X的总负责，周恩来又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该决议对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了以X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X全军的新局面。
苟坝会议。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 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以“万急”电报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ZZ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林彪、聂荣臻的建议， 毛泽东认为攻打打鼓新场有可能促成川、滇军主力向打鼓新场集结，坚决表示反对。但会议还是表决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由于毛泽东不肯妥协，甚至提出要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当天晚上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同时周恩来接到了叶剑英发来的敌人向打鼓新场方向活动的电报。3月11 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了攻打打鼓新场的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遭受重大损失，也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ZZ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ZZ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X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
会理会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变被动为主动，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但是由于连续作战，官兵疲惫，有些军事行动由于保密的需要也不能向指战员做出解释，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等也出现失误，一些人开始怀疑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其中林彪直接给中央写信表达毛、朱、周随军行动的意见。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主持召开ZZ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取得胜利的原因，阐明了运动战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重新统一了认识，巩固了毛泽东在X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使中央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部分解决了组织路线，为解决ZZ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扎西会议解决了组织路线，苟坝会议解决了实际军事指挥权，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遵义会议与会议前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X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为胜利完成长征，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君子不器
在中国光大银行2016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20日，根据录音整理)
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中国光大银行2016年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集团高云龙总经理、组织部董铁峰部长，总行经营班子成员，各位专职董事，监事会部分成员，各分行、子公司、总行各部门负责人，以及银监会和中投公司的有关同志。
首先通报一下光大银行经营班子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情况。
根据中央决定，赵欢同志到农业银行工作，任农业银行X委副书记，拟任行长，不再担任光大集团和光大银行的职务。根据中组部决定，张金良同志从中国银行X委委员、副行长任上调到光大工作，任光大集团X委委员、执行董事。根据光大集团X委决定，张金良同志任光大银行X委副书记。根据光大集团和我的提名并经光大银行董事会审议通过，张金良同志任光大银行执行董事、行长，正式对外公布还需要履行相关手续。我们对赵欢同志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表示衷心祝贺，对张金良同志来到光大工作表示热烈欢迎。
赵欢同志已于上周三赴农行上任，今天出差不能来到会议现场，专门打来电话，委托我表达四层意思：一是衷心感谢各位同事对他在光大工作期间给予的关心、支持和理解；二是请大家对他在光大工作期间做的不周到地方多多包涵；三是衷心祝福光大银行未来发展蒸蒸日上；四是希望在未来进一步加强农行与光大的合作。
先谈谈对赵欢同志的评价。赵欢同志是在光大相对比较困难的时候来到光大履职的，中组部考核的时候我评价了八个字“ZZ合格，业务过硬”。“业务过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很快地融入了光大，熟悉了情况，进入了角色；第二是坚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实现各项业务稳中向好；第三是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为光大银行未来发展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获得了大家的好评。
“ZZ合格”主要体现在ZZ立场、ZZ担当、ZZ修养、ZZ操守、ZZ艺术、ZZ纪律、ZZ规矩、ZZ气量、ZZ责任等方面。现在大家都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去年集团X委中心组进行了16次集体学习， 自学就更多了。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治
X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但关键词是“ZZ”。ZZ立场、ZZ定力、ZZ方向、ZZ纪律、ZZ规矩，讲得最多的是ZZ。有些虽然没有直接讲“ZZ” 两个字，但是内容实质上表达的也是ZZ。所以ZZ合格最为关键。
ZZ立场方面，表现为在思想上、ZZ上、行动上始终与X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于赵欢同志而言，这一点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在工作中实实在在地付诸行动。ZZ担当方面，表现为从来不上交矛盾。去年有关部门在X风廉政建设过程中提出对分行一些违反“八项规定”问题的处理意见，我们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角度，多次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在此期间赵欢同志主动表态，他作为行长实际在主持银行各项日常工作，表示为此承担领导责任， 体现出了ZZ担当的精神和ZZ品质。当然我讲，如果承担责任，我是第一责任人，而且我都这把岁数了，承担也是由我来承担。ZZ修养方面，表现为不计个人得失、待人谦虚谨慎。赵欢同志刚刚来光大任职的时候，根据公司治理方面相关要求，不能出任集团副总经理；原本集团重组改革方案设计时，是由我们和两家股东单位每家提名四名董事，但是后来变成每家提名三名董事。因此，当时赵欢同志在集团只是任X委委员，没有其他任职。后来才将他增补为集团执行董事。在此期间，赵欢同志没有任何怨言，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并且在工作中充分尊重各位领导和同事，体现出了较高的ZZ修养。至于ZZ操守、ZZ艺术、ZZ纪律、ZZ规矩、ZZ气量、ZZ责任等方面，都是合格的，我这里就不再一一展开讲了。总而言之，赵欢同志来到光大工作两年时间， 大家看到的是一名业务上、ZZ上都很优秀的干部，可以评价为“ZZ合格、业务过硬”。
至于缺点，人无完人。我向考核组同志讲，从不同角度看，优点和缺点是相对的。如果评价一个人性格稳重，换个角度可能就是开拓不够；相反，一个人开拓性强，换个角度可能就是不够稳重。但是，值得考核组记下来并报告上去的赵欢的缺点，我还没有发现。
所以，我提议，虽然他今天不能到场，我们还是以热烈的掌声对赵欢同志为光大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张金良同志是由中国银行的X委委员、副行长，调到光大工作。他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是经济学博士，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金良同志工作经历丰富，在中国银行总行工作多年，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总行财会部副总经理、IT蓝图实施办公室主任、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北京市分行行长、总行副行长等职务。从经历和能力看，金良同志既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又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既有条线系统管理经历，具备处理解决具体事务的能力，又有分行全面工作经验和总行宏观层面的历练，而且年富力强，工作扎实、有激情、有干劲。金良同志来到光大的第二天，我和他交谈了半天时间。谈话中，我感受到金良同志很稳重，同时他也表示有决心和大家一起把光大的事情做好。
金良同志是在中组部公开竞聘中脱颖而出的，各方面都很优秀。中国银行对他也是非常不舍，田国立董事长亲口对我讲，金良同志在中行承担重要工作， 真不舍得让他离开，除了执行中组部决定以外，还考虑到与我的多年友谊才忍痛割爱。中行、业界、银监会、中组部各方面均反映，金良同志ZZ过硬、业务精通、为人忠厚。尽管中国银行的业务规模、盈利能力和社会影响都远远大于光大银行，但是让他独立主持一家银行的全面经营管理工作，任务更重，压力更大，说明组织上对他更加重视。我已经与集团和银行部分领导同志谈过话， 大家都表示会像支持赵欢同志一样支持金良同志的工作。集团X委、银行X委和银行董事会，都已经开过会明确将会对金良同志的工作给予积极支持。同时， 也希望光大银行所有干部员工，特别是在座的各分行、总行各部门的负责同志， 都要积极支持金良同志的工作。
金良同志的到来，为光大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我们非常欢迎，寄予厚望。我在这里也对金良同志、对大家明确表态，会像支持郭友、赵欢一样， 支持金良同志的工作，工作你大胆干，责任我来担。也就是说，你大胆往前走， 我为你保驾护航。我也相信金良同志能够很快进入角色，把中行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理念带到光大，团结带领全体员工，进一步把光大银行办得更好。
下面讲讲工作方面的意见。
关于银行2015年的工作回顾和2016年的安排部署，昨天在集团工作会议上， 我都讲到了，但考虑到是全集团工作会议，没有太具体展开。方才，马腾同志在工作报告中对银行的经营和业务发展进行了安排部署，这个报告事先征求了我、高云龙总经理和朱洪波监事长的意见，我们都原则上同意。
从前年起，在光大银行的年度工作会议上，每年我就只讲一个字。2014年，
我讲了一个“定”字。为什么要讲“定”字？主要是基于当时的背景，2013年6 月份银行发生“钱荒”、8月份证券又发生“乌龙指”事件，当时整个光大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在那种情况下，光大顶住了压力，全力稳住局面、稳住队伍、稳住人心、稳住业务，并且在当年12月份力推H股成功上市， 最终年末实现“V”型反转，取得不错的成绩。如果没有定力，是做不到的。所以，在2014年工作会议上，我就讲了一个“定”字，要求大家“保持定力”。2015年，我讲了一个“顺”字。因为2014年底光大集团重组改革成功，希望大家借此东风，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更上一层楼。实践也证明，在全体光大人的共同努力下，2015年光大集团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 光大集团的利润增长率在全部央企排名中应该是名列前茅的。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非常不容易。光大集团不仅进入了世界500强，而且取得了22%的净利润增长幅度，这在大型国企中应是不多的。
今天讲什么呢？过去，我讲得比较多的是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讲的是“度” 和“道”，“度”是“道”的数量界限，“道”是“度”的质的升华。这两句话大家都已经入脑入心，而且成了互联网上的语言。那么今天讲点什么？这几天，我将主要精力放在集团的报告上，特别是关于两个“十大关系”的总结归纳，我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前两天，中组部又通知让我代表集团X委进行班子述职和个人述职，各项工作赶到一起，抽不出时间思考。想给大家讲点新东西，又不得要领。偶尔翻书，翻到孔子《论语·为政篇》，其中有句“君子不器”，受此启发，想给大家讲一个“器”字。
按照传统权威解释，“君子不器”就是君子应当心怀天下，不应该像器皿那样，只有某一方面的用途。不能仅仅是懂专业，而应该是博学多识，具有多方面才干；不能只局限于某个方面，而应该是通观全局，成为通才。我的解释是，“君子不器”的“器”，还不能单从量的角度去理解，更应该从质的角度去认识，要有个质的升华。与“器”相对应的，那就是“道”。孔子在《易传》里讲，“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君子不器”换句话说就是“君子通道”。展开来讲，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三句话24个字：器在道前，先器后道； 器中有道，器中悟道；器后尊道，器道互补。
“器在道前，先器后道”，就是说首先要精通本职工作。特别是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人类近代史上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智能化、信息化四次大的产业革命，我们如果不
懂得“器”，不懂得专业知识，不懂得科技理论，就会被甩下，甚至被淘汰。历史上，我们有过深刻教训。清朝时期，只晓得读四书五经，不懂得学习现代科技，结果造成100多年的积贫积弱。所以，昨天在集团工作会议报告中，我讲话的第一、三部分讲的都是“器”，都是具体工作。所以，我也先强调一下“器”， 从“器”的角度讲讲光大银行的优势和短板。
光大银行有什么优势呢？我觉得：
一是拥有集团强大的股东背景。作为银行最大股东，光大集团是一家拥有一批龙头企业、亮点品牌的全牌照大型金融控股集团，旗下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管、实业等众多牌照，而且近年来，集团内各企业都实现了良性发展。昨天我在集团工作会议上对集团各企业去年的发展做了总结。这其中光大银行作为集团内最大、最重要的子公司，资产规模、利润贡献、员工数量在集团内占比最高，更需要在集团内发挥顶梁柱、老大哥作用，支持、带动其他企业发展。同时通过联动，银行也会从中受益。我来光大已经是第九年了。回想当初刚到光大，那个时候的光大非常困难，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我想来想去，觉得联动算是光大的一个优势。后来，按照“市场原则，同等优先”的规则，集团内各个企业互相联动、互相帮忙。从濒临破产到改革重组再走到今天， 联动发挥了重要作用，银行也同时受益。同时，随着集团实力的不断增强，集团支持银行发展的能力也随之增强，在资本补充、业务联动等方面，可以为银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去年下半年，集团决定将按照高于市场价格的每股净资产价格，在H股市场上为银行补充资本160亿元，这将有效提升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就是拥有集团背景的优势。
二是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员工队伍。去年工作会议上，我曾总结过光大重组改革成功的四点共识，其中一点“光大能够走到今天，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包括在座的各位和广大干部员工。多年的历练积累，充分证明光大的干部员工是能干事、肯干事、能干成事的。光大有很多人才，学历、能力、工作热情都比较高，整体上是一支ZZ过硬、业务精通、执行力强的高素质干部员工队伍。特别是在去年，国家审计署和中央巡视组从业务合规、X的建设、反腐倡廉等角度对光大进行了两次大的体检，历时近一年，光大经受住了考验。两次大体检证明光大这支队伍总体上是一支能打胜仗的高素质干部员工队伍。
三是形成了特色企业文化和统一的阳光品牌。关于金融文化，中央国家机 关工委和银监会曾请我在全国的视频上讲过，我好像成了“金融文化”的“权
威”专家。我还讲过“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如果“根” 不好，叶、枝、干再好也不行。经过多年培育和积淀，应该说光大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过去我们曾经浓缩为五个字“公、明、严、实、聚”。“公”，就是公平公正，包括选用干部、选拔人才、公推后备干部等；“明”， 就是透明；“严”，就是严格管理；“实”，就是实实在在、求真务实；“聚”， 就是提高凝聚力。这些都是针对光大当时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来的。后来光大银行A股上市的时候，我又提出内涵发展文化，包括十个方面，就是更有效益的发展、更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更有后劲的发展、更有创新能力的发展、更有前瞻性的发展、更有凝聚力的发展、更协调的发展、更有品味的发展、更有社会责任的发展和更有员工幸福感的发展。目前在新的形势下，大家可以集中智慧， 对光大文化进行再提炼、再升华。此外，近年来光大银行以“共享阳光，创新生活”为理念，不断加强品牌建设，构建了阳光系列品牌，在消费者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在市场上赢得了较高的美誉度。这都是我们的优势。
四是形成了部分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影响力的业务和产品。光大银行是最先推出理财业务的银行，而且在社会上也具有一定影响力。从市场和同业比较看，理财和资管业务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理财产品余额在同类商业银行中位居前列。回顾历史，说起“理财”名称的由来，还是根据我的建议定下来的。当时光大银行推出这项创新业务，开始好像叫什么“财富管理”？记不大清了。那时我还在银监会，李子卿向我报告，我说就叫“理财”吧，从此市场上也就有了“理财业务”。光大银行的投行业务，在业内也具有先发优势，并且品牌效应逐步显现，目前基本具备了为企业提供综合性投行服务的能力。电子银行业务以开放平台为基础，商业模式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优势业务和产品，由于时间原因，就不再展开细数了。
五是形成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创新方面，光大银行具有一定的市场影 响力。刚才讲过，理财业务是光大银行最先推出的，除此之外，还有先行推出的中期票据等投行业务，创新推出的全程通产品在市场上也享有盛誉，另外还最早推出车改、房改等改革措施，这些都对光大银行获得竞争优势和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六是形成了较强的科技支撑。这些年，光大银行在信息科技、人员培训上加大了投入，安全运维方面达到了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是最早实现数据大集中的银行之一，同时还搭建了自主研发的平台。
以上这些优势，只是粗略概括。总之光大银行在多年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多竞争优势，大家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
在清楚自身优势的同时，更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光大银行仍处于同业中偏下水平。任何事情都要辩证的看，既要与同业比，又不能简单比。不比，没有压力和动力，所以要比。就好比百米赛跑，我们跑了10米摔倒了，其他人已经跑到50米处，我们爬起来以快于人家一倍的速度继续往前跑，当我们跑到30米的时候人家已经跑到60米；我们跑到50米处，人家70米；现在我们跑到70米处， 人家80米，现在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下一步就是我们跑到90米处正好赶上。但绝不能再摔跤了，摔不起了。所以又要比，又不能简单地比，光大毕竟是刚刚大病初愈，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一下子就追赶上不现实。那么具体讲，光大银行的短板，我看如果静态的看，简单讲就是两句话，风险中偏上，规模中偏下；如果动态的看，这种态势又正在逐渐改变中，不管是风险防范，还是业务发展，正在一步步向好的方向转化。
一是风险管控压力大。一方面，光大银行存量资产风险和新增不良贷款化解的压力比较大，信贷结构也不尽合理，拨备覆盖率已经接近监管红线，不良贷款率、关注类贷款率、逾期和欠息贷款率均处于同业较高水平。另一方面， 光大银行的风险管控能力较弱。我曾经多次讲过“潮水现象”。潮涨了，大部分资产都是好资产，礁石都被淹没，船可以安全行驶；潮退了，礁石就会显现出来，资产风险就会集中暴露。这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形势。未来一段时期， 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国家将持续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一批“僵尸企业”将退出市场，各种金融风险还会继续暴露，我们的风险管控面临巨大压力。
二是发展基础较为薄弱。一方面，客户基础较为薄弱。这些年，银行虽然在客户基础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成效不够显著。去年底的数据显示，对公有效授信客户持续两年呈下降态势。客户基础不稳固，市场就不稳固，这不仅削弱了我们的议价能力，增加了客户维护的成本，更重要的是，严重制约了业务发展，制约我们长远发展的后劲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机构网点基础较为薄弱。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机构建设曾经长期被冻结，多年没有新建网点。从2008年起，才陆续获准成立了一批分行、二级分行、支行、子公司、境外机构。直到去年底，机构网点数才刚刚超过1000家，数量少于可比同业，网点产出效能也低于同业。没有机构就没有业务，没有业务谈何发展？
三是结构不尽合理。主要包括资产结构、负债结构、收入结构、区域结构、境内外结构等都不尽合理。在此我重点谈一下区域结构和境内外结构。从区域发展看，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大行不强。区域大行是支撑一家银行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因为历史的原因，目前光大银行的这些区域大行在当地对标同业均排名在后，而且短期内改观困难较大。这些大行需要努力加把劲， 尽快将自身做大做强，并带动全行实现较快发展。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又切忌不能蛮干，要注意把握好度。从境内外发展看，境外机构建设和业务发展严重滞后。虽然这两年加大了境外机构建设力度，2013年成立了香港分行，今年又成立了光银国际，首尔分行刚刚获批，但与其他可比同业比较，境外业务的发展是滞后的。当年光大在国际金融组织中还占有席位，后来都不被承认了，直到近几年才逐步恢复。如果连国际性组织都不承认、不接纳，那还算什么世界500强？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提出金融业走出去，作为央企我们要认真贯彻，积极走出去。我曾具体提出分三步走，第一步是业务走出去，第二步是机构走出去，第三步是影响力走出去。目前，业务是走出去一些了，但规模不足；机构也开始走出去了，但才刚刚起步。今后要逐渐、适度补上境外机构建设和业务发展这块短板。正好金良同志是从中行来的，有这方面经验，可以更好推动这方面工作。
四是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不足，体制机制不够灵活。由于历史原因，光大 银行“官办色彩过浓”，不少同志是从政府部门转型到光大工作，官办的工作习惯自然不自然地就带了过来，对面桌能办的事情非要在楼里绕一个星期再回到对面桌去办理。这种说法可能有点“言之过极”，不全都是这样，但类似问题是存在的。经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方面的问题有所改进，但是在思想上、体制机制上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着与市场接轨不够、不能完全市场化经营运作等问题。既然有问题、有矛盾，我们就要解决问题、解决矛盾。不然要我们干什么？
上述就是当前光大银行发展中存在的优势和短板。“君子不器”的第一句 话“器在道前，先器后道”，讲的就是君子要先有“器”，有“器”才能不“器”， 不懂得本职工作，不懂得专业知识不行。只有先懂得专业，懂得自身优势和短板，才能从中悟出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补足自身短板、解决存在问题的思路。这就是第二句话“器中有道、器中悟道”，就是要善于从事务发展的特殊性中摸索出一般性的规律。
“器”是看得见的，但是看得见的“器”里面又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古人把它叫“道”，也就是“规律”。我们从小就熟读《矛盾论》，《矛盾论》讲，矛盾的一般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中，也就是说在不同具体的事务当中，有一个共性的规律，也就是“道”。我们要学会从具体“器”中摸索“道”，摸索规律。
回顾这些年来光大的改革重组，从最开始的改革方案出台，到后来的注资、上市、三大战役、四大战场、四抓一带、五项工程等，我们的总体工作思路从八年前确立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改变。当然这一工作思路在新的形势下，要不要调整，大家可以研究。我们说这些具体工作，都是“器”，都是看得见的东西。但是在这些看的见的东西中，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就是“中药调理”、“三不得”的总体工作思路，即“心态急不得等不得，速度快不得慢不得，力度大不得小不得”。现在回想，如果不按照这一思路去把握，光大就不会有今天， 就会被市场淘汰。这个思路就是光大重组改革要遵循的规律，就是光大重组改革的“道”。“度”是“道”的数量界限，“道”是“度”的质的升华。“度” 的自觉就是“道”。“度”把握好了，慢慢变成了自觉，就上升为“道”。光大重组改革从“度”的角度来看，我们一开始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偏左一点不行，偏右一点也不行，只能在夹缝里把握好“度”。“度”把握好了，慢慢变成了自觉，后来就上升到“道”。
我刚到光大工作的时候，国务院关于光大重组改革的方案已经批完，我的任务就是执行。按当时的方案，就光大集团本身而言，重组后光大集团只剩下一个持有三分之一股份的光大证券，光大银行、光大香港、光大实业的控股权都不复存在，光大保险则是由外方控制，那时还没有信托，是前年收购的。那时有一个出问题的“老信托”在清算，现在还没清算完。在那个时候，一方面国务院批准的方案我得执行，这是组织纪律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不能机械执行，机械执行了光大就不存在了，几万人就下岗了，我无法向广大干部员工交待，无法向历史交待，无法向社会交代，这是ZZ问题。这其中就有一个“度”的把握。记得当年我来光大后正值“光大控股”成立十周年，要开一个酒会，我需要到香港办公。我就给国务院写了个报告，表示坚决执行国务院的方案，同时提出在操作方法上，进行一些技术性处理。因为要到香港办公，要参加酒会，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媒体的提问。我的意见是按照国务院的方案执行， 同时分步实施、内外有别，先境内后境外，在境内重组改革完成以后再解决境
外的问题，香港企业按照“机构不动、业务不变、人员不减”的方式对外讲。按照这个口径上报后，由于是一个回答媒体口径的技术性问题，很快从秘书长到总理全都划圈了。有人开玩笑说我“打马虎眼”。打马虎眼就打马虎眼吧。光大的问题一方面不怪别人，是自己没搞好；另一方面在解决的时候就得“打马虎眼”。由于同意香港先不动，就先将香港稳住了。从中我也就慢慢摸索出“中药调理”、“三不得”的“道”。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中国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由于我们慢慢“中药调理”，到了2012年底，国务院根据实际情况又将光大重组改革方案进行了重新调整，2014年我们最终解决了技术性问题，迎来新的光大集团挂牌，两个总部合一。合并报表后，光大集团进入世界500强。回想这其中的每一步都是“器”，都是具体工作，但每一步具体工作当中又都有“道”、有规律。我们将它总结出来，按这个“道”去办，并不断丰富提升，这就是“器中有道，器中悟道”。
悟道最经典的例子，是神秀和慧能对“禅”的理解。神秀本是佛教禅宗五祖弘忍的内定衣钵继承人，他讲到“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 勿使惹尘埃”。而旁边扫地的慧能一字不识，却说出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语。相比之下，还是慧能悟得更透，于是弘忍将衣钵传给了慧能，后来禅宗也就分成南宗和北宗。这个例子的核心是讲，不但要通“器”，还得要善悟“道”。【联系微信dadaw*k01】
“道”又分大道、小道。小道是日常工作中的矛盾处理。悟小道要靠“智”， 悟大道则要靠“德”。老子的《道德经》在汉代以前叫《德道经》，先是德篇， 后是道篇，是不是说如果没有德为基础，就得不了道？大家可以研究。到西汉后《德道经》才演变成为《道德经》。
德在道前，德是大道，悟“道”靠以德为先。我们讲“厚德载物”，朱子治家格言讲“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这个“德”指的就是人品、做人。我将这个“德”概括为12个字：恕人责己、自以为非、知足知止。“恕人责己”过去我给你们专门讲过。“自以为非”，实际越自以为非，人家越认为你“是”； 你越自以为是，人家越认为你“非”。“知足知止”，就是要知道适可而止。刚才讲过赵欢同志人品好，不单是我这样评价，中组部的同志也对我讲，他从来没有到中组部去过，也从来没向我提过任何要求，但反而最后得到提拔重用。所以做人要懂得“水善下成海，山不争极天”的道理，要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般的境界。这方面，周恩来总理就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八年前，我提倡大家
要学习“周恩来精神”，并在周总理诞辰110周年的时候，光大举办了一个“学习周恩来精神”的座谈会。“周恩来精神”是我的一个X史观点，博大精深， 核心就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当时很多中央部门的领导、周总理的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都来参加。在南方休假的宋平同志还专门打来电话。宋平同志曾是周总理的秘书。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提倡学习“周恩来精神”？因为光大当时的局势就是需要“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历史上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是X内实际负责人。后来在革命斗争和军事作战中，他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是对的，出于对革命的公心，他在遵义会议上提名把毛泽东增补为ZZ局常委， 并建议将行军作战指挥权交给毛泽东。此后，在扎西会议上，他又先后找毛泽东、洛甫也就是张闻天、博古也就是秦邦宪谈话，这就是X史上的三次重要谈话，即毛周谈话、周洛谈话、周博谈话。周恩来本来是X的实际负责人，但是他为了大局，协调说服博古，由张闻天做了X的总负责，把实际权力交给毛泽东，充分体现了他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
还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1970年，《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一条新闻，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叫埃米尔·波德纳拉希到中国访问。因为那时中国外交基本处于停摆状态，所以接待规格比较高。在当天登的照片上，毛主席站在中间，林彪站在前排，康生也站在前排，但周总理自己却站到后排。那时不像现在先摆上签，谁在哪谁在哪都很讲究、很有序，那时没这些说道，所以周总理站到了后排。你想想他是总理， 他又分管外交，他站在了后排，这也表现了周总理“让”的风范。周总理去世已经40周年了，大家都还怀念他，就是因为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去年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批示，要求弘扬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崇高风范。根据这个批示，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X史研究室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周总理的亲属代表和身边工作人员代表、周总理家乡淮安的市委书记都在会上发了言。会议安排我在中央文献办、X史办、X建办的主任之后第四个发言，我想这也是对光大学习弘扬“周恩来精神”的一种认可。光大在学习弘扬“周恩来精神” 过程中，把它运用到企业文化建设当中去，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当初汇金注资以后，需要进行一些人事调整。一些同志顾全大局，主动让出位置，这就是“周恩来精神”的作用，这就是德。
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华盛顿、曼德拉等等，他们都是有大德之人。华盛顿作为大陆军总司令，独立战争后大家推他做皇帝他不做，后来当了
四年总统就提出不当了。但当时的局势他不当还不行，就又当了四年，然后说什么也不当了，娶个寡妇，带两个孩子，到弗农山庄务农去了。这也打下了美国总统任期两届的规矩。我曾三次到弗农山庄凭吊华盛顿，也深深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民热爱华盛顿。
德，有个人后天因素，说实话我觉得也有前世积累的因素，也就是积德，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具体说有几种情况：一是前世今生都德不配位。比如王洪文，你前世今生都不具备这个“德”，你怎么能承载得了中国这么大的“物”呢？不是找死吗？假设当年不发生粉碎“四人帮”， 你也吃不消的，早晚得完蛋。当年中央军委开会毛主席周总理现场压阵，让王洪文点名，许世友都不理睬。这是前世后世都德不配位的例子。
二是前世有德后世无德，比如古代帝王死后托孤，小皇帝虽然本人不具备今世之德，但由于前世之“德”的积累，仍然可以“载物”，至于载多长时间那就具体分析了。如果尽快补上后世之德，如康熙，15岁擒鳌拜，那就可以很长时间“载物”了，这就是第三，前世后世都德能配位。如果补不上后世之德， 那就一代不如一代，如刘禅、如清末，最终覆亡，但因有前世之德还能让你苟活一阵。
第四是无前世德有后世德，像禹，虽其父鲧治水不力被诛，欠了前世德， 但凭借修身，三过家门而不入，加上机遇、天资，积了后世之德载了天下之物。
修今世德第一位的还是静心修身。静心修身修今世德靠自己努力，也有机缘。很多右派无机缘，那个时代只能认。但也有例外，如右派汪曾琪因文字功力，那时还可以到样板戏创作组。其他人就没有这个机缘了。所以我说不应失去机遇，但也不可勉强。修这12个字，客观上可以得缘，不得今世缘也积后世缘。因此人要有自知之明，前世今生积多大德，就悟多大道，就得多大缘，就载多重物。所以悟小道就是处理日常工作中的矛盾，悟大道就是ZZ眼光、ZZ定力、ZZ艺术、ZZ品德。所以我们要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这是讲“器中有道”、“器中悟道”。悟道靠德、也靠缘。
悟道后要行，要运用。“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要用悟出的道，摸索出的规律指导实践，同时还要在实践的过程中，对认识到的规律、对认识到的“道”进行检验和提升。
前面讲光大银行的优势和短板，讲的都是“器”的层面，认识了“器”的
层面之后如何解决，如何进行悟道？过去我们讲“更有内涵的发展”10个方面， 这也是当时悟出的光大银行之道，要继续坚持。那么在悟出这个“道”之后， 如何运用于实际？我想了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联动发展。光大银行要借助集团强大的股东优势，加强与集团内其他兄弟企业的联动。同时，也要加强银行内部条线之间，以及总分行、母子公司、境内外的联动。虽然作为独立法人，各家企业都有独立经营权，但是还是要按照“市场原则，同等优先”加强联动。“联动”首先要自动，要主动作为，不能被动等待。只有主动作为，才能产生效益。你买辆自行车天天骑，它就是好车，如果长期放在车库里，一年就成废铁了。这就叫“动保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讲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联动要动起来，银行要主动作为、加强联动。
二是坚持共享发展。这从两个角度讲：一是从社会责任角度讲，就是要按照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共享”理念，落实好社会责任。光大银行过去有一个自选动作，就是“母亲水窖”，主要是帮助西部地区解决饮水问题， 这方面兰州分行要多做些工作。现在还有规定动作，就是定点精准扶贫。总书记对扶贫工作非常重视，共享发展，就是要在“十三五”期间解决现有700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集团扶贫定点的三个贫困县都在湖南，长沙分行要承担具体工作，所以我提议罗方科兼任了集团扶贫办的副主任。二是从银行内部讲， 要让广大员工共享发展成果。“更有内涵的发展”中就有一条是“更有员工幸福感的发展”，要抓好落实。当然落的也不错了，在这个会议室里，你们都比我工资高，但责任谁也没我大，凡事我都是第一负责人。
三是坚持特色发展。集团工作会议上，我讲到了弯道超车的概念，弯道在哪里？就在于要特色发展。对于光大银行而言，一是要在资管业务、投行业务、电子银行业务等已经取得领先优势的领域，继续将领先优势放大。二是要继续发挥好对公领域优势，在加强零售业务发展的同时，还要注意对公优势不能丢。光大过去有先天资源优势，虽然与大的商业银行不可比，但与其他股份制银行比较还是有优势。对这一优势，要巩固好、利用好、发挥好。【联*系微信dadawk01】
四是坚持创新发展。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第一个就是创新。对金融工作的创新，应该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业务创新、机构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理论创新等诸多方面。在推进创新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提醒的是对传统业务不能再抱残守缺，但也不能丢弃，传统业务仍是创造利润的重要领域；
另一方面需要提醒的是要防范因为创新而可能产生的风险。比如，对于当前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我的意见是既要支持发展，也要加强监管。去年“两会” 时候，我就建议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今年以来的“泛亚”、“e租宝”以及部分P2P企业风险问题的爆发，充分证明在推进金融创新时，要切实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再比如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问题。十僧九饭，适度增加金融机构数量，有利于促进竞争、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但金融机构过多，十僧五饭， 就会产生恶性竞争问题。这其中的度要把握好，把握不好，就容易出问题。几年前我就向主管副总理汇报过这个问题，及时刹了一下车。所以，既要积极推动机构创新，又要防控借创新之名引发的风险。
五是坚持安全发展。我们目前面临的最主要风险还是信用风险。今年国家大力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长期看，这将为银行持续稳健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但短期内可能会导致一些风险加快暴露， 银行可能会遭受池鱼之殃，对此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此外，要高度关注流动性风险，这方面我深有体会。1988年，我在沈阳当行长时，由于闯物价关引发银行挤兑，现场提款人员队伍排出有几公里长，各家银行流动性纷纷告急，这个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每次会议我都提醒大家，要严防流动性风险。2013年， 光大银行出现流动性风险。当时我说，即便是利润受损，也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流动性安全。如果真的发生挤兑，那么后果不堪设想。最后总算是安全渡过， 但是大家要警钟长鸣、引以为戒，时刻关注流动性风险。同时，还要抓住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案件风险等风险防控不放松，并注意防范各类风险的交叉传染。现在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等因素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金融业将面临严峻挑战，对此大家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将防范各种风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六是坚持协调发展。各个区域之间、板块之间、业务条线之间，都要协调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要发挥重点地区、重点分行的支柱作用，鼓励其他分行打造地区特色和比较优势，实现更多分行同业领先。推动板块协调发展方面，要坚持公司业务的主体地位和零售业务的战略性地位；金融市场业务要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和政策变化，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推动产品创新， 提高对收入和利润的贡献。推动业务协调发展方面，要厚植传统业务优势，加快新兴业务发展，在保持传统业务稳定增长的同时，不断形成新的增长点。
七是坚持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包括很多方面，最现实的是光大银行要加强
与集团内环保业务板块的合作，加大对绿色信贷领域投入。光大环保在全国环保企业领域里排名领先，甚至在国际上都被看好，光大银行要加强与其合作， 共同推动绿色发展，不能再出现由于办事效率问题让我们的环保企业到别的行贷款的现象。同时，要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总量控制、行业限制、价格管制等手段，降低对高污染、高耗能等产业的融资。
八是坚持开放发展。开放发展，首要是要转变观念，不能再抱残守缺，更不能做井底之蛙，也不能小富即安。当前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光大集团已经跨入世界500强，也被越来越多的国际金融组织接纳，具有了一定世界影响力。我们不能闭目塞听、闭关自守，要加大开放发展的力度。金良同志来自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很大一块业务在境外，在开放发展方面眼界开阔、经营有道。希望在金良同志带领下，光大银行能够打开局面，在开放发展方面缩小与同业的差距。
综上所述，针对存在的优势和短板，我们要巩固和扩大既有优势，努力补齐存在的短板，抓好各项改革创新发展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要把握好度。就像开汽车，油门和刹车一定要运用得当、配合默契。“度”把握好，形成了自觉，那么就成为了光大银行的发展之“道”。昨天我讲到，速度快不得慢不得， 具备条件的可以适当快一些；力度大不得小不得，具备条件的可以适当大一些； 心态急不得等不得，具备条件的应当增加一些紧迫感。但这些的前提是要建立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这些要成为今后新的发展之“道”。“道”也是需要不断发展的。过去讲内涵式发展，要继续坚持下去，这也是光大的发展之道。这就是“器后尊道”，遵守光大的发展规律；在具体业务（器）的基础上，认识、把握、遵守发展规律。尊道后再实践、再提炼、再总结就上升为新的道，新的规律，这就叫“器道互补”。
最后总结一下，具体业务工作是“器”，君子不器，首先要“器”，懂“器” 才能不“器”。在“器”中总结出规律、摸出门道，就上升为“道”。所以“器在道前，先器后道”，要先懂专业，这是第一句。“器中有道，器中悟道”， 就是要善于总结规律，悟出门道，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就事论理，这是第二句。悟出以后，要按照总结出来的规律办事，并指导实践，这就是“器后尊道”； 再总结、再提高、再运用于实践，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器道互补”， 这是第三句。所以，希望大家“君子不器”，在第一线做具体工作的时候要把具体工作做好，同时要善于总结，总结规律，摸出门道，然后按“道”指导工
作。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发言时，我提了三条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建议全X开展学哲学活动。总书记刚刚在中央X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话，虽然没有具体讲“哲学”这个词，但要求我们要按辨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工作，还讲到要认识掌握好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与之否定规律等等。我们要通过学哲学，树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这样才能驾轻就熟， 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在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时候，发表过一篇《毛泽东思维方式对我从事金融工作的有益启示》，那是我几十年的学习体悟，借此推荐给大家，与大家共勉，希望我们今后在工作中，能够随时悟“道”，把握好规律，做到“君子不器”，把工作做得更好。
今天就讲这些，就讲一个“器”字，谢谢大家。
在风险面前保持定力
在光大集团风险防范“打招呼”会上的讲话
（2016年2月1日，根据录音整理）
今天开一个“打招呼会”。过去中央经常开“打招呼会”，做重大部署前， 把省委书记请来，把中央的意图提前向省委书记打招呼，请大家有个思想准备。所以今天我们把各企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请来，也开一个“打招呼会”，主要是觉得当前金融风险易发高发，虽然风险总体可控，但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流动性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非法集资风险、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等正在累积，金融市场上也乱象丛生，我担心如果处理不好有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全球金融危机也有可能出现继雷曼、欧债后的第三波。我希望不发生，我也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但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还是有备无患好。八年前我曾经讲过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是“W”型，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W”型的波动还在持续。所以开这么一个“打招呼会”，“打招呼” 就是还不那么正式，但要引起重视，“勿谓言之不预”吧！我从四个方面给大家提提醒。
一、关于金融风险的表现和隐患
我根据自己的思考，综合判断，觉得当前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大体有八个方面的风险。
一是信用风险。广义上讲是整个信用体系包括银行间、银企间、企业间多角链条的风险；狭义上讲就是不良贷款。由于经济下行、“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僵尸企业退出市场、企业倒闭跑路等原因，将造成银行不良贷款增加，银行遭受池鱼之殃，这是信用风险问题，也是我们眼前最直接面对的。过去我常讲“潮水现象”，经济形势好就好比涨潮了，礁石被海水覆盖，都是好资产；一退潮，好资产也变成坏资产。这和巴菲特讲的“只有潮水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都是一个意思。所以，现在经济下行，礁石就会暴露出来。
二是操作风险。近期一些银行接连发生的票据挪用事件，大多都是用于炒股票，亏了回不来，形成巨大窟窿，最后转化成银行的大额风险。现在市场不好，类似的问题还会有。操作风险是个表象，背后是道德和法律风险，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关注操作风险。
三是市场风险。随着国际经济金融日益一体化，国际国内利率、汇率、股
市关联度日益增强。市场风险主要是由汇率、利率，还有股市等的波动所引发的风险，可能是单个的，也可能是并发的。从当前看有点“交叉感染”的味道， 需要密切关注和防范。
四是法律风险。创新过头了，法律滞后了，无法可依，有法难依，有法不依的情况都有。比如说理财业务，按道理都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不应该承担盈亏的法律责任，但从银行、证券等各类金融机构销售的理财产品看， 老百姓都认为是金融机构卖的，就应该承担风险，你惹不起就只有“刚兑”。这类法律风险要引起重视。
五是流动性风险。我们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物价闯关”，当时发生了商品抢购和银行挤兑，商店、银行门口排起长队，场面触目惊心。所以在任何时候流动性都是底线，关键时刻“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大意不得。我来光大后，在各类会议上都反复强调流动性问题，大家要高度重视。
六是互联网金融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暴露现在是此起彼伏，比如各类P2P、e租宝等等。我对P2P、网络众筹这一类“新事物”一直在看，不轻易说话， 但在内部我要提示一下，在目前这个诚信环境下，面对面F2F都靠不住，P2P有什么魔法呢！所以去年“两会”我曾提出要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网上有的还觉得我们有点跟不上形势。现在看，要特别关注互联网金融方面的风险。
七是非法集资风险。现在的金融，“体内体外”分不清了，有的打着“创新”的幌子，实际上是非法集资。非法集资只要不是我们参与的，对我们自身而言问题不太大，但非法集资对于受害者、对于全社会来讲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要明确要求，光大的机构和个人都绝对不能参与非法集资。
八是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对于此类风险，过去体会不多。但是现在大门打开了，一遇经济金融上有点风吹草动，“热钱”就不安分，特别是近期美联储加息之后，可能会加大跨境资本流动，对新兴经济体，对发展中国家，对我们都会带来影响。
上述八种有可能发生的风险，前五种可能与我们的经营更直接、关联性更大，后三种关联性相对小一些，但无论关联度大还是小都需要我们引起高度重视。光大下属各企业性质不同、所处环境不同、具体经营情况不同，都要对这几类风险认真排查一下。
二、关于各类风险的交织
辩证法要求我们要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发生风险单独看还不可怕，
但交织起来，传染起来问题就大了。而且市场在变，产品在变，技术在变，人也在变，整个的同过去不一样了。我总结一下可能有十二个方面的交织。
一是传统风险与创新风险并存交织在一起。信用风险是传统风险，互联网 金融风险是创新风险，由于业务的融合，两种风险交织在一起。
二是合规风险与违规风险并存交织在一起。正常合规的业务由于经济下行等原因，可能造成风险，但是案件、操作风险涉及违规违法，这两类风险并存、交织在一起。
三是资本市场风险与资金市场风险并存交织在一起。证券行业资本市场的 风险和银行业资金市场的风险并存，两种风险互相交织传染。
四是合法机构风险与非法机构风险并存交织在一起。合法金融机构之间的 竞争问题，如果“十僧九钵”，适度增加金融机构数量，有利于通过竞争促进服务，但如果“十僧五钵”，金融机构增加过多，就会产生恶性竞争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表现的比较突出。还有很多不是监管部门批准的机构，也来抢资源，甚至违规违法经营，形成风险相互传染。
五是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并存交织在一起。“代客理财，风险自担”，如 从银行窗口代销出去的，客户容易产生依赖，面临道德和法律风险。出现问题后，救助的话容易产生依赖，不救助容易产生传染的连环效应和社会矛盾，两种风险交织在一起。
六是监管风险与无监管风险并存交织在一起。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是 有监管的，还有一大批无监管的机构，比如所谓的金融创新，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批的金融业务，这些风险也都同时存在并交织在一起。
七是本币风险与外币风险并存交织在一起。过去主要面临人民币业务的风 险，最近阶段外汇风险增加，表现在包括外汇贷款、资本外流等多个方面，两种风险交织在一起。
八是科技风险与人为风险并存交织在一起。当前金融领域高度依赖信息技 术，但科技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有一些是人为造成的，两种风险交织一起。
九是表内风险与表外风险并存交织在一起。表内风险过去大家都很注意， 现在表外业务类别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所以对于表外风险也要高度重视。
十是境内风险与境外风险并存交织在一起。过去看到的都是境内风险，随 着美联储的加息、汇率的变动、跨境资本流动，以及境外的股市、债市、利率波动，这些境外风险都可能会引发境内风险。
十一是实际风险与心理风险并存交织在一起。最大的恐慌是恐慌本身，由 于恐慌心理容易加剧风险，所以要保持定力，做好预期管理，防止由于心理风险诱发更大的实际风险。
十二是真实风险与信息风险并存交织在一起。真实风险，就是实实在在的 风险数据到底是多少？现在的信息数据全吗？准吗？信息不准会导致误判。这也是风险。
上述十二个方面的相互交织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 这种并存与交织大大增加了风险的复杂性和处置难度。
三、关于风险的成因
综合分析，现在的风险大体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经济下行。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反过来，经济又决定金融，经济下行直接导致金融风险的暴露。
二是信心缺乏。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信任上的危机、信心上的危机、信仰上的危机、信用上的危机，要防范“塔西佗陷阱”。
三是创新过度。目前金融领域内包括业务创新、机构创新等在内的各类创新力度较大，容易造成创新过度，所以我们的各个企业在创新方面要根据自身情况把握好“度”。
四是监管漏洞。无论哪一种监管体制都有利有弊，既要靠体制，又要靠人来管理。混业监管有混业监管的问题，分业监管有分业监管的问题。
五是开放扩大。主要是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后，国外的风险传染过来，容易成为诱因，引发国内风险。
四、关于如何应对
一是思想上高度关注。关注哪些方面？关注到什么程度？各企业要根据自身情况对号入座，对症下药，总之要绷紧风险这根弦。
二是心态上要沉着应对。要保持定力，既认真对待，也不能草木皆兵，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丰富经验、有物质基础、有制度优势，一定能够渡过这些激流险滩，不必反应过度。从光大自身来说，我们经历过那么多险事难事，不都挺过来了吗？我们积累了经验教训，但不能白付学费， 要从制度、流程、技术、人员管理等多方面做好风险防范安排。
三是要做到心中有数。要加强管理、提高风险信息和统计质量，基层单位报送的数据准不准、实不实，要做到心中有数，千万不能被假信息误导。
四是要做到“两个动静相宜”。在信息上做到“动静相宜”，既要看今天， 又要看明天，既要看时点，又要看趋势看长远；在处理上要做到“动静相宜”， 无论是大病还是小病，是传染病还是非传染病，该切除的就要切除，该加长导火索的就要加长。防控风险不只是技术，更是艺术。我们下属的各企业情况不一样，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分不同风险，既要对该处理的及时处理，又要学会处理风险的艺术，防止因为处理风险而引爆更大的风险。
我们有句俗语叫“水没来先叠坝”，上面这些话请大家认真思考，未雨绸缪，提前部署，严防风险，确保2016年我们的各项事业健康稳定发展。
唐双宁董事长在光大银行2016年度后备干部推荐动员会上的讲话
（2016年6月8日，根据录音整理）
今天召开全行干部大会，主题是就推荐各级后备干部进行动员。我讲三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公开推荐后备干部
首先，是光大事业发展的需要。
屈指算来，我到光大已经9年了。大家还记得9年前的情形，当时光大集团是资产负、效益亏、债务重、市场缩、工资借、人心散，市场形象很差，实际上已经破产。什么叫“债务重”？工农中建还有其他，没有我们不欠债的，天天发愁的就是如何还债、躲债；什么叫“工资借”？那个时候工资开不出来， 年底派人提个旅行袋上香港借钱开工资，我像个生产队长年底分红一样，一个人发一个信封，就算一年的薪酬。这样一直持续了两年。光大银行也是长期出不了报表，表面看当年还有盈利，但累计是亏损的，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汇金注资时提出老股东要缩股？何况还没有提足拨备；同时也是市场萎缩、人心涣散。我来的第四天，那天是星期天，我没打招呼，去了西单支行，门可罗雀；又去了不远的中信支行，门庭若市。邱火发讲，他们谈了很多项目，下了很大功夫， 快谈成了，一要报表就傻眼了。当时的“方案”讲了很多，一般人也看不懂， 抽丝剥茧，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三句话：一是将光大银行划给汇金，二是光大香港、光大实业划给中建投，三是，如果股东大会通不过就由银监会接管。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来操作，光大集团里面银行没了， 香港企业没了，实业企业没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的信托，有一个已经破产清算的老信托，到现在还没有清算完；金控资产管理公司是后成立的，当时还没有；有个保险公司是外国控制的；还有一个证券，集团占三分之一的股份， 光大控股占三分之一的股份，如果把香港企业划出去，那么最后操作下来，整个光大集团其实就剩下一个占三分之一股份的证券，还不如一个农村信用社。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状况。这也怪不了别人，只能怪我们自己没搞好。当时也考虑过通过市场的办法去解决，也有几家公司来谈收购，收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们在座的要追责，要走人，搞成这样还能再用你们吗？我来后不几天，去参加一个会，遇上原来的国家计委主任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陈锦华。我俩并不认识，我递上一张名片，他一看就没好气地说，老唐你们怎么搞的？人家
中信为什么行，你们为什么就不行？当时满屋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弄得我好下不来台，只好自己打圆场说“陈主席呀，这个事情得这么讲，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吗？第一句叫‘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人家中信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是对人类的贡献，告诉后人说螃蟹可以吃；还有一句话叫‘第一个吃蜘蛛的人’。我们就是‘第一个吃蜘蛛的人’，也是对人类的贡献呀，告诉后人蜘蛛不可吃。”前两天我看网上有一个孔丹的回忆录，讲到1993年他上任光大集团副总不久临危受命负责处置光大信托投资公司，发现光大信托投资公司高息揽存、巨额负债、虚假做账、投资混乱、血本无归，认为要出大事儿了，估算一年至少要亏损25亿到30亿，不仅是光大信托完了，而且会把光大集团拖向深渊。当时，国务院是李岚清副总理分管中信和光大。他们在李岚清副总理的办公室做了汇报，岚清同志听完之后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解决不了了。这很多都是金融方面的事儿，要找镕基同志了。于是，他给朱镕基副总理打电话。当时朱镕基是常务副总理兼中央银行的行长，李鹏是总理。李岚清当时在电话里说：我这儿有个事儿。光大出大问题了，我解决不了，得找你了。朱镕基说： 好，我来处理。从这个事件开始，中信和光大就都从外贸口转到金融口，转到朱镕基副总理管辖的范围里来了。后来审计署派人来专门核查，经查实一年就损失了25亿到30亿，而且会延续下去。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字了。朱镕基同志动怒了，人要抓起来！当场给李鹏总理通了电话，抓了人，国务院又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光大问题，会议由李鹏总理主持，朱镕基副总理在一边不断插话。方案经过反复测算，主要是实施债转股，就是债还不起了，是谁的债权， 就直接变成股东。孔丹回忆说当时把那几个副总理急得呀，李岚清说：哎呀， 你们这个里面有我们外贸系统的钱啊，你们不能不还钱呐！钱其琛说：我们外交系统本来就没几个钱，放在你们那里生点利息，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你们得还！李岚清除了外贸还管教育，他说：教育是千万要保证的，那是我们辛辛苦苦弄的钱……
我说这些，是让大家记住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后来的方案国务院差不多又研究了将近四年。在这种没有控股权的局面下，多亏我们向中央争取了“两管两兼”的政策。什么叫“两管两兼”？就是光大集团X委书记、董事长兼光大银行X委书记、董事长，光大集团的另一名领导兼光大实业和光大香港的X委书记和董事长。中央给了这么一个政策，我们依靠这个政策抓特色X建， 打持久战，提出打造“五项工程”，即改革工程、管理工程、创新工程、人才
工程、人心工程；开辟“四大战场”，即金融企业、香港企业、实业企业、集团自身；打响“三大战役”，即方案出台、实现注资、重组上市。上市以后， 我们又及时提出来“更有内涵的发展”的十个目标，从九年前提出一直到今天， 一张蓝图绘到底，没有朝令夕改。现在，整个光大集团的资产接近4万亿，是当年的6倍，年利润500多亿，2015年利润增长率达百分之二十几，增幅在央企名列前茅；所有者权益以前都是负的，现在是正的3200亿，并且进入世界500强，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大大改善了我们自身的形象。当年我讲我们是“五月花”号，任务是能开到美洲大陆，具体讲就是把光大保住，银行不划出去。现在我们不但让“五月花号”靠了岸，而且还把香港企业留住了、实业企业留住了，三十年积累的问题全解决了，两个总部也合二为一了，“邦联”变“联邦” 了，算是超额完成了任务了。今天我还可以向大家透露一下，现在我们正在谋划一个新的蓝图，还不好讲得太细，简单地讲就是整体上市。
2007年我来的那年进行过一次审计，第二年中央进行了巡视。去年我们经过第二次审计、巡视，可以说我们经受住了中央巡视、审计的考验。今天我们不但在北京有了新办公楼，在香港湾仔也刚刚购买了大新金融中心，各地机构也大都有了自己的新办公楼。另外，近几年我们还向外输送了不少中管干部。过去历史上只有往里派的份，从来没有往外派过中管干部，现在光大内部产生或往外输送的中管干部大体上也有十来名了。最近专供中央领导和省部级以上领导参阅的内参《国内动态清样》专门反映了光大的变化，都是实打实的，应该说整个光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光大银行的变化也非常大，作为集团最主要的企业，现在是3.5万亿的资产， 净利润300亿，在世界1000家大银行中，排在第57位，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与几年前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有些业务在业内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一些创新方面的业务也是领先的。光大银行机构已经境内全覆盖，38家一级分行， 68家二级分行，还有上千家网点。银川分行不久前开业，下半年西宁分行开业， 又批筹了拉萨分行，这样就全国全覆盖了。同时我们开始走出去，成立了香港分行，成立了光银国际，首尔分行正式开业，卢森堡子行、分行已开始筹备， 接着我们将布局美洲和其他地区。现在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提倡金融业走出去，我们不但要积极响应，而且从我们自身来讲，也要放开眼界，不能老是小农意识。可以说光大银行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没有光大银行就没有光大集团。当然，其他企业也在全面、快速、优质地向前发展，光大证券收购了新
鸿基金融，筹划发行H股，并收购控股英国最大的体育赛事转播公司MPS。光大控股的中国飞机租赁公司已经在H股上市了，还开发了医疗、养老、高科技、房地产等多个领域，效益都很好；还收购了图鲁兹机场、地拉那机场，开始大踏步走出去。光大国际的水务公司在新加坡上市，环保业务毫不夸张地说在国内是领军，在亚洲也是排头，这话我原来还不敢讲，后来，环保部的领导给我讲， 我才相信，说技术指标达到甚至超过了欧盟的2010标准，很快绿色板块也要单独在H股上市，也在大踏步走出去……保险、信托、资产管理、实业等集团其他企业发展得也很好。总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我就不展开一一说了。我说这些是让大家要记住历史，珍惜今天。同时我还要重申过去讲的“四点共识”。一是光大走到今天，取得的成果是靠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不是哪一代人的功劳， 每一代人都做出了贡献，每一代人都想搞好，只不过当时的情况不一样。这就是我反复讲的“吃饼原理”。二是由于种种原因，光大走过弯路，也可以说是走过几次弯路，要认真吸取教训，不可重犯。三是光大改革重组的最终成功， 是班子成员、广大员工的共同努力，是X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各部门支持的结果。支持我们的部门很多，我们不能忘记。四是国务院关于光大改革重组先后出台和完善的五个方案，都是经过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认真研究的，都是根据光大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的，都是正确的。当时有当时的情况，后来有后来的情况。当时我们资不抵债，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四点共识，大家要记住。
光大的事业在发展，现在最突出的矛盾就是缺人，不仅是数量上，更主要是缺“高质量”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开这个会，为什么要大家来推荐后备干部？第一是光大事业发展的需要。第二是发现人才的需要。现在银行的发展需要人，集团的发展也需要银行提供人，银行也是一个输送人才、培养人才的学校。成就光大的百年大计，谋求光大新的发展前景，需要选拔一批经历过风雨、见过世面、有定力的人；需要一批有胸襟、敢担当的人——我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我们有的干部在担当上是不过硬的；需要一批在工作上能做到“肯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人。我们的干部队伍在结构上要素质全面、专业互补、年龄均衡、结构合理。
光大有人才，很多人学历很高、经历也很丰富。这些年我们造就了一批具有光大自己“精气神”的优秀干部队伍，摸索总结出了一套成功经验。一是我们坚持了“五项工程”里面的“人心工程”和“人才工程”，在后备干部的发
现培养上形成了共识，从2008年开始一直坚持到今天。二是坚持公推公选，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三是从前年开始，我们提出建设“十百千工程”。“十”就是泛指总行班子的后备干部，“百”就是泛指总行部门以及分行班子的后备干部，“千”就是泛指总行的处长以及分行中层的后备干部以及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千人计划”，形成了一支适应光大业务发展需要的后备干部队伍。四是我们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办法，培育了一种新的企业文化， 这种文化我曾经讲过六个字：“人，公，顺，劲，绩，变”。“人”就是抓队伍建设，最根本的就是人心、人的积极性和向心力；人的积极性靠“公”，靠秉公来调动积极性；秉公了心就“顺”；心顺了“劲”就足；劲足了就可以出成绩；出成绩就是发生了变化。八年前我们就提出来薪酬的“减上增下”，向一线倾斜。今天这个会场上，我薪酬是最低的，还有金良。所以这么多年在业务发展的同时，在改革重组的同时，我们形成了一个好的文化，包括用人文化， 造就了一支好的干部队伍。我们这支干部队伍整体上是很优秀的，我们的队伍经历了多个业务周期，经过了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的洗礼，经过了中央巡视和审计的检验，证明我们光大是有人才的，我们有一批可靠的人才骨干，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开阔视野去发现和培养。当然现在是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比起来，很多国企、央企由于政策的限制，不如民营企业实惠，因此也走了一些人，我也理解。走了之后很多又回来了。对走的人我基本都讲三句话，第一，真诚的挽留，第二，如果去意已决， 我欢送，第三，如果待不下去还想回来，继续接收。这是附带说这么一句。你们可以问问张旭阳我是不是这么说的？总之我们有人才，我们要善于发现人才， 千里马常有，伯乐也要常有。所以召开这次会就是要广开视野、发现人才。第三是树立正确用人导向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讲实现“中国梦”，讲“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并多次讲到“关键少数”。什么是“关键少数”？在座的相对来讲都属于“关键少数”！“关键少数”就是要带着大家成就关键事业，“关键少数”就是要得到群众的公认。所以2008年以来总行X委连续五次通过公推的方式推荐了总、分行后备干部775人，2014年以来我们又推出了“十百千工程”。实行这个工程以来，入围总行班子后备干部15人，部门和分行的正职后备干部40人，副职后备干部132人，本部处级和分行中层后备干部1192人。2008年以来， 我们有80%以上的干部是从这里面产生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正确的用人导向。同时光大银行还为集团以及其他企业输送了各级领导干部140多名，这都是光大银
行对光大集团做出的贡献。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近亲繁殖，我们也需要一些特殊的人才。但总之当此用人之际，要进一步增强培养人才的紧迫感，做好后备干部的推荐选拔工作，加快培养，大胆使用，早出人才，多出人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二、这项工作的指导思想
第一，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经过X委讨论，归结为24个字：“德才兼 备、以德为先、群众公认、业绩突出、放开眼界、着眼未来”。这24个字有三层含义：“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讲的是人品，首先我们要看人品，这是最基本的条件；“群众公认、业绩突出”，这是我们当前的实际需要，企业必须讲业绩；“放开眼界、着眼未来”，这是我们战略上的考量。这项工作是百年大计，不能仅仅局限于眼前。同时这24个字也蕴含着“两个结合”，即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结合。对干部使用的一般性要求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群众公认”，这是一般性的要求；“业绩突出、放开眼界、着眼未来”则体现了光大的特殊性，结合了光大的实际，最终要靠业绩来说话；再一个是当前和长远的结合，我们不仅局限于眼前还要着眼于未来。要培养一批忠诚于我们的事业， 尽职尽责，讲ZZ、顾大局、有能力、敢担当、能成事、有底线的优秀人才， 把他们推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第二要深化“人心工程”和“人才工程”的制度建设。这两项工程我们初 步形成了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要把关心人才、爱护人才、成就人才、培养人才制度化，构筑光大人才的制度优势。
第三要贯彻“三公”的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提高群众的认同 感和满意度。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来是件好事，但是有的时候个别人往往走歪了，甚至出现互相拉票、搞非组织活动等现象，这项工作纪委、干部监督部门要介入，严重的抓几个典型。
第四要在实践中完善我们的办法。要在完善创新人才的培养、评价、流动、 激励、引进、保障机制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符合新版发展战略的人才制度体系， 使各方人才各得其所、各展其长；要重新梳理机构部门的发展目标和经营管理要求，完善岗位描述，明确职责边界，完善管理序列和业务序列两套并行的相关制度，解决干部职业上升通道狭窄和干部管理机关化问题；要完善“十百千” 人才储备制度，推行不同层级的干部后备制度，科学设计人才入库标准，完善后备干部遴选制度，建立管理人才、专业人才双轨并行的多梯次、多层级、常
态化的干部储备机制；要建立干部选拔监察监督制度，减少选人用人失误，更要防止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出问题。
这五条最核心的是导向原则和X管干部原则。“导向”是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群众公认、业绩突出、放开眼界、着眼未来； 坚持X管干部原则就是坚持X委按中央的要求集体研究决定干部事项。
我今天讲的是这项工作的指导思想，至于具体的数量、年龄、学历、程序等等，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借鉴我们过去的成功经验，借鉴同行的有益办法，根据新的情况，人事部门尽快拿出意见。
三、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第一，在选拔标准上要处理好“ZZ素质”与“业务能力”的关系，也可 以说是“红”与“专”的关系。“红”就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专”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针对不同的岗位，坚持实际管用的标准。比如一个班子的正职和副职的标准就不一样，“正职”要能把握方向，善于用人，能够协调处理复杂矛盾，在业务上要通，这叫“明方向、通业务、会用人”，在具备一定业务能力的基本条件下，尤其要讲ZZ、识大局、敢担当、有远见、善于解决复杂问题，善于用人，重点落在一个“全”字上；“副职”人选要精通于分管的业务，善于补台、善于落实、能出成果、能配合正职开展工作，重点落在一个“专”字上。但这些也不是绝对化，要辩证地对待。
第二，在人选的来源上要处理好“内”和“外”的关系。一是处理好行内的选拔和外部引进的关系。适度引进人才特别是特殊岗位、特殊人才，这是解决干部结构性矛盾，提高干部队伍活力的有效办法。比如我们原来都是以境内的传统业务为主，现在要走出去就需要懂国际业务的人才，就需要引进一些外部人才。在这个问题上，要以内部培养为主、外部引进为辅，也就是我经常讲的“儿子为主、女婿为辅”。但在具体实行时，也不能完全绝对化，要看实际工作需要。“女婿”时间长了也就变成“儿子”了。你们过去多少是“儿子”？ 很多都是“女婿”变过来的嘛。二是在我们内部，比如在我们分行，有内部产生和外来交流的关系问题。本地的干部总体上熟悉当地的环境，工作安心，拓展业务是强项，但如果缺少了监督机制，也容易发生和地方“扯不清”的问题。总分行交流的干部，总体上具备更好领会总行意图或带来其他分行有益经验的好处，但不熟悉当地情况，开展业务是弱项，因此各有利弊，所以要注意两者
结合，取长补短。我们过去摸索出的2：3或3：2的比例，大体还是合适的。
第三，在人选的资格上要处理好“能力”和“学历”的关系。企业还是能力第一。当然学历也很重要，不要把学历和能力对立起来。有学历总体上从理论上讲就说明有能力，但学历最终还是要通过能力的发挥来表现，还得通过实践来检验，证明你不单有学历还有能力才行。所以要处理好能力和学历的关系。另外在选拔过程中还要兼顾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问题，解决好老、中、青干部队伍的梯次问题，除了考虑能力、学历外也要适当兼顾资历，这是东方文化。在同等情况下，在能力、学历相同的情况下，资历深的可以适当优先考虑一下。还要考虑班子的各方面结构问题，比如年龄结构，我们不层层压年龄，但每个班子里面还是要有一名年龄在40岁以下的干部为好，没达到的应创造条件尽快达到。
第四，在评价干部上要处理好“成绩”和“问题”的关系。不干事就没事， 干事就容易出事。这个问题近两年越来越突出，随着经济的下行，不良资产越来越多，我们又有问责制度，要严肃问责，但这里面也要有所区别，主观故意的就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但是有些因不可抗的因素造成的、非主观故意的， 我们也要敢于保护，善于使用。对于受过处理的干部要给机会、给出路，不能一棍子打死。我以前在人民银行、银监会负责监管工作，就一直坚持这个观点。“给出路”是我们X一贯的政策。
第五，在选拔方法上要处理好“公推”和“个别举荐”的关系。在X管干部的原则下，我们坚持以公推为主渠道。我们80%以上的干部是从公推的后备干部中产生的。同时，个别举荐也要作为重要的参考和必要的补充。
第六，在人才的培养上要处理好“学”和“干”的关系。要坚持学以致用， 特别要重视后备干部的基层经历、实践能力，多从基层一线选拔后备干部。倾斜一线，不光是薪酬倾斜一线，将来选拔干部也要向一线倾斜。而且像我们这样一个金融集团，还要注意综合型人才的跨业培养，加强人才联动培养，培养复合型人才，供集团使用、供其他企业使用。
第七，在干部任用上要处理好“备”和“用”的关系。干部主要从后备中产生，这是X委用干部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也不能绝对化。中央的精神是重在培养，同样使用，没进后备的也不是不可以使用，主要是有个“多”和“少” 的问题，有个“主渠道”和“辅渠道”的问题，要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实际情况决定。因此干部任用既要重视后备，也不惟后备。对后备干部既要重视使用，
更要重视培养。
第八，在机制建设上要处理好“破”和“立”的关系。这些年，我们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摸索了一些好的办法，成熟的、可行的、符合当前和今后实际需要的，我们要坚持，同时对不符合实际的，不符合变化了的实际情况的， 也要有破有立，要解放思想，不拘一格，使各方面人才都能脱颖而出，特别是破除不担当、不进取的思想。担当精神和进取精神是看干部的重要依据和条件。我们要破除不担当、不作为的思想，反对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树立良好的用人风气，倡导公平公正、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风气，确保这个问题上的风清气正。
今天我就讲这些。
在第二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上的致辞
（2016年8月5日）
尹力省长和各位新老朋友： 大家好！
很高兴参加这次会议。我昨天晚上到的成都，本来表示不致辞了，尹力省长开玩笑说这是“指令性安排”，不讲不行，所以今天早上找了半张用过的小纸片，在背面拉了个提纲，我用十分钟讲六个问题。
第一，我觉得在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展旅游产业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一它是无烟产业；二它是无耗产业，不耗能、不耗原材料；三它是精神产业，这是我创造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全面小康，不仅是物质上的全面小康，还要有精神上的全面小康。现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精神需求就会不断提升，所以，实现精神小康，发展旅游业是一个重要途径； 四是无周期不疲软产业，其他产业都有周期，都有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而旅游产业是一个无周期不疲软的产业，而且时间越长吸引力越大，产值越高。
第二，我认为四川的旅游产业大有潜力。不妨给大家透露一个隐私，1978 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的地理成绩接近满分。地理和旅游是紧密相联的。过去的国家测绘局后来改为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一次我到他们局长那里去，我开玩笑说你这个局长还不如我来当呢？我说你可以把全国最权威的地理专家找 来，把去掉文字标识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找出来，你可以让他考我这是哪个国家？哪个省？哪个城市？哪座山脉？哪条河流？今天如果在座的朋友有人不相信，会后咱们也可以试一试（鼓掌）。别的行业我不敢，地理今天我就敢叫这个号（鼓掌）。当然也不能太偏哦（笑声）。所以根据我有限的地理知识， 我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旅游资源大国、世界第一旅游市场大国。13亿人，那肯定是第一旅游市场大国了。第一旅游资源大国，从自然资源讲，可能美国和我们有一拼，但是美国开发的比我们早。我们还有很多自然旅游资源尚未开发， 如果我们都开发出来，肯定会超过美国。从人文资源讲，可以说从总量上世界
上任何国家都不如中国。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有50处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自然文化双遗产，在世界排第二位，第一位是意大利，51处。51处和50处，并不是说我们比他们少，而是他们醒的早，我们醒的晚。他们很早就意识到这个世界遗产的重要性，我们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申报，才开始醒过来。
醒过来以后呢，就一股脑的去申报。然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明白过来了，就规定国家不分大小，一个国家一年就批一个自然遗产、一个文化遗产，一年只能批两个，所以我们那么多符合条件的遗产只能慢慢的撵。所以我判断明年， 中国的世界遗产就会是世界第一位。所以说，中国是世界第一旅游资源大国， 是世界第一旅游市场大国。那么四川省，那就应该是全国第一旅游资源大省或者大省之一，就应该是全国第一旅游市场大省或者大省之一。这是基本常识， 就不用我多说了。所以开发旅游产业，我认为四川大有潜力。
第三，我介绍一下光大的情况。光大集团，很多同志知道，很多同志也不一定完全知道。光大集团是上世纪80年代，中央委托王光英先生在香港成立， 是以金融为主的直属国务院管理的大型央企。光大集团从2007年启动改革重组到今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07年到2010年，处在一个“抢救”阶段， 以光大银行上市为标志，光大集团实现了起死回生。当时光大集团的状况是资不抵债，处于事实上的“破产”状态。随着2010年光大银行的成功上市，实现了光大的起死回生。从2010年到2014年底，是“康复”阶段，实现了基本痊愈， 标志就是完成了集团的改革重组，实现了集团对下属企业股权拉直，全口径合并报表，解决了全部的历史遗留问题。从2015年开始，进入“强身健体”阶段， 标志就是去年光大集团进入世界500强，排第420位；今年又进入到313位，一年时间上升107位，上升位次在全世界金融业排名第一。应该说，光大现在进入了发展的最好时期。现在我们有4万亿的资产，有几百家法人机构，盈利增幅在央企中名列前茅。今天我们参加这个会，当然不能白来，我们的一个子公司，要为我们的稻城亚丁景区投入120亿人民币。投这么多，大家还不鼓鼓掌呀？（掌声四起）我们另一个子公司投入30亿要把四川全省3A级以上景区和高速公路的洗手间升级换代、全面改造（掌声四起）。这是我们这次来为四川省做的一点贡献。
第四，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起十多年前我曾经给国务院领导写过一封 信，提出了红色旅游的概念，提出了打造长征路的概念。是不是全国第一个提 出的，我没考证。国务院领导同志也批示了。这个今天我不细讲，我只想说昨天我以X史专家的身份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专访。今年是长征80周年，中央将有大规模的纪念活动。30多年来，我几乎走遍了长征所有的重要事件发生地，并进而考证出，“九一八”事变后，以北上抗日、应对国民X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四个主要目标为基本口径，共有十一支红军队伍先后进行
过长征，包括：第一类以北上抗日为主要目标的六支，即1934年7月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领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也就是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毛泽东等率领的东征军也就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二类在反围剿中以开辟新根据地为主要目标的三支，即1932年10月，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开辟川陕根据地；1932 年8月，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撤出湘鄂西根据地开辟湘鄂川黔苏区；1934 年7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同红三军会师并巩固扩大湘鄂川苏区。第三类以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目标的一支，即彭德怀率领的西方野战军。第四类以打通苏联国际通道为主要目标的一支，即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这个今天不细讲了，到时将有专门的论文发表。我想说的是，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也作为我们X的高级干部，我向中央领导同志，向“两会”，向有关部门提了建议，就是申报长征路线为世界文化遗产。那么申报世界遗产必须要有实物为依托，所以我选了100处有代表性的长征遗 址。这100处遗址大约有百分之四十在四川。最多的是四川、甘肃和贵州，第二是云南、陕西、江西、湖南、湖北，第三是宁夏、河南、广西，第四是青海、广东、山西、新疆、福建、浙江、安徽、重庆，一共有19个省市区，见证了当年的红军长征。所以呢，我建议打造一条长征路，开发红色旅游，光大可以在这方面做些事情。另外，申报长征路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世界遗产不那么简单，特别是红色遗产更不简单，至少得十年功夫，但要始于足下。那么这里边四川省得天独厚，需要大力开发。我是我讲的第四点。
第五，旅游产业这么重要，我今天早上就有一个想法，中国的事情，行政 级别是衡量人与人关系的一般等价物，如果一个行业的管理机构规格不上去， 这个产业的发展就有难度。所以我建议要把国家旅游局升格为正部级的国家旅 游总局（全场热烈掌声）。另外，中国要办一所中国旅游大学，还可以考虑成立一个民间性质的“中国旅游产业促进会”，我本人愿意在这里边利用业余时间无偿效力。
最后一点，我方才讲到长征，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70周年的时候，中国美术馆曾经举办了一个“唐双宁书毛泽东长征诗词作品展”，作为长征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也愿意在将来打造长征路的过程中， 把这些献出来（大家热烈鼓掌）。现在长征路所在地区大部还是贫困地区，我
们现在讲精准扶贫，我想扶贫不仅包括物质上的扶贫，也包括精神上的扶贫。那么作为精神上的扶贫，我愿意贡献一点力量。
我就讲这六点，谢谢大家。（持续而热烈的掌声）
积极冷静
唐双宁在光大集团2016年上半年经营形势分析会议上的讲话
（2016年7月26日）
今天的会议我就讲四个字：积极、冷静。
先说“积极”。回顾这些年光大集团走过的路，远的不讲，从2007年集团启动改革重组到今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2007年到2010年，我们处在一个“抢救”阶段，以光大银行上市为标志， 光大集团实现了起死回生。当时光大集团的状况是资不抵债，处于事实上的“破产”状态，许多具体情况我不多讲了，大家都感同身受，大部分同志都是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针对当时情况，我们坚持“持久战”，坚持“中药调理”， 坚持心态急不得等不得，力度大不得小不得，速度快不得慢不得，开辟“四大战场”，打响“三大战役”。随着2010年光大银行的成功上市，实现了光大的起死回生，这是第一个阶段，“抢救”阶段。
从2010年到2014年底，应该说是我们的“康复”阶段，实现了基本痊愈， 标志就是实现了集团的改革重组。我们通过积小胜为大胜，在先以空间换时间后，又以时间换回空间，实现了集团对下属企业股权拉直，全口径合并报表， 解决了全部的历史遗留问题。这是“康复”阶段。
从2015年开始，我们进入“强身健体”阶段，标志就是去年我们进入世界500强，排第420位，今年又进入到313位。众所周知，在八、九年前光大集团还处于资不抵债的困境，到今年能够进入世界500强的313位，经营状况实现了质的飞跃。所以，今天我第一次正式讲，光大进入历史最好时期。这句话，这些年几乎人人都讲，但是我从来没有正式讲过。今年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世界500强当中的排位，一年时间上升位次达107位，在全世界金融业的排名提升中居于第一位。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讲，光大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当然我后面还要讲“冷静”，但从世界500强排名这个角度讲，虽然我们不能和工、农、中、建比，就好比我们是“西藏”，人家是“广东”，让西藏的GDP赶上广东，不是短期能做到的事，所以不能简单类比，但是，应该说，我们现在进入了发展的最好时期，进入了“强身健体”阶段。
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呢？我和集团的各位领导通过个别沟通、小范围酝酿、X委会上通气等多种方式，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就是下一步要实现集团
整体上市。这个话我偶尔内部讲过，但还没有正式讲，因为我也在考虑，不是你说实现整体上市就能整体上市，需要很多的条件。但经过初步论证，我们大体具备了在香港整体上市的条件。
实现这个目标，宏观上对稳定香港有利，从微观上来讲，也是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我们成立于香港，后来主体从香港转回了内地。香港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既是我们发展的机遇，也需要我们有责任担当。我们通过在香港的发展，还可以以香港为跳板，进一步走向世界。当然，后面我还要讲冷静，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这是一个大的蓝图。有关情况我已经向领导同志做过口头汇报沟通，他们都很支持。中信在这方面已经先走了一步，有许多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我向中信集团常振明董事长讲过想法后，他表示可以专门来给我们讲讲他们整体上市的过程，哪一步怎么走，会遇到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等， 相信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整体上市。当然这还需要进行许多具体的技术论证。
但无论如何，通过这一步，可以使我们的发展指标进一步提升，使我们的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使我们的体制机制进一步理顺，使我们的企业文化进一步改善。我们现在的业务数据和过去相比虽然有了根本改善，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横向比，我们还是处于中等水平，还在不断地为补充资本金发愁，还需要不断地改善我们的发展质量。所以我们要走这一步棋。这是我想说的“积极”。
下面我重点讲讲“冷静”。现在整个光大的发展，把它放在全国的经济大环境下，放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下，我们在向好，但我们看问题要善于“反着想”。在九年前士气低落的时候，我是给大家鼓劲，讲“难到极处就是易”，很多同志都记住了这句话。那么现在形势好转了，进入500强了，而且去年一年进步了一百多位，集团各项指标全面改善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反着想”，要逆向思维。所以我要特别讲讲“冷静”。
为什么需要特别讲讲“冷静”呢？
第一，外部大环境不乐观。首先国际环境不乐观。当前世界存在“五大矛盾”，今天不展开讲了。经济上，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包括最近IMF发出的声音，都是弱势、平庸、悲观的调子。4年前，我曾经在中央X校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讲过《当今世界经济棋盘上的三国演义》，主要讲美国、欧盟、新兴经济体三大经济板块的发展演变。4年前我就讲过、判断过、预测过今天的局面，大家可以翻出来看看。现在美国可以说算是“平庸”，特朗普在竞选中表示将来
还要退出WTO，整体经济真是“平庸”得很，下一步如何发展还需要拭目以待。欧洲基本上是悲观，随着英国的退欧以及一系列矛盾交织，欧洲未来是悲观走向。新兴经济体可以说是“分化瓦解”，巴西、俄罗斯经济下滑，困难重重； 印度和中国还勉强支撑着。所以“三国演义”整体上是处于平庸、悲观、瓦解的状况。这是经济。ZZ上，美国为什么重返亚太？主要目的就是围堵中国， 怕中国赶上他，超过他，也反映了他力量的不足，所以拼命挑事，包括南海问题，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英国退欧反映了英国人对欧洲不看好。近期发生的土耳其政变本质是什么？军方想走西方的路，埃尔多安想固守伊斯兰，这里面隐含着文化的冲突，在ZZ上表现出来了。其他的各种社会动乱，欧洲的枪杀、爆炸，德国一个礼拜发生三次，今天又是枪杀案。德国我们去过，曾经是多么美好的人间天堂？这一切美国是始作俑者，他既有世界警察的心态，也有把欧洲周边搅乱、把欧洲搞乱的心态，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突尼斯等国难民大量涌入欧洲，现在到欧洲的大城市中心区，移民增多，欧洲本地人的空间被严重挤压。伦敦的市长都是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在快速增长，按照这种趋势下去，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冲突，将加剧经济、ZZ、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矛盾，再加上自然的矛盾，大自然本身的问题，加上人类发展过程中破坏自然造成的后果，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造成世界很不安宁。
从国内情况看，上半年GDP增速是6.7%，对外讲是合理区间，实际下行压力不小。当然我们不可能再按照过去的发展模式走了，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三去一降一补”。权威人士所讲的“L型”，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可能就是“L型”，也就是一个长期低位徘徊的态势。但是把这个时间放的更长一点来看，按照辩证法的观点，还是波浪式前进，不会永远是L型。我曾经讲过W型， 按照更长时间来看，还应是W型。但不管怎么讲，世界的大环境不乐观，国内的大环境不乐观。所以我们在积极发展的同时需要“冷静”。
一是我们的企业发展不平衡，利润整体下降。上半年利润上升的有银行、信托、金控资产管理公司，下降的有证券、保险、香港、实业。企业的风险上升、收益下降，应该说在当前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在这个大环境当中表现居中。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二是如何创新今后的发展模式。当前，我们必须考虑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
如何创新发展模式。原来的那种靠吃利差实现利润增长的模式，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路已经越来越难走了。靠资本市场获得中间业务收入的模式，也受资本市场“大年、小年”的影响，去年是“大年”，今年是“小年”，明年也不确定，受世界经济影响，估计很难出现大年。总之，靠单一发展模式行不通了，必须考虑不断探索创新多种发展模式，实现我们传统发展模式的转型。
三是我们面临一些风险隐患。放在全国看，我们面临的风险不是很突出， 但是也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一是信用风险。也是目前最主要的风险。光大银行不良贷款率从原来百分之零点几，现在上升为一季度末的1.53%。这种上升的趋势要引起我们的警惕，特别是现在实行“三去一降一补”，整体经济下滑， 银行业面临的信用风险也随之上升，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一点。二是市场风险和投资风险。刚才讲了资本市场的一些情况。除此之外，我们目前还面临着境内外的投资风险。现在，光大旗下部分实业企业、基金项目开始走向海外进行投资，在这方面我们比较缺乏经验，加之投资本身也有风险，必须谨慎对待。三是操作风险。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些，虽然是个别现象，但要引起重视。四是流动性风险。目前看好像不是太突出，但是我逢会必讲流动性风险，因为我的感受太深了，对上个世纪80年代银行大挤兑的场面记忆犹新，所以大家必须对流动性风险保持高度警惕。五是群体性事件带来的声誉风险。比如从法律上讲， 信托本身就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光大银行代销信托产品不应该承担投资风险，但客户投资发生损失，钱要不回来，就上光大来要，他们心里不好受，这点我们理解，但这事于法于理都不应该由光大来承担责任，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高度关注由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声誉风险。此外，我们还要特别警惕这些风险在集团内部交叉传染。
另外，跟几年前相比，光大的企业文化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但是还没有彻底改变。一个企业，特别是像光大这样的企业，最根本的管理还要靠文化。所以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培育我们新的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从我们自身看。
第三，从光大发展历史教训来看，事物的发展都是波浪式前进的。光大历 史上有过几个好的发展时期，但是时间不长，接着都出了问题。我们1990年代初期借着南巡谈话这个东风重返内地，办了银行、信托、证券，结果出了光大信托事件，造成巨大损失。90年代下半期，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 但遇到亚洲金融危机，经营背上沉重包袱。说实在的这也不能全怪亚洲金融危
机，为什么同样的危机下别人就没事？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其他远的我不多说了，就说2010年光大银行上市那天，我们早晨飞到上海，下雷阵雨，俞正声同志当时是ZZ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到上交所给我们上市敲锣，当时大家兴高采烈，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中午我们又从上海飞回北京，在钓鱼台举行新闻发布会和庆祝酒会，好几个国家领导人参加了，酒会到晚上九点左右结束， 接着飞香港，因为雷阵雨香港又飞不了，一直等到凌晨改飞深圳。朱慧民在深圳接我时，高兴地说新闻联播都播光大银行上市了。我说你别高兴太早了，弄不好今天就会出事，结果下午广州分行就发生了爆炸事件。所以一个好事后面总是跟着一个坏事。这是客观规律还是什么冥冥之中的安排？有些确实说不清楚。2013年国务院批复了光大新的重组方案，股权拉直，银行回归，实业回归， 香港企业回归，整个历史问题全都解决。这是一个好事。结果接下来就来了一个“乌龙指”，闹的沸沸扬扬。所以从历史上来看，每发展到一个好的阶段， 就会出新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冷静。
我九年前讲“难到极处就是易”，今天我要讲“易到极处就是难”，“大顺”就要“大逆”，顶峰过后就是下坡。我一再提倡大家多学点哲学，多学点历史。金融这些专业上的事大家都熟悉，实践一段时间就会了，而哲学和历史一辈子都学不完。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双方无不依据一定的条件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所以好的时候就往坏的方向转化，坏的时候就往好的方向转化，所以大家一定要冷静，一定要守住风险的底线。就在公布世界500强的那一天，我在西柏坡，带领着X务部、组织部、X校的负责同志到西柏坡，是“两学一做”的一个活动。我不知道那天晚上要公布500强的事，反正那天白天正在西柏坡。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标志着我们X的工作重点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由农村转向城市，由革命转入建设，由局部转向全国。在当时那种革命形势鼓舞下，全X都兴高采烈，毛主席却告诫全X，要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夺取全国胜利， 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离开西柏坡去北京，临上车他还说，我们是去赶考，不当李自成。
那天在西柏坡我就想，我们现在也一定要冷静，晚上就公布了世界500强的消息。年初会上我曾经讲过要有条件的弯道超车这句话。这也是我第一次讲这句话。现在世界500强我们排名上升一百多位，在全球金融企业里面上升位次排名第一，这还不叫弯道超车？但是我们一定要冷静。只有冷静了才能实现积极
发展，不冷静的“积极”发展，最后可能还要翻车。
一会儿，云龙同志组织大家研究具体工作意见，我想说的就是这四个字， 积极冷静，请大家认真思考。
唐双宁董事长在光大证券H股上市仪式上的致辞
（2016年8月18日）
大家好！
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个稿子，开头是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我就不念了，总之都感谢。
我是前天乘着深港通的“列车”来港的，选择今天的日子来给光大证券上市鸣锣开道。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这个日子记载着太多的光大的苦难与辉煌。我说四个8·18。一个是33年前的8月18日，光大集团在香港成立，从此光大走上一条曲折发展道路，期间有过辉煌，但也因资不抵债濒临破产，2007 年被迫进行改革重组。经过几年卧薪尝胆，在2010年8月18日，光大银行A股上市，标志着光大的起死回生。这是第二个8·18。之后光大进入康复阶段，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后在光大准备纪念成立30周年的第三个8.18的日子里，光大证券不明不白陷入“乌龙指”风波，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然而我们挺过来了，终于在2014年底完成改革重组，历史遗留问题全部解决，走上强身健体之路，并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资产总量超过4万亿，是2007年改革重组时的 6倍，利润增幅名列央企前茅，2015年进入世界500强，2016年位次又提升107位， 列313位，从提升位次角度居全球金融业第一名。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迎来第四个8.18，今天在这里见证光大证券H股上市。一会儿我手起槌落，就将是光大的8家公司的第10支股票上市。而且我开玩笑说一年我敲一次锣就行了，他们向我汇报说9月份我还要来港为光大绿色能源上市敲锣，真是全然不考虑我胳膊的感受。开玩笑了。
2013年的“乌龙指”事件，曾给光大证券带来重创。但在短短3年时间里， 光大证券励精图治，取得了跨越式发展，2015年公司净利润增长达270%。今天的上市可以说是否极泰来，否定之否定，是“乌龙指”点出了“金凤凰”。
光大集团发展到今天，各类子公司、孙公司已经500多家，可谓“子孙满堂”。今天，我们把光大证券这个好孩子送到香港和国际市场摔打磨练，这个孩子好像还挺受欢迎——H股发行自8月8日启动以来，投资者类型多元、认购踊跃，国际配售和公开发售都实现了超额覆盖，投资者认购的热情，是今年以来中资企业在港上市中不多见的。我希望光大证券H股上市后，能以创新表现和不凡业绩为香港市场带来新风，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三年内再造一个新的光
大证券。
唐双宁董事长在庆祝光大证券成立二十周年暨H股成功上市晚宴上的致辞
（2016年8月18日）
仇鸿主任、李小加总裁、各位新老朋友晚上好！
毛泽东主席有一句词叫“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我们今天是“才举上市槌，又把祝酒杯”。今天上午，光大证券H股上市，现在，又在这里举行庆祝酒会，庆祝光大证券H股上市成功。我感谢在座各位、感谢香港各界对光大证券上市的支持，对光大集团各方面的支持。
九年前，我执掌光大，彼时光大资不抵债，生存尚且“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遑论发展；而今天的光大，则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资产增长6倍以上，效益从亏损转为年盈利500多亿，增幅列央企前茅，不仅在2014年进入财富五百强，而且2015年排名上升107位，书写了全球金融企业排名提升最快的“光大速度”。今天，光大资产超过4万亿，拥有8家上市公司10支股票，业务涵盖金融与实业，成为金融驱动实业发展和实业锚定金融深化的有机融合体；光大， 已进入了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
同时，我还要告诉大家，座落在湾仔的大新金融中心，年内将完成更名， 维港的霓虹天际线将会出现“光大”的名字；光大绿色能源板块，以环保行业领军者的姿态，即将登陆香港证券市场（还有其他，暂且保密）。此时此刻， 抚今追昔，真是千言万语，一言难尽。今天清晨，鄙人以中华诗词学会顾问的身份试填了一首减字木兰花，现特为酒会祝兴：
香江举目，
八月十八曾几度？ 卅载加三，
放眼今朝处处欢。锣声平地，
多少圆缺都忘记。一盏同干，
待到他年上九天。
说明一下，“香江举目，八月十八曾几度？”是说上午致辞时提到的4个8.18；“卅载加三，放眼今朝处处欢。”是说光大成立三十三周年，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锣声平地，多少圆缺都忘记。”是说过去的都已成为过去；
“一盏同干，待到他年上九天。”是说我们大家干了这一杯，明天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明天会更好。让我们为明天，干杯！
从“坐等被并购”到“积极去并购” 光大起死回生的“人本经济学”启示
在2016中国并购年会上的演讲
（2016年11月5日）
“光大并购案”可以说是中国乃至世界并购史上最典型最复杂的案例。我到光大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十年前光大的现状就是资不抵债，技术上破产， 而且人心涣散，国务院批的重组方案也只好把银行、实业、香港这些主要板块在股权上从光大划出去，所以大家就说光大是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是处在一种“坐等被并购”的状态。当时别的国有银行改革是一枪打一头大象，而且弹药充足；而光大由于是一个集团，企业多而小，要一枪打十只麻雀，十只麻雀又分散在十棵树上，又必须一枪打死，所以没有特殊的武器、特殊的枪法，是不行的。所以说它最典型最复杂，就在于此。
那么今天光大什么样呢？今天光大有4万多亿资产，是当年的6倍；由资不抵债变成有三千多亿净资产，由累计亏损变为年利润500多亿，有8家公司10支股票在A股、H股和新加坡上市，由技术破产变为世界500强，而且去年由第420 位晋升到313位，晋升了107位，从晋升位次上讲列全球金融业第一名，并且开始大踏步走向全球并购市场，包括光大证券2015年收购新鸿基金融集团、2016 年收购英国最大的体育赛事转播公司MPS，光大控股2011年收购中国飞机租赁公司并于2014年在香港上市、2014年收购控股法国图鲁兹机场、2016年收购阿尔巴尼亚地拉那机场100%股权、近年来还投资收购了一批美国、德国、以色列、瑞士等的高科技领域企业，包括电子和可穿戴设备、机器人、航空科技、汽车测试、科技金融、新能源及医疗健康等，光大国际收购新加坡汉科环境公司并更名为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在新加坡成功上市、收购波兰最大的独立固废垃圾处理商Novago，光大银行、光大金控资产管理公司、光大信托等其他企业也在积极推进相关并购……可以说光大从十年前山河破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变为今天“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那么这些是怎么实现的呢？这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如果硬要说，就要点“人本经济学”这个题。我实实在在地说第一还真是靠加强X的领导，具体说就是当年虽然光大集团对光大银行等主要企业不控股了，但我们向中央争取来一个“两管两兼”政策，就是光大集团主要领导兼任光大银行X委书记、董事
长，光大集团另一名领导兼任光大实业集团和光大香港企业的X委书记、董事长。不控股我控人，我坚持“X管干部”，这就保证了人心没散。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这就是中国的特色，这就是中国的优势。第二往好了说靠定力，确切说是豁出去了，反正横竖都是死嘛。人到这时候也就无所谓了，所以就有定力了，所以就“置于死地而后生”了。第三靠“悟”。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 中国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但光大的事过去出就出在“急”上，所以我们受
《论持久战》的启发，悟出了后来“急不得等不得，大不得小不得，快不得慢不得”的重组之道，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中药调理，以静制动。第四是有一个总体规划，元帅不能干士兵的事。元帅就应明了战场全局，所以这就有了“三大战役”(方案出台、实现注资、重组上市)、“四大战场”(金融企业、香港企业、实业企业、集团总部)、“五项工程”（改革工程、管理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人心工程）的总体战略布局。第五是敢于和善于从实际出发，我举一个例子，2007年我上任后第一次到香港办公，我当时接手的方案是要把香港企业划出去，我不执行是违反组织纪律，我简单执行把光大搞黄了是违反工作纪律。怎么办？我就写了一个报告，说我到香港办公不可避免要面对媒体，我的回答口径是认真执行方案，同时先境内后境外，在境内改革重组完成前香港企业“机构不动、人员不减、业务不变”，由于这是一个回答媒体的口径，是一个技术操作问题，又上升到维护香港稳定的高度，所以一层一层一直到国务院总理就都圈批了。这里边就有一个“敢于”从实际出发但光“敢于”还不行， 还要“善于”从实际出发才行。第六就是抓住几个关键点，比如银行上市，当时光大集团内部对银行上市是有不同看法的，一些人认为上市后从法律上就彻底脱离光大了，所以不能上市；外部当时是前有“为农行让路”，后有“审计报表到期”，内有“资本捉襟见肘”，外有“市场动荡下滑”的四面夹击，所以银行上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这就要“不急中有急”，最后抓住了这个关键点实现了“闪电上市”，从而也就实现了光大的起死回生。第七就是营造好的内外环境。内部，要让大家拥护你，所以我们在干部上一直实行公推， 在薪酬上八年前就开始减上增下；外部，就要争取各个部门的支持。就这七条， 最后经过三个阶段，从2007年到2010年，我们处在一个“抢救”阶段，以光大银行上市为标志，光大集团实现了起死回生。从2010年到2014年底，我们处在“康复”阶段，完成了光大集团的改革重组，通过积小胜为大胜，通过先以空间换时间后，又以时间换回空间，实现了集团对下属企业股权拉直，全口径合
并报表，解决了全部的历史遗留问题。从2015年开始，我们进入“强身健体” 阶段，标志就是去年我们进入世界500强，排第420位，今年又进入到313位，提升107位，提升位次列全球金融业第一名。所以今年我也第一次正式讲，光大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当然我们还要“冷静”，我们也不能和工、农、中、建简单类比，就好比我们是“西藏”，人家是“广东”，让西藏的GDP赶上广东，不是短期能做到的事，但我们现在进入了发展的最好时期，进入了“强身健体”阶段。所以我说微观企业也好，宏观经济也好，业务发展也好，并购重组也好， 都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所以，我建议要研究“人本经济学”。因为事是人干的，事在人为，人不行技术再好也不行。光大的起死回生，从无奈的坐等被别人并购到大踏步走出去并购，可以说提供了一个“人本经济学”的案例，因此我建议研究“人本经济学”。
文化是金融之魂
在“G30”银行行为与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2016年11月25日)
解决金融业的问题有三个基本要素：“体、境、魂”。
“体”指金融自身物质层面，包括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完善体制机制， 提高管理能力、提高员工素质等等。
“境”指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的稳健发展，法制的健全，社会信用状况的改善，国际金融环境的优化等等。
“魂”就是金融文化。
在这个大前提下，我谈几个观点。
一、什么是金融文化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人类的共性文化在横向上反映为各民族的具体文化， 比如中华文化；在纵向上反映为各领域的特殊文化，比如金融文化。金融文化是人类共性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
金融文化说复杂非常复杂，涉及到整个金融理论体系和运行体系。从某个角度来讲，“金融”包括“金融物”和“金融人”。金融是资金的融通。资金是人的物质财产的货币表现。因此说到底资金融通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就要受到文化的影响。金融文化就是金融领域相对于资金、技术、法规等“金融物” 来讲的着重于解决“金融人”的问题的一个命题，就是人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亦即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资金的运动。这种精神状态又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法律，再作用于人的具体行为。
金融文化说简单又非常简单，按我们的传统说法就是加强金融领域的思想ZZ工作，按现在的时髦说法就是德治；如果用三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金融之“形而上”；如果用两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诚信”；如果用一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金融之“道”。“诚信”是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形而上”是金融文化的广度概括，“道”是金融文化的深度聚焦。
“形而上”与“形而上学”有联系又有区别。“形而上学”一词据我考证最早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最后的一部哲学演讲稿，名叫“形而上学”， 后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哲学名词，流行于15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直至今天。当时一些科学家将自然界划分为各个孤立的“部分”，并从“外部”分门别类
地加以考察。像西医分成眼科、耳科、鼻科、喉科，分得非常细，就差没有分成左耳科、右耳科了。这有科学的一面，但也有忽略他们之间联系的一面。培根和洛克又将这种思想方法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领域，黑格尔后来将形而上学作为反辩证法的同义词。而“形而上”一词，其出处据我了解最早见于《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后来唐代的孔颖达以及再后来的朱熹、戴震等也提出类似观点。简言之，“形而上”指精神文化，“形而下” 指物质，形而上和形而上学有联系又有区别。
二、金融文化的作用及与经济金融的关系
“文化”就其性质而言，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文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是灵魂和躯体的关系。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躯体，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先有躯体，后有灵魂。既不能“魂不附体”，又要“体内生魂”。所以金融文化源于金融实践，反过来指导金融实践，最后又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没有金融实践，产生不了金融文化； 没有金融文化的影响，金融实践难以健康进行。先有金融硬实力，呼唤金融软实力，呼唤金融文化。金融软实力，金融文化再反作用于金融硬实力。我们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发展经济，否则就没有产生“灵魂”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弘扬我们的文化，“体”要生“魂”。只有躯体，没有灵魂，是行尸走肉，是植物人；只有血肉丰满又有灵魂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文化和经济金融， 我想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在实践中，金融文化又可以做多种分类，比如可以将金融文化分为金融企业文化和金融监管文化。金融企业文化是金融企业从业人员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监管文化是金融监管机构从业人员在对金融企业监管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企业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企业的经营理念； 金融监管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
金融文化按行业还可具体分为银行文化、证券文化、保险文化，等等。金融业各个机构还可以形成本机构的特有文化。例如光大集团就有我们光大自身的企业文化。我前些天讲的“人本经济学”实际就是讲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及对“金融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根基是《易经》，经历了伏羲八卦→周文王六十四卦→孔子《易传》等的发展演变。《易经》核心是四个字：阴阳平衡。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诸子百家、孔孟老庄，后来不
断发展到今天。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经过不断总结提炼，包括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形成的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成很多类，像思想文化、文学文化、艺术文化等。我想就其思想文化而言，它的精髓主要表现为以对宇宙、社会、人自身的朴素认识为代表的世界观，以朴素辩证法为代表的方法论，以追求和谐社会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观，以“修齐治平”和“三不朽”为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么在物质分配与交换领域，则主要体现为“诚信为本”、“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这些思想对中国“金融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中西文化差异与国际金融文化利弊
一个民族的文化决定或影响着该国家具体领域的文化。中西文化各有长短。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更为崇尚道德、集体利益，但也有忽视个性的问题。西方文化更为崇尚法律、个体自由，但是缺少集体概念和亲情意识。当然也不尽然。中国文化习惯定性的分析，西方文化习惯于定量的分析。中国文化更注重方向，西方文化可能更注重细节。我说的是总体上，当然也不全是这样。所以中西文化应当互补短长，共取各自精华，共弃各自糟粕。
在长期实践中，国际金融业形成了自己的主流正面文化，比如：法制文化、体制文化、创新文化、敬业文化、精细文化等等。国际金融同行的法制观念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国际金融同行重视体制机制建设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国际金融同行的创新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国际金融同行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国际金融同行的精细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与此同时，当前国际金融文化也存在诸多弊端，如利信问题、虚实问题、王霸问题等等。
利信问题。金融本以信用为基础，但是现在国际金融业已然出现罔顾信义、唯利是图文化，其中尤以华尔街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最为典型。金融业是要盈利的，关键是利、法、信、义、道这五个字如何摆布。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为前提，要以“道” 为基础。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 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道”是
什么？《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是人类的特有智慧，也可以说更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现象。
虚实问题。金融本属虚拟经济，应该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普遍存在创新无度文化，衍生品泛滥成灾，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 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
王霸问题。这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概念。金融涉及各国共同利益，本应着眼宏观全局，谋取共赢之道，但是国际金融业霸权文化盛行。拳头第一，丛林法则，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开始一直就是如此。
还有其他，余不赘述。
这些表现在形而下层面的具体现象，实质是形而上层面的国际金融文化扭曲，也是国际强权ZZ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反映。全球金融危机本质上就是金融文化的危机。
五、中国金融文化的问题与方向
中国金融文化的问题既蕴含着国际金融文化问题的一般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大体有十个问题：
一是贪大求快文化。盲目攀比，片面求大求快，进而形成“唯规模”论， 乱拉存款，乱比市场份额，乱比发展速度，酿成风险隐患。这种贪大求快的文化普遍存在。
二是粗放经营文化。贪大求快导致不是靠服务靠效率，业务是跑关系跑出来的，挖人挖出来的。“人”不是有水平，而是有“关系”。存款是喝酒喝出来的，市场是送礼送出来的。这种粗放文化应该说不同程度仍然存在的。
三是发展趋同文化。同质化严重，都要“做大做强”，都搞零售转型，都扎堆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千行一面，缺少特色。
四是轻视信用文化。缺少对“诚信是金融之本”的认识，为抢市场份额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五是轻视法规文化。缺少遵纪守法的自觉意识，违规现象比较普遍。
六是二元文化。中国金融发展中，东中西部、城乡金融等发展不平衡，形成“二元金融现象”，习以为常变为“二元金融文化”。
七是惩办文化。讲处罚多，讲教育少，形成惩办主义，而关系疏通好了又可以“放一马”。
八是照搬文化。改革开放固然要学习国外有用的东西，但不能盲目照搬。
比如我们的公司治理，既搬来英美的独董制，又搬来欧洲的监事会制，叠床架屋，重复劳动，加大成本，影响效率。再比如“模型”，应该是“有模型，不唯模型，重在实际情况”。一个假设变了，整个模型就失灵。我的观点是学而不搬，学为己用，既要称希腊，又不能言必称希腊。
九是短视文化。不善于从战略全局考虑问题。当然金融业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懂技术，一定要细致，细节决定成败。但凡事都有两个方面。首先要看路，其次才是拉车。南辕北辙不如原地不动。
十是“井蛙”文化。一些从业人员只知金融不知其他，视野不宽，不知经济决定金融，不懂虚拟经济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根。
这十个方面程度不同，也不一定准确。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形而下的工作问题，实质上是形而上的金融文化问题，许多也是社会问题，是社会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反映。
如何建设中国的金融文化？我想了十个主题词：改革、发展、诚信、安全、管理、法治、服务、效率、和谐、幸福。
同时我认为，中国金融文化现阶段可以表述为：“诚信为本、依法经营， 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谋略通道、融入世界”。这一表述既可从形而下之工作层面去理解，也可从形而上之金融文化层面去认识。
六、编制两个金融文化指数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为解决上述问题，我建议始于足下，先试编《G30 金融文化指引》并试编两个指数：“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和“金融企业文化指数”。
“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可以以十个金融“软实力”为基础（详见拙作《加强“金融文化”建设，实现由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主要包括：金融宏观调控能力效用和预见性、金融市场意识、金融监管能力与安全守法意识、金融创新意识、金融人才意识与人才使用合理度、金融全员幸福度、金融社会环境与社会诚信意识、金融理论建设、金融国际环境和谐度、金融对社会和谐发展贡献度。
“金融企业文化指数”可以以“金融企业发展的十条准则”为基础。这是我在我们光大提出来的，主要包括：更有效益的发展、更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更有后劲的发展、更有创新能力的发展、更有前瞻性的发展、更有凝聚力的发
展、更协调的发展、更有品位的发展、更有社会责任的发展，更有员工幸福感的发展。
这两个指数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量化。我想这两个指数可以指导成百上千的那些“专业指数”。
七、重振金融文化呼唤勇于担当的金融家
事都得靠人去干。但是目前一些“金融家”的社会形象并不让人乐观，金 融危机以来尤甚，有的甚至沦为人类共诛之全球共讨之的境地，比如麦道夫。 真正的金融家不应是单纯的技术专家，更不应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
更不应是“庞氏骗局”的发明家。真正的金融家应当是在金融这个特定领域精通专业、兼通其他，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应当是有思想而非空想，有信仰而非迷信，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ZZ家。
ZZ家与政客有何区别？ZZ家以社会为己任，以社会为“家”，他们站在历史的高峰上去考虑问题，这是一种境界；政客是在社会做“客”，以社会为施展权术的平台，这是“现得利”主义。所以真正的金融家应该是实干家、思想家、ZZ家。他们要以社会为己任，以行业长远发展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在乎一时的利害得失，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金融文化建设能否成功，关键在此。
怎样成为勇于担当的金融家？这需要具备很多的素质，这个也可详见拙作
《应对金融危机，需要一批“真人”》，这里我只提一个必须学哲学的问题。我个人粗浅的体会，学好哲学，一通百通。我今天讲了许多诸如形而上与形而下、躯体与灵魂、金融物与金融人、硬实力与软实力、德治与法治、谋技与通道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这其实都是哲学的命题，也可以说是“金融哲学”， 哲学看似无用，实有大用。
说到哲学，我三天三夜谈不完，时间有限，到此为止罢。谢谢大家！
发扬光大精神争创环保名牌
为光大国际2015年年度报告致辞
（2016年）
2015年，全球经济在动荡中发展，中国经济渐趋适应“新常态”，“绿色发展”佳音频传。作为中国环保行业的领军企业，本集团审时度势，稳健增长， 勇担责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获提升。
回顾年度内，本集团连续第二年获纳入“恒生可持续发展企业指数”成分股，亦位列“MSCI明晟中国指数”、“恒生香港中资企业指数”及“恒生中国内地100指数”等重要指标的成分股。此外，本集团于年内获得环卫行业企业5A 信用等级、在中国城市静脉产业园建设领军企业排行榜中名列前茅、蝉联中国固废行业十大影响力企业榜首。积十余年之苦功，本集团深得各界厚爱，成为行业翘楚。
回顾年度内，本集团新增34个环保项目及收购大连东达水务有限公司（“大连东达”），项目总量与投资总额均创历史新高。通过并购及内涵发展，本集团巩固原有阵地，致力开疆拓土，本年度连续攻下四川、陕西、北京、内蒙古及辽宁等新市场。至此，本集团项目覆盖境内14个省、区、市及70多个县市， 远播德国等市场，囊括各类环保项目169个，总投资逾人民币391亿元。【*联系微信dadawk01】
回顾年度内，本公司进一步挖掘运营和管理潜力，经营收益继续提升。本公司实现股东应占盈利港币2，084，888，000元，较去年增长约22%（2014年： 港币1，703，147，000元）。
基于本集团良好的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亦考虑到本集团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拟向本公司股东（“股东”）派发末期股息每股12.0港仙，连同2015年中期股息每股6.5港仙，全年股息为每股18.5港仙
（2014年：每股11.0港仙）。
继往开来，志存高远，本集团将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国家发展理念，以现代企业家之精神，立足香港、根植大陆、迈向世界。
本人谨向集团管理层及全体同仁在2015年取得的成就表达诚挚谢意，对本公司各位股东董事会成员内地及香港各界人士、各个部门的支持致以衷心感谢。
让我们共同祈盼世界太平、国家富强；本集团亦当君子自强，以独善之身兼善天下！
为光大控股2015年年度报告致辞
（2016年）
光大集团起于香江，辗转京港，于今三十又三载；光大控股，集团之国际旗舰，与港风雨同舟，于今已逾廿载。今日之光大，集金融全牌照与先进实业于一体，列世界500强，功能实力，蔚为可观。
2015年光大集团获此成就，光大控股有功，其功为三：一为集团之国际主力舰，光大金融之海上门户。二为集团之价值贡献者，观其2015年，尤为不菲， 营业收益为港币21.3亿元，上升26.3%；归属于本公司股东之盈利为港币51.4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01%；归属于本公司的股东权益总额上升至港币394亿元； 计息负债比率仍维持在33.8%之健康水平。三为战略储备者，光大控股内联兄弟企业，外结知名公司，集投资，募资，基金多功能于一体，参股嘉宝集团、收购美国BEP、Lapmaster公司、设立母基金(FoF)。
上述三功，于光大控股可增内涵价值，于光大集团可布战略新局，可贺可期！
道远知骥，成就不易。世界经济，中国经济，香港经济业已进入不易之秋， 惟愿我勤劳之同仁，可敬之东家，贤慧之客户，合力共襄，善驭新局。若此， 则双宁诚邀：来年额手同庆！
为光大银行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致辞
（2016年）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实现更有社会责任的发展，已然融入光大的血液， 成为光大的文化。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经过八年苦斗，2015年光大集团资产3.6万亿元， 净资产3，200亿元，利润500余亿元，赫然位列世界500强。那个曾经长期亏损， 资不抵债，人心不稳，文化不聚的旧光大一去不复返了！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光大集团对国家、对社会深怀感恩之心。光大旗下主舰之光大银行，尤其不能忘怀她在艰难之际的呵护者、支持者和培育其成长的中国社会经济沃土。
以天下之责，发创新之力，顺协调之愿，秉绿色之需，助开放之势，守共享之本，此乃光大独善兼善之道。
志行万里惟光大，与尔并肩济天下！
为光大银行2015年年度报告致辞
（2016年）
这是中国光大银行于2007年艰难重启“年报”以来，本人的第9次致辞。 兹可报告者三：其一，光大银行之母公司光大集团已不是过去的光大集团，
那个曾经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人心不稳，文化不聚的光大集团一去不复返了！ 其二，光大银行固本培元，调整与发展并举，规模与质量兼顾，局面可喜可贺！ 其三，光大欢送功臣，喜迎新锐，赵欢先生赴农行担当重任，（张）金良先生来光大开拓未来，此乃社会所瞩目，光大之期望！
当此之际，双宁感恩国家，感谢股东，慰问同仁！
2016年，世界经济平庸，中国经济不易。善为之，则易；不善为之，则难。难易之间，见筋见骨，惟悟道识器，方可胜出。
西哲修昔底德有言：天下福祉，并不久驻一方。往昔之光大，流年不利； 未来之光大，必将天时，地利，人和！
诚哉吾愿。
为集团2015年年度报告致辞
（2016年）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写今年这个“致辞”时，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大约百年前的这一句话。
然而，我的心境，却大不同于鲁迅先生的苍凉、沉郁，因为我看见的是大不一样的“世人面目”。
曾经由顺境而“坠入困顿”的光大，乘国家大树之凉，承八方襄助之力， 我五万同仁，勿论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管，亦勿论香港、实业，皆不坠青云之志，且挫且战，积十年之苦功，得今日之新局。
我看见，光大实力大增，2015年荣登世界财富500强；
我看见，光大亮点纷呈，银行稳中有进，证券突破危局，保险生机勃勃， 信托、资管部署新格局，香港、实业业内有翘楚；
我看见，光大稳健前行，董事会富于远见，监事会勤勉尽责，管理层各司其职。光大之由“邦联制”转向“联邦制”，有力、有度、有序。
于是乎，我又想起鲁迅先生的另一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光大之路，是光大人走出来的。
金融文艺工作者的不二之路
访中国金融文联名誉主席、中国光大集团X委书记、董事长唐双宁(2016年12月16日)
11月30日上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推进金融系统文艺工作再上新台阶，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金融文联名誉主席，中国光大集团X委书记、董事长唐双宁，请他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谈谈认识和体会。
“人民”始终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核心
记者：X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X中央高度重视文艺工作。两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1月30日，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请您谈谈自己的认识。
唐双宁：习近平总书记两年多前《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重大使命，科学回答了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了新形势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和任务。这次《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再一次深刻分析了我国文艺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殷切希望，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牢记使命、牢记职责，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我认为首先就是要解决“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去服务”的问题。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个根本方向，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为我们的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的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
讲到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去服务”的问题，就不能不说到70多年前的另一个“讲话”——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抗战期间，大批的文艺家和知识青年从国统区、从海内外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但
这些从“亭子间”、“洋房子”来到根据地的文艺战士与青年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使自己同延安这一特殊的环境相融合。针对文艺界的论争和倾向，1942年4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决定召开一个文艺界的座谈会，就文艺家的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基于此，以毛泽东和凯丰（即何克全，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名义，向延安的一百多位文艺家、文化人发出了邀请函。
1942年5月2日，延安天清气朗，文艺座谈会如期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两层西式楼房（俗称“飞机楼”）的楼下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凯丰主持。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ZZ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也都来了。座谈连续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毛泽东做了开场白，即后来的“讲话”引言部分。5月23日的最后一次座谈，由毛泽东作“结论”。由于来听讲话的人数大量增加， 只好把会场挪到了“飞机楼”外的广场上。在汽灯下，毛泽东手里拿着提纲， 侃侃而谈。当时，胡乔木根据速记稿作了整理，经过毛泽东反复修改，一直到第二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日，才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
针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思想混乱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五个问题——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熟悉生活问题和学习问题，但他把所有问题的中心概括为一个“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在“开场白” 中，毛泽东即幽默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朱总司令”就是人人皆知的朱德总司令，而“鲁总司令”许多人都是一头雾水。经毛泽东解释，与会者才知道指的是鲁迅先生。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一支是武装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共产X要有文武两支军队。他用这样鲜活、生动的语言，论述了文艺工作的重要性。他号召文艺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 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 或空头艺术家。”
七十余年弹指一挥间，时代不同，中心任务不同，文艺的理念和功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毛主席主持延安文艺座谈会之际，面对的时代任务是民族的解
放。那时，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其作用是“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X中央担负的时代任务和历史使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作为。
70多年过去了，文艺的形态、表现手段更加丰富多彩，但“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仍然一脉相承。虽然“人民”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人民”始终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核心。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只有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人民需要文艺，人民热爱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更要服务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从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到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回顾下来，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 反映的无不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
艺术是精神和精神的沟通，灵魂和灵魂的碰撞
记者：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是否还有一些独特体会？
唐双宁：作为共和国50年代后的一代人，具有较为特殊的成长背景和人生经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我对里面讲的许多故事与深刻哲理感同身受，其中列举的灿若繁星的艺术家和他们的经典作品，也同样带给我许多难忘的回忆。他讲的走了30里路去借《浮士德》的故事，我也曾有过类似经历。那个年代找到书读确实不易。而唯其不易，才倍加珍惜。特别是他讲到，“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
这也让我想到自己的一番创作体验。记得1976年1月8日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那时真的是悲痛欲绝，所以此后几十年来我就一直想用文学的语言把当时自己的内心记录下来。在2006年1月8日清晨，大概四五点钟，不知什么原因，我突然惊醒，无论如何也睡不下去了，我下意识地打开电脑，我过去从来没有在这个时候打开过电脑，突然发现，这天是周总理的忌日，是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的忌日。网站上的留言，像雪片一样，怀念，怀念， 无尽的怀念；我的泪水，像潮水一样，止不住，止不住，无论如何也止不住…… 网站上的每一句留言，都让我心绪难平，让我不能自己，我一口气写下了大家熟知的《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祭》，“夜半三哭周总理，双宁长跪不敢起。长跪长将心自扪，唯将此心对天陈……”一代人对总理的情感体验，凝聚在那心灵颤动的一刻。这首长诗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共鸣，我也明白了“诗， 靠什么去写！”，明白了艺术是精神和精神的沟通，灵魂和灵魂的碰撞。
再比如创作长征的书法作品，几十年来，为了研究长征、创作长征系列作品，我几乎走遍了长征路。长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 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如果按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来讲，最难的就是过草地。难在什么地方呢？首先，3500米的海拔，现在的人坐在吉普车里还得吸氧，可红军战士还要背着辎重，沼泽、泥洼，茫茫一片，表面上是草，稍一不慎就会掉进去，就会越陷越深，造成“灭顶”之灾。现在， 这些草地中还有很多人的头骨，这可能就是当年从江西、湖南、湖北来到这里的红军战士的头骨。我们常说过去吃草根、啃树皮，而这里只能吃草根，连树皮都没有，还有就是煮皮带。听当地老乡讲，还有把人的粪便中没有消化的青稞洗一洗，继续煮着吃的情况。通过重走长征路，我才真心体会到“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难”是一种什么样的“难”，体会到了别人体会不到的个中三昧， 并融入到创作中。在最初创作毛泽东《七律·长征》这幅书法作品时，第一句是“红军不怕远征难”，其中“军”字的最后一笔我是一竖扫下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红军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而当我追寻前辈的脚步重走长征路，带着一番深切感受再次书写“红军不怕远征难”时，此时的心态感受与之前又有不同，通过亲身触及长征路所产生的“顿悟”，真正地体会到了长征的曲折求索、艰险不易，于是“军”的最后一笔也用富于变化、险象环生的连绵环绕取代了之前的一笔之竖，将长征之万难、红军之坚韧以我所感悟的
更加贴切的笔墨展现出来。
要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能否联系实际谈谈文艺工作者如何扎根人民、深入生活？
唐双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雕塑者。要写出让人民满意的作品，必须扎根人民，深入生活，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关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习近平总书记曾用柳青在皇甫村蹲点14年，精心创作《创业史》的故事告诫文艺工作者，要想有一番大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 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要走进生活深处，不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要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要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 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学艺术家思想的解放和科技进步，艺术表现方式和媒介传播手段都更加多样，艺术反映的主题也更加丰富，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不可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还存在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因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这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而能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还是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是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深入生活。古往今来， 文艺巨制无一不是深入生活的产物，无一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当前文艺界最突出的问题确实是“浮躁”二字。一些文艺工作者沉不下去，缺少“板凳要做十年冷”的艺术定力，缺少“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追求，缺少柳青辞掉县委书记蹲点皇甫村14年创作《创业史》的功夫，缺少福楼拜一页写5天的韧性， 缺少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心血，这是创作不出优秀作品来的。回想我创作唐代诗人王昌龄《从军行》的经历，“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那是十多年前的五一休假，为了书写这幅作品，我亲赴楼兰体验生活。戈壁滩里根本没有路、没有信号、没有水、没有生物，连一点绿色都没有，由于迷路，晚间只好在戈壁滩的汽车里过夜，差一点成为“木乃伊”，第二天才找到楼兰古城。那时，真是命悬一线。但不破楼兰终不还——为了这幅作品的创作，付出这样的代价， 今天想来，还是——值！当然我也不是说创作一幅书法作品就非得要这样，但深入生活后，确实是感情不同，理解不同。
记者：金融文艺工作者如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坚持为人民创作这一根本导向？
唐双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工作者，承担着建设金融强国的历史使命；金融系统的文艺工作者，承担着为金融改革发展服务，为广大金融员工服务的重任。什么叫“金融文化”？前些年，在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银监会的一个专题讲座上，我把金融业发展概括为三个基本要素——“体、境、魂”。“体”就是自身物质层面的努力，包括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完善体制机制， 提高管理能力、提高员工素质等等。“境”就是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的稳健发展，法制的健全，社会信用状况的改善，以及国际金融环境的优化等等。“魂”， 只具备“体、境”还不行，还有一个“魂”的问题。“魂”是什么，“魂”就是金融文化。金融是一种资金配置行为。金融资产是人的物质财产的货币表现。因此，金融说到底是人的行为。金融文化是人在主导金融活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亦即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融资活动。没有金融实践，产生不了金融文化；没有金融文化的影响，金融实践难以健康发展。所以建设好金融文化，可以起到治本的作用。金融系统的文艺工作者们，我们就是要努力打造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创作出撼动人心的传世精品，书写出听者读者喜闻乐见的文艺佳作，讴歌金融的真善美，弘扬金融的精气神，为金融改革发展鼓与呼。
那么，什么叫喜闻乐见呢？记得一次我在武汉为湖北省X政干部做金融形势讲座时，讲到逃废银行债务问题，面对黄鹤楼，我就顺口说到：债主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债主一去不复返，银行资产空悠悠……由此，引起心领神会的哄堂大笑，也吊起听者胃口。认真想想，我们的讲话、写文章，不就是给人看、给人听的吗？所以，就要尽量入眼、入耳、入身、入心，千万不要弄出一些佶屈聱牙、“下决心不要群众看”（毛泽东语）的东西来呀。把简单问题说简单是初级水平，把复杂问题说复杂是中级水平，把复杂问题说简单是
高级水平，把简单问题说复杂是没有水平。从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到王维的“清泉石上流”，再到曹雪芹的“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简单吧，村头老大娘一听就明白，但几百上千年了，人们都还在反复吟诵、玩味不尽。这些例子，我们应该从中细细品味。
要创作出反映丰富金融生活的艺术作品，我们的金融作家、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深入基层、深入鲜活而生动的金融改革发展实践，了解基层生活、故事、语言、习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在“躬行”中获得真知，要对真知进行高超的、深刻的艺术表达。你看看晋朝鲁褒的《钱神论》， 对货币拜物教的艺术批判，那么形象，那么深刻，堪称中国气派的古代金融文艺作品典范。我曾讲过书法的“书外功夫”，把书外功夫概括成六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拓万丈胸”。大美境界， 艺术真谛，不到基层，不下苦功，不沉下心去咀嚼，是体验不到、也创作不出来的。
尊重和遵循艺术规律，发挥文艺工作者精神潜能与创造活力
记者：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具备自身独特的规律。如何为金融文艺工作者创造更加良好的创作环境，促进金融文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唐双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是创作出优秀文艺作品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文艺工作者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作家、艺术家的自身条件、主观努力与创作精神在艺术生产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的，“走入生活、贴近人民， 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态度；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文艺工作者既要有这样的态度，也要有这样的能力。”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是人类的高级审美活动，因此，文艺工作必须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发挥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潜能、创造活力，体现文艺的独特价值，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金融系统的领导同志也应当努力提高文艺素养，尊重文艺审美价值，运用文艺内在规律，促进金融系统文艺的繁荣发展；要用符合文艺规律的方式领导文艺事业，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保护好金融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与普通作家贾大山的故事，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范例。贾大山是河北正定县一位有才华、有情怀也有点性格的本土作家， 习近平同志80年代到正定挂职前，就读过贾大山的小说，非常欣赏他那诙谐幽
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到正定后， 他登门拜访贾大山，并且结下了深厚的历久弥深的友谊。在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忆两人交往的故事里，叠罗汉翻铁门的情节让人忍俊不禁，街头小酌的情景让人心生快意，相聚淌下的泪水让人难以忘怀，生死之别的悲怆让人唏嘘感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透过习近平总书记的《忆大山》一文， 我们更懂得了什么叫“神交”，什么叫“挚友”，什么叫“知音”。而这背后，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的关心、对文艺特性的洞悉、对创作规律的尊重。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的《忆大山》文章本身就是一篇语言优美、饱含真情、感动人心、净化灵魂的艺术佳作，值得好好学习、品味。我们金融系统的领导干部，也应该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善于与文艺工作者交心、交友，善于运用艺术规律，释放创作活力，拓展创作空间，促进金融文艺园地枝繁叶茂、百花盛开，以服务于广大金融员工，促进金融业改革发展。
记者：最后，请谈一下对金融文艺工作者的希望。
唐双宁：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扎根人民，深入生活，尊重规律，勇于创新，拥抱灵魂，塑造精神，创作出有正能量、有感染力，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金融员工所喜爱的优秀作品，这是金融文艺工作者的不二之路。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伟大的时代，更有责任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服务于人民、凝聚精神力量、标榜千秋史册的伟大作品。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曾充满深情地展望文艺的未来：“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蔚然耸立”，广大金融系统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们，有责任为这一目标的早日实现而努力。
关注风险保持定力
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
(2016年3月4日)
2015年，经济形势错综复杂，首次进入世界500强的光大集团，业绩却亮点纷呈——资产总额较年初增长18%，股东权益较年初增长28%，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1%，净利润同比增长22%。根据预测，今年光大集团在世界500强的位置还将前移。今天的光大已不是过去那个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出不了报表、开不出工资、人员外流、业务下滑、被市场看不起的旧光大。今天的光大，资产是8年前的5.6倍，年利润由8年前累计亏损变为盈利500多亿元，权益由8年前的资不抵债增加到近3200亿元，成为拥有一批龙头企业、亮点品牌的全牌照大型金融控股集团。
全国两会临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会提出什么议案建议？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唐双宁。
建立金融风险联防机制
记者：全国两会将至，在金融行业，您曾经是监管者，如今又是大型中管金融企业的领导者，这样的经历可能也决定了您对于很多问题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视角。对于金融行业的发展，今年全国两会上您有什么议案建议？
唐双宁：今年全国两会，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提交了一份《关于尽快建立金融风险联防机制的建议》。提交这份建议的初衷还是因为目前金融风险存在多重隐患，例如由不良贷款引发的信用风险；业务人员违法违规引起的操作风险；汇率、利率、股市波动引发的市场风险；创新过度引发的法律风险；资产负债匹配不当引发的流动性风险；监管缺失引发的互联网金融风险和非法集资风险；金融国际化引发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等等。同时，金融风险之间还存在交织并存问题，传统风险与创新风险交织并存；合规风险与违规风险交织并存；资本市场风险与资金市场风险交织并存；合法机构风险与非法机构风险交织并存；法律风险与道德风险交织并存；有监管风险与无监管风险交织并存； 本币风险与外币风险交织并存；科技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并存；表内风险与表外风险交织并存；境内风险与境外风险交织并存；实际风险与心理风险交织并
存；真实风险与信息风险交织并存。这些风险交织并存，增加了风险的复杂程度和处置难度。
上述多重风险隐患的蔓延，特别是风险之间的交织感染，使得金融风险呈现明显的跨行业、跨机构、跨市场、跨领域、网络化“联动”的趋势。防控风险不只是技术，更是艺术。前些天我在光大集团内部专门开了一个“打招呼会”， 强调关注风险，强调在风险面前保持定力，既要对该处理的风险及时处理，又要学会处理风险的艺术，防止因为处理风险而引爆更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 我建议建立金融风险联防机制，重点包括体制、政策和技术三个方面。体制上， 尽快改变“一行三会”各管一域，缺乏有效协同的局面；政策上，宏观政策应统一协调，监管政策应方向协同，微观措施应信息相通；技术上，应建立管理信息平台和数据共享平台，确保互联互通。
具体建议是，首先，要加快联防机制顶层建设。配合金融改革总体方案， 要建立各金融主体之间的制度协调机制，提高金融联动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在金融风险预测、分析、评估和防范方面，形成常态化的信息沟通和工作协作机制。
其次，可以考虑成立国家金融安全委员会。不管监管体制如何改，成立这个委员会都是必要的。目前成员可以考虑包括一行三会、财政、工信、网办、公安、安全、商务等部委办，发挥综合防范金融风险的“拉网式”安全平台作用。
再次，可以考虑由央行牵头建立金融安全信息共享制度和金融监管信息数据库，涵盖银行、证券、保险业、外汇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的机构及个人征信信息、重要高管人员道德风险信息等各类信息。
建议长征路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长燃圣火
记者：您在企业管理中向来重视以X的历史以史鉴今，您还经常倡导弘扬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或议案吗？
唐双宁：我觉得目前需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所以今年我还联合其他代表提交了两个议案：一个是《关于长征路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长征精神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议案》。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我业余时间又进行了一些新的研究考证，并在X史专业刊物发表。我建议，应申报长征路线为世界文化遗产、长征精神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对于宏扬长征精神、对宏扬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一个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长燃圣火的议案》，这对宏扬民族精神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我建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长燃圣火。这在国际上是有例可鉴的。美国1863年动工建设的葛底斯堡和平纪念碑上方的长明圣火燃烧至今， 用于抚慰为民主而战的先驱；加拿大1967年为纪念建国百年，在国会大厦前的广场中心点燃长明圣火；俄罗斯莫斯科的红场无名英雄烈士墓，自1962年建成之日起，长明圣火昼夜燃烧，象征二战烈士的英雄精神永世长存。这些都是一个国家对英雄的缅怀和敬仰，是其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所以我想联合其他代表提交这个议案。
不断加强的X的纪律检查工作 中国共产X纪律检查历史脉络初探
(2016年1月12日)
X的纪律是X实现自己ZZ任务的保障。X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负责X纪监督的专门机关，X章规定其主要任务是：维护X的章程和其他X内法规，检查X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X的委员会加强X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中国共产X的历史大体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三个阶段。与这三个历史阶段相适应，中国共产X的纪律检查史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X纪律检查工作的曲折探索
革命战争时期，X的历史任务主要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一时期X的纪律检查工作受自身成熟程度、革命战争环境和特定历史条件的决定，总体上处于曲折探索阶段。
1921年X的一大通过的X的第一个纲领虽然只有15条、900余字，但起到了“临时X章”的作用，对X员身份认定的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X的组织机构原则和早期财务纪律作出了规定，特别是写进了监督问题，强调“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为X组织的管理、监督、巩固和发展发挥了作用，为X的纪律建设奠定了基础。1922年，X的二大通过了X的第一个章程，对X员条件、X的各级组织和X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 并专门设置“纪律”一章，为我们X能够在当时严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并日益发展壮大，提供了纪律保障。1923年X的三大和1924年X的四大沿用二大X章。这一时期虽没有建立执行纪律检查的专门机构，但X已经意识到监督和纪律的重要性，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地方各级X委执行这一职能。此后，随着X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需要设立专门执行检查职能的机构，加强对X员的管理。1926年4月，广东X组织建立了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检查委员会，林伟民担任书记，杨匏安、杨殷、梁桂华担任区监委委员。这是我们X建立监督机制的最初尝试。
1927年，革命形势日益严峻，一些信仰、意志不坚定的共产X员登报退X甚至公然叛变。此时，迫切需要成立维护X纪的专门机构。1927年4月底至5月上旬在武汉召开的X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产生了X内维护和执行纪律的专门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X的历史上首次设立纪律检查机构。新成立的中
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有7人：王荷波、杨匏安、许白昊、张佐臣、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有3人：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王荷波当选主席，杨匏安为副主席。同年6月，经中央ZZ局通过的《中国共产X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 专列“监察委员会”一章，规定在中央、省设立X的监察委员会，“为巩固X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的工作重点主要是维护X的ZZ纪律和组织纪律，对于违反X的纪律的行为，监察委员会“依合法手续审查之”。“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必要时，得参加相当的X部之各种会议”，“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成立纪检机构的目的及机构设置等，都已经比较明确。但是，由于X首次设立纪检机关，还缺乏经验，监察委员会的具体任务和具体工作权限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再加上当时处于革命低潮时期，大批共产X员包括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王荷波等遭国民X杀害，因此，中央、省监察委员会未能充分履行职责。虽然如此，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省监察委员会和《中国共产X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的通过，标志着X内纪律检查体制的初步创立，为后来X的纪律检查体制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
之后一段时间，X的纪检监察机构的名称不断发生变化，任务也随着形势发展而不断变化。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通过的X章取消了监察委员会，成立了审查委员会，“为监督各级X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起见，X的全国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或省县市审查委员会”，履行原监察委员会的部分职责，刘少奇任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阮啸仙、孙津川为委员，叶开寅、张昆弟为候补委员。1933年8月，中央ZZ局决定设立中央X务委员会。9月，X中央在《关于成立中央X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定》中指出，“为要防止X内有违反X章，破坏X纪，不遵守X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X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X务委员会，各省县成立监察委员会”。X务委员会及省县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 “维护无产阶级政X铁的纪律，正确地执行X的纪律，保证X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视X章和X决议的实行，检查违反X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与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选
举了中央X务委员会，负责处理X籍和对X员的处分问题，李维汉任书记，阮啸仙、陈潭秋任委员。中央X务委员会实际上成了X内纪律检查的职能机关。
1945年6月，X的七大通过的X章取消“审查委员会”的规定，专设“X的监察机关”一章，规定“X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成立X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X的委员会”，“中央及地方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与职权，是决定或取消对X员的处分，受理X员的控诉”。这些规定，明确了X的监察机构的产生方式、任务与职权、领导体制，特别是突出强调“X的各级监察委员会， 在各该级X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首次就监察委员会与X委的关系作出了明确规定，即监察委员会要接受同级X委的指导，从而初步确立了X的纪检机构的领导体制。但由于当时处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爆发前期，规定未能实现，监委会未能成立，X纪的执行工作仍由各级X委直接负责，日常工作则由X委组织部门负责。
从上述历史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我们X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X原则， 积极探索开展X内监督和纪律检查工作的方式方法、体制机制，但由于当时X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机构设置很不稳定，领导人员变动频繁，监督作用有限。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实践探索，为后来建立X的纪律检查机构作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
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X纪律检查体制的确立与反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X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和X的队伍的壮大，规范和加强X的纪律检查工作提上了日程，也具备了条件。为了更好地执行X的ZZ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保守国家与X的机密，加强X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保证X的一切决议的正确实施，1949年11月，中央印发
《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X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成立中央及各
级X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了由11名委员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任书记，王从吾、安子文任副书记。在领导体制上，《决定》规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央ZZ局领导下工作，地方各级纪委在各该X委会指导下进行工作。但由于地方各级纪委在“各该X委会指导下进行工作”的规定不够明确，1950年2月，《关于各级X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关系问题的指示》明 确指出，各级X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各级X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各级X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直接在各级X委的领导下工作。到1950年底，全国大部分县以上X委都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纪委均设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配备了专职
干部。1952年10月，全国专职纪检干部2800多人，到1954年底，发展到7200多 人。
1955年3月通过的《中国共产X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成立X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认为，“目前X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已不能适应在阶级斗争的新时期加强X的纪律的任务，因此中国共产X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X的中央的和地方各级的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的和地方各级的X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加强X的纪律，加强反对X员中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
《决议》还明确了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方式、领导体制、主要任务、职责权限。
1956年9月，X的八大通过的执政后的第一个X章，从产生方式、领导体制和任务职权三方面对“X的监察机关”作出规定。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由董必武等21人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关于加强X的监察机关的决定》要求“加强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扩大各级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名额”，“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派出监察组常驻国务院所属各部门”， “各省、市、自治区X的监察委员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派监察组和监察员驻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所属的各部门进行工作”。这些具体规定，为改革开放后实行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提供了有益借鉴。
“文化大革命”期间，X的各级监察委员会被撤销，“九大”和“十大” X章都取消了关于X的监察机关和X的纪律的条款，X的纪律检查工作受到全面破坏。
这一时期，X的纪检监察机构基本上是X委领导下的一个工作部门，纪律检查体制机制和工作内容等发生过一些变化和反复，甚至还经历了一些挫折， 但随着我们X执政实践、执政经验的不断丰富和发展，X对纪律检查机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逐步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机制逐步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三、改革开放时期：X的纪律检查机构的恢复、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工作的不断加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X中央开始考虑纪律检查机关的恢复工作。1977 年8月，X的十一大通过的X章重新规定设置X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条款。1978年12月召开的X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X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全会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新
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有委员100名，陈云任第一书记，邓颖超任第二书记， 胡耀邦任第三书记，黄克诚任常务书记。1979年1月，中央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各级纪委紧密围绕切实搞好X风这个中心，加强对X员的X纪X风教育；抓紧处理积压案件，做好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做好来信来访工作，认真处理群众的揭发、控告和申诉。从此，X的纪律检查工作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
1982年9月，X的十二大召开，选举了由132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由11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黄克诚为第二书记、王鹤寿为常务书记。十二大通过的X章对X的纪律检查机构的设置及职权、任务都作出了新的规定。首先，X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X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同级X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听取代表大会的审查。由此，X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成为同级X的领导班子的一部分， 而不是仅仅一个工作部门，从而提高了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权威。其次，X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X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X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X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从而确立了纪检工作的双重领导体制。X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X的章程和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的执行，协助X的委员会整顿X风， 检查X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至此，各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体制格局基本形成。
在1985年X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根据新老干部交替的原则，黄克诚等33名委员退出中央纪委，增选了32名新委员，并调整了中央纪委的领导机构，选举王鹤寿为第二书记、韩光为常务书记。十二届五中全会又增选了31名中央纪委委员。到1987年底，全国纪检机构已达到9万多个，专职干部人数达25万余人。1987年11月，X的十三大选举产生了69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的
《中国共产X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取消了“X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必须从中央ZZ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的规定。随后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8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乔石任书记，陈作霖、李正亭、肖洪达任副书记。这一时期，国家监察部恢复设立。根据十三大报告，“X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应当集中力量管好X纪，协助X委管好X风”，中央纪委逐步撤销了在国家各部门设立的国家监察组，工作职责由国
家监察部负责。
1992年10月，X的十四大选举产生了由108名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出由13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尉健行任书记，侯宗宾、陈作霖等5人任副书记。这一期间，最具影响的是纪检机关和监察机构合署办公。1993年1月，按照中央的规定，中央纪委和监察部正式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合署后的中央纪委履行X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项职能，对X中央全面负责”。
1997年9月，X的十五大召开，选举产生由115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同时选出15名常务委员，书记尉健行，副书记韩杼滨、曹庆泽等6人。十五大X章对X的纪律检查机关的规定没有新的变化。2002年11月，X的十六大召开，选举产生由121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19名常务委员， 书记吴官正，副书记何勇、夏赞忠等7人。同时，针对X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十六大X章对X的纪律检查机关职责和任务作了补充规定，强调“对X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利进行监督”和“保障X员权利”，“协助X的委员会加强X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2007年10月，X的十七大选举产生由127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19人为常委，书记贺国强，副书记何勇、马馼等8 人。
巡视是X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X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在X的纪律检查工作不断完善加强的同时，巡视工作也提上了日程并不断完善和加强。1990 年3月，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央和省区市X委可根据需要派出巡视工作小组。从1996年开始，中央对巡视制度进行积极探索，由此推进了X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1996年1月，经中央批准，十四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通过了关于重申和建立巡视制度的决定；3月，中央纪委制定了《关于建立巡视制度的试行办法》，对巡视干部的选派、任务、职权、纪律、管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1997年2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重申和建立X内监督五项制度的实施办法》，明确巡视组的组成、职责、任务、权限等， 推动了巡视工作的开展。X的十六大后，巡视工作进入全面开展阶段。X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X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2003 年2月，十六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要求“加快实现巡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
2003年5月，中央批准在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设立巡视工作办公室，与中
央纪委X风廉政建设室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同年12月，中央颁布施行《中国共产XX内监督条例（试行）》，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X委建立巡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对下级X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以X内法规的形式将巡视制度确定为X内监督的十项制度之一。2005年8月，中央批准单独设立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办公室，为中央纪委内设正局级机构。从X的十七大开始，巡视工作进入逐步深入阶段。2007年10月，X的十七大提出“完善巡视制度”的要求，新修订的《中国共产X章程》把“X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纳入了X的组织制度体系，将巡视制度以X内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2009年7月，中央颁布《中国共产X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对巡视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机构设置、工作程序、人员管理、纪律与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对于推动巡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11月，中央ZZ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由时任中央ZZ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担任组长，并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和巡视工作办公室分别更名为中央巡视组和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委也相继成立了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级巡视工作领导体制逐步建立，制度框架逐步形成，巡视领域不断拓展，监督力度不断加大。巡视制度作为X内监督体制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对现行各级纪委双重领导体制的有益补充。
这一时期，在领导体制上，从同级X委单独领导逐步过渡到同级X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在工作职能上，在强化惩处职能的同时，加大了监督、教育和保护的职能。特别是十二大X章明确规定了纪检机构的三大任务和三项经常性工作，十六大X章进一步发展为三大任务和五项经常性工作，体现了新形势下纪检工作的新定位，适应了当时的要求，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纪检机构监督主体和组织协调的职能。
2012年11月，X的十八大召开，选举产生了130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19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副书记赵洪祝、黄树贤等8人。
十八大以来，在世情、国情、X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四大考验”、“四种风险”更加鲜明地摆在我们面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X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严峻性和复杂性两个方面，系统分析反腐败斗争形势。从实际情况看，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仍然严重，X的十八大后仍有少数X员领导干
部不收敛、不收手，贪腐金额动辄上千万上亿元，而且往往集ZZ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于一身；“四风”病源还在、病根未除，仍停留在“不敢”层面，“不能”、“不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防止反弹的任务艰巨；少数X员干部纪律和规矩意识不强，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有的对X已经明确的ZZ原则妄加议论，有的脱岗不向组织报告，有的领导干部不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等等。巡视发现的问题、纪律检查机关查处的案件、严重违纪违法者的自我忏悔，都印证了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X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X中央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把X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就从严治X、严明纪律、改进作风、惩治腐败等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为深入推进X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X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纪委聚焦X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紧盯重要时间节点，不断深化拓展内容，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纠正“四风”； 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严明X的纪律特别是ZZ纪律和组织纪律，使X的纪律和规矩逐步刻印在X员干部的心上；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发现问题更准更多，震慑作用持续增强，巡视成为一把出鞘的“利剑”；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严肃查处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一批违纪违法案件，X风政风为之一新，X心民心为之一振。
在深入推进X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同时，X中央着眼于解决影响反腐败工作的体制机制障碍，对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作出全面部署。三中全会决定，“推动X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落实X风廉政建设责任制，X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X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X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全覆盖”。这些改革措施，概括起来就是“两责任”、“两为主”、“两统一”、“全覆盖”，既坚持了同级X委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又强化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有利于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落实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要求，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聚焦中心任务，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创造性开展工作，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工作思路和权威高效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及工作机制，X的纪律检查体制进入了改革创新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X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加强，为依规管X治X提供了制度保障；特别是认真总结X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经验， 对巡视工作条例、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等进行了修订，体现了全面从严治X的实践成果。其中，《中国共产X廉洁自律准则》重申X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紧扣廉洁自律、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X员、突出关键少数，强调自律，重在立德，为X员和X员领导干部树立了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展现了共产X人高尚的道德追求，是向全X发出的道德宣誓和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中国共产X纪律处分条例》坚持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突出政X特色、X纪特色，严明ZZ纪律和ZZ规矩、组织纪律，围绕X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强调他律，重在立规，划出了X组织和X员不可触碰的底线，实现了X内法规建设的与时俱进。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X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X的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和工作职责也在与时俱进，其中突出的有这么三个特点，一是X的纪律检查体制的调整和完善，必须服从服务于X的中心工作， 服从服务于X情、国情的发展变化；二是X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根本判断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加强X的领导、有利于加强X内监督、有利于更好发挥纪委的职能；三是不管如何改革和完善，纪律检查机关始终把X章作为开展工作的根本依据，忠实履行X章赋予的职责，把维护X的集中统一和X的纪律，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
X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ZZ清明的目标，必须落实“两个责任”，推动形成全X动手一起抓的局面；必须严明X的纪律特别是ZZ纪律和ZZ规矩，把X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通过严肃执纪，把X的纪律刻印在全体X员特别是X员领导干部的心上；必须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纠正“四风”，坚决防止反弹；必须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局面；必须着力加强X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中国共产X的纪律检查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加强完善，在改革中不断与时
俱进！
长征路线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16年3月14日）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红军长征不仅锤炼了伟大的X和伟大的人民军队，还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成为我们X和军队作风建设的基因， 直接促进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长征精神作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体现，是X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源泉；弘扬长征精神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长征是人类精神的丰碑，体现了不屈不挠、勇于牺牲的精神品质和伟大情怀。长征精神产生于中国又影响世界，是崇尚正义、追求进步的人类的共同财富。
加强长征路线与长征文化的开发宣传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长征与长征精神是我国现代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软实力和世界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长征路线和长征文化的开发，对于让后人铭记历史、让世界了解中国，都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长征沿线至今仍是全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加强长征路段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扶持，能够更好地带动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长征路线承载了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一段灿烂辉煌的时期，见 证了光辉的历史，完全符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长征精神已经成为流淌 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文化因子，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X历史文化的“活”的体 现，完全符合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条件。为此，我提出几点具体建议： 加强研究，提炼、规范长征精神与长征路线的内涵与范围。要形成系统完
整的长征史料；要对长征精神做进一步提炼和总结，深刻体现长征精神的实质和内涵；在表达上既要考虑国际可接受性，更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加强长征路线基础建设。长征路线分布着众多的红色区域和红色遗迹，虽然部分地区已经建立了纪念设施，但总体来看，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保护和开发体系，加上交通不便，容易造成相关遗迹的破坏，也不利于长征文化的系统深入挖掘和宣传教育。由于长征路线涉及多个省区市，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由国家统筹实施。因此，建议在国家层面组建长征路线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协调办公室，
全面负责相关建设的规划和协调工作；由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金，用于加强长征路线的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红色旅游”基金。建议由国家文化产业母基金出资作为引导资金， 吸引部分社会资本，组建“红色旅游”基金，进行长征沿线旅游线路和相关旅游产品的开发。
由文化部牵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X史研究室等部门及有关省区市参与，成立申遗委员会，统一负责长征路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长征精神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谈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网络X课
（2016年5月3日）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作为央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其中很重要的是要学好关于经济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通过初步学习，我认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在经济发展方面形成了三个重大理论创新，一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对经济发展阶段和形势判断的重大创新，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前提；二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是对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重大创新，新常态下只有创新发展理念才能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三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对经济工作着力点的重大创新，在新常态下按照新发展理念做好经济工作，必须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X委书记带头讲X课，下面，我就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一、为什么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就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必然，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9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促使新常态形成的9个趋势性变化。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一是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三是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四是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发生变化。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四降一升”：一是经济增速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后， 我国经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反弹，2010年达到10.6%，之后增速逐年下滑。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不可能是“V”型反转。我8年前就讲过经济的“W” 型，现在看来，实践证明这个观点是符合实际的。当然也有认为经济走势是“L”
型。如果从一定时段来看，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个观点也是成立的。但放在更长远的时段看，事物总是波浪式前进的，还应是“W” 型。二是工业品价格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PPI）连续49个月下跌，2015年全年下跌5.2%，比上年扩大3.3个百分点。进入2016年后虽跌幅有所收窄，但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还不确定。三是实体企业盈利下降。一方面是工业品价格持续下跌，另一方面企业经营成本不断提高，必然造成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下降，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首次出现下降（2.3%），制造业亏损面扩大，部分行业全行业亏损，许多企业到了破产倒闭边缘。四是财政收入增幅下降。2015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8.4%，同口径增长5.8%，增幅为多年来最低。同时，财政支出的刚性导致平衡收支的压力加大。五是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产能过剩、杠杆率高、库存攀升、不良贷款、地方债务、非法集资等风险点增多，这些风险相互传染，有可能演化为金融风险，对经济金融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去年“两会”上，我就对互联网金融提出要加强监管，要有度，要注重防范风险，结果还引来一片指责。“大医治未病”，我现在的身份不宜对外讲宏观的东西，那次是“两会”逼到了墙脚，但并未引起多大重视，现在看来，互联网金融已经产生很大的风险。
这种“四降一升”，决定了我们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讲， 供给与需求是一对矛盾，需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要根据市场需求提供供给，包括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出口供给等等。市场需求什么，就应当供给什么；供给不适应需求，就应当进行供给侧的改革（供给理论包括供给要素理论和供给对象理论，这是从供给对象理论上讲的）。我们现在的产能过剩、库存高企就是供给结构不合理；杠杆过高、成本过高则是供给侧不合理的成因与代价。*【联系微信dadawk01】
我们所说的结构性问题，是结构过剩与不足并存。一方面部分产业的产能达到物理性峰值，产能严重过剩，存在大量无效供给，占用了大量资源，间接抬高了全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一些中高收入群体为满足消费需求的供给不足， 到国外买房、购物、上学、看病。CPI和PPI一正一负的分离说明，工业品过剩， 但部分消费品供不应求。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没有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资源配置存在体制机制性障碍，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并存。这种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的扭曲，不可能通过刺激需求的办法解决。而且长期施行需求刺激的政策，会带来严重不良后果。
我们过去刺激需求主要是根据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原理。其实“三驾马车”既是需求也是供给，从需求角度讲现在外需刺激不了，消费是慢变量，民间投资短期也很难刺激。最后，只好主要聚焦到扩大政府基建投资上，用政府决策替代市场选择。这就加剧了产能过剩及钢铁、水泥、玻璃、电解铝等投资品大量积压。2015年，我国钢铁产能11.5亿吨，产能利用率70.8%，不论如何扩 大基建投资，也难以消化掉这多达几亿吨的过剩产能。我国钢铁产能已占全球66%，扩大出口的余地也不大，而且给我们自身还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这种办法又助长政府和企业通过债务融资扩大生产和投资，造成杠杆率上升，一旦总投资增长率下降，投资回报降低，政府和企业高负债就会雪上加霜。扩大政府投资，超出当期财政能力，又会形成地方政府高负债，产生债务危机。刺激需求，倒逼增发货币，在实体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和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情况下，则促使货币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以钱炒钱、吹大泡沫，出现经济泛金融化、高杠杆化、高债务化，以及更为危险的产业空心化。有资料统计我国目前实际利率差不多已达10%以上（加权平均贷款利率5.7%加上-5%的工业品出厂价格）， 实体企业借贷资金必须投资于高于实际利率的项目才有回报，因此很多企业不敢投资实业，而是购买理财、投资房地产等，造成实体经济越来越虚，金融风险也越来越大。以上这些说明，再不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我国经济将走入“死胡同”。
二、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前面讲了供给与需求这对矛盾中，需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说要根据需求提供供给。供给决定增长能力，即潜在增长率；需求则决定潜在增长能力能否充分释放，能否转化为现实增长。刺激需求，短期会促进增长，但如果刺激过度，如果刺激的不是真正市场需要的需求，就会带来需求过剩、产品积压。从这个意义上讲，供给必须服从真实的需求。
经济学中总需求的一般模型为Y=C+I+（X-M），即由消费（C）、投资（I）、净出口（X为出口、M为进口）三部分组成。总供给的一般模型是Y=AF（K，L）， 即资本（K）、劳动（L）和全要素生产率（A）。这两个公式在实践中的要求就是，供给对象的总量与结构必须符合需求总量与结构，总需求与总供给必须平衡，这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从需求刺激角度讲，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所以要通过政府干预刺激需求，使之与总供给相均衡。凯恩斯
主义对二战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和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刺激需求一般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会刺激家庭、企业、政
府、金融四个部门的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是靠自有资金、不是靠资本回报、居民收入、政府税收等的增加，而是靠的举债。如降低居民购房首付比例，从30%降低到20%，虽然会刺激首付资金不足的居民扩大当期购房数量，从而带动房地产增长和经济增长，但这不是因居民收入实质性增加而扩大的需求，而是靠居民负债扩大的需求，会带来居民负债率（杠杆率）上升。所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带来全社会杠杆率上升等问题。
政府债务超出财政能力时，寅吃卯粮，难以持续。有的地方当年到期债务和当年财政收入相当甚至大于财政收入，只能靠政府拆借资金偿还，造成越借债务越多，这就会形成债务危机。
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需求，若资金主要进入供给不足的实体经济领域， 有利于扩大有效供给，改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不平衡，增强潜在增长率。但如果不是进入供给不足的实体经济领域，加上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资金就会进入房市、汇市、股市、债市，形成资产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就会引发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危机。
那么，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讲（这里的供给仅指供给要素），改善供给的主要途径包括增加劳动数量和提高劳动质量、增加资本数量和提高资本质量、改善劳动与资本的组合即优化资源配置。
扩大劳动数量，包括增加劳动者人数和增加劳动时间。目前，我国农民工难以市民化，致使不少农民工40多岁就回乡、退出生产率高的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与同城市劳动者一般60岁退休、工作40年相比，少了近20年，这是劳动资源的极大浪费。现在，这一矛盾已开始显现，加重并加快了人工成本的上涨压力，消弱了我国的整体竞争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就要解决户籍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以及技能培训问题等等。
扩大资本数量和提高资本质量，主要应当通过扩大生产性投资的方式实现， 其中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是最有利于提高资本质量的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补短板的任务之一就是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强调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改善劳动与资本的组合，优化资源配置，可以在企业内、企业间、产业间
三个层面来实现，这就要通过改革，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使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得到合理的回报，也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这就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这种建立在生产率提高基础上的增长，才是健康的增长，可持续的增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过去我国长期实行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政策，宏观政策的取向主要是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积极的”、“宽松的”、“稳健的”、“从紧的”当中进行选择。这两大政策非常重要，但目前仅靠两大政策的宽松或从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我们必须跳出凯恩斯主义的思维惯性，跳出需求管理的局限，在供给侧方面谋求解决办法。任何一门经济学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但经济学的基础是哲学，任何经济学都不能绝对化，都必须根据实际和变化了的情况适当运用，都必须把握好“度”。对凯恩斯经济学也应如此。
当然，我国过去也强调结构调整，但这个“调结构”包括了需求结构、产业机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区域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同时把调结构当成稳增长的手段，当成主要是加大建设力度，加大投资力度的手段，各地区各部门都在做加法，没人做减法。这次强调的结构性改革，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防止政府主导调结构，防止单纯做加法调结构，防止在结构性改革中带来新的产能过剩；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主要不是扩大投资、扩大财政支出、扩大货币发行，而是要提供制度环境，包括市场制度方面的市场准入、市场交易、企业破产即企业退出等制度；企业制度方面的激励创新、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鼓励竞争、打破垄断等；政府管理方面的简政放权、减少政府不当干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改革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养老保险体制等等。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中央确定的方针是，战略上要坚持持久战，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打歼灭战，重点抓好“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
我们的现实情况是，有些产品价格弹性已经为零甚至为负，价格再怎么下
降，消费总量也难以扩大。比如钢铁、煤炭的价格一直在下降，但消费总量却在减少。2014．2015年，煤炭消费总量分别减少2.9%、3.7%。粗钢消费量2013 年达到峰值后，2014．2015年分别下降3.3%和5.4%。这说明根本原因不是需求 不足，而是产能过大，产能超出需求极限。
过剩产能在企业层面的表现就是“僵尸企业”。“僵尸企业”是那些已经丧失偿付能力、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达到了破产法规定的申请破产条件，只能依靠银行贷款、政府补贴、母公司补贴等维持生命僵而不死的企业。“僵尸企业”占用信贷、财政、土地、劳动等资源，抬高杠杆率，加剧产能过剩，扭曲市场价格信号，限制市场优胜劣汰，制约经济升级，长此以往，还会把行业中的优质企业拖垮，最后大家一起死。而且让“僵尸企业”继续举债，实际是加剧道德风险，损害全体人民的利益。当然处置“僵尸企业”会带来职工下岗、不良资产增加等一些新问题，但这是绕不过去的坎，只能用稳妥的方式，用今天的“小震”，化解未来的“大震”。
处置“僵尸企业”的方针是：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 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和债务处置。通过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通过在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专项奖补以及资本市场等方面的支持，达到减少过剩产能，提高产能利用率，稳定工业品价格，止住价格下跌，增强优质企业盈利能力并平稳过渡的目的。
截至今年一季度，全国商品住宅待售面积4.6亿平方米，施工面积42.4亿平方米，合计47亿平方米。按每套住宅面积100平方米计算，今后两三年的住宅供应总量为4700万套，按每套3人计算，可容纳1.4亿人口。显然，相对于现有户籍人口而言，库存多了，但相对于在城镇就业和生活的2.5亿非户籍人口而言却是不足。问题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使这些非户籍人口很难形成在城镇长期定居从而买房租房的预期，更主要的是在一、二线城市，绝大多数的非户籍人口买不起住房。一方面非户籍人口城镇化需要住房，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高企。在这方面，国家主要采取两大举措，一是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二是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我们过去住房制度改革的思路是，对中高收入群体通过购买商品房解决，对中低收入群体通
过政府支持建设保障性住房解决，对困难群体通过政府提供廉租房解决。而大学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刚参加工作时，往往都是中低收入群体，不具备购房能力，他们又是住房的真正刚需。世界上多数国家是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城市型国家和地区，土地少、地价高，租房的比例多一些， 买房的比例少一些；年轻人租房的比例多一些，老年人拥有产权房的比例比年轻人多一些。所以，这次住房制度改革的要点是，对有能力直接买房的，仍支持包括非户籍人口在内的城镇居民购买产权房；对一时买不起的，支持他们先租房；对难以承受市场化房租并符合条件的，政府给予货币化租金补贴，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
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需要加快建立住房租赁市场，从供需两端培育 房东和房客。在需求端，要培育房客。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实际上是给住房 消费者提供“月供”（买房）、“月租”（租房）两种选择，“月租”比“月 供”便宜，就会扩大租房需求。一线城市租金高，政府对符合条件的给予房租 补贴，这就是公租房。公租房也不一定非要政府直接建设。在供给端，要培育 房东，鼓励自然人、各类机构投资者、专业化的住房租赁企业、物业企业等购 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房地产开发商由单一的卖房 企业转变为卖房租房并举的企业。鼓励自然人成为房东，也有利于疏通储蓄转 化为投资的渠道。我国储蓄高而有稳定收益的投资品少，中老年人有积蓄而年 轻人收入少，高收入者可以买几套房子，而低收入者一套也买不起。所以，要 在储蓄与投资、老年人与年轻人、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搭建起桥梁，满足 双方各自的需要。如果上述主体成为住房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就可以很大 程度上消化现有库存，并租给非户籍人口，起到去库存和城镇化双赢的目的。 我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区域差异很大的市场，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和有关政
策要有弹性，给地方留下空间，给地方政府放权，让地方创造经验。比如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外地人口流入多、房价过高，绝大多数人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这类城市住房制度的完善，还要从供给侧研究创新性举措，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增加与居民收入水平相适应的产权房和租赁房的供给总量。如北京中心城区已经基本没有可用于住房的建设用地，同时，北京有相当于中心城区一般面积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允许一部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在空间结构调整基础上用于住房建设，就可以较大幅度降低住房成本，并且给农民提供稳定的收入。
关于金融风险问题，我在今年2月1日的会上做过全面论述，发过文件登过报，网上传的也很广。我国金融风险的主要原因就是：宏观杠杆率过高、增长过快，全社会杠杆率从2008年的170%增加到2015年第三季度的234.2%。2015年各债务主体的杠杆率分别为：企业166%、政府40%、家庭30%。特别是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过高，按综合融资利率5.7%计算，企业一年所付利息为4.4万亿元。考虑部分属于短期融资、表外业务、民间融资后，利息负担更重。这是宏观上货币宽松与微观上贷款难贷款贵悖论的根源。这是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国重点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银行利润普遍下降，基本是微利甚至负利。这也说明现在乱办金融机构、非法集资问题十分严重。但无论如何，从长期看， 必须坚持去杠杆的政策方向，严防金融风险。我国现行金融机构不是少而是多， 金融服务总体不是不足而是竞争过度，要下决心关停并转一批小杂乱金融机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否则天下乱必从金融始，金融乱必从小乱杂金融机构始。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还要有加、有减、有转移的降低总体杠杆率，适当提高中央政府杠杆率，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去产能和处置不良贷款，降低企业杠杆率。具体的任务和措施，包括对信用违约依法处置， 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做好存量债务置换，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对不良贷款，要研究创新性举措，确保债权人利益。对金融风险，要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遏制非法集资，加强风险监测预警。金融风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 不可信其小。
我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但很多方面成本已经偏高甚至过高，必须从全球视野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加以解决，必须下决心降成本。否则，大量企业将会被高成本压垮，发展下去，世界制造第一大国的地位有被取代的危险。
降成本首先要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国家在这方面打出“组合拳”，实行“七降”，一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靠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二是降低人工成本，企业对人工成本上升反映强烈，要求修改劳动合同法，全国人大有关部门也正在研究这一建议。三是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特别是垄断性中介服务收费，全
面实施“营改增”，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四是降低社会保险费，精简归并“五险一金”，降低企业养老金缴付比例，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付比例。五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六是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出台降低电价方案。七是降低物流成本，推动流通体制改革， 提高运输效率，平衡各种运输方式，降低各种物流费，鼓励地方降低高速公路收费等。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我们还面临不少短板。从不同收入群体看， 重点是农村贫困人口；从产业看，现代农业、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是短板； 从产品看，绿色产品、生态产品是短板；从质量看，高品质产品是短板；从资本看，相对于物力资本而言，人力资本是短板；从生产要素看，相对于资本和劳动，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是短板，等等。
为此，要扩大有效供给，补好短板，包括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扶贫，扶真贫，提高扶贫质量；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创新；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推动形成市场化、可持续的投入运营机制；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使劳动者更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
四、如何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施相互配套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
宏观政策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经济运行是结构性改革的基础，经济运行要保持在合理区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可以不变，但重点和力度要有所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 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产业政策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的大方向。产业政策要准，不是回到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过去的产业政策，不是政府替代企业决策和选择产业，主要是指明大的结构性方向，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存量与增量、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住房制度改革中购房和租房的关系等。具体的投资机会要由企业家和各类投资者在市场中选择。产业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坚持创新驱动，注重激活存量，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发展实体经济，等等。
微观政策要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地作用于微观。对企业即生产者，政府要做好为企业服务的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权益，改善企业市场预期，使企业增强信心。对消费者，要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使有效供给能顺畅地到达消费者手中。
改革政策要推动各项改革落地见效。我们已经推出了不少改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下一步必须在“实”字上下功夫。一方面，改革方案本身要实，符合实际，从实际中来，能直接落地，而不能闭门造车，“一层一层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另一方面，方案的落地要实，破除顶层设计与实际落实之间的肠梗堵，使改革在微观层面见到实效。顶层设计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幅员广阔， 地域差距大，国情复杂的特点，给地方留有充分的空间和余地。
社会政策要为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必然带来一些阵痛，涉及部分群体就业和收入，但这是必须要过的坎， 必须要经历的阵痛。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 保障“两个基本”，即基本生活、基本公共服务。现在的就业形势同上世纪90 年代已有很大不同，财力规模和保障制度同上世纪90年代相比也有很大进步， 但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处置“僵尸企业”必然会带来一些局部的阵痛，我们的社会政策必须托起这个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力推进具有基础性作用的改革，主要是国企、财税、金融、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制，以及具有兜底作用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同步推进一批对“三去一降一补”具有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
国企改革，要全面落实中央审议通过的国有企业改革文件，加快组建国有
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财税改革，主要是抓住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地方发展能力、减轻企业负担等关键性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金融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善、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各种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各类金融市场；从实际出发，稳妥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等。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要着眼于构建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提高统筹层次。
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继续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推进外贸优进优出、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中央已经部署的重大举措，同时突出抓好改善利用外资环境和“一带一路”的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ZZ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包括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ZZ经济学的核心，对任何束缚和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行为，都要坚决反对。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更好”，而不是要“更多” 发挥政府作用。三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包括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这三个“关键少数”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总之，利用“五一”假期，自己系统学习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论述，并参考学习有关资料，做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网络X课，与大家共勉，希望通过了解中央精神，了解宏观形势，结合光大实际， 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致黄河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有感
（2016年07月11日）
我曾记得， 当初，
你只是涓涓细流。
但你站在最高的起点， 排山倒海气势磅礴。 我曾记得，
过去，
你曾那样碧流清澈。刚刚起步，
就担起伟大民族的历史重托。一路走来，
你接纳无数江河。 更加豪迈更加宽阔，
但也泥沙俱下出现浑浊。你曾断流，
使大地干涸。因为，
一路遇到太多堵塞。你曾改道，
因为面对嵯峨。前进，
需要太多探索。你曾泛滥，
因为一度迷茫。但没有改变， 你奔腾的执着。断崖脚下，
你纵身一跃， 慷慨赴死。 血溅千丈，
成就壶口气魄。壁立千仞，
你一声咆哮， 气冲云霄。 花开百尺，
龙门因此增色。人无完人，
河无完河。九曲弯流，
你自己舵正自己的航向。不改前行，
你自己拉直自己的曲折。永远无法改变的，
是我们同一个肤色。你是伟大的母亲，
乳汁哺育了一个古老文明； 你是伟大的父亲，
驼背搭起桥梁让民族的灵魂通过。你躺着，
蜿蜒的身躯
早己化作民族的图腾。你站起，
挺立的脊梁
永远镌刻着金色碑额......
搞好国企需要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座谈会暨《走进长征》新书发布会上的致辞
（2016年9月30日）
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崇拜英雄的年代，长征的英雄就是我们世界观形成时期最崇拜的英雄。出于对长征的崇拜，对长征英雄的崇拜，几十年来，我几乎走遍了红军长征所有重大事件发生地，也几乎对长征思考了几十年。我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在《从完整意义上认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一文中。我对长征的定义是：“九一八”事变后，各路红军以北上抗日、应对国民X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同苏联的通道为主要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长途征战。参加长征的一共有十一支队伍，他们是，第一类，以北上抗日为主要目标的六支： 1934年7月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领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也就是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毛泽东等率领的东征军也就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二类，在反围剿中以开辟新根据地为主要目标的三支：1932年10月，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开辟川陕根据地；1932年8月，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撤出湘鄂西根据地，开辟湘鄂川黔苏区；1934年7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同红三军会师并巩固扩大湘鄂川苏区。第三类，以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目标的一支：彭德怀率领的西方野战军。第四类，以打通苏联国际通道为主要目标的一支：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
与此同时，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牵制了大量国民X军，从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陕甘红军英勇奋战，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东北抗联，最早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 在国统区进行地下斗争的X组织和X领导的各方面力量，也为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长征，不仅锤炼了伟大的X和伟大的人民军队，还升华出伟大的长征精神， 这就是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严格的纪律、不怕牺牲的精神、尊重实际的作风、众志成城的凝聚力。
长征胜利，有许多值得今天吸取的宝贵经验。同中央保持一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长征时各路红军、各根据地分散作战，经常同中央失去联系，但
中国共产X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有着极强的组织观念，他们相信中央、盼望中央、服从中央。这是各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长征期间，曾发生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事件，这其中虽然有许多复杂的情况， 但本质上是张国焘拥兵自重。我们看问题必须看本质。也正是在中央的努力下， 在服从中央顾全大局的朱德、刘伯承及左路军和四方面军大多数同志的努力下， 在二方面军的支持下，最后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阴谋。与张国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为四方面军辖下的红二十五军长征最先到达陕北，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二十五军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慷慨地为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援助。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因为刚刚发生了张国焘事件，红二十五军过去又隶属于张国焘领导，中央难免有些担心，毛泽东致信徐海东借一千块大洋，也不免有试探性质。徐海东将仅有的六千块大洋自己留用一千块，五千块全部支援中央红军，并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正是服从中央统一领导的组织观念和ZZ规矩，才有了长征的胜利。张国焘无论历史上有多大贡献，从另立中央发展到最后背叛革命，这是性质的转变。服从中央，这是中国共产X成立时就明确的ZZ纪律、ZZ规矩；经过长征的实践，更加成为全X的自觉。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中，牢记长征的这条宝贵经验，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长征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是中国共产X和中华民族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为此，我曾奔走呼号，大声呼吁，长征路线应申报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长征精神应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应首先做好长征路线申报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工作，以彰显文化自信，特别是红色文化自信，并福及全球、泽被后世。按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的标准，长征路线也完全具备这个条件， 关键是事在人为。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中国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世界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世界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当然，由于文化差异和长征遗址保护上的欠账，今后相当长时间里，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重点， 一是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让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群认可；二是加大投入弥补遗址保护欠账，尽快达到标准。这项工作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但只要有决心、有信心，经过10年到20年的努力，是有这个可能的。这项工作与其他申遗项目不同，需要举国努力，需要各部门、各地区配合。截至目前，我个人做了六项工作：一是2005年我就长征路建设问题致信时任发改委主任马凯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同志并得到批示；二是我
曾向铁映同志汇报长征申遗问题，铁映同志十分重视已作出三次批示；三是新华社曾就此事采访我，并以“动态清样”形式报中央领导同志；四是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国社科院内部刊物上我关于长征申遗的文章上作出批示；五是2012年我致信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同志希望长征遗址最多的四川先动起来，也得到批示；六是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曾联合75名代表向“两会”提出建议。在此，我建议组成由中央负责同志挂帅，中宣部、解放军ZZ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X史研究室、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建设部、交通部、外交部、文物局、旅游局以及所涉省区市等组成的领导小组，从现在起统筹抓好这项工作。作为X史特别是长征史研究的学者，我渴望它的成功，渴望在纪念长征胜利100周年的时候见到它的成功。我个人经过长期思考并同部分专家学者论证， 提出了长征申遗的一百处遗址初选名单，供申遗参考，也希望从我们在座的同志做起，为长征申遗鼓与呼。这不仅是申办一个世界遗产，而是在重塑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另外，我还建议成立长征史研究会；在高等院校X史系开设长征史专业。
我想说说光大作为一个企业为什么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可以说，光大有今天，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学习X的历史、以史鉴今的结果，是长征精神激励的结果。光大是上世纪80年代中央委托王光英先生以他的特殊身份，以对外开放先行者的形象，在香港设立，后发展为经营金融业为主、金融实业并存的大型央企，其间有过贡献，但也因资不抵债濒临破产，按国务院要求被迫于2007 年进行改革重组，实际上相当于在市场围剿中走上长征之路。其间，先后制定修改了五次改革重组方案，相当于对长征落脚点的艰难选择。2013年国务院最终同意保持光大的完整性，解决全部历史遗留问题，理顺各级股权关系，不啻于光大的“哈达铺会议”，找到了陕北这个落脚点。此前，我们曾经有过类似于湘江血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这样的经历，2013年的“乌龙指事件”对光大的打击是沉重的，但红军最后完成了长征，光大最终完成了改革重组。目前，光大已经成为资产4万多亿元，年利润500多亿元，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基金、期货等金融全牌照以及环保、新能源、房地产、飞机租赁、高科技等实业业务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资产是2007年改革重组启动时的6倍，效益由长期亏损变为年盈利500多亿元，相当于长征初期的被迫战略转移到实现胜利会师。2014年光大进入世界500强列420位，2015年 在世界500强中的位次提升107位列313位，从提升位次角度居全球金融业第一
名。可以说，正所谓功夫在诗外，长征胜利靠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搞好国企也需要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
最后我想说，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同长征时期已经不可比拟。长征的生活，人们不必重复；长征的精神，人们应当永远牢记。长征，是中华民族不倒的精气神；中华民族，永远需要这种不倒的精气神
这，就是这本书出版的初衷。
“红色”与旅游应有机统一
（2016年10月6日）
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红色旅游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十多年前， 我就提出了发展红色旅游，打造长征路，带动老区脱贫，促进西部开发的建议。近年来，我国红色旅游成为一种新兴的旅游项目，不仅弘扬和培育了民族精神， 而且带动了不少革命老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当地精神文明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旅游业是无烟产业，无耗产业（不耗能、不耗原材料），无周期产业，同时也是“精神产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旅游业应是发展的重点。在人们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人们满足精神需求的愿望日益迫切，红色旅游大有潜力。
当前，全国红色旅游已经形成了12个“重点红色旅游景区”，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发展大格局，红色旅游方兴未艾。但是，我国红色旅游当前发展中依然面临一些问题，包括：红色旅游景区开发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尚未成为其他资本的投资重点，建设资金不足；由于有的红色景点开发缺乏科学统一的规划和审查，一些景区存在规划混乱、史实不准、戏说历史、虚构历史问题；一些红色景点服务产品单一、特色模糊、资源整合效率不高；部分红色游景区在经营上还停留在遗址参观、图片展览和物品展示阶段，展示内容雷同，方式单调；一些景点在开发设计上未能很好与当地自然资源、风土人情相结合，削弱了其经济价值。此外，由于各年龄段人群对红色旅游的需求不同，与其他旅游景区相比，目前一些红色景区难以满足当下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使部分红色景区发展受限。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因短期利益驱动，有的地方红色旅游违背了初衷，市场乱象丛生；部分景区为了吸引游客哗众取宠，歪曲历史，极易使青少年对历史产生误读。
红色旅游是“红色”与旅游的有机结合，旅游是形式，“红色”是内涵。目前红色旅游发展中存在的内涵挖掘不够、展设内容单调、不实不准等问题， 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红色文化的“含金量”，应当加以解决。
首先，要统筹规划，坚持红色旅游的严肃性、真实性，防止曲解历史、戏 说历史。为此，应成立全国性的红色旅游景点审核机构，进行统一把关。
其次，要加大红色旅游线路的投入，做好红色旅游近、中、远期发展设计，
突出重点，阶梯发展，做到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在开发中实现更有效的保护。要调动各方面资金加大投入，包括发展旅游金融。
再次，要挖掘内涵，增强红色旅游产品的吸引力。红色旅游中的历史事件、 人物、遗址以及其中蕴含的革命精神传统，要充分发掘和妥善运用。具体操作中，可以充分运用现代声像技术给人以直观感受，还可邀请一些事件的当事人或参与者、见证者现身说法，给人以历史的真实感；也可撷取革命历史片段， 让游客模拟参与，寓教于乐。
最后，要创新思路，做好红色旅游产品的整合营销。有条件的红色旅游景 区，可以将红色旅游与生态游、探险游、体育运动游、休闲度假游相结合，以满足不同层面游客的旅游需求。还可将红色旅游与乡村休闲游相结合，在吃、住、行、游、购、娱中产生经济效益，真正把红色旅游发展成为富民产业。
一曲震撼世界的革命英雄主义凯歌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2016年10月11日）
中国共产X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时久、规模大、行程远、困难巨、影响广，为中外战争史上所仅见。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它不仅锤炼了伟大的X和伟大的人民军队，还培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习近平同志强调：
“80年前，中国共产X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个伟大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以更宽阔的历史视野对长征进行全方位研究和系统性总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不竭力量源泉。
全面把握红军长征的基本内容
红军在长征中不只是与国民X军队进行战斗，而是同时在五条战线上进行斗争和工作，每一条战线的斗争和工作都是极其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
粉碎国民X军队的围追堵截。为了阻挡和消灭长征中的红军，蒋介石先后调动大量兵力，包括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以及少数民族中反动土司、头人的部队等，沿途千方百计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与国民X军队相比，红军不仅在兵力上相差悬殊，而且在装备上也处于绝对劣势。但在如此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各路红军以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顽强战斗，创造了一个个战争奇迹：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攻占腊子口，红二、六军团转战乌蒙山，红四方面军激战嘉陵江最终各路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除了国民X军队的围追堵截，自然条件对红军的考验也是极其严峻的。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长征中渡过的主要大江大河有24条， 翻越的主要雪山有20多座，还穿越了荒无人烟的水草地。把红军逼进雪山草地后，蒋介石曾断定那些走向雪山草地的红军等于走向死亡。但无论是空气稀薄、气候恶劣的雪山，还是险象环生、泥沼密布的草地，都未能阻挡红军前进。恶劣的自然条件非但没有吓退红军将士，反而将他们的精神力量充分激发出来。
红军将士锤炼和升华的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压倒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革命精神，谱写出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壮歌。
同X内的错误路线、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正是由于临时中央奉行“左” 倾错误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途中，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X内正确路线同“左”倾错误路线和其他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而说理的斗争，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并为后来解决ZZ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另立中央，使X和红军面临分裂的危险。X中央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 通过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一系列会议，既坚持原则又做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最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教育说服少数民族群众和地方群众。在长征途中，红军穿越了苗、彝、藏、羌、回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为了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并教育和帮助少数民族群众，红军把执行X的民族政策放在重要地位，在部队中普遍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并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民族关系， 进而有针对性地宣传X的抗日救国方针，宣传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X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以提高各族人民的觉悟，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在广泛发动少数民族群众的基础上，红军坚定不移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留下了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结盟等许多佳话。
克服自身装备和给养的严重不足。长征途中，红军长期处于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进行无后方依托的流动作战。这导致红军粮食、医药、被服、弹药等都极度匮乏。红军进入草地后很快断炊，战士们以树皮、草根、皮带、昆虫充饥。没有粮食，没有衣服，没有药品，广大红军将士靠着崇高的精神境界顽强坚持，硬是坚持到了自己的目的地。
为了实现战略转移和抗日救国，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重重跋涉，备尝重重艰辛，战胜重重困难，一路奋斗，一路高歌，最终胜利到达陕北。事实雄辩地说明，红军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对此，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曾高度评价说： “中国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军队所不能击破的高度的觉悟性，超人的坚忍性与战斗精神。”历史证明，长征是中国共产X的光荣，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是中国共产X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荣。
深刻领会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的胜利，粉碎了国民X消灭中国共产X和红军的企图，保存了革命的力量，扩大了X和红军的ZZ影响，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为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X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基础，使中国革命开始转危为安并不断发展，直至最终取得革命胜利。长征是中华民族的壮丽史诗，经验弥足珍贵，意义重大深远，集中体现在思想、ZZ、组织、作风、军事、民众、国际等诸方面。
在思想方面，认清了教条主义的危害，认识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为延安整风奠定了基础。长征初期，被“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临时中央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方针，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长征初期处处受挫的严酷事实迫使X和红军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清教条主义的危害。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X中央的统治。此后，在新的中央领导下，中央红军走出困境，转危为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全X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就为长征后不久的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在ZZ方面，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九一八事变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长征路上，各路红军始终高举抗日旗帜，积极宣传X的抗日主张。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X中央随即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ZZ局扩大会议， 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正是在我们X抗日主张和全国人民抗日爱国情绪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可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既顺应了国内局势开展抗日斗争的需要，也顺应了历史趋势发展革命力量的需要。
在组织方面，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X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 定了基础。由于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最后中央根据地全部丧失，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并在长征初期处处受挫。在这种情况下，全X全军呼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毛泽东同志回到领导岗位后，红军获得了新的生命，摆脱了国民X军队的围追堵截，最后胜利到达陕北。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两次失败， 使中国共产X两次濒临覆灭的危险。在这两次大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的正
确思想对挽救X的危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是长征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X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作风方面，长征精神为我X我军的作风建设奠定了基础。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不仅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而且成为我X我军作风建设的基因。
在军事方面，红军指战员的素质大大提高，为改编为八路军并夺取抗战胜利、进而形成解放军这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长征途中，红军作战频繁，历经各种战斗考验，极大地提高了指战员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军事能力。经过长征，红军逐步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成为不可战胜的威武之师。陕北会师后，在中共中央的集中领导下，各路红军互相配合、统一行动，努力打开革命斗争的新局面，为改编为八路军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形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奠定了基础。
在民众方面，沿途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X和红军在长征途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X的民族政策，充分体现了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使沿途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从而衷心拥护红军，谱写了X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动人篇章。在长征中播撒的革命火种，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逐渐壮大，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国际方面，为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提升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奠定 了基础。中国共产X成立之后，长期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凡重大事项、重大决策和重大活动，大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者是请示共产国际获得批准后实行。长征中，X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这使X必须改变原有的工作方式，推动了X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意识的形成，锻炼和提升了X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同时，红军长征的胜利也使共产国际认识到中国共产X由幼年到成年的转变，并认可了中国革命应由了解中国实际的同志来领导和指挥。
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而长征中培育的
长征精神教育和鼓舞了几代中国共产X人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彻底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可以说， 正是有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中国共产X才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正在领导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虽然历史条件与革命时期已大不相同，但长征精神并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不会过时。在新的长征路上，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从完整意义上认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2016年10月21日）
有一种精神穿越时空，在岁月洗礼中愈发震撼人心。
80年前的1936年10月，当三支纵横15个省、进行600余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近百条江河、越过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红色队伍， 将红旗插在了将台堡的土地时，也将“长征”两字刻入了中华民族的史册。作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中国革史上的丰碑，历经风云激荡的长征，成为了一座精神丰碑。80年来，长征精神已成为融入中华民族血液的精神基因。
80年前，毛泽东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80年后，习近平主席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本刊特邀名家谈长征，汲取前行力量，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要从完整意义上认识和研究。它是“九一八”事变后，各路红军以北上抗日、应对国民X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同苏联的通道为主要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长途征战；它是中国共产X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困难的情况下，在最广泛空间同时与国民X军队、恶劣自然条件、X内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并对少数民族及地方群众进行教育争取，以及克服自身的装备和给养严重不足，而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它为中国共产X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夺取政权奠定了思想、ZZ、组织、作风、军事、民众与共产国际“认可”的基础。因此，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和历史的高度对红军长征进行深入的全方位研究和系统性总结，并通过申报长征路线为世界文化遗产、长征精神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措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从而为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不竭力量源泉。
以“四个主要目标”为基本口径，完整认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九一八”事变后，以北上抗日、应对国民X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四个主要目标为基本口径，共有十一
支红军队伍先后进行了长途征战。这一系列长途征战，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6日，中革军委决定，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领红七军团约6000余人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闽浙皖赣边地区开
展游击战争，一方面宣传中国共产X的抗日救国主张，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威胁敌人后方，减轻国民X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压力。由于当时中央已经决定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北上抗日先遣队也带有为主力红军长征探路的意图。
11月4日，随主力红军长征的中革军委下令重组北上抗日先遣队，将红七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成红十军团，下辖三个师约一万人，任命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方志敏代表中央负责先遣队的北上抗日行动。随后，先遣队北上皖南地区，但遭遇国民X军队绝对优势兵力的围攻，在艰苦转战中损失严重，寻淮洲在战斗中负伤牺牲。1935年1月中旬，先遣队向闽浙赣苏区转移，又遭国民X军袭击，主力部队指战员大部分牺牲，方志敏、刘畴西在突围中被俘，后于南昌英勇就义。先头部队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破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整编组成红军挺进师，转战至浙南，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后来成为新四军的组成部分。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是红军长征的主体和
主力。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肩负起抗日战争的历史任务，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余人，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在项英、陈毅带领下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中央红军经过浴血奋战，连续突破敌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 但自身伤亡严重。在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参加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经过反复讨论、斗争，中央逐步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中央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并胜利召开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及后来的扎西、苟坝会议，决定张闻天为中央总负责，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尔后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带领下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越水草地，夺占腊子口，翻越六盘山，
于1935年10月进入陕北，同陕北X组织取得联系，又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并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X中央和红军扎根陕北奠定了基础。
红四方面军。为向外发展和同中央红军会师，原在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
面军于1935年3月发起嘉陵江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5月初，在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下，红四方面军约10万人开始长征；6月中旬，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中央红军改为红一方面军；随后X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全面分析了形势，确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8月，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分别过草地北上，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主要由张国焘率领。由于张国焘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于9月率红四方面军和随其行动的红一方面军两个军团南下，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X中央先后召开沙窝、芦花、毛儿盖、巴西等重要会议，经过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的努力，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强调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强调X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强调维护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在未果的情况下，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经俄界会议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先期到达陕北。1936年7月初，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后转战川西甘孜地区， 后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经X中央耐心工作及随右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和红二方面军推动，以及广大南下红军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10月9日，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方面军。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共17000余人在任弼时、贺龙、
关向应、王震、肖克等率领下，退出湘鄂川黔苏区，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在云贵交界的乌蒙山区，回旋转战上千里，摆脱了国民X军的重兵围追堵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7月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ZZ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ZZ委员。随后，推动并实现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22日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部队仍保存13000多人，是三大主力红军中损失最少的部队。【联系微信dada*wk01】
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
鄂豫皖苏区后，留下的部队重建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转移，红二十五军经整编， 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ZZ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为宣传X的抗日主张， 扩大X和红军的ZZ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
遣队”；留下部分红军(不久组成红二十八军)坚持原地斗争。12月上旬，红二十五军突破国民X军的重重拦阻，进入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地区，开始在鄂豫陕边界创建新苏区。1935年7月15日，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到陕甘苏区与 红二十六军会合，并于9月15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是最先到达陕北的长征部队。随后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是长征中人数最少的部队，为主力红军起到了战略先导作用。
东征军(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1935年冬，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方针，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抗日战争有机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从陕甘苏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准备与日军直接作战。1936年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ZZ委员毛泽东下达东征作战命令，各军团渡过黄河，突破了阎锡山的晋绥军防线，分兵三路作战，取得一批战果。后蒋介石调集重兵企图围歼红军于晋西地区。为避免不利局面，东征军于5月西渡黄河，回师陕甘苏区。东征战役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甘苏区得以恢复和巩固，并在山西20余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X的抗日主张，扩大了X和红军的ZZ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开辟川陕根据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陷入国民X军“围剿”险境的情况下，将主力部队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撤离了鄂豫皖苏区。由于敌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红四方面军原定的“跳出根据地，
暂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的意图无法实现，不得不实行长途战略转移，1932年12月，在翻秦岭，涉汉水，越巴山之后，由陕西南部进抵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始了以这些地区为中心创建新的川陕根据地的斗争。到1933年10月，川陕根据地的总面积达4.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500 万，红四方面军也由刚入川时的1.4万余人扩大到8万余人。
红三军撤出湘鄂西根据地开辟湘鄂川黔苏区。1932年8月，红三军在军
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率领下，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1月初进入豫西南， 11月下旬进入陕南，后进军鄂陕边界，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又沿鄂川边界南下，攻克巴东，继续南下，12月30日攻占鹤峰，结束了长途转移。两个多月中， 红三军行程约3500公里，部队由1.4万余人减至9000余人。1933年底红三军进军四川，1934年4月游击川黔边境，1934年5月进入贵州。由于左倾错误造成的危
害，红三军此时已经不足3000人，红三军的领导重心开始倾向贺龙和关向应。红三军进入贵州后，在贺龙领导下士气大振，进军顺利。1934年10月27日，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转战到达川黔边区，与红三军胜利会师，红三军按中央命令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二、六军团以川黔边区为根据地，迫使国民X不得不抽调重兵进行围堵，从而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有力地策应和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同红三军会师并巩固扩大湘鄂川苏区。1934年
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认为红六军团继续留在湘赣苏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的危险，应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与湘西的红三军会合。8月红六军团开始西征，经过2个多月的行军作战，与红三军取得联系实现会师，红三军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紧密团结，巩固扩大了湘鄂川黔苏区。
1936年5月，为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壮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实现全国性的对日抗战任务，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等部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ZZ委员，进行西征，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创建新苏区。在历时两个多月的征战中，西方野战军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联*系微信dadawk01】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为打通国际通道，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关键一环，共产国际也决定在今外蒙古南部边境向红军提供一批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作为宁夏战役的一部分，1936年10月下旬，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三个军渡过黄河，准备参加宁夏战役，但同河东的红军主力间的联系很快被大举北上的国民X军队隔断，宁夏战役计划被迫停止执行。11月5日，红军总部电令河西部队，指出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队，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11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与此同时，绥远战事爆发，日军支持伪蒙军向百灵庙发动进攻，在蒙古边境接取苏联援助已不可能。因此，共产国际考虑经过新疆援助红军，并将武器弹药等物资运到哈密，由红军接收。随后，“西安事变”爆发，苏联认为其中有日本方面的背景， 改变了原来的承诺，致使接应西路军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滞留苏联境内达5个月之
久。期间，孤立无援的西路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陷入殊死搏斗，经过4个多月的浴血鏖战，西路军部队大部损失，总部率余部2000余人分3个支队退入祁连山进行游击活动，后徐向前先行撤回延安，陈昌浩回到湖北，王树声等经内蒙撤到延安。1937年4月底，在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领下尚保留400余人的西路军左支队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由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接应至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分批返回延安。
综上，上述十一路红军的长途征战从广义上讲都属于长征，都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和牺牲。需要说明的是，同一路红军的长征有时身负多重任务，如北上抗日先遣队同时有为主力红军长征探路、开辟根据地(包括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等因素，其他长征队伍也都有开辟新根据地或与其他红军会师的因素。红六军团同时具有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的目的，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且在征战途中为中央红军吸引和调动了大批敌人。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至遵义会议和两河口会议前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应对国民X围剿。此外，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以艰苦的斗争牵制了大量国民X军，从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行动；陕甘红军英勇奋战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意义重大；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抗日联军，最早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在国民X统治区进行地下斗争的X组织和X领导的各方面力量，也为长征胜利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关于红军长征的五条战线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实际上是在五条不同的战线上同时进行斗争和工作， 包括粉碎国民X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同X内的错误路线和思想进行斗争、教育说服少数民族群众和地方群众、克服自身的装备和给养严重不足等等，其中每一条战线的斗争和工作，都极其艰苦卓绝，可歌可泣。
长征是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进行的。为了阻挡和消灭长征中的红军，国民X蒋介石先后调动了300多万重兵，包括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及少数民族中反动土司、头人的部队等等， 其中包括陆军、骑兵、空军等，沿途千方百计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将各路红军斩尽杀绝。与国民X军队相比，红军不仅在兵力上相差悬殊，而且在装备上也居于绝对劣势。长征中实力如此不对称的双方，几乎每天都有遭遇战。但是，在如此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各路红军以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
气概顽强战斗，经过一次次殊死搏斗，创造了一个个战争奇迹：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孤舟强渡大渡河，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攻占腊子口， 红二、六军团转战乌蒙山，红四方面军激战嘉陵江，红二十五军血战独树镇
最终，各路红军胜利会师，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据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中，经历了大约120次主要战役、战斗，共歼敌40个团，击溃敌军数百个团，击落敌机4架，缴获长短枪3万多支、轻重机枪330多挺、火炮20多门、骡马约2000 匹，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谓战况激烈，战果累累，红军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除了国民X军队的围追堵截，自然条件对红军的考验也是极其严峻的。长征所到之处，无数的艰难险阻，不尽的险山恶水，其中一些峡谷激流、雪山草地可以称之为生命禁区，其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据不完全统计，红军渡过的主要大江大河有24条，翻越的主要雪山有20多座，还穿越了15200平方公里荒无人 烟的水草地。把红军逼近雪山草地后，蒋介石曾断定那些走向雪山草地的红军等于走向死亡。但是，无论是空气稀薄、气候恶劣的雪山，还是险象环生、泥沼密布的草地，都未能阻挡红军前进。红军在不可能行进的地方行进，在不可能攀登的地方攀登，以钢铁般的意志在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马都翻不过去的老山界，红军翻过去了：鸟都飞不过去的大雪山，红军飞过去了；没有人烟的水草地，红军踏过去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不仅没有吓退红军将士，反而将他们的生命意志和精神力量充分激发出来。红军将士锤炼和升华的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压倒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革命精神，谱写出一曲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壮歌。
遵义会议前，临时中央奉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为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临时中央负责人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手段，对不积极执行和存有异见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X内生活很不正常，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途中，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X内正确路线同左倾错误路线和其他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而说理的斗争，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并为后来解决ZZ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发展到另立中央，使X和红军面
临分裂的危险。X中央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通过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芦花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一系列会议，既坚持原则又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最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在长征途中，红军穿越了苗、彝、藏、羌、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为了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并教育和帮助少数民族群众，红军把执行X的民族政策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部队中普遍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并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民族关系，进而有针对性地宣传X的抗日救国方针，宣传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X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以提高各族人民的觉悟，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在广泛发动少数民族群众的基础上，红军坚定不移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 一般都采取说服教育和积极争取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留下了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结盟等许多佳话。
长征途中，红军长期处于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进行无后方依托的流动作战。这导致红军的装备和给养严重不足，粮食、医药、被服、弹药等都极度匮乏。红军进入草地前，要求每人带足10至15斤粮食，但不少部队只筹到一半甚至更少，进入草地后很快断炊。红军战士以树皮、草根、皮带、昆虫充饥，甚至将粪便中没有消化的食物继续当作食物，不少红军战士误食毒草、毒水而牺牲。没有衣服，没有药品，广大指战员靠一种精神境界顽强坚持，在不可能存活的条件下存活，在不可能生长的情况下生长，硬是坚持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
综上，为了抗日救国，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重重跋涉，倍尝重重艰辛，战胜重重困难，一路奋斗，一路高歌，最终从江南走到了陕北。事实雄辩地说明， 红军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对此，1935年七八月份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曾高度评价说：“中国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军队所不能击破的高度的觉悟性， 超人的坚忍性与战斗精神。”历史证明，长征是中国共产X的光荣，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是中国共产X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荣。
关于长征的七个方面“奠基”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粉碎了国民X消灭共产X和红军的企图，保存了X和红军的精华，扩大了X和红军的ZZ影响，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
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X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雏形，使中国革命开始转危为安并不断发展。长征是中华民族的壮丽史诗，经验弥足珍贵，意义重大深远，集中体现在思想、ZZ、组织、作风、军事、民众、国际等诸方面的“奠基”性上。
1931年1月，X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X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左”倾错误不仅使X在国统区的工作遭受损失，而且影响到各根据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1933年初，在国统区无法生存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在X、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策，在反“围剿”中，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于极其被动局面；受挫后，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的消极防御方针； 其结果使中央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被迫长征。长征中，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方针，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严酷的事实面前，迫使X和红军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进行思考，开始认清教条主义的危害。一些曾支持过“左” 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开始逐步改变态度。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ZZ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X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X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X，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在新的中央领导下，中央红军走出困境， 转危为安；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为各路红军最终在陕甘地区胜利会师，进而打开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全X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个在血的教训和生死存亡考验中认识并确立起来的思想路线及其取得的成果，为长征后不久的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提供了历史教材，使我们X和军队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不断取得革命胜利。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国民X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重了民族危机。中国共产X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一开始就站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最前列。
长征路上，各路红军始终高举抗日旗帜，积极宣传X的抗日主张。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X中央随即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ZZ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三大红军主力会师西北，使中国革命重心由南方转到北方，使红军主力靠近抗日前线，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正是在我X抗日主张和全国人民抗日爱国情绪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而在国共血战10年的情况下，中国共产X摒弃前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再度倡导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表现了我们X和红军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可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既是顺应国内局势，开展抗日斗争的需要，也是顺应历史趋势， 发展革命力量的需要。正因为如此，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地区以后，很快就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从此不断发展壮大。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历史形成的。而长征这段历史， 为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上X内是一致的，但夺取政权的方式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到农村去以农村包围城市，是有不同意见的。实践结果证明， 提出并坚持到农村去开辟根据地的毛泽东成功了，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领导者失败了，临时中央不得不从上海搬到苏区农村。到苏区的临时中央由于错误的领导，最后使中央根据地全部丧失，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并在长征初期处处受挫。在这种情况下，全X全军呼唤毛泽东出来领导。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后，红军获得了新的生命，摆脱了国民X军队的围追堵截，最后胜利到达陕北。从大革命失败到长征胜利结束近10年中，中国共产X人走过了一条异常艰难曲折的道路，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两次失败，使中国共产X两次濒临覆灭的危险。在这两次大的危急关头，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对挽救X的危亡起到了
决定性作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中逐步形成。长征后，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领袖开始掌握实际上的领导权，形成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雏形。
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长途转移，而且是人类精神和意志的伟大远征。面对国民X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异常严酷的自然环境，红军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始终保持顽强的意志和昂扬的斗志，并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在X中央领导下，坚持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服从中央、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长征中由于条件限制，许多时候各路红军不能正常取得联系，但各路红军相信中央、服从随一方面军长征的中央指挥；遵义会议形成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后，虽然发生了张国焘另立中央这一严重违反ZZ纪律ZZ规矩的事件，但最后在中央的领导下，粉碎了张国焘的企图，维护了全X的团结）；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X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不仅为长征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而且在日后成为我X我军作风建设的基因。
长征途中，红军作战频繁，历经各种战斗考验，极大地提高了指战员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军事能力。在长征过程中，各路红军虽受到重大损失，但红军精华得以保留，他们历经艰险，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战争经验更加丰富，成为X和军队的栋梁之才；长征出发前或长征途中参军的新战士经过艰难转战，许多也都成了优秀的红军指挥员。经过长征，红军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战术，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成为不可战胜的威武之师。陕北会师后，在中共中央的集中领导下，各路红军互相配合，统一行动，对于打开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夺取抗战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成为改编为八路军的基础，也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础。
X和红军在长征途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X的民族政策，充分体现了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使沿途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从而衷心拥护红军，在自身也很贫困的情况下，竭尽所能地支援红军，协助红军筹粮、筹款并踊跃参军，谱写了X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动人篇章。红军在所经过的许多地区，还帮助各民族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组织革命武装，在红军走后仍然坚持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统治者。这些在长征中播撒的革命火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逐渐壮大，为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X建立之后，长期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凡重大事项、重大决策和重大活动，往往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者是请示共产国际批准后实行。长征之后，X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这使中国共产X必须改变原有的工作方式，独立自主地去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这就推动了X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意识的形成，锻炼和提升了X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因此， 毛泽东后来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同时，红军长征的胜利，也使共产国际认识到中国共产X由幼年到成年的转变，并反思自己远离中国实际情况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失误，从而认可了中国革命应由了解中国实际的同志来领导和指挥。可以说，如果没有长征和长征的胜利，中国共产X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一段时间内仍将难以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X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也不会得到迅速提高。
综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不仅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X人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开辟了革命的新局面，而且奠定了中国共产X和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基础，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
结论与建议
长征是中国共产X领导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丰碑，是中华民族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对于长征，我们要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深刻认识，在此基础上要大力弘扬长
征精神，通过诸如积极申报红军长征路线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红军长征精神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式，使之成为全民族的精神和人类的共同遗产。
要全面研究界定红军长征的基本构成。长征不只是红一、二、四三大主 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而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九一八”事变后，以
北上抗日、应对国民X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四个主要目标， 包括红一、二、四方面军等在内的十一支红军队伍所进行的长途征战。这一系列长途征战，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要全面深刻把握红军长征的基本内容。长征不只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艰难
的战略转移中与国民X军队进行战斗，而且同时在五条不同的战线上进行斗争和工作，既有粉碎国民X军队的围追堵截，也有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还有同X内的错误路线和思想进行斗争、教育说服少数民族群众和地方群众、克服自身的装备和给养不足，涉及到思想、ZZ、军事、经济、民族、民众等各个方面。
要着重研究红军长征的精神。红军长征不仅锤炼了伟大的X和伟大的人
民军队，还熔铸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长征是“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认为，“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十一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评价长征是“一次体现出坚忍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长征胜利结束了，但长征精神要永远流传下去。中华民族缔造了长征精神，也有责任把它发扬光大。
要深刻认识长征精神的历史意义。长征的胜利，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红
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许多进步人士欢欣鼓舞，大批进步青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为中国共产X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为抗战胜利创造了条件。长征在世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斯诺、史沫特莱等奔赴陕北报道长征，白求恩等来华支援中国革命。长征的巨大影响力，直接促进了我们X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
要充分认识长征精神的现实价值。长征精神教育和鼓舞了几代中国共产
X人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前仆后继，艰苦奋斗， 彻底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可以说，正是有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中国共产
X才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长征精神的关键一条是“服从中央、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维护团结”。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领导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虽然历史条件与革命时期已大不相同，但长征精神并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不会过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长征精神特别要认识“服从中央、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维护团结”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征途上，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
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并使之成为全民族的精神。长征精神，是我们X、
人民军队和整个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场新的长征，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红军长征在当代中国的继续和延伸。大力弘扬长征精神， 使之成为全民族的精神，续写新长征的篇章，对于推动新长征的胜利，加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产
长征路线应积极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是由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确认的具有科学、审美、文化价值的自然景观与人类历史遗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着严格的标准，诸如能够为一种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或特殊的见证，能够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能够与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或现行思想或信仰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等等。以此来审视长征路线，完全具备了上述条件。因此，我们应积极申报长征路线为世界文化遗产，让世界人民领略长征的精神魅力。
长征精神应积极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
大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 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长征精神是我们X和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高度凝结，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时至今日，长征精神已经成为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文化因子。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X个性文化的“活”的体现，长征精神应当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总之，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困难之巨， 影响之广，在人类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
中央领导下，我们通过从完整意义上认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可以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寻求强大的精神动力。
弘扬长征精神 讲好中国故事
（2016年）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崇拜英雄的年代。长征的英雄，就是我们世界观形成时期最崇拜的英雄。我谈三个问题。
一、十一路红军的长途征战———对长征的一种新认识。几十年来，我几乎走遍了红军长征所有重大事件发生地，也对长征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思考。我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在《从完整意义上认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红旗文稿》2015年第23期)一文中，主要观点是：长征是“九一八”事变后，各路红军以北上抗日、应对国民X“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同苏联的通道为主要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长途征战；共有十一支红军队伍先后进行长征，包括第一类以北上抗日为主要目标的六支，即1934年7月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领红 7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也就是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毛泽东等率领的东征军也就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二类在反“围剿” 中以开辟新根据地为主要目标的三支，即1932年10月，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开辟川陕根据地；1932年8月，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3军撤出湘鄂西根据地开辟湘鄂川黔苏区；1934年7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6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同红3军会师并巩固扩大湘鄂川苏区。第三类以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目标的一支，即彭德怀率领的西方野战军。第四类以打通苏联国际通道为主要目标的一支，即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此外，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牵制了大量国民X军，从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行动；陕甘红军英勇奋战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东北抗联最早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在国统区进行地下斗争的X组织和X领导的各方面力量，也为长征胜利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长征不仅锤炼了伟大的X和伟大的人民军队，还升华出伟大的长征精神。我将长征精神概括为“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严格的纪律、不怕牺牲的精神、尊重实际的作风、众志成城的凝聚力”六个方面。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中，仍然需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二、同X中央保持一致———长征胜利的一条宝贵经验。长征胜利，有许 多值得今天吸取的宝贵经验。同X中央保持一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长征
时各路红军、各根据地分散作战，经常同X中央失去联系，但中国共产X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有着极强的组织观念，他们相信中央、服从中央。这是各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长征期间，曾发生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事件，这其中虽然有许多复杂的情况，但本质上是张国焘拥兵自重。也正是在X中央的努力下，在服从中央顾全大局的朱德、刘伯承及左路军和四方面军大多数同志的努力下，在二方面军的支持下，最后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阴谋。与张国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为四方面军辖下的红25军长征最先到达陕北，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25军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慷慨为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援助。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因为刚刚发生了张国焘事件， 红25军过去又隶属于张国焘领导，中央难免有些担心，毛泽东致信徐海东借1000 块大洋，也不免有试探性质。徐海东将仅有的6000块大洋中的5000块都用来支援中央红军，并表示坚决服从X中央的领导。正是由于各路红军有服从X中央统一领导的组织观念和ZZ规矩，才有长征的胜利。服从中央，这是中国共产X成立时就明确的ZZ纪律ZZ规矩；经过长征的实践，更加成为全X的自觉。今天，在新长征中，牢记长征的这条宝贵经验，增强“四个意识”，坚决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保持一致，坚决同违反ZZ纪律ZZ规矩的行为进行斗争，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三、申报世界遗产———理直气壮彰显文化自信。长征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是中国共产X和中华民族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长征路线应申报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长征精神应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应首先做好长征路线申报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工作，以彰显文化自信特别是红色文化自信。按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的标准，长征路线也完全具备这个条件，关键是事在人为。由于文化差异和长征遗址保护工作上的欠缺，今后相当长时间里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重点一是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二是加大投入保护长征遗址尽快达到标准。这项工作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但只要有决心有信心，是有这个可能的。这项工作与其他申遗项目不同，需要各部门各地区配合。我建议组成由中央负责同志挂帅，由中央和国务院相关的各部委以及所涉省区市等组成的领导小组，从现在起统筹抓好这项工作。
最后我想说说长征精神对启迪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对光大集团改革重组起死回生的实际作用。光大集团是20世纪80年代中央委托王光英先生以他的特殊身份，以对外开放先行者的形象，在香港设立，后发展为经营金融业为主、金
融实业并存的大型央企，其间有过贡献，但也因资不抵债濒临破产，按国务院要求被迫于2007年进行改革重组，实际上相当于在企业的生存危机中走上“长征之路”。其间，先后制定修改了五次改革重组方案，相当于对“长征落脚点” 的艰难选择。2013年国务院最终同意保持光大集团的完整性，解决全部历史遗留问题，理顺各级股权关系。光大集团最终完成了改革重组。目前光大集团已经拥有资产4万多亿，实现年利润
500多亿，资产是2007年改革重组启动时的6倍，效益由长期亏损变为年盈利500多亿，相当于长征初期的被迫战略转移到实现胜利会师。2014年光大集团进入世界500强列420位，2015年在世界500强中的位次提升107位列313位，从提升位次角度居全球金融业第一名。可以说，长征胜利靠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 搞好国有企业也需要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
建议建立金融风险联防机制
（2016年）
当前，中国金融风险趋于严峻，并出现需要高度重视的新特征：其一，金融风险多重隐患。由不良贷款引发的信用风险，业务人员违法违规引起的操作风险，汇率、利率、股市波动引发的市场风险，创新过度引发的法律风险，资产负债错配引发的流动性风险，监管缺失引发的互联网金融风险和非法集资风险，金融国际化引发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多重金融风险隐患逐渐显现，对中国金融安全构成威胁。其二，风险之间交织并存。传统风险与创新风险交织并存、合规风险与违规风险交织并存、资本市场风险与资金市场风险交织并存、合法机构风险与非法机构风险交织并存、法律风险与道德风险交织并存、监管风险与无监管风险交织并存、本币风险与外币风险交织并存、科技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并存、表内风险与表外风险交织并存、境内风险与境外风险交织并存、实际风险与心理风险交织并存、真实风险与信息风险交织并存。上述十二类风险交织并存，大大增加了风险的复杂程度和处置难度。
上述多重风险隐患的蔓延，特别是风险之间交织感染，使得金融风险出现明显的跨行业、跨机构、跨市场、跨领域、网络化“联动”的趋势。面对这种趋势，单个的监管部门，单一的管控方法将无法有效防止风险蔓延，2015年6月 以来股市异常波动等多个风险事件，充分反映了当前金融风险的新特点和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建议建立金融风险联防机制。
金融风险联防机制的建立重点包括体制、政策和技术三个方面。体制上， 尽快改变“一行三会”各管一域，缺乏有效协同的局面；政策上，宏观政策应政出一门，监管政策应方向协同，微观措施应信息相通；技术上，建立管理信息平台和数据共享平台，确保互联互通。具体建议如下：
其一，加快联防机制顶层建设。配合金融改革总体方案，各金融主体之间 推进制度协调机制，提高金融联动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在金融风险预测、分析、评估和防范方面，形成常态化的信息沟通和工作协作机制。
其二，成立金融安全委员会。建议成立国家层面“金融安全委员会”，成员包括“一行三会”、财政部、工信部、公安部、安全部、商务部、网络安全部门等，发挥综合防范金融风险的“拉网式”安全平台作用。
其三，建立金融安全信息网络。建立金融安全信息共享网络。由央行牵头建立金融安全信息共享制度和金融监管信息数据库，涵盖银行、证券、保险业、外汇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的机构和个人征信信息、重要高管人员道德风险信息等各类信息。
诗 靠什么去写
（2016年）
我不是诗人。我从来不敢奢望写诗。但十余年前，我却饱蘸泪水，写下了一首至今字字难忘的诗。
2006年1月8日清晨，大概四五点钟，不知什么原因，我突然惊醒，无论如何也睡不下去了。
我下意识地打开电脑。我过去从来没有在这个时候打开过电脑。我突然发现，这天是周总理的忌日。周总理，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网站上的留言，像雪片一样，怀念，怀念，无尽的怀念；我的泪水，像潮水一样，止不住，止不住，无论如何也止不住……
“料得年年断肠日，定是岁岁一月八”……网站上的每一句留言，都让我心绪难平，让我不能自已，让我回忆起了那一年……
那一年，他走了。他走了，我像丢了魂似的，“六神无主大厦倾”……因为在当年中国人的感觉中，国家的大事、小事，内政、外交，都靠他一个人在支撑。他走了，国家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那一年，十里长街，围栏、树枝、胸前、心中，白花如雪；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哭声一片……
那一年，联合国下了半旗，不是联合国旗下半旗，是联合国全体成员国的国旗下半旗。据后来听说，有几个国家的大使为此找到联合国秘书长，问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元首去世不下半旗，中国的总理去世却下半旗？良久，秘书长回答，一个八亿人口的大国总理，没有存款，没有骨灰，没有子女，如果你们哪个能做到，联合国都可以下半旗。几位大使面面相觑，低着头走了……这只是一个细节，一个不经意的细节。
我又想起，1965年1月，邢台地震，周总理乘直升机赶到现场，召开群众大会，给乡亲们讲话。警卫战士找来一个小木箱，放在了群众北边，周总理站了上去。刚刚站了上去，他又下来拎着小木箱走到了群众的南面。数九寒冬，北风呼啸，他面向北，群众向南……这只是一个细节，一个不经意的细节。
我又想起1975年，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筹备四届人大，还提名邓颖超当副委员长，周总理把她的名字勾掉了；此前，50年代干部定级，邓大姐的条件应定
三级，她报了五级，周总理又把她改为六级……这只是一个细节，一个不经意的细节。
我又想到“文革”的年月，周总理左支右撑，苦挽危局。那个年代，他可以选择；那个年代，他别无选择。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顺着网站上的那句话，我一口气写下“今日人人肠更断，总理一去三十年；今日断肠更断魂，三十年来不归人”……我一口气写下了这首《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祭》。
我把我的小孩叫起，我哭着念，他哭着听。他二十岁了，他在我心里仍然是个孩子，我俩都在用眼泪诉说着，交流着……
周总理，他不是完人。他生活在那个时代，有些事他身不由己，但他的人格，他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深深地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我的一个朋友送给我两本书，一本叫《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本叫《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是的，当年，他们二人在我心中确实一个是神，一个是圣。如果说毛泽东是高山，周恩来则是大海。他们虽然都不是完人，但是他们是那个年代——我是说贯穿他们几十年全部经历的年代—做得最好的人；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谁也达不到那个水平。拍案而起易，忍辱负重难；拍案而起是心在痛饮，忍辱负重是心在凌迟。
“夜夜枕上相迎送”“寒衾伴我梦里追”“长跪长将心自扪，唯将此心对天陈”……我把这些写入诗中，但这些都不是诗句，是我内心的沉吟，是我无声的呼喊……
我的诗，不，我的心，不胫而走，许多人看到了，读到了，给我打来发自肺腑的电话，给我写来感人至深的信件，其中有吴旭君女士（她曾经是毛主席的护士长，她回忆起当年在中南海骑着自行车穿梭于游泳池和西花厅，为两位伟人传递文件的往事，邀请尼克松访华的决定，就有她自行车的“功劳”）； 有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宜女士，她不仅以个人，还代表她的全部亲属；有刚刚做过手术的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老师，他情不自禁地朗诵着这首诗，一如他当年播送周总理的讣告、悼词……此前，我同方明老师并不相识，他朗诵后，我看到了这盘光碟，我感谢他，我急于同他相见；我们相见时，他回忆起当年，止不住泪水扑簌而下，我也止不住泪水扑簌而下……
我明白了，诗，靠什么去写；我明白了，艺术家，靠什么去打动人……
长征 中华民族不倒的精气神
（2016年）
八十年前的这一天，数支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数万这支队伍的将士，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经过重重跋涉，备尝重重艰辛，战胜重重困难， 一路奋斗，一路高歌，从江南走到了陕北。
他们挑战并战胜了实力比自己强大得不成比例的对手。
国民X的中央政府为了阻挡这支队伍，斩尽杀绝这支队伍，先后调集了三百多万重兵，包括屯央军的步兵、骑兵、炮兵、空军，地方军阀的粤军、桂军、湘军、黔军、滇军、川军、西北军东北军、马家军..…前堵后追，上轰下剿， 无所不用其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决。红军与他们斗智斗勇，较力较气，以十七万将士的牺牲为代价，硬是冲破了重重的围追堵截，冲到了自己的目的地， 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他们挑战并战胜了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无数的艰难险阻，不尽的险山恶水，红军在不可能行进的地方行进，在不可能攀登的地方攀登。马都翻不过去的老山界，红军翻过去了；鸟都飞不过去的大雪山，红军飞过去了；没有人烟的水草地，红军踏过去了，终千踏到了自己的目的地，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他们挑战并战胜了人类生存的极限。没有粮食，他们挖野菜、煮树皮，甚至将粪便中没有消化的食物继续当做食物；没有衣服，没有药品，他们靠一种精神境界去挺、去熬、去坚待。他们在不可能存活的条件下存活，在不可能生长的情况下生长，硬是坚持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他们挑战并战胜了自己。X内的路线斗争，队伍中的不同意见，他们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心地光明，尊重实际，不断地分歧，不断地统一，由听命于外国人变为听命于自己，由相信教条变为相信事实，并且愈战愈勇，愈战愈强， 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这是一支将永远被载入世界战争史册的队伍；这是一个将永远被历史铭记的奇迹。
这是一群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英雄。
从此，人类的字典上多了一个名词长征。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崇拜英雄的年代，感染了一种英雄情结。长征的英雄，就是我们世界观形成时期最崇拜的英雄。
出千对长征的崇拜，对长征英雄的崇拜，几十年来，我几乎走遍了红军长征所有重大事件发生地，也几乎对长征思考了几十年。从感性的亢奋到理性的思索，我发现，长征，是“九一八”事变后，各路红军以北上抗日、应对国民X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同苏联的通道为主要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长途征战。屈指算来，参加这个“长途征战”的，一共有十一支队伍，他们是， 第一类以北上抗日为主要目标的六支：1934年7月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领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也就是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毛泽东等率领的东征军也就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二类，在反围剿中以开辟新根据地为主要目标的三支：1932年10月，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开辟川陕根据地；1932年8月，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撤出湘鄂西根据地，开辟湘鄂川黔苏区；1934年7月， 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同红三军会师并巩固扩大湘鄂川苏区。第三类，以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目标的一支：彭德怀率领的西方野战军。第四类，以打通苏联国际通道为主要目标的一支：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与此同时，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牵制了大量国民X军，从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陕甘红军英勇奋战，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东北抗联，最早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在国统区进行地下斗争的X组织和X领导的各方面力量， 也为长征胜利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长征，不仅锤炼了伟大的X和伟大的人民军队，还升华出伟大的长征精神， 这就是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严格的纪律、不怕牺牲的精神、尊重实际的作风、众志成城的凝聚力。
长征胜利，有许多值得今天吸取的宝贵经验。同中央保持一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长征时各路红军、各根，据地分散作战，经常同中央失去联系， 但中国共产X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有着极强的组织观念，他们相信中央、盼望中央、服从中央。这是各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长征期间，曾发生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事件，其中虽然有许多复杂的情况， 但本质上是张国焘拥兵自重。我们看问题必须看本质。也正是在中央的努力下， 在服从中央顾全大局的朱德、刘伯承及左路军和四方面军大多数同志的努力下， 在二方面军的支持下，最后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阴谋。与张国焘形成鲜明
对照的是，同为四方面军辖下的红25军长征最先到达陕北，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25军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慷慨为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援助。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因为刚刚发生了张国焘事件，红25军过去又隶属于张国焘领导， 中央难免有些担心，毛泽东致信徐海东借一千块大洋，也不免有试探性质。徐海东将仅有的六千块大洋自己留用一于块，五千块全部支援中央红军，并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正是坚守服从中央统一领导的组织观念和ZZ规矩，才有长征的胜利。张国焘无论历史上有多大贡献，从另立中央发展到最后背叛革命，这是性质的转变。服从中央，这是中国共产X成立时就明确的ZZ纪律ZZ规矩；经过长征的实践，更加成为全X的自觉。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中，牢记长征的这条宝贵经验，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长征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是中国共产X和中华民族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为此，我曾奔走呼号，大声呼吁，长征路线应申报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长征精神应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应首先做好长征路线申报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工作，以彰显文化自信特别是红色文化自信，并福及全球泽被后世。按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的标准，长征路线也完全具备这个条件，关键是事在人为。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中国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世界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世界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诚然，由于文化差异和长征遗址保护上的欠账，今后相当长时间里，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重点，一是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让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群认可；二是加大投入弥补遗址保护欠账，尽快达到标准。这项工作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但只要有决心有信心，经过10到20年的努力，是有这个可能的。这项工作与其他申遗项目不同，需要举国努力；从现在起，每个有理想、有境界的中国人，都应为长征申遗鼓与呼。这不仅是申办一个世界遗产，而且是在重塑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同长征时期已经不可比拟。长征的生活，人们不必柬复；长征的精神，人们应当永远牢记。长征，是中华民族不倒的精气神；中华民族，永远需要这种不倒的的精气神……
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文章
（2016年）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在新常态下按照新发展理念做好经济工作，必须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必然要求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就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之后呈现的新阶段、新形态，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一是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三是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四是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发生变化。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四降一升”：一是经济增速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反弹，2010年达到10.6%，之后增速逐年下滑。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不可能是“V”型反转。当前有判断认为经济走势是“L”型。这是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这个观点也是成立的。但从长远看，还应是“W”型。二是工业品价格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PPI）连续下跌，2015年全年下跌5.2%，比上年扩大3.3个百分点。进入2016年后虽跌幅有所收窄，但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还不确定。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2016年1～6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0%，创16年来的新低，特别是民间投资同比增长仅2.8%，相比上年同期的11.4%，降幅高达8.6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在社会投资中占比已超60%，必然造成经济下行压力的进一步加大。四是财政收入增幅下降。2016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7.1%，增幅较上年底进一步下降；全国一般性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5%，财政支出的刚性导致平衡收支的压力加大。五是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产能过剩、杠杆率高、库存攀升、不良贷款、地方债务、非法集资等风险点增多，这些风险相互传染，有可能演化为金融风险，对经济金融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这种“四降一升”，决定了我们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讲，
供给与需求是一对矛盾，供给与需求往往交替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根据市场需求提供供给，包括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出口供给等等。市场需求什么， 就应当供给什么；供给不适应需求，就应当进行供给侧的改革。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是因为供给结构不合理；杠杆过高、成本过高则是供给侧不合理的成因与代价。当然，如果供给侧问题改善了，需求跟不上，那就要通过宏观调节， 解决需求端的矛盾。
结构性问题，是结构过剩与不足并存。一方面，部分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 占用了大量资源，抬高了全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一些中高收入群体为满足消费需求的供给不足，到国外买房、购物、上学、看病。CPI和PPI一正一负的分离说明，工业品过剩，但部分消费品供不应求。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没有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资源配置存在体制机制性障碍， 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并存。这种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的扭曲，不可能通过刺激需求的办法解决。而且长期施行需求刺激的政策， 会带来严重不良后果。我们过去刺激需求主要是根据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 原理。其实“三驾马车”既是需求也是供给，从需求角度讲现在外需刺激不了， 消费是慢变量，民间投资短期也很难刺激。最后只好主要聚焦到扩大政府基建投资上，用政府决策替代市场选择。这就加剧了产能过剩及钢铁、水泥、玻璃、电解铝等投资品大量积压。2015年，我国钢铁产能11.5亿吨，产能利用率70.8%， 不论如何扩大基建投资，也难以消化掉这多达几亿吨的过剩产能。扩大政府投资，超出当期财政能力，还会形成地方政府高负债，产生债务危机。刺激需求， 倒逼增发货币，在实体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和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情况下，又促使货币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以钱炒钱、吹大泡沫，出现经济泛金融化、高杠杆化、高债务化，以及更为危险的产业空心化。由于实体企业借贷资金必须投资于高于实际利率的项目才有回报，造成很多企业不敢投资实业，而是购买理财、投资房地产等，使实体经济越来越虚，金融风险也越来越大。以上这些说明， 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必然要求。
“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去产能，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我国的现实情况是，有些产品价格弹性已经为零甚至为负，价格再怎么下降，消费总量也难以扩大。比如钢铁、煤炭的价格一直在下降，但消费总量却在减少。这说明根本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产能过大，产能超出需求极限。
过剩产能在企业层面的表现就是“僵尸企业”。“僵尸企业”是那些已经丧失偿付能力、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达到了破产法规定的申请破产条件，只能依靠银行贷款、政府补贴、母公司补贴等维持生命、僵而不死的企业。“僵尸企业”占用信贷、财政、土地、劳动等资源，抬高杠杆率，加剧产能过剩，扭曲市场价格信号，限制市场优胜劣汰，制约经济升级，长此以往，还会把行业中的优质企业拖垮。虽然处置“僵尸企业”会带来职工下岗、不良资产增加等一些新问题，但这是绕不过去的坎，只能用稳妥的方式，用今天的“小震”， 化解未来的“大震”。
处置“僵尸企业”的原则是：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 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和债务处置。通过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在财税、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专项奖补以及资本市场等方面的支持，达到减少过剩产能，提高产能利用率，稳定工业品价格，止住价格下跌，增强优质企业盈利能力并平稳过渡的目的。
去库存，化解房地产积压状况
截至2016年8月末，全国商品住宅待售面积4.3亿平方米，施工面积48亿平方米，合计超52亿平方米。按每套住宅面积100平方米计算，今后两三年的住宅供应总量为5200万套，按每套3人计算，可容纳1.6亿人口。显然，相对于现有户籍人口而言，库存多了，但相对于在城镇就业和生活的2.5亿非户籍人口而言却是不足。问题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这些非户籍人口很难在城镇长期定居从而形成买房租房的预期；更主要的是在一二线城市，绝大多数的非户籍人口买不起住房。一方面，非户籍人口城镇化需要住房，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高企。在这方面，国家主要采取两大举措，一是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二是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过去住房制度改革的思路是，对中高收入群体通过购买商品房解决，对中低收入群体通过政府支持建设保障性住房解决，对困难群体通过政府提供廉租房解决。而大学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刚参加工作时，往往都是中低收入群体，不具备购房能力，但却是住房的真正刚需。所以，现在住房制度改革的要点是，对有能力直接买房的，仍支持包括非户籍人口在内的城镇居民购买产权房；对一时买不起的，支持他们先租房；对难以承受市场化房租并符合条
件的，政府给予货币化租金补贴，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
去杠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造成我国金融风险的主要原因是宏观杠杆率过高、增长过快，一旦经济下滑，这种高杠杆就会演变为金融风险。我国全社会杠杆率从2008年的170%增加到2015年的249%。2015年各债务主体的杠杆率分别为：非金融企业131.2%（不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府56.8%、家庭40%。特别是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过高，按综合融资利率5.7%计算，企业一年所付利息为5.1万亿元。这是宏观上货币宽松与微观上贷款难贷款贵的根源。此外，我国重点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银行利润普遍下降，基本是微利甚至负利。但从长期看，必须坚持去杠杆的政策方向，严防金融风险。我国现行金融机构不是少而是多，金融服务总体不是不足而是竞争过度。普惠金融不等于普办金融，利率市场化不等于绝对自由化。要下决心关停并转一批“小、杂、乱”金融机构。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还要有加、有减、有转移地降低总体杠杆率，适当提高中央政府杠杆率，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去产能和处置不良贷款，降低企业杠杆率。具体的任务和措施包括：对信用违约依法处置， 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存量债务置换，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对不良贷款，研究创新性举措，确保债权人利益；对金融风险， 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遏制非法集资， 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建立金融风险联防机制，实行银、证、保联防，网上网下联防，中央地方联防，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事件。
降成本，减轻企业负担
降成本首先要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国家在这方面打出“组合拳”，实行“七降”，一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靠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规范中介服务；二是降低人工成本，企业对人工成本上升反映强烈，要求修改劳动合同法，全国人大有关部门也在研究这一建议；三是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特别是垄断性中介服务收费，已经实施 的“营改增”政策，要落到实处；四是降低社会保险费，精简归并“五险一金”， 降低企业养老金缴付比例，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付比例；五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六是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七是降低物流成本，推动流通体制改革。
补短板，扩大有效供给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我国还面临不少短板。从收入群体看，重点是农村贫困人口；从产业看，重点是现代农业、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从产品看，重点是绿色产品、生态产品；从质量看，重点是高品质产品；从资本看，相对于物力资本而言，重点是人力资本；从生产要素看，相对于资本和劳动，重点是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
为此，要扩大有效供给，补好短板，包括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扶贫，扶真贫，提高扶贫质量；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创新；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推动形成市场化、可持续的投入运营机制；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使劳动者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
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统筹兼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施相互配套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
宏观政策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经济运行是结构性改革的基础，经济运行要保持在合理区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可以不变，但重点和力度要有所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 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产业政策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的大方向。这其中包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存量与增量、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住房制度改革中购房和租房的关系等。具体的投资机会要由各类投资者在市场中选择。产业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坚持创新驱动，注重激活存量， 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发展实体经济，等等。
微观政策是要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地作用
于微观。对企业即生产者，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在制度、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权益，改善企业市场预期，使企业增强信心。对消费者，要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使有效供给能顺畅到达消费者手中。
改革政策是要推动各项改革落地见效。改革要在“实”字上下功夫。一方面，改革方案本身要实，符合实际，从实际中来，能直接落地，而不能闭门造车；另一方面，方案的落地要实，要清除顶层设计与实际落实之间的障碍，使改革在微观层面见到实效。顶层设计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幅员广阔，地域差距大， 国情复杂的特点，给地方留有充分的空间和余地。
社会政策是要为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 过剩产能，必然带来一些阵痛，涉及部分群体就业和收入，但这是必须要经历的阵痛。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两个基本”，即基本生活、基本公共服务。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的就业形势已有很大不同，财力规模和保障制度也有很大进步，但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处置“僵尸企业”必然会带来一些局部的阵痛，社会政策必须托起这个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力推进具有基础性作用的改革，主要是国企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制，以及具有兜底作用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同步推进一批对“三去一降一补”具有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
国企改革要全面落实中央审议通过的国有企业改革文件，加快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财税改革主要是抓住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地方发展能力、减轻企业负担等关键性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金融改革要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善、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各种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各类金融市场； 从实际出发，稳妥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等。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要着眼于构建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提高统筹层次。
在光大集团2017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2017年1月16日，根据录音整理）
世界万事万物，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我们只有首先抬头看准路， 才能低头拉好车。不怕路途远，就怕方向错。
2016年，我们有四件大事值得铭记。一是集团经营实力跨上新台阶，资产规模突破4万亿元，十年改革重组发展规模相当于当年七个“光大”，成为“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过去所讲的实际属于“社会地位意义”上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二是品牌实力得到新提升，在世界500强的排名跃升至313位，上升107位，上升位次居全球金融企业第一名。能获得一项全球金融业第一，这在光大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三是经营发展开创新局面。从“质变” 角度由过去坐等被并购到积极“走出去”主动并购经营（近年来成功收购中国飞机租赁公司并在香港上市，收购新加坡汉科环境公司并更名为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在新加坡上市，收购新鸿基，还陆续收购了一批美国、德国、以色列、瑞士的高科技企业，包括电子和可穿戴设备、机器人、航空科技、汽车测试、科技金融、新能源及医疗健康等；特别是去年成功收购香港大新金融中心；光银国际、光大银行首尔分行正式对外营业，光银欧洲和卢森堡分行正式获银监会批准；成功主导收购国际顶尖体育媒体服务公司MPS股权；完成地拉那国际机场100%股权收购；成功收购波兰固废项目成为中国在东中欧环保市场上最大的收购项目；取得首个海外BOT越南垃圾发电项目等）。四是召开了集团历史上第一次X建工作会议，既认真落实中央加强X建工作的一般性要求，又初步总结了自身“特色X建”，是光大历史上加强X建工作力度最大的一年。
下面讲三个问题：
一、2016年主要工作（略）
二、2017年总体思路与工作计划
2017年我们要按照“坚定信心、沉着应对、稳中求进、把控自己”的总体思路做好今年各项工作。
“坚定信心”就是既要看到我们工作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更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们做好金融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要在以同志为核心的X中央坚强领导下，充满信心地推进集团各项改革发展工作。“沉着应对”就是要通过辩证思维，既要不断强化风险意
识，深入分析、科学研判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与水平，又不能被暂时的、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绊住手脚，保持定力，在不确定性中看到确定性，在确定性中看到不确定性，未雨绸缪，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确定性”从国际看，对中国的遏制与依赖并存，美国等遏制中国的战略利益需要是确定的，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也是确定的；从国内看，困难与战胜困难的能力并存，世界经济中的种种问题对中国的影响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暂时困难是确定的，中国战胜这些困难的物质基础、体制优势、应对能力也是确定的。这些年不都是年年过不去，年年都过去，年年最困难，年年战胜困难吗？从光大自身看，基础薄弱与发展势头良好并存，由于丧失黄金发展期而自身基础薄弱是确定的，这些年纵比年年进步，改革重组后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激活新能量，势头总体向好的趋势也是确定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看， 世界经济中的新动向新问题，特别是上台后美国的ZZ经济政策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国内看，由于外部影响和内部隐患，经济金融工作中还会出现什么问题、什么时点出现问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从光大看，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内部体系庞杂、企业众多、发展不平衡，尽管我们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全面排查，但还会出现什么新情况新问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世界万事万物，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我们只有首先抬头看准路，才能低头拉好车。不怕路途远，就怕方向错。“稳中求进”就是要坚持稳是前提，进是目的，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奋发有为，把握好“稳”与“进”的度，既不操之过急，也不丧失机遇，实现持续稳健发展。“把控自己”就是既要看到光大集团2016年在规模、质量与效益上取得的新成绩，在品牌形象上取得的新提升， 在经营发展上取得的新局面，在加强光大集团特色X建方面打下的新基础，也要冷静分析面临的各种风险因素，坚持把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我们今年工作的主线，进一步巩固集团改革重组成果，加强顶层设计， 理顺体制机制，在坚持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实现稳定健康发展。
今年的重点工作是：（略）
三、讲几个重点问题
我到光大十年，参加了十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应当说这次是对金融风险问题强调得最重，阐述得最透彻的。“防范风险”可以说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这些年来集团及所属企业由于保持了清醒认识，大体经受住了内外部的
风险挑战，各类风险总体可控。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及时召开防范风险“打招呼会”，下先手棋，打主动仗，对去年有可能发生的风险都做了预判，应当说不但对防范风险起到了未雨绸缪的作用，而且影响的范围超出了光大。但是，也要看到光大集团内部各企业风险管理能力参差不齐，目前或多或少都存在管理短板和漏洞。当前需要特别关注的，一是流动性风险最为突出和紧迫。2017年， 内外部因素将造成流动性比以往更为紧张。宏观层面，美元不断加息，货币政策中性趋紧；微观层面，系统内企业快速扩张，加之监管政策时常变化，都有可能造成流动性压力在某些时段内骤然上升，形成突发性风险事件，为此要做好应对准备。
二是资本不足制约企业发展。这两年，各企业资产规模增长较快，资本消耗很大，集团虽想方设法补充资本，但受到监管规则和市场条件的制约，资本补充渠道受阻，资本补充周期较长，资本补充与需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资本充足比率如果踩到红线，不仅会受到监管处罚，还会引起资本市场的不良反应， 增加再融资难度，一旦形成恶性循环，又进一步影响业务发展。
三是声誉风险管理在特殊时期显得尤为重要。2017年是X和国家ZZ生活的重要一年，要始终保持高度的ZZ敏感性，确保光大各层级机构运行稳定， 不发生重大负面信息和群体性事件，将声誉风险管控落到实处。
四是信用风险管控压力依然很大。资产质量方面，我们的潜在风险比较大， 历史包袱比较重。近来，不良贷款源头正由中小微企业向大中型企业蔓延，大额资产风险管控压力上升，资产质量劣变的趋势并未根本性缓解。为此，要下大力气，采用多种方式加以解决。
五是操作合规风险在经济下行期呈高发态势。近来，大额票据、民间P2P理财、各类飞单以及金融诈骗等案件频繁出现，个别机构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出现了风险意识淡化、风险底线退化、风险文化弱化的情况，各类检查所发现的问题也大多是操作合规问题，具有很强的顽固性、隐蔽性和杀伤力。所以，各企业要同风险“赛跑”，抓住当前化解风险的窗口期，有效化解和处置风险； 同时，也要讲究风险处置的艺术，做到把握大局、统筹兼顾、进退有度。
关于廉洁从业底线问题，在明天的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还要更多的讲，我今天主要讲讲廉洁从业底线同业务的关系。简单说，发生廉洁从业风险，一是将带来直接的资金损失；二是需要付出“精力成本”，影响其他工作；三是造成声誉风险，影响业务发展；四是处理不好会产生“破窗效应”甚至“多米诺【联系微信dadaw*k01】
骨牌效应”。所以守住廉洁从业风险底线是守住风险底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光大集团从“资不抵债”到“康复”再到“强身健体”，可以说，一方面已经具备了现代化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刚恢复元气，还要下大力气巩固这个基础。
一是巩固体制基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我们通过改革重组，已经具有了较为深厚的体制基础，形成了独特的发展优势，包括步入大型金融央企行列， 具有较高社会声誉和影响力；持有金融全牌照，可实现多元化综合经营；旗下主要子公司都已实现上市，具有较为完备的经营管理体系；集团股权关系理顺， 总部管控能力加强。接下来，在巩固体制基础方面，可以考虑按照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总体部署，在混改方面有所突破；引进战略投资者，优化股权结构， 提升管理水平；创新和完善公司治理，探索大型国企体制改革的新途径。
二是夯实管理基础，提升管理有效性。近年来，集团各企业不断深化管理 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但管理上的薄弱环节依然较多，各企业管理水平不一。随着集团下属子公司增多，管理半径延长，管理难度也将不断增加。下一步，要以综合经营计划与绩效考核评价为抓手，强化集团的管控力和执行力。各企业要依托自身特点，强化战略管理机制、预算管理机制、股权管理机制、联动管理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不断改进管理工具和手段，逐步实现系统化和精细化管理；通过加强业务指导，强化纵向监督，逐级实施穿透式管理，不断开创具有光大特色的金控集团管理模式。【联系微信dada*wk01】
三是健全人力基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要坚持好干部选拔标准，把干事创业、勇于改革、敢于担当、作风扎实的干部提拔使用起来，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要继续深化“人心工程”和“人才工程”建设，在实践中完善干部选拔检查监督等制度建设。重点是要正确处理好干部选用的八个关系：一是在选拔标准上要处理好“ZZ素质”与“业务能力”的关系，即“红”和“专”的关系；二是在人选的来源上要处理好“内”和“外”的关系； 三是在人选的资格上要处理好“能力”和“学历”的关系；四是在评价干部上要处理好“成绩”和“问题”的关系；五是在选拔方法上要处理好“公推”和“个别推荐”的关系；六是在人才任用上要处理好“学”和“干”的关系；七是在干部任用上要处理好“备”和“用”的关系；八是在机制建设上要处理好
“破”和“立”的关系。这些具体内容可以参看我在集团2012年组织人事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是巩固文化基础，增强企业发展“软实力”。文化是金融之魂。近几年， 光大员工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归属感和幸福感增强，这说明光大的企业文化在起作用。但这个基础尚不牢固。光大的企业文化建设已经解决了“魂不附体” 的问题，但是还没有完全达到“体内生魂”的境界。光大这几年在机构、业务方面扩张比较快，面临着新人员、新机构、新环境的新挑战，文化建设一定要跟上。
五是巩固外部环境基础，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近年来，光大集团外部环 境持续改善，从内外交困到八方来援，实属不易。下一步要从八个方面巩固外部环境基础：一是争取股东单位的更大支持；二是维护与政府主管部门的良好关系；三是做好与监管机构的汇报沟通协调；四是加强与同业机构之间交流协作；五是推进与大型央企、国企以及民企的战略合作；六是重视发展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在营造区域环境方面形成“合力”；七是随着“走出去”营造好的国际环境；八是扎实做好新闻舆论引导工作，积极展示光大十年改革的丰硕成果。
2017年困难多，不确定性大，所以必须以防范风险为前提；同时由于这些年的积累，我们的一些优势领域也应当集中资源，加快发展，实现以防范风险为前提的有条件的弯道超车，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积极推进优势领域加快发展，比如银行业务方面，可以在资产管理、电子银行、信用卡等业界具有先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业务领域引入更加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增强发展动力，打造自身特色，实现差异化竞争。证券业务方面， 可以积极把握直接融资市场发展机遇，加快推进大投行改革，打造特色品牌产品，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优势。保险业务方面，可以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加快创新适销对路的保险产品，力争在网销产品和保险投资等领域做出特色，实现突破。资产管理业务方面，可以利用集团金融全牌照优势，统筹内部各类业务平台，整合内外部资源，打造全能型、全产业链的资管业务特色；创新资管产品设计，围绕新消费、新能源、新科技、大健康等主线积极推进板块布局；强化信托投资功能，力争在产业基金、股权并购、资产证券化等方面有所作为；
发挥跨境资产管理平台优势，积极利用境外资金，瞄准国际产业调整机会选择性开展并购投资，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实业方面，可以进一步巩固环保业务的市场优势，提升技术水平、品牌价值与市场占比，积极开辟国际市场，拓展发展空间；发挥实业板块横跨金融与实业的桥梁作用，利用已有的产业基金投资经验以及新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挖掘集团内产融结合潜力，等等。
其他我们还有哪些优势领域，大家还可以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只是就整体而言，不是说点到的每项业务都是“当然优势”，一定要讲条件，一定要牢记防范风险是前提，切忌头脑发热。
二是积极稳妥推动集团择机整体上市。这件事，2013年初我在向国务院报 告工作时曾提出重组完成后“力争用五年时间实现整体上市”，报告已经时任国务院领导圈阅。
集团整体上市的意义主要是，将推动光大集团向真正成为一流的金融控股集团目标迈进；有助于进一步完善集团的公司治理体系，提高整体经营管理水平；有助于促进集团按照市场化、国际化标准，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真正实现市场化运行，接受市场监督，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对所属企业管控水平，加快推动资源整合，增强集团联动发展能力，发挥金融全牌照优势与产融结合优势；可以形成长效资本补充机制，增强集团资本实力，提升集团对所属企业资本支持力度；有利于全面提升集团品牌内涵、品牌价值与品牌知名度、美誉度，提高市场地位，树立良好市场形象； 有利于增强发展自信，提升企业凝聚力。当然这件事不是一厢情愿，需要“择机”。一是自身要满足条件。我们由于已经实现了“高证券化率”和存在“公众公司化”弱的问题（通俗讲就是“联邦制”实现了“形似”还未真正“神似”）， 整体上市难度更大。二是市场环境合适。由于今年市场的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程度，市场环境难度也更大。这些都需要认真研判，去弊存利，积极争取。这个问题去年点题，今年力争起步。
展
老实说X建与业务工作“两张皮”问题不是个别现象，现在X建工作“硬
件”硬起来了，这是好事，但不能满足于开了多少会议，发了多少文件，设没设专职结构，增加了多少人员编制等等。这些当然是必要的条件保证，但最关
键的是“软件”（我个人理解“硬件”就是数量可以统计的，有形的；“软件” 就是不可数量统计的，无形的，但又是最管用的），要使X建工作成为业务发展的强大动力，变“两张皮”为“一股绳”。第八轮中央巡视31家单位，普遍指出X建薄弱，光大是“基层薄弱”。当然我不是说我们“高层”做的怎么好， 基层薄弱也是我的责任，但我们在集团X委层面总体上拧成了“一股绳”，特别是加强X的思想建设，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借鉴X的历史以史鉴今， 在改革重组中见到了实效。这项工作在X建会议上已做了总结，就是既认真落实中央加强X建工作的一般性要求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三次学习教育，又初步总结了自身“特色X建”（简称“一五一十”，即一个思维方式，毛泽东思维方式；“五个精神”，古田会议精神、长征精神、持久战精神、周恩来精神、延安整风精神；一个企业文化建设；“十德十能”人力培养目标）。这其中我们可以再摘要回顾一下，一是学习毛泽东思维方式，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是把国务院批的重组方案同光大发展变化了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三大战役”、“四大战场”、“四抓一带”、“五项工程”；同时又遵守组织纪律按程序报批。这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2007年对香港企业的“三不”批示，体现着X的思想建设、ZZ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纪律建设的统一，很值得总结借鉴。二是学习“周恩来精神”，就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这使我，使一些关键干部心态豁达，直至让出职务，解决了注资中的“卡壳”问题，推动了重组的进展。三是学习“古田会议”精神，坚持X对国企的领导，在“股权为上”的时代，在对主要企业没有控股权的情况下，向中央争取来“两管两兼”政策，通过X管干部管方向， 保证了方向正确人心不散。四是学习“持久战”精神，“急不得等不得，大不得小不得，快不得慢不得”，“先以空间换时间”，让出光大银行、光大实业、光大香港的控股权，通过“战略退却”让银行等主要企业获得注资，恢复业务发展。然后经过“战略相持”，先后实现光大银行A+H股上市、光大证券上市、光大保险控股权回归、成立光大金控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信托投资公司、保持在港企业及实业企业的平稳发展。最后，经过一系列“小胜”并最终积为“大胜”，通过“战略反攻”“换回空间”，重新拿回对各个企业的控股权，实现了改革重组的成功。这些都是我们通过“特色X建”把“两张皮”拧成“一股绳”的成功做法。这些才是“软件”；这些“软件”关键靠“内功”。我们今天常常面临“两张皮”问题，根本上说还是缺少“内功”。所以希望大家要在
“硬件”加强的基础上，练X建的“内功”，上X建的“软件”。真正练成了， 上去了，你就会觉得事半功倍，一身轻松。这是我十年的深切体会。
书法人类精神的心电图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2017年3月20日）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上午好！谢谢吴志攀付校长的致辞；谢谢叶朗、金开诚两位教授代表北京大学向我颁发证书，授予我这么高的荣誉；谢谢各位老师、同学利用周末时间来参加讲座。我是搞金融工作的，书法本是我的一项业余爱好。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最高学府，却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是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北大安排这么一次讲座，让我有这样一次和大家交流的机会，我非常高兴。我下面讲的也只是一家之言，不论说对说错，希望大家能本着北大包容的传统，对我施以包容之心。
去年，我曾应厉以宁先生邀请，来北大参加中日经济高级论坛，作过一次金融方面的演讲。上个月，我又应曹凤歧先生邀请来北大作了一次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的演讲。我当时把那次金融体制改革演讲的题目定为“金融——经济运行的心电图”。为什么用这个题目？主要是为了让那次金融体制改革的演讲和半年前我在清华大学所作的书法演讲相互呼应。上次我在清华大学演讲的题目是“书法——人类精神的心电图”。现在，我又想把今天演讲的题目定为“书法——人类精神的心电图（北大篇）”，同时把上次在清华的演讲题目改为“书法——人类精神的心电图（清华篇）”。原来，我一直以为“书法是人类精神的心电图”这句话是宗白华先生说的。昨天听杨辛先生说，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不管怎样，这句话是源于你们北京大学的，终点又回到起点，所以我仍把这句话作为今天演讲的题目。另外，昨天叶朗先生还对我说，北大的同学提问非常踊跃，希望演讲过程中能形成一种热烈的互动气氛。为了造成这种互动气氛，我昨天晚上书写了三幅作品，准备送给我演讲期间踊跃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同学。第一幅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准备赠送给能正确回答我的提问的同学；第二幅是“闻鸡起舞”，准备赠送给踊跃提问的同学；第三幅实际上是“欲知天下事，须读五车书”，但为了含蓄一点，我把它写成“天下事，五车书”，准备赠送给虽踊跃回答但没有回答正确的同学。
由于我的一些书法观点已经在上次清华大学的讲座中讲过，所以，今天的演讲我就不再过多的重复，大家可以阅读《参阅资料》。我今天的演讲想分为
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向北京大学赠送几幅书法作品，并分别就每幅作品谈谈创作体会；第二部分，我就书法理论中的一些新的认识谈点看法。
下面开始第一部分内容。
今天，我们共聚在未名湖畔。所以，首先，我赠送给北大一幅作品——“未名湖畔”。这是我专门为这次演讲创作的作品。（热烈鼓掌）一年前，北大就曾邀请我来做书法演讲，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美院、中央财经大学，还有我老家的辽宁大学、东北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也都曾请我去演讲。清华和南开我过去讲过了。为什么这次我先选择了北京大学？ 这不仅仅因为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更是因为我在北大有一名知音，有一位忘年交，他就是杨辛先生。（热烈鼓掌）杨辛先生从1960年起担任北大美学教研室的主任，同宗白华、朱光潜先生等一起共事，可见杨辛先生在今天中国美学界的地位。我与杨先生本来素不相识。2003年，他在琉璃厂看到我的一幅作品，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据杨先生后来告诉我，他被这幅作品深深吸引， 足足看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又辗转找到我家。他说，他今年80多岁，登了40多次泰山，但一直没有找到“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在看了这幅作品后，才找到了这种感觉。他问我能否送他一幅，做为北大的教材，我欣然应允。
说到这里，我想向北大赠送第二幅作品——“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热烈鼓掌）这幅作品是我在2001年重新登上尚未修复完的鹳雀楼，有感而发创作的。在座的同学都知道这首诗，但有没有人知道这首诗中的“山”指的是什么山？“楼”指的是什么楼？山在哪里？楼在何方？诗人王之涣斯时斯地为什么写出这首诗？（一时无人回答）这里可是北京大学？（有一同学站起回答：“‘山’指蛇山，‘楼’指鹳雀楼”）看来， 我只能送你一幅“天下事、五车书”啦，精神可嘉。（听众笑）（工作人员向这位同学赠送作品“天下事、五车书”）据我考证，这里的“山”应该是指山西西部中条山脉的首阳山。首阳山可不是一般的山。“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就发生在首阳山。周朝初年，作为商代遗族，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进入首阳山隐居，最后活活饿死。王之涣登上鹳雀楼后，望着首阳山，我想他可能是想起了这个历史故事，所以写下了这首诗。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要表达的，我想决不仅仅是太阳落山这种自然现象，而是阐述保守、守旧是没有出路的。（鼓掌）诗中的“楼”是鹳雀楼。元代以前，鹳雀楼、岳阳楼、黄鹤楼、藤王阁并称为“四大名楼”。元代鹳雀楼被毁坏后，又有一种版本，说
蓬莱阁成了四大名楼之一。鹳雀楼在哪里呢？鹳雀楼在今天山西运城地区的永济市。运城地区，曾经诞生过尧、舜这样的历史人物，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永济市是舜、柳宗元、王维的家乡，是《西厢记》故事的诞生地。可见， 在鹳雀楼的所在地，发生过这么多历史故事，出现过这么多历史人物，那么， 王之涣在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发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慨，他描写的就不仅仅是本人登楼时的身体“更上一层楼”，而是呼唤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需要“更上一层楼”！（热烈鼓掌）王之涣是山西太原人，做官曾做到县尉， 后来弃官，遍游祖国名山大川，写下了很多著名的诗篇。他还有一首诗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首诗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感慨，而《登鹳雀楼》则是对主观境界的一种阐发。所以，这两首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此，我把这幅作品赠送给北京大学。（热烈鼓掌）
说到这里，由于是杨辛先生牵线搭桥，让我和北京大学的师生有了这次见面的机会，去年，杨先生还专门去南开大学为我的讲座点评，所以，为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还专门为杨辛先生创作了一幅作品——“高山流水”。现在我把它作为第三幅作品送给北京大学。（热烈鼓掌）“高山流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俞伯牙本来是楚国人，抱负得不到施展，到晋国去做官。
《左传》上的“楚虽有才，为晋所用”讲的就是这个故事。由此我也联想到位于我家乡的闾山。闾山上有一个望海书堂，耶律楚材曾在这里读书。为什么叫“耶律楚材”？就是因为他出生时，金国大势已去，他父亲料知此孩必为他国所用，所以取名“耶律楚材”。这扯远了。一次，俞伯牙受晋国国君派遣出使楚国。他乘船顺汉水而下，路过汉阳，夜晚遇上狂风暴雨，即命船泊停在龟山脚下避雨。一会儿，雨过天晴，俞伯牙望着当空皓月，屈指一算，正是中秋之夜，此情此景，不能自已，便拿出随身携带的瑶琴，坐在船头，对着明月，弹奏起来。他弹了一首《高山》，一首《流水》，悠扬的琴声在江面回荡，突然， 琴弦断了。弦断意味着有人在偷听。他就去找是谁在偷听，发现原来是钟子期。他问钟子期，刚才谈的是什么？钟子期回答说，一首是《高山》，一首是《流水》。俞伯牙顿感遇上知音，两人遂结为至交，并相约第二年中秋再来此聚会。第二年俞伯牙又来到汉阳时，不料钟子期已经去世。知音已去，此琴何用？俞伯牙就把琴摔掉了。“摔琴谢知音”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说到知音，在这里我不能不提一下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他现在是中国红
楼梦研究会名誉会长，又刚刚被聘为人大国学院院长，今年83岁了。我和冯先生早就相识。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叶嘉莹先生？她是唯一获得加拿大皇家院士称号的中国人。去年，叶先生到南开大学讲学，正好赶上她八十寿辰。我在北京为她祝寿，同时请了文怀沙先生、冯其庸先生，还有中国楹联学会会长孟繁锦先生。冯其庸先生到我家，看了我的作品。第二天早上，他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看了我的书法作品后，非常感慨，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他说，写文章表达不出他要说的话，写诗，也表达不出他要说的话，就用他的家乡古曲子填了一首《唐双宁狂草歌》送给我，请我指正。（出示冯其庸先生书法作品《唐双宁狂草歌》）（鼓掌）这首古曲子是甲申年创作的，书法作品是乙酉年写的。请问，我们这里有没有苏州的同学，能否用吴侬软语把这首曲子唱一遍？如果不能唱一遍，念一遍也可以。这里有奖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听众大笑， 有一同学自告奋勇登台朗诵）这个同学精神可嘉，奖她一幅“闻鸡起舞”。（鼓掌）冯先生当时说，他一个晚上辗转反侧，写下了这首古曲子。为了感谢冯先生，这里，我不揣浅陋，也给大家朗诵一遍。（听众鼓掌）“疾风劲草读君书， 君书都是剑器词。忽如惊风飘白日，忽如鲸鱼破苍波。忽如羿射九日落，忽如大禹劈山斧。忽如长桥斩蛟龙，忽如高天射雁鹜。忽如电扫四海黑，忽如雷轰山岳舞。忽如苍茫微月出云海，忽如旭日东升万象呼。忽如秋雨梧桐飘落叶， 忽如漫天风雪银装素裹万里江山瑞雪赋。忽如铁马金戈十面埋伏九里山，忽如破釜沉舟巨鹿大战诸侯觳觫壁上呼。忽如剑阁闻铃凄凉夜未央，忽如平沙落雁万鸥翔集霜天曙。忽如二泉映月哀弦回肠声声苦，忽如昭君出塞胡沙万里琵琶声急铁马驰。忽如澹荡春风三月天，忽如柳丝飘拂艳阳时。忽如梨花院落溶溶色，忽如江上闻笛千里月明倚栏思。要之君书独得天地造化灵秀气，只有山河大地五岳风云堪与相吞吐。予闻唐君狂草，如少陵观公孙剑器舞，又如读太史公书项羽破秦军百万诸侯军山呼震岳，又如闻雷轰电掣，声光扫寰宇，复如梧桐夜雨二泉映月，其奥微处在微茫之间，当以神会也。因为作狂草歌，略抒所感而已，不依韵律，一以吾乡音顺口为准（吾乡音多含古音，并存入声字）， 惟求适意，不足称诗也。甲申岁末草，已酉岁首，大雪映窗时书，时方患病， 臂力未复，不堪称书也。宽堂冯其庸八十又三书于古梅书屋。”（热烈鼓掌） 我认为，冯先生这么高的评价，我确实是受之有愧。我理解，冯先生这首诗实际上是对中国狂草书法的一种领悟与理解，是对我的激励和鞭策。我非常感谢冯其庸先生。（鼓掌）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幅作品是我托我的朋友文物出版社社
长苏士澍先生制作的仿制品，原件我珍藏起来了。在此，我把这件仿制品赠送给北京大学。（热烈鼓掌）
下面，我再赠送两幅作品，一幅是我书写的毛主席《长征》诗，另一幅是我自己创作的和《长征》诗的书法作品。
我为了创作《长征》这幅书法作品，基本上重走了长征路。当然不是一次走的，是分次走的；也不是全部走完，是把主要地点基本上走完了。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经过湘江战役，翻越老山界，召开湖南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召开会理会议，然后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走过雪山草地，同四方面军会师，召开懋功会议、沙窝会议、芦花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过腊子口，最后翻过六盘山，实现吴起镇会师，胜利完成长征。这里提到的路段， 我都走过。每走一次，可以说灵魂净化一次，认识提高一次。在此之前，我写过好多幅《长征》的书法作品。（出示《长征》书法作品，听众发出惊叹声） 这幅是去年我在草地归来后重新创作的作品。《长征》这首诗大家都非常熟悉， 红军长征的故事大家也肯定都知道，但是，大家对长征的背景、过程和意义不一定完全清楚。实际上，据我考证，红军共有六次长征，七次会师。
第一次长征是在1934年7月。当时，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挥下，中央苏区北大门江西广昌失守。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要实行战略转移。随后，首先派出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实际上也是为了转移国民X的目标，减轻中央苏区压力。这支部队经过福建、浙江，最后在安徽与方志敏的部队会师。这支队伍最后失败了。红七军团的军团长是寻淮洲，政委是乐少华。这两个人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参谋长是粟裕，这个大家都知道。
第二次长征是1934年8月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从湘赣地区出发向西，去与贺龙红二军团会师。这支队伍实际上有为主力红军探路的意思， 最后在贵州的印江木黄与贺龙部队会师。
第三次是中央红军长征。实际是被迫的战略撤退。中央红军先是渡过了于都河，通过了敌人三道封锁线。在穿越第四道封锁线即潇水和湘江时，遭到重创，红军八万六千军队，牺牲了五万，只剩下了三万。当时在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红一、三、五、九军团组成人墙护送中央机关艰难前进，湘江战役中红军又损失大半。当时，士气十分低落，全靠周恩来左支右撑，李德说话没人听， 博古甚至想要自杀，被聂荣臻给救了下来。在这一路上，毛泽东同张闻天、王
稼祥编在一起，就经常做他俩的工作。毛泽东同张闻天在瑞金时期接触就比较多，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相当于现在的国家主席；一个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王稼祥受伤，躺在担架上，也给了毛泽东做他工作的机会。他们几个人都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如果按共产国际指示，到湖南通道后，还要继续往北走，去与任弼时、贺龙会师。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蒋介石已经知道了红军的计划，已经调集何键的15万部队，布置好了一个口袋，等着红军去钻。在这种情况下，走到湖南通道的时候，中共中央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也就相当于现在的“碰头会”。大家知道遵义会议，但不一定知道通道会议。其实通道会议非常重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大多数认为往北走不行，是白白送死。毛泽东说：“大道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向西走”。所以，这个会议没有解决ZZ、军事和思想路线问题，却解决了行军的具体路线，就是决定不往北走，而是改为往西走，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发。走到贵州黎平，又开了一个黎平会议，这次是中央ZZ局正式会议。黎平会议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最后决定不同贺龙会师，改为到川黔边界开辟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之后，红军继续往北走，走到乌江边上一个叫猴场的地方（现在是瓮安县草塘镇），开了一个猴场会议，也是ZZ局的正式会议。为什么开这个会议？因为李徳、博古又提出不同意见，仍坚持往东去同贺龙会师，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猴场会议否决了李徳、博古的意见，最后决定强渡乌江， 这才有了遵义会议。所以，通道、黎平、猴场这三个会议实际上都是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到了遵义以后，召开了ZZ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博古作了主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张闻天作了反报告，对左倾路线进行了一次事实上的批判，公开讲是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但没有解决ZZ路线问题，除毛泽东补进中央常委外，也没有解决其他组织问题。按陈云事后传达，这次会议只是决定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拥有最后决定权的（原话叫“下最后决心者”） 还是周恩来。不过，这次会议由于将毛泽东补进了ZZ局常委（实际上当时没有常委的职数，是补为书记，相当于今天的常委。），从而准确地说，确立了毛泽东在X内的实际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红军北上，准备过金沙江。在这个时候，刘湘发现了红军的意图，布置了重兵，与红军展开了激战。这就是土城战役，也是红军在遵义会议后的第一场战斗。这次战役实际上应该说失败了。后来红军被迫一渡赤水。我们知道四渡赤水，但实际上每次主动、被动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一渡是红
军土城战役后，在土城（今属贵州习水县）渡过赤水，走到扎西（今云南威信）， 召开了扎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推荐张闻天为中央总负责。周恩来分别找张闻天、博古谈话。博古很爽快地把由挑夫挑着的装有中央档案的木箱交出来。这次会议才真正解决了组织问题。
扎西会议决定将遵义会议精神向红一方面军传达。此后，川军、滇军、黔军又向扎西集结。红军又在太平渡这个地方二渡赤水。所以，一渡、二渡都是被动的。二渡赤水后，红军在娄山关打了一个胜仗，随即二占遵义。这时，林彪、聂荣臻提供一个情报，说在贵州金沙县（当时叫打鼓新场）只有黔军一个旅，我们可以将它歼灭，打一个胜仗。当时在苟坝召开ZZ局会议，讨论打还是不打的问题。多数人主张打，毛泽东主张不打。他说，根据他的分析，北边有川军，西边有滇军，容易形成合围，红军会腹背受敌。最后表决结果还是要打。毛说，要打，他就辞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据说，王稼祥在会上批评毛泽东：你这是什么态度？毛泽东回去后与贺子珍又吵了一架。贺子珍劝毛泽东不能这样，有意见还是要好好讲。半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解释这个仗不能打的道理。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得到一个情报，说川、滇军正在向打鼓新场集结。周恩来就召开ZZ局会议，改变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从此，毛主席的威信才真正确立起来。随后，又成立了新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打仗，毛泽东才真正取得了军事领导权。
从上述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威信的树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我由此也联想到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所经历的复杂过程。我对毛泽东的认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文革期间的盲目崇拜；二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种崇拜发生了动摇；三是重走长征路后，对毛主席有了新的认识，变成一种理性的信服和尊敬。毛泽东也是人，毛泽东也有失误，但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我认为要处理好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当时的具体情况与今天的判断标准的关系， 也就是说不能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当时的事情；真实情况与推测的关系；具体事例与整个思想体系的关系。我是看了很多关于他的书，既有颂扬的，也有攻击的，还做了大量实地考察后，产生了上述认识的。毛泽东走的路我基本都走过。大家手中拿到的《参阅资料》中有一篇我写闾山的散文。闾山是位于我的家乡北镇的一座山。我那篇散文其实不是写山，是在写人。我要说的是对人的认识。
《闾山》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一座山的认识尚如此，对一个人，对一种学说的认识，何不如此？”我对毛主席的认识就是这样的。
苟坝会议才真正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此前的遵义会议只是一个思想基础，扎西会议只是解决了X的领导权问题，所以遵义会议也是一个过程， 不只是在遵义召开的那三天会议。我最近去了一次苟坝。当年的会址已经成了一名农户的住房。我已经向贵州省委建议，也请当地金融机构支持一下，把这个会址修复一下。苟坝会议后，红军三渡赤水，从茅台镇渡过去，大摇大摆，
（指着书法作品中写得较大的几个字）就和我这几个字一样。然后躲在树丛中休整，派罗炳辉带一支部队去佯渡金沙江。蒋介石以为是真的，就把兵力都集中到金沙江去堵截。（指着书法作品中写得较小的几个字）所以，这几个字我就写的比较小。其实这时红军的主要力量仍在赤水边上。红军趁此机会四渡赤水后，直逼贵阳。蒋介石此时正在贵阳座阵，紧急调集龙云的部队入黔；红军又西指佯攻昆明，敌军十分惊慌，急忙调遣守卫金沙江的部队支援昆明，红军利用这个机会巧渡金沙江，甩开了前堵后追的敌军。从此，红军由被动走向主动。以上这些路线我都走过的。
每走一次长征，我都有新的认识，并逐渐产生了一种“长征情结”。今年初，我曾给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写信，建议将长征的路段连接起来，建设一条“长征路”。这些路段目前已有不同等级的路连结着， 有的很差，有的还可以，如花点钱，把它们连起来，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些地方的交通问题，可以带动西部开发，可以发展红色旅游，可以进行传统教育。少花钱，多办事，一举多得。他们都做了批示，发改委也采取了措施，不久，一条“长征路”就将问世。所以，我的长征情结驱使我创作了很多幅《长征》的书法作品。我的这幅新创作的作品，就有我的新的感情和认识融在里面。比如说这个“军”字，我原来的作品中的一竖都是直写下来的，现在写成了这种连绵环绕的形式。这是我亲身四渡赤水产生新的艺术灵感后写出来的。我在这里说这些的目的，是想表明，艺术要来源于生活，要扎根于生活。如果没有这种经历，毛泽东写不出《长征》这样的诗和这样的书法作品来，我也不会写出这样的书法作品来。有了生活，才有艺术。在这里我还要指出的是，书法创作除了要有生活外，还要有哲学、辩证法的思想作为基础。实际上，书法作品中章法的横与列，字体的大与小，用笔的枯与润，用墨的浓与淡，都是变化着的， 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辩证法思想的支配。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用楷书书写
《长征》这首诗，能体现出当时红军那种惊天动地的气魄吗？我看不能。只有用狂草，才能表现出那种气魄。在此，我把这幅作品赠送给北京大学。（听众
热烈鼓掌）“乌蒙磅礴走泥丸”，乌蒙山在贵州毕节一带，我也是走过的。五岭逶迤、乌蒙磅礴，红军战士却象走泥丸一样，这是怎样的境界和气度啊！没有这种境界，没有这种气度，不可能取得长征的胜利。以上讲的是第三次长征， 也就是中央红军的长征。
第四次长征是以吴焕先为军长、程子华为政委、徐海东为副军长的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后来，军长吴焕先牺牲了，徐海东当了军长。这支部队后来在陕北的延川与陕甘红军会师。
第五次长征是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经过嘉陵江战役，到四川懋功迎接中央红军。
第六次长征是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王震率领的第二、六军团的长征，这支部队先是在甘孜改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后又同四方面军走到甘肃，在会宁与中央红军会师，实现长征的最后胜利。
以上我所讲的，就是红军的六次长征。“长征”的提法是在巧渡金沙江后在四川冕宁发布的一张布告上正式提出的，以前都没有这个提法。
下面，我谈谈第六幅作品的创作体会。这幅作品的内容，是我重走草地回来后写出的一首和毛泽东《长征》的诗。
重走草地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考证了巴西会议会址。《参阅资料》上有一篇文章是关于巴西会议会址的。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这次会议，搞不好还会联想到南美洲去。这篇文章是我去年实地考证后写出来的。巴西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红一方面军翻过雪山后，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的先遣部队会师。会师后，在毛儿盖会议上，中央决定红军分成左、右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两支队伍的最终目标是继续北上，征服草地，到巴西一带会合。右路红军走过草地后在巴西一带休整，期间又开了多次会议。这些会议都可以统称“巴西会议”。但是，究竟哪个会议是真正意义上的巴西会议？这是值得研究的。现在，巴西会议的纪念碑树在一个倒塌的寺庙前。根据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的回忆，在这个寺庙里开过一次会。但是，根据我的考证，真正的巴西会议的召开背景是这样的：张国焘给陈昌浩发了一个电报，令陈“南下，彻底展开X内斗争”。叶剑英知道这个电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紧急与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开会商量，决定连夜北上。我认为这次会议才是真正的巴西会议。这个会议是在周恩来当时的住处、一个叫牙弄的小村庄召开的。这就不多说了。
草地我是亲自走过的。当然，我不是徒步走的，是坐车走的。如果不是亲自走一次，我们根本不能体会到过草地的那种艰难。不说别的，光是3500米海拔，气都上不来，我坐在车里还要吸氧。红军总共走了六天六夜才穿过草地。一个正常的人六天六夜不睡觉都是受不了的。前几天，我看了一个美国人的研究资料。这份资料说，红军从强渡大渡河的安顺场到泸定桥，一共有240华里的山路，却在一天一夜就走完了，这根本不可能，完全是中共的杜撰。因为根据他的研究，人体极限限制绝对达不到。其实，这个美国人根本不懂。当时，红军一部强渡大渡河后，由于船只有限，追兵在即，只能再选择飞夺泸定桥，否则，就有灭亡的危险。这就只能凭着一种精神，一种毅力去走。所以，在正常状态下，按正常思维做不到的事情，在非常状态下就有可能实现。比如有这样一个故事，汉武帝时代，李广夜间在路上看到一只老虎，拔箭猛射，以为把老虎射死了。第二天一早，发现箭射在石头里，非常惊奇，又对着石头连射了三箭，却根本射不进去了。这就说明，人在非常时期，凭着一种精神，是可以创造出超越人的体能极限的力量的。
走过草地后，我写了一首诗，和毛主席的《长征》。“万水千山岂只难”， 长征中的“难”不仅仅是自然界的“难”，还有敌军的前堵后追，还有X内斗争。“精神等闲概等闲”，虽然是物质决定意识，但精神境界非常重要。“境界到处皆细浪，气魄临时俱泥丸”。只要有了这种境界，有了这种气魄，人就可以无往而不胜。“霜凝须鬓心尤暖，雪覆肝肠胆不寒”。这个“霜凝”不是我的名字，是下霜的“霜”、凝聚的“凝”。“喜看满头飞白雪，人生无处不开颜。”人都会有老的那一天，但是，只要有这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和境界，在人生旅途上就会无往而不胜。（热烈鼓掌）在此，我把这幅作品也赠送给北京大学（听众鼓掌）。
（朗诵时抑扬顿挫，意气风发，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面对同学们纷纷鼓掌、气氛热烈的场面，接着说）我也是到了北京大学，在这种氛围里，才能产生一些灵感。平时没有这种环境，是很难有这种思维和境界的。再举一个例子。昨天早上，我在北大的一个面馆吃早饭。看到有一个介绍面条的广告。我也没有细看，内容大致是介绍面条是怎么回事、多少钱一碗、怎样做等等。我就突发灵感，北京大学的面条广告不应该这样写，应该写成：面条者，面制之条状食物也。先辈经过脱胎换骨，粉身碎骨，然后赴汤蹈火，水深火热，饱受煎熬，能屈能伸、委曲求全，终成大业……。（热烈鼓掌）在北京大学这个谈
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地方，广告只有这样写，才显出是北京大学的广告。下面进入今天演讲的第二部分，讲讲书法理论中的几个问题。
书法是怎么回事？《参阅资料》中清华演讲那篇文章中都有叙述，我不想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后面还要留出时间来给大家提问。书法的定义是什么？我查过《辞海》、《辞源》和其他许多书籍，发现书法有多种定义，但我认为都没有打中七寸，我只好自己下了一个定义。我的定义是：“书法是以汉文字为对象，以笔墨纸砚为工具，以书外功夫为基础，用以宣泄情绪、创造美感的一种艺术。”我认为，工具、对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书外功夫。书内工夫固然不可或缺，但我觉得，我们很多书法家都不缺少书内功夫，缺的是书外功夫。
什么是“书外功夫”？我在清华讲了六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拓万丈胸。”
我这两天又考虑了一下，除了这六句话，还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一个人要有高尚的人格。我小时读过范文澜抗战时期写的一本书，书名叫《大丈夫》。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几十位保家卫国、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 比如岳飞、文天祥等。我现在还想找这本书，但找不到。前几天才打听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还藏有一本，但不能外借。我托人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复印了一本， 现在正在读。我建议大家都读一下。什么是“大丈夫”？孟子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也。”这本书讲了很多人物，其中很多大家都了解，我不多讲，但是，其中有些人物大家也不一定完全清楚， 我在这里讲一下。比如陆秀夫，是江苏盐城人，在元军大举进攻时担起宰相之责，他同南宋政权被元军追赶到广东新会的崖山海边，浴血奋战后，他把夫人、儿子都赶进海里，自己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有一幅对联“宋灭无降将， 陆沉有秀夫”，讲的就是他的事迹。我们不去争论当时的历史背景，只谈论这种可贵的精神和境界。还有颜真卿，很多人都练过他的颜体字。他在安史之乱中被派去与叛军谈判，宁死也不投降，最后被叛军投在柴火中烧死。《大丈夫》中还有很多历史人物没有写到，以后有时间我想为它写续篇。看到杨辛老师， 因为他是重庆人，所以我就想到同样是重庆人的巴曼子将军。巴曼子将军是战国时期巴国人。当时，巴国出现叛乱，他向楚国借兵平叛，许诺事后送给楚国三座城池。后来楚国出兵帮助他平定了叛军。他既要信守诺言，又不忍出让国
家城池，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最后将自己的头割下来送给楚国，以头抵城。直到现在重庆还有一座巴曼墓。范文澜在《大丈夫》中写的都是过去的历史人物， 对当代人物没有涉及。在此，我特别想提一提张自忠将军。前天晚上，我看了一个有关他的资料介绍。根据我的掌握，作为一名武将，讲“死”讲的最多的就是张自忠将军。“民不畏死”、“慷慨赴死”，在抗战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反复讲这些话。张将军最后在湖北枣阳与日军激战时牺牲。他本来可以不上前线，但他非要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最后一个人坚守阵地，弹尽粮绝，战死疆场。在清扫战场时，日本兵发现牺牲者是一位高级将领，马上立正向他致敬。还有一个有关他治军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一位与他有生死之交和赫赫战功的部下，把驻地一名老乡的姑娘给强奸了。老乡将这件事向张自忠告发。这位部下也是追悔莫及，但军法如山，张自忠将这位部下就地正法。这位部下在第一次枪毙后没有打死，半夜他醒过来爬出大坑，又追上了张自忠的部队。张自忠将军将这名部下又第二次枪毙。也许这名部下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换取张将军的英名，因为他对将军是十分了解的。我想，如果我们今天每个执法者都能执法如山，我们的社会秩序就会变得更好。
所以说到书外功夫，我就想到范文澜的《大丈夫》这本书，想到上述这么多历史人物，引发了这么多感想。我认为，有一个好的人品，是做一个好的书法家的前提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再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 抒万般情，师万人长，拓万丈胸”，就会具有真正的“书外功夫”。
“读万卷书”，我讲过要读文、史、哲这三本书。我还说过要读两本书： 一本是孔子的《论语》，一本是老子的《道德经》。《论语》讲的是做人的一般准则，是中国人的普及型读物，“半部论语治天下”；《道德经》讲的是做人的最高准则，“道可道，非常道”，非大智慧者不能领悟。如果能读好这两本书，就会对人生有透彻的理解。
“行万里路”。过去念小学时我没有条件，就骑着自行车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走。行不了万里，就行几十里。后来有了条件，我就尽量“行万里路”。我想说这里面有一个“身行”与“心行”的问题。受客观条件限制，人不可能穷尽天下路，不能“身行”，“心行”也是可以的。大家都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并没有去过岳阳楼，也没有去过洞庭湖。但是，因为他对当地的历史、地理、文化有非常透彻的了解，更因为他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境界，所以写出了这篇文章。相反，如果一个人没
有这种情怀和境界，就是去了岳阳楼也还是写不出来。我今天送给大家的《参阅资料》中有一篇《让他三尺又何妨》的杂文。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去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当然后来我去过了。康雍年间，安徽桐城出了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个军机大臣，实际上就是父子宰相。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就有张廷玉这个人。他们家人曾因盖房子的事情与邻居发生争执，就给当朝宰相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张英回了一封信：“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封信可能大家都知道。张英的家人一看信，马上让出了三尺。对方姓叶，看到宰相家让出三尺，也让出三尺。从此这里有了一条“六尺巷”。所以，“行万里路”，有条件的可以“身行”，没条件的可以“心行”，关键还是“心行”。
“经万件事”，也有一个“身经”和“心经”的问题。经万件事，才能启发艺术灵感。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很大，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提出，不良贷款必须每年下降三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我猛然想到银行资产就是我们的“山河”，因此，突发灵感， 创作出“还我山河”这幅作品。（出示书法作品“还我山河”）这幅作品也请北京大学笑纳。（热烈鼓掌）
“师万人长”，这个《参阅资料》中有，我就不多讲了。
“抒万般情”。反正我有一个爱好，每到一处，好发思古之幽情。1999年我在庐山开会，内容是修改银行信贷的一部基本法规——《贷款通则》。利用会议的空隙时间，我填了一首词《登庐山》。后来，我根据这首词创作了一幅书法作品，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出示书法作品《登庐山》，朗诵并作解释） “奇峰天降，扼大江，取笑黄河兄弟。看谁是中流砥柱？”为什么说是取笑黄河兄弟呢？因为黄河中有一座中流砥柱，但庐山比它要高得多。“虢人悄然不语”，“虢”是古代一国名，在今天河南三门峡一带，也是中流砥柱所在地。与这个虢国相关的还有一个“唇亡齿寒”的故事，这里就不多讲了。“虢人” 就是三门峡那里的人。三门峡的人无话可说了。“一戏泰岱，二戏华岳，三戏医巫闾”。庐山戏弄泰山、华山、医巫闾山，“医巫闾”就是方才我讲的我老家的那座山。“乍晴乍雨，宠得一身脾气”。我们正参观的时候，忽然下起了雨。“忽来北国游客，踏尽匡庐，觅得前朝迹”。我们在庐山看了一些古迹， 想起了很多古代的事情。“太白俯首，陶潜甘居，一代狂人泣”。李白曾经来庐山，写下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陶渊明也曾经在
庐山脚下的彭泽县做过县令。李白、陶渊明都拿庐山没有办法。“狂人如此， 遍寻天下，谁人能驾驭？”这庐山还有谁能管得了？“信步之间，却在双宁脚底”。（热烈鼓掌）见笑了，登山嘛，山自然在我们脚底。我也是只有到了庐山那个地方，才有这种激情。书法创作和诗词创作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一种激情，一种胸怀，你的书法可能很工整，也可能很象古人，但肯定写不出自己的风格来。
“拓万丈胸”。北京大学人才荟萃，我也不想多讲历史方面的故事。《参阅资料》上有一篇题目为《ZZ家的器量》的杂文，是从楚庄王开始写起的。上周我到山东出差，为全国城市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授课。山东是齐国故地，我就想起齐桓公小白。管仲曾一箭射中小白，但没有射死。一种说法是射在胸镜上，另一种说法是射在裤带上。齐桓公趁机装死，后来取得了胜利。大家都知道“管鲍之交”的故事，管仲非常有才华，治国有方，人品也好。齐桓公虽然差一点儿被管仲射死，但是后来他不计前嫌，仍任用他做宰相，由此可见齐桓公的胸怀。没有这般胸怀，他能成为“春秋五霸”吗？所以，从事艺术创作，一定要有胸怀。上次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我针对“拓万丈胸”讲了四句话：“没有比双脚更高耸的山峰，没有比思想更深邃的海洋，没有比眼界更宽广的平原，没有比胸怀更博大的世界。”
书法鉴赏实际上是如何评价书法作品的问题，可分为形式上的鉴赏和本质上的鉴赏。
形式鉴赏的标准有八个字，就是“笔法、结构、笔意、章法”。“笔法” 指的是用笔的功力；“结构”指的是字写的正确与否，当然是相对的；“笔意” 指书法作品的“势”的联结和“意”的走向；“章法”指战略上的谋篇布局。笔法、结构是书法的技术性问题，靠书内功夫；笔意、章法是书法的方向性问题，靠书外功夫。
本质鉴赏的标准有三个字，就是“真、善、美”。这是我的一家之言，有讲得不妥的地方，大家可以指正。我认为，在思想文化领域，“真、善、美” 是衡量精神产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我们知道，在经济领域，货币是衡量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这已被公认；在社会领域，品德是衡量人的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但这还没被公认。有的人就会说，有的人品德一般，但权力很大，级别很高，无论走到哪里人们对他都是优礼有加。我认为，那叫“价格围绕价值上
下波动。”虽然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但受市场供求影响，有时也免不了波动一下，象当年君子兰一样。（听众大笑）还有人说，甚至有的品德特别坏的人，比如秦桧，在任宰相的时候，权倾朝野，人家对他都是笑脸相迎。这更是个别现象，属于“价格背离价值”（听众大笑）。如果站在历史的长河上来看， 还是“价格反映价值”，人品最终还是衡量人的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当然除了品德外，还要有水平，还要在历史上发挥作用，这样，历史才能记住你。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贤者为上，智者辅之，勇者做之。三国时期，刘备是贤者， 当皇帝；诸葛亮是智者，起辅佐作用；关羽、张飞是勇者，只有在前面冲冲杀杀的份。
那么，什么是“真、善、美”？怎样体现“真、善、美”？我认为，“真” 是从创作角度来讲的，反映作者的真情实感。张旭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以头濡墨，借书法抒发自己的真实感情。岳飞书写《出师表》，也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至于这幅作品是不是他本人写的，这里姑且不去争论。面对徽钦二帝被掳北国， 作为宋朝名将，岳飞激愤异常，加上书写的又是诸葛亮的《出师表》，他以泪拌墨，开始是行书，后来越写越激动，由行书变成了草书。所以，书法作品一定要用真情实感去书写。如果照抄，一味模仿，是写不出自己的风格的。这里连带有一个临帖的问题。我不反对临帖，但我很少临帖，大量的是读帖。我读的最多的还是毛主席的帖，也读过张旭、怀素的帖。通过读帖，吸取他们的所长，经过自己大脑的加工，形成我自己的草书风格。因此，我的作品在每个字的取舍上，是集百家之长的。大家都知道“你有你体，我有我体”的故事，讲的是郑板桥想创造新的书体，晚上睡觉时，经常在自己身上划来划去，有一次不小心划到他夫人的身上，他夫人说：“你有你体，我有我体，干吗往我身上划？”。他夫人讲的“体”是指身体。正是这句话提醒了郑板桥，促使他创造出了自己的书体——“六分半体”。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乾隆四家”中有个刘庸和翁方刚。翁方刚的女婿师从刘庸学习书法。有一次，翁方刚的女婿把他写的书法给岳丈看。翁方刚对这些字嗤之以鼻，叫他女婿去问刘庸，这些字有哪一点象古人？刘庸听到后，叫学生回去问他岳父，问他的字中有哪一点是自己的？翁方刚无言以对。
“善”是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讲的。书法只有产生向善的效果，才有意义， 才有价值；“美”是从欣赏者的角度讲的，书法作品应该给人以美的享受。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集中体现了真善美，应该是今天创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基
础，而书法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上次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清华大学副校长胡东成的致辞给我一个启发。他说， 他有一次和杨振宁在一次吃饭，听杨振宁说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是同意这一观点的。可后来他又想，如果说书法是精髓，那唐诗宋词是不是呢？ 当然也是精髓。后来，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解释为诗、书、画。过了几天， 他又想，这还不够。因为，如果诗、书、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那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孔孟老庄、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又算什么呢？当然也是精髓。因此，受他的启发，我认为，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应由以下三方面构成： 以孔孟老庄哲学思想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文学文化以及以琴棋书画为代表的艺术文化。我们今天当然要讲法治，但孔子说“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根本的还是要靠德治，而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德治的基础。以上是我的看法，讲得不妥的地方，请金开诚、叶朗、杨辛先生指正。
我觉得，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当然物质生活也很重要，但是，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差不多了。我觉得无论吃什么好的东西，到了肚子里还不都是碳水化合物？我们很多人缺的是信仰。那么，应该信仰什么呢？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我们信仰的重要内容。所以，我认为书法创作也要体现“善”、体现“美”。对于三者的关系，我认为，“美”在认识论上，体现为“真”； 在道德观上，反映为“善”。你若写“造谣撒谎”，字写的再好也不美，因为不真；你若写“杀人放火”，字写的再好也不美，因为不善。而真善美在表现形式上则应体现为“平衡”。“平衡”分为动态平衡和静态平衡。动态平衡指的是大美、壮美、阳刚美，静态平衡指的是小美、弱美、阴柔美。所以，我常讲，我不反对唱《小路》，但我更喜欢《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不反对《何日君再来》，但我更喜欢听《义勇军进行曲》；我不反对其他书体，但更喜欢狂草。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原因。我认为，狂草最能体现动态平衡，最能从审美角度给人以强烈的美的视觉刺激。我前边讲过，如果用楷书写毛泽东的《长征》诗，就不能给人产生那种强烈的刺激作用；只有用狂草写，才能将人带入这种境界，才能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同时，我又认为狂草最具有艺术价值，是书法艺术的皇冠。什么叫价值呢？价值是凝结在商品里的社会必要劳动。与楷书比，与隶书比，与行书比，与其他书体比，狂草创作是最难的，所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多。所以，历史上的书圣，都是写草书的，张芝、王羲之、张
旭、怀素，今天的于右任、林散之、毛泽东，都是写草书的。只有草圣，没有楷圣，没有隶圣，也没有其他圣。
以上我说这些，是说书法鉴赏的标准。产生“真、善、美”的作用，应该是鉴赏书法作品价值的标准。但是，目前我们事实上采用的是哪些标准呢？我认为，目前有这样几种标准：第一种是领导标准，就是领导说好就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领导说好不一定就好，包括专业部门领导说好也不一定就好。某个领导在ZZ上或者在某一领域是内行，但不是在每个领域都是内行，他的话不能当作一个通用的标准。另外，我们现行的干部体制很复杂，专业部门的领导不一定专业就强，很可能在组织领导能力方面擅长，也可能是论资排辈的结果，还可能是其他因素。所以，领导标准是不成立的。第二种是大众标准。这种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市场标准，就是大家都说好。这可以是一个标准，但在美学知识尚未普及的情况下，也不尽然。比如，现在很多中国人喜欢看小品，也可能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听交响乐，但不能因为很多中国人目前不喜欢听交响乐就认为交响乐不如小品。第三种是功底标准。我认为，在这方面， 要讲两句话：首先要讲功底，但功底不能作为第一标准，只能作为第二位的标准。你临王羲之的字临得再好，充其量也只能是王羲之第二，不会超过王羲之。现在书法已经从集工具与艺术于一身转变为纯艺术。书法作为工具的职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如果仍然以功底作为第一标准，今人就永远不可能超过古人， 在功底上谁能超过王羲之？以功底作为第一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倒退的标准。第四个标准是专家标准。专家标准也是主要的参考标准，但仍然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比如说，对于张旭的古诗四帖，近代几位九十岁以上的鉴定大家，意见上就存在分歧，有的人说是真迹，有的人说是赝品。这就说明专家的意见也不一致，你要以专家的意见做唯一标准，那究竟古诗四帖是真迹还是赝品？那么，到底什么才能作为唯一标准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真、善、美”。
讲到这里，就连带有一个如何看待名人书法的问题。上次我在清华演讲时， 将名人书法分成了五类：第一类是人字双辉，人好字也好，比如毛泽东、颜真卿、岳飞。第二类是书以人名，字写得不怎么样，但由于人有名气，书法也跟着出名。这方面的例子不好举，我当时就举了乾隆的例子。乾隆的字确实写的也不错，但严格说来没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学他爷爷康熙。第三类是人以书名。比如怀素，如果他不会写草书，今天大概不会有人知道怀素是谁。第四类是书因人废。书法写的很好，但人品不好，最后书法被人忘掉。比如蔡京、秦
桧、严嵩、康生。这些人的书法确实很好，但今天还有谁知道他们是书法家呢？ 或者是知道了也不屑提起。第五类是书补人缺。人格上有缺陷，但由于书法很好，可以得到弥补。比如赵孟頫，他本来是宋朝宗室，却在元朝做了官，这就是人品不足。但由于字写的好，人们还是原谅了他。再比如王铎，他本来是明朝的官员，最后却投降清朝，做了清朝的官。虽然人品有缺陷，但由于他草书确实写的不错，人们仍然认为他是书法家。王铎、傅山都是同时代的人。从技术水平来说，傅山的书法不如王铎。但是，在我看来，傅山书法的价值却高于王铎的价值，因为傅山宁死不做清朝的官。
现在是十一点零五分，我再说十分钟，给同学们留出提问题的时间。同学们可能会提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要不要从楷书练起？写书法使用什么样的工具好，用什么纸、什么笔好？怎样用笔？写字的速度到底应该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等等。下面，我就对这些技术问题谈一些看法。
我不反对从楷书练起，但我没有从楷书练起。我一开始就是写草书，回过 头来有空的时候再练一些别的字体。从楷书练起，是老祖宗的教导，但往往这 样做了，最后放不开，不能抒发自己，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很多事情如果先 规范了再做就会受到约束，就会影响发展。发展了以后再规范也不迟。我们的 改革开放、小岗村的包产到户，都不是先按照中央文件干出来的，而是自己先 闯出来的。闯出来以后闯对了，文件再发下来给你正名。当然也有闯错了被淘 汰了的。我说这些不是反对练楷书，我只是说太循规蹈矩容易束缚自己，形成 不了自己的风格。当然，如果有特别的爱好和足够的精力，也可以先练楷书。 至于用什么工具的问题，我想起了启功先生对我说过的一件事。他说，有
一次，人家求他写字，特别买了一匹绢。他看到这么贵重的绢就很紧张，写不出来，写成了墨猪。后来，改用包装纸写，就写得非常流畅。可见，我们对书法工具可以有所选择，但工具不是绝对的因素。毛主席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事物决定性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再比如说用笔，很多老先生告诉我写草书要用长锋，但我就是不习惯。因为我觉得长锋写不出散锋的效果，我还是坚持用中锋去写。最近，我看到王镛先生的一篇文章。王先生与我不认识，但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文章中说，他以前也是用长锋写，但他现在改用中锋。他认为，先人创造了毛笔，而长锋只能使用笔尖，是很大的浪费。中锋就能把毛笔的笔尖、笔腹、笔根都用到，能够物尽其
用。他还说，过去说“杀鸡焉用牛刀”，意思就是杀鸡用鸡刀，杀牛用牛刀。 这套用在书法上，就是大笔写大字，小笔写小字。但假如反过来讲，用小笔写 大字，“杀牛用鸡刀”，不更说明你驾驭刀、驾驭笔的能力吗？当然这里面的 大笔小笔也是相对的，但用笔没有固定标准，你用什么笔合适，就用什么笔。 还有一个书写速度的问题。前些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世界华人诗书画大奖
赛颁奖典礼，我和文怀沙先生坐在一起，文怀沙先生讲话讲到草书的书写速度问题，就指着我说：“我身边坐着一位草书大家，不知道他写草书是快是慢？” 当时我没有总结这个问题，回家后，我想了一下，给文先生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文老演说称吾草书大家，实不敢当；又言及草书书写之快慢，吾事后悟之，应为乐音之高低快慢，应为诗诵之阴阳顿挫，应为自然之行云流水，应为世间之处子脱兔，应为孙子之用兵进退自如，应为谢安之纹枰亦静亦动。总之，当快则快，当慢则慢，快乃忘情，慢亦动心，快慢相宜，各得其妙矣。以上谬见，不知文老以为然否？”（全场热烈鼓掌）所以，我认为当快则快，当慢则慢，不要把快慢机械化、教条化。
由于时间不够了，书法的分类和创新就不讲了。
最后我简单谈一下中国书法史。中国书法的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千年。第一个千年是从西周到两汉，是中国书法的产生期。在这个阶段，字体以甲骨、金文、篆书为主，主要是象形字，笔划的特点是粗细都一样。第二个千年是从汉到南北朝，或者到隋唐，实际不到一千年，是中国书法的成熟期。在这个阶段，字体出现了真草隶篆，笔划开始出现了横竖撇捺点，表明中国书法的成熟。第三个千年是从南北朝或隋唐到现在，是中国书法的繁荣期。在这个阶段，虽然字体还是真草隶篆，笔划还是横竖撇捺点，没有本质变化，但是，这一阶段书家辈出，流派各异，精品荟萃，特别是出现了狂草。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又面临新的千年。今天，经济发展，ZZ宽松，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历史走到今天，历史不能停止前进，历史要发展， 书法也要发展，我们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新。前些天，连战先生到北京大学演讲，他引用了罗纳德？里根的一句话：“假如我们不做，谁做？假如这个时候不做，什么时候做？”由此我也想起了毛泽东90年前讲过的一句话：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北京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我们北大学子理应在弘扬我国的书法艺术方面作出贡献。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我想用这句话作为我今天演讲的结束语。
（鼓掌，持续而热烈的掌声）
主持人：感谢唐双宁先生的演讲。唐双宁先生不单是书法名家，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都非常了解，今天给我们作了这么精彩的讲座，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表示感谢！下面，请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金开诚先生作简短点评。
金开诚先生的点评：
我和唐先生是第二次见面，两次见面的印象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他这个人确实是丰富多彩，气象万千，给人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感觉。他何以能够如此？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把规矩和想象结合得特别好，从而特别富有创造力。大家不要看唐先生的草书写的这么自如，其实草书的规矩最严格，长一点不行，短一点不行，往左靠一点不行，往右靠一点不行。但是，规矩最严格， 恰恰能促使唐先生更有创造力，把两者结合得更好。
唐先生的创造力是怎样来的呢？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唐先生在生活中特别有感悟。这也是他无论在学术、艺术创作还是在工作上都能干出他独特的风格，并取得卓越成效的原因。感悟特别重要。书上的东西都是别人的。要把书本上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不经过感悟是不行的。刚才听到唐主席讲面条的问题，我深为惭愧。因为我从1971年到1994年这23年间，都在北大生活，每天 吃一次面条。我吃了23年面条，也没有对面条产生那么深的感悟。他感悟中的语言、词汇我都懂，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内，但我就是没能将这些词汇、语言联系起来，没有能够作唐主席这样的思考。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从唐主席这里学到这种随时感悟的能力。现在，大家抱怨大学生缺乏创新和创造力，但是创新和创造力是从哪里来的？我看，关键还是要从对生活的感悟中来。所以，同学们要随处感悟，放射性感悟。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从唐先生身上还看到，要做到随时感悟和放射性感悟， 你这个人首先就必须是一个通达的人。通达很重要。过去有“通儒”、“大儒”、“小儒”的说法。为什么有的人只能被称为“小儒”呢？其原因就是内心不能通达。通儒、大儒都是“无可无不可”。小儒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往往走不出圈套，画地为牢，所以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很大成就。我认为，北京大学就是一个培养大儒、通儒的高等学府，同学们要向唐先生学习，学习他那种思维方式的放射性和内心的通达。（热烈鼓掌）
主持人：非常感谢金开诚先生的点评，下面请北京大学美学教授、著名书法家杨辛先生点评。
杨辛先生的点评：
刚才金开诚先生的点评非常深刻。确实，在唐先生的身上有一种气象，而且对人生感悟特别深刻。我在这里想补充一点，就是这次观看唐先生的书展和听了唐先生的讲演后，我有三点体会：
第一，从唐先生的书法作品中，我进一步认识到狂草的审美价值。狂草是艺术中壮美、阳刚美的典型。因为在中国书法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篆书、楷书、隶书、行书等各种书体。这些书体在艺术上各有自己的特性。但是只有草书，特别是狂草，最能体现书法的本质。古人说，“书为心声”。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也讲到，书法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心画”、“心矩”，是书法家心里的规矩。书法最本质的特点，就是人类精神氛围的流露。我觉得，狂草在这方面具有非常大的优越性。因为狂草激情奔放，非常富有变化，在抒发情感方面特别有优越性。正如唐先生刚才所讲到的，在书法中，草书是皇冠。唐先生的作品和演讲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看这些作品和听这次演讲，能够鼓舞人心， 激励人心，启迪人心。而且，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也特别需要壮美。刚才唐先生讲到：“我不反对唱《小路》，但我更喜欢《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不反对唱《何日君再来》，但我更喜欢《义勇军进行曲》”。这表明，他在创作中确实有他自己独特的个性。
第二，唐先生提出了对艺术家素养的一些见解。他特别讲到字内工夫与字外功夫的关系。我觉得，这是很深刻的见解。因为字内功夫是基础，字外功夫是灵魂。没有字外功夫，书法艺术上不了顶峰。如果没有广阔的胸怀，没有字外功夫，光是练字，就是练二十年、三十年，境界还是上不去的。所以，唐先生特别强调，现在缺乏的是书外功夫。唐先生还把书外功夫概括为“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经万件事，抒万般情，师万人长，拓万丈胸”。我觉得，最后这个“拓万丈胸”尤其重要，前面五个“万”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拓万丈胸”这个境界。如果书法家没有这种境界，肯定写不出这种具有崇高美和磅礴气势的作品。所以说，字要放得开，首先是要心放得开，要开阔心胸。人是要有一种精神境界的。我觉得，唐先生是有这样的境界的，而且实践中他也是这样做的。他本身是诗人、散文家，金融专家就不用说了。刚才他对X的历史的分析也是很深刻的。所以，他书写出来的《长征》作品，不仅仅是追求外表的豪放，更
重要的是凝聚着一种对长征的深刻理解和情感体验。所以，诗的灵感驱动他的想象，使得他在写字的时候呈现各种他事先想不到的效果。在这方面，唐先生给了我很大启发。我觉得，在唐先生的作品中，有一种磅礴的气势。其实，狂草是最不好写的。从历史到现在，真正杰出的狂草大家也是屈指可数。正如唐先生刚才所讲的，要写好狂草，字内功夫、字外功夫都非常重要。由于唐先生把两者结合得非常好，所以他的作品能达到书中有诗、书中藏乐、书中藏画的效果。其中，“乐”就是节奏感，“画”就是能唤起观众的意象。我觉得，冯其庸先生写的那首诗，讲的非常有道理。大家想一想，冯先生年龄和我一样大， 八十三岁，能在一个晚上把《唐双宁狂草歌》写出来，足见他看完唐先生作品后的激动程度。我对唐先生作品的感觉也是这样的。正如刚才唐先生已经讲到的，2003年在琉璃厂，我开始只看到唐先生作品的一个角，只有“白日依山尽” 这几个字，但我就感觉这个开头很有气势，然后就请店主将这幅作品全部摊开。当我看到这幅作品的全貌，感觉那确实是万马奔腾，一泻千里，气势非常磅礴。我足足看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我找到唐先生，情不自禁地提出，请唐先生送我一幅作为北大教材。唐先生的作品就是有这样一种震撼的力量。
第三，唐先生身上有一种奉献精神。他对金融方面的贡献就不用说了。除此之外，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事业是充满热情的。他倡议建立中国书法艺术馆，这个倡议已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并立项。最近，他又倡议建张旭的纪念祠——草圣祠，塑一个张旭的塑像，这件倡议也已经开始付诸行动。这都是令他非常兴奋的。另外，他工作这么忙，还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无偿到各高校讲课，内容非常丰富，既有金融方面的讲座，更有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讲座。今天，他又来北京大学讲书法艺术。从他的演讲中，我自己非常受启发、鼓舞。他是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又是住校艺术家，以后肯定会对我们的教学有很多的启发。唐先生的奉献精神还表现在生活的简朴上。昨天中午他去北大学生食堂排队买饭，花了五元六毛钱。他和同学在一起吃饭、交谈，对人非常亲切。这些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朝唐先生）我再一次感谢你！（热烈鼓掌）
主持人：非常感谢杨先生的点评。下面，请同学们自由提问。学生提问
问题1：唐先生，您好！我是哲学系04级学生，请问，您的草书中的点和线的特点是什么？您怎样看待于右任编写的《标准草书》？
唐：你问的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过去在文字创作方面，有一个“琢磨”的说法。琢产生点，磨产生线。琢和磨都是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你问我书法中点和线的特点是什么？点和线，在形式上就是点和线，在本质上就是人类生产实践的艺术反映。
于右任先生编过一本《标准草书》，我经常拜读。他的家乡陕西三原，我也去过。我认为，于右任先生书法的特点是以碑入贴，并为普及草书做出了很大贡献。草书分为章草、今草、狂草。我认为，他的书体高于今草，但严格说还没有达到狂草的境界，所以称为“标准草书”。我从这本书中学到不少东西。
问题2：唐老师，您好！能否请您谈一下您对现代艺术家的期望？
唐：清代赵翼有一首诗：“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热烈鼓掌）我对现代艺术家就是这个期望。（热烈鼓掌）
问题3：唐先生，您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非常荣幸能听到您的讲座。刚才您说到怎样看待名人书法的问题，并提到可以“字补人缺”。但我觉得人的道德水平和艺术水平是两个不相隶属的方面，很难结合到一起。您能否详细谈谈这方面的观点？
唐：我讲的是一家之言，你讲的也是一家之言。人们对“美”的认识有不同很正常。我认为，一幅书法作品要从“形”和“神”两方面去看。所谓“神”， 就是往深里看，透过字形看人的境界。在中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书法家的品德境界，会影响到人们对他的书法作品的看法。表面看，从“形”上看，可能你的书法也不错；往深里看，从“神”上看，人们就会联系书家的人品、境界去评价他的作品。为什么说书外功夫的前提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淫”？因为这是在中国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你书法写的好， 社会就会承认你；否则你写的再好，社会也不会承认。道德水平和艺术水平固然不能完全划等号，但从更高境界上说，又是有联系的，又不能不划等号。这就是为什么秦桧、康生的书法水平至今不被大家承认的原因。
问题4：唐先生，您好！对于书法，我也是外行。今天非常高兴能听到您的演讲。我以前经常听到一些人谈论毛泽东的字。其中有些人说毛泽东根本不是一个书法家，认为他的字实际上是一种自由体。请问，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唐：社会上任何事物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不奇怪。回顾历史，真正传世留名的书法家很少是专业书法家。创造“李斯小篆”的李斯是秦朝丞相，
王羲之是右将军，张旭是七品官，“苏黄米蔡”也不是专业书法家，毛泽东是中国共产X的领袖，于右任是国民X的监察院长。有些人有一个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认为人只能是一个方面的“家”，有名的书法家必须是专业书法家。按这个逻辑，李白也不是诗人，是翰林供奉，杜甫也不是诗人，是工部员外郎。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我在清华演讲时讲过，人有单一型和复合型两种，也可以说专业型和综合型两种。专业型的是一个方面的专家，综合型的是几个方面的专家，不能以他的职业来判断，而要以他的水准来判断。毛泽东是复合型的， 是思想家、ZZ家、军事家、诗人，也是书法家。有些人不承认毛泽东是书法家，实际上就是受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这里面我想到一件事。1999 年《中国书法》杂志和几家媒体举行了一次类似于全民公投性质的活动，评选百年十大书法家。通过专家评选和无记名投票，毛泽东被列为第五，列吴昌硕、林散之、康有为、于右任之后，与沈尹默并驾，排沙孟海、谢无量、齐白石、李叔同前，这说明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大书法家。
问题5：唐先生，您好！我是北京大学03级学生。对于书法，我是门外汉。
（唐插话：你已经是门内汉了）（听众笑）刚才我看了您的书法，只觉得眼花缭乱，看不太懂。我就在想，象我这样书法素养低的人大有人在，这也许是书法艺术难以走向人民大众的原因。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唐：看得眼花缭乱说明你对草书的规律还不大懂，其实草书的规矩是最严格的，不是随便写的。这就有一个普及书法的社会责任问题。在美学知识尚未完全普及的情况下，更多的人们愿意去看小品，却很少有人愿意听交响乐，这是可以理解的，也确实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障碍。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个障碍， 书法家才有压力和动力，才有责任去冲破这个障碍。如果没有这个障碍，什么事情都四平八稳，就没有发展的动力。
问题6：唐先生，您好！我是一名书法爱好者，也是一名记者。今天通过听您演讲，我非常有收获，真是“听您一堂课，胜练十年字”。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您对您的书法作品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第二，您如何看待中国书法艺术的国际化或者向海外传播的问题？
唐：不愧是记者，一问就问了好几个问题。对我的书法作品，我当然有不满意的地方，并且我天天都有不满意的地方。今天否定昨天，明天又会否定今天。我认为只有不满意才能进步。至于中国书法走向世界的问题，有句话讲的好：“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中国人想在油画方面获得世界第一，是
很难的；而国画肯定是世界第一。我会见过很多外宾，其中很多都和我谈过中国书法。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就有一幅我的书法作品——“气冲斗牛”。前天我会见了一个著名的国际大公司的总裁。他是西班牙人，一见面就自我介绍他是张大千先生的女婿。我就问他是怎样认识张大千先生的女儿的，是在台湾还是在巴西？他说是在巴西。由此拉开话题，我们谈起国画、书法，谈得很投机。我又进一步想起，就在去年到清华大学演讲的前几天，我打开电视，正好是中法文化年有关活动的报道。我看到，法国总统希拉克当着记者的面，背出了一句比较偏的中国古诗——“书能瘦硬方通神”。你说，这不是说明书法已经走向世界了吗？所以，有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西方艺术的最高峰是毕加索的抽象画，东方艺术的最高峰是中国书法。两者殊途同归，共同为世界文化增光添彩。中国书法有能力走向世界，经济是文化的先导，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走向世界，所以，中国书法肯定能走向世界。
问题7：唐先生，您好！您发给我们的讲课提纲中提到，书法家可以分很多类型，其中米芾是画家型书法家，苏轼是文学家型书法家，黄庭坚是行政管理型书法家。但据我所知，米芾是一名书法家型的画家；苏轼也当过多年地方官， 怎么不属于行政管理型书法家？我觉得这种分类比较奇怪。能否请您就此谈谈看法？另外，能否请您谈一下，您书法的缺点有哪些？
唐：所谓分类，就是把相同的事物分到一起，但如果一个人有多方面的特长又必须划为某一类时，这种分类就难免有不同看法，这是可以探讨的。比如， 米芾书法绘画都是大家，到底是书法家型的画家，还是画家型的书法家？我是在对书法家分类，当然就把他划到“画家型书法家”中。我可以持我的观点， 你也可以持你的观点。我去襄阳考察过，米芾还是一个官吏，一个石痴，对收藏石头特别痴迷，他又是一个收藏家，实质上应该说是一个复合型人才。我对书法家作这种划分的的意思是，我不反对大家当专业的书法家，但人要综合一点，全面一点，学会触类旁通。
至于我书法的缺点，我认为有很多，最大的缺点就是功力还不够。我可以坦言，与大师、大家相比，我的功力很不够。但我确实是身不由己，时间对我太宝贵了。昨天星期六我还在参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听取锦涛、家宝同志的讲话，只是在今天星期天我才有一点儿业余时间来这里。我每天工作要12个小时，据我秘书统计，去年，我有决策性意见的批文有4000多份，参加的有记录的会议有300多次。所以，经常有人问我，你工作这么忙，哪来时间搞艺术创作？
我想了一下，其实艺术创作倒是要不了多少时间。我又想，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高峰，一个是长征路上，一个是中苏论战时期，越紧张越有灵感，到延安后， 生活相对好了，时间相对多了，反而创作不出来了。所以，我从理论上总结， 劳动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靠时间，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 不是时间多就能创造出来的。复杂劳动又分为高级复杂劳动和一般复杂劳动， 当然这些也是相对的。比如以感官为主的技术练习，我认为是一般复杂劳动； 以大脑为主的艺术创作，是高级复杂劳动。高级复杂劳动，只要来了艺术灵感， 要不了多少时间。但反过来说，由于缺少时间，属于“一般复杂劳动”的技术方面的东西我就不够，但只能等退休以后再补课了。
（在唐先生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后，仍然有很多同学纷纷举手，要求提问。主持人因时间已到，宣布提问结束。）
主持人：今天提问到此结束。今后我们还会再请唐先生来演讲。下面请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艺术学系主任叶朗教授给大家致辞。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主任叶朗的致辞：
今天上午的演讲到此结束。唐双宁先生的演讲非常精彩。金先生和杨先生作了点评，大家也进行了讨论，我们衷心感谢唐先生。在此，接着刚才金先生的话，我也最后谈一点感受。
金先生说，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唐先生有一种很强的通达和包容性。我觉得， 这种通达和包容性是以有一个博大的胸襟为基础的。我看了唐先生在《参阅资料》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ZZ家的器量》，一篇是《让他三尺又何妨》。这两篇文章写的相当好，其中讲到很多历史人物因为胸怀不宽广而失败的例子， 还特别提到袁绍。袁绍是一个善于“把无变有”的大师，善于把很多原本不是他敌人的人变成他的敌人，这样还有不失败的道理吗？反过来，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人，必须有博大的胸怀。
大家都看到，唐先生文、史、哲知识非常丰富，他对中共X史上的很多事情都进行过实地考察，人生经历也非常丰富，可谓是“无所不包”。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唐先生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创造出了自己的书风。这种创造性和他的无所不包是密切关联的。清代刘熙载讲韩愈“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他的意思是，因为韩愈具有伟大的包容性，所以能把前人不合理的东西都统统扫掉，才能有独创性。我觉得，这种包容和创新精神是与我们北大的精神相通的。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曾提出“兼容并蓄”的办学思想。北京大学
从来都是创新的学校。文学和艺术上的很多东西的创立都是在北京大学。《新青年》的创办在北京大学；我们中国第一个音乐学院、第一个管弦乐队的创立实际上也在北京大学。正因为唐先生身上的这种伟大的包容性和创新性与我们北京大学的精神如出一辙，所以，我们以后要经常请唐先生来北大讲课。最后， 我认为，唐先生身上的这种伟大的包容性和创新性，不仅仅是我们北京大学的精神，更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在此，请允许我向唐先生表达崇高的个人敬意！
在“中国厕所革命推进日”暨政企对接仪式上的讲话
（2017年3月31日）
尊敬的金早局长，各位与会代表，各位新闻界朋友们：
在习近平总书记对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批示两周年之际，国家旅游局举办“中国厕所革命推进日”暨政企工作对接活动，我代表光大集团向两年来为推动厕所革命工作付出不懈努力的国家旅游局、各级地方X委政府、旅游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国光大集团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资产4万多亿，法人机构近千家，业务横跨境内外，以金融业为主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基金、租赁、期货等金融全牌照以及环保、新能源、房地产、飞机租赁、高科技等实业业务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2015年进入世界500强列420位，2016年位次又提升107位列313位，从提升位次角度居全球金融业第一名。
厕所革命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事业，是建设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的民心工程。光大集团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在厕所革命启动之初，我就批示“要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角度认识厕所革命。光大集团在这个问题上，要切实提高认识，积极有所作为”。光大集团下属的光大实业集团及光大置业公司组建了专门团队，形成一整套技术解决方案和丰富的产品体系， 初步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同时，光大集团下属的光大香港及光大国际的环保业务已形成特色优势，目前已投资国内17个省、市、自治区及境外环保项目211个， 总投资530多亿元，环保业务在投资规模、投资质量、效益回报等位于全国同业领先地位。去年成功收购波兰固废项目，并积极拓展东南亚市场，实现了环保装备、技术、服务的海外输出。
在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展旅游产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它是无烟产业；第二它是无耗产业，不耗能、不耗原材料；第三它是精神产业， 这是我创造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全面小康，不仅是物质上的全面小康，还要实现精神上的全面小康。现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精神需求就会不断提升，所以，实现精神小康，发展旅游业是一个重要途径；第四它是无周期不疲软产业，其他产业都有周期，都有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而旅游产业是一个无周期不疲软的产业，而且时间越长吸引力越大，产值越高。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旅游资源大国和最大的旅游市场大国，也是国人在实现
小康后，在目前审美阶段的最有前景的消费领域。因而旅游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提高文化审美层次的切入点。光大集团一直高度关注旅游业。我多次借助各种场合，呼吁重视旅游产业发展。今年全国“两会”上，我还提交了《关于推动中国红色旅游事业发展的建议》。下一阶段，光大集团将在红色旅游开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深化与国家旅游局和各级地方政府、旅游部门的务实合作，与社会各界人士一起，为厕所革命和中国旅游业健康发展做贡献，在政企合作中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谢谢大家！
在光大集团“五四”青年座谈会上的即席讲话
（2017年5月4日，根据录音摘要整理）
听说你们开这个座谈会，我是主动赶来参加的。其实我很早就想跟咱们光大的青年朋友们聊一聊，也回忆回忆自己的青葱岁月，与大家分享一下各自的成长经历（略）。今天，借此机会，我还想对光大的年轻人提三点希望：
一是希望大家更多地在工作、生活中磨砺自己。我们这代人，可以说经历 了比较多的磨砺，当然我们上一代的人经历的更多。我们一代又一代从磨砺和风雨中走过来，目的是为了一代比一代生活得更好。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我们那个年代环境好了很多，生活条件优越了很多，成长经历顺利了很多，但是我希望大家无论是顺境逆境都要注意锤炼自己的意志，锻炼自己承受磨难的能力， 顺而不骄，逆而不馁，特别是要每临大事有静气，什么乌龙指，什么钱荒，遇事不能畏缩，勇于承受和担当，通过这种“担当”不断增强自己的心理抵御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这样才能为个人的成长奠定一个健康的心理基础。否则的话，天有不测风云，真出大事我真的怕大家承受不了。
二是希望大家更多地培养自己的家国情怀，更多地考虑国家大事、光大的发展。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个人成长环境不同，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考虑国家大事、单位的事比较多，甚至只考虑国家大事，弄得我现在许多生活方面的事情都不会自理。让大家见笑了。但是，今天，我仍然希望大家尽可能多的考虑一些家国大事，或者说先考虑家国大事，后考虑自己个人的事。我不反对“小确幸”， 但希望大家不能只停留在“小确幸”上，这样，才不枉活一生。
记得2011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演讲提到了关于人的“立体生命”的问题。我认为人的生命有三种，一种叫线性生命，或者说是自然生命，这是从生命的长度讲。这个自然生命，你活一百岁、活两百岁，总要离开这个世界，总是有限的。第二种是平面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你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有所成就，这是你的平面生命，这是从生命的宽度讲。第三种是人的立体生命， 是从生命的厚度讲。人要实现全面的发展，不仅是在你的专业，而且在其他领
域也能发掘你的潜能，从而成为一个全面的人，这就是提升人的立体生命。历史上很多“大家”都是立体型人物、复合型人才，比如曹操、苏东坡、王阳明、毛泽东、亚里士多德等等。对于光大的青年人，我希望大家也逐渐培养自己从拥有自然生命的“线性人”成长为干好本职工作的“平面人”，进而成长为具有复合才能的“立体人”，充分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和潜能，为国家、为光大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另外，我还希望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多一些阳刚之气。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我都赞同，但我觉得现在阳刚之美太少了，应当平衡才好。
三是希望大家坚持不忘初心跟X走。大家都知道，我爱好研究X史。我曾 经写过一首诗《致黄河》，将中国共产X比喻为我们的母亲河黄河。黄河从青藏高原发源，一开始涓涓细流，一路曲曲折折向东流去，历史上曾决堤改道， 甚至泛滥成灾，但是黄河最终奔腾入海了，并且养育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同样，中国共产X召开“一大”的时候只有12个代表，代表全国仅有的50几名X员，也是经历苦难辉煌一路曲曲折折，但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拥有近9000 万X员的世界第一大X，成为领导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的执政X。这不是偶然的，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现在，我们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应当坚定跟X走的理想信念，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理想、有信仰、有抱负的有为青年。记得1957年，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在接见中国留学生时，他激动地对大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今天在这里，我也借用毛主席的话，光大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你们为国家、为光大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祝贺你们的节日。
在光大控股成立20周年庆祝会上的致辞
（2017年10月25日）
尊敬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先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各位来宾、各位同仁：
今天，我们在此庆祝“光大控股”成立20周年。依照中国的传统，男子二十谓之弱冠，今天就是光大控股的成年礼。
首先，我代表中国光大集团，向莅临酒会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先生，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范徐丽泰女士，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银监会原主席、光大集团原董事长刘明康先生，中联办副主任陈冬先生，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胡建中先生，发来贺信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先生，香港行政会议成员、金融发展局主席史美伦女士，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方正先生，光大集团原董事长邱晴女士、王明权先生，以及一直对包括光大控股在内的整个光大事业给予关心支持的王光英先生和其他老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大家知道，中国光大集团1983年奠基于香港，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桥头堡。创立以来，光大集团始终与香港同呼吸共命运。20年前的1997，香港回归，开启了发展的新篇章。也正是这一年，光大集团精心布局，"光大控股" 应运而生。在过去的20年里，光大控股经过不懈努力，已成功发展为境内外声誉卓著的跨境投资及资产管理公司。截至目前，光大控股共管理基金38只、管理资产规模超过港币2500亿元，过去20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港币360亿元，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作为中国光大集团的一支跨境金融旗舰，境内境外，名实俱佳，功莫大焉！
20年稍纵即逝。今天，站在20岁的新起点上，光大控股正朝着国际一流资产管理机构的方向，努力前行。
本人主事中国光大集团十年，在中央的领导下，仰赖包括特区政府等各方的大力支持和鼎力相助，依靠十万光大同仁奋力打拼，今可汇报于各位者，中国光大集团已由当年资不抵债发展为进步最快的世界500强企业。念及至此，俯仰无愧，感恩各位，并即兴填词一首：
忆江南·"光大控股"二十周年酒会天不夜，
醉酒泛五湖。
港岛流光皆丽景， 香江闪烁尽宏图。把盏忆陶朱。
祝大家身体健康，祝光大控股前程远大。谢谢大家！
在光大集团2016年年度报告上的致辞
（2017年）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宋人杨万里这两句话，大抵可以反映本人主事光大十年的心境。
初入光大，诚非吾愿。然而既来之，只能心安之、笃行之、徐图之。今蓦然回首，颇似翻山越岭。彼时光大，业绩岂止是乏善可陈？实际是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市场遗弃、技术破产，何谈“年报致辞”耳？后虽战略谋划，纵横捭阖，并告诫“急不得、等不得，快不得、慢不得……”，不过谢安徒做纹枰状而已……
坏事就是好事。矛盾行至极点，就为矛盾转化创造了条件。“物极必反”， 此之谓也。此后，随着“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先后成立实业集团、资管公司、证券上市、保险回归、银行A股上市、H股上市、收购信托、港企稳定发展、集团重新挂牌……及至今日，已成为资产4万多亿，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管、基金、租赁、期货等金融全牌照以及环保、新能源、房地产、航空、高科技等实业业务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世界500强，忝列第313位，年度跨越107位，以上升位次论，全球金融业并世无双；昔日险些被并购，今日可左顾亚太，右越欧美，去他人并购市场击水……至于资产、资本、利润等项，请大家尽可阅此报告，言不足凭……
然虽如斯，话不能绝，水不能满；况许多杂务仍在恢复、巩固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治本更需时日……谨藉此感谢各位抬爱！感谢一道爬坡过坎的光大同仁！感谢一切应该感谢的人……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座谈会暨《走进长征》新书发布会上的致辞
（2017年）
感谢各位领导、专家出席；感谢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走进长征》这本书。我讲四点。
一、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崇拜英雄的年代，长征的英雄就是我们世界观形成时期最崇拜的英雄。出于对长征的崇拜，对长征英雄的崇拜，几十年来，我几乎走遍了红军长征所有重大事件发生地，也几乎对长征思考了几十年。我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在《从完整意义上认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一文中。我对长征的定义是：“九一八”事变后，各路红军以北上抗日、应对国民X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同苏联的通道为主要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长途征战。参加长征的一共有十一支队伍，他们是，第一类，以北上抗日为主要目标的六支：1934年7月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领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 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也就是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毛泽东等率领的东征军也就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二类，在反围剿中以开辟新根据地为主要目标的三支：1932年10月，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开辟川陕根据地；1932年8月，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撤出湘鄂西根据地，开辟湘鄂川黔苏区；1934年7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同红三军会师并巩固扩大湘鄂川苏区。第三类，以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目标的一支：彭德怀率领的西方野战军。第四类，以打通苏联国际通道为主要目标的一支：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
与此同时，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牵制了大量国民X军，从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陕甘红军英勇奋战，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东北抗联，最早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 在国统区进行地下斗争的X组织和X领导的各方面力量，也为长征胜利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长征，不仅锤炼了伟大的X和伟大的人民军队，还升华出伟大的长征精神， 这就是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严格的纪律、不怕牺牲的精神、尊重实际的作风、众志成城的凝聚力。
中最重要的一条。长征时各路红军、各根据地分散作战，经常同中央失去联系， 但中国共产X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有着极强的组织观念，他们相信中央、盼望中央、服从中央。这是各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长征期间，曾发生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事件，这其中虽然有许多复杂的情况，但本质上是张国焘拥兵自重。我们看问题必须看本质。也正是在中央的努力下，在服从中央顾全大局的朱德、刘伯承及左路军和四方面军大多数同志的努力下，在二方面军的支持下，最后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阴谋。与张国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为四方面军辖下的红25军长征最先到达陕北，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25军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慷慨为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援助。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因为刚刚发生了张国焘事件，红25军过去又隶属于张国焘领导，中央难免有些担心，毛泽东致信徐海东借一千块大洋，也不免有试探性质。徐海东将仅有的六千块大洋自己留用一千块，五千块全部支援中央红军， 并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正是服从中央统一领导的组织观念和ZZ规矩， 才有长征的胜利。张国焘无论历史上有多大贡献，从另立中央发展到最后背叛革命，这是性质的转变。服从中央，这是中国共产X成立时就明确的ZZ纪律ZZ规矩；经过长征的实践，更加成为全X的自觉。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中，牢记长征的这条宝贵经验，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X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三、长征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是中国共产X和中华民族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为此，我曾奔走呼号，大声呼吁，长征路线应申报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长征精神应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应首先做好长征路线申报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工作，以彰显文化自信特别是红色文化自信，并福及全球泽被后世。按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的标准，长征路线也完全具备这个条件， 关键是事在人为。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中国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世界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世界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当然，由于文化差异和长征遗址保护上的欠账，今后相当长时间里，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重点， 一是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让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群认可；二是加大投入弥补遗址保护欠账，尽快达到标准。这项工作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但只要有决心有信心，经过10到20年的努力，是有这个可能的。这项工作与其他申遗项目不同，需要举国努力，需要各部门各地区配合。截至目前，我个人做了六项工作。一是2005年我就长征路建设问题致信时
任发改委主任马凯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同志并得到批示；二是我曾向铁映同志汇报长征申遗问题，铁映同志十分重视已做出三次批示；三是新华社曾就此事采访我，并以“动态清样”形式报中央领导同志；四是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国社科院内部刊物上我关于长征申遗的文章上做出批示；五是2012年我致信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同志希望长征遗址最多的四川先动起来，也得到批示；六是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曾联合75名代表向“两会”提出建议。在此，我建议组成由中央负责同志挂帅，中宣部、解放军ZZ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X史研究室、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建设部、交通部、外交部、文物局、旅游局以及所涉省区市等组成的领导小组，从现在起统筹抓好这项工作。作为X史特别是长征史研究的学者，我渴望它的成功，渴望在纪念长征胜利100 周年的时候见到它的成功。我个人经过长期思考并同部分专家学者论证，提出了长征申遗的一百处遗址初选名单，供申遗参考，也希望从我们在座的同志做起，为长征申遗鼓与呼。这不仅是申办一个世界遗产，而是在重塑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另外我还建议成立长征史研究会；在高等院校X史系开设长征史专业。
四、我想说说光大作为一个企业为什么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可以说光大有今天，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学习X的历史以史鉴今的结果，是长征精神激励的结果。光大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委托王光英先生以他的特殊身份，以对外开放先行者的形象，在香港设立，后发展为经营金融业为主、金融实业并存的大型央企，其间有过贡献，但也因资不抵债濒临破产，按国务院要求被迫于2007 年进行改革重组，实际上相当于在市场围剿中走上长征之路。其间，先后制定修改了五次改革重组方案，相当于对长征落脚点的艰难选择。2013年国务院最终同意保持光大的完整性，解决全部历史遗留问题，理顺各级股权关系，不啻于光大的“哈达铺会议”，找到了陕北这个落脚点。此前，我们曾经有过类似于湘江血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这样的经历，2013年的“乌龙指事件”对光大的打击不啻于张国焘分裂路线对红军的打击，但红军最后完成了长征，光大最终完成了改革重组。目前光大已经成为资产4万多亿，年利润500 多亿，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基金、期货等金融全牌照以及环保、新能源、房地产、飞机租赁、高科技等实业业务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 资产是2007年改革重组启动也就是长征出发时的6倍，效益由长期亏损变为年盈利500多亿，相当于长征初期的被迫战略转移到实现胜利会师。2014年光大进入世界500强列420位，2015年在世界500强中的位次提升107位列313位，从提升位
次角度居全球金融业第一名。可以说，正所谓功夫在诗外，长征胜利靠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搞好国企也需要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
最后我想说，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同长征时期已经不可比拟。长征的生活，人们不必重复；长征的精神，人们应当永远牢记。长征，是中华民族不倒的精气神；中华民族，永远需要这种不倒的的精气神……
这，就是这本书出版的初衷。
读万卷书 读万卷活书
（2017年）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我个人体会这个前提是得有“读书瘾”。我们作为领导干部，整天忙于“俗务”，如果没有“瘾”，老实说没有多少读书的时间；但只要有了兴趣上了瘾，就不愁“时间”。我从小学到现在，五十多年没有停止过读书。由于家庭的关系，我的父亲是中学的哲学、史地老师，我幼儿园的时候家里就有两张地图，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 学龄前我看地图就上了瘾，所以我后来没上过一堂地理课，但1978年恢复高考我却几乎得了满分。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旅游投资大会上，我“被逼”即席发言， 甚至讲出“可以把全国最权威的地理专家找来，把去掉文字标识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找来，可以让他随便考”那样不太谦虚的话。
我读的书总体上有五大类。一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每天必读报、必听广播， 过去是新闻和报纸摘要，后来是新闻联播，现在又包括了网络新闻、手机新闻， 可以说几十年从未间断。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数量无法具体统计， 仅《资本论》就通读过两遍。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选，甚至我还搞了一套
《毛泽东全集》，当然邓小平文选、“两学一做”中要求的必读书，我都读了。三是专业方面的书籍，如经济金融等专业书籍，包括亚当？斯密、庞巴维克、凯恩斯、弗里德曼、托马斯？皮凯蒂等。四是文史哲，这方面最多。文学方面包括古今中外大量文学名著，中国的古今名著、诗词曲赋，“文革”前的《青春之歌》等一大批那个年代的小说，“文革”中的浩然、姚雪垠的小说，“文革”后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后来的“陕军东征”、唐浩明、二月河、莫言、金庸的小说等；外国的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大小仲马、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里、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歌德、席勒、泰戈尔等等；历史方面包括二十八史，也就是清前的二十四史加清史、北洋史、民国史、X史国史，还有世界史、中外哲学史、中外文学史、历史人物传记等；思想哲学方面中国的从“四书五经”到《南怀瑾全集》，外国的包括伏尔泰、卢梭、休谟、洛克、培根、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萨特、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奈斯比特、托夫勒等。五是其他感兴趣的杂书和文章，包括《三体》，包括霍金的那三本科普性质的书，甚至前些年的“希格斯玻粒子”的文章、“量子纠缠”等的文章，我都感兴趣。
我还专门把刘慈欣请到我办公室同他探讨向他请教。坦白地说，过去真到了没有书不能生存的地步，而且在读书问题上，我的体会是，“已知的半径越长， 未知的圆周越大”，越读越感觉自己无知。
有记者让我说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三本书。我很难回答，因为很多书对我影响都很大，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按时间顺序列出《道德经》《忏悔录》和《矛盾论》三本。老子《道德经》的核心是讲辩证法，讲道法自然，物极必反，告诉人们无为无不为。其实《道德经》还可上溯到《易经》，《易经》当然又分
《连山》《归藏》《周易》，《易经》作用于人体就是《黄帝内经》，作用于自然就是《山海经》，作用于社会就是《道德经》。卢梭的《忏悔录》我体会可贵之处在于教人真诚；毛泽东的《矛盾论》则把辩证法讲活了，对指导工作， 处理矛盾，受益无穷。
我认为除基础理论与专业书外应当多读点文史哲。文学是人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而哲学则可以在读文学和历史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有一年，我在中央X校省部级班学习时，老师要求我们班选一名学员在全校读书交流会上交流，班里背着我，把我选上了，给出的题目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虽然是古今中外左中右、天文地理文史哲，各种书都看，但让我谈一本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我还真是挺犯愁的。我有一个观点，自然科学有绝对标准，比如一加一等于二，而社会科学没有绝对标准，语文没有100分。你说哪本书影响最大？很难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最大”本身就不符合辩证法。但不好说也得说，我就偷换概念，把“这本书”分成了上、中、下三册，我说“上册”就是读无字书。读有字书难，读无字书更难。我以读X史做例子，我说全国几乎全部X史重要事件发生地我都实地考察过，我甚至说不信会后咱们可以讨论，大家随便提问。我举了红军长征的例子，我说我对红军长征的定义是：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以抗日、反围剿、扩大根据地、打通国际通道四个目标进行的大规模长途征战。一般人都认为参加长征的红军有一、二、四方面军，后来加上红二十五军。实际上我经过实地考证，读无字书，我认为长征一共有十一路红军。这十一路红军分别是：一、二、四方面军，其中一方面军开始叫中央红军，四川懋功会师后改为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开始是二、六军团分别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到甘孜后合编为二方面军，再加上二十五军共四路。而在这之前还有张国焘、陈昌
浩、徐向前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开辟川陕根据地，这算是一路；贺龙的红三军撤出湘鄂西，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这是一路；红七军团在红九军团护送下，叫北上抗日先遣队，去和方志敏会师，这是一路；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和贺龙会师，这是一路；中央红军到陕北后进行东征， 这是一路；东征回来西征，这又是一路；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左路军的三个军组成西路军，这又是一路。所以一共有十一路红军在长征。当然，这是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定义的角度上讲，也只是一家之言。但这些在“有字书” 上是读不出来的。读后还要悟，读了长征这部无字书，我就悟长征精神，我概括了六条：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严密的纪律，不怕牺牲的精神，尊重实际的作风，众志成城的凝聚力。我进而觉得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精神。如果我们有了好的体制，好的物质基础，再有了这种精神，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在十八大分组讨论发言时，提了十点建议，第一点就是建议中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形成一个《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X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决议，一个是七大前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又过去了三十多年， 我觉得应该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验、教训很好地总结一下。这三十年的成绩不用说，物质文明极大地提高，但问题也不容忽视，特别是精神文明下滑， 社会矛盾突出，软实力不足。我认为这些经验教训在适当时候应该认真总结一下。
“中册”是读“反面书”，或者说读有争议的书。我觉得我们这一级的干部还是有这个鉴别能力的，正反两面的书都读一读可以更好地辨别是非以正视听。特别是有的反面书上写的东西纯属胡说八道，我们就可以以见证人、亲历者的身份以正视听。
我正是读了无字书、反面书，经过对比之后，我认识到毛主席是人不是神， 但不是一般的人，是大思想家、大ZZ家、大军事家、大诗人，也是大艺术家， 书法也是艺术的一种。对他的评价三七开，是已经盖棺论定了的，但是他的“三” 不是一般的三，他的“七”更不是一般的七。我认为第一，看问题要历史地看，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美”，反过来说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局限。那代人那个时代只能那样，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当年。第二，他们那一批人当时都是热血青年，出发点都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第三，那一
批人在当时是最优秀的群体，说实话，我们现在的人要是活在当年，谁也没有那个水平。第四，要区分主流和支流。中华民族站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是主流，是他们的历史功绩。“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但毛刘之争我认为本质上是主义之争，也有其他枝节上的原因，比如性格方面的原因等，但我认为看问题要看本质。我认为500年以后再回头看，毛主席肯定是写进这段历史的第一人。我们今天回头看历史人物，公认唐太宗是最有作为的帝王，但唐太宗也有玄武门之变，杀了兄弟，逼退老爹，娶了武则天，但这并不改变唐太宗的历史地位。
最后，“下册”是读自己读后思考的“活书”，我把它叫“自悟书”。书是死的，是别人写的，要活读、读活，读成自己的，即经过自己的大脑思考，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造，也就是“悟”，把书读薄，当然读薄以后还要再读厚。那么怎么加工制造，怎么“悟”呢？比如哲学，哲学的书我没少看，最早是马克思、毛泽东的，后来是康德、黑格尔的， 我都看了不少。
读了这些哲学书之后，我悟出一句话，最有用的是哲学，最没用的是哲学； 哲学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学好哲学可以帮你解决所有问题。哲学是地基，专业是楼房，我们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那打地基干什么；我们更不能不打地基只盖楼房，那样楼房迟早要倒塌。有人说哲学太枯燥了，问我哲学到底是什么？我说，哲学用一个字来解释就是“度”，用两个字解释就是“平衡”，再多几个字解释就是“对立、运动、转化、平衡”，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以“对立” 的方式存在，在对立的同时发生“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发生“转化”，转化后实现新的“平衡”，这是我对哲学粗浅的理解。
哲学书比如康德的书，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现在国内一共有五个译本，最新的是武汉大学邓晓芒的“邓译本”，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最早还是蓝公武的译本。康德的书晦涩难懂很难读下去。这“三大批判”核心讲什么？就是讲“真、善、美”。《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讲“真”，《实践理性批判》就是讲“善”，《判断力批判》就是讲“美”。康德哲学的核心思想，我用七个字概括，就是“存在、作用、不可知”，我们生活在此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相对应的有一个彼岸世界，这个彼岸世界是存在的，是有作用的，是不可知的，由此形成康德哲学的基础“二律背反”。
再比如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他的代表作《小逻辑》我也翻过。我把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也概括为七个字“绝对精神正反和”，黑格尔认为世界是绝对精神构成的，绝对精神以正反和的方式存在。所谓“正反和”也可以理解为波浪式运动，但“正反和”是简单重复，而波浪式运动更进一步是“前进”。康德影响了黑格尔，黑格尔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影响了邓小平。所以说没有康德就没有黑格尔，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邓小平，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问题。历史就是这么延续下来的。所以我说，读书要善于思考， 要经过思考把书读薄，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再读厚，让它更丰富，再去指导实际。
那次读书交流会，最后我讲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宁可三餐无肉，不可一日无书。读书能使人看开问题，能扩充 人的立体生命。想不开的事读读书就想开了。用时髦的话讲，读书能给你提供正能量，所以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北大、清华请我去讲书法，我说什么是书法？我给书法下的定义是，书法是以汉文字为对象，以笔墨纸砚为工具，以书外功夫为基础，用以宣泄情绪、创造美感的艺术。这是我给书法下的定义。那么当时就有同学问我，什么叫书外功夫？我说书外功夫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抒万般情，师万人长，拓万丈胸。读万卷书就可以扩充人的立体生命。什么叫立体生命？香港城市大学请我去讲书法，我说人的生命有三种存在形式，第一种叫线性生命，就是人的自然寿命；第二种叫平面生命，就是你的专业领域；第三种叫立体生命，就是能够全面发展。通过读书增加你的知识，激活你的潜能，得到全面发展，就可以充实你的立体生命。所以我说第一句话，读书可以使人看开问题，宁可三餐无肉，不可一日无书。
第二句话，越是深刻的，越是简单的。所以越深刻的书越简单。怎么简单？ 就是读书要由厚读到薄，读薄了就简单了。读薄后自己再去发挥，再由薄到厚。
第三句话，尽信书不如无书。不识字的人受人骗，识字的人受书骗。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钱锺书《围城》中说的。所以要读万卷书，但不是万卷死书， 要读万卷活书。
坚持X的领导 加强X的建设 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根”和“魂”
中国光大集团坚持“特色X建”指导央企改革发展的启示
（2017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X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发挥企业X组织的领导核心和ZZ核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强调学习X的历史， 不忘初心。从中国光大集团近十年的改革发展看，正是坚持了“X委的领导核心和ZZ核心作用”，坚持“特色X建”包括以X的历史以史鉴今启迪思路， 才实现了起死回生并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光大集团是20世纪80年代中央委托王光英先生以他的特殊身份，以对外开放先行者的形象，在香港设立，后发展为经营金融业为主、金融实业并存的大型央企。其间有过贡献，但也因资不抵债濒临破产，按国务院要求被迫于2007年进行改革重组，并于2014年最终完成了改革重组。目前已经成为资产4万多亿，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基金、期货等金融全牌照以及环保、新能源、房地产、飞机租赁、高科技等实业业务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 资产是2007年改革重组启动时的6倍，效益由长期亏损变为年盈利500多亿，净资产达3000多亿元。2014年光大进入世界500强列420位，2015年位次又提升107 位列313位，从提升位次角度居全球金融业第一名。正所谓功夫在诗外，其中学习X的历史、以史鉴今，对我们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学习借鉴毛泽东思维方式，指导实际工作
学习X的历史以史鉴今，最重要的是学习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我曾系统总结了毛泽东的十个思维方式，撰写了《毛泽东思维方式对我从事金融工作的有益启示》一文发表在《中共X史研究》上，提出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许多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日久年深，以致成为一种“自觉意识”，主要包括：(1)实践意识，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应用于实践；(2)全局意识，善于从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3)前瞻意识，看问题总能先看一步，早算一筹；(4)自主意识，终其一生都有自己鲜明的独立思考，特别表现在思想观点、ZZ立场以及国家主权等各个方面；(5)合力意识，善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6) 差异意识，善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7)反证意识，既能看到事物的一面又能看到另一面特别是存在问题的一面；(8)递进意识，善于把握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9)
风险意识，在长期革命战争的险恶环境中养成了强烈的风险意识保持不败；(10) 管用意识，不受条条框框约束从起实际作用出发制定方针政策。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在革命和建设年代起到了特殊作用，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深远，对我所从事的金融工作也有许多有益的启示，体现在金融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金融宏观调控、货币政策、金融业发展、金融监管、金融改革、金融开放、金融风险控制、金融企业管理等等。
从光大的改革发展来说，毛泽东思维方式对我们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和启迪。比如实践意识，我们在实际工作的每一步，都坚持从光大的实际出发思考问题，处理工作。全局意识，2007年新的X委班子成立后，就从全局角度拟定了方案出台、实现注资、重组上市的“三大战役”，开辟金融企业、香港企业、实业企业、集团总部“四大战场”，提出改革工程、管理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人心工程“五项工程”。前瞻意识，鉴于光大的复杂性，改革重组之初X委就前瞻性地认识到必须防止急躁情绪，坚持“中药调理”。自主意识， 光大改革重组的每一步都能在做好预判的前提下争取主动，从保证改革重组成功出发，“以我为主”沟通协调各种矛盾。合力意识，X委始终注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工作合力，外部争取最大范围的支持，内部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比如改革重组成功后，X委明确提出“四点共识”，其中包括提出“光大走到今天，取得的成果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是班子成员、广大员工的共同努力和各部门支持的结果”。差异意识，工作中充分认识到内部不同企业发展中的差异，外部不同条件的差异，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求得最大公约数。反证意识，2007年新一届X委成立就提出“难到极处就是易”、“矛盾着的双方无不依据一定的条件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增强了改革重组的信心。递进意识，X委充分认识到光大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改革重组之初拟定的“三大战役”，就是一步一步的递进过程。风险意识，光大由于历史的原因，资不抵债，抗风险能力极弱，因此也就时时保持风险意识，确保工作中不发生大的问题。管用意识，在具体工作中， 始终从实际管用出发，最终“十年磨一剑”实现了今天质的变化。可以说，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使光大改革重组成功受益无穷。
二、学习借鉴“古田会议”精神，坚持X对央企的领导
光大既有中管金融机构的一般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一是从体制上看， 光大集团既不同于工农中建总分行垂直管理的“共和制”，又不同于中信集团
对子公司控股的“联邦制”，而是集团对所属主要企业没有控股权、管理松散的“邦联制”；二是从机构上看，有北京、香港两个总部，都是独立法人、互不隶属；三是从各企业经营管理实际状况看，存在“七个不同”(各企业的股权结构不同，有全资的、控股的、参股的及其他形式的；企业性质不同，有金融企业，有实业企业，金融企业又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投行、租赁、基金、期货等等；企业各子公司层级不同，有的有二、三、四甚至更多层级子公司，既是各自独立法人，又都在光大名下；注册地点及相应的管理规则不同，有境内的，有境外的；各企业的历史基础不同，有长期亏损的，有资不抵债的，也有经营尚可的；各企业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总体上处于重组阶段，具体子公司有正常经营的，有停业整顿的，有关闭清算的；各企业决策方式不同，有董事会的决策模式又有非董事会的决策模式，有上市公司的决策模式又有非上市公司的决策模式，有内部决策模式又有内外部混合决策包括外籍董事参与决策的模式。特别是按照原有方案，光大集团要让出对光大银行控股权、划出光大在港企业、光大实业企业，加之保险公司由外方控制，所以仅剩一个占1/3股份的证券公司，实际等于解体。在这种极其特殊的状况下，盲目照搬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放弃X的领导，只能是一盘散沙，越搞越乱， 走向死亡。为此，我曾两次到“古田会议”会址吸精补气，悟出军事斗争靠X对军队的领导，企业改革发展也必须靠X的领导。当时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X的领导凝聚散了的人心，明确正确的方向。为此，集团X委向中央争取到了“两管两兼”政策，即光大集团主要领导兼任光大银行X委书记、董事长， 光大集团另一名领导兼任光大实业集团X委书记、董事长；通过X委管方向， 形成ZZ纪律ZZ规矩，引导由各方利益群体组成的各个董事会的决策；通过管干部、管人才，重新凝聚人心、发展业务。
三、学习借鉴长征精神，百折不挠推进改革发展
30多年来，由于个人对X史研究的“爱好”，我曾经踏访过几乎全部长征重大事件发生地，也进行过深入思考。到光大工作后，正好给了我实践长征精神的机会。可以说光大有今天，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长征精神激励的结果。光大因资不抵债濒临破产，被迫于2007年进行改革重组，实际上相当于在市场围剿中走上长征之路。其间，先后制定修改了五次改革重组方案，相当于对长征落脚点的艰难选择。2013年，国务院最终同意保持光大的完整性，解决全部历史遗留问题，理顺各级股权关系，不啻于光大的“哈达铺会议”，找到了陕
北这个落脚点。此前，我们曾经有过类似于湘江血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这样的经历，2013年的“乌龙指事件”对光大的打击不啻于张国焘分裂路线对红军的打击，但红军最后完成了长征，光大最终完成了改革重组。现在的光大已由一个行将倒闭的企业经过浴火重生成为世界500强企业，相当于长征初期的被迫战略转移到实现胜利会师。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长征胜利靠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搞好国企也需要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
四、学习借鉴“持久战”精神，实现改革重组的最终成功
2007年改革重组之初，我们全面分析当时的形势，明确认识到光大的问题错综复杂，不可能“速胜”；光大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也不能在我们手里“亡国”。我们学习《论持久战》，在打法上，“先以空间换时间”，让出光大银行、光大实业、光大香港的控股权，通过“战略退却”让银行等主要企业获得注资，恢复业务发展。然后经过“战略相持”，先后实现光大银行A+H 股上市、光大证券上市、光大保险控股权回归、成立光大金控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信托投资公司、保持在港企业及实业企业的平稳发展。最后，经过一系列“小胜”并最终积为“大胜”，通过“战略反攻”，“换回空间”，重新拿回对各个企业的控股权，实现了改革重组的成功。
五、弘扬“周恩来精神”，“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培育搞好央企的精神支
柱
“周恩来精神”是我的一个X史X建观点，核心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
为了培育精神支柱，我们开展“弘扬周恩来精神”活动，2008年初专门召开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南方休假的宋平同志亲自打来电话予以肯定， 中央有关部门和周总理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及光大干部员工参加，共同寻求精神力量；我们还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作为教育基地，召开了多次“弘扬周恩来精神”学习读书会，要求集团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周总理“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崇高风范。2015年3月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批示召开的“学习周恩来同志的优良作风和优秀品德座谈会”上，我应邀作为唯一“业外”代表发言。这也是对光大开展“弘扬周恩来精神”活动的肯定。在具体实践中，我们自身从严要求，关心基层员工，福利待遇向一线倾斜，薪酬从2008年起开始推行“减上增下”、干部实行公推，并形成了“让”的文化，一些领导干部顾全大局让出职务。可以说，包括“周恩来精神”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为光大走到今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回顾光大十年来走过的道路，以X的历史以史鉴今指导工作，是我们的“特色X建”。我们将继续继承发扬我们X的优良传统，总结经验，知行合一，再接再厉，一定把央企办得更好。
文化是金融之魂
（2017年）
解决金融业的问题有三个基本要素：“体、境、魂”。
“体”指金融自身物质层面，包括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完善体制机制、提高管理能力、提高员工素质，等等。
“境”指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的稳健发展、法制的健全、社会信用状况的改善、国际金融环境的优化，等等。
“魂”就是金融文化。
在这个大前提下，我谈几个观点。
什么是金融文化
金融文化说复杂非常复杂，涉及到一个金融理论体系和运行体系的创立。“金融”包括“金融物”和“金融人”。金融文化是金融领域相对于资金、技术、法规等“金融物”来讲的，着重于解决“金融人”问题的一个命题，就是人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亦即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资金的运动。这种精神状态又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法律，再作用于人的具体行为。
金融文化说简单又非常简单，按传统说法就是加强金融领域的思想ZZ工作，按现在的时髦说法就是德治。如果用三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金融之“形而上”，如果用两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诚信”，如果用一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金融之“道”。“诚信”是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形而上”是金融文化的广度概括，“道”是金融文化的深度聚焦。
金融文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
文化与经济金融是灵魂和躯体的关系。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躯体，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先有躯体，后有灵魂。既不能“魂不附体”，又要“体内生魂”。所以金融文化源于金融实践，反过来指导金融实践，最后又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没有金融实践，产生不了金融文化；没有金融文化的影响，金融实践难以健康进行。先有金融硬实力，随之呼唤金融软实力，再呼唤金融文化。金融软实力、金融文化再反作用于金融硬实力。只有躯体，没有灵魂，是行尸走肉，是植物人，只有血肉丰满又有灵魂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文化和经济金融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在实践中，金融文化可以作多种分类，比如可以将金融文化分为金融企业文化和金融监管文化。金融企业文化是金融企业从业人员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监管文化是金融监管机构从业人员在对金融企业监管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企业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企业的经营理念； 金融监管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
金融文化按行业还可具体分为银行文化、证券文化、保险文化，等等。金融业各个机构还可以形成本机构的特有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对金融文化影响深刻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成很多类，像思想文化、文学文化、艺术文化等。就思想文化而言，其精髓主要表现为以对宇宙、社会、人自身的朴素认识为代表的世界观，以朴素辩证法为代表的方法论，以追求和谐社会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观，以“修齐治平”和“三不朽”为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么在物质分配与交换领域，则主要体现为“诚信为本”“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等等。这些思想对中国“金融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西方文化差异与国际金融文化利弊
中西方文化各有长短。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更为崇尚道德、集体利益， 但也压抑个性。当然这是从传统历史上去讲，现在已经变了很多。西方文化更为崇尚法律、个体自由，但是缺少集体概念和亲情意识，当然也不尽然。总体上看，中国文化习惯定性的分析，西方文化习惯于定量的分析。中国文化更注重方向，西方文化可能更注重细节。所以中西方文化应当互补短长，共取各自精华，共弃各自糟粕。
在长期实践中，国际金融业形成了自己的主流正面文化，比如：法制文化、体制文化、创新文化、敬业文化，等等。国际金融同行的法制观念，重视体制机制建设的精神、创新精神以及敬业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此外，国际金融同行对待工作细致入微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
与此同时，当前国际金融文化也存在诸多弊端，如利信问题、虚实问题、王霸问题，等等。
利信问题。金融本以信用为基础，但是国际金融业已然出现罔顾信义、唯利是图的文化，其中尤以华尔街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最为典型。纳斯达克交易所前主席麦道夫，那么大岁数了还搞非法集资诈骗，搞了个新“庞氏” 骗局，被判了150年。金融业是要盈利的，关键是利、法、信、义、道这五个字
如何摆布。不是有那么一个故事吗？美国有个农民，有一百顷土地，但娶不到老婆。投行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夫人是洛克菲勒的女儿，还能让你当IMF总裁你干不干？他说好啊，好事啊。投行又去找洛克菲勒说，你女儿还没有嫁出去，我给你女儿介绍一个IMF总裁怎么样？洛克菲勒说，好啊，好事啊。投行又跑到IMF 说，你们缺个总裁，洛克菲勒的女婿给你们当总裁行不行？IMF说好事啊，可以啊。结果投行就这样做成了，美国的农民把一百顷土地给了投行，当了IMF总裁， 又娶了洛克菲勒的女儿。当然这是个玩笑。不是说投行不诚信，这是智慧，一举四得，但好像“义”差了点。现在社会上包括金融业确实有一个“利信”问题，存在唯利是图的文化，把人与人关系搞变味了。
我曾经把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概况为“利、法、信、义、道”，就是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 为前提，要以“道”为基础。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 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联系微信*dadawk01】
虚实问题。金融本属虚拟经济，应该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普遍存在创新无度文化，衍生品泛滥成灾，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 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
王霸问题。金融涉及各国共同利益，本应着眼宏观全局，谋取共赢之道， 但是国际金融业霸权文化盛行。拳头第一，丛林法则，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开始一直就是如此。
这些表现在形而下层面的具体现象，实质是形而上层面的国际金融文化扭曲，也是国际ZZ生态强权ZZ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反映。全球金融危机本质上就是金融文化的危机。
中国金融文化的问题与方向
中国金融文化的问题既蕴含着国际金融文化问题的一般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大体有十个问题。
—是贪大求快文化。盲目攀比，片面求大求快，进而形成“唯规模”论， 乱拉存款，乱比市场份额，乱比发展速度，酿成风险隐患。这种贪大求快的文化普遍存在。
二是粗放经营文化。贪大求快导致业务不是靠服务、靠效率，而是靠跑关
系跑出来的，靠挖人挖出来的。“人”不是有水平，而是有“关系”。存款是喝酒喝出来的，市场是送礼送出来的。这种粗放文化应该说不同程度仍然存在。
三是发展趋同文化。同质化严重，都要“做大做强”，都搞零售转型，都扎堆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千行一面，缺乏特色。
四是轻视信用文化。认识不到诚信是金融之本，是命根子，为抢市场份额无所不用其极。
五是轻视法规文化。缺少遵纪守法的自觉意识，违规的现象比较普遍。六是二元文化。中国金融发展中，东中西部、城乡金融等发展不平衡，形
成“二元金融现象”，习以为常变为“二元金融文化”。
七是惩办文化。讲处罚多，讲教育少，形成惩办主义，而关系疏通好了又可以放一马。
八是照搬文化。改革开放固然要学习国外有用的东西，但不能盲目照搬。比如我们的公司治理，既搬来英美的独董制，又搬来欧洲的监事会制，叠
床架屋，重复劳动，加大成本，影响效率。
再比如“模型”，应该是“有模型，不唯模型，重在实际情况”。一个假设变了，整个模型就失灵。我的观点是学而不搬，学为己用，既要称希腊，又不能言必称希腊。
九是短视文化。不善于从战略全局考虑问题。当然金融业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懂技术，一定要细致，细节决定成败。但凡事都有两个方面。首先要看路，其次才是拉车。南辕北辙不如原地不动。
十是“井蛙”文化。一些从业人员只知金融不知其他，视野不宽，不知经济决定金融，不懂虚拟经济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根。
这十个方面程度不同，也不一定准确。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形而下的工作问题，实质上是形而上的金融文化问题，许多也是社会问题，是社会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反映。
如何建设中国的金融文化？我想了十个主题词：改革、发展、诚信、安全、管理、法治、服务、效率、和谐、幸福。
同时我认为，中国金融文化现阶段可以表述为：“诚信为本、依法经营， 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谋略通道、融入世界”。这一表述既可从形而下之工作层面去理解，也可从形而上之金融文化层面去认识。
编制两个金融文化指数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为解决上述问题，我建议始于足下，先试编《G30 金融文化指引》，并试编两个指数：“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和“金融企业文化指数”。
“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可以以十个金融“软实力”为基础（详见拙作《加强“金融文化”建设，实现由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主要包括：金融宏观调控能力效用和预见性、金融市场意识、金融监管能力与安全守法意识、金融创新意识、金融人才意识与人才使用合理度、金融全员幸福度、金融社会环境与社会诚信意识、金融理论建设、金融国际环境和谐度、金融对社会和谐发展贡献度。
“金融企业文化指数”可以以“金融企业发展的十条准则”为基础。这是我在光大集团提出来的，主要包括：更有效益的发展、更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更有后劲的发展、更有创新能力的发展、更有前瞻性的发展、更有凝聚力的发展、更协调的发展、更有品位的发展、更有社会责任的发展，更有员工幸福感的发展。
这两个指数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量化。我想这两个指数可以指导成百上千的那些“专业指数”。
重振金融文化呼唤勇于担当的金融家
事都得靠人去干。但是目前一些“金融家”的社会形象并不让人乐观，金融危机以来尤甚，有的甚至沦为人类共诛之、全球共讨之的境地，比如麦道夫。
真正的金融家不应是单纯的技术专家，更不应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 更不应是“庞氏骗局”的发明家。真正的金融家应当是在金融这个特定领域精通专业、兼通其他，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应当是有思想而非空想，有信仰而非迷信，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ZZ家。
ZZ家与政客有何区别？ZZ家以社会为己任，以社会为“家”，他们站在历史的高峰上去考虑问题，这是一种境界；政客是在社会做“客”，以社会为施展权术的平台，这是“现得利”主义。所以真正的金融家应该是实干家、思想家、ZZ家。他们要以社会为己任，以行业长远发展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在乎一时的利害得失，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金融文化建设能否成功，关键在此。
小道上的毛泽东
（2017年）
站在毛泽东的祖居地韶山冲东茅塘，面对赫赫有名的“滴水洞”，左边蜿蜒着起伏的龙头山，右边矗立着威武的虎歇坪。在这龙盘虎踞之间，顺着一条山间小道，穿过滴水洞，经过滑油潭，翻过云盘山，直达现在的棠佳阁，当年的唐家坨。
这是一条极其普通的湖南农村山间小道。从自然的角度看，它山环水绕， 蜿蜒曲折，草深林密，禽兽出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这是一条极不普通的湖南农村山间小道。从人文的角度看，它目睹了一代伟人的孩提时代，拉着妈妈的袖角，第一次走出韶山，并最后通过这条小道走向长沙，走向北京……
这条小道见证了少年毛泽东的抗争、求学和成长历程，并因此而成就了它特殊的历史价值。
这条小道奠定了中华民族挺直胸膛、抵抗侵略、反抗压迫的基础，并因此而被人们永远铭记。
韶山，这个过去很普通、很普通，几乎不被外界知晓的地方，这个后来又很知名、很知名，几乎无人不晓的地方，位于湖南湘乡、宁乡、湘潭的交界处， 距湘潭大约四十公里，据长沙大约一百公里。这里，过去群山环抱，峰峦耸峙， 松柏葱茏，青烟袅袅，三三两两的农户人家，散居其间，男耕女织，过着田园般的生活。今天，这里虽然还是群山环抱、峰峦耸峙，虽然还是松柏葱茏、青烟袅袅，但已经是游人如织，热闹不已。
相传五千年前，舜帝南巡至“韶山”，见这里山川秀美，一时来了雅兴， 奏起“韶乐”，引凤来仪，但见群山起舞，百鸟和鸣，“韶山”因此而得名。后来，尽管外面的世界忽而一座座火山爆发，忽而一顶顶王冠落地，但这里仍是一代代日出而作，一代代日落而息。在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中，有一毛姓人家。这个很不起眼的毛姓人家，后来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毛泽东。尽管毛泽东的祖籍不在这里，但到他出生时，毛氏家族已在韶山繁衍生息了二十代，大约经历了五百年。
在韶山西麓，距离韶山冲二十多华里的地方，还有一个秀丽的山冲，青山绿水，良田沃野，古树参天，鸡鸣犬吠。这里坐落着湘乡县大坪乡的唐家坨（今
名棠佳阁）。
1867年，毛泽东的母亲出生在唐家坨的文家。毛泽东的母亲因在姐妹中排行第七，故称文七妹（后来毛泽东向斯诺介绍他的母亲，不知是出于对母亲的尊重，还是翻译的原因，将文七妹写成了文其美）。因文家的祖坟即毛泽东的外曾祖父之墓在韶山，每年清明时节，文家人都要前去祭扫，需要有个落脚之处，便将13岁的文七妹许配给韶山冲东茅塘（后迁上屋场）毛翼臣家的十岁独生子毛顺生，并于五年后正式过门。
在毛泽东出生之前，文七妹还有过两次生育，但都在襁褓中遗憾地夭折。1893年12月26日，文七妹生下毛泽东。由于前两个孩子的夭折，文七妹对毛泽东格外小心，精心护理，生怕“根基不稳”，还请来了八字先生为毛泽东卜卦算命，且算出他“命运好，八字大”，将来定成大器；但八字先生却有一个附加条件，一定要寄拜“干爹干娘”。于是文七妹便让毛泽东拜了前来串亲的七舅父母为干爹干娘。但是，上一辈定的事，上上辈不放心，毛泽东的外婆贺氏还想为毛泽东再拜一个“干娘”。按湘乡当地的风俗，常用“畜名”给孩子取小名，诸如“狗伢子”“猪伢子”“牛伢子”之类，认为名字越贱孩子越容易养育。但贺氏不喜欢这些“贱名”，她要为外孙取一个好听的小名。唐家坨的旁边就是韶峰北坡，北坡下有个龙潭坨，坨内有一股清泉，清洌爽口，四季不枯。龙潭坨口有一块巨大的石头，石高二丈八有余，周长六丈不止。相传古时， 这里曾有一条孽龙，经常兴风作浪，毁坏农田庄稼。为此，人们不得不每年杀猪宰羊祭祀孽龙。后来，有人在巨石上修了一座庙宇，取名“雨坛庙”，把孽龙压了下去。从此，这一带风调雨顺，太平无事，人们便把这块巨石当作天神朝拜，并称之为“石观音”。毛泽东的外婆贺氏看中了这块石头，便决定让毛泽东拜石头作“干娘”，给毛泽东取名“石山”（后称“石三伢子”），寓意他的生命坚如磐石，百年不倒。
毛泽东两岁多的时候，文七妹又怀上了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加上家务繁忙，无力精心照顾他，又考虑到文家嫂妹众多可以帮助照料，而且毛泽东的八舅父文正莹在唐家坨办有私塾，有利于童年毛泽东的成长，还有就是拜干娘的缘故，文七妹便决定把毛泽东送到娘家寄养。于是，在三岁左右的时候，毛泽东第一次在母亲的带领下，走出韶山冲，踏上本文开头所说的这条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翻过西面的云盘大山，来到外婆家唐家坨。这一年应当是公元1896 年。
毛泽东走过的路，笔者差不多都走过了，还差这条“小道”。对于这条小道和上述这段历史（或说民间传说），笔者在过去几次赴韶山参观时都有耳闻， 并曾几次下决心意欲翻越这条山间小道，体验一下伟人当年的经历，但出于种种原因，这些一直都没有实现，成了笔者一桩抹不去的憾事，甚至一块久治不愈的“心病”。
时间推移到公元2006年正月初二，春节放假的日子，笔者怀着一种新奇、一种崇敬、一种期盼已久的心情，在当地友人的引领下，顶着蒙蒙细雨，迎着料峭寒风，迈向这条泥泞起伏的盘山小道，经过半天左右的跌跌撞撞、磕磕绊绊，终于翻过了这条山间小道，来到了唐家坨，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了却了这块“心病”。
那一天，走在这条蜿蜒曲折的“小道”上，笔者的一直在思索：三岁的“石三伢子”是什么样子？是文静乖巧，还是调皮捣蛋？是聪明伶俐，还是大巧若拙？凭直觉，我猜想这个“石三伢子”一定是既聪明伶俐又调皮捣蛋。
那一天，走在这条山环水绕的“小道”上，笔者的心里一直在琢磨，第一次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对韶山冲外的一切是充满了好奇，还是不感兴趣？是东张西望，还是默默无语？凭直觉，我断定当年的毛泽东一定是东张西望，充满了好奇。
那一天，走在这条崎岖难行的“小道”上，笔者的眼睛一直在搜索，这个后来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小男孩当时是哭闹着要回家，还是急着要去看外婆？是怯生生地躲在妈妈的衣襟里，还是高兴地大胆往前走？凭直觉， 我判断这个小男孩一定是急着要去外婆家，一定是高兴地大胆往前走。
那一天，走在这条“小道”上，我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直走了一个小时左右，才看见小道旁的一户农家。友人说，这是目前居住在山里的唯一人家，靠自己垦出的几块薄田生活，虽清净寂寞，却也有几分“桃花源中人”的味道。我胡思乱想，毛泽东后来的诗句“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会不会多少受到这情景的影响？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谁知道呢？
那一天，走在这条“小道”上，头上是灰蒙的天，脚下是泥泞的地，四周山高林密，草深苔滑，我生出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觉， 便又胡思乱想，毛泽东后来的诗句“路隘林深苔滑”“乌蒙磅礴走泥丸”等， 又会不会有这条“小道”的影子呢？也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谁知道呢？
我们继续往前走着，山道越来越窄，坡度越来越大，细雨越来越密，道路
越来越滑。
笔者尽管手足并用，小心翼翼，还是摔了六七个跟头。笔者又不禁想象， 三岁的小润之在这条“小道”上肯定也是一次次地摔倒，又一次次地爬起。这崎岖的“小道”应当对他后来磨炼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性格，有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所以他后来才能“万水千山只等闲”，才能“五岭逶迤腾细浪”……
在我们的喧嚣下，“小道”的两旁不时有飞禽惊起。我心里盘算着，前面是否还有走兽潜伏？我想起了毛泽东小时候遭遇老虎的故事。据当地史料记载， 毛泽东在韶山曾经三次遇虎，而陪同的朋友告诉我们，第一次就发生在这条“小道”上。他们绘声绘色地说，文七妹领着毛泽东走到山中间一个叫滑油潭的小潭旁，只见半山腰间，离他们母子二十丈远的地方，蹲坐着一只硕大的老虎， 头大额圆，色彩斑斓，虎眼圆瞪，威风凛凛。老虎与文七妹母子对峙。这时， 文七妹可能想起了公爹毛冀臣的话，韶山冲虽然老虎多，但遇见老虎一是要心不慌，二是要走“弯路”，因为老虎毕竟是老虎，没有人类的智商，只知道走直路。于是，文七妹领着毛泽东小心翼翼地绕到树后，对老虎侧面“观赏”， 足足看了一个时辰。后来有人说，是文七妹信佛的缘故，老虎没有招惹他们； 也有人说，是毛泽东伟人命大，老虎也通人性，知道这母子不是一般人物，所以没敢发威。这些我既不相信，又找不到其他答案，只知道那老虎“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不但“不犯人”，最后还乖乖地“撤退”，“前方”“报道敌军宵遁”。我不知道文七妹母子当时是否吓出一身冷汗，一百多年后，我听到这个故事，仍然心里“咯噔”一下，产生一种“后怕”。我瞎想，假如当时这只老虎站在“国民X反动派”的立场上（那时还没有成立“国民X”），对我们后来的“伟大领袖”下了毒手（应当是毒爪加毒口），中国的历史将怎么去写？ 历史真的就是这么偶然，“偶然”得让人心悸，让人后怕。虽说“人间正道是沧桑”，没了谁地球都会照样转，但应当说转的“速度”还是不一样的。我又瞎想，毛泽东这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经历，对他后来面对强大的对手，能够吟出“独有英雄驱虎豹”“虎踞龙盘今胜昔”“忽报人间曾伏虎”等绝唱， 甚至连原子弹也被他视为“纸老虎”，是否会有些启示作用呢？也许会，也许不会，谁知道呢？我们继续盘山而上，大约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登上了山脊， 但见眼前一览无余，豁然开朗。我们走累了，走饿了，汗水与雨水交织，劳累与惊奇碰撞，极目远望，群山叠峙，云雾缭绕，朋友指着前边的山告诉我们， 这叫云盘山，马上就要到唐家坨了。我们站在这里小憩，并顺便“一览众山小”。
想当年，毛泽东可能也是第一次在这里“一览众山小”吧？毛泽东那次的“一览众山小”，会不会对他日后生发的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吞六合的胆魄、发出的“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的呐喊，产生作用呢？还是也许会，也许不会，谁知道呢？我们沿着这条山间小道继续前行，来到了“石干娘”旁， 来到了唐家坨村，找到一百多年前毛泽东第一次走出这条山间“小道”后落脚的地方。
1896年的一天，三岁的毛泽东在母亲的带领下，通过这条“小道”，来到外婆家唐家坨，并在此被寄养了六年。在这六年里，他受到外婆和舅父舅母们的疼爱，接受舅父们的启蒙教育，似懂非懂、摇头晃脑地背《三字经》、背《百家姓》，懵懵懂懂、很不情愿地读《论语》、读《孟子》，如饥似渴、着疯着魔地看《三国演义》、看《水浒传》，还和表兄弟们一起作诗对联，撒欢嬉闹， 搅成一片……
1902年，九岁的毛泽东被父亲接回韶山冲。此后四年间，他又在韶山冲先后读了“南岸私塾”“关公桥私塾”“桥头湾私塾”“钟家湾私塾”“井湾里私塾”……可能是“佛大庙小”，小私塾满足不了他的大志向，四年里，他还读了《孙子兵法》《三国志》，还读了《精忠传》《西游记》……这四年里， 毛泽东读书也不那么摇头晃脑，不那么懵懵懂懂了，读上了瘾，读出了癖，在“井湾里私塾”，他大肆宣讲“陈胜吴广”“瓦岗寨”“太平天国”，惹得父亲毛顺生强制他退学两年，直到1909年，又送他到“乌龟井”私塾就读。最后是1910年秋，毛泽东请来舅父、表兄以及族亲当说客，最终说服父亲同意让他到湘乡县新式学堂——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一个秋高气爽的早上，他挑着书箱、行李，随同表兄文运昌再次通过我们正在走的这条“小道”来到唐家坨， 并前往几十里外的东山小学。这是毛泽东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走出韶山冲，外出求学。后来我曾专门跑到东山小学，看到十几岁的毛泽东写下的“独坐池塘为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诗句，我不禁又想起他在那条山间“小道”遇虎的故事。
接着，1911年春，毛泽东被推荐到湘乡县驻省中学读书；
接着，1912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
接着，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春，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并于1918年6月毕业；
接着，1918年8月，毛泽东前往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名图书管理员，
月薪八块大洋。我曾经到过北大红楼纪念馆参观，发现一张薪水单，上面标有： 校长蔡元培，薪水六百大洋；文学长陈独秀，薪水三百大洋；教授李大钊，薪水一百二十大洋……图书管理员毛泽东，薪水八块大洋……“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毛泽东究竟走过多少次我们后来走过的这条
“小道”，我们实在是考证不出来了。但这条蜿蜒于青山绿水之间，曲折于陡坡峭峰之上的山间小道，目睹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走出韶山冲，走向唐家坨， 继而走向东山小学，走向长沙，走向北京……
“小道”和“大道”、“大道”和“小道”，就是这样的说不清，道不明， 又割不断，离不开……
我记住了，毛泽东小道。
人们也将记住，毛泽东小道……
让美育教育融进高等财经教育
在中国财经教育论坛首届峰会上的发言
（2019年4月20日）
丘吉尔讲过一句话，大意是让他做一天的演讲，不用准备立即就可以讲； 做一个小时的演讲，需准备一天；做十分钟的演讲，需准备一星期。我没有丘吉尔的水平，讲十分钟的话，思考了一个月。思考出一个题目：让美育教育融进高等财经教育。针对此命题，讲三个观点：
其一，美育教育的现实紧迫性。我们过去扫过文盲、扫过科盲、扫过法盲， 取得不同程度成效。现在应提出扫美盲的任务，并且要首先从高等院校抓起。
十九大报告的一个亮点，就是对国家愿景的提法增加了两个字“美丽”， 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调整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美丽”，我认为不仅指物质之美，也应包括心灵之美。但现实情况是，我们扫美盲的任务十分艰巨，换句话说，现在社会美丑不分现象十分严重，应当提出扫美盲的任务。
高等院校扫美盲的方式包括通过美育教育，但不局限于美育教育。从更高层次上说，美在世界观上体现为真，真实的才美；在道德观上体现为善。德国哲学家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向善才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则在其重要对话录《理想国》中提出，真善美是一体的。实际上，美育教育，就是真善美的教育。在高等院校，加强美育教育十分紧迫。
其二，美育教育的历史深远性。中国古代士大夫历来视“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我认为，还应加上一个“立艺”，是为“四不朽”。艺术，解释起来洋洋万言也说不清，但用一个字解释就是“美”。儒家的“六艺之教” 就是源于“生活”而带有“美质”的全面教育。蔡元培先生曾极有洞见地认为， “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实，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之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
如果人人都能做到四不朽，或者哪怕一部分人，甚至一小部分人做到，我们的教育就是成功的；做不到，就是不成功的。因此，加强美育教育历史意义深远。
其三，让美育教育融入高等财经教育的特殊重要性。这是相对于其他学科
而言的。文科，文史哲，自然渗透着人文之美；理科，数学之美，几何图形之美，物理化学对称之美，只要智商足够，自然能感悟到其中之美。而财经教育， 无论在校学习还是日后工作，都常伴孔方兄，不离阿堵物，很容易染上一身铜臭。所以，从财经教育的特殊性讲，迫切需要将美育教育真正融入高等财经教育之中，而不是天天就事论事，就财经教育论财经教育。否则学生走进社会以后，心中无美，就很难经受得住诱惑，就容易出问题。
另外，财经院校学生毕业后，将掌握国家的财经大权，承担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社会进步靠综合力量推动，但文化起着根本作用。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当年的文艺复兴推动了产业革命，而美第奇家族助推了文艺复兴。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的助推，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就会受到影响。今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需要文化的跟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经济同文化的关系是血肉和灵魂的关系，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血肉，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我们不能没有血肉，那样将魂不附体；我们也不能没有灵魂，那样将是行尸走肉）；另一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文化已成为一个重要产业，成为朝阳产业。这个产业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支持。但如果在大学期间美育教育跟不上，思想认识就上不去；思想认识上不去，就难以承担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任，就难以承担好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所以，我想了一个月，想到这样一个命题：让美育教育融进高等财经教育，并将其作为这次参加中国财经教育论坛首届峰会的发言题目。
从三个侧面谈谈学习十九大精神的体会
（2018年）
十九大报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进一步指明了X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我们X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ZZ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百科全书。
我认为，学习十九大精神，可以从以下三个侧面着手：
一是把“博大”与“精深”统一起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X的十九大精神， 首先要读原文，悟原理，读出它的“博大”，把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百科全书来读；在读出博大之后还要读出它的“精深”。
二是把“初心”与“今天”紧密联系起来，寻找出“初心”赋予今天每个 X员、领导干部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责任担当。
三是把“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起来。十九大报告是一部源于实 践的皇皇理论巨著，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X中央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学习这篇重要理论著作，学习时要潜下心来，认真研读，宣传时要深入浅出，寓教于乐。
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X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X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书写新光荣，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铸就新辉煌。
加快文化“走出去” 构建世界文化新格局
（2018年）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躯体，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关系上，我们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发展经济，否则就没有产生“灵魂”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弘扬我们的文化“，体”要生“魂”。只有躯体，没有灵魂， 是植物人，是行尸走肉；只有血肉丰满又有灵魂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中华文化可以分为以诸子百家等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以诗词曲赋等为代表的文学文化、以琴棋书画等为代表的艺术文化以及独特健康的民俗文化。中华文化有其特有的和顽强的生命力。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中唯一得以保存的文明。然而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的落后，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受到极大影响。这与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经济的“走出去”，展示的是一种“硬实力”；文化的“走出去”，展示的是一种“软实力”。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走出去”，为中华文化的“走出去”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基调。
从世界历史看，军事的力量可以占领一个国家的领土，经济的力量可以占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但却无法占领人心。只有优秀和先进的文化，才能占领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说“，ZZ”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今天，人们谈及西方文明，往往言必称希腊，并将其源头简化为“希腊文明”。实际上，所谓的“希腊文明”是由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等共同作用下孕育的“泛地中海文明”，涵盖了包括地中海东南岸、小亚细亚半岛、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和地中海岛屿等广大地区。到了19世纪上半叶，英法俄德等西方国家推动巴尔干独立运动，才出现了希腊国。在全球殖民的背景下， 为对西方蛮族进行文化包装和实现对全球的文化渗透，遂将“泛地中海文明“” 改装”为“希腊文明”。而中华文明顽强的生命力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文化自信”。中华文明当然需要与世界一切先进文明借鉴融合，不断创新，但不需
要“刻意包装”。为加快中华文化“走出去”，构建世界文化新格局，当前， 迫切需要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进行全面规划，以“实现从民俗文化走出去到艺术文化、文学文化、思想文化不断走出去”为目标，久久为功，系统推进。
第一，要夯实全民文化教育基础，全面提升民族文化素质。“欲人勿疑， 必先自信。”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根基在国内在自身，首先要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增强文化自信，把自己的文化根基做牢。要以教育为根本，建立起涵盖学前、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家庭、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体系， 提升中华文化普及程度，并作为百年大计一棒接一棒地扎实推进，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土壤，不断培养高素质的全民文化队伍。
第二，要打通传播渠道，充分发挥媒体和载体两个通道优势，让中华文化 真正走得出去、传播得开、扎得下根。善用媒体以及媒体善于表达是渠道畅通 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既要利用好媒体，为文化“走出去”创造良好氛围，媒体自身也要占领舆论高点，善于运用世界语言传播好中国声音。另一方面，人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展示文化、传播文化的功能，要把人才作为文化“走出去”战略布局中最重要的一环。要挖掘体制内外的优秀人才，唯才是举、人尽其用，把那些ZZ可靠、有家国情怀和真才实学的人放到合适岗位，发挥其热情和优势。通过媒体和载体两个通道建设，逐步形成国内与国外“联网”、信息与信息“同步”、文化与文化“互通”的良好氛围。
第三，要完善制度保障，不断适应时代变化和世界文化潮流发展要求，统 筹兼顾，与时俱进。要通过制度建设，把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语境、与时 代精神和西方现代文化不断融合。要把政府包揽转变为政府主导，在满足国内 精神需求的前提下，对文化产品国际化趋势和市场需求进行研判，从传统文化 的娱乐性、体验性、参与性、普及性、接受性等方面予以相应的制度安排，做 到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同频共振，进而实现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积极影响。 第四，要在方式方法上循序渐进、兼容并包、雅俗共赏、重点提升。文化
“走出去”应当是传统文化不断自我更新和重建的过程。一方面，走出去的文化要实现两个有机结合：继承传统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立足本国与面向世界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要建立梯次结构，有计划、分步骤实施。比如，当前中华民俗文化像舞狮、剪纸、灯笼等已经在海外广为传播，下一步应超越这个层次，逐步实现琴棋书画等艺术文化，诗词曲赋等文学文化，最终是中华哲学和思想文化的传播并影响世界。
总体而言，文化“走出去”非朝夕之功，必须“积跬步”方得以“至千里”。加快文化“走出去”，不仅将重新展示国家对外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更将为中国改变世界文化格局做出重要贡献。
七律三首

春酹
岁逢庚子不春回，把酒唏嘘酹十杯。怀古东思甘露寺，忧今南望楚王台。鹤楼依旧参天立，荆土仍然缩地来。汉水生情风叠浪，隔空凭吊一江哀。
赠白衣天使
春风早起倚栏吹，人醒床头柳醒枝。东望吴霞红似锦，南思楚雨细如丝。谪仙纵笔横千首，崔颢登楼霸一词。借问大江谁伯仲，白衣无字赋新诗。
京城眺闾山
每忆家山不入眠，遥从虞舜镇幽燕。长空石簇峰擦月，斜岭梨烟水接天。云影横分堂一半，松声纵入树千千。岁临今日常添梦，抬眼楼台几度穿。
注 ：闾山自虞舜起便封五大镇山之北镇之山（另有南镇会稽山、东镇沂山、西镇吴山、中镇霍山）。治所北镇自古称“幽州重镇、冀北严疆”。堂，指闾山耶律楚材读书堂，堂在山中破云为半。
牛年有感
（2021年4月15日）
谁言东水不能西 ，鸳马长思再奋蹄。辛丑借来兄弟力 ，童心白发少年犁。
建X百年诗二首
（2021年7月1日）
七律 建X百年致黄河
长夜难明赤县愁，昆仑提斗水东流。情皴壶口千重浪，血染龙门十丈楼。九曲丹青挥画笔，万家律吕放歌喉。蜿蜒一路蛟归海，使命前行再泛舟。
致黄河
——纪念建X一百周年
我曾记得，当初，你只是涓涓细流。
但你站在最高的起点，排山倒海气势磅礴。我曾记得，当初，你曾那样碧流清澈。
刚刚起步，就担起伟大民族的历史重任。一路走来，你接纳无数江河。 更加豪迈更加宽阔，但也泥沙俱下出现浑浊。你曾断流，因为大地干涸。前进，遇到太多堵塞。你曾改道，因为面对嵯峨。前进，需要太多探索。断崖脚下，你纵身一跃，慷慨赴死。血溅千丈，成就壶口气魄。
壁立千仞，你一声咆哮，气冲云霄。
花开百尺，成就龙门绝色。人无完人，河无完河。九曲弯流，你自己舵正自己的航向。
不改前行，你自己拉直自己的曲折。 永远无法改变的，是我们同一个肤色。你是伟大的母亲，甘甜乳汁哺育着古老文明； 你是伟大的父亲，民族之魂在你的动脉通过。你躺着，蜿蜒的身躯，永远化作中华图腾。
你站着，挺立百年的脊梁，永远镌刻着金色碑额……
冰肌
（2022年12月10日）
数九寒冬暖画楼， 销魂玉骨惹人眸。不求颜色都夸好， 只向春天唤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