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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委原副秘书长满宗洲：
回忆我初给军地两位首长当秘书的日子 1
2.成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唐晓康：
我在成都军区司令部当秘书 4
3.海军少将乔崖：
我给苏振华同志当秘书 7
4.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杨春发：
机关工作随谈 13
5.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杨春发：
机关工作再谈 16
回忆我初给军地两位首长当秘书的日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委原副秘书长满宗洲
俗话说，头三脚难踢。秘书工作也是一样，刚刚跨进秘书门槛的年轻同志，面对生疏的秘书业务和水平能力比自己高得多的领导，难免有些畏难情绪。总感到这也别扭，那也难办，虽然出了不少力，流了不少汗，工作仍然干不好，领导仍然不满意。但只要迎着困难上，不怕碰钉子，把挫折当向导，虚心学习，大胆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就会踏出一条成功的路来。在这方面，我的体会很深。
一、辛辛苦苦却换来批评
1970年，我刚满30岁，在南京军区ZZ部群工部当干事。这年年底的一天，部领导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司令部办公室为廖容标副司令员当秘书，这是一项新工作，要求比较高，要有思想准备。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任命，我心里不觉一阵紧张，额头冒出汗珠。廖副司令员是战功卓著的老将军，而我则是入伍不久、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过去只是开会时在主席台上远远地看到过廖副司令员，从未近距离接触，要我到他身边工作，心里实在发怵。领导看出我的心思，鼓励我说，让你当秘书，是因为你具备秘书的素质，要有信心把工作做好。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上任了。刚上任那阵子，我处处小心翼翼，侧耳恭听首长的每一句话，认真完成首长交办的每一件事，有时连本应由警卫员干的生活琐事也主动干了。那时没有手机，为了不漏接一个电话，除了一日三餐，我都待在办公室里。为了让首长随叫随到，有时晚上还到首长家里待命。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因此而使首长满意。一天，廖副司令员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说：
“你成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是变成二首长了吗？你的任务是协助我工作，而有些工作不是待在办公室就能做好的，要经常到部门去，和他们一起研究。”首长的批评给了我当头一棒，我直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跑到办公室主任那里诉苦，说自己不适合当秘书，要求调换工作。主任耐心地开导我，肯定我工作积极、认真、热情，同时指出：“做工作只凭热情是不够的。秘书是为首长服务的，而每个首长的性格和工作方法不同，对秘书的要求也不同，有的喜欢秘书与自己形影不离，有的交代任务后放手让秘书去
干，廖副司令员属于后者。你要熟悉首长，适应首长，按首长的要求去做。”首长的批评和主任的开导对我震动很大，感觉好像服了一剂清醒剂。后来，
我去请教首长的前任秘书，请他介绍经验，一起研究改进办法。之后，我改变了事无巨细，大包大揽的做法，将首长生活上的事情，尽量交由警卫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去做，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首长交办的公务上。同时，在不影响为首长正常服务的情况下，走出办公室，收集有用信息，督促检查首长决策的落实情况。属于秘书业务范围内的事情，大胆进行处理，自己处理不了的再去请示首长，做到既不越权，又不事事麻烦首长。这样做，减少了忙乱现象，提高了工作效率，首长满意，自己也轻松了许多。
二、“得意之作”的尴尬
一次军区要开民兵工作会议，廖副司令员分管民兵工作，要我写个讲话稿。我认真学习了中央关于民兵工作的几个文件，翻阅了各地上报的材料，并向业务部门要了几个数字，经过构思，用3天时间写出了初稿，又用一天时间进行了修改润色，连标点符号都进行了推敲。自认为写得不错，有把握在首长那里能通过。但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得那么乐观，只见廖副司令员拿着稿子粗粗地看了一遍，然后摘下老花镜，皱着眉头叹了一口气。从表情看，显然是不满意，我心里嘀咕：几天的工夫是白费了，准备返工吧。首长沉思了一会儿说：“我看稿子主要不是看句子多么顺口，标点用得是否恰当，我主要看该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该说的话说了没有。这个稿子上的话都对，但重点不突出，缺乏针对性，我给你谈一谈思路你再重写吧！”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很深，使我明白，秘书为领导写讲话稿，反映的是领导的观点和思路。秘书自认为是得意之作，但如果与领导的思路对不上，这稿就过不了关。
从此，我每次写讲话稿前都下大工夫领会首长意图，意图搞清楚后再下笔。我体会，领会领导意图不仅要请领导当面交代，而且要靠平时的观察和积累，从领导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处理上，从他同别人的交谈中，了解其观点和思路，知道他喜欢讲什么，不喜欢讲什么。把握了领导的思路，了解了领导讲话的习惯和风格，写起稿来就能得心应手，在领导那里就容易通过。
三、老秘书新起点
我在廖副司令员身边工作了5年，他退居二线之后，我调到王恩茂将军身边工作，当时，王将军在南京军区任副政委。1977年3月，王恩茂将军调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我也跟随到吉林工作。那时，我在秘书岗位上已经奋斗了7年，算
得上老秘书了。从南京到吉林，从军队到地方，虽然服务的还是同一个领导，但对我来说是个重大转折，也可以说是个新的起点。因为环境变了，业务变了，我面对的一切都很生疏，就连计委、建委这些部门是干什么的，我都搞不清楚。一时间，我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写不出合格的讲话稿，更谈不上出点子、提建议了，甚至有时还说外行话。以前一个小时的工作，现在几个小时都干不完，因为情况不明，拦路虎太多，工作效率太低。
面对陌生的环境，生疏的业务，我该怎么办？经过认真而痛苦的思考，我下定决心：学！通过学习，由外行变内行。怎么学？首先，放下架子。把周围群众当成自己的老师，来一个孔夫子的“不耻下问”。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在某一点上比我强，我就向他学习。其次，不怕吃苦。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百废待兴，既要拨乱反正，又要恢复和发展生产。领导忙，秘书也忙。没有星期天，没有8小时工作制，上班在工作，下班也在工作。早晨没起床，已经有人在门前等候，走在路上要接待好几个上访群众，吃一顿饭也要接好几次电话。生活的节奏从来没有这样紧张，但我没有退缩，反而把这当做学习和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汗水没有白流，在繁重的工作中我熟悉了情况，获取了知识，探索了规律，增长了才干。我终于体会到毛泽东说的“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再次，讲究科学性，注重实效性。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工作涉及方方面面，X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样样都与自己有关，知识的海洋无边无沿，但学习的内容必须突出重点，分清缓急，绝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我的办法就是围绕工作安排学习，干什么学什么，学和用紧密结合，学以致用。开始，省委集中一段时间揭批“四人帮”，我就多看揭批“四人帮”的材料，了解“四人帮”在吉林的流毒和影响。后来，省委工作重点转移到了春耕生产上，我就认真学习有关春耕生产的文件，并收集相关信息向领导汇报。这样，可以做到工作、学习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为省委第一书记当秘书的4年，是我一生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完成了由军队秘书向地方秘书的转变，为我今后长期在地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在成都军区司令部当秘书
成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唐晓康
1983年底，成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室要在重庆十三集团军选两名秘书，充实机关的秘书队伍。结果我被选上了。
一、杨尚昆主席夸我懂得关心人
调到成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时，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接待总参军务装备部的领导，参与我军购买外方直升机的事宜。由于是军购，我们全部换上便装，不引起外界的丝毫注意，不住部队招待所，接待人员和北京来的人员都下榻于四川成都锦江宾馆。
这次购买直升机，我见到了总参军务装备部的领导、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贺鹏飞身上既有军人的气质，又有元帅之子的风度。他对比着各国直升机，耐心细致地分析着各种机型的特点。
当时，有美国的、苏联的、法国的、英国的飞机参与竞标。我军希望这些国家的飞机都从成都往西藏飞行一次。因为我们主要是装备西藏边防，这些飞机的性能必须适应高原、高山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别是峡谷中的气流，同时也需要试飞的经历。
一天，看到贺鹏飞围着不同国家的直升机爬上爬下了解各项性能，我好奇地问：“首长，这些飞机长得都差不多，性能应该差别不大吧？”贺鹏飞转过身，哈哈大笑起来：“唐秘书，你不晓得，直升机要考察机动性、载弹量、防护能力等很多方面，这里面的学问大着呢。”
看着贺鹏飞工作如此认真，我不由得暗暗佩服。我第二次领到的任务，是接待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还有他的爱人李伯钊。李伯钊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一个有着几十年X龄的长征老干部。
在我印象中，杨尚昆副主席丝毫没有首长的大架子。他告诉我，因为都是四川人，大家说四川话就很亲切，还说这一次是私事，主要是陪老伴回一次老家，所以行程不公开。人老了，倍加想念家乡，老伴已经很多年没回四川老家了，这次他特意陪同老伴来“还愿”。
我与杨尚昆副主席一起吃饭，后来军区还安排了文艺节目，我们一起观看。看文艺节目时，为了让李伯钊坐着舒服一点，我找了一个矮凳子，放在她的脚下托着，这样脚就不会酸痛了。
节目结束后，杨尚昆副主席走过来，拍拍我的肩称赞说：“年轻人，不错嘛，很懂得关心人！嗯，将来肯定能找个好对象。”我一下子就不好意思起来。
杨尚昆和李伯钊是一对特别慈祥恩爱的老人。可事后没多久，李伯钊就去世了。
二、开国少将杨以山趣事
我给开国少将、原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杨以山当秘书的那段时间，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
杨以山，安徽省云安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参加了鄂豫皖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太行山根据地反“扫荡”和林南、温县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参与组织了洛阳、郑州、渡江等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长期深入基层，跑遍了大西南各个部队和哨所。
杨以山与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是安徽老乡。战争时期，他曾经用一个连的兵力，护送汪荣华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平安到达延安。刘伯承一直都记得并且很感激他。
杨以山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足以说明他与刘伯承的深厚感情。
红军长征途中，面对国民X军队的围追堵截，想要找到吃的东西相当困难，基本上能吃的都被吃光了，杨以山连自己的军用皮带都煮来充饥了。有一次，他非常意外地在河边钓到一条鱼，有巴掌那么大，在当时来说，那可是了不得的“大餐”！他像得口水直流，可硬是忍住，舍不得吃，用盐抹上，晒干，然后找机会悄悄地送给了刘伯承，还不让毛泽东、周恩来知道。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啊？难道您不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比刘伯承元帅的‘官’更大么？”
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下，郑重地说：“我这一生，从安徽农村出来，就知道一定要对刘伯承元帅好。”
我后来才知道，因为汪荣华是他的老乡，他还是元帅的婚姻见证人呢。
杨以山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将军，他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三、王焕如将军托我买股票
接下来，我给开国少将、原成都军区ZZ部主任王焕如当秘书。
王焕如，陕西省长安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临清、邯郸、老庄、南乐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长衡、临汾、冀中等战役，随后参加了太原、宝鸡和成都等大中城市的军事接管工作，并担任军管会副主任。和平时期，担任
解放军军政大学ZZ部主任、成都军区ZZ部主任等职。
在我给王焕如当秘书期间，有一次，按照要求，军队的每位X员干部都要重新填写一份入X的经过说明。王焕如当时叫我帮他填写。入X证明人一栏，我问他填谁，他淡淡地说：“填胡耀邦。”我看了他一眼，有点吃惊，以为听错了。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再来一句：“你看什么？就填胡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