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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六廉”理念
传统政德文化是中国传统ZZ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ZZ对官员的道德修为和职业素养的重视。谈到中国古代政德文化，周朝六廉制度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该制度也是中国ZZ制度史上首次系统地提出考核和衡量官员的标准。《周礼·天官》对周朝六廉制度有着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廉善，指善于行事，能把事情做好；廉能，指能行政令，有为政的能力；廉敬，考察官吏是否敬守职位，谨慎勤劳；廉正，考察官吏是否品行方正，清洁正直；廉法，看官吏是否守法不失，执法不移；廉辨，考察官吏是否头脑清醒，明辨是非，临事分明。 
纵观整个六廉，都以廉为基本准则出发，阐述廉的各种表现形式。因此《周礼》强调，“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所谓“以廉为本”，意指为官者，既要具备能力，又要廉洁，且廉是首要的。因此，在考核的六项标准前又以“廉善”为首。周朝提出的六廉官员考核标准奠定了中国传统政德文化基础，对中国传统ZZ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中国ZZ发展而言，周朝之所以提出“六廉”以加强官吏管理与治理，有其历史和当时形势的原因。首先，在我国进入文明社会前夜的氏族社会晚期，腐败就产生了。特别是私有制下阶级出现以后长期积累的腐败现象，决定了必须制定一套考核和约束官员的标准。尧舜时期就注意对官吏严加考课，严明赏罚，用“鞭作官刑”“流刑”惩戒犯错误官吏，并重在强调廉政理念。《尚书·尧典》记载了尧当政时“允恭克让”等理念。进入夏商周文明之后，官员贪腐犹如汹涌的潮水，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不绝于史。对此，商朝“制官刑，儆于有位”，惩治官吏“三风十愆”腐败行为。周朝时加大了遏制官僚腐败的力度，制定周礼以确保统治阶级的秩序，在提出“敬德保民”作为教导官僚恪尽职守的同时，提出“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中华早期文明中所存在的种种腐败现象以及治理经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六廉”理念的形成。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六廉”理念的产生也是春秋战国官僚制管理的内在需要。西周之后的东周，便进入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王室不再具有绝对的统治力，地方诸侯纷纷而立，奴隶制瓦解，与之相伴的是各国逐渐建立起君王任命官僚制度，从而取代血缘世袭制，以俸禄制方式使用官员。但这种新兴的官僚使用制度并未阻止腐败的滋生，甚至相较此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春秋时期官僚因腐败而误国的事例也比比皆是，比如鲁国权臣季桓子被齐国贿赂、吴国重臣伯嚭受越国重贿等。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怎样有效措施使官僚集团避免腐败成为各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其事关君主权力安危，各国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