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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第六届“国际共运论坛”在杭州召开 15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机遇 18
蔡昉：智库要重视对策性研究 41
曾宪奎：国有企业的双重特性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42
曾宪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50
曾宪奎：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是有效的制度安排吗？ 58
陈爱茹：当前俄罗斯“新社会主义”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74
陈殿林、田慧萍：深入开展“两学一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92
陈慧平：塞耶斯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角度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100
陈建波、庄前生：论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122
陈人江：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本质内涵与问题意识辨析 139
陈人江：帝国主义本质再审视 155
陈人江：关于世界贸易史的几个事实 170
陈硕颖、黄爱妹：如何看待当前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 185
陈先达：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193
陈志刚：从制度上构筑多层次的“同心圆” 211
陈志刚：深入推进守初心担使命长效机制建设 222
陈志刚：中国共产党不可比拟的优势 227
程恩富侯为民：西方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 231
程恩富王岩：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239
程恩富詹志华：当前我国西化、买办等利益集团问题分析 242
程恩富张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65
程恩富、方兴起：国外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日趋式微 287
程恩富、谭劲松：巩固马克思主义立党立国的指导地位 296
程恩富、王朝科：中国政治经济学三大体系创新：方法、范畴与学科 310
程恩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等若干问题的讨论 320
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解释和解决当代社会主义难题 325
程恩富：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关于中外经济关系的理论与政策 337
程恩富：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365
程恩富：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个重大原则 372
程恩富：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386
戴立兴：坚持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393
戴立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402
戴立兴：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 408
邓纯东辛向阳：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内涵及现实价值 415
邓纯东：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427
邓纯东：加强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436
邓纯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根本原因 440
邓纯东：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性任务 452
邓纯东：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460
邓纯东：XJP同志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特点 481
邓纯东：新发展理念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性 489
邓纯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 494
邓纯东：自信源于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 513
董学文：让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没有藏身之地 517
樊建新龙斌：历史虚无主义的“蹩脚表现” 526
樊建新：社会思潮与文化安全 532
樊建新：构建科学学术评价体系引导中国学术发展方向 538
范春燕：“真理程序”和“减法政治”：试析巴迪欧的左翼激进哲学 547
方旭飞：拉美左翼的替代发展模式及影响 563
冯颜利刘民主：怎样推进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568
冯颜利姚元军：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574
冯颜利，孟献丽：有机马克思主义：融通“中”“西”“马”的新范式 591
冯颜利：好道理还要“说得出”“传得开” 605
龚云：《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教材 610
龚云：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 627
龚云：牢牢把握改革的前进方向 634
龚云：马克思主义政党就要旗帜鲜明地讲政治 642
龚云：《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教材 651
龚云：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世界社会主义从低谷到复苏 667
龚云：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五大特征 677
龚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具有最大的正当性 681
韩琪：《反杜林论》的科学无神论思想 689
韩琪：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历史渊源 709
韩震：理论创新是党永葆先进性的根本 729
贺新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现实体现 732
侯惠勤：“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制度陷阱 738
侯惠勤：纯客观的学术研究无法真正读懂马克思 745
侯惠勤：读好马列经典是博士生的基本功 767
侯惠勤：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 782
侯惠勤：历史大势交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793
侯惠勤：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 807
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典范 824
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理论底气 835
侯惠勤：突破社会主义制度定型的世界性难题 845
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法论研究 851
侯为民：《资本论》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 869
侯为民：立足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共享发展 902
胡乐明张建刚：论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新常态 915
坚守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不动摇 932
江金权：夯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基础 967
姜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 976
姜辉：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解决中国发展问题 982
姜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995
姜辉：深刻领会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贡献——深入学习《XJP... 1004
姜辉：学习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1015
姜辉、龚云：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 1021
姜辉：“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根本动力 1031
姜辉：“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础与文化奥秘 1035
姜辉：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1047
姜辉：将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1053
姜辉：深入把握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1062
姜辉：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1068
姜辉：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在增强凝聚力和引领力上下功夫 1075
姜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3
姜辉：中国社会主义70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1090
姜辉：卓越贡献：70年宏伟历程彰显科学社会主义鲜活生命力 1104
金民卿：“两个时代”叠加交织的特殊历史情境与新的伟大斗争 1111
金民卿：坚持理论自主性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前提 1124
金民卿：坚持四个自信推进伟大事业 1134
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演变的反思与展望 1145
金民卿：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启示 1164
金民卿：毛泽东的主要矛盾学说及其在国情分析中的运用和发展 1188
金民卿：强化党内制度法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1208
金民卿：十月革命的重要遗产与中国道路的成功探索 1214
金民卿：唯物史观的时代观与当今时代判断 1246
康晏如：逆境中前行的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人民党 1264
康晏如：苏联经济危机的谎言与真相 1285
雷晓欢：新冠肺炎疫情下国外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1296
李崇富：论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 1318
李春华：坚定理论自信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 1344
李春华：立法捍卫英烈名誉反击历史虚无主义 1349
李春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法宝 1353
李春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1358
李建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 1364
李建国：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西方中心论” 0
李捷：毛泽东对中华民族至少有五大贡献 8
李凯旋：论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的碎片化困境与发展前景 1385
李凯旋：民粹主义在当代欧洲兴起的根源 1405
李培林：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进入新阶段 1414
李瑞琴、遇荟：中国道路：成就原因问题对策 1417
李瑞琴：柏林墙倒塌的教训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希望——读《柏林墙倒塌30周年记》 1426
李瑞琴：从俄国家安全战略威胁因素的演变看美霸权主义本质 1443
李瑞琴：当代俄罗斯社会主义党派的多样化特征 1456
李瑞琴：多重视域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 1474
李瑞琴：俄罗斯第七届杜马选举：有哪些值得关注？ 1501
李瑞琴：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及苏联评价转变探源 1514
李瑞琴：俄美欧是否已陷入新冷战 1538
李瑞琴：符合人类发展新愿景的中国智慧 1546
李瑞琴：近年来苏东剧变研究中的前沿问题 1563
李瑞琴：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 1575
李瑞琴：面临被解散：俄罗斯“去斯大林化”组织败落史透视 1580
李慎明：对毛泽东几个误解的澄清 1596
李慎明：高度重视对时代和时代主题的认识和研究 1604
李慎明：互联网＋”的发展必将引发西方国家生产关系的大变革 1611
李慎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627
李慎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世界格局、中美关系和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挑战 1649
梁孝：警惕掠夺全球民众财富的新动向 1697
梁孝：美国对华新遏制战略的目标、实质和根源 1721
梁孝：社会主义走早了吗？ 1738
林建华：解码新征程创造新奇迹 1758
林建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 1765
林建华：新时代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的理论思考与行动指南 1779
刘燕：空间格局的重塑：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述论 1795
刘德中：以XJP理念为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813
刘国光：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是资源配置问题 1828
刘海霞：大国关系调整的新态势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1842
刘奇葆：新发展理念蕴含的理论特质和品格 1854
刘志明：延安时期我们党是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1857
栾文莲：对当前西方国家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分析评判 1864
栾文莲：金融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危机 1886
栾文莲：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本质 1908
吕薇洲马凯：思想建党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重要法宝 1912
吕薇洲：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流派在欧洲的历史演进 1921
吕薇洲：工农掌握政权是十月革命的核心精神 1936
吕薇洲：金融危机为世界社会主义复兴提供契机 1942
吕薇洲：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本规律探析 1951
吕薇洲：筑牢思想和制度防线提升拒腐防变能力 1970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 1977
梅荣政：坚守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念 1992
面向2035年，中国社会变革不是国外现代化的“翻版” 2003
潘金娥周增亮：21世纪越南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与成果 2007
潘金娥：2018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变革、调整与复兴 2029
潘金娥：从越共十二大看越南革新的走向 2046
潘金娥：当代社会主义的探索、创新与发展 2067
潘金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2087
潘金娥：越共十二大提出革新发展“九大关系” 2097
潘金娥：越南经济革新的历程及理论探索 2105
潘金娥：中越关系的困境与重构：一个方法论的思考 2116
潘金娥等：整体性视角下世界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2129
潘西华：国内外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161
彭海红：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体现人民民主实质 2175
彭海红：警惕土地私有化思潮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冲击 2183
秦益成：《2015－2016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发布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191
秋石：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2199
秋石：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212
秋石：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新实践 2223
任丽梅：文化技术视阈下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思考 2233
汝信：马克思主义闪耀着穿越时空的真理光芒 2249
尚伟：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2257
尚伟：历史大变局中的中国战略定力与担当 2262
沈阳：2016年国外共产党研究热点 2265
宋丽丹：2016年国外左翼思想研究概览 2271
宋丽丹：论当代西方社会各领域的不平等 2285
宋丽丹：我国精准扶贫的重心在西部乡村振兴的关键在集体经济 2295
宋丽丹：西方“中产阶级”概念的演变及其危机 2321
孙应帅：凝聚新时代的信心、党心、民心正当其时 2341
谭扬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背景 2344
唐辉张俭松：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过时论”的批判性思考 2347
汪世锦：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真抓实干 2369
王杰、胡乐明：后福特主义缘何起源于日本 2374
王冠丞林超：从政治高度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 2388
王冠丞：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战略抉择 2394
王冠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击疫情的重要启示 2409
王静：21世纪南亚毛主义运动：现实图景、理论焦点及未来挑战 2415
王三运等：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 2448
王伟光：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理论 2460
王伟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实践 2473
王伟光：开辟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 2484
王伟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2499
王伟光：马克思主义真理具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 2514
王伟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2524
王伟光：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的重要意义 2532
王伟光：在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549
王雪冬：从卢卡奇到伊格尔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列宁主义的批判与阐扬 2550
王雪冬：警惕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勾连 2571
王雪冬：认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实质 2579
王玉鹏孟献丽：警惕历史虚无主义荼毒新媒体网络空间 2590
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2601
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2605
吴恩远：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机活力 2630
XJP：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633
XJP：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641
XJP：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2644
XJP：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2647
XJP：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2650
XJP：知识分子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2653
肖枫：世界社会主义热点研究回眸 2655
谢伏瞻：担负起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崇高使命 2659
谢伏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与实践 2667
辛向阳、王珊珊：国家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及应对策略 2700
辛向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三大基本逻辑 2716
辛向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国家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2724
辛向阳：把握“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深刻含义 2743
辛向阳：百年大党依然年轻的密码 2754
辛向阳：必须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 2766
辛向阳：擘画美好新蓝图引领壮阔新征程 2775
辛向阳：创新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底蕴 2784
辛向阳：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2792
辛向阳：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 2801
辛向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2831
辛向阳：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2836
辛向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发展史初探 2864
辛向阳：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2881
辛向阳：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2887
辛向阳：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思想及其启示 2892
辛向阳：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品格 2908
辛向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回答的三个重大问题 2916
辛向阳：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2932
辛向阳：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在实践中发展真理 2943
辛向阳：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理论建构 2957
辛向阳：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2973
邢文增：社会不平等与西方左翼复兴的契机 2976
杨静：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2993
杨静：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探析 3001
杨圣明：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学术探索 3005
于海青：比利时工人党的“逆袭”及其启示 3007
于海青：当今国外共产党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 3027
于海青：西班牙共产党意识形态与理论战略的调整及其原因 3036
于海青：西方政党的“人民”定位及其实践悖论 3055
于海青：照亮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灯塔 3064
余斌：在伟大思想的指引下努力完成新时代的伟大历史使命 3075
余斌：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091
余斌：为什么是十月革命而不是七月革命？ 3107
余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坚持唯物史观 3125
遇荟：法国左翼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审视 3146
苑秀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磅礴力量 3152
苑秀丽：列宁维护和巩固党的统一的历史事实不容歪曲 3155
苑秀丽：全覆盖、高标准、严要求 3163
苑秀丽：任何党员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 3171
苑秀丽：斯大林时期苏联选择重工业发展战略原因再探讨 3177
张伟：论十月革命的三大合理性 3196
张建刚：推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3211
张建刚：新形势下经济工作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3217
张建云：马克思“价值”范畴的深层解读 3222
张建云：为什么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3245
张剑：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比较中坚定文化自信 3251
张全景：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斗争 3257
张伟：试论公有制经济组织在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中的作用 3265
张小平：“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传承 3280
张小平：传统古今观的思想内涵及其扬弃 3284
张小平：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3291
张小平：绿色发展新理念的文化底蕴 3296
张小平：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内涵及世界意义 3302
张小平：致敬70年：时代由奋斗者书写 3308
张英伟：强化党内监督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3315
赵智奎：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33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整体性视角下世界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3327
中国社会科学院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强化理论思维 3383
中国社会科学院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新... 3388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 339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世界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 3400
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拉美左翼执政动向及前景 3407
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 3415
钟君：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 3421
钟社文：牢牢把握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的主题 3429
周淼：国外左翼学者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困境 3438
周淼宋丽丹康晏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左翼思潮和运动研究 3446
周淼、宋丽丹、康晏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左翼思潮和运动研究 3459
周淼：国外左冀学者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批判 3472
朱继东：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问题及对策 3485
朱继东：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坚持的原则 3498
朱继东：意识形态工作要凝民心聚共识 3508
朱继东：在回答好时代问题中高举共产主义旗帜 3516
朱继东：在立破并举中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局面 3534
祝念峰、王雪凌：2015年思想理论领域的热点问题 35396月24日，第六届“国际共运论坛”在杭州召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的第六届“国际共运论坛”6月24日在杭州举行。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为此，本届国际共运论坛拟定的主题为“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形势”，主要议题有：“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发展与新挑战”“《共产党宣言》的时代价值”“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政党合作”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中师大等40多个研究单位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共140余人参加了论坛。
邓纯东院长作主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邓纯东，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蔡袁强，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陈先春等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邓纯东研究员做了主题报告。邓纯东在发言中指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形势整体出现好转，正在复苏和重新兴起，但依然是困难重重，充满艰难曲折；未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会呈现多样模式并存态势。邓纯东认为，XJP总书记关于政党合作、国家与国家之间合作的科学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对推动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当天上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局级参赞柴尚金研究员、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崔桂田教授、中国电信集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邵春保、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楼胆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国际共运研究部负责人潘金娥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轩传树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郭春生教授、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群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余维海副教授先后作了大会发言。
当天下午，论坛分为“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态势”等三个小组继续研讨。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理论实践上引领了世界社会主义从低潮走向复兴，这是“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的最大亮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世界社会主义从低潮逐渐走向复苏。然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我们应在新的伟大斗争中把握好方向，战胜当前的困难，才能实现长远目标。
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邢乐勤教授最后做了会议总结。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部和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
蔡袁强书记致辞
会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机遇
2019～2020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课题组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2019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举行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总结共产国际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探讨新时代国际联合的可能。中国隆重纪念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顾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辉煌的历史进程与成就，激励中华民族继续努力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总结革新实践、布局发展新蓝图。非执政的共产党积极探索，成效有喜有忧。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彰显其重大意义。
一、各国共产党总结共产国际的历史经验教训，
探讨新时期的国际联合
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1943年5月25日宣布解散。2019年，纪念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世界各国共产主义组织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或会议，回顾共产国际的历史意义与影响。2019年2月16～17日，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在土耳其举办了题为“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百年政治遗产”的会议。6月1～2日，30个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了“纪念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的科学与实践”会议。会议总体上肯定了在列宁领导下建立的第三国际的积极作用及其为发展和加强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所做的贡献。会议宣言指出：“我们正面评价共产国际，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在历史上没有错误。我们应当批判地对待共产国际的经验。”【1】尽管现在没有条件去成立新的共产国际，但仍然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第三国际的历史经验，并将其运用于未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际斗争。10月18～20日，来自58个国家74个政党的名代表参加了在土耳其举行的以“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继续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为题的第21次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对当前资本主义体系持续危机、国际局势紧张和战争威胁加剧等问题进行分析研判，呼吁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法国共产党《人道报》节、葡萄牙共产党《前进报》节也把庆祝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作为活动主要内容。共产国际百年纪念适逢美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共于9月开始在芝加哥、纽约、洛杉矶举办地区性庆祝活动，庆祝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百年纪念日。英国共产党等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借机烘托气氛，扩大影响，但规模不大。原苏东各党通过积极参与纪念国际共运重大历史事件的国际会议，回顾反思社会主义历史，共同发表声明和对时局的看法，显示了世界共产党工人党联合的力量，也锻炼了弱小党的队伍，增强了共产党和人民的信心。在中国，包括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学术机构举行了以纪念共产国际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讨论其历史意义并总结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
对于共产国际的历史意义，多国共产党普遍认为：共产国际在其短暂存在的24年里，推动了世界各地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共产国际创建时，世界上以“共产党”命名的党只有13个，而到共产国际解散时，已经发展到68个共产党、300多万名党员。【2】共产国际促进了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民族的觉醒，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独立立下功劳；共产国际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在党报上发表的纪念性文章指出，共产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在世界范围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群众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推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动员劳动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捍卫自己的利益，加强了工人的国际团结，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引上了一个新的水平。共产国际开展的工作为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共产党在许多国家取得胜利并形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3】
关于共产国际的历史教训，各党看法不尽相同。主要观点有：一是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忽视了各国共产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失误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三是对革命形势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判断失误，造成“左倾错误”。对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功过，周恩来曾经进行总结并指出：“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4】从中国革命的发展史来看，这也是对共产国际所起作用的比较中肯的评价。有学者就总结道，“共产国际的历史功过可进一步概括为：大功有成，彪炳史册；过失亦深，足资鉴戒”。【5】
在总结共产国际的经验和教训时，人们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国际联合的必要性及其途径进行了思考。以希腊共产党为代表的所谓“正统派”认为，国际共运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今天的国际共运的形势与第二国际瓦解时相似，机会主义浪潮吞没了共产主义左翼运动。希腊共产党批评“有数十个国家加入了帝国主义体系，形成了资本主义垄断”。美共联合主席乔·西姆斯总结共产国际的教训时指出，“共产国际的失败，与其说是因为前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倒不如说是因为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中央的指导和决策变得不可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和团结显然是必要的，但这必须要在完全尊重有关各方的自主权和独立性的情况下谨慎进行。”【6】
不少共产党认为，共产国际成立100年后的今天应当成为重建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起点。摩尔多瓦共产党指出，在全球竞争的推动下，科学技术进步突飞猛进，技术的发展涉及创造比人类潜力更高的人工智能，今天正在形成的世界革命时机，是新的共产国际的预兆。拉脱维亚共产主义联盟认为，当前共产党人的武器依然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共同的斗争、阶级和同志的团结。这是反对民族孤立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条件，共产党人的团结是未来的必然选择。俄共奔萨地区代表乔治·卡梅涅夫说：共产国际从1919年到1943年只存在了24年，但即使在今天，其国际精神仍然活跃，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发展。苏东剧变30年后，西方国际组织再次出现裂缝：特朗普的贸易战、美国和欧盟的矛盾、欧盟内部矛盾，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对共产党而言，重要的是制定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战略和战术，利用帝国主义阵营的分裂，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7】
对于如何实现国际联合，各国共产党提出不同看法。以希腊共产党为代表的“正统派”认为，今天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力量，首先要回答意识形态和革命战略统一的问题，而所谓统一的意识形态，指的是对时代问题，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以土耳其共产党为代表的一些共产党认为，共产党实现国际联合主要体现党际之间的团结和交流经验，并且不能允许在一国内建立凌驾于党和党员意志之上的任何权威。拉脱维亚共产党人联盟领导人认为，共产党应该在欧盟议会内加强合作，与捍卫现存制度的政党进行斗争，只有这样才不会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徒有虚名。
综上，在共产国际百年纪念之际，各国共产党认识到实现国际联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探讨加强国际联合之路。然而，从各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历史的不同评价，以及进行国际联合的策略和路径可以看出，各党当下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行动策略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些分歧重点涉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改革等问题。这成为当前世界各国共产党实现团结和国际联合的主要障碍。
二、社会主义国家总结实践求突破，布局发展新蓝图
（一）中国纪念五四运动和庆祝新中国70年的辉煌成就，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上新征程
100年前的1919年5月4日爆发在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青年为主体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XJP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8】可见，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70年来，中国不断探索并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在某些高新科技方面已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引领行业技术的发展。70年来，中国的民生建设成果显著，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质量不断提高。2020年，中国将在全国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除此之外，新中国在国防、军事和外交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公认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在高新技术领域取得长足发展，向世界展示了独一无二的发展道路。”【9】中国的成功是当今世界的杰出范例。新中国在70年的实践进程中为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中国高扬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旗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转折性意义。【10】
（二）2019年，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建设各有特色
1.越南共产党谋篇布局，为党的十三大构想发展新蓝图
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下，2019年越南经济发展较快。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02％，通胀率维持了较低水平，全年增幅为2.79％，创3年来新低；全年商品贸易总额达到5170亿美元，其中出口额2634.5亿美元，实现顺差99.4亿美元；吸引外资380亿美元，为10年来最高水平，实际利用外资203.8亿美元，创历史纪录。政治生活内容丰富。越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十中全会、十一中全会，推动落实党的十二大各项任务，积极筹备将于2021年年初举行的越共十三大，指导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方针；政府根据党的会议精神，制定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会召开了两次会议，就相关法律文件以及越南经济社会重大问题进行讨论，通过了多项法律文件和多项决议草案。
围绕越共十三大筹备工作这一主轴，2019年越南共产党的工作重心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组建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推进大会文件的编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及人事安排、深入开展党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加强社会管理和防止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等。其中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2月19日，越南政府总理阮春福在视察计划投资部时提出经济社会发展“两个一百年”的愿景目标。第一步，到2030年建党100年时，越南进入中等收入高水平国家行列，成为“创新型社会、公平的社会、民主文明的社会”，满足五个指标：（1）人均DP达到18000美元以上（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2）全国大部分（50％以上）的人口成为城镇居民；（3）工业与服务业占DP比重达90％以上，并提供70％以上就业；（4）私营经济占DP比重80％以上；（5）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达0.7以上。第二步，到2045年建国100年时，越南建成为一个“繁荣的发达国家”。具体指标是：（1）步入世界上生活最幸福的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国家；（2）在全球竞争力指数和营商环境指数方面，成为全球前20名最具知识经济竞争力的国家，收入较高且收入来源多样化，工业按现代化方向发展，农业比重降到10％以下且不再是纯农业；（3）成为亚太地区教育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
2.古巴隆重纪念革命胜利60周年，修改宪法改革国家领导人体制
2019年是古巴革命胜利60周年，古巴政府举行了隆重纪念活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发去贺电，肯定古巴革命的胜利不仅开启了古巴独立自主谋发展的崭新历史，更极大地鼓舞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不结盟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2019年，古巴经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规定，国务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设机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不再由国务委员会主席兼任而改由新设立的国家主席和总理分别担任。国家主席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须年满35岁，首次当选不得超过60岁，任期5年，可连任一届。总理由国家主席提名，经全国人大选举产生，负责政府日常工作并领导部长会议。2019年10月，根据新宪法和新《选举法》，选举迪亚斯－卡内尔为古巴首任国家主席，萨尔瓦多·瓦尔德斯当选国家副主席，埃斯特万·拉索·埃尔南德斯当选全国人大主席并兼任国务委员会主席，曼努埃尔·马雷罗·克鲁斯为政府总理。会议还选举了由21人组成的国务委员会。劳尔·卡斯特罗将担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至2021年。新宪法指出，全民所有制是古巴的主要所有制形式，古巴经济体制以计划为主，同时考虑市场因素。
3.朝鲜修改宪法，淡化“先军政治”色彩，经济发展和外交取得新突破
2019年4月和8月，朝鲜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先后召开两次会议，讨论宪法修改问题。修改的主要内容有：删掉多处“先军思想”，将名义最高领导人与实际最高领导人合并，实行社会主义企业责任管理制等。朝鲜修改宪法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因为“先军政治”已经包含在“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中，不再单独强调，淡化了“先军政治”色彩，这符合其2018年以来将发展战略从“先军政治”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第二，新宪法规定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代表国家”，而不再由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代表国家”。这是确立了以国务委员会为中心的国家政治体制，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不仅只是掌握国家实际最高领导权，而且也在法律上明确代表国家，因而在法律制度方面理顺了关系。第三，删除“青山里精神”和“大安工作体系”，分别代之以“高度发挥群众精神力量和创造能力的革命工作方法”和“实行社会主义企业责任管理制”，原因是该表述具有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印迹和地域特色，新的表述更符合新时代朝鲜更广阔的战略发展要求。需要明确的是，尽管朝鲜调整了发展战略重心，但宪法的根本性内容并未改变。例如宪法中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的“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人民经济是计划经济”这一点没有修改，而且新宪法更加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坚持人民群众第一主义。金正恩强调，“把人民群众第一主义作为一切党务工作的根本原则”。由此可见，朝鲜修改宪法的内容是要改变一些过时的表达，理顺行政制度和经济管理方法，以保证在新时期能够顺利按照朝鲜式社会主义道路发展。
2019年朝鲜外交取得了重要成果。1月7～10日金正恩再次对中国进行访问；2月26日金正恩抵达河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朝美首脑会谈，同时正式访问了越南，这是朝鲜最高领导人时隔55年对越南的再次访问；4月24日，金正恩乘专列抵达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普京进行了会晤；6月30日，金正恩和特朗普在朝韩两国交界的“三八线”上进行历史性会面，特朗普更是跨过“三八线”走到朝鲜一侧与金正恩握手，成为历史上首位踏上朝鲜领土的现任美国总统，具有标志性意义。6月20～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XJP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中朝友谊翻开时代新篇章。
4.老挝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思想理论建设，为新一届党代会做准备
2019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克服国内外诸多不利影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新，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保持良好势头。其中，全年经济增长6.4％，人均DP达到2620美元；减贫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2019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了十届八中全会和九中全会，对现阶段老挝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成就与经验进行总结，布局2021年年初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其中，八中全会出台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三个相关文件，在两次全会前后老挝人民革命党还相继出台了多个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相关决议文件，强调进一步做好干部队伍建设工作。老挝人民革命党还加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先进性教育，在政治思想、干部组织、反腐倡廉、作风建设和纪律监督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老挝人民革命党十届八中全会后，进行了稳步有序的干部调整，为2021年年初召开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十一大做好人事布局。
2019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在理论创新方面也取得新的进展。自从老挝人民革命党十大正式将凯山·丰威汉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列为党的指导思想以来，老党中央政治局先后于2018年12月13日与2019年3月27日颁布了《关于凯山·丰威汉思想研究的决议》《关于成立凯山·丰威汉思想研究委员会的决议》等文件，成立了由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所、凯山·丰威汉学院、人民安全学院、凯山·丰威汉博物馆等部门代表组成的凯山·丰威汉思想研究委员会。2019年5月5日，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还颁布了《关于成立党中央理论研究院的决议》，党的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逐渐加强。
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积极探索谋发展，成效喜忧互现
（一）发展中国家和原苏东地区各国共产党的表现有喜有忧
南亚的尼泊尔的共产主义运动近两年态势积极。2018年2月15日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组成了左翼联盟上台执政，并于2018年5月17日宣布合并组建尼泊尔共产党。一年来，尼泊尔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都取得了不菲成绩，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是近30年来最稳定的时期。2019年，尼泊尔共产党对原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整合与完善，其中如何对待人民战争的问题仍未形成统一意见。2020年，尼泊尔共产党将召开合并后的第一届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将确定新的理论纲领，规划新时期发展蓝图。与此同时，南亚最大的共产党组织印共（马）的表现堪忧。在2019年5月举行的印度第17届人民院选举中，印共（马）获得的席位由原来的6席减少到3席，滑落到历史最低点，印度共产党的席位从1席增加至2席，印度人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印度政治右转态势进一步巩固，左翼政治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在原苏东地区，2019年欧洲议会再次通过反共决议案，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被禁止活动，共产党处境艰难。在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和柏林墙倒塌30周年之际，东欧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积极参加纪念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的活动和国际会议，对东欧剧变的历史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行回顾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推动原苏东地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政治参与方面，部分共产党在全国和地方议会选举中支持率有所提升，为地区性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其中，2019年9月举行的俄罗斯地区和地方选举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取得显著进展，在总共12个地区中的10个地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支持率有所提升，在市议会中的席位总数也有增加，尤其是在莫斯科市议会选举中获得13个议席，较之前增加了8个席位。在11月的白俄罗斯国民议会选举中，白俄罗斯共产党议席数从2016年的8席提高到11席，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继续在国内政坛保持着一定影响力。【11】与此同时，在2019年2月24日举行的全国大选中，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全线崩溃，丢掉了全部21个议会席位，沦为议会外党，这是该党继2009年因政治危机失去执政地位后遭遇的又一次重大挫折。
（二）多数西方共产党通过左翼联合走议会斗争道路，有亮点但总体低迷
2019年是欧洲议会选举年，欧盟27国的政党和政治组织都全力投入选战，各国共产党积极参加议会选举，一些共产党通过联合其他左翼共同推出候选人。然而，由于其竞选主张偏重于左翼联合，各党的立场主张模糊，特色不鲜明，没能抓住自己固有选民对自身处境的关切点，加上受民粹主义政党和极右翼政党的阻碍，因而竞选结果并不乐观。在700多个欧洲议会席位中，由法国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以及欧洲多个左翼党派联合组成的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党团只获得38席，比上一届减少14席。而在参选的共产党中，比利时工人党历史性获得1个席位，希腊共产党保持2个席位不变，葡萄牙共产党减少至2个席位，其他共产党工人党没有赢得席位。
在2019年的议会选举中，比利时工人党（PTB／PVDA）的异军突起成为从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发展困境中脱颖而出的“黑马”。比利时工人党在2019年5月举行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的支持率增至8.7％，获得1个席位，从而实现历史性突破。而且在本国的地区议会选举中，工人党在弗拉芒、布鲁塞尔、瓦隆分别获得6.6％、12％、13.5％的支持率以及4个、11个和10个议席。在比利时全国议会选举中，工人党更是史无前例地在联邦议会获得12个议席，在参议院获得4个议席，加上欧洲议会的1个席位，比利时工人党的议席数已经从2014年的8席迅速上升至42席，在全国有当选代表的12个政党中位列第五。在西方共产主义运动普遍陷入低潮甚至转向的背景下，比利时工人党成功上演了完美“逆袭”，被称为“重要的亮红色突破”和“现象级的社会运动”。其原因是比利时工人党调整了行动策略和思想理论，提出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无阶级社会，即真正集体性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这符合当前形势下大多数民众的理想，吸引了民众入党，使得党员人数从2007年的2800人上升到2019年年底的19000人。比利时工人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实践，对其他西方共产党具有重要参考和启发意义。
在亚洲，在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传统版图中原本占有很大比重的日本共产党，近年来日渐式微。在2019年举行的日本第25届参议院选举中，日共赢得245个议席中的13个，比上届减少1个，并且与公明党、自民党在地方议席方面的差距也有扩大的趋势。为寻求发展，日共改变了斗争策略：一是致力于提高与在野党结成统一战线成立联合政权的可能性，二是在党际外交上转向以欧洲为中心。在2020年1月14～18日召开的第28次党代会上，日共对党纲进行修改，删除了中国、越南、古巴等国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探索”的表述，不再把21世纪认定为两种制度共存的时代。日共的这些调整实际上反映了当前西方共产党的某些共同点，其发展动向值得关注。
在美洲，2019年是美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国共产党在6月15～16日召开第31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新老领导人更替，墨西哥裔的坎布隆和非洲裔的乔·西姆斯成为美国共产党联合党主席。【12】此次代表大会对当前资本主义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了美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开展斗争的具体策略，制定了美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须要经历的斗争阶段和步骤，提出了通过开展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来推动美国社会主义实现绿色新政的目标。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共支持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民主党议员桑德斯。美共希望通过联合左翼参加政治活动来扩大影响。
在澳洲，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活跃态势，但内部分歧依然严重。在1921年成立的新西兰共产党解散25年之后，一群以在校学生为主的年轻人成立了“新西兰新共产党”（NewCommunistPartyofAotearoa，NCPA），并在2019年11月21日在惠灵顿召开了成立大会和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大会。会上通过了党章和党纲，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宣称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在成立大会上，提出了“一个阶级，两个联盟”（Onecass，Twounions）的口号，“一个阶级”表示新西兰新共产党是一个面向无产阶级的政党；“两个联盟”包括工人联盟（即工会，tradeunion）和社区联盟（communityunion），表明该党执行以工会运动和社区运动为重点的行动方针。近几年，澳大利亚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Austraia，CPA）党内出现了思想观念和组织路线上的严重分歧，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鲍勃·布里顿（BobBriton）于2019年6月宣布另立门户，组建澳大利亚人共产党（AustraianCommunistParty，APC）。鲍勃认为，该党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主张理论斗争的彻底性，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组织建设，反对依托工会及左翼联盟走议会道路的改良主义路线。鲍勃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目标难以融合。这些观点正是他与澳大利亚共产党（CPA）其他党员的分歧之处，实际上也是西方一些共产党内部分裂的共同原因。
四、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更加彰显
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列宁诞辰150周年，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将结合相关主题举行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结合新的形势重新阐释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直接过渡到间接过渡的转变等相关理论观点，重新评价革命导师的伟大人格，推动新时期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然而，2020年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疫情影响下，各国共产党对恩格斯列宁的纪念活动规模受到限制。因此，各国共产党和学者们通过著书刊文阐发经典作家思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指导意义。例如，南京师范大学俞良早教授撰文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运动和建设共产主义的理论。它是不断发展的理论。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特别是在19世纪90年代后，在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根据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3】中国社会科学院金民卿研究员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改组正义者同盟而创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时代。【14】又如，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理论委员会主任、越共中央党校校长阮春胜教授4月22日在越共中央机关杂志《共产主义杂志》撰文指出：“列宁通过其杰出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新的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的理论，成功领导了伟大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政权，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开辟了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的新纪元。列宁的一生及其革命事业无比伟大，他对工人阶级和世界上被压迫劳动人民的贡献无比巨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就是要更加坚定地坚持和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目标，坚定不移地克服挑战坚持革新，创造越南奇迹。”【15】
2020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继续发展。这场疫情不但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而且将对世界生产方式、科技发展、国际格局乃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力量对比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作为最早暴发疫情的国家，以迅猛之势成功管控了疫情的泛滥，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此同时，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疫情的管控方面也表现出色。截至4月30日，除古巴外，其他三国没有报告一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其中，朝鲜未见有病例报道，老挝仅有19例病例并从4月中旬就不再有新的疫情出现，越南作为接近1亿人口的国家，只报告了320例病例并且已全部出院。虽然古巴确诊病例达到1467例，死亡58例，但同全世界的大部分国家相比，尤其邻国巴西疫情的大规模泛滥，古巴对疫情的防控非常出色。由此可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社会主义国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重大灾难管控和医疗体制方面的优越性。
此外，中国充分发挥国际主义精神和大国责任担当，为世界多国提供了大量的防疫物资、治疗经验和医疗队，竭尽全力帮助世界多国战胜疫情，赢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和赞赏。2020年4月2日，中国共产党同100多个国家的230多个政党就加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发出共同呼吁。【16】参与发表共同呼吁的政党来自全球五大洲，包括主要国家的执政党、参政党、重要在野党以及政党国际组织，涵盖了左中右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共同呼吁也获得了古巴共产党、尼泊尔共产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美国共产党、巴西共产党、智利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英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马列）、西班牙共产党、澳大利亚共产党、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列）等世界众多共产党的签署、公开发文、致谢等多种方式的支持和赞誉。【17】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的大流行，凸显了人类在灾难面前休戚与共，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因此，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容易被理解并受到了欢迎。
另一方面，西方一些国家无视中国的抗疫成果而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和攻击，对待本国疫情却政策迟缓行动不力，导致疫情泛滥。这一方面暴露了资本主义政客们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执行的是双重标准，另一方面还暴露了西方医疗制度的缺陷、社会管理方面的不足、资本主义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各种弊端以及西方高扬人权口号的虚伪。在疫情泛滥之下，西方各国劳动人民和社会底层民众更加没有安全感，生活物资得不到保障，贫富差距进一步显现，有可能将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动荡。
因此，疫情之下，社会主义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一种理念和制度，在世界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获得更多的信任。然而，由于两种力量之间的差异依然悬殊，西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不会甘于就此罢休，必然会变本加厉地对社会主义运动加以抵制和打击，各国共产党处境将更为艰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虽然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态势，但两种制度长期并存的格局难以改变。因此，我们应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是当前历史条件下世界各国和不同制度之间合作共赢的理性方案。
注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创新工程项目“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新进展研究”课题组，课题组首席研究员是潘金娥，主要成员有：刘海霞、孙应帅、潘西华、邢文增、贺钦、李凯旋等。
【1】《2019年莫斯科会议宣言：共产国际100周年和当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http：／／www.wyzxwk.com／Artice／sichao／2019／06／404628.htm。
【2】参见林建华：《世界革命视域下共产国际的实践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3】〔俄〕根·安·久加诺夫，刘淑春摘译：《共产国际的宝贵经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页。
【5】林建华：《世界革命视域下共产国际的实践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7】
【8】XJP：《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9】曲颂：《“中国完全有能力处理好国内问题”：访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人民日报》2019年12月9日。【10】参见姜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转折性作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
【11】参见于海青、秦振燕：《2019年国外共产党发展变化的新情况与新特点》，《当代世界》2020年第1期。
【12】于海青、秦振燕：《2019年国外共产党发展变化的新情况与新特点》，《当代世界》2020年第1期。
【13】参见俞良早：《恩格斯晚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3期。
【14】参见金民卿：《恩格斯在创建史上首个共产党过程中的特殊贡献》，《党政研究》2020年第3期。
【15】〔越〕阮春胜：《列宁的思想遗产——理论价值及其对世界革命和越南革命的现实意义》，http：／／tapchiconsan.or.vn／web／uest／tin－tieu－diem／－／asset＿pubisher／s57xhQiJeKe／content／di－san－cua－v－i－e－nin－ia－tri－y－uan－va－thuc－tien－doi－voi－cach－man－the－ioi－va－viet－nam。
【16】参见《世界政党关于加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的共同呼吁》，http：／／www.xinhuanet.com／poitics／2020－04／02／c＿1125806860.htm。
【17】参见《世界多国共产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应对疫情的共同呼吁》，https：／／mp.weixin..com／s／BX0kTpYnvPM0RuhIj－1ww。
蔡昉：智库要重视对策性研究
当前，部分研究者尚未充分认识到智库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区别，仍将自身定位停留在搞纯学问、搞基础研究上，不习惯甚至看不起智库的对策性研究取向。
以科技史为例，天下没有不与现实发生联系的“纯科学”。自20世纪到现在，科技发展的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刺激了军事科学发展。二战一结束，美国有些科学家就想“转型”，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去探索所谓的“课题”。今天再回顾这段科技发展史，就会发现：所谓的纯科学的春天其实并不存在。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重大科技进步，比如新材料、航天航空技术，都是美国军事工业推动的，因为它提出了真实的需求，正是这些真实的需求推动了基础科学研究的不断进步。
社会科学的情况大体也是这样。社会科学的大部分领域只有在为现实服务中才能提出真正的学科发展方向。换句话说，只有积极回应现实需求，科学研究才能更扎实、更前沿。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也是如此，一定要结合国家和社会需求开展对策性研究。
曾宪奎：国有企业的双重特性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断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2015年9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使国企改革的措施更加细化，并提出要稳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局面下，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在建立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的同时，不断提升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中对其他性质企业的带动和引领作用，将国有企业的企业性和公益性统一起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果突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布面大大缩小，但是其平均规模、行业影响力及竞争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以国有工业企业为例，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量为64737个，而2013年为18197个，降低了71.9％。但是，在企业数量大幅降低的情况下，企业经营指标却迅速提升。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计为74916.27亿元，而2013年则迅速上升为342689.19亿元，名义增长率高达357.4％；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从993.53亿元提高到10772.20亿元，名义增长率为984.2％；利润总额从525.14亿元提高到15194.05亿元，名义增长率高达2793.3％。而从总资产贡献率和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等相对指标来看，分别从2000年的8.43％和6.15％提高到2013年的11.93％和6.46％。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国有企业数量大幅下降，但是经营业绩却大幅提高。
从国有企业竞争力角度看，国有企业进步明显。以最有代表性的中央企业为例，目前我国央企数量为107家，2015年公布的《财富》世界500强中，我国创纪录地有106家企业上榜，而中央企业有47家入围，比重高达47％，如果考虑到中国工商银行等几家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则国有及国有控股比重更高。从企业影响力而言，中央企业基本处于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和关键领域，且占据本行业的龙头地位。例如，2015年《财富》世界500强中，中国名列前三甲的企业分别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在500强中排名分别为第2、第4和第7名，不但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龙头地位，即便在国际同行业中，也位于前列。
二、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
国有企业改革历来是我国学术界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问题。随着各项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发展的状况与以前已经大有不同，未来改革的方向也出现变化。
1.国有企业具有企业性与公益性的双重特性。
国有企业本身具有企业性和公益性两种特性，其绩效评价可以归结为市场评价和企业效率评价，以及国家和人民意志的评价（所有者利益评价）两个层次。
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企业性主要体现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一特性与其他类型企业没有区别，属于企业的普遍性质。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公益性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公益性，如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即使在亏损的情况下，也必须保持运营，不能停产或者倒闭。这部分的公益性可以称为基础公益性。另外一个部分的公益性则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形势，而有不同的内容，这个可称之为可变公益性。事实上，可变公益性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政策的实施息息相关，特别是在民营企业和其他性质企业没有兴趣或者没有能力参与的政策内容方面，国有企业则充当政策实施和支持者的角色。政策内容和导向不同，则国有企业的公益性角色体现也不同。而公益性的特性要求国有企业必须承担国家要求的许多社会责任，在履行这些责任时，必须撇开常规企业的成本—收益经营模式，很多时候需要牺牲自身经济利益。
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看，过去的改革主要是要强化国有企业的企业特性。如早期的承包制，就是力图在保证国有企业架构下，提升管理层和职工积极性的措施。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国有企业主要进行了产权改革，其根本目的也是要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并保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关键行业和核心领域的控制力。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公益性实质上并没有不断提高。
2.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提高生产效率与可变公益性。
过去的国有企业改革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消费者对国有垄断企业生产和服务的满意度不高；二是国有企业的可变公益性发挥不足，在整个经济中应有的作用尚未得到完全发挥。
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生产效率需要提升。依据形成原因的不同，垄断可以分为自然垄断、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几种方式，我国部分国有企业存在一定的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性质。自然垄断的排他性虽然是天然的，但是这并不排除政府对其进行管制，从而保护消费者利益。行政垄断方式则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将其他性质企业排除在外，对市场的供求都会产生扭曲效应，在缺乏有效竞争的前提下，很容易造成高价基础上的产品或服务质量低下。以通信行业为例，尽管我国通信行业名义上有几家运营商，但是这种国有企业内部竞争所形成的竞争，难以有效推动服务水准的提高，导致我国通信服务长期处于性价比比较差的境地。
尽管国资委等管理部门不断提高监管水平，但是国有企业产品和服务价高质低的问题还有很大的解决空间，这是未来的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
适应新常态的公益性。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经济转型升级，技术创新则是其发展主题。在民营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创新能力和意愿偏弱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在我国技术创新体系中则占据着重要位置。国有企业改革应围绕这一主题，发挥国有企业的公益性特征，为我国整体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做出贡献。
国有企业在适应技术创新要求方面需要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普遍规模较大，资金实力雄厚，具备进行技术创新的基础条件，但是一些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往往把其创新行为更多的归为“社会责任”，而非依靠创新去提升企业竞争力进而获取利润；另一方面，创新能力提升要求建立一个全面支撑技术创新的环境体系，而这就要求破除垄断因素，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三、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
在新环境下，国有企业职能的变化需要强调两点：一是不能削弱国有经济对关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等特殊行业的控制力。如果不能将这些行业置于可控范围，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将会不断拉大，如重要的能源、资源以及银行等行业。当然，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许多行业的地位将发生变化，原来我们认为必须国家控制的行业，可能其重要性慢慢降低，如通信行业中民用的部分，而另外一些新兴行业，其巨大发展潜能可能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如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僵化认识，必须与时俱进。二是国有企业必须提高运营效率，要通过相关制度设计，使得国有企业承受竞争压力，减弱垄断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提升消费者福利，并从机制上找到真正提升国企技术创新动力的触发器。
混合所有制是促进国有企业角色转变的一把钥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归纳起来，混合所有制有几个突出优点。第一，可以以更少的国有资本控制更多的资源，强化国有经济的控制作用。对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以及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和部分采用绝对控股的竞争商业类国有企业而言，混合所有制虽然稀释了国有控股的比例，但是只要非国有资本处于参股地位，国有资本依然保持控股地位，与以前相比，同样的国有资本控制的资源更多。这就意味着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但不会弱化国有经济，反而会强化它。第二，不同所有制各具优势，发展混合所有制，如果在机制上设计合理，就有可能将不同所有制的优点融合起来，并限制彼此的缺点，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第三，有利于提升企业自我发展意识，适应新常态下国有企业新的发展定位。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传统国有企业发展仅仅着重保值增值的问题，有利于在企业内部树立真正的自我发展意识，促使企业更加重视内部经营问题，提高生产和服务效率，真正提高创新效率，促进企业自我发展。第四，有利于构建更紧密的企业联合体，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产业链竞争力。通过混合所有制下的交叉持股，能够增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经济联系，有利于企业之间建立联系紧密的联合体，如果企业在相关产业链内，则有利于产业链竞争力提升。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要平衡各方利益。国有股份和民营股份之间的混合，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要平衡各方利益。如果在合作上，仅仅强调国有股份的利益，而民营股份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就无法吸引民营资金进入；反之，如果过分让出国有股份的利益，会导致国家利益受损，国有资产变相流失。对此，可以参照股份制企业运行模式，建立股份合作制企业运营模式，收益和风险等问题依照股份比例进行分担。股份制改革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国有企业的公益性角色问题，由此产生的成本如果再由企业自行支付，会对民营股份造成损失。对此，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企业完成，但是国家支付相关成本，这样既能解决不同股份的利益平衡问题，又不会对企业履行公益性职责产生负面影响。
2.要避免国有企业改革私有化倾向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无法解决内部的结构问题，其最终的解决之道在于私有化。但是苏联东欧的实践表明，私有化改革会导致少部分人侵吞国有财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简单的改革也会导致企业多年积累的品牌等无形资产最终白白流失。同时，私有化改革也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在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对那些处于竞争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也必须强调反对私有化倾向，避免有人将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私有化改革的过渡措施。
3.要注意强化现代企业制度与发挥国有企业公益性之间的均衡。在实践中，如果对此不够注意，很容易出现不断强化国有企业的企业特性，而忽略了其公益性的问题，这会使改革的预期效果无法完全达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曾宪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要更加准确地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要求，就要紧扣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要求，既不能盲目照搬西方一些经济学派开出的药方，又要注重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分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党中央针对我国经济当前阶段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
1.我国正处于消费加速升级的时期，而供给体系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一变化，供给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日益显著。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人均DP已经接近8000美元。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人均DP达到8000美元后，消费升级趋势将加速。近几年来，旅游购物、海外代购在我国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国国内的供给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需求。而造成供给体系无法适应消费升级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供给体系依然处于强调低成本、大数量、低差异化的规模化工业化生产阶段，而尚未进入强调差异化生产、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柔性化生产阶段。要实现这一转变，就需要整个经济体系实现转型，即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强调创新的集约型方式转变。
2.需求侧管理手段边际效应递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日趋完善，我国通过需求侧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不断提升。应该说，这些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我国的调控措施有着紧密联系。但是，随着需求侧调控措施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这些政策的边际刺激效果正迅速降低，而其产生的负面效果却不断显现。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较多地依赖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建设，但随着相关领域投资数额的激增，继续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正逐渐变差，政策短期可操作空间也逐步变小，特别是在最终消费率提升较慢的情况下，过度依赖投资会对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构成一定的阻碍。据统计，“十二五”期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完成投资超过12.5万亿元，是“十一五”期间的1.6倍。应该说，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但是如果长期持续地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则早晚会使基础设施的投资超出合理限度，进而带来各种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一次性进行过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将会压缩未来相关投资空间，影响未来经济调控政策。
3.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将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增长动力将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发展主线则变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如何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尽快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实质便是，通过优化组合各个生产要素，不断挖掘生产要素的潜力，提升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进而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强调的是综合供给效率的提升，这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来实现。
4.我国在供给侧积累了诸多矛盾，严重影响了我国供给综合效率的提升。一方面，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应该说，适度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一个常见的结果，因为经济发展存在波动，企业都会预留一部分产能应对经济进入繁荣阶段的需求增加。然而，我国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部分领域投资过多，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特别是在煤炭、钢铁等一些行业领域。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库存问题，其实质都是占用了大量的资源，造成无效或者低效率供给，影响了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采取相关措施予以治理。
另一方面，与企业生产相配套的金融体系和政策、相关的产业政策存在一系列不足，影响了企业供给效率的提升。例如，在税收方面，企业税收负担普遍较重，在实体经济发展环境较为不利的情况下，影响了企业提升供给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解决好这些突出的问题，从而提高供给综合效率。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经济转型升级为导向
基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特征，有两个紧迫任务需要完成，即稳定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稳定经济增长，主要是阻止DP增长率持续下滑的现象，实现“十三五”期间每年DP增长6.5％左右的目标。由于我国目前人均DP尚不足8000美元，经济发展的潜在空间依然较大，同时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决定了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存在着“东方不亮西方亮”效应，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实现难度不大。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由于很难在短期内看到相应的政策效果，并且在以往需求侧管理措施的实际操作中这一目标也常常被忽略。因此，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应以经济转型升级为导向。
1.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的经济转型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劳动力数量开始出现下降、各项资源能源限制不断增强、环境约束日趋强化，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支撑因素正不断弱化，传统的发展路径已经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新常态强调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对我国未来较长时期经济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而无论是经济结构优化，还是发展动力转换，都需要提高创新特别是自主技术创新的能力来实现。当前，尽管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国自主技术创新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整体技术落后、关键技术领域尚未取得突破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依然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以创新为关键要素的企业核心竞争力，逐渐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层次，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2.“三去一降一补”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行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主要是针对我国在供给侧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综合性解决措施。其中，一部分属于在发展过程中逐步累积的突出问题，如产能过剩问题和房地产库存问题。事实上，产能过剩不是一个新问题，在以前的调控政策中，也曾经出台过淘汰落后产能等一些措施，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整体来看，相关的政策措施并没有真正解决过剩产能问题，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状况反而持续恶化。而另外一部分则属于对企业生产销售行为有重要影响的措施，如降成本和补短板。降成本的背景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企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导致部分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面临着较困难的经营困境。毫无疑问，降成本将有利于缓解企业经营的困境，促进供给效率的提升。而补短板所包括的内容比较丰富，其中就包括支持企业技术和设备改造、加快技术、产品的创新等内容。可以看出，“三去一降一补”已经将转型升级及促进技术创新的相关内容包含其中。
从政策实施的角度看，先解决迫在眉睫的突出问题，然后逐步深化改革的相关举措，不断提升改革的效果，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有望长期持续，与需求侧管理一并构成完善的调控体系，共同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经济转型的顺利推进。因此，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遵循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以技术创新为导向，将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作为核心目标。
3.以技术创新为导向，是与不断升级的需求相匹配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档次的不断提升是一个普遍规律。具体来说，从注重消费的数量、满足基本功能式需要的需求将向个性化、独特化、多样化的需求转变，相应地要求企业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向柔性化生产转变。这一转变就需要以技术创新为支撑。一方面，产品品质的提升，需要企业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当前阶段，我国很多产品的品质不高，主要原因在于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只是追求以低成本为核心的竞争战略，较低的利润迫使企业不断在降低成本上下功夫，结果往往降低了产品质量和相关服务水平，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
另一方面，独特化、个性化的需求满足，依赖于企业生产技术及组织方面的创新。要彻底实现个性化生产，并将其成本降低到合理限度，就需要依赖于企业广泛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相关技术。例如，引起广泛关注的德国工业4.0，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组工业生产体系，通过利用最新的互联网、物联网以及机器人技术，实现个性化生产。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其实也是经济新常态下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要求。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由单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转向注重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的协调，发展动力也由强调要素投入转向强调技术创新的带动力，而这一系列转变背后，需要更科学的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支撑。例如，要提升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不但需要完善的创新体系作为基础，还需要理想的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精准的调控能力作为支撑。其中，理想的环境主要包括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与适度的创新支持，前者其实就是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才真正有动力一心一意进行技术创新，否则其精力很可能会用于获取垄断地位；而后者则强调，要适度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以尽快实现技术创新方面的赶超。而精准调控能力则体现在制定与实行技术创新相关政策时，必须提升调控的精准性，尽量减少相关政策的负面效应。
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也应注重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处理。一方面，我们要坚决避免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同于西方供给学派所主张的政策。供给学派极端排斥政府的调控作用，只强调市场调控作用的发挥以及对之前政府“扭曲”市场行为的纠正。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在注重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也注重发挥政府的作用。以产能过剩为例，有的学者就认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下普遍存在的现象，因而没有必要由政府采取手段进行处理；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的产能过剩并非是市场单一作用的结果，而是或多或少与政府调控有关，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有政府的介入。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其他任务来看，均在不同程度上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作用，仅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解决。
另一方面，要注重吸取需求侧管理手段的教训，在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时，不能急于求成，应该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将一些复杂的、深层次问题予以解决。在过去的需求侧管理上，我们过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引导和调控作用，而对市场机制的作用相对重视不够。因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我们应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而是尽量结合市场机制去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便取得最佳效果。
曾宪奎：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是有效的制度安排吗？
2016年11月9日，受到广泛关注的林毅夫、张维迎两位教授在北京大学展开了一场关于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辩论。辩论中，张维迎教授明确将自己关于市场经济的观点归结为“米塞斯—哈耶克范式”。可见，构成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之一的奥地利学派的相关理论，在中国的部分学者中至今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中以英国学者哈耶克的理论影响最大，而自发—扩展秩序理论不仅是奥地利学派市场演进范式的重要理论支撑，也是哈耶克理论的最核心部分。
自发—扩展秩序理论是哈耶克几十年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对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市场演进持续研究的成果。然而，综观哈耶克的所有相关论述，却没有一处对自发秩序及扩展秩序予以明确定义及详细阐释的文字，其概念和特征只是断断续续地散落在其著述的各处，且关于自发秩序这一概念的表述，前后也并不一致：最早称之为“自发性”，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才正式称为“自发秩序”，到了后期，则称为“扩展秩序”，而这一概念又是与本能等概念相比较而产生的（〔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8页）。关于自发—扩展秩序的内涵，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哈耶克提出，在自由主义传统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这些制度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而且其根源“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67页）。这一部分内容虽然不是直接论述自发秩序，但却可以看作对自发秩序的描述。虽然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发—扩展秩序，但是哈耶克终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反倒是《致命的自负》中文版译者冯克利给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描述：它“是人类中某一部分群体在一个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调节人际关系的规则，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人类特意计划或追求的结果，而是在无人能预知其后果的情况下，在漫长的岁月中自发进化而形成的”（引自〔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的翻译者冯克利在正文之前《译者的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的核心观点便是高度强调秩序的自发演化，极度推崇自由主义和排斥政府干预。由于这一理论具有较强的迷惑性，我们只有深入研究其理论，找到其理论的核心错误，才能真正对它进行批判。笔者认为，哈耶克理论具有如下三个致命的错误和不足。
一、忽略了资本主义的部分秩序来源于垄断寡头和政治家的人为控制
哈耶克认为自发—扩展秩序来源于漫长时间的演化，是在演化进程中完成自然选择的结果。在其一生理论总结性质的著作《致命的自负》一书中，他从文化的角度论证了自发—扩展秩序产生的过程与特点，认为文化的演化和生物演化一样，“是对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而且进化不存在规律，其结果具有多变性，“不是千篇一律的”；文化演化和生物演化的另外一个共同点是都遵循自然选择原理，其动力来源于竞争（〔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4－25页）。可见，哈耶克是将自发—扩展秩序的产生归功于自然演化这一“黑箱”了，他排除了人类理性建构的合理性，换句话说，他认为，唯一有效的制度安排只能来源于自然演化（引自邓正来：《哈耶克的社会理论》，载于〔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
自发—扩展秩序主要指的是市场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制度安排。哈耶克将这一秩序的形成完全归功于自发演化，却忽略了构成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相关制度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受垄断寡头和政治家的人为控制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相关经济和政治制度承继于封建社会，是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在这样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必然会将有利于自身统治的相关制度纳入到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之中，而且由于“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因此，哈耶克的自发演化秩序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以被哈耶克归功于自发演化而被“强大的政府对自发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6页。）的贸易制度为例，虽然出现过东罗马的拜占庭政府和古代中国政府人为干预而阻碍贸易发展的情况，但不能忽略的是近代和现代贸易相关制度的发展，很大程度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兴起阶段，为了保证资产阶级利益，贸易扩张一直与军事扩张、殖民活动等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发展进程，根本不能用自发演化来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全球化贸易，其制度体系维护的也是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尤其是垄断寡头的利益，同时具体的贸易条款是以国家谈判的形式商定的，这也不能完全归结为所谓的自发—扩展秩序。而最近的一个案例是，美国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依靠其总统权力推动形成的、体现美国一部分资产阶级利益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被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新一任总统特朗普依靠其行政权力废除了。此事再度证明，时至今日，很多会影响美国及整个世界贸易的规则与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家推动的，这表明，市场机制未必如同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所暗示的：完全是自发演化的结果。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相关制度的演变受到人为控制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而自发演化的影响持续减小。特别是随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西方国家的垄断资本通过兼并等手段，形成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性统治”，“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各种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世界经济命脉，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社会生活”（靳辉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一方面，一些超大规模的国际垄断资本在传统行业继续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在新技术领域涌现出一批新的国际垄断资本，而这些垄断资本的形成期限更短、资本规模更大，对全球的影响力更为强大，其中的部分公司不仅影响本国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宏观经济决策，还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技术优势，力图对价值观、社会制度不同的其他国家进行要挟和控制（例如，谷歌公司就曾与中国政府谈判，试图运营不符合中国法律规定的搜索引擎，遭到拒绝后，谷歌公司退出中国市场）。总之，超大规模的国际垄断资本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正通过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垄断优势，不断扩大对世界各国和全球秩序的影响力。
二、无法解释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等问题
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一再强调，通过自发演变而形成的市场经济制度，比任何政府调控行为都更有效率（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哈耶克的整个理论体系，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类的有限理性使得人类无法真正按照理性主义原则建构社会秩序，而如果否认自身认识的有限理性，便是一种对自己“理性控制能力上的一种幻觉”，是“致命的自负”，而“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不管它们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这种危险的知识自负上”（引自〔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的翻译者冯克利在正文之前《译者的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在此核心论断的统帅之下，哈耶克从社会、文化、法律、财产权利、贸易、货币、人口增长等诸多领域入手，反复论证这一论断在各个领域的正确性，并批驳相关领域内存在的“错误观点”。他反复强调，既然理性主义者建构的秩序是无效的或者是低效率的，因此人类任何的建构行为，不管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宏观系统性建构行为，还是仅仅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行的政府干预行为，都注定要失败。然而，他的理论却忽视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带来的“市场失灵”等问题。
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必然周期性地产生经济危机，而且危机的破坏作用会不断增大。2007年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其影响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很多国家陷入低速增长或负增长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尽管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将经济危机看作消除经济发展进程中积累的各种矛盾、为未来经济更好地发展创造条件的代价，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美化，但却也无法否认经济危机对生产力和各种资源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浪费。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的自发—扩展秩序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有效。
另一方面，受到哈耶克高度肯定的自发—扩展秩序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自发演化进程中产生的低效率问题。被哈耶克认定唯一高效的市场机制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例如贫富差距加大、大企业垄断问题日益突出等，这都将影响经济体的持续健康发展。以被公认为最符合哈耶克所认定的理想市场体制的美国为例，从里根政府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据统计，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即30万人的收入，相当于美国最穷的50％人口即1.5亿人的总收入，10％的最富家庭的财富占全社会财富的70％（程恩富、杨斌：《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困境及其出路》，《当代世界》2012年第5期）。《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利用1910年—2010年美国收入最高10％的人群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指标，做出了衡量美国贫富差距的皮凯蒂曲线，结果发现：美国贫富收入差距大致呈现U型变化，从而否定了库兹涅茨曲线，后者刻画的贫富差距与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将逐步降低到一个可接受水平（申唯正：《贫富差距何以大幅拉升——对皮凯蒂曲线背后历史事件的再解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5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主流的经济学都认为，过高的贫富差距，将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低效的一个表现，而在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的框架里，这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为它只能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去除。
作为哈耶克在西方经济学领域的最大理论对手，凯恩斯主义在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减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直到现在，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较为流行，但是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不少国家仍不约而同地“重拾”凯恩斯主义，这表明凯恩斯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世界完全否定，它在熨平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方面的价值依然被承认。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认识到，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被世界各国纷纷摒弃，是因为这一理论在本质上仍立足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之内的、只是对该制度进行缝缝补补式的修正，无法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因而最终导致“滞胀”的出现，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而近年来“重拾”的凯恩斯主义，至今同样未见明显成效，更不可能帮助资本主义国家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制度在避免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市场经济各种负面作用方面比凯恩斯主义更为彻底和有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7页。），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制度，“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9页。），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将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完全铲除经济危机产生的土壤，有效地避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尽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经济机制的存在，经济波动无法完全避免，但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将使经济波动更加可控，能够有效地防止持续性经济衰退的产生。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在经济体系中依然起主导作用，成为对抗经济波动的有效减振器。与私有制经济单一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同，公有制经济担负着广泛的社会责任，在国家经济发展有特殊需要或面临重大困难时，能够跳出自身利益的窠臼，为国家利益作出贡献，在关键时候能够起到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政府调控经济能够动用的资源更多，方式更为多样，从而更容易克服经济衰退的影响。例如，在经济发展陷入低谷时，政府可以向经济体注入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数量更大的投资资金，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另外，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更加重视社会公平问题，政府具有更大的能力和动力去规避和解决市场经济的各项负面作用，例如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从我国的情况看，尽管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贫富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但是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和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贫富差距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而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失控的局面。
三、忽略了政府调控行为的自我调整能力和与市场机制结合的潜力
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简单地将理性主义者建构的秩序归为无效或者低效率，甚至极端地认为，对社会进程所作的任何违背自发秩序的、有意识的控制或者指导，都将无法实现，而且有可能会摧毁文明（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这一理论忽略了政府调控行为的自我调整能力，因为他只强调了市场制度在自发演化的速度上远远快于生物演化，却忽略了政府调控行为的自我调整将更加快速。要知道，即便政府无法及时了解调控行为的全部结果，也可以依据施策效果的反馈，不断调整相关政策，进而保证调控行为趋近预期状态。当然，在此过程中，与预期状态相比，会有一些差距，造成一定的效率损失，但就政府调控行为的收益—成本对比来看，其整体盈余通常为正数。这就意味着，政府调控完全可能比仅仅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对经济发展更有利，或者说，更为有效。在这里需要强调，哈耶克论证的市场制度比理性主义者的建构制度更为有效，仅仅是从理论方面进行抽象对比，而不是从二者的收益—成本的角度进行比较，所得出的结论较为武断。
事实上，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无法解释的最突出问题是资本主义后发国家的赶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按照哈耶克的理论，经济基础落后国家的最佳发展道路是：遵循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完全由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但是很多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这样的模式根本无法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而少数实现赶超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恰恰是通过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协同作用，最终实现了经济超常规的发展。
以韩国为例，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60年人均DP仅为87美元（参见李思一：《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到2014年人均已经达到27970美元，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韩国在发展初期仅靠市场经济自我发展，动力都无法形成。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不断发挥政府调控和引导作用，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相关政策，最终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产业政策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在政府主导下，将制造业作为发展的龙头，建立了一批基础性工业；从6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实行出口导向战略，通过进口一些中低档技术，促进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70年代开始，政府积极引进钢铁、电子、汽车等相关技术，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进入90年代后，政府又开始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实现转变，并将过去的由政府确定重点产业向由企业在竞争中选择重点产业转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了对经济的调控，对企业自主选择的重点产业，政府依然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支持（参见金善女、邢会：《韩国产业政策的成功演变及其启示》，《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即使到现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依然很大，离哈耶克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很大差距，但是韩国经济发展速度却依然高于传统的奉行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发展进程中同样将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而与韩国不同的是，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进程中创立了“四主型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类产权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以及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的政治、文化、社会制度（参见程恩富、胡乐明等：《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若干难点问题探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实践中，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1978年到2012年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8％（参见李伟：《适应新常态迈向新阶段》，《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9日。），2013年到2016年虽然经济增长率出现下降，但是也在6.5％以上，远远高于各主要发达国家。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工业总量位居全球第一，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极，中国发展道路也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整体来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发展模式具有积极发挥政府调控作用的特点。一方面，政府宏观调控覆盖面较大，执行力较强，宏观调控体系、产业政策体系等诸多手段日趋成熟。另一方面，政府宏观调控表现出了很强的“建构演化性”，即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和具体行为进行有意识的改革。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看，政府调控的建构性演化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整体呈现出政府对具体经济行为的干预逐步减小、管理和服务职能不断加强的趋势。这样的建构性演化也是在试错中逐步成熟起来的，它在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与哈耶克否定一切建构行为的主张显然是相悖的。
四、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理论批判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构
哈耶克提出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是对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进一步极端化发展，它用人类不可控制的自发演化原理，将制度的发展归入人类无法控制的“黑箱”，将“看不见的手”的运行机制神秘化和完美化。自发—扩展秩序原理作为一种经济哲学，为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即新自由主义者提供了理论基础，影响到后来的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的学者。而哈耶克本人，也在遭受了多年的冷遇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各国普遍产生的滞胀现象而导致凯恩斯主义的相关理论被各国抛弃以及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际，重新回到理论界的最前沿，进而在全球经济发展实践中得到推崇。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哈耶克的相关理论被引入国内，并逐渐培养了一批拥趸，播下了新自由主义的种子。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过程在形式上表现为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导致部分人对我国改革形成了一个错觉，认为改革便是政府调控作用不断缩小、市场机制持续扩张，从而忽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国内受哈耶克影响的部分学者竭力鼓吹新自由主义，否定政府调控的积极作用，将政府调控行为妖魔化，推崇单一的市场经济制度。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不可低估，其拥护者一再谋求对我国改革进程施加影响。最近的一个案例便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一部分学者竭力主张要学习西方供给学派的相关措施。西方供给学派深层的理论主张就是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精神。为此，XJP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XJP：《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实践中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发展的实际需要，并没有盲目排斥政府的作用，而是强调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在部分领域部分环节，政府还需要起到主导作用，以便发挥政策的最佳效果（参见曾宪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6年第58期）。
由于哈耶克的理论是在与社会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的辩论中发展起来的，其理论对社会主义有很强的针对性。要批判新自由主义主张，就必须深入批判哈耶克的相关思想。同时，我们必须要明确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理论基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证明我们的体制比哈耶克所主张的体制更有效率。同时，一系列证据可以证明，盲目采纳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如苏联及东欧在采纳了“休克疗法”之后，不但没有将国家带入快速发展的良性轨道，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经济萎缩且长期难以恢复元气的发展停滞泥潭；同时，近几十年来，还有许多国家采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具有鲜明的新自由主义特征的相关改革方案后，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走上了持续复苏的轨道，反而有不少国家陷入发展停滞或危机之中。
总之，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存在根本性的理论错误，他所推崇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在历史事实上并非完全依靠“自然演化”，而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唯一有效的制度，包括政府干预在内的建构理性也完全可能是高效的。因此，我们要对基于哈耶克相关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深刻的辨析和批判，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防止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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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F·A·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4】〔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宋韵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
【5】〔美〕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6】程恩富：《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求是》2005年第3期。
【7】韦森：《从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东岳论丛》2006年第4期。
【8】高歌：《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现代两大经济流派分歧的古典版》，《理论学刊》2008年第7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谭晓军）
陈爱茹：当前俄罗斯“新社会主义”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近年来，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历经25年，也未能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看得见希望和前景的发展道路，俄罗斯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和关注开始回潮。社会主义不再是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阐释和关注的对象，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亦开始对社会主义进行新探索和再思考，且队伍呈不断扩大之势。因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对社会主义进行的阐释和研究，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和学界纷纷使用“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来对其界定，以此区别于苏联时期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在俄罗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缓慢回潮的背景、具体状况怎么样？这一回潮昭示着什么？这是研究我们的近邻——俄罗斯需要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作为一个既进行过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又回头进行过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的国家，其国内学者和左翼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和再思考，是“他山之石”，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俄罗斯新自由资本主义改革路径受挫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再次缓慢回潮的根本原因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改行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改革”路径受挫，社会期望与社会现实脱节，由此引发的民众对俄罗斯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是当今俄罗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缓慢回潮的根本原因。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改建资本主义制度，备受国际社会瞩目。借苏联解体之机复辟的资本主义制度，历经25年的发展，在俄罗斯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已经逐渐变得清晰。俄罗斯历经25年的资本主义建设阶段，根据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整体状况，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俄罗斯向资本主义制度转轨的路径选择并不成功，俄罗斯并未建成其社会各界曾寄予厚望的繁荣、富强、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的公民社会。
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改革”路径失败，主要体现在：俄罗斯经济地位不断下滑，国际影响力逐年下降，地缘政治影响力不断萎缩，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结构使其经济发展受制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国际价格，国际石油、天然气价格下滑，俄罗斯经济就深陷危机。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В.И.达西切夫指出：“俄罗斯经济建立的石油天然气模式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模式。”（В.И.Дашичев：КапитализмисоциализмссудьбахРоссии.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экономики，2010.С.30.）俄罗斯社会公平缺失，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固化，社会流动性受阻，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不断扩大（详见陈爱茹：《裂变与分化：俄罗斯社会阶级阶层的演变》，《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俄罗斯社会变成了极少数的巨富和不多的中间阶层以及大多数贫困和相对贫困阶层的金字塔形结构。这种社会状况得到了以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专家、学者为首的社会学研究团队研究成果的印证。他们进行的研究表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剧变。首先表现在社会结构上，俄罗斯由苏联时期的两个阶级、两个阶层（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国家公职人员——笔者注）裂变、分化为寡头、执政“精英”、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临时工等阶级阶层。社会结构的变化彻底改变了俄罗斯，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通讯院士托先科提供的数据，2014年，俄罗斯110个寡头掌控了35％的国民财富，3％的人掌握了70％的国民财富，而且这一指标在稳步扩大。而在2004年，俄罗斯最富有的10％人口控制着30％的国民财富，仅十年间，俄罗斯国民财富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的速度和规模都超乎想象。当今俄罗斯社会，一方面，是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87％的国民财富；另一方面，俄罗斯中产阶级发展受挫，临时工阶层处境悲惨，大多数公民生活艰难（陈爱茹：《裂变与分化：俄罗斯社会阶级阶层的演变》，《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此外，各级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现象十分严重，人民强烈不满。根据俄罗斯大众传媒的报道，俄罗斯的有组织的刑事犯罪已变成俄罗斯社会政治形势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他们甚至认为，有组织刑事犯罪已经成为“社会政治发展的决定性环节”。
社会上对新自由主义“改革”路径的质疑之声日盛。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断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声，接收克里米亚重返俄罗斯、出兵叙利亚，但在俄罗斯社会内部，对俄罗斯当前选择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质疑之声此起彼伏。用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Е.Ф.苏利莫夫的话讲：“新的俄罗斯统治者以欺骗的方式上台。向人民许诺社会民主化、改革、摆脱危机状况并复兴俄罗斯，他们没有完成、甚至从没有打算完成这一系列重要任务之中的任何一个。”〖ZW（〗Е.Ф.СулимовСоциализм－мифилибудущеечеловечества？УРСС.Москва.2001.С.99－101.〖ZW）〗Е.Ф.苏利莫夫指出，社会民主化、改革、摆脱危机状况并复兴俄罗斯，是“噪音一般的宣传装饰”，而实际发生的变化具有与此相反的性质。取代真正的民主化，重生的俄罗斯资产阶级建立了霸道的寡头制度。取代真正的改革，人民获得的是日常生活中典型的反革命国家政变。取代摆脱社会经济危机状况的是灾难性危机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允诺的改善劳动人民生活变成了国家90％的人口都空前贫穷。掠夺性的私有化和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剥夺了人民此前所拥有的一切。执政当局所倡导的自由、人权变成了普通劳动者面对执政当局、官僚、投机分子、企业主、银行家和重生的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其他代表和中产阶级，完全不受保护。普通公民不仅与所有权、政权、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完全隔绝，而且是用犯罪性的恐吓、恫吓让他们与所有权、政权、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完全隔绝。普通公民无论在哪里都感受不到自己是安全的。人数很少的一个篡夺政权的阶层掠夺了人民所拥有的一切，甚至物质生活有保障和能够获得自由的想法。普通公民失去了发展前景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取代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没有良心、不受法律约束的、野蛮的地主老爷们”、俄罗斯寡头及其政权的地主老爷们取得了合法的政权（Е.Ф.СулимовСоциализм－мифилибудущеечеловечества？УРСС.Москва.2001.С.99－101.）。因此，俄罗斯社会对其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的不满意度居高不下。根据俄罗斯尤里·列瓦达研究中心掌握的数据，在社会对“改革”（指叶利钦、盖达尔时期的改革）的态度中，完全地、无保留地支持市场改革的人所占的比重很小，在改革的最初几年，它没有增加，有时候反而下滑了。稍晚些时候，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并不稳定。不接受“改革”的公民的份额相对比支持“改革”的人而言，是稳定的。到叶利钦总统任期结束的时候，不接受“改革”的公民的数量超过了人口的3／4.2009年，有48％的居民认为“改革”给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危害，在27％感到难以回答的情况下，25％的俄罗斯人果断地认为这场“改革”带来了“更多的利益”，引起了关注。有48％的商人认为“改革”给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利益”。在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中，给出这样答案的也占主要份额，达到了40％。让人感兴趣的是，有41％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声称，由于“改革”，自己利益受损了，但他们依然认为“改革”对国家有利。甚至在商人中，支持“改革”的份额也是高于认为自己个人因“改革”而获益的人的份额（〔俄〕阿列克谢·格奥尔吉耶维奇·莱温松：《对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的社会评价》，陈爱茹译，《观察与思考》2014年第11期。原文参见：Новая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www.ru－90.ru。）。根据尤里·列瓦达研究中心2010年3月获得的数据，7％的俄罗斯成年居民认为，这场“改革”“对经济产生了绝对正面的影响”，24％认为“改革”“没有任何必要”，22％认为它们“给经济带来了破坏作用”。也就是说，认为“改革”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份额占到俄罗斯人的30％多一点，而对其持否定观点的人占到46％（〔俄〕阿列克谢·格奥尔吉耶维奇·莱温松：《对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的社会评价》，陈爱茹译，《观察与思考》2014年第11期。原文参见：Новая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www.ru－90.ru。）。事实证明，俄罗斯新自由资本主义“改革”路径失败是当代俄罗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缓慢回潮的根本原因。
二、俄罗斯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守是当今俄罗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缓慢回潮的主要原因
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为代表俄罗斯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守是当今俄罗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缓慢回潮的主要原因。在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苏联解体之初迄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陷低潮的大背景下，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不畏环境艰险，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为俄罗斯保留了社会主义“火种”。
当代俄罗斯的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纷纷在纲领中提出“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等理念，对在新条件下如何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战术和战略，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和方式方法，进行阐释和分析。比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纲领中阐释的“21世纪社会主义”、公正俄罗斯党阐释的“新社会主义”，此外，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共产党－苏共、社会公正共产党、俄罗斯共产党人党、联合共产党、俄罗斯联合劳动阵线等政党的纲领中，都对社会主义有新的阐释和解读。除了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的纲领之外，各个左翼政党的领导人和主要理论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阐释“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比如Г.А.久加诺夫在《我们的同时代人》上发表《社会主义是摆脱危机的出路》（Г.А.ЗюгановВыходизкризиса－социализм，Нашсовременник，№6，Июнь2009.），各主要左翼政党的网站（Программа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партии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http：／／kprf.ru／party／proram.）上对“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也都有各自的解读，等等。
俄罗斯的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始终谋求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积极采取各种实践活动为广大劳动者阶级谋利益。比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认为，建立公正社会的理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出现，不同思潮的拥护者，从基督教社会党人到无政府主义者，都希望建立公正社会。在苏联时期，世界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缺陷，这是由内因和外因、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因此，久加诺夫在重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初强调，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张建立一个“革新”的社会主义，即未被扭曲、没有犯致命错误、集中体现当代人类社会一切美好事物的社会主义（《久加诺夫谈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俄罗斯的社会走向》，《科学社会主义》1996年第4期。原文参见《苏俄报》1996年5月4日。）。以久加诺夫为代表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所阐释的公平正义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社会主义革命先驱所追求真正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具有一脉相承性。久加诺夫领导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坚持践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而公平正义是内涵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中的。如果不是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也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不会有马克思之后列宁领导的底层民众进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制度，其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都体现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所以，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陷入低潮，但是，像久加诺夫这样的意志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在逆境中执着地坚守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像久加诺夫这样的当代共产党领导人，及其领导的众多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他们正举起前人曾高举的红旗，为前辈曾毕生追求的真正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的社会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和奋斗。
俄罗斯的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在坚守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深刻批判。比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指出，俄罗斯的资本主义是反动的和买办的。2014年10月18日，久加诺夫在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全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首次对俄罗斯资本主义的整体性特征进行了概括。他指出，第一，当今的俄罗斯社会是反动的，倒退的社会。工业品生产仅达到发达国家的1／5。农村遭到破坏。金融信贷制度瘫痪。各个经济和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急剧下滑。与官方的宣传相反，俄罗斯的工业持续恶化。一些企业遭强制停工。很多企业缩减工作周，压低工资并拖欠工资。第二，俄罗斯建立起来的是寄生的资本主义。今天的俄罗斯国家机关是整个苏联时期的两倍。大部分健康劳动力都集中在私人保安公司。与2000年相比，工业领域工人的数量缩减了200多万人。但是，在不动产行业和银行金融部门就业的人数几乎增长了300万人。所有与投机相关的人都是寄生在实体经济生产上。第三，俄罗斯资本主义有买办性。新出现的“具有战略眼光的所有者”立刻就认定，只有成为能源的所有者，他们才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从那时起，俄罗斯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只有两个部门：能源出口部门和银行部门。其他部门，尤其是科研部门，被残酷无情地摧毁了。最近一段时间，买办资本涉足的区域进一步拓宽。俄罗斯内部市场被强迫接受外部的供货。主要商业网络都掌控在跨国公司手中。甚至军工体系都依赖成套的进口。买办资本主义从俄罗斯榨取巨额资金。2014年，有900亿美元流往俄罗斯境外。这比2013年同期多出一倍。这些钱通常是流往对俄罗斯实行制裁的那些国家。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让俄罗斯处于遭受奴役的地位。今天有很多“统一俄罗斯党人”抨击美国国务院，但是，正是他们在国家杜马通过了法律，让俄罗斯经济处于外部力量的监督下。为了法国的“米斯特拉利航空母舰”，日本的“丰田汽车”，意大利的皮鞋和土耳其的西红柿，俄罗斯支付的不仅仅是石油美元，还有对本国经济的破坏。第四，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具有寡头性。大资本和中等资本天生都与官僚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区别仅仅在于，全俄罗斯范围的寡头都被列入了《福布斯》杂志，而中等精明能干的人和兄弟们都在“地区层面上”。买办资本内部的冲突刚好凸显了其寡头的本质。国家强力政权的拥护者——大资本家与权力结盟，打算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攫取一块新肥肉。另一边是拥护自由主义的资本家。这些人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宠爱，但是，在重新分配财产的时候他们又遭到了排挤。资产阶级的两个分支都竞相压榨劳动人民。他们之间的斗争让民众看清了国家矛盾的实质。而且也无法偷换概念。谁也无法欺骗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因此，俄罗斯资本主义是反动的、寄生的、寡头性的和买办的。它是没有生命力的，历史上注定了要失败。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被毁掉。对劳动者的尊敬曾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在资产阶级国家，劳动崇拜被宣扬懒散、消费主义和贪婪所取代。原来在劳动集体中受到崇拜的互助和合作被消解殆尽。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异化正在形成。资本主义导致国际冲突增多。雇佣工人在争夺工作岗位的斗争中争吵。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被激化。这一切打击了多民族的俄罗斯。新的矛盾与十月革命前俄国原有的矛盾纠缠在一起。西方的制裁让国家的需要与其所执行的方针之间的冲突更加明晰（ПоложениерабочегоклассавРоссииизадачиКПРФпоусилениювлияниявпролетарскойсреде，18отктября2014.http：／／kprf.ru／officia／2014／10／19／vi－oktiabrskii－penum－tsk－kprf／.）。
可以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对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的坚守，没有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对社会主义思想和理念的宣传，没有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对劳动者阶级的切身利益的维护和捍卫，社会主义思想没有先进的政党作为载体，“新社会主义”思潮的缓慢回潮也势必难以出现。
三、西方对俄罗斯的“双重标准”和打压政策及知识分子群体“向左转”是俄罗斯“新社会主义”思潮缓慢回潮的直接原因
苏联解体的过程，也是俄罗斯义无反顾地投向西方怀抱，改行西方政治制度的过程。但是，西方并未对俄罗斯敞开怀抱。俄罗斯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以来，尽管努力地进行政治制度转变，向西方社会靠拢，但是，西方对俄罗斯一直是采用“双重标准”，并始终持不断打压政策。这是俄罗斯社会主义思潮缓慢回潮的直接原因。俄罗斯社会向西方转，一方面，不被西方接受，另一方面，找不到国家发展的希望。这也可以解释2016年9月18日举行的俄罗斯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尽管统一俄罗斯党在此前执政的五年间，经济下滑，民众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但是，统一俄罗斯党却依然赢得国家杜马多数席位，主要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状况给俄罗斯内政带来的影响。首先，当前，俄罗斯急需维护领土的完整和统一。俄罗斯面临领土分裂问题，从车臣战争就可以看出，如果不是普京果断出兵，北高加索从俄罗斯分裂出去就可能成为事实，且会造成不良后果，其他联邦主体也可能竞相效仿。其次，俄罗斯希望保住其在原苏联地域的影响力。格鲁吉亚战争、乌克兰危机，都是俄罗斯为此而进行的战斗，且在乌克兰危机中，普京承认克里米亚共和国全民公决结果，接受克里米亚半岛入俄，用让美欧有苦难言的“合理合法”的方法，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克里米亚半岛收归俄罗斯，且当前正在修建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半岛的跨海大桥。普京在捍卫俄罗斯统一、恢复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影响力的作为，俄罗斯民众有目共睹，这也是俄罗斯民众忍受经济下滑、生活水平下降，依然给统一俄罗斯党支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毕竟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保证领土完整、避免战乱的安全需要是本国民众的首位需要。再次，在国际生活中，起主导性作用的西方国家，对待俄罗斯屡屡使用“双重标准”，世人有目共睹，俄罗斯民众透过乌克兰危机已经嗅到了战争的味道，这也成为促使很多知识分子反思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因素。
在这种背景下，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更深入地对社会主义进行新探索和再思考，是俄罗斯社会主义思潮缓慢回潮的直接原因。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和再思考，从苏联解体之初就已经开始，只不过囿于当时的具体情况，人数少、影响有限。从2011年起，围绕着“苏联解体20年之后”这个主题，俄罗斯社会开始形成一个对“转轨”进行反思的思潮。在这轮反思思潮中，以“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等为主题，阐释对社会主义的新观点、新认识和新看法的专家和学者人数不断增多，队伍不断扩大。通过观察俄罗斯学界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观点可以发现，知识分子群体“向左转”正成为当前俄罗斯学界的一个主要变化方向，这直接带动了“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在俄罗斯的缓慢回潮。
在苏联解体初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者就谋求成立“全俄罗斯社会主义取向的学者协会”。1994年10月，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组织——全俄罗斯社会主义取向的学者协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共有来自48个地区分支机构的226名代表和29名受邀请者参会，其中院士5人，博士95人（其中哲学博士30人，经济学博士22人，历史学博士14人，物理－数学博士11人，法学博士9人，技术学博士1人，地理学博士1人，医学博士1人，社会学博士1人，化学博士1人），101名副博士。1999年，俄罗斯社会主义取向的学者组织开始组建国际组织，致力于研究“21世纪社会主义”问题，其分支机构高达76个。时至今日，俄罗斯社会主义取向的学者组织一直坚持其社会主义理想和追求，参与学者人数不断增加，影响区域和范围不断扩大，不断地发声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向（Российскиеучёные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ориентации.http：／／onfront.narod.ru／WorksRUSO.htm.）。除“全俄罗斯社会主义取向的学者协会”，左翼学者还在1994年成立了一个“现实主义者联盟”，他们建立了“争取新社会主义俄罗斯运动”社会统一联盟，该联盟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创建了“俄罗斯社会主义统一党”，2007年该党并入“公正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作为“争取新社会主义俄罗斯运动”思想的继承者，活跃在当今俄罗斯政坛上（ПрограммаСправедливойРоссии.http：／／www.spravedivo.ru／1＿13.htm.）。20多年过去了，他们作为俄罗斯“新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头雁”，终于引领起一大批觉醒者，使俄罗斯“新社会主义”演变成一股社会思潮。
在当今俄罗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等提法或者成为学界研讨会的主题，比如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所和“选择”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社会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ПодредакциейМ.И.ВоейковСоциализмпослесоциализм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летейя2011г..）；或者作为专门网站的名称，比如“新社会主义”网站（俄罗斯“新社会主义”网站的网址为：http：／／novsoc.ru。）；在期刊文章和学术专著中，社会主义主题也频频出现（俄罗斯一些期刊发表了大量与“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主题相关的文章，探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向何处去、社会主义是否应该成为俄罗斯社会未来发展路径的选择等问题，同时，还探讨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是后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可以与资本主义并行的社会，通过议会斗争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等诸多理论问题。这些期刊主要有《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ыйзапас》《Свободнаямысль》《Россиявглобальноммире》《Общественныенауки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等等。与“新社会主义”主题相关的专著也比较多，主要有：Е.Ф.СулимовСоциализм－мифилибудущеечеловечества？УРСС.Москва.2001.Б.Ф.СлавинСоциализмиРоссия.М.：Книжныйдом“ЛИБРОКОМ”.2013.）。
俄罗斯的很多学术研究都立足于当今俄罗斯社会不公正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当前俄罗斯资本主义展开了深刻批判。比如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他们持续关注俄罗斯社会阶级、阶层的演变，关注当今俄罗斯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关注俄罗斯临时工阶层，用笔做武器，以文章为载体，批判当代俄罗斯资本主义。在《间接材料》《自由思想》《社会科学与当代》《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近现代史》等学术期刊上，可以查到大量与社会主义主题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关注的主要议题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宏观调控问题，社会主义与公平正义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和应答，等等。此外，有很多对社会主义进行再思考和新探索的学术专著发表，主要有Е.Ф.苏利莫夫的《社会主义——神话还是人类的未来？》，布兹加林的《社会主义的复兴》，莫洛科夫的《21世纪的东正教和社会主义》《1917年十月：21世纪的挑战》《社会主义理论经验和前景》《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及其在21世纪的发展》《社会主义和其在俄罗斯复兴的条件》，等等。
当前的俄罗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将俄罗斯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找寻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契合为一体，以当代俄罗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的方式体现出来。关注俄罗斯的“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解读当代俄罗斯左翼政党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者对“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的阐释和解读，提炼并总结其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新思路、新理论、新贡献，对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发展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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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研院）
（编辑：张晓敏）
陈殿林、田慧萍：深入开展“两学一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党中央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导向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员队伍中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有的党员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精神空虚，推崇西方价值观念，甚至于热衷于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看齐意识不强，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组织纪律散漫，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利己主义严重，漠视群众疾苦、与民争利、执法不公、吃拿卡要、假公济私、损害群众利益，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临危退缩；工作消极懈怠，不作为、不会为、不善为，逃避责任，不起先锋模范作用；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不注意个人品德，贪图享受、奢侈浪费等。这些现象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危害党的权威，动摇党的执政地位。目前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核心在于找准并解决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从近年监督执纪结果来看，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表”，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才是“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党的意识淡化、宗旨观念淡薄、精神不振和道德行为不端的问题，可以说找得精准，切中要害，抓住了根本。“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学是前提、基础，做是目的。全体党员要在学深做实上下功夫做文章，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团结统一夯实基础。
二、凸显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指向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关键在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取向。“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以尊崇党章、遵守党规为基本要求，以用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党员自觉按照党员标准规范言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树立清风正气，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进一步强化宗旨观念，勇于担当作为。这和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重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筑牢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根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宗旨观念淡薄的问题，引导党员进一步践行党的宗旨，保持公仆情怀，牢记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全体党员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自觉地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始终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根植于心底，做人民的勤务员。而全面从严治党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也体现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根植得更扎实、更牢固。因此，“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有助于筑牢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根基。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旨在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彰显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目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一项重大部署。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为首要任务，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把管党治党责任进一步落到实处，彰显了全面落实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的价值目标，确保全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三、标示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路向
XJP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既要靠教育也要靠制度。“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效；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标示了全面从严治党既靠教育，也靠制度的实践路向，体现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刚柔相济的特点。
强调学的内容。“学”为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极少数党员因为并不了解党史国情，忽视党章党规学习，根本不懂得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而随意否定领袖人物，甚至妄议中央，丧失一个党员起码应有的党性原则。还有人自以为懂得马克思主义，其实满脑子封建迷信，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都不知道，只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满嘴说着马克思主义而已。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使全体党员坚定理想信念，认真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而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着重解决的是全体党员的思想认识和规矩意识问题。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标明了党的纲领、宗旨，规定了党员的基本义务和权利，每个党员必须牢记、尊崇、遵守和维护党章，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在全党树立起党规党纪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每个党员要认真学习党规，牢固树立制度和规矩意识，克服思想深处的“潜规则”作祟。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指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每个党员只有深刻领会，才能与时俱进，时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突出学的措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全面、贵在经常、着力教育的实践要求。从教育形式看，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当起学习教育的主体责任，采取围绕专题学习讨论、创新方式讲党课、召开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立足岗位作贡献、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作表率等多样形式，既实事求是谈问题，又联系实际讲对策。从教育对象看，要充分考虑到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农村城市的迥异，又注意到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的不同要求，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不搞一刀切。从教育方法看，既要因材施教，分类指导，还要坚持问题导向，充分调动全体党员学习积极性。从教育频度看，不能一阵风，而要进行经常性教育，从根本上解决党员精神懈怠、能力不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明确学的目的。“做”为根本。XJP总书记指出：“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开展“两学一做”，根本目的就是使党员干部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做合格党员。此次学习教育明确了合格党员的标准，这就是：要看自己在新任务新考验面前，能否坚守共产党人信仰信念宗旨，能否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的关系，能否努力追求高尚道德、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积极健康生活方式，能否自觉做到党规党纪面前知敬畏守规矩，能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积极为党的事业担当作为。这些标准着眼于实际，从小处入手，涉及方方面面，真切自然，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的路径。
四、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定向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多样的形式、活泼的教育内容展现其丰富性，以全体党员为教育对象展现其广泛性，以注重实效展现其深刻性，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有力回应了“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倡廉”“全面从严治党与普通党员无关”等片面说辞，深化了全面从严治党“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本质定向。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在全面从严治党路径上更加清晰。思想建设一直居于党的建设首位。XJP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理想信念、党性原则、革命精神、组织纪律、思想作风等方面出了问题，要从政治工作的角度进行反思，认真总结教育者本身受教育不够，对领导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监督体系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制度建设存在漏洞的教训，认真研究怎么认识、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寻找对策，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靠思想又要靠制度，二者缺一不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通过用制度管理、用教育引导等方式规范党员，同时发力、同向发力，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搞严一阵子松一阵子，使每个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时刻明确自己要做一个合格的党员；结合“三严三实”活动的开展，通过层层抓管理，事事抓落实，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行动上做一个懂“规矩”的党员，进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与执政能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主要特征、组织活动的重要内容、提高战斗力的重要途径，把握住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环节。有些人认为掌握公权力的党的领导干部才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对象，普通党员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极端错误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明确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这是符合党内政治生态客观规律的。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党的领导干部来自于普通党员，合格的党的领导干部，首先必须是一名合格党员，做党员如果都不合格，遑论去做领导干部？而且，党的领导干部都经过党的多年培养，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的状况与整个党内政治生态、社会风气息息相关。因此，对全体党员提出明确要求，打牢组织建设的根基，对腐败防患于未然十分必要。因此，领导干部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与党员一起学习讨论、一起查摆解决问题、一起接受教育、一起参加党员民主评议。普通党员也要严格要求自己，提升个人素养，而决不能以为自己没有公权力就可以不接受教育。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推动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重在落实、贵在经常的内在要求。党的作风建设需要全体党员积极投身实践。作风是党员行为方式的体现，体现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注重引导党员时刻铭记党员身份，积极为党工作。要结合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实际，组织引导党员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在农村、社区，重点落实党员设岗定责和承诺践诺制度；在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重点落实党员示范岗和党员责任区制度；在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重点落实党员挂牌上岗、亮明身份制度；在机关事业单位，促进党员模范履行岗位职责，落实党员到社区报到、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在学校，重点要求党员增强党的意识，自觉爱党护党为党，敬业修德，奉献社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地生根，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
陈慧平：塞耶斯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角度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边沁的功利主义在资产阶级道德和政治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它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批判，也受到西方学者如罗尔斯等学者的质疑，但它因受到垄断资本的护持，并由于在当前资本力量强大、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其影响仍然不容忽视。无论是古典的行为功利主义，还是当今精致的功利主义，如规则功利主义，都建立在一个趋乐避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固定人”的前提假设上，潜在的抽象人性论不但在理论上为功利主义带来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实践中的正义观念缺失、历史意识匮乏、感性追求至上的负面危害。近年来，塞耶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性论，从人性与历史的辩证互动入手，对功利主义从哲学基础、实践方式、预期目的等方面展开了系列批判性思考，值得中国学界借鉴。当然，塞耶斯的观点并非尽善尽美，恰如人性与历史的互动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塞耶斯对功利主义人性的批判也处于未完成的过程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值得我们学习的与其说是他的某些结论，不如说是他的方法和态度，以及他带给我们的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从哲学基础上看，功利主义陷入了抽象人性论的误区
在塞耶斯看来，功利主义人性论是与启蒙理念一脉相承的、抽象化的传统人性论，其思想误区在于没有把人性当作历史的产物。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性论，人性有其自然来源，并且是变动着的，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所共同塑造，固定的、抽象的人性是没有的。
1.人性是历史的产物
把人性当作历史的产物说起来容易，真正地在思想上进行把握却不容易，它需要科学的态度。塞耶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人性论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建立在科学的态度上。什么是科学态度？科学态度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接纳现实，而不是从固定的人或人性出发，根据人的主观意愿，从外部判断和取舍现实。例如，从功利主义人性论的角度看，战争是坏的，应该避免，因为参加战争的人要遭受痛苦、冒着死亡的危险，但任何战争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正义的战争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每一个天真意识都像哲学一样怀着这种信念。哲学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来考察不论是精神世界或是自然世界的。”（〔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页。）塞耶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可称道之处是它体现出科学态度，只有从科学态度出发，人们才能客观地看待现实，从内部、内在性出发去认识现实及其规律，现实也才能不被主观意志或人格化的东西所曲解。把科学态度应用到人性问题上，就要承认人来源于自然界，这是关于人性的一个不容否认的前提性现实。根据科学态度，人性以及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伦理和政治理想，不是先验理性的产物，不是纯粹主观的，相反，它们是历史的产物，有其自然根源。理性本身也“存在于世界之中”，也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不是思辨头脑的产物。科学态度不仅要接纳现实、承认事实，而且，用黑格尔的话说，还要与之“调和”。从科学态度出发，人们不仅要接受外部世界，而且要调整自己的想法与外部世界相适应，只有这样，人们头脑中的思想才能准确地反映外部世界，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和理念强加于世界，这是科学态度的内在本质。
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倡导科学态度，但他自己却没有将科学态度进行到底，塞耶斯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唯心主义神秘性的外壳，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并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页。）人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历史的产物，“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6页。）。人既是社会存在物，同时也是自然存在物。塞耶斯强调，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一个根本原则是：人类是物质的和生理的存在物，是具有物质需求的动物，人的社会性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就坚持认为，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是一种“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4页）。简言之，人的生活依赖于自身之外的自然和社会客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更坚定的唯物主义语言陈述人是自然存在物的观点，这不是偶然的，它表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有一个发展过程，更表明它具有坚实的、唯物的、历史的基础。“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79页。）。真理总是朴素的，身体的物质构造决定了自然需求是人类生存的普遍特征，人类历史由此展开，人性也由此产生和发展（SeanSayers，MarxismandHumanNature，NewYork：Routede，1998，pp.151－152.）。人性更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人性集中地表现为阶级性。2.功利主义人性论的虚妄
边沁的功利主义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启蒙时代的人性论是对宗教人性论的反驳，在肯定人的世俗欲望、推动社会等方面有它的进步性，但它把人当作一个不动点，把人推到一个衡量万物尺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性也因此被抽象化了，这也恰恰是功利主义人性论的失足之处。在功利主义者看来，如果能确立起“普遍的”和“本质的”人类特征，如对幸福的最大化追求，那么，这些特征就可以作为指导社会实践和道德实践的基础，成为普遍适用的和权威性的标准。显然，在功利主义人性论那里，社会领域和自然领域有着根本的区别，自然规律是客观的，它们独立于我们而发生作用，我们必须按其本性来接受它们，而社会规律则是主观性的领域，它是人类自己的产物，是人类意识和意志的创造物，社会领域不应该遵守客观规律，而应该按照对人有利的“应如此”来实践。塞耶斯指出，功利主义人性论蕴含着主体与客体、社会与自然的二分，这在根基上就是错误的。人的世界的确不同于自然界，在人的世界中，意志和理性无疑起着建设性的作用，然而，据此认为理性、感知是人类的一种先验特质，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则体现了唯心主义的虚妄。
首先，功利主义人性论颠倒了存在秩序，它把利己的个人主义，即资产阶级的狭隘的、历史性生成的自私的功利性，视为抽象的永恒不变的普遍人性，因而扭曲了人性，解释不了复杂的社会生活。人是自然的产物，而非相反，相应的，是生活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生活。一方面，人的自然生命决定了他必须进行物质生产以获得生活必需品。就社会条件而言，人不是施蒂纳所说的“唯一者”，不是在历史上单独行动的个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被各种经济关系、政治关系、阶级关系、家庭关系、法律关系等关系网络所决定，当然，他在接受各种旧关系规定的同时，也创造着新关系。另一方面，人不能用意识完全把外部世界囊括其中，然后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进行操控。“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行动中的人去考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人的意识并不外在于自然和历史的发展过程，更不是由哲学家们带入世界的。虽然人有作为主体的认识能力，但人的意识和意志在认识过程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此外，人的意识也不能像一面镜子那样一览无余地映射外部世界。人的意识只能用抽象的方式把握世界，而抽象总是有局限的，无论它多么希望去覆盖一切，总还是有超出它覆盖范围的事物不断涌现。孔多塞、圣西门、孔德等人的精英指导历史模式之所以失败，与其抽象的人性假定不无关系，功利主义者威廉·古德温的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模式也同样如此。
其次，功利主义人性论曲解了人性中的自然因素，其狭隘的功利原则难免会带来负面作用。作为生命体的人从广义上说也是一种驱力性自然存在，但由于被文化所遮蔽，人往往并不了解自身所承载的自然力量。其实，功利主义需求中也同样有自然力量在发挥作用，如果人对自身的自然心理、权力追求无反思，那么他的理性就可能会扭曲为非理性，陷入固执妄见而又不自知的状态。比如，资产阶级理性是通过否定旧秩序而建立起自己秩序的，一旦建立起来，它的理性就不仅仅限于推动社会发展，而是幻化为维护自身利益永恒存在和发展的权力欲望，并视为一种“天赋权力”。又如，功利主义人性论以自然本能为理由，而推崇性解放，然而，一旦把所谓的性快感加以夸大，赋予其独立的价值，就会带来追求低级趣味的不良社会风尚。
复次，在批判功利主义人性基础的过程中，塞耶斯试图把康德的“自在之物”纳入自己的思考中，并给予其新的内涵和解释。在他看来，“自在之物”这一概念不应该被当成消极的概念而抛弃，而应该被当成一个积极的限制性概念，“自在之物”不是先验范畴，“在经验之先”仍然是经验范畴。自在之物这一概念之所以有必要重新纳入当代哲学的思考中，是因为只有承认人自身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局限，把这个局限当作一个前提条件，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才能得出对世界和人性的正确认知，才能一以贯之地坚持“人性是历史的产物”。
二、从实践方式上看，功利主义忽略了社会与个体层面实践的客观性
功利主义在实践中以“效用”为做事原则，虽然功利主义者们对“效用”有不同的诠释，但“幸福”始终是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也就是说，人的主观感知是不可或缺的衡量标准，主观向度与主观性是功利主义在实践方式上体现出的特点。塞耶斯指出，功利主义的这种主体性取向导致它忽略了实践的客观性，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从具体层面看，都存在弊端。
1.从社会层面看
无论哪一个历史阶段，人们都必须从事满足他们物质需求的生产活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践。马克思指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在生产实践中，人们建立起社会关系，并创造了各种新的需求，在改造自然世界的同时，人们不断地改造着社会关系，并且改造着自身的自然。马克思赞同黑格尔的劳动观：“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化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0页。）马克思主义把人既看成是实践的主体，也看成是实践的客体，整个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实践而形成的历史。
塞耶斯批判功利主义者，认为他们忽略了社会实践的客观性，似乎从个体或集体的幸福标准出发，就能制定出好的社会政策来，似乎社会形式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他援引马克思的话：“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政治国家……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2页。）“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是在特定物质条件和社会压力下形成的客观活动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无意识的过程，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为人们的直接经验所感知。此外，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直接感知往往不能作为衡量社会政策好坏的标准。任何主观感受都难免受文化的影响，如果用落后文化支配下的主观感受作为检验实践效用的标准，那么结果不但不能促进大多数人的幸福，反而会防碍大多数人的幸福。近年来国际社会搞的所谓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也存在着功利主义人性论的理念，它在实践中的指导意义非常有限。
根据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人既是自然的（生物的）存在物又是社会的存在物，并且自始至终这两方面都是动态统一的。一方面，人们最基本的生理过程是在社会环境中发生和改变的。另一方面，人的最高级的社会成就也无疑是人的生物器官的活动结果。人性始终处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当代新科学，包括微处理机、新功能材料技术、新传感技术、新通信技术等在内的新技术群，带来人类自然机体，尤其是感知、思维和神经系统的巨大变化，也带来了具有全新特性和功能的主体性工具系统、方法系统和信息传输与处理系统，为当代大实践提供了必要的主体性中介。客观实践不但影响人的主体功能，而且影响人的主观感受，人们的需求本身也是变化着的，“人们所从事的满足诸种需求的生产实践活动导致了新需求的产生”（SeanSayers，MarxismandHumanNature，NewYork：Routede，1998，p.153.）。这些新的需求反过来又将导致新实践活动和新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人的自然需求与社会需求的辩证法中，每一种因素都与其他因素息息相关，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人类在社会活动中以需求为杠杆进行选择的能力也会不断发展和变化。总之，“人性”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人们的基本需求、基本权力、基本能力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功利主义的主观取向往往把人的需求固定化，实际上，人有时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有时在需要得到满足后，因为结果事与愿违，人们会发现自己其实并不需要它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的一切行为与愿望很大程度上是由客观实践来决定的，并且是在客观实践中完成的，客观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因为忽略了实践的客观性，功利主义人性论的主观化价值取向在实践中常常会导致短视行为，比如，一些环保主义者举起生态主义旗帜批判发展生产力，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塞耶斯认为，这是片面地看问题的结果，发展生产力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的第一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并非没有注意到生态问题，只是它是在客观实践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主观意愿的基础上去解决问题。
2.从个体层面看
客观实践不仅是社会的存在方式，而且也是个体的存在方式。正是通过面向外部世界的劳动活动，人把自己提升为人，成为社会性的生物，超越了单纯的自然属性。通过劳动，人创造了自身。“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造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7－208页。）塞耶斯指出，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与功利主义人性论截然不同，功利主义人性论把生产和劳动解释为人类生活中一种痛苦而消极的现象，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则相反，它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从事生产活动的实践者，客观的、对象化的劳动是最重要的人类活动，是人们生存、发展和自我实现的主要途径。
塞耶斯指出，功利主义等主观主义人性观不能客观而辩证地看待人性，他们只看到眼前的、直接的现象，把享乐当作人生的目的。人固然有趋乐避苦的本能，但人的本质决非享乐。边沁所谓生活的目的就是将快乐最大化，快乐越多越好，不必在意快乐的质量或种类，这种观点是荒唐的，也是行不通的。例如《美丽新世界》中的居民，尽管快乐被最大化，并且所有痛苦和问题都已消除，但他们所处的仍然是一个噩梦般的世界，没有人愿意生活在那样的世界，而愿意生活在我们这个充满焦虑和艰辛，并且不尽如人意的世界。塞耶斯虽然不赞同密尔的功利主义观点，但他赞同密尔对边沁的批判：人们“宁愿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做满足的傻子”。实际上，如果只有安逸的生活而无须任何工作，人的心理和生理就会出现问题，塞耶斯考察了大量的社会学研究案例后指出，不活动的闲散状态会给失业者带来重大心理问题。工作这一客观实践为人们在白天构筑了一种时间结构，这种时间结构保证了人们过一种健康而积极的生活。“工作之外的休闲活动，如园艺、编织、观看电视或者在俱乐部中与朋友约会等，虽然有其意义，但自身却不足以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些休闲活动的意义是相对于工作而言的，是工作的辅助，为工作充电。”（SeanSayers，MarxismandHumanNature，NewYork：Routede，1998，p.77.）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有超越个人享乐的追求，这不是纯粹的主观选择，而是有客观基础的，相关心理学研究表明，通过客观实践在公共领域取得成就，对社会有所贡献，通常能给人带来稳定和持久的快乐和满足。
塞耶斯强调，无论一个社会怎样富裕，客观实践或者说劳动都是个体的存在方式，都不应该从狭隘的功利主义出发，把劳动解释为仅仅是人类生活中一种痛苦而消极的现象，相反，劳动是最重要的人类活动，它是人类发展、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主要途径。马克思在一篇批判亚当·斯密的文章中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你必须汗流满面地劳动！’这是耶和华对亚当的诅咒。而亚当·斯密正是把劳动看作诅咒。在他看来，‘安逸’是适当的状态，是与‘自由’和‘幸福’等同的东西。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要，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料想不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5页。）
三、从预期目的上看，功利主义目的论存在狭隘的唯心主义因素
功利主义从固定的人性出发，以幸福为标准，以效用为尺度，有着强烈的预期目的性。塞耶斯指出，恰恰是这种预期目的使功利主义难以摆脱狭隘的唯心主义目的论的阴影。与功利主义人性论不同，马克思主义人性论是一种历史主义人性论，它不从固定的人性出发去寻找理想的社会，也不从特定的社会出发去定义高尚的人性，历史与人性都是开放的，双方辩证地相互作用，而且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总是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不会终止于一个理想点。对功利主义的狭隘目的论我们应该持反思态度，反思的工具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并非像一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用先验的人性和道德标准来批判资本主义，他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寻找批判标准，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建立在人性与历史辩证统一的基础上。
1.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功利主义的狭隘目的论
塞耶斯认为，马克思主义为历史发展提供了一种唯物主义的解释，表现为把社会的变迁描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冲突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不是由任意的、不相关的社会形式组成的，事实上，不同的社会形式相互关联，现存秩序就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现存秩序不是稳定不变和终极的，它最后注定要消亡、毁灭，并且最后注定将被一种新的不同社会形式所替代。塞耶斯强调，功利主义从狭隘目的论出发所幻想的静态人间天堂并不存在，从新旧更替的角度看，某种相对进步是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进步，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进步，每一阶段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个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在人性与历史辩证作用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构想了一种物质极大丰富，人们在生活中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的各种力量和能力。根据马克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设想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幻想，它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创造更理性的、更令人满足的社会工作组织的主观条件正在不断成熟，所缺少的是相关的经济、政治的客观实践框架，以及使客观劳动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组织结构。”（SeanSayers，MarxismandHumanNature，NewYork：Routede，1998，p.59.）
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社会构想不同，功利主义目的论中存在主观化和意愿化，他们从抽象的人性理想出发去寻找现实的不足，科学态度在此被抛弃了。乌托邦空想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不讲科学，当功利主义者们用“应该”来判断和评论现实时，现实就遭到了歪曲。马克思并不否认理性可以与现存社会秩序相对立，不否定理性可以设想一个更好的社会，并且以此为标准批判现实社会，但是马克思坚持认为，当理性这样做的时候，也是服从现实的需要，而不是服从人们的主观愿望，因为现存的社会秩序与自身发生了矛盾。“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页。）批判并不单独是思想和愿望的特权，否定和矛盾就存在于世界之中，它们本身就是世界存在的方式。在现实世界中，单纯肯定性的东西是没有的，否定和冲突内在地存在于所有事物之中，所有具体的事物都是存在和非存在、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的统一体，这些相互反对的方面在运动和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组合在一起。所有具体的东西都充满矛盾。“我们知道，所有有限的、不稳定的和非最终的事物都是暂时的、都是要改变的。”（Hee，oic：EncycopcdiaofthePbiosophicaISciences，PartI，trans.W.Waace，Oxford：CarendonPress，3rdedn，1975，p.150.）换言之，否定、反对和批判不需要从外部通过思想主体引入这个世界，社会本身已经包含着否定、批判和矛盾的力量，批判并不只是存在于观念或理想之中，它首先存在于事实之中，然后，它才被意识所理解，并且反映在人们的思想和愿望中。因此，马克思坚持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态，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的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页。）
塞耶斯指出，尽管社会主义者有意识地将社会主义作为自己运动的目标，但必须明确，这种运动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力量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是建立在一个超历史的标准之上，这种批判是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批判标准是历史的、相对的，之所以要批判资本主义，是因为相对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来说，资本主义成为阻碍，不再是进步的。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有许多相似之处。根据进化论，生物的进化是一种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它并非如目的论所言，有一个发展的终极目标。“达尔文用突变的观点把进化解释为自然选择的结果，并指出进化程度不能用离所谓终极目标的远近来评断，进化的标准是相对的，说人比猿更高级，并不表示有一个关于进化的普遍标准和终极目标。”（SeanSayers，MarxismandHumanNature，NewYork：Routede，1998，p.163.）进化的程度因物种的复杂性、适应性和功能的差异性而定，它是一个完全相对的判断。
2.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社会构想与功利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
塞耶斯认为，与功利主义的狭隘目的论不同，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建立在人性与历史辩证统一的基础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人性论认为人是积极的、从事客观实践的存在者，人类的真正财富就在于人的这种本性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作了大胆的预见：“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往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9－480页。）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阻碍了人类的诸种力量和能力的发展，从这一角度批判资本主义、构想未来社会建立在人性与历史的辩证互动的基础上，由于人性与历史的互动，未来社会也将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功利主义的预期目的，无论是近期的还是远期的，都存在着封闭性的缺陷，这与它的“固定人”的哲学基础不无关系。在塞耶斯的思考中，人不是固定的，人没有固定的本质，而是仍然处于形成之中，他的前途是不确定的，是开放的，尤其不可以从一个固定的、此时的人出发，沿着直线推出。马克思也指出：“哲学家们”总是习惯于为现实存在的个人设定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即在“现实的个人”之上设定一个“理想的人”，并以此为标准来判定现实的人所处的状态，由此赋予现实的人以其应有的意识，回归到理想状态，而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将整个人类历史变成了“意识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7页。）。的确，那种“人——人的异化——人的复归”的异化逻辑存在着根本缺陷，它对人的设定是“倒立成像的”，而一旦对人进行这种理想的预设，一切历史运动就都被安排在同一运行轨迹，人的未来也变得毫无悬念，只不过是从“异化”走向“复归”。而“现实的人”则不同，它从实践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性，因此，人是面向历史而敞开的，人的规定性是在历史的运行中逐步生成的，并必然会随着生存方式的变化而变化。这样一来，世界也就变成了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世界（参见汪信砚、柳丹飞：《从“类本质”的“人”到“现实的人”》，《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功利主义由于既看不到人性与历史的辩证运动，又难以超越囿于抽象人性的封闭社会理想构思，因此陷入了狭隘的主观唯心主义目的论的泥潭。功利主义的远期理想一旦在社会现实面前碰壁，就会走向封闭性理想的另一个极端：只顾眼前利益的犬儒主义。
3.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人性与历史的双重开放是一个时代性的大问题，塞耶斯对功利主义目的论的反思，在人性与历史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对未来的人性的开放思考无疑是有益的尝试，但同时也留下了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首先，如何理解共产主义。塞耶斯坚持认为，历史与人性、事实与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是人类社会不间断的客观实践，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偏重于强调人的潜能和实践力量的发挥，而不是强调平等。在2015年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大会上，塞耶斯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为题作了大会发言，他指出，我们不应该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平等的乌托邦，而应从人性不断发展的角度，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在其中更有利于施展人的能力的社会，这个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问题是，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一致的吗？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塞耶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解虽然比较独特，但似乎也有其根据，他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赞同卢卡奇所说的，一个人即使接受了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只要他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没有资格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此相反，一个人即使对全部的马克思主义理念存在异议，但只要他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有资格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其次，如何理解科学技术改造人性的可能性？在当代，作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为历史与人性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甚至超出了传统人性论的思考范围。例如，基因技术，从检测到分析再到改变，自DNA结构被发现60余年以来，人类在探索基因的路上越走越远，从可能性上说，父母将可以在基因超市中自由定制子女的先天特质；运动员将可以通过基因改造提升赛场表现。未来学家詹姆斯·J.休斯（JamesJ.Huhes）称，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将揭开控制诸如5－羟色胺、多巴胺和催产素等关键神经递质的基因的全部奥秘，并通过结合了机器人技术与传统药理学的纳米技术，实现对这些“幸福基因”（类似5－HTTPR或其他同类基因）的精确调控，随着纳米技术变得越来越精确，对普通人的情绪调节也将不成问题。如此看来，人性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都存在被改造的可能，如果人性是开放的，历史也是开放的，那么，对人性的改造是否人类历史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把科学技术实践纳入哲学思考中，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个维度？在读书班讨论中，塞耶斯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如果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精神和科学态度，就必须首先接纳现实，接纳现实带来的新的可能性。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进步都不必然与知识分子头脑的构想相契合，而更多地包含着人们意想不到的新东西，历史与人性、事实与价值、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本身也是开放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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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黄华德）
陈建波、庄前生：论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XJP同志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一、什么是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重要？众所周知，人们是通过一定的观念来认识世界，而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我们对客观事实和外部世界的认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一个试图取得统治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ZW（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给出意识形态的概念，但是，意识形态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之一。“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含义有三：即统治意识、革命意识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相应的历史和制度支撑是：传统国家、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相应的阶级基础则是：贵族阶级（含奴隶主和地主）、现代资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三大含义的共同点是，都作为社会某一时期的主流意识，都有相应的制度和阶级依托，都不仅仅通过观念、更通过主导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社会各个层面渗透，从而支配人们的思想、巩固自身的统治等等。”（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4页。）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也认为：“每一种类的意识形态是指适合那种阶级的观念体系。一种意识形态可能被认定为正确、先进，以便对抗其他的意识形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22页。）实际上，意识形态对社会制度能够起到一种重要的建构作用。意识形态斗争，主要就是指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与现代政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政党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意识形态是表达纲领、凝聚成员、影响社会、夺取政权的重要工具。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统治阶级及其政党可以使用便于维护其统治地位及其利益的方式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从而尽量回避社会矛盾背后的阶级冲突和斗争，以利于统治制度的合法化和持续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于工人阶级而言，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强加于他们的思想幻象，本质上是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政党，往往把资本主义美化成普世意义的社会，充分利用意识形态粉饰资本主义制度，极力掩盖社会矛盾，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以达到取得或者维护统治地位的目的。无产阶级要想成为统治阶级，必须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意识形态和阶级统治。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指党立足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通过经济、政治、文化、法律、思想宣传直至暴力革命的手段，使广大人民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创新的理论成果，并将其付诸社会实践的斗争过程。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葛兰西强调：“共产党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一致，以便能够在任何时刻完成它作为工人阶级领袖的职能。意识形态的一致是党的力量和政治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于使党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不可缺少的。意识形态一致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学说。”（〔意〕《葛兰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9页。）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就在于它本身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在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政党第一次将意识形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成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历史工具。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1938年毛泽东在读李达《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中写道：“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10页。）他在《矛盾论》中指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6页。）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有区别于其他党派的政治主张，只有这样，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唯有区别才能领导”（《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3－274页。），这是我们党的宝贵经验。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纲领，始终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当然，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绝非一劳永逸。“领导权并非凝固的、一朝达到就可以永远不变的状态，而是一个细致的、动态的、不间断的过程。”（〔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7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必须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和管理权，其中掌握领导权是最根本的。
当前，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复杂，一定程度上也越来越隐蔽。例如，有人抛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落后的、过时的意识形态，应当抛弃，并拿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虚幻性”的论述作为依据。但是，我们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是为了揭示意识形态遮蔽下的社会历史的真实的运动规律，是为了替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指明方向。然而，当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成为这一运动中的领导力量时，列宁不赞成再以笼统的方式来谈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是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俞吾金：《意识形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1页。）事实上，意识形态从来都没有终结。美国政治学者拉斯韦尔认为：“在任何地方，西方文明的行动主义、战斗精神和地方观念都结合在一起以压倒一切持反对态度的人们。”（〔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34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美〕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96页。）西方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向人们灌输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引导他们向往资本主义，向往西方世界。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认为：“这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和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教派的大规模扩张活动进行的，简直就是又一场货真价实的十字军东征。从本质来讲，这是一种改变我国整个社会面貌的企图。经过这场可怕的战役之后，结果就是要在过去俄国的原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国名可能还是这个国名，但人民的心理已完全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在百姓心目中将不再占有地位。”（〔俄〕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22页。）殷鉴不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二、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主要内容
衡量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弱，至少有三个变量：第一，这种意识形态影响群众的多少；第二，这种意识形态影响地域的大小；第三，这种意识形态转化为实践的能力及其持续性。从这三个方面看，无论是掌握群众的数量，还是影响范围，以及转化为实践的能力和持续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都具有天然的优势。马克斯·韦伯也承认：“依我之见，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消除社会主义信念和社会主义希望。所有的工人阶级总是会重新回到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德〕《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242页。）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旗帜，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弃。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要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为整个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9页。），使人们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1页。）。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产生、斗争和发展，以及开展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是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伟大旗帜和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能否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时代要求、本国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是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创新能力、革命精神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坚持推进理论创新。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一以贯之的，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理论创新能力，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体现。
2.共产主义理想凝聚
意识形态不仅维护现实，也指向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必须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动摇。XJP指出，“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XJP：《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页。）葛兰西也曾说过，对于共产党来说，“只存在共产主义道德、党的伦理，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应当遵从”（〔意〕葛兰西：《火与玫瑰》，田时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2页。）。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安身立命的根本。
共产主义不仅是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也是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是一种最出色的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共产主义者，甚至包括那些对之闻风丧胆的人。”（〔英〕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8页。）实现共产主义，当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黑格尔曾说过：“当诺言不断地引起期待而又始终不得实现时，通常总是产生厌倦和冷淡的。”（〔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8－9页。）有人认为，共产主义只有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于是就产生了动摇、怀疑甚至诋毁的态度。其实，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把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艰苦奋斗的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8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占领道德理想领域制高点，始终离不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指引和凝聚。如果放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那么无产阶级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和管理权就无法落实，无从实现。
3.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坚强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就必须有坚定团结的领袖集团。列宁指出：“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9页。）拥有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具有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领袖集团，是无产阶级政党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依靠和领导保证。
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要努力维护好政党领袖的形象。“领袖劝导追随者为某些目标而奋斗，而这些目标体现了领袖及其追随者共同的价值观和动机、愿望和需求、抱负和理想。”（〔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论》，刘李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1页。）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破坏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是从否定、丑化、诋毁党和国家的领袖开始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垮台，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历史遭到了否定。人们对领袖的不信任，发展为对苏联共产党的怀疑，进而导致对社会制度的质疑，最后很多人就失掉立场，随波逐流，整个国家就出现了危机。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曾作过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还有一个调查，21％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组织已经不具有任何政治威信；67％的人认为它残存的一点威信也正在丧失。”（季正矩：《苏联共产党兴衰成败的十个经验教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1期。）随着意识形态大厦的逐渐崩塌，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和苏联解体就是早晚的事情了。
4.广大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方面。列宁在评价“星期六义务劳动”时指出，“星期六义务劳动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非党工人确实看到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担负起这种义务，看到共产党吸收新党员并不是使他们利用执政党的地位来谋利，而是要他们作出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即无报酬劳动的榜样，正是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最能提高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威信，最能使非党工人敬佩共产党员。”（《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7页。）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应该体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具体到当前，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就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真学习贯彻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同资产阶级政党比较起来，无产阶级政党具有更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党员也具有更强的党性意识。法国著名学者迪维尔热认为：“工人是经过通常属于政治性质的集体行动才成功地改善工作及生活条件的；相反地，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及农民则倾向于将工作及专业视为个人事务，因为工作及专业上的发展主要是靠个人的努力来达致。”（〔法〕莫里斯·迪维尔热：《政党概论》，雷兢璇译，香港：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第30页。）而那种离开集体生活的纯粹个人活动，往往会导致现代社会个体焦虑和生存“无意义”的感觉。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9页。）而无产阶级政党的高度组织性及其党员的意识形态归属感，也是解决现代社会人的思想困境的一把钥匙。
5.科学对待历史文化传统
意识形态与历史传统是分不开的。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必须面对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思想文化的问题。传统“是现存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页。）。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2014年10月15日，XJP《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XJP：《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对待历史传统，我们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既不能彻底否定抛弃，也不能完全照搬，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合时代要求，运用高度的自信和勇气，努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三、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实践途径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抓住意识形态工作的物质载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同时也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1.牢牢抓住意识形态工作的物质载体
意识形态工作的物质载体，主要是各级党组织、教育机构以及宣传媒体，特别是理论人才。党要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紧紧抓住意识形态工作的物质载体，用真正彻底的、说服人的科学真理抓住群众。我们党应当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学术贯通中西、思想影响中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培养一支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精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中青年理论队伍；培养一批思想理论水平高、熟悉国际规则、敢于和善于维护我国权益的外向型理论人才；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后备理论人才。要科学把握意识形态领域舆论斗争的规律。XJP强调，“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XJP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各级党组织、教育机构以及宣传媒体，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积极和正确地，履行自身的职能，绝不能给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错误观点，以及危害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提供传播渠道和展示平台。要开展积极向上、灵活多样、扎实有效的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切实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引导和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来。
2.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内容和体现。首先，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做到“三严三实”，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奋斗者。其次，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广大青年的基本遵循。“意识形态并非与生俱来的，它需要花时间去学习、了解和接受……意识形态的教育越强，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就会越高。”（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1－282页。）要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第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自觉抵御各种反动腐朽思想的侵蚀，始终保持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努力做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
反映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重要功能。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充分认清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创作实践中，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反映时代，描写社会，讲述生活，解读历史，启迪思想，温润心灵，号召群众，坚定理想，拥抱未来，真正做到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怀。
3.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意识形态话语权和话语体系，是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紧密联系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革本质上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效能，即有效掌控社会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必须体现中国特色。生活在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人们，对这个国家的认同和自豪，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内容。“一种意识形态一旦被人们接受之后便会以非凡的活力永久存在下去。在这个国家里出生的人们会把他们的一些爱投向支持这个制度的各种象征：共同的名称、共同的英雄、共同的使命、共同的需要。”（〔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38页。）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以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为熔炉，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当代世界有益的社会科学成果为养料，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注意从中华民族历史，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中提炼出新的范畴、概念和话语，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国际话语权。
4.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得不到满足，就必然会出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的社会思潮，并可能由此逐渐壮大，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邓小平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综合国力的提升，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成会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在当前，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更加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也是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关键一环。
参考文献：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2】《XJP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3】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侯惠勤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5】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作者单位：陈建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庄前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编辑：张晓敏）
陈人江：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本质内涵与问题意识辨析
“新帝国主义”是当前国际左翼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它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形式或新阶段。毋庸置疑，“帝国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属于高频率使用的流行词汇，作为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其内涵又一向具有丰富、变动的特点，然而越是如此，概念也就变得越不确定。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冷战之前的帝国主义研究中，也体现在今天泛滥如觞的种种“新帝国主义”论中。因此，挖掘“帝国主义”多元表述背后存在的问题，继而把握住变动中的概念的本质，不仅对于理解整个帝国主义理论史非常必要，更是理解今天的新帝国主义问题所迫切需要的。
一、当代帝国主义研究中的混沌问题
在国际左翼学术界，尽管人们已经普遍认同一个观点：所谓新的帝国主义与二战前的古典帝国主义存在根本区别，即新帝国主义不再追求表现为领土兼并和殖民征服的直接政治统治，而是注重经济控制的作用，但围绕“新帝国主义”依然有诸多争论和分歧，其中暴露出的最主要问题是，“新帝国主义”的指向并不很明确。
首先，国际左翼在“何为新帝国主义”上认识并不统一。有的学者把新帝国主义看作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的强调二战后或冷战结束后的美国资本主义霸权，还有的专指新世纪美国的军事侵略行径。
其次，即便是同一个作者，对新帝国主义概念的使用也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它时而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时而又是一套（政治或经济的、或二者兼有的）权力机制，时而被当做一种行为模式，时而又被说成一种政策。更为关键的一点是，许多国际左翼学者并没有很好地说明新帝国主义与当代战争、军国主义的具体关系。进入新千年以来的所谓美国反恐战争正是促成“新美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产生，并成为热门话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左翼学者倾向于认为，美国的新帝国主义与旧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即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积累的扩张性，但是，我们能否由此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是旧帝国主义战争的简单复归？既然殖民征服已不再是新帝国主义的特征，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他国的军事干涉行动又意味着什么？军事行动体现的暴力征服究竟是帝国主义的附带结果还是本身也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关系到左翼新帝国主义理论的逻辑自洽和现实说服力。然而许多作者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恰恰是语焉不详的，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中尤为常见。
例如，美国《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amyFoster）指出，“帝国主义”是用来揭露和批判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术语，因此，他把“新帝国主义”叫做“以全球化高级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时代”。在其他左翼经济学者的论述中，“新帝国主义”也常常作为“全球跨国垄断资本权力”、“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统治”，或者“美国金融霸权”等诸如此类与经济霸权相联系的概念的同义语出现。在这些学者看来，新帝国主义问题很大程度上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样，他们对战争等超经济暴力形式的独特意义基本缺乏足够的或独立的分析；但另一方面，美国的军事霸权和战争行为又往往构成他们关于“新美帝国主义”命题的重要内容和论证归宿，这就形成了一定的逻辑矛盾，同时也造成在“新美帝国主义”概念的指向上，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话语与美国军事霸权的话语往往不同程度地混杂在一起。福斯特也经常将“帝国主义政策”与“垄断资本扩张”、“军国主义”等术语混用，但是，很明显，这些概念并不能直接等同。概念运用和议题的混沌，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不少左翼在“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内涵，以及“新帝国主义”理论所蕴含的问题核心上缺乏明晰的意识。
综上来看，当代的新帝国主义研究方法（借用阿格列塔的话）具有浓厚的经济还原论色彩，在此分析框架中，包括军事征服在内的超经济强制的地位是模糊不清的。应该说，这一研究思路来源于第二国际的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因为后者把帝国主义的根源完全归结为资本积累特性。然而，古典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前提的。与“新帝国主义”的议题相比，一战前后的古典帝国主义时期，无论是“帝国主义”所指对象，还是帝国主义研究的问题意识都很明确，那就是，如何看待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加剧的西方列强对外抢占殖民地和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帝国主义争霸战争）。此外，即便是古典帝国主义作家，在从经济方面来解释帝国主义的根源和本质上，也并非无懈可击。
卢森堡的帝国主义论以资本主义再生产不能自我实现的消费不足论为前提，但这一点已遭到来自理论和现实的诸多有力质疑，因而日益被削弱了。考茨基从工业国与农业国的矛盾出发来解释帝国主义，也早就受到列宁的驳斥。列宁正确地指出他立论的错误：帝国主义不只发生在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而且也发生于工业国之间。布哈林把帝国主义归结为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资本竞争间矛盾的产物，但是，民族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导致的冲突，并不必然要以战争的极端形式来解决，这种情况对于今天来说更是毋庸置疑的。希法亭关于资本输出的论述中，已经存在着某种矛盾——资本输出的不同形式恰恰表明，并不是对一切外部区域的投资都能产生扩张领土的动机，只有在那些非资本主义的落后地区和“无人认领区”，才引起了以暴力来实现投资利益的需要。同样，列宁在强调对外（政治经济）扩张是垄断资本的根本要求时，又区分了垄断资本在美洲等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地区和亚非拉等资本主义不发展地区的不同统治方式，因而也无意中区分了殖民地的两种形式：经济殖民地和政治殖民地。经济殖民地，即非暴力统治的经济附庸，正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统治的主要类型，这反而说明了经济上的控制和垄断并不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控制和垄断。以上表明，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完全从那一时期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寻找帝国主义的根据，是不够充分的。
就此需要再次明确，古典帝国主义作家到资本积累过程中去寻找的，不是帝国主义本身，而是帝国主义的根源，不过，他们通过把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必然产物的论述路径，将原先表现为殖民征服与列强争霸战争的帝国主义议题，转换为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议题。例如，当列宁把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时，他实际上是以“垄断资本主义必定导致殖民征服战争和争霸战争”为前提假设的。但问题就在于，沿用列宁帝国主义论断的当代理论家们却摈弃了这个前提，承认在当代殖民主义和列强之间的战争并非必然，造成的结果是：在他们那里，一方面，“帝国主义”成了一个包罗资本主义万象的含混术语；另一方面，继续借用古典理论指向领土垄断的分析思路来解释当代“非领土垄断的军事冲突”的实质，这本身就存在着逻辑矛盾，反而在理论上更加削弱资本积累与暴力的超经济强制这二者间的逻辑联系，使有关当代帝国主义的问题意识更加模糊。
二、两种积累逻辑：对概念内涵和问题意识的廓清
对于“帝国主义”与“新帝国主义”内涵不清问题，加拿大学者利奥·帕尼奇（eoPanitch）和萨姆·金丁（Samindin）较为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提出要从概念上区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认为不能直接把“帝国主义”归结为资本主义的一定阶段，混淆二者的范畴。资本主义是经济和生产关系的领域，帝国主义则与国家行为或国家关系相关，二者分别属于经济与政治的不同范畴。不过，尽管帕尼奇和金丁严格限制了“帝国主义”的领域，他们对新美帝国主义本质的阐释照样把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囊括了进去，同时却没有指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这二者间的内在联系。世界体系的代表人物之一——乔瓦尼·阿锐基（iovanniArrihi）较早注意到了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在20世纪70年代末写的《帝国主义几何学》一书中，他通过对比和分析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的扩张模式指出，由霍布森开创、并由列宁极大发展的帝国主义理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因为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的内在动力都是各不相同的。
阿锐基试图开辟一条新的解释路径。他从葛兰西的理论中引入了“霸权”的概念，用以替代“帝国主义”的概念。在阿锐基那里，“霸权”似乎是个综合性概念，它既包含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又体现了权力的强制和认同的结合，它只指向一个在世界体系中具有统治地位的国家，即霸权国家（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有多个）。沿着同一思路，阿锐基区分了不同历史时期霸权的不同特征，并揭示霸权背后实际上存在两种权力逻辑：“领土阶级统治”（territoriaism）的权力逻辑和“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前者的根本目的是取得领土，后者则追求利润（货币资本）。两种权力逻辑在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组合结构，从而形成不同的国家战略，同时也是不同的帝国主义模式。阿锐基的分析方法其实并非独一无二，在许多具有历史敏锐性的作者那里也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结论。早在考茨基分析帝国主义时，他就已经指出，国家对外扩张虽然必须以经济条件为依据，但并不是每次扩张都出于直接的经济要求。概括地说，国家扩张背后有两种动机：一种是工业资本主义兼并农业区的经济动机（他称之为“帝国主义的动机”），它只是19世纪末新出现的扩张倾向；另一种则是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的、更为原始的动机，即单纯依靠暴力来占有领土和勒索贡品，实施直接政治统治，它仍然构成19世纪末以来的殖民主义的重要内容。考茨基的这一论述通常是为人们所忽略的。也正基于此，他才认为帝国主义只是可采取的其中一种政策，因而，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这一观点遭到了列宁的猛烈抨击。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同样区分了帝国主义中所包含的“权力积累”和“资本积累”的不同方式。大卫·哈维（DavidHarvey）对新帝国主义的阐释则深受阿伦特和阿锐基的启发，他也提出“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的概念，认为前者代表国家战略对领土（空间）控制的要求，其手段是超经济的强制，后者则是资本积累的要求，其手段是经济强制，帝国主义正是反映了同一积累过程中这二者间的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不得不说，阿锐基等人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拓宽和提升了我们把握帝国主义的视角，也深化了我们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理解。总结起来就是，他们都区分出了私有制社会中两种不同的、并列的财富积累方式——超经济强制（与哈维的术语“剥夺性积累”类似，但又不完全一致）与经济强制（“强制”在阿锐基那里，又必须同时带有“认同”的意味）。超经济强制的主要实施主体是国家，它表现为通过战争等暴力征服手段来获取国家政治霸权，是前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而经济强制反映的是资本的权力，它表现为单纯的经济上的剥削关系，又可称为资本积累的逻辑。这两种积累逻辑虽然具有共同利益的一面，但也有相互独立性，因而，两种可能的积累要求的差异及其辩证关系是构成霸权扩张、帝国主义行为的动力和基础。从这种理论视角来看，古典帝国主义中所包含的领土兼并式的积累具有其内在相对独立的逻辑，并不必然和完全被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战前的帝国主义行为中，殖民征服与资本剥削的对象并非总是一致，且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方式存在差异。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帕尼奇和金丁把“帝国主义”仅仅划入政治的范畴是片面的，这一判断也与后面他们的理论展开逻辑相矛盾。当帕尼奇和金丁批判新帝国主义时，他们同样不得不借助大量的经济分析，通过资本积累的演变方式来论证新帝国主义的权力，并用“美帝国”这个综合性概念来作为新帝国主义的现实范本。（包括“新帝国主义”在内的）“帝国主义”（正如阿锐基的“霸权”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同时包含了压迫性的军事暴力征服和资本积累霸权这两个方面，表现为霸权力量的政治统治权力和经济统治权力。关于这一点，哈维也明确表示，在对帝国主义做具体分析时，应避免落入单纯的经济或政治模式。无独有偶，亚历克斯·卡里尼科斯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资本间的经济竞争与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两种形式的交叉和融合，构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探讨这两种形式的关系。
三、两种积累逻辑关系的演变与帝国主义的本质
但是，即便指明了作为帝国主义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的两种积累逻辑，对于另一同样重要的问题——两种积累逻辑之间关系的运动发展轨迹和方向，阿锐基和哈维等人却还没有足够清楚地加以阐释，而这恰恰是阐明从古典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发展根源的关键所在。尽管阿锐基指出，每一次世界体系积累周期更替（同时也是霸权的更替）的动因在于，新的霸权的积累体系具有优于前一轮的霸权积累体系的特点，但是我们从中并不十分确切地了解，为何在英国霸权身上，“领主阶级的权力逻辑”体现较强，而到美国霸权，“领主阶级的权力逻辑”体现较弱，且“资本的权力逻辑”成为其主导下的世界体系的积累逻辑？哈维的新帝国主义论则从一开始就设定国家权力及其积累逻辑处于资本积累逻辑的从属地位，也没有涉及二者关系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哈维并没有明确区分所谓的领土（空间）控制与领土的直接控制，在他看来，“权力的领土逻辑”是一直存在于新帝国主义中的。相反，从埃伦·伍德（AenWood）具有强烈历史感的著作《资本的帝国》那里，我们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古代的帝国模式到当代的美帝国主义，经济强制是如何逐渐取代超经济强制成为帝国可靠的统治工具的。伍德首先区分了前资本主义的帝国与资本的帝国（这种区分在阿锐基的霸权周期论中并不明显）。她指出，古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作为以掠夺领土、聚敛资源为目标的“领土的帝国”，中华帝国作为压制大地主阶级、依靠庞大的官僚体制的中央集权帝国，阿拉伯穆斯林帝国、威尼斯帝国、荷兰共和国作为致力于夺取国际贸易控制权的“商业帝国”，无论它们的形式有多么不同，都是通过直接的暴力胁迫占有财富，实行超经济统治。前资本主义帝国的经济基础是小生产者的贡赋制，因而生产者、剥削者不存在市场依赖现象，军事、政治强制与经济强制来自同一根源。到了16世纪的英国，由于领主们采用竞争性的土地租赁制度，经济法则开始成为剥削的手段，标志着一种新型的、由资本逻辑驱动的帝国主义形式的出现。但大英帝国的对外扩张仍然通过暴力实施领土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可以看作是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模式共同发展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超经济强制向经济法则过渡的时期。只有到了二战后，才最终确立了资本的帝国，即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在某种意义上，沃勒斯坦（Wa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可以看作是做了类似的阐释。他揭示，古代帝国体系与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两种具有不同的剩余攫取方式的世界体系。帝国体系建立于以暴力胁迫来占有剩余的政治集权化基础之上，世界经济体系则通过生产机制、世界市场来获取剩余。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实际上是帝国体系随着前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被世界经济体系所代替。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政治力量不再作为中央经济的体现，它被用来保证资本的垄断权利。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尝试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得出几点关于帝国主义（以及新帝国主义）的结论：
1．帝国主义作为霸权国家经济统治权力与政治统治权力的结合点，其本质涉及两种权力（作为两种积累逻辑的外在表现）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内在关系变化。
2．两种权力关系的发展变化又是以社会的一定经济关系，及其阶级关系的变化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暴力强制和胁迫维持的小生产者的贡赋制，国家的暴力统治与经济剥削都来自于同一根源，即来自于专制君主（或封建领主）。对人口和领土的占有就成为统治阶级财富积累的主要方式，即便商业和对外贸易也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专制权力的对外扩张就表现为领土兼并和对人身的直接控制等超经济强制的财富掠夺，也即暴力征服，正如阿瑞吉所说的，它体现了“领主阶级的积累逻辑”。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经济从政治力量中逐渐独立出来，政治统治权力和经济统治权力的直接来源也分开了。政治统治权力来源于国家及其统治者，而经济统治权力来源于生产和交换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资本追求抽象的价值增殖，它通过对经济过程的控制（例如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专业化、促进流通）就能实现这一点。因而，资本主义越发达，控制人身和吞并领土就越不必要，相应地，前资本主义的专制权力的积累逻辑和积累方式就越遭到削弱。
3．古典帝国主义混杂着两种积累逻辑。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典帝国主义时期，帝国主义的扩张实际上有两种方式，既存在领土兼并和维持殖民地封建剥削制度的超经济强制，又存在资本输出和不平等贸易等的经济强制，并且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对这两种积累方式的采用有所侧重。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英国帝国主义是两种方式并存，它在殖民地非洲和印度主要采用超经济强制，而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地则采用经济强制。这是因为当时在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虽然已经基本占主导，但在上层统治结构中，专制权力还未完全被消除；而在外部，其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并未建立，从而经济剥削的资本积累逻辑对其无法起有效作用，所以，英国对外扩张带有较强的前资本主义的专制权力积累逻辑色彩。葡萄牙、意大利、德国以及俄罗斯同样是老牌的殖民帝国，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当时还未占主导，政治统治制度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因而对外主要采取的是领土扩张的超经济强制方式。由于美国没有经过封建主义，且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国内完全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对外虽然也有抢占菲律宾等少数殖民地的超经济强制的一面，但主要还是通过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剥削来实现资本的积累。
尽管资本积累与专制权力的积累存在一定的内在冲突——资本积累本质上趋向于自由流动、同一，而专制权力的积累趋向于分隔和割据，但在当时的现实积累过程中，资本与专制权力却相互结合起来，并彼此利用：在首先分割式的占领中，资本借助着专制权力的暴力机器来为它的市场开辟道路，从而不断扩大积累领域；另一方面，资本又为专制权力巩固对内统治和对外扩张提供有力的物质工具。但是，既然专制权力的暴力征服（超经济强制）还作为一种独立的积累方式存在，既然资本积累还不得不与专制权力的积累相结合，也就证明：在那一历史时期，世界资本主义还未达到它的高度发展。相反，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时期——只有英美等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已取得统治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还在争取统治权，而在广大的外围地区，前资本主义制度或逐渐处于瓦解中或稳固未动。阿伦特恰如其分地指出，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兴起，“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非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二战后才进入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这一时期，由于美国无论在全球经济秩序还是军事实力方面都居于主导地位，并且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首要维护者，因而，美国霸权通常被看作是新帝国主义的典型（但不应是唯一的）范本，或某种程度上的同义语。正是在该历史阶段，两种积累逻辑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的权力（经济强制）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世界扩张主导的积累逻辑，暴力征服则随着专制权力在其内部的消亡，不再作为一种独立的积累方式，而是退到了单纯的上层建筑领域，超经济强制也就不再表现为一种积累逻辑了，这也是为什么二战后的当代帝国主义并不以对领土的兼并和人身的直接统治为目标。在此意义上，暴力的实施者——国家变成了“完全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国家权力的发挥，包括国家战略的确立、军事力量的运用，尽管也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从根本上来说，最终是为资本积累服务，服从于国家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的。另一方面，在资本权力的逻辑主导下，资本的积累仍然离不开包括军事征服在内的超经济强制，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需要在内部和外部都形成有利于资本积累的阶级关系，这就要求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都提供军事和政治力量保障：在国内，国家必须强行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并镇压威胁到资本积累秩序的阶级反抗；在国际，大国必须对落后国家实行地缘政治的控制，并对竞争者建立一种军事威慑力，以开辟和维护大国资本的海外利益。这样，超经济强制就与经济强制一起，共同构成了二战后霸权国家的资本主义实现全球统治的两种并列手段，经济强制是其中的主要手段，超经济强制是辅助手段，因此后者的运用并不总是频繁和直接的。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的扩张尤为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
经济强制与超经济强制的关系、战争等军事暴力行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地位和性质的改变，正是体现新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所在。也正是在资本逻辑主导的意义上，与彻底批判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对经济根本性的强调，以及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论述，在所谓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仍然具有继承与发展的价值。
四、新帝国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与未来重点
政治统治权力与经济统治权力（也即国家和资本）在全球范围的结合关系，是帝国主义的核心问题，这一点对于新帝国主义来说，同样也不例外，尽管持不同方法论的作者对这两方面因素的认识不同，但都有意或无意地围绕此展开。然而，一方面由于与古典帝国主义时代相比，国家政治权力在积累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另一方面由于美国霸权在推动其垄断资本全球扩张中令人瞩目的表现，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复杂，而这可能将是新帝国主义研究的未来重点。从较早的时期来看，法国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阿格列塔上世纪70年代基于对“经济还原论”的批判，曾从相反方向提出了强调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帝国主义观，认为国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资本积累的工具，国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即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调控作用，而当资本积累超出国家界限后，国家对资本的调控就涉及了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帕尼奇与金丁在新帝国主义问题上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种国家相对自主学说的思路，提出要理解帝国主义，就需要扩展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对于国家功能中所包含的帝国主义方面，不仅要考虑到“帝国”间的竞争，还要考虑到暂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某一帝国”对前竞争对手的结构性控制。因而，国家间结构与国家作为独立行为主体的作用就构成了帕尼奇与金丁对新帝国主义关注的重心。哈维也认为，“领土逻辑”作为国家倾向的持久战略，它与“资本逻辑”并不总是一致的，不同国家对此关系反应的方式（即其政治权力的实施方式），就为地缘政治斗争以及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政治创造了基础。这就意味着，不弄清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就无法彻底理解帝国主义。与此同时，伍德从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独特性中也敏锐地察觉到，国家在提供超经济强制以维护资本霸权的作用上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强大的军事力量都能起作用，也并不是每一次军事行动都与目标有直接联系，因而造就了新帝国主义的矛盾：一方面，需要暴力来控制多元国家体系，另一方面，暴力又不能超出一定界限，以破坏资本积累的正常秩序。基于此，伍德也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探讨全球化下民族国家权力的特征与边界变化。由此可见，对新帝国主义研究的深化都不可避免会涉及国家在资本跨国扩张中的独特作用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进一步探讨冷战结束后全球资本主义新的积累形式对民族国家权力方式的影响，并从中把握当前美国霸权统治下，国家权力的地域限制性发挥与资本的超国家扩张间矛盾的趋势，进而具体说明这一矛盾能为国家层面与全球层面激进的政治斗争创造什么样的空间，将是新帝国主义研究今后值得发展的方向。（参考文献、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陈人江：帝国主义本质再审视
1916年，列宁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阐明了金融资本统治下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任务。有些人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列宁的理论已经不合时宜，失去了科学性。在《帝国主义论》问世百年之际，这种论调显得尤为突出。然而站在世界体系发展的角度，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从100年前至今，世界各国尤其是落后国家，遭遇的最大现实问题依然是世界体系中的金融资本统治问题。不仅如此，由于这一统治在结构和形式上的更新，当代进步运动面临着比列宁所处时代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再次从《帝国主义论》出发，根据列宁的基本思想来把握金融资本的本质和变化，对于认清当代世界形势，进而制定新的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统治结构的基本认识
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着重揭示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世界体系所具有的等级差异的统治结构。什么是帝国主义？在列宁看来就是金融资本的统治。而金融资本的统治，即“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4页。）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必然力图扩大经济领土，甚至一般领土”（《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6页。）。金融资本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世界的瓜分，就表现为帝国主义。因此，金融资本支配的帝国主义压迫等级制包含着二重体系，又可以称作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二重结构：一个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或产业分工）体系，一个是世界殖民体系。
世界体系的二重结构反映了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统治方式的多样化。列宁的阐述表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金融资本将资本输出作为少数大国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的财富，实行经济剥削和统治的主要手段；而在世界殖民体系中，则是少数先进国家通过军事征服手段，把落后国家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或集体重新瓜分世界领土。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或金融大国的对外扩张，既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占领方式，也通过较为隐蔽的经济剥削形式来实现，并且在不同地区其统治手段也有不同侧重。例如，英国对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主采取的是经济强制，对包括印度和非洲地区在内的殖民地的统治则具有非常浓厚的前资本主义色彩。
列宁进一步指出，金融资本瓜分世界的方式同时也造就了不同的国家形式，不光有政治上经济上都不独立的殖民地，还有“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即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8页。）。除了半殖民地外，后一种国家形式更多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殖民地”或“经济附属国”。与“领土兼并”这一政治意义上的殖民地不同，它们是帝国主义国家或金融大国的“势力范围”，国家性质较为复杂，正是在这里，较为鲜明地体现了在金融资本统治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下，政治统治与经济控制的分离。例如，阿根廷从政治上来说是主权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在金融和商业上却高度依附英国；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葡萄牙，本身作为殖民地占有国是拥有对外政治统治权的，但它在经济上同样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而当时另一个殖民争霸中的强国——沙皇俄国，资本主义总体发展水平并不高，且其发展也基本倚赖来自英、法、德等国的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二重结构，以及它所体现的经济统治和殖民统治两种方式又并非孑然独立，而是通常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金融资本对世界各国的剥削，在这方面起很大作用的是设在殖民地的银行及其分行；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兼并，客观上扩大了金融资本的经济区域，从而有利于它以对内实行垄断高价、对外倾销的办法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诚然，《帝国主义论》并没有囊括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全部思想，但基本上反映了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即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标志性特征是金融资本的统治，且其统治具有政治上与经济上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二重独特结构。
二、战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统治结构之变与不变
毋庸置疑，《帝国主义论》发表后100年的时间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体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是分不同层次的，区分这些层次正是我们认识列宁理论时代价值之关键所在。
从帝国主义的整体统治结构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世界殖民体系分崩离析，帝国主义国家以暴力方式对落后国家（或地区）的领土兼并和人身控制就此终结，由此，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二重结构变为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为基础的一重结构。这既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力量不断壮大，也是因为长期的列强争霸战争严重削弱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殖民统治的代价变得不堪承受，因此，金融资本的国际政策不再追求将领土瓜分作为其世界统治的另一个基石。与此同时，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从经济上进行统治和瓜分变得日趋重要，也更加必要。帝国主义的两个不同阶段或不同时代也就此划分开来：列宁所处的古典帝国主义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帝国主义新时代。
但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方面来看，战后以来的演变并没有超出列宁概括的基本趋势，而是按照其所揭示的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逻辑进一步发展。就此而言又可以说，经济层面的统治结构和基本矛盾并未有根本改变。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伴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帝国主义直接政治统治的消亡，世界经济单极结构反而得到加强。
汗牛充栋的文献已经用各种说法来表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从最初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到之后的“由国家垄断到国际垄断”“金融化”“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这些说法都不过是从不同方面共同说明和印证了一点：金融资本对世界的经济统治程度在不断加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对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本质特征和运行机制的基本判断依然有效。
首先，对于作为帝国主义经济基础和资本主义新阶段本质特征的垄断，列宁的判断依然正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垄断，尤其是金融资本的垄断，则是在列宁所处时代垄断基础上的深入发展。例如，当代的金融资本不仅垄断了生产和流通，还通过决定基础利率、将普通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金融化等手段，垄断了分配和消费；当代的金融资本不仅是对一般产业和金融的垄断，还是对世界稀缺和重要资源，如能源、粮食、技术、信息等的垄断；不仅是对货币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同时也是对货币（符号）发行权的垄断，而且还是对世界货币（符号）发行权的垄断。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美元霸权作为重要支柱之一的华尔街金融集团的所作所为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在全球空间上，跨国垄断组织不再只是简单地依属民族国家，而是成为某种逐渐超脱于民族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实体，不仅富可敌国，甚至对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权力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与威胁。
其次，列宁指出的作为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典型特征的资本输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加重要。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迅速增长，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地理分布上都远远超过了战前；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投资，也包括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投资范围从早期的集中于自然资源开发和铁路运输扩大到制造业，最近几十年又扩大到金融和服务业。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甚至大大超过了国内投资的增长，从而成为这些国家逐渐出现产业空心化的一个导因。今天，由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主导的私人投资在全球各地已经无孔不入，成为当代垄断资本对外扩张、控制落后国家国民经济命脉的最重要手段。
第三，列宁论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帝国主义论》的分析表明，正是金融资本将帝国主义经济变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一方面是因为垄断超出国界，导致跨国垄断组织产生，将全球范围作为其统一的经济活动场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银行网在全球密布，出现了国际性的大银行，把全球各个产业联系在一起，加强了生产的集中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垄断。20世纪70年代之后不断增强的全球化趋势，其先锋和最大的推动力量正是跨国公司与国际金融组织。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列宁所处时代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格局不仅得以维持下来，并且进一步加强。
第四，金融资本统治下的资本主义腐朽性有增无减。列宁认为，在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生长的金融资本统治结构中，产业资本对银行资本处于依附地位。大部分利润被从事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天才”拿去，从而破坏了商品生产作为全部经济基础的地位，导致整个经济向食利化、腐朽化的方向发展。此外，列宁在谈到资本输出时，重点论述了通过投机形式获利的间接投资，认为以放高利贷和剪息票为生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在增长。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创造出了更多的投机赌博工具，各种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并过度泛滥，经济繁荣普遍具有泡沫化、虚拟化的性质，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投机也不断引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更加增强。但是，金融投机直接引发金融危机，这绝不意味着危机与产业资本的发展无关，因为投机的基础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
列宁判断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小规模的高利贷资本开始，而以大规模的高利贷资本结束。”（《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9页。）这表明，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结果必然使金融资本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金融资本主义也将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可见，今天我们仍然处于列宁所说的金融统治的帝国主义时代，再加上新自由主义最近30多年来在全球范围的肆虐，世界各国更深地陷入金融资本编织的罗网中。
三、来自当代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挑战
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统治结构之变与不变，不仅反映了金融资本的特点，也揭示着金融资本在当代统治形式的进化和革新，这就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列宁虽然正确阐明了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但这些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超出了他的预见。出于同样的原因，进步力量在应对金融资本主导的帝国主义新阶段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困境。
就金融资本自身的特点而言，它具有很强的灵活性。金融资本相对于其他资本的优势，同时也是其经济和社会统治的基础，在于它通过信用制度而形成的对货币资本的垄断占有权，货币资本的特殊性同时保证了金融资本对不同经济部门和经济过程进行自由支配和垄断的大资本权力（陈人江、余斌：《金融寡头何以能掠夺和统治社会——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视角》，《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因而，金融资本可以和私有制社会不同的生产方式或上层建筑进行结合。在前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时期，金融资本以掌握远洋贸易垄断权的商人资本的面目出现，它利用与专制君主、封建贵族共同的海外殖民征服活动，在种植奴隶制与小生产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商业帝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金融资本是资产阶级国家信用制度的担保者，是巨大的国债经纪人，同时又是国家证券的投机者，可以说，从资本主义产生伊始，金融资本就与国家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近代金融资本的人格化典型是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矿和森林所有者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大地产所有者，即马克思所说的“金融贵族”。而列宁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典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是很大程度与产业投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银行大垄断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推动了世纪之交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工业繁荣。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的“金融化”趋势，金融资本越来越脱离产业投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能够不依赖产业过程而获得相对独立“生命力”的虚拟资本。也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金融脱媒的潮流，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绕开了银行这个传统的中介机构，集中到投资机构的手中，因此从20世纪末以来，金融资本在规模庞大和在全球呼风唤雨的机构投资者身上展现了它的新形象。
金融资本的灵活性不仅反映在存在形式上，同时也反映在统治方式的多样化上。如前所述，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下，金融资本的政治统治与经济统治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互分离的。就像金融资本可以和产业过程结合，也可以不和产业过程结合一样，只要存在一定的条件，金融资本就可以和殖民主义结合，也可以不和殖民主义结合。在古典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充分利用了殖民主义。在帝国主义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的暴力征服行动中，金融资本实际上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专制权力勾结在一起：其一，专制权力的殖民征服所造成的政治垄断割据，非常方便金融资本首先实现地域性占领和统治，从而顺利夺取一块又一块新的积累领域，为其市场开辟道路；其二，金融资本所掌握的丰厚经济资源，反过来又为专制权力巩固对内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兼并更多的领土和直接控制更多的人口提供有力的物质工具。
列宁区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二重结构的意义在于，指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压迫与殖民压迫不能直接等同，正是后者造成了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因此，相比起资本主义的压迫，殖民压迫是更迫切需要消灭的障碍。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反对殖民压迫，有利于被压迫民族的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这样，在已经独立的民族国家中，纯粹的阶级关系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才成为第一位的矛盾，从而促进原本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和理论前提下，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革命战略方针。
如果说列宁所处的古典帝国主义时代，由于代表专制权力的国家机器本身也是帝国主义的部分根源，国家同时作为金融资本对外扩张和掠夺的合伙人与代理人而存在，反对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斗争对象就非常具体和明确——通过推翻专制权力（俄国革命推翻沙皇统治），或者发动针对领土兼并的武装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就能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动摇金融资本的统治。这正是20世纪上半叶，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大多是通过民族解放战争的途径的原因。但是，金融资本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可以分离，同时也就意味着，摆脱直接政治统治并不等于彻底摆脱金融资本的统治。相反，20世纪下半叶，金融资本统治形式的变革使原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运动遭到了巨大的打击与削弱。
首先，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不再具有直接性，这使反帝斗争失去了集中明确的对象。殖民体系消亡的一个重大后果是，由于霸权国家的对外扩张不再以直接的领土兼并为目标，国家和政府蜕变为仅仅是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反抗和打击霸权国家的政府，只是推翻一个代理人，金融资本还可以重新扶植另一个代理人。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仍然存在，但它转向了以间接的地缘政治控制为主。即便是由列强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战争，也很少表现为旧时代的列强之间正面、直接的碰撞，而更多的表现为列强扶持的代理人战争。“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哈里·马格多夫语），使帝国主义的压迫性面目变得模糊和隐蔽起来。
其次，金融资本主要是通过世界市场来进行统治，由此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过去，金融资本往往不得不借助坚船利炮打开一个国家的国门，由于具有纯粹的强制性，很多时候遭到顽强的抵抗；如今，裹挟着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以加入世界市场、实现经济现代化为诱饵，金融资本轻而易举就可以使世界各国对自己大开门洞。过去，金融资本家通常也是趾高气昂的殖民者，或是与大地主勾结欺压农民的冷酷高利贷者；今天，金融资本则常常化身为能够挽救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于经济崩溃边缘的“施主”，或是能够带来“国际先进经验”的“战略投资者”。过去，血腥暴力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纳贡制度是金融资本掠夺落后国家的重要地缘政治工具；今天，通过发动货币战、贸易战这些没有硝烟的战争和引发金融危机，金融资本反而能更容易和更大规模地洗劫落后国家的国民财富。
再次，金融资本运用多种控制手段，从更高层次上推行扩张。金融资本在进行资本输出的同时也进行价值观输出，不仅利用经济控制而且也利用思想控制来创建与扩展它的附属组织和人群。不仅控制着发达国家的政府，控制着三大国际金融组织，也控制着落后国家的上层既得利益集团及一小撮所谓精英，包括买办政客、富商巨贾，以及受其思想影响的媒体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不遗余力地在本国鼓吹和推行符合金融资本利益的路线，为国际金融寡头的大肆侵入和掠夺推波助力。
更为重要的是，金融资本有效地利用了技术革命和科技进步。20世纪中后期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和互联网产业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投机赌博工具更加多样化，债务市场规模更大，金融资本灵活度更高，对产业的兼并垄断程度更高，金融控制的渗透性也更强。并且借助“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物质外壳，投入金融资本支配的世界经济网络仿佛就代表着进步的方向。在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前，任何国家，尤其是本就处于世界经济边缘地带的落后国家，都不得不俯首就范。任何反抗金融资本运行和剥削机制的举动，都被看作是违背经济规律和落后保守的。因此，“股东利益至上”的企业治理机制，方便金融欺诈的“金融创新”，推动地产垄断和投机的“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化运动”，贱卖公共资产和危害国民经济命脉的私有化、自由化，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举措和万能灵丹，在世界范围内也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受追捧。这就不难理解，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赢得了民族独立之后，却没有取得经济独立，反而自愿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附庸，并且在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浪潮中进一步加深其依附性。这也是为什么列宁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社会学者，都将中心国家资本如何控制和掠夺边缘地区看作是帝国主义问题的核心。
综上所述，由于压迫的直接感知性和压迫者的具体性、集中性，推翻政治统治并不难，当代金融资本的统治却隐遁于无形，找不到具体面目，没有统一载体，且披上了“发展”的外衣。按其经济逻辑行事（以利润为根本导向、私有化、金融化、资本输出、不平等贸易）的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国家都会成为强化这一统治的一环，哪怕并非出于自觉自愿。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资本帝国主义新阶段，金融资本并未遇到任何有效的反抗。自20世纪“大萧条”之后规模最大的金融—经济危机于21世纪初发生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世界金融垄断统治集团虽然遭遇了不小的挑战，但至今仍然屹立未倒，对于21世纪的共产主义者来说，这才是最大的时代危机。
四、结语
列宁指明的金融资本统治的帝国主义时代并没有终结，但是由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统治结构和统治形式的重大变化，我们无疑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话又说回来，“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也是列宁所期望发展的未来，正是在这一资本帝国主义形式中，纯粹的阶级关系得以发展起来。在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被奉为唯一意识形态的野蛮压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直接和具有更全面的内容。金融资本的经济统治在全球的加强也必将把世界体系中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卷入这一斗争的漩涡中，其中包括那些重新倒退回去补资本主义课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很多人的断言相反，“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不是逐渐消逝的过去，而是不断拉开序幕的未来。尽管这一未来的到来，还有许多复杂得多的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障碍需要去清理。
面对古典帝国主义，列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殖民地人民联合起来，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天，反抗资本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者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更迫切需要联合起来，但焦点需要明确，最根本的不是针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而是针对金融资本支配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秩序。基于此，新时代的反帝斗争和运动只有更新其观念、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对于21世纪的进步力量来说，时代的任务必然包括以下内容：在疾风骤雨的武装斗争之外，努力利用和创造更广泛和灵活的社会运动形式；除了反对霸权国家的地缘政治控制，更要反对代表金融资本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强加的“全盘市场化”宿命；同时逐步实现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经济上的联合，用平等、互助、合作的世界经济体系，去代替由一小撮私人垄断者和食利者通过不平等国际分工和贸易构建的世界经济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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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原刊编辑：张桥）
陈人江：关于世界贸易史的几个事实
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10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抬头且日益加强，国家之间贸易壁垒增高，贸易争端增多。所谓贸易保护主义，即一国采取种种措施对对外贸易进行管制，限制国外进口，以确保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中的优势，同时为本国商品出口、争夺世界市场提供优惠的主张和政策。当一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时，有可能会引起一系列报复和反报复的措施，使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争端升温加剧，俗称贸易战。应该说，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乃至贸易战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激烈化的一个表现，并对世界经济总体运行造成严重影响。在这种形势下，2018年年初以来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爆发了贸易摩擦，且至今尚未偃旗息鼓，成为当前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并引发了舆论热议。
面对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咄咄逼人的保护主义攻势，有人竭力鼓吹中国应高扬自由贸易大旗，保持继续开放立场，有人则疾呼中国应借机相应实施保护主义，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悲观喟叹“中国打不起赢不了”者有之，乐观预言“打不起来”或“很快结束”者也有之。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战在漫长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并非新鲜事物，当下流行的种种观点却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人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存在的认识误区，这种误区又来自对世界贸易史缺乏了解，从而导致对当前情势把握不准。我们不应该孤立地看待中美贸易争端，而是要把中美贸易争端放到世界历史的广阔视域中来认识，从世界贸易的发展规律来把握，这样才能获取更全面的信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战略误判。
一、迄今为止，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比自由贸易的历史更为悠久
纵观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历程，世界贸易的最早形态并非自由贸易。古代社会就存在远距离跨境贸易，但是直到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后，真正具有世界性质的国际贸易才开始兴起并获得显著的发展。其背后的根本推动力是代表新兴民族国家力量的西欧专制君主和新兴商业资产阶级对聚敛货币财富、加速资本原始积累的迫切需要，而对外贸易实现顺差被看作获取和积累货币资本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此，君主专制国家开始运用国家权力来干涉对外贸易，限制货币流出，增加货币流入，提高贸易顺差，降低贸易逆差。这种早期的贸易保护主义在理论上的代表是重商主义。在从15～18世纪漫长的向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过渡时期，重商主义的保护主义政策一直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保护关税制度也于17世纪产生于英国。
15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实行了长达三百多年的贸易保护主义，直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完成后，才开启了以不威胁本国工业绝对优势地位为前提的自由贸易化进程。即便如此，也不能说19世纪出现过一个全球自由贸易的阶段，因为19世纪的贸易自由化主要是英国及其帝国殖民地或附属国单方面采取的自由贸易。相反，19世纪中后期，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社会蔓延，主要国家如德国、奥匈帝国、俄国、法国、美国、意大利都实行高关税，保护关税被看作当时文明国家的正常政策。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主导下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才取得不小的进展，各国关税壁垒普遍降低，全球贸易额的增长和资本流动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国重又纷纷筑起关税壁垒，无论是贸易自由化还是资本自由化都遭到了阻隔。而且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又重新祭出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英国霸权下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便中断了。
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美国，在其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也是和贸易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的。1776年美国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不久，时任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就提出了旨在“保护幼稚产业”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1815年之后，美国正式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即便在19世纪90年代实现了工业崛起和20世纪初跃居世界第一工业国之后，仍然没有放弃保护关税制度，只有在1913年至一战结束前威尔逊总统任期内实行过短暂的降低关税政策。但是到了1922年，美国政府再次提高关税，而当前贸易争端中普遍采用的保护主义手段——“反倾销”政策——第一次出现在1922年的关税法中。二战结束后，已取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霸权地位的美国才举起了自由贸易的旗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但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国际市场竞争日渐激烈，同时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崛起对美国的经济优势地位构成挑战，在美国又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体基础有所削弱。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出现了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而美国由于冷战结束一超独霸，才再次成为经济全球化（包括贸易自由化）的倡导者和主导者。
综上所述，无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前，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国际贸易史的大多数时期都由贸易垄断、特许专营、保护关税占据，国家间由于经济竞争爆发激烈的贸易战，更是历史的常态。自由贸易只是在19世纪中期之后英国单方面的自由贸易进程中、20世纪初至一战之前、二战结束后的短暂时期以及20世纪末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才成为主流。
二、资本主义扩张中，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通常相辅相成
不能简单地把自由贸易看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立面，二者从根本上来说是相辅相成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时代，它们统一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扩张基础之上。首先，两种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致。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主义，都是一国经济实力发展和壮大的手段，尤其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两种手段都服务于本国资本集团争夺和主导世界市场的需要。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贸易保护主义能够聚集起资本力量，推动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促进国内自由贸易，从而缩短生产方式从小生产向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过渡的时间。在本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通过贸易保护主义，经济落后国家可以有效扶植支柱产业，加速发展民族工业，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最终提升自由贸易参与度。例如，英国通过15～16世纪的保护主义政策对毛纺织业的扶持，使毛纺织业在16世纪末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超过了原先在世界毛纺织业市场上领先的佛罗伦萨和尼德兰，其出口占了全国商品出口的90％。而自由贸易有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促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张。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可促进自身的经济活力，有利于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其次，两种政策都以参与对外贸易的途径来实施。对于自由贸易来说，对外贸易本身就是其内在的命题。而贸易保护主义从源头上看也绝非主张闭关锁国。例如，重商主义者从来都主张通过对外贸易顺差来增加国家的货币和财富，他们不是只限制进口，还大力鼓励出口。贸易保护主义通常只被看作阶段性的而非永恒的，同时，不是在所有产品或产业上而只是在特定产品或产业上实施贸易保护。例如近代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美国的汉密尔顿、德国的李斯特等人主张保护幼稚产业，也是从最终成熟产业打开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出发的。在这种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可以看作是为实现自由贸易而实行的暂时性措施。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和国家发展的各个阶段，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交替出现和主导。【1】15～18世纪是资本主义的童年时期，它还未在任何国家成为主导的生产方式，这一时期重商主义盛行，强制性的贸易保护政策促进民族国家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断壮大。19世纪4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后，具备了称雄独霸世界市场的实力，对外贸易的基调变为了自由贸易。恩格斯曾形象地描述过19世纪英国和其竞争者是如何交替使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手段的：“那些在四十年前认为唯有自由贸易才是救星的人的儿子们，现在却如此狂热地呼吁实行用‘诚实的贸易’和惩罚性税率等要求拙劣地掩盖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当英国工业家开始认为自由贸易会使他们破产，并要求政府保护他们对付外国人竞争的时候，这些竞争者抛弃今后毫无用处的保护关税制度并且用英国自己的武器——自由贸易去摧毁日益软弱的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关头也就来到了。”【2】
一战至二战期间，资本主义世界不断陷入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当中，各国纷纷高筑关税壁垒，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成为主导形态。二战后，为了尽快实现经济恢复和工业重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但同一时期，亚非拉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民族工业，建立独立工业体系，采取了进口替代的保护主义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利用国际资本，发挥比较优势，纷纷加入资本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自由贸易也相应地成为主流的政策和理念。
另一方面，几乎没有国家是完全只实行一种政策，而是两种政策相互并存和巧妙结合的，因为任何国家的大工业资本，不仅追求垄断国内市场，而且也尽可能追求垄断世界市场。例如，在早期的工业化进程中，“英国在国内市场上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又用在国外对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费者实行自由贸易作了补充。”【3】当前，特朗普执政的美国尽管一方面对中国挥舞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另一方面又与加拿大、墨西哥共建自由贸易区，与欧盟和日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三、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战是世界经济危机和大国霸权收缩阶段的正常现象和必然结果
15世纪以来世界贸易开启的历史，同时也是在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不断更迭的历史。意大利学者乔瓦尼·阿锐基将迄今为止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霸权周期，分别是15至17世纪初的热那亚周期、17～18世纪的荷兰周期、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国周期和19世纪末至今的美国周期。每个霸权周期都由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的霸权上升和霸权下降两个阶段组成。【4】许多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已经表明，经济危机和萧条阶段以及霸权衰落阶段，通常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和贸易争端快速增多时期。
首先，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国际和国内的需求萎缩使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更为激烈。一方面，各国本能地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国内市场，减少外部竞争，以扶植新兴产业，重振本国制造业，复苏经济；另一方面更拼命对外争抢市场，通过输出本国过剩资本和商品来减缓国内危机，由此更容易引起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例如，美国在19世纪40、50年代的最高总关税为30％，内战之前的1860年甚至降到了15％左右，但是在内战经济大萧条的这段时间里，进口关税就骤升到约40％～50％。【5】在1873年危机之后至1893年，世界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和萧条，这导致了19世纪最后25年保护关税在主要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盛行。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是另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和贸易战激烈的历史时期。正是在1930年纽约股市崩溃后，美国出台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总体税率从之前的约15％提升到近20％，最高关税比率接近60％，成为历史上最高关税。这一举措引起了世界其他国家报复性提税，各国货币竞相贬值，进口管制加强，由此也加重了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而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世界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不断增强。根据WTO数据统计，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全球反倾销年平均发起案件数约202起，2013～2015年为年平均241起，2016～2017年已增长为年平均约266起。2015年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贸易保护措施数量比上一年度增长了50％。【6】根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遇来自17个国家（地区）发起的65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同比上升66.7％，涉案金额85.4亿美元，同比上升156％。其中，反倾销案件46起，反补贴案件13起，保障措施案件6起。而在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国家中，立案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印度。【7】也就是说，美国绝不是唯一对中国发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中国与许多国家都存在程度不一的贸易争端。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不是只针对中国，美国与它的盟友欧盟、加拿大、日本之间也都存在贸易争端。根据全球贸易预警（obaTradeAert）的统计数据，2018年1～7月，美国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达到了全球比重的33％。【8】
其次，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自由贸易的关系一样，在霸权兴盛的时期，由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处于绝对优势，霸权国家通常乐于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但正如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所说的，这是在霸权垄断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贸易。一旦霸权进入衰落期，霸权国家为了挽救这种颓势，便竭力运用保护主义作为维持既得优势和势力范围、打击新兴对手的武器。这也相应地引起了主要竞争对手的同等措施，藉此形成连锁反应，贸易争端随之扩散到其他贸易伙伴国中，贸易战更容易爆发。
英国于1651年通过了《航海法案》，并在1660年修订为《航海条例》，规定：欧洲、美洲和非洲的一切商品要运抵英国，必须要通过由英国船员管理的船只；欧洲国家生产的商品要运入英国必须通过该商品生产国的船只或英国的船只。这个条例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英国的海上贸易利益，同时沉重打击了荷兰的海上专营贸易，对荷兰的海上贸易霸权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荷兰和英国在17世纪六七十年代爆发了三场战争，英国取得了胜利，加速了荷兰霸权的衰败。
20世纪初，德国、美国等新兴工业国在世界市场上对英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国的主导地位构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甚至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通过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如1915年不顾美德等国反对颁布的旨在保护其汽车工业的《马克凯恩》法案，1921年针对进口的精密仪器、化学品、金属制品课征收50％关税的《保护工业部门法案》，1923年具有建立无差别贸易壁垒意味的《进口关税法案》，自此，英国走上了贸易保护的不归路。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不断遭遇到来自欧共体、日本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等多方的威胁，后者在经济和科技的各个领域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与战后全盛时期相比，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和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也大为缩减。因此，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1973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就开始进入了其霸权的收缩阶段。正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主要贸易国家之间多次爆发了激烈的贸易争端。1950年美国的平均关税率只有13％，但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在征税基础上对所有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附加税，正式拉开了贸易战的序幕。
当前正是世界经济萧条期和美国霸权衰落期两个周期的叠加时期，中美贸易争端的爆发无疑出自多种因素的综合，包括浅层的重振经济的要求和深层的维持霸权的原因，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频频挑起贸易战，尤其是针对主要竞争对手（如中国）的种种举措也完全不出意料。贸易战是当前世界局势的必然结果，美国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关头，贸易保护主义是其本能的、必然的选择，绝不是某一任政府或总统个人的特殊偏好。因而，不能把当前美国的贸易保护行径或中美贸易争端仅仅归于特朗普政府的“好战”。面对美国国家实力要么扩张而衰落、要么收缩而重振的两难选择，特朗普政府未必比小布什政府甚至奥巴马政府更为“好战”，更加“保护主义”。根据统计数据，在特朗普执政第一年即2017年，美国发起的贸易保护措施共141起，反而低于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内147起／年的平均水平。【9】2017年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逐渐集中针对中国这个贸易最大顺差国，即便如此，2017年对华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并没有比2016年增加，这两年的措施数量均为83起，略少于奥巴马8年任期的平均数量（84起／年）。【10】
四、贸易战通常是一个长期过程，很难实现速战速决
世界贸易史的发展伴随着大大小小的贸易战，历数其中有名的、规模较大的尤其是处于重要历史时刻的贸易战：17世纪的英荷贸易战、英法贸易战，20世纪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贸易战，70年代之后的日美贸易战、美苏贸易战、美欧贸易战，21世纪初的钢铁贸易战……便会发现，这些贸易战有如下特点：都发生在主要国家之间，因而涉及的产业领域广，具有世界性影响，同时持续时间长，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由美国主动挑起的大的贸易战，都会延续几年甚至数十年。
英国为与荷兰争夺海上贸易霸权，颁布了相当于禁止性关税的《航海条例》，从而引起和荷兰之间的名副其实的“贸易战”。英国颁布航海条例的第二年，便爆发了英国与荷兰之间的第一次战争，随后，在1665～1667年、1672～1674年又爆发了两次英荷战争。直到1674年英荷两国签署《威斯敏斯特条约》，英荷之间的海上贸易战才正式结束，前后持续时间长达22年。
法国在1667年颁布税则，对几乎所有进口货物进行征税，主要是要排斥从英国和荷兰进口的工业品，由此也招致英荷两国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对法国商品提高关税。法国对此的回报是于1672年入侵荷兰，1679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而法国与英国则围绕禁止性关税展开了漫长的争吵，双方不断采取限制和报复措施，18世纪初，英国便彻底否决了与法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直到1783年凡尔赛合约之后才停止了两国的贸易争端。
著名的20世纪日美贸易战同样持续很长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1991年，美国针对日本共启动了15次301调查，时间长达10多年。
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预谋地开启了和苏联之间的“石油战”。最初美国要求西方各国抵制苏联石油出口，实施大口径输油管道禁运，而围绕输油管道禁运美苏就纠缠和防攻了近10年。而后通过逼迫欧佩克产油国提高产量，操纵国际油价下跌，使苏联石油出口严重受阻，并迫使西欧盟国停止对苏资本输出和机械设备供应及技术支持，掐断苏联石油命脉，在80年代最终赢得石油战争的胜利，这一过程持续了近20年。从60年代末开始，美国陆续对欧洲的香蕉、布料、地毯、玻璃、钢铁等提高关税，欧洲则对美国的大豆、鸡肉、飞机、电器及在欧的美资企业加税，贸易战后来蔓延到金融领域，最终发展为黄金储备战，持续了30多年，直至2000年通过谈判才得以终结。
五、结语：以史为镜
世界贸易史若干事实表明，自由贸易并非迄今为止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常态。当涉及作为自由贸易机制建构背景的经济全球化时，同样不难理解全球化（以贸易自由化为标志之一）的退潮为什么总是反复发生。全球化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主体是民族国家，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保护和发展本国经济，这蕴涵了贸易保护主义存在于全球化过程中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全球化实质上“是国家政府对本国经济活动的发展和保护与市场经济力量的世界性释放的矛盾运动过程”。【11】
因此，基于真实的世界贸易史，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启示：
首先，如果仅仅看到全球化与自由市场相联系的一面，认为多边或全球自由贸易将普惠世界各国，看不到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与全球自由市场冲突和对立的另一面，那么必然陷入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从而无法理解贸易战产生的客观性和内在必然性。
其次，既然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都是调节国家间经济实力对比以及国际生产关系的手段，并不存在孰优孰劣、根本对立的问题。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对这二者采取现实主义和灵活的为我所用的态度。
再次，由于民族国家主要基于本国利益参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全球化进程便充斥着国家尤其是大国间的斗争和博弈——这种斗争和博弈归根结底是在最大程度地争夺全球化的主导权（包括规则的制定权），这决定了每一次的斗争和博弈（包括国家间的贸易争端）既有当下性意味又折射出长远性。这要求我们：冷静应对，做长期准备，对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未来既不一味悲观也不盲目乐观。
注释：
【1】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历程，学界的一种普遍观点是将之划分为四个典型阶段：15～18世纪早期的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期的近代“保护幼稚产业”论、19世纪末至二战的超贸易保护政策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28～42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4页。
【4】参见〔意〕杰奥瓦尼·阿锐基著，姚乃强等译：《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SeePierreemieu，“PatriotismasSteainfromEachOther”，Fiure1，Reuation40：4（Winter2017－2018），p.68.
【6】根据WTO官方网站数据计算，http：／／i－tip.wto.or／oods／Forms／raphView.aspx？period＝y＆scae＝。
【7】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官网：http：／／www.ccpit.or／Contents／Channe＿4130／2016／0720／673193／content＿673193.htm。
【8】商务数据中心：《世界经济贸易形势》，第5页。http：／／imaes.ofcom.ov.cn／zhs／201811／20181112173153527.pdf。
【9】张宇燕、冯维江：《如何理解中美贸易摩擦》，《光明日报》2018年4月24日。
【10】苏庆义：《特立独行的特朗普贸易政策》，澎湃新闻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forward＿2020179。
【11】叶险明：《关于“逆全球化”的方法论批判》，《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陈硕颖、黄爱妹：如何看待当前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
2016年初以来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牵动了各方神经，民间投资下滑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舆论对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有什么反应？主要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当前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只有找准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舆论反应
自2016年开始，民间投资快速下滑引起了各方关注。2016年1月至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1638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3.9％，比1至4月回落了1.3个百分点。而从单月来看，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4月的4.3％大幅放缓至0.9％。2016年7月15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进一步下滑到了2.8％，全部投资增长为9％。在民间投资增速放缓的同时，比重也在降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1.5％，比去年同期降低3.6个百分点。
一时间，公共投资挤占私营投资，国有企业挤压私营企业的呼声此起彼伏。在探求此轮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案时，大部分观点还是从所有权制度层面寻找原因，因此，有人提出，在金融行业、能源行业、电信行业等行业，中国政府对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持有的股权比例都过高，达到了80—90％，对于国有资本占比过高的大企业，应该降低持股比例，释放部分股权，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才能让非国有经济得到喘息和发展的空间。
连外媒都坐不住了。《经济学人》撰文《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但能维持多久？》，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由政府投资主导，政府投资的效率低于私人投资，因此这种经济增长的效率低下，不可持续。应该向私人资本放开金融、能源、电信和交通等领域。《华尔街日报》撰文《中国经济进一步滑向错误的方向》，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偏离家庭、服务业和私人部门，而这三者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路透社撰文《政府支出在第二季度稳住了中国经济，但是风险增加了》，认为以政府支出为主导的经济增长阻碍了低效国有部门的改革。《金融时报》撰文《中国：不均衡的行为》，认为中国第二季度又倒退到国家主导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当然，也有个别不同的声音。例如，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指出所有权制度因素一直存在，应该说随着改革的推进，这些制度制约是在逐步下降的，制度层面的制约因素不足以解释最近民间投资的下滑。今天的实体经济、民间经济面临的问题是过去10年金融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扩张，导致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压。此外，有的学者也指出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开发，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二、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原因辨析
1.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是国有投资挤占造成的吗？对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民间投资增速的曲线可以发现，2015年，两条曲线基本趋于一致，也就是说，过去也有玻璃门、弹簧门等原因存在，但民间投资增速并不差。但到2015年底之后，两条曲线急剧分化，民间投资增速迅速下滑。
也就是说，在2015年年底民间投资增幅下降之前，并未出现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幅扩大的现象。相反，如上图所示，截止2015年底，国有投资的增幅与民间投资的增幅一样，呈缓慢下降的态势。因此，当前民间投资增幅的下滑不是由国有投资挤占造成的。国有投资增幅扩大是在民间投资增幅下滑后，政府为了让经济保持最低限度的增长，而大幅增加国有投资以弥补民间投资增幅下滑带来的投资缺口。因此，国有投资增幅扩大是民间投资增幅下滑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将民间投资增幅下滑归咎于国有投资是倒果为因。
2.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伴随着信贷扩张与房地产热。2015年银行资产有两项投资急剧膨胀：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这两项分别新增了7.6万亿和6.5万亿，合计约14.1万亿。如果加上新增贷款11.7万亿，三项合起来约为25.8万亿。这些信贷资金反映到资产类市场，2015年底全国各类资产规模达到了93万亿元，过去3年复合增长率达51％。在信贷扩张的支撑下，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双双发力。与此相应，大宗商品价格在2016年头几个月也大幅反弹。
不过，房地产市场的区域热度并不均衡。一线城市和南京、苏州、厦门、合肥等二线核心城市房价快速上涨，三四线城市的房产市场仍然低迷。这种不均衡性体现在民间投资的区域差异上：2016年5月东部地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0％，中部地区同比增长5.7％，西部地区同比增长2.0％，东北地区同比下降29.3％。在东部民间投资增速略有上升的同时，其他三个区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则明显下滑，拖累民间投资增速整体下滑。
3.房地产热制约民间实体经济投资。首先需要强调一点，房地产同时具有商品和投机品的二重属性意味着房地产投资既可以是一种实体经济投资——生产出价廉物美的房子供人们居住，也可以是一种金融投机——以既有房产或地产为抵押，利用金融杠杆囤积土地或房源，推高房地产价格，然后在高位抛售套利。因此，在一线与二线核心城市，房地产更多地表现为投机属性的地方，房地产投资就不能视为实体经济投资，而应视为金融投机。
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高房价让广大工薪阶层背负了长期的沉重的房贷，导致他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把用于购买汽车、高科技产品、子女教育等等方面的钱都拿来还房贷，这相当于间接地“消灭了”实体经济企业的客户。从融资资源的角度看，消费方面的房贷和生产方面的房地产拿地和建设用贷从两个方面挤占了实体经济的融资资源。从实体经济企业的运营成本的角度看，高房价不仅会直接提高企业的厂房、办公用地的使用成本，还会间接提高企业的人力成本。因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中开支最大的就是居住成本，这在一线城市尤为显著。除了居住成本外，饮食开支、教育开支、医疗开支等劳动力再生产成本都会因房价提高而上升，进一步增加企业的人力成本。
4.产业链难以整体搬迁将企业限制在东部沿海地区。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信息革命为标志世界经济进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也即长波周期）的上升阶段。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宣布此轮长波周期上升阶段的结束，转入下降阶段。中国投资的高速增长，尤其是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世界经济的繁荣。随着世界经济景气周期下降阶段的来临，传统的投资项目利润微薄，甚至没有利润，私营企业被迫转型升级。如果没有低廉的经营用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支撑，企业没有动力投资转型升级。企业当然乐意离开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地方政府也乐意发展制造业，稳定地提供就业。但是在分工高度细化和产业链高度融合的今天，单个企业不可能离开良好的配套产业独立存活。只要企业寻找配套的成本高于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带来的节约，企业就不得不“坚守”在高成本地区，而高成本又制约了企业的投资。
三、如何应对当前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
既然国有投资增幅扩大是民间投资增幅下滑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那么在所有制结构上做文章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问题。虽然允许私营资本进入金融、能源、电信等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确实可能会在短期内增加民间投资。因为这些行业带有自然垄断特性，会享有竞争性行业不具备的垄断利润，所以私营资本进入这些行业之后获得的利润率通常会高于其在竞争性行业中获得的利润率，投资意愿自然增加。但是自然垄断行业的利润很大程度不是通过生产经营获得的，而是通过垄断信贷权力（如金融业）或攫取存量财富（如石油和采矿业）获得的。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如果私营资本无须通过企业家精神，就能坐收这种带垄断性质的利润，那么这种不受“公权力”约束的私营资本所引发的投机热潮将会像黑洞一样吞噬着经济资源，严重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从而从根本上恶化民间投资环境。美国的金融投机与俄罗斯的石油寡头导致美俄两国产业空心化，都属于资本家的掠夺精神战胜了企业家的创造精神，美俄两国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因此，当前应该多从其他方面寻求解决之道。
1.良好的基础设施是提振民间投资的前提，中国仍有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当前整个世界经济都处于长波周期的下降阶段，在下一波技术突破到来之前，经济中缺少现成的高收益投资项目。这个时候正是夯实基础，为新一轮技术突破和分工深化提供前提的时机。中国的投资过剩和产能过剩属于短期需求侧的过剩，而不是长期供给侧的过剩，因为在基础设施、通信、标准化、物流等一系列领域中国都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人均铁路里程仅相当于美国的7％，公路人均里程也仅相当于美国的16％，中国的人均固定投资水平仅为美国的一半。这些领域都需要增加投资来赶超美国。这些投资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因为基础设施的投资额巨大、投资回报率低、投资回收周期长，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不大。但是，从目前的经济实践来看，政府也一直在探索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基建投资的方式方法。例如《中长期铁路规划》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一节中提出要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铁路建设，创新铁路债券的发行品种和方式。再如财政部和发改委所推广的PPP模式。这些模式将撬动巨量社会资本，为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
2.严厉遏制房地产和金融投机。仅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远远不够，必须同时对整个经济结构进行干预，才能保证不仅财政支出的第一次被用于对社会有益的方面，还能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被反复投资于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因为政策投入有一个“乘数效应”，这笔钱投下去进入整个经济系统后，会被再分配、再消费、再投资，政府无法控制这些钱的最终去向。如果经济结构没有理顺，土地投资或投机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针对房地产的信贷政策没有收紧，那么财政支出的钱最终都将流向房地产。房地产热已经严重地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日韩在房地产最兴盛的时代，房地产投资占DP的比重都没有超过10％，而截至2015年第四季度，中国房地产投资占DP的比重为14％，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资源错误配置。为了遏制房地产和金融投机，政府必须提高房地产的持有成本，限制投机者使用金融杠杆。对于没有经过生产过程的经济活动——也即不会创造新的商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投资者都必须全部用自有资金从事此类活动，不得利用金融杠杆放大自己的收益，包括投资性和投机性购房、股票市场交易、国债市场交易以及其他所有金融衍生品交易等等。
3.为产业链的整体搬迁提供政策支持。过去招商引资只要为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税收优惠即可，现在要吸引企业在中西部投资，除了传统的政策支持外，还要提供产业链上的相关配套。这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充分、更全面地了解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以及多个部门的协作配合，以便形成有效的产业政策。对于一些地方政府而言，做好产业规划，协调好产业政策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地方干部必然需要足够的激励机制才有动力做好此事。对此，国家可以考虑适时调整地方干部的考核标准，不仅仅考核其在任期内的地方经济情况，还要综合考量离任后其所有执政过的地方的后续发展情况。不仅仅考核DP的绝对增长，还要综合考量DP增长的质量与可持续性，也即是否有实体经济支撑，以及是否有相应的产业和就业。
陈先达：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姓马”容易“信马”不易。“姓马”是专业，“信马”是信仰。专业可以变为单纯谋生的手段，而信仰则是高于谋生的精神追求。我们应该做一个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说还是信仰
有人问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说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科学学说，但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来说，对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成为一种信仰。这里所说的信仰，就是行为原则、理想追求、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说，它是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学说。事实、规律、实践，是任何一门科学的本质要素。不以事实为依据、不研究规律、不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所谓“学说”，不能称为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依据的就是事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据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结，尤其是十九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科学成果；至于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地方，正在于它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经过实践检验和仍然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当然，它不可能详尽无遗地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思想。我们还在不断地根据新的时代，新的事实进行研究。基本原理可以丰富、运用和发展，但不能推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其事实依据就是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的实践，成果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新的概括和新总结，而标准仍然是实践。事实依据、规律概括、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学说始终如一的要素。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科学，绝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规律可以没有人的参与而自动起作用。相反它必须有这种学说的信仰者为之奋斗，为之实践，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正如普列汉诺夫说的，月食是客观规律，没有人为阻止月食或促进月食而组织月食党，但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组织革命党。由学说进到行动，由理论进到实践，必然进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的信仰维度。一个不为马克思主义理想而奋斗，不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只是徒有其名的“共产党”；一个不为马克思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最多可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而不是信仰者；可成为学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和作为信仰有区别吗？当然有。科学是共有的、普遍的，而信仰是个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的信仰，其中就包括每个共产党员个人的共同信仰。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规律，对所有的人都适用。资产者们可以不喜欢劳动价值论，不喜欢剩余价值学说，不喜欢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不喜欢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说，总之，他们可以不喜欢马克思主义学说，反对或禁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规律照样存在。中世纪不会因为神学家们的反对，地球就不再围绕太阳旋转。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基本规律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个人好恶取舍无碍于它的存在。“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用在此处，十分贴切。
信仰则不同。马克思主义只有对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者，对一切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它才是信仰。对于一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或学者，它就不具有信仰的性质，而是反对的对象，被视为歪理邪说。任何信仰都是信仰者的信仰，而不能成为不信仰者的信仰。作为一种信仰，可以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也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即使在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信仰的坚定性程度也不会完全一样。
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科学和信仰是统一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是否坚定，取决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态度。越是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个人信仰越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信仰坚定性的理论基础；而信仰坚定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性的内化，化为内心的坚定的信念和情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科学理论动摇，信仰就会随之倒塌。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要求追随者们要把社会主义作为科学来研究的原因。
科学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区别
在历史和现实中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学者并不少见。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耶和华等于辩证唯物主义，救世主是马克思，无产阶级是选民，共产党是教会，耶稣降临是革命，地狱是对资本主义的处罚，千年王国是共产主义。这种比附当然是曲解，不值一驳。在当代，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现象并不罕见。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就明确说，“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因为，“第一，它提供了一整套最终目标，这些目标体现着生活的意义，而且是判断事物和行动的绝对标准；第二，它提供了达到这种目标的指南，这一指南包含着一个拯救计划，指出人类或人类中被选择出来的一部分应该摆脱的罪恶”。指摘马克思主义把资产阶级定为罪人，无产阶级视为上帝选民，资本主义视为罪恶，共产主义视为千年王国，是一种常见的歪曲和曲解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伎俩。马克思主义宗教化，是把为改变此岸世界而斗争的学说，变为憧憬彼岸世界的梦想。理想化为幻想，革命学说变为劝世箴言。
宗教信仰是个人的私事，我们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和宗教信仰有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信仰，是建立在规律基础上的信仰；宗教信仰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的信仰，我“信”因而我信仰。宗教信仰不追问“为什么可信”，而是“信”；科学学说不是问“信什么”，而是要问“为什么可信”。不能回答“为什么信”，“可信”的科学根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就没有科学；而穷根究底地追问为什么信，为什么可信，信仰的科学根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就没有宗教信仰。
马克思主义是救世的，是改造社会的，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说；而宗教是救心的，宗教信仰是自救自赎的。宗教不企图改变世界，改变社会，而是各人回归自己的内心世界，改变自我。马克思主义解决的是社会不公问题，而宗教解决的是个人灵魂失衡问题。宗教抚慰对宗教信仰者有效，而对非信仰者无效。马克思主义以解放人类为目标，解决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不管你对马克思主义信与不信，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消灭阶级，获得解放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整个社会。
马克思主义是治河换水，治水救鱼，只有水好，鱼才能成活；宗教是救鱼的，水有没有污染是否适合养鱼，这不是宗教的任务。宗教劝导各归本心，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善心、爱心。宗教有各种清规戒律，规范信徒的行为。从这角度，宗教具有伦理性质，修心养性，行善积德，劝人为善。宗教有它特有的社会功能，我们重视宗教对人心教化的良性作用。但社会不可能通过逐个改造人心而得到根本改造。只有变革社会，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人才真正有安身立命之处。
对于虔诚的教徒来说，自己信仰的宗教是不能批评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批判世界，而且提倡自我批评。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有自我批评勇气，有改正错误勇气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具有战斗性，还能够审查自身理论阐述的真理性和说服力。一个只能接受点赞而不接受批评的共产党，不是成熟的共产党；一个只讲蛮话，讲硬话，不准对自己观点质疑的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性表现为勇于坚持真理，敢于实事求是。乌云难以蔽日，真理不怕反驳。
十月革命送来的是真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成果的丧失，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引起一些论者的怀疑：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究竟为中国送来的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经，还是俄国人自己炮制的“二手货”？如果认同后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就发生了根本动摇，九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被一笔勾销。
中国早期进步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很多，开始并不是俄国，而是在日本、在法国，但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具影响，作用最大来说，当然是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判断的重大意义在于说明，对于正在寻找出路的中国革命者来说，不可能从日本找到出路，也不可能从西方找到出路，更不可能从十月革命之前关于马克思的片言只语的介绍中认识马克思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新榜样，这就是应该从无产阶级革命中寻找出路，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指导，从社会主义中寻找出路。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下，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上发表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后又在《新青年》上发表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观》《马克思学说》《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传略》等文章比较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些文章都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撰写和发表的。这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者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而不再把眼睛盯住日本和西方，盯住资本主义世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对中国早期革命知识分子为改变中国命运，找到“真经”、找到“出路”的一种最形象的说法。
其实，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只是读俄国人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哲学的贫困》等等，也不能说是俄国人的著作。列宁著作也不能说是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就推崇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等。我们不能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把列宁主义摒弃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列宁主义是列宁根据俄国实际情况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应包括在马克思主义之内。
我们国家也翻译过苏联时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不能说都是伪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苏联解体作为判断依据，把列宁著作，也包括我们曾经翻译过苏联学者的著作全都归为二手货，这不能认为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苏联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某些论点可能会存在某些错误，有些教条化的倾向，这不能成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假马克思主义的依据。
十月革命为人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影响，但中国革命并不是十月革命的翻版。中国不是走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道路，而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剥夺资产阶级，不是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敌人而是作为朋友，采取的是赎买政策。中国革命的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是俄国道路的翻版，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这个道路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关键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经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对待从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从俄文翻译过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或个别论断。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难道会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而会变成非马克思主义，变成“二手货”吗？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个时期，我们的某些实际政策和体制会受到苏联的影响，因为当时没有别的社会主义建设样板，但我们并不是对苏联亦步亦趋。中国从“以俄为师”转向“走自己的路”，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二手货”论的观点，无法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无法解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就。
摒弃共产主义理想，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谈论马克思主义完全避开共产主义理想，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多年来，“共产主义”这个词似乎已经被遗忘了。最近，XJP总书记多次讲到共产主义理想问题。他说，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确是钙，是脚跟能否立稳，腰杆能否挺直的关键。
我们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们也看到一些与改革初衷不符的现象，如两极分化，贫富对立，官员腐败、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念的混乱，生态环境的恶化；看到了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也看到了它的某些消极面，它对社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带来的侵蚀。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社会医生。在旧社会，我们通过社会革命的方法治病；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是通过深化改革“治病”。改革是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XJP总书记说，这种改革是有方向的、有立场的、有原则的。原则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场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使人民幸福满意；方向就是通过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并逐步走向共产主义。
在现实生活中，对共产主义理想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少数不当利益获得者，暴富者，一听“共产主义”就感到浑身发毛。似乎此时谈论共产主义目标和理想，就是否定改革，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种是对贫富两极化不满，对自己处境不满的人，什么共产主义，纯粹是乌托邦。我看不到，我儿子看不到，我孙子也看不到。两种不同的议论，仿佛处在同一链条中的两端。处在链条一端的既得利益者害怕共产主义；处在链条另一端的人，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共产主义。
这里涉及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理解问题。共产主义应该包括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中，作为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它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需要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这是需要多少代人努力才能建设成的。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但并不能因其遥远而根本不能提。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时，明确说：“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在人类历史上，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走出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杠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共产党宣言》对此有过公正的评价。当一种所有制关系仍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时，它就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我们并不反对私有财产制度，但要坚决反对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全盘私有化思潮。
作为成分的共产主义因素，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现实中。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不是在某个早晨一觉醒来就会出现的，它有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的运动过程，是一个共产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共产主义并非“烟涛微茫信难求”的太虚境界。马克思明确说过，“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的现实的运动。”在我看来，我们党中央确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强调共同富裕，强调全部脱贫，强调在教育、医疗、住房等等方面，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发挥政府的作用、公共财政的作用。凡是泽及全体人民的公共福利，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朝共同富裕方向前进，就是在社会主义中不断增加共产主义因素。因为它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纯市场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最低程度的按需分配。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共产主义因素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并非冰炭，而是相得益彰。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经济运行方式是市场经济，但我们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市场社会，即不是把社会全部交给市场支配，让看不见的手作为上帝主宰一切的社会；我们社会的主导观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不是以货币作为衡量一切关系的拜金主义观念。
有人会说，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一些福利国家，这方面比我们做得更好。如果说共产主义因素的话，它们才应该叫共产主义呢！这里有个最简单但又最不容易被一些人明白的道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社会福利多少，能否持续维持，取决于劳动者能创造多少财富。税收从本质上说是剩余劳动的积累。归根到底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非富人的恩赐。“羊毛出在猪身上”的说法是蒙人的。说到底，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福利，最终目的仍然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是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舱石。因此某些福利国家仍然是改善了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更不会走向共产主义。
我们国家仍然是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福利还不多，还不普及，但从本质和发展总的方向来说，是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的。正是通过这种因素的不断增加和积累，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建设会逐步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变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并逐步走向共产主义。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是由“小康社会”走向“大同社会”。这个过程的长短取决于国际国内的多种因素，但我们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现实与理想相比，是不完美的，与不完美的现实相比，理想是超越的。我们国家的社会福利虽然现在还少，但它不是贫富分化，只有一部分人富起来的现实状况的固化和补救，而是朝共产主义社会一步步前进的台阶。
从理想目标角度来看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共产党人奋斗的最高纲领。如果不以共产主义为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要撰写《共产党宣言》？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隐讳地向全世界公开说明的观点、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宣言》开宗明义写得清清楚楚。没有共产主义目标，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不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中国共产党何必称为共产党？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朝共产主义前进，那我们是朝什么目标前进呢？没有目标的航行是永远不能抵岸的航行。这不能称为航行，而只能称为漂流。一个随波漂流的共产党，能称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吗？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和目标的党，因此我们要求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应该立足现实，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同时，不能忘记这个远大理想和目标。
要不要对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会有争论。其实任何社会制度都会有关于自己制度的理想，都会宣传这种理想。资本主义社会诞生前，反对封建制度的启蒙主义者们抱有对新制度的期待，他们是一些有卓越才能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是憧憬新制度的理想主义者；在资本主义诞生并巩固后，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者和理论家们，他们制造各种理论和学说，宣传私有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基础，个人主义是人类最高价值，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超越的制度。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宣传和教育。这种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学说，不仅影响和培育一代又一代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甚至影响到无产者。只要读读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读读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就懂这个道理。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宣传自己的理想呢，就不能用自己的理想教育我们的青少年呢？我们的先烈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推翻了旧政权，但不可消灭几千年私有制度永恒的观念。私有观念比旧的制度要活的长久。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与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在本质上是相一致的，它是延续了几千年的私有制度的当代形态，具有深厚的私有观念的传统。现代世界的人类，是在延续了几千年私有制度下生长起来的，因而私有观念已经被西方有些学者视为人性，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与人性相适应的制度。只要读读弗兰西斯·福山把共产主义视为与人性相对立的制度就可以知道。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符合人性的，而“共产主义对自由构成的威胁是如此直接和明确，其学说如今这样不得人心，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它已经被完全赶出发达世界”。
我们很清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教育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现实的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刚刚摆脱贫困的我们国家具有某些先发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看不到当代中国是近百年来从未有之巨变，总是振振有词为资本主义优越性辩护的原因。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不是讲空话、讲大话。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进行中国传统基本的伦理和道德教育的同时，适当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并不是要他们立即从事共产主义建设，而是把它作为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的一部分，让我们的青少年明白人类社会将来在朝什么方向前进，什么样的制度是人类最美好的制度，什么样的理想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虽然我们现在距离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路，但如果我们的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一点不懂社会发展史，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不可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和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
不能把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现行政策对立起来。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会有民营企业家，会存在贫富差别，会有一部分人成为亿万富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存在资本和劳动的分离，一部分人是企业主，而另一部分人是依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我们并不反对合理合法地拥有财富。富人增多，中产阶层壮大，有利于社会总体财富增加。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有利于增进全民福祉。马克思说过，“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但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现行政策放在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总体框架内来理解。
我们反对强调共产主义目标和理想，采取“左”的政策，重新回归平均主义。这方面我们有过教训。但我们也必须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属于共产主义这个总过程的一个阶段。它是过程，而不是终点；现存的种种社会矛盾也是前进过程中的现象，应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逐步化解，而不是加深和固化。如果把共产主义目标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外，完全不许讲共产主义理想和目标，这种不知最终向何处去的“改革”，会模糊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终走向的认识，容易被一些人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做出种种错误解释。这正是新自由主义最最期待的。
共产主义事业是伟大的充满艰难险阻的事业，也是长远目标。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能因为自己的生命短暂看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而发生动摇。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的眼界受制于个体生命的长度，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厚度和深度，我们往往是短见的、近视的，遇到挫折和风波就会动摇。这就是为什么革命胜利、革命高潮时，“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多，而在革命低潮，在革命失败，在社会主义遇到严重挫败时，原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倒戈、忏悔。他们都是以自己的生命长度作为衡量理论、信仰价值的尺度。
姓马光荣，信马很难
姓马是光荣的，历史上没一种学说有马克思主义如此大的吸引力，凝聚力；也从来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如此深深地改变世界，使资本主义世界对它如此害怕；也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这样让维护资本主义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家为驳倒它而绞尽脑汁，劳心费力。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一次一次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消灭、被驳倒，可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说。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失败，是一种僵化体制的失败。它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并不是因为当政者创造性地，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而是走了一条由教条主义到修正主义，到最终解散共产党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走了一条由深陷泥潭到彻底没顶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之间，存在着一个由理想转变为现实的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就是共产党人的实践和实际路线和政策。马克思主义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一大批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的忠诚信仰者和实践者。宣布取消共产党领导，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注定没有任何可能通过总结教训来挽救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失败，回天乏术。
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很难，做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更难。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存在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杀头、坐牢、流血的问题。但社会主义建设绝不是坐在咖啡馆喝咖啡，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对共产党人来说，革命有革命时的生与死的考验，和平建设时期有顺境与逆境的考验，改革有改革时利益关系调整中的金钱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时期的考验更大，因为它是原有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一次大的调整。在现实生活中，经不起市场经济考验、经不起改革开放考验，经不起地位变化考验，经不起金钱考验的“老虎和苍蝇”并不少。
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对理论工作者也是一个考验。改革开放是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也是对每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考验。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能辨别理论上的大是大非。做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不仅要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养，吸取人类积累的广博的知识，而且要有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和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激情和热情。曲论阿世，信口乱言，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人，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中的这两句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座右铭。
陈志刚：从制度上构筑多层次的“同心圆”
核心提示：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需要筑牢党的同心圆。必须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多措并举加强制度建设，做到党内党外、举国上下、各级政府、社会各界、网上网下同心同德。筑牢党的同心圆，其前提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关键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核心在于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基础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XJP总书记指出，“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当前，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之重前所未有，风险挑战之巨前所未有。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是国际竞争的根本，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长效机制。必须以巨大的战略定力和创新毅力，从制度上构筑多层次的同心圆，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坚持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确保各方面齐心协力
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只能是当代中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自己狭隘的私人利益，所以在当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而没有别的政治力量能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凝聚社会各阶层纷繁复杂的利益。近代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结束了被外族欺凌的历史，中国人民翻身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实现了从落后时代、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的转变。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
XJP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坚持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是确保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是构筑社会各界齐心协力的同心圆的坚实基础。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切实贯彻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切实保证了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独特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具有独特的优势，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弊端，也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还避免了囿于狭隘的党派、阶级、区域和集团利益进行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体现了协商民主的优势，能够促进社会各界的大团结大联合。实践证明，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取得了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成就，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必须完善党领导机关、企业、学校、社区、群团组织等各个单位组织的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决策机制、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坚持总揽而不包揽，协调各方而不替代，切实贯彻落实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职责，把党的领导落实在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健全各级党委（党组）工作制度，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确保党的重大决策部署能够在各个部门得到贯彻。完善党领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各项事业的具体制度。积极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努力从机构职能上解决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确保党和国家机构优化协同高效。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全国的思想政治行动上下同心同向同行
构筑同心圆，必须确保全党全国上下同心。坚决维护XJP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统一。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在无产阶级政党组建初期，马克思就强调权威和纪律的重要性，严厉批判巴枯宁等人从自由主义出发，鼓吹“支部自治、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反权威主义、无政府状态”这些“动听的词句”。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沉痛教训时也强调：“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而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列宁也指出，“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一项重大的、严肃的和非常重要的任务”，以确保“党的政治行动必须一致”。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对于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凝聚强大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邓小平同志也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坚决维护XJP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保证。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严密的组织纪律，是我们党的独特优势，也是我们党始终拥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坚持“四个服从”，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最重要的就在于坚持全党服从中央。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党中央必须有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9191.4万党员，有着468.1万党组织的大党，要管好治好，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就没有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国上下就会各自为政、一盘散沙，就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凝聚力、领导力。只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凝聚党心军心民心，才能确保全党全国上下同心同向同行，战胜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中共中央政治局要率先垂范，坚决贯彻中央政治局委员向总书记述职制度。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确保中央对重大决策定于一尊的权威和令行禁止、畅通无阻。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
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革命时期，民主人士黄炎培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中，总结中国历史“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现象，提出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大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明确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不忘本来，才有未来。只有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才能永不变质、永不褪色，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结成牢固的同心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必须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长效机制，使党员干部恪守党的性质宗旨不变质，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坚定奋斗目标不自满，弘扬革命精神不懈怠，从而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不断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首先，要建立学习贯彻维护党章的巩固制度。“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党员干部必须在深入学习党章的过程中，经常与党章对标对表，强化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提升宗旨意识、纪律意识，严格遵守和维护党的章程。
其次，要坚持学习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只有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和执着追求，才能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担当民族复兴的使命；才能正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坚定“四个自信”。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的精神营养，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逆风逆水时不退缩不动摇，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最后，要把学习贯彻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深入掌握其精髓要义，推动全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把握了新时代国内国际的新情况新挑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确保党心民心永结同心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人民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执政之基。只有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党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之中，才能密切党群关系，确保党心民心永结同心，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
首先，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切实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确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在政治上，要深入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实现广泛的、多层次的人民民主。在经济上，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前进。此外，要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其次，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民主决策制度、人民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围绕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点难点，围绕关系人民群众切实利益的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调查研究贯穿工作谋划、决策和执行全过程，贯穿发现和解决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全过程。积极开拓多层次的政治参与渠道，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心声，确保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再次，建立健全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各项制度。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推行党员志愿服务制度，切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难事、办好事，不断提高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政府的公信力。要把联系服务群众与经常性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教育引导群众、组织凝聚群众，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最后，完善党和国家权力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要坚持公权姓公、秉公用权，反对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特权现象。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和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充分发挥其他监督机制的作用，强化监督合力，切实保证对公权力监督的全覆盖、有效覆盖。另外，还要坚决查处一切与党离心离德的贪污腐败分子。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避免西化、分化、分裂，确保网上网下风清气正、同心同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西方国家借中国改革开放之机，通过各种途径不断鼓吹新自由主义观念，鼓吹“普世价值”、三权分立，妄图以意识形态领域为突破口，西化、分化中国。毋庸讳言，一段时间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有的领域中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一些人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深刻把握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他明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
构建党的同心圆，巩固全民族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绝对不允许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坚持党校姓党，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积极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
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征信体系，体现到思想道德教育、文化艺术创作的全过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主流共识，引领各种社会思潮。
必须加强网络治理，依法治理网络。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XJP总书记强调：“凝聚共识工作不容易做，大家要共同努力。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必须依法坚决制止和打击一切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的行为，确保网络空间风清气正，网上网下万众一心。
总的来说，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需要筑牢党的同心圆。必须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多措并举加强制度建设，做到党内党外、举国上下、政府各部、社会各界、网上网下同心同德。筑牢党的同心圆，其前提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关键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核心在于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基础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践创新永无止境，制度创新也永无止境，党的同心圆制度安排也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博导）
陈志刚：深入推进守初心担使命长效机制建设
XJP总书记明确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要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从四个维度把握初心和使命的精髓要义，深入推进长效机制建设。
守初心、担使命必须恪守党的性质宗旨不变质。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是守初心、担使命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党的初心和使命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反映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以及坚定不移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忘初心，首先就要不忘人民，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牢记使命，就是要牢记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感、责任感，勇于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勇于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深入贯彻群众路线，建立健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
守初心、担使命必须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是由共产党人所坚持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信仰决定的。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解放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是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大众服务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坚定不移地为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服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和使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与资产阶级政党具有本质的区别。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就没有思想基础，想守也守不住，想担也担不起。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守初心、担使命，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化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动摇。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巩固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为此，必须建立健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的长效机制，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从而筑牢信仰之基，掌好思想之舵。
守初心、担使命必须坚定奋斗目标不自满。守初心、担使命，不能忘记我们的长远目标、最高纲领，必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上开拓未来，坚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它自成立之日起，就树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于共产主义，也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源和逻辑前提。我们正是依据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虽然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仍然表现出一定的优势，但美国霸权衰落、第三波民主式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西方中心世界没落已经显露。我们必须坚定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理想信念。我们要用初心与使命来校正我们的方向，对标对表，坚定地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守初心、担使命必须弘扬革命精神、斗争精神不懈怠。革命精神、斗争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在28年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系列革命精神，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到抗战精神、延安精神，再到西柏坡精神，凝聚了前所未有的磅礴力量，铸就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弘扬革命精神、斗争精神，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大寨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不畏霸权主义的恐吓而站稳了脚跟。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改革开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击非典精神等，敢于以巨大的勇气突破前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为了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我们必须继续弘扬革命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只有大力弘扬革命精神、斗争精神，不断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才能把党的十九大绘就的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美好现实。为此，必须建立健全党员干部培养机制，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的革命精神、斗争精神。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陈志刚：中国共产党不可比拟的优势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救灾工作，强调要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防汛救灾的强大政治优势，让党旗在防汛救灾第一线高高飘扬。从防控疫情到抗洪救灾，每到关键时刻，我们都能更加直观、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更加坚定对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应对风险挑战的信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不可比拟的优势中，可以一窥奥秘。
思想理论优势。中国共产党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站在理论的制高点上。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能够清醒把握国际国内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做出科学的决策部署。中国共产党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学习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使得理论武器不仅为党员干部所掌握，而且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并转变为改造世界的磅礴力量。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念，使得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战胜了一切困难和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精神动力。
组织优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它不但吸纳了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优秀分子成为党员，拥有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具有任何其他政治团体所不可比拟的人才优势，而且善于团结、凝聚一切对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给予支持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纪律，覆盖所有部门、所有领域，深入基层。与相对比较松散的、高高在上、没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西方政党不一样，中国共产党能够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很高的效率和执行力，能够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一切风险考验的根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切实保证了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和长期性。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切实保证了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坚持党对一切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了中国社会的稳定，为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具有独特性和优越性，具有西方制度不可比拟的治理能力。
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政党，始终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不断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成为中国共产党创造历史奇迹的不竭动力。
勇于自我革命的优势。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鲜明的品格。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敢于不断创新和纠正自己的偏差、错误；另一方面，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没有一党之私，敢于面对一切批评，敢于刀刃向内革除自身病症，敢于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态度推进反腐败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勇于自我革命的优秀政治品格的根本原因。近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不断发展壮大，能够在各种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能够战胜一切风险和考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使共产党锻造了一身钢筋铁骨，能够不断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推动历史不断前进。
总之，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显著优势，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全国必须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丝毫不能动摇。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深刻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使党变得更加坚强有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程恩富侯为民：西方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
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当代的主要表现形式。虽然当代金融危机在生成路径和结果方面体现出新特点，但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危机生成和演变的基本逻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四对具体矛盾在21世纪初的激化，只是当代资本主义在其生产关系允许范围内的局部调整而已。那种以为金融危机的主因在于“信心不足”“操作失误”“过于贪婪”“监管不力”等观点，显然是片面或错误的。
一、寡头利益短期化激化了企业内部人控制与整体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一个显著特征是股权的分散化。表面看来，股权分散化似乎可以缓和劳资矛盾，即让部分劳动者在名义上成为私人占有者，从而形成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制度。但事实上，这不仅无法掩盖私人垄断寡头控制国民经济的实质，而且加剧了企业中代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的矛盾，在微观领域激化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
一方面，股权分散化推动了资本集中程度的提高，增强了寡头资本的控制力。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大企业特别是金融大企业的股权结构以法人资本所有制为基础，使个人股东的股权比较分散。如高盛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只有1.74％。而在个人股权分散化的同时，法人股东的股权却高度集中，导致少数法人股东能轻易地掌握企业控股权。在美国，机构法人股东，包括年金基金、共同基金、人寿保险公司以及运用信托资金和年金的商业银行信托部等，其持有的股份比重不断上升，持有普通股股票比例从1981年的38％上升至1990年的53.3％。而法人股东的存在，又催生了一个高薪的代理人群体，使之成为垄断资本的工具，并加重了整个劳动大众的负担。
另一方面，在股份公司中私人资本所有者仍然是法人股东的最终所有者和最终委托者。虽然股份公司资本规模日趋庞大，但掌握控制权的寡头占股比例却相对较小，常常以损害全体股东利益为代价，而追逐私人利益或极少数人局部利益。同时，个人股权的高度分散性，不仅将职业经理人塑造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实际组织者和局部控制者，更导致私人大股东对企业的运行采取“理智的冷漠”态度和“搭便车”策略，从而弱化了对法人股东和经理人等代理人的监督和制约。而金融寡头实施的以股票期权计划为代表的薪酬体系和无风险的高额退职金，以及私人大股东控制的董事会与经理层“合谋”转嫁投机失败损失的连环证券化和国家救助制度，则大大诱发代理人和整个高管层的高风险短期套利行为。如作为金融危机起点的美国次贷危机，便是私人银行与私人房地产开发商“合谋”，向还款能力没有保证的中下阶层提供“次级贷款”，并依赖于风险转嫁制度所致。因此，股权分散化的私有垄断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管层为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贷方式，这就导致个别企业对短期利益的追逐和投机冲动与宏观上企业整体风险不断积累并存，使金融危机不可避免。
二、经济发展虚拟化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
金融活动的高度社会化，是生产社会化在当代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信用的日趋独立化、体系化以及信用工具的不断创新，又是金融活动社会化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信用的扩张意味着货币在观念形态上的膨胀，与之相应的是虚拟资本在总量上的扩大。当代资本主义金融活动的高度社会化，正是以虚拟经济的片面发展和非理性繁荣为标志的。
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品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载体。以美国为例，金融资本家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通过不断延长的证券化链条，创造了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担保债务权证和信用违约互换等衍生品。由于这些金融衍生品的疯狂生长，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前美国的虚拟经济规模已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有数据表明，2007年全球衍生金融产品市值达681万亿美元，是全球DP的13倍，全球实体经济的60多倍。而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值则高达340万亿美元，是美国DP的25倍，形成了大量的“有毒资产”。
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失衡本来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常态。但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全面生产过剩，使之表现为隐蔽的相对生产过剩。据有关学者估算，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间，国际信贷市场的债务翻了大约4倍，从近110亿美元猛增到48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率。虚拟经济的发展，还加快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去工业化趋势，使国际垄断资本尽量绕过产业资本而力图通过金融资本获取高额利润，并加快在全球的产业布局，将生产配置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这种去工业化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并加剧了全球范围内产业资本间的失衡，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巨大的鸿沟。
经济发展虚拟化激化了实体领域和金融领域间职能资本的矛盾，使金融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中职能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体现出更强的掠夺性。不过，当实体领域资本以坏账和滞销商品的形式出现，并以资本的急剧贬值告终时，建立在其上且以信用和债务链条构筑起来的虚拟经济王国也就随之崩塌。虚拟经济发展过度超前于实体经济的“脱实向虚”状况，是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结构领域的具体表现，是经济运行风险不断积累并导致金融危机的现实缘由之一。
三、分配差距悬殊化激化了生产无限扩大与有效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分配差距悬殊化则是必然结果。在当代，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不仅通过对现实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奴役攫取财富，还利用国家力量压低收入和福利，增加劳动者负担，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使分配差距日益悬殊。一是打压工会力量，维持较高的失业率，直接压低工资水平。二是在劳动用工上推行灵活用工和弹性用工制，变相压低劳动者收入。三是推动社会保障体制的私有化改革，以压缩劳动者工资中可以用于消费和储蓄的份额，进而实现对家庭储蓄的控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金融危机前的1991－2007年，美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37.58％逐渐上升至41.64％。而最低收入组（10％）的收入份额从1.79％下降至1.24％，最高收入组（10％）的收入份额则从26.68％上升至30.55％。显然，占人口少数的收入份额占有比例不断上升，而占人口绝大多数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收入占比日趋缩小，相应地会导致全社会的有支付能力需求进一步萎缩。
分配差距悬殊化则强化了对中下层劳动者消费信贷的依赖。然而，大众的消费信贷本质上是寅吃卯粮。由于这些大众消费是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因而信贷消费本身就意味着资本对劳动者未来劳动力支出的透支和挤压，从长远看会更加压缩整个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时，由于资本方这一信用扩张运动，又加快了资本本身的积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经营在全球的扩大进一步加快，因而无形中加大了经济运行的整体风险。
就引发危机的次级贷款来说，劳动者收入的相对下降加剧了住房过剩，住房贷款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过剩，但分配差距拉大却会使之陷入更大的泥坑。事实也正是如此，限于降低中低收入阶层资质的需要，2001－2006年次级贷款占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总量的比例本来就已经由5.6％上升至21％。但迫于金融资本虚拟化的要求，2006年美国新增的中级贷款和次级贷款更进一步急剧上升，分别占到了当年美国新增住房抵押贷款的25％和21％。显然，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担保债务权证和信用违约互换等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只能转移次级贷款等金融资产的风险，而不能消灭风险。这种“债务经济模式”创造了虚假的需求泡沫，的确暂时缓解和掩盖了生产经营扩大和劳动者消费不足的矛盾。但一旦遇到利息率上升、大量失业或还贷断供等经济事件时，必然会因债务违约产生全面连锁式的支付危机，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四、经济调节唯市场化激化了个别企业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无秩序之间的矛盾
生产经营的高度社会化，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家调节，这是现代市场经济正常和持续运转的必要条件，而现代资本主义各国转向经济调节的唯市场化，必然激化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经营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经营无政府无秩序状态之间的固有矛盾。这也是导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一个计划性和组织性程度较高的社会中，社会生产遵循着按比例发展的内在规律，生产的社会组织与个别企业的生产计划就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少量的生产过剩只能是局部和偶然的现象，社会生产和经济运行是良性发展的。不过，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决定了其企业内部的高度计划性和组织性，并不会转化为整个社会生产的按比例性。相反，私人垄断资本更愿意利用自身的强大组织和支配能力，以及社会生产的无秩序性，来达到在竞争中击败中小资本的目的。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祭起新自由主义的大旗，在经济调节上强调唯市场化，其实质就是要放松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与金融监管，强化私人垄断资本的统治。这必然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去工业化进程加快、利率长期在低位徘徊，也促使其金融创新花样层出不穷，大量资本涌向虚拟经济领域。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增加、劳动者收入增长迟缓、社会有效需求相对萎缩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为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了导火索。
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调节唯市场化，不仅恶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整体上的生产组织性和比例性，而且在国际层面激化了个别企业生产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无秩序之间的矛盾。在唯市场化名义下推动的非调控化、私有化、福利个人化等，加剧了劳资力量间的失衡和全球经济的失衡。在唯市场化名义下推动的资本自由化，则使大量资本向欧美发达国家回流，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大幅波动，并在这种波动中遭受财富洗劫。换言之，金融危机不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国民经济按比例规律被打破的结果，客观上也成为全球社会生产体系恢复平衡的强制性的实现方式。简言之，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产阶级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从而酿成金融危机。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程恩富王岩：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围绕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作出重要论述，把“四史”的学习教育作为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内容。学习“四史”，可以使广大党员干部不断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提供强大动力。XJP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学习“四史”，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的回顾思考，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历史高度的总结梳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深化认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自觉认同。正是在“四史”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能够以史鉴今、以史资政、经世致用，进而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为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提供深厚滋养。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也是最好的营养剂。我们党近百年的发展历史、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历程，既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也是一首充满豪情壮志的精神赞歌。透过历史的镜头我们看到，从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历史文化养料。在这些精神的滋养下，中国人民历经磨难而不屈，中华民族历经考验而不衰，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气蓬勃。学习“四史”，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不断传承弘扬的，进而从历史中吸收营养，汇聚起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
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领导全党进行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坚强支撑。XJP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高度历史自觉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能够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领导全党进行伟大自我革命的先进政党。学习“四史”，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意义所在、价值所系，深入把握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脉络，进而坚定不断前行的信心。历史是现实的根源。只有了解我们党是怎么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领导全党进行伟大自我革命，才能把未来的路看得深、把得准。
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重要保障。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人类社会向何处去？XJP总书记指出：“回答这些时代之问，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拨云见日，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我们自己走过的路，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是世界正义进步事业的一部分。学习“四史”，既是对我们党带领全体人民走过的辉煌过去的回望，也是对别人走过的路的一种比较和对照。学习“四史”，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认清时代大潮的奔腾不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上海市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基地研究员）
程恩富詹志华：当前我国西化、买办等利益集团问题分析
一、中国语境下利益集团问题的重新认识
作为一个综合性范畴，“利益集团”这一概念在很多领域，诸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被广泛使用。在西方国家，利益集团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以至于达到“排除了利益集团现象，就没有什么政治现象”【1】（p.222）的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益集团就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
第一，要区分利益集团与利益群体。尽管国内外学界对利益集团概念的界定尚未统一，①但西方大多数学者认为，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构成要素：（1）必须是一个组织或团体；（2）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诉求；（3）追求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4）利益表达的对象是政府。这些构成要素为判断一个组织是不是利益集团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事实上，尽管“利益集团”概念作为舶来品，从词源上看，interestroup既可译为“利益集团”，亦可译为“利益群体”，但不能把利益集团的概念泛化，完全等同于利益群体。这是因为，西方把二者完全等同，认为一个社会就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构成的，这就客观上掩盖了不同利益群体的阶级性、合理性和正当性。例如，社会上的一些弱势群体就不能被称为利益集团。又如，农业生产者群体、工业生产者群体、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群体、党政干部群体、新经济群体等，也不能被称为利益集团。再如，社会上的一些公益组织，如和平组织、消费者协会、环境保护组织、争取妇女权益及主张保障弱势社群的组织，由于追求的主要不是组织内部的共同利益，也很难被称为利益集团。此外，我国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是通过合理公平的渠道获取的，只有少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是通过不合理、不公平，甚至不合法的手段获取。【2】因此，不加区别地使用利益集团概念，很可能造成少数人的不合理、不公平、不合法的既得利益，“绑架”绝大多数人公平合理的既得利益的现象，这不利于对不合理、不公平和不合法的既得利益进行精确打击和治理。如时下国有企业常被冠以“既得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屡遭指责，这是偏见。目前，国有经济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促进国计民生、维护国家经济政治安全和化解国内外各类风险、为社会主义服务等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3】（pp.18－20）一些人以“利益集团”的名义来指责国有企业，其实质往往主张国有企业走私有化的道路，这恰恰为少数人服务的利益集团攫取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简言之，所谓利益集团，是指由一些具有共同经济、政治等狭隘的特殊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群体，而非指一般的利益群体和阶层。
第二，不提倡形成利益集团。我们党对利益集团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4】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承认利益集团的存在，较之于过去一味强调人民内部利益的一致性，忽视其可能存在的差异性的作法，是一次进步。2006年10月，在党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之际，新华社曾发文强调对侵害公共利益、损害社会和谐的“特殊利益集团”保持高度的警惕。【5】这也说明了党对利益集团的危害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之后，XJP曾多次谈及利益集团的危害性，如在履新之初，他就强调改革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他提出：“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6】批评了那些拉帮结派、搞利益集团的干部；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他更是严厉地指出：“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7】这表明了他对利益集团的鲜明态度。党中央和XJP对利益集团的有关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利益集团问题指明了方向。因此，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代表狭隘局部利益的利益集团是贬义的，是不应该提倡的。再说，党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重要的治党和执政纲领之一，肯定不允许出于某些狭隘利益的需要而结成这样或那样的组织形态，更不允许利益集团公开雇用公关公司和说客对党政部门和干部进行游说活动，干扰公共决策。
第三，要妥善处理利益集团问题。首先，要正视利益集团的存在。中国利益集团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当时我国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之中，两种新旧体制不可避免发生冲突和碰撞，在旧的体制和机制不适应时代的要求，而新的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在一时间建立之际，一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同虚设，甚至在某些领域和方面出现漏洞和真空。在这种制度体系不健全的状况下，无法对政府、市场与企业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管理和监督。这就让一些人钻了改革的空子，来为个人或集团牟取私利。【8】到了20世纪90年代，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市场化改革与非公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也为利益集团的繁殖提供了空间。从这一时期开始，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有了明显的增长，以至于在许多领域，甚至在政府立法和制定公共政策时，都有他们活动的身影。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利益集团经过博弈形成较为稳定的利益格局，严重地阻扰了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其次，要制定正确的治理策略。客观地说，利益集团问题已经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人们对利益集团的危害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但如何妥善处理利益集团问题依然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国内学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大都借鉴詹姆斯·麦迪逊提出的“遏制与平衡”策略，其大致意思是政府使用行政或立法权对利益集团予以遏制，同时采取措施使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制衡。尽管这一策略不乏合理之处，但其缺陷则更为明显：从理论上看，其逻辑的前提是承认和维护西方现存的经济基础和政党制度；从实践上看，“遏制与平衡”最终导致了西方社会“寻租”现象的公开化和合法化。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国情的根本差异，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遏制与平衡”策略来治理我国的利益集团，否则依然会落入西化的陷阱。因此，要妥善处理利益集团问题，一是要对我国现存的利益集团的种类进行有效的划分，揭示其特征和社会影响；二是在处理利益集团问题时，不能陷入“一刀切”的误区，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综合运用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纪律和道德等手段进行治理和引导，以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二、我国利益集团的主要分类及其特征
（一）利益集团的主要分类
在当代中国，利益集团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严重妨碍了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现阶段我国利益集团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损害公企的利益集团（损公利益集团）。它是指在公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化公为私、损害公有资产和劳动者的利益集团。其成员包括某些官员、公企高管和非公企业高管等。在私有化股份制或民营化是我国改革方向的错误思潮影响下，他们相互配合，通过似乎合法和非法的某些改革措施，贱卖和侵吞公有资产和国有资本，化公为私，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普通职工的合法权益，并导致社会主义改革的名誉严重受损。其中，有些已形成内外结合的、以追求内部控制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官僚资本。
2.损害中方的利益集团（损中利益集团）。
它是指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损害或损失的外来的利益集团。这类利益集团主要包括一些外资企业、外国基金会、外国金融机构驻华办事处等。早在2006年，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有21个产业由外资控制；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的前5位也几乎由外资控制。国外资本通过跨国公司、基金会以及在华的金融机构，通过企业并购、品牌控制、参股控股等形式，攫取大量的财富，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资产流失。它们还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对华实施技术封锁，并通过价值链布局，把我国牢牢固定在产业价值的低端环节，从而达到其破坏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目的。此外，它们还是寻租、滋生买办集团和干涉我国内政的强大力量，并在我国大力推行政策寻租行为，诱导政府创造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其尽享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条件。不仅如此，寻租的行为还加剧了国内腐败，如葛兰素史克、艾利·丹尼森、力拓、沃尔玛、德普、IBM、雅芳、摩根士丹利、朗讯、西门子等跨国公司都曾卷入在华的贿赂案件。这个利益集团还通过提供经费、出国培训、共同研究等方式在华培植代理人，利用买办集团为其输送利益。更有甚者，它们还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如自2009年年底以来，跨国公司通过对我国政府施压并游说美国政府，最终迫使我国政府放弃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9】
3.非法经营的利益集团（黑商利益集团）。
通俗地讲，就是由不良的厂商和个人所组成的利益集团。它们利用我国法律的不完善以及市场经济的缺陷等灰色地带，通过双轨制、官倒、操纵证券市场、非法集资、侵吞国有财产、骗取贷款、行贿、房地产投机、欺行霸市、生产假冒伪劣黑的商品等方式大肆谋取个人利益。非法经营的利益集团主要集中在一些房地产行业、矿产资源行业和金融证券行业。此外，一些医院、媒体、药商等也可以划入非法经营的利益集团的范畴。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或者争取更大的利益份额，非法经营的利益集团还经常利用手中的资本四处寻租，不惜重金行贿政府官员或权力部门，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4.充当买办的利益集团（买办利益集团）。
它是指与国外势力勾结，为其在中国攫取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主要包括经济买办、官僚买办、民间买办和知识买办等。国际资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攫取各种利益和财富，这与中国买办者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在国际资本与本地资源的博弈过程中，他们往往充当本地资源的背叛者，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国际资本盘剥和控制中国大开方便之门。以2006年国有银行改革为例，某些人打着“规范招股”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旗号，几乎将中国的重要银行的大量股权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外国企业。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损失估计超过7500亿元。据保守估计，当年银行股贱买损失超过6000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超过万亿。【10】此外，他们还常常与国际资本和霸权国家联合起来，推销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垄断知识产权，妨碍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5.贪污腐败的利益集团（贪腐利益集团）。
它是指一些公务员等以各种不合法的手段进行贪污、腐败和生活腐化来谋求个人利益和个人享受。他们利用权力为某些单位和个人创造“商机”乃至保驾护航，以谋取金钱、物质和精神等的回报。而一些单位和个人则利用金钱、女色或其替代物贿赂公务员，以谋取利益的最大化。二者虽然牟利的手段不同，但目标一致，故能相互利用，沆瀣一气。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是其重要的特点。这两个特点在我国官员腐败案件中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6.主张西化的利益集团（西化利益集团）。
它是指中国那些主张走邪路的人员构成的利益集团。在当代中国，西化利益集团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一是国外资本集团和霸权国家采取培训、资助出国、共同研究等形式，在中国培植的代理人，如一些“公知”和西化公务员，鼓吹经济“非控化”、“私有化”和福利“个人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以及西方宪政观，误导中国的改革发展。境外的反华势力就是想通过这些人设计和主导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样的经济改革将把中国引向何方，也是可想而知的。二是一些私营业主由于自身先天不足，即“第一桶金”或是一部分原始积累含有非法性，一些贪腐者寄希望于中国走上邪路而根本摆脱被追究的困境，因而极力赞同“西化”、“私化”观点，为自身特殊利益作辩护。这类利益集团追求自身合法性的政治意图尤为迫切。而一些学者则与其遥相呼应，如有的学者赞扬私有化的优越性，认同“完全利己经济人假设”；有的学者强调“共产党至今还处于不合法状态”等等。【11】
7.分裂国家的利益集团（分裂利益集团）。
它是指国内一些妄图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分裂势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我国社会总的利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任何分裂势力都不得动摇的。现阶段，我国主要有几大分裂势力值得反制：一是藏独势力，二是疆独势力，三是台独势力，四是港独势力。他们或是勾结国外反华势力，策划民族分裂活动；或是散布分裂言论，煽动民族仇恨情绪；或是发动恐怖袭击，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严重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例如，近年“疆独分子“策划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如昆明火车站事件、天安门金水桥事件以及乌鲁木齐火车站爆炸事件，其丧心病狂，令人发指。又如，近来港独势力联合国内外反华势力，发起“占中”运动，妄图在香港炮制“颜色革命”，其险恶居心昭然若揭。
8.官僚主义的利益集团（官僚利益集团）。
它是指围绕公权力的运用而产生，以官僚主义为特征、以维护狭隘利益为目的的集团总称。官僚利益集团通常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指具有官方背景、蜕化成与最广大人民利益相违背的“自利性组织”。【12】二是官官相护的权力圈子化、官商勾连的权力资本化，以及“一人当官，全家沾光”的权力家族化。近年来反腐斗争中屡屡出现的“贪腐窝案”即是明证，如中石油的贪腐窝案、广东茂名贪腐窝案以及湖南郴州贪腐窝案等等。三是一些具有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官员。他们或是背离群众路线，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或是遇事拖延、扯皮，不负责任，无所作为；或是不顾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机械执行上级决定；或是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独断专行。
9.言行僵化的利益集团（僵化利益集团）。
主要指那些赞同社会主义，但不赞同社会主义需要科学改革的群体。这一群体的具体表现是：思想僵化，行动保守，安于现状，缺乏进行深化社会主义方向改革的意识和勇气。在目标追求上，他们不敢超越自我，更不敢争先进位，并想方设法为自己不思进取寻找借口和理由；在工作方法上，他们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无视事物发展的新变化、市场环境的新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
当然，上述分类仅是相对而言，一些利益集团及其人员相互之间存在交集，如一个非法经营的利益集团的成员，可以是充当买办的利益集团的成员，也可以是主张西化的利益集团的成员，甚至可以是分裂国家的利益集团的成员。同样，一个贪污腐败的利益集团的成员，可以是充当买办的利益集团的成员，也可以是官僚主义的利益集团的成员，还可以是言行僵化的利益集团的成员。正因为如此，在很多时候上述各种利益集团还会因为逐利而形成更大的利益集团，即所谓的“分利联盟”。如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新自由主义势力策划分利联盟，通过瓜分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的活动，直接把国有的人民财产以合法形式送给经营者。【13】而目前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分利联盟”打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旗号，再次掀起大规模转卖国有资产（其实质是转让属于人民财富的利润）给中外私人资本的活动。与经济上的“分利联盟”相适应，在政治上各类利益集团，尤其是前七类特殊利益集团有可能演化成为一个新的敌对阶级，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而现阶段已经形成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具有正负效应的两面性，总体上是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与劳动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思想教育和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平和地解决。可见，利益集团与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有密切关联的。
（二）利益集团的特征
利益集团除了具有利益的目的性以及一定的自觉性、组织性和政治性之外，【14】还有一些其他特征：
1.行为的狭隘性。利益集团不可能为增加社会总的利益而自愿付出成本与代价，而只会不择手段地去分割现有更大的利益份额。因此，其动机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和不合理的分利性。
2.手段的复杂性。利益集团牟利的手段多样，既有显性的一面，也有隐性的一面。它们往往采用公开的、合法的途径来影响制度安排，如通过其主管部门、领导或人大、政协提案表达利益诉求，争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参与政治生活，通过其利益代言人的游说，以及通过社会舆论和施压性集体活动来解决利益诉求。当然，它们有一些手段是完全非法的，如权钱交易、行贿受贿、操作选举等。
3.资本的关联性。利益集团形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资本与权力相互依赖，即资本权力化和权利资本化。某些利益集团总是与缺乏约束的公权力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受约束的权力与寻求特殊利益的触角一拍即合，权力成为利益集团牟取利益的资本。权力转化为商品，再嬗变为资本，从而“羽化”为权力资本，与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苟合，最终衍生出五花八门的利益集团。【15】在很多情况下，权力与资本的相互依附和关联可视为利益集团的经济基础。
4.人员的交叉性。由于在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方面有思想、行为上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因而各种利益集团的成员有交叉性。例如，损害公企的利益集团的成员容易成为充当买办的利益集团或非法经营的利益集团的成员；反之也一样。
5.影响的消极性。利益集团凭借资本和权力，为了一己私利或狭隘群利，不惜破坏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致使我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区域的利益失衡，使人民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受损。
三、利益集团对我国的危害
第一，阻扰改革进程。利益集团对于促进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试图平衡各种利益的改革，总是采取抵触的态度，并且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不择手段地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这不仅增加了社会摩擦，而且提高了改革的成本。如为了推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改革，国家在2004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①政府的改革措施很快地就受到股市圈中的利益集团的冲击。“但是他们并不总是以被动的姿态对待改革，不会公然站在改革的对立面；他们对改革的反应也不仅仅局限于被动地抵制、消极阻挠的层次”，【16】（p.134）甚至“不但不反对改革，甚至改的比你还积极，然后通过将改革措施扭曲变形，将改革变成一种财富掠夺的战争”。【17】如为了规范房地产信贷业务，中央银行在2003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旋即引起房地产界的强烈反响，由房地产商组成的各种游说团体轮番向政府施压。最后，政府与房地产商达成了共识，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这标志着房地产商开创了改革开放以来首次通过一个利益集团的努力，而改变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的先例。【18】这种状况的发生，恰恰是对改革的最大阻碍和伤害。当然也有不少反例，如国家决定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时，中外非公企业大都反对，但全国人大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抵制了这一游说。
第二，阻碍共同富裕。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努力却差强人意。在财富分配方面，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称，2013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翁家庭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82％，达到237.8万个，位列世界第二，比第三日本的124万个，几乎高出一倍。【19】另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20】在收入分配方面，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虽然是10年来的新低，但仍高于0.4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点。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仍长期处于高位。上述现象的发生，当然有很多诱发因素，其中私营企业初次分配悬殊是导致贫富分化的首要原因；化公为私的私有化改制则是导致贫富分化的第二原因。【21】无论私营企业的初次分配悬殊，还是化公为私的私有化改制，都会滋生和助长利益集团行为。现阶段我国企业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资本收入占比上升与此紧密相关，这不仅在实践中导致劳动者群体利益受损，而且还导致企业效率下降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22】应当看到，利益集团的分利性特征决定了它只在乎分割现有社会总利益，并且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利益集团所牟取的利益不断增加，就意味着社会上合法合理的一般利益群体的绝对或相对利益减少。这是利益集团的存在势必会阻碍共同富裕实现的客观原因。
第三，妨碍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义性理应以制度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等一系列公平原则作为基础，而利益集团破坏了上述公平正义原则，削弱了其正义性的基础，使其得不到更多民众的支持，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机制发生扭曲，难以正常高效运转。更有甚者，“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既害怕民主，又要以市场的名义来论证其利益瓜分的合理性。害怕民主，因为他们不想让人民来制约他们的行为，分享他们的利益。以市场的名义是因为他们要抵御政府来干预。每当政府有些动作总会有代言人出来替‘市场’辩护”。【23】如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些利益集团就开始打着“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旗号，变着法子侵吞国有资产。此外，利益集团往往凭借自身的强势地位，介入甚至直接参与有关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妨碍司法公正和行政公正。
第四，恶化执政生态。首先，利益集团总是凭借自身的强势地位向党和政府不断地渗透，常常利用各种借口和手段要挟政府，俘获党政官员，削弱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和规则的能力。其次，利益集团是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权权交易、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不少党员干部常常为此飞蛾扑火、自甘堕落。近年来，我国一系列的反腐案件，如铁道部反腐案件、中石油反腐案件，无不折射出该问题的严重性。毫无疑问，形形色色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度，恶化了我国的执政生态。
第五，挑战国家安全。利益集团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媒体等各个领域的渗透，将影响我国的国家安全。目前，包括应对金融、产业、生态环境、种子和转基因食品等在内的经济安全，包括应对国家分裂、民族分裂、颠覆政权和社会治安等在内的政治社会安全，包括应对西方化、儒学化和宗教化在内的文化意识形态安全，包括应对领土、领海在内的国土安全，均面临利益集团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因而我们必须要积极加以消除或减弱。
四、抑制我国利益集团的对策思考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我国就提出要对侵害公共利益、损害社会和谐的“特殊利益集团”保持高度的警惕。这些年来，许多有识之士也在大力呼吁要与利益集团尽早切割。遗憾的是，各种利益集团不仅没有没落，反而愈发强大，已经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深化改革造成严重的危害，亟需尽早进行妥善的治理。至于如何抑制利益集团，除了需要吸取国外已有的经验教训之外，关键是要结合我国具体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管控。
（一）以持久反腐败斗争为重要契机
利益集团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权力与资本的苟合，这样的苟合必然催生腐败。国家通过反腐斗争，可以名正言顺地揪出腐败分子及其利益集团。近期的反腐斗争已经收到很大的成效，许多腐败高官纷纷落马，一批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也因“拔出萝卜带出泥”而曝光，这对其他利益集团具有巨大的威慑作用。当然，反腐斗争要形成一种长效的高压机制，深入持久地开展，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
（二）以打击、限制和引导为基本方针
除了合理借鉴国外已有经验之外，我们更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在宪法和法律体系的框架内，以打击、限制和引导为基本原则，综合运用行政干预、依法治理、制度约束、说服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等手段来抑制和规制利益集团。
一是打击。首先，要坚决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对受贿和行贿的打击要双管齐下，这样才能切断权力与资本的联系；其次，要重点打击一些干政、甚至乱政的利益集团，防止利益集团要挟党政等公务部门，左右决策；再次，对于一些以颠覆政权、分裂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目的的利益集团，必须坚决予以取缔和摧毁。二是限制。从严设计相应的制度措施，重点约束公务员、企业人员和知识分子的行为，加大违法违规违纪的成本，减少其收益，通过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切断利益集团勾连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利益的途径，使其获取特殊利益的空间最小化。三是引导。首先，要正视利益集团的存在并区分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对于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利益集团，如官僚利益集团和僵化利益集团的一些成员，可通过理想信念教育、“三严三实”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等进行引导，必要时通过职务变动来解决。其次，要积极关注社会多方的利益要求，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益诉求，使之能够流入政府决策过程，突破特殊利益集团话语特权，保证最后决策在动态中接近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
（三）以加强制度建设为主要手段
抑制利益集团不能治标不治本。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已成为治本的主要手段。其中，一是要加强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要培育和发展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和市场制度，完善市场准入规则和竞争规则，要重点加强监督和约束非公经济，减少利益集团的不良活动。二是要加强和完善法治建设。首先，在立法环节要实现立法过程的民主化与透明化。立法过程要避免被少数利益集团所挟持，确保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参与。要实行“开门立法”，采取通过报刊、互联网、举办立法听证会或专家论证会等方式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其次，在执法和司法环节，要保证程序公正，提高执行力和公信力，有效发挥司法内部系统的纠错机制和人大监督机制。再次，要完善相关法律，如健全现代行政法来限制行政权力勾连经济权力，健全现代民商法来限制经济权力依附行政权力，健全社会组织法来有效约束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各个领域的侵蚀等。【24】三是要加强和完善监督体系建设。充分整合和发挥包括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党的纪律监督、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如网络、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的监督作用，构建多元立体的民主监督体制，对各类利益集团成员的言行进行曝光、评论和批评。此外，还要通过完善公务员制度和提高公务员素质来降低权力寻租的可能性，铲除利益集团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四）以更好发挥国家作用为关键任务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之中，对于市场经济的缺陷，政府不能听之任之，充当“无为之手”和“守夜人”的角色。倘若如此，势必为西方国家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而资本主义的推行势必滋生更多更严重的利益集团行为。因此，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作用就成了规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关键所在。首先，国家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有很大的不同。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以唯市场化和私有化为导向的改革，不但无益于规制特殊利益集团，反而为其繁衍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一般资源的配置上仍然起决定性作用，但“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失灵和不足依然存在，这在客观上需要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来避免或降低这些消极作用。尤其在不少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地藏资源等特殊资源的直接配置，教育、文化、卫生等非物质资源配置以及在分配调节方面，国家必须通过相应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手段，发挥其应有的导向性作用。【25】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利益集团的不良作为。其次，要依法转变政府的职能，要提高政府运筹决策的能力。政府要取消过多的行政审批权，保持自身超然地位和自主性，努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使制定出的公共政策和措施能与公共利益保持高度一致，免受利益集团左右。在这方面，我们不能照搬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职能，而应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研究和实践政府职能的转变，并按照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要求转换政府职能，实现服务人民利益和适应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统一。【26】此外，政府需要通过一系列决策制度，包括决策程序制度、决策主体制度、决策监督制度、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和决策的司法审查制度等，来确保自身决策能力的提高。
（五）以党的正确领导为最终依靠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正确领导与权威，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抑制利益集团的最终依靠。各种利益集团为了狭隘的私利和群利，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这与党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性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格格不入。从历史的教训看，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当时西化利益集团的泛滥。因此，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动摇，制定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制度和政策，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方向；要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反对各种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把“惩戒关”，通过真正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来从严治理利益集团。
①国外学者的观点可参见詹姆斯·麦迪逊、罗伯特·达尔、雷海姆·威尔逊、大卫·特鲁曼、戴维·杜鲁门、麦克斯·J.斯基德摩和马歇尔·卡特·特里普，以及杰弗里·贝瑞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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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张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要：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在运用社会再生产理论分析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内涵的基础上，阐述双循环的内在统一关系。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针，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结果。在分析当前发展格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新发展方略：要坚持加快产业升级原则，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坚持科技领先原则，提升新型举国体制效能；要坚持民生导向原则，提升扩大内需战略功效；要坚持加快流通原则，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要坚持劳动主体分配原则，提升缩差共富的分配体系；要坚持自力主导开放原则，提升经济全球化公正发展状态。
关键词：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社会再生产，政治经济学分析
2020年5月23日，XJP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会上深刻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循环要畅通起来，就必须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特别是供给体系和国内需求要更加适配；强调建立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其目的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本文遵循XJP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联系国内外的经济现实，重点从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来分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紧迫性、基本内涵、主要问题和基本方略。
一、尽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紧迫性
随着全球化发展，各国融入世界市场，形成国际大循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融入全球体系。当今世界面临百年大变局，全球化出现逆流，国际大循环面临危机。近年来，内需对拉动中国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但仍有提升空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
（一）新发展阶段需要新发展格局
从国内来看，经过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出口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减退，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疫情爆发后，中国采取了坚决果断的防控措施，在世界范围内首先使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后，采取了推动复工复产的举措，经济社会逐渐恢复正常。
从世界范围看，新冠肺炎在全球大爆发，大部分国家采取了减少国际航班，限制人员往来的措施，国际大循环受到冲击。加上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劣势，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出现了负增长。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济衰退，就业率下降，收入减少。美国等国家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打着反倾销的口号，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抵制中国产品，还直接用行政手段斩断中兴、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供应链。
面对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变化，XJP提出了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提出后，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现有的有关内循环、双循环的研究，多是从中美贸易战、拉动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进行的分析。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分析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并提出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发展方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推动建立新发展格局的紧迫性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对于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但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紧迫性。
一是中国经济大国地位产生的内生需要。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有条件、有能力也必须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第一，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中国拥有14亿人口，拥有9亿劳动力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近年来，网络经济、快递、移动支付等新兴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第二，中国拥有完备工业体系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目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达到了28％。在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占居世界第一。是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第三，大国不能过分依赖出口。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在一个国家发展初期，需要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但是，当经济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国内市场培育后，生产的目的就是更好地满足国内的需求，同时还应该进口更多的产品以满足国内需求。英国、美国、日本等国都走过了典型的先出口，后满足国内需求的道路。中国外汇储备已达3万多亿美元，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上。第四，大国不能过分依赖国外产业链、供应链。如果过度依赖国际分工，一旦别国主动断供，或别国发生战争、政变、罢工、恐怖主义等危机，一件产品的某个零部件，或者某种资源、能源、农产品断供，就会使整个生产过程中断。
二是提升经济、科技自主权，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中国科技取得巨大进步，但是，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第一，科技实力是体现一国综合实力的关键因素。经济总量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经济占到世界总量的30％以上，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于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的差距。第二，建成现代化强国，必须提升科技自主权，掌握核心技术。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要真正强起来必须提升科技实力，在尖端技术、核心技术方面实现突破。第三，提升科技水平，提高人才质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创新，创新需要人才。有创新才会有新的产品，才会有新的社会需求，才能有新增的生产，新增的就业，新增的收入。中国过去主要靠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以价格优势占领国际市场。不断提升科技水平，才能提升中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三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风险的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经济危机、金融风险也相互传导，进而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安全。第一，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自身上面，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全球化促进了经济交往，为商品带来了更大的市场，推动了经济发展。随着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经济降速，特别是随着新冠肺炎的爆发而导致的衰退，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如果不加防范，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会传导到中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风险。第二，是不断提升国际经济话语权的需要。西方国家依靠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把持着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话语权。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需要不断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
四是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冲击的需要。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第一，国际产业链断裂。随着全球化发展，产品内国际分工获得了快速发展，许多产品的零部件由几个甚至几十个国家生产。为阻止病毒传播而采取的停工、停产、停运，使产品内国际分工受到极大影响，国外企业停工无法生产零部件，会导致国内加工无法组装成品。第二，国际进口数量减少。为有效应对疫情，国外企业停产，工人失业，使生产过程中止生产出来的产品减少。短时间可以依靠库存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但从长期来看，必然会影响中国进口的规模。
五是应对美国等国家逆全球化、去中国化的需要。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风。第一，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利用病毒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把疫情防控政治化，对中国产品施加高额关税，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部分孔子学院，驱逐部分中国驻美记者。第二，出现了去中国化现象。一些国家进一步抛出了中国威胁论的观点。美国把一些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进行打压。一些跨国企业，借口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退出中国，把生产转移到越南、印尼、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制造业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的“去中国化”的现象。
二、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内涵
国民经济循环的本质就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社会再生产理论是分析国内大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基本工具，辩证唯物主义是分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基本方法。从内因和外因的关系看，内因起决定性作用，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1】正确处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关系，要把独立自主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参与全球化的立足点。
（一）国内大循环的内涵
国内大循环是社会再生产在国内的循环过程。国内大循环，不仅包括社会最终产品主要靠国内的消费与投资，也包括生产、流通过程主要在国内进行，只有完成这四个环节，才能完成再生产的过程，开始下一阶段的生产过程。
一是国内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中，人们运用劳动工具，通过人的活劳动，加工于劳动对象，生产出人们生产生活所需要的产品，满足人们的需要。“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生产的国内循环，即为生产的全过程，包括资源、能源、原材料的获取，设备、零部件的生产、组装等过程主要在国内进行。
二是国内流通过程。人的需求具有多样性，通过交换可以丰富物质文化需求，提高生活的质量。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换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生产者来说，只有把商品运输到市场，通过各类市场把产品销售出去，换回货币，才能给工人发工资，购买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维护更新机器设备，开始下一阶段的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产品卖得出去非常重要，如果产品卖不出去则生产过程就停滞了。流通过程的国内循环是指商品在国内流通、流动的过程。
三是国内分配过程。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3】分配包括物质分配和收入分配，物质分配和收入分配是密切相关的。物质分配关系到生产出来的商品在社会各成员、各部门之间的分配，关系到社会生产的物质平衡。收入分配关系到社会最终产品的实现，收入分配不合理，产生两极分化，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收入分配还关系到劳动者的积极性，如果出现两极分化，会引起社会的不满情绪，甚至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而合理的收入结构，有利于拉动消费，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分配过程的国内循环是指国内的收入分配过程（广义分配还包括财富的分配）。
四是国内消费过程。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生产产品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需要包括国内和国外需要。一件商品只有被人们使用，经过消费，才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实现了其使用价值。从供求关系来看，消费属于需求侧。通过拉动消费需求，可以刺激生产发展，推动经济增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4】国内循环的消费，主要是指国内生活和生产消费的过程。
（二）国际经济循环的内涵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不断增加，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依赖日益增强。国际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通过世界市场，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国际大循环。
一是国际生产过程。从生产来看，生产过程突破了国家界线，需要国外的资源能源、原材料、零部件、劳动力以及机器设备，即为国际生产。随着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发展，生产过程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生产线上的机器设备、零部件等有可能来自国外，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工人等也有可能来自外国。
二是国际流通过程。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海运、空运、陆运等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全球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80％以上是通过海运进行的，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全球港口排名前十名中有七个在中国。流通过程也越来越走向国际化。
三是国际分配过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利用自身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有的国家利用技术优势，有的国家利用资源和能源优势，有的国家利用人力资本优势，有的国家利用供应链成本优势，从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价值链的不同位置。越是具有垄断性的优势，在国际分配中获得的越多。
四是国际消费过程。从消费来看，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生活消费越来越走向国际化，人们消费的产品从农产品到工业品，从易耗品到耐用品都来自世界各地，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选择，满足了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消费的全球化，“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5】
（三）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对立统一
国内大循环是国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大循环离不开中国国内大循环。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要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使双循环相互促进。
一是国内大循环是国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在世界市场上，各类商品按照价格、竞争、供求等机制进行配置，更好地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好地满足了世界各地人们的需求。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动融入世界市场体系。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中国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大循环成为国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国际循环离不开中国国内大循环。二战以来，国际分工向纵深发展，国际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通过便宜的劳动力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为世界提供价格便宜的产品，提高了世界各国人们的生活水平，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以上，国际大循环离不开中国国内大循环。
三是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关系，能够推动二者的相互促进，推动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国内大循环发展，生产出更多更好、价格更便宜的产品，能够更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从国际大循环中购买更多的原料、资源、能源和零部件以及制成品，从而推动国际大循环的发展。国际大循环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生产要素和商品价格，有利于更好满足国内生产和消费的需求，更好促进国内大循环。反之，如果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则可能使二者相互限制，导致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共同衰退。
（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外因通过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作用。经济发展必须掌握主动权，要“以我为主”，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XJP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6】一个国家应该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自身的基础上。如果一个国家过分依赖于其他国家，就会受制于人，就会失去经济的独立自主权，沦落为其他国家经济的附庸。因此，应该把着力点放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
二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强调内因不是彻底否定外因，外因通过内因影响事物的发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7】外因对内因起反作用，国际大循环的发展能够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发展。从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全球化的进程可能因为一些国家的破坏而暂时出现波折，但是由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可能因某一个国家或某个人的阻挡而终止。从历史大势来看，全球化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中国应致力于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良性发展的局面，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经济新秩序、新生态。
（五）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联系
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针，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结果。
一是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发展理念是发展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原则、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并把它作为“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之一。发展阶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段落。XJP指出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指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社会将进入新的阶段。“格局”从字面上看是“结构”的意思，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的新结构。具体到中国来讲即改变过去偏重于出口，忽视国内经济循环，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发展结构，强调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促进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循环进行的国内大循环，同时使国内循环更好融入国际大循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是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格局的关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都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提出来的。第一，新发展阶段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世界面临百年未遇大变局，新冠肺炎加速了变化的过程，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际大循环对拉动中国经济的动力减弱。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价格提高。土地资源的减少，土地价格上升。随着资源利用的增加，资源和能源短缺问题突出，中国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但是，随着网络经济、人工智能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经济、新业态，内需对拉动经济动能日益显现。国际和国内大循环，“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8】第二，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要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穿于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大循环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全过程。国内循环需要创新发展，这样才会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参与国际循环也需要创新发展，这样才能更有国际竞争力。国内大循环需要协调发展，这样才能解决国内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国际大循环也需要协调发展，这样才能解决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等、不平衡问题。国内大循环需要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国际大循环也需要绿色发展，开展全球生态治理，有利于更好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国内经济循环需要开放发展，这样才能更好融入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循环也需要坚持开放原则，这样才能更好推动国际交往，推动各国文明交流融合发展。
三、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方略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发动机。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出口迅速增长，但也存在着对外依赖度过高等问题。
（一）当前发展格局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生产过程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出现了技术对外依赖度高，产业链、供应链受制于西方的问题。第一，生产过剩，结构性问题突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间不长，还没有完全摸清市场经济规律，一些地方进行低水平重复投资，导致一些低端产品过剩，而一些中高端产品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第二，出口企业竞相开展价格战，外国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保护。中国拥有数量众多的出口企业，各企业开展竞争，压低出口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低廉的价格满足了国外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外群众的生活水平。但仍然有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甚至发起了反倾销报复。第三，生产技术含量低，一些产业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中国工业起步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近年来，虽然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转变为以机电产品特别是通信产品为主，但是手机等的零部件等硬件，以及软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一些中国品牌也在芯片、操作系统等方面严重受制于国外。一旦国家之间发生贸易摩擦，更严重的如发生战争，则面临核心零部件断供，从而生产过程中断的风险。而且，芯片、操作系统被国外企业把持，也面临着数据信息被监控、泄密等安全风险。第四，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附加值低，环境污染重。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在生产中获得的利润低。美国、日本等利用专利技术在国际分工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中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零部件生产以及最终产品的组装，生产过程对水、空气等的污染严重。
二是流通过程存在的问题。流通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纽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流通经济获得了飞快的发展，对于加快社会再生产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仍然存在着流通费用高，对国际市场依赖度高等问题。第一，国内流通费用高。近年来，中国高速公路、铁路、航运、航空等基础设施，以及网络购物、物流快递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高速公路收费高，物流成本高，仍然是限制商品流通的重要因素。第二，对国际市场依赖度高。一些企业生产长期依赖国际订单、贴牌生产，没有国内营销渠道，没有按照中国标准进行生产。国际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旦遇到国际经济危机，甚至国际战争、恐怖主义等威胁时，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减少时，企业面临销售危机。
三是分配过程存在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但仍然存在着收入差距大等问题。从国际来看，存在着国际分配不公平的现象。第一，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住房、教育、医疗等支出大幅度增加，存在着经济压力大，不敢消费，消费意愿低的问题。同时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居民储蓄意愿高。第二，国际分配不公平。在国际分工中，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竞争地位，导致在国际价值链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从而在国际分配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在全球化体系中，西方国家利用资本上的垄断、技术上的优势剥削落后国家。国际分工中，中国多以加工组装为主，缺乏核心技术，获取的收益少。
四是消费过程存在的问题。由于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国内消费占经济的比重相对发达国家比较低，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大。第一，国内消费比重低。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一般消费占经济较大的比重。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收入差距大等原因，消费对经济拉动的效应不够大。第二，国际消费存在不确定性。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美国把中国当作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甚至频频在南海对中国发起挑衅。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出口仍然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方略
XJP指出：“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9】构建和完善新发展格局需要有新发展方略。
一是坚持推动产业升级原则，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第一，完善国内分工体系，构建完备的产业链。国内不同地区，要按照资源、人才等优势形成不同的国内分工，在国内形成完备的产业链。特别是一些关键行业，要形成从原材料、能源资源到零配件、组装生产到制成品的完整的产业链，形成国内产业循环。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第二，发挥大国优势，促进产业梯度升级。发挥中国人口多，经济发展情况差异大的优势，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动东部地区发展高新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把一些在东部没有竞争优势有可能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企业优先往中西部地区转移，推动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第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从供给侧入手，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解决供给存在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和中高端产品供不应求问题。要提升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生产差异化的产品，更好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需求。
二是坚持科技领先原则，提升新型举国体制效能。第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尽快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发挥公立高校、国有研究机构的优势，着力提升发展的科技含量，尽快掌握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等领域，进行必要的国际协同、集中攻关，争取尽快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实现突破。须借鉴日本在最近16年获得15个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的经验，我国也应尽早在自然科学前沿基础理论方面进行战略谋划和实施。第二，引育并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人才是第一资源，要不断提高科研人才待遇，坚持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华人科学家与国内人才培养并举的原则，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要推动大科学装置建设，为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动专利技术的市场化，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
三是坚持民生导向原则，提升扩大内需战略功效。第一，要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提高社会网络化、信息化程度，有利于改善社会生产条件，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推动经济发展。要加快推动5网络布局，加快大数据中心建设，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工作，加快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坚持民生导向的生产，更好满足群众生活需要。要由过去以国际标准、出口为导向的生产目标，转变为以中国标准、满足中国人生产生活需要为目标，促进出口型企业本土化、中国化。第三，推动城市化发展，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相对于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中国城市化率特别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仍然比较低，还有许多地方传统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没有下水道，没有抽水马桶，许多家庭条件仍然比较落后，家里没有家电设备。大量的群体没有坐过飞机，更没有过外出旅游。要进一步放开户籍政策，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要加快新农村建设，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四是坚持加速流通原则，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第一，加快交通强国建设，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目前虽然中国高铁通车里程世界第一，但是由于面积广大，地形复杂，仍然有许多地方交通条件比较落后，人们出行困难，商品特别是农产品运输困难。要加快中西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中西部更好融入全国经济发展大循环。第二，降低物流成本，促进商品流通。要进一步降低油气价格，降低高速公路收费标准，降低铁路航空货运收费，规范海运口岸收费，推动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降低物流、人流、资金流的成本，加快商品流通过程。
五是坚持劳动主体分配原则，提升缩差共富的分配体系。第一，控制富豪及其财富的增长速度，提升中低收入水平，提高民生保障能力。虽然中国人均DP迈上了1万美元大关，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元人民币，但是仍然有6亿人每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采取措施提高中低社会阶层的收入，特别是提高月收入1000元的6亿人的收入。【10】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升非正规就业群体的保障能力，进一步完善教育、住房、医疗制度，提高民生保障水平，进一步做好就业工作，加强职业培训，确保中低收入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第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完善国际财富分配体系。国际分工本质上是通过技术、资本、标准等的垄断而建立起来了的一套不公平的国际分配体系。中国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互利共赢，按照平等互惠的原则，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财富分配体系。
六是坚持自力主导开放原则，提升经济全球化公正发展状态。第一，推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大力度的的对外开放。虽然目前出现了逆全球化的现象，但是正如明清时期中国的海禁政策，无法阻挡全球化的趋势，反而使自己越来越落后一样，美国一国同样无法阻止全球化的进程。要推动建立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以自贸区、新片区、自贸港为抓手，推动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管理现代化、监管法治化，推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第二，推动国际大循环。中国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充分利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发展中国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要缩小贸易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要加大国际进口力度，更好满足群众生活。要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好利用国外市场、国外资源。促进国际贸易更加公平公正，打破国际贸易壁垒，推动世界市场健康发展，畅通国际大循环。第三，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扬自力、自主、自立、自强的精气神，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任何单个经济体，不管它的规模多么庞大、实力多么强悍和手段多么狠辣，当其对中国发起战略挑衅甚至采取战略行动的时候，我们都是存在化解之道和化解之策的。我们既要有这样的自信，也要有相应的智慧，更要厚植经济基础。”【11】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之上，以国内大循环的健康发展，带动国际大循环的顺利发展，就能形成二者相互促进，良性发展的新发展格局，在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合作博弈和伟大斗争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08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6】XJP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8】XJP，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08月25日，第02版）
【9】XJP，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08月25日，第02版）
【10】“中国经济体量增长迅速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基尼系数一度超越警戒线，中国最富1％、10％人口收入占比逐年增大。其中，基尼系数与日本、瑞典、德国、新加坡、英国、美国、法国相比，中国处于较高的位置；中国最富10％人口与最穷10％差距数值在这些国家中也较大。”李立男：《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国际比较研究——与日本、瑞典、德国、新加坡、英国、美国、法国的对比分析》，《海派经济学》2020年第1期。
【11】伍抱一、伍山林：《美国关税政策变迁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年第1期。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
张峰，上海海事大学教授
程恩富、方兴起：国外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日趋式微
【核心提示】近年来，在美国国内的政策层面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力日趋式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由于美国国会这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大本营，往往对美国政府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采取某种限制，使国家干预主义未能取代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
较大的政治或经济危机，往往是西方主流思潮与非主流思潮换位的节点
在历史上，西方社会的每一次大的政治或经济危机，往往都是西方主流思潮与非主流思潮换位的节点。如在1929至1933年的大萧条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传统自由主义思潮被国家干预主义思潮所取代。就经济学而言，也就是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又如在1973至1975年的滞胀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被新自由主义思潮所取代。就经济学来说，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支配地位。按惯例，2001年来“劣质民主”大动乱和2007至2009年经济大衰退应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被取代的节点。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未发生。是什么原因导致国外新自由主义思潮直到现在还能在全球处于支配地位呢？解析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当前的新动态。
美国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发源地和输出国。二战后，美国进入了20年的霸权鼎盛时期。美国与苏联的冷战和与朝鲜、越南的热战，以及国内的“伟大社会工程”，几乎耗尽了其硬实力和软实力，以致在经济上竞争不过从战争的废墟中发展起来的日本和西德。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美国霸权由鼎盛转向衰落。因此，当面对1973至1975年的滞胀时，美国政府不仅无力应对，而且所出台的政策使问题变得更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与国家干预主义相抗衡的新自由主义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看到了美国政府不仅不能解决滞胀问题，反而成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提出抛弃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回到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的主张。美国政府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在国内推行经济与金融的自由化改革，同时在国际上也迫使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完全自由化。由此，导致美国霸权衰落时期全球经济与金融的剧烈动荡，危机此起彼伏。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80年代末的美国储贷危机和日本复合型危机、90年代初的英国货币危机、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2000年美国高科技股崩盘，以及2007至2009年的大衰退。
值得关注的是，自2007年8月爆发次贷危机起，具有强烈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小布什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采取了高强度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措施来拯救金融机构。这种强刺激政策直到2015年11月都未能完全退出金融市场。另外，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一个曾经把苏联说成是警察国家的美国，却借助网络等高科技手段而成为了一个警察无时和无处不在的国家（在这样一个警察国家里，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不仅未能占领华尔街，就连占领一个公园也做不到，最后被警察暴力驱赶）。这意味着在国内的政策层面上，小布什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不得不违背其新自由主义的信念，而部分回归到国家干预主义。奥巴马政府则延续了这种做法。一时间，在吃尽新自由主义改革苦头的美国，似乎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大有取代新自由主义思潮之势。不仅其回归凯恩斯的理论观点早已被遗忘，而且于1996年就已去世的海曼·明斯基在大衰退中被美国的许多经济学家视为神明。
就连新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面对2007至2009年的大衰退，也深感自己坚信不疑的观点，即市场主体基于自身利益会理性的管控风险而无需政府监管“错得那么离谱”。他借助凯恩斯发现的“动物精神”来反思自己的经济观，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理性人的理想原型与现实差得很远。而凯恩斯发现的“动物精神”，即一种自发的非理性判断的行动本能，不仅涉及相当多类型的人类行为，并且与新兴的行为经济学的很多部分重合。由于格林斯潘用较为现实的行为观取代纯粹由理性驱动的经济人行为模式，也就不再相信市场经济总是处在自我修复之中，主张政府在大衰退的“当下或短期内采取必要的行动，这些行动尽管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短期痛苦，却符合我们共同的长远利益。否则，未来可能面临无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我们已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另外，美国具有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教授，也不得不怀疑他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的核心观点，即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是治理现代国家的唯一方式。福山说：“我现在的感觉是，下一段时期哪种制度会运行得更好——是高质量的威权制度，还是一个陷入僵局的、瘫痪的、有许多制约与平衡的民主制度，这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在美国前总统卡特看来，无需等到下一段时期看哪种制度会运行得更好，美国已不再是民主国家了。卡特在2015年7月28日接受采访时说，“现在，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无限制的政治贿赂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州长、参议员和国会成员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的政治体系已经遭到颠覆，它只是用来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而“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现任官员把这种不受限的金钱视为向他们提供的巨大收益。国会大佬们会有更多途径来捞好处”。2014年9月，一份发表在美国《政治学展望》杂志上的调查报告可以为这位前总统的尖锐言论提供佐证。这份报告基于美国广大民众的全国性调查，对美国到底是民主国家——领导人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国家，还是权贵政治（或寡头政治）国家——政府行为反映最富有公民意志的国家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统治美国的是富人。
奥巴马政府虽采取了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却公开宣称坚持新自由主义
任何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此，西方社会的任何一种思潮只有被政府所采纳，才能处于主流或支配地位，也只有被政府所放弃的思潮，才会失去主流或支配的地位。现在的问题在于，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在应对大衰退的过程中，在政策层面上并没有完全尊崇新自由主义的信条，即市场会自动调整到正常状态而无需政府干预，而是采取了较高强度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常规措施和非常规措施，甚至国有化的措施。想当年，尼克松采取国家干预主义政策时，敢于公开承认说“我是凯恩斯主义者”。而小布什和奥巴马在采取国家干预主义政策的同时，却公开宣称坚持新自由主义，并强行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新自由主义，以至不惜发动战争。另外，从2007年8月至2015年11月，美国政府推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已跨九个年头之久，导致在这一期间的政府负债超过10万亿美元，美联储投入的资金超过7万亿美元，以及政府无限额担保银行存款和一些金融债券。这样，美国政府将国家干预主义的政策长期化，并且救助的主要对象是金融机构，显然不同于以短期的、投资于实体经济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从而孕育着严重的财政和债务危机。
简言之，虽然美国两届政府在国内推行的是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却又有别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也并未采纳当前颇有影响的凯恩斯回归派的政策主张。而美国国会这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大本营，往往对美国政府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采取某种限制。因此，凯恩斯回归派的国家干预主义未能取代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不过，在美国国内的政策层面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力日趋式微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这个意义上说，2007至2009年的大衰退，还是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国内的一个转折点，新自由主义在学界和社会上名声极差。
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政府尊崇新自由主义的信条，在国际上推行单向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且日趋增强。美国采取种种手段迫使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进经济私有化、完全自由化和政治美式化，本国则可以自行其是，从而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采取双重标准。当然，如果没有盟国，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发达国家的支持（美国只有借助盟国才能控制国际贸易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美国在全球推行的单向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从而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也不可能存在太久的时间。然而，2015年在全球发生的两大金融和贸易事件，成为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2015年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第一大事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立。在美国主导下的全球金融体系之外，中国倡导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遭到美国的抵制并主导了一场反对该行的活动。这本是预料之中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一向跟随美国行事的西方主要盟国出于本国的利益需要，却在亚投行问题上与美国背道而驰。尤其是美国的“铁哥们”英国首先表示愿意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而德国等西方盟国紧随其后。这种违反美国意愿的事，在二战以来还是头一回。因此，原本可能像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一样被边缘化的亚投行，却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其意义远超出了一个专门的区域金融机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上的文章认为，亚投行实际上是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的新金融体系。
第二大事件是“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上的强烈反响。“一带一路”的构想不是在2015年提出的，但将“一带一路”付诸于行动而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却是在2015年。相关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响应和参与，并将其发展战略与之对接，而曾经观望的国家也踊跃参加进来。“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质性进展，使得美国的政客和媒体深感不安，或认为中国企图借“一带一路”建设改变地缘政治，或认为中国试图借“一带一路”建设推销过剩产品，云云。限于篇幅和主题，我们更为关注的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所体现的一种世界合作共赢发展观，而无需评论这些观点。
美国的世界发展观，是一种霸权独赢发展观，即将美国的利益凌驾于世界各国的发展之上，在确保美国利益的前提下各国可能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也可能完全丧失了发展的空间。而要实现这种发展观，美国就必须向那些难以控制的国家输出“劣质民主”，来瘫痪其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这正是美国不惜采用有组织的暴力，即发动战争输出“劣质民主”的原因所在。一旦美国能够控制一国的政府，就可以迫使该国推行经济和金融的完全自由化，从而为美国的垄断企业牟取高额利润打开方便之门。美国主导的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被国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按美国垄断企业的需要量身打造的。这也意味着，在美国霸权丧失了超强的经济基础之后，要在当今维持其霸权衰而不亡，是需要新自由主义思潮来主导全球话语权的。与美国霸权发展观不同，中国的世界互惠共赢发展观强调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从而能够代表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并为各国大多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和人民自由。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所体现的正是这种世界科学发展观。
在我们看来，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跟着美国抵制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是因为他们在承受美国霸权发展观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债务危机、难民潮和恐怖袭击等种种灾难的时候，看到了中国给他们提供的一种新的选择，一种可以互利共赢的发展机遇。仅此就远远超出了诸如资本主义地缘政治论和过剩产品输出论的狭隘眼界，超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历史将证明：2015年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种代表大多数国家利益和代表地球村大多数人利益的良性示范模式将登上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①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导，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
程恩富、谭劲松：巩固马克思主义立党立国的指导地位
XJP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尽管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已载入《党章》，写入《宪法》，但近年来，在“去马”“非马”“贬马”等思潮影响下，“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指导思想多元论”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受到无端的怀疑和否定。面对动摇党本国本的挑战，有必要进行说理性的回应。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选择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并用来指导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绝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崇拜，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来自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发展。
自人类社会进入政党制度时代之后，每一个政党都面临选择什么样的指导思想问题。面对不同的思想、理论和主义，一个政党选择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或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取决于政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与它选择的指导思想的先进性、科学性和阶级性是否一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95年来，在指导思想上之所以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科学性和阶级性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的高度一致。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科学性、真理性，XJP总书记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全面阐述。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在“七一”重要讲话中，XJP总书记再次强调：“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历经艰难，但最终取得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和胜利的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基本纲领，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大法宝和三大优良作风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误和教训则在于领导人尤其是王明偏离或用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犯了“左”和右的错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表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革命就顺利胜利，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甚至偏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革命就失误失败。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成功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是进行了消灭和改造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二是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最大限度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较短时间里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我们也出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急于求纯、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失误和重大错误，未能很好抓住现代化建设的机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有正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进展顺利、取得成功和胜利；一旦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会发生失误和犯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38年，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这38年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观流行，公有制主体地位被质疑，政府公信力和社会诚信不高，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过大，腐败丛生，信仰动摇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出现，根子要么在抵制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发声”和“亮剑”不力，要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偏移，要么没有在实践中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95年的不平凡历程，从正反两方面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思想，中国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开放的成功和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就会失去先进性，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迷失方向。所以，XJP总书记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二、旗帜鲜明地回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反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形式五花八门，手段多种多样。有的公然指责马克思主义为异端邪说；有的说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物，早已过时；有的说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学说、批判理论，搞社会主义建设用不上；有的说当今时代思想多元，指导思想不能只有一家；有的说市场经济讲竞争，指导思想也要竞争等。这些说法，无不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容易蒙骗群众，误导舆论。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必须旗帜鲜明地驳斥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言论。
1.“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废旗陷阱。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荒谬性在于用单一时间标准评判马克思主义的时效性。“过时论”把时间作为衡量理论时效性和科学性的标准。按照这一逻辑，过时的就不只是马克思主义了，先于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同样过时了。匪夷所思的是，资产阶级学者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另一方面，又把法国大革命时期和美国独立宣言等资产阶级的思想价值观说成“普世价值”。这种双重标准无法使人信服。
衡量一种思想理论和主义是否“过时”，最根本的是看其是否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与时俱进，是否具有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一百多年以前，但它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理论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建设世界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没有过时，过时的反倒是资产阶级学者轮番登台的那些短命学派、理论和主义。
2.“马克思主义无用论”是易帜骗局。
给马克思主义贴上“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标签，把马克思主义分割为“革命理论”与“建设理论”，以“革命理论”不能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为借口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国内外某种舆论误导中国共产党改旗易帜的骗局。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预测和设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思想家不是占卜先生，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神话。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未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提供现成的答案。后人不能苛求他们把一切问题都预想到，并给出现成答案。因此，说马克思主义无用，显然有失公允。
XJP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没有提供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方案，却提供了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共产主义一定实现的社会发展趋势，对我们未来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科学理论的自信。其中所包含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批判资本主义发展中各种问题的思路，均是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建设理论，不仅不会过时和失效，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实践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这也证明，马克思主义既是革命理论，也是建设理论，是革命理论和建设理论的有机结合和统一。
3.“指导思想多元论”是夺旗阴招。
“指导思想多元论”认为：思想是多元的，为什么指导思想只能一家？市场经济都讲竞争，为什么指导思想要官方规定？这些质疑冒似有道理，实质反映出对人类思想发展史的无知。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都是一元的、排他的，都由统治阶级思想独占。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放弃过指导思想这一阵地，也从来没有与被统治阶级分享过指导思想的先例。
资本主义社会看似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但这只是表象，资产阶级对国家的指导思想阵地把得更严、守得更牢。他们视本阶级思想为“普世价值”，其他阶级的思想为异端邪说，处处排斥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由于资本主义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垄断资产阶级独占独霸指导思想阵地的野心远比封建地主阶级大得多。垄断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是对全人类的思想统治。在它们的视野里，唯有资产阶级思想是先进的文明的，是“普世价值”，应成为治理世界的指导思想。其他阶级、国家、民族的思想和价值观都是落后的、野蛮的、不文明的，统统不符合西方“普世价值”的要求，都应该用西方的“普世价值”来收编和改造。因此，多年来他们或通过武力入侵、军事打击占领别国，进行思想殖民和文化统治；或通过“颜色革命”，扶植傀儡，输出思想，摧垮别国的思想价值观；或通过和平演变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搞乱理论是非、颠覆价值观，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比如对于美国来说，在指导思想上，它自己要求一国独大、全球独霸，却又要指责中国指导思想一元化不符合自由民主的要求。这显然是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道心态。美国在中国资助和栽培亲美“公知”、网络“大V”，采取里应外合、煽风点火、混淆是非等卑劣手段，企图达到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目的。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三、建立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保障体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能满足于将其写入《宪法》《党章》，也不能停留在一般性号召和宣传上，而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建立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保障体系。
1.健全完善马克思主义教育保障体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在人，在于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专门人才，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如果一个国家的干部和人民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社会基础，成了空中楼阁；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如同过河没有船或桥，只能束之高阁。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思想文化，不会自动进入人们头脑。因为科学信仰不可能自发确立，必须靠后天的学习与培养。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重要的是要对全体党员和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培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一要改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国民教育培养体系。这些年来，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有的被砍掉、有的被“改造”或转向（如政治经济学专业改为经济学专业，主要照搬西方课程，进行西方经济学教育），招生人数剧减，报考带“马”字专业的人少之又少。2015年中央实行“马工程”后，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上有所改观，但至今仍然没有设立本科专业，进而导致研究生和教师队伍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科班出身的人很少，严重制约了队伍的水平和质量。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前一段时间西方理论盛行的学术生态环境中，这些年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生和教师，相当一部分理论功底不扎实，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有的“姓马”“不信马”；个别的“学马”“贬马”，甚至“反马”；毕业后真正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研究的人不多。
为了培养数量多、质量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国家和省属重点高校应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科专业，招收本科学生；有条件的本科院校、省级党校和社科院要按照国民教育系列要求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一方面，要尽快恢复那些被砍掉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如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政治教育等；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各个专业建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理论体系、教材体系和话语体系，并以此批判性地研究西方理论，而不能以教育和学术的所谓国际化和与国际接轨为名，只讲“国际一流”，不讲“中国特色”，客观上使我国的教育体系逐渐西方化。要通过健全马克思主义国民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为党和国家培养和输送马克思主义理论高级专门人才。
二要改善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教育体系。党校是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党校姓党，首先要“姓马”“信马”。只有“姓马”“信马”才算姓党、才能姓党。各级党校要按照XJP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对现有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进行认真清理，真正回到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正确轨道上来。党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必修课，并联系党中央批评的各种错误思潮，重点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三要改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这些年来，各级党政部门和高校是重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但在效果上还不尽如人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方法应当不断改进，但最主要的还是教学内容，要从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透彻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难点，科学解释和逐步解决中外一切社会重大问题，提升教学对象的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素质。改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关键在领导。教育主管部门要从坚持党的指导思想的战略高度，对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履责上实行“硬约束”、强问责，从而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产生显著成效。
2.健全完善马克思主义宣传传播保障体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要有广泛的群众思想基础，使人民群众走近马克思主义，认同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38年来，信仰宗教的群众大大增加，崇拜西方思想的知识群体和青年越来越多。各级党政部门要从巩固党的指导思想地位的战略高度，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人民群众思想阵地。否则，群众思想被宗教思想和西方价值观占领了，即使是物质生活改善做得再好，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心理距离、思想距离也会越来越远。党委政府一定要把人民群众政治思想教育提上议事日程，摆在重要地位，在健全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组织保障、制度保障、物质保障、队伍保障等保障体系上真抓实干，抓出成效。把流失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基础找回来，巩固起来，为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提供坚实的社会思想基础。
要加强健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体系。党报、党刊、官网要成为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渠道、主阵地。要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名栏、名刊，打造红色理论阵地。意识形态部门和所有传播媒体，要自觉承担起传播国家意识形态的责任，通过理论宣传、文艺作品、网络信息等在全社会营造学习马克思主义风尚、信仰马克思主义氛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舆论导向。让人民群众在看书读报上网、看电影电视、看戏听歌等各种文化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熏陶，使人民群众亲近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
3.健全完善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保障体系。
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仅要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要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适应新形势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更加适合世情和国情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应责无旁贷地站在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前沿，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尤其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研究和传播，在全世界传播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讲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案和故事。
健全完善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保障体系要两手抓。一手抓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机构和队伍，建设更多专门研究基地，组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进行研究攻关；另一手抓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对自然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如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法学等。我国有一支庞大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他们分散在各行各业各个单位，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力量。要更加重视和发挥他们的作用，为他们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更多平台、予以更大支持、创造更好研究环境和工作条件。
4.健全完善马克思主义制度保障体系。
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进一步完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制度体系，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首先，要从《党章》《宪法》最高制度层面保障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方面，要通过《党章》《宪法》明确规定，党员和公民要拥护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行作斗争。另一方面，要通过《党章》《宪法》明确，反马克思主义是违宪行为，为党纪国法所不允许。从《党章》《宪法》最高制度层面树立马克思主义在党员和公民中的权威。
其次，要把《党章》《宪法》规定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度化具体化。一是要按照《党章》要求，健全完善党员和党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制度体系、党员反马克思主义的惩处纪律体系等。通过制度和纪律约束，促进党员履行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义务，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二是要按照《宪法》要求，健全完善在全体公民中开展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制度体系。引导人民群众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认同和拥护马克思主义；帮助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但公民不能反马克思主义，明确反马克思主义是违宪行为。三是要健全完善马克思主义领导权制度保障体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指导地位，首先要保证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权，包括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和高校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要克服马克思主义者在重用、晋升和提拔时常受偏见所阻挡的不利现象，把真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安排在经济、法律等社会各个领域的关键岗位。
程恩富、王朝科：中国政治经济学三大体系创新：方法、范畴与学科
人的自觉实践催生理论，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互动发展；科学的理论正确地反映实践，错误的理论曲解地反映实践，理论与实践密切相关；原有理论可能落后于实践，实践也可能脱离科学理论，理论最终由实践来检验。这是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和常态，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学研究走过的发展历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经济实践相结合，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和三大改造任务，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管在探索中有失误、有曲折，但正如宪法所认定的，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同时，我国开始独立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孙冶方、许滌新、刘国光、卫兴华等的论著，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摆脱苏联经济建设和政治经济学的某些不良影响，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后，党的领袖和学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经验逐步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出现代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多种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围绕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时代课题，形成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解释力和高效建设力已举世瞩目。尽管科研成果丰硕，但展望未来，新时代、新挑战、新课题，均迫切需要我们勇敢地承担时代使命，对中外重大经济实践问题做出更完美的理论阐释，并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范畴和体系三个层面不断完善发展、开拓创新。
一、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体系的创新发展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课题，每一个时代的经济学都应承担与这个时代脉搏相一致的时代使命。任何经济学的创新都离不开方法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肩负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使命，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方法论革命，建立了独特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抽象—具体的辩证思维过程、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数量分析方法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讲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面对的发展环境正经历近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口，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伟大的实践孕育着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在伟大的实践中升华。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要无愧于这个时代，必须通过方法论创新，进而实现理论的革命性创新。
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创新的总原则是：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坚持整体性、辩证性、开放性和批判性，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和各种理论的科学成分。具体来讲，哲学方法是方法论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方法，要从中西哲学中借鉴一切合理科学的成分，这一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伟大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下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因而政治经济学需要从现代政治学的方法中吸取养分，创新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地包含着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体现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政治经济学直面的真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包含着经济对社会、社会对经济的相互影响形成的复杂关系，社会学中诸如阶级阶层分析、田野调查、个案研究等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复杂经济关系的形成机理、提高对现实经济与社会问题交叉互动的解释力和解决力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市场经济离不开法制和法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莫能外，不同之处在于法的阶级性，而市场主体及其在市场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法律表现，因而有必要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体系中借鉴现代法学方法；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涉及许多子系统，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子系统，资源、环境、人口、科技子系统，经济过程可以理解为通过过程控制实现系统目标的过程，因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科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必将大展宏图；数学方法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倍受争议，数学方法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与政治经济学本身并不存在天然的互斥关系，很多时候数学甚至可以把很多经济关系表达的十分精致优美，如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模型等，但在政治经济学方法创新过程中，必须克服西方经济学滥用、误用数学方法的不良学风。除此之外，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创新还可以吸纳伦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美学等的有用方法，丰富和发展21世纪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
二、中国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创新发展
经济范畴或经济概念是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一种理论抽象，是构成一个经济理论的基本语言单位。换句话说，一门学科其实就是一套逻辑严密的范畴体系的展开，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找到明确的答案。一门学科的范畴大致有四种来源，一是直接继承前人的成果，比如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就大量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将其科学化；二是对原有的范畴进行改造和发展以满足建立新的理论和解释新的问题；三是移植其它学科的范畴；四是根据研究需要建立新的范畴。
未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需要形成更加严密的一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范畴体系，克服一些未经学理化的文件用语或经济政策用语，以及照搬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范畴，以避免学理性、学术性和逻辑性不强的状况。要形成一套逻辑自洽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范畴体系，其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思路是：第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特征事实，正像当年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以英国为典型例证从而对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一系列抽象一样，如可以抽象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以及共富、共享等范畴；第二，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典型特征事实进行比对，发现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和匹配性，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直接继承，如商品、货币、价值和价格等范畴；第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事实，把那些虽不能直接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素材加以发展，从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一部分，如扩展改造后的公有资本、公有剩余价值等范畴；第四，从西方经济学或其他学科批判性地吸收科学合理的范畴，如制度费用、主权基金等范畴；第五，根据中外经济发展实践创造性地提出新的范畴，如新经济人、知识产权优势、准中心、新帝国主义等范畴；第六，依据科学范畴来建构话语体系，如依据“合作博弈”范畴来构建“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国际合作共赢，反对经贸关系中的霸凌主义等话语，依据“共同富裕”范畴来构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就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以及扶贫和提高低收入、扩大中收入、调控高收入等财富和收入分配领域等话语体系。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创新发展
新中国建立七十年来，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模仿学习独立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实践是内在一致的。无论是传统的两大部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系，还是独立创新发展的三篇结构体系（原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四篇结构体系（商品经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六篇结构体系（生产过程、经济制度、微观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宏观经济运行和国际经济关系），以及模仿西方经济学建立的微观政治经济学和宏观政治经济学等，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缺少统一的元范畴、中心范畴和逻辑严密的学科体系和方法论体系，拼盘痕迹明显。未来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的总方向，是继续完善和创新多元学科体系，其中有四种学科体系应受到高度重视。
其一，构建和完善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恩格斯看来，研究某一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体系属于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我们应广泛收集和梳理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外最新文献，并撰写出具有21世纪视野的各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中，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为基础，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尤为重要。况且，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已经为我们准备了非常充分的实践资源，七十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成就，已经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学术资源，亟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其二，构建和完善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专门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体系属于中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有机综合马克思的“三过程”《资本论》体系、“六册计划”（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体系、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体系的基础上，应完善和重视“五过程”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新发展，并将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再生产总过程、国家经济过程和国际经济过程的叙述体系，完美地落实到初级、中级和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中。
其三，构建和完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恩格斯看来，研究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体系属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我们应在分别研究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理论基础上，塑造以史立论、以论为主、史论结合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就建立了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标志性成果是许涤新的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可以视为是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次初步尝试。中国政治经济学经过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积累、探索和发展，已经具备足够的中外文献和学术底蕴，建立贯通人类社会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其四，创建“五观”政治经济学体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和所处的历史阶段看，当今世界依然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和建设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共同存在，各种思潮、理论的相互碰撞、竞争、对话、借鉴等在所难免，因而从与西方经济学展开对话、交流的角度、从批判地借鉴和超越西方经济学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为指导，创立包括渺观经济（个人和家庭）、微观经济（厂商）、中观经济（产业和区域）、宏观经济（国家）、宇观经济（国际）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新体系，也是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的可行方向。
最后应当指出，近几年XJP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各级领导“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是非常及时和有针对性的。一个时期以来，在经济研究和教学中，一些学者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甚至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经济成就归功于西方经济学，而不认同是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科学经济理论指导的结果。目前无论是在国内经济领域的立法和政策层面，还是在解决中美经贸摩擦和国际经济关系层面，均亟需主动运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重大原则进行研究和操作，以较快地圆满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协调发展，实现国与民的共强共富。科学理论不能脱离科学政策和实践，科学政策实践也不能脱离科学理论，不然，对现行经济政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供给再充足、再完美，也无法通过立法、体制、机制、政策而转化为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点是普通劳动人民）和高质量实践。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尤其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经济领域的立法、体制、机制、政策越是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重大原则，实践的效果就会越好，广大干部群众也就越认可这一经济科学的“皇冠”学科的实用性、感召力和科学性。要言之，各级干部和学者一起共同科学发展和高效实践21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政策，这是响应和落实XJP总书记新时代“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号召的时代担当。
作者：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学部委员，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王朝科，上海对外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
程恩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等若干问题的讨论
关于《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我有两篇文章。一篇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现实意义》，还有一篇是篇4万多字的文章，《〈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资本论》四卷一共有七十几处论述到未来社会，我把它分成十三个问题，分别联系理论界和现实问题加以讨论。以下我就把我平时想的几个问题稍微列了一下，简单跟各位交流一下。
关于研究对象，马克思讲生产关系，也用过生产方式。有几位教授专门写文章主张不要用生产关系，应该用生产方式。介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生产方式，也是有依据的。《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里面也提到生产方式。但是我曾经问过一个教授，你写了那么多文章提倡生产方式，那么你设计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什么变化？如果结构都一样，和提倡生产关系有什么区别呢？似乎没有这样的文章说按照生产关系设体系是那样的，按照生产方式设体系是这样的。换一个说法，说研究对象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是多数人也不太赞成。研究的对象要不要放生产力呢？我们中国还创造了生产力经济学，书都有几十本，中国经济科学有两门最高级的皇冠，一门是政治经济学，还有一门是生产力经济学。这两门是最高层次的，其他所有经济学科都是它们的应用或者专题。这个说法似乎也有道理。西方经济学提到的资源配置，但是仅有资源配置是不够的。资源配置不只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有产权的配置，配给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这个也是个配置。不能仅仅是经济运行，还有产权的运行。要把这些概念拓宽，但是拓宽以后还是涵盖不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本人曾经也创出了一个概念。我觉得马克思讲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都有狭义、广义之分，所以我觉得还不如用经济力与经济关系的概念。经济力里面有四个力，经济关系里面有四个生产关系。我以前的硕士论文有提出这个概念，也写过一些文章，这样就更加方便，因为马克思讲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有时候都是指广义的。
关于起始概念，《资本论》的起始概念是商品。我们过去的经济学是从所有制开始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起始范畴应当是劳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始概念是什么？是所有制、生产力，还是国家？这个都可以讨论。
关于主线概念，这里要区分主线概念、主线理论和生产目的，它们有联系但是不完全一样，和我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研究任务也不完全一样，所以这些概念可能要精确化。恩格斯讲过剩余价值理论是主线，所以资本论主线概念或者核心概念是剩余价值，理论是剩余价值理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我赞成剩余劳动，原始社会也有剩余劳动，特别是后期追求剩余劳动，未来社会也有剩余劳动，这一点马克思讲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是什么？这个还可以讨论。
关于概念体系，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有交叉。有的是话语不等于概念，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现在讲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这都是话语，但不是概念。概念必须是有界定的。话语是可长可短的，概念肯定是短词，理论肯定是长的阐述，这些都要精确化。我们有的文件或者领导人讲话把概念和范畴并列。这是不对的，概念就是范畴。
我个人研究认为，《资本论》由三大概念体系或者说范畴体系构成。一是劳动：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各个领域的劳动、具体劳动、抽象劳动等。二是资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各个领域的具体资本。三是剩余价值：利润、地租、利息等。《资本论》是由三大范畴体系、概念体系构成的。当然还有一些概念不在其中，但主要的是这三大范畴。它的轴心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轴心就是雇佣劳动力和资本。我们现在的轴心是什么？怎么表述？是用一个经济现象描述一下，还是有重点有主要矛盾？经济上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生产力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是经济领域本身的矛盾，我们可以再来继续研究。《资本论》是三大范畴体系，社会主义除了这三大范畴体系要不要再加什么范畴体系？这是个问题。
关于理论体系，既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说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我认为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有两条主线，一是中外共产党领袖，一是中外学者。领袖的马克思主义是治党治国的指导思想，学者的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思想，两者要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我认为这个很重要。比如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谁先提出的？是社科院的于祖尧先提的，早于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1979年提出的，他说的市场经济不是我们现在搞的市场经济，他不区分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他说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就是指社会主义可以搞一点市场。很多概念都是学者先提，然后被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吸收过去，但是也有领袖先提我们吸收的，这是个互动的过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实际上应当是有两本书，一本书就像我们现在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读本。这个读本确切讲应该是专题读本，里面基本上没有学者的思想。这个是对的，因为是给干部看的，是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还有一本书是既体现官方又体现学术界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相互融合的。我认为两个体系、两本教材应该是并行的。
具体来说，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多样化的。大家可以看我去年的一篇文章，讲了好几种体系并略微做了评价。这些体系都是有利有弊的，所以我认为可以多体系并存，大家都写出来，最后通过教学科研逐步筛选出一些好的体系。现在体系比较多，有六七种体系。我觉得我们可以建立狭义政治经济学，专谈资本主义的、专谈某一社会的社会主义的、专谈封建社会的、专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等。这个政治经济学有待于创造。有的可以按照六分册写。还有就是可以按照《资本论》三过程写，也可以把六分册和《资本论》三过程融合起来变成五过程法：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总过程，并把六分册的后面三分册变成国家经济过程和国际经济过程。五过程法有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版本，各有100万字，初级100万字，有压缩成65字的通用版和45万字的简凝版，供初级、中级、高级本科、硕士看，各位读过这300万字才算是政治经济学博士毕业。政治经济学也可以按照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构建体系。还有就是我现在正在主编的五观经济学。刚才讲的都是根据马克思的思路变通创新，我觉得还要跟西方经济学对话。我们不能只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活动，所以我这几年就有一个想法，一生中一定要编这样一本书。现在正在编五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微观、宏观，德国人搞中观，中国中观经济学书也不少，我再加两观，秒观、宇观。秒观从劳动者个体出发，分析劳动时点，分析劳动者的行为。中观分析地区和产业。宇观就是指全世界。
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解释和解决当代社会主义难题
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解释和解决当代社会主义难题
——2016年3月20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话
本人代表获奖者，感谢“经管之家”这一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和管理网站响应XJP总书记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讲话，评选2015年最受关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物、论文、专著和教材，并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共同主办此次论坛暨颁奖仪式。我讲三点看法。
一、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态势
11年前，本人与美国、日本、法国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发起并建成世界政治经济学会，每年大都是在国外召开年会和国际论坛，在美国、日本、法国、巴西、墨西哥、越南都开过，今年是在印度召开。论坛一般与会者有180位左右，学会主办了《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英文国际期刊。据统计，美国政治经济学学会有500－600人，法国也有200－300人，日本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会叫经济理论学会和政治经济学学会，以及经济学说史学会（两派学者都参加，既有研究马克思的、也有研究凯恩斯的）。日本经济理论学会聘请我担任该学会的国际顾问，这个学会大约有2000人。日本院士配额具有一定的公正性，经济学有15个名额的院士，其中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3个名额，东京大学伊藤诚是其中一位！印度也有政治经济学会，还有俄罗斯政治经济学学会，是以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布兹加林（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为首的二十几个人。在苏东国家，一旦社会主义垮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全部被赶出大学，如东德的大学里已经没有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所以不要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自由的。其实，资产阶级的学说是很不开放的，就像我们看他们的文章，他们不看我们的文章，谁说他们是思想学术开放的？在拉美国家，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学术阵营，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较多以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全世界的分布更多。
整个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苏东国家剧变的低潮后，目前呈现了逐渐复兴的趋势，尽管复兴的进程比较慢。这次金融危机前后，法国的博士研究生、教师发起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专门写过论著予以介绍。本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后，新自由主义破产了，七十年代滞胀危机后是凯恩斯主义破产了。那么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破产了，还有那么多人信呢？从国际上来讲，是由于跨国公司垄断了经济，同时还垄断了媒体，垄断了社会组织，垄断了国民教育系统，当然它本身就是垄断政权的，这样，经济、教育、新闻媒体、政权，这些都没有变，它整天在妖魔化社会主义，妖魔化共产党，妖魔化共产党的领袖，等等，所以，虽然人民群众很伟大，但再伟大的人民群众也是属于这个统治阶级控制支配下的国民。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的国民教育体系和媒体，它说什么，大多数国民自然就会信什么。任何社会都是这样的。福山教授曾经说过，有些国民的利益虽然受损了，但他们还是会站在损害利益的一派，就是因为这个教育和宣传系统是被控制的。
中外马克思主义者是实事求是地掌握了真理，因而发展态势是总是会在曲折中前进的，毕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这是无可置疑的。虽有曲折，但社会终究是要往这个大趋势演变的。例如，欧盟的发展即是如此，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明的话说，是集体帝国主义，参加北约并跟美国干坏事。但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我是第一个提出的，即由于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全世界是个整体，欧盟首先搞一体化，它适应了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需要，它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经济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还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变化，因而可以称它为集体资本主义、集体帝国主义。不过，欧盟离共产主义就不远了，离社会主义全球化就差一步了。列宁过去将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成是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最后入口处这句话从当下全球来看，欧盟更是入口处！所以，世界向社会主义全球化在慢慢蠕动，就像蚕宝宝似的慢慢蠕动，中间可能还要退一二步后再进几步，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大方向就是这样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反战运动等等，大方向和总趋势都是如此！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在学术研究和进步运动中已经并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负作用和各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改良主义或正或负作用，要实用得多，进步得多，不断推动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和世界人民的福祉提升！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解释和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难题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少有这样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总是爆发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有时还有财政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通过具体矛盾发生作用的。对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是操作失误，也就是说是美联储、华尔街的操作失误；还有人说是信心不足，而金融危机恰恰是在信心最足的时候出问题的；还有人说是机制有问题，或华尔街的资本家太贪婪！那么是贪婪吗？资本家可能不贪婪吗？贪婪是资本家的本性，最大限度的追求最大利润就是他们的目标。凯恩期主义者认为危机是由新自由主义的体制机制导致的，而新自由主义认为不是他们搞的，但有的承认有错误。新自由主义阵营五花八门，比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与他没有关系，因为危机爆发时他已经卸任，即使有误也只能是三分的错误，大部分还是正确的！张维迎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将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将再次兴起。费里德曼是张维迎的精神导师。费里德曼去世后，他的对手萨缪尔森指出，学者可以随意发表观点，但像费里德曼认为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金融危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这就有悖学者的良心了。半年后，张维迎即发表了上面的类似奇葩言论。日本有位著名的海归学者中诚岩承认，自己大学教授，又是历届政府高参，一直在日本倡导新自由主义，而日本经济一直一蹶不振，尤其再加上这次金融危机，自己负有责任。这说明，他还是有良心的，知道自己错了，但理论上他不会倒向马克思主义，可能倒向凯恩斯主义。
中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各种危机不单是贪婪，不单是操作失误，不单是体制机制有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或民营化为主体，加上是市场经济，那就或迟或早会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两极对立等等。解决的办法呢？世界经济学体系有三种：各种各样的凯恩斯主义，各种各样的新自由主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大经济思想体系，任何人脱离不了。西方有位著名经济学家说过，任一领导人的经济政策、经济思想都是某一经济学派、某一个经济学家的奴仆，是属于某一思想体系的变化结果。譬如，里根属于新自由主义主义供给学派，克林顿采用一些新凯恩斯主义。任何一个人，不管年纪大还是年纪轻，你开始研究经济学，主张一个经济学观点，一般已有不少相同的文献。你写文章，一定是基于别人的某些思想，才能创新。
按照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若要解决各类经济危机问题，必须做到两点。第一，要大力发展公有经济，非公经济只能适当发展，如此贫富差距就不会太大。第二，国家调控的力度要稍微大一些，一些重要领域主要由市场决定便会出问题，因为所谓市场决定，说到底是大企业决定，在西方国家就是私有垄断寡头决定。这两点若能做到，经济就会搞的好一些，国力就会好一些。北欧、瑞典、新加坡，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搞的好一些，就是因为采用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多搞宏观调控，计划调节，多搞国有企业和合作企业，有的国家还实行较高的个调累进税，这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政策的范围。
资本主义第二个重要矛盾就是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对立。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基尼系数、家庭收入五等份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表明资本主义贫富对立最主要的指标是财富的占有比重。比如说，美国1％最富的家庭净资产，占整个美国家庭净资产的1／3，其余较富的9％美国家庭又占有1／3，因而10％的富有家庭占有美国财富的2／3。家庭净资产包括金融债券、房地产等，存量资本和资产都是包括其中的，这是美国两极分化的最主要标志，其他标准都是次要的。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只谈收入占比，财富占比是不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波及了80多个国家，其中一个响亮的口号是99％比1％，即绝大多数劳动者与极少数超级富豪存在对立。这个运动最后被美国暴力所取缔和镇压。有人说没有阶级矛盾和斗争了，你去问问美国的工人及其代言人，没有人会否定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出现以后，法国青年经济学家皮凯蒂刊行了风靡世界的《21世纪资本论》，揭露西方财富占有的秘密。他精通数学，精通计量经济学，精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但他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只会专搞那些漂亮的数学模型，说明不了问题的实质和解决方式，因此，他就用实证分析，用很多国家长期的数据，来说明整个资本主义还是具有世袭资本主义的特征，从而引起全球轰动。人家给他扣帽子，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克鲁格曼教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五篇文章为他辩护，反击右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他的攻击。但是，皮凯蒂还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左翼经济学家，因为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单纯实行高额累进税。以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好的，只能从分配方式和再分配领域搞累进税来解决。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高额累进税固然要搞，但更要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目的是在公有企业的初次分配中就把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消灭了。所以，皮凯蒂还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但比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很大的进步性。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都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同盟军和统战对象，它们的学术地位和社会作用相当于马克思说的斯密和李嘉图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而新自由主义则相当于马克思批评过的萨伊和马尔萨斯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新常态这个词是西方国家先提的，资本主义经济新常态和我们所讲的经济新常态不一样。它的新常态是说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后，经济复苏不起来，今后要习惯于低增长或衰退、高失业、金融失序和财政困境等。甭指望这些问题很快就过去，经济就重新繁荣，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新常态。在中外知识界流行的、频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自由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已束手无策，但能够科学解释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困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垄断资产阶级政府又不愿意采用，那就让它们继续常态下去吧！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解释和解决当代社会主义难题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在无战争和无重大决策失误的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负增长的，是不会发生经济危机的！西方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我国没有发生危机。现在我们要重点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管理的问题，XJP总书记在内部讲话中已经强调，我们所讲的供给侧改革不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有舆论把国有企业比作“僵尸企业”，这个词很难听。搞关停并转、结构调整、去产能去库存等等，也不需要套用一个很不好听的词，说的严重一点，属于蔑视性的词汇。中国那么多恰当的词为何不用，可以叫亏损企业嘛。关于供给侧，总书记讲的很全面，在适度扩大需求同时，重点来抓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所以不是不要扩大需求。需求和供给是辩证的，即使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来看，也是有关系的。今年的投资下去，今年叫投资叫需求，投下去以后形成固定资产了，明年开始生产了，就是供给。需求有三驾马车，供给有哪几个主要因素呢？我提出“新三驾马车”是供给方的：
第一，要素提质。生产要素须提质增效，其中劳动力即人的要素也要提质。今年两会，张德江委员长在安徽代表团讲话时明确指出，要变农民工为市民，变农民工为技工，最好是高级技工。90年代以来，我国大办普通高校，重点学数理化和外语等一般知识，相对忽视高职的发展，忽视了专业技能的培养，大批普通高校毕业生找工作时发现没有专业技能。现在教育部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把普通高校变为高职，大力培养技能。这就是过去一位模仿美国教育而走了弯路的结果。只有各个生产要素质量不断提高，供给的产品质量才能提高。
第二，结构优化。这包括产业结构、外贸结构、企业结构、区域结构等。以企业结构为例。以往有舆论认为市场经济的生产经营集中度越分散越好，同类企业商量越多越有利于自由竞争，但实际上汽车生产厂、飞机生产厂并非越多越好，因为生产经营有规模效应和全球竞争问题，我国曾走了十几年的弯路。20世纪末全球形成了新一轮的企业兼并高潮，超级大企业还在不断并购扩大规模。西方经济学讲主要的现代企业形式是寡头竞争和垄断竞争，事实上很多重要部门都是寡头垄断的，甚至全球只有一两家大公司，如以前全球胶卷生产主要就是柯达和富士两家。美国自己根本没有提出柯达胶卷为什么只有一家，要不要一分为二，或是一分为三？而在我国就会有决策者提出一家不行，一家没有竞争啊。垄断性的微软公司击败了其他类似的公司，也只有一家，在20世纪90年代时法院争论要不要拆分，后来还是没有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要在全球形成垄断。张德江委员长在两会说过，高铁为何能突破发达国家技术不愿转让的封锁，因为只有铁道部一家，而飞机和桥车等生产企业是各自为政，多头对外谈判，就难以突破外国技术不转让的封锁。因此，我国的企业结构要进一步优化，以利于减少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增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
第三，科技创新。这是供给侧改革发展的关键之一，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我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落实XJP总书记强调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方针，把传统“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观念颠倒过来，突出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政策。一位外国专家讲过，发展中国家要干美国正在干的事情，而不能只干美国要你们干的事情。例如，美国人强调要中国只保护知识产权。为什么只讲要保护？因为美国人就是靠知识产权赚我们中国人的钱，赚发展中国家的钱。十几年前年，我研究中国是不是世界工厂，结论是我国不是世界工厂，而是以“三来一补”和合资为主的加工厂。什么是世界工厂呢？只有这个企业和国家较多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个企业和国家才具有核心竞争力，比如华为便是典型。国家也是这样，没有关于核心技术的较多自主知识产权，在关键产品上没有自主知识产权，都是靠“三来一补”，这不能称之为世界工厂，世界上也是不承认的。列宁讲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之一在于资本输出，我认为21世纪帝国主义的特征之一，是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包括金融资本）并存的是知识产权输出。通过知识产权输出赚你的钱更多。据报道，美国的收入的60％－70％都是靠知识产权输出。因为它们就是用知识产权垄断来支配整个世界经济，不仅是靠金融控制。
最后说明一下。关于供给侧改革，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因担心新自由主义乘机泛滥而不理解。其实，供求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之一，我们要反对的不是供给侧改革本身，而是给供给侧穿上新自由主义的外衣。有舆论主张进一步给私营经济减税费，而要让已经退休的人再交养医保金，这都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和民生没有关吗？坚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了什么？和找对象、找工作、加工资没有关系吗？只是过去把二者紧密联系起来宣传不够。马克思主义强调民生导向的改革开放发展，XJP说“改善民生就是发展”！进一步改革开放要解决什么问题啊？发现有些措施是加大了群众的负担，尤其是中下层，所以我们倡导今后的改革应该是民生导向，这和总书记的“改善民生就是发展”是一致的。
此外，现在流行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不成立的。这是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推行了几十年出现一系列问题以后，这时候正好拉美有些国家的收入有六千元或过多一些，于是，新自由主义学者就赖账，说这个时期是中等收入，容易出现问题。其实，明明是他们搞出了严重问题。美国、日本、欧盟到了曾经到过中低收入时期，有陷阱吗？现在这些高收入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还不没有进入陷阱吗？另外，低收入国家，像印尼、尼泊尔和非洲国家等，难道就存在低收入陷阱吗？当然，本来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也不是这个意思，后来人们把这个概念泛化了，说问题很多就是陷阱。那么美国政府因财政问题都关门了，是不是陷阱？因此，关键是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政策，如果用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问题肯定多，就容易掉入低收入、中收入和高收入时期的陷阱，而不管人均收入的高低。
简言之，与时俱进而又不断创新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完全能够科学解释和解决中外一切经济难题。如果决策者不及时采纳和有效操作，那么，责任并不在解决思路和方案本身。
程恩富：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关于中外经济关系的理论与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逐渐形成较有影响的三大学派。与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派（其理论倾向属于各种凯恩斯主义加发展经济学的耦合）不同，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和政策思路三个层面均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科学扬弃古今中外的经济思想，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已日趋体系化、学术化和实用化。笔者仅就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关于中外经济关系的理论与政策作一扼要归纳和阐述。
一、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及其治理类型的研判
（一）经济全球化的描述和界定
经济全球化可从两个方面来描述和界定，一是从生产力和经济关系一般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加快的趋势、经济活动在各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二是从现阶段经济关系一个重要特征的意义上说，当今经济全球化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和扩张的趋势。轻易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经济全球化并由此来制定社会经济战略和策略，都是不可取的。对于违反国际规则而故意遏制特定国家和地区的逆全球化和经济霸凌主义政策，各国均须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而加以坚决反制。
（二）反全球化运动的实质是“正全球化”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以民族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代表的首先是自己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也由于它们在国际政治方面所处的强势地位以及在经济与技术方面所处的垄断地位，因而全球化往往成为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垄断资产阶级控制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手段，富国和穷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财富与收入悬殊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同时，某些不合理的全球化措施也会加剧一国内部的某些社会矛盾，甚至引起各国劳动阶级之间的误解和矛盾。反全球化运动就其主流来说，是主张建立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即“正全球化”，仍不失为是一种具有广泛国际性和某种进步性的国际运动，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存在某种联盟联系。
（三）经济全球化将最终导向全球社会主义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凸现出这样的根本矛盾，即一国内部的经济不断社会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国际社会的经济不断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和国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些根本矛盾以及一国和全球经济的无政府或低秩序或弱调控状态必然导致一国或全球经济的紊乱和衰退。这些主要矛盾的彻底解决，必然导致全球社会主义，尽管其路途艰难、波折颇多并且时间漫长。这首先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及其运行规律所决定的，同时也与政治和文化制度密切相关。换句话说，走向公正和有序的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的是全球社会主义而非全球资本主义，否则，各种危机、混乱、暴力、犯罪与贫穷等各种全球性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治理。
综观近40年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美欧、日本，还是剧变后的原苏东国家，经济总体增长速度均低于二战后实行凯恩斯主义时期。被联合国认定的40多个最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亦称第四世界），也没有通过私有化和唯市场化等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全球化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全球经济迫切需要在反思和超越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主导阶段健康发展，并曲折地最终走向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主导阶段。从唯物史观的科学视角观察，在一定意义上，不仅中国、越南、古巴、老挝、朝鲜和白俄罗斯的多模式社会主义发展，而且超国家的欧盟和欧元及世界货币的构想，甚至统一度不断上升的东盟和非盟等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的积极作用日趋扩大等，均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克服或缓和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某些根本矛盾，朝着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蠕动。
（四）全球经济政治的四种治理类型
20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政治治理大致经历了四种类型。
第一，列强争夺型治理。
1900～1945年，伴随着英国霸权地位的日渐衰落和美国等国势力的不断提升，世界强国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加剧，维护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稳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缺失，各国之间弱肉强食，单边主义政策盛行，“以邻为壑”式的贸易战与货币战频发，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剧烈动荡，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及一系列殖民主义战争和一次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但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使全球政治经济的民主治理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因素。
第二，“两超”阵营型治理。
1946～1989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别支配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各方都尽力维持着自己的势力范围，维持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一种相对的平衡和稳定。美国以西方世界霸主自居，出于遏制“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需要，容忍了西欧和日本等国长期的“搭便车”行为，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了诸如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安全和对外援助等国际公共物品。在军事政治领域，美国组建了北约组织，向其盟国提供安全和核保护伞；在经济贸易领域，美国主导了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ATT）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制和国际贸易规则，从而维系了西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某种长期稳定。在此期间，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也纷纷胜利，第三世界国家作用不断扩大，世界经济政治民主治理的积极因素持续提升，但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发动的“冷战”严重妨碍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并使军备竞赛加剧。
第三，“一霸数强”型治理。
1990年至今，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扮演平衡者的角色。为了巩固“全球领导地位”，美国不断交替使用“单边主义”“多边主义”战略手段阻遏多极化趋势，从立足于联合国转移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能源机构和北约组织等，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甚至推行“美国第一”的新霸凌主义、新帝国主义政策，越来越露骨地把接受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作为它提供对外援助和贷款的先决条件，越来越露骨地把国际政策变成促进或维护其本国实力、遏制或削弱他国实力以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破坏了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民主治理，这导致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行动能力明显降低以及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相对不足，各种全球性问题不断凸现。仅在经济领域，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战、金融战、资源战、科技战和粮食战等就层出不穷。
第四，未来全球民主型治理。
展望未来，超越霸权治理、实现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任重而道远。为了提升现时期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水平，必须首先改革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构建联合国主导型治理框架。应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构成和机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理事名额，激励世界各国和地区政治实体共同参与全球事务决策，提高其代表性和决策效率；应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机制和表决权等，改变少数富国对重大决策拥有否决权的现状，制定更有效的金融规则和危机处理机制，加强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管；应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及其规则，保证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决策并从中受益，确保贸易活动不损害民族利益和劳工权益；应尽快确立全球统一的货币即“世元”、全球统一的语言即“世界语”；取消美国控制下的北约组织和某些国际法律机构，完善联合国领导下的维和部队和国际法律机构。只有这样，才能塑造一种各国共同负责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公正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和军事自卫化，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中国已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准中心”地位
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在《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1970年）的力著中，提出和论证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外围”理论。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也出版《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问题在于：当代中国还是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外围国家吗？美国等七国集团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中心，但我国既不依附它们，又不是外围国家。据此，尽管国外左翼学者关于“中心－外围”“中心－半外围－外围”这两种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揭示出近代资本主义以来世界体系的发展特征，也有利于警示不发达国家摆脱外围或依附或边缘的地位，不过，固化的二层或三层等级描述难以全面动态地定义和解读中国等正在崛起的国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虽然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历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没有终结，但中心国家的全面优势不断相对缩小，中国等新兴国家不断崛起，这使以往“中心－外围”“中心－半外围－外围”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层次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变化。既然已有的中外理论研究还不足以准确界定新时代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就迫切需要创造一个新概念来加以精准定位，而“准中心”概念也许可以达到这一研究目的。
新中国70多年历史可分为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和党的十八大后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把迄今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新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党和国家工作中心和国际地位三个方面考量，可分为明显的三个阶段和跃迁。主要从经济建设方面来看，这三个阶段是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三个奇迹”，先后形成初等富强、次中等富强和世界经济体系“准中心”的中等富强的三个阶段。
第一，改革开放前创造“第一个经济奇迹”，形成初等富强的阶段。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和从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的战乱频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启了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探索。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四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由“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转变到“抓革命、促生产”2上来。后来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正确的。在国际地位上，抗美援朝战争和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两弹一星一艇（核潜艇）”的研制成功、独立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教科文卫体的全面发展、人口激增和民生的较大改善、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席位以及中国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号召力等，表明新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军事上已摆脱旧中国积贫积弱的依附型“贫弱国家”状况，真正站起来和初步富强起来了，标志着我国处于“初等富强”的地位，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奇迹”。
第二，改革开放后创造“第二个奇迹”，形成次中等富强的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所共认，阶级斗争已经不是这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人口快速增长基础上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亟待快速提高，这才是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为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表述，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适时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下，到2012年，我国工业产值和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教科文卫体发展显著、民生从温饱提升为小康、政治和军事的国际地位也日益上升，标志着我国处于“次中等富强”的地位，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奇迹”。
第三，新时代创造“第三个奇迹”，形成世界经济体系“准中心”的中等富强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在继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提升。我国通过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贯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方针，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富共享，并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亚投行”“20国集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合作，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国际感召力和影响力日益增强，已成为世界体系中的“准中心”5国家，标志着中国已处于“中等富强”的地位，正在造就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奇迹”。正如XJP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4。
由上可以预言，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次高等富强”；2050年中国实现充分现代化，名列世界经济体系中数一数二“顶级中心”的“富强”国家。但当下我们也面对来自西方，甚至包括拉美国家的一些不利舆论，质疑中国在拉丁美洲、非洲的投资和能源等合作，怀疑中国也是在发展一种新的“中心－外围”之间依附关系，因而我们有必要声明，中国迈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不是重蹈西方中心国家的覆辙，不走它们利用领先的经济技术优势来剥削其他国家劳动力的老路。中国所追求的“中心”地位，实际上是在谋求自身发展基础上促进人类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完善。我国既要在经济和科技上追赶上传统的“中心”国家，以获得与发达国家平等合作的机会，又要和传统的“外围”“半外围”国家进行平等和帮助性的合作，并为“外围”“半外围”国家发展进步提供示范，同时还要更好地引领全球共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引领共同塑造国际共同经济安全以及引领共同推动公正的经济全球化。
三、积极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推行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导向”战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但是，较为粗放的对外开放模式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妨碍了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国民福利的增加。这说明，以单向引进和数量扩张为特征、以资源高消耗为手段、以环境遭破坏为代价的粗放型对外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和自主创新的“精益型”高质量对外开放模式，通过对外资、外源、外贸、外技、外汇和外产的适当控制和提升，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具体应做到以下六个适当控制与积极提升。
（一）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积极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须对利用外资做出重大调整。一方面，要看到经过多年发展，外商投资企业目前在我国经济中已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提升都与外商投资企业相关；另一方面，我国也不能继续沉浸在引资规模的扩张上，而是要追求引资质量的提高。①1必须引导和实现外资投向和要素流入结构的改善，必须从注重“引资”转为谨慎“选资”，应引进弥补我国产业和产品空缺的、符合低碳经济要求的和科技含量高的企业。②2不宜把具有稳定盈利和预防外资支配而有损于民生的公益事业轻易让位于外资，以为引进外资越多越好，实际上这并不利于发挥内外资的综合效益。③3需要确立公平的竞争环境，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的优惠，保证国内企业在同一起跑平台上参与竞争。④4要通过提高环保标准来提高投资门槛，吸引真正有实力的“清洁投资者”，使引资工作适应我国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大方略，服务于我们转变生产方式的大目标。⑤5充分利用国内已有的巨大储蓄存款资源，防止外资大规模利用和控股中资。⑥6加强对中国境外的投资，发挥中国过剩资本的有效作用。
（二）适当降低外技依存度，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
事实证明，在缺乏核心技术而形成的“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高依存度、低附加值）模式下所获取的贸易利益只能属于初级开放阶段的状态，倘若长期照此模式继续下去，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会在外贸结构、贸易条件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提高等方面改善缓慢，并逐渐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新时代新阶段亟需改进。①1确立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战略。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虽然要重视发挥“比较优势”，但突破以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旧式国际分工模式的束缚，变“比较优势”为“知识产权优势”，重点要积极发展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控牌（尤其是名牌）和控股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②2强化国际科技合作，积极完善国内创新环境。降低外技依存度，需要推动以我国为主的国际国内科技合作，使科技合作与经济合作相融合。③3要加大自主创新的研发经费投入，完善创新载体和创新平台，为自主创新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④4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塑造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的新型举国体制机制，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组织好若干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尽快完成从技术大国向技术强国、专利大国向专利强国、品牌大国向品牌强国的转型。
（三）适当降低“外源”依存度，积极提升配置资源的效率
能源等一些资源过度依赖进口，既使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背上沉重的成本负担，也威胁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安全，并且容易引发更多的国际争端。适当降低对国际市场能源和资源的依赖程度是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一些舆论认为，中国目前的能源对外依赖程度并不足以引起高度警戒，也没有必要加以防范。这种中国某些能源和资源的进口高依存度“无风险”论并不能成立，需要及时建立风险防范措施。一是要尽快建立起自己的重要能源（特别是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形成一道基本的“防火墙”。能源战略储备体系可以平抑国内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引导和促进我国能源消费的合理化。二是要重视国内资源能源的科学开发和高效利用，提高国内矿产资源开发的门槛限制和企业标准，适当提高资源消费价格，引导资源的合理消费行为。三是要坚持鼓励和支持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从政策上重奖节能，重罚浪费。大力支持低碳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限制“三高一低”项目的发展，减轻资源环境的压力。四是要加强石油、黄金、有色金属和煤炭等各种稀缺资源的战略性管理，提升资源类商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和市场控制力，尤其要注重提高黑色金属（如铁矿石）、有色金属（如铜、铝、铅、锌、锡、镍）及稀土资源的国际定价权。
（四）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积极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
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对外支付和清偿能力、防范国际收支和金融风险并且提高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是，如果长时间和大幅度地超过合理规模，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解决外汇储备过度的问题，不仅要控制低收益加工贸易的发展规模，从根源上减少贸易顺差，降低外汇储备激增的速度，而且要通过扩大内需，增加国内消费，更多地进口以平衡对外贸易。
巨额的外汇储备是我们来之不易的宝贵财富，除了尽可能实现保值和增值以及合理地安排其在境外的投资结构以外，也要及时地合理配置手中已有的外汇资源。从国内来说，应当有计划地激活这些资源，用于国内急需的国计民生领域和项目，如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扶贫、住房、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以及西部开发等。
从国际来说，针对不断贬值的美元给我国外汇储备带来的影响，必须及时提高外汇使用的效率，改善现有外汇的配置。一是可赎回被美国企业收购的中国重要国有企业资产；二是可用来支持中国企业收购海外资源和有价值实体企业，或收购控制着中国战略性行业的跨国公司股份；三是可用来引进国外的关键技术和科研人才，实现“引智创新”；四是积极建立“主权基金”或直接进行“海外购物”，购买高端技术和设备或相关物资；五是参股或并购海外各种媒体，客观介绍中国，反击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增强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
（五）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
增强经济自主性，需要发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适当降低外贸规模。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需要加快提升贸易层次和调整贸易结构。重点是做好以下几个方面：①1要优化我国的贸易方式，在积极提升加工贸易的同时，大力发展易货贸易、转口贸易和租赁贸易等其他贸易方式，尤其是要大力促进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增长，提高服务贸易额在总贸易额中的比重。②2要加快改善外贸结构，改变贸易主体长期由外资主导的局面，促进本土企业参与高端国际贸易和竞争。③3要加快改善文化贸易的结构，促进中国文化和学术走出去，消除“文化赤字”。④4积极扩大内需，消化国内相对过剩的产能，引导和支持外贸出口企业的转型，从而适当降低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⑤5大幅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水平，改变长期依靠低工资成本来扩大出口的局面，改变国际农产品的冲击而导致我国农民就业困难和收入难以增长的困境。
（六）适当降低“外产”依赖度，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
提升国内产业的国际分工水平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立足点。只有提升产业分工层次，消除“微笑曲线”不良分工现象，才能降低对外国产业的依赖度，打破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阴谋”。当前，一是要扭转以“引进战略投资者”为理由，主动或被动地逐步让西方跨国公司支配或控制中国产业和重要产品的现象。二是要利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及今后国际生产和贸易格局变革的历史机遇期，适当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外向型加工业，积极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参与国际分工层次。三是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以提高产业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为导向，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使产业在调整中优化和提高。四是要贯彻中长期的国家产业创新战略，切实推进产业创新，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大力发展设计、咨询、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和文化教育产业，抢占未来全球经济和文化教育竞争的制高点。五是要加强国家经济安全，首先是要加强对外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的监管，加大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和战略性产业的保护。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制止西方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控制和垄断我国产业的行为，确保国内产业安全和金融安全。六是应主动和积极地介入国际高端产业分工，广泛开展国际市场竞争，通过“走出去”来提升我国的全球要素配置能力，创造出参与国际分工的新优势。在自主、自立和自强的基础上，真正使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金融实化论”及其基本原则
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金融深化论”推广几十年来，进行金融深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在金融领域取得显著进步，甚至反而造成了一轮又一轮的金融危机。据世界银行统计，105个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以后，从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8％，几乎处于停滞状态6。在具体分析金融领域运行规律的前提下，我们针锋相对地提出“金融实化论”及其三条基本原则，作为政策研究的基石。
第一，造福人民的发展原则。
通常情况下，金融资本想要获得超额利润就会使得金融产品的价格脱离其价值运行，这首先就涉及一个问题：不进行生产的金融领域的超额利润又来自何处呢？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实体领域出现的发展往往在金融领域被非理性放大。当实体经济领域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出现增长点时，金融垄断资本往往会利用信息不对称性以及金融市场中个体的非理性心理，通过制造虚假利好消息，拉抬股价来对金融产品的价格进行操控，从而增强买家对金融产品未来收益的信心，进而使得金融产品的价格背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上涨。一方面是异化的金融资本对股市的操控导致股市出现虚假繁荣，另一方面则是股市中的散户在虚假繁荣中非理性的投机行为，二者相互作用使得金融泡沫不断增加。由于金融资本操纵着股市的变动，因而能够做到在金融泡沫崩溃前撤出。金融资本在金融市场中获得的巨额收益并不是参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收益，只不过是对中小股民劳动收入的分割，这种“切蛋糕”的行为会造成消费水平下降，并且因为损伤股民信心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增加实体经济进一步融资的难度，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促进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和促进金融将实体经济发展的红利与人民共享是同一件事，并且是一件人民性和发展性并存的事情，因此，以造福人民的发展原则促进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发展是“金融实化论”的重要原则。
第二，防范风险的安全原则。
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往往会爆发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在金融资本制造金融产品价格和价值偏离，从而在进行了价值分割、引爆了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往往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但自由金融体系下，这往往会刺激金融市场脱离实体经济的新一轮发展，从而为下一次的危机埋下隐患。因此，自由金融体系下，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危机，并且这种危机的爆发并非是偶然性的，而是呈周期性爆发的系统性的风险。金融危机周期性的爆发不仅会造成金融行业的萎靡，更会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缺乏管制的前提下，危机爆发前资本已经大量脱离实体领域进入金融领域，尽管危机的爆发使得金融行业泡沫破灭，但是经济结构已经被扭曲，实体行业发展更为艰难；另一方面，金融行业的萎靡将使得实体经济融资出现困难，同时很多实体企业自身也对金融机构进行了大量投资，金融行业危机的爆发就像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将引发整个经济系统的危机。因此，如何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预防金融风险的传递（尤其要认真汲取P2P网贷平台和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监管不严的教训），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良性互动，也是“金融实化论”的题中应有之意。
第三，共商对等的双向开放原则。
XJP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7，实际上这一论述正体现了“金融实化论”所坚持的金融开放原则。根据“金融深化论”的原则，一国金融市场的对外自由开放不仅能增加国外资产在本国的投资，同时还能在本国企业和国外企业之间的竞争之中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合理地配置。但是，从现实出发，笔者得出结论，金融领域具有高额利润率，因而具有脱离实体经济运行的特殊趋势。这一结论在一国范围内成立，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的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性更为突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更为雄厚、金融技术更为成熟，因此，在金融领域，一旦国内金融行业与国外金融行业能够“自由竞争”——不是公平竞争而是在缺乏相应约束下双方各自动用经济关系而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竞争，国内金融行业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同时国际金融资本通常也不会为国内具有良好前景的企业提供融资，而会纷纷进入短期投资市场，利用经济关系进行财富的再分割。过去的世界金融体系就是在这样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形成的，在这一结构下，发展中国家金融领域的对外完全自由开放的结果往往就成为国际资本宰割的对象。因此，在一国内，必须进行金融的适当管制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如果各国金融都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即金融的发展、金融产品价格的上升只能够以各国实体产业的蓬勃为基础，那么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就难以通过操纵经济关系而获得超额利润，各国的金融交往才能真正对等，做到在国际金融交往中提升资本在全球的合理配置，从而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自主对等开放体系。如果某国事实上不允许中国持股或控股该国的金融等企业，那么，中国也应对等地实行相同的政策。目前中国并不缺少资本和金融企业管理能力，在金融开放中应遵循双向开放原则。
金融领域由于其独特的性质，在自由市场下往往容易形成异化，不仅难以实现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初衷，反而会造成价值分割，甚至造成金融危机，因此，对于金融行业的改革问题，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XJP深刻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8金融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围绕着“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这三项基本任务展开。自由放任的金融行业必然会导致经济脱实向虚，从而在一国之内带来分割人民财富和引发经济系统性危险等问题、在国际交往中带来国外金融资本对本国资本的掠夺问题，这正是将我国的金融实践自觉凝练为金融理论自觉的重要一步。
在“金融实化论”三大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提出“新金融策论”，从而促进我国金融改革的实践能够达到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的战略目的。一是推动更多贸易往来国加入“货币互换协议”，使人民币成为多数国家储币和结算货币。二是适当减持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从而维护中国经济、金融安全，预防美国的制裁。三是要尽早将储存在美国的黄金运回，要防止黄金资源的外流，应逐步减少外资企业对我国金矿的控制。四是实现资本市场的开放必须要以平等双向为前提，促进国与国之间携手发展的目的。五是短期项目不能够盲目开放，而要同中国金融市场发育水平相适应。六是在国家绝对控股的基础上，放宽银行、证券和基金管理以及期货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而不是以开放的绝对量为金融开放的衡量标准。七是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不完全国际化，保证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同时，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配合有管制的资本流动。八是谋划好化解和反制多种金融制裁的预备措施，要建立并推广中国的国际评估体系。
五、构建国内循环为主体新发展格局的方略
2020年5月23日，XJP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会上深刻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9。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这个循环要畅通起来，就必须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特别是供给体系和国内需求要更加适配；建立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其目的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10。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发动机。特别是加入WTO后，出口迅速增长，但也存在着对外依赖度过高等问题。
（一）当前发展格局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生产过程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开展DP竞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出现了技术对外依赖度高、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制于西方的问题。例如：一些地方盲目投资，进行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导致一些低端产品结构性过剩，而一些中高端产品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出口企业竞相开展价格战，外国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保护；不少生产技术含量较低，我国一些自有品牌也在芯片、操作系统等方面严重受制于国外，面临着数据信息被监控、泄密等安全风险；我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零部件生产以及最终产品的组装和生产过程对水、空气等的污染严重，不少产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附加值低。
（2）流通过程存在的问题。
流通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纽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的流通经济获得了飞快的发展，对于加快社会再生产过程和促进经济循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近年来，中国高速公路、铁路、航运和航空等基础设施以及网络购物、物流快递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高速公路收费高、物流成本高，仍然是限制商品流通的重要因素。对国际市场依赖度高，一些企业生产长期依赖国际订单、贴牌生产，没有国内营销渠道，没有注册国内品牌，没有按照中国标准进行生产，而国际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旦遇到西方经济危机等威胁或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减少时，企业便面临销售危机。
（3）分配过程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居民财富和收入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但仍然存在着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从国际来看，也存在着国际分配极不公平的现象。例如：居民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支出大幅度增加，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指数，存在着经济压力大、不敢消费的问题，同时富豪激增加剧了阶层的贫富差距。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资本上的垄断地位、技术上的优势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却获利相对较少，显现国际分配的不公平。
（4）消费过程存在的问题。
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使国内消费占经济的比重相对发达国家较低，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大。例如：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收入差距大等原因，消费对经济拉动的效应不够大。美国把中国当作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从经济、政治和军事各方面全面挑衅我国，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使中外消费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方略
XJP指出：“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11构建和完善新发展格局需要有新发展方略。
（1）坚持尽快产业升级原则，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第一，完善国内分工体系，构建完备的产业链。国内不同地区要按照资源、人才等优势形成不同的国内分工，在国内形成完备的产业链，特别是对一些关键行业，要形成从原材料、能源资源到零配件以及组装生产到制成品的完整的产业链，形成国内产业循环。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第二，发挥大国优势，促进产业梯度升级。发挥中国人口多、经济发展情况差异大的优势，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动东部地区发展高新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把一些在东部没有竞争优势有可能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企业优先往中西部地区转移，推动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
（2）坚持科技领先原则，提升新型举国体制效能。
第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尽快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发挥公立高校、国有研究机构的优势，着力提升发展的科技含量，尽快掌握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等领域，进行必要的国际协同、集中攻关，争取尽快在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借鉴日本在最近20年获得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的经验，我国也应尽早在自然科学前沿基础理论方面进行战略谋划和实施。第二，引育并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人才是第一资源，要不断提高科研人才待遇，坚持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华人科学家与国内人才培养并举，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要推动大科学装置建设，为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动专利技术的市场化，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
（3）坚持民生导向原则，提升扩大内需战略功效。
第一，要以最大程度地不断满足群众生活需要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适当由过去以国际标准、出口为导向的生产目标，转变为以中国标准、满足中国人生产生活需要为目标，促进出口型企业本土化。第二，推动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发展，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相对于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中国城市化率特别是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仍然比较低，还有许多地方传统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要进一步放开户籍政策，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加快新农村建设，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4）坚持加速流通原则，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第一，加快交通强国建设，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目前，虽然我国高铁通车里程世界第一，但是由于我国面积广大，地形复杂，仍然有许多地方交通条件比较落后，人们出行困难，商品特别是农产品运输困难。要加快中西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中西部更好融入全国经济发展大循环。第二，降低物流成本，促进商品流通。要进一步降低油气价格，降低高速公路收费，降低铁路航空货运收费，规范海运口岸收费，推动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降低物流、人流、资金流的成本，加快商品流通过程。
（5）坚持劳动主体分配原则，提升缩差共富的分配体系。
第一，控制富豪及其财富的增长速度，提升中低居民的财富和收入水平，提高民生保障能力。虽然2019年我国人均DP迈上了1万美元大关，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元人民币，但是仍然有6亿人每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要调整和完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做好就业和防止返贫的工作。第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完善国际财富分配体系。我国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互利共赢和平等互惠原则，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财富分配体系。
（6）坚持自力主导开放原则，提升经济全球化公正发展状态。
第一，推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和更大力度的对等对外开放体系。要以自贸区、新片区、自贸港为抓手，推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推动国际大循环。第二，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扬自力、自主、自立、自强的精气神，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之上，以国内大循环的健康发展带动国际大循环的顺利发展，就能形成二者相互促进、良性发展的新发展格局。
注释
1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27日，第1版）。
2参见《抓革命、促生产》（载《人民日报》，1966年9月7日，第1版）。
3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4参见XJP：《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5参见程恩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巨大成就——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述论》（载《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
6参见杨斌：《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安全》（载《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2期）。
7参见《XJP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载《人民日报》，2019年2月24日，第1版）。
8参见《XJP：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载《人民日报》，2017年7月16日，第1版）。
9参见《XJP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载《人民日报》，2020年5月24日，第1版）。
10参见《XJP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7月22日，第2版）。
11参见《XJP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第2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程恩富：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一、要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级理论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同年6月，邓小平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四川代表团的讲话中也指出：“既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又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有人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了，怎么还会有阶级斗争？现在我们看到，这两方面都是客观事实。目前我们同各种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严重犯罪集团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由邓小平主持制定、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概括：“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党的十三大也强调：“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当前，我们仍然要贯彻邓小平的谆谆教导：“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可见，邓小平关于反对在阶级斗争问题两种错误倾向的方针，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从斗争的表现形式和核心问题上看，江泽民指出：“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依然是政权问题。”2001年4月2日，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又强调：“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一定范围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不仅现在仍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有时还会很尖锐。”同时，他还告诫说：“我们不会再重犯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但对现实中存在的一定范围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新形势下的对敌斗争，全党同志绝不能掉以轻心。”可见，江泽民强调阶级斗争的核心和绝不能掉以轻心的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也多次强调坚持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的思想。如2013年3月1日，XJP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就强调了党员领导干部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出马克思主义观主要包括：“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观点，等等。”这其中自然包含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观。2014年2月，XJP在《二月讲话》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关于阶级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中明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可见，阶级斗争有可能激化的观点、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的原则，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性和客观性。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主要由产权关系和政治关系决定，并可进一步划分为多个阶层，而这与西方社会学关于由职业和收入决定的阶级或阶层的含义有本质区别。阶级、阶级立场、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观察和处理国内外重要矛盾的主线索之一，是关系到全面实现“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容回避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要善于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指出：“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当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伟大的创举》中，列宁论述过什么是“完全消灭阶级”，指出：“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邓小平1992年春在南方谈话中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可见，我国目前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距离马克思说的“四个达到”、列宁说的“完全消灭阶级”和邓小平说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目标还相去甚远，阶级分析方法依然是当前洞察国内外重要现象和矛盾的主要方法之一。
第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中写道：“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就随之消失”；“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所以，他认为主张“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已“明确无误地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蜕变（邓小平曾用“复辟”一词）为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这些国家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
第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是阶级对立的社会。除了我国等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外，那些阶级对立的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领域均存在多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去分析。各国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是重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剖析西方国家制度和种种痼疾，包括对近年波及约80个国家的“占领华尔街”国际运动、法国的“黑夜站立运动”、全球生态环境、美国入侵活动和总统选举等严重问题的分析。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问题也不宜放弃阶级分析方法。
第三，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西方敌对势力变本加厉地开展西化和分化我国的阶级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在夺取苏联东欧国家统治权之后，便把阶级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中国，他们采取“接触”与“遏制”、硬实力与软实力（综合采用又称“巧实力”）并举的多种策略，包括美国及其盟国打着所谓“亚太力量再平衡”旗号，从军事上对我国搞C型围堵，并在南海、东海、台湾、香港、西藏、新疆、朝鲜半岛等问题挑起事端、妄图遏制、威胁和分裂我国。国内某些政治势力与西方敌对势力互相配合，试图把工人阶级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改变为或分裂出去搞资本主义，这难道还仅仅是所谓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刑事犯罪问题，而不包括阶级斗争的内容？
第四，在意识形态领域，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和思潮不断开展对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阶级斗争。学术探讨无禁区，思想自由而限制。一般的思想理论认识问题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体系有本质区别。那些坚定地主张和宣传“主体私有化或民营化”“资产阶级多党制和西方宪政观”等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言行，难道不包含着思想理论上阶级斗争的内容？那些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零八宪章”发起人和主要签名者，以及串联上街搞资产阶级的“颜色革命”，难道不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转化为政治行动的阶级斗争？
第五，在经济领域，少数中外私有企业的投资人或代理人违法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人收入、恶化劳动条件、提高劳动强度等，也包含着阶级斗争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论著中透彻地揭示了这些经济上阶级斗争的客观表现，其不会因为执政党性质的变化而有根本变化，但解决的途径和方法却不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圆满解决这些问题。
第六，民族资产阶级不属于阶级斗争的对象。作为整体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具有拥护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能量，这是主要的正作用，但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动摇甚至有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副作用。因此，目前民族资产阶级整体不是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的对象，而是统一战线和团结联合的主要对象。
第七，任何阶级的个别人员均有可能从原有阶级转化为另一阶级。至于对包括贪污腐败分子在内的严重犯罪分子，如果他们不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则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而如果他们同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则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正如邓小平谈到我们同严重犯罪分子、犯罪集团的斗争时所强调的，“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
程恩富：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个重大原则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本文结合知识界的不同观点，阐述其中八个重大原则。
一、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其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而掌握先进科技和管理方式的人，对生产力起着核心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涉及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实体性要素，以及科技、管理和教育这三大渗透性要素，其中科技具有引领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功效；人口的生产应与物质文化生产相协调，由自然环境构成的自然力应与劳动力和科技力相协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初级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强调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的良性化，应构建“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的“三型社会”，高水平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目前，要认真贯彻XJP关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思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是老动力不足、新动力缺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理念，实质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因而迫切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和领先来解决动力不足问题，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也只有重视知识产权优势，从企业、产业和国家层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才能围绕品牌、技术制高点及技术标准制定等构筑企业乃至国家的竞争优势。当前，在经济新常态的格局中，只有紧紧抓住创新这个发展第一动力，才能化解“三期叠加”风险、破解产能过剩难题，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跟不上世界科技革命步伐。只有把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第一要务，以创新转换老动力，用创新培育新动力，使老动力焕发新活力，让新动力层出不穷，才能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应扭转“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以市场换技术”等传统观念，正确处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与引进消化再创新之间的关系。经济运行从“自发性”到“自觉化”的演进，要建立政府、市场、科技相结合的三元机制系统，体现出科技这一“决定性”元素的作用，需要在战略高度上认识科技引领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
二、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关于生产目的的理论。它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直接和最终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私人剩余价值或私人利润，生产使用价值是为生产私人剩余价值和或私人利润服务的。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直接和最终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生产新价值和公有剩余价值是为生产使用价值服务的，因而体现了“人民主体性”和民生导向性的生产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初级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又好又快地发展生产和国民经济的目的，便能缓解这一主要矛盾；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要用进一步发展的方法来解决某些发展中的问题；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强调强调人民主体性，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惠及人民，改善民生就是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目的性原则和根本立场。
目前，落实XJP关于“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价值导向，与社会主义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内在统一的。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但是，发展生产和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改善民生，因而必须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攻坚目标，从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谋划财富和收入分配、扶贫、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七大领域的民生改善。要抓紧解决民生领域群众意见最大的某些问题，全力以赴，速补短板，限期缓解，这是新常态下民生导向性的生产原则和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工作。正如XJP所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要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实实在在帮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要从实际出发，集中力量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织密扎牢托底的民生“保障网。（参见XJP春节前夕赴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时的讲话，2016年2月3日新华社）
三、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生产不断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必然导致个别企业的生产经营有计划与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无政府或无秩序状态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生产经营的无限扩大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导致生产和国民经济周期性地发生衰退和各种危机，以及贫富阶级对立和经济寡头垄断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因此，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初级社会主义由于生产力相对不发达，因而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强调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有别于私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果操作得法，公有制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有机相融，而且可以比私有制实现更高的公平与效率。同时必须看到，在当今世界国家政权还是一种必须存在的历史时期，国家所有制仍是一种具有合理性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
目前，必须认真领会和坚决落实XJP关于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支柱、发展混合所有制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等战略思想和方针，汲取过去国有企业改革形成暴富阶层的严重教训，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双向混合的混合所有制，大力发展农村村级集体层经济和合作经济，提升公有经济的活力、竞争力、控制力和抗风险力。应牢固确立邓小平关于发展私有制的目的是为发展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基本思想。对于中外私有经济，不仅要支持，更要引导和监管，以发挥其正能量，减少负效应。依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华为企业的某些超前做法，我国应鼓励和引导私营企业开展职工持股的改革，以推动劳资两利，共同富裕。
四、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分配上必然是按资分配，雇佣劳动者只能凭借法律上的劳动力所有权获得劳动力的价值或作为其转化形式的广义工资。在这个大框架和前提下，雇佣劳动者在某一企业的具体工资与具体岗位和绩效挂钩，但这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按劳分配。而某些企业、某些部门和全社会的雇佣阶级总体工资状况，则取决于与资产阶级的实际斗争及其成效。资本主义私有制范围内的分配，表象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其实质是按生产要素的产权分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初级社会主义由于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由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权制度，因而必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生产要素凭借产权的贡献参与分配这一基本分配制度；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内容；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用语）；强调要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产权贡献分配的机制。
目前，要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坚持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要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只有将资源配置的目标着眼于共同富裕，社会生产才能健康稳定地运行，才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共享发展，主要涉及到民生和共同富裕的问题，其中分配问题当下最为突出。我国现在财产和收入的分配差距都比较大，基尼系数超过美国；1％最富家庭已拥有我国家庭财产的三分之一，已美国相同。要注意的是，贫富分化的第一指标不是收入。收入只是财富的流量，而关键是财富的存量，即家庭净资产。家庭净资产才是衡量贫富分化的首要指标。最近十几年来，党中央文件一直强调要“缩小收入差距”，但在学界和政界一直有争议，甚至有文章笼统地赞扬“富豪是经济引擎，也应是社会楷模”。一种极其流行的错误观点认为，目前贫富差距问题不是首要问题，不是非公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导致的，而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才是需要担心的问题。事实上，正是发明“中等收入陷阱”一词的新自由主义导致拉美国家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导致高收入的美欧日国家陷入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导致低收入的非洲等国家陷入发展缓慢。现在，我国只有尽快落实邓小平多次强调在上一世纪末就要把解决贫富分化和共同富裕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指示，遵照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来改革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体制机制，才能真正使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落到实处，使广大劳动人民满意。
五、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或局部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矛盾运动的规律，其内涵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所占比例须符合社会需要，即同社会分配给这种商品的劳动时间比例相适应，且商品交换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而供求关系、竞争和价格波动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市场价值为基础，是价值规律的具体实现形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中，按比例规律主要表现为整个社会内有组织的分工与生产单位内部有组织的分工相结合，按比例规律靠占支配和主体地位的计划规律和占辅助地位的价值规律相结合来实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按比例规律主要靠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计划调节或国家调节作用较为有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本身包含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和按比例发展，要在国家调控主导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就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目前，应贯彻XJP关于“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的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规律（或价值规律）主要是在一般资源的配置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发挥作用的条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社会主义经济决定资源配置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需要将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从而形成高功能市场与高功能政府、高效市场与高效政府的“双高”或“双强”格局。显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包括人大、政府在内的整个国家从法律、经济、行政和伦理等多方面的调节力度和广度，必然略大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调节能力，从而可以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和高绩效。
我们不能因为国家规划、计划和调节是有人参与的，就否认其中包含客观性，进而认为“国家调节规律”、“计划规律”等概念不成立。照此逻辑推论，市场活动也是有人参与的，其主体就是人，那也就不存在“市场调节规律”、“价值规律”等相似的概念。市场调节说到底，是经济活动的自然人和法人的行为变动，也可以说就是企业的行为或调节，如产品、价格和竞争等方面的所作所为。因此，市场调节规律和国家调节规律都是在形式上具有人的活动主观性，在内容上具有人的活动客观性；良性而有效的微观和宏观经济活动，要求在企业和政府工作的所有人，均应努力使人的主观能动性符合有人参与的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性，以便实现主客观的有效统一性。
六、绩效优先型的速度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绩效要互相协调，有较高绩效的增长速度是最佳速度；资源没有充分利用的较低增长速度，不利于充分就业、积累财富和提升福利，而资源粗放利用的较高增长速度，又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和积累真实财富；要辨证分析和对待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它既有积极作用又有严重缺陷，不应过度追求；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效率、经济效益与经济绩效，都是有异同点的，应突出经济发展的整体绩效优先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绩效优先型的速度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我国20世纪80至90年代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大体翻两番，而到2020年，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基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强调在高速增长30多年的情况下，从2013年开始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其标志之一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重点是过去突出增长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突出经济绩效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
目前，要切实贯彻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其原因主要在于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高度依赖物质投入和资源消耗，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迫切需要推动我国经济从速度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升级，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发展模式的创新、发展路径的转变、发展质量的提高。我国经济应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方式应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应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应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以便从总体上坚持绩效优先型的速度原则。
七、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简称按比例规律）是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矛盾运动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律，其内在要求是，表现为人财物的社会总劳动要依据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中，以便保持各种产业和经济领域的结构平衡；在社会再生产中，各种产出与社会需要在使用价值结构和价值结构上均保持动态的综合平衡，从而实现在既定的生产经营水平下以最小的劳动消耗来取得最大的生产经营成果；广义的经济结构协调表现为合理化和不断高级化，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外贸结构、企业结构、技术结构、供求结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我国产业结构应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一二三次产业内部和之间在不断现代化基础上保持平衡，省市和区域结构应异质化发展，外贸结构应增加高新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企业结构应构建我国大型企业集团支配、中小企业和外资企业并存的格局，技术结构应增大我国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比重，供求结构应保持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动态总量平衡，金融发展应为实体经济服务，虚拟经济不宜过度发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应相互协调。
目前，要贯彻以XJP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经济新常态和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紧各种经济结构和重大经济比例的调整和改革，特别是加快缓解结构性产能过剩。要有针对性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要消除一种长期流行的错误观点，认为只要克服行政干预的经济过剩，而市场化形成的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是正常的，会自动平衡的，不用事先、事中和事后来积极预防和解决。这种新自由主义误论及其做法既是形成我国结构性产能大量过剩的重要原因，又会妨碍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看齐和落实工作，必须予以消除。
八、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依据国际分工、国际价值规律、国际生产价格、国际市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经济全球化等理论，在一国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经济适度对外开放，有利于本国和世界的经济增长、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和技术互动、人才发挥作用等；一国对外经济开放的方式、范围和程度等，应视国内外复杂多变的情况而灵活有序地进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开放更要讲求战略和策略，因为开放的实际综合利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则。它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我国要在自力更生主导的基础上坚持双向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互利共赢型的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强调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后发优势与先发优势并重的方针，要大力发展中方控股份、控技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和控品牌（世界名牌）的“三控型”跨国公司，防止陷入传统的“比较优势陷阱”，实行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目前，贯彻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继续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防止区域开放的雷同化和恶性竞争；要推进外贸优进优出，提高国际分工的层次，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妥善开展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充分利用中资和外汇储备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外资；要尽快借鉴日本、韩国和美国对待外国企业的经验和措施，防止外企在中国的“斩首”性兼并和支配日渐增多的产业部门和大众化网站等，大力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层次和绩效；要加快“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和建设措施，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要积极利用人民币的国际化优势，但资本项目近期不宜开放，以有效抵御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国民利益。
程恩富：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一、要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级理论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同年6月，邓小平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四川代表团的讲话中也指出：“既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又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有人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了，怎么还会有阶级斗争？现在我们看到，这两方面都是客观事实。目前我们同各种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严重犯罪集团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由邓小平主持制定、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概括：“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同样党的十三大也强调：“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当前，我们仍然要贯彻邓小平的谆谆教导：“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可见，邓小平关于反对在阶级斗争问题两种错误倾向的方针，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从斗争的表现形式和核心问题上看，江泽民指出：“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依然是政权问题。”2001年4月2日，江泽民在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又强调：“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一定范围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不仅现在仍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有时还会很尖锐。”同时，他还告诫说：“我们不会再重犯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但对现实中存在的一定范围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新形势下的对敌斗争，全党同志绝不能掉以轻心。”可见，江泽民强调阶级斗争的核心和绝不能掉以轻心的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也多次强调坚持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的思想。如2013年3月1日，XJP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就强调了党员领导干部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出马克思主义观主要包括：“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观点，等等。”其中自然包含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观。2014年2月，XJP在《二月讲话》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关于阶级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党章还是明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可见，以XJP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阶级斗争有可能激化、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的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性和客观性。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主要由产权关系和政治关系决定，并可进一步划分为多个阶层，而这与西方社会学关于由职业和收入决定的阶级或阶层的含义有本质区别。阶级、阶级立场、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观察和处理国内外重要矛盾的主线索之一，是关系到全面实现“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容回避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要善于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指出：“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当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伟大的创举》中，列宁论述过什么是“完全消灭阶级”，指出：“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邓小平1992年春在南方谈话中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可见，我国目前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距离马克思说的“四个达到”、列宁说的“完全消灭阶级”和邓小平说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目标还相去甚远，阶级分析方法依然是当前洞察国内外重要现象和矛盾的主要方法之一。
第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的大使马特洛克在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写道：“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就随之消失”；“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所以，他确认主张“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已“明确无误地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邓小平曾用“复辟”一词）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这些国家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
第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是阶级对立的社会。除了我国等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外，这些阶级对立的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领域均存在多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各国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传学者也是重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剖析西方国家制度和种种痼疾的，其中包括近年的波及到约80个国家的“占领华尔街”国际运动、法国的“黑夜站立运动”、全球生态环境和美国入侵活动和总体选举等严重问题。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问题也不宜放弃阶级分析方法。
第三，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西方敌对势力变本加厉地开展西化和分化我国的阶级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在夺取苏联东欧国家统治权之后，便把阶级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中国，他们采取“接触”与“遏制”、硬实力与软实力（综合采用自又称“巧实力”）并举的多种策略，包括美国及其盟国打着所谓“亚太力量再平衡”旗号，从军事上对我国搞C型围堵，并在南海、东海、台湾、香港、西藏、新疆、朝鲜半岛等问题挑起事端、妄图遏制、威胁和分裂我国。国内某些政治势力与西方敌对势力互相配合，试图把工人阶级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改变为或分裂出去搞资本主义，还仅仅是所谓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刑事犯罪，而不包括阶级斗争的内容？
第四，在意识形态领域，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和思潮不断开展对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阶级斗争。学术探讨无禁区，思想自由而限制。一般的思想理论认识问题与作为持有系统固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体系有本质区别。不过，那些坚定地主张和宣传“主体私有化或民营化”、“资产阶级多党制和西方宪政观”等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言行，难道不包含着思想理论上阶级斗争的内容？那些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08宪章”发起人和主要签名者，以及串联上街搞资产阶级的“颜色革命”，难道不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转化为政治行动领域的阶级斗争？
第五，在经济领域，少数中外私有企业的投资人或代理人违法地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人收入、恶化劳动条件、提高劳动强度等，也包含着阶级斗争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论著中透彻地揭示了这些经济上阶级斗争的客观表现，不会以为执政党性质的变化而根本变化，但解决的途径和方法不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事先事中事后积极主动地用法律法规和经济手段来圆满解决。
第六，民族资产阶级不属于阶级斗争的对象。作为整体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具有拥护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能量，这是主要的正作用，但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动摇甚至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副作用（如上所述）。因此，目前民族资产阶级整体不是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的对象，而是统一战线和团结联合的主要对象。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只能有效反制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动发起的阶级斗争，因而客观上形成了阶级斗争的双方，但中央文件提到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并不代表我国民族资产阶级。
第七，任何阶级的个别人员均有可能从原有阶级转化为另一阶级。至于包括贪污腐败分子内在的严重犯罪分子，如果他们不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则属于一般的犯罪行为，而如果他们同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则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正如邓小平谈到我们同严重犯罪分子、犯罪集团的斗争时所强调的，“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
戴立兴：坚持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历史、现实和未来都昭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会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规定的应有之义，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规定中最内核、最根本的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有机组成的，其中的每一项内容都深刻地体现了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是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界定提供了根本指导。二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关键在于推进改革，而且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离不开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离不开党的引领作用。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标。四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人民的根本立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根本问题，创立了科学发展观；围绕“实现什么样的民族复兴、怎样实现民族复兴”这个根本问题，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体现着党的领导。比如，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四个全面”要求，我们越来越接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许多问题和矛盾也压缩式出现。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解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靠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新形势下，必须讲清楚中国特色，讲清楚发展方位和阶段，高举旗帜，有效回击模糊认识、错误观点，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障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现有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坚持和务实精神。
总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重大论断，是我们党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的结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最新成果。首先，这一论断，进一步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作出了一些新的论断，把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比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等等。其次，这一论断，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深化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重大制度和政策问题，甚至涉及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不敢碰的“红线”。比如，关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关于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的问题等等。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重大论断，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有利于大胆革除一切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有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反对西方式多党制
XJP总书记深刻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关键要看其能不能解决这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的现实课题。
与封建专制制度相比，西方多党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存在着许多与生俱来的弊病。比如，容易产生执政的短期行为和过多地考虑局部利益；多党政治深受利益集团的操纵和控制；为了拼选举，各政党相互攻击对方，引起拥护各自政党的民众对立，扩大了社会矛盾，等等。同时，要使它发挥现实的作用，必须具备适合的条件，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具有判断能力。这里，第一个前提条件是，要求参选的政党也是理性的；第二个前提条件是，所有参选人的选举条件是相同的、公平的。然而在实际的竞选操作中，这些条件很难同时满足。因此，对于广大老百姓而言，西方多党制民主就好像是在地摊上买东西，尽管有竞争、有选择，可还是买不到优质的产品。
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什么主义的旗帜都举过，什么样的路都走过，中国人选择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资产阶级辛亥革命，尽管其精神可歌可泣，但历史的结局都是失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列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才真正站立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历史的车轮发展到今天，我们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因为“我们党是一个坚持科学理论武装、先进性特征鲜明的党，是一个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一个经受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成熟自信的党，始终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坚持科学理论武装、先进性特征鲜明的党。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然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旗帜，不走老路、邪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理念是以人为本，能够统筹兼顾各阶级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同时，代表人民的利益，必须让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使人民群众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都成为国家的主人，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当家作主。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经受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成熟自信的党。经过90多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充满自信，并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决定中国共产党能够提出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正确办法，领导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好、发展好。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理论、任何制度可以简单机械地放之四海而皆准。若食古不化或食洋不化，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搞生搬硬套、全盘照抄，那注定是要失败的。也正是因为在道路、理论、制度选择和设计上，我们党有着异常清醒的独立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具有了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
三、确保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必须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重大论断，不仅意味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的不可缺少的核心内容，而且意味着党的自身建设将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生死存亡。
一方面，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是重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终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这就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努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敏锐把握时代脉搏，科学判断世界大势，在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根据中国独特政党制度的特点，积极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核心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保证党确定依法治国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工作机制和程序，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强化宪法意识、法律意识，带头遵守法律。
另一方面，要全面从严治党，大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大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定理想信念。XJP将理想信念形象比喻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他反复强调，“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党的自身组织建设。加强党的自身组织建设，首先是管好干部，关键是从严治吏。加强党的自身组织建设，必须“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要“努力建设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纪律严明、作用突出的党员队伍”。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作风建设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八项规定”公布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大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遏制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其后，XJP总书记又提出了“三严三实”要求，这是对各级党员干部的要求，是加强作风建设的再启程、再出发。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对反腐倡廉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如在思想认识上，把反腐败斗争提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在措施上，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对清除腐败分子，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这是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更是反腐败的政治智慧和有效策略。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2013年5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的制定和公布，是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大举措，传递出“依法治党”的新信息、新思维。2014年8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把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拓展到全面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总之，通过推进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四自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保持我们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才能以党的建设实际成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前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建党史研究室主任）
戴立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当下，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在热议着“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复兴”，都在探寻着这诸多背后的奥秘和真谛。中国发展的辉煌成就给了我们理论自信的充足底气，正如XJP总书记所讲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事实雄辩证明，当代中国的成功，根源于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中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理论自信。
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科学内涵
我们党所讲的理论自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坚定自信，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坚定自信，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定自信，这种理论自信正在逐渐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必然的政治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在“四个自信”中居于主导地位，不仅是核心，更是灵魂，它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
第一、对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充满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第二、对理论自身的实践效果充满信心。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源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同时这一理论形成后又成为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导思想。
第三、对理论自身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人民历史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第一个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科学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什么要革命、怎样进行革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精心探索。虽然今天的形势有了重大变化，但是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以及探索中的经验教训“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依然是中国人民不断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指南。
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坚定的理论自信，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成功地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斗的旗帜、胜利的旗帜。
在当代中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围绕“治国理政”这个核心问题，先后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着力解决党和国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什么是有效治理、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等重大问题。这是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行思考与总结的结果。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又一次质的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表明了我们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胜信念，必将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事业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世界性和时代性的“四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什么是有效治理、如何实现有效治理”，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写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探索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中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建设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行性和制度的优越性，更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稳固和对理论自信的空前坚定。
坚定理论自信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我们现在强调理论自信，与当前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紧密相关。强调理论自信，就是要告诉我们要不为各种扭曲思潮和歪理邪说所俘获，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理论自信必须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自信”是以“真懂真信”为基础的，XJP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不下大气力、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对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牢牢把握、自觉践行。
坚持理论自信必须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为了更加自觉地运用这一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我们党继续励精图治、开拓进取的行动指南。我们必须自觉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实践，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坚持理论自信必须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XJP总书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为此，我们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坚持理论自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自觉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划清界限。科学理论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坚定理论自信，就必须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歪曲、篡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思潮，自觉抵制西方各种错误思潮的渗透，坚持弘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旋律，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理论的价值归根到底在于其满足和适应实践需要的程度，我们必须对自己所坚持的道路更加坚定，既不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伟大实践中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建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戴立兴：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围绕党的建设特别是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确保党始终是坚强领导核心
XJP党建思想的精神实质，可以简练地概括为一句话，即：确保党始终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个目标，是通过全面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党的“四自”能力，全面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实现的。
一方面，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党的“四自”能力，确保党始终是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确保马克思主义政党永不变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一是通过从思想教育入手，努力提高党员和干部的思想理论道德素质，从思想上政治上加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二是通过建设好领导干部队伍，发挥好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从提高领导骨干素质上加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三是通过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夯实组织基础上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四是通过进一步建立健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上加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五是通过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从严以治权上加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六是通过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增强“四自”能力，从健全完善党内制度及工作机制上加强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总之，通过推进党的“五位一体”建设，确保了“我们党是一个坚持科学理论武装、先进性特征鲜明的党，是一个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一个经受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成熟自信的党，始终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
另一方面，在落实“四个全面”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党始终是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四个全面”是一个有机整体，“全面从严治党”为其他三个“全面”提供坚强的领导力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其正确方向。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都离不开党的领导，都要求党具备相应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XJP总书记先后提出了中国梦奋斗目标和“十三五”新的发展理念。
中国梦战略构想，升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一是中国梦明确了党的执政目标。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确定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共同奋斗目标，实现了党的执政目标的具体化。二是中国梦突出了党的执政宗旨。把“人民幸福”纳入中国梦的基本内涵范畴，这是对党的执政宗旨的深化和拓展，回答了“为谁执政”的问题；提出实现中国梦必须依靠全体中国人民，科学回答了“靠谁执政”的问题。三是中国梦完善了党的执政原则。XJP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第一次把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三大要素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完善了党的执政原则。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表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又上升到了一个新境界。“五大理念”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关系党的领导的一场深刻变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XJP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核心要义，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全面从严”。全面，就是要把从严治党要求全面落实和充分体现在党的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从严，就是坚持“严字当头”的价值取向，做到标准从严、教育从严、执纪从严、惩治从严。
一方面，“全面从严”，“全面”是基础。“全面”，是指党的建设涵盖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体现了党的建设系统性、整体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构成了XJP总书记管党治党思想的底色。
XJP总书记之所以强调“全面”，综合推进党建各项工作，直接的原因在于他深刻洞察了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如，在思想建设方面，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组织建设方面，选人用人上存在不正之风；作风建设方面，“四风”问题仍然存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制度建设方面，党内法规体系仍不健全、不完善，制度执行有待加强。当然，我们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论者，强调整体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并不是说不顾重点，而是要统筹兼顾。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从纠正“四风”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进而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的。再比如，XJP总书记在解决作风问题时认为，仅仅靠加强作风建设是不够的。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还要在制度建设上扎紧笼子，强化制度执行。
另一方面，“全面从严”，“从严”是关键。XJP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八千五百多万党员、在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XJP总书记强调的“从严”，涉及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
在思想建设方面，首先必须坚定理想信念。XJP总书记认为，加强党的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切实解决好“总开关”问题。他反复强调，“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在组织建设方面，必须加强党的自身组织建设。一方面，他强调加强党的自身组织建设，首先是管好干部，关键是从严治吏。另一方面，他强调加强党的自身组织建设，必须“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同时，不断提高党员队伍素质。
在作风建设方面，必须把作风建设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在认真执行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基础上，全党深入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四风”问题。此后，XJP总书记又提出，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到“三严三实”，确保作风建设常抓不懈。
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必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对反腐倡廉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如在思想认识上，把反腐败斗争提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反腐败的核心问题是党要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在措施上，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旗帜鲜明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
在制度建设方面，XJP总书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比如，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保证权力科学配置、规范运行；制度建设的路径目标，就是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是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监督来保障和巩固工作成效，切不能“牛栏关猫”；制度的执行要有刚性要求，等等。
深刻把握XJP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
XJP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具有决定性、全局性的战略高度和纵向深度，其理论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系统性。从整体上看，实现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XJP总书记党建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逻辑上看，XJP总书记的党建思想层次清晰、逻辑严密，“中国梦”是战略出发点，“五项建设”是主要内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践途径。从系统诸要素上看，古今中外文明成果是XJP总书记党建思想的宝贵理论资源。
其二，创新性。一是实现了执政党建设目标的创新。XJP总书记提出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新要求，这与党的建设目标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二是实现了执政党建设内容的创新。例如，关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的思想；关于“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思想；关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思想；关于“好干部”的培养选用的思想等，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三是实现了执政党建设方法的创新。比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凸显的是“教育”和“实践”相统一、相一致，强调在实践的过程中使广大党员接受教育、提高党性修养。
其三，实践性。首先，XJP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在实践中产生的。这一思想，是他本人在担任地方领导期间，尤其是到中央工作后，在集中精力抓党的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新思想和新思考。其次，XJP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在实践中发展的。这一思想是开放包容的动态体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提升和发展的思想体系。最后，XJP总书记党建思想对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有着普遍的实践指导意义。这一思想中的战略思维，不仅对党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对于党的其他各项工作如经济建设、民主法治、先进文化建设工作等都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其四，规范性。XJP总书记注重党内各项制度建设。他强调要将党的各项建设上升到制度层面，用规范、严格的党内制度治党、治吏。在改进作风方面，XJP总书记指出要把围绕为民务实清廉建立健全工作制度、管理制度、考核制度作为重要内容。在基层党建方面，XJP总书记指出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XJP总书记认为要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激励干部求真务实的有效机制，等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邓纯东辛向阳：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内涵及现实价值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国家的起源、本质、性质、类型、职能和命运等根本问题，构筑起一座宏伟的理论大厦，成为人们正确认识国家问题的指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基本内涵及其现实价值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期“学海观潮”邀请相关学者撰文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国家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国家总是与一定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超阶级和超民族的国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国家之所以如此，“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明的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德国的理论家们对此一窍不通，尽管在《德法年鉴》和《神圣家族》中已经十分明确地向他们指出过这一点）。”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是在阶级产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的本质就是阶级的统治。正是阶级的存在、阶级斗争的存在，才使国家始终保持着自身的力量。当今世界，国家的阶级本质依然没有改变。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保持着强大的国家机器，这一机器一方面要对国内威胁到统治阶级利益的阶级保持着高压，另一方面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遏制甚至压制。美国的军事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拥有庞大的机构和先进的手段，这就是为了维护美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国家具有明显的社会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国家具有一般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即具有维护社会发展的基本秩序和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能。国家具有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国家必须起到缓和或者降低社会冲突的作用，使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其二，国家必须起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国家动员社会力量，达成一定社会共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些难题；其三，国家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一种运行的规则和秩序，这种规则不断潜移默化于人们心中，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可以降低。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再强调：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第二，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它违反经济发展而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国家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履行其社会职能。
承认国家的社会性正是与承认其阶级性相一致的。国家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是辩证统一的。在阶级社会中，国家的阶级性起着决定性作用，阶级性决定着社会性。同样，社会性又补充着阶级性，离开了社会性，阶级性就会失去其基础。国家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为其阶级性服务的。
国家具有发展的历史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国家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没有超历史的、抽象的国家。国家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动，在不断变化之中。国家的历史性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产生的，国家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第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性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由于经济基础的作用，出现了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产生了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国家不是永恒的，是要逐步消亡的，国家走向消亡是有严格条件的，要有十分发达的生产力，要有比资本主义各方面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有充分发展的人民民主。
新型国家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未来社会真正实现了民主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在1871年4—5月写的《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未来社会的政府是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马克思在1875年4—5月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也强调：“‘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
未来社会的民主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原因在于：无产阶级利用新型国家可以不断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为人民当家作主建立公有制的基础。恩格斯在1847年10—11月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说：“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的、直接向私有制发起进攻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革命建立政权后，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过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一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所具有的异化人的本性的资本属性，使广大人民群众有实现自由和民主权利的现实条件。这正是人民能够当家作主的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无产阶级国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自己手里、夺取资产阶级全部资本的设想，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并建立政权之后。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重要职能就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坚实基础。
新型国家能够使广大民众不断获得自身的政治解放
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民主制度可以把国家政权收回，从而获得自己的政治解放。马克思讲：“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为什么公社能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形式呢：其一，公社作为一种新型民主制度，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的物质力量。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其二，公社建立了廉价政府，为真正民主制的实现奠定了现实基础。马克思讲：“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真正赘瘤和不可或缺的外衣的君主制已不复存在。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它的伴生物。”廉价政府一方面表明政府是清廉的，另一方面表明政府运行是低成本的。其三，公社公开宣布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工人阶级是真正能够推动人类实现政治解放的主体力量。马克思说：“人们对公社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多种多样的人把公社看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证明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只有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才能使广大民众获得真正的解放。
新型国家使广大群众能够获得经济与劳动解放
通过新型国家制度，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获得自己的经济与劳动解放。只有使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经济和劳动的解放，民主制度才能完全实现。马克思指出，“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巴黎公社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薪金的最高限设定，以工人的工资执行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实际行政职务，可以有效地防止政府公职人员去追求升官发财的目的。从前国家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政府公职人员失去了追求升官发财的目的，国家就变得纯粹了，就会真正成为为人民的制度。国家越纯粹，越失去其获得物质利益的属性，就越有利于人民。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领导苏维埃俄国进行了将近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对国家治理问题没来得及深入探索就去世了，但对于这个问题依然留下了很多宝贵的遗产。列宁在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原则：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问题；用比以前大得多的规模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组织起来，同时真正实行吸收工人阶级参加管理的种种办法排挤掉官僚主义，使官僚主义在国家政权中失去存在的土壤；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任何以此为理由而拒绝实行罢免权、阻挠行使罢免权以及限制罢免权的行为都是违反民主制的，民主的国家治理要求人民群众广泛而深入地进行监督；政权愈趋向稳固，民事流转愈发展，就愈需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法治是国家治理最为可靠的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面对国际上强大的资本力量和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个别霸权国家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不断增强自身的力量，提高自身捍卫主权和制度安全的能力。
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建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直强调的。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能够有效捍卫国家根本利益，这是正义的事情。邓小平明确指出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可以有效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2001年江泽民指出：对国际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对敌对分子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分裂活动，对暴力恐怖活动，对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刑事犯罪，对残害生命和危害国家政权的邪教，对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腐败现象等，我们必须依法坚决予以防范和打击，用人民民主专政来维护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要理直气壮。我们社会主义政权的专政力量不但不能削弱，还要加强。在这个问题上，切不可书生气十足。”他还指出，任何国家要保持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发展，都要履行专政职能。西方国家没有专政职能？不但有，而且很厉害。在西方，资产阶级统治了几百年，他们深知国家专政职能的重要性，掌握得牢牢的，从来就没有放弃和放松过。西方国家的政府、法院、警察、军队，也都要运用法律、行政和先进技术手段，履行专政职能。“在这方面，我们千万不可天真啊！千万不要因为忙于繁重的经济工作，而忽视了政治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然，哪一天我们的政权丢了，还不知道是怎么丢的！”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建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石。XJP在2014年9月5日明确指出：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要注重新形势下一些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我们与那些疯狂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颜色革命”制造者、那些极端的民族分裂主义者、那些血腥的暴力恐怖犯罪者的斗争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要注意阶级斗争形式的变化，一方面不能把阶级斗争形式的变化等同于阶级斗争的消失，另一方面要研究和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形态、新现象，弄清其变化的内在机理。
增强社会主义国家职能就要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这一重大问题
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14年5月4日XJP指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这个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要求不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建设，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使国家国体和政体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完善起来。建设一个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2013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XJP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这就要求我们要建设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明大国，建设一个拥有人类美好生活的东方大国，建设一个引领时代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建设一个具有昂扬向上风貌的社会主义大国。
怎样建设？就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人民民主专政过时了，或者说治理现代化就替代了人民民主专政。恰恰相反，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牢牢地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基础之上。在这一基础之上，做好以下工作：第一，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使国家治理牢牢地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以宪法和法律体系、法治精神为基础的国家治理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为此，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从制度上确保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从法律上确保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能够予以追究，得到严惩。第二，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作为支撑。国家治理中必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不能用“普世价值”观、西方“宪政民主”等观点来指导我们的国家治理。国家治理还要融入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是国家治理须臾不能离开的。在国家治理中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第三，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体制，使国家治理有风清气正的氛围。纪检机关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探索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了实现纪检体制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第四，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确保国家治理在综合安全的轨道上运行。国家治理是以国家安全为基础的。2014年4月15日，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XJP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可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织保障。
（邓纯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辛向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部主任）
邓纯东：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XJP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科学论断。新时代，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上实现新的突破，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须。“打铁必须自身硬”，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必须认真落实XJP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党的指导思想，是世界观、方法论，是指导我们党全部活动的理论体系，是指导党的各项建设的理论基础，对党的建设起着最终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理论上有过两次“重大的飞跃”，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这两次飞跃，分别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谁革命、靠谁来革命、怎样进行革命等重大问题；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新时代”应该有“新理论”。这个新理论就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XJP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着划时代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创立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在历史和时代高度，紧紧抓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阐明了基本方略，描绘了宏伟蓝图，体现了为民宗旨，强化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是我们党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科学指南，是中国共产党人新时代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其回答的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了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丰富内容。XJP同志明确指出，“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必须坚持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行动指南，把我们党锻造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必须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和保证党的领导。这次大会报告还深刻提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思想，从而将坚持党的领导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一方面，在当代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要改革与完善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制度，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在处理“四个伟大”的关系时，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
另一方面，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在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作用，它为其他三个“全面”提供坚强的领导力量。其他三个“全面”，既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标准要求，同时也要靠全面从严治党来保障、来支撑。
突出强调党的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
在党的建设布局方面，党的十九大强调，一方面，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另一方面，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
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必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此，全党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五年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拓了一系列“创新”，实现了一系列“不可能”，党和国家面貌焕然一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重要、最关键的是，有了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因此，我们党聚焦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明确要求全党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强调对党绝对忠诚，确保全党与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需要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有准确把握。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我们围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强调三点：其一，坚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现在谈发展，除了经济领域，还拓展到了社会等领域。其二，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证。其三，保证基本路线贯彻必须加强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进行必要的舆论斗争，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社会思潮不断冲击党的基本路线，冲击党的领导和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的底线。所以保证基本路线的贯彻，必须要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为保证，必须提高党员干部意识形态的鉴别能力。
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还必须要尊崇党章，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要不断完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十八大以来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特征体现得极为鲜明：一是党中央真正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问题摆上日程、凸显出来，并且见到了成效；二是全党上下认真落实“两个责任、一岗双责”，真抓实干已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三是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看，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赢得了党心民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正如XJP同志所说：“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法。”
要牢牢把握党的建设主线。一方面，党的建设要着眼于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还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体现了我们党围绕治国理政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的态度和决心。XJP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另一方面，处理好全面从严治党与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关系，增强党的“四自”能力。首先，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和根本，离开了先进性、纯洁性，党就不会有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也就失去了执政的资格和条件。其次，能否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纯洁性，直接影响着党的执政基础。开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就是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再次，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要靠把党的各个方面建设落到实处，充分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结合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经验来进行。一是坚定理想信念是加强党的建设最根本的要求，目的是解决好“总开关”问题。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要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把其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
二是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一方面，把“抓好关键少数”作为重点来抓，从严治吏；另一方面，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
三是以“八项规定”作为切入点，以锲而不舍的态度抓党的作风建设。事实证明，“八项规定”整肃了陋习，开启了新风，极大促进了全党的作风转变。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四是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五是大力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特别是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XJP同志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十八大以来，在党的建设价值取向上，XJP同志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党在树立群众观念、改进党的作风、反腐倡廉方面的成绩可圈可点，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党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巩固。
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启示我们，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邓纯东：加强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回答“互联网＋”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的问题并借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迎接时代挑战、回应时代主题的过程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文艺复兴之后空想社会主义萌芽，托马斯·康帕内拉、托马斯·莫尔提出了未来理想社会蓝图的构想；工业革命后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蓝图做出了具体描述；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当前时代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均发生了巨大变革，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理应在对这一时代展开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创新。
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欧美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与学者欢呼认为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这完全是错误的说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高歌猛进并取得了伟大成功，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仍然在坚定地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欧洲共产党人、拉丁美洲左翼组织都在努力地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前进方兴未艾。这些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给予了我们信心，为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
新的时代背景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应该要做到：
第一，准确认识与分析我们所处时代的特点。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科技革命的新成果不断涌现，如基因技术、生物技术、太空技术、互联网技术等，这些成果在人类科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全面最深刻的为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互联网根本改变了物质生产方式，实现了生产与消费一体化，形成了以消费为主导的新生产模式，去中介化、彰显服务的新商业模式，以信息资源创新驱动超越资本驱动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网状分工体系与小微化、自组织化等特征的新组织模式，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改变业已显露并将继续发展。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准确把握、理性总结和概括物质生产方式这一伟大变革，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正在到来的互联网时代具有深远意义。同时，大数据互联网及其所引起的物质生产方式根本变革，又从经验现实层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加强相关研究，对于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具有根本性意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创新一定要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务实的精神，重视并努力研究“互联网＋”时代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用于解释与指导实践。
第二，当前我国最伟大的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过去三十多年这个伟大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仍在继续向前推进，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这一总布局的推进使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国家更加富强，提高了我国的生产力，也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对这一总布局以及引起的巨大改变进行科学研究。XJP总书记在2014年年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推动中国发展中产生的。这一论断为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断。我们需要概括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展的新原理，并进行研究与宣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XJP总书记提出应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的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道路的成功与继续向前推进不仅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方面都进行了新的发展与创造。理论工作者需要对此进行研究，创造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新发展，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经典作家的论述上。
第三，推动“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创新、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的创新需响应中央号召，认真学习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围绕如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论述、深刻的论断。XJP总书记的论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前进，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我们需好好学习这些最新成果并用以指导与促进我们的研究，以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更有意义。（原文标题为《加强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2016年全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讨会上的致辞（代序）》）
邓纯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95年来披荆斩棘，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拓出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在内的中国发展道路，相继取得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伟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三大历史贡献”都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在已走过的95个年头的征程中，辗转东西南北，饱受错误与失败的煎熬，但终究披荆斩棘，走出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95年全部奋斗历史，可以概括为干了革命、建设、改革三件大事，取得了相应的三大历史性贡献，导致了“三个深刻改变”。
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成为被帝国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共同奴役的对象。为救亡图存，各路仁人志士举起各自的“主义”旗号，努力过，斗争过，甚至流血过：禁烟运动失败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了，洋务运动失败了，维新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如此多失败验证了如此多“主义”不适合中国实际，不能救中国于危亡。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才找到了适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理论，从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仅由小变大、由弱渐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还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在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经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近30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出现过曲折、出现过失误，但这种道路的探索不仅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物质基础，而且从理论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基本问题进行了积极有意义的探索，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理论准备、经验教训。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进入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抓住世界经济全球化形势发展新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开启了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入了一条发展的快车道。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经济年平均增速达到9％以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但经济仍然保持着中高速增长，世界经济总量占比在逐年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5年，我国DP占世界的比重为15.5％，与美国的差距明显缩小；2015年DP相当于美国的63.4％，比2012年提高11个百分点。此外，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首次超过吸引外资规模。改革开放不仅发展了中国，发展了社会主义，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95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取得的三个伟大历史贡献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其成功的原因很多、经验很多，但其中最根本原因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正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也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能够认清所处的环境、面临的任务，找到正确的道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全部方略，能够正确应对各种风险、各种局面和挑战，能够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及时修正出现的错误，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邓小平同志也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之所以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共产主义信念。由此可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坚持，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永恒的精神动力。
那么，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具有如此力量？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绝大多数人参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科学真理；它不仅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指出了人类获得最终解放的道路，阐明了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同时还对未来社会进行了原则性的蓝图描绘；它不仅是代表全体劳苦大众的新世界观，而且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和有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力量如此强大的最主要表现是它与生俱来的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能科学解释世界，而且在实践中积极改变世界。
总之，中国共产党95年全部奋斗历史，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归根到底是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苏东剧变的深刻教训：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关系共产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十月革命前苏俄经济水平远不及德国和法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在苏共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迅猛，到1936年赶超德法两国，并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基础。这些成就不仅保证了当时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为战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再次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之一。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执政74年就在一夜之间垮台，并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仅有20万党员能夺取政权、200万党员能打败法西斯侵略者的苏共，却在有2000万党员时丢失了政权？
究其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难辞其咎，西方一直在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但“和平演变”只是外因，外因作用的发挥必须依靠内因。许多学者都在苏联内部寻找原因。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因为在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中忽视了经济建设，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内部腐败盛行并产生了一个特权阶层、权贵集团。还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因为苏联共产党缺乏民主，搞专制独裁。客观讲，这些学者分析的这些原因都部分或不同程度地存在，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必须确认，经济社会上的困难、民主和法制上的问题，都不足以导致一个强大政权的瓦解和国家制度的崩溃。
随着时间推移，随着诸多档案的公开，随着我们从多层次、多角度对事实真相了解的增多，越来越可以确认，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XJP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苏共在西方“和平演变”政策下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放弃是逐步的，主要始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戈氏上台后，首先提出改革“新思维”，推出一套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方案。此方案最核心内容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在这条核心原则下，否定共产党一党领导，搞多党制，实行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否定经济上的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搞全面私有化，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放弃和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实行导致马克思主义信仰首先在全党的党员干部中动摇，整个社会理想信念也在动摇、思想极度混乱，全体党员和人民对自己曾经坚持过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不是动摇就是抛弃。在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主导下，苏联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最终酿成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是不是如愿实现当时所幻想的国家强大、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的目标？现在距离当时剧变已过去25年，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整个苏联地区非但没有实现目标，而且从此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国家综合国力停滞不前，绝大多数普通人民生活水平严重倒退。1990年俄罗斯经济总量为中国的4.5倍，2014年中国为俄罗斯的5倍；俄罗斯人民生活水平停留在1988年，1997年俄罗斯人口出生率比1991年下降30％，男性人均寿命从1991年的63.5岁降到1996年的59.6岁。
苏东剧变给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很多的教训，其中最主要的教训就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衰亡，往往是从正确指导思想的放弃开始，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仅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存亡，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
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明确的首要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面临着发展的新形势新环境，提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两个一百年”新任务新目标。要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在新形势新环境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
今天，我们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的新形势新环境。在国际上，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凸显。在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越来越多样化和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社会思潮激荡烈度在增强，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在国际经济发展大环境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难度加大；经济发展和资源生态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些新形势及存在的问题必然会在人们思想层面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如何防范和解决好新形势新环境下出现的问题，如何进行这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首要问题就是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特别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即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来武装全党和教育全国人民，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我们制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的规划以及实施这些规划的工作方针、政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最新成果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我们的各项改革举措，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各方面，究竟哪些政策、制度需要调整、改革，即改革内容的确定，包括改革方式的确定、如何改，以及目标确定、改成什么样子等，也只有而且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导下，进行科学分析，才能确保改得正确，改出好的效果。我们的国家政权机关包括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的全部工作，国家管理、社会治理、经济调控等活动，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导下，才能方向正确、举措得当，才能取得有益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积极效果。
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大力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
XJP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正确对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社会思潮。30多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必然导致多元化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出现。因此，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宗教信仰背景的人们因各自的人生观、价值观等思想观念的不同，会偏好和选择不同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这些多元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无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安全，不反对党和党的指导思想，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允许其存在。但是，一定要始终记住：我们绝不能把市场竞争中不同主体的地位平等观念引申至此，将所有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在对人们行为导向上理解为平等地位，绝不能简单地让人民自由去选择社会思潮，绝不能单纯地让各种社会思潮相互自由竞争，对人民、对青年放任自由地产生影响作用，而是一定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引领作用。对各种社会思潮，我们必须加以正确的区分，对错误社会思潮要立场鲜明地进行批驳和斗争，对其他社会思潮应该加以科学而有效的引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常常受到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包括：在政治上，反对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鼓吹政治多元化，主张搞资本主义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反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鼓吹新自由主义，主张全面而彻底的私有化，以消解公有制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主张普世价值和思想文化多元主义，以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社会建设上，主张公民社会，搞多元主体治理社会；在生活上，大搞消费主义，主张利己主义，以消解集体主义。这些错误思潮，说法不完全一样，但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想削弱、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这些错误思潮，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心并与其作坚决斗争。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不断地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得以坚持和发展。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立足现实，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是发展的，不是停滞的；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不是僵死的教条；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远未结束。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背景。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发展新要求，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只经历几十年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在伟大实践中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理论界要承担重大责任。思想理论界学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研究和宣传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与发挥作用过程中，我国思想理论界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形成了不可比拟的优势。面对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思想理论界必须进一步发挥其优势和作出其应作的贡献。为此，思想理论界首先要进一步做好“四个分清”工作，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以便于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其次，要学习好、领会好、研究好、宣传好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用新的观点、新的理论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邓纯东：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性任务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不断走向辉煌的精神“密码”，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根本性任务。
一、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
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及其立场、观点、方法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心。这样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能够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坚定的理想信念决定共产党人的人生追求和人生价值。共产党人从来是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与人民、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前途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贺龙之女贺捷生在《重说理想信念》一文中说，在中国革命史上，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过6位亲人，徐海东大将家族有70多人牺牲，贺龙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夏明翰烈士在刑场上写下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投入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上，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作为自己全部的生命价值。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立场，就是以热血谱就气壮山河的正气之歌。实践这样的立场，共产党人就把自己的人生融入了伟大的革命事业之中，真正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中华民族的革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名字。共产党人是最具有崇高理想的人，他们的使命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光明前途，为了人类进步和解放事业而斗争。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克服一切苦难的精神源泉。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中国共产党人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不怕牺牲，敢于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始终坚持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胜利。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鼓舞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不懈斗争，克服千难万险，战胜最凶恶敌人，不断胜利前行的精神源泉。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区别于一般群众，区别于其他党派人员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列宁也说过：“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个特殊材料的成分，最重要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定的理想信念，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决定了共产党人不同于一切其他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了共产党人对国家、民族、人民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
二、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创造辉煌的重要原因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巨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为此浴血奋战，斗争不息。正是因为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面对一个个艰难困苦，一次次流血牺牲，他们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而是视死如归，顽强斗争，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巨大精神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消灭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在政治上，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完全可以说，正是坚定的理想信念，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克服各种内外困难，建立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焕发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生命力的巨大精神力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新技术革命浪潮，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曲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的同时，始终不忘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理想信念丧失是共产党的最大危险，是执政共产党垮台的思想根源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苏东剧变就是沉痛的历史教训。
理想信念动摇，是引发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危险引信。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思想，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丢掉了共产主义信仰。与此同时，苏联的很多媒体，肆无忌惮地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妖魔化共产党的领导。苏共内部、苏联社会有相当多的人动摇、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思想、价值观完全混乱，苏联国家意识形态防线彻底崩塌，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苏联解体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理想信念动摇，是引发东欧共产党垮台的重要原因。在苏联共产党影响下，1989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率先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匈牙利社会党”。其他国家共产党也纷纷搞所谓公开性、多元化、多党议会民主制，纵容或人为地扶植反对派，直至蜕变、垮台。东欧很多共产党都改变了自己的名称，都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都不愿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领导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共产党性质。
理想信念动摇，是造成苏东剧变严重后果的思想症结。需要指出的是，自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以来，25年过去了，今天的俄罗斯、独联体国家，今天的原东欧国家，他们的综合国力、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有些甚至不如剧变之前，有的国家还因此陷入长期的动乱而不能自拔。当时的剧变使苏东国家、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至今还在吞食苦果。苏东剧变及其结果的沉痛教训充分说明，如果共产党的领导层失去理想信念，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四、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性任务
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的建设全部任务的灵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承担着繁重的历史任务。“打铁先要自身硬”。党要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就必须把自身建设好。党的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内容很多，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加强思想建设，以坚定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它蕴含的一系列的范畴、原理、学说相互联结，构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整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就在于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特别是要深入学习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和执著追求，牢牢占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
坚定理想信念，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思想保证。“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理想信念比金钱物质重要，比升官重要、比名利重要，甚至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我们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才能抵御各种风险。必须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并利用各种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向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灌输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引导人们向往资本主义，向往西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这一招，在苏联、东欧国家已经得手，导致了苏东国家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悲剧。这一招，目前它们仍然在使用，其重点对象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人民群众、广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被西化、被“和平演变”，甚至最终变质变色的危险是现实存在的。如果我们放松甚至放弃理想信念的教育、培育，党员干部就可能被“西化”，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信心，苏东剧变的悲剧就有可能在中华大地重演。
坚定理想信念，是增强“四个自信”的必然要求。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使得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西强我弱的局面正在悄然发生转化。特别是中国道路的伟大成功，以及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迟迟走不出危机的事实，更加生动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科学性，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全体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这个事实，牢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途径的坚定信念，牢固确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的坚定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动摇，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紧密团结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邓纯东：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XJP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走向美好未来的思想保证。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走向美好未来的思想保证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成为被帝国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奴役的对象。为救亡图存，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各种努力和尝试：禁烟运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都一次次失败了。中国人民用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获得一个认识，即这些“主义”都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都不适合中国实际。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必须寻找救国的新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正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找到了适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理论和科学道路。从此，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征程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人民富裕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方面创造的辉煌成就，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结合中国实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前途、道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克服和排除离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的干扰，先后战胜了陈独秀违背中国革命规律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等人照搬照抄的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在战胜这些错误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势如破竹、蓬勃发展，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建立起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适应的国家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这样的国体和政体使100多年来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的中国统一起来，使被奴役的广大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确保了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原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同时，带领人民在中国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取得了很多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同时，不断排除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确保了中国道路的成功。
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制造大国。我们愈来愈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愈来愈接近100多年来仁人志士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坚强正确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排除万难，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正确的领导，就是因为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并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紧密结合，在推动发展的实践中实行理论创新，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100多年历史发生根本改变的思想根源，是中华民族由水深火热到振兴奋起走向富强的灵魂，是中国人民美好未来的思想保证。
二、动摇、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衰亡，是从放弃正确的指导思想开始的。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在苏共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迅猛，成为世界强国之一。然而，这个执政74年的共产党却在一夜之间跨台，并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谷底。这其中的原因引人深思。现在，随着时间推移，随着诸多档案的公开，随着我们从多层次、多角度对事实真相的了解，越来越可以确认，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XJP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苏共在西方“和平演变”政策下，逐步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改革“新思维”，推出一套所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在这条核心原则的指导下，苏联在政治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多党制，实行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经济上否定公有制的地位，搞全面私有化，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酿成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当时，苏联东欧国家都通过党中央决议，取消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教育工作，取消高校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在党章中删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放任鼓励国内外敌对势力诋毁、妖魔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肆无忌惮地宣传资产阶级政治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理念，通过大量的文化传播搞乱民众的思想，颠覆全社会的价值观、是非观。正如XJP总书记所说：苏东国内、党的意识形态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动摇了，结果，在敌对势力进攻下，整个党就如鸟兽散，整个国家就土崩瓦解了。教训十分深刻。苏联是这样，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悲剧也完全是这样，都是从党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开始的。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苏东共产党丧失领导地位，社会主义制度垮台后，并没有像这些国家当时许多人想象的那样，达到经济发展良好、国家综合国力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状况。事实完全相反。多数的原东欧国家、原苏联现在独联体的10多个国家，都是综合国力持续下降，经济发展长期低迷，大多数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甚至下降。前不久，俄罗斯调查机构公布的民调显示，在独联体9个国家调查中，超过64％的35岁以上被调查者认为，当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更幸福。这就鲜明地告诉世人：苏东制度剧变，不仅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的悲剧，而且导致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悲剧。整个国家、民族和人民付出了惨痛代价。这个代价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命运所系。
三、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党的指导思想，而且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贯彻落实XJP总书记的要求，确实做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首先明确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适用范围。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只应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建设及党的各项工作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为指导，共产党员以及党的干部应该在言行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党组织之外的广大非党员群众、青年，则不应要求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甚至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只是党章的规定，其他社会组织包括政府、司法部门以及群团组织等，都不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以上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适用范围的主张是不全面的，是错误的。我们应让全社会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准确对象和含义。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适用范围不仅限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仅在思想理论工作、整个宣传文化工作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仅在党的建设、党的各项工作中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而且在整个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在一切国家政权机关活动中、所有非党组织活动中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点在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已经有明确规定。宪法序言明确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
因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适用范围是整个中国，是我们全部的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生活，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党的指导思想，而且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多样思想进行指导和引导
应当承认，3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主体多样化，必然会导致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宗教信仰背景的人们，因各自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的不同，会偏好和认同不同的社会思潮、思想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这些不同的、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无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安全，不反对党和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允许其存在。
但另一方面，允许其存在，不等于应该让各种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与马克思主义一起平等竞争，不等于任其自由发展，更不等于鼓励和倡导其发展。对于上述“非马”无害的思想观点，要用马克思主义加强引导和指导。特别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产生的各种认识、想法、诉求，我们要加强说服和教育工作，要用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文化去感召群众，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引导群众。这一教育引导的任务须臾不可缺失，一定要大力加强。
我们不能因为主张各类思想观点包容发展，就否定或影响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绝不能把市场竞争中不同主体的地位平等观念引申至指导思想领域，将各种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并列，在对人们行为的指导上理解为平等地位；更绝不能单纯地让各种社会思潮相互自由竞争，对人民特别是青年放任自由地发生影响。相反，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来引导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这是我们对待多样文化思潮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五、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对各类错误思潮和观点进行批评、批判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常常会存在各种错误有害的社会思潮，包括：在政治上，反对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鼓吹政治多元化，主张搞资本主义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反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鼓吹新自由主义，主张全面彻底的私有化，以消解公有制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主张普世价值和思想文化多元主义；在社会建设上，主张公民社会，搞多元主体治理社会；在生活上，大搞消费主义，主张利己主义，消解集体主义。
这些错误思潮，说法不完全一样，但实质和目标指向是一样的，都是意图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关系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面对这些有害思想观点，我们绝不能糊涂，绝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绝不能任由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言论肆意宣传。我们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对错误思潮进行批判和斗争，揭穿其险恶用意，揭穿它们对于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美好前途的极大危害性。
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正确看待若干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对关系指导地位的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一一予以明确，以正视听。
1、关于十月革命
苏共垮台前后，苏联自己否定十月革命，提出一些所谓的“学术”观点：十月革命是偶然产物；十月革命是激进人士发动的激进的社会革命；十月革命建立的是一种专制集权，极权政体；十月革命是残暴的，它残暴地处死尼古拉二世，等等。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它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开辟了解放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必须用以上观点认识和评价十月革命，必须抵制国内外形形色色的诋毁、妖魔化十月革命的错误观点。
2、关于苏联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
苏共垮台以后，欧美各国乃至俄罗斯全面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很多文章对苏联制度及历史也基本持否定态度。其观点主要包括：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实行的是专制集权，无党内民主，无社会主义民主；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党专政，无人权，阻碍了思想的发展，损失了一批艺术家、思想家；苏联经济制度就是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消灭了商品生产和交换，这不仅导致苏联经济落后，也导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缓慢发展；苏联70多年的历史，除了反法西斯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是值得肯定的，其他都应予以批判和否定。
以上错误观点至今仍在中国的某些书籍、文章、课堂中出现，并得到广泛宣传。实际上，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变相否定。全面否定苏联的历史必然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认识和评价苏联70多年社会主义的历史，必须反对全盘否定、妖魔化社会主义历史的错误观点。
3、关于苏联、东欧国家制度剧变的原因
关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剧变的原因，西方媒体将此归因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落后。主要观点为：苏联长期没有搞好经济，导致人民不满；没有政治民主；党内产生了脱离民众的特权阶层，苏共腐败，人民要抛弃这一制度；等等。以上因素虽然不同程度地客观存在，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XJP总书记所指出的，苏共从领导层到全党理想信念的丧失，苏联意识形态工作出现了问题，思想混乱，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这个原因总结如果不正确，而把苏东剧变归因于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危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4、关于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的评价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之时，许多重要内容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内逐步确立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对此进行错误的宣传，把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特别是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把前三十年的建设说得一无是处。比如：有人认为，政治上，前三十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经济上，毫无建树，大量人口被饿死；文化上，摧毁中国先进文化，使中国文化严重倒退。这些错误宣传完全否定了新中国头三十年发展的伟大成就。
XJP总书记明确指出，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对立起来，不能全盘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光辉历史。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均在此期间得以确立。树立这样的观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解决的问题。
5、关于正确认识我国改革开放的问题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共同任务。从那时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改革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种错误观点。这种观点借改革之名，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企图通过推进他们定义的“改革”，导致执政的共产党丢权垮台。苏联东欧国家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就是这样的改革。在我国国内，改革伊始，有的人就打着改革的旗号，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后来，他们又提出要在中国推行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革。他们主张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我们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还提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化，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多元化的、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制度和体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显然，这些主张与我们党关于改革开放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应将这种有害主张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严格区别开来，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固是非常必要的。
6、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个概念问题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中，有些内容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些内容则来源于西方文化。比如民主、法治、公正、自由，还有政治生活中广泛使用的“人权”一词，等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和看待这些概念。
民主、自由、人权、公正、法治等都是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内容。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这些概念的内容与西方文化关于这些概念的内容并不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明确，这几个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内容是有本质区别的。比如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人的民主权利与其经济地位是有直接联系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受金钱、垄断资本集团操纵的民主，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财富多少的限制；再比如资本主义民主要求政治多元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的民主是建立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我们反对政治多元化。
如果不加区别地进行关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宣传，结果必然使全社会广大群众、广大青年产生简单化的误解，甚至误认为在中国弘扬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价值观和美欧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价值观完全相同、没有区别，误认为这几个概念是普世的价值观。因此，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一定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辩证地看待这些概念，既不要认为作为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这些概念与西方社会中的这些概念毫无相同之处，也不要简单等同、不加区别地完全照搬，而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分析，构建社会主义的民主观、自由观、人权观、法治观，等等。
7、关于要警惕极“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问题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左”和右的概念。所谓极“左”，是指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提出和实行貌似颇为革命但实际上严重脱离实际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主张。这样的极“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惨痛教训，比如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宣传的那些理论和主张等，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邓小平同志说过，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但邓小平同志从来也没有讲，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党只能防“左”反“左”，而没有防右反右的任务。实际上，邓小平同志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人把“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进行片面化、绝对化理解。还有一些人把“左”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在思想理论工作中，在意识形态领域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XJP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一概说成“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十分有害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应该实事求是地判断问题，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做好“结合”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马克思主义给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带来巨大变化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远未结束。今天，时代特点的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与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背景。面对新的时代特点，新的国内外环境和发展的新要求，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只经历了几十年的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在伟大实践中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不断做好“结合”的文章，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第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王明等人忽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实际，忽视在这个社会环境下中国各阶级的状况，而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完全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经验，走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则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认真分析中国社会实际、中国革命所处的环境，弄清中国社会各阶级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地位及对于革命的态度，由此找到中国革命的规律。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行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首先必须认清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认清当代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成员间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而形成利益多样化，在此基础上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的多样化。与此同时，全球化不断加深，不仅经济全球化，而且是包括科技、教育、文化、思想观念等等在内，资强我弱，西强我弱的基本局面未改变下的全球化。如何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我们必须根据这样的时代特点、国内环境和条件，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的文章。在这个结合中，找寻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和方案，实现理论的创新。
第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个实际，包括中国民族特性、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特点等相结合。XJP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深根植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合了中国的民族特性、文化传统，避免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几千年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凝聚、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传统观念形成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有些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延绵发展的精神纽带、文化血脉，对当代中国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特点，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起着重大影响作用。治理中国、发展中国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必须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这个文章。
第三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党和国家的实践相结合。当代中国国情的重要内容是党带领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包括要与这个实践相结合。一是同党和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相结合。应研究总结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几十年来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不断形成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改革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与创新等等的经验和教训，形成规律性认识，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与党和国家进行的新的实践相结合。新的实践中的五位一体建设总任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给我们提出了哪些要求，实现这些要求，应解决哪些问题，采取什么路径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在对以上问题的解决回答中丰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好“结合”的文章，还要进一步做好“四个分清”工作，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以便于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
八、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要用XJP总书记讲话精神统一全党思想，教育全体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发展的新环境、新形势，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围绕实现这些任务、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XJP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涉及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内容十分丰富，思想十分深刻。讲话精神反映了我们党对新环境、新形势、新时代特点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责任担当和不懈奋斗精神，阐明了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条件下，党实现新的伟大任务必须明确的理念、思路、任务与举措，体现了党对中国改革与建设经验总结的成果，达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最新最高认识水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内容，是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
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最重要的是要用XJP总书记讲话精神统一全党思想，教育全体人民。只有用这个科学理论统一全党思想，我们党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的先锋队性质，才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保持自己的先进性、纯洁性，才能使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准确地代表全体中国人民整体、长远、根本的利益，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号召力，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只有用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教育全体人民，才能确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在利益多元、思想观念多样的社会条件下，不同利益群体，不同文化、民族、宗教，不同职业、行业背景的人们，能够正确处理各种利益问题，解决利益矛盾，化解各种纠纷，构建共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增强对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的坚定信念，增强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自信，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团结奋斗。
实现上述要求，首先要认真、扎实地学习、研究、宣传好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学习、研究、宣传好这些讲话中承载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学习、研究、宣传好讲话精神中的核心要义、思想观念。今年以来在全党开展的“两学一做”活动，是这种学习的重要载体，必须使这个活动扎扎实实、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对于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学习，要系统地学，要学好讲话原文，要联系我国改革与实践，联系各单位工作实际进行，要防止和克服学习中的形式主义，防止不务实的“虚功”，防止不联系实际的空洞学习，真正系统地理解、掌握好总书记讲话中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战略，真正用总书记讲话的精神武装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头脑，剔除党员和群众中与总书记讲话精神不一致的、相悖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和理念。
学习、研究、宣传总书记讲话精神，重要的在于运用。不仅要用总书记讲话精神统一思想，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而且要用讲话精神推动、指导我们的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全党各个组织、全国广大地区，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层级，都有各自不同的任务。在实施这些任务、推动事业发展的实践中，都应以总书记讲话精神为指导，弄清本地区、本行业实践的特点，在总书记阐明的新思想、新理念指导下，提出符合规律的工作思路与举措，绝不允许自觉不自觉用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观点，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指导工作。在拟定改革方案，推出工作举措时，要坚决防止各种错误思想观念引导我们、左右我们，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观”、“自由观”、“法治观”，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包括各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害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只有抵制这些思想影响，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我们全国、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改革、建设举措、思路才会对头，任务才会准确，才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学习、研究、宣传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必须认真贯彻落实XJP总书记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讲话要求。从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起，总书记多次强调，全党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观点要辨析，要批评，要批判。落实总书记这些指示，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紧迫任务，也是认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
学习、研究、宣传总书记讲话精神，必须学习总书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任，对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坚定信念。理想信念的坚定，是共产党员的精神力量之源，是党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艰险的力量之源。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需要全党落实总书记要求，像总书记那样坚定理想信念。其次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把这个理论当作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而不受形形色色所谓新思想、新观点的影响。再次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又要紧密联系实际，联系新的实践特点分析新情况，得出新结论，不断推进理论的创新，丰富和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邓纯东：XJP同志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许多党的建设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极大地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体现了XJP同志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特点。
一、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打铁还需自身硬”
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十四大写进了党章。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党员干部的管理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松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XJP同志在当选党的总书记之初，就鲜明地表达出从严管党治党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首先必须把自身建设好，自身要过硬。自身过硬，首先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会要过硬。2013年6月，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他进一步警醒全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我们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XJP同志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态度狠抓党的建设，真正把从严治党贯穿到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严格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制度面前没有例外；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严肃处理不合格党员，坚决惩处党内腐败分子；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等等。
在此基础上，2014年12月，XJP同志在江苏考察时进一步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把管党治党提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全面从严治党，涵盖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体现了党的建设系统性、整体性。它既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其中处于关键地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坚持正确方向，凝聚起强大合力。全面从严治党，充分体现了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深刻忧思，充分彰显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无畏勇气和坚强决心。
二、强调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灵魂工作
世界上的政党无论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资产阶级政党，都有自己的一套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首先在思想上确保正确的方向。XJP同志强调党的建设要有灵魂，指出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离不开党的思想建设这一灵魂工作。我们党的建设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一般性地强调执政党规律，就不能确保党的先进性，这也是不符合我们党的建设实际的。
搞好思想建设这一灵魂工作，首先要坚持共产党人应有的理想信念，切实解决好“总开关”问题。XJP同志将理想信念形象比喻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经济怎么繁荣，如果放弃了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不可能巍然屹立于世界。这个真理，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铭记。”
崇高信仰、坚定信念不会自发产生，正如XJP同志指出的那样，“要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一方面，始终强调“永不动摇信仰”这条底线。“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强调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始终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这表达了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此外，XJP同志要求全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全党、全社会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忽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在此基础之上，他向全党提出要坚持“两个巩固”，即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他还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容许以“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为借口，放任错误思想的滋生蔓延。
三、强调要以解决党内突出问题为导向，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显著成效取信于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同志向全党、全社会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对事关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绝不遮掩、绝不回避、绝不含糊。为此，他始终强调抓好党的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分析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党风廉政问题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突破口，进而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2014年1月，XJP同志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要求：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一方面，以采取一系列硬举措为突破口狠抓党的作风建设。XJP同志上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伊始，就主持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将其作为改进全党作风的第一步。事实证明，“八项规定”开启了新风，为我们党自身改革赢得了时间和动力。2013年6月，又在全党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活动聚焦于“四风”问题，抓住了要害，深刻改变了干部队伍的行为方式。2014年3月，XJP同志又提出了“三严三实”的要求，这是加强作风建设的再启程、再出发。另一方面，以惩治腐败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扎实开展巡视工作，坚决查处大案要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查处案件涉及党政军等各个领域，做到了反腐败无死角。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已超过100个，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0多名，前政治局委员3名。
四、强调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同时又要勇于改革创新
XJP同志提出，要将毛泽东首创的我们党重视思想建设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他强调全体党员都要学习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精神境界、思想作风，解决好党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问题。无论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还是当前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都体现了这一要求。
要继承并弘扬党的三大作风。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方面，XJP同志号召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依靠学习和实践走向未来。他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在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方面，强调首要的是牢固树立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和立场。他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要求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带头，并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提出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XJP同志提出要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和党性，不能把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同志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要求，体现了改革创新的精神。如，在组织建设上，提出新时期好干部的五条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在作风建设上，阐明新时期作风建设的时代内涵就是为民、务实、清廉；在反腐倡廉建设上，提出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倡廉关键在经常抓、长期抓；在制度建设上，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等等。
五、强调自律和他律的结合，并将其成熟做法上升到制度层面
党员素质的提高和组织战斗力的增强，要靠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两者相辅相成。
党员干部要通过思想建设，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用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来武装自己，提升自律的品质。XJP同志强调，自律，首先要把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好，让领导干部发挥好带头和示范作用，提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2013年6月，XJP同志对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出五点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改进调查研究、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厉行勤俭节约等。XJP同志率先垂范，到基层考察轻车简从、深入务实，展现了亲民为民、节俭务实的优良作风，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XJP同志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强调要用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党的规矩管好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党内外监督，加强他律的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制度建设方面，XJP同志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如，提出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保证权力科学配置、规范运行，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制度建设的路径目标，就是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是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监督来保障和巩固工作成效，切不能“牛栏关猫”，强调规矩是起约束作用的，要紧一点；制度执行要有刚性要求，要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观念，严格执行制度，不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
XJP同志把“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党的建设制度除了包括党内制度外，还涉及处理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关系的一些制度，特别是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把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拓展到全面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2016年1月在全党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些举措体现了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加强党的建设在制度层面上的把握更加清晰全面，反映了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健全民主集中制一贯是我们党的制度建设的重点内容。针对当前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XJP同志强调指出，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邓纯东：新发展理念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性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能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确立系统科学的发展理念，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能力的“试金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理念结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彰显了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高超智慧与能力。
彰显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根本立场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民心向背是政党政权前途命运的决定因素，这是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并为历史发展所证明的客观规律。坚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以人为本，就是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到发展问题上，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扬人民首创精神，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谋群众之所需，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面对“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需求，我们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些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根本立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人民群众既是主体，又是受益者；共享发展，则鲜明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根本价值取向，就是让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新发展理念一经提出，就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必将通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创造新的人间奇迹。
彰显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本质要求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通过观察和研究、学习和总结、概括和抽象，认识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坚持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发展的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需要我们从我国现实国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着力把握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受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支配和制约。科学把握和自觉遵循这些客观规律对发展提出的要求，就能赢得发展的主动权，顺利实现发展目标。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真谛，即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新发展理念遵循经济规律，按照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趋势，按照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总要求，坚持以创新、开放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努力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新发展理念遵循自然规律，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强调自觉遵守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对发展的刚性约束，绝不使发展逾越生态红线、打破生态平衡；强调在维护绿水青山中打造金山银山，实现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新发展理念遵循社会规律，按照包容性发展的基本要求，以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致力于让大家共同享有自己创造的福利，实现共同建设、共享发展。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永葆和谐稳定，内需潜能才能充分释放，发展动力才能更加充沛，发展势头才能更加强劲。
彰显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真理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推进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才成为我们始终坚持和遵循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也正是在人民群众与时俱进的创新实践中、在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中得以体现和证明的。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面临的新发展形势、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创新发展理念科学把握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潮流，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保障；协调发展理念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强调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为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回应人们从“求温饱”到“求环保”的新期待，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保障；开放发展理念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和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新形势，强调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我国进一步发展提供外部动力和良好国际环境支持；共享发展理念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内涵。总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变化和发展新形势提出的创新理念，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原文标题为《以人为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新发展理念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性》）
邓纯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现实根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在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所处新的历史方位基础上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作出这一重大政治判断，具有以下科学依据。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五年间，我国人民生活不断改善，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就业状况持续改善，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发生的这些历史性变革，使我国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发展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发展水平和质量的要求比以往更高了。
2.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努力，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并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当前和今后面临的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体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它既表现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又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还表现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本身不平衡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论断，反映了我国发展的实际状况，揭示了制约我国发展的症结所在。
当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和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3.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发生了新变化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现在，我们面临的新的主要任务，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这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主要任务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4.党的指导思想和事业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有新变化
发展环境、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使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既十分必要也非常现实。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把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同时，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党强调发展的内涵和重点、理念和方式、环境和条件、水平和要求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要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更好地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举措的新变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翻身做了主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站起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国摆脱贫困并赶上了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开创、发展，中国经济稳居世界第二，中国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并将实现全面小康，“富起来了”。十八大以来，在以XJP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华民族进入了走向“强起来”的历史时期。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不仅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而且向世界充分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充沛活力，展示了社会主义的良好形象，也根本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不断遭受挫折的命运和失败的形象，使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并非历史的终结，越来越有必要更加认真地思考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面临的问题很多，发展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直以来，在发展及其现代化问题上，存在一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迷信。我国发展实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事实无疑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即，“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XJP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页）。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与形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其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其历史的由来。
1．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结果
1840年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但又一次次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从此，中国命运就有了光明发展前景。96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今天，我们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的全部内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任何书斋式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先进的中国人，为民族谋复兴，英勇奋斗，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代价得出的历史结论。
2．新中国成立以来近70年我们党接力探索在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结果
众所周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对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推倒、重来，恰恰相反，它坚持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积累的成果，如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走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坚持民主集中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等，并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的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水平有很大提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有很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等重大成就为实践基础，接续奋斗，接力进行理论、实践、制度和其他各方面的探索创新。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再加上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求纯和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错误，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40年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结果
改革开放既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也是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它坚持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不仅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而且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党和人民长期努力的基础上进入了新时代。
需要指出，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也有不同方向的选择。方向选择错误，“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往资本主义方向改，就是对广大人民来说的祸国殃民的“邪路”，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证明了这一点。苏联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改革方向正确的极端重要性：“社会不是树木，它不仅下面有根，上面也有根。如果连通上下的血管被某种专横、教条主义以至于愚昧所梗阻，就必然会形成栓塞，而要想医治这种病症，正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绝非一件易事。最严重的错误是在判断错误原因时所犯的错误。如症结在右边，而你偏到左边去找。甚至有这样的情况：找到了原因却视而不见，然后顾左右而言它。”（参见〔苏联〕A.格尔曼：《官僚主义——最坏的内部敌人（苏联报刊文摘）》，罗正发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226页）不幸的是，戈尔巴乔夫一意孤行，根本听不进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深化改革，绝不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坚决反对一切照抄照搬他国政治制度的主张和图谋，相反，始终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以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目标指向，始终坚持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能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
4．我们党正确认识和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
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高度重视总结和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高度重视总结和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其个中原因则如XJP同志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上指出的：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汲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全党保持政治定力，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XJP总书记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民主德国共产党的垮台也与党内出现严重的思想问题密切相关。一位东欧剧变的亲历者就曾回忆说：在20世纪“50年代，当人们谈论政治时，总会有一位共产党同志站出来维护党的立场。可是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在对政治问题进行争论时，共产党员们不是离开会场就是建议换一个话题”（〔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52－253页）。
第三，强调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XJP总书记深刻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指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XJP：《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苏联在这个方面犯下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自动放弃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搞西方的多党制民主那一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坚持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军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企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都要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决策部署。
5．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勇于探索，奋力推进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结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固然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努力的结果，但也是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勇于探索，奋力推进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结果。面对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步入新阶段，面对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以及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没有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系统回答，并且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十八大以来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和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就不可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特征
XJP同志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判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重大判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我们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和特征。
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这个新时代，不是区别于不同社会形态的时代（从历史发展大趋势和社会形态方面来看，我们仍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大时代），而是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更高水平的阶段。一定要明确，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没有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没有变，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是另起炉灶，不是与这之前的事业一刀两断，从零开始，而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基本理论都要继续坚持。当然，我们也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出发，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的时代特点、主要矛盾、发展目标，才能不断取得新成就，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书写下新的辉煌篇章。
这个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小康社会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普通老百姓最朴素的追求和愿望。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用“小康”这个概念来明确和诠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发展目标，这符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和优秀文化传承，深入人心，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30多年来，围绕这个目标，我们艰苦奋斗，推动小康社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党的十九大上，XJP总书记指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的十九大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一步明确划分为两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两步战略安排中，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后3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实践中，具体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以往奋斗的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经济、科技、国防实力、文化软实力、综合国力在世界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个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实现共同富裕，是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目标的大众化表达。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使十几亿中国人民同步富裕是不现实的。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共同富裕的问题日益提上议事日程，我们也有能力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迈出坚实步伐。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论断，并明确提出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热烈愿望和期盼，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要求。
这个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也经历了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复兴大业，前仆后继，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艰苦探索和斗争，进行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富强的各种尝试，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来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和理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推动中国社会一次又一次实现伟大飞跃，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应该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的主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具体的任务不一样。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任务是要实现“站起来”目标，为这个主题创造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主要任务是要实现“强起来”目标，为这个主题画上圆满句号。
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十八大以来，在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以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防范和化解危机、冲突。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国际社会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和广泛认同，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形象，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的形象已经为世界所公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继续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以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人类的繁荣与进步。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
十九大报告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其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提出了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任务。根据十九大的部署，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也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XJP：《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29页）
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则意味着：“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XJP：《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页）
新时代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任务，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全面贯彻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的决策部署，更好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必须着力解决经济发展本身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必须着力解决经济与发展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坚持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必须着力解决社会文明方面存在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问题，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必须着力解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问题，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同时也要努力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着力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2】《XJP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3】《党的十八大以来大事记》，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
【4】《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张建刚）
邓纯东：自信源于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
科学理论是成功经验和规律性认识的提炼与升华，对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形塑和导航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经历史与实践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源泉。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底气讲核心价值观自信，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具有最广泛认同度
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就把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其核心价值取向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其价值目标同样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可见，促进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和充满活力的关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同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国革命、建设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评判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显然，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支持，成为我们增强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坚强支撑。
“中国奇迹”彰显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实践威力
上世纪初，当中国人民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困惑和迷茫时，“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明确方向和奋斗目标：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正是在这一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顺利完成“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有机统一，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奇迹”的创造、中国梦的提出和伟大实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强大实践威力，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自信。
马克思主义对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根本指导意义
促进国家富强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追求。在肯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的进步意义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度发达充满期待：“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今天，我们将富强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范畴，就是要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提倡的生产力极大发展、人民群众共同富裕。此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对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追求作出阐述和论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的重要理论来源和未来发展的方向指引。
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压迫本质，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理念的虚假性和伪善性。同时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自由、平等与公正的社会，而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关键是发展社会生产。“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并强调社会生产对实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基础作用，对我们今天把握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追求、价值标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奋斗目标。恩格斯还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无论爱国、敬业还是诚信、友善；以及国家、社会层面的各个价值范畴，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和追求，也需要在实现这一目标和追求的实践中得到确认和彰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董学文：让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没有藏身之地
我们目前谈论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指通过各种方式重新解读历史，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来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理性的一种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义往往通过否定历史主体，颠覆唯物史观，强调用所谓的个体性叙事及个案和细节的展示，来演绎整体历史。它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开始，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现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的程度。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同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互为表里、彼此相通的。
一
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在编造和歪曲历史的时候，往往声称自己是在进行“艺术创造”，是在实现“审美范式”的转换。实际上，它是以“审美”“娱乐”之名，行拆解历史（特别是党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党的领导）之实。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同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是背道而驰的。它是一种伪现实主义、伪浪漫主义。因为它在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把推动历史前进的政党、领袖和群众加以丑化、边缘化和碎片化之后，心仪的却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对其代表人物极尽吹嘘、夸赞和颂扬之能事。也就是说，它对历史不是完全“虚无”，而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这就从根本上扭曲和颠倒了历史真相，搞乱了读者或观众的历史认识。
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问题，而是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一种错误思潮。它善于从个人好恶出发评断历史，喜欢以个人想象来虚构历史情境。它往往在“创新”“探索”“翻案”“戏说”的名义下，采取极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它往往片面引用史料，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无中生有、胡编乱造，任意改变对历史中重大事件、人物和问题的科学结论；它往往貌似“客观”“公正”“中立”，实则将人物写成“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中性人”，混淆人们对于是非的判断。与此同时，它极力主张要按照抽象“人性论”的原则来描写事件、刻画人物，主张一切都要过“人性”的筛子，否则就是“概念化”“脸谱化”。如此一来，历史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笔下就被严重扭曲变形了，主流意识形态也被玷污、解构了。
文艺上历史虚无主义危害的严重性在于，它所散播的种种观念，不仅混淆了历史领域的是非曲直，而且直接动摇了做人和立国之本。例如，文艺应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应从历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这就涉及如何对待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问题了。道理很简单，颠倒历史，必然会导致是非、美丑、善恶、荣辱标准的颠倒。而这种标准一旦颠倒，就势必在价值观和人生观上造成整体性的混乱。有学者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标准，以“重新评价”为名头，歪曲和否定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它往往祭起“还原历史”“重写历史”的旗号，以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度思维方式加以逆向重塑，颠倒黑白。这种意见我认为是正确的。用这种意见来观察和说明文艺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也是适当的。把历史观及以之为基础的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价值观搞乱的结果，将会带来犯颠覆性错误的危险。
二
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唯物主义文艺观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的否定性思想倾向。我国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有其特点，它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企图抛弃以往一切人类和民族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也不同于为了区别“机会主义的虚无主义”，列宁提出的那种对反动的社会秩序抱有合理否定态度的“革命的虚无主义”。目前我国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以集中否定、消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革命的、进步的、面向人民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为其特征的。XJP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他还批评有些创作“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我认为，这些主要就是针对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讲的。
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为什么能够盛行？原因固然很多，有客观环境方面的，有主观认识方面的。但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创作主体在理想信念方面出现了问题，以致其转变了立足点或创作立场。这一点，甚至在一些有名的或获大奖的作品中也有较为突出和明显的表现。譬如，把共产党的干部写得跟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坏，把人民军队写得和反动军队一样凶残，把人民领袖写得同人民公敌一样毒辣阴险，把社会主义制度写得和旧社会的制度一样横暴黑暗……凡此种种，不管作者采用什么样的隐蔽手法，拿出何种堂皇的借口，都只能令人怀疑是其创作立场和世界观发生了偏转。否则，是不会指桑骂槐、指鹿为马，丧失基本的理性判断的。
2013年6月28日，XJP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如果创作主体不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发生理想信念上的动摇、滑坡，怎么会去“虚无”本不该“虚无”的东西？怎么会去美化历史上的罪人、丑恶和黑暗，并为其翻案？怎么会去鼓吹“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没了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必然“缺钙”，就必然会得“软骨病”，就有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变质。对此，XJP总书记提醒道：“要坚定理想信念，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总开关’问题没有解决好，这样那样的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他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说：“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同上，第116页）面对这个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总开关”，难道作家、艺术家能够例外吗？显然是不能的。如何保证作家、艺术家的理想信念不缺失、不动摇、不蜕变、不滑坡，这确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文艺家失去了理想信念，灵魂就会沦陷，创作的作品就会“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这五个“去”，实际上，就是对一些文艺作品通过臆想和独断对“五四”以来的进步历史、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和社会主义的辉煌进程加以回避、稀释，加以扭曲、否定和妖魔化现象的凝练概括与表述。当下出现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怀疑，对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等革命英雄的质疑，等等，其目的就是使历史变成一种没有理想、没有深度、没有本质、没有是非的东西，其核心是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主义理想。这样的历史虚无主义渗透于文艺作品，必然使其精神价值枯干萎顿，失去引领人民前进的资格和作用。
三
那么，我们如何抵制和克服文艺创作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呢？我觉得，这里既有解决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的层面，又有解决现实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层面。综合来看，我们应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使命感，加强理论学习，开展对不良作品、现象和思潮的批评，深化新时期文学史研究，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让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没有藏身之地。
其一，要在文艺界开展历史唯物主义文艺观的学习和宣传。这是保持理论清醒和正本清源的一项根本举措。在学习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文艺观时，要重点辨析批判抽象“人性论”，因为这是文艺上滋生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观念上的根源，也是其比较容易欺骗人和迷惑人的地方。这些年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观的宣传和学习，做得很不够。文艺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文艺上的阶级分析和阶级观点问题，作家立足点、世界观与文艺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等等，几乎没有人提了。相反，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观，如“新历史主义”“存在主义”“新人本主义”“怎么说都行”的“后现代”理论，却肆意流布、大行其道。这怎能不给以所谓客观主义姿态掩盖其资产阶级立场、以抽象“人性论”来取代和颠覆唯物史观的社会思潮提供泛滥条件呢？认真补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这一课，势在必行。这是克服文艺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根本工程。
其二，要把文艺批评和文艺争鸣切实地开展起来，敢于同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作斗争。真理越辩越明。历史虚无主义的文艺作品，是经不起检验和批评的。事实是最无情面的东西，它能把空言和谎话打得粉碎。可惜，我们文艺界很少有真切的批评，很少有敢于向历史虚无主义开刀的文章。面对这类作品，多是恭维遮掩，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装聋作哑，假冒开明，甚至吹捧炒作、推波助澜。这怎能不给充斥历史虚无主义毒素的作品留下存活的空间？XJP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是把文艺批评比作“镜子”、比作“良药”的，他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可我们的一些批评呢？恰恰是在庸俗吹捧、阿谀奉承，把批评这把“利器”变成了“脂粉”和“鸡汤”。没有批评，事实上就给历史虚无主义开了绿灯。而只空对空地从学理上分析文艺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也很难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因之，文艺界要对有代表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文艺作品，展开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充分说理、指名道姓、短兵相接的分析和批评。这样，才能遏制历史虚无主义蔓延的势头。这应是克服文艺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核心工程。
其三，要积极开展新时期以来文艺思想史和文艺创作史的研究，在总结经验教训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说，这些年不是没人在做新时期以来的文艺思想史和创作史研究。但毋庸讳言，这些研究还缺乏反思的深度，缺乏XJP总书记所说的那种“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的精神；往往流于表面梳理，急于评功摆好，不作善恶辨析。这就极大地削弱了文艺史研究的价值和功能，给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在内的各种错误思潮以栖身之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不少错误的、有害的文艺理论和观念没有得到清理，至今还在影响着一些人。“人物性格组合论”“主体性论”“告别革命论”“审美至上论”，等等，仍被一些研究者摆在文艺思潮史的重要位置加以肯定。这就把一些人特别是年轻学生的思想搞乱了。所以，要高度重视文艺思想史和文艺创作史的研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阵地，努力发挥其破除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作用。这是克服文艺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关键工程。
其四，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把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清除出去。XJP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一新命题。这一命题，对破除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要意义。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源泉，是我们在世界审美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一块基石，是在文艺领域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道坚固堤坝。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文艺工作者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增强中华审美文化、中华美学精神的自觉与自信。坚决拒绝“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摒弃虚无历史、虚无价值、虚无中国，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是克服文艺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基础工程。
注销
窗体底端
樊建新龙斌：历史虚无主义的“蹩脚表现”
时机上，历史虚无主义者“顺势而为”，利用一些历史节点做文章。大造舆论声势，本是我党思想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如今，历史虚无主义者也在效仿，试图抢占舆论先机。例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一些人美化国民党人物，丑化共产党人物，肯定国民党功绩，否定共产党功绩。比如，抛出“共产党歧视国民党抗战官兵，未给国民党将领应有荣誉”的观点；炒作所谓“抗日名将张灵甫遗骨被埋羊圈”，意在否定解放战争的正义性；有人宣称张灵甫、邱清泉、胡琏等人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还有人提出，今年是蒋介石逝世40周年，要客观、全面、公正地评价蒋介石。一些人认为是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了中国抗战，理由是蒋介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是最大的抗日英雄，等等。
内容上，历史虚无主义者一贯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试图对我党的“三个自信”进行釜底抽薪。例如，某自称“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杂志却长期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仅在2015年第9期即同时刊登数篇文章，散布如下言论：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留下的传家宝是“一党专政”；“马克思后来提出股份制是通向新生产方式的过渡点……已经在实际上否定了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的观点”；“人民与权贵集团的斗争是当前形势下新的阶级斗争”，“但我们希望，握有一定权力的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在人民大众与权贵豪强的生死搏斗中，站到人民一边，维护正义公道，推动社会发展”；改革开放是“新民主主义的延续，是对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校正”；“‘公安六条’之残酷，竟连唐律和法西斯德国的法律也瞠乎其后。”这些观点“虚无”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虚无”了我们党90多年的奋斗史，“虚无”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虚无”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也“虚无”了作为我们党的事业发展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
策略上，历史虚无主义者全线出击，左突右冲，企图造成“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舆论态势。某杂志前主编因污蔑“狼牙山五壮士”被网民羞辱后，试图挟持司法为历史虚无主义开路；某公知大V在微博上篡改党史专家梁柱的文章标题，抹黑我党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某知名主持人以娱乐化方式恶意点评我党我军为人民福祉而奋斗的历史，亵渎开国领袖毛泽东；某知名饮料公司采取无底线方式营销，对诋毁革命先烈的人褒奖有加；一些杂志煽动群众发表碎片化的自述史文章，以零散的、负面的个体记忆替代、改造国家民族的整体记忆；还有人美化民国，认为其美好之处在于“三权分立、有较大新闻自由”，等等。历史虚无主义者还调整策略，更多使用揶揄、隐射、戏谑的手段诱导网民自我联想、自我推断，手段更加隐蔽、策略更加复杂、诱导更加细微。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进行“学术包装”。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学术研究无禁区”的旗号，在所谓“重评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幌子下，歪曲党和人民共同书写的历史，将党史、国史、军史描述成为一部争权夺利的野心史、中共党内斗争史、领袖罪恶史和人民苦难史；在所谓“价值中立”的幌子下，提出要“积极扬弃价值的阶级性、狭隘性，推动价值向普适性、全人类性转化”，并使用偷梁换柱手法将一些由党和人民在长期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创造出来的科学术语转换成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概念。例如把“国际交往”、“国际交流”偷换成特殊含义的“与国际接轨”，把“民主集中制”偷换成“新权威主义”，等等；在所谓“学术研究”的幌子下，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责唯物史观是“阶级斗争决定论”，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守望学术家园”的幌子下，提出“意识形态的管理者应当培育对学术的敬重之心，学者则应当以守候学术的宁静为主”，试图引发人们关于主流意识形态“压制学术自由”的想象，从而使自己获得某种道义上的支持和舆论方面的同情，等等。透过现象看本质，历史虚无主义绝不是什么学术思潮，而是一股有着明确目的的政治思潮。其用意在于：歪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丑化新中国建设历史以否定党的执政能力；贬损共产党领袖以否定我党的政治品格。归结为一句话，历史虚无主义是一股“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潮。
XJP总书记曾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XJP强调：“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必须高度警惕，必须坚决斗争，力图将其恶劣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
坚决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强化阵地意识
党和人民共同书写的历史不容否定。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是对西方文明“主流大道”的背离，为此不惜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历史。他们好像“忘记”了我们今天所能享受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前人艰苦奋斗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我党多年来为增进人民福祉不断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共筑中国梦的基础上的。现在有的人把党和人民共同书写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历史不是可以任意涂抹的画布，任何编造、篡改都是不得人心的。只有尊重历史才能坚定自信，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才能持续为人民带来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宽容就意味着纵容，宽厚就意味着妥协，宽松就意味着自毁长城。因此，只有坚决反击，才能巩固我们事业的根基。为此，需要从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积极应战，主动出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明波暗涌，伺机发声，到处煽风点火，“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是其鲜明写照。为此，我们必须积极应战，对于他们抛出的观点，我们必须“接招”，不给谣言传播留下舆论空隙；我们必须主动出击，精心设置议题，跳出“话题陷阱”，避免疲于应付和奔波；我们必须善于预测形势，提早准备，巧做准备，提高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和水平；我们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管理权、领导权和话语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织就一张意识形态的“天网”。
第二，强化阵地意识，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目前，主要媒体的阵地意识明显加强：新华网、人民网等主要网络，以及《求是》《人民论坛》《红旗哒哒公文铺》《中国社会科学报》等重要纸媒，多次刊登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精品力作；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共青团中央指导下，多家新闻媒体、网络机构联合倡议开展“阳光跟帖”行动；求是网开展“历史虚无主义”征文活动；教育部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举办首届全国高校网络宣传思想教育优秀作品评选，等等。这些活动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积极性，提高了广大群众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水平，有助于澄清历史虚无主义迷雾，也有助于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三，严守党纪，捍卫底线，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和战斗性。党员队伍中个别人妄议中央、歪曲历史，散布明显与党员身份不符的话语，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把“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妄议中央”、“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史、军史”作为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并视情节给予相应纪律处分。这一重要修改，体现了以XJP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严明党纪的坚定决心。我们要充分发挥《条例》的导向作用，积极投身于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斗争。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XJP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3年7月22日。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学者）
樊建新：社会思潮与文化安全
2014年4月15日，XJP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党中央面对复杂尖锐的国内外安全形势，对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考和顶层设计。这十一个安全领域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文化安全居于更为基础、更为根本的地位。因为文化属于思想和精神层面，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指导着人们的决策和行为。文化安全的堤坝坍塌了，其他领域也就不安全了。
讲文化安全，就不能不讲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反映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社会阶层利益要求和政治诉求的思想倾向。随着国内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展，经济成分、利益关系、组织形式、生活方式等日益多样，西方的政治理论、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伴随而来，致使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力量竞相发声，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当前，国内社会思潮多种多样，性质各异，这里讨论的思潮是指与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错误思潮。
经过几十年的生成和演化，学术思想界和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带有特定的政治倾向性的错误思潮，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宪政民主、“新闻自由”、公民社会以及儒化思潮、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等，质疑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错误思潮散布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其思想观点既相对独立、有所侧重，又相互联系、彼此呼应，构成一幅反映当下思想界各种非主流思想众声喧哗的纷乱图谱。
错误思潮的泛滥直接危及国家文化安全。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冲击和解构人们的文化自信。关于文化自信，XJP总书记讲了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这三个方面的文化自信直接受到了上述错误思潮的冲击和侵蚀。
在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儒化思潮的冲击不容小觑。儒化思潮又叫文化复古主义思潮，这股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历史被证明是失败的，西方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唯一出路就是“尊孔崇儒”，重新确立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一些极端观点还主张“去马归儒”、回归“孔孟道统”，甚至提出确立儒教为国教，要“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儒化社会”。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原则是明确的，始终强调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的绝对主义态度。XJP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在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方面，主要受到来自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冲击。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唯物史观，坚持唯心史观，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认识体系。其突出表现：一是“告别革命”论，贬损和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斗争史，丑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史；二是做“翻案文章”，美化中国近代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和反动历史人物，颠覆我们党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的科学结论；三是以“还原历史真实、揭示秘闻真相”为由，在历史支流中寻找所谓“阴暗面”和“空白点”。比如，借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些失误和错误而否定党的全部历史，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否定其一生，大搞“非毛化”“反毛化”，等等。近年来，一些人将“虚无”的矛头对准了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比如，有人污蔑和诋毁“狼牙山五壮士”，污蔑和诋毁邱少云，以至于这些先烈和英雄的后人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来讨回公道。刚刚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民法总则》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通过立法捍卫英雄先烈的做法，会有效遏制这股“去史灭国”思潮的蔓延。
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也受到诸多思潮的冲击，其中以“普世价值论”思潮的冲击为最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思想文化精华，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政治理念，体现了当代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然而，“普世价值论”主张者抹杀不同社会制度下价值观的界限，混淆价值的一般性和具体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将反映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属性的具体价值说成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和“人类文明主流”的“普世价值”，要求我国“从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不能用“中国特色”拒绝“普世文明”，有的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混同于西方“普世价值观”。可见，“普世价值”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危及我国文化安全的政治问题。这股思潮影响广泛，社会上对其认同者不少，既需要在学术上进行澄清，也需要从政治上加以揭露。
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关乎道路安全，关乎政治安全，关乎政权安全，关乎制度安全。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发挥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进行有效维护、对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进行科学论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提供科学理论指导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除了前述几种思潮外，还有一些思潮比较集中地攻击党和国家的核心制度。比如，宪政民主集中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张多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新自由主义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集中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民主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上述种种错误思潮看似分布的领域不同、针对的对象各异，但究其政治实质，它们的指向是相同的，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任其肆意传播，必然动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冲击国家文化安全，进而危及我国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毫无疑问，文化安全属于“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的“根本问题”之列。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反对错误思潮，维护文化安全，关键也在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反对任何不良社会思潮的定海神针。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这一点，就能涤荡任何思潮的冲击和侵蚀，筑牢国家文化安全的永固长城！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樊建新：构建科学学术评价体系引导中国学术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强调要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强调要牢牢掌握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把实践与理论、学术更好地结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
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评价标准西化、评价导向有失偏颇等。如何构建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学术标准，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意义重大。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樊建新。
科学的学术评价意义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樊建新：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党把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就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党的十八大后，又提出要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强调要牢牢掌握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把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中国学术更好地结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创建充分反映当代中国实践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等，用中国理论、中国价值、中华文化占领思想理论阵地，用中国话语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是一项庞大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的方面很多，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界共同努力才能做好。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诸多工作中，有一项工作是必须首先要做的，就是解决好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问题。
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领航者、风向标、助推器，直接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水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处于中枢地位，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作用。
导向鲜明、编制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会极大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极大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进而极大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因此，学术评价是为哲学社会科学“定标准、立规矩、树导向”的工作，属于典型的“顶层设计”方面的工作，必须高度重视。
学术评价导向西化危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个现象，就是部分学科西化以及一些教学科研单位学术评价导向西化，比如，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中，这一倾向表现得就似乎比较明显。您怎么看？
樊建新：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切实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评价的导向和牵引作用。对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早在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就曾著文批评过国内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存在的西化问题，即西方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一定程度旁落。近10年过去了，该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科学评价和科研标准西化的问题，在职称晋升和科研奖励等方面也有一些表现，您是否有同感？
樊建新：近些年，一些科研机构在制定职称晋升或科研奖励标准时，盲目推崇SSCI，对在SSCI期刊发表的文章给以重奖。这种导向导致科研人员把更多精力用于撰写符合SSCI标准的学术论文上。据2014年一篇题为《从某重点高校论文评级看意识形态之争》的网文披露，某学院规定，在64本英文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奖励15万元，在另外202本英文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奖励6万元，在另外44本英文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奖励2万元。这300余本刊物几乎囊括了经济管理类的所有英文刊物，成为该学院职称晋升的核心指标。而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研究》、《政治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只奖励300元。这种“重国外轻国内”的做法，在国内应该不是个案。
另外，有的高校为了体现所谓的“国际化”，在职称晋升条件中硬性要求申报者必须满足“在国外取得硕士或以上学位”或者“具有连续一年以上国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等条件。提出这种要求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是如果不考虑不同学科的特点和学科属性，“一刀切”地适用于所有学科，对于有些学科的发展来说，可能是一种损害，比如马克思主义学科。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专门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很少，能够接收中国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类访问学者的地方更少，为了得到访问学者的机会，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教师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专业方向，选择与西方学术话语相同或相近的题目做研究，导致“不务正业”，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学科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表现吗？
樊建新：这种“国际化”倾向也体现在教材选用和课堂教学上。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十多年来，推出了不少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这些教材都是全国顶级专家学者下大力气“磨”出来、经中央审定的，虽然有关部门在推广使用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有些没能真正“落地”。比如“马工程”重点教材《西方经济学》在使用过程中就受到这种“国际化”的冲击。一些高校经济学院在贯彻所谓“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国际化”时，要求用双语教学，即用汉语和英语讲同一门课。用汉语讲的时候，用“马工程”教材，用英语讲的时候，就把美国英文原版经济学教科书搬来念。后来一些学院干脆全用英语教学，直接搬用美国英文原版经济学教科书，《西方经济学》这本重点教材就被弃用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众所周知，科学的学术评价有助于学术繁荣，能够引导学术发展、促进学术创新。而以上这些问题，对科研教学会产生什么不利影响？
樊建新：学界都知道，学术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向是科研教学人员的指挥棒，直接决定着他们的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因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科研领域和科研方向。如果在选任干部和职称评审上一味注重有无海外留学背景，一味以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文章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平，客观上就会造成一种不好的导向，引导学者热衷于用西方思想理论的话语来分析中国问题，这对那些意识形态强的学科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史学等学科的冲击会很大。中国问题的研究应当由中国人来主导，中国实践应当由中国理论来阐释。“言必称西方”、“唯西方标准是举”的问题不解决，势必削弱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危及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
多方力量多管齐下掌握学术评价主导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构建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学术期刊、一些主管机构等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樊建新：在构建学术评价体系和确定评价标准时，我们都很关注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这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在国内期刊评价方面，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编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编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和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已经成为许多单位开展学术评价工作的重要参考，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我所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在制定学术评价标准和编制指标体系过程中，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体现了鲜明的学术导向，克服了过分注重量化评价、轻视定性评价的弊端。如2014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年）》就坚持了这一原则。
在重视类似上述四家期刊评价机构这种专门机构、专业团队的评价工作的同时，不应忽视另外一些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它们体现在学术活动的很多方面。比如学术评奖就体现了一种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特别是政府和有官方背景的评奖，如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国家期刊奖，如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图书奖、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全国大学出版社优秀著作奖等，体现的是党和国家的意志，通过评奖向学界和社会表达我们主张什么、弘扬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鞭挞什么、抵制什么。评出的奖项能否达到这样的目的，取决于我们是否掌握评奖的领导权。如果评出的奖项存在严重学术方向问题，那就会产生不好的导向。
又如，类似学术（咨询）委员会、专家（顾问）委员会、期刊编辑委员会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学术资源，它们起着把关定向的作用，大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小到一个院系、一本期刊，很多学术单位都组建有类似的学术机构。大家也都习惯于从这些委员会的成员上来判断这个学术单位的学术倾向和理论方向。什么样的专家，就有什么样的学术导向，他们会在相应的学术活动中利用这些平台来行使话语权，制定学术研究的领域和方向，评审重大项目乃至评奖。这对学界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导向。
再如，学术荣誉本身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一些社科研究机构和高校给一些学者颁发学术荣誉，如学部委员、终身教授、一级教授或者资深教授等。学者获得种种学术荣誉后，在各自的单位乃至各自的研究领域，都会成为大家学术成长的一个标杆，起着巨大的学术示范作用。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就是学术权威，他们的文章著作、发言报告、讲座授课、意见建议等在学界和社会上就更有影响力，社会上各种评审、评奖往往也请他们去。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这些专家掌握着很大一部分学术评价权。
还有，类似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等重要机构，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中央主流媒体，更是起着重要的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作用。比如中央党校是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在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中的地位很高，它对学术导向和理论方向的引导力也很大，大家对中央党校及其下设的一些教学研究单位的学术方向也极为关注。同样，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党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三个定位”的要求，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党和国家的思想库智囊团，因此中国社科院在全国社科界必然起着引领学术方向的作用。这些国家级的社科研究机构和思想文化传播媒体在全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功能，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以及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问题的过程中，更应格外关注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他们在影响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方面，确实有责任也有义务。那么，如何能真正发挥其作用呢？
樊建新：有学术活动，就有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在现实中，体现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的场域很多。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的制定权固然很重要，但是一种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确立以后，能否真正贯彻落实到学术活动的方方面面，真正起到领航和助推的作用，往往取决于落实这些标准时各个具体环节的领导权或主导权的状况。俗话说，“现官不如现管”，只有掌握了那些具体环节和领域评价的主导权，才谈得上真正发挥了学术评价的导向作用。否则，再好的评价标准也会落空。因为选什么样的人当学术咨询和顾问，给什么样的人授予学术荣誉，课题评审、项目评奖、学术评价时选什么样的人做评委，这些看似没有什么领导权的事情，恰恰有很高的“权力含金量”，它们确实是一种领导权，一种指挥棒，一种影响力，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是一种不可不抓的“软实力”。
这些问题关系到教学和科研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关系到教学和科研“培养什么人”和“为什么人服务”，关系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极其重要，需要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霍文琦）
范春燕：“真理程序”和“减法政治”：试析巴迪欧的左翼激进哲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转向晚期资本主义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实践受挫，在后现代和后革命的双重氛围下，西方的左翼激进主义也开始为各种“后”学所塑形。从哲学领域来看，主要表现在对普遍真理和共产主义观念的贬斥上。这对于一直坚持“激进哲学”立场的阿兰·巴迪欧而言，时代赋予哲学的要务也就成为：如何在后现代主义的条件下重新唤回“真理”和“观念”———不是通过诉诸过去的各种本质主义幽灵，而是立足“存在的不可还原的多元性”，面向未来进行“纯新”的创造。他的思考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如何在反对“大写的、无所不包的”真理观的同时，提出关于普遍真理和永恒真理的新认识；二是如何在批判20世纪“由大写的‘一’的欲望激发出的‘二’的对抗性法则”【1】68的同时，开启共产主义观念的新实践。这两方面的思考也集中体现在巴迪欧激进哲学的两个核心概念———“真理程序”和“减法政治”上。
一、真理程序：关于真理、事件和主体的三位一体
巴迪欧激进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重新举起了普遍真理的大旗。巴迪欧认为，后现代哲学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谱系，在反对本质主义、与各种“大写的一”（UN）做斗争的同时，也“以多之潜能的名义对真理进行了审判”【2】77。而真理被审判的结果，一方面是左翼激进主义为各种后现代主义所感染而趋于碎片化和无力化；另一方面，是右翼激进主义趁虚而入、以某个具有实体性的“大写的一”填充真理废黜后的空位，并自诩为“资本主义现成政体的秉持正义的批判者”，从而“窃取了曾经属于左派的神圣位置”【3】。因此，对巴迪欧而言，当代激进哲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在重新赋值于真理以消除后现代哲学的各种“副作用”的同时，坚持对右翼激进主义的批判。这当然不是再回到作为“大写的一”的真理，而是要提出一种真理范畴，使之与“存在的不可还原的多元性”相适合，同时也能满足关于普遍真理和永恒真理的设定。
正是从这样的理论诉求出发，巴迪欧通过数学本体论、事件哲学以及主体哲学的建构提出一种“真理程序”（truthprocedure）的概念，这一概念使得巴迪欧在和各种形而上学的真理观划清界限的同时，也坚持了真理的普遍性原则。因为首先，真理作为“类性多元程序”，体现的是一种作为指类操作结果的普遍性，而不是作为既与性前提的超验性；其次，真理作为事件性的“纯新”生产，体现的是一种回溯性意义上的连贯性，而不是需要借助各种“上帝”帮助才能达成的所谓“永恒真理”；最后，真理程序的展开体现的是以观念为中介的主体化过程，真理的主体也就是真理的身体，真理程序不是任何纯粹的“客观”真理。
1.数学本体论和真理的类性多元程序
巴迪欧首先确立了数学的本体论意义。在他看来，后现代哲学对真理范畴的消解和对数学的贬斥是同步发生的，数学被当作“一个没有对象的游戏”或是“符号的纯粹演算法则”和存在本身相隔离。比如，维特根斯坦就认为数学只是一种逻辑的变体，在他看来，尽管数学提出一些真的和必然的命题，但却是空洞的和无意义的，或者说，数学仅仅表明了实存具有可以思考的法则，但这些法则和不可思考的存在（本体）之间却没有必然联系。而巴迪欧对此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数学讲述的正是“作为‘是’的是”【4】，数学绝不仅仅是计算和等式，还包括许多完全不同于逻辑还原论的实存定理、基数定理、分解定理和代表定理等，而这些才是数学的本质和精髓所在：它体现了数学的深刻性和思想性，它提出的无限性问题、复杂性问题、类型化问题等，都体现着对存在之为存在的本体性追问。换言之，数学并不代表某种空洞的普遍性，而是能够触及作为实存之基础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学就是关于存在的法则和本体论话语，只有借助于这些法则，哲学才能在实存和存在之间建立某种关联。
在此基础上，巴迪欧提出，要使普遍真理和“存在的不可化约的多元性”相兼容，关键就是要重新理解“一”和“多”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只有借助于数学集合论的“类性多元”概念才能完成。所谓“类性多元”（enericmutipe），其含义就是：集合中的每个元素都因其独特性（sinuarity）不能被缩减或化约为“大写的一”，而是指向了存在的“纯多”（puremutipes）；另一方面，集合通过指类命名产生了“一”个集合，这个“指类”并不来自某个神秘的本源，而仅仅是作为命名操作的结果———通过这个操作，作为“纯多”的实体才能被加以思考，而不至陷入转瞬即逝的多样性的混沌之中。由于这一“指类”对集合内部的所有元素而言都是有效的，因此，这一“指类”对集合而言就是真理。可见，在“类性多元”概念中，“一”的操作所产生的类的普遍性并不消解存在的“多”，它仅仅作为一种操作性结果而不是既与性前提和存在的“多”相呼应。
正像集合是对“多”个元素进行操作，从中找到某种规则将其建构为“一”个集合，真理也是对存在的多的某种独特性生产———这种生产既不指向某个具有超越性的“大写的一”，也不是一个“‘已经’给定的或已经出现的部分”，而是作为一个“独特程序的多之后果”【2】78，从这个意义上，巴迪欧把真理界定为“真理程序”（truthprocedure）。巴迪欧指出，真理程序主要包括四大类：科学真理程序、艺术真理程序、政治真理程序和爱的真理程序。真理的这四个类性程序之间既不能通约，也不能归为一个大写的真理。
2.“事件—真理”和对“纯新”的生产
如果说“类性多元”的概念使得巴迪欧能够把真理作为多元存在的某种生产性后果进行考察，那么通过对偶然性事件（event）的引入，巴迪欧又把真理程序变成了关于“纯新”的无限性创造。
所谓“纯新”，就是无法从当下情势中衍生出来的新事物，它需要和情势有一个断裂，而这个断裂必须经由突然爆发又很快消逝的“事件”。换言之，由于“纯新”并不是内含于情势或世界中的可能性的实现，因此，只有通过偶然性事件的爆裂才能为那些从情势状态或世界合法性的有限视角来看完全是“不可能的可能性”开辟道路。
在关于集合论的讨论中，巴迪欧已经指出，真理体现在集合对“纯多”的类性命名上，而这种类性命名指向的是一种创造性生产———“指类”名称在当前的知识中找不到，它是从当下知识可命名领域的“黑洞”中绽出的，是“无中生有”。而在事件哲学中，巴迪欧又借助于拉康的三界说，把真理当作被符号界压抑了的“实在界”的征兆。巴迪欧指出，符号界代表着既定世界或特殊情势的稳定性结构，而真理则位于结构压制下的“实在界”，只有事件的发生，才能打破旧的结构和情势状态，使真理得以曝露，“纯新”得以生产。
由于世界和情势本身具有惰性，面对事件的撕裂总是倾向于整合以消除“真理—事件”的痕迹；但事件总要再次意外地发生（“每个事件都是一次突袭”【5】12），世界和情势不得不再次经受事件的洗礼和挑战。从另一视角来看，真理程序的展开也就表现为真理不断曝露，“纯新”不断创造的过程。换言之，“事件—真理”及其对“纯新”的生产形成了一种非连续的持续性机制———这种持续性机制既表达了一种最低限度的连贯性，也表达了一种回溯性意义上的连贯性。
可见，借助于“事件—真理”，巴迪欧既恢复了永恒真理的创造，又不需要借助任何“上帝”的帮助———真理总是通过事件以一种“例外”的方式在世界的表象上将偶然和永恒连接起来【6】109。
3.主体化、观念化和真理的“三位一体”
“事件—真理”及其对“纯新”的生产，如果没有主体的能动性因素，最终仍会落入这样或那样的本质主义窠臼。因此，巴迪欧通过对主体哲学的建构，最终把真理程序的落脚点放置在“主体化”之上，即把真理程序视为真理和主体经由事件催化所形成的“合体”（incorporation）的过程。这也体现出巴迪欧试图超越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的争论，把“最强硬的形式主义与最激进的主体主义连接在一起”【7】的意图。
巴迪欧所谓的“主体化”，指的就是个体经由事件所曝露出的真理痕迹按照自身实存及生活世界确立真理地位的过程。他把事件中突然浮现并在表象中取得最大值的一些重要宣言称为“原始陈述”（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而主体要对事件所曝露出的真理痕迹保持忠诚，就要不断地对“原始陈述”进行补充和新的创造，以促成和真理的“合体”，从而完成主体化。另一方面，通过主体的忠诚操作，真理也可以找到一个在世之身，使真理的新身体得以生成。真理身体的生成和个体“合体”真理完成主体化是同一个过程【6】114－118。
主体化的过程同时是“观念化”（ideation）的过程。或者说，正是由于“观念”（idea）的存在，作为新主体构成因素的个体才能意识到他或她从属于大写的历史运动，也才能成为真理身体的一部分。巴迪欧指出，“观念”作为真理和个体之间的中介，其作用就是准备和支持个体，使其能超越当下情势状态的束缚，从而在事件发生时进入真理程序。
在巴迪欧看来，“真理—事件—主体”的三位一体就包含在这样的一个个实例之中：“事件”发生，旧的情势状态被打破，真理得以曝露；主体经由“观念”的中介围绕“原始陈述”对事件进行介入、命名和调查研究，通过一系列持久的操作，“纯新”得以生产，真理也获得了新的在世之身。
巴迪欧还以真理实存为坐标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主体：忠诚主体、保守主体和蒙昧主体。忠诚主体通过对事件及真理痕迹的坚持，经由观念的中介开启了真理的新时代（如苏联共产党人经由共产主义观念开创了苏维埃的新时代）。保守主体指的是在新身体实存的前提下，仍然试图保留先前的政治经济形式（如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主体。保守主体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事件的后果，但也会基于改良的考虑反复掂量真理身体，他们的目的是把改良限定在先前的秩序框架下，或者说，“尽可能把这个新身体放在一个角落里”【6】123。从这个意义上讲，保守主体也是由新身体导入的新主体，只是它要确保一种新保守主义实践的创立，即在与先前的世界保持一种连贯性的外表下创立一种与“大写的真理”保持距离的新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对现在进行掩饰的现在”【6】124。而蒙昧主体则希望新身体死亡（如法西斯主义者）。他们认为通过改革来维系超验性的永恒是不可能的，“为了对付新时代的出现，必须要在当下从整体上破坏真理的身体，并致力于清算任何类型的忠诚主体”【6】124。与此同时，蒙昧主体还要“提供一个完全虚构的身体来同真理的身体进行竞争”【6】124，而他们所提供的那个身体，代表的不是普遍性的真理，“而是一个社会的绝对特殊性，植根于它特有的土壤、血脉和种族”【8】322。
二、减法政治：重启新的解放政治序列
虽然巴迪欧指出了真理的四个类性程序（科学、艺术、政治和爱），但他的激进哲学更为关注的是政治真理程序。因为在他看来，政治作为集体性实践更能体现出真理的普遍性。在政治真理程序中，情势状态（state）就是“国家”（State），事件就是集体性的政治事件”（科学、艺术和爱并不是集体的实践，尽管“它们针对万物也普遍化了它们自己的独特性”），对空的普遍性命名就是“无产阶级”，忠诚主体就是“共产主义观念”所召唤出的激进行动者。
巴迪欧认为，政治真理总是能够以一种纯粹的经验方式来表达自身，因此，政治真理程序在某个具体世界中的刻写也表现为一系列具有时代特殊性的政治序列（sequences）【5】2。而他的激进哲学重点考察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由一系列政治事件（主要包括1792－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1927－1949年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1902－1917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1965－1968年的五月革命等）所揭示出的两个解放政治序列：一个是始于1792年法国大革命、延续了整个19世纪的“由共产主义观念所激发、通过起义推翻既定权力体系”的第一波解放政治序列；二是始于十月革命、延续了几乎整个20世纪的“关于共产主义假设的实现”的第二波解放政治序列【9】。
巴迪欧指出，尽管第二波政治序列解决了第一波政治序列中的遗留问题，即如何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但在实现“共产主义假设”的探索中却最终没能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案。列宁和毛泽东的探索具有积极意义，但最后生产出的不再是具有独特性的革命主体，而是无差别的个体，这表明：第二波政治序列内含的政治真理的可能性已经耗尽【10】113－114。巴迪欧认为，只有承认第二波政治序列的终结，并以真理实存为坐标对这一终结进行“内在化”处理，才能在反思的基础上重启新的激进政治序列，迎来“共产主义观念的第三个世纪”【5】14。而他所谓的“内在化”处理，也就是以共产主义观念、原始陈述和一系列事件所揭示出的真理身体为坐标，把失败置于政治程序的内部去考察，而不是像法国的“新哲学”那样从一种恶的伦理学出发将失败归结为抽象政治的暴政，从而把激进实践从思想领域中逐出。
1.“一分为二”
巴迪欧认为，毛主义的“一分为二”原则可以作为思考新的解放政治序列的起点。他指出，“一分为二”原则强调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分裂和斗争，体现了对“二”的欲望和对“一”的超越。相比之下，“合二为一”原则更为强调对立面之间的综合（syntheses），但在综合的幌子下，“呼唤出来的是一个古老的一”【1】69。对于革命的（而不是复辟的）辩证法而言，必须要欲望“二”而不是“一”———因为“一”所代表的是对现存秩序的维护，即抹去事件痕迹并对现存世界进行缝合，而“二”代表的则是“事件—真理”及对现存世界的分裂。换言之，以真理实存为坐标的激进哲学和激进政治，必须要体现一种反对现存世界的分割性的思考，也就是一种“二”的思考———只有这种“二”的思考才是真正辩证的思考，同时也是一种革命的思考，“人的最高职责就是联合起来生产二、思考二、并将二付诸实践”【2】66。
“一分为二”原则并不等同于一种简单的对抗性逻辑———它不仅要欲望分裂，还要欲望创造。在巴迪欧看来，20世纪曾经宣布它的法则是“二”———即一种指向社会主义新主体的关于“纯新”的生产，但最终却回到了“一”———20世纪的斗争通过一个阵营对另一个阵营的胜利而终结。巴迪欧指出，为了打破20世纪末保守的情势状态，即全球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一”的局面，应该重提“一分为二”原则和“分裂逻辑”，但“一分为二”原则和“分裂逻辑”并不是那种关于“群众与权力”“异见者与极权主义”的非辩证式分析，而是要在斗争和分裂的同时，进行“纯新”的创造性生产。巴迪欧强调，应该把20世纪那种关于“二”的外在性建构颠倒过来，即不是从客观性假设出发的“二”（阶级、性别、善恶……），而是要把“二”作为一种机遇的生产。
由于这种“纯新”的生产总是避免回到“旧一”，这个生产也是一个无限的创造性过程。换言之，“纯新”的生产必须和既定情势相分裂，但为了使这一分裂不会走向“综合”，还要把分裂和生产视为同一个过程，并一直坚持下去。在巴迪欧看来，只有忠诚主体的持久性操作才能达成这样一种“大写的二”（Deux）———一种避免回到“旧一”的辩证的、而不是并列的“二”。
2.差减式否定
“一分为二”原则实际上指明了新的解放政治的方向，即在和现存世界的不断分裂中开创关于“纯新”的无限性生产。这种关于“分裂和生产”的辩证法对于具体的政治过程而言，体现出的是一种“差减式否定”所带来的“增补”效应。换言之，“一分为二”原则并不指向对立面的消灭，即一方压倒另一方成为绝对的力量；或是指向对立面的融合，即“合二归一”；而是指向一种“纯新”的创造———这种创造就其作为事件所曝露的“不可能的可能性”而言，是一种“增补”，即实现了对空的命名；但就其过程而言，即如何从当前的总体化情势状态（即“一”）中生产出新质而言，则是一种“差减”，即一种不断挣脱情势状态的缩减过程。
巴迪欧所说的“差减式否定”，指的就是一种非破坏性的、建立在“最小差异”之上的否定。这种否定“对现实性的清洗，并不是在其表层来消灭它，而是从明显的整体中减去它”【1】74。换言之，差减式否定并不是对现存情势状态的颠覆，而是通过最小位移不断改变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这是一个不断挣脱情势状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旧的统治权力不断缩减，另一方面，新的主体性不断生长。巴迪欧强调，激进政治不能被还原为一种纯粹的破坏性否定。因为分裂和生产之间的辩证法要求必须经由“差减逻辑”才能在分裂中进行持续性的“纯新”生产。换言之，“新”作为一种“增补”，必须经由差减，而不是破坏，才能达成。尽管“为了新的到来，某事必须遭到破坏”【8】335，但破坏性本身并不是创造，破坏只是作为政治事件结果的特殊性，“新”则要从被排除掉的地方通过主体化来创造。巴迪欧还指出，把破坏当作创造新的纯粹象征，这种症候具有“积极的虚无主义”倾向，并会由于真理的绝对化而导致恐怖的发生。
“差减式否定”指向的是矛盾的内在性法则。或者说，这种否定所包含的矛盾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一种外部的对抗，而是通过不断抽离和对“空”的命名所实现的一种内在性反转。正如博斯特尔斯所评论的那样：“这种内在性方案并不呼唤一种神学的或类神话的突变或断裂，而是呼应一种悖论式的褶子或皱褶；不是要跨过所有中间阶段的飞跃，而是要抓住影影绰绰隐于旧事物中的新事物；不是把人类历史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划下一条意识的分界线，而是要在既定情势中寻找潜在的‘反终结力量’、唤醒他们并赋予其反抗、颠覆和摧毁的能量。”【5】46换言之，新政治不是建立在外在于全部秩序的这样或那样的本质逻辑之上，而是着眼于权力和反抗、权力和非权力的接合点，“类似于一个麦比乌斯圈的正面和背面，只有伸展到足够远才能实现隐秘的反转”【5】46。
巴迪欧把这种建立在最小差异上的内在性方案称为“减法政治”。这种减法政治“不再是占据权力、取代已有权力，而是创造出自主空间，以迫使政府发明出与工人之间的新关系，这不是一种对峙，而是一种对内在的差别化空间的组织。捍卫的是独特性（sinuarity）而不是特殊性（particuarity）”【11】。巴迪欧指出，“减法政治”的首要原则就是和国家权力保持距离，具体来讲，就是“拒绝被国家纳入、不向国家索要资助，拒绝参与选举等带有国家印记的政治行动”【5】13。其次，“减法政治”还要在事件所开创的政治序列中努力实现平等原则，在代表“纯新”的激进政治和代表情势状态的国家的间距中进行本地性操作，以最小差异或最小间隔来实现一种内在性反转。最后，减法政治和破坏性否定之间并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在巴迪欧看来，如果和破坏性否定离得过远，减法政治就会滑向哈贝马斯所说的共识性民主，他指出，“今天，要提出一种关于否定的破坏方面和减法方面的新接合，使得破坏或暴力以一种防御性的力量出现，也就是说能够保护通过减法政治所创造出来的局面”【11】，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政治要能够成为破坏和减除之间的调节物或尺度。
3.非政党组织
巴迪欧认为，第一波革命序列以巴黎公社的失败而告终，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起义和革命是否还是有效合法的途径？”【12】对于这个问题，列宁的回答是：“如果由一个专业化、军事化，也就是严守纪律的组织队伍来领导革命的话，起义就有可能获得成功”【12】。正是列宁关于组织化政党的概念“让1917年的革命获得胜利”，继而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二波革命序列也得以开启。但此后，第二波革命序列的问题也就变成：如何通过“政党—国家”形式实现共产主义，即以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向非国家过渡。对于这个问题而言，列宁的“政党—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怎样具体实施集体化农业？如何处理中央化的工业，如何创建一个新的贸易形式？没有任何人知道”【12】。在巴迪欧看来，列宁的“政党—国家”很好地解决了第一波革命序列的问题（即夺取政权），但对于第二波革命序列的主要问题（即实现“共产主义假设”）却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案，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苏联实践最终导致了国家主义，它生产出的不再是具有独特性的革命主体，而是无差别的个体。
巴迪欧认为，鉴于“政党—国家”的概念已经饱和，新政治就不能再采取第二波政治序列的政党组织形式。对于新主体的生成而言，更为重要的不再是政党的中介，而是观念的中介。新政治应该是“一种通过政治过程的思想规训而组织起来的政治”【10】－109，这种政治无须按照和政党的关系来确立。此外，在日益碎片化的后殖民时代，如果说存在一个组织形式，那么它的角色只能是一种政治的促进者，而不是领导者，一个“让政治得以存在的集合体系”也肯定是位于“绑缚最少之处”。因此，巴迪欧指出：“今天的解放政治需要发明和试验某种非军事性的纪律模式，需要一种大众纪律。”【11】
正是在这种关于“解缚的”而不是“绑缚的”“松散的”而不是“紧密的”的逆向思维中，巴迪欧提出了他关于新的非政党组织的设想：“不是工人阶级的一个联系紧密的派系，也不是斯大林所说的先锋队式的政党，而是一种不固定的普遍性存在；其功能就是要随时反对利益刚性的束缚；其品格不是其坚固性，而是对事件的可容纳性，即面对不可预料局势时的一种具有发散式的灵活性”【13】；“它不仅是灵活的，也是不屈不挠的，源于对所有呈现性的关联形式的物质性批判，以及在空的边缘上的操作，让同质性的多来对抗国家的异质性秩序”【10】66－67。（注释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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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巴迪欧VS高歇：从马克思到列宁【EB／O】.蓝江，译.http：／／weibo.com／p／230418542ef2b20102vrt.
【13】AanBadiou.Metapoitics【M】.J.Barker，Tran.ondon：Verso，2005：7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方旭飞：拉美左翼的替代发展模式及影响
20世纪末以来，拉美地区出现了一股左翼政治浪潮，对此前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意识形态霸权发起强势挑战。这股政治力量反思传统增长理念和新自由主义的缺陷，提出了“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并据此进行了广泛的政策调整和改革，就替代发展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提出新的发展理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左翼运动严正声讨、批判新自由主义，积极推动对发展问题的反思，并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左翼政党和政治领袖号召“拓宽对发展的讨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思考发展问题”。他们认为，应超越“增长即发展”的理念，聚焦社会规则和制度的变化，将经济嵌入社会，寻求一种基于团结、社会正义、人类和环境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将“大自然母亲”的价值观列为重要发展目标；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寻求发展的人性化，将发展与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西方过去的偏见区别开来，将争取变革的社会政治计划与集体主义、女权主义、土著价值观、扩大政治参与、社会正义、环保主义等观念结合起来。
20世纪90年代以后，拉美左翼摒弃了传统左翼的一些激进主张，一般不再追求武装革命，理念也相对温和。他们主张“以一种更加民主的方式对资源进行更为高效的配置，反对扼杀创新和个人选择”。他们还严厉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自动的“滴漏效应”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一剂国家干预之药，来公平分配增长的果实。
寻找替代发展方案
基于新的发展理念，拉美左翼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替代发展方案。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的温和左翼政府充分认识到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市场作用和发展主义全面国家干预的缺陷，提出了“新发展主义”，既提倡“强大国家”，又正视市场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他们承认国家在培育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认为要使市场正常运转，需要国家这个舵手对市场失灵做出弥补。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广泛的国家干预会约束和限制经济增长，因而承认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重视在本国建立竞争性的营商环境、提高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施竞争性的汇率管理制度。此外，温和左翼政府试图与国内外跨国资本、有组织工人运动及部分边缘人口构建战略性的“新发展主义联盟”，在扩展社会基础的同时，促进边缘人口融入政治经济发展进程。在对外关系领域，“新发展主义”接受全球化，承认拉美国家作为初级产品出口国的经济地位，主张在国家引导下融入世界市场，积极推动本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竞争，以此挑战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和霸权。
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的激进左翼政府则主张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试图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建立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模式。以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在20世纪末掀起拉美“粉色浪潮”最为激进，其最先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着眼于对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深入改造。在其影响下，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提出“社群社会主义”，即“建立在团结、互惠、社群与共识基础之上的经济模式”；厄瓜多尔科雷亚提出“美好生活社会主义”，要将“为少数人服务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改变成为公共和普遍利益服务的真正人民的国家”。作为一种替代发展模式，“21世纪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试图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根本转变。二是挑战使旧社会秩序合法化的传统思想，反对新自由主义时期盛行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国家与社会概念，将道德和伦理要素融入发展目标。三是具有鲜明的本国特色，强调每个国家在种族、民族、地理和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强化对国家、历史、种族和公民身份的新认识。四是主张对20世纪欧洲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就、缺陷与错误进行重新评估、批判和反思，从马里亚特吉及其他拉美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汲取有益经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拉美化”。
推进政策调整
拉美左翼执政后，将所主张的替代发展模式付诸实践，转变为一系列具体政策。在经济领域，温和左翼的政策调整较为谨慎，主要变化表现在实施了有选择的而非全面的国家干预，例如有选择性地加强对价格、外汇和投资的控制，有选择性地或临时性地采取出口免税或配额制度。在涉及所有权这一根本问题的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方面，温和左翼政府态度较为谨慎，而激进左翼政府则采取诸多大胆措施。这包括以直接没收或提高国有股份比重等方式对许多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部门和企业实施国有化；实施土地改革，改变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以解决根深蒂固的土地分配不公问题；对税制、价格机制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整。
在社会领域，拉美左翼将改善民生、削减贫困和促进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的优先议程。其采取的措施有：扩大原有目标型社会救助计划的覆盖范围，提高救助力度，从而使更多人口从中受益；建立新的、针对极端贫困和弱势群体的临时性救助和保护计划；针对某些特定社会问题实施了无条件救助政策，如委内瑞拉的“社会使命计划”；改革劳工政策，调整劳资关系，提高最低工资等。此外，拉美左翼政府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倡导“南南合作”、地区一体化和区域合作。
拉美左翼政府强调社会公平和再分配，通过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实现减贫和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促进经济发展，是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纠偏。他们对国家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重新界定，承认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将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代理人。这不仅摒弃了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对构建新型国家—市场关系进行了有益尝试。
但是，拉美左翼提出的替代方案存在诸多的脆弱性，不具有可持续性。他们借助2003—2008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开展社会再分配和福利扩张计划，却没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拉美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依附地位和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不但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反而变得更为深刻。2015年以后，持续10多年的拉美“粉色浪潮”开始衰退。右翼政府陆续上台，对原左翼政府的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拉美政治生态进入新阶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冯颜利刘民主：怎样推进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怎样创新发展？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XJP总书记强调：“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时间上来看，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体现与时俱进，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规律性和创造性；从空间上来看，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实践相结合，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符合我国发展新形势、新任务和人民群众新诉求的理论概括；从现实上来看，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准确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紧密结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提高国内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等新任务新要求，牢牢把握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积极研究新问题，不断丰富内涵、拓宽视野、提高境界。
1.着眼于中国梦的实现，赋予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始终紧扣时代主题、把握时代精神、给予实践解答、进而破解实践难题，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发展中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提出，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前我国基本国情的新特征、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现代化建设新实践的深度结合，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内涵。中国梦是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高度的统一，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根本原则的认识。中国梦是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的高度统一，提高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根本要求的认识。中国梦把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探索贯穿始终，提升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渊源、现实基础和光明前景的认识。中国梦把中国、世界和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与发展问题、主题与性质的认识与把握。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中国梦亟需中国马克思主义紧跟实践进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得到拓展延伸、发展创新和取得新成果，为中国梦的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比如，需要进一步厘清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宣传和传播，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等三大规律的总体认识，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向歧途、不偏离方向。研究和回答中国梦中的重大问题，必将开拓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内涵新境界，深化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
2.着眼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增强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和实践力。
2014年12月15日，XJP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了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2015年XJP总书记又多次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依据新的时代特点和要求，基于党要如何建立治国理政布局、如何实施治国理政的总体定位，作出的总体战略部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时期党中央对如何科学治国理政等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的科学回答，是我们党取得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重点抓好的主要工作，“四个全面”战略使我们党的战略重点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更为全面的治国理政综合领域，体现了我们党对全面深化改革和治国理政规律的科学认识。紧密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着眼历史的新特点，在正确认识、积极适应时代特征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一要吸收改革发展稳定新成果。立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实践，让中国马克思主义保持强大的发展张力，将最新的改革实践成果内化为新理论新思想，并在时代发展中经受历史和实践的不断检验完善，为治国理政奠定强大的思想基础。二要创造性地回答重大时代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新鲜活力。要从更加宽广的视野和科学的思想方法深化研究，善于抓住关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性和全局性的中心问题，比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和市场关系处理等重大问题，给予及时的科学回答和解决，提供分析处理矛盾的科学方法，不断提高领导干部推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本领。
3.着眼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开拓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宽广的全球视野。
2013年9月、10月，XJP总书记提出了要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提出，是党中央积极顺应全球形势变化和统筹国际国内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一种发展合作共赢的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更是各个国家的发展共赢事业。
如何实现和平发展，不断凝聚世界各国的共识和力量，不断强化“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亚洲国家的共同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目光要更加远大、视野要更加宽阔。一要深化全球治理思想。应围绕如何深化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建设，打破国际货币旧格局、构建国际货币新体系、展现中国货币大国新形象等重大问题，为深化全球治理提供思路和方法，提高我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二要深化合作共赢思想。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构建推动发展合作的大平台，把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打造新的发展空间，创建新的发展引擎，共享思想财富物质服务，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必须关注和回答的重点问题。三要深化大国外交理论。如何实现不同文明、价值、制度、道路之间得到相互承认尊重，共享和平发展成果，避免国际体系分裂对抗，需要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提供新概念新范畴新思想。
4.着眼于意识形态激烈交锋，不断提升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
当前，从世界范围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我们既要牢固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提高国际话语权，又要善于从批判和破斥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意识形态问题是关系国家经济政治安全、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国家政权的丢失，常常是先从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的颠覆开始的。如果意识形态工作丧失了国家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在价值导向和舆论导向等方面出现方向性和全局错误，就必将导致政权不稳、社会动乱。
从近年的情况来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个焦点是，一些人打着反历史虚无主义旗号贩卖历史虚无主义，打着“维护宪法”、“依法治国”的旗号，鼓吹西方“宪政民主”，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企图瓦解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在这种复杂而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如果没有抵制错误思潮的强大政治定力，就会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失败。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与各种社会思潮互相激荡、交锋斗争中，需要我们坚定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通过主动发声，引导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想舆论走向，在多元中发挥主导作用，夯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冯颜利姚元军：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丰富而博大的思想体系，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人不断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建构起来的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对他自己关于阶级论述的贡献作了科学、准确的阐释，他认为：“（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7页。）经过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诸多新的观点和思想，从而深化和完善了这一理论体系。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启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带领俄国人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随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其形成了一个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列宁对为什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如何理解和把握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内涵，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形式、主要任务以及实现条件都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苏联解体与其完全放弃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直接相关。深入理解准确把握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对当今我国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一、为什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是在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进行批判时，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的。列宁指出，伯恩施坦“宣称‘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管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社会，等等”（《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54页。）。列宁之所以对伯恩施坦主义作出如此批判，是因为在世界历史发展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以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在第二国际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各种机会主义流派大肆歪曲、肢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企图使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向改良党发生转变。针对第二国际存在的这一严重危机，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否认阶级斗争理论，其根本目的是在为其改良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列宁从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基本原理出发，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经济斗争不能代替政治斗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一度在俄国得以流行和传播，他的很多著作被翻译成不同俄文版本，并且对俄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受其思想的影响，在俄国工人运动中逐渐形成了一股“工联主义”“经济主义”流派和思潮，这种倾向刻意割裂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之间的联系，将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仅仅局限在经济、生活改善范围内，严重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阶级斗争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根本宗旨，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倾心于日常经济生活斗争，有走向偏离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危险时，列宁批判了这一不良倾向，指出了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过程中，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关系，以及政治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具体说来，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从以上观点出发，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着力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政治纪律，有效地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使经济斗争服从于政治斗争，使局部斗争服从于社会阶级斗争，并且要求建立一个统一、严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最终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经济利益和需要。
其次，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政治条件。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确立，这种剥削程度也会随之加剧，从而使得工人阶级对摆脱资本压迫的愿望也越来越迫切。而这种压迫的解除必须是建立在彻底废除现存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只有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彻底改造才能使人从被资本剥削、被商品奴役的悲惨命运中解放出来。因此，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必由之路。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切社会革命都必然是政治革命，“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1页。）。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的各种资本主义势力，绝对不会在这场革命运动中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用尽种种手段和阴谋进行反抗和争斗，无产阶级如果没有以强制力为后盾的政权作为保障，就很难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即使取得了胜利也很难推行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各项措施。因此，“要完成这个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因为政权会使他们成为生活的主宰，使他们能够排除走向自己伟大目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政治条件”（《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3页。）。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才能运用可以镇压一切剥削者的政权，消灭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阶级。
最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必然要求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认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是同《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一原理最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6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各个阶级进行了深刻、科学的分析，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各种小手工业者、农民、小商人等等阶级在革命运动中表现出的不坚定性，而无产阶级由于其阶级本质和生活条件使其对社会主义革命抱有坚定的革命意志且能够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在这场运动中起到领导和担当的作用。列宁认为，“专政”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我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各个阶级的分析，能够透彻地把握小资产阶级势力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革命性会动摇甚至走向反动的一面，因此，“如果我们的确肯定地知道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完成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一定支持无产阶级，那就根本用不着谈论‘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如此压倒的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要了（正像‘批评家’想要别人相信的一样）”（《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5－216页。）。列宁认为，我们不仅要坚持专政，而且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
二、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核心精神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上，为解决俄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所形成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与革命民主专政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并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形式、主要任务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条件都有系统的认识和研究。
（1）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内涵。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至关重要，“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6页。）。而在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历史上，有很多资产阶级学者和各种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否定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降低到革命民主专政的水平，混淆俄国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区别，企图用革命民主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对此问题，列宁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厘清了革命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列宁认为，革命民主专政是民主社会变革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曲和最低纲领。在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最低纲领时期，要充分重视处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力量，实现下层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必须认识到“充分实现民主主义是以这些人的利益为基础的，这些人愈开化，他们为争取充分实现民主主义的斗争就愈不可避免。”（《列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页。）这种革命民主专政以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专政主体，其主要任务是破除一切专制制度及其残余，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指出：“我们一定能使俄国革命成为许多年的运动，而不是几个月的运动，使这个革命不是只从掌权者那里得到一点小小的让步，而是彻底推翻这些掌权者。”（《列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页。）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对革命民主专政的继续和发展，是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这种专政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统一，是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对多数人的民主和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这种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从而能把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拼死反抗镇压下去，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2）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形式及其主要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一般理论，这一理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具体环境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被马克思称为“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页。）。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创造并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在苏维埃俄国的具体实现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3页。）。这也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在执政以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列宁着重从俄国本国实际出发，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列宁认为，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会有所不同。在革命的初期也就是夺取政权并镇压资产阶级的直接反抗时，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就是暴力手段，“是对某一阶级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特殊制度”，“就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敌人采取军事斗争措施的状态”（《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7页。），“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坚决最革命的形式。”（《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5页。）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在夺取政权并保持政权的特殊时期所必然要求的。但列宁同时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只是推翻资产阶级或推翻地主，——一切革命都这样做过，——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要保证建立秩序、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计算和监督，建立比过去更巩固更坚强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2页。）这是因为，随着政权的夺取和日益巩固，大规模的、公开的敌我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此时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主要任务是将重心放到社会主义建设、恢复和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方面来，通过最大限度争取中间阶级，联合各劳动阶级，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最终消除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3）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需要具备各种条件，需要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列宁认为：“这里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而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体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0－201页。）列宁认为，党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没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一句空话。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制度剥削下，由于文化、生活条件以及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使得全体无产阶级不可能整齐划一地都提高到共产主义理论和道德水平上，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党的领导作用，带领广大无产阶级以及各劳动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欺骗。列宁指出：“我们的全部经验表明，这个事业十分重要，因此我们要重视承认党的领导作用问题，在讨论工作和组织建设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这一点。”（《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3页。）但同时列宁也认识到，要使无产阶级专政这架复杂的机器运转起来，还必须要有苏维埃政权、工会、青年团以及各种社会群团组织作为“传动装置”。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全体劳动者的共同事业，而“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6页。）。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不仅要依靠共产党的领导，还要善于用非共产党人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通过其他群团、工会等组织的中介作用，充分吸纳和带动非党员群众参加苏维埃日常工作管理，有效地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以发展和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列宁认为，为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顺利实现，我们需要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第一，需要保持好党的机构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合理关系。既不能用党的机关取代苏维埃机关，忽视苏维埃政权机关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巨大作用，同时也不能排斥无产阶级政党对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领导，任何企图改变、削弱党对苏维埃政权机关领导的结果都只能是导致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变质和垮台。党应该通过苏维埃政权制定各项法规和政策来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实现党的领导。第二，要正确处理好党与工会、青年团等群团组织之间的关系。列宁认为，随着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工会的性质和任务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工会逐渐成为党联系千百万劳动群众的一个中间环节。“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页。）“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2页。）因此，在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工会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必须坚持正确的立场和方法，既要警惕工会反对派提出的“工会国家化”问题，又要对“整刷”工会的错误观点给予反击。在谈到发挥青年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时，列宁认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代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批判并推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保持社会主义政权，为各项事业发展奠定基础，而青年一代的任务则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建设，使无产阶级专政事业得以延续和发展。因此，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应该团结起来，遵守共产主义纪律，努力学习，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三、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当代价值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不仅适应了苏联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成为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今天，我们重新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对于更好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人民民主专政功能只能加强而决不能削弱。我国是坚持以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旗帜鲜明地走自己的路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组成部分，是检验和辨别各种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在我国，由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革命领导集体创立，并经过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丰富和发展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来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事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形势估计的偏颇，把阶级斗争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使阶级斗争一度扩大化，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影响。改革开放后，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随之而来，这时也出现了有意淡化甚至放弃阶级斗争，企图全盘西化，走西方议会式道路的危险。正反两方面的历史表明，在关于阶级斗争方面，出现“左”的极端行为和右的不良倾向的根本原因都在于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精神实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我国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着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敌我矛盾斗争，也并不能排除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激化的可能性，而且在资本主义势力还处于优势地位的国际体系中，国外敌对势力试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意图时时、处处都存在。为此，人民民主专政的功能只能加强而决不能削弱。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同时也要警惕敌视、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国内外势力并采取坚决有力措施予以应对，使人民民主专政功能得到有效发挥，不断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第二，更加突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建设功能。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暴力镇压反革命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两大任务，并且随着革命第一阶段任务的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功能就会转移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各种物质和精神条件的任务上来。但是，以往在谈到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时，很多时候往往只提到前一功能，而忽视了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第二种功能的阐述和强调，以致人们一谈到“专政”就误认为是“专制”甚至暴力，就是不好的东西，应该加以拒绝，进而认为凡是“民主”就是好的东西，应该统统加以接受。而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全面系统准确把握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就可以很清楚列宁在苏联共产党取得政权尤其是在反革命势力受到初步镇压，政权得到初步稳定和巩固之后，更多的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建设、管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职能，列宁还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并且这一思想贯穿其一生。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已经得到稳定和巩固，社会局面安定，大规模的、直接的敌对势力活动已经基本被消除，人民民主专政的暴力镇压反革命职能虽然依旧存在但已经被相对弱化。同时，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机遇与挑战并存，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呈现出独特性、复杂性的基本特点。但总体来说，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这一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因此，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主要职能，是我国现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和首要目标，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
第三，进一步发挥好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作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地位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受到诸多错误思潮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受到挑战。从国内环境来说，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体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利益诉求多元化，思想意识也随之出现多样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各种正确的、错误的观点和思潮交织在一起，鱼龙混杂，这无疑对统一人们思想认识，凝聚改革发展的共识带来一定的困难。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整个世界的两大问题。国际合作和交流、人员往来等虽然更加频繁，且随着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掌握国际话语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逐步加强，但决不能由此认为现阶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方向的势力之间的较量已经消失。相反，伴随直接军事大冲突可能性降低的同时，意识形态等这种无硝烟战场的斗争更加激烈。近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鼓吹的普世价值、宪政、新自由主义以及暗中支持香港“占中”运动等表明其企图“分化”“西化”和干涉我国内政的手段更加隐蔽，方法更加灵活多样。在这种复杂的内外环境作用下，难免会出现一些人或势力，抓住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争论或薄弱点，故意进行放大、歪曲，以期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当前就存在一股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不良倾向，极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法已经过时，必须予以抛弃，而应该以西方的“宪政民主”取而代之。这从表面看是一种理论、学术观点之争，但实际上是政治与道路之争，其实质还是企图从根本上抽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最核心、最实质的部分，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对于这一思潮，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判断和认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一方面要树立危机意识，积极应对和主动回应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破解和澄清各种理论误区，旗帜鲜明地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还要善于理论创新，建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实质和中国国情的核心价值观，积极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发挥其对各种社会力量的统摄和整合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一步凝心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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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华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冯颜利，孟献丽：有机马克思主义：融通“中”“西”“马”的新范式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精神的精华如何把握与凝练？中国学界的共识是，在中西马对话的基础上，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出场学。因此，中国学者主办了多届“中西马哲学专家论坛”，试图在直面当下重大现实问题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哲学对话，融合中哲、西哲、马哲的思想精华，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新范式、新形态，以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有机马克思主义就是近两年来中外多学科专家对话的创新范式。何谓有机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说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融合“中”“西”“马”的新范式？有机马克思主义分别借鉴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哪些思想观点？为什么说系统研究有机马克思主义有利于增强我们的话语权？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对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增强我们学术走出去的理论自信和话语自信，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何谓有机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又称过程马克思主义、建设性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厚道的马克思主义（对他人厚道也对自然厚道，是追求人与自然共同福祉的马克思主义）等，是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传统智慧（儒家、道家、佛教思想）与有机哲学（过程哲学）相结合产生的一种新形式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我们之所以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融合“中”“西”“马”的新范式，是因为有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中美多年联合主办的“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它融合了中国哲学（中国元素，中国儒释道思想）、西方哲学（有机哲学，主要是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正在生成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学派。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在今天仍然令人信服，也仍然是人们寻求世界避免资本主义破坏的主要希望。有机马克思主义基于反对资本主义毁灭性的现代性发展的战斗性立场，指出由西方现代性思维所主导的“现代性”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中，有机马克思主义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有机思想（过程思想）、中国传统智慧等有机融合，坚持为了共同福祉的、有机整体、长远生态、社会主义的原则，主张在经济、农业、制造业、管理及金融领域进行综合性变革。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混合制、主张超越公－私二分法、倡导超越“价值中立”的教育，认为这是替代资本主义和生态灾难的“第三条道路”。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面对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和日益严峻的生态灾难，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未显得如此必要和重要。正如安妮•F•波默罗伊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毁灭性的制度，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场灾难。【1】2014年10月，美国学者菲利普•克莱顿和贾斯廷•赫泽凯尔推出了一本新著《有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和生态灾难的一种替代选择》【2】。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毁灭性的现代性发展，最终导致了大量社会不公和全球生态灾难。人们既生活在一个现代工业文明即将结束的时代，又同时生活在一个即将开始的有希望的生态文明新时代。但这种新的开始要求人们深刻意识到，必须从导致当前生态灾难和威胁的根源上做出改变，并且这一改变正在变得日益紧迫。那么，如何才能做出改变呢？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采用新的思维方式，以有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做出根本改变，才能走向生态文明。有机马克思主义还强调，实现生态文明的最大希望在社会主义中国。
菲利普•克莱顿和贾斯廷•赫泽凯尔抓住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性质和意图所在——私人无限制地占有和享用财富，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是毁灭性的发展，它带给这个世界的只是大量不公和全球环境灾难，世界正面临一系列资本主义本身永远无法解决的危机——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生态破坏、经济崩溃、社会混乱等等。为应对这一系列危机尤其是生态危机，中美有机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把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智慧（儒释道）和有机哲学（过程哲学）有机融合，创新发展了一种新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既然是融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范式，它分别借鉴了“中”“西”“马”的哪些思想观点？为什么说系统研究有机马克思主义有利于增强我们的话语权？
二、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借鉴与发展
有机马克思主义吸收了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但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有差异。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都高度关注生态问题，认为资本主义和环境破坏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有机马克思主义并不等同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把人类与自然关系中的“新陈代谢断裂”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核心元素，通过把资本主义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断裂联系起来，生态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环境的种种现象进行系统彻底的批判。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是这个生态批判的核心元素。在《资本论》中，人类劳动过程本身被定义为“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性的相互作用的一般条件。”所以，这个新陈代谢的断裂就意味着从根本上破坏了“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而，人们越来越多的把生态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尝试“提供一个激进、文明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这一方案植根于生态学运动的基本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反对资本主义的毁灭性进步（马克思），提倡建立一种基于非金钱的和超经济的经济准则：社会需求和生态平衡”。【3】有机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固然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唯一原因。否则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竟丝毫不逊色于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的窘况？【4】由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由西方现代化思维所主导的“现代性”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并且指出“现代性的持续危及到了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位幸存者”【5】为了重建一个生态的、现实主义的社会理论，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广泛的调整和完善，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三个主要方面以新的方式进行了拓展：第一，突现论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期望得到自然的、而不是超自然的解释；但同时也意识到自然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新的动力和主体，包括所有文化和观念复杂系统中的人类主体；第二，包括文化历史意义上的历史观。不仅研究资本的历史、阶级和生产资料，而且也研究包括思想文化史在内的促使社会进化的所有因素；第三，包含所有辩证关系意义上的辩证法——会产生新的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的每一种矛盾形式。【2】由此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从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唯物主义的，这与一些哲学家所强调的“广泛的自然主义”有相通之处。即认为自然的进化不仅包括生物维度的进化，还包括思想的、文化的、甚至世界观价值观等维度的进化。
有机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地域和文化的特殊性，反对“错置具体性谬误”，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从来都不是以空洞的形式存在的；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在一种文化中得以有效的具体化，并与人民的实际生活经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时，它才能真正地存在。”【2】有机马克思主义呼吁把地域和文化的特殊性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和更深层次的价值理念是这个民族的标识，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一个民族的具体精神文化资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实践中发挥重大指导作用。有机马克思主义还积极吸收借鉴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智慧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具有独特的中国元素。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导致当前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是“现代性”。正如沙琳娜•斯普瑞特奈克所分析的，人们所经常归咎于的资本主义、物质技术主义、抑或消费主义等等仅仅是“现代性”的各种表象，而这些表面现象的“深层结构”是“现代性”。【6】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摒弃西方现代性的机械思维，采用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新思维方式，才能把全球发展规划到地球的可承载范围之内，从而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有机马克思主义格外关注中国发展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认为实现生态文明的最大希望在社会主义中国。
三、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哲学的借鉴
西方哲学中的有机哲学（过程哲学）思想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大多数现代哲学都是以一种相互排斥、而不是有机包容的逻辑在运作，有机哲学（过程思想）则实现了向后现代的有机联系的思维逻辑的转换。在有机哲学（过程哲学）的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看来，有机哲学（过程哲学）主要包含三层含义：第一，相互联系。认为人类不是孤立的、原子式的单位或个体。人类一直相互地“内在关联”在一起；第二，世界包括人类都是不断变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什么是可以保持不变和完全相同的；第三，整体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智慧来自于整体的视角。【2】有机哲学（过程哲学）的相互联系、变化发展、有机整体的思想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奠定了根基。有机马克思主义还总结了有机哲学（过程哲学）的四个核心思想：第一，实在关系。认为每个事件都是由它与其它事件之间的关系所构成。因此，不存在完全独立的个体事物。一个事件的特征也会影响其他所有的事件。有机哲学（过程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哲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机哲学（过程哲学）能在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发挥这么重要的根本性作用。就像有机哲学（过程哲学）家杰伊•麦克丹尼尔（JayMcDanie）所说的：“所有生物的存在及其自身身份认同都与其他生物紧密相关而不是无关。这意味着，包括每种植物或动物在内的每种生物的这种身份认同，一定程度上是由它所处的物质和文化环境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所有现实存在从本质上来看是完全生态的，处于共同体中的而不是独立个体状态的人类本身也是生态的。”【7】第二，不确定性的影响。每个事件由过去构成并深受过去影响，但没有一个事件完全由它的过去决定。有机哲学（过程哲学）并不意味着“自上而下”或从过去到未来的控制。事实上，作为事件和事件的系统变得更加复杂，不确定性越来越明显。怀特海强调：“在每一种合生中，凡是可确定之物都是已被确定的，但是总会有一些剩下来的东西（这就是自由的一种要素）要由该合生的主体－超体来确定……这种终极确定是整体的统一性对自身内在规定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是对情感、欣赏和目的的终极修正。但是，整体的确定产生于其各部分的确定，以便部分与整体严格地相关联。”【8】第三，美学价值。过程实在的观点不是价值无涉的观点。每一事件都有其内在价值，这种价值由其所处关系和其创造力来衡量：“过程的每一个单位，无论是在人的层次上还是在电子事件的层次上，都具有享受……要存在、要实现自我、要作用于他人、要分享一个更为广泛的共同体，就是要作为一个完全摆脱了痛苦或快乐的经验主体去享受。”【9】对有机哲学（过程哲学）家而言，价值被定义为合作和共同体而非竞争和个体。用怀特海的话说，经验是“作为多中之一的自我享有，并且自我享有成为产生于多之构成中的一。”【8】第四，公私平衡。每一事件的下一个特征就是私人的和公共的之间的平衡。事件——以及所有人——是由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我们也由影响环境和被环境影响的方式构成。所以，从本质上说，有机哲学（过程哲学）是一种生态哲学。【2】对有机哲学（过程哲学）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完全抛弃把现实存在看作不变的变化主体这一概念。现实存在既是经验活动的主体，同时又是自己的经验的超体……【8】其核心思想是强调，所有生命存在物、所有非生命存在物和它们的经历体验构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变化发展过程。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也强调，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一个开放而又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每一思想理论都应植根于一种新的语境中——一种新的文化、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或一个新政治运动——这些思想理论也将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得以生长和发展。因此，开放的有机哲学（过程哲学）家并不希望有机马克思主义保持静止，而是希望它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2】
总之，有机哲学（过程哲学）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和方法论的基础。
四、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智慧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借鉴
有机马克思主义带有鲜明的中国元素，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智慧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和借鉴。中国传统智慧中与有机哲学（过程哲学）有相通之处，并且可以给予有机马克思主义启示的主要有：第一，《易经》阐释了天地间万事万物都在以自发的和创造性的方式相互作用，在这种必然的不断变化中产生了无数有意义的联系模式；第二，儒家思想认为人是共同体中的人，人在这种社会关系网中实现自我，并强调一种理想的社会交往形式——“仁”；第三，道教认为宇宙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人类是这个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道教还鼓励人类与自然等更大的整体和谐共存；第四，中国佛教中的“华严宗学”描绘了有机联系的宇宙图景——每个现实存在与其他每个现实存在都处于相互依存的网络之中；第五，中国佛教中的“禅”强调每一个当下时刻经验的首要性，因为在这里人们获得了禅悟；第六，传统中国医学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人的身体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简单独立存在，整个宇宙也融入了人的生命，这样，人的身体就像是整个宇宙的缩影。【2】中国传统智慧中的以上思想观点与有机哲学（过程哲学）存在诸多相似、相通之处，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之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有机哲学（过程哲学）也有众多相似、契合之处，这种相似和契合之处主要体现为：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强调生活的科学方法。有机哲学（过程哲学）认为科学方法是现代生活智慧的一个重要来源；第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注和关心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有机哲学（过程哲学）强调社会责任意识，主张建立一个旨在追求共同福祉的共同体；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过于抽象的迷失于理论而又忽视实践的哲学形态。有机哲学（过程哲学）批判错置具体性之谬误；第四，中国马克思主义主张把整个星球作为一个所有生命在此展现的生命之网。有机哲学（过程哲学）主张全面系统有机地看待这个世界。【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有机哲学（过程哲学）的上诉相似与契合说明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可以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带来了不少有益启示。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过程思维拥有深刻的洞见，再加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三者的联合将是一支改变这个世界的重要力量。”【10】作为致力于寻求全球资本主义和生态灾难替代方案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有机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建立于广泛的智慧联盟之上——无论是古代智慧、现代智慧、还是后现代智慧，无论是东方智慧、还是西方智慧，无论是自然科学智慧、还是哲学社会科学智慧。正是由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开放包容性，才使得其有可能对全球资本主义和生态灾难提出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
五、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有机系统科学的思考
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有机哲学（过程哲学）与中国传统智慧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还在后现代视域中系统思考与借鉴了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成果。
现代视域下的思想家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进而，他们塑造自己理论的科学是“现代”的科学。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下，科学已经大大向前发展了。科学发展的成果也已经突破了现代的边界。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有机思维正在替代机械论。什么是有机思维？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你意识到一种理论形成于各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系统中时，你就具备了有机思维。【2】这意味着，思想家们依据他所处时代的科学和环境所写出的理论在新的不断变化的时代环境中就不一定完全适用了。
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导致人们认为理论要么是普遍适用的对的，要么就是纯主观的错的，两者之间没有中间的道路可供选择。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系统生物学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发生改变，生物科学把生物当作有机体去理解，也就是说，把生物当作在自身特定生态系统中活动的主体去理解。环境科学则是以更加有机的方法来研究生命系统，试图解释有机体与其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量子力学的发展说明了宇宙间的相互联系。生态系统理论的发展深化了人们对有机体之间、有机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理解。每个有机体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生态系统，由子系统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一个相互联系、自我调节的整体。神经科学家把大脑描述为一个不断进化、相互关联的系统整体，并与周围环境互动。这些自然科学的新进展都推动人们开始认识事物处于广泛的有机联系之中，可以有“非此即彼”两者之外的中间选择，这样“第三条道路”并非不可能。
这些自然科学领域的新进展也有助于深入理解什么是“有机方法”，当这些有机的方法被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被应用到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时，有机马克思主义就产生了。“在一定意义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就是以对有机体、生态系统和地球的生物圈的这种新的整体性理解为基础的。就像新的有机生物学，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有机的、双向的，而非决定论的、单向的。”【2】
有机马克思主义基于对后现代的有机系统科学的思考与分析，意识到了自然科学领域研究范式的转变，并借此把有机论的观点应用到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丰富、创新了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式、视域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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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冯颜利：好道理还要“说得出”“传得开”
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必定是理论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当今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社会大发展大变革。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创新，为中国理论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伴随着中国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的关注度不断上升，而且很多国际人士认为，中国DP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不会太久。在这个大背景下，认真梳理和准确把握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的评价，有助于我们科学制定中国理论国际传播政策与举措，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有助于我们从这些评价和建议中汲取真知灼见，进一步丰富中国理论、完善中国制度、拓展中国道路。
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的评价总体上趋于正面
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的评价，广泛涉及中国理论的各个层面，如中国理论在改革开放前后30年之间的逻辑联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性质与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特点与优势、中国软实力的国际地位等。从总体上说，这些评价是善意和正面的。
热烈讨论XJP同志关于“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的重要论断。俄罗斯学者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成功的先决条件，绝大部分是在1949年至1976年间创造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政权打下的基础，1979年以来的市场改革不会取得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书中指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而这正是改革开放的必要起点。
重视并称赞中国治国理政理论。《XJP谈治国理政》一书外文版出版后，国际社会非常重视，大都认为从XJP主席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可以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就与未来走向，并认为该书是解码当代中国理论的重要方式。比如，美国著名学者库恩认为，该书是中国理论的集中反映，具有重要意义。
探析中国理论的构成和特色。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诚认为，中国理论的构成主要包括土地国有、生产手段的公有制为主体与经营管理的多样化、协商型的劳资关系等，强调中国理论未来发展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将市场经济作为补充。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提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理由有四条：一是中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至少要延续半个世纪；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点是公有制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如中国的土地仍然实行国家所有制；三是中国仍然保留了国家计划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只不过通过间接手段进行，但其作用十分强大；四是中国必须考虑本国的特殊国情，其社会主义的发展需具有中国的特点。
赞同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及其理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历史是开放的，民主政治更是一个开放体系。民主政治具有多种形式；同样，发展民主政治的途径也应是多样化的。中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民主政治，中国民主理论强调走自己的路，也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的价值取向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民主理论预设。他还认为，中国不拒绝西式民主的有益成分，但也不简单输入西式民主，这是中国有序民主的希望；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焕发出来的巨大活力，正是中国民主不断进步的生动写照。
认可中国软实力及其理论的提升。国际学界一般认为，影响他国或他人意志、行为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强制方式，以“大棒”胁迫；二是诱惑收买，以“胡萝卜”为诱饵；三是吸引或说服，也就是软实力感召。一个国家、政党、公司或个人，都应有自己的软实力。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软实力理论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虽然对中国软实力建设路径有过批评，但他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都已经有了强大的软实力。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是这个政党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吸引党员和群众自愿跟随的能力；把软实力与硬实力结合好就是巧实力，中国共产党运用巧实力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肯定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著名左翼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种内在超越资本主义的视界，并具有寻求避免回到资本主义的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它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而且在于它正努力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一种替代经验。
进一步加强中国理论研究和国际传播
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给予积极评价，缘于中国的发展成就，也缘于中国理论的国际传播。然而也应看到，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理论的评价和肯定，主要是基于其自身的兴趣和研究，对中国媒体报道和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引用较少。这表明，与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相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相关研究和国际传播还需要大力加强。正如XJP同志所指出的：“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进一步加强中国理论的研究和国际传播，可以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发力。
突出中国理论研究成果的实效性和话语体系的亲和力。客观地说，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关于中国理论研究阐释的专著与论文并不少，但其中从理论到理论、脱离中国和世界发展实际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这个问题上，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的建议值得重视。他对中国发展提出了10条建议，其中大多是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不足为训。但有一条建议可谓切中时弊，即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这启示我们：要增强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相关研究就要密切联系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实际需求、实际状况，讲清楚中国理论对这“两大实际”的价值与意义。同时，还应着重思考中国理论的话语体系如何才能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认同。中国理论的话语体系既要有别于西方话语体系、体现自身特色，又要把握好“中国话语”与“国际话语”的共性、把握好国外受众的接受习惯和兴奋点，从而增强自身的亲和力。
创新中国理论国际传播的方式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有4个环节需要进一步加强：一是大胆任用国外翻译人才，鼓励国内学术翻译人员与国外译者合作，不断提高学术翻译质量。二是完善学术评价机制，推动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走向世界。三是加强国际学术出版信息收集与分析，探索国际学术出版规律，积极抢占国际主流传媒渠道，大力打造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不断拓展国际传播渠道。四是将实施中国理论国际传播战略与实施经济、政治和外交战略相结合，深刻把握我国改革开放和外交的新格局，将学术外交与经济开放和外交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强化学术为经济、政治、外交服务的功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龚云：《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教材
【摘要】《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出版是我国思想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学好和贯彻好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时代背景，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是它的主题，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它的主线。学好、用好《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对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主线
XJP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1】（P76）党的十九大以来，XJP在领导推进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许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些最新的思想成果是全党全国学习和贯彻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教材。
一、《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时代背景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XJP指出：“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1】（P77）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三年时间虽然很短，但却是极不平凡的三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关系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要历史节点，都发生在这三年。《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涵盖从党的十九大以来到2020年1月13日期间XJP发表的重要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指示、批示、贺信等内容。“两个大局”是《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时代背景。
1．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针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发的国际国内，特别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大调整来讲的。
从世界历史的大跨度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里讲到的，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对原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出了挑战，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种力量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影响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西方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再一次证明，原有国际秩序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上日益暴露不适应的困境，进一步呼唤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抗疫中得到显现，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也在全球抗疫中再次凸显。
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的变量就在于中国的发展壮大。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向全世界彰显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始改变1989年以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的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局面，科学社会主义活力日益得到显现，开始改变世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力量对比。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乃至对全球的进步力量，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世界处在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第一卷、第二卷基础上，继续从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这样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方案。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价值性在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世界大变局中得到了极大的验证。因此，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助于我们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大变局中的重要性，加深我们理解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增强从理论上、情感上、政治上对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
2．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下，在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努力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这个大的战略全局是《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国内背景。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华民族过去长时间在封建社会引领世界，长期在世界大格局里处于重要位置。进入近代以后，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以及自身的原因，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亿万中国人共同的梦想。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接力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条件、有这样的实力，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报告勾勒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这个战略安排，是《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要内容。
二、《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主题主线、主要创新点
1．主题主线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是《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党的十九大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就是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回答了新时代如何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书的实践逻辑是，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在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怎样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本书的理论逻辑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怎样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而进一步发展。《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分列专题，对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进行了展开。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是《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主线。党的十九大在中国共产党的近百年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会议，阐述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历史地位、重大意义，确立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在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部署。《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围绕着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政方针、发展战略、政策措施等进行了全方位展开。《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首篇即为党的十九大报告。该书编排的整体逻辑是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总轴，分列19个专题，围绕着怎样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围绕主题和主线，《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方面实现了高度统一，推动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南，是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实践上推进的战略展开，也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上的丰富发展。
2．主要创新点
一是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指引中国胜利前进的指路明灯，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与时俱进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理论使命。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这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节点，XJP围绕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观。他指出：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人类社会在这17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正像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1】（P75）“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1】（P183）“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1】（P76）“要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用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紧密跟踪亿万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1】（P183－184）
二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谱写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XJP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1】（P69－70）“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好自己的事情；【1】（P77）“要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更好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更好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更好贯彻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大政方针、发展战略、政策措施，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谱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1】（P61－62）“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紧密联系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实际，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紧密联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自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使各方面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科学规律的要求，不断提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把党的科学理论转化为万众一心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1】（P63－64）他还指出：“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1】（P18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1】（P181）“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P182）“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1】（P183）“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P184）“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1】（P185）“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1】（P186）“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P187）“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1】（P188）“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1】（P188）XJP的这些重要论述，谱写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进入新阶段。
三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极大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光明前景。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18年我们党庆祝了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庆祝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大以来，结合这些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XJP进一步阐述了如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他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P12）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P14）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XJP的这些重要论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加快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展现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化前景。
四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1】（P118）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XJP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1】（P1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1】（P119）“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1】（P121）“具有丰富的实践成果”，【1】（P124）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1】（P125）要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五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继续向纵深推进，全党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XJP创造性提出了推进伟大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重大命题，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他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P71）“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特别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1】（P71）“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1】（P504）“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1】（P383）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1】（P538）“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1】（P546）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六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以来，特别是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推动世界进入动荡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得到彰显。XJP呼吁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P433）弘扬“上海精神”，“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1】（P441）“金砖国家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1】（P444）中国和非洲“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1】（P449）“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1】（P463）“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1】（P465）二十国集团应弘扬伙伴精神，“合力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1】（P475）
三、《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大意义
第一，从实践上讲，《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集中呈现，是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文本。同时，《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的最新教材，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最新教材，是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新教材。【2】
第二，从理论上讲，《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展现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脉络。围绕一些重大问题，在党的十九大之前论述的基础之上，XJP在一些重大历史节点深入总结历史，针对现实重大问题提出重要判断，丰富和发展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对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多个领域全面展开，并分门别类地进行了阐释，特别是对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XJP生态文明思想、XJP外交思想、XJP强军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对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极大丰富和发展。虽然这些思想的有些方面在党的十九大前或者党的十九大报告里已经提及，但是系统论述和深入展开，却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是XJP结合一些重要历史节点和场合进行论述的。
第三，《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集中反映了XJP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XJP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主要贡献。2020年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充分体现了XJP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指挥若定、从容不迫的战略气度。正是有XJP这个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领袖、人民的领袖，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核心。
四、深入学习《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毛泽东曾说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3】（P1094）学习《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当前理论界最为重要的理论任务。深入学习《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第一，原原本本学。XJP指出“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1】（P519）话语通俗朴实，蕴含的道理却十分深刻。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仅告诉你为什么、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告诉你怎么做。2019年XJP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怎样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就讲得非常具体。要真正把握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潜心读一读《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这本原著。特别是结合工作实际、思想实际，以及现在面临的重大国际国内挑战，进一步加深对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与认同。
第二，联系第一卷、第二卷及XJP其他著作学。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以及XJP其他著作联系起来学，可以看出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脉络与理论逻辑，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把握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与理论贡献。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酝酿、形成、发展的过程。党的十八大前，包括XJP在地方工作的实践，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酝酿期或积淀期。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的五年时间，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期。党的十九大对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命名、定位、提炼，把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从党的十九大到2020年的三年时间，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期，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第三，与学习“四史”结合学。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实践中生成、实践中发展的，是针对各种问题讲的，包括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等。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问题导向。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新中国七十多年历史、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历史以及新时代历史的深刻总结，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学习《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学习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四史”学习，把历史和理论结合起来，看历史怎样推动理论的生成发展，理论又怎样指导历史发展，这样就可以更加深刻地把握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一系列重大理论贡献，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参考文献：
【1】XJP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王沪宁在《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出版座谈会上强调：认真学习《XJP谈治国理政》把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20－07－30（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来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龚云：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XJP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讲得好。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有利于彰显中国脱贫攻坚事业的世界意义，是分享中国经验、传播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的重要机遇。
为什么要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
彰显制度优势。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奇迹。这一伟大奇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为民执政的历史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实践验证。
展示大国形象。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消灭贫困，是自古以来世界上追求进步的人士的梦想。中国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改革，和平解决了困扰已久的温饱问题并且实现了人类减贫史上的飞跃。全国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增长至2019年的66384万吨。脱贫攻坚中国故事很好证明了中国选择了一条凭借制度优势、发挥群众力量、利用全球化机遇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场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的脱贫攻坚战，体现了一个有实力、负责任的东方古老大国的道义担当，维护了国际公平正义。我们需要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用鲜活的案例回击国际社会鼓吹的“中国威胁论”，提升中国在国际舆论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破解发展赤字。贫困问题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也存在贫困人口。目前，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全球范围内，每100人脱贫，就有70多人来自中国。中国的脱贫攻坚，在推进国际减贫事业方面树立了榜样。XJP总书记指出：“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减贫领域的交流合作，是我国对外开放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能算小账。在国际减贫领域积极作为，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这是大账。”中国的脱贫攻坚故事充分说明了合作共赢利于破解发展赤字。一方面，中国的减贫得益于40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另一方面，中国也持续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事业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并从中受益匪浅。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利于促进中国在今后的国际减贫合作中取得新成就，为国际减贫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更大贡献。
讲好哪些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
分享以制度改革促进大规模减贫的中国经验。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条高速度发展经济和大规模消除贫困同时并举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为了让改革的红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更多贫困群众，国家多次调整扶贫标准、制定扶贫规划。据世界银行测算，1981—2012年，中国城乡贫困人口减少7.9亿人，占全球减贫人数的72％，是世界减贫的主要贡献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深化扶贫领域的改革，根据剩余贫困人口的特点和脱贫需要，创新精准扶贫制度以实现精准脱贫。2015年以来，XJP总书记亲自部署，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先后召开多次专题会议，充分确保凭借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激发脱贫攻坚的强大内生动力。截至2019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551万人，累计减少9348万人。
传播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智慧。贫困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经济增长、政治民主，因而反贫困事业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要公共政策。西方国家一般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社会保障事业的公共投入等方式以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20世纪60年代，美国约翰逊总统就开启过一场“向贫困宣战”的反贫困社区行动，然而城市和农村的贫困问题依然是当前美国社会的重大挑战。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吸引底层人民参与反贫困，能一定时期解决社会绝对贫困问题，但是无法避免出现贫困反弹现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推动精准扶贫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脱贫思想，寻求的是发展“最大公约数”。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共享理念。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XJP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为了满足脱贫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了遵循农业农村发展规律及贫困演变规律，中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二者有效衔接。中国不止步于通过公共投入解决社会绝对贫困问题，既重视于2020年前消灭绝对贫困人口，也不放松2020年之后对相对贫困人口的帮扶问题。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体现党和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提供以合作共赢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消除贫困是一个历史性的、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既要向世界各国讲好中国的减贫故事，也要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再创全球减贫奇迹。作为人类社会共同应对的挑战，贫困问题关乎人类生存权与发展权，亟须深化国际减贫合作，推动全球贫困治理。XJP总书记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保障”。以合作共赢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减贫方案，包括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开展以减贫经验分享为主题的国际交流项目，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减贫领域的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等等。
怎样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
形成海外受众易于理解的话语体系。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要善于“世界表达”。一是要注重中国脱贫故事的生动性。中国农村的脱贫故事，是中国社会的时代缩影，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因此，需要借助文学、艺术、传媒等多重手段，还原乡村社会的变迁史和中国农民的奋斗史。二是要注重中国脱贫故事的实用性。传播中国脱贫攻坚故事，不是为了简单地说教或宣传，而是把握具体的全面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新的规律认识、提炼出新的理论范式，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三是要注重中国脱贫故事的针对性。不同国家的贫困程度、贫困特征、贫困成因各有不同，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价值观念、利益诉求也千差万别。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传播中国脱贫攻坚故事，要充分考虑海外受众的接受习惯和接受心理，以及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认知差异。
凝聚善于讲好扶贫故事的宣传力量。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要立足“中国实际”。一是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自行车的阶段”。这种“理解赤字”一定程度造成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存在误解、怀疑、恐惧。在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需要培育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旗舰媒体。二是重视发挥新兴媒体在扶贫宣传中的作用。2020年4月20日，XJP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电商作为新兴业态，既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又可以推动乡村振兴，是大有可为的。”疫情之下，为解决农产品滞销的问题，不少党员干部、农技专家、农民纷纷化身“网红”，为农产品宣传，参与“直播带货”。这种网络直播和短视频扶贫方式，是现代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的产物，也是基层群众脱贫实践的新探索。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也需要发挥网络直播与短视频等新兴媒体的传播效应。三是凝聚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的群众力量。新冠肺炎疫情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加试题，也是影响脱贫质量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无论是疫情防控战，还是脱贫攻坚战，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战役，需要充分凝聚人民群众的战斗力。凝聚群众力量讲好新冠疫情下的全面建成小康故事，有助于增强国际扶贫宣传的整体合力和持久动力，有助于压缩“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在国际社会的存在空间。
充分发挥国际各类组织的桥梁作用。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要借助“国际力量”。一方面，需要加强与国外新闻媒体的互动交流。中国共产党有借助海外媒体传播“中国故事”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曾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以外国记者为桥梁将“延安故事”传至海内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积极邀请海外媒体来华参观、考察，使之成为脱贫攻坚中国故事的见证者和传播者。另一方面，需要加强与国际减贫组织的经验分享。减贫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催生出一大批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消灭贫困、消除饥饿的国际组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在内的国际组织一直支持中国的减贫事业。这些国际组织见证了中国从受援国向主要援助国的转变。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对粮农组织南南合作出资最大、派出专家最多、成效最显著的国家。中国输出物资、人才的同时，也需要以这类国际组织为桥梁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龚云：牢牢把握改革的前进方向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XJP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强调：“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重要论述，对于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改革的目的是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改革的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XJP总书记强调：“考虑这个问题，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XJP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1页）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坚持改革的正确目标，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正如XJP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上书，第15页）
坚持政治定力和底线思维，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失误。战略定力就是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底线思维就是坚决守住社会主义制度这条底线。2013年12月10日，XJP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怎么改、改什么，有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底线，要有政治定力。”2014年2月17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在强调坚持政治定力和底线思维的同时，XJP总书记多次强调，“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强调：“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更好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更大限度地实现人民利益。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要关头，要保持清醒头脑，不为各种错误观点左右，不为各种干扰所惑，不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和制度模式，坚持从中国实际和中国人民需要出发，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性质和目标。
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
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长期以来，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XJP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又一个重大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我国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必须保管好、使用好、发展好。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有经济的存在及其主导作用的发挥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核心，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2018年9月，XJP总书记在东北视察时强调：“国有企业地位重要、作用关键、不可替代，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依靠力量。”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继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一以贯之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一以贯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努力实现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形成了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40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11月1日，XJP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再次重申：“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非公有制经济大有可为。
正确把握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目的。XJP总书记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XJP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在进行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中，既要有助于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发挥公有资本的主导作用，又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XJP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的方向就是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政治方向。
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让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时代、人民的要求。我们党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改革开放这艘航船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
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2018年10月，XJP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发扬人民民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作用，齐心协力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发挥人民主体作用，要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加强社会组织民主机制建设，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
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当前，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性更加凸显。2013年8月19日，XJP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龚云：马克思主义政党就要旗帜鲜明地讲政治
2017年2月13日，XJP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地讲政治。XJP总书记的这个论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
什么是政治？邓小平说过：政治就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因此，政治的内涵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规定性。在革命时期，革命斗争是最大的政治。在和平时期，现代化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后，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战略目标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根本利益。
我们党讲政治，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南，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因此，讲政治是我们党的本质特性，也是对党员、干部的根本要求。XJP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经得起风浪考验”。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在复杂形势中、在前进道路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的认识、坚定的信念、远大的理想，才能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完成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项任务，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列宁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问题。”（《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页）毛泽东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邓小平指出：“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外国人就是不理解后面这一条。你们经常搞义务劳动，这也是政治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加强政治学习，增强政治敏感性，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9页）胡锦涛同志指出：“学习是基础，政治是大局，正气是保证。”（《胡锦涛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3页）XJP总书记指出，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
讲政治，是推进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需要。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快40年，长期的和平时期使不少人包括一些干部头脑中的政治观念十分薄弱，特别是在思想理论界，一些人消极总结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搞“空头政治”的教训，长期鼓吹政治虚无主义，搞“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还有不少人不注意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成天忙于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缺乏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在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是非不分，不能坚持原则。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斗争呈现新的特点。极少数人在境内外资本的支持下，公开质疑和反对党中央的重大的政治经济政策，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理论领域斗争更呈现出尖锐化复杂化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讲政治，不能保持政治敏锐性和高度警惕性，就可能犯颠覆性的错误。
讲政治是应对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需要。苏联东欧剧变以后，作为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的中国业已成为西方国家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他们千方百计对我进行渗透。西方的政府、政党、宣传工具、学校、教会等机构，不遗余力地向我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等不同群体灌输他们的价值观。西方国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同时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
在上述这种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我们党要领导近14亿人口的国家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讲政治是根本不行的。我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战略目标，也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必须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及时而果断地消除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
当然，我们所说的讲政治，绝不是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去讲政治，我们要讲的政治，是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是保证“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政治。
二
旗帜鲜明地讲政治，总体来说就是要强化政治意识，就是要在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具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鉴别力，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讲政治，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永远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讲实现、维护、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政治上的清醒来源于理论上的坚定。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素质，关键是要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素质。没有这个政治的灵魂，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就不可能成为一名清醒的合格的党的领导干部，就不可能成为一名清醒的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领导者。XJP总书记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党员、干部站稳政治立场、抵御各种诱惑的决定性因素。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始终保持共产党人革命本色和浩然正气。
讲政治，就要善于从政治上正确认识和判断形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个领域、哪条战线工作，都要讲政治。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不断发展的事业，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如果不善于从政治的高度、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认识当今国际局势变化对我国产生的影响，就难以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只有从政治上正确分析和认识形势，才能把握好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面临的暂时困难，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才能统筹兼顾地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才能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
讲政治，就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的清醒和坚定，在全面、正确、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切实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上下功夫。讲政治，关键要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特别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贯彻党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不动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深刻分析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全面而集中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利益，充分反映了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出现什么干扰，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讲政治，就要始终坚持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强化为人民服务意识，为人民用好权，为人民谋利益。“政治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胡锦涛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7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政权，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拥护我们的党和政府，从根本上说，是他们真正感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了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党领导的政权为他们办了好事。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关都必须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面向群众，高质量高效率做好工作。各级干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效大小，都要用这一条来衡量。
我们党是执政党，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是用权为民，还是以权谋私，始终是对干部的严峻考验。干部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越要坚持党的宗旨，时刻把人民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坚持一切工作走群众路线，经常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只要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最大的正气，就能做到讲党性、讲原则、公正无私、刚直不阿、言行一致、扶正祛邪，以权谋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邪气就滋长不起来。
讲政治，就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立场问题，归根到底是代表谁的利益问题。立场不同，判别是非的标准就不一样。立场站错了，就会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共同基础就没有了。观察和处理问题，一定要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立场上。XJP总书记指出，观察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有人说这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说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了，在国际大范围中也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直是明确的”。
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集中体现在政治观点上。在基本原则问题上，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要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对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要敢于亮剑，旗帜鲜明地进行驳斥。对于社会上一些流行的思想主张和理论观点，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进行研究和分析，看它代表谁的利益，反映什么样的政治倾向。如果对社会上的奇谈怪论不研究、不批评，任其泛滥，就等于助长错误观点的流行和传播，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有极大危害的。
讲政治，就要提高政治能力，做到具体化，体现在实践中，落实在行动上，贯彻到各行各业和各项工作中去，反映在党内政治生活、组织生活和全部工作的点点滴滴中，表现在思想和作风的一言一行里。清谈政治，误党误国。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从事政治工作还是从事经济或别的工作，都要做到红与专的结合，都要加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善于从政治角度观察问题，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管理工作。善于做引导群众、团结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管理工作，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也是党的群众工作的根本原则，丢掉了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就难以开展，党就会失去群众基础，这在历史上是有教训的。
总之，旗帜鲜明地讲政治，最重要的就是全党全社会都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XJP同志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忠诚于党、绝对忠诚于人民，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龚云：《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教材
XJP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1】（P76）党的十九大以来，XJP在领导推进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许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些最新的思想成果是全党全国学习和贯彻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教材。
一、《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时代背景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XJP指出：“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1】（P77）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三年时间虽然很短，但却是极不平凡的三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关系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要历史节点，都发生在这三年。《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涵盖从党的十九大以来到2020年1月13日期间XJP发表的重要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指示、批示、贺信等内容。“两个大局”是《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时代背景。
1．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针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发的国际国内，特别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大调整来讲的。
从世界历史的大跨度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里讲到的，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对原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出了挑战，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种力量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影响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西方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再一次证明，原有国际秩序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上日益暴露不适应的困境，进一步呼唤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抗疫中得到显现，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也在全球抗疫中再次凸显。
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的变量就在于中国的发展壮大。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向全世界彰显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始改变1989年以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的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局面，科学社会主义活力日益得到显现，开始改变世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力量对比。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乃至对全球的进步力量，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世界处在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第一卷、第二卷基础上，继续从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这样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方案。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价值性在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世界大变局中得到了极大的验证。因此，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助于我们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大变局中的重要性，加深我们理解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增强从理论上、情感上、政治上对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
2．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下，在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努力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这个大的战略全局是《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国内背景。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华民族过去长时间在封建社会引领世界，长期在世界大格局里处于重要位置。进入近代以后，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以及自身的原因，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亿万中国人共同的梦想。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接力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条件、有这样的实力，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报告勾勒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这个战略安排，是《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要内容。
二、《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主题主线、主要创新点
1．主题主线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是《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党的十九大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就是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回答了新时代如何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书的实践逻辑是，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在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怎样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本书的理论逻辑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怎样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而进一步发展。《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分列专题，对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进行了展开。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是《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主线。党的十九大在中国共产党的近百年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会议，阐述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历史地位、重大意义，确立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在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部署。《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围绕着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政方针、发展战略、政策措施等进行了全方位展开。《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首篇即为党的十九大报告。该书编排的整体逻辑是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总轴，分列19个专题，围绕着怎样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围绕主题和主线，《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方面实现了高度统一，推动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南，是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实践上推进的战略展开，也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上的丰富发展。
2．主要创新点
一是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指引中国胜利前进的指路明灯，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与时俱进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理论使命。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这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节点，XJP围绕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观。他指出：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人类社会在这17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正像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1】（P75）“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1】（P183）“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1】（P76）“要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用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紧密跟踪亿万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1】（P183－184）
二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谱写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XJP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1】（P69－70）“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好自己的事情；【1】（P77）“要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更好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更好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更好贯彻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大政方针、发展战略、政策措施，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谱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1】（P61－62）“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紧密联系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实际，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紧密联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自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使各方面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科学规律的要求，不断提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把党的科学理论转化为万众一心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1】（P63－64）他还指出：“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1】（P18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1】（P181）“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P182）“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1】（P183）“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P184）“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1】（P185）“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1】（P186）“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P187）“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1】（P188）“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1】（P188）XJP的这些重要论述，谱写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进入新阶段。
三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极大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光明前景。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18年我们党庆祝了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庆祝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大以来，结合这些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XJP进一步阐述了如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他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P12）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P14）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XJP的这些重要论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加快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展现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化前景。
四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1】（P118）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XJP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1】（P1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1】（P119）“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1】（P121）“具有丰富的实践成果”，【1】（P124）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1】（P125）要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五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继续向纵深推进，全党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XJP创造性提出了推进伟大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重大命题，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他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P71）“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特别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1】（P71）“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1】（P504）“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1】（P383）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1】（P538）“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1】（P546）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六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以来，特别是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推动世界进入动荡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得到彰显。XJP呼吁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P433）弘扬“上海精神”，“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1】（P441）“金砖国家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1】（P444）中国和非洲“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1】（P449）“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1】（P463）“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1】（P465）二十国集团应弘扬伙伴精神，“合力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1】（P475）
三、《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大意义
第一，从实践上讲，《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集中呈现，是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文本。同时，《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的最新教材，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最新教材，是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新教材。【2】
第二，从理论上讲，《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展现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脉络。围绕一些重大问题，在党的十九大之前论述的基础之上，XJP在一些重大历史节点深入总结历史，针对现实重大问题提出重要判断，丰富和发展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对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多个领域全面展开，并分门别类地进行了阐释，特别是对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XJP生态文明思想、XJP外交思想、XJP强军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对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极大丰富和发展。虽然这些思想的有些方面在党的十九大前或者党的十九大报告里已经提及，但是系统论述和深入展开，却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是XJP结合一些重要历史节点和场合进行论述的。
第三，《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集中反映了XJP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XJP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主要贡献。2020年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充分体现了XJP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指挥若定、从容不迫的战略气度。正是有XJP这个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领袖、人民的领袖，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核心。
四、深入学习《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毛泽东曾说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3】（P1094）学习《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当前理论界最为重要的理论任务。深入学习《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第一，原原本本学。XJP指出“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1】（P519）话语通俗朴实，蕴含的道理却十分深刻。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仅告诉你为什么、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告诉你怎么做。2019年XJP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怎样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就讲得非常具体。要真正把握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潜心读一读《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这本原著。特别是结合工作实际、思想实际，以及现在面临的重大国际国内挑战，进一步加深对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与认同。
第二，联系第一卷、第二卷及XJP其他著作学。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以及XJP其他著作联系起来学，可以看出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脉络与理论逻辑，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把握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与理论贡献。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酝酿、形成、发展的过程。党的十八大前，包括XJP在地方工作的实践，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酝酿期或积淀期。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的五年时间，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期。党的十九大对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命名、定位、提炼，把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从党的十九大到2020年的三年时间，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期，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第三，与学习“四史”结合学。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实践中生成、实践中发展的，是针对各种问题讲的，包括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等。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问题导向。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新中国七十多年历史、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历史以及新时代历史的深刻总结，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学习《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学习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四史”学习，把历史和理论结合起来，看历史怎样推动理论的生成发展，理论又怎样指导历史发展，这样就可以更加深刻地把握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一系列重大理论贡献，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参考文献
【1】XJP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王沪宁在《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出版座谈会上强调：认真学习《XJP谈治国理政》把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20－07－30（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龚云：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世界社会主义从低谷到复苏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如何推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如何引领世界社会主义从低谷走向复苏等重大时代课题。
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马克思主义命运又与世界社会主义命运息息相关。世界社会主义进入高潮之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鼎盛时期。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谷之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低潮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世界社会主义遭受沉重打击，正所谓“万花纷谢一时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陷入低谷，许多人认为苏东剧变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从此就消失了、没有用了。虽然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出现“《资本论》热”，但是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样，仍然没有走出低谷。在中国，虽然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有人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党的十八大以后，XJP总书记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和深远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特别是2018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由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领导人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讲话。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被确立为一项根本制度。这些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在世界的广泛传播和运用，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更重要的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适应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阶段，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这一思想改变了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标志着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形成，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谷的直接思想武器。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为科学社会主义，国内外都有人质疑。自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XJP总书记旗帜鲜明地强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XJP总书记明确提出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017年党的十九大勾画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针对有人攻击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XJP总书记明确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的。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党人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是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XJP总书记掷地有声的话语，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引领旗帜，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流砥柱，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导力量。XJP总书记指出：“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1】越南共产党评价说：“从国际上说，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挽救并发展了社会主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发展史上具有划阶段意义的贡献。继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垮台之后，假设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也垮台，那么，社会主义就会在世界上消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肯定将陷入数个世纪的黑暗时期。”“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向世界人民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生动实例，也是批驳各种敌对势力一切歪曲和诋毁论调、恢复进步人类对社会主义前途信心的雄辩证据。”【2】2009年古巴共和国外交部长帕里利亚（Parria）认为，新中国60年来的发展历程证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取得巨大成功，而且成为包括古巴在内的其他国家学习的典范，古巴将把中国成功的社会主义经验作为重要的借鉴来学习。【3】
世界社会主义500余年历史，为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走向振兴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现实途径。XJP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且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实践过程。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尽管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也曾经遭受过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这个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将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绝对做不到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然是人类发展的总趋势，社会主义最终必然胜利。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不可能一成不变。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复兴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途径是现有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世界社会主义振兴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历史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向前演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十分重大。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没有取得今天的成功，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那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中倒塌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失败了，那么社会主义实践就可能又要长期在黑暗中徘徊了，又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幽灵在世界上游荡了。中国共产党有责任、有信心、有能力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做出更大历史贡献。当21世纪中叶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现代化强国时，将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就是他们的目标。中华民族复兴之时，就是世界社会主义复兴之日。
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本质为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方向。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问题。XJP总书记指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共产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是，要坚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坚信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社会主义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共产主义最终会在全人类实现。我们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社会主义未来打下更坚实的基础。XJP总书记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论述，为增强世界社会主义信心、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指导意义。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蔓延，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困境，说明当代资本主义进入衰退期。全世界共产党人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揭露资本主义的危机，教育世界人民认清现实，打破对资本主义的幻想。
打破世界现代化单一模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打破了历史终结在资本主义的神话，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别样的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仅导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而且对广大向往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冲击，很多发展中国家被迫走上了照搬西方制度模式的道路，导致国家发展的倒退。相比之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投以羡慕的眼光，纷纷表示要向中国学习治国理政经验。早在2001年元旦，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就致电《光明日报》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对全世界具有深远意义。中国改革的经验无情地驳斥和推翻了西方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关于‘世界应以欧洲为中心，只有欧洲的发展模式最具发展前途’的错误说法。中国的经验为世界文明指出了一条新的希望之路，使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看到了希望。”【4】XJP总书记指出：“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5】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目前，全世界约有100多个国家的130多个政党仍保持共产党名称或坚持马克思主义性质，他们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振兴的重要依托力量。民间外交是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最深厚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世界社会主义命运共同体，应该携手这些共产党，加强往来，分享经验，开展对话，增进信任，共同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努力。同时，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地区的4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同他们开展对话和合作，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同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谷之时。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反复证明，在重要历史节点，应该发挥杰出人物和伟大思想对历史“窗口期”的引领作用，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历史首创精神。XJP总书记作为21世纪世界政治家、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引领世界社会主义由低谷走向复苏和振兴。
注释：
【1】《XJP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31页。
【2】胡建华、董振华：《领导干部读经典学马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7～298页。
【3】戴长澜：《古巴外长：以中国为典范建立新型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青年报》2009年9月8日。
【4】《世界友人致电致函本报世纪之交看中国》，《光明日报》2001年1月1日。
【5】《XJP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作者：龚云，中国社会科学院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研究员）
龚云：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五大特征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特指一种主要借否定和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思潮。这种思潮近年来呈现出新的动向，危害更大，严重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安全，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分布地域跨境化
历史虚无主义本来就不孤立存在于境内。近些年，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了西化、分化中国的步伐，与境内敌对势力勾结在一起，利用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和平演变的工具，推动历史虚无主义分布地域国际化。
西方敌对势力利用香港的个别出版社，出版了大批历史虚无主义书籍。西方敌对势力还出面支持我国境内的历史虚无主义分子，攻击我国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揭露。2015年，美国之音发布题为“狼牙山五壮士案终审北京法院判骂粗话者胜”的文章，将侵害狼牙山五壮士名誉者描写成一个急公好义、路见不平、勇于挖掘真相的文坛斗士，而把“北京法院”描写成一个罔顾法律、唯上是从者。2015年，西方一些反华反共势力分别将“海耶克奖”和“史迪克·拉森奖”授予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书籍。
历史虚无主义国际化还表现在日本否定自己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集中表现为否定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事实。
另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支持台独势力，宣扬台独史观，分裂中国。
表现领域文艺化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表现领域方面，除了继续在史学领域泛滥外，越来越在与大众密切相关的领域——文艺领域呈现。
历史题材是文艺创作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历史给了文学家、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只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结合史料进行艺术再现时讲究史识、史才、史德，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发挥文艺作品的积极作用。
但是，一些描写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不尊重历史，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载体；一些“戏说历史”、鼓吹“独家秘史”的网络历史剧和历史影视作品，使文艺领域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地。
表现手段学术化
在社会的关注压力下，历史虚无主义在史学领域的最新表现是思想观点隐蔽化，越来越通过学术研究的面貌呈现，为一般人所不能察觉，渗透更为隐蔽。
一些历史研究者由于不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以细节否定全局，以个人的微观历史代替宏观的全体历史，以支流否定主流，以现象否定本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形式由于以史学研究为外衣，以还原历史真相为幌子，危害更大。
传播途径网络化
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亿万网民在这一平台获得信息、交流信息，成为亿万民众的精神家园。互联网对人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尤其会影响人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工作、对人生的理解、认识、认同。
在自媒体时代，网络成为人们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工具。网上阅读成为人们最普遍的阅读方式。我国目前影响亿万民众思想的主要互联网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在形成民间舆论场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一些民营互联网网站追求经济效益至上，忽视社会效益，忽视思想教育，娱乐至死。历史虚无主义便通过这样的方式广泛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价值观。
受众对象低龄化
由于青少年群体是网络的主要使用者，历史虚无主义传播手段网络化使青少年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主要受众对象。青少年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时期，缺乏辨别是非和真相的能力，历史虚无主义具有的所谓“新颖性”和“否定性”特点，容易满足青少年标新立异的叛逆追求，致使历史虚无主义对青少年影响和毒害更大，造成与我们党争夺下一代的严重后果。
历史虚无主义虽然呈现新特征，但实质仍然没有变，仍然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这些新特征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散布广泛，流毒很大。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具有重大而紧迫的现实意义，是我国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持久的、严肃的政治斗争，更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国之本的现实需要。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反动的政治思潮，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也是违背人民意愿的，注定要破产。我们对此要充满信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龚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具有最大的正当性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1949年，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近七十年，共和国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是，2016年新年伊始，一位教授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别有意味地宣扬“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无法回避，还说脱离了历史语境的“人民的选择”，以及政治神学的“历史的选择”，均排除了程序合法性维度，没有现实法权程序支撑，不过是它的变种，听起来响亮，其实弱不禁风。近些年来，一些学者不断地拿西方的合法性来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位教授就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宪法确定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人民的选择，始终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是中国现实的需要，具有最大的正当性。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人民的历史选择，也是人民的现实选择。中国共产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95年的奋斗历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当年，中国人民用民心抛弃了背离民心的中国国民党。淮海战役中百万农民用小推车表明了自己的选择。陈毅元帅感慨地说：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晚年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事实，百分之百的事实。”1949年7月1日，民主党派领袖在祝贺中国共产党28年诞辰的贺电中指出：“假使中国人民没有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始能终了，贵党之诞生，实为新中国出现的信号，中国人民为贵党之诞生而狂欢，正是理所当然。我们充分相信，中国人民必然永远地团结在贵党领导下，人民民主的工业化的中国必然建造成功，而贵党又必然与中国人民同寿同荣。”民主党派的心声，也代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这位教授还说，历史的选择只能代表过去人民的选择，不能代表今天的人民选择。在他看来，只能像西方一样，通过直接选举，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选择。这位教授重申“共和国理念”的动机终于露了出来。这位呆在京城象牙塔的教授，走出书斋，去基层看看，今天的人民不选择中国共产党吗？国内外的许多民调一再表明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支持和拥护是西方许多执政党无法比拟的。美国知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华盛顿大学教授狄忠蒲在今年6月将出版的书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享有高得惊人的民众支持率，并未有脱离中国人民。难道只有投票才能表明自己的态度吗？中国历史上民众一次次用民心表明了自己的选择。在当前的条件下，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人民代表，选择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通过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赢得了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这是真正的统治正当性。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基本政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把自己置于人民监督之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是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由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特点和优点决定的。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任何政党无法比拟的特点和优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最有远见，最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性、彻底性的阶级。在中国社会各政治集团中，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始终为着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无私奋斗。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自身的建设，使党永远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色。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中国共产党就坚决防范和打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中国共产党就坚定不移反对腐败。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抓紧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下最大气力解决腐败问题，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不断以反腐倡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党的十八大以后，在XJP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党正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融会在思想上、落实在行动中：自觉坚定理想信念，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自觉增强历史担当意识，视责任重于泰山，视事业胜于生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辉煌业绩；自觉增强真挚为民情怀，对群众有平等之心、仁爱之情、体恤之意，始终与群众打成一片，一块过、一块干，带领人民创造更佳幸福美好的生活；自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奋发进取，扎实推进党的各项事业发展；自觉运用科学方法，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能力，破解全面深化改革中遇到的难题，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和主动性，书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一个政党的统治的正当性关键在于能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时代发展的方向，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以来，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获得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抗战时受派担任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参谋的徐佛观，曾经这样写道：“在彼势力范围内之民众，虽万分痛苦，而一草一木不能不为其效命。”他还说：“我又是信仰历史巨流的人，不以为毛有本领跳出巨流之外”，他认为“中共许多现象，只有顺着历史的巨流来加以解释，才合乎情理”。“回到重庆后，我和当时负有较重要责任的人谈天，认为国民党若不改建为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的党，共产党即会夺取整个政权。”徐佛观的这些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了中国人民大众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始终为中国最广大人民谋利益。95年的历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代表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唯一政党，始终顺应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在中国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十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在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97年历史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理由。中国共产党经历多次错误，但是每一次都依靠党的领导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质疑党的领导的合法性，这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导致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夭折。从根本上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更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只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中国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几个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但是，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研究员）
韩琪：《反杜林论》的科学无神论思想
《反杜林论》是革命导师恩格斯为批判欧根·杜林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领域宣扬的错误观点，反驳杜林对马克思学说的错误理解，并清除杜林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影响而写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通过这一批判，恩格斯第一次全面系统的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恩格斯的阐述清晰的体现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它们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
从整体上说，《反杜林论》这一著作建立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因此它本身反映的就是标准的无神论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前人无神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由于有神无神的问题已经被前人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社会历史领域内的思想澄清和发展。因此，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神论的问题往往隐匿在马恩叙事的宏大背景之中；而《反杜林论》作为一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著作，也很少有人从无神论的角度对它进行解读。
当今中国，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得以复苏，并在近30年的时间里获得了一个明显的发展。五大传统宗教、一些新兴教派、以及各种灵性思潮都日益活跃。与此同时，各种邪教以及伪宗教的骗子、“大师”也层出不穷，严重影响社会安全和人民的正常生活；而宗教极端主义由于被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也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隐患。因此，在当前这个时代我们重申无神论的思想是非常必要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无神论的研究在中国一度沉寂。那么今天我们重提无神论的思想，要如何宣扬、如何介绍，这都要根据当前这个时代的需要。
事实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反驳杜林思想的方式阐明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即辩证法思想，并对真理、道德等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这些论述非常有利于人们澄清自己的思维，明辨认识上的误区。虽然它没有直接针对有神无神的问题，但是它的辩证法思想绝对有助于普通民众对当今社会上活跃的各种宗教现象采取一个客观、理性的科学态度，也有助于我们反思当前无神论的研究。
因此，本文即试图从科学无神论的角度对《反杜林论》这部著作进行一个解读。鉴于《反杜林论》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范围广阔，而我们的主题只是无神论思想，因此本文的分析将限于《反杜林论》的“哲学编”，即由恩格斯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组成部分的内容。
一、《反杜林论·哲学编》的基本内容
《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9月到1878年6月，是恩格斯对杜林所提出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评析。当时，杜林作为一个新的“改宗者”获得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烈欢迎，他的思想也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带来了一定的混乱。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同时也从正面阐发了自己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争论的见解。1885年这本书再版。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再版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杜林的这种批判事实上成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论述，而且这种论述涉及相当多的领域，因此全世界范围内——“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对这种论述感兴趣的人正越来越多。【2】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3】在这本著作中，为了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恩格斯对数学等自然科学的领域进行了概括性的探讨，试图以自然界的事实证明辩证规律的真实作用。当然这些规律也贯穿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并逐渐被思维着的人们所意识到。【4】故此，“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也成为该书“哲学编”的一个特色。【5】
从根本上说，自然主义的哲学传统一直是西方无神论思想发展的源头活水，即以自然为观察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的一种哲学思想。旧的自然主义的哲学传统在其发展历史中提出了无神的思想，以及少量辩证法观点。到现代，这种观察和研究自然的传统在自然科学中得到了充分地继承和发展。大量科学发现日益证明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因此，辩证法规律正牢固地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
然而，我们对自然科学的经验进行总结的结论总是一些概念，而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并非天生的，也跟普通的日常意识不一样。恩格斯认为，运用这些概念需要“真实的思维”，即辩证法的思维方式。【6】正因如此，这部以澄清杜林的思想体系为目的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恩格斯开宗明义的阐释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别。“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7】赫拉克利特这种原始、朴素的古希腊世界观正体现了一种自发的辩证法思维。而自15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获得明显发展以来，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固然推动了科学进步，但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惯性，即将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总体联系只考察个体，不是从运动的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忽视事物本质上的变化，以为其固定不变，而且只考察死的状态。这种考察方式也被移植到哲学之中，形成了近代为大家所熟知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8】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合乎一般的常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9】固然在日常应用范围内，常识值得尊敬，然而一旦它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不再适用。最著名的例子比如法学家对死亡时刻的判断。事实上，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个瞬间既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每一个瞬间，有机体中都有细胞死亡，也同时有细胞新生。【10】因此，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这一点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现中可以获得充分的检验。而后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以及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现代唯物主义思想终于得以产生，而它在本质上就是辩证的。
恩格斯指出，杜林自认为其学说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11】然而这本身就是与辩证法思维相悖的。杜林认为，哲学是对世界和生活的意识的最高形式的阐发，在更广的意义上说，还包括一切知识和意愿的原则。它是科学要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进行解释的这一体系的最后补充，它只有两个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因此杜林的哲学分为三个部分，即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以及关于人的学说。【12】
其实根据杜林的观点，这些所谓的原则是从思维而非从外部世界得来，它们应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自然界和人类都应适应这些原则。这里，杜林颠倒了真实的关系，走上了唯心主义的道路。因为原则应当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且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这些原则才是正确的。【13】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杜林的整个哲学体系与黑格尔的相似性。杜林说，“如果想通过‘人的’这个修饰语来排除或者哪怕只是怀疑意识和知识的基本形式的至上的意义和它们的无条件的真理权，那么这就贬低了这些基本形式。”【14】这一思想的结果就是，杜林不只让思维脱离人和自然界，还一再地将思维，或者更直接地说那种叫做“上帝”的东西，硬塞给自然界。【15】恩格斯认为，世界上的每种思想体系，都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主观上受到提出该思想的人的肉体和精神状况的限制。而杜林则自认为其学说免于这种种可能的限制，是一个最终完成的体系。他这样自然也就封闭了未来科学发展的道路。【16】
因此，根据杜林哲学的这三个部分，恩格斯分别从世界模式论、自然哲学以及关于人的学说三个方面对杜林学说的谬误进行了具体的批判。这就构成了《反杜林论·哲学编》的基本内容。
二、对杜林的世界模式论和自然哲学的批判
世界模式论即对世界的本体的判断。杜林延续了黑格尔的存在模式论，认为世界统一于存在。也就是说，他认为，我从存在开始，故而我思考着存在，而关于存在的思想是统一的，思维和存在必须相互协调以趋一致，因此，在现实中存在是统一的。他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来证明思维的现实性，继而推出世界统一于存在。【17】即便杜林否认了上帝的存在，但其思维方式，却事实上给论证上帝存在留下了空间。
恩格斯认为，存在的统一性只在于我们所说的一切对象都是存在的、实有的；而且在我们如此强调的时候，是暂时排除对事物各自特性的考虑的。事实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尽管存在是其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是统一的。然而，“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18】杜林照搬了黑格尔的思想，并且还只是在黑格尔理论的框框里谈论“自己的”哲学。
再看自然哲学部分。首先，杜林认为，存在具有无限性；而作为对存在的衡量，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在空间上有界限。恩格斯则认为，杜林抄袭了康德论点的一半，而将另一半，即“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在空间上没有终点”扔在了一边。【19】事实上，时间的永恒性、空间的无限性，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是没有终点的。认为有终点、有开端，就是在表明世界存在终极原因。其次，杜林认为在时间的开端之前，世界处在一种自身等同的、不变的原始状态之中。那么这种绝对不变的状态，就必须借助于一个来自世界之外的第一推动，才能使世界运动起来。而杜林不允许作为“第一推动”的上帝进入自己的模式，便只好执拗的如是回答：“宇宙的原始状态，或者更明白地说，没有变化的、本身不包含变化的任何时间上积累的物质存在的原始状态，是一个只有认为自我摧残生殖力是绝顶聪明的行为的人才会予以否认的问题。”【20】他拒绝解释他的世界是如何从不动到运动的，而只是说，运动来自不动，运动从虚无中产生。【21】
那么，世界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产生的呢？杜林认为，物质是一切现实事物的载体，在物质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机械力；机械力是物质的一种状态；在什么都不发生的原始状态中，物质及其状态即机械力是统一的。【22】杜林之前的唯物主义者已经谈到了物质和运动的关系。但杜林将运动归结为机械力，这使得他无法理解物质和运动之间的真实联系。
事实是，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任何静止、平衡都是相对的，只有对特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有意义。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这两种同样无法想象。运动和物质一样，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运动只能转移。【23】恩格斯认为，杜林是个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学者。因为根据辩证法，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杜林先是在不动或者说“自身等同的原始状态”与运动之间挖了一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鸿沟，而如何跨越这个鸿沟，让不动真正地运动起来，杜林一直也没有找到满意的办法，但又不好意思去求助唯一的救主、天地的创造者。【24】
最后，对于生命的起源，杜林避开了明确的判断。他说，“自然界不仅知道它为什么创造这个或那个东西，它不仅要做家庭女仆的工作，它不仅具有纤巧性——这本身已经是主观的自觉的思维中的十分美好的东西，它也具有意志……”【25】这样一个“自觉地思维和行动的自然界”的判断，使得杜林先生站在了从泛神论（即认为神就是大自然）、到自然神论（即以自然界的证据作为上帝存在的基础，但是上帝并不干涉人类社会）之间的位置上。【26】他也反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理论。恩格斯认为，基本上杜林自然哲学中对于有机界的谈论是空洞的并且自相矛盾，关键问题上全是信口胡说，最后的结论也没什么用处。生命其实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成分不断的自我更新。【27】
通过对杜林的世界模式论和自然哲学的批判，恩格斯揭露了杜林并不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以及思维方式上的形而上学特质。在杜林的论说中，处处都可以看出创世者、第一推动或者说上帝的“影子”。对世界的本体以及运转方式的阐释直接决定了对人类社会的分析和判断。杜林学说中这样一个基础部分，可以说是他后面对人类社会进行分析所得观点的原因之所在。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即指出的，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缺乏或者说不彻底，是杜林的论证出偏差的根本原因。而通过这一部分的批判分析，恩格斯也将唯物辩证法的力量展现在我们眼前。它是认识世界的有力工具，而它本身就来自对自然界运转规律的总结。这一部分的批判或者说澄清可以说为后文进一步剖析杜林关于人的学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对杜林关于人的学说的批判
在人类的世界中，杜林认为，道德的世界和一般知识的世界一样，“有其恒久的原则和单纯的要素”，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在发展过程中构成比较完全的道德意识和所谓良心的那些特殊真理，只要它们的最终的基础都已经被认识，就可以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因此，把认识的正确性设想成是受时间和现实变化影响的，那完全是愚蠢”。【28】因此，“严格知识的可靠性和日常认识的充足性，不容许我们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对知识原则的绝对适用性表示失望”。【29】这里杜林明确提出了他对终极真理、思维的至上性以及认识的绝对可靠性的判断。
那么，首先，人的认识或者说思维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恩格斯认为，人的思维虽然是作为无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体思维而存在的，但并非真的是单个人的思维。我们现在的认识极可能被我们的后代更新和纠正，这是历史的发展屡次证明了的。固然杜林表明了一点，即思维和认识只能表现在个人身上，而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于健康清醒状态的个人接受某种思想。但是，他所谓的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其实根本就不存在。【30】事实恰恰是，“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31】
恩格斯指出这里的一个矛盾，即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成是绝对的，但是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能在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因此，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时又不至上；其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时又有限。具体地说，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是至上的和无限的，但它的具体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32】
其次，永恒真理是否存在？恩格斯认为，人类如果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以及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可以说人类就穷尽了知识世界的无限性。【33】他将整个认识领域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来考察永恒真理是否存在。
第一部分是研究非生物界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等，这些也叫做精密科学。固然我们可以说，像1＋1＝2这种，可以算是永恒真理，但是在这些学科中其实充斥着假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终极真理只会愈发罕见。【34】
第二部分是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在这个领域，因为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不仅每个解决了的问题都会引起无数新的问题，而且每个问题都只能一点一点地、通常要耗费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得到解决。我们还会不断的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说，以对已发现的各种联系进行系统的理解。因此这里也难以出现永恒的不变的真理。除非我们满足于一些陈词滥调，比如说人总是要死的之类的判断。【35】
第三个部分是根据历史顺序和现实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的历史科学，以及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这里更不可能有永恒真理出现。因为这个领域获得的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它只限于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之中的、并且按其本性来说是暂时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结果。除非我们满足于一些老生常谈，比如说人类总是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类的论断。【36】
但是，往往就是在这第三个部分，我们最常碰到所谓的永恒真理、终极真理。有些人试图从这个领域中永恒真理的存在得出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它们具有同数学的认识和应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37】这一点下文还会深入分析。既然人类认识的三大领域都不存在永恒真理，那么在研究人的思维规律的科学，即逻辑学和辩证法中，也不可能见到终极真理的影子。
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之前的一切阶段一样，都不是最后的，所以认识必然是相对的，并将在漫长的世代更替中逐步趋于完善。因此，我们无法用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真理的标准来衡量所获得的认识。一旦走向极端，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反之，谬误在合适的条件下也可能变成真理。
再次，道德的真理是否具有终极性？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人的认识总是受到一定客观条件的限制，并非是一种无条件的真理；而且经过详细考察，人类的三大认识领域，无一存在永恒不变的真理。那么，道德的真理，或者更具体地说，善和恶的领域，更不可能存在永恒真理的情况。恩格斯认为，在善和恶的问题上，所谓的“终极真理”恰恰是非常非常稀少的。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善恶观念，它们甚至往往直接相互矛盾；不同的时代也有着不同的善恶观念，相互矛盾的善恶观念随着时代发展相互取代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我们怎么能够说道德这一真理具有终极性呢！再比如，过去信教的时代传下来的是基督教的封建道德，这里就分别有天主教的道德和新教的道德，再细分又会有耶稣会天主教和正统新教的道德，等等，每一个都不一样。到启蒙时代，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开始占据主流，随后无产阶级的道德开始出现。哪一个更合乎真理呢？哪一个都不具备绝对的终极性。但是代表着现实的变革方向、代表着未来发展趋势的道德，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肯定会拥有更多的能长久持续下去的因素。【38】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归根到底来说，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他们所在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即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来获得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念的。【39】因此，不能将某种道德教条化进而当做永恒的、终极不变的规律强加给人们，道德原则也无法凌驾于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以及民族的差异之上。历史上的一切道德论根本上来说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社会在阶级对立中向前运动，因此，道德永远是阶级的道德，要么为统治阶级辩护，要么代表被统治者的利益。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对立并且也遗忘了这种对立的社会之中，才可能有真正的超越阶级对立的人的道德存在。【40】
此外，恩格斯还剖析批判了杜林对于平等的观念、对自由与必然的认识。与前述分析一致，任何平等观念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由提出该观念的阶级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因此平等观念不可能是永恒的真理。而意志自由是指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做出决定的能力。我们对一个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该判断的内容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犹豫不决正是以不知为前提。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它必定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真理。【41】
总之，通过对杜林关于人的学说的批判，恩格斯澄清了在人类社会中终极真理是否存在的问题。根本上来说，人的认识并不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人类的任何一个认识领域都不存在终极的或永恒的真理，道德的终极性就更不用说了。杜林的论点是建立在他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之上的。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终极真理，这正与杜林认为世界统一于存在；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在空间上有界限；自然界在“自身等同的原始状态”下是绝对静止的；以及一个“自觉地思维和行动的自然界”等等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当我们单独看终极真理的问题的时候，肯定的论调似乎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而一旦深入剖析其思想基础，就可以清楚的看出问题所在了。对世界模式和自然界的基本认识决定了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方式。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因此，唯物辩证法思想是确保我们的认识不出偏差的利器。
在《反杜林论·哲学编》的最后，恩格斯从量和质的相互转变以及否定之否定这两个辩证法规律出发，剖析杜林思想的谬误，充分显示他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弊端以及对于辩证法的无知。由于前文对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差异已有涉及，且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再详述。
四、结论
《反杜林论·哲学编》中恩格斯可以说以杜林思想为典型，澄清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和根本特点，以及它与形而上学思想的差异所在。这里通过剖析阐释而提出的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思维规律的正确认识，直至今天依然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指引。
世界统一于物质，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生命是自然界不断演化发展的结果；人类社会中不存在终极真理，人的认识不具有绝对的至上的意义，道德领域更没有永恒真理的痕迹。这些判断就将西方文明中“上帝”或者“创世神”的概念彻底排除在外，也杜绝了从宗教的角度进行世界阐释的可能。如果我们能时时牢记这些判断，那么面对今天的各种宗教现象时，比如邪教，比如伪宗教的骗子、“大师”之类，就不会迷惑或者受到蛊惑，当前这场所谓的“宗教热”也才能够进行得更理智。也只有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这一工具，我们才能真正窥破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进而找到有可能化解其危害的办法。
涉及宗教领域的各种社会现象相对来说都比较复杂，科学无神论正要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来洞悉其中的关要，指导大众舆论。在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中，唯物辩证法思想必不可少。而且在宣传和教育之时，尤其要注意结合当前的宗教现象和问题来进行唯物辩证法的介绍和学习，这样才能有的放矢，也更凸显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作用。比如近年来频频出现的“中国社会之所以道德滑坡，是因为缺乏宗教”的论调，妄图以宗教道德来取代世俗道德。然而这个判断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辩证法规律。中国历史上的道德就不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无此文化传统，又怎会在现代化和世俗化的今天转而需要求助宗教以提升道德呢？世界是变化发展的，人类社会不存在终极真理，宗教道德也不是终极真理，更不是万灵药。即便今日我国社会有道德滑坡现象出现，也不是因为缺乏宗教的原因，更不可以简单地期望宗教道德真的能够解决问题。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就有望找到道德滑坡的真正原因，并从根本上着手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不是似是而非，人云亦云。
牵涉到宗教的类似现象和论调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再逐一进行分析。科学无神论不论在研究还是宣传中，都要好好利用唯物辩证法这一思想利器。而对唯物辩证法的提倡和运用，又不可脱离对经典的解读。本文简要梳理恩格斯《反杜林论·哲学编》的主要观点，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一个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科学无神论的观点重新提出来，以应用于这个时代，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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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9】参《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此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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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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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93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94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95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8－99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100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作者：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原文发表于：《科学与无神论》2015年第6期。
韩琪：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历史渊源
众所周知，无神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基石；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整个无神论思想发展的高级形态。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宗教复苏，并在30多年的时间里获得明显的发展。五大传统宗教、一些新兴教派、以及各种灵性思潮都日益活跃。与此同时，邪教以及伪宗教的骗子、“大师”也层出不穷，严重影响社会安全和人民的正常生活；而宗教极端主义更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隐患。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置于整个西方无神论思想发展的长河之中，通过梳理无神论思想的发展脉络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历史渊源，澄清无神论思想发展中的一些关键点，以期能够指导今日的研究和宣传，收获对于当前这个时代有益的一些启示。
一、西方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历程
无神论作为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其内涵以及发展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在不同的时代，无神论思想的体现也不一样。这里将根据西方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情况，分为古典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这几个阶段来简要介绍无神论思想的进程。一切思想都有其相应的物质基础，然而此处由于篇幅所限，介绍时将主要突出每个时期无神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争论点，对相关社会背景和物质基础只能点到即止。在整个世界历史中，无神论并不算是一个大主题，但它确实是关系人类命运的那几个关键主题中的一个。理清无神论思想的历史脉络，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其内涵，从而指导今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
1、古典时期
在基督教出现以前，早期的古希腊和罗马思想中，——詹姆士·斯鲁威尔将之称为西方无神论历史的古典时期，无神论思想主要表现为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它反对传统宗教的诸神信仰。
公元前6世纪初，伊奥尼亚学派提出了世界的自然形成说。随后，爱非斯城邦的赫拉克利特第一次用自然主义公开否认了神创世界。自然现象的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即“逻各斯”，因此，所有的神创造世界以及神支配世界的神学理论根本都站不住脚。【1】公元前5世纪末，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即世界上除了不可分的最小物质粒子原子之外，就是虚空，自然正是虚空中被偶然力量所支配的无数原子的相互作用的体现。因此，不论在自然之外还是在自然之内都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神性。而人们心灵中存在的诸神的观念，是从梦中产生的；宗教正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无知和敬畏。【2】
公元前4世纪末到3世纪初，伊壁鸠鲁认为，最妨碍他争取心灵和感情的内在平静的东西就是宗教迷信，即对宇宙的无知以及对神灵和死后命运的恐惧，而从德谟克利特提供的自然主义的世界图景中，我们可以消除这种痛苦和烦恼的根源。当然伊壁鸠鲁承认了诸神的存在，但认为他们跟其他事物一样是由原子构成，并且根本不过问人类的事务，因此对他们感到恐惧或者向他们祈祷也就没有什么必要。【3】到罗马帝国早期，尽管民众对刚输入的东方宗教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上层阶级的思想却清楚地显示出对宗教的淡漠。卢克莱修继承了伊壁鸠鲁的思想，他冷静思考支配宇宙的规律，并指出神并不存在，死亡就标志着生命的终结，所以我们应当顺应人生；而宗教犯下了许多恶行，所以应当彻底予以废除。【4】
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来观察和解释世界，乃至对宗教的起源和观念也进行自然主义的说明，这正是整个古典时期对后来无神论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当然不可知论的倾向在这个时期也日益增长。古典后期一些怀疑论学派认为：神学主题太复杂，而人生又太短促，因此不能对这些问题持有任何肯定的结论。【5】
2、中世纪
在古典时期，自由的思想尚未过度受到社会神权形式的束缚；基督教教会组织即便已经建立，但也未对它进行压迫。然而到了中世纪，由于基督教作为国教地位的日益稳固，自由的思想便会不可避免的与神学正统派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只能在异端、异教或泛神论中看到一些带有无神论思想的倾向。一直到14、15世纪，中世纪教会和王权结构逐渐开始崩溃，不可知论、无神论的明确表述才开始出现。【6】
尽管如此，在中世纪，随着亚里士多德思想日益被介绍到欧洲，理性逐步摆脱了信仰的控制，开始独自探索自然界，哲学也开始摆脱神学转而研究经验世界，完全不理会信仰提出的任何说法。【7】
3、文艺复兴时期（16－17世纪）
到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人们对古典时期文化遗产的兴趣日益复活并得到发展，人类和世界便不再完全依据宗教背景来理解，人的行为也不再以是否获得上帝的拯救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人类和世界开始以它们本原的样子被研究和理解，而且这样做纯粹只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8】
古典著作很可能会培养出一个坚定的道德论者，或敏锐的哲学家，但这个人并不必然是好的基督徒。大量带有怀疑和探索性质的著作对民众摆脱基督教的影响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比如琉善、卢克莱修、西塞罗、普林尼、普鲁塔克等人的著述，它们显示出不可知论、以及无神论的倾向。【9】
除了古典怀疑论和无神论的复活之外，这一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以及不同基督教宗派之间的冲突，典型的比如罗马天主教教会与新建立的新教教会之间的冲突，都成为16世纪非信仰现象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10】有人在谈到马基雅维利对法国的影响时曾哀叹，“……它（马氏的思想）深深地感染了无神论者以及藐视上帝和全部宗教的人，甚至把那些根本就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抬得极高，而且用宫廷语言把他们称为公职人员；他们由于满怀着不信神和无神论，……因此他们对什么都毫无顾忌。”【11】再者，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拥有大量的团体和信徒，它们各自又都声称拥有对启示真理的垄断权，那么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的呢？这种宗教争论直接导致了当时无神论者的存在以及各种非信仰现象的不断发展。【12】
此外，经验科学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以理性为指导来探索自然界。虽然它包含着无神论和非信仰的可能性，但早期出现之时并没有明显的反宗教倾向，而是作为人们在神学之外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一种新方式。直到17世纪，托马斯·霍布斯在培根等人的实验科学的思想基础之上，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哲学观点，其中显示出明确的无神论内涵。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只有物体和物体的运动，因此作为“无形体的精神实体”的上帝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神观念的产生最初源于人们对自然力量和自然原因的无知，在这种情况下神的观念仍然流行起来是因为它具有“统治别人”的作用。【13】他将宗教视作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我们宗教的奥秘，有如利于患者的药丸，囫囵吞下，于治疗有益，细细咀嚼然后又大都吐掉，则无疗效。”【14】斯宾诺莎则进一步指出，神学家们企图使哲学服务于神学，从而使神学教条显得合乎“理智”，这样做带来极坏的影响。因为哲学和神学这二者绝无相同之处，前者追求真理，后者只寻求顺从和虔敬；前者的基础是自然，后者的基础却是“启示”。他坚决主张哲学摆脱神学，并通过分析《圣经》而否定其中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只有自然才是唯一的、无限的和客观存在的“实体”，上帝就等同于自然，认识了自然及其规律，也就是认识了上帝。【15】斯氏的无神论思想带有一定的泛神论色彩。
4、启蒙运动（18世纪）
到目前为止，理性与宗教之间在思想领域的争夺已经非常明显。如果说18世纪以前还存在“双重真理”，即宗教和理性这两种真理并存，那么启蒙运动则带来了理性的时代。公开宣称的非信仰现象处处可见，不仅针对基督教，也针对一切宗教。究竟有没有上帝和灵魂，这是普遍争论的议题。人们试图以理性和自然，以及与神学无涉的道德观来代替宗教对生活和世界的解释。【16】怀疑主义继续存在，反对启示的自然神论【17】被提出来，而大量的科学发现更直接带来了18世纪中叶无神论的发展和繁荣。
狄德罗起初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但不久就转向相信无神论。他利用科学的论据来说明无神论，并确信只要能完全消除上帝的观念，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好起来。【18】而“西方传统中第一位毫不含糊地公然自认的无神论者”，可以说是霍尔巴赫。他认为自然或宇宙只是由物质和运动构成的，物质本身就处于永恒运动之中，人与物质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公开地指控宗教：它给道德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基础；它是非科学的，其教义与科学真理背道而驰；它是腐败的社会秩序的主要倚靠，更以其关于来世的教条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现世的罪恶转移开去。宗教产生于对未知物的恐惧和对自然原因的无知；而道德的根基在社会，它应建立在人们自尊的感情之上。【19】
这一时期，怀疑论者大卫·休谟提出了自己反对有神论的论证，并认为传统上所有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都是无法确证的。【20】康德虽然也批判有神论的理性基础，比如他认为“纯粹理性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上帝以及关于上帝与世界所可能有的任何关系的事情”，但他最终的目的却是要将宗教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比如道德之上，使之能够免除理性的批判。因此，以康德为代表的这种对有神论以及对道德的论述，就成为下一个世纪（19世纪）许多无神论者斗争的新对象。【21】
启蒙运动时期，自然科学的地位得到了确立，神学假说、启示或神迹都被彻底摧毁。自然主义和理性成为观察世界的唯一方法。当然，理性也被限制在自然领域之内，该领域唯有采用科学的方法才能认识。【22】
5、现代（19－20世纪）
19世纪，如同康德曾试图将有神论建立在道德意识的基础上一样，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试图将有神论建立在个人宗教情感的基础上，将上帝限制于宗教意识的范围内。【23】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对此进行了批判，并发展出人本学。他认为人的宗教意识只不过是人的最高理想以某种超自然存在的形式反映出来，而人的最高理想只能由人所形成。费尔巴哈否认上帝，却并不是为了废除宗教，而是要使宗教完善化。但他的学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24】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25】正是在马克思这种彻底的无神论思想之上形成了后来传播到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也成为西方无神论思想发展的高级形态。
另一位德国的无神论者尼采则直接指出，上帝死了；而这一事实将会在价值领域造成怎样的混乱和虚无，人们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试图以一种从人的环境中引出其存在理由的自然主义的道德，来取代从上帝意志和神学目的论而来的先验道德。尼采预见了西方社会宗教观的崩溃对其道德领域最深远的影响。【26】到20世纪，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特将无神论作为自己理论的第一个前提，即“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一切都可能发生”。既然上帝死了，那么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存提供意义。【27】之后，西方又有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从无神论的前提出发，提出自己对于西方社会问题的解决看法，这里就不再过多涉及。
此外，19世纪以来，科学对宗教的批判日益发展壮大，宗教以及宗教经验越来越被人们以自然主义的方式进行解释。在英国，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1859）推翻了基督教对于人类起源的传统假设，自然选择学说几乎颠覆了整个有神论。而达尔文本人却是一位不可知论者，进化论固然让他感动，但非目的论的事实又让他沮丧，他“深深地感到这全部问题对人的理智而言，是过于深奥了……”【28】尽管如此，进化论的提出对西方乃至世界历史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而科学与宗教之争也从这里拉开了序幕，典型的比如1860年英国科学促进会上托马斯·赫胥黎与大主教维伯福尔斯之间关于人类谱系的争论。由此，科学人文主义开始传播。某位当代的传道者对人文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人文主义者）认为没有理由来信仰超自然的上帝或来世；他认为人在解决问题时必须以本人的理智和道德作为依据，而不是求助于超自然的援助；无论是超自然的权威，还是别的什么权威，都不应该允许他们来妨碍任何思想领域内的研究。”【29】人文主义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这样一个痛苦的世界，却被认为是一位至善全能的神的仁慈创造，这在道德上是矛盾的。20世纪的人文主义者罗素认为，科学完全可以或者最终将说明宇宙的一切活动，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说明。【30】
仍然在科学的领域，20世纪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继承了马克思和尼采的哲学看法，他认为将道德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是不可靠的，人们哪怕在道德的领域也应当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学会独立。他用自然主义的术语来说明宗教经验，并认为科学工作是认识实在的唯一道路。相信宗教的人们在宇宙面前感到无能和恐惧，便把自小就可以获得某种安慰的父亲形象投射到自然身上，便创造出了他们的上帝。因此，宗教是一种幻想；同时由于它不能独立的确立于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之上，所以它也是错误的。【31】
20世纪以来，语言哲学的发展对神学思想提出了新的挑战。它不再关注宗教陈述的真假，而是关注宗教陈述的意义本身。宗教陈述被批判为没有意义的命题，应当完全丢弃。逻辑学教授艾耶尔说，不可知论者主张，上帝的存在只是一种可能性，无论相不相信，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而无神论者主张，上帝并不存在，这至少是可能的；然而我们认为，一切关于上帝本性的说法都无意义，因此，我们与不可知论和无神论都是根本对立的。这可以说是神学迄今为止遇到的最为激烈的挑战了。【32】由此可见，认识和了解世界的自然主义方式正在试图将神学完全从人的认识领域排除出去。尽管如此，在西方，目前非信仰与神学之间的争论仍在继续。
二、历史的启示
以上简要勾勒了西方无神论思想的发展脉络。重温这一历史可以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问题上更为明智和清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重要的启示：
首先，古典时代自然主义的哲学传统可以说是整个无神论思想发展的“源头活水”，不论时代如何变迁，其影响一直在持续，在现当代更是以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即自然科学的方式展现出来。
其次，无神论并非某一个人的发明，而是历史上无数带有无神论思想的人们集体智慧不断积累的结晶。从霍尔巴赫那里已经可以看出后来马克思进行宗教批判的影子。事实上到马克思的时候，有神无神的问题已经解决，他基本上是继承前人的无神判断，以一种更加彻底的方式将此思想广泛应用到社会、历史的领域，进而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
再次，无神论思想是因应时代的需要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启蒙运动时期，由于科学的发展以及封建社会的矛盾日益激化，无神论思想表现得更为鲜明和大胆，“西方传统中第一位毫不含糊地公然自认的无神论者”霍尔巴赫就出现在这个时候。到现代，由于反抗封建势力的需要，西方才出现了最为彻底的无神论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因此，时代不同，无神论思想的表现也不会完全一样。这一点就提醒我们，现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也应当考虑适应当前这个时代的需要，而不能简单的照搬历史或者完全凭个人的主观意愿。
第四，无神论思想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也提醒我们，无神论是非常丰富的。不论是古典时期还是启蒙运动时代的一些无神论思想家，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带有一点泛神论或者自然神论的色彩。比如伊壁鸠鲁就承认诸神的存在，只是他们根本不过问人类的事务，所以完全没必要向他们祈祷或对其感到恐惧。斯宾诺莎认为上帝就等同于自然，认识了自然及其规律，也就是认识了上帝。虽然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是最彻底的，但不可否认，在整个无神论的发展史上，泛神论、自然神论同无神论一样都表现为一种非信仰的状态，都曾有力地抵制了主流神学。尽管它们并不等同于无神论，还有一定的局限，但是它们可以说是无神论的近亲。
事实上在西方，无神论这个独立的学科下面往往分为很多学派，比如“古典的无神论”，即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无神论，“自然神论”的无神论，“百科全书派”的无神论，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等等。【33】因此，今天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时，对无神论思想本身的内涵及其丰富的外延都不可忽视。
第五，无神论的发展一直有怀疑主义相伴随。不论在古典时代还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乃至现代，这一点都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敢于质疑和不断探求的精神正是自然主义传统的一个主要体现，在现代更在科学和理性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在有神论的问题上，怀疑主义的直接结果往往是不可知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非信仰现象。不可知论并不等于无神论，但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的历史上，它与无神论的关系都非常近。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就有一定的不可知论的传统。
古往今来很多非信仰者都认为，自己没有对上帝的信仰，也不在意与之相关的事情，那么自己应该是个不可知论者吧？然而美国著名无神论者迈克尔·马丁通过详尽的辨析发现，很多所谓的不可知论者很可能都是积极无神论者，即不只没有对神的信仰，而且相信神并不存在；他们只不过因为思维上的一些误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无神论者罢了。【34】
第六，根据历史的启示，如今我们研究无神论，应当将之放在整个非信仰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和比较，要将各种丰富的非信仰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无神论思想其实跟自然主义传统一样久远。但正因为有了中世纪的神学的发展，无神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日益凸显出来。同样，在非信仰的大范围内进行考察和辨析，厘清它与泛神论、自然神论、不可知论之间的关系，无神论才能更清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彻底性和独特优势也才能够显现。
同时，这也是一个帮助大众澄清自己的思想的过程。对马克思来说，有神无神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更多的关注社会历史的领域。中国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抵达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社会的主流虽然推崇无神论思想，但广大民众对于自身的无神论观点其实并不是很清楚的。我到底是相信神并不存在的积极无神论者还是仅仅不信仰神的消极无神论者，还是不可知论者，抑或带有泛神论或者自然神论的色彩？普通民众很可能是模糊的。而更有可能的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中貌似不可知论的传统会使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但事实上——根据迈克尔·马丁的研究——他们很可能是无神论者，只是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最后，马克思彻底的无神论思想被我们继承下来，而在西方，非信仰与有神论之间的争论仍在继续，只不过变换了形式。虽然在当今世界科学和理性已经成为主流观念，但西方一直以来的神学传统仍不可小觑。21世纪以来，以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为首的“四骑士”【35】在欧美社会掀起了一股新无神论的思潮。道金斯深入剖析宗教的由来以及它对人类思想带来的禁锢和欺骗，认为它是人类进化史上的思想寄生虫，倡导人们要立志成为一名幸福、安宁、有道德和充满理智的无神论者。【36】“四骑士”的著作虽然是用理性、科学的语言所写，但都登上了欧美畅销书的排行榜，在读者中影响巨大。这一思潮之所以出现，不仅有历史传统的影响，还有时代的原因，这里就不再展开分析。【37】有意思的是，这股新无神论思潮开始波及国内的民众，科普网站“科学公园”从2012年开始每年举办中国无神论者论坛，讨论无神论并推广科普，明确提出要与欧美的这一思潮相呼应。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持续关注全世界无神论思想的变化发展，这是符合当前的时代趋势的。
三、结论
本文通过简要回顾西方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历程，呈现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历史渊源，并阐述了我们从这种历史探索中可能获得的几点启示。对于今天的无神论研究来说，这些启示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20世纪上半叶，无神论跟随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被介绍到中国。它正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迫切需要。典型地，比如由上海学生筹备建立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以及北京大学学生发起的“非宗教大同盟”，其宗旨都是“专为解脱宗教羁绊，发挥科学真理”【38】，他们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基督教、批判宗教的浪潮。
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早已完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其执政基本路线的核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并推行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那么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要如何在当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何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这都需要我们能够清楚地把握无神论思想在历史上发展变迁的一些关键要素，并结合当前这个时代来相应的运用。
无神论的自然主义传统、它作为集体智慧的展现和延续、它的时代性、内涵的独立性以及外延的丰富性、怀疑主义的特质、以及它本身作为一个关键点而呈现出的整个非信仰现象乃至对整个信仰领域的折射，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深入把握的无神论思想中的一些关键要素。它们无一不显示出今日从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的价值之所在。我们拓展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正可以应对今日的“宗教热”现象。通过深入挖掘蕴藏在无神论之中的自然主义传统以及理性和科学的精神，正可以抑制当前伪宗教的泛滥、邪教的发展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的蔓延。无神论与宗教正是一体的两面。当前的社会形势下，这一领域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即便是在世俗化的今天，西方的无神论研究仍然在继续，只不过变换了形式、调整了力度。当今时代，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广泛交流，全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西方的新无神论思潮也波及了我国。因此，不论是从时代需要还是从无神论思想本身的发展来说，目前在中国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都是大有可为的。
【1】张尚仁、吴松：《西方无神论史话》，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页。
【2】（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7－28页。
【3】（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2－33页。
【4】（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0页。
【5】（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5－47页。
【6】（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9－50页。
【7】（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4－55页、61页。
【8】（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
【9】（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65－66页。
【10】（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68页。
【11】转引自：（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69页。
【12】（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70页。
【13】张尚仁、吴松：《西方无神论史话》，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2－207页。
【14】（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80－81页。
【15】张尚仁、吴松：《西方无神论史话》，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3－227页。
【16】（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88页。
【17】自然神论者反对神秘的启示，即不仅在原则上根本不可能有启示这种东西，而且在历史事实中启示也从没有发生过。他们以理性来证明宗教，虽然相信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但认为它作为最终的原因处于自然之外。参考（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89－92页。
【18】（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4－95页。
【19】（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6－97页。
【20】（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9页。
【21】（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04－105页。
【22】（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05－106页。
【23】（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页。
【24】（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09页。
【25】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26】（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1－114页。
【27】（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4－115页。
【28】（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8－119页。
【29】（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9－120页。
【30】（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20－122页。
【31】（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6－118页。
【32】（英）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吕大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22－124页。
【33】牙含章、王友三主编：《中国无神论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34】（美）迈克尔·马丁：《无神论与不可知论》，《哲学家杂志》2002年第19期，第17－19页。（MichaeMartin，“Atheismv.Anosticism，”Phiosophers’Maazine19（Summer2002）：17－19.）
【35】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上帝的迷思》（TheodDeusion）（2006））、美国神经学家萨姆·哈里斯（《信仰的终结：宗教、恐怖和理性的未来》（TheEndofFaith：Reiion，Terror，andtheFutureofReason）（2004））、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上帝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害了一切》（odIsNotreat：HowReiionPoisonsEverythin）（2007））和美国哲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丹尼特（《破除魔咒：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宗教》（BreakintheSpe：ReiionasaNaturaPhenomenon）（2006））等四人被誉为21世纪新无神论思潮的“四骑士”（theFourHorsemen）。
【36】理查德·道金斯：《上帝的迷思》，陈蓉霞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1页。
【37】可参考拙文：韩琪：《西方新无神论思潮以及宗教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取向》，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报告No.4》，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赵智奎、金民卿主编，习五一、黄艳红执行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38】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87－191页。本文此处转引自：孙尚扬、韩琪：《北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态度：初步调查与分析》，《辅仁宗教研究》第19期（2009年秋），第55－57页。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助理研究员）
原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论坛》（第1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
韩震：理论创新是党永葆先进性的根本
XJP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确实，一个政党乃至一个民族，要想一直走在前列，充当引领者，必须弄清政治规律与人类发展规律，不断产生引领文明前行的大思想、大理论。或者说，要保证中国共产党永葆活力生命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的动力，必须不断产生新思想、新理论，以思想理论的创新，实现党的自我超越，进而推动民族立身人类文明制高点，产生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或民族影响力。正是上述缘由，笔者在阅读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的著作《大思想——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之时，产生了更多的欣喜与更多的思考。
该著有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探究的命题重大，“新政治观”、“核心价值观”、“精神建构”都属于原点性问题，尤其对于主导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来讲，更是如此。从作者成果产生时间节点来看，几个重大命题都富有很强的创新性特点。与此同时，由于理论结合现实，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应用性。另一个是引人思考党和国家在前进道路上的许多新挑战，这些挑战皆带有根本性和深层次性，需要有担当精神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去思考，寻找答案。或许由于有了后者，而更突出这部著作的价值。所谓打开书有收获，合上书延伸思考。
公方彬教授在该著作中重点阐发的是“新政治观”，并且对该命题的研究已经很深入，比如，在其另一本著作《大战略》中，已经揭示抽象的理论命题正在实践应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真正实现时代化、中国化，必须通过创新来实现。XJP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已经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这就告诉我们，真正地继承马克思主义，必须勇于创新、善于创新。从实践角度来看，更是如此，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越来越“接近世界中心”，遇到的挑战会越多越尖锐，如何应对？必须在坚持自己传统的同时关照世界现实形态和发展趋势，这就涉及政治观，只有确立新政治观，才能有效应对新的政治生态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随着冷战结束，以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世界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XJP总书记向世界倡导“命运共同体”、“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这就是新政治观在国际领域的一个具体体现，只有在国际领域确立这样的新政治观，才能使中国在参与世界规则制定过程中，占领道义优势，发挥更多作用。
《大思想》除了提出并深入研究阐发新政治观外，还把与之紧密关联的核心价值观与精神建构两大命题提出，并作了深入研究。这两个问题也是困扰人们思想的重大命题，当作者将三者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进行研究之时，一个新的内在的逻辑得以生成，因此会更加强烈地关照现实。正如作者分析的那样，在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可期，因为中国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党和政府的掌控力和资源调节力，另一个是民众创造财富的动力和积累财富的能力，而精神世界和价值观方面存在的问题挑战不小，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就可能出现撕裂，中华民族全方位提升就可能受影响。
每一个大国崛起，都伴随着理论和价值观的先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党和国家迫切需要新的思想理论成果涌现出来，以支持我们前行。这是一个需要新思想，也能够产生新思想的时代。时代给思想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空间，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大思想》是参与到大潮中来的一项优秀成果。
贺新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现实体现
真理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都会在时代变化和实践推进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真理，与时俱进是其科学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理论品格，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实践中得以体现和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当代中国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现实体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因其揭示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以及解放和发展自己的行动指南，必然要在全世界传播和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的”，但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必须民族化、本土化，这是普遍真理的一种内在要求。任何科学理论都是相对的，理论的相对性给了理论创新发展的空间。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在“世界性”的传播中创新发展。这种创新发展必须同各国历史文化特点、具体实践相结合，方能形成和产生现实的科学指导力量。正如恩格斯反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是行动的指南，是发展着的理论，它的实际运用和发展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也正如列宁一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来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借鉴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众多人类理论成果的合理成分，以及总结以往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的。后来，列宁又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分析和判断出当时国际局势，结合俄国国情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必须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到中国，肯定也是不同于英、法、德、俄等国，它必带有中华民族之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必须走向具体性的实践，必须同广大群众的实践相结合，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真理，不是公式化的教条，而是具体的真理，是行动的指南。离开具体性实践而抽象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最终将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持续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尽管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毛泽东等在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在主观上对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比如李大钊提出马克思主义“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的问题，回答是要“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把马克思主义“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务求其适合者行之”。建党到遵义会议期间，这些初步认识在党内没有形成共识，结果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苏共以世界革命领导者自居，其间，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不是更多地教条地遵循马列主义的具体理论甚至是个别论断而没有去结合好中国实际，就是教条地无条件地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而无视中国实际，结果致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一度几乎陷入绝境。
错误的认识和严重的挫折教育了党，使更多的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仅有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还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正确认识越来越清晰。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随着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一正确认识在全党内形成共识，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结合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孕育并创造出两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两大理论成果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并且开创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道路。
应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本身创新发展和生命力的需要，应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化”和“地域化”了，体现出了中国特色，彰显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理论价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品格的突出体现。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当代中国鲜活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实践探索中出现许许多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中找不到现成答案的新情况，这既给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科学判断和把握世界发展大趋势，科学回答新实践带来的新问题和提出的新要求，顺应全党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寄予的新期待和新希望，在汲取苏东剧变惨痛教训的基础上科学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近4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诸多方面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包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和文化强国战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施精准扶贫和打赢扶贫攻坚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把党建工作作为最大政绩，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等等，已经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又一理论结晶和典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一是，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鲜明理论品格，在理论渊源、理论主题、思想基础、核心思想、思想精髓、政治理想、根本立场上，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二是，它根据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和新的时代课题，借鉴各国治国理政有益经验，科学回答了我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重要问题和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从许多方面和领域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彰显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需要与强大生命力，成为当代中国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现实体现。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侯惠勤：“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制度陷阱
经过一段时间的批驳，许多人对“普世价值”的本质有所认识，但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这些模糊认识的背后，涉及若干重大政治原则和理论是非。为了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在重大政治原则和理论是非上保持清醒头脑，有必要进一步对“普世价值”进行剖析。
一、“普世价值”论争的本质
论争本质在于：不是有无共同人性、有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抽象争论，而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具有普世性和永恒性、中国是否要搞“全盘西化”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必须明确，“普世价值”之争不是思想上、学术上关于人类有无共同人性、有无价值共识争论的继续，也不是历史上关于抽象人性论和人道主义问题争论的简单延续，而是西方意识形态针对特定对象展开的思想渗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意识形态斗争的突出表现。
“普世价值”思潮在中国发端于2008年，聚焦“宪改”，即国家根本制度的变革，宣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普世价值”思潮矛头直指我国根本国家制度，企图以此扭转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不难看出，“普世价值”以西方民主制度为理论依托，以西方国家制度精神为核心价值观，是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思想武器。“普世价值”力图渲染的价值是，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现代国家的构架只有一种，核心价值观当然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已经定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核心价值。因此，走“普世价值”之路，就是走“全盘西化”之路，就是从制度上照搬西方。
“普世价值”一旦还原为政治价值，其“人类共同价值”之表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之实的矛盾马上就暴露无遗。如果说，停留在道德精神层面抽象地讨论自由、民主等普遍价值还有迷惑性的话，那么一旦进入政治实践领域，这种“普世性”就马上化为乌有。历史证明，政治实践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没有一种国家制度是各国普遍适用的“普世模式”。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路，与维护资本统治、维护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两条不可调和的道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搞政党轮替、三权分立、投票民主的虚假民主，是不容混淆的两种制度。经过长期探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已经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展示出广阔前景，历史成就不容否定。
还要看到，政治实践领域的价值导向是具体的、可直接观察和检验的。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但改变不了社会成员两极分化状况，改变不了金钱和利益集团操控政治的局面。这些都是无法用“普世价值”掩盖的事实，也宣告了把资本主义制度普世化的破产。
二、“普世价值”在人性问题上的思想错乱
这种错乱表现在：以抽象人性论为伪装，试图从人的天性中推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普世性和永恒性，但本质却是政治信条和政治思潮，其利用抽象人性论进行包装也产生了不可弥合的思想谬误和逻辑断裂。
西方意识形态试图用人的天性论证其制度的普世性，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种种思想混乱。其一，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性当作永恒不变的人性，从而否定人性不断趋向真善美的演进趋势。毫无疑问，人类发展在不断突破现存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在不断突破现存的人性“样态”。实际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性，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只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阶段性人性。所谓盛极一时的“经济人假设”、“政治人假设”，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人格化，绝非是“永恒人性”，更不是人的天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鼓吹的“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认’无非是对利己的市民个体的承认”。因此，依靠把这种利己的市民视为“最后之人”，将其所表现出的人性视为“永恒人性”去证明资本主义的不可超越，只能证明资本主义的极其虚弱及在道德资源及精神创新力方面的枯竭。
其二，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性视为同质化的单一人性，从而否定具体历史条件下人性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变化的必然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把自己虚构的单一人性作为制度设计的依据，如将“天赋人权”作为个人权利本位和国家“契约论”的依据，而“经济人假设”是其经济制度设计的依据，“无赖假设”是其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设计依据等。实际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人性具有多重性且相互冲突，而这种冲突是现存社会关系对抗性的表现。把抽象的人性视为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是错误的，在人性和历史关系上的本末倒置，是包括“普世价值”在内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的根本错误。
其三，“普世价值”把具体的制度设计思想抽象化为人性一般，然后用抽象人性推论其制度的不可逾越，陷入了同义反复的逻辑谬误。资本主义社会用抽象的普遍观念作为思想统治形式，“抽象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抽象的个人”成为了这个社会的自然基础，也成为了“普世价值”的人性依据。“普世价值”把“抽象的个人”的政治诉求幻化为一般人性的诉求，再把这种诉求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制度精神。这样，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符合人的天性、不可逾越的制度设计。“普世价值”把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具体产物，即“抽象的个人”，抽象化为“人一般”和“人性一般”，然后再用这种“人性一般”论证资本主义及其制度为“制度一般”而具有不可逾越的普世性。这种同义反复，不仅是逻辑上的混乱，也是话语上的霸道。
三、“普世价值”在人类价值共识上的祸心
其祸心就是：把蛮横的“文化霸权”和落后的“冷战思维”冒充为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为其进行“价值观渗透”提供道义伪装。
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人类价值共识得到不断积累、积淀和丰富，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人类价值共识大体上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作为超越时代、民族和地域的纯粹理想和美好愿望。如关于人类“大同”的理想，这是各民族世世代代的一种追求，对于人类的道德进步和人性修养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二是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特定民族的民族精神。这种价值共识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纽带，是维系社会团结、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现实力量。
凝聚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和推行“普世价值”的区别在于：其一，凝聚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以承认多种价值观的差异和共存为前提，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变革、历史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命力和进行国际合作的基础，是求同存异、相互作用的过程。推行“普世价值”则以一种“君临天下”的文化霸权，维护既得利益的统治思想，是一种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思想霸权和价值优越感，其实质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弱小民族搞文化渗透和思想话语垄断。
其二，凝聚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从现实的共同利益出发，通过双向、多向的交流、交融和合作，以达到各方利益最大化以及国际利益格局日趋优化为目的，是社会利益和人类利益不断扩大的过程。推行“普世价值”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利益为根本，以维持和巩固欧美主导的世界利益格局为追求，损害他国主权和核心利益、危害世界和平，是当今世界不安宁的重要根源。
其三，凝聚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建立在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基础上，是一个在比较中发展、在斗争中前进的历史创造过程，体现了人类进步永无止境的趋势，推动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推行“普世价值”则对当代人类文明进步弥漫着怀疑乃至绝望情绪，历史感、方向感丧失，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只试图在“虚幻的共同利益”之上，通过思想控制制造出一种“共识幻觉”。
推崇西方制度，力图形成“以西为美”、“以西为是”的“洋教条”。然而，判断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最有发言权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以及这个国家的历史。作为体现历史必然性的普遍真理，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普遍性，它不以人们的一时主观认同状态为依据，而是以其科学性为依据。历史反复证明，新制度、新道路的开辟，总是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历史潮流的形成，也不取决于某种势力的一时强大，而取决于是否遵循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和“普世价值”是两种对立的政治性话语，反映的是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及优秀文化传统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我们观察和分析本国历史、现实及变化趋势，解释和阐发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及整体面貌，思考和应对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绝不能当“普世价值”的思想俘虏。“普世价值”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要害是把资本的社会特权视为自然权利，本质是“不平等”。“普世价值”的价值观，不仅制造社会等级和社会对立，而且制造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因而不可能成为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平等和创立新的国家精神的武器。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历史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点。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批判和抵制“普世价值”，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牢牢掌握我国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
侯惠勤：纯客观的学术研究无法真正读懂马克思
西方“马克思学”（Marxooie／Marxooy）是在当今中国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思潮。R..海尔布隆纳（1919－2005），是美国研究“马克思学”的著名代表。由于该思潮主张对马克思的思想与著作进行超越政治的重新研究和解读，其倡导的客观、纯学术、反权威态度迎合了当下一些人厌恶政治、崇尚学术和猎奇的心态，因而拥有一定的市场。正因为它是一种对待马克思及其著作的态度及方法，而不是有着严格思想界定的流派，因而不同的“马克思学”学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评价上差异极大。海尔布隆纳是其中较为真诚、客观对待马克思（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力图把主观评价置于对马克思的思想成就的理解和发掘中。其著作《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以尽可能朴实、简洁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认知和态度。这本只算得上是小册子的书，对于快速进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争论及可能展开的思想空间，却具有重要的启发和警示作用。但是，即便如此，海尔布隆纳最终还是通过“赞成与反对”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机械地加以拆分（实际上是肢解），而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
一、准确解读马克思，需要尽可能贴近他的立场、观点、方法
海尔布隆纳所著的《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之所以较为成功，不是源自作者主观上的纯客观、纯学术立场，而是来自他在深入研究马克思著作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模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分析原则。
第一，坚持着眼于马克思及其学说在人类思想探索史的开创性上进行评价，不以具体观点的成立与否作为整体判断的依据。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评价历史人物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而是要将其置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看其较之前人开创了什么。海尔布隆纳秉持的正是这一原则，他不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切入，而是从“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要求助于马克思”的提问开始，探讨马克思在今天仍然“无法回避”的原因。在他看来，马克思之所以绕不开，就是因为他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你必须面对，“必须认同或反驳，扩展或抛弃，说明或辩解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思想”（〔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1页。）。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发现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历史分析方法。海尔布隆纳认为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发现了隐藏在历史表象下的深层次现实，发现了看似公平正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蕴含的自我否定的生存机理。在他看来，只要我们试图突破社会生活的表象而深入探讨其真实的存在，马克思就不可回避。
马克思首创的这一批判性研究方法，海尔布隆纳称之为“社会分析方法”，它超越了长期主宰社会学领域的实证主义视域，力图透过经验事实的现象寻找其本质存在。换言之，马克思的不可替代的思想成就，就在于他开辟了人类认识的新的思想领域，即透过现象发现本质的社会客观规律领域，如同柏拉图开辟了纯哲学、弗洛伊德开辟了潜意识领域一样。因此，尽管长期以来马克思某些具体观点被不断质疑和否定，却丝毫不能消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力。难能可贵的是，海尔布隆纳提出的这一见解，当时正值“反本质主义”猖獗之时，确有振聋发聩之功效。
第二，着眼于从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完整性上确立客观评价标准，反对主观任意解读马克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于马克思学说的多元化解释愈演愈烈，以致人们似乎只能放弃“存在着一种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一致的学说”的努力。但是，海尔布隆纳坚信，“马克思主义思想一定存在可识别的同一性”（〔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5页。）。尽管人们心中的马克思不尽相同，甚至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马克思，但这只是表象。实际上，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所有文献和研究成果都具有的共同前提，正是这些共同前提成为我们界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客观依据。这些共同前提就是马克思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独特视角和方法。在海尔布隆纳看来，要实现马克思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去寻找其本质的追求，必须从下述前提出发：一是辩证法的世界眼界，即从变动发展中把握事物。“辩证法的这一精髓主要体现在这样一种观念中：考虑事物时，将事物最核心的本质视为动态的、相互冲突的，而不是惰性和静态的。”（〔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6页。）二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即把生产性活动及其基础上的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因。“显然，这种历史矛盾观与辩证法哲学的矛盾观有类似之处。”三是批判性考察资本主义，即把资本主义视为在历史中产生并变动的研究对象。“直到现在，这一见解仍被公认是对辩证历史观的运用。”四是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即克服资本主义弊病而自觉开创的未来。“坚持社会主义信念仍然是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统一起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7页。）
这一归类标准不仅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界限，也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简明的思路。“这一认识体系始于一种基本的哲学观，继而将这一哲学观应用于对历史的解释，然后研究了现存社会秩序中所显现的历史发展动力，在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析中臻于完善，从而延续了认识活动完整的逻辑分析轨迹。”（〔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8页。）这种以唯物辩证法为世界观，以唯物史观为历史分析框架，以资本主义为现实对象，以超越资本主义为历史未来的大思路，确实较为全面地把握了马克思思想体系的要义，令今天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人汗颜。
第三，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反对以某种政治实践的失误简单否定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于，它成为现实历史革命性变革的主要推动力，许多社会主义都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开展政治实践，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按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起国家制度。但是，这都是马克思的后来者按自己对于马克思的理解进行的实践，其得失成败不仅直接拷问这些国家的制度和政治现实，而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为以它的名义从事的行为承担何种责任”这一根本问题。
海尔布隆纳认为，“我们不仅要以批判和质疑的态度，而且要以肯定和认同的态度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一态度决定了他对于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做出较为客观的具体分析。他认为，理论和实践产生偏差的原因之一，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尽管这一理论“为我们生活的历史和社会难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的难题提供了全能的解释”（〔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9页。）。把这一解释作为标准答案在实践中套用，难免出错，但责任并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第四，着眼于从知识性和革命性相统一方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纯知识化。海尔布隆纳正确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单纯的知识体系，而是有着明确政治目标的革命思想；他还明确指出，“知识性内容可能很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令人不安的存在、其导致的相互冲突的想象，根源并不在于此”。离开革命性思想去谈论马克思，可以很专业，可以很绅士地开展争论，更可以保持住在马克思面前的统一，但却达不到真正和马克思对话。“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变革的一大力量，可以振奋世界上受压迫的人，这些内生的马克思主义目标使接触它的所有人都两极分化了——要么赞成它，要么反对它。”（〔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11页。）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没有政治立场，不可能走非意识形态化的纯学术道路，这是海尔布隆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之处，也是他给我们的重要警示。可惜的是，他没能将这一态度贯彻到底。当他试图超越赞成与反对的两极分化立场，将其内化为自身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立场时，他也就内在地割裂了马克思。
二、出色阐明马克思，需要尽可能发掘其思想精髓
要成功地推介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方法，还需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成就，抓住其思想精髓。不为流行观念所左右，不被各种偏见所主宰，更不为个人的好恶所把持，紧紧把握住马克思的一贯思想，是海尔布隆纳能够在这方面出彩的原因。
第一，把唯物辩证法视为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并与形式逻辑和实证科学相区别，是海尔布隆纳思想极为卓越的地方。他作为出生和生活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绝对盛行的美国的学者，能够努力排除这一思想环境对于辩证法的偏见，用一种类似启蒙的方式，努力展示马克思这一哲学世界观的深刻内涵和可贵之处，实属不易。
尽管海尔布隆纳对于唯物辩证法也有若干模糊之处，但他从存在的本质、对立统一、质变过程、自然辩证法同社会辩证法的联系和区别、辩证概念的形成及其运动等方面去解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确实抓住了主要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他坚持把“矛盾”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加以解释，用它来表明事物“就其最本质的存在而言，它是由互不相容的力量暂时共存和不断解决形成的”（〔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17页。）。他看出了人们否定矛盾的思想原因，就是用“静止的形式逻辑”观点看待矛盾，将其视为同时肯定或否定静态事物的存在，视为对同一静止事物两个相反命题的肯定或否定。“这很容易将辩证法的运用贬低为违反常识和意义的混乱，但是那不是矛盾作为一种联系的世界观具有的意义。”（〔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22页。）海尔布隆纳明确指出矛盾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对立”，而是现实关系意义上的对立。例如“主人”逻辑意义上的对立是“非主人”，而社会关系上的对立才是“奴仆”，但正是这些现实联系构成了动态的世界历史，形成了事物的本质存在和意义。
海尔布隆纳指出人们否定辩证法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用实证科学的标准去衡量辩证法，“这类社会科学家并不关注本质，确实，他们也不了解这个词”（〔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29页。）。实证科学所说的规律，不过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概率和趋势，而不是包含了必然性的本质意义上的规律。“相反，辩证的观察者试图通过深入考察社会带给我们的系统性扭曲，找到真正的本质（不只是规律性），如矛盾关系。”因此，他在该书极其有限的篇幅中还多处专门花费文字，纠正了以“反本质主义”而著称的卡尔·波普否定辩证法的一些观点，指明不仅不能用形式逻辑，也不能用实证科学的眼光去解释辩证法。对于唯物辩证法的这种肯定，不仅睿智，而且有胆识，确实值得浅薄地否定唯物辩证法的人们警醒。
第二，用历史唯物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就无法区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经济史观、生产史观的界限，这是海尔布隆纳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为重要的警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但海尔布隆纳敏锐地发现，对于这一崭新历史观的理解，不能脱离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哲学世界观。否则，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最终必然陷入经济史观和生产史观。
当马克思把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奠立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基础之上时，确实产生了是否会把历史简化为经济决定论的问题。海尔布隆纳特别强调不要从实体性的单一概念上理解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要从关系、联系、系统和过程的方面去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是狭义的经济概念。”“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力，指的是物质生产的方式，包括人口、技能、艺术、技术和人工制品等。另一个构成部分是生产关系，它在持续的生产活动中同样重要。它指的是指导生产力并分配产品的社会安排。”（〔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2页。）既然生产力表现了人和自然的全面关系，那么显然，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从直观的唯物主义观点看，亚当·斯密关于历史四个“阶段”理论，即狩猎阶段、游牧阶段、定居农耕阶段和商业社会阶段，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运用，而实际上，这种划分只是对历史的一种表象的描述，根本说明不了历史的真实过程。要解决历史过程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一基础和历史发展推动力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尽管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说法，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仍被冠以此名的原因。”〖JP〗（〔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5页。）〖JP2〗今天确实有人借口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而对此加以否定，但实际上，通过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孤立地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把唯物史观引导到实践史观，从而引向唯心史观，这才是时下一些人的真正用心。
第三，把阶级斗争和异化作为阶级社会矛盾对立统一的两种表现，共同构成推动历史发展的两大主题，体现了海尔布隆纳试图综合各种对立观点的研究特色。异化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争论之一，大多数争论的参与者将两者对立起来，形成了阶级斗争和人道主义两个不同的理论立场。海尔布隆纳却独树一帜，力图将两者统一起来。需要指出的是，他并非随意将两者捏合在一起，而是依据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去加以整合。
他认为两者的统一是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观察历史的必然结论。“阶级斗争的思想与辩证观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它解释了所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一大矛盾。”“阶级斗争这种内在性质是辩证法赋予历史的主要理论见解，它能使我们看到，阶级斗争植根于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特征中，而且，无论是隐藏的，还是公开的，辩证法关注的似乎是所有生产方式中这样或那样的阶级权益。”（〔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6页。）异化也是历史发展辩证主题的一种表现，“这是另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与阶级斗争有关，但独立于阶级斗争，我们能够从马克思所称的‘异化’的人类特殊状态中发现它的身影”（〔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7页。）。异化是一种社会心理和人性的畸变状态，它不仅没有随着人类物质进步而得到改善，反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因此，“异化主题和阶级斗争主题有许多明显的相似之处和交叉联系。两者都是辩证的过程，阶级斗争是由生产模式的运作所造成的矛盾，异化是由物质进步过程所造成的矛盾。但是，最引人瞩目的还是两者的一大相似点：它们都展现了卓越的推动力”（〔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9页。）。
海尔布隆纳上述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的本意，读者可以在阅读中自己做出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把阶级斗争和异化作为历史的主题加以统一是可取的，把消灭阶级斗争和消除异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令人向往的历史期待也是卓越的。这较之今天那些铺天盖地、连篇累牍的鼓吹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符合人的天性”，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不可逾越的制度构架，是“历史的终结”的喧嚣，是多么明亮、持久、具有穿透力和不可抗拒的理性之光。当然，把异化归因于物质进步缺乏说服力，对于马克思而言，研究异化问题的前提是区分“对象化”和“异化”。对象化体现了生产力的水平，其进步和提高也意味着人的自主能力的提升，因而绝不是异化的根源；而异化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过程，个人在资本、货币和商品所编织的物化关系中，由于丧失自我而产生的社会心态和情绪，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脱离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去谈论异化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
三、真正读懂马克思，需要走出“赞成与反对”的困境
海尔布隆纳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很明确，就是想要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极分化中走出第三条道路，“我至少要向读者们提出这一建议：除了全盘接受和全盘否定之外，我们还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持另一种态度”（〔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11页。）。我们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这第三种态度，就是尽可能地理解和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果，同时保留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根本性的批判。这是在坚持所谓“纯客观”立场下可能达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包容和理解，就此而言，他的这一态度是值得包容的。但是，毋庸讳言，海尔布隆纳的对马克思主义既赞成又反对的态度，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释马克思主义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也把自己置身于一种思想困境，说到底是不成功的。显然，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有一个根本性或非根本性的界限。如果是非根本性的问题，无论你反对或赞成，它都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如果是根本性问题，一旦被否定，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
赞成和反对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海尔布隆纳思想上的犹豫、困惑以致矛盾。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都具有道义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特点，但缺乏辩证综合思维能力西方学者都将两者加以割裂，最好的也只承认其道义性，而否定其科学性。不彻底纠正实证主义的科学观，马克思主义就永远得不到科学性的认同。海尔布隆纳也力图摆脱实证主义科学观，但始终没有解决“本质”规律的科学判断问题，因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剩余价值理论的判断上，还是摆脱不了实证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如在马克思时代一样，剩余价值的存在，现在仍是一个不可证明的命题。它是一个启发性而非操作性的概念。它的重要性在于，在生产和合理化剩余的过程中，它确认了阶级斗争和商品拜物教这两大基本要素。剩余由一个阶级生产出来，但被另一个阶级占有了。”（〔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81页。）在这个前提下，无论怎么“赞成”马克思主义，也只能将其作为一种价值预设，这就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格格不入了。
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惯性”和理解、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善良愿望间的冲突，导致海尔布隆纳游走在两难的思想困境中。一方面，他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地方，就在于革命辩证法所揭示的社会生活本质和历史变革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崇尚剔除了所谓哲学想象的纯实证分析，因而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矛盾，就是所谓的“社会分析”和历史“大预言”模式的对立这一错误判断。实际上，海尔布隆纳提出的这一对立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矛盾，而是他自己的学术立场本身的混乱。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赞成”和“反对”常常是前后矛盾的：时而指责马克思缺乏纯经济的分析，把不合理的哲学推论引进经济学；而另一方面又常常指责马克思夸大了经济的决定作用，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例如，出于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批判的思想认同，他正确地看到：“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我认为我们就不能宣称他对这一制度内在性质的认定是错误的。”（〔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65页。）但是，他所承认的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到底是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在经济合理化过程中私有制活力被逐渐削弱并因而产生的社会不协调，是各种社会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海尔布隆纳的回答又往往是含混的。
坦率地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确如海尔布隆纳认为的那样，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但这第三种态度并不是他所取那种笼统的“赞成与反对”，而是如中国共产党人那样，既不离经叛道，也不僵化教条，走继承与发展、坚持与创新相统一之路。这条路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路，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到不断变化的时代特征、具体国情和历史条件中。海尔布隆纳的失误可能就出在他对于理论和实践相一致有偏见，从而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的思考停止在了理论层面。
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提出的质疑来自他理解上的片面性。他认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有两种情况：一是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导思想”，其前提是假定理论能正确地预见历史规律，这样掌握了理论的人就能具有左右实践的权力。二是理论作为行动的“辩解手段”，其前提是理论承认它无法推断出正确的战略，这样行动就靠自身去证明其是否合理。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是第一种“统一”。虽然可以肯定，“不只是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以一些指导思想的名义强加他们的意志，或者通过改写他们的原则来证明自己决策的合理性。但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从哲学上致力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才能将这一问题升华为道德和智力层面上都非常重要的问题。”（〔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63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这种理解的片面性显而易见。历史证明，在实践中运用、检验和发展创新理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是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成功之道，而任何主观主义的统一都是此路不通。
海尔布隆纳的误判主要依据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东）所经历的失误。尽管他也从历史传统、国际环境和实践经验等方面对社会主义的实践尽量给予理解甚至是辩解，但他从根本上还是不相信非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能够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因而它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必然是扭曲的，它们认同的理论和实践相一致也必然是扭曲的。海尔布隆纳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起源于西欧的文化传统，“按其传统属于贵族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遗产”；只是随着俄国共产主义转变为专制政治的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被曲解了，脱离了它的西欧起源。而列宁的社会主义构想则是一种“凡勃伦的技术官僚社会的形象，那里的生产是由工程师管理的，再没有‘价格体系’的累赘；整个社会被想象为（用列宁的话说）一个机关和一个工厂，在由武装工人保卫的行政国家指挥下进行工作”（〔美〕R..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易克信、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第106页。）。这一构想的现实依据则是“从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战时经济，特别是由国家管理生产与产品分配的体系中得到深刻的印象”（〔捷〕奥塔·锡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蔡慧梅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因此，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必然侵犯个人自由，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则会成为其公开的口号。但是，人们不禁会问，把人的自由视为“西欧贵族的传统”，这是真实的马克思思想吗？
这样，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必然是肤浅的，即便为它辩护也是苍白的。他根本无法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以下几个重大界限。
（1）理论的发展和理论的叛离。马克思学说根本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标志之一，是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主义蓝图极少具体描绘，而把它留给历史去解决。既然如此，当资本主义不发达地区革命危机到来时，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根据人民和民族解放的需要，适时发动革命，由此开创历史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应用范围呢？难道墨守成规、甘愿本国长期充当发达资本主义的附庸，延续人民的苦难，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那些用马克思学说的某些观点来去束缚后人手脚的做法，肯定是和马克思的一贯思想格格不入的。把列宁发展马克思学说的革命实践说成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叛离者，很难说他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
（2）前进中的失误和倒退中的祸害。马克思主义判断进步和倒退的根本标志是生产力的发展。一切变革、一切政党的政策和措施，如果归根到底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其中的失误就只能是前进中的失误。既然海尔布隆纳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也为其国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和文化改善”，那么就不能够仅凭其民主法治方面的一些问题或曲折而根本否定这一制度，更不能因此而武断地认为该制度已经没有自我改革、自我完善的可能。
（3）可以或正在克服的弊端和不治之症。马克思主义判断一种弊端可否由制度自身加以克服的根本标准，取决于生产关系性质基础上的国家性质。资本主义私有制之所以不能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广阔的发展余地，之所以不具有无限的自我调整能力，就在于剥削阶级的特殊利益设置了其不可逾越的“禁区”。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更为优越，就在于它没有这样的禁区。社会主义是否会出现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新权贵阶级”？应该说，这种坏的可能性虽然是存在的，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极力防止的。然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社会主义也就变了质，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制度了。其实，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新权贵阶级”，既非逻辑的必然，又远非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把特权和腐败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不治之症，的确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想象。不能超越这种偏见，就不能真正读懂马克思。
正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联系，海尔布隆纳也就不可避免地落入了他曾极力规避的陷阱，即割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知识性，用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为马克思主义“把脉”。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谈论马克思学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蜕变”，即由革命的批判武器变成了维护某种特殊制度的辩护理论时，都主张马克思主义的非意识形态化。海尔布隆纳也不能“免俗”，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有多强，“答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最终应是意识形态还是批判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它的有用性将随着它的目标的到达而耗尽。它也许可能被确定为新制度的官方信条，用辩证的词汇宣布人类已经从资本主义时代下解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在那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存在只能成为人类发展的新枷锁，即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是完成人的历史任务的枷锁”（〔美〕R..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易克信、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1982年，第118页。）。
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这种成为人类发展新枷锁的可能性不仅是由于现实中某些人的需要，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潜藏着这种可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赋予人的存在以意义和目的方面跟一般教会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完全可能，它的哲学将像各种一般教会的哲学一样，仅仅以意识形态和神学告终。”（〔美〕R..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易克信、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1982年，第118－119页。）相反，他认为，如果作为一种批判哲学，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辩证观点以别的哲学所缺少的矛盾性扩大我们的视野，应该有助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美〕R..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易克信、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1982年，第119页。）。不难看出，这种思想上的清理，就是要切割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意识、国家制度以及社会实践的内在联系，使之成为自由知识分子个人的自由思想。在海尔布隆纳看来，他这是在拯救马克思，而我们则在感叹其实他不懂马克思的心的同时，也极其惋惜这位主观上力图客观公正地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最终还是失足于此。
四、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价值：阶级性和人类性的历史统一
尽管把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在今天的一些学术圈有市场，尽管一些人并没有海尔布隆纳的那种真诚和良知，却凭借着“纯学术”来彰显个人的清高。我们还是要说，马克思不是自由知识分子，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的思想自由不是个人的自由批判，而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提供理论武装。非意识形态化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癌细胞”，在无情地蚕食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常青树，我们决不能听任它猖狂肆虐，而必须认真彻底地加以根除。
在今天，超阶级、全人类是个噱头，“纯学术”也是时尚，正因为如此，人类性高于阶级性一类观点就很流行。用在马克思主义的身上，那就是区分其阶级性内容和人类性思想，指认其阶级性内容是短暂的、会过时的，而其人类性内容则是永恒的。但是，无论这样做的主观动机如何，可能其中还有一些为马克思辩护的想法，然而其客观结果却只能使得人们越来越热衷于从非意识形态化的方面关注马克思主义，从而偏离了正确的理论方向。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在存在阶级划分的世界，没有抽象的人类性，而现实的人类性就是先进阶级的阶级性；工人阶级以前的先进阶级都是剥削阶级，其先进性的暂时性决定了与人类性的现实统一也是暂时的；工人阶级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没有本阶级的私利，是阶级社会解体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从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社会的领导力量。因此，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就是当今世界现实的人类性，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就是当代人类文明的根本出路，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本质上就是工人阶级世界观。离开工人阶级的阶级性谈论人类性，对于有的人而言是幻想，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有意的欺骗。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社会是由统治阶级主导的一种利益对抗格局，在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前，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要极力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它们并没有消灭阶级、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才具有“消灭阶级”的阶级意识，且这一阶级意识并不是出于经验的工人群体的自发愿望，而是工人阶级的客观历史地位的要求。因为“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这就是说，无阶级社会不是自发到来的，阶级斗争不是自行熄灭的，而是工人阶级自觉争取自身解放的结果。
还要指出，在马克思看来，不仅消灭阶级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而且“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从人的解放角度看，其他阶级的解放要求都是人的部分解放，而只有工人阶级的解放才是人的整体性解放，才是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无产阶级的生存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他们已经沦落为物化的商品。“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因此，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利己市民的要求，而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要求。
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表现为共产主义运动，因此，马克思主义和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工人阶级政党都以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来命名。“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地认定‘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彻底性就在于，它从来不用一些抽象、空洞的词句模糊或掩盖自己的立场，而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揭示真相。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就在于用抽象的“人类性”掩盖其阶级私利，而马克思主义则从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上，找到了实现人类根本利益的道路。看似都讲人类性、普遍性，但马克思主义是从阶级性上升到人类性，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是否认阶级的存在而空谈人类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根本区别。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
【3】〔英〕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作者简介：侯惠勤，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张建刚）
侯惠勤：读好马列经典是博士生的基本功
多年培养研究生的经验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博士生来讲，根本问题是理论方向和学风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考察，就是看其能否静下心来研读马列原著、真正走进经典之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回应现实发展中的重大理论挑战。这不仅是决定该学生在今后理论研究道路上能够走多远的根本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办学方向。正因为如此，读经典著作就不仅是个如何读书的问题，还是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不仅是个读书做学问的问题，还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砥砺和升华的挑战。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导师来说，抓学生研读经典，就抓住了培养学生的关键一环，值得下大力气去研究和引导。
一、读经典要抓理论方向，方向错了开卷无益
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揭示了客观世界尤其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开辟了人类认识的新的思想领域，即透过现象发现本质的客观规律领域，如同柏拉图开辟了纯哲学、弗洛伊德开辟了潜意识领域一样。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要引导学生研究规律、明察方向，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般来说，妨碍学生真正去读经典、读懂经典的是各种不健康的心态，包括走“捷径”的功利心态、炫耀卖弄的猎奇心态和孤芳自赏的自满心态等。这些不健康的心态一经错误社会思潮的诱导，就会形成不良学风，成为走进经典著作的拦路虎。近些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大危害，不是公然否定、摒弃马克思主义并将其边缘化，而是打着“还原马克思”的旗号，将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和作为学者、思想家的马克思割裂开，将作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人类思想宝库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撇清，把马克思“还原”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这几种心态在近些年又汇集成“西化”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倾向，因为对于西方学术的崇拜和生吞活剥能够满足上述不健康的心态。如果通过经典著作的研究越来越脱离社会、脱离实际和人民大众的生活，变成狭小学术圈子的“诸神狂欢”或自娱自乐，成为精致的个人主义的摇篮，那马克思就真正成了“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受这种不良研究倾向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些研究生被误导追求抽象的思辨之乐，陶醉于空洞的语言狂欢，满足于置身现实斗争之外的超然自得，进而遮蔽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正确道路。可以说，尽管这些学生也读了一些马列的书，但肯定没有真正读进去。必须看到，尽管把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在今天的一些学术圈有市场，但鼓吹这一主张的一些头面人并没有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真诚和纯粹，而是凭借着“纯学术”来猎取功名，因而底气不足。我们还要说，马克思不是自由知识分子，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的思想自由不是个人的自由批判，而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提供理论武装。非意识形态化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癌细胞”，在无情地蚕食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常青树，我们决不能听任它猖狂肆虐，而必须认真彻底地加以根除。
离开革命性思想去谈论马克思，看似可以很专业、很绅士地开展讨论，更可以借此炫耀自己的儒雅和博学，但却达不到真正和马克思的对话。“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变革的一大力量，可以振奋世界上受压迫的人，这些内生的马克思主义目标使接触它的所有人都两极分化了——要么赞成它，要么反对它。”【1】（P11）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没有政治立场，不可能走非意识形态化的纯学术道路，这是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海尔布隆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之处，也是他给我们的重要警示。
更为重要的是，对经典著作的解读是否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把握是否全面准确，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当下的举旗走路。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思辨化、自我化和经院化的倾向，其结果是对经典著作的解读高高在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解释不着边际，在把马克思主义推向纯粹学院式神秘殿堂的同时，使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望而生畏、甚至厌恶反感。经典著作是经典作家探索现实社会及其客观关系的主观思考，是主观反映客观的结果。经典著作的思想内涵、价值取向、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等，虽然可以有多种解读，但并不是说任何有根据的解读都是等价的，并不是说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尺度，不能人为地把经典理论引向神秘化。“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P135－136）是否正确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否满足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能否以自身的彻底性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掌握群众，正确指导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是检验人们对经典著作理解是否科学的根本标准。因此，自觉地服务于现实，是读马列经典的内在要求，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闭门读书的“清高”可炫耀。
二、读经典要抓刻苦攻读，投机取巧必走弯路
我的体会是，需要从一开始就应当让博士生们清楚地认识到，读马列经典不可能一读就懂，必须经历艰苦的过程，否则，必定取不到真经。我经常告诫他们，一些不愿付出艰苦努力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即越读不懂就越没兴趣，而越没兴趣就越读不进去。这种不深入研读经典的后果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还美其名为“真理总是简单的”；另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另类化，往往冠之以“创新”“求变”的名号。其结果都是自欺欺人。
读好经典著作为什么难？首先难在探索和追求真理。读马列经典，虽然不如马克思那样具有理论开创性，但也是一个探索、领悟并获得真知的过程。这里不仅有艰难的认知，还有意志的砥砺和精神的升华。说真理是简单的，是指获得后的表述而决不能成为投机取巧的借口。所以，下苦功，出大力，拼死劲是读好经典的前提，舍此则无从谈起。所以对于博士生们读经典著作，首先要有数量上的要求，要有时间投入上的保证，做出死规定，切忌泛泛倡导。其次难在读原著。读原著也有一个选择性。从根本上说，并非马、恩、列的所有著作都是经典，即便是经典，也有轻重缓急之分。科学解读经典著作，必须根据基本问题选择最好的原著译本，尽可能详尽地占有第一手材料，通过长期艰辛的研究，全面深入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轨迹和基本理论。列宁在研究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时就特别强调：“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3】（P112－113）应该指出，近年来流行的对于经典著作进行历史考据有一定意义，但不能本末倒置。无限夸大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前的“青年马克思”时期的作品，企图从这里面发现微言大义即真正的马克思，这就是根本性的迷误。读经典著作难，就在于不仅要读懂单篇著作的思想，而且要把它们放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发展历史中去把握，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与在社会实践中广泛运用、长期检验、不断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联系起来解读，从而真正读懂马克思。
从根本上说，列宁所指出的青年马克思思想演进的“两个转变”，即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仍然是我们把握青年马克思思想脉络的基本逻辑。否认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和发展趋势，就是根本性的误读。换言之，我们要通过认真的研读，真正从理论上弄清楚为什么《共产党宣言》高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什么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高于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必须让学生们了解，考据学只能解决文本的真实性问题，而不能解决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对于文本重要性的界定，不是考据的结果，而是社会实践的历史积淀，是其客观的历史地位。
因此，要读懂马列经典著作，必须要认识到文本固然非常重要，但也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副本”。要真正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必须通过对“副本”的学习研究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以此为指导实现对“正本”即社会历史及其客观规律的探索。要充分认识到经典著作即文本是“正本”的形式，通过形式可以把握内容。但正因为文本是形式，所以也就存在遮蔽内容的可能性。以某种原则或价值而不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的文本研究，很容易陷入纯粹的思辨演绎，成为抽象的语言游戏。必须把经典著作视为通往“正本”的桥梁，借助文本可以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同时桥梁又不是“彼岸”，不能徘徊漫步在桥上。所以，文本研究既要深入文本，实现对经典著作的科学解读，又要能够从文本中走得出来，达到对“正本”的科学认识，决不能止步于单纯的文本解读。正因为如此，读马列经典著作的艰苦，不仅在于知识和文字功夫上，而且还在思想方法和情感认同上，是世界观的砥砺。
三、读经典要抓真理认知，离开科学性必然价值混乱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但基本价值是科学性。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特征，因而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基础。科学性的根基是唯物主义，只有确立世界的客观物质性，科学的认识才是可能的，客观真理才得以确立。奠立世界客观物质性的困难在社会历史领域，因为这是一个由人们的利益、意志、情感等主观性支配、被唯心主义长期垄断的世界，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大发现，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性认识第一次支配了社会历史领域。读经典著作，必须紧紧抓住经典作家是如何在唯物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复杂的研究对象的真理性认识的。
从读经典的角度看，研究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对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就是从一种主观的阅读理解，转向以科学真理为对象的学习研究。所以，坚持辩证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可以说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也是研读经典著作的基础。坚持划清阅读中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就不能如西方解释学那样，用语言去消解存在和意识的界限，并通过“理解”去消解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界限。不能把任何解读都看作是一种“理解”，把马克思主义文本所蕴含的真理或意义视为在理解者和文本之间所构建的一种理论图景。而理解者的状况（知识结构、价值偏好、关注重点等）及其解读方式（采用的话语体系、阅读方式等）的使用则决定了这一图景的样式。这意味着面对同样的文本，其解读的结果可能是根本异质的；以不同的阅读方式面对马克思的文本，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这样，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有多少马克思的理解者，就有多少个“马克思”。用“怎么都可以”的马克思学说，用“千面观音”式的马克思思想，消解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对其基本思想的最大背离。在这一前提下，谈不上“回到马克思”，更谈不上“走进马克思”。不能把解读马克思的“所获”等同于其“所是”，马克思学说不会因为随心所欲地装扮而改变本真面目，马克思的基本精神和方法论是一贯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解释学把主观性引入马克思文本研究，可能彰显了解释的多样性、能动性，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解释的客观性问题，有的甚至据此“毫无忠实于原著之心，唯有‘六经注我’之意，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想象自由驰骋”，而一旦落入真假不辨、是非不分的境地，它又恰恰成了窒息文本生命力的绞索。西方学界反复出现的所谓“马克思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马克思”“列宁反对马克思”等，对于阅读马列经典著作来说，其所制造的思想混乱远多于其启发性，不值得效法。
在我看来，对马克思著作要进行科学的解读，主要应处理好四大关系。首先，文本和历史的关系。毫无疑问，文本解释要注重文化背景尤其是特定的语境，但不能以此取代历史和时代环境。它不仅包括意指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的语境，更重要的是包括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历史趋势、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利益格局以及由社会交往所决定的生存方式等在内的大环境。“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4】（P8）从历史大环境回到语言小环境，这不是文本解读的真实进展，而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其次，矛盾与范畴的关系。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要注意处理文本范畴和其揭示的历史现实的矛盾。范畴是对客观世界普遍关系的反映，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是对客观事物之间最普遍矛盾关系的概括和反映。它的内容是现实的，外在形式是主观的。现实矛盾是思想的源泉，文本范畴是对于矛盾的观念把握，其鲜活的本性来自现实的矛盾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解读经典著作的前提是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不能视范畴为可以独立自在、完全自我运动、自我生成的主体，不能以文本范畴取代现实矛盾。否则，我们将不仅只能生活在观念的幻觉中，而且会窒息文本范畴的生命活力。
再次，主题和话语的关系。主题是特定时代和具体历史阶段提出的主要任务、展现的主要矛盾和面临的主要挑战，因而其决定了天下大势、人心向背。主题是任何国家、民族、政党和个人都无法逃避、必须正视的问题。对时代主题回应与否和回应的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政党和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决定了其所拥有的话语权。主题本身决定着话语权，能否把握时代主题也决定话语权掌控与否的问题。离开特定的时代主题去谈论话语权，就会把话语权神秘化、抽象化，使其成为一个无法说清楚，无法把握掌控的玄学问题。主题决定话语权，一方面表明话语权的实质是根源于物质生产控制的思想统治权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话语权不是凝固不变的，相反，它将随着利益格局和社会力量的变化而改变。
最后，词句和精神实质的关系。精神实质体现了基本原理、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因而是连贯、完整且深刻的，而词句的“能指”和“所指”虽然从一定的侧面都表达精神实质，但不能与之直接等同。任何精神实质都要通过词句来表达，只有透过词句才能抓住精神实质。然而如果只停留在词句，甚至否认超越词句的精神实质的存在，那就必然会肢解马克思，当然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成果。词句是精神实质的载体和表达，但并非直接的表达，词句可以表达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观点，可以释放互不相干的或相互干扰的信息。停留在词句上，必然发生误读、误判、误导。因此，基本功就在于透过词句把握精神实质。
四、读经典要抓实际成效，理论联系实际是首要标准
读马列经典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样，要注重实际成效，其努力方向有三。一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新的阐发。二是结合新的历史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和规律性的认识。三是结合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提出新问题，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解决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
走进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目的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当然要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是首先要对这一重大原则有正确的认识，才能更好地落实在读书的成效上。必须明确的是，理论与实践既然作为矛盾关系，就必然既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又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之所以要提出这个前提性认识，是因为现在存在着两种普遍的认识偏向。一是只认为理论依赖于实践，而不承认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性；另一是认为理论和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相互对立和排斥。这两种偏向支撑了当下轻视理论、崇尚盲目实践（即经验论和自发性）的倾向。因此，倡导“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不是单纯要求理论迎合现实，而是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为现实服务。没有这样一个前提，就谈不上两者的结合问题。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强调实践的基础性地位时，从来不否认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列宁明确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P311－312）邓小平在谈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作用时也留下了掷地有声的名言：“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6】（P149）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尽管理论依赖于实践和实践依赖于理论不能等量齐观，但这种双方作为矛盾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相互依赖则是毫无疑问的。
进一步说，人们之所以容易忽视实践对于科学理论的依赖性，在于没有真正弄懂科学理论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人们往往片面地去理解列宁的“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的论断，把实践视为无所不能、自满自足的力量，当然也就谈不上重视实践对于科学理论的依赖性了。但是，列宁这里讲的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只是一种客观可能性，其成为现实恰恰离不开科学理论的作用。因此，有必要谈谈科学理论所独具的一些品格。具体来讲，科学理论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概括起来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前瞻性、预见性，使它能够成为凝聚人心、团结队伍的力量源泉，成为自觉的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思想指导。二是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全面性、普遍性，使之能够成为对感性经验进行鉴别取舍、提炼加工的思想工具，成为把局部实践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并转化为普遍性实践的唯一方式。正因为如此，理论就不仅能够反映实践的需求，而且能够通过创新实践去满足这种需求。可见，自发的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自觉的实践则必然依赖于理论；重复性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创新性实践则断然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所有的理论都无例外地依赖于实践，而并非所有的实践都依赖于科学理论，从这一点来看，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等的；但在理论和实践共存的范围内，两者的相互依赖同样是毋庸置疑的。
与此相应，那种认为理论和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冲突性的认识偏向，其结果不是促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是以僵死的“同一”取代了矛盾的统一，即以单方面的依从代替了相互作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难题不仅存在于实践中，而且从理论上看也不易解决。一是理论和实践在现实依托上的差异。实践立足于直接现实性，历史的过去是其活动所无法改变的前提，其对于过去的作用只能通过创造未来去体现，因而它毫无疑义地垂青于未来；而相对于实践来说，历史的过去却由于是一种较为确定的存在而获得了理论的钟情，因为任何科学理论的对象必定以其自身的确定性为前提，因而理论即便面对未来，其依据也在于对过去的科学把握。二是理论和实践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理论作为具有一定逻辑体系的存在，是以对历史必然性的把握为基本内容，因而偏爱真理性的科学原则。而实践作为一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感性活动，“真”似乎已不是问题，关键在辨别“善恶”。这就需要一种理想的价值坐标，以判别人们的行为，扬善惩恶，因而无疑地偏爱“至善”原则。这样，在历史实践和理论分析中，人们都难以回避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经常性冲突。三是理论和实践在主体依托上的差异。粗看起来，两者的统一实行起来并不困难，因为一种思想提供的是人们对过去的思考理解，以便指导新的社会实践，而新的社会实践则体现了这种思想的外在转化，从而能够使这种思想贯彻到人们对未来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但是，思想和行动、过去和未来的这种统一要有一个前提，即统一的历史主体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致使思想和行动分属于两部分人，就不免形成难以协调的矛盾：或者是掌握思想理论的少数领导者操纵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或者是思想理论成为盲目实践的附庸和辩护工具。我们在今天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性的统一，就是要解决这一难题。因此，不能抽象地提“信仰人民”还是“信仰党”，更不能制造两者的对立。他们在理论上的一致性要通过具体的历史实践而成为现实。
实践和理论矛盾关系的难题告诉我们在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读经典著作时，既需要我们持续走进经典著作，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充分认识科学理论对于社会实践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又需要我们深入把握客观世界的历史规律，把握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的内在矛盾与需要，把科学理论真正贯彻到实践之中，实现可持续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双向互动、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M】.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侯惠勤：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辉历程。40年的改革开放托举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不仅是国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且表现为改革开放本身发生的历史性飞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和认识。
一、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伟大的抉择总是出现在决定命运的历史关口。40年前，结束了“十年内乱”的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选择，难就难在如何把坚持社会主义同解决实践的重大挑战及时代命题统一起来。我们党依据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时代主题等的正确判断，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拓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它的成功开拓和不断发展，谱写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壮丽画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推动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而改革开放也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合作、开放融通、改革创新的本质特征和强大活力。我们今天已经充分感受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现在进行回顾，仍然感到如同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这个风险值得去冒。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经济会不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被吞掉，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在开放大门打开后被腐蚀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会不会被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根本颠覆？这些担心一直伴随着我们，但我们战胜了这些疑虑，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今天更值得去思考的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最终战胜这些风险，成功地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改革开放之所以是正确的抉择，就因为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的探索。除此之外，还有两条路，一是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被动开放，其结果必定是亡党亡国的全盘西化；另一条路是固守现状，结果必然是被时代潮流抛弃，最终如毛泽东所说，被“开除球籍”。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做到了以下三点：一是始终跟踪世界潮流，回应时代主题，追寻历史节拍，有着坚定正确的大方向；二是坚守“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尤其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领导改革开放；三是实行了正确的战略策略，包括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渐进式改革，把“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建立大胆试、大胆闯和及时总结评价的试验方式及纠错机制等。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解放思想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只有依靠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的经典之作，它一方面体现了破除一切思想禁锢、敢想敢闯敢干的开拓前进精神，另一方面体现了尊重客观规律、遵循先进理论指导的科学态度。体现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解放思想，不是思想上的自由放任，更不是思想上的虚无主义。它遵循“四项基本原则”，立足时代潮流和中国国情，以人民的利益和追求为中心，有领导地平稳有序地探索前进。因此，改革开放倡导的解放思想，既破除墨守成规、唯上唯书的教条主义，也破除改旗易帜的机会主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斗争的聚焦点。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都会在解放思想上做文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这里说得很清楚，改革开放的解放思想和我们党一贯强调的反对主观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并无二致。但是，改革开放使我们置于一个以前完全不熟悉的全新环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间面临新问题在所难免。或者怀疑改革开放，要走僵化保守的回头路；或者怀疑马克思主义，想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避免了这两个极端，始终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通过真正的理论创新推动改革开放，生动诠释了新时期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受的最为重大的考验。改革开放使中国共产党置于一个全新的历史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明确提出了面临“四大危险”、经受“四大考验”的警告。不难看出，党在今天所面临的“四大考验”中，改革开放是最基本、最全面的考验。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日益复杂，我们必须直面目前仍然处在优势地位的西方制度和价值观的挑战与渗透，因而产生了“能不能把党的领导保持住”的严峻考验。改革开放使得当代中国越来越全面地融入世界，我们必须直面当代世界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其不断呈现出深刻复杂变化的态势，充满着不确定性，如何应对和处理是我们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考验”。改革开放把市场经济的多样性呈现在世界面前，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要使市场经济和我国的基本制度及价值观相协调，另一方面要努力维护基于规则的世界市场体系和经济秩序，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抓住机遇，又不损害国家利益和丧失自我，这是党所面临的市场经济的考验。
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党今天面临的考验处在不断变动中。尽管历史总在发展、世界总在变化，但对中国而言，在日益全面融入世界，不断深化改革的条件下，挑战的复杂多变、考验的严酷无情，是前所未有的。不断学习的压力，不断自我革命的压力，不断完善党自身的压力，汇集成一条：党的赶考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是经受住这些考验的唯一出路。
二、进入新时代的改革开放表现出新特点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国的改革开放呈现出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只有充分认清这些新特点，才能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适应开放的需要到以党自身建设的伟大工程引领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各项改革和事业发展的推动，主要来自适应开放的需要。在适应开放需要的过程中，学习国际通行规则和先进管理经验，从中找观念差距、去体制弊端、谋经济发展。这在当时具有必然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抓手，以学习的姿态进入国际社会，以渐进改革的方式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决断。但是，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好吃的肉全吃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面临着如何继续深入的重大挑战。其次，国际大格局发生重大而深刻的改变，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国际社会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再次，我们正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这将深刻改变世界的发展格局，各国都面临着能否抓住机遇、趁势而上的严峻考验。
因此，今天中国的改革，必须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是重点攻坚克难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必须是更为自觉和具有前瞻性的系统工程。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党建成更为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以党自身的建设引领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以至一系列配套的更加开放、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都是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由党中央直接作出并部署落实的。这种对改革的自上而下的推进，充分表明我们党对于改革开放的掌控，已经开始了从必然王国逐步向自由王国转变的历史性飞跃。
从努力跟上时代潮流到主动顺应历史潮流、引领时代潮流。打开国门之初，我们的力量不强、经验不足，冒着如何做到既利用对外开放机遇又不被腐蚀或吃掉的极大风险，大胆开放，走向世界。尽管我们已经看到，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正在成为世界的潮流，但是由于缺乏实力和话语权，只能顺应经济全球化，努力跟上世界潮流。我们在跟跑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成为勇立涛头、不断壮大的弄潮儿，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认清发展潮流，坚决抓住机遇，依靠自身苦干，人民团结一致。正如XJP同志所指出的：“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这说明，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XJP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页）
我们之所以能够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重大转变，不是靠搭乘发达国家的顺风车，更不是靠西方国家的恩赐。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搭乘西方发展的顺风车代价巨大，不仅要层层加码购票，还要坐在隔离区，甚至随时可能被赶下车。俯首帖耳、甘当附庸的国家还可能多少乘一段路，而像中国这样的独立自主大国压根就不会让你上车。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没有任何外来的施舍能够维持民族生存，更遑论成为发达国家。比如，今天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已超过6亿吨，而现今全世界粮食贸易的总量也才刚刚超过这一数量的一半，谁的恩赐能够养活中国？中国的成功就在于认清历史潮流，排除各种干扰，一心一意埋头苦干。正如XJP同志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XJP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的回信》，《人民日报》2018年5月1日）
从侧重革除体制机制弊端的政策导向到注重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的制度导向。改革开放的一个时期，我们是通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体制改革，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此相应，我们的主要手段是政策导向，保持政策的连贯性成为改革发展的关键。这是因为我们的制度还没有定型，还不能充分发挥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1992年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预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可以告慰小平同志的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定型的制度，正在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制度优势、释放制度红利。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改革开放已经有机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我们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可分割的一体化事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等，正在不断定型和完善。在这一基础上，我们的政策更加连贯配套。我们正朝着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的方向继续前进。
三、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处理好的四大关系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需要更高地举起解放思想的旗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的解放思想方向更明，底气更足，界限更清，动力更强，衡量真假解放思想的标准也更加具体明确。具体地说，今天的解放思想必须与增强“四个意识”、以人民为中心、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形成有机整体，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地发展。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今天，要把这一坚持落实到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上。要把解放思想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作为最高政治核心力量的作用，维护XJP同志在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历史充分证明，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党。今天，在我们已经建立起以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解放思想如果偏离了这一制度自信，就是沉溺在西方民主幻觉中的假解放思想。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贯坚持正确的利益导向，今天，要把这一坚持落实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上。改革开放相当一个时期内，主要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人民的需要相对简单。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最为重要的是根据“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重点和问题，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离开这一利益导向，发展经济和解决需求就失去了客观标准，就会不断诱发出虚假的解放思想。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贯坚持正确的思想引领，今天，要把这一坚持落实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绝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那种只问动机、不管手段和后果的所谓“信仰伦理”。共产主义是科学的信仰，它不仅指明了人类美好的未来，更科学地解决了走向这一美好未来的条件和道路。因此，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具有强大战略定力的精神源泉，是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理论支持，也是共产党人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必须对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理想进行适当的区分，共产主义理想不在彼岸，而在现实中。把共产主义理想视为遥不可及的未来，极力回避甚至反感共产主义理想的解放思想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贯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今天，要把这一坚持落实到以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引领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们党的一贯传统。今天，加强党的自我革命的重点在增强党的观念，做到在党言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真正把党建设成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已是一个近九千万党员的大党，又处在经济全球化的复杂内外环境中，每个党员都始终是先进分子难度很大，但这不能成为降低党员要求的理由。否则，全面从严治党就会落空。增强党的主体意识，增强党员的党性观念，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新挑战。能否有效推进这一自我革命，是今天检验真假思想解放的试金石。使这样一个大党继续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才能真正彰显新时代解放思想的伟大意义。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侯惠勤：历史大势交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XJP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XJP：《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从世界历史潮流看，中华民族的民族史汇入世界历史潮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汇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汇入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在这种历史大势交汇中，我们才能更深入地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
中华民族史汇入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和特殊性
人类历史的发展，宛若奔腾不息的江河，始于无数蜿蜒曲折、跌宕起伏的涓涓细流、淙淙溪流、汩汩泉流，继而汇成若干的大江大河，形成波澜壮阔、滚滚向前的万千气象，最后一泻千里、奔腾入海，开拓出无比壮丽的新天地。在汇成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免会出现分流、逆流甚至断流的现象，但历史的大趋势、大潮流始终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就深藏在这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中。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并奠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人类历史由地域史、民族史向人类史、世界历史转化，就是这一规律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生产力不断提高、完善的要求，促使其日益社会化、世界化。打破各民族基于地域和交往隔阂的原始封闭状态，促使其汇入世界历史便成为不可阻挡的客观趋势。
具有五千年绵延不断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自然遵循历史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尽管自战国时期以后，我国进入了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并在欧洲近代以后逐渐从世界先进行列落伍，但在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促进下，和各国的交往还是在不断扩大，民族史也正在逐步成为世界历史。“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但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断了中国历史的正常进程。我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裹挟进“世界历史”的，它对于我们并不意味着生产力和交往的扩大，而是能否“保国”“保种”的严重现实挑战。
根本原因在于，最先打破地域隔阂，向世界历史发展的力量是资本主义。资本无条件任性逐利的本性，使得资本成为第一种真正的世界性力量。它不但向一切非资本主义经济领域渗透，消解了传统的小农经济，而且向一切非资本主义民族区域渗透，建立起世界性经济。起初，资本的着力点是拓展统一的、具有无限容量的世界市场，通过倾销商品，把一切国家的经济活动都卷进了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真正的拓展来自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的金融资本的统治。“集中所有的资本和货币收入，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124页）
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不是人类平等交往的扩大，而是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为追求的剥削关系的全球化，其结果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全球殖民化。帝国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外的一个基本矛盾。中国被裹挟进的“世界历史”，正是世界矛盾激烈冲突的漩涡，中华民族陷入了灾难深重的深渊。
鸦片战争的炮火，打醒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唤醒了他们追求真理的学习意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是，“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从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规模空前。但是，“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页）原因何在？孙中山先生一语道破：“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页）然而，民众何以“唤起”？“平等待我之民族”何在？中山先生也未能解决。
实际上，资本主义虽然是一种世界历史的存在，但它却是以撕裂社会、撕裂世界的野蛮方式谱写世界历史的。现代无产阶级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锻造出的与资本相对立的一个世界历史力量。“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共产主义开创了通过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以促进共同富裕的方式实现民族解放和人的解放的世界历史，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就这样汇入了这一世界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汇入世界历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一部分，由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因为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由此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结合”是一个双向性的“发现”过程，即不断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国元素和不断发现中国现实历史中的世界元素。没有先进的科学理论，就没有这样宽阔而精深的眼界；没有立足国情的实践创新，就不可能在看似无路的地方走出一条新路。正是通过这种“结合”，才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才使一度严重落伍的中国得以重新进入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大踏步迈向实现其伟大复兴的雄伟历程。
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可以看到这种双向性“发现”的特征：第一，发现中国工人阶级，它是中国具体历史阶段的世界性因素，既有各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特点，又具有中国特有的性质和组成；第二，发现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它是两大革命类型转换的结合点，虽然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等仍属于民主革命范畴，但革命的领导力量已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这就决定了它属于新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前途是社会主义。第三，发现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它既体现了现代历史条件下城市的中心地位，又体现了中国具体历史发展的水平。第四，发现了确保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它既反映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要求，也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的特殊要求。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把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在理论、实践和历史中交汇的轨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正是沿着这一轨迹，才使被长期压抑的具有几千年文明底蕴的民族活力如火山爆发般地迸发出来，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未能实现的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愿，团结一致地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和创新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向世界历史转变，不仅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支世界历史性力量，而且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现代化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打破地域和民族的隔阂，通过人的全面社会交往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第一种社会形式，欧美是全球首先拥有发达生产力的区域，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率先进入现代化的模式，因而“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一度被捧为金科玉律。西方意识形态制造的一个神话，就是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捆绑在一起，把私有制、多党制以及个人主义价值观视为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把西化之路鼓吹为“普世价值”之路。
其实，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不公平、不可持续的现代化。资本主义曾以令人吃惊的魔力呼唤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然而，“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页）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来自其永不停息的扩张，把一切地域和历史要素卷入自身的发展，从而真正开创了世界历史。但是，“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同上书，第390—391页）这是因为，资本的活力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和更多的剩余价值，它必须一方面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尽可能压缩生产成本，尤其是挤压可变资本。通过自杀的方式激发自身活力正是资本的对抗本性。
这样，资本在其发展中，必然遇到两个自身制造、因而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是资本的发展需要无限广大的市场，需要不断扩大的需求，然而它对于剩余价值的无度攫取又必然造成市场的不断萎缩。资本主义发展数百年始终无法解决的“两极分化”，就是这一矛盾的突出表现。另一是资本的发展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来支持，而技术创新的基础在于高素质（包括人文素质）的人，而资本的主导性逻辑恰恰使人物化，资本家成为人格化的资本，劳动者遭受物役化，拜物教作为生存方式，等等，使人的异化问题日益严重。资本在摧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也摧毁了自身发展的创新基础。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片面的、丢弃根本的现代化。
显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并不是真正的现代化，而是为了一己之利而捆绑别国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要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扩张极大地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历史条件的重大差异，也形成了不发达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附格局。能否依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还是一个民族能否真正独立自主的关键。“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XJP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
走出适合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不能盲人摸象，也不能孤芳自赏，而是要站在理论制高点和道义制高点上高瞻远瞩，以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为鉴，以历史潮流为据，以造福于本国和世界人民为旨归去不断开创。从以资本逐利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从以两极分化为动力到以共同发展为激励，从以牺牲生态为代价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要走出适合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才会有着光明的前景。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就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行不通。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由于一些初始条件（如具有国内严重的阶级分化和对抗向国外转移的空间，拥有还能承受疯狂逐利的掠夺性开发的生态环境，还没有形成稳固的势力范围和依附关系，没有形成世界范围“核心—边缘”的二极结构等，因而还留有某些自发竞争的余地）的丧失，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从实践上看，后发展国家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就是因为落后和受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过的历时性矛盾挤压成共时性矛盾，因此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恶果叠加显现，向现代发达国家跃升的机遇寥寥、希望渺茫。
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只能是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再借此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正是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成为可能，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努力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并加以自觉利用，形成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XJP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创，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强必霸”的逻辑和后发展国家必然沦为西方附庸的怪圈，使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展示出无比光明的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中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不仅显示了自身的强大生命力，而且也产生了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这是一条从本国国情出发确立的道路。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同上书，第482页）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中流砥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的世界历史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人们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深刻感受到，这是一个让人充满了期待的快速变动时代，却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代。和平合作、改革创新、开放融通的潮流强劲，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互利共赢深得人心，但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不断抬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依然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和应对这一复杂世界历史局面的唯一选择，就是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身处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各国相互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已然形成。这是我们今天解决发展问题的出发点。
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仅靠一国之力无法解决发展问题。在存在着统一的世界市场的情况下，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不是在一国之内，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完成的；世界市场的需求是每一个国家发展的持久动力，如果世界市场的需求长期萎缩，经济一直低迷，一个国家很难独善其身。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力、资金和人才的流动、调整和布局都是全球性的，在一国范围内无法实现生产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合理布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地单独面对和驾驭新科技革命。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仅靠一国之力无法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发展风险。和平是发展的前提，维护世界和平不仅需要各国努力，还要形成和平共处的国际准则、解决国际争端的谈判机制和维护国际秩序的权威国际组织。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共处，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各国共同承担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解决生态危机只能是一纸空谈。此外，人口、贫困、暴恐等与发展息息相关的全球性问题，没有各国的相互配合、协调行动，都无法真正解决。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同上书，第477页）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展现出社会化大生产的全球发展趋势，因而日益成为检验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优劣的尺度。中国在引领全球经济走出困境中发挥的突出作用，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展现了经济全球化不受资本主义狭隘利益羁绊的客观趋势。
顺应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世界历史的力量。尽管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不能回避，更不能抗拒，必须顺应；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不能被动顺应，更不能听之任之，必须积极引领。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西方国家所掌握，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利益难以合理分享，而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则要加倍承担。如何在融入世界发展、抓住历史机遇而又不被西方国家吃掉，成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道难题。
对于融入世界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困难在于抵御西方国家控制、捍卫自身利益的手段太少。应当承认，在西方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它们要获得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权利，必然要经历一个艰苦而漫长的奋斗过程。但同时也要看到，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只是阶段性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体现了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趋势。从长远发展看，经济全球化必定属于世界人民。因此，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发展，善于抓住有利于自身发展壮大的机遇，逐渐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出困境，才是唯一的出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表明，发展中国家要扭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弱势地位，关键在于主动面对。必须认清历史大势，明确发展出路，勇敢地投身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不怕呛水，不惧风浪，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必须把奋斗的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在辛劳付出中壮大自己，在互惠互利中加强彼此间的合作。“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XJP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的回信》，《人民日报》2018年5月1日）资本任性逐利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会自动让位于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经济全球化；由少数国家、甚至一个国家说了算的不公平的国际格局，不会自动改善为世界各国平等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我们只有团结起来面对困难，作出最大的努力奋斗，才能最终战胜困难，开创历史的光明前景。
“世界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类就是在同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的。再大的困难，都不可能阻挡人类前行的步伐。”（《XJP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87页）我们坚信，随着处于历史大势交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侯惠勤：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民主问题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曾在民主问题上走过弯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样长达十年的全局性失误，曾一度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提到了紧迫关口。在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今天，民主问题又一次凸显出来。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主要是为了理顺体制、机制和基本制度的关系而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加以推动的话，那么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则是通过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展示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增强我们的制度自信。因此，针对新的历史特点，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有新的理论思考。
一、民主问题的实质是坚持何种国家制度的性质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新的历史条件，是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出发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从更高的理论眼界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在思想上、实践上有新的进展。因此，首先要对新的历史起点有准确的认知。就民主问题而言，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有两个。
1.民主问题已经成为西方今天从制度上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武器
尽管民主问题历来是西方“西化”“分化”中国的发难点，但今天这个点的理论基石是体现西方制度精神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之争不是思想上、学术上关于人类有无共同人性、有无价值共识争论的继续，也不是讨论当代国际社会如何努力形成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问题，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节点、针对特定的历史对象展开的思想渗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斗争的突出表现。具体地说，21世纪初出现在中国的这场思想斗争是西方在前苏东地区和中东、北非持续进行的“颜色革命”的延续，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力图有效地“西化”“分化”中国所使用的撒手锏。推行“普世价值”，就是把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模式普世化。对我国而言，其针对的就是“中国特色”，理论依托就是普世民主。在“普世价值”的框架下，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现代国家的架构只有一种，核心价值观当然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已经定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及其精神。所以，走“普世价值”之路，就是走“全盘西化”之路，就是从制度上照搬西方。在极力推行“普世价值”的人看来，“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秦晓：《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http：／／finance.ifen.com／opinion／zjc／20100727／2447833.shtm），“批判普世价值的人士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设计和建设的制度。他们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杜光：《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中国论坛》2010年7月15日。）。这段话以明白无误的语言表明，“普世价值”之争，不是学术和道德观念之争，而是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度性质之争。
这种“普世价值观”以对历史，尤其是20世纪历史误断为前提，“社会主义试验的兴起及其失败”、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就是这种错误历史判断的主要结论。苏东剧变让西方崇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客和知识分子欣喜若狂，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著作纷纷发表：布热津斯基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了《1999，不战而胜》，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等。在这些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福山和亨廷顿。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说：该书涉及“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个政体在全世界涌现的合法性，它为什么会战胜其他与之相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近代的共产主义”（【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他还进一步指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与‘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换句话说，在此之前的种种政体具有严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从而导致其衰落，而自由民主制度却正如人们所证明的那样不存在这种根本性的内在矛盾。”（【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由此福山得出结论：“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不论是军事管制的右翼，还是极权主义的左翼，人们都发现，在世界貌似最专制的核心地带存在着巨大的致命弱点。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二十年间大面积塌方。尽管他们没有都千篇一律地实行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但自由民主制度却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各种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福山还认为，后冷战时期，北美、西欧和日本的大三角文化将成为世界单一的文化，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仅仅是经济的、技术的、环境的问题，再也没有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生与死的斗争。在堪称“中国颜色革命动员令”的所谓“零八宪章”中也曾声称：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非常可怕的是，这种错误观点已经渗透到了党的高层，党的“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页。），这绝非偶然。尤其是赵紫阳，他在内心深处已经深深地认同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认了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及其制度价值。他在其自述中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二十世纪出现的，在几十年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赵紫阳：《改革历程》，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第296页。）因此，我们今天研究民主问题，一定要紧紧围绕国家制度这个实质，紧紧抓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个关键，批判抵制“普世价值观”。
更为值得警醒的是，一些似乎是赞扬和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也用“威权体制”而不是民主政治来判断我国制度。这种肯定实际上增强了西方对于民主的制度垄断，增强了西方在核心价值观上的自信，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影响力。例如，美国学者哈珀在2010年出版了《北京共识：中国威权模式将引导21世纪》，认为中国在“威权统治”下的崛起给西方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中国特色的道路是“威权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建设。这一观点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大肆炒作而似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其实这是陷阱。“威权统治”不过是专制统治的柔性说辞，本质上还是专制制度，这正是西方反华反共势力诬蔑我国制度的一贯伎俩。以“威权统治”挑战西方民主，在道义和理论上都绝无优势可言，我们决不能欣然认同。
2.打破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时机正在到来
当今世界出现了苏东解体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罕见的动荡和混乱局面，其主要特征就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日益没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体制”的失灵，其多种变形的“劣质民主”给全球带来了灾难。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预言的“西方的没落”正在成为现实。正如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指出的：“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民主’与‘自由’——被许多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视为建构21世纪社会的两大支柱正严重变形与退化，成为世界动荡的来源。”（《朱云汉著书纵论21世纪世界大势》，《参考消息》2015年8月7日。）西式民主的危机表现为民主日益非理性化，堕落为特殊利益集团和政治人物的“政治秀”，成为纯粹的政治伎俩。选举手段日趋下流，黑金政治大行其道，争相讨好选民，掩盖社会矛盾，只讲成败、不讲是非，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在当今世界的伟大复兴，以及东欧一些前共产党人重新执政，包括长期所谓“一党独大”的新加坡等国的政治稳定，发展良好，都表明一种“非西式的民主”正在兴起。我们的理论研究必须跟上，对民主理论作出新判断、新阐发，掌握话语权。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即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影响力，适逢其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根本区别于西式民主的国家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理论支点根本区别于西方民主政体。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认为没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不可能的；而在现今的各种社会力量中，只有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要求是消灭阶级，因而只有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才有真民主；以“利己主义的市民个体”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搞假民主。可以肯定地说，“西式民主”在今天蜕变为纯粹的形式民主，是对民主思想的背离，绝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不是“普世民主”，“西式民主政体”也不是“普世民主模式”。因而，是否实行西式民主绝不是衡量民主与专制的尺度，也不是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的划界标准。真正的民主必定是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有机统一，必定是政治平等和共同富裕的相互促进，必定是眼下的多数和长远的多数的历史统一。因此，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始终应注意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形式民主价值的非至上性，我们不把投票视为终极民主。一般地说，民主作为价值目标，是就国家政治建设而言，它属于上层建筑，必须服务于经济基础，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不但必须与国家的主权、安全、正义和效能等进行综合考量，而且必须与发展、民生、社会和谐等相协调。特殊地说，今天西方式的民主已经完全蜕变为“形式民主”，即“投票的民主”，而不包含任何实质民主的含义，因而不能等同于“人民当家作主”，也就不具有政治价值上的至上性。围绕着“拜票”而展开的民主，难免向着政治伎俩和情绪宣泄的竞技场方向演变，与人民当家作主渐行渐远是必然的。投票只是民主的形式，必须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际需要。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对于投票等民主形式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本末倒置。
第二，民主是多重价值的内在统一，因而民主必然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相一致。民主不是孤立、抽象的“多数人”统治，而是多种善良价值的内在统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理性、平等和民主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理性基础上的民主才有是非界限，才可以发展进步，才有民意的整合（包括对少数意见的尊重和保护），才能真正体现人民意志，才不会蜕变为政治赌博和纯粹权术。只有平等基础上的民主才有内容，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才是真正的多数人统治，才具有历史进步性，才不会沦为少数人的工具，而造成“沉默的大多数”。因此，民主不是政治游戏，不是政客们作秀的舞台。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过程，也就必然是社会平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逐步实现的过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必须和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等制度安排相一致。
第三，必须破除“西式民主”的樊篱，确立民主的客观坐标。政党轮替、三权分立等只是西式民主的架构形式，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更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从我们今天看来，应当突破长期以来禁锢着人们头脑的对于民主的这一认识上的樊篱，作出新的概括。新的民主政治的客观坐标应当突出以下原则：一是要有一个能够顺畅表达和有效整合民意的政党制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是一党、两党还是多党制，而在于一个能够真正倾听民意、体察民意、整合并代表民意的政党制度。二是要有较为完备且能不断完善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里的关键不是所谓程序民主，而是民主和效率的统一，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结合，使得国家职能能够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不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的福祉。三是要有一个有效的反腐倡廉、防止权力腐败的廉政制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三权分立，而在于执政党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监管，把自律和他律、法治和德治、社会监督和自我监督有机统一，真正建设廉洁政府。
概括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相比于西方民主政体，有两个显著特征。
其一，把民主制度建设纳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而不是孤立地突出民主价值。民主作为国家制度，其作用是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健康、鲜活，因此它必然不是某个单一价值的展示，而是多重价值相互推进的过程。毛泽东在1957年就提出，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页。）。这里就包含着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个性和共识等等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围绕着这些统一，通过民主制度建设，造就生动活泼的国家政治生活。邓小平在认真总结和思考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实践后，对于我国的民主建设的总目标作出了这样的论断：“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些，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1页。）这是把民主纳入了社会主义总体建设的战略中，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的有机部分。能否准确把握民主在社会发展中的客观定位，是衡量真假民主的重要标准。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是一个自觉有序的过程。西式“投票民主”的弊端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即民主应该在人们的自发状态中实现。因此认为只要每个人“自愿”投出一票，多数票就代表了民意。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心为物役”是普遍的现象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方式，个人无论是否“自愿”，本质上还是为金钱所操纵。这样，人民当家作主就不能简单地通过投票的方式实现，而必然是一个社会解放和人民群众自我教育和自我提高的过程，必然是一个自觉有序的过程。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过程，也是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走向自觉而掌握自己命运的过程，因而也是用先进理论武装并组织起来的过程。这样，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是一个不断明辨是非、凝聚共识的过程，是人民群众通过自我教育而不断地学习当家作主的过程，是一个和坚持党的领导及先进理论指导内在统一的过程。这一民主的建设和实现，必定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和社会共同体的建设相向而行。民主的实现需要和整个社会的建设发展相统一，因而必然是一个自觉有序的过程。把民主局限在投票这一程序民主的形式上，渲染自发的所谓选民意愿，只能是假民主的自我陶醉。
三、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价值，努力把握关于民主的话语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话语体系必须敢于面对严峻的挑战，直面现实的难点与焦点问题。我们不仅要从事例上说明中国国家制度是新型的民主法治国家的制度，还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加以叙述，更要从中贯彻我们的民主政治价值观。可以形成以下三个着力点。1．在区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着重揭露西式民主的蜕变，将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和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做一定的切割
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虽然也是为资本主义制度造势，但处在革命时期的理论，它毕竟体现了“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因此，虽然它主要着眼于形式民主，但也没有完全排斥实质民主。比如，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就提出了民主并非形式上的大多数人的统治，而是要体现“公意”，即人民根本意志的大多数；他还反对三权分立、两院制等政治构架。
转折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投票民主”被西方广泛认同，并成为衡量民主国家的唯一标准。其前提是否定实质民主的可能性，否定人民意志的客观存在。这一倒退，是西方民主的严重蜕变，也是今天西方“民主政体”危机的根源。形式民主无法保证先进性，无法区分历史的前进与倒退，因此无法防止民主变质，而且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而如果民主导致亡国，导致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肆虐，导致国家停滞不前、衰微破败，那么民主也就不复存在。要充分利用历史和现实中，资产阶级民主成为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孵化器的事实，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脆弱和危害，并揭露其嫁祸于共产主义的拙劣行径。
2．在揭露西方民主局限性的基础上，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命力在于，通过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公平正义，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推动人民当家作主成为现实
邓小平指出：“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0页。）可见，民主必须在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廉洁高效的国家职能的前提下建设。鉴于今天西方民主的困境，福山也提出“没有优质的国家，就没有优质的民主”，认为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比民主更能体现国家竞争力。在国家不能增进人民福祉和维护社会公平的情况下，民主不仅虚假，而且会加速社会的混乱和不公。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优于民主政治建设。
相应的，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宣传我们民主观的民意理念和“以人为本”思想，即我们的民意不单纯就是“选民意愿”，我们的“以人为本”不是西方的“个体本位”，而是“社会为本、人民至上”。这一民意理念的世界观依据是，虽然历史总是人的历史，历史的活动总是人的活动，但人不是孤立的个体存在，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总是“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6、151页。）。因此，必须坚持人的客观物质制约性第一，主观能动性第二；社会性存在第一，个体性存在第二；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第一，生活的占有和享受第二。从价值观上看，就是人民第一、个人第二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而不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
我们必须把形式（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历史统一的民主思想贯彻到底，即便是投票选举，也要做到形式和实质的尽可能的统一。因此，我们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除了必要的票决，更多的是实际考察、实践检验。既有社会各层级的选择，也有中央领导集体的选择；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践锻炼，也由各级组织进行各个层面的培育。实践的检验和选择是长期的，职位越高，经历的岗位磨炼越多。这种制度不同于家族政治制度，也不同于西方单一票选制度，更不同于所谓的威权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既避免了西方单一票选制度带来的形式化弊端，也能够避免威权政治制度、家族政治制度带来的近亲化弊端。它既是民主性制度，又是人民性制度，更是一种先进性的制度。
3．尽管民主问题纷繁复杂，但要害是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条件下是否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讲好讲透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一致性
西方民主制形式也多样，但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统治，其基础是孤立、抽象的个人，通过个人权利的形式平等而获得民主的幻觉，恩格斯因此称其为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是人民，通过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有效整合，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因而是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因此，西方在民主上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的核心就是颠覆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思想武器是将“宪政民主”的政党轮替、三权分立、公权和私权的博弈等作为“普世民主的模式”加以推行。在西方民主思潮的渗透下，对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形成了所谓“一党独大”“一党独裁”一类的强大的话语压力，不断造就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思想氛围。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定位于“宪政改革”，鼓吹通过诸如“党主立宪”方式，试图架空共产党而达到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目的，这是我们应当关注的新动向。
通过所谓“宪政改革”搞颜色革命，意图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做法有过许多表现。例如，试图利用党政分开的改革，架空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仅限于党内、党员；又如，试图利用加强民主协商，让民主党派在人大会议期间成立党团，使其成为真正独立的政党，把全国政协改造成与人大并列的“参议院”；再如，试图利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推动共产党由所谓“革命党”向“现代执政党”转型，使中国共产党由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蜕变为西方式的议会党，自行“多党化”。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立足点，就是巩固、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根本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需要我们长期艰苦的努力。
我们需要更加理直气壮地宣传，没有一个敢于历史担当、勇于牺牲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民主就只能是政治游戏，甚至是骗局。历史充分证明，任何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飞跃，都必须要有先进力量的引领，而要改变阶级社会以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现状，实现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没有一个先进的、强大的、勇于奉献和自我牺牲的政党的持续奋斗，那是不可想象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除了资本主导的经济逻辑使然外，就是将利己主义个人作为国家的自然基础的结果。“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联系的独立的人，即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现代国家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2－313页。）试想，在一个“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社会里，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吗？在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人民可能当家作主吗？
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不是投票投出来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武装下，按照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阶级面貌从严治党，在实践中不断经受住各种考验，长期锻炼出来的。这正是我们必须坚持把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和坚持党的领导联系在一起的原因。这不是一党之私，而是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正如XJP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从理论上不断总结、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使之更加定型和成熟，是我们今天研究民主制度建设问题的立足点。
（编辑：谭晓军）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于真理性、科学性，其活力在于永不枯竭的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理论创新的鲜活魅力，而且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经典样板，需要认真地学习领会。实事求是、继承发展、集体智慧结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展示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要特色。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道：实事求是。即从不断变化的实际出发，通过反复实践和不断探索获得规律性的科学认识，最终形成新的思想理论成果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础，就是对不断变化的实际进行科学把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必须坚持一切（包括理论创新）从实际出发，但实际不是僵死静止的，而是有着自身变化规律的发展过程。捕捉这一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确立现实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握正在形成的历史特点，概括复杂多变的历史条件，这不仅是观察处理一切问题的客观依据，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际依托。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实际，用“新时代”加以判断，是对当今历史阶段的科学概括。
1.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新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概括，不仅反映了今天变化了的现实，还揭示了这一现实变化的深层逻辑，即历史大转折的时代特点。对于中华民族，这是一个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对于当代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遭遇苏东剧变后在中国重新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的重大历史转折；对于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给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当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变革。
新时代聚焦到中国，预示了我国今后的发展前景，明确了历史使命的新内涵。具体地说，就是要努力解决我们为之奋斗的“两个一百年”目标相互衔接、连续跃升的问题，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继续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挺进；就是要在努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要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在经历新时代中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们把握实际，判断历史方位，可以使用“形势”“阶段”“时期”等诸多概念，而使用“时代”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它涵盖的历史时段更长，历史特点更鲜明，主要矛盾更稳定，因而这是一个抽象程度更高的概念。它不仅是理论创新的前提，也是理论创新的成果。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实际，不仅是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和实现伟大梦想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在今天实现所有理论创新的客观依据。
2.我们今天必须解决的时代问题：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一步，是从变化发展了的实际中提炼出反映历史本质和规律、事关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即时代问题。提炼出时代问题，是思想上的一大飞跃，意味着对于历史方位、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总体布局和行动纲领都有了较为清晰的新认识。
提出“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堪比邓小平理论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果说，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话，那么，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又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问题。它表明，一方面，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真正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现实，从思想观念、理论认知、基本方略上进行重大调整，否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将成为空话。
提出“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告诫全党防止思想上的僵化，防止躺在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上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不断地增强创新意识，始终保持忧患意识。XJP总书记经常用“永远在路上”表达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例如，“长征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等等。尽管经过近40年的艰难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使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但是，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3.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发展、在行动中不断深入人心、在推进历史前进中不断发挥指导作用的思想体系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最高形式。它和一个有权威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的形成一样，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标志。由于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伟业，因而需要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地形成新的思想体系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集中表现在党的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上。
党的十九大理论创新的最大亮点，就是阐明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确立了其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一思想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现实，深入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问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是我们党进行艰辛理论探索所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必须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长期坚持。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八个明确”，深入阐发了在今天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是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是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是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是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六是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七是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八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八个明确”这样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划时代壮举。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理：继承发展。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新的历史条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质是理论联系实际，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统一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人类历史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飞跃的空前壮丽的大时代，需要几百年甚至更长的奋斗时间。期间由于世界发展不平衡，历史道路的跌宕曲折，各种特殊的历史时期、道路模式、时代特色就成为历史前进的基调。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规律，因而是适用于这一大的历史时期的基本原理，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但是对于这些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则以不同国情、不同历史条件、不同道路特色为转移，因而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质就是实现这种结合，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键时期实现的理论创新，创造性地解决了指引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指导思想问题。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紧紧抓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展开理论创新；紧紧围绕着实现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个总任务进行战略布局、展开总体谋划；紧紧依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不动摇，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紧紧瞄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上深入探讨，等等。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判断的基础上，在理论上实现了整体性的创新、发展。
抓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科学判断。在此基础上，党的工作重心和战略布局、总体布局也有重大调整。作出我国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在理论上突破了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必须完全一致的观点，使主要矛盾更加贴近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解决了社会性质的相对稳定性和历史发展的绝对变动性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表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抓战略布局。在全面布局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纲领中，明确作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再分两步走的战略规划，把这一总任务奠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谋划了两个十五年的阶段：第一个十五年，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二个十五年，即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划分的意义不仅在于任务更加具体，措施更明确有力，还在于它充分发挥了战略目标的凝神聚气、鼓劲加油的激励作用。作为战略目标，一定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可望、可见、可享，因而既要宏伟，时间又不能太长，十五年是较为科学的设定。
抓重中之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定因素。在坚持思想建党的同时，突出政治建党，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主要亮点。突出政治建党，就是要自觉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突出政治建党，就是要有自觉维护党的领导的政权意识和执政意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要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拓展党建理论，抓好党的建设。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本：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通常以领袖个人创新形式表达的思想成果，本质上是党和人民集体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独特主体形式，是领袖、政党和人民不可分割关系在理论创新上的生动体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对历史规律和生活本质认识的深化。在西方个人主义看来，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们只能认识历史现象，不能认识历史规律，并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它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体并非个人，而是党和人民的集体创造，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重要表现。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领袖的作用具有无可替代的决定作用，因此，理论创新的成果总是和领袖的名字不可分割。但是，这并不否定党和人民是理论创新的主体。
首先，理论创新的思想内容和重大议题来自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而领袖的作用则在于准确把握重大议题，科学总结相关实践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并形成思想体系，即起到“结晶”的作用。群众实践和集体智慧是理论创新的原料和半成品，领袖是高端加工。毛泽东曾指出，“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说，‘四清’、‘五反’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393页）邓小平也说过：“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因此，领袖和群众形成了理论创新的一个完整的生产线，任何割裂就无法完成生产任务。
通观党的十九大报告不难发现，最广泛、深入地吸收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最准确、集中地表达人民群众的坚强意志，是其获得广泛共鸣和强烈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各行各业、各社会阶层、各年龄群体，都能够看到自己关心的问题，自己熟悉的说法，自己感奋的答案。例如，全国人民尤其是企业界最关心、最认同的“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企业家精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等，都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这种开放性，来自对于人民利益的自觉维护和坚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没有一党之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可见，理论创新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自身先进性，成为始终站在历史潮头领导人民前进的政治核心的过程。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就的大小，取决于理论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取决于领袖、政党和人民相一致的程度。党和人民的团结一致，党自身的集中统一，不仅是事业成功的保障，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础。作为理论创新的集体主体，领袖、政党和人民是相统一的有机整体。因此，领袖、政党和人民的关系，不仅是“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的关系，更是水乳交融、团结如一人的关系。
理论创新集体主体的实现，在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的两点：一是“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坚决清除党内腐败，铲除党内产生特殊利益的土壤，使党在利益问题上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永远打成一片。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二是突出党的政治建设，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把保持党的生机活力和保持党的集中统一有机结合起来。总之，党的团结统一，党和人民的团结统一，这就是人民创造历史的现实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集体主体。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
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理论底气
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思想交锋最后都要归结到哲学；当前我们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和各种挑战，其思想根源也都在哲学。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最后都会回到哲学世界观上，因此善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看问题非常重要。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否把坚持党的领导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最深层的原因从理论上说就在于哲学。必须看到，西方的制度设计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唯心史观从根本上说是个人史观，唯物史观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民史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奠立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理论基石
实际上，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源自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由于一些初始条件的丧失，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必定如此，即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再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贯穿始终中、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成为可能，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才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及自觉利用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形成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
从更开阔的视野看，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要进入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则必须走自觉之路，这就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通过共产党）的历史根据。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是“自觉自由”，人们只有掌握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在揭示其客观必然性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从历史观和哲学观来看，支撑共产党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了以下三个重大问题。
一是历史有没有客观规律。唯心主义，尤其是今天的唯心主义，普遍反对客观规律，用多元决定论，反对所谓的“历史决定论”。多元决定必然是折中主义，实质上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变种，要害是否定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毫无疑问，否定了历史的客观规律，就否定了历史的方向性和进步性，否定了辨别先进与落后的客观标准，表现了维护既得利益现状的保守心态。坚信历史在不断发展进步，坚信历史的进步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坚信人类的解放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观前提。
二是对客观规律能否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是体现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本质的总趋势。西方个人主义因此认为历史规律即便有，也不可知，因为个人的生命及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达到这一高度。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观点只证明了以个人为认识主体的唯心主义的局限性，而不能代表这是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把单个人作为唯一的认识主体当然要否定认识历史规律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以人民为认识主体就可以解决历史规律的可知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创新，就是提出了人民主体论，把反映了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视为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对世界客观规律的集体认识、集体创造，核心在于，我们是作为一个集体的历史主体来把握和认识规律，它体现的是先进阶级、人民群众及其政党的集体智慧和认知。具体表现在：第一，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集体认识主体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它具有统一的世界观、方法论，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因而能够不断地传承和发展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认识成果能够不断地积累，认识主题能够不断地深化，思想眼界能够不断地拓展，不仅能综合一代人的智慧，而且能一代一代地接续下去，这就叫集体主体的智慧。第二，一以贯之的事业。人民主体不仅是认识主体，同时也是实践的历史主体。以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人类解放为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为之奋斗的事业。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是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在内的一以贯之的伟大事业。正是这个一以贯之的伟大事业，成为我们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坚实基础。第三，一以贯之的组织原则。要形成有机的集体主体，必须贯彻有效的组织原则，这就是民主集中制。我们能够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靠的就是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不断地认识客观规律，能够遵循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创造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这是共产党的优势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势所在。
三是能否自觉地实践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要自觉地实践历史规律，必须要有一个没有一己之私和一党之私的阶级及其政党。这个阶级就是现代无产阶级，这个政党就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实质和精髓，就是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阐发，就是确立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领导权。要求消灭阶级、消灭剥削，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工人阶级的本性。这就决定了工人阶级没有一己之私，也决定了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一党之私的政党。所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自觉实践历史规律的需要，其它的阶级和政党做不到。
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大公无私和先进性表现在它具有追求真理的理论兴趣，因而能够在科学理论的武装下自觉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表现在它在对现存的世界进行彻底改造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因而能够不断地纠正自身的错误、洗刷自身的污泥，学会自己原来不懂的东西；表现在它能够通过伟大的事业动员和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能够不断地涌现出千千万万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之献身。工人阶级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对抗，是人类所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时代课题；它借以解决这一历史任务的条件和手段，都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提供出来并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所掌握。坚持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有着充分的历史和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概括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之所以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分视为哲学基本问题，就因为这一划分决定了其它的哲学理念，包括实践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以唯物论为前提，这一前提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必定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实践，因而实践必定是客观的、开放的、无限的物质变换运动，必定是以反映论为基础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必定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变革过程，必定是人民利益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终成为现实的过程。而如果拒斥唯物论，实践就必然成为主体设定客体、主体自我外化的主观性活动，就必定成为从个体需要和人性诉求出发的意志性活动，就必定成为排斥客观真理和科学认识的实用主义。可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去唯物论，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理论是非。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不能把这一观点推广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其“核心和实质”就是列宁、毛泽东反复说过的“对立统一规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其最根本观点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把实践的观点夸大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实际上就打开了滑向实践本体论的缺口。应该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括，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的特征和内核。马克思把自己创立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列宁、毛泽东把这种新唯物主义概括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论的彻底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全覆盖的唯物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世界全部领域，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想精神领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观。第二，它是全融通的唯物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唯物主义原则打通了历史和自然、思维和存在、生活和生产、受动性和能动性、个人和社会等等一系列的传统对立，形成了没有理论死角，鲜活、生动、生机盎然的唯物论。这种彻底的唯物论，说到底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结合的唯物论，就是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概括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有将其取代或与之并列的其它概括。
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重要基础，是马克思制定自己新哲学世界观的重要基石。但科学实践观的创立，前提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论转向。概言之，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有两个重要的关节点：一是1843年底实现的、被列宁概括为“两个转变”的节点，即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二是1845年春实现的、以恩格斯称之为“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标志的科学实践观的形成。正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第一个节点，奠定了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唯物论前提。如果只从第二个节点开始讲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不仅会抹煞费尔巴哈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中间桥梁”作用，而且必然混淆马克思的实践观和唯心主义实践观的根本界限，为实践本体论的迷误开辟道路。只有唯物史观才揭示了感性客体的能动性，这就是受客观必然性制约的对象性活动。人的感性存在是第一位的，而主观能动性是第二位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活动当然是人的选择性活动，但是这种选择性活动的基础却是非自由的历史必然性，不能用历史选择论否定历史规律论。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和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中，我们需要秉持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因为它是科学、是真理，坚信它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原则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我们学马克思主义不是空对空，而是要用它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从而推进理论的创新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向前进。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解决当代实际问题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牢牢把握住时代潮流和天下大势不动摇。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精神。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要认准历史发展的方向、阐发历史发展的规律、看准历史发展的潮流。当今世界，尽管历史进程曲折复杂，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和不确定因素不断出现，但这不影响我们对时代潮流的判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今天突出地表现为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的趋势，汇集成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正如XJP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讲话中所说，和平合作的潮流滚滚向前，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准确地把握历史规律，坚定地引领时代潮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智慧。
第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地运用到国家制度的建设完善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中，解决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能够与西方国家分庭抗礼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显示了社会主义在制度上的优越性。社会主义不再只是一些思想原则或行动准则，而是道路、思想、制度和文化有机统一的强大国家。在世界上高高举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建立在非西方化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焕发生机活力的有力证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正在逐步解决国家治理问题，把党的建设纳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是一个突破。正如XJP总书记所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制度优势。把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以及全面深化改革中，并加以制度化，这是我们的重大创新。
第三，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和发展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性运用取得的突出成就。以人民为中心，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实践基础。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执政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制度设计，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等等，有力保证了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在具体实施的政策上，在兼顾所有人利益的同时，突出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2020年全部消除贫困人口；突出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锻造国之重器，坚决有效地捍卫主权、领土和国家核心利益等等，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坚持和创新。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侯惠勤：突破社会主义制度定型的世界性难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是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构成。这是开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先河的伟大创举。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表明，尽管十月革命开创了社会主义从运动变成国家制度的伟大转折，但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一转折。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巩固完善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深入探索，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通过自身的实践，我们一方面认识到，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加快推进；另一方面也看到，制度的定型完善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坚持底线思维，既设置不可触碰的红线，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又积极主动地面对社会主义制度定型所必须解决的难题
历史证明，由于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些不发达国家取得成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需要一个长期的完善和发展过程，其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必然需要一个长期的、不断探索而逐渐显现的过程。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就会无比优越、无限巩固的想法，不仅天真，而且有害。“两点论”是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的特点，既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的制度底线，又积极主动地推进社会主义的制度变革。
在完成“三大改造”、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从思想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完善的基本原则：第一、承认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不在于不存在矛盾，而在于矛盾总体上的非对抗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在于其不存在缺点，而在于能够通过这个制度自身在发展、变革中不断加以解决。第二、确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制度大框架，把坚持和改进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制度的核心。毛泽东对内对外都反复强调，“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这一国家制度可具体化为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以及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国家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的变革完善，不能颠覆这个制度的大格局。这两个基本原则的确立，使我们获得了制度改革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是我们不犯颠覆性错误和抵御“颜色革命”的定海神针。
把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的统一奠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之上，不断实现理论导向和制度导向的具体统一
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一个难题，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崇高性和制度构建利益协调的现实性的统一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出现价值导向和利益导向相背离，最后要么是理想的陨落，要么是制度的变质。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要归功于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不转向。XJP总书记始终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才有坚持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和发展理念，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法治的一致性才有理论根据，足以与西方意识形态相抗衡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观才得以成立，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才成为可能。
我们解决理想的价值导向和制度的利益导向这一难题形成了三大创新性思路：一是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使理想的崇高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结合；二是以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引领、统揽党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伟大斗争和伟大梦想，使党的先进性和党的事业的群众性有机地统一；三是把制度建设的利益导向落脚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宗旨和发展理念，使利益的个体性和整体性历史地统一。在这里，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定型，落脚在坚持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成功于党一贯坚持刀刃向内的高度自觉的自我革命。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方面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具体表现为“五个一”：一个大思路，即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引领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一个主题，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建设永恒主题，也是每个共产党员的永恒课题；一个精神，即“赶考”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执政永远在“赶考”的路上，时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一个关键，即抓“关键少数”，对于处在重要岗位、担负重大职责的党员领导干部更高标准要求、更严格管理；一个决心，即反腐败零容忍、全覆盖、无死角，打虎、拍蝇、猎狐、扫黑、除恶全面行动，确保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把握时代潮流，紧扣时代主题，推进改革开放，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最终回归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性
围绕着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形成了三点共识：第一，必须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目前已经体现出的优越性，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具有效能上的优势，而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二，必须在对历史经验和形势发展作出新的认识基础上，找准社会主义制度目前存在的不完善环节，如市场运用不好，经济活力不足，根本原因在于把市场和计划僵硬对立起来，思想不解放。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第三，必须特别重视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应该有而目前并没有体现出来的优越性问题，就是生产力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较快提高、综合国力较快增强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表现，原因在于战略定力保持不够，容易受外部环境干扰。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来，我国的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进入了快车道。我们的改革重点，已经从原来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转移到为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全面推进国家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今天已经不能再单纯地把改革开放视为外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推力，而必须看到它已经有机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我们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和制度特色。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可分割的一体化事业。
新时代的制度建设已经不是单打一的行为，而是在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综合创新，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这一制度创新的灵魂，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全面融入现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之中，构建与西方多党制截然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把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以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制度创新的历史性突破。
（作者：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法论研究
随着国家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自觉性的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也日益为思想理论界所关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既要遵循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则，即学术性，又要服从其内在的本质要求，即政治性。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意识形态问题的实质是实现阶级统治所必需的思想支配权问题，也是国家权力的道义基础问题，因而事关政权的兴衰存亡。就我国而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政权问题的核心，讲意识形态建设不能偏离这一根本问题。这就是说，不能用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否则，不是不着边际，就是蓄意误导。
一、话语权的获得及其实质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上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时代的统治观念是如何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意识形态时，首先提出了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仅因为这种统治观念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高等人还是下等人都认同，更因为这些统治观念的变更似乎支配了历史的变迁。随着启蒙学者“自由、平等、人权”的呐喊，中世纪至尊的门第观念及相应的荣誉、忠诚等核心价值竟被一下子冲决。
马克思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明确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所以如此，就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但是，什么是“精神生产资料”呢？为什么它会为统治阶级所专有呢？一般地说，精神生产资料就是借以生产思想的客观手段，包括知识的占有和相应的资金支持，这当然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加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统治阶级不仅垄断了脑力劳动，而且专门分化出从事意识形态生产的职业思想家，因而精神生产被统治阶级所垄断就势在必然。特殊地说，精神生产资料依托物质生产资料占有的现状，因而具有财富创造上的话语优势，从而占领了道德高地并获得了以财富创造为基础的合法化知识。人们不难发现，自资本主义产生，对其财富本质的道德诘难就从未中断，但资本主义不仅未被骂倒，而且维护其财富正当性的自由主义思潮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始终占据着上风。就在今天，新自由主义仍然是强势话语。“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新自由主义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可见，事情是这样的：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来自其精神生产的支配权，而精神生产支配权的获得则植根于其作为财富创造者而具有的利益正当性，根源于其支配物质生产资料而对于物质生产所具有的支配权。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得到历史承认的利益不仅能够变成现实，而且具有不可抗拒的思想力量。当时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胜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说到底，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同时也拥有了相应的道德制高点，因而形成了捍卫自身利益的思想统治。因此，每一个新的革命阶级要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必需首先打破原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使自己的革命行为具有正当性。
破除统治思想的困难在于推倒其所依托的道德高地。统治阶级依靠其在物质生产上的支配权，通过支配精神生产资料占据道德高地，是其建立思想统治的前提。被压迫阶级颠覆统治阶级道德制高点的方法无非是两种，一是营造新的道德高地取而代之（如资产阶级用人道主义颠覆封建阶级的神学道德）；另一是通过占领历史制高点颠覆统治阶级原先的道德制高点。第一种方式只有对在旧统治秩序下已经拥有优势经济实力的被统治阶级才具有可行性，因而一般是一个剥削阶级取代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社会变革。例如奴隶主统治下的新兴封建主，封建主统治下的新兴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为例，在它通过革命获得国家权力之前，就已经大体上取得了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因而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就是社会的主人，从而质疑现行社会秩序的不合理。人们最为耳熟能详的是西哀耶斯1789发出的关于“什么是第三等级”的呐喊：“第三等级犹如一个强壮有力的人，他的一只臂膀还被绑在锁链上。如果除掉特权等级，国家不会少些什么，反而会多些什么。因此，第三等级现在是什么？是一切，是被束缚被压迫的一切。没有特权等级，第三等级将会是什么？是一切，是自由的欣欣向荣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事，没有特权等级，一切将更为顺利。”资产阶级以第三等级的名义提出的问题表明，已经获得财富支配权的阶级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则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要求。他指出：“生产是社会联合的目的，因此指挥生产的人过去和将来总是站在社会联合的领导地位”。
由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中始终处在被支配的地位，因而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优势的经济力量，同时也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财富创造者的模糊与颠倒，决定了不可能在现存秩序下建构新的道德高地。这表明，现代无产阶级冲破资产阶级的思想牢笼、颠覆其道德制高点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占领历史制高点来达到。只有站在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高度，资本创造财富的历史光环才会消退，批判资本主义的道德高地才能真正构建。这就必须依靠科学理论。只有通过科学理论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逻辑，才能站到历史的制高点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由现代无产阶级担纲的“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这一目标，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时指出，“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的解放和科学的理论相互依赖，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实践品格。任何轻视科学理论的作用、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倾向，都会干扰乃至最终葬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
从今天的情况看，自发性主要表现在用价值观消解理论思维，或者抬高价值观、贬斥思想理论，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干扰和背离。诚如XJP所说，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但是这种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大致上是两种方式：一是在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和行动的碰撞中，经过历史的冲刷、时间的沉淀而缓慢形成，这是过去历史时代的共同特点；另一是在社会先进力量的引领下，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较为迅速有效地形成全社会公认的核心价值观，有力地支撑社会进步和事业发展。我们今天做的就是后一种方式。
走自觉培育核心价值观之路，最根本的是要有先进的思想和彻底的理论。核心价值观的驱动力是利益诉求和道德追求。在无数逐利的利益诉求中，谁的利益能得到历史的承认和人民的认可？在无数求“善”的道德追求中，什么样的善能在社会中扎根、在历史中实现？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导就无法预测；在价值观多元的今天，为什么必须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批判抵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没有先进的理论武装，就无法辨别。只有在科学预见和道德正义的前提下才有自觉性。把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思想理论建设相割裂，离开真理观谈价值观，就价值观说价值观，结果导致价值混乱，甚至助长了错误价值观的泛滥。比如，止步于“人民性”，不谈党性、阶级性。其实，判断群众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必须放在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上才能判断，而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只能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在仍然存在着阶级划分的社会，不存在抽象的“人民性”，只有先进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广大人民，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在今天依然是人民性的基础。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本质上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用价值观拒斥思想理论，最终将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走向成为资产阶级思想俘虏的邪路。从历史上看，用“伦理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通常路径。通过夸大历史领域的特殊性、无规律性，否认历史过程的客观性、科学认识历史规律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就只能作为一种伦理追求而存在。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不仅失去了客观根据、可以见仁见智，而且失去了道德高地、必须屈从现实。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利益格局和价值引领面前，一切单纯的道德批判都显得苍白无力，一切现实的伦理追求都超越不了资产阶级的眼界。民主就是投票和程序的民主，自由就是不受约束和自我的张杨，平等就是起点和机会的平等，人权就是个体的权利，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欺骗性就都无力揭穿，而且被潜移默化地“塞进了”头脑。资本主义给了每个人发财的平等机会，因而贫富不均不怨天、不怨地，只怨个人没有抓住机会。事实很清楚，如果不真实地超越资本主义，就不可能从道义上扳倒资本主义。
立足于“应然”的价值观不能解决真实地超越现存世界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从至善至美的伦理价值看，这永远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而从现实的道德追求看，则又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如前所述，现实的道德追求，其正当性并非自明，而是需要其它的依托（如对物质生产资料及其成果的支配）。以价值观为思想武器，只能陷入一场没有结果的混战，最终的受益者将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始终立足于对于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和革命改造，客观真理性是其力量所在。“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离开科学性谈社会主义，离开生产谈生活，离开真理谈价值，必然导致一系列的颠倒和混乱。这些后果大致有：对历史客观规律的藐视和嘲弄，对人民群众及其根本利益的冷漠和不屑，对自我价值及利益的张狂和恣肆。由于失去了是非善恶的客观标准，必然造成实质上的价值混乱、迷失，让折衷主义、不可知论、庸俗哲学大行其道。事实证明，真善美都重要，各有所长，但真是基础。离开了真，善恶、美丑就说不清。
二、话语权的建构及其规律
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客观基础决定了其建构并非主观随意所为，而是具有客观规律性的过程。受不发达生产方式的制约，前资本主义的思想统治必定具有神秘性，神学话语必定是优势话语。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其实并非人治社会，而是神治社会。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必定是“人的解放”，以人性对抗神性。无论是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民主、法治，核心就是人。同时这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争论必然围绕着“人是什么”而展开。但是，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一争论中并不占上风，因为这一争论的核心议题是“私有财产关系是否合乎人性”。资产阶级学者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反复论证，私有财产是个人独立、自由和权利的保证，否定私有财产就是压抑人性、剥夺人的自由。社会主义者尽管一再发出了“私有财产就是盗窃”的道德谴责，可这丝毫阻挡不了人们占有财富的热情和勇气。从人性上批判资本主义最为尖锐的方式就是所谓“人的异化”，即经验的人非真正的人，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个人是人和人性的扭曲。但是，作为这种批判的前提“真正的人”并不能通过道德设定得到确证，相反，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个人却由于现实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支撑而具有充分的经验根据，显得动感十足。建立在“真正人性”上的道德化批判确实乏力。事实证明，在关于谁更合乎人性的抽象争论中，话语权在资本主义方面。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思想格局，它把争论不休的议题“资本主义符合人性吗？”，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性不可改变吗？”。这就是说，任何社会都有与之相一致的“人”及其人性根据，因而争论其是否符合人性没有意义。但是“现存的人”不是凝固不变和永恒的，更不是所谓的“原人”（即“本来之人”）。资本主义大肆鼓吹的人性，只不过是这一社会的交往关系性质和价值追求的集中表现罢了。“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认’无非是对利己的市民个体的承认，也是对构成这些个体的生活状况的内容，即构成现代市民生活内容的那些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失去控制的运动的承认”。“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联系的独立的人，即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现代国家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本身。”因此，问题就转变为这种“利己的市民个体”（或叫“市民社会的人”）变不变、如何变？
由此出发，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人”和“抽象的人”的根本区别，从而奠定了自身话语权的根基。所谓“抽象的人”，就是脱离人的具体的历史发展，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及其人性抽象为不变的“原人”，其作用在于为现存的社会制度提供人性根据和道义支撑。而“现实的人”则立足于人的历史发展，从对于人的现实存在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中，确定社会变革的趋势和人的发展前景。可见，两大话语的道德制高点都是“人的解放”，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特点是“人性论”，其理论支点是“市民个体及其人性诉求”，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特点是“科学性”，其理论支点则是“人民群众及其历史创造”。“人性论”话语立足人类个体及其不变本性，没有历史和未来；“科学性”话语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拥有历史的制高点。
马克思主义用“科学性”话语彻底改造了“人性论”话语。个体不再是孤立的生命体，而是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之网的纽结，凝聚了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不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人类共同性，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而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的积淀。因此，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历史是具体的，人性也是具体的；自从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分化，人性就受到阶级性的制约并趋向一致，统一的人性日渐抽象化、作用也日渐式微。“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这样，关于人性争论的话语主动权就转到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边，不再是“是否合乎人性”的发问，而是关于“什么样的人性、其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吗”的追问。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共同富裕、人类解放，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人性进化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运用主要体现在确立历史真实、直面现实和把握未来的思想力量上，在这些从来都是剥削统治者“大嘴”的天下确立了科学的客观坐标，争得了话语权。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西方意识形态打的也不仅是“主观性”牌，他们也在争夺“客观性”话语权。因此，关于人性问题的最新争论，竟是人性在支配人们理性行为中是不是最终的客观依据。在韦伯看来，历史领域的“客观性”只能是深藏在个人内心的价值判断。“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虽然我们已经证明这种积淀在个人内心的价值判断是历史的产物，也充分证明这种价值判断因人而异、因时而变，但是还是要承认，利用“天良”、“良知”一类话语解释行为，虽不科学，却最为便捷易懂，因而最难批驳。我们不禁想借用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的话加以表达：“这种体系虽然荒谬之至，可是最难驳倒，说起来真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哲学的耻辱。”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把渗入每个人内心的“人性诉求”作为人类行为的“客观性”依据，存在着明显的“软肋”：首先，渗入个人内心的“人性诉求”并不是一个统一、确定的标杆，而是多重性的、相互冲突的、不断变动的需求。所以，如果不放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人性是什么，或者其主导面是什么，都只能任人评说，最后发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感慨而作罢。因此，以人性诉求为行为依据，必然经由价值多元而陷入价值混乱，最终将丧失判断善恶是非的行为准则。
其次，尽管人类的道德理想、价值追求有一个“向善”的指向，有跨民族、时代的共同性，但它并不是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这就是说，这种抽象的“美好理想”并不实际地支配着多数现实的人的现实行为。历史反复证明，如果大多数人的向往就等同于历史规律，人类社会可能就止步于原始社会了（因为从社会和谐的道德眼光看，阶级分化显然是不可接受的）。而今天，人类社会之所以朝着消灭阶级、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这并不是人们向往的结果，而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这一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制度才会应运而生。与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主导价值观。资本主义必然要用体现资本力量的“自由”、“人权”对封建社会的“尊贵血统”和“家族荣誉”一类主导价值进行颠覆，而科学社会主义则必然要用“消灭阶级”、“共同富裕”、“劳动解放”等主导价值，把“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从资本主导的狭隘性中解救出来，赋予其“人类解放”的真实内涵。
再次，“良知”也不能成为历史的客观坐标。虽然“人同此心”，但心并不能阻挡“人心不古”，不能破解“人心叵测”、更不能揭示“人心向背”。“良知”是否天性、“天良”能否发现、“天理”是否能容，于人于事都难以定于一规，只能听凭见仁见智、可信可疑、毁誉随意；“良知”为天性还是“习得”，“致良知”如何可能，争了几千年也没有争明白。总之，“心”不是自明的，“良知”不是自发的，它们都需要科学地加以阐释。因此，虽然人性的进化是有方向的，但这个方向与社会进步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人类通过劳动而不断地获得自由的过程。可见，自由的前提是自觉，而不是自发；诉诸神秘化的人性，其后果只能是把水搅浑。
总之，马克思主义不是用人性掩盖和回避现实的社会矛盾，而是从现实的社会矛盾出发说明和解决人性问题。对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和抵制，防止其泛滥，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关键。
三、话语权的运用及其关键
虽然话语权的获得和建构都具有客观条件性，但它的具体运用和实际成效却留下了巨大的主观能动性空间。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尽管今天总体上还是“西强我弱”，但并非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上运用得当，将不仅能够牢牢掌控国内的思想舆论斗争，而且能够在国际思想舞台上也有所作为。既然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来自通过理论制高点站到历史的制高点，因此，其话语权的优势就在于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上，以理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提出问题、设置议题，对我们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发出决定性的声音。
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从实践上看这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从思想上看则是通过善于正确地提出问题而把握思想领导权和话语权。不难看出，围绕着“根本问题”而设置的主导性议题，必然是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主要形式。而正确地设置主导议题和揭穿伪命题，则是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两大任务。
第一，正确的主导性议题必然是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深入破解现实矛盾和彰显政治远见的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具体运用和集中体现。在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透过人民民主专政这一重大命题，不难发现其浓缩了以下三大历史结论：其一，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资本主义此路不通。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无力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文明已走向没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其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不仅因为人民民主专政是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华民族翻身得解放的胜利之道，而且它也是保卫民主革命胜利成果的根本保障。其三，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有句名言：“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其意思是说阶级斗争不是永恒的社会现象，它最终将趋于消灭；但阶级的划分是自发产生的，而其消灭则是自觉的过程，这一自觉过程的领导力量就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最终都是要到达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共同富裕的目的，共产党的领导就必不可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结论是何等正确。
所谓“伪命题”，就是否定正确的历史总结，制造虚假的历史问题。在否定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斗争的历史虚无主义喧嚣中，我们不难发现其所制造的所谓“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对立，企图通过否定革命达到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本来，对于近代中国而言，革命和现代化绝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同一过程的上下篇。因为近代中国要解决两大主题：一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不取得革命的成功，就不具备搞现代化建设的前提，这是多数人的共识。甚至发表了“非共产主义宣言”、主张经济成长“阶段论”的罗斯托都承认，中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具备了“经济起飞”的条件。但是，制造革命与现代化对立的伪命题却把革命诬蔑为“排外”和对现代化的干扰，把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歪曲为“西方化”。“近代中国所面对问题不像后来讲的那么复杂，什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都是后来加上去的。近代中国的问题就是西方世界要东来，中国要走向世界。”用一个所谓“东来西往”的轻松话语试图抹杀旧中国的百年耻辱和深重灾难当然是徒劳的，借此否定革命更是痴心妄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视革命“人为制造”产物的观点，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原本已魂飞魄散，而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又借尸还魂、卷土重来，证明国内外确实有一些人把改革开放作为“全盘西化”的契机而蠢蠢欲动，我们必须严加防范。
第二，正确的主导性议题也必然是历史伟大转折关头、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根本问题上做出关键抉择的科学判断，也是思想把握现实、理论创新实践的集中展示和具体运用。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根本主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议题的提出，不仅切实推动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而且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境界。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更是日臻成熟、定型的国家制度。XJP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际上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特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我们近期的建设目标，也表明我们的国家是全体人民当家作主、共建共享的新型民主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制度层面上表明了社会主义的活力；“全面依法治国”表明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国家制度的基本形式；“全面从严治党”不但表明中国共产党将不负人民的重托保持自身的纯洁性，而且表明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点。
正因为如此，我国当今面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聚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焦点是共产党的领导。敌对意识形态为此而设置了一系列的伪命题，例如“党大还是法大”、“人民性高于党性”、“一党独大无法遏制腐败”等等，试图制造坚持党的领导同民主、法治、廉政建设的根本对立。与此相应，近年来在我国不时泛起的西方社会思潮，例如“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其要害都是力图改变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必须增强坚持党的领导的自觉性。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党，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是两个重要的纽带：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纽带。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西方面前老是抬不起头，而西方也乐见一个充满奴性的中国。但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使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推动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
其二，是人民群众从无机的大多数成为有机的历史主体的纽带。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看起来不是“全民党”，更不是“选民党”，而是由先进分子（“精英”）所组成。但唯其如此，才真正能够成为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政治形式，开辟出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当家作主之路，因为这是群众由“自发”转向“自觉”的唯一通道。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因为只有坚持这一领导体制，才可能走出一条通过“国家消亡”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民主之路。可以肯定地说，在今天，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任何命题，不管有多少伪装，归根到底都是站不住的伪命题。
侯为民：《资本论》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
理论体系总是因时代而生，也因时代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社会实践中，科学的理论体系作用是巨大的。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资本论》这一巨著诞生以来，劳动人民的精神世界就得到了彻底改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后发国家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更是无可置疑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真理性。XJP同志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中国发展道路，不仅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而且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领域和理论内涵。一个比较容易形成的共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和现实的材料。而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则在普遍性的意义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成果与《资本论》的科学论断相结合，进而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一、正确认识《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开放性
与人们常识中的印象相反，一个经常给人以误导的见解是，从传统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潜在地宣示了《资本论》理论体系的过时和无效。原本，《资本论》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分析和对现代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洞察无人超越，而其对未来社会的具体设计相对来说更易于因现实情境的变化而失去吸引力。然而，当我们回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域内时，将《资本论》的核心内容和重要论断割裂于研究视野之外有时反倒成为一种时髦。这一错误认知，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曲解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继承性的阉割，其错误导向无疑是值得警惕的。
如果仔细考察的话，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资本论》的科学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它在人类思想宝库中将永不会退出。《资本论》是立足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即强调要从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范畴推导出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从而表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包含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1865年初，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中，又进一步明确地阐释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和路径：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2】。从后来的情况看，《资本论》正是围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是一种现实的占有关系，而不是单纯的财产归属关系”进行阐述的，这一基本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资本论》又是面向未来社会的，仔细研究《资本论》文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不仅仅限于狭义范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从广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确立的研究设想，其中一部分内容在《资本论》中也得到了体现。事实上，尽管《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揭示，本质上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但是这种狭义上的特殊研究，同时也包含着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理论，从而为后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一）《资本论》为研究经济活动确立的理论前提不会消失
研究现代经济生活，需要立足于科学的理论前提。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构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早在撰写《资本论》之前，马克思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要性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在这一简要表述中，社会物质生产力的作用第一次在经济学理论中被凸显出来并置于基础性的地位，从而与过往以及后来的一切庸俗经济理论相区分。不仅如此，与物质生产力相互维系的生产关系作为另一重要变量，也因此才被纳入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合适位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此序言曾专门指出：“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4】20
显而易见，自《资本论》撰写之始，马克思就将社会性的物质生产作为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足点。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人们首先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就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其适合人们需要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始终将物质资料生产与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强调，对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研究和分析只有坚持从历史的发展中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在《资本论》中对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研究，必然是联系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生产力水平来进行的，同时它也必然是与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不断演进密切相关的。
《资本论》中对社会生产力的研究为经济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无限空间。在探讨生产关系适应或阻碍生产力的主题时，马克思直接摒弃了现象层面的生产关系因素的干扰，始终坚持从生产力的内在要素出发来研究生产力的发展，突出了活劳动要素在生产力范畴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说，这一研究的价值永远不会过时。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构成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始终只能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也不会改变。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简单要素论的理论界定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也体现了逻辑上的完整性。同时，它并不排斥对三个简单实体性要素在内涵上的拓展，如科技要素和与之相应的管理要素，乃至于现代网络社会下的信息、数据等要素，它们渗透于上述三个实体性要素之中。
《资本论》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具体内容，是持开放式思维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具有劳动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生产越是发展，劳动者越是具有“总体劳动者”的性质，使生产的直接操作者、科技人员、经营管理者和设计者成为相互联系的整体的一部分。在生产力构成要素中，劳动者是最重要的，也是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工具无论如何先进，它们都是由劳动者制造出来并使用的。只有劳动者的活劳动才能构成生产性的劳动。与物质生产相关的科技劳动是活劳动的一部分，主要以脑力劳动为特征，它在本质上属于生产性劳动，而且是生产性劳动中的复杂劳动。相比于简单劳动，科技劳动要求的社会投入更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更高，所能推动的劳动对象数量更多，最终产生的劳动成果在质量上也更可靠和更有效。马克思还指出，作为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劳动对象是劳动的物质资料和劳动基础，而劳动资料则是劳动的物质条件，决定着社会采用何种劳动手段进行生产。劳动资料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工具，相当于人的器官的延长和放大。生产工具的发展状况，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标志，如石器、铁器、蒸汽机、电动机、计算机、机器人、“互联网＋”等，均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历史性地产生了主导作用。除了生产工具以外，劳动资料还包括除劳动对象以外的一切物质条件，如道路、桥梁等，它们是劳动过程得以正常进行的保证。生产要素具体内容的不断丰富，现代信息技术及其激发的生产潜力，现代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所推动的市场空间的扩大，证明了《资本论》关于生产力要素理论的科学性。
（二）《资本论》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起点仍然成立
逻辑起点是理论体系赖以展开的最基本范畴，是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现代社会物质生产的内在规定性和商品交换的普遍联系出发，将“商品”这一最简单、最基本的范畴抽象出来，确定为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构建了科学而严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正是基于对现实社会中社会生产本质规律的深刻洞察，他才指出：“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5】
商品范畴作为逻辑起点，为揭示现代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奠定了基础。由于对商品的分析，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才得以被提出并得到科学的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剩余价值规律才得以揭秘。商品成为社会财富生产的基本形式，是资本增殖运动赖以进行的物质载体。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马克思运用科学抽象法，客观而全面地考察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具体形式。一切笼罩在商品交换面纱下的经济利益关系的谜团和悖论，就这样被解开了谜底。
不仅如此，《资本论》中关于一般商品生产和交换一般规律的分析，对商品价值规律的揭示，对货币本质上是一般商品的阐释等，仍然是指导人们分析和考察当代经济现象的有力工具。只要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够的高度，商品经济赖以存在的条件没有消失，《资本论》中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值规律、风险规律的分析，仍然会在现代社会中顽强地发挥作用。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来看，无论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还是建设制造业强国、扩大对外贸易和增强国际竞争力，都与认识和利用好商品经济内在规律密切相关。只有遵循商品经济规律，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才能改进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平等和推动经济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在整体上改进劳动效率和提高经济效益。
（三）《资本论》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仍具科学性
在《资本论》理论体系中，其研究对象既是总体的，又是具体的。这一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准确把握。马克思始终是从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经济条件的变化中，辩证地分析社会制度和经济现象的。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6】
毫无疑问，就《资本论》中的具体研究对象来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意上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7】这种生产的社会形式具有特定的历史内容：一方面，它需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它需要以雇佣劳动为条件。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形式和物质资料生产的特殊方式。这一分析仍然是对当今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关系及其本质的最科学的说明。
需要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适应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是《资本论》确立的研究对象，但它在内涵和范围上也在不断发展、丰富和演化。这里有多重原因：其一，在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适应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一直在发展和发生变化。实际上，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日益商品化的生产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标志并构成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其中，小商品生产向商品生产的过渡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而机器大工业发展则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因此，对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结束后的过渡期这样一个历史长周期，《资本论》中已经历史性地给出了科学的说明。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始终需要紧密联系当时的客观现实来进行。这就意味着，当新的生产技术条件、新的组织制度等出现时，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必须对其作出逻辑上一致的解释，以增加理论本身的针对性和说服力。例如：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新出现的现象，如福特制、定制式生产、订单式生产、外包式生产等，需要根据其形式的变化说明其本质和特点。这是因为，上述变化本身所暗含的资本和劳动结合方式的变化，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内涵。其三，对现实经济生活新出现的典型事实，也要结合时代变化给出科学诠释。在马克思的时代，相比于资本和劳动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对立，生态环境和文化等问题还没有完全地显现其本质，而只是暂时地显露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部分内容。生态和文化的影响与波及范围有限，有时甚至只发生潜在的影响，还远远没有达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深度和广度。国际垄断资本主导全球生产体系后，不同民族国家和区域因卷入全球化的程度不同，生态和文化因素的潜在影响会逐渐显现出来，并愈益成为劳资矛盾和国际经济贸易争端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要对这种变化作出解释和说明，从而拓展其研究范围。
总之，《资本论》中所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开放的。一方面，《资本论》为社会生产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跨越过程及其规律提供了一个基本解释路径；另一方面，《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现象和规律进行了科学的揭示，从而为通向未来社会打开了理论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不仅揭示了商品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而且也可应用于促进一国内部和国际社会间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并最终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二、中国道路成功密码内置于《资本论》理论体系之中
《资本论》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不是单纯批判性的，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每个经济现象和范畴的背后，它都运用其中的重要范畴对未来社会的特征加以描述。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与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自觉遵循《资本论》所揭示的经济规律有关。《资本论》中科学阐述的客观经济规律，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到了系统化的体现。比如，对商品经济交换基本规律的重新重视、对市场经济下物质利益关系的再探索等。从《资本论》所揭示的核心原理出发，中国发展道路的合规律性，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资本论》中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思想的认识深化
一切社会发展进步的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更快发展，需要尊重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以后，能否坚持生产力标准，就成为能否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试金石。马克思在《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审视和批判中，同样也蕴藏着历史的肯定，即出于生产力标准对资本的文明面的认识和认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从工场手工业和“现代家庭劳动”通过“扬弃”发展为工厂化的机器大生产的过程中，“过渡形式的错综复杂并不能掩盖向真正的工厂生产转化的趋势”。【4】545这种“趋势”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其直接原因在于劳动工具的改进、生产条件的优化、生产原料的节约和劳动时间的节约。从根本上看，其动力形成的基础还是劳动者能力的提高，即与科学技术的推动、教育的普及提高和资源利用上的集约化有关。从社会主义实践来看，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前提，但实现这个目标会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就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时期而言，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解放生产力的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要求也是坚持生产力标准的体现。可以说，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发展道路中具有同一性的现象，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历史趋势。由于坚持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导向，我国实现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1979—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从4100.45亿元增长到90.03万亿元，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巨大成就。在新时代，生产力内涵得到了进一步拓展，生态环境等因素开始成为生产力的内在要素，成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节约社会劳动要素成本的基本要求。显然，将保护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重，同样体现了对《资本论》中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遵循。
（二）对《资本论》关于生产关系演变规律的全新审视
生产关系衍生于物质生产过程，体现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不仅涉及交换、分配、消费等关系，更涉及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物质利益关系、社会分工和相互协作关系等。生产关系本质上是物质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狭义上一般体现为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管理体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出发，科学论证了生产关系总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演变的客观规律，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及其未来将被取代的历史趋势。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生产关系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不发达和不平衡，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没有超越马克思所说的“人对物的依赖”阶段。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强行实现对商品经济的逾越，只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生产力不发达、不平衡，决定了人们之间交换劳动必然借助商品交换这一曲折的形式，只有摒弃片面的“一大二公”思维，才能更好地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尽快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依据，以生产力发展要求为旨归的。商品经济客观规律被重新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和巩固，使《资本论》关于商品经济的重要论述重新回归到现实视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我国在经济管理体制、所有制结构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均作出了重大调整和变革，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了条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推动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中的重要变化，主要体现在对生产交换规律的尊重和对物质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上。与此相适应，我国对科技要素、管理要素有了新的认识并给予高度重视，对土地要素的作用进行了再定位和科学利用，在新时代对数据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突出和强调等。这些认识上的深化，无一不体现出我国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适应性。
（三）对《资本论》中生产资料公有制设想的探索实践
社会生产的物质性决定了社会经济制度演变的路径。从生产力标准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废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主张。而如何取代私有制，以及用什么来取代私有制，在当时还仅仅是一个猜想。不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在理论层面解决了这个难题。针对私有制下的商品拜物教弊端，马克思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即“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4】96。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分析中，马克思更是从积累、信用、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经济危机等层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批判了私有制度对社会化大生产的阻碍。在马克思看来，公有制的优势在于它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使个人劳动转化为联合劳动，相互竞争的生产转化为联合和协作生产。这样，社会生产目的将直接转向满足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需要，因而能够更大程度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作用，从而创造比雇佣劳动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资源的利用率和使用效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积累、形成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工业化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和强调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角色的同时，我国又创新性地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改革思想。这一改革思想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被明确表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以来，我们党一再明确和深化了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政策原则。在功能定位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8】在实践中，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日益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在创造税收、扩大生产、解决就业、搞活经济和对外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就没有根基，也缺乏关键基因，中国模式就难以取得成功。
（四）对“有计划的控制和调节”思想的坚持与完善
《资本论》中关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社会生产总过程进行有计划的控制和调节”的思想，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地强调：“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4】97他还指出，在未来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和共同控制生产，“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4】96可见，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克服商品经济的内在缺陷带来的矛盾，必将产生一种社会需要，即社会在整体上应当超越自然人和单个经济主体的行为法则，进而将社会生产活动的全社会调节作为经济活动的客观要求。这就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作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参与主体，必须深度介入市场活动并对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实际上，即使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看，资本主义工厂立法的普遍化，也“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工厂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要素成熟起来”。【4】549这表明政府作用的发挥和法律等人为因素的干预，可以更好地促进新的生产力要素的积聚和发挥作用。从我国的实践也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不仅在于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基础上的举国体制，而且还在于政府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可见，具有计划性的国家调节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运用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相反，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坚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原则，始终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由于遵循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我国在长期发展中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的市场自发调节带来极度过剩所隐藏的巨大风险，促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优化配置，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建构要重视借鉴《资本论》
经济理论永远是对现实经济生活内在规律的科学反映。一个适合于当代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出发的理论体系，必然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经验中诞生、并在长期实践中显示出其生命力的理论体系。XJP同志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1】诚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是本本主义的固守，但它在理论立场、基本原理、核心观点、研究方法和逻辑框架上却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仍然需要从《资本论》中得到借鉴，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明确当代中国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
任何一门经济理论体系都有一个逻辑起点。是坚持从当代物质生产的客观性出发，在高度抽象中概括当代中国经济生活的本质？还是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具象出发，将具体的制度或理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个问题关系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理论彻底性。目前，尽管学界普遍同意“以人民为中心”作为逻辑主线。但关于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学界的观点却各不相同。
笔者认为，时代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是判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逻辑起点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由于商品的社会属性受到削弱，支配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内在规律并不能全部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主义生产过程起决定作用的所有制基础，即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可回避的逻辑前提，它必然成为理论体系的发展起始点。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之外，其他多种所有制广泛存在并参与市场活动，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经济规律必然重回理论视野，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顽强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导致公有制内部的商品生产者也不得不处于商品交换关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资本论》中所确立的商品逻辑起点，其适用性现在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现实。由此，商品逻辑起点的复归，也就具有了理论上的依据，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在建构过程中再次重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理论逻辑。应当说，马克思对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分析仍然没有过时。物质财富采取商品的形式，仍然是当代社会物质生产的基本特征。
（二）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这一研究主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必须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经济生活，切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事业的现实要求。现实经济生活总是不断变动的，而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从这一变动过程中总结其内在规律，在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把握中，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近期目标和宏远蓝图。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9】153－154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清晰地表明了新的事实材料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
在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中面对的最重要的事实材料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0】将社会矛盾分析方法应用于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是探索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社会矛盾分析，前提是要立足问题导向和现实导向，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事实材料。笔者认为，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展开的研究，必将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新趋向，而且应当成为整个理论体系的重点。在对这一基本矛盾的研究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应当成为研究的主要方面，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研究过去一直欠缺，现在应当被突出并加以强调。当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和市场机制等问题也是需要被联系起来考察的。
探索新历史条件下的经济规律，需要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就要求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范畴深化认识，使之更加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内涵具有多面性和多层次性。一方面，作为技术层面的生产力要素，是与生产关系相区别的，自然不可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属性层面的生产力要素，是包含在广义的生产关系内涵之中的，这就需要将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加以拓展。从社会生产的分工协作角度看，尽管它们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要素，但在广义上它与生产关系具有高度的交叉融合性，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得到体现。
（三）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要坚持唯物辩证法
理论建构是通过思维方法，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因素之间相互关系及发展变化趋势的再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在理论层面的反映和诠释，是适应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理论建构的灵魂，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和核心思维的访求，即仍然是以唯物辩证法这一基本方法为标志。《资本论》正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对资本主义一切现实的经济矛盾运动的分析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蕴含的内在规律与发展趋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从使用价值与价值、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等方面，分析了商品的内在矛盾运动，揭示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马克思还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在化为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矛盾，商品的内在矛盾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外部对立，以及买与卖的矛盾、买者和卖者的矛盾等方面，分析了商品的外在矛盾运动。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才开始展开对资本矛盾运动的分析，科学阐释了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客观运动过程；并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蕴含的矛盾运动，其中包括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的关系、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关系、两大部类下生产与需求间的关系、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其实现之间的关系、人口与资本的相对过剩关系、生产扩大与资本积累间的关系等矛盾运动，最终从根本上揭示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根源。概言之，唯物辩证法从本质上是革命性的，始终坚持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将经济现象中的范畴以及相关范畴的转化过程作为研究视角。这一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过程中的方法论，在今天对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仍有指导意义。
哲学思维在经济理论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与西方庸俗经济学的静态思维不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始终强调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属性。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辩证法可归纳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转化和统一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9】463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体现为对立统一的经济要素，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并相互冲突，推动着经济规律发挥客观作用。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需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产过程出发，科学分析新历史条件下的各种包含对立面的经济关系，如生产和消费关系、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国家调节力量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劳资关系、供求关系、自由竞争与垄断关系、公平与效率关系等，在对立统一的视野下重构以“劳动”范畴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同样，对于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总量规模与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的变动关系、经济范畴在本质和内涵上的演化，也需要联系实际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当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路径的双重依赖
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在路径上需要依托于两个层面。首先，在理论的形成上，需要借助于对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当代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且正在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和实践创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影响着中国，中外两大时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可以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实践来源。
对过往一切旧理论观点的审视、质疑和反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就这个意义来说，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必然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需要进行理论突破和创新，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概念、范畴和术语方面的体系化建构，也包括对其他经济思想特别是《资本论》中思想观点的创造性转化。任何理论的原创均离不开前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思想资源，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运用中形成的经济思想和理念，两者是统一的。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中，它们均是必不可少的思想源泉。
抽象化是理论体系建构的必要前提。抽象化在理论建构中往往以术语、范畴和概念为特征和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说，立足现实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从凝结新概念、创建经济学新范畴和概括新术语入手，坚持将概念范畴的原创性和思想性作为基本原则。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4】32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自然也需要创造与当代中国发展相适应的新术语，准确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质。实践证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我国已经提炼出大量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学术语，如承包制、现代企业制度、科学发展观、现代化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循环格局等。这些被提炼出来的新的范畴、概念和术语，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在学理层面回应了现实的需要。
四、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建构要着眼于若干重大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历史的必然性中产生的。作为其理论指导和思想诠释，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释的精髓是一以继之、一脉相承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生命力和实践魅力在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并将在现实中进一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开辟。从现实的要求来看，当前仍需要联系《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从客观经济规律的探索入手，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理论研究和突破。
（一）所有制结构及与其相应的分配结构的演变规律
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与其相应的分配结构，是社会生产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与我国所有制改革以及与之相应的分配制度变迁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是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一判断，摒弃了发展公有制经济时过于追求“纯而又纯”的错误，纠正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超前情结。经过4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基本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使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格局基本固化下来，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制度得到基本的明确，有效激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围绕中国发展道路下所有制结构与分配结构演变规律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对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过程及其历史作用的阐释。所有制结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中的主要经验，一是处理好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的关系，二是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式。主要包括：关于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界定；关于公有制经济质和量的界定；公有制经济的布局、规模、数量与其控制力的关系；壮大国有经济和振兴集体经济的具体路径；廓清非公经济本质，坚持其补充辅助地位；通过政策法规消除限制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壁垒；发挥好非公有制经济解决就业问题和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等等。关于所有制层面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近年来在这方面的认识深化，大大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演变规律的研究视野，为中国道路的成功提供了科学的解答。
其二，对所有制结构下微观经济主体关系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处理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关系，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路子。明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思路，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的重要出发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和方向，是增强而非削弱甚至消灭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在实践中国企对于振兴国家实体经济、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与参与国际竞争具有重要作用。从社会分工协作的视野看，我国鼓励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都需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发展。在具体政策上，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从单纯的相互竞争、相互补充走向共同发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推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从理论层面看，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各种所有制相互合资合营等，都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混合所有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混合所有制具有本质的区别，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澄清。总体上看，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共同构成我国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各自发挥并逐步走向共同发挥其不同作用。
其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结构演变规律的研究与阐释。分配制度是与所有制结构直接关联的。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出发，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核心，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保证。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积累，我们仍然需要从《资本论》出发，重视其内在的规律性，防止资本积累过程中对劳动报酬的过度侵蚀。不过，从传统体制下较普遍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结合，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非劳动要素进入收入分配制度范畴，这一进程表明收入分配制度并没有现成的模式，也不会长久维持不变。相反，收入分配领域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对立性因素，也会使收入分配结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发生变化。例如，在历史上土地、资本和管理要素在收入分配中地位的上升就是如此。而现代经济生活中知识、科技要素作用的上升也使得其日益受到重视，当前我国更是在收入分配中强调了数据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总之，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无论是分配的对象方面，还是分配的主体方面，都极大地得到了拓展。这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在内涵上的深刻变化。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并不意味着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唯一的、固定不变的，因而是不需要创新的。同样，承认和强调多种分配方式的作用，也并不仅仅意味着这些分配方式天然具有正义性，不需要调整和改变。相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分配方式只有在市场绩效评价机制下才能有效实施，才能激发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和潜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升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发展过程，适应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变迁的要求，适应了我国从解决绝对贫困向化解相对贫困的阶段性历史任务的转换，也适应了我国激发广大劳动者积极性和发挥各类生产要素作用的现实需要。
其四，对当代中国民生福利结构演变的研究。民生改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之一。从发展是硬道理、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到提出实现共享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生改善上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不断改善民生的现实道路。民生改善体现出公共经济的本质特征，它是在客观规律支配下运行发展的。在这个基础上，我国正确运用相关规律自觉驾驭公共经济，增进了人民福利。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本质内容。当然，这种保障和改善是渐进式的，总是要根据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维持在一个历史的、合理的限度上。从局部和短期角度看，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要尽可能提高保障水平，更快地改善民生福利。从整体角度和长期视野看，社会保障的提高和民生福利的改善又不能超越能力，不能拖累或影响到整个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与经济的长远发展。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民生水平越来越高、公共物品结构不断优化和均衡发展，应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下民生事业发展的一般趋向。
（二）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规律
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先有科学的理论，而后才有具体的实践。而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党的领导是内生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本质属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的规律，从根本上决定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
其一，党的领导在时序上先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因而在逻辑上也先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党的领导具体体现为政治领导，也体现为经济领导。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创新，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证明了党的领导的历史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丰富了党的领导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经济制度的成熟，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其二，党的领导在现实层面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当代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相互嵌入、密切联系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为特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性质上同样要遵循这些本质的规定性。而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维护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地位，才能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直接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其他属性和特征，无论是政治的、法律的，还是社会的、文化的，或者是生态方面的特征，都只有在党的领导基础上才能确立和得到充分的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各种特征中，党的领导不仅无可替代，而且作用唯一，这是由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决定的。
其三，党的领导在实践层面上决定了社会制度优势的发挥。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这一特点决定了它能够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大范围集中资源，使社会生产的相关要素被调动起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明显要优于西方私有制基础上的政党制度。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可以使我国更好地对国民经济进行有计划的调节，更好地对经济秩序进行管理和规范，甚至更好地通过法律对经济生活进行有目的性的干预，从而最终更好地发挥出《资本论》中已经论证过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这方面的研究，显然可以进一步揭示出中国道路下政治与经济关系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及其成效。
（三）“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的发展规律
“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的发展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的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转向“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只有强调“人民主体性”地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才符合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才能经得住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的发展规律的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内容：
其一，坚持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只有从社会人出发，将人民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才能使社会实践合乎规律性。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要坚持马克思所揭示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只有坚持劳动价值论，才能真正体现劳动者的主体地位，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劳动者利益遭受损害。从根本上维护人民群众的生产主体地位，尊重劳动，崇尚劳动，为劳动者谋福利，为劳动者求解放，是“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的发展规律的核心内容。
其二，强调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但公有制必须占主体地位。就内容而言，后者不仅要求公有资产的数量和比例，即在社会总资产中公有资产要占相对优势；而且要求公有资产的质量优势，包括资产的经营性、资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等。公有制主体地位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基础。在经济领域，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突出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才能成为唯一的分配依据，促进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公有制主体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可以最大限度地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其三，强调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公平观和效率观的统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反映出我国对公平和效率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化和科学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依靠劳动为第一推动力的发展，因而必然是保障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发展。可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本质上是强调社会活劳动的高效率，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成员间的分配公平。在实践中，收入分配制度将逐步转向更加体现分配的合理和有序的方向，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对共同富裕的价值诉求。强调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确立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规律的体现。
（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规律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作为整体性的发展理念，是经历了长期经济建设实践后才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和论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时代性认识。五大发展理念的形成，回应了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五大发展理念的目标指向和价值诉求，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为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局面提供了指引。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各有其自身要求和内涵，同时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创新发展而言，它对《资本论》中关于社会生产力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凝练和简化，将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机器生产和“一般智力”的论述进一步具体化，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剩余”“财富积累”和马克思的竞争理论运用于指导当代社会主义实践，阐明了集约化生产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协调发展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申了马克思关于社会总劳动的按比例分配思想，重申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城乡关系、部类关系和区域关系的思想。强调绿色发展，纠正了资本视野下单纯注重价值增值的偏差，重新将使用价值纳入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促进了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形态约束等因素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回归。谈到开放发展，在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论述，以及市场需求扩大同样可以创造生产的角度来深化认识；在另一种意义上，从生产力层面看开放发展意味着协作和共同劳动范围的扩大，这种协作产生的生产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从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来说，共享发展是其应有之义。当前中国已经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化解相对贫困的急迫性开始浮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探索出一条让劳动人民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的路子，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回避的新挑战。
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规律的研究，既可立足于实践的发展视角，也要从经济发展理论的逻辑演进来认识。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最后发展为五大发展理念。这种认识上的深化，反映了我国从整体上对经济发展的五个重要方面给出了具体的规定，标志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的理论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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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侯为民：立足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共享发展
共享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目标指向。2015年8月，XJP总书记在中共中央为征求“十三五”规划建议意见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发展理念是对邓小平理论关于我国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具体化，是当前指导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保障“两个百年”目标如期实现的重要原则。
共享发展的前提是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既源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历史成就，又要通过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纠偏来实现。改革开放固然为我国走向共享发展的道路奠定了物质前提，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加快经济发展的主题没有变，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目标没有变。“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当前贫富差距过于拉大且呈固化趋势的局面下，如果不重视调整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深层次因素，不重视从体制上解决贫困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难题，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没有可靠的保证，改革的初衷也有可能会落空。而要实现共享发展，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即共享发展的制度属性、现实指向和目标路径问题。
一、共享发展的制度属性和价值目标
“共享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属性与价值诉求的统一，是我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目标的统一。共享发展理念的确立，为我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确立了科学、明晰和具体的方向。
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从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这是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在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中，共享发展首先是作为“劳资对立”的对立物而存在，而共同富裕则是作为“两极分化”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两极分化”所具有的历史暂时性，是由全社会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属性决定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了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出一种压迫的力量。”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经济制度，必然会导致财富积累和贫困扩大现象并存，只有消灭社会剥削赖以存在的私人财产占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少数人占有多数人的劳动成果的不合理现象。而在未来的社会制度中，将“把生产发展到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可以看出，共同富裕目标和共享发展理念从一开始就被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上，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价值诉求。
共享发展是以共享为发展的条件，而不单纯将将共享作为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共享发展不是仅仅注重于国民收入分配的事后调节，不是简单地通过再分配领域来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而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就注重发展的共享特征。实际上，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仅仅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最终目标还远远不够。在现实中，只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才最终为全体劳动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提供了历史条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目标而选择西方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不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加快发展生产力，就不可能摆脱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阶段的血腥发展，不可能避免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扩大现象，从而也不可能打破历史的荣衰交替和治乱循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所谓“劳资和谐”、“利润分享”、“涓滴效应”等理论观点，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主张，不仅在其国内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且被近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现实无情地粉碎。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市场化改革中重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使实现共享发展留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证。可以说，共享发展并进而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它还根源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社会主义制度属性所固有的。
共享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阐述中，五个方面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为前提，剥削现象的消除和两极分化的遏制需要以公有制为基础，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也需要以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来体现。1986年9月邓小平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提问时指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明确将社会主义的致富与“两极分化”相区别，实质上是阐明了我国改革开放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则和要求。
共享发展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新概括，其价值目标是以“人民为主体”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共享发展有别于单纯发展成果的共享，而是将共享融于发展过程之中，以共享促进发展。在共享发展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的成果在根本上都统一于人民，人民是发展的目的，发展要“以人民为主体”，发展成果的享有则要“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指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共享发展需要在现实中逐步消除贫困，加快改善民生，重视缩小贫富差距。它既要求人民群众实现利益共享，也要求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生产的积极性，通过社会的共建共享，保障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实现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
二、“共享发展”理念的现实指向
共享发展具有科学的现实指向性。这种指向性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它要解决我国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日趋严重这一难题，且要解决我国还存在着7000万贫困人口的困局。二是它还需要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如何激发改革发展新活力的新挑战。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外部形势和内部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的普遍贫穷局面已在改革以来的发展中得到根本改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全国不同地区从各自特点和条件出发谋求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设想已经早已实现，但改革发展成果如何分享的问题却日益凸显。实际上，邓小平早在1993年9月就曾尖锐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但囿于种种原因，我国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一直难以根本上化解。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一建议初步改变了过去长期流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然而，在实践中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固化趋势却日益增强，且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伴随着产权制度、住房体制等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居民财富的占有方面分化理加严重。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主要体现为行业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行业差距是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过程的伴随物，它随着市场竞争中不同行业的命运不同，对不同社会群体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城乡差距是改革开放前就存在着的现象，但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85年的1.88∶1（以农村为1）演变为1990年的2.21∶1，2005年扩大到3.48∶1，2009年更进一步扩大到3.66∶1。地区差距与历史因素有关，也与地理、政策、资源禀赋等因素相关，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呈急剧趋势，三者的人均收入比1978年为1.37∶1.18∶1，2008年达到1.51∶1.01∶1（城镇）和1.88∶1.27∶1（农村）。
众所周知，财富指标和收入分配指标是社会分配状况的主要衡量指标。但收入分配差距对衡量分配只具有短期意义，财富差距则具有较长期和更加本质上的意义。这是因为，财富差距不仅会来自于人们的收入差距，更来自于不同群体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的差别。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两极分化往往通过财富占有的差距来体现，斯蒂格利茨就指出：“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他们人生的财运节节走高，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显然，如果不触动财产占有制度，西方某些学者所谓的“滴漏型经济”根本不可能实现。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当前贫富差距的局面已不容乐观。从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指标来看，世界银行测算的数值为0.47，多数学者估算的数值则在0.45－0.49之间，两者均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可以说，我国贫富差距已经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分析其原因，一是在于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市场化、民营化的口号下，我国的矿产、土地等资源大量为私营经济所占有，部分地区和部门采取了过度民营化的政策，也使大量国有资产通过改制流向私有经济，从而大大加快了我国贫富分化的趋势。二是在私有经济中，资本和劳动博弈失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缺失，导致劳动收入被长期压低，加速了资本积累和劳动者的贫困。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仅1990－2009年的二十年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就由53.42％下降到46.62％。实际上，即使是从收入角度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深层次原因也与私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并主导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关。客观地说，建立在廉价农民工基础上的工业化和建立在廉价征地基础上的城市化，是农村居民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同样，我国地区差距的过分扩大，也可以从外资主导下我国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及政府缺乏相应的宏观调控等方面得到说明。
共享发展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是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中激发经济发展动力的客观需要。十八大以来，以XJP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经验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正如XJP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共享发展理念“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贫富差距过大、地区发展失衡不利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也不利于在最大程度上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在资源。由于我国在过去的发展中过于注重发展速度，政府投入和政策倾斜忽视了应有的普惠性，导致我国的民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这就既加重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也不利于扩大社会总需求，使我国产能过剩的情况恶化，发展也难以保持稳定性和持续性。应当说，民生事业进步本身就直接体现为社会的共同富裕，是民众更多地分享发展成果的标志。在民生事业建设方面，扩大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为基层民众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可以有效缓解不同地区、部门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三、实现“共享发展”需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共享发展”理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推进共享发展，一方面需要正视当前社会主体分化、利益分化的现实，从现阶段不同经济主体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多元化利益出发，正确落实十八大以来的方针政策，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另一方面，则要科学分析改革的依靠力量、改革对象和改革范围，使改革受广大人民支持、靠广大人民推动、为广大人民谋利，真正使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从这两个方面来说，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都是首要的任务。
（一）坚持“国民共进”格局，做强做大公有制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基，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立足点。改革的对象和内容始终要取决于改革的性质，全面深化改革在本质上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因而仍然需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享发展成果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与公有制主体地位是不可分割的，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只有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才可以从根本上保证劳动大众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才能够逐步消除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制度障碍，从而调动起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使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能够在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中得到实现。
诚然，在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和发展，对于社会整体经济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但私有制经济占比过大，也不利于共享发展的实现。这是因为私有制经济下企业主的积累往往是以劳动者利益的受损为代价。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劳动收入增长和资本收益增加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并且这种关系激化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间存在着竞争，且竞争的领域随着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拓展，竞争的形式也日益深化。主要体现在：两者在经济资源和市场占有率方面的竞争，围绕专业技术人才的竞争，公有制经济中假公济私的机会主义行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私人资本对公有资本的排斥等方面。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间的矛盾关系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坚持国民共进的发展思路，需要正视这种矛盾并着力化解之。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之所有能够防止财富差距过大，一方面是其能够为贯彻落实按劳分配制度奠定基础，从而遏制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另一方面，与私有制经济中的私人资本积累不同，公有制经济中企业的利润能够转化为全社会的财富，为普惠型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并为社会保障程度的持续提高奠定物质基础。相比而言，公有制企业在微观层面也更容易推进科学管理，更注重保护劳动者权益，这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基本前提。只有强化职工、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主体地位，才能保障企业中利益主体的根本平等。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不宜片面强调民营经济中的先富效应，更应该注重公有经济内在的共富机制。在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之外，要大力鼓励和发展集体经济和各类合作经济。从我国农村脱贫解困的出路看，最终还需要积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只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起来了，脱贫工程才有可靠的保证，这既有利于农村经济走向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更能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二）用好并盘活国有资产，发挥发挥国有资产的基础性和主体性作用。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促进共享发展，重点是要用好和盘活国有资产。一方面，国有资产是国家投资、政府管理的经营性资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本身需要通过竞争发展壮大，实现总量的扩张和质量的提升。这样，政府才能在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保持主体地位，并保持较强的赢利能力，进而使国有资产经营收益转用于民生问题的解决，促进发展过程中的共享。一般而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劳动者保持较高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遏制财富占有的分化，且能带动整个社会就业者收入的提升，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的用好盘活，有益于政府履行执政和保障义务，提升其公共服务能力。用好盘活国有资产，既要坚持在总量上保持其对国民经济重要领域的控制力，也要兼顾其适应竞争需要的适当流动和增强活力的作用，既不能用“国退民进”、“全民分股”等做法，也不能束缚并搞死国有资产，而应当通过发展规范的混合所有制形式促进其提高控制力和影响力。显然，保持较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并使之健康运转，规范其利润上缴形式，可以从整体上促进共享发展。
（三）发挥公有制经济在民生事业建设中的导向作用。共享发展既是经济的发展，也是民生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推进共享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共享发展破解民生发展难题。按照共享发展理念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XJP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共享发展是以民生建设为重要依托的发展模式，需要公有制经济发挥重要的支柱作用。其一，公有制经济应当成为我国民生建设投入的重要来源。国有企业不仅要肩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功能，还需要合理控制工资水平的增长，防范“内部人控制”现象，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从而为国家民生事业提供更多的资金。特别是在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领域，考虑到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大量工人下岗、转岗的体制因素和养老基金的历史亏空，国有资产收益更应当成为社会养老基金的重要补充来源。其二，公有制经济应当在就业、失业保障、安全防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促进农村居民向城镇的有序规范流动，提高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水平。通过自身的发展，公有制经济应当在扭转市场经济主体“关系”盛行的行为模式、防止随意侵蚀劳动者权益等方面发挥积极影响力。其三，公有制经济要在社会发展和生态建设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深层次问题，如：利润导向压倒社会发展目标和生态建设目标、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式增长致使生态日益恶化等问题，这就需要公有制经济更多地注重其社会责任，更加重视对环境、生态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投入和支持，更好地满足居民的生存需要和发展需求。此外，公有制经济也需要通过合理区域布局挖掘发展潜力，在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方面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使自身发展与我国新时期的脱贫解困攻坚之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命运，真正体现共享发展理念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项目《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视域下的共同富裕道路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侯为民（1967—），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室主任。
胡乐明张建刚：论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新常态
2007—2009年由那场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给资本主义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管理理念、政策措施也因此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常态。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一、资本主义演变进程中的几个阶段
资本主义从诞生至今已经有300多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至少有三次重大全球性危机给资本主义以致命打击，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预示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终结；第二次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宣告了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第三次就是21世纪初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宣布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死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版本升级”的动力，每次危机过后，资本主义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新的形态、新的模式。以此三次危机为结点，可以把资本主义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之为古典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诞生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为止；第二个阶段可称之为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从经济大萧条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为止；第三个阶段可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从石油危机结束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止；第四个阶段可称之为新型混合型资本主义，从最近此次金融危机开始至今。
在古典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奉行亚当·斯密的理念，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市场的供求，人们只要有序工作，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追逐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客观上就会有效地满足他人的需要，就会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在这一阶段，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项基本职责是：“（1）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2）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1】（p.7）政府对市场基本上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态度，管理最少的政府被认为是最好的政府。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在这一阶段获得了迅速发展，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市场繁荣程度前所未有，资本主义进入全盛时期。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化，市场结构也开始从自由竞争市场转向了垄断市场，终于导致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爆发，终结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
在政府主导资本主义阶段，凯恩斯主义登上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宝座，成为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经济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政府应当承担起调节宏观经济的责任，政府干预经济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影响需求的变化，从而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在这一阶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基本实现了经济平稳发展，出现了长达近3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这些国家经济增长迅速，物价稳定，生活水平、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有很大提高。但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加之此后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大量人口失业，经济增长低迷，出现了严重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最终导致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
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代替凯恩斯主义走上了历史舞台，占据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阵地。从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开始，美英两国开始大力推行私有化运动，很多原来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工会组织遭到削弱，政府放任失业增长，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盛行。应该说，这一阶段中1984—1992年这一段时期，“滞胀”得到缓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但随着2007—200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走向了灭亡，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形式破茧而出，它既和上一阶段资本主义密切相连，又和前者有明显区别。新一代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特点是和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密切相关的。
二、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每次重大经济危机都给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它的运作方式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会作出相应的调整，而要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资本主义何以在每次危机中都能经过调整而得以继续前行，就需要准确把握全球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才能对前述问题作出回答。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爆发危机并作出相应的调整，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相联的。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之后，已经经历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涛声也已不绝于耳。以蒸汽动力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为世界开启了机械化生产之路，人类进入“蒸汽时代”；以电力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催生了流水生产线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人类进入“电气时代”；以电子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促使制造业实现了自动化控制，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信息时代”“太空时代”；而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物联网的应用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在把人类带入个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时代。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会促进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发展都会带来生产关系的相应调整，这种调整往往是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来实现的。经过调整后的生产关系要更能适应全球经济的新发展趋势。
最近几十年，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产业服务化、生产智能化的趋势，这些趋势将长久地影响着资本主义世界。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
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与人的交流日益频繁，国与国的交往日益紧密，世界成为一个全球村，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回顾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使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经济活动的范围、规模空前扩大。特别是第三次技术革命以来，国际贸易迅猛增长，国际投资大幅增加，跨国公司蓬勃发展，国际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和文化流规模空前，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生产全球化的态势已不可逆转，经济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正在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1990年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为6.94万亿美元，2000年为11.96万亿美元；2015年为33.25万亿美元。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FDI）达1.36万亿美元，2014年为1.23万亿美元，2015年FDI强劲复苏，FDI流入总量跃升38％，达到1.76万亿美元，这也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国际投资协定的数量和影响继续扩大。2015年，各国缔结了31个新协定，这使得全球国际投资协定总数达到了年底的3304项。尽管每年新增国际投资协定数量持续下降，但由于协定涉及更多国家，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有所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5月底，近150个经济体正围绕至少57个新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谈判。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世界上共有跨国公司10万家，其分支机构约有86万多家，遍布全球，其生产总值已占工业国家总产值的40％，控制世界贸易额的50％。
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商品、资本、科技、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的速度日益加快，规模迅猛扩大。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以及互联网迅速扩及全球，把全球各个国家越来越密切联系在一起。
（二）经济金融化趋势略有放缓
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全球经济呈现出经济金融化的趋势，金融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以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例，1947年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DP的比重只有2.42％，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1973年）达到4.12％，上升70％，到2010年该数值进一步上升达到8.42％，翻了一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领域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导致大量资本涌入金融领域。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至70年代，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DP之比的平均值为257，1980—2007年，这一比值迅速上升到418。【2】与此同时，各种金融衍生品如脱缰之马大量膨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全球的金融衍生品总值已达596万亿美元，约是同期全球股市总值65万亿美元的9倍，全球DP总量54.5万亿美元的11倍。其中美国的金融衍生品总值占全球的50％以上，已高达300多万亿美元，是美国当时13万亿美元DP的25倍。【3】（p.13）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了过度金融化的风险，纷纷加强了对金融领域的监管，金融业膨胀的势头有所减缓。
（三）产业服务化趋势稳步上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其产业结构呈现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DP的比重逐渐降低，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占DP的比重逐渐上升的趋势。到2000年，“西方七国”第三产业占比平均达70.27％，加拿大最低占到64.5％，美国最高占到75.7％；2015年，西方七国第三产业占比进一步上升，平均达到74.33％，德国最低为69％，英国最高为79.2％。第三产业主要包括批发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信息业、金融保险与房地产租赁业、专业及商业服务业、教育医疗保健及社会救助业、艺术休闲娱乐及餐饮住宿业。传统服务业中的批发贸易业、零售贸易业和运输仓储业占DP的比重均呈周期性下降趋势，而新兴服务业中，金融租赁业（包括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租赁）、专业与商业服务业、文教卫生及社会救助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占DP的比重均呈周期性或者阶段性上升趋势，特别是金融租赁业上升幅度最大，占DP的比重也最高。服务业的产值、就业人数的占比稳步上升，这是工业化完成后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近年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了“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所带来的危害，对产业服务化的趋势有所抑制。
（四）生产智能化趋势方兴未艾
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反思“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所带来的问题，纷纷启动了“再制造业化”的进程。美国作为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的源头，沉痛地认识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造成的威胁，也适时推出了“再工业化”方针。2012年2月，美国出台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开始推进国家先进制造战略的实施。这些年来，美国在国内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整合本土科研力量不断推进制造技术的创新发展，发挥硅谷模式在信息软件技术上的优势，打造高度智能化的信息系统，将大数据与智能生产进行无缝对接，在工业大数据及配套信息系统的建设方面走在各国前列。德国与欧盟提出了“工业4.0”，也开始部署工业复兴战略。在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德国一直重视制造业的发展，相对而言，制造业占DP的比重也较高。为了充分发挥制造业的传统优势，德国将发展重心放在智能工厂与“数据智能”等领域，率先通过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yberPhysicaSystems）实现生产要素分配方式的网络化和智能化，产品研发制造模式的个性化与智能化。日本也提出要实现“工业智能化”，并于年月公布了“日本振兴战略”。根据这个规划，日本将以工业振兴与信息产业发展为主要突破方向，实现日本工业智能化。日本的丰田、佳能等制造业名企率先大量使用智能机器人（日本制造业的智能机器人普及率高居全球榜首，平均每万名工人就占有306台机器人），建成了“无人工厂”，生产效率大大提升。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袭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物联网正逐渐应用到生产中去，个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时代即将到来，人类将会享受到一种全方位的智能生活。
三、资本主义新常态的几个特点
（一）低速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常态
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前期经济政策的刺激下，都获得了比较大的恢复，但从2011年开始又走上了一条长期的停滞之路。2010年“西方七国”DP总量为31.9万亿美元，占当年世界DP总量（62.9万亿美元）的50.7％，而到了2015年，“西方七国”的DP总量为34.1万亿美元占当年世界DP总量（73.4万亿美元）的46.4％，“西方七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了。2011—2015年的5年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七国的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20％、0.56％、1.52％、1.75％、0.81％、－0.65％、2.00％、0.61％，大大低于同期世界DP年均2.54％的增长率。从全球范围来看，2011—2015年的5年间，在DP超过1万亿美元的15个国家中（2015年，15国DP总量为55.16亿美元，占世界DP总量的75.12％），除中国和印度年均增长率较高，分别为7.76％、6.56％外，其他国家的年均增长率都在3％以下，这表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大多数国家都已陷入停滞。
（二）经济增长动力已经换挡
此次经济危机之后，国际贸易增长乏力，国际投资增长缓慢，传统产品大都市场饱和，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已逐渐丧失，世界经济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和经济增长点。
对于大多数国家（地区）来说，依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都已成为历史。在2011—2015年的5年间，国际货物进出总额增长率分别为19.37％、0.87％、1.75％、1.17％、－12.73％，这表明，2011年后，世界贸易增长几乎陷入停滞，2015年更是负增长。201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排名前16的国家或地区（该年这些国家／地区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1.6万亿美元，占当年世界货物进出口总额32.4万亿美元的65％），没有一个国家（地区）的货物进出口总额是正增长，俄罗斯甚至下降了1／3。过去依靠出口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额在2000年后基本呈下降趋势，2000年全球FDI流量为1.36万亿美元，2010年为1.33万亿美元，2014年更降至1.23万亿美元，2015年强劲上扬之后，在2016年失去了增长动力，全年下降2％，降至1.75万亿美元。因此，国际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微乎其微。传统产品国内、国外市场大部分都已饱和，难以实现持续高速增长。于是，西方主要国家先后都启动了国家创新驱动战略，转向高科技产品，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金融危机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在创新驱动方面寻找新的突破口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3D打印、航天航海以及生物医药等新技术的不断成熟，一些高科技产品不断涌现，高科技产业获得了高速发展，正在成为引领各国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增长的引擎。
（三）“再工业化”将掀起新的浪潮
2007—2009年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虽然有金融领域的推波助澜，但根本原因是在实体经济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业一直面临市场饱和、增长乏力的困境，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2000年到2015年，“西方七国”工业增加值占DP的比重，由2000年的27.9％下降到2015年的24.3％，下降了3.6个百分点。其中，德国的工业增加值占DP的比重最高且变化不大，2000年为30.9％，2015年为30.4％；其他六国2015年工业增加值占比平均只有23.3％。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发展国民经济、保持经济竞争力、提高科技创新力的基石，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强大的国民经济。因此，很多国家开始重新走向工业化，但此轮的工业化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技术特点，采用了个性化、绿色化、敏捷化、协同化、服务化、柔性化的智慧制造理念，对制造模式、制造手段和技术体系都进行了重大变革。美国、德国、日本和欧盟都启动了自己的工业化战略，加快了对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升级，大力培育和支持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已取得了不小成绩。如德国的智能工厂、日本的机器人、美国的3D打印都已世界领先，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再工业化”这一潮流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现在才是起步阶段，大量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才刚刚开始应用，其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因此，“再工业化”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
（四）政府职能由自由放任转为适度干预
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应该是什么，二者的界限在什么地方？这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是在逐渐变化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终结了亚当·斯密“小政府、大市场”“政府的职能就是守夜人的职能”的理论，资本主义进入政府主导的凯恩斯黄金时代，政府的职能大大加强；世纪年代的滞胀危机又终结了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进入了里根和撒切尔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时代，政府的职能大大收缩；21世纪初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又终结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政府的职能具有与以往各个阶段都不同的特点。
在新的历史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将改变过去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或充分就业或经济增长或贸易平衡的单一目标的做法，转而追求在货币经济和实体经济、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宏观经济目标和微观经济目标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也不再相信“市场是万能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更不会将监管金融市场的最终责任转包给市场、私人信贷评级机构或不负责任的国际官僚，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将大大加强。政府对经济危机的反应也将大大加快，在危机来临时，也将会果断出手，避免大的经济危机再次发生（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08年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出手过慢而形势恶化的）。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相互协作变得更加必要，各个国际组织的相互协调成为必需。政府的监管和干预将更加严苛，但这种监管和干预是在尊重市场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力量仍然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不再是固定的或单方向的偏移——一味偏向政府或一味偏向市场。双方责任的平衡需要不断转变——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政府发挥的作用更大，而其他时候可能对市场的依赖性更强。
四、资本主义新常态对我国的影响及其启示
2007—2009年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种新的常态，这将对我国的外贸出口、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生产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我们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经济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后，其对国外产品的需求下降，导致对我国产品的需求也不振，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贸易。2011年之后，我国出口增长率降为个位数且呈逐年下降趋势，2015年和2016年甚至是负增长，2012—2016年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为7.92％、7.85％、6.00％、－2.88％、－1.9％。这与2008年经济危机前20多年出口以年均20多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已经微乎其微。我国经济体量已经很大，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同年，制造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已难以通过依靠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必须转向国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传统产品大多数都面临市场饱和、产能过剩的问题，难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必须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潮流，大力发展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高档数控机床、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科技新兴产业，才能有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改造，避免我国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中被甩在后面。
资本主义进入新常态，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能使我国避免发生类似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早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深入分析资本主义进入新常态后呈现的一些特点，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三个启示。
启示一：大力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必然选择。我国应从宏观层面对高科技产业发展进行整体规划，根据不同高科技的技术特点来制定相应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模式，加强关键核心共性技术攻关并扶持其优先发展。不断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出台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扶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同时，应加强培育高科技人才的力度，给予高科技研究人员更多的经费支持和奖励。加强对风险投资方面的立法，鼓励风险投资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近两年，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已取得了一些成绩，显现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启示二：加快对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是增强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根本途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掀起的浪潮正在袭来，人类正在进入个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时代，欧美等发达国家正在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如果我们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加快对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改造，加速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在智能化的生产模式下，工厂的生产流程、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用户服务等各个环节都被纳入统一的智能化网络。这个智能化网络可以根据数据自主调整生产流程，并且自动修复机械故障，以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制造出多样化的个性化定制产品。为此，我们必须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打造一批潜力大、拉动力强的新兴产业集群。同时，我们要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从而努力实现XJP所讲的“三个转变”，即“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4】
启示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防止我国出现大的经济衰退的重要保证。资本主义历史上几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之所以持续时间那么久、衰退程度那么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政府面对危机苗头，迟迟不采取行动，放任危机发生，认为市场具有自我修复机制，危机可以自动消失，但结果是危机不断扩散，程度不断加深。历史经验多次证明：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必然发生危机，危机的结束也必然需要政府干预。今天，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在深化体制改革中，有一些人完全赞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主张要尽可能地扩大市场的作用而减少政府的作用，加速推进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对教育、医疗等部门进行市场化改革。他们的这些主张是错误的，如果实施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我国既有一批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并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又有强有力的计划规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法律法规等宏观调控手段。如果丧失了这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经济将难以实现持续高速稳定的增长，收入两极分化现象将日益严重，“中国梦”的实现将失去制度保障。（注释略）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张宇.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与中国道路【J】.经济学动态，2009，（4）.
【3】何秉孟主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与经济危机跟踪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XJP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N】.人民日报，2014－05－1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坚守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不动摇
本刊记者
侯惠勤，男，1949年生，安徽安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先后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出版《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冲突与整合：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等专著多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上发表论文150余篇。多次获省部级优秀成果一、二等奖、“五个一”工程奖、优秀教学成果奖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作用的不断加大，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阶级理论存在怀疑态度，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侯惠勤教授。
▲（采访者称▲，下同）：侯老师您好！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为指导，才能战无不胜，我们应该有这个理论自信。但当前社会上也存在一些错误观念，对理论自信提出了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消除时下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问题上的迷惘。
●（被采访者称●，下同）：任何重大的理论争论，总是特定历史条件的反映。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一方面，“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另一方面，“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3、114－115页。）。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关头，必须具有在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基础上的强大战略定力，批判和抵制各种错误观念。
▲：那么，在这里请您先对我们理论自信的表现作一简要概括。
●：我们的理论自信的表现主要有两条：一是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其基本原理在今天仍然适用，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二是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从改革开放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将其具体运用到当代中国的实践中，在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防止简单照搬这些原理，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明确而坚定的理论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不动摇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问题是当前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争论是对我们坚守理论原则的重大考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核心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权，在当代中国则体现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因而在今天坚持这一理论是理所当然的。有不同的声音很正常，可怕的是一些无端的联想和无稽之谈居然能够作为“常识”去封杀真理，例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就是制造阶级斗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告别革命”等错误推论，已成为一些人信奉的“常识”。正是这些“常识”所营造的社会氛围，使得一些正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居然可以引发一些人的大喊大叫、大动干戈，甚至还可能形成气候。这就一再警醒我们，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更需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不动摇，从逻辑上讲，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请您简要说明之。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形成、阶级划分、阶级斗争、阶级消亡、阶级分析等思想的概括，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以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揭示了，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线，是生产关系调整的直接动力，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阶级消亡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在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但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仍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不动摇？
●：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第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关乎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
▲：那么，我们先来谈谈第一点。
●：确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文本依据是《共产党宣言》。“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2页。）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一基本思想的概括，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即经济生产方式的历史基础地位、阶级斗争的历史主线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方向地位，从而完整地构成了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否定这一理论就是对唯物史观的根本性颠覆。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精髓不是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而在于强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马克思说过：“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7页。）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原理，划清了这一科学理论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根本界限。它揭示了阶级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趋势，反映了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战略策略。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尖锐、复杂的斗争，都是围绕着各自的阶级利益进行的，然而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扩大本阶级的私利，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消灭阶级”。因此，只有依靠工人阶级的领导，人类才能最终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领导革命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镇压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反抗的革命斗争中，所主要依靠的思想武器就是以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阶级斗争学说。正是从这一角度，马克思恩格斯把阶级斗争的规律称为“历史运动规律”，并认为运用这个规律是科学地理解阶级社会历史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7页。）。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由于其本身所包含的真理性和实践性，是适用于认识全部阶级社会、并有条件地适用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趋于消灭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之中占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所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地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4页。）“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81页。）列宁强调，在人类史上“出现过各种各样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要弄清这一切光怪陆离、异常繁杂的情况，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有关的情况，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页。）。“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页。）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页。）。
▲：请您接着说明第二点，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树，“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XJP：《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页。），它是和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根本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马克思主义重新观察中国命运的结果。
用马克思主义观察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我们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任务及其实践方式就有了全新的认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国家被肢解，人民受欺压。这一残酷现实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必定要分两步走，即首先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再进一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因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包含两大主题的历史任务统一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从实践上看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阶段，从理论上说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从历史主体上看则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这一历史活动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完成中国近代以来这两大历史主题的不懈奋斗中，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两大历史结论，支撑着我们的道路自信。
▲：是的，中国道路的发展过程，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国道路的开辟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分不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屈辱命运和艰难抗争，无不和以“鸦片战争”为起始的西方列强的入侵紧密联系。如何看待这种入侵，成为全部道路之争的焦点。在唯心史观看来，入侵尽管也伴随着血腥和压迫，但其带来了现代文明则总是历史的进步，因而“西化”是唯一的出路，反抗侵略、搞革命和社会主义则背离了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入侵虽然依靠了现代文明，却不能使被侵略国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因而不仅本质上是野蛮的，而且预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兴起。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入侵的后果时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2页。）处在没落阶段的资本主义，不仅自己逐步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而且裹挟着依附于它的国家走邪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是帝国主义宗主国的附庸，而且在文化上处在“无根”状态，既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又无力建立新的文化根基，因而只能如殖民主义所愿，奴性文化成为国民的普遍人格。这使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空前艰巨，不仅需要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还需要重铸民族之魂。
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挽救国家危亡开始了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但均以失败告终，“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3－1514页。）中国共产党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分析了中国走“俄国人的路”的力量源泉，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些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通过阶级觉醒、引领人民和民族的觉醒，最终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不可低估。
●：“十月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把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紧紧连在一起，而且决定了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方向。“十月革命”开创的建设道路，最为重要的是宣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终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由于一些初始条件（如没有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没有形成稳固的势力范围，没有形成世界范围“核心—边缘”的二极结构等，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竞争）的缺失，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从实践上看，后发展国家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就是因为落后和受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过的历时性矛盾挤压成共时性矛盾，因此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恶果叠加显现。而且，资本主义利用与其经济政治实力相应的思想文化上的优势，不断地制造落后是因为没有实行资本主义的神话，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混乱和分裂。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必定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再借此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正是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成为可能，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才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及自觉利用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形成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确实奠定了中国道路及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制度的合法性。
▲：您前面提到的第三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关乎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是否可以作以下理解：从本质上说，在今天决定当代人类前途的，并不是“文明的冲突”或全球性挑战，而仍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抉择。人类如果不能超越资本主义，走向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么全人类的和解、多元文明的和谐及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都是幻想。您能否对此作进一步说明。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首先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式并不是简单依据当时的一些贫富分化事实，更不是道德愤慨的情绪宣泄，而是立足于揭示资本主义的客观本性，并最终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
其一，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批判分析资本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不是从“邪恶”而是从“革命作用”上分析资本主义，从而把批判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否定封建主义历史规律的准确把握上。“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这就是说，马克思把对于资本主义的否定，建立在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而不是人类理性的所谓“迷误”上。
其二，资本主义设定了自身的发展极限，表现为自我否定的过程。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又一个原则，是内在否定原则，即自我否定。内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根据，资本主义的最终否定力量来自资本本身。《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个判断：“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指出资本的本性和生命力就在于，通过追逐超额利润而获取最大值的剩余价值，因而需要永不停步的自我扩张，而使其止步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却又恰恰就是资本自身。
其三，马克思依据当时资本主义暴露的典型事实，首先是经济危机这一典型事实，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历史趋势。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永远解决不了两极分化和人的异化这两大对抗矛盾，而社会化大生产终究要引领人类跨越这一历史界限。而引领人类社会实现这一历史性跨越的社会领导力量，就是工人阶级。因此，《共产党宣言》庄严地宣告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正如XJP指出的：“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
二、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也就是说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贫富阶层的差别也有扩大的趋势，有人因此提出我国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您认同这个判断吗？
●：这种判断过于草率。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实践，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我们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因而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有效地防止了两极分化和走资本主义邪路。这是我们必须认同的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邓小平对此作出了以下的判断：“对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当时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舆论，以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或者以为我们这样搞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经过这几年改革的实践，他们慢慢懂得了，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7－158页。）现在人们思想上的一个疑惑是，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和民营经济迅速扩大，是否意味着新的资产阶级已经出现？的确，截至2013年底，我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12539万户，注册资金393万亿元，从业人员达到125亿人（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0301／100409426.htm.）。有人据此认为当前的私营企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远远超过1956年公私合营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解放初期我国以资本2000元、工业雇工13人、商业服务业雇工12人以上的标准划定私营企业，认为其是民族资产阶级，并对其进行“和平赎买”。），从而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认为这种简单的类比是不可取的，在理论上也站不住。
且不说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和1956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从根本上说，1956年公私合营之前，我们还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并依附于国际资本，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因而必须进行改造。而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营经济，是依附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民营企业家也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普照的光使得民营经济的性质发生了一种双重性的变化，它的主流的一面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的，因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6页。）
此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某些剥削现象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现象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是“一定政策”允许下出现的剥削现象。这种现象主要方面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在社会关系层面大体上也属于可调控的非对抗性矛盾，不存在社会对抗全面激化的可能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因此不但需要而且可能对私营企业家进行引导和教育，让他们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贡献。
再有，判定一个阶级是否形成，经济并非唯一的依据，还有政治意识、社会组织等因素的考量。马克思在分析19世纪法国农民时明确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62页。）因此，一个阶级的形成，只有经历从经济上形成、进而从政治上形成的过程，才算是一个完整的阶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确实不能简单地仅从经济规模的量上就轻言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
▲：既然断定在中国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的说法不能成立，那么是不是说我们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就是无的放矢了？
●：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也就是说，我们丝毫不否认必须严防两极分化、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阶层的分化、多元，不同阶层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有扩大化的趋势，值得高度重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参见谢宇等：《中国民主法治报告201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我们要时刻警醒：“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为我们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就是要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消灭阶级阶层间的社会差别。所以，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坚定不移地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定不移地维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防止出现两极分化。
▲：现在我国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又没有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么是不是意味着阶级斗争也不存在了呢？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根源在于：“这不但因为历史上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在各方面的遗毒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清除干净，而且因为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最后完成，因为我们还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资本主义势力及其某些敌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势力还会对我国进行侵蚀和破坏。我国经济和文化还比较落后，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不可能完全防止某些社会成员以及我们党的某些党员发生腐化变质的现象，不可能杜绝极少数剥削分子和各种敌对分子的产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99页。）因此，“我们必须作好长期斗争的精神准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专政职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处理当前我国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00页。）。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今天我国社会生产生活的广大领域，大量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并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因而必须严格把握阶级分析的界限。不但要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善于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的矛盾，而且要努力探索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减少社会冲突的途径，不断推进和完善社会治理。
▲：由于我国坚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因而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歧见已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这是不是说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可以不要阶级分析了，或者说阶级分析方法已经过时了？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阶级分析仍不可替代。实际上，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并不是用它“分析一切，观察一切”，而是用它来分析那些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分析那些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首先，在根本制度上不能放弃阶级分析。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邓小平在分析“八九风波”时指出：“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3页.）因此，对公然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企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必须进行斗争。
其次，在道路问题上不能放弃阶级分析。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在道路问题上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观点，对那些企图重返封闭僵化的老路或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言行，必须进行斗争。
再次，在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问题上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核心利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44页。）对西方资本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危害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对“台独”“藏独”和“疆独”等危害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分裂势力与分裂活动，必须进行斗争。
最后，在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上不能放弃阶级分析。当前，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仍然是支配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主要来源，“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所以，在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上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必须看到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部分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等行为的根源不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而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遗产。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应该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关系？
●：由于当代中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胜利前进，如果没有世界大战一类的世界大变局，不会改变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大方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国在发展实践中付出惨重教训后总结出的宝贵历史经验。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1956年党的八大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41页。）八大对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表述已经蕴含着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思想以及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的思想。可是此后由于受到匈牙利事件、反右斗争等的影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开始在党内发展起来。毛泽东对我国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进而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主张，最终导致了全党中心工作的转向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23页。）“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重新认清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确认这一基本国情之后，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面貌开始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必须坚决维护。
但是必须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相反，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运用，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重要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8页。）因此，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要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心工作，而是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原则，坚持“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再次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差距”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0页。）。作为“四项基本原则”重要理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当代中国，不是游离于党的中心工作之外的累赘，而是有机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在当代中国的实际运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必须在当代中国的实际运用中进行，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民主和专政的统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统一。在突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不否定专政，在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其阶级基础、扩大其群众基础。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我们从维护宪法规定的国体出发，在突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维护国家的专政功能，强调民主专政的内在统一。“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家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等等，这些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XJP：《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页。）虽然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但前提是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也就是说，我们建设的不是西式的自由民主国家，而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这一国体的确立，是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奠基的。否定了这个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及其确立的民主法制就没有合法性。
我们还不断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专政功能的实际运用。毫无疑问，不断扩大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面临的新任务。邓小平在总结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生活反复教育我们，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3页。）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页。）。同时，我们要看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在我国仍处于被优势资本主义国家包围时期，在国内还存在破坏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敌对分子时期，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并正确发挥专政职能。“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并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
我们还充分吸取了苏联在进行“民主化”过程中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导致解体的教训，始终坚持民主和专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统一。邓小平强调指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始终注意发挥专政的职能，保卫和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使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所以才没有重蹈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覆辙。
▲：如何从制度建设方面处理好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是个难题。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于：可以在坚持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党可以在向全体人民开放的同时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可以在坚持指导思想、共同理想的同时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可以在广泛吸纳各种思想资源和文化成果的同时坚持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党性立场。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依据是，在存在着阶级划分的社会，不存在抽象的“人民性”，只有先进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广大人民，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在今天依然是人民性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有两大创新：一是党对于“工人阶级”的把握不是拘泥于其产业特征（如“大工业”一类）和职业身份（如“蓝领工人”一类），而是注重其“社会特征”（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资产阶级社会过时的根据）及历史使命（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因而着重从先进性上把握其阶级性。二是在坚持统一的指导思想的同时，推动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一脉相承的是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同时要依据国情的变化、时代特征的变化不断地回答重大实践问题，创新和发展理论，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相结合。这样，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在实现全社会覆盖的同时，依然保持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就是要不断认识和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的特殊规律，对我们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新概括。在这方面您怎么看？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和他的理论时曾经多次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它必须同具体的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不断发展，如果它脱离实际、脱离实践，“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1页。）。所以，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并不是要简单重复和教条式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理论的一般表述，而是要突出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当今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探索。
“如果要说我们的经验，那就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要作深入的了解。”（《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0页。）邓小平在认清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现阶段我国最大的国情后，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阶级斗争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主要矛盾的解决。“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8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一条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充分地利用资本的活力、同时最大限度地限制资本消极作用的道路，这是一条通过劳动调动、引领资本发展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创造性运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能够指导我们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求体现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又要求充分发挥资本要素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劳资关系不仅存在着对立，而且存在着可调和性，这是我们坚持不断探索建立与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的新型劳资关系的依据。所谓新型的劳资关系就是要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从完善劳动合同、尊重劳动者的权利和地位等方面，探索在逐步淡化雇佣劳动的剥削性、不平等性的基础上，走向新型的、和谐的社会主义劳资关系的方向，这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重大创造性运用。
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分配方式、组织形式、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更加明显，社会分化和利益分层日益凸显，信息化时代的思想多元、多样、多变以及相应的求新、求变、求异，考验着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凝聚力，挑战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不断探索通过大众化的，甚至是非意识形态化的话语来表达我们坚定的、鲜明的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在大众易于、乐于接受中内化于心，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又一个创造性运用。中国梦思想是这一创造性运用的最新表述，它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又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集团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同时还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性与生活性的统一（郝保权：《中国梦的意识形态话语创新》，《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实际运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主题下，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阶级斗争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就必然是范围不断缩小、程度不断缓解、作用不断下降，并最终导致彻底消亡。
▲：着眼于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支撑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断解决“西强我弱”条件下的理想信念问题，为什么这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不可分割？●：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既是重中之重，又是难中之难。“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5页。）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是党在今天存在的首要不适应问题。困难在于，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缺乏足够的经验依据的前提下，如何确立共产主义的科学根据？今天的现实状况是“西强东弱”、世界社会主义依然处于低潮，我们如何确立必胜信心？答案是必须借助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
理想信念和哲学世界观紧密相关。“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6页。）这种不牢固根本就在于对无产阶级必然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将信将疑、甚至完全不信。事实证明，树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即“两个必然”）的信念，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信仰共产主义，必须相信共产党，而相信共产党，则必须坚定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
马克思关于现代无产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论，不是主观的、纯经验性的评价，即不仅不以其他阶级、阶层和个人的评价为依据，甚至也不以无产者当下的自我感受为依据，而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中来定位现代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体系中来客观地确定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因此，马克思关于现代无产阶级的分析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发现。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也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共产党因此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马克思为什么这么看好工人阶级？
●：马克思看好工人阶级有四个理由：一是现代无产阶级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承担者，是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它的本质特征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如同考茨基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养活者”。二是现代无产阶级又一本质特点，就是它是唯一与生产资料没有直接联系的阶级，因而其解放不能通过个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而必须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重新拥有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了它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代表了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毫无疑义，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被剥削阶级也不同程度地与生产资料有直接的联系。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与其他劳动工具直接结合，农民阶级也因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而与生产资料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他阶级的阶级意识（如果有的话）都是巩固和扩大本阶级的利益，而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消灭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5页。）。不与生产资料发生直接联系而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承担者的无产阶级的大量出现，表明了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更表明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解体”。三是现代无产阶级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化的被剥削阶级，也是唯一可能形成阶级意识的被剥削阶级，因而是唯一可能成为革命阶级并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劳动者阶级。加上自觉的知识分子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以及一些破产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不断加入都给工人阶级的队伍注入了文化的血液，使得作为劳动阶级代表的无产阶级终于打破了剥削阶级对于文化的垄断。四是现代无产阶级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那样具有严密分工、严格纪律、严酷生活的训练，成为一支可以被组织的政治力量，这就是说，现代无产阶级虽然是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人，但它并没有农民阶级的散漫性和奴隶阶级的依附性。这正是工人阶级可能成为革命领导阶级的重要依据。
有了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才能有纯洁的党性和崇高的情怀，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1页。）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要让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认清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党员应坚持的阶级立场和党性原则，要“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最后，请您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当代价值进行简要归纳。
●：从今天的情况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价值，是否能够作以下三点阐发。
第一，从历史叙述看，阶级斗争是我们分析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的基本方法和根本性话语。历史领域历来充斥着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无数杂乱无章的事实、无数堆积如山的史料，只有寻找到其变化绵延的客观依据，历史才能成为科学。如果说唯物史观开创了历史科学的航道，那么其阶级斗争理论就是这一航道上的航标灯。由于我们今天远远没有超越阶级社会的历史，因此，历史的叙述必须以社会经济形态为依据，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展开，而不能用某些局部的、例外的情况模糊以致根本否定这一叙事方式。
第二，从当今现实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必须内外有别。就我国大陆今天的社会现实而言，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如果处理不当，还有重新激化的可能性；就当代世界的整体格局而言，不是所谓“文明的冲突”或所谓“全球性问题”决定历史的方向，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依然决定着当代人类命运和出路，因而依然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现在几乎可以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将长期陷入经济和社会危机，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在增加，这意味着其冒险性和侵略性在积累和上升。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本性的判断依然是我们观察当代世界变动的锐利思想武器。
第三，从我国实际的运用上，必须着眼于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不断巩固、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正确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的实际运用，至少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国已不复存在的国情出发，在慎提慎用“剥削阶级”以及“剥削”“压迫”一类提法的同时，不仅不削弱，而且强化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及其阶级意识，在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同时，不断强化其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基础；二是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主要矛盾的实际出发，在强调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着眼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慎将社会矛盾上纲为“阶级斗争”的同时，在重大社会矛盾（例如防腐倡廉建设）的观察分析上，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三是从坚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出发，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方向，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轻言贫富差距过大或存在分配不公现象为“两极分化”“阶级分化”的同时，坚定不移地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不断实践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编辑：汪世锦）
江金权：夯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基础
核心要点：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只有把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的工作做扎实了，做合格党员才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可以说，学习这一基础环节直接关系“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成效。
■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每个党员的一项经常性任务，是做合格党员的基本前提。每个党员都应把学习党章作为第一位任务，原原本本、逐条逐句通读党章，全面掌握党章的基本内容。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重在入脑入心，必须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增强针对性，推动广大党员既深刻理解党章党规、系列讲话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又增强内心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党内经常性教育的一次探索，不是一次活动，也不同于集中性教育，必须根据党内经常性教育的特点和党员队伍实际，不断探索创新学习教育的方式方法。
■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行为规范，增强党规党纪意识，自觉遵守党的制度、纪律和规矩，自觉同破坏党的制度、纪律和规矩的行为作斗争，共同维护党的纪律和规矩的严肃性。
■要坚持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坚持系统学、跟进学、深入学，念好“全、新、深”三字经。注重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系列讲话的丰富内涵、内在联系、理论体系、实践要求，做到全面把握、融会贯通。
正在全体党员中开展的“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以下简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实践，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部署。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只有把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的工作做扎实了，做合格党员才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可以说，学习这一基础环节直接关系“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成效。
一、牢牢把握学习的主体内容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学习内容十分明确、高度聚焦。搞好这次学习教育，必须聚焦学党章党规、学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这个主体内容，系统学、反复学、深入学，下真功、见实效。
XJP总书记指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这段论述，集中阐述了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的极端重要性。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每个党员的一项经常性任务，是做合格党员的基本前提。每个党员都应把学习党章作为第一位任务，原原本本、逐条逐句通读党章，全面掌握党章的基本内容。特别是要全面理解党的纲领，牢记入党誓词，牢记党的宗旨，牢记党员义务和权利，进一步增强党章意识和尊崇党章、遵守党章、维护党章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党规就是党内法规，是党内制度、党的纪律和规矩的重要载体。XJP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守纪律、讲规矩。党内法规、党的纪律是全党同志的行为规范，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依据。把学习党规纳入这次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要求。守纪律、讲规矩，前提是知纪律、知规矩。全体党员要重点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党员领导干部还要学习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党组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行为规范，增强党规党纪意识，自觉遵守党的制度、纪律和规矩，自觉同破坏党的制度、纪律和规矩的行为作斗争，共同维护党的纪律和规矩的严肃性。
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立足新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做合格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这次学习教育的基本任务。要坚持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坚持系统学、跟进学、深入学，念好“全、新、深”三字经。注重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系列讲话的丰富内涵、内在联系、理论体系、实践要求，做到全面把握、融会贯通。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讲话的核心要义，深入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习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要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括《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深刻理解党的科学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经常自觉地与系列讲话精神“对表”，始终做到理论清醒、旗帜高扬。
党章与党规、系列讲话是相互联系的，党规是党章某些规定的展开和具体化，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结合新的实际对党章规定的阐释和深化。学习教育中，应统筹安排，把三者结合起来学习，做到融会贯通。
二、增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重在入脑入心，必须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增强针对性，推动广大党员既深刻理解党章党规、系列讲话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又增强内心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对照学习教育的目标深化学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确定了“四个进一步”的目标，即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进一步树立清风正气，进一步强化宗旨观念。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始终盯住目标学、对照目标改，不达目标不罢休，努力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引导党员强化政治意识，保持政治本色，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量；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践行党的宗旨，保持公仆情怀，牢记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强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廉洁从政、从严治家，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
结合各自思想工作实际深化学习。坚持问题导向，带着问题学，才能入脑入心。现在，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精神空虚，推崇西方价值观念，热衷于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一些党员党的意识淡化，看齐意识不强，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组织纪律散漫，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一些党员宗旨观念淡薄，利己主义严重，漠视群众疾苦、与民争利、执法不公、吃拿卡要、假公济私、损害群众利益，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临危退缩；一些党员精神不振，工作消极懈怠，不作为、不会为、不善为，逃避责任，不起先锋模范作用，等等。在学习教育中，要通过自我反思、民主评议党员、召开组织生活会等方式，引导党员对照党章党规、系列讲话，深入检查自己言行，看是否存在上述问题、存在哪些问题，检视自己在新任务新考验面前，能否坚守共产党人信仰信念宗旨，能否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的关系，能否努力追求高尚道德、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积极健康生活方式，能否做到党规党纪面前知敬畏守规矩，能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积极为党的事业担当作为。要坚持边学边改，在学中改、在改中学，不断净化灵魂、端正行为。
结合中心任务深化学习。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推动广大党员做合格党员，最终目的是通过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推动当前工作、推动事业发展。现在，全党全国人民正在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奋力开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良好开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紧密结合这个中心任务来开展，要把学习的成果体现在推动实现这个中心任务上，做合格党员要落实到为实现这个中心任务而奋力拼搏上，起先锋模范作用，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冲得上去。要把学习的成果体现在树牢新发展理念上，努力提高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努力解决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不适应、不会为、不善为的问题，以新发展理念指导新的发展实践。要把学习的成果体现在提振精气神上，勇于面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着力寻找应对发展挑战和难题的因应之策、破解之道，坚定主心骨、提振精气神、展现新作为，打好“三去一降一补”攻坚战，在扶贫攻坚主阵地、经济建设主战场攻坚克难、建功立业。
三、创新学习教育方式方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党内经常性教育的一次探索，不是一次活动，也不同于集中性教育，必须根据党内经常性教育的特点和党员队伍实际，不断探索创新学习教育的方式方法。
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党员个人自学是基础，要明确自学要求，引导党员搞好自学。同时，也应组织必要的集中学习。应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以“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为基本形式，组织党员集中学习。比如，可根据党章党规、系列讲话的内容，列出若干专题，以支部党员会议为形式，围绕专题组织讨论、相互启发；围绕党章党规、系列讲话的重点内容，安排党课，等等。通过集中学习、互动交流，帮助党员明确重点、弄清难点，消除认识疑点，解开思想疙瘩，释疑解惑，推动学习深化。
学习文献与学习先进典型相结合。先进典型的先进事迹是对如何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党的纪律规矩的生动诠释。学习教育中，应把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同学习党的历史、学习革命先辈事迹和先进典型结合起来，注重运用身边先进典型现身说法；同时引导党员剖析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违纪违法案件，认清丧失理想信念、违反纪律规矩的严重后果，汲取教训。通过发挥正面典型的激励作用和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引导党员牢记党规党纪，牢记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树立崇高道德追求，养成纪律自觉，守住为人、做事的基准和底线。
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党员领导干部既是党内普通一员，又是“关键少数”，既要以普通党员身份投身学习教育，又要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普通党员这个“最大多数”，形成层层带动、上行下效的示范效应。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应先学一步、深学一层，特别是在学习掌握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高执政能力上下功夫、见成效。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与支部党员一起学习讨论、一起查摆解决问题、一起接受教育、一起参加党员民主评议、一起参加组织生活会，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积极到基层党支部讲党课。还要积极参加党委（党组）组织的领导班子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专题学习，搞好集中研讨，深化学习效果。在民主生活会中，领导干部要真正把自己摆进去，对照党章党规、系列讲话认真查找自己存在的问题，并切实整改，为普通党员作表率。
注重分类施教。这次学习教育，面对的是全体党员，层级多、范围广，党员文化程度、职业等差异很大。学习教育既要统一要求，又要分类施教，不能“一般粗”、“一锅煮”。各地各单位应根据自身特点，对学习教育的重点内容、组织方式等作出具体安排。特别是要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流动党员、离退休干部职工党员及年老体弱党员等的各自特点，在学习内容重点、学习要求、组织方式等方面作出灵活安排，既体现从严要求，又切实可行。应用好现代传媒手段，创新学习教育方式，开展在线学习交流，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
姜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自觉开拓者，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有力引领者、重大贡献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进程，让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不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书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壮美的中国篇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广泛传播。在中国，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历经28年艰苦卓绝斗争，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政治前提，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道路，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推动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纪元，也是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又一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继十月革命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又一成功范例，增强了世界人民民主阵线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打击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削弱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使世界范围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变化，极大推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极大地推动和鼓舞了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有力地促使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进一步瓦解，为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事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意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开始转入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要以苏为鉴，要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的八大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中苏论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有效维护了我们党的独立自主和国家的主权安全，维护了国际共运中党与党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正义事业，不仅得到各国的赞赏和尊敬，也巩固了各共产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这一时期，我们党尽管经历了一系列曲折与磨难，但仍顶住了国内外巨大压力，各方面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有效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极大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时俱进发展这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发展，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积累了重要经验。
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重要历史关头，我们党排除各种干扰和障碍，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综合国力与日俱增，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总体低潮中的最大亮点，捍卫和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引领旗帜，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了更加密切、更为明确的联系。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最为重要的部分，已成为日益发挥重要影响、作出原创性贡献的伟大事业，已成为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中国方案的伟大事业。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导中国、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科学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充满着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在世界范围内日益产生广泛感召力和影响力，得到普遍认同和高度赞誉。实践充分证明，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科学理论，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形态，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振兴的标志性成果，是社会主义彰显出更为广泛的制度优势。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其各种制度弊端不断显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了独特的治理优势和制度优势，为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的制度创新，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全新选择，为人类制度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每一个重大进步和成就，都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必将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篇章，也必将开创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
在百年发展史上，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来说，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0周年，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必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姜辉：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解决中国发展问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规划了今后五年以及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成果，也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集中体现。XJP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十九届五中全会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实际，坚持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和国内相结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认识和有效解决当代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彻底贯彻和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典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刻表明，无论是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判断，还是关于我国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无论是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遵循原则，还是突出强调要坚持和把握的重大关系；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和重大举措，还是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无论是宏观谋划和顶层设计，还是具体规划和工作部署，都充满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大智慧大战略，也充分表明百年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们党长期执政和治国理政的高度自觉、卓越智慧和高超本领。
关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正确认识把握我国发展环境的“变”与“不变”，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把握大势和驾驭全局的卓越成果
深刻复杂变化中的国内外环境，要求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发展观，统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善于在日趋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准确认识“变”与“不变”及其辩证关系。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就是更好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如XJP总书记指出的：“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从国际环境和形势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我们既要看到我国发展外部环境长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特征和全局面貌，又要看到当前这个世界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要准确把握其发展趋势、丰富内涵、主要特征、推动力量和演进方向。其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这是大变局中的主要阶段性特征。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和发展构成威胁。其二，经济全球化根本方向没有变，但发生波折和遭遇逆流，各种矛盾和推动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过去，美国等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今天，有的西方国家却成为全球化发展的主要障碍，甚至成为逆全球化的策源地。而中国则走上前台，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主要力量。其三，世界多极化根本趋势没有变，但世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格局进入转型和重塑期。其中最为显著的事件，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东升西降”趋势日益凸显。中国持续快速发展成为推动世界格局演变的主要力量。
从国内环境和形势看，要正确认识国内环境中的“变”与“不变”。其一，既要看到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看到我国进入到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XJP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再次强调：“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随着我国发展进步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不同历史时期必然会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和主要任务。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要以更高要求解决发展的主要矛盾，更好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其二，既要看到我国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要看到新发展阶段面临更复杂问题和更严峻挑战。一方面，我国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长期向好的总体势头没有变。我国抗击疫情和经济恢复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成为全球唯一恢复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逆境中实现提升。另一方面，我国发展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外部冲击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叠加等多重影响，困难前所未有。其三，既要看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作用的全局性和长期性，也要看到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和新要求。社会主要矛盾发挥作用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贯穿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整个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新特点和新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十四五”时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制约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还不能得到充分满足，发展的任务还十分繁重。要着力增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系统性、针对性，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统揽国内国际环境和形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总体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这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把握大势和驾驭全局而作出的卓越判断，据此准确判明当前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现象的本质，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化危为机，变挑战为机遇，开拓进取，开辟新局。
关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是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坚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原理，确立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坐标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或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一个社会的发展进入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不是单纯的主观判定，而是对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势、重大变化、阶段性特征的科学把握。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科学把握发展趋势和阶段性特征，根据世情国情民情的变化，抓住变革时机推动我国发展。我们党及时作出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判断，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指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为科学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时代坐标和基本依据。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在不同发展阶段既接续奋斗，又不断谱写新篇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既强调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明确提出我国进入到新发展阶段。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另一方面，“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必须坚定不移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是在我国发展经过基本建成总体小康社会、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国际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论断。关于新发展阶段这个重大判断的作出，既遵循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又根据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的新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变化，不失时机地把我国社会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的历史坐标，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方面，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继续坚持两个“没有变”，急于求成，反而欲速则不达，最终有害于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发展进步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不同历史时期必然会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和主要任务。当前，我国发展经历着深刻的阶段性变化，进入到了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新发展阶段。必须在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下与时倶进、变革创新，因循守旧、僵化保守，势必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重大关系，是运用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在主动化解矛盾中创造性运用发展规律来推动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运动本身就是矛盾”。XJP总书记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因此，对矛盾的判断，是观察形势、分析事物、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的问题层出不穷，面对的各种关系错综复杂，这样就越需要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来处理复杂问题、把握重大关系、应对严峻挑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认真分析国内国际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基础上，无论在宏观原则层面还是在具体工作层面，都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主要的关系。把握关系，就是正确认识事物之间的联系，掌握运用规律来解决矛盾和问题。比如在把握宏观形势和大局层面，明确提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制定发展规划的指导性原则层面，处理好五个方面的主要关系：一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做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有机衔接；二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我国制度优势；三是开放和自主的关系，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四是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有效防范和应对可能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五是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制定出一个高瞻远瞩、务实管用的规划建议。在经济发展目标表述方面，坚持党管大方向、定大战略，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采取以定性表述为主、蕴含定量的方式。在经济社会发展部署方面，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与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支点相结合，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等等。这些都是创造性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和解决发展问题，在正确处理好各种重大关系中作出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规划和科学部署。
比如，这次全会的一个突出亮点和战略部署，就是从发展大局上明确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是通观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发展条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来谋划和部署，“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在大变局中的动荡变革期，突出强调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二者合则兴、分则弱。把安全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谋划，形成发展和安全协调共进、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良好局面，这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过程中，必须善于将全局思维、底线思维、系统思维有机结合起来，谋根本、谋大局、谋长远。正如XJP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再如，这次全会提出的新发展格局，是既着眼于适应和驾驭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又及时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性变化和新阶段发展新特点，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一是着眼大国经济发展特点和规律，构建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的经济发展格局。二是着眼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调整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关系。三是着眼于当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的国际形势，化解外部冲击的风险，保障发展安全。明确提出正确处理“双循环”的关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通过发挥内需潜力，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指出我国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而且会越开越大。
关于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战略思维、全局思维、底线思维、辩证思维等，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谋划我国发展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蓝图目标已经擘画，大政方针已经确定，之后的关键就是认真做好工作，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好、落实到位。这就需要以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为指引，提高科学思维能力，增强驾驭复杂局面能力、创造性开展工作能力，增强狠抓工作本领、攻坚克难本领等。XJP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当前，国内国际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有利的战略抉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国内国际环境中，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保持战略定力，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运用辩证思维能力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发展问题，要求我们勇于面对矛盾和问题，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分析解决问题。全会《建议》就是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贯通，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充分体现了自觉、高超的辩证思维。比如，《建议》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在我们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坚持系统观念”上升到原则层面和高度阐述，作为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加以突出强调。从哲学意义上说，坚持系统观念，就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着眼我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用系统的思维和方法谋划发展，把我国发展及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一个宏大系统来谋划设计，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思考，坚持全国一盘棋、更好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
在矛盾错综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况下，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非常重要。“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XJP总书记经常强调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会有许多迂回曲折、困难挑战，必须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
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群众立场和群众观点追求实现人民美好生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自始至终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并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立场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XJP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群众立场和群众观点的典范。
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建议》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始终。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中，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和重要原则，明确要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建议》提出的2035年远景目标中，将“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单独列出。突出强调“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并明确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这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在《建议》的具体措施方面，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的，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提高食品药品等关系人民健康的产品和服务的安全保障水平，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节假日制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立场和根本方法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中的科学运用和生动体现。正如XJP总书记强调的：“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但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这次全会更加突出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民性，充分反映了我国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个鲜明特征。坚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采取有效举措和政策安排，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坚持不懈地促进公平正义，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姜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和全面部署。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表明我们党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这一重大制度安排，对于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意义。
为什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
有效解决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面临新情况新问题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推动部署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更加鲜明、巩固深化，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取得实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得到切实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取得显著成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方面，仍存在需要根本解决的问题。比如，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还没有彻底克服；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功力和水平有待提升；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还需下大的功夫；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需要确立切实有效机制，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下大力气解决。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起来的迫切需要。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目前，我们党已经拥有9000多万名党员、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在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党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肩负的任务更加繁重。只有坚持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使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处于历史新飞跃中，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步伐大大加快。学懂弄通做实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要下大功夫，需要随着时代和实践的新发展而切实做到长期坚持与不断发展的有机统一。
推进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建设的迫切需要。XJP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归根到底，就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和独特优势，就是善于运用与时俱进的科学思想指引方向、凝聚力量，把思想理论文化建设作为贯穿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一条红线。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用党的创新理论科学指引，提升信仰信念，筑牢思想根基，夯实理论基础。
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进入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XJP总书记和党中央把意识形态安全置于国家安全的重要位置，把应对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作为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从国内看，随着深化改革过程中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更趋多元多样多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新挑战，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同时存在，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积极的和消极的相互影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面临新环境新问题。从外部环境看，基于多元共生的不同历史文化基础，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相互交流与相互对冲呈现新特点，甚至有时趋于相互斗争且复杂尖锐，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挑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才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立根本、强底气，有效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主要任务
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随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稳步提升，牢牢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确保党和国家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胜利前进。但也要清醒看到，各种错误观点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还不同程度存在，在一些重要节点和重要时期以新的形式集中发起挑战。比如，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民粹主义等错误思潮时有凸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建设造成冲击，甚至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人渲染“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淡化论”“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等错误观点，不同程度地淡化或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根本制度上保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统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重大任务。
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必须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正如XJP总书记指出的，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党带领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才能坚定主心骨、把准定盘星，牢牢坚持实现共同目标的方向，夯实共同的思想基础，拉紧共同的精神纽带，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更好汇集起攻坚克难、开拓前行的磅礴伟力。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必须坚持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不动摇。至关重要的，就是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紧密结合新时代新实践新要求，强化问题导向、实践导向，自觉做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多元多样多变社会思潮。随着社会变革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发展，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随之加大，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整合多元价值观念的难度也在加大。如何把握正确思想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强做大主流意识形态，增强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统领和整合能力，不断增强时代感、吸引力、引领力、凝聚力，仍然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艰巨任务。
有效应对遏制打压我国发展壮大的舆论攻击、争取主动权和话语权。随着我国发展壮大，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引领力进一步提高，中国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发展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贡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和广泛认同。但一些国家和势力不愿意看到我国崛起和强大，把我国发展壮大不视为机遇而认为是挑战，对我国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竭尽歪曲污蔑丑化之能事，不断挑起各种事端制造对立对抗。目的就是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阻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对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绝不自失主张、自乱阵脚，同时有力有效开展舆论斗争，充分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落到实处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我们党重大的思想文化制度创新，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关系到我国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深刻把握坚持这一根本制度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增强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强化制度意识、抓好制度执行，切实把这一根本制度体现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上，落实到工作理念、思路、举措上，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学懂弄通做实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时代，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巩固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要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密切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深刻把握精神实质、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系统完整地掌握科学体系、巨大贡献、历史地位，深刻体悟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及人民至上、历史自觉、实事求是、问题导向、战略思维、斗争精神等鲜明品格，不断增进对这一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这一思想蕴含的强大真理力量转化为实践伟力。
建立健全落实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体系。全面贯彻落实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持续推进、不断深入，建立健全理论武装的体制机制和工作体系。提升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完善学习教育、研究阐释、宣传普及等方面制度机制。突出抓好领导干部学习，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各层级学习制度。丰富和创新学习内容形式，建设和用好网络学习平台，充分发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聚合和引领作用。大力推进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建设，推出深度理论阐释的精品力作。持续推进科学理论大众化，建立健全精准传播、有效覆盖的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建立健全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是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基础的根本保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深入总结运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以党章为根本，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形成长效机制。持之以恒加强理论武装，完善党员干部自学、干部教育培训、基层党组织学习、理论宣讲等制度。巩固和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健全查改问题的长效机制，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完善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制度，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党内组织生活等制度。
谋划部署落实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这一工程的成功实施，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有效做法。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新要求，推动工程制度化，谋划部署落实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切实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落实到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加强对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深化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研究，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研究。强化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加大对重大理论问题、重大现实问题、重大实践经验研究总结。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努力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师生头脑，推进科学理论全面融入教育教学之中。
建立健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各级党组织要强化担当，落实主体责任，压紧压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切实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完善阵地建设和管理制度，落实好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决不允许搞法外之地、舆论飞地。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认真研判意识形态领域动向和形势，有效解决重大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切实提高意识形态领域治理能力，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姜辉：深刻领会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贡献——深入学习《XJP...
《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集中反映了十九大以来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系统呈现了XJP总书记提出的许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创新理念、思想观点、战略主张，充分体现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立足中国、引领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围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个历史任务，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运用，先后就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等重大理论课题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要会议上作出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在新时代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XJP总书记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今天，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主要原则观点作出了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的创新，创造性回答了“什么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课题，以一系列独创性观点阐明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精髓要义、科学体系、历史贡献、时代意义、现实价值、实践作用和发展途径等，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在整体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也即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推动引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XJP总书记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在理论上以一系列创新性思想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XJP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地进行下去，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胸怀“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两个革命”，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在理论观点创新上，提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理论；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善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理论；提出和践行新发展理念，拓展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途径和目标的理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建新布局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等等。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重大问题，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些创新理论指引下，谱写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篇章，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引领旗帜，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流砥柱，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
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民族复兴，怎样实现民族复兴”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最大梦想。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历史使命，经过几代人的求索奋斗，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跨越。近百年来，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四大里程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XJP总书记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深邃宽广视野，深刻阐述了“实现什么样的民族复兴，怎样实现民族复兴”的重大课题。明确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决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于“四个伟大”的新时代实践中，统一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在物质上强大起来，也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要居安思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重点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已经充分爆发出来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绝不能有半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也绝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必须勇立潮头、奋勇搏击，等等。XJP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阐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奋斗历程、历史方位、科学内涵、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现实路径和战略步骤，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围绕治国理政这条主线，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对治国理政规律的认识，为发挥制度优势、实现“中国之治”提供了科学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和战略高度，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专门研究审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从坚定制度自信和推进制度创新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第一次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机联系、相辅相成、汇聚整体的显著优势，系统阐述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层次清晰、全面系统的科学制度体系，明确提出了推进我国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总体目标、战略途径和重大举措。XJP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对党领导治国理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发展，为成功实现“中国之治”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
XJP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制度现代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具有丰富的实践成果，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等等。XJP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创造性回答了“什么是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治国理政规律的认识，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个关键，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自我革命、怎样进行自我革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XJP总书记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XJP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已经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这条成功道路就是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自我革命。从延安时期的“民主新路”，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持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再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和孜孜求索。
XJP总书记强调，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把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有机统一起来；不断深化自我革命，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坚决割除一切滋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党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关键是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要不断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才能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实现自我超越，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新时代“两个伟大革命”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等等。XJP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弘扬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精神，创造性回答了我们党在新时代“什么是自我革命、怎样进行自我革命”的重大课题，全面深入阐述了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自我革命的重大意义、指导原则、时代内涵、基本方略、主要问题、重要途径和科学方法，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不懈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的根本遵循。
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问题，从而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党的十九大以来，面对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多、世界进入动荡期的新形势，XJP总书记呼吁加快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人类命运和前途的科学认识和把握，系统回答了当今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和“世界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
XJP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随着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断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赞同。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这一理念得到检验，并获得全世界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在国际社会日益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世界谋大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情怀。环顾当今世界，全球化遭遇逆流，经济增长长期低迷，发展鸿沟愈加显现，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全球不平等加剧。与此同时，地区冲突战火不断，恐怖主义此起彼伏，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问题和严峻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应对无术、力不从心。特别是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一再“失态”“失义”“失信”于全球，不断强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甚至民族、民粹主义，迫使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各国的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世界各国更需要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XJP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时代潮流、基本理念、世界变局、演变趋势、未来方向，第一次比较系统回答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许多重大理念、重要思想、重要主张，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引领时代发展、解决世界难题的科学指南。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姜辉：学习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今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我们纪念恩格斯，就是为了重温恩格斯的丰富思想和历史功绩，缅怀恩格斯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精神，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执着信仰和坚守捍卫，宣示我们对与时俱进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孜孜探索和不懈努力。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被誉为“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创者和引路人，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深刻系统阐述和创新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广泛传播。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捍卫和发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和推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知识渊博、思想深邃，集思想家、革命家、实践家于一身，他的思想和行动是时代丰碑。今天我们重温学习和深刻领会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于坚持和发展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推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学习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要深刻领会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坚持捍卫，从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又各自作出独特贡献，他们终其一生捍卫发展这个科学理论。他们合著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开创性、标志性成果，一起参加了第一国际的领导工作，与当时工人运动中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主义流派，如蒲鲁东派、巴枯宁派、工联主义展开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斗争，坚决反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教条主义等，反对各种曲解割裂马克思主义的庸俗派别，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和指导地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这部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作了彻底清算，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呈现出来。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决心完成马克思的夙愿，在精心整理马克思手稿基础上，进行大量创造性工作，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独创性贡献。尽管恩格斯一直说“马克思是天才”，而自己只是“第二小提琴手”，但他的卓越成就、巨大贡献、伟大人格，使马克思的“第一个‘我’”和“第二个‘我’”不可分割。列宁就说过，恩格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
恩格斯非常注重维护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原貌和思想完整性。他批评一些人没有认真阅读和准确理解马克思的著作，就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提出要做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像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原原本本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他在谈到如何学习《资本论》时指出，“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今天，我们要原原本本阅读经典著作，真正淬炼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看家本领。按照XJP总书记的要求，“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二、学习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要深刻领会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从而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表率，他既坚持真理，又从实际出发，倡导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有句名言：“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他始终反对简单化、教条化和公式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比如，他批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时指出，他们以为只要把理论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恩格斯终其一生强调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讲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经典名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恩格斯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也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他在《共产党宣言》以及此后为《共产党宣言》各种版本所写的七篇序言中，体现了一个基本思想，即他们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他注重研究新情况，对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敏锐地捕捉到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等新现象；他洞察国际工人运动的新发展、新要求，对暴力革命、合法斗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问题提出新认识。他撰写的诸多著作都是奠基性、开创性、系统性的，如《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在今天看来，都是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经典。今天，我们学习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就要在坚持真理的基础上，不断解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理论。
三、学习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要深刻领会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实际运用，从而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新实践
恩格斯非常注重科学理论发挥指导改造世界的作用，彻底践行了马克思指明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宗旨。恩格斯说过：“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他一贯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积极投身批判和反抗旧制度。恩格斯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奉献给人类解放事业。他不仅从事繁重的理论研究工作，回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还以极大的热情指导各国的工人运动，指导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立发展，指导成立第二国际。正如毛泽东评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以上简要重温阐述了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精神，即科学性、创新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我们今天纪念恩格斯，就要学习和践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从中获得宝贵启示和思想滋养，更好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运用，先后就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等主题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要会议上作出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新时代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主要原则观点作出了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的创新，以一系列独创性观点阐明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精髓要义、科学体系、历史贡献、时代意义、现实价值、实践作用和发展途径等，形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在当代中国，坚持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在这一伟大思想的指导下，不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新贡献。
（作者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姜辉、龚云：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奋斗的关键历史时期，我们迎来新中国70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划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XJP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篇章，根本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方向，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根本改变中国人民命运，开辟中国历史发展新纪元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历史发展开启了新纪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欺凌奴役中国人民的苦难历史彻底结束。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并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历史。根据联合国亚太事务委员会的统计，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也远远低于当时整个亚洲44美元的人均收入。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根本的前提。新中国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宣告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到来。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最能反映绝大多数人民意志的政权。宋庆龄曾感喟：“在我看来，自从1949年10月1日——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以来，中国最伟大的转变就是我们的国号中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人民’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不是为了装饰点缀，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同样有史以来第一次表明我们政府巨大力量的所在——人民。”
中国人民真正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这是中国人民社会地位的根本变化，从此可以集中力量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建设，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人民群众一旦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会迸发出极大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以崭新的姿态，建设自己的祖国，走向光明的未来，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涤荡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空前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犯。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国家主权独立，“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明确规定：“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要求“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本质特点，是中国人民在世界站起来的具体体现，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也向世界宣告：“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XJP总书记指出，70年前，中国人民历经几代人上下求索，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中国人民的命运从此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根本改变中国发展方向，推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明确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引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政治前提。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从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局部执政的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重任，使党可以运用国家政权凝聚和调集全国力量，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解放并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不仅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也充分证明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为其他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经验和宝贵启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表明，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把人民解放斗争引向胜利发展的道路，就必须从本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出发，与时俱进，因地因事而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通过总结实践、展望未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地位，掀开民族复兴新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稳定统一，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地位，是中华民族由近代衰落开始走向强盛的历史转折点，是从战乱动荡开始走向长治久安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根基。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是，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从根本上改变了百年来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中国人民伟大的民族精神得到极大振奋，中华民族从此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迅速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为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注入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站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起点。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各民族崛起的重要条件，也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开辟了全新道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社会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中国不仅赢得了民族独立，也逐步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一步推向前进。经过数十年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业一以贯之、接续进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抓好重大制度创新，我们党提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描绘了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展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
根本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开启了人类历史发展新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新中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彻底扫荡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势力，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大大加强了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重塑了世界政治地图，有力推动了维护国际和平事业的发展，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对世界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对人类和平、民主、正义、进步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最重大的事件，在世界范围内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此后，正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新中国迅速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开创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辉煌成就，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正如XJP总书记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世界上树立起独立自主走自己道路的榜样。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结果。这既有力鼓舞并支持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增强了他们反帝斗争的胜利信心，也激励他们取得民族独立后走自主发展道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新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XJP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
70年砥砺奋进，70年春华秋实。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XJP总书记指出，“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时代风云激荡，历史沧桑巨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将更为彰显、影响更为深远。
姜辉：“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根本动力
XJP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XJP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动力来源，展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风范，为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奋斗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为崇高理想不懈奋斗的重要法宝。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并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树立了共产党员的远大理想，使全体共产党员明确了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崇高理想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同中国人民接续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谱写了气吞山河的社会主义壮丽史诗，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XJP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回顾过去，革命理想高于天，初心使命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展望未来，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激励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永葆革命精神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XJP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全党同志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永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革命斗志，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更好地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永远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搏精神，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斗中、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使命中，勇往直前、奋发有为，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勇气和定力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通过总结实践、展望未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呈现出深刻复杂变化的态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新矛盾新征程中，我国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但只要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能激励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排除干扰、认准方向、坚定信心、攻坚克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夺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奋斗的根本动力。在中央开展的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要始终把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灵魂和主线贯穿其中，对照主题教育的具体目标，认真学习贯彻XJP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及论述，学习《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XJP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等主要参考读物，认真检视影响和制约我们发展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具体措施，并抓好整改落实。通过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在党员干部中来一次深刻的初心使命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深刻理解掌握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精神实质、核心内容、科学体系、实践要求，深刻领会其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奋发有为的姿态干好正在做的事情，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姜辉：“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础与文化奥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和战略高度，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首次以中央全会形式研究审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从坚定制度自信和推进制度创新相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第一次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辅相成、有机联系、系统集成的显著优势，系统阐述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层次清晰、全面系统的科学制度体系，明确提出了推进我国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总体目标、战略途径和重大举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发展，为成功实现“中国之治”提供了深厚的制度基础和有力的制度保障。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纵览世界历史，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往往与其民族精神的崛起和民族文化的复兴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无论是在革命、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既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所蕴含的政治理念、伦理规范、价值追求、人文传统和社会理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不断传承弘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所形成的革命文化，不断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文化自信得到充分彰显，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理解“中国之治”的文化奥秘，就要从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出发，把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推动和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一、创造“两大奇迹”的制度密码和文化基因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或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一种社会制度优劣与否，是否管用有效，不能靠单纯的主观判定，而是由实践来检验和证明。正如XJP总书记深刻指出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管不管用，有没有效，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经过70余年的探索发展，我国形成了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铸就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概括的“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以这两个奇迹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之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威力和文化实力的实际展现。在人类历史上，那些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国家，大都没有形成稳定有效的国家制度以及充满活力的治理体系和较为完备的治理能力，究其根本，就是没有从本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出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国的“两大奇迹”交相辉映、相辅相成，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极为罕见，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事实。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取得伟大成就，无不得益于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发展模式。中国能创造这样的奇迹，郑永年认为，源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在背后的支撑，为执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制度基础。
XJP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时曾指出：“我们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科学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涵盖了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领域各方面，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有韧性更有活力，既稳固可靠又充满潜能。这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最大优势为统领、其他十二个显著优势各展其长的有机联系的“制度优势群”，汇聚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优势。这一科学概括，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明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治理强则国家强。XJP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当今世界，置身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为特征的大变局中，制度竞争更加复杂、日趋激烈，“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一些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我国日益强大并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视为对西方制度模式的挑战和替代，对我国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竭尽歪曲污蔑、遏制打压。比如，把我国发展强盛丑化为“新帝国主义”，把我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成功实践歪曲为“新殖民主义”，并发起贸易战、打压我国发展高新技术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些西方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阻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需要看到，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2014年4月，XJP总书记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畅谈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指出“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正像我们无法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历史遭遇、不同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们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力回答了摆脱贫困这个困扰人类发展的历史性难题。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中，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正如XJP总书记指出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既是一个国家制度生长的土壤，也是这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因。XJP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正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不断学习借鉴、消化吸收其他民族、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形成了我们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优势，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基因。
二、关于“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新回答
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革命掌握政权后，国家建设、改革和治理的问题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突出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进程，同时就是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制度自觉和卓越治理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总是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及时把创新的理论原则、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系统的制度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提供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深厚的制度基础。
XJP总书记以深远的世界历史眼光思考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问题，明确提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这个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苏联国亡政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XJP总书记深刻总结道：“因为没有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必然带来严重政治后果。”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积极探索“怎样治理中国”这个问题，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改革开放前，在国家治理体系上还没有完全找到一种完全符合我国实际的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认真探索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使当代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把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完善国家制度、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有机统一起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明确要求“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既体现坚持战略部署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又根据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具体地看，既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又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既明确了前进方向和指导原则，又提出了总体要求和重大任务；既讲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又指明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主要途径；既提出了“三步走”总体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又规划了“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重大任务；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总之，《决定》创造性回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全局性、开创性、里程碑标志的重大意义。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迫切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XJP总书记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面对这一重要历史任务，要做到坚定制度自信与推动制度创新的有机统一，既要坚持好、巩固好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又要完善好、发展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以下五个方面不断发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进而开辟“中国之治”的更加美好的未来。
一是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描绘的制度图谱中，首要的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制度安排中，首位的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决定》的各个结论和各项要求中，根本都是要加强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可以发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和主线，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制度是具有统领地位的根本领导制度。开辟“中国之治”更加美好的未来，必须坚决维护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二是必须牢牢把握“中国之治”正确的前进方向。方向决定道路。把稳“中国之治”的前进航向，就是要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顾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完整含义包括两部分：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组成了一个整体，前一句话，规定了根本方向；后一句话，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的鲜明指向。正如XJP总书记指出的：“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要坚持方向不偏、道路不改，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从中华文化中汲取丰厚滋养；又把握党和人民在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走过的道路、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不照抄照搬别国制度模式，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三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曾指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XJP总书记强调：“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始终坚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始终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开辟“中国之治”更加美好的未来，要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制度建设和国家发展。
四是必须推进全面系统的改革。XJP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不仅要解决好体制机制弊端问题，而且要解决好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实现总体目标，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全力推进以实现总目标为主轴的所有领域的改革，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全面性安排和全方位画像，是我国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建设的顶层设计，是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整体性布局和系统性建构的宏大工程。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仅是这十三个显著优势的具体体现，更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展现出的整体优势，是十三个显著优势叠加后形成的整体制度优势。因而，在实践中，必须更加注重全面系统的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几何级数优势充分发挥。
五是必须借鉴世界优秀制度文明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根据自身现实国情和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建立和完善国家制度，选择适合自己的国家治理体系，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不亦步亦趋地照搬别国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排斥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其他国家的治理经验。XJP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其他国家的制度文明和治理经验有其制度性质、阶级属性和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但也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共性。当今世界，各种社会制度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在融合交流中比较竞争，共同构成了人类政治文明的百花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中独善其身。对于其他制度文明的优秀成果，要尊重其多样性和丰富性，学习借鉴各民族创造的优秀制度文明成果，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姜辉：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内容提要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是否有利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好就好在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中国特色，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并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奋进，书写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壮丽史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发展和日益完善，使具有170多年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近14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使古老的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并蹄疾步稳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独特优势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在“主义真”
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说过：“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为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深刻诠释了主义“因为真、所以好”的道理。
因为“主义真”，所以这个主义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年代，为了站起来，许多主义都进行过尝试。改良主义不行，资本主义也不行，最终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指导中国革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解决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社会发展奇迹。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解决中华民族“富起来”的历史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解决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历史性课题。正是在这个主义指导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有信心实现这一目标。
因为“主义真”，所以这个主义能够同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XJP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亮底色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在“道路新”
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开辟出来的道路，是一条让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独立自主的创新之路。中国是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近14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哪个国家具有中国这样的国情。在这样一个大国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过去，我们也曾照搬过本本、模仿过别人，结果吃了苦头、走了弯路。事实一再证明，我们不可能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只有我们自己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进步、增进人民福祉。这一崭新的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创造的新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全面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彻这一基本要求，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国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在“制度优”
这个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制度优势不断彰显、不断增强，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具体地讲，我国经济制度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效率与公平统一，政治制度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文化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兴盛，社会制度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态文明制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这是一套日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成功制度体系，具有独特优势，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优势，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优势，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优势，等等。这些优势的发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旺盛的生机活力。
即使最苛刻的观察者也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在持续推进重大改革的同时实现了社会和谐稳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历史进程中获得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证明。按照XJP同志的要求，我们还要“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在“贡献大”
这个贡献，就是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们党的一贯追求。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反复谈到中国能对人类作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XJP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中国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让“一带一路”参与国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壮大了维护持久和平与促进繁荣发展的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巨大的成功显示出科学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活力，也使中国在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中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不会变，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诚意和善意不会变。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国，继续敞开胸怀、造福世界，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本文刊发在2019年06月06日《人民日报》第13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姜辉：将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深入学习《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有关重要论述
近期出版的《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以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一部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献。这部著作贯穿弘扬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精神，创造性回答了在新时代“什么是自我革命、怎样进行自我革命”的重大课题，全面深入阐述了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意义、指导原则、时代内涵、基本方略、主要问题、重要途径和科学方法，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不懈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的根本遵循。
以不断深化自我革命持续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两者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崇高理想、光荣使命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前进方向和不懈动力；勇于和善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共产党员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内在力量和自觉行动。XJP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面对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具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
牢记和践行初心使命，需要通过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是我们党近百年来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时期曾讲过，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近百年来，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党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不移，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进。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XJP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牢记和践行初心使命，必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由其阶级性、人民性所决定，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它领导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国共产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唯有这样的党，才能克服其他政党不能克服的阶级局限和利益局限，而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才能直面自己的缺点错误、毫不留情批评自己、绝不容忍内部腐败分子，而具有无可比拟的纯洁性。XJP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必须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自觉和勇气强化“四个自我”，既要施药动刀，又要固本培元，不断纯洁党的队伍，坚决保证党的肌体健康。
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
XJP总书记指出：“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这是着眼于百年大党面临的最直接、最突出、最迫切的问题而提出的谆谆告诫和明确要求。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XJP总书记深刻总结我们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实现长期执政，关键是通过自我革命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回答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提出“民主新路”，思考的是革命胜利以后将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不变质、如何依靠人民监督来实现长期执政的问题。这条“民主新路”，贯穿于此后革命、建设、改革的整个过程，随着党所处历史方位的转变，其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从实现全国执政到巩固执政地位，再到确保长期执政，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和迫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从延安时期的“民主新路”，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持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再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这一历程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和孜孜求索。我们党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关键是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要不断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这样才能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实现自我超越，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实现长期执政，持续推进自我革命，对于百年大党来说越来越具有严峻性、艰巨性和迫切性。新时代，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斗争，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建设，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推向深入。
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XJP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XJP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在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XJP总书记深刻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就，高度概括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经验。新时代“两个伟大革命”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我们党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关键在于我们党自身始终过硬。新时代，我们党要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XJP总书记强调：“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前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须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打造和锤炼自己，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品格，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
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和革命精神。XJP总书记指出，对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如何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在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必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乐不忘忧，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振奋精神，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XJP总书记明确要求：“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把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自我革命不断深化，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与此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老问题反弹回潮的因素依然存在，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XJP总书记指出：“严重的问题不是存在问题，而是不愿不敢直面问题、不想不去解决问题。”XJP总书记明确要求：“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深入学习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党开展历次集中教育活动，都是以思想教育打头。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学深悟透、融会贯通、自觉践行，才能真正把握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性质、深刻内涵、现实意义和实践要求，才能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着力解决学习不深入、思想不统一、行动跟不上的问题，通过学习，坚定理想信念，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建设不严肃不健康有关。加强政治建设，必须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用严明的党纪管全党治全党，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坚持不懈整治“四风”，抓紧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既注重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又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定力、寸步不让，防止老问题复燃、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坐大。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自觉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持续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驰而不息抓好正风肃纪反腐。清醒认识腐蚀和反腐蚀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切实增强防范风险意识，提高治理腐败效能。严肃查处和严加整治那些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严重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持续贯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个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以严格的执纪执法增强制度刚性，充分运用“四种形态”，通过有效处置化解存量、强化监督遏制增量，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完善和发展党内制度，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效机制。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健全党的组织体系，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继续健全制度、完善体系，使监督体系契合党的领导体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用严明的纪律维护制度，增强纪律约束力和制度执行力，维护制度权威，保障制度运行。总之，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把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姜辉：深入把握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出版，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起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起到有力推动和促进作用。《纲要》用一章篇幅围绕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展开，集中阐述了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建设，为我们深刻把握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提供了重要辅导和指引。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彰显格局、境界和胸怀
《纲要》集中阐发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体现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宏大气魄，有助于广大干部群众更好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更好理解XJP同志的大格局、大境界、大胸怀，更好理解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引领时代，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局面的大作为。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XJP同志心里装着人民、民族、国家和世界，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长远指导性和现实穿透力，着眼大格局、体现大智慧。格局大、眼界宽，才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至真至诚的话语体现XJP同志的大境界。“无我”是一种大境界，是不计得失、不谋私利，是鞠躬尽瘁、无私奉献。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从“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到“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无不彰显着人民至上的情怀，无不蕴含着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的境界。
大境界造就大胸怀。有了这种境界，才能全心全意爱民、贴心交心亲民、诚心诚意惠民，涵养心系人民、为民担当的博大胸怀。正因为有了这种胸怀，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才能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宏阔视野、“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意志品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同时进行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坚定不移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力前行。
大格局、大境界、大胸怀成就大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回望来时路，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展望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必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党和国家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在指导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XJP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XJP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全面把握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考察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等等。这些都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XJP同志指出，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XJP同志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形成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本质和目的的理论；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创造性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造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了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等等。这些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新时代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品格和实践特色，是新时代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
学懂弄通做实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理解把握贯穿其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家本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问题，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提高科学思维能力，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善于审时度势、内外兼顾、趋利避害，从形势和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方向、用好机遇、创造条件、驾驭全局。
XJP同志指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聚焦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科学统筹、优先解决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的紧要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重视调查研究。开展调查研究要务求“深、实、细、准、效”，通过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XJP同志强调：“为官一方，为政一时，当然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同时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一茬一茬接着干。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不折腾、不反复，切实把工作干出成效来。
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方面要向实践学习，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获得真知，另一方面要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XJP同志指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全党来一个大学习。”我们党依靠学习创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只有加强学习，才能解决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问题，使思想、能力、行动跟上党中央要求、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跟上事业发展需要。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有认真学习和真正掌握，才能提升境界、增强本领，更好地带领广大群众干事创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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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辉：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XJP总书记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科学社会主义诞生170周年。今天，最能告慰马克思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进入新时代，形成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让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回顾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顺应时代发展，回答时代课题，从而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发展，在不同时期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的理论形态。
恩格斯曾说，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他们科学地回答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列宁所处的时代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他科学回答了“帝国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形成列宁主义，指导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制度。毛泽东同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科学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接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时代课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从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就是科学回答了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从而既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把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伟大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
XJP总书记反复强调，要锲而不舍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
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性与现实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一方面，立足新时代中国实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飞跃；另一方面，面对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深入思考21世纪的时代问题和时代任务，以深远的时代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21世纪发展的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深刻把握了时代
发展趋势和世界发展走向，科学地构造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整体上、各个方面都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推向前进。XJP总书记强调，“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创新发展最集中、最丰富、最现实的体现，作出了巨大的原创性贡献。
比如，从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创新上看，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善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理论；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拓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途径和发展目标理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出关于党的领导“两个最”的重要论断，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阐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科学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新思想，丰富了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关系的理论；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等等，都是具有普遍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思想，是积极推动和引领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具体内容，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理论创新，极大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推动着21世纪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了更加密切、更为明确的联系，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并推动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
近3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从苏东剧变步入低谷到21世纪初谋求振兴的过程。在每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性作用。总的看，有三个历史节点非常重要：苏东剧变、资本主义危机和全球化发
生波折。
第一个历史节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中国崩溃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然而中国顶住了巨大压力和挑战，没有在那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剧变中倒塌。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中国捍卫和挽救了社会主义。
第二个历史节点：21世纪初由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整个资本主义危机。这场危机距苏东剧变也就不到20年，从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引发的所谓“社会主义危机”和“历史的终结”，在较短的时间内却变为“资本主义危机”和可能引起“资本主义的终结”。看似戏剧性的一幕，其实正是历史在偶然性中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的最生动体现。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历史之手”给我们的一个最大惊喜，就是在“神奇翻转”中打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这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长周期中开始进入了一轮规模较大的衰退期，而世界社会主义总体上仍然处于苏东剧变之后的低潮，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主要依托和标志，世界社会主义进入走出低谷的谋求振兴期。中国发展和振兴了社会主义。
第三个历史节点：21世纪过了15年后，以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发生的逆全球化潮流为转折，表明资本主义对于世界的驾驭和统治能力显著下降，显得力不从心；中国则高扬起继续推进全球化的旗帜，并推动全球化朝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正如XJP总书记指出的，“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可以说，这是由长期以来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开始向由社会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方向转变。这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来说也具有重要转折性意义。就是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中流砥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和塑造了21世纪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看，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引领和推动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姜辉：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在增强凝聚力和引领力上下功夫
XJP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任务。这是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突出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并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作出的重要部署，是当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遵循。
一、正确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创新、丰富提升、发展壮大提供了机遇和广阔空间。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历史时刻。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战略目标，进行“四个伟大”的新实践，需要凝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更加需要坚定自信、鼓舞斗志，更加需要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必须进一步探索总结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规律，关键是坚持问题导向，认真研究解决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我们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另一方面，多样化社会思潮纷杂呈现，多元化思想观点激烈交锋，社会舆论场分化纷争。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正经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和挑战。比如，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虽噪音杂音影响渐弱但又余音未绝，并总是寻机发声，有时还彼此呼应；“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淡化论”“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等错误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构成了挑战。意识形态领域新旧问题交织，风险因素持续累积。
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关系问题。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我国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新的价值关系和价值诉求在加速形成，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在不断增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整合多元价值观念的难度也随之加大。比如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会导致或助长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蔓延，冲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基础的集体主义精神、团结互助精神、奉献精神等；西方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增加了社会思想价值观念的复杂性，有人甚至提出“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这些问题造成部分人价值观混乱，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许多不利影响。
三是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提升与面对各种遏制的问题。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及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引领力进一步提高，中国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发展经验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贡献得到世界各国高度赞誉，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但一些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认为中国发展是对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挑战，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进而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论”等，以混淆视听；有的制造“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各式各样的“陷阱论”，企图影响中国发展进程；有的甚至歪曲中国社会制度，说成“国家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等。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弱化的图谋一直没有改变，有时还会借机插手我国国内矛盾和问题，蓄意制造各种事端；一些西方国家拉拢我周边国家堵截我国发展前进的道路等，这些也都直接体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四是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方式面临各种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挑战问题。当今时代，互联网不仅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和最前沿。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增，许多错误思潮以网络新媒体为平台迅速生成发酵及传播。近几年来，移动互联网技术正在经历裂变式发展，加速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移动化革命”，由传统媒体主导的“意识形态场域”被彻底改变。因此，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把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重中之重。此外，西方国家凭借长期积累的话语强势和对信息技术的控制权，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中仍占据优势地位，移动新媒体已经成为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依托，给我国意识形态管理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传统的宣传管理方式和做法还不能够完全适应各种新媒体的迅猛发展。
二、紧紧围绕“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中心环节，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新时代是意识形态建设任务更加繁重的时期，也是大有作为的时期。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不断增强思想工作“两个巩固”为根本任务，以坚定“四个自信”为关键，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方针，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为着力点，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强大的思想引领、舆论引导、理论支撑和精神力量。
一是做好做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要在学懂弄通做实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深入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
当前，加强理论武装的中心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切实增强干部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落地生根。我们应深刻领会这一科学理论贯穿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掌握其精神实质、核心要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树立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这一科学理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更加自觉地用这一重大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二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决定着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各级党组织必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管宣传、党管阵地、党管舆论、党管媒体，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压实压紧各级党委（党组）责任，做到任务落实不马虎、阵地管理不懈怠、责任追究不含糊，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只有牢牢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才能更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增强党、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引领力控制力，为在新时代顺利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提供思想保证、汇聚强大力量、凝聚广泛共识。
三是持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要围绕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具有号召力的教育引导、具有感染力的典型宣传，更加高昂地弘扬主旋律、更加强劲地壮大正能量。要以丰富发展壮大主流意识形态为目标，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话语权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文化自信是最基础、最广泛、最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巩固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通过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传播好中国声音，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四是增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意识形态工作本质上是政治工作，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意识形态工作队伍要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不断强化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做到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要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辨析和引导，敢于发声亮剑，善于释疑解惑，守护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要开展积极的舆论斗争，针对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动态、新特点和新趋势，及时分析研判，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同时，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把尺子作为区分和评判标准，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既不丧失政治原则性，也不随意上纲上线。
五是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既要注重意识形态的教育性、灌输性，又要注重意识形态的说服性、说理性，根据受众需要精准施策。同时还要适应现代传播方式、传播形态、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做好新媒体意识形态建设。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做大做强网上正面宣传，汇聚传播正能量，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要准确分析研判网络舆情，善于把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与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要紧跟各种传播平台发展步伐，创新传播手段，拓宽工作渠道，把传统媒体内容优势和新媒体传播优势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两类媒体尽快从相“加”迈向相“融”，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加强话语方式创新，善于运用大众的、通俗的内容和形式，善于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理论话语、学术话语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姜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XJP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可以告慰马克思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正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共产党人在理论、实践、制度各方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这是对马克思的最好纪念。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形态
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回顾马克思主义170年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顺应时代发展、回答时代课题，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的理论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科学回答帝国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形成了列宁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科学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时代课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构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
XJP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性与现实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深入思考21世纪的时代问题和时代任务，以深远的时代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最集中、最丰富、最鲜明的体现。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又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作出原创性贡献，充分展现了XJP同志作为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优秀品格。比如，从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创新上看，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善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理论；提出和践行新发展理念，拓展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途径和目标的理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等等。这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鲜明时代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一道，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创新性、系统性、典范性的理论成果，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中流砥柱
XJP同志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每个重要历史节点都对世界社会主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最有作为、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然而，中国顶住了巨大压力和挑战，成功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坚定地告诉人们的：“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实际行动挽救和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
21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引发资本主义大危机。苏东剧变引发的所谓社会主义危机，在短短20年时间里却变为资本主义危机，这应验了列宁所说的生动哲理：“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其实，这正是历史在偶然性中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之手”给我们的惊喜，就是打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国发展和振兴了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上空高扬的一面旗帜。
近年来，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出现逆全球化潮流，表明资本主义对世界的驾驭能力显著下降，开始变得力不从心。中国则高扬起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大旗，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正如XJP同志所指出的：“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这深刻说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推进经济全球化中引领和塑造着21世纪社会主义，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时代意义。
在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21世纪，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着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及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历史担当。根据党的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以全面发展的巨大成就，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振兴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赢得比资本主义更广泛的制度优势。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其各种制度变得无效、走向衰败。例如，福山从历史终结论到制度衰败论的变化，表明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衰败；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衰败；还有一些国外理论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价值危机、制度危机、生态危机、体系危机；等等。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了独特的治理优势和制度优势，也为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积累了丰富经验。XJP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中国的制度创新是最鲜活的独创版，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全新选择，为人类制度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成果，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保障，而且为促进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发展作出贡献。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每一个重大进步和成就，都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邓小平同志充满信心地展望：“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XJP同志掷地有声地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今天，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更加饱满坚毅的姿态推动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我们必将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篇章，也必将开创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局面。
姜辉：中国社会主义70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到现在，每在时代需要和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都出现里程碑式的理论与实践飞跃，从而开拓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书写了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个辉煌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奠基、开创到发展、完善，使具有170多年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近14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这样自信而坚定地“高高举起”，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引领旗帜，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流砥柱，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导力量。
成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使具有170多年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并在生产力已达到较高水平的基础上进行新社会建设。他们也关注过俄国等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提出这些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但由于其生前未经历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的见解大多是预测性的，可以说是对历史课题的“点题”。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做了许多创造性探索，提出并实施新经济政策、实行工业化、发展先进文化、加强执政党建设等，并在实践中取得初步成效，可以说是对历史课题的实践“破题”。此后苏联进行了数十年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也发生过严重错误，最后由于苏联解体而使探索归于失败。可以说，苏联对社会主义也进行了大体为时70年的探索，但最后以改旗易帜的“跑题”告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创立、发展和完善，是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成功“解题”。这一伟大历史创造过程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XJP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2】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艰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经历过严重曲折和犯过严重错误，但从总体上来看，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奠定了制度基础，对此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开创、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接续探索和成功回答，使具有170多年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创造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理论、实践和制度方面全面推动科学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时代意义、世界意义。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70年以成功破解社会主义历史课题而做出了里程碑意义的巨大贡献。
新中国70年的发展之所以能成功破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最根本的原因是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开拓出来的，是根据本国国情在长期探索中走出来的一条成功之路，是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独立自主的创新之路。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立党立国的重要法宝，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近14亿人口的大国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过去，我们照搬过本本，也模仿过别人，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觉醒，一次次实践、一次次突破，最终走出了这条成功之路。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实现人民福祉。正如XJP指出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版”。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全面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曾展望未来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彻这一基本原则，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XJP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p.83）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具信心实现这一目标。走在这条路上，我们有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那就是党的十九大规划的战略安排：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党和国家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
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5】恩格斯这里讲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探索并创造性运用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根据时代、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从而不断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提供了根本立场观点方法，为后继者进行接续探索和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中，形成了列宁主义，极大地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述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加深刻、更加成熟。比如，中央提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开创性的丰富发展；提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有机统一，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体系；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善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理论；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拓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途径和发展目标理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出关于党的领导“两个最”的重要论断，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阐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科学认识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的新思想，丰富了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理论；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等等。这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鲜明时代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和全面发展，极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基于唯物史观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认为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制度具有其固有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度，同发达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在现实中得以体现和实现，成为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百余年来在“一球两制”世界格局中，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的重大历史课题，也是探索破解的难题。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曾在现实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越性，但也存在着许多弊端。后来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是努力革除弊端、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苏联解体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探索求解这一历史难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制度从基本确立到巩固发展，从体制改革到创新完善，在取得历史性成就中也不断彰显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巨大优势。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飞跃。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曾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6】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在中国的初步体现和有力证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改革创新中焕发活力，更充分体现其优越性。XJP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7】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证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不仅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而且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显示了独特优势。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优势、强大动员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优势，等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更加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具体地讲，我国的经济制度有效促进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政治制度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文化制度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社会制度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态制度有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正如XJP指出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2】（p.1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以独特的制度成果对科学社会主义做出制度贡献，也为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社会制度建设上提供全新选择，不断丰富创新着人类制度文明。
当今世界“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优势。在西方国家，贫富差距悬殊、社会治理失灵、党派纷争不断、保护主义滋生、民粹主义盛行、恐怖主义猖獗等，都表明西方的制度衰败和治理无效。当前，有许多国外理论家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的体系危机、制度危机、价值危机，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性矛盾的集中凸显。两相比照，中国“风景这边独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其优越性为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可和赞同。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充满信心地展望：“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6】（p.337）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发展完善。正如XJP指出的：“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2】（p.550）
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致力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进步事业不断做出贡献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在1956年说过：“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比重的。”【8】因此，改变落后状况，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应有贡献。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而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进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为人类做出比较多的贡献是社会主义中国实现发展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在1978年会见外宾时说：“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9】改革开放，不仅极大改变了中国，也深刻改变了世界。今天，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更大贡献，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XJP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10】
中国为世界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国人民造福，而且为世界人民造福。推动构建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世界难题。中国遵循新发展理念，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包容发展、共赢发展”的新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国际秩序新原则和人类社会发展新愿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沿线各国各地区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繁荣。
中国为世界社会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近3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步入低谷到21世纪初谋求振兴的过程。在每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对世界社会主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然而中国顶住了巨大压力和挑战，把社会主义旗帜举住了、举稳了，捍卫和挽救了社会主义。21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整个资本主义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两种制度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中国发展和振兴了社会主义。近年来，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出现逆全球化潮流，表明资本主义对世界的驾驭能力显著下降，开始变得力不从心。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的中流砥柱，引领和塑造着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
中国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以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积极推动各国文明繁盛、人类进步。XJP反复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1】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推动各国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2】当今世界，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中国始终倡导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并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互学互鉴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力量，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编织出斑斓绚丽的图画。通过开展各种文明交流对话，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让“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衷共济”等古老中华文明理念成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建设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重要元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的大国、大党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XJP：《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12页。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2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7】XJP：《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10】《XJP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11】《XJP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12】《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北京倡议》，《人民日报》2017年12月4日。
姜辉：卓越贡献：70年宏伟历程彰显科学社会主义鲜活生命力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句真理之言，表达了社会主义之于中国创造人类发展奇迹的重大意义。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书写了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鲜活生命力。
成功回答历史性课题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并在生产力已达到较高水平基础上进行新社会建设。他们关注过俄国等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提出这些国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但由于他们未经历建设社会主义实践，其见解大多是预测性的，可以说是对历史性课题的“点题”。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了许多创造性探索，如提出并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实行工业化、发展先进文化、加强执政党建设等，并取得初步成效，可以说是对历史性课题的实践“破题”。此后，苏联进行了数十年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也发生过严重错误，最后以改旗易帜的“跑题”告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是对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成功“解题”。XJP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经历过曲折，但总体上看，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我们党在理论、实践、制度等方面全面推进科学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
恩格斯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研究”，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探索并创造性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并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提供了根本立场观点方法，为后继者接续探索和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中，形成了列宁主义，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丰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述中，至今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特别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迈向新阶段、当今世界经历新变局、我们党面临执政新考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加深刻、更加成熟。例如，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重要创新，拓展提升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发展目标、发展途径、政治保障等各方面理论，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发展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和全面发展。
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基于唯物史观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认为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制度具有其固有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但现实中，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度，同发达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如何在现实中体现和实现，成为十月革命之后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面对并破解的难题。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曾在现实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强大优越性，但也存在许多弊端。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是努力革除弊端、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制度从基本确立到巩固发展，在取得历史性成就中不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曾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在中国的初步体现和有力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改革开放辉煌成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的雄辩证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比如，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等等。特别是我们党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断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被实践充分证明。正如XJP总书记所指出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致力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历史进程，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进步事业不断作出贡献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曾说：“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改变落后状况，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为人类进步作出应有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极大推动了人类进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是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发展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同志1978年会见外宾时说：“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作更多的贡献。”改革开放不仅极大改变了中国，也深刻改变了世界。今天，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的更大贡献，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XJP总书记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从中国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来看，苏东剧变后近30年来，在每个重要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都对世界社会主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中国共产党顶住巨大压力和挑战，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实际行动挽救和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印证了邓小平同志的预言：“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21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引发资本主义危机，“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鲜明对照，显示出两种制度力量的对比正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引领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中国必将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金民卿：“两个时代”叠加交织的特殊历史情境与新的伟大斗争
当今人类依然处于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的历史时代，处在这个大时代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努力进入了新时代，形成了两种制度并存与斗争过程中“大时代”与“新时代”叠加交织的特殊历史情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充分彰显其世界历史意义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矛盾问题和风险挑战，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一、当今时代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的历史时代，这决定了两种制度的斗争和较量将长期存在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历史时代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指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从兴起、发展到衰亡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其展开中又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社会历史时代的划分具有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不同时代的根本性质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历史时代的本质也会随之而改变；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每个社会历史时代都经历着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同时代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阶级斗争具有不同特点；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同历史时代前后相继的螺旋上升过程，人类已先后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历史时代，当今正处于资本主义时代并正在向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未来将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过渡而进入共产主义。当然，这种普遍性的历史发展趋势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会出现特殊情况，走各自具体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是我们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科学判断当今时代本质及其阶段特征的根本依据。
1.当今人类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大的历史时代。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我们的时代，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这明确了人类已经进入并正在经历着资本主义历史时代。20世纪初，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这个时代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时代的根本性质和人类历史发展现状来看，虽然当今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人类所处的大的历史时代的判断并没有过时。对此，XJP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XJP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也就是说，当今人类依然处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的历史时代。
2.当代资本主义呈现出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些危机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愈益严重，并出现新的阶段性特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也进行长期努力，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遏制危机的成效，但是这个危机并没有真正得以根治，已演变为西方世界全面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经济低迷、治理困顿、政党倾轧、社会撕裂，矛盾问题层出不穷，恐怖事件频繁发生，社会冲突不断加剧，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断下降。正如XJP总书记指出的：“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XJP：《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特征再次证明了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历史发展总趋势。
3.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不断发展。特别是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这一新的社会形态嵌入到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格局中，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进入了两种制度在斗争中长期并存的新格局。二战之后，世界上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又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严重危机，而中国则在改革开放伟大革命中不断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发展，“东升西降”“社兴资衰”的历史发展势头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压力感和危机感与日俱增。
4.新的特征和变化并没有改变当今时代的根本性质。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科技创新的主创团队、基础理论和核心成果，还主要出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决定历史时代本质的根本标准——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依然比较强，生产关系方面的自我调整从来没有停止过，通过体制内修复缩小贫富差距、缓和阶级矛盾的努力也不是没有效果的。从转嫁、转移、转化危机的能力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的来说依然控制着世界经济和政治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容纳新生产力的空间没有消失，摧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尚未成熟，资本主义时代终结的时刻尚未到来。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的繁荣发展使世界呈现出“东升西降”“社兴资衰”，但是“资强社弱”依然是客观现实，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中依然处于劣势，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本质没有改变。这样的时代本质决定了两个阶级、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两种制度并存、“两个时代”叠加交织的特殊历史情境，必须应对多重风险挑战
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大时代背景下，在世界风云变幻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懈的艰辛探索、接续奋斗，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经奠基、开创、推进等不同阶段，如今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充分彰显其世界历史意义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矛盾问题和风险挑战。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新时代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将实现新的跃升，中国人民的“四个自信”将进一步增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将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呈现更加光明的前景。
新时代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纪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胜利，科学社会主义必将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拥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和复兴。
新时代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有机统一起来，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唯一性的神话，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开辟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不仅使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光明前景，而且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应对大的时代带来的重大风险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并不是在封闭的孤岛中进入了新时代，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大的历史时代环境中形成的新时代，也可以说是在资本主义强大统治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生动实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世界上正视和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多了起来，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这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人类进步，都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件。
在“大时代”与“新时代”两个不同意义上的“时代”叠加交织的特殊历史情境中，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代表了当今时代“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极。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声音的世界影响力日益增强，极大地激发了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以鲜活的实践彰显了“两个必然”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和发展。另一方面，“大的历史时代”的另一极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任何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日益陷入衰落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控制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遏制了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的霸凌行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面临着新的重大风险挑战。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应对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重大矛盾和问题。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凸显，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需要日益丰富和提高。
从国家事业发展来看，影响新发展理念的因素仍然存在，民生领域存在诸多短板难题，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城乡差距问题依然较大，社会热点难点问题集中出现，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同人民需要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全面依法治国任务相当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人民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平需要大幅提高，意识形态领域和国家安全领域斗争形势严峻复杂。
从党自身的发展来看，新时代对党的自身建设状况、领导能力和水平、执政方式和本领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但随着党的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长期存在，“四大考验”“四大风险”带来严峻挑战，思想、组织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果党不能保持政治定力，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就很难担当起新时代历史使命，难以继续成为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领导核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新矛盾、新要求、新挑战、新使命，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风险挑战，要求我们必须以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本质，资本主义日益陷入衰落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推动世界社会主义日益走向复兴的时代现实，决定了当今时代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方式。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必须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保持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以坚定的意志和高超的能力，勇于承担新的历史责任，敢于应对新的风险挑战，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1.要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解决突出问题，破除一切危害党健康发展的障碍，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坚决清除党内变质腐败分子，坚决打击围猎领导干部的利益集团，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2.要大力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按照“六个紧紧围绕”改革框架，破除束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打破各种利益藩篱和思想障碍，勇于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新问题，进一步形成公正竞争的发展环境、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把改革开放伟大革命进行到底。当然，在改革的问题上，不是什么都改，而是有改有不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根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只能加强而决不能改掉。
3.要大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打破“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破除不合理的治理方式和理念，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提升党和国家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积极开展国家治理领域的广泛深刻革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反党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反动暴恐势力，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4.要勇于进行思想理论斗争。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强势，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进依法治网。要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确保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力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坚持文化发展的“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壮大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5.要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但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要加强市场心理分析，善于引导预期，加强市场监测，加强监管协调，及时消除隐患。要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大援企稳岗力度，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
6.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维护国家科技领域安全必须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解决资源配置重复、科研力量分散、创新主体功能定位不清晰等突出问题。要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优势。要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要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7.要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切实落实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全面做好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住房市场调控等各方面工作，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保障合法权益和打击违法犯罪两手都要硬、都要快。对涉众型经济案件受损群体，要坚持把防范打击犯罪同化解风险、维护稳定统筹起来，做好控赃控人、资产返还、教育疏导等工作。要创新完善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震慑态势，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要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健全平安建设社会协同机制，从源头上提升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和水平。
8.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适用法律不能有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合理化。适应国际力量对比新变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体现各方关切和诉求，更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9.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要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策，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要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创新宣传理念、创新运行机制，汇聚更多资源力量。积极推动中国思想理论走出去，在世界上更好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智慧、唱响中国旋律，积极进行国际舆论斗争和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捍卫国家文化主权。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金民卿：坚持理论自主性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前提
XJP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提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这段话突出地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创造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绝不能忽视，这就是必须牢牢坚守理论自主性。
一、坚持理论自主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坚持理论自主性原则，既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同其他阶级的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体现在它主张每一个国家的理论建构必须体现自身的特色。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代表无产阶级立场的新世界观，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解放道路、奋斗目标，是无产阶级意识独立性的科学理论形态，同其他意识形态有着根本的区别。坚持理论自主性，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教育群众，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划清界限，同时必须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每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实践、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理论自主性原则，必须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国具体国情和实际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发展。依附于外来的理论标准、话语体系，在理论上绝不可能形成独创性的建构，在实践上必然遭致失败。
二、坚持理论自主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启示，毫不动摇地坚持理论自主性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
第一，同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保理论上的先进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就同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进行论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了思想障碍。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们积极开展了同国家主义、戴季陶主义的论战，向大众传播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一种新思想上升为指导理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些学者同国民党围绕着真假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等问题展开论战，在澄清真假三民主义的同时，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深入探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任务和出路等问题，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20世纪40年代末，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史观的破产》等文章，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些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作了科学分析。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党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深刻批判，为推进改革开放廓清思想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对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了有力批驳，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打牢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
第二，抵制各种外来力量控制，打破党内的理论依附思维，捍卫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性。中国共产党为争取理论自主进行了长期而艰辛的努力。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缺乏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和理论上的独立建构，实际上存在着对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双重依附，在重大问题上缺乏独立话语权和自主决策权。但是，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努力打破限制，在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地位分析、农民运动、领导权等问题上，发表了重要的自主性的理论观点，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土地革命时期，党内普遍存在着对共产国际指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教条主义，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并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的标志性事件。自此以后，党在组织上和理论上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斗争中，保持了自身理论上的自主性，坚持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第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和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创性的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独立自主的主动性过程而不是外在强制的被动性过程，是根据实践要求不断创新的过程而不是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人而不是其他人，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中国人自己身上，放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上，必须是独立自主而不是被动强制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另一方面，这个结合过程是开放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而不是封闭僵化的，因此在本质上是一种再创造的创新性过程。
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理论自主性
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必须牢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主性原则，充分发扬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自主性的优良传统，坚决打破各种理论依附思维，坚定地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创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虽然我们党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在思想理论界依然存在着大量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些人以“异质性”“包容性”的名义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用各种各样的“主义”“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鼓噪所谓的“普世价值论”“西方宪政论”等。对于这些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错误思想，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政治定力，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和批判，敢于和善于进行理论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也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一些人刻意抬高“生存论”“生活论”“实践论”“主体论”“过程哲学”的地位，力图降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一些人把西方某些学者的观点进行包装，套上马克思主义的名头，在中国思想界宣扬，制造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迷雾；一些人主观地“制造”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青年马克思主义、中年马克思主义、晚年马克思主义，割裂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一脉相承性，并挖空心思地论证这些“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文本化、学院化、晦涩化。我们必须处理好尊重差异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系、坚持基本原理同学术创新的关系、基本原理统一性与学术研究多样性的关系、政治性话语与学术性话语的关系，澄清模糊认识，坚决抵制把马克思主义碎片化、庸俗化，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整体性。
第二，坚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标准。我们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观点相互激荡，不同意识形态相互渗透，文化意识形态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一些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出和渗透从来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以学术化的形态展开。他们编制了一系列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普遍标准，输出了一系列包含着意识形态内容的教材，派出大批学者宣讲符合自己意志的学术话语，为其他国家培养遵循自己标准的所谓学术精英，以学术发表、会议、评奖等形式推广他们的价值理念、发展模式和学术标准。中国早已成为这些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和学术话语传播的重点地区。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学术化的倾向和文化标准普世化的做法，在我国理论界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表现。一些学者、学术机构甚至某些管理部门，已经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对“洋教条”的膜拜当中。一些人根本不细究或者故意掩盖西方学术标准背后的意识形态指向，以适应全球化、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名义，把“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等意识形态话语平移到国内，大力推广并奉为圭臬，提出一些所谓的“理论”或“主义”来“替代”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些人把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视为学术标准，仿佛不使用这些话语就是学术水平缺失，反之才是思想精英，特别是当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这些做法提出质疑和批评时，往往被视为“缺乏时代感”“传统保守”等。
标准是最重要的导向。当前必须引起重视的是，一些部门和机构在制定学术考核、机构评估、人才引进、职称晋级的标准时，把目光盯在西方的学术刊物、评价标准上，以是否使用引进西方原版教材、是否在欧美刊物发表文章、是否有欧美留学经历作为硬性尺度。在这种导向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语”“无语”“妄语”情况。一些人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话语和契合中国实际的表达话语，而用西方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话语体系来阐释中国的现实。因此，面对朝气蓬勃的中国实践，一些理论文章根本不能做出有深度的分析而处于“失语”状态，或者完全把学术理论变成自说自话的文字游戏而处于“无语”状态，或者一味地按照外来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指向进行无端地挑刺和攻击而处于“妄语”状态。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真正做到政治上的坚定和理论上的自主，彻底打破对西方学术理论标准和学术话语的依赖，绝不能搞依附发展，更不能搞模式崇拜。必须把丢失的话语找回来，把缺乏的话语建起来，把有效的话语继承下来，把有用的话语引进来，把模糊的话语弄清楚，把错误的话语清理出去。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充分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构建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具有中国自身特色、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学术话语和评价标准，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当代水平。
第三，坚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原则和方法。XJP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优秀文化三方面资源，既要向内看又要向外看，既要向前看又要向后看，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特点、遵循学术发展规律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法和原则，必须认真贯彻落实。
对于国外优秀文化资源，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自己的实践和理论需要出发，学习借鉴，为我所用。一方面，必须以开放的胸怀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有益的思想文化，包括哲学、文艺、政治、法律、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合理性成分，推进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绝不能搞封闭自守、盲目自大。另一方面，必须摒弃教条主义，破除迷信思维，把立足点放在中国的实际上，把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同中国的现实实践和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使之中国化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绝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沉淀为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品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最深厚的思想资源。但是，传统文化也是一个良莠并存的复杂系统，包含着特定的时代烙印。为此，我们必须着眼于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发展趋势，进行甄别选择，去糟粕、取精华，克服其历史和文化局限性，以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丰富其内容。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必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必须在这方面下大功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第四，坚持构建能够推动中国实践发展的话语体系。一是建构具有自身标识性的概念系统。XJP同志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是创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工作。马克思在创建科学世界观的过程中，完成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实现术语革命，他所运用的经济学术语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术语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也创造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诸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小康社会、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等。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五大发展理念等重要概念和范畴，这些都是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概念。
二是形成具有创新性的思想观点。要立足于中国实践，凝练和提升中国发展经验，分析和回答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产生了最新的经验，需要用新的理论来概括和总结。同时，新的社会实践也提出了众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回答。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要深入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解释和分析中国道路，深化和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论和制度成果，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三是创建具有解释力的学术理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到底要能够形成解释现实、引领实践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阐明了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方向和方式方法；列宁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新特征，科学回答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重大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列宁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理论，不断推进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发展，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构建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我们应该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深入研究、广泛宣传、丰富发展这些创新思想。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金民卿：坚持四个自信推进伟大事业
坚定道路自信，不断拓宽伟大事业的光明道路
坚定道路自信，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曲折、独立自主地开辟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道路，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创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带领人民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政治前提、物质基础和理论准备。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超强的勇气智慧，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理论和制度创新，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当代中国繁荣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道路，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有机统一的道路：一方面，它牢牢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这个总依据，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没有超越阶段陷于空想；另一方面，它又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这个共产党人的初心，向着最高理想进行实实在在努力，没有陷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这条道路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条道路明确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在任何情况下都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不为任何杂音噪音所干扰，确保当代中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前进。这条道路找到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这条强国之路，掀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伟大革命，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各领域的深层次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并以全面开放的姿态充分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融入全球化、引领全球化。
正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不断开拓前进，中国从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不断取得新的辉煌，中国人民在牢牢地站起来之后，实现了富起来的梦想，正在向着强起来的目标前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正以豪迈的姿态日益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和强大号召力的国家。
当前，我们坚定道路自信，就是要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局面。
坚定理论自信，不断丰富伟大事业的行动指南
坚定理论自信，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它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在它的指引下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开展理论创新，创造性地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邓小平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XJP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必须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第二次伟大结合。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率先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观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科学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立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主题，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命题；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的基本途径，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创立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核心问题，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等基本问题，创立并不断丰富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精髓和活的灵魂，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以当代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为背景，以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践基础，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逐步展开中，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以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指导伟大事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的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
当前，我们坚定理论自信，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坚定制度自信，不断巩固伟大事业的制度保障
坚定制度自信，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矢志不渝地坚持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追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丰富和发展，使之更加完善、更加巩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吸收人类制度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从中国国情出发，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中国化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实现了在社会主义国体探索上的创新。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总体框架：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议会制，也与苏维埃制度有所区别，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的新型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解决民族问题的独特制度，确保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事务问题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同时，创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各项具体制度，以及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特殊的制度优势，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在经济上，牢牢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两个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坚决反对私有化，防止两极分化；正确把握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开辟了一条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新道路，破解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难题，既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洁性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政治上，坚持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共识，彻底贯彻人民主体地位，确保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破除了西方普世价值论的神话，为其他国家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在前无古人的条件下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缺，探索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在经济制度上，开始我们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缺乏足够的认识，曾设想搞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出现过分配不公、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大优势就在于其强大的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能力，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正是通过不断深入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不断发展完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经过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如今，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发展，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我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各方面的制度已经基本成熟定型。
当前，我们坚定制度自信，就是要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
坚定文化自信，不断强化伟大事业的文化基础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深厚的文化基础，创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了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们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它区别于一切其他文化的本质内涵。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定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根本追求，不仅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而且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明确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滋养：“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投死为国，以义灭身”，“报国之心，死而后已”等，无不体现出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无不体现着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无不体现着源远流长的民本精神；“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无不体现着追求远大理想和世界大同的精神；“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君子必慎其独也”，“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等，无不体现着严谨自律的修养精神。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忠实继承者，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内容。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和人民创造形成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是革命文化的精髓；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造形成的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构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些文化精神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所创造的丰富经验的精神凝聚，成为增强党员干部凝聚力的思想核心，维系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柱，在推动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中起着凝心聚气的灵魂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中国人民的理想信念和共同愿望，承载着中华优秀儿女的价值共识和美好愿景，体现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蕴含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内在规定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价值表达，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同时也在全世界彰显了中国价值的独特魅力。
当前，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在当代世界文化之林中唱响中国精神。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演变的反思与展望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向度。两种文化从接触、碰撞到融合发展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双向融入的同时也在不同阶段上经历了矛盾性体验，这些历史性经验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当代性发展，以及当今中国思想政治界的生态状况，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历史演变的回顾与反思以及未来发展展望，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五四运动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与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和发展进程中已经把中国文化纳入自身的视野当中，给予多重性评价：站在激进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上，批判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尤其是重集体轻个人、重统一轻自由、政权专制等；站在对人类文明贡献的角度，肯定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和贡献，对其优秀内容给予较高的评价；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并认为中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成为欧洲革命的导火索，中国社会文化将会出现一个光明的前景，创建一个崭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并没有外在于马克思主义。作为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最大限度地吸收了包括中国文化合理要素在内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中国文化因子成为其同中国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就逐步传入中国，到五四时期被中国人自觉接受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前史。在这个时期中，中国人力图用传统文化解读和融化马克思主义，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一种理论借鉴，但是都没有取得成功。
（一）中国思想文化界力图用传统文化解读和融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思想文化界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时起，就尝试把马克思主义融化到中国文化体系当中，用中国文化既有的理论框架和概念系统，如均贫富思想、安民养民学说、大同社会理论、井田制思想、三民主义、社会改良主义、诸子百家思想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这些解读没有认识到两种文化在本质上的区别，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把传统文化的概念、思想套用在马克思主义上，难以得出正确的理解。
中国早期的外交家李凤苞等人把一些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概念翻译到中国，把共产主义翻译为“廓密尼士”，将社会民主党翻译为“莎舍尔德玛噶里”，将共产党翻译为“康密尼党”等。这种硬译方式难以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洋务派主编的《西国近事汇编》将欧美工人运动及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引入中国思想文化当中，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读社会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译为“主欧罗巴大同”“贫富适均”“贫富均材之说”等等，这种翻译显然曲解了社会主义的本义。
维新变法前后，一些学者在翻译欧洲学者著作时，或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或简单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均贫富”“安民养民”等观念来译述马克思主义，在语言转换之时就已经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不仅不能准确翻译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容易给后来人理解马克思主义造成一些先在的思想障碍。例如，蔡尔康根据李提摩太节译著作而写成的《大同学》一书，称马克思是“百工领袖”，讲求“安民新学”：“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若辈立言大旨，非欲助世人更得新法，高于历代之法也，亦非借民力以教民新法也，惟欲除贫富相争之法”①。
20世纪初，一些在日本中国留学生翻译马克思主义时，也用“均贫富”解释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等同，把先进思想文化投入到落后思想理念中，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例如，1901年1月，《译书汇编》刊载了日本人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中文译本讲道：西方学者看到了社会上贫富不均，广大的劳动者深受资本家的压迫，“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中国古世有井田之法，即所谓社会主义”；“麦克司与拉司来（即马克思和拉萨尔———引者），均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倡自由之说而两党以炽，然其主义各不相同。麦克司始在可伦开设报馆，倡均富之说”。②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多次撰文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把社会主义同井田制混为一谈，严重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他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中讲道，“社会主义者，……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虽然，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历史上王莽的“分田劫假”、宋朝苏洵关于井田制的论述，“与千八百六十六年万国劳力党同盟之宣言书，何其口吻之逼肖耶！”“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③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多次谈到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拒绝欧美社会主义者的游说，“余以其太不达于中国之内情”，“余以中国人现在之程度未足语于是，婉谢之”；在分析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后明确提出，“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引者），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则其流弊不可胜言”；他甚至把社会主义思想视为宗教，把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宗教徒：“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于麦克士（德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书，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稣教人之崇拜新旧约然。其汲汲所以播殖其主义，亦与彼传教者相类。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④
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等人，虽然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极力称赞，但把社会主义同民生主义混为一谈，从社会改良主义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它只是一种社会福利政策而不是一种科学理论体系，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至若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⑤。中国社会党人江亢虎等也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社会改良主义混同，纳入井田制和诸子百家学说当中，认为“孔孟之序言，周秦诸子之著作，其吻合社会主义者，随在而是”⑥。
（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一种理论借鉴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探索改造中国之路时，从西方寻找思想理论资源，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思想资源加以倡导、传播、信仰、运用，也没有取得成功。
国民党人孙中山、朱执信等，谋求用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使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灾难，朱执信还比较明确地提出要宣传和实行马克思主义。1905年5月，孙中山同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王德维尔德、书记胡斯曼会面时提出，中国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平均资本”的纲领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一方面要采取欧洲的生产方式，同时要防止欧洲资本主义的弊端，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使中国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并说中国一定比欧洲更先进入社会主义。⑦辛亥革命后，他说自己对社会主义“竭力赞成之”，希望对社会主义学说“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并说“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⑧朱执信在《马尔克》中，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理论作了较准确的介绍，提出要把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介绍于吾同胞”，“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⑨。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人的头脑当中，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参考和借鉴。
中国社会党人王淄尘（煮尘）比较自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渴望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民国初年，他撰写了《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等文，对马克思的人格和思想大加赞扬，认为马克思是“丁兹困穷放逐之生涯，百折其身而不变其志”的“豪杰之士”，人们应该“崇拜之”“景仰之”；“马尔克者，不啻全世界之造时势者，而万国社会党之《共产党宣言》又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也。马尔克所草之万国社会党《共产党宣言》，具如许之势力，占如许之效绩，又乌可以不使我中华社会党共闻之而共见之乎？”表示要“将马尔克之行义、之学说绍介于吾同党、吾同胞，知所信从而知所则效焉”⑩，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给中国人，使中国人能够信从而实行。他还明确表示要积极扶持和捍卫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努力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今日社会主义方始萌芽，苟有人欲摧折之，吾必竭吾力以扶植之。且社会主义为医群之圣药。二十世纪之世界期在必行。中国同处此潮流之中，势不能独异，且欲救民生之疾苦者，舍此又更无余道也”⑪。这种态度和主张同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主张非常接近了。
无政府主义者比较正确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并用唯物史观来批评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错误。刘师培为《共产党宣言》节译本所写的“序”认为：“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⑫海因德曼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书的“译者识语”，肯定了阶级斗争理论和唯物史观，“近世言社会主义者，必推阐历史事实，研究经济界之变迁，以证资本制度所从生。自马尔克斯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援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自此谊发明，然后言社会主义者始得所根据”；并以此来批评中国史学界的唯心史观，“今中国言史学者鲜注意经济变迁，不知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纽”。⑬
上述两方面尝试都没有成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文本的不完整系统。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没有得到系统翻译，人们或者只是从国外著作中看到了一些零星介绍，或根据自己的需要节译了部分内容，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把握。二是理论理解上的不准确。人们或者受到国外作者的影响，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既有的概念和理论混同，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原意，还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混同。三是理论接受上的不自觉。大多数人都只是在无意中摘译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而不是要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引入到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实践中，不能算是真正自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四是运用上的非指导思想性。一些人根本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的；一些人虽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参考借鉴，但并没有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没有把它作为改造中国的行动指南。五是对具体国情分析上的不准确。人们都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的社会性质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关系，当然也没有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发展前途等。六是缺乏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当时中国工人阶级不发达，尚未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缺乏应有的阶级和社会基础。尽管如此，这两个方面的尝试都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经验借鉴。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个向度及其发展不均衡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向度的展开
从理论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再生形态的即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同中国文化相结合，形成现代形态的即马克思主义化了的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在两个向度上同时展开，既有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可能性，也有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来看，它内在地包含着两重性特质，即意识形态性和科学真理性：意识形态性就是指，它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全人类解放的行动指南，具有强烈的实践性、阶级性、政治性；科学真理性就是指，它是在吸收人类文明发展成果基础上产生的，充分吸收了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有着内在的逻辑架构、概念系统、话语体系，具有真理学术性特征，是科学真理体系和文化知识体系。这种双重性特质在现实展开中表现为政治性实践和文化性融合：意识形态性特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其现实展开中，必然走向革命和建设的政治性实践，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科学真理性特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必然具有文化传承性功能，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本土文化传统相融合，指导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创新，形成新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向度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结合的过程。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来看，近代中国面临着社会制度变革和文化形态变革的双重任务，但是政治与文化两个方面的内生性重建都没有完成。
一方面，长期封闭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在外力的猛烈冲击下，进入了被动应变的进程，开始改良主义的渐进性“自存变革”，引入外来的军事、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方面的资源，谋求通过渐进式变革度过危机并获得重生。洋务运动促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不仅要引入西方的经济、军事和技术，也要引入西方的政治资源，对本土的政治制度进行有限度的变革，由此而形成了戊戌变法运动；顽固保守派虽然镇压了戊戌变法，但也在不久就尝试实行“君主立宪”。但是，这些内生性的政治重建都没有成功。辛亥革命在中断这种渐进性的自存变革之后，把一种外来的共和政治体制“平移”到中国，但这种照搬过来的民主共和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主导性的政治建构，最后被封建军阀中断而失败。由此，内生性的政治变革与重建的任务没有真正完成。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在西方政治、军事、文化的冲击中，也经历了一个“中体西用”的渐进改良历程，改良主义的思想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思潮。龚自珍、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派在维护专制体制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康有为以“托古改制”的方式启动维新变法运动，都试图在传统文化结构中注入外来文化的因素，谋求中国传统文化在异质重构中确保自身主导地位的同时获得新生和复兴。但是，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显得孱弱不堪，中国人无法从中寻找到支撑社会变局的思想资源。于是，以“全盘西化”为核心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掀起了思想解放的狂飙，谋求通过全盘否定和彻底颠覆来根本性地置换中国文化系统。由此，内生性的文化变革与重生的任务也没有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同各种思潮的交锋中被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确立为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行动指南，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并承担起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的双重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多个层面上总体性展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也由此开始。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伊始，就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向度上同时展开：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政治性结合；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这是改造中国文化的文化性结合。这两个向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一进程中的不可分割两个方面，这也就决定了其理论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应具有复合性的特征，既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政治性意识形态体系，又是中国人民探索自然和社会的科学真理和文化知识体系。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领导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而且也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时，就特别强调：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给以批判性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重要任务，他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⑭。1944年7月，他在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再次强调，“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⑮。1943年5月26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发扬光大。……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⑯刘少奇在谈到毛泽东思想时反复强调，毛泽东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融合起来，让马克思主义深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创造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最新形态，“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⑰
（二）在实际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向度发展是不均衡的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表现出鲜明的特点：首先是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而不是学术研究的对象，首先抓住并引入马克思主义对改造中国最有效、最有用的观点而不是总体性的全面引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发展路径上的选择是先政治、后文化，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解决主要矛盾和完成主要任务，实现政权更替和政治制度变革，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等方面；虽然在解决主要矛盾时也关注了其他矛盾和任务，但是，轻重、先后、分量不同，这就必然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向度发展上的不均衡，政治向度顺利推进，而文化向度相对弱化。
在政治向度上，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道路，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各种体制机制；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比较好地完成了内生性的政治重建任务。
在文化向度上，虽然很早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结合的任务，确立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文化重建的原则，但并没有真正完成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性结合依然在路上。也就是说，内生性的文化重建任务并没有完成。
两个向度发展上的不均衡，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的失衡，意识形态性突出而文化性内涵不足，进而导致了人们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知上的严重偏差，在谈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往往只把它看作是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忽略其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曲折。一方面，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形态建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越来越片面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戕害，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并同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脱节。中国人越来越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单纯的意识形态，而对其文化性内涵、真理性话语日益陌生，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加以否认；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越来越片面，日益把它萎缩为单一性的政治话语体系。
三、积极推动两种文化的差异融合及双重转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创造性结合，而中国具体实际是包括中国的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现实社会实际、时代特征等在内的总体性系统。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差异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植于两种不同社会基础和民族传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深度差异。它们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社会基础、思想内容和文化特征，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都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和立足空间，两种文化不可能相互取代。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内在地包含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因子，中国传统文化也在诸多方面同马克思主义有着文化契合点，二者之间存在着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特定的理论创新主体，二者的融合必然会走向现实。⑱
其实，两种文化的融合早已经从可能走向了现实，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向度在现实展开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均衡，特别是在特定时期的重大曲折，两种文化的融合迄今并不理想，并呈现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内在紧张乃至于对立，这种紧张和对立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都非常不利。为此，必须要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差异融合及双重转化。
（一）积极推进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完成中国文化内生性变革的任务，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当代中国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被消除。经过几千年绵延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渗透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品格，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民族认同、精神纽带、思想资源。当前，传统优秀文化已经构成中国发展进步最深厚的软实力，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消除传统文化就是消除中华民族赖以存在和维系的根基。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复杂的总体系统，良莠成分并存其中，特别是那些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早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这也正是20世纪初期激进思想家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其自身难以完成内生性变革的原因所在。
为此，当代中国人必须要着眼于时代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地甄别选择，真正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克服其历史和文化局限性；充分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和最新鲜的实践经验，克服传统文化的内在缺陷，丰富完善其内容；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注入中国文化系统当中，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引领自身的创造性转化，推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逐步构建起把马克思主义化与传统优秀文化融为一体的当代中国文化系统，并在其创新性发展中不断增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
（二）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化”，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的身份转换，不断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性内涵，并逐步消除人们对它的认知偏差
经过一百多年的引入、传播、融合、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根本指针，不可能被取代，更不可能被消除，那种用儒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主张只能是少数人的主观想象。但是，必须承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体系，尽管它的内容中渗透着中国文化的因子，但决不能简单地把它同本土性的传统文化混同，刻意掩盖二者间的差异性而过度渲染其同源性和共生性是不科学的。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外来者”身份依然非常明显，再加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不均衡和曲折，思想界和广大民众对它的认同仍然有很大差距。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还被置于中国文化之外，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为此，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深度融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化”，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任务。一是要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相融合的、相似的思想理论内容，充分阐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全人类性和普遍性价值，是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能够接受的理论，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性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同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获得中国文化和民众心理的认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真正使在“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像毛泽东说的“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二是要凸显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指导性和引领性，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破解当代中国发展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民族特点和传统文化进行分析鉴别，指导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以新的存在形态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三是要不断消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向度的不均衡性，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特征更加凸显，切实消除人们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偏差。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会降低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相反更能加强指导地位。
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努力，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差异融合和双重转化，并在双重转化的基础上融合发展，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深入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中，贯通两种思想体系、两种文化结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正使之成为刘少奇所说的“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这种完备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在原生态基础上中国化了的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在原生态基础上现代化了的再生形态的中国文化，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反映中国具体实际、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型文化形态”⑲，可以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⑳。
注释：
①⑤⑥⑦⑧⑨⑪⑫⑬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50，368－381，285，124－125，308，126－135，353，265，265－266．
②⑩高军等主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40－41，298－299．
③葛懋春、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207．
④梁启超.梁启超游记：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300－301．
⑭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⑮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2．
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41．
⑰⑳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19、335，335．
⑱⑲金民卿.两种异质文化的独特融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缘起、发展与实践【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11月上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金民卿：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启示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者，他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创建、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造社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这种不停步的探索同他思想形成时期所提出的“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是分不开的。事物发展的萌芽状态形成了事物未来发展的基因，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着事物成熟状态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规定。基于此，我们拟从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时就已经确立的“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入手，分析毛泽东同改革开放的密切关系，以及这个思想对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启迪。
一、毛泽东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的心路历程
“改造中国与世界”，是毛泽东在思想上已经转向马克思主义，在同蔡和森、萧子升等人讨论改造新民学会的过程中提出并系统阐述的一个响亮口号。1920年12月1日，在给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信件中，毛泽东讲道：“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这句话是毛泽东长期以来思考和探索的概括。
第一，青少年时期，毛泽东确立了初步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救国救民的志向。
1907年到1909年辍学在家务农期间，毛泽东读到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以及日本人中岛端撰写的《支那瓜分之命运》等书，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有了初步认识，开始萌生爱国主义的情感和拯救民族危亡的志向。毛泽东曾回忆说：“我读了一个谈到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他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担心，起始认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之后，在进一步的知识学习和思想进步之后，他逐步确立了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的志向。
第二，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的政治意识日益明确，确立了改造中国的社会理想，开始探寻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
1913年到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的5年半时间，正是国内外社会政治激烈动荡不定时期。在国内，政治制度更迭未定，袁世凯、张勋的帝制复辟活动接踵而至，军阀争斗连绵不断；在国外，帝国主义掀起重新瓜分世界的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火连天，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加紧侵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局面日益严重。在此背景下，国内思想文化激烈冲突，新旧思想交织纷争，新文化运动猛然崛起，在控制下抗争、在彷徨中寻路、在沉闷中呐喊，构成了当时思想界的基本格局。受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的影响，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情感不断加深，救国救民的志向更加坚定，探寻改造中国道路的愿望更加强烈。
一方面，他积极参加反对复辟帝制、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活动，不断深化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情感。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逼迫中国答应“二十一条”要求。5月9日，袁政府基本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条件。为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罪行，湖南一师的教师和学生编印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题为《明耻篇》。毛泽东在这个材料的封面上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题志，表达了自己雪耻救亡、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和坚定意志。
另一方面，他更加猛烈地学习吸收各种文化知识和思想理论，以求从中获得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即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身处国家民族的危亡之秋，毛泽东的个人情感和志向也随着时代的脉动而发生重大变化，从追求个人功成名就、谋求个人职业生涯的个人化理想，逐步上升到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理想。在知识学习和思想吸收方面，他不再仅凭人爱好去广泛涉猎，而是从推动社会发展和谋求改造中国的角度，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型学习，系统学习西方思想理论和文化知识，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并猛烈吸收新思潮、新文化。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指出，当时天下纷纷，变革和改造中国势所必然，许多人提出了多种救国方案，但是因为没有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大本大源”，而只是抓住枝节而不及根本，缺乏改造中国的真实本领，因此无法完成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大任。为此，他提出要探寻“大本大源”，把握“宇宙之真理”，以开启民智、动天下之心，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达到改造中国、救国救民的目的。在1917年9月22日同蔡和森、张昆弟的谈话中，他明确提出要做像托尔斯泰、谭嗣同、陈独秀那样的大哲学家、革命家，“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彻底打破当时中国的现状，“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他的这个思想更加明确，更加深刻。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是压抑人性、限制个人解放的“恶魔”，“罪莫大焉”，必须彻底推翻，打破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他说，对于中国，不必要害怕其打破，打破意味着新生，因此一定要“再造之”。
第三，五四运动前后，曲折丰富的社会实践和根本改造的社会思潮，直接推动毛泽东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
1918年6月，毛泽东经历了艰辛曲折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广泛吸收当时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同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思想界名流进行交流，认真阅读刚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深入学习和总结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积极组织和领导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湖南长沙的五四运动、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驱张运动”、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等。这些理论活动，特别是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一股“根本改造”的思潮。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即提出要实现“根本之改造”。李大钊在同胡适就“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提出了“根本解决”的问题。此后，谋求社会根本改造的呼声越来越高。1920年2月，刚出狱的陈独秀到武汉讲学，演讲的题目就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提出了三种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有产业的安享；（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天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权利。”可以说，对中国社会以及整个世界进行根本改造，已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共识。
在这场关于根本改造的讨论中，毛泽东并没有置身其外。他在继续自身思考的基础上，对改造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20年2月，在给陶毅的信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多方面分析。讲到当时正在热议的改造问题，他指出：“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也就是说，毛泽东不仅认识到改造的必要性，而且深入思考改造的现实步骤：改造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不能仅做空泛的议论，更不能只是在思想、理论上作个人的“冥想”，而必须要明确改造的最终目标、具体道路和方法步骤，否则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
第四，在改造新民学会的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系统思想。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就开始突破最初的宗旨，谋求新民学会新的发展方向。1918年7月26日，毛泽东就新民学会的发展方向、组织活动等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和森回信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像列宁那样改造中国和世界。通信表明，毛泽东和蔡和森已经不满足于像杨昌济那样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他们开始谋求新民学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纲领，同时也在探索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特别是社会改良运动的陆续受挫，毛泽东日益认识到必须要把新民学会从一个学术组织改造成一个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政治组织。1920年2月给陶毅的信中，他就提出要把新民学会转变成为一个“联军”。
此后不久，蔡和森、萧子升等人也着手改造新民学会。1920年7月5日至10日，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召开会议讨论学会发展问题，会上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围绕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选择问题，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展开了激烈争论，会议在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决定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给国内的毛泽东，李维汉也致信毛泽东讨论这个问题。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给蔡、萧等人回信，表示完全赞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纲领，并对这个纲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21年元旦，毛泽东召集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大会，再次明确提出赞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针，确立并公开了个人以及新民学会的社会政治理想和远大奋斗目标。当然，正如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思想上分化一样，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出现了思想分化，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选择上，毛泽东、何叔衡等大部分会员选择马克思主义，决定走十月革命道路，而另外少数人则选择温和的改良主义或自由主义道路。
二、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的丰富内涵
“改造中国与世界”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把新民学会统一起来并改造成为一个先进政治组织的目标纲领，涉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向目标、理论指导、制度选择、方法路径、具体步骤，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方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整体性思想建构。
第一，“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纲领，强调要通过社会革命解放中国和世界人民。
在毛泽东看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革命和改造，把人民从腐败的中国和不平等的世界中解放出来，让所有人都过上好的生活，实现全人类的幸福，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实现这一理想不仅要在一个地方、一个国家进行革命，而且要推动和帮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就是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把社会主义同国际主义有机结合起来。
毛泽东指出：新民学会应该站在全世界、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问题，而不能为了某一部分、某一国家的私利，“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更不能“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他特别强调，一定要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国际色彩一点，现在确有将他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这种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同社会主义是相统一的，“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在这里，毛泽东已深刻领会并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
第二，“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一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纲领，强调要把中国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格局中来看待。
在1920年12月1日的信中，毛泽东就强调，要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大力倡导国际主义，并对不考虑世界其他地方劳苦大众的狭隘的“爱国”提出批评，强调“不能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在1921年初的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针对彭璜、陈启民等认为改造世界太宽泛、欧洲的事情中国人不能代庖、用“改造东亚”作为学会纲领的主张，毛泽东不仅再次申明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最合适，而且明确提出要把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的范围中来看待：“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
十月革命爆发后，世界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的发展不仅需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而且能够和必须为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作出贡献。中国人不能仅考虑自己一个国家的事情，更不能单纯为了自己民族和国家的革命而妨碍世界，而应该着眼于并贡献于世界革命的整体发展。把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中，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统一起来，说明毛泽东已经确立了世界革命的开阔视野，开始把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有机结合起来，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机结合起来，这个思想完全符合列宁的思想。在日后的革命实践和思想发展中，毛泽东进一步完善这个思想，形成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三，“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一个长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相统一的纲领，强调要把远大理想同立足实际有机结合起来。
对传统文化有着丰厚积淀而又接受并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毛泽东，既反对空泛地谈论改造而不找下手处，又反对只关注眼前、中国的事情而忽略了长远目标和世界大局。为此，他特别强调要把长远目标同近期目标、把改造世界同改造中国结合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讲求把形而上的至善追求同形而下的务实追求结合起来，既追求“明德”“新民”“至善”的理想境界，也提出必须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地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既要追求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时强调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后经过长期奋斗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仅停留具体步骤和近期目标而忽略长期目标，就会陷于目光短浅的事务主义和改良主义，只是抓住长远目标高喊口号而不脚踏实地地进行实际斗争，就会陷于不切实际的抽象主义和空想主义。
1920年12月1日的信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要从近期、眼前、中国的实际事情入手做起，“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另一方面，又不局限于眼下的中国，同时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帮助和推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等。1921年新年大会上，他再次明确了着眼世界同立足脚下、远大理想同从实际出发的关系，“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这样，通过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口号的分析和论述，毛泽东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未来方向和根本目标做出了回答，这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解放中国和世界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的幸福，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社会主义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长远目标同近期目标、远大理想同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第四，“改造中国与世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社会革命和改造运动。
树立了远大目标，确立了指导思想，选择了前进道路，都是基础性、前提性的工作，要真正开始从事革命性的社会改造，就必须抓住最紧迫的工作，确立具体展开的步骤。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五四运动、驱张运动、自治运动的实践中，已经切实体会到了政治组织在革命活动中的重要性。在给陶毅的信中，他明确提出要把新民学会建设成为“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这样的团体是一种“联军”“同盟军”式的组织，可以减少和避免“用力多而成功少”、“最不经济”、“各自为战”的“浪战”，而通过成员间“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最终形成合力，达到胜利，“操战胜攻取的左券”。这样的组织显然不再是新民学会1918年成立之时所追求的个人道德和知识进步的学术性团体，而是一个政治性的政党组织。1920年11月，毛泽东在编辑新民学会通信集时提出，从事社会改造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而其中最重要的准备之一就是建立共产党组织，“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考，他在12月1日的复信中，对蔡和森所提出的建立共产党的意见，深表赞同。
实际上，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有了这样的思考，而且已经接受陈独秀的委托，在长沙做着建立共产党组织、建立青年团组织的实际工作。当接到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详细讨论建党问题的信件后，他不仅明确表示完全赞同蔡关于建党的主张，“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而且告诉蔡和森，陈独秀正在组织中国共产党，“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回信虽然篇幅短小，但是明确提出了自己关于建立共产党的重要主张：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二是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三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几个月后，毛泽东就作为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在日后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创立了极其丰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领导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坚强核心。
第五，“改造中国与世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革命运动。
1920年11月25日给罗章龙的信中，毛泽东突出地强调了“主义”的重要性：从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社会革命活动，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团体来领导进行，而这样的政治组织必须是在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同一个主义带领下的同志的凝聚，而不仅是感情的结合和人的聚集。他说：“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趋赴。”这样，他就明确打出了主义的旗帜，要大家在共同旗帜的引领下发展。这个主义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随后，在1920年12月1日的信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主义的内涵，旗子的所指。他表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各色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斯的方法”，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1921年新年大会上，他在列举和比较了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几种思潮之后，明确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是最有效果的，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最宜采用”，并在公开表决的时候，同何叔衡等12人一起，坚定地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公开打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
毛泽东在当时就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要深入研究，并在同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的比较鉴别中，深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他在涉及主义同各门具体学术的关系时认为，主义存在于各门科学之中而不在其外，“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这个主义对于具体领域的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他坚定不移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旗帜鲜明地反对唯心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在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中，他表明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决心，明确提出主义的争论是根本的，在主义的问题上决不动摇，决不让步，“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在这里，毛泽东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把它作为一般性的学术思想，而是作为根本指针来接受的。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深入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制订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完成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实现了伟大的社会变革。
三、“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从理论走向现实
在1920年12月1日的信中，关于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十月革命的方法，反对改良主义的方法。也就是说，要彻底改造中国与世界，解放全人类，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首先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此基础上逐步达到共产主义。从那时起，毛泽东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在日后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俄国革命道路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探索了一条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不断引入现实。
第一，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完成“站起来”的历史任务，确立了进一步进行改造中国的根本前提。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抓住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核心问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顶着党内错误路线和敌人疯狂进攻的双重压力，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武装斗争实践，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他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制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科学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中国革命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基础，而社会主义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和目的。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是改造中国的一个重大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真正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新中国的成立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从而为进一步改造中国社会奠定了根本前提。
第二，明确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开始有目标、有方向、有步骤地把改造中国的实践进一步推向深入。
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后，毛泽东就矢志不渝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制度取向：“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再次强调中国的制度选择和发展方向，就是要“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党和国家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开始谋划社会主义中国的奋斗目标。20世纪50年代，他多次宣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确定了中国发展前进的目标。1954年9月，他代表党和国家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将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目标一定要达到，一定能够达到。1956年8月，在党的八大召开之际，他再次宣告：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从那时起，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就一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目标追求。
为了把这个伟大目标具体化，毛泽东科学谋划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提出了“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规划；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提出了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他提出了要过好民主主义关、过渡时期关和社会主义关的“过三关”思想。经过反复的理论思考和调查研究，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他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完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自此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牢牢坚持的奋斗目标，并在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不懈奋斗中，有步骤有计划地深入改造中国社会。
第三，领导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展全面深刻的社会改造实践，为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决不能教条主义地硬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薄一波回忆道：“毛主席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到那时，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陆续发现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因此，同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能否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少走弯路的一个大问题。”1956年3、4月间，毛泽东多次提出一定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再次结合，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要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论十大关系》一开始就提出：必须以苏联为鉴戒，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避免或少走弯路。党的八大召开前夕，他又讲道：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可能照着千篇一律的格式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然带有自己的特点，“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
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毛泽东领导党和国家制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针政策，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开展全面深刻的社会改造实践。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理论准备，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探索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由于历史的、认识的、个人的原因，以及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也出现了重大失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被严重教条化，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被严重误判，发展实践遭遇了重大挫折，这也给新时期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四、“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扬了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信念和思想精髓，既继承了毛泽东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丰富成果和成功经验，又汲取了探索过程中的深刻教训，进行了富有鲜明特色的改革开放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中国人民的“四个自信”不断增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当代中国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之中。尽管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毛泽东的“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对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启迪。
第一，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有主义的改革，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又要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问题上，既要反对修正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彻底的人民立场，坚持生产实践的观点、群众的观点、阶级的观点，坚持矛盾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利益分析方法等，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动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此，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对那些动摇和冲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思潮和行动，都要坚决抵制和反对。另一方面，决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追随实践发展的步伐，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要求，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不断在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上升到新境界，提出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观点，创造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形成具有深度解释力的理论。当前，我们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教育，在学懂弄通做实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切实把新思想贯彻落实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当中。
第二，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有领导的改革，必须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改革开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也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发展，实现改革开放伟大社会革命同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正确处理党同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确保党始终是改革开放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决反对多党制、不加前提的党政分开等一切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想和做法，坚决反对和打击危害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行为。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党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有底线的改革，必须坚守制度底线、政治底线和国家利益底线。XJP多次强调必须要有底线思维，底线就是不可超越的红线。中国的改革尽管是全面深刻的，但决不是没有底线的。一是要坚守经济制度底线，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改革过程中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采取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式方法，但决不能离开公有制主体地位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决不能离开共同富裕搞两极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二是要坚守政治底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当前，有些人总是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释放这样那样的杂音噪音，有的人甚至把四项基本原则看作阻碍改革开放的“绊脚石”，想尽一切办法来加以否定，力图把中国改革引向改旗易帜的邪路，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认识，决不能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而随声附和，甚至犯颠覆性的错误。三是要坚持国家利益底线，决不以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改革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是中国自己而不是其他国家；改革不是做给其他国家的，不看别人的脸色，别人也不能指手画脚；改革开放必须牢牢立足基本国情，不空想、不超越阶段，决不照搬模式，决不走依附发展之路，而是要坚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有胸怀的改革，必须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当今世界政治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主题，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与此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世界格局中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科学把握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根据自身需要和实际，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面向世界的国际主义精神，为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承担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实现整个世界的发展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和解决当代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概括而言，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探索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这个思想把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长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结合起来，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宏大而深刻的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这个思想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日益走向实践，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这个角度讲，改革开放同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和实践有着内在的历史和逻辑联系，决不能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把毛泽东置于改革开放的对立面。如今，虽然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对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依然有许多重要启示，我们必须要坚持有主义、有领导、有底线、有胸怀的改革。（注释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金民卿：毛泽东的主要矛盾学说及其在国情分析中的运用和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以矛盾论哲学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在矛盾论哲学的体系结构中，矛盾特殊性理论是主体内容；而在矛盾特殊性哲学的理论框架中，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学说，是最具有独创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学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哲学思想建构，包含着丰富的方法论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人分析基本国情、把握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理论基础。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运用这个学说把握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基本国情和历史方位，形成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取得实践上的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XJP总书记再次运用主要矛盾学说，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为全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主要矛盾学说形成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
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毛泽东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学说，既是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的理论创造，更是对实践经验教训的理论提升，并随着理论运用和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深化。
首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新世界观的过程中，曾经提到并运用过关于矛盾不同方面地位和关系的思想。在谈到无产阶级和富有的关系时，马克思讲道：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在研究商品问题时，马克思对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及其地位做了详细的论述。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曾经提到并运用过与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相关论述和思想观点，用过“主要环节”、“重要环节”等概念。他在谈到如何把握政治事变的复杂过程及其内在规律时讲道：“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关于事物发展的过程和环节，他提出要“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找出最重要的环节”。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经典作家曾经有过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并把这个思想运用于分析具体事物的发展过程。但是，他们都没有把这些思想观点进行高度的哲学抽象，并没有提出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哲学概念，更没有形成系统的主要矛盾学说。
其次，借鉴和深化了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同时代哲学研究成果的学习和借鉴。他在创立矛盾论思想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留下了丰富的读书笔记。其中，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主编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他详细阅读和批注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在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实践与理论等关系问题时，提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的思想：在确定了过程之内的矛盾，过程之对立的诸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以后，必须去发现这个矛盾之主导的方面。但是这个思想并没有在哲学上进行提升和展开，基本上是停留在对具体问题或具体理论的论述上。毛泽东在阅读这本书时做了详细摘录和评论，有关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评语有几千字之多。中国哲学家艾思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自己的论述，他在《大众哲学》中明确提出要在复杂的矛盾体系中把握主要矛盾，毛泽东在阅读此书时也做了批注和摘录。这些批注和评语构成了《矛盾论》论述主要矛盾学说的基础。
再次，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和西方近代的哲学智慧。“矛盾”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毛泽东对这个概念进行提升，使之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中国古代的哲学、政治、军事思想中，历来有抓主要矛盾的智慧，并对事物发展中矛盾的不同地位和发展变化做了较多思辨。在传统思维和生活智慧中也有与主要矛盾学说相关的内容，例如“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挟天子以令诸侯”等。但是，这些智慧一般都只停留在具体领域、具体实践和日常经验的层面，没有上升到哲学抽象的层面，缺乏深层次理论提升。毛泽东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升和转化，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中国古代哲学，毛泽东对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读和借鉴。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就对康德哲学有过接触，对其辩证法思想有过涉猎。在阅读列宁《哲学笔记》期间，他又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中质的规定性、根本法则的思想等特别关注，这些思想中已经包含着主要矛盾同事物本质内在关联的思想萌芽。毛泽东在批注中特别提出，要认识事物的根本特性，事物的发展法则就包含于根本特性之矛盾发展中。这些思考的进一步展开，成为主要矛盾学说的重要内容。
最后，深入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并使之成为哲学建构的基础。毛泽东一生信奉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的哲学逻辑，而这个逻辑的中心环节就是实践。毛泽东哲学思想探索始终以实践为中心而不是以理论为中心，不是为了单纯的哲学创造，不是为了学术探讨，而是为了破除错误思想，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实践发展。青年时期，他就为探索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大本大源”研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学说也是如此，同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紧密联系在一起，立足于实践进行一点一滴的经验积累并不断形成理论认识。在大革命时期，他抓住了农民问题这个核心问题，论述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综合分析影响井冈山斗争的各方面要素，提出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可能性及其发展方向；在创建中央苏区时期，他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在反“围剿”战争中，根据敌我双方在战争、战役中的地位变化，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游击战术，等等。这些论断中都包含着主要矛盾学说的萌芽和积累，他就是在这些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整理，形成了完整的哲学思想建构。
二、主要矛盾学说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完整建构
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集中代表，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学说充分体现了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这就是现象性与本质性的统一，具体性与抽象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它从日常生活思维提升到哲学抽象思维，从现象层面提升到本质规律层面，从具体事实层面提升到理论抽象层面，从理论层面又上升到实践层面。
一方面，主要矛盾学说通过对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内涵、地位、相互关系、它们与事物性质及其变化关系的论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建构。
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内涵和地位。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由多重矛盾构成的复合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矛盾复合体展开的过程，在这个复杂的矛盾系统中，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矛盾，它在事物发展中起着领导和决定作用，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而其他矛盾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关于矛盾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内涵和地位。毛泽东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任何矛盾都是由矛盾着的两方面构成的，这两个方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不同的。其中，一个方面是主要的方面，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这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另一方面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
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相互转化。毛泽东指出，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相互转化。这种相互转化是由矛盾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例如，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中，生产力一般是决定性的方面即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当不变更生产关系就不能很好地发展生产力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是这样。
关于主要矛盾与主要方面同事物性质及其变化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前，事物的性质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之时，事物的性质也就随之而发生变化。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也就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改变的过程。当然，这个变化本身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量变到质变，即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过程。
另一方面，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学说包含着深刻的方法论内涵。
哲学并不是栖息在个体性思维中的孤独的理论抽象，而是来自于实践并返回到实践的人类思维成果；哲学家也不是仅仅在黄昏时刻才展翅起飞的“密纳法的猫头鹰”，他必须在火热的实践中才能使深邃的智慧和理性得以对象化；甘于寂寞和享受孤独固然是哲学家的高尚品质和特殊素质，但在人类的主体性实践中获得对象化存在，则是哲学思想的归宿和使命。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
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方法论问题。他把方法看作是完成任务、实现目标的“渡船”或“桥梁”：“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毛泽东在阐述主要矛盾学说时特别强调它的方法论价值。他明确提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本方法。那些教条主义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主要矛盾学说运用于自身的实践当中，“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自从毛泽东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学说提出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就把这个理论作为自己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把先验性的理论同经验性的实践结合起来，实现先在性的科学理论同此在性的现实实践的有机统一，在分析社会主要矛盾、把握中国基本国情、分析社会发展阶段方面，做出了正确的结论，并以此为基础制定行动纲领和政策决策。
三、运用主要矛盾学说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基本国情
实践性是毛泽东哲学、理论探讨的最突出特征。他在探索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国情，以中国的现实而不是以外来的经验、指示和理论为判据来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这就是说，科学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是正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创立和发展主要矛盾学说一开始就同分析和把握基本国情、同把握社会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个理论创立之后，他又将其用于对中国具体国情、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形成更加精准的把握，作出更加合理有效的政策决策。这是毛泽东创立和发展主要矛盾学说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把这个学说用于分析中国具体国情，牢牢抓住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即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人民同封建主义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段。这样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道路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作出这种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制定了科学合理的革命纲领和政策，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及时把握中国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对基本国情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分析，作出了我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步判断，提出了“富起来”的奋斗目标，为科学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根本变革。
在社会主要矛盾方面，作出了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毛泽东指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决定了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思想是新时期党科学把握主要矛盾的前瞻性判断，是明确提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哲学根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之后，毛泽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主要矛盾学说，作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政治生活首要任务的论断，形成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哲学基础。
社会主要矛盾的展开就是国情现状，毛泽东在这个方面做了认真分析。1955年，他提出了“大国穷国”的初步概括：“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1957年，他再次指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1960年，他提出了“一穷二白”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列强“实际上统治了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得很贫穷，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贫困，白就是文盲多”。“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1962年1月，他又用“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凝练地概括了中国基本国情：“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发展阶段，毛泽东作出了我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步判断。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为急于把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和当时大多数中央领导都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忽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片面追求“大跃进”，造成了重大损失。经过曲折后，毛泽东在1959年底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做出了客观冷静、实事求是的判断：“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才算是建成了社会主义，由此阶段经过更长时间的发展，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鉴于苏联经验教训和中国实际情况，他继续指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这实际上就是做出了中国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这个判断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依据和出发点，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起点。
基于对主要矛盾、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和长期性有了初步认识。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不能设想得太快、太容易，根本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状况不能太急，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鉴于曾经出现过的急躁盲动失误，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反复强调：中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至少要一百多年的时间，“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个判断为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判断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作出了前期准备，奠定了理论基础。
当然，由于错综复杂的因素，这些正确判断后来在理论上被加以修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重大曲折。这就告诉我们，必须要全面准确对运用主要矛盾学说，对社会主要矛盾、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作出正确判断，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政策决策和发展战略，否则就会在实践上栽跟头。
四、运用主要矛盾学说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在领导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邓小平在实践上深化对主要矛盾学说的理解和运用，对我国的主要矛盾、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作出了正确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明确了我国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1979年，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提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1981年，他领导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科学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作出明确判断：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那时开始，我们始终坚持这个基本判断。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落后，抓住并解决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成为一切政策决策的着重点，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以主要矛盾为依据，科学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具体体现为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提出，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必须把握中国的具体特点，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中国具体国情的基本特点就是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抓住了这个基本国情，也找到了发展的着力点。为此，我们就要着力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以贯之，毫不动摇。
在抓住主要矛盾和分析国情基础上，科学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1979年9月底，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论断，明确“物质文明还不发达”是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已经成为共识。1987年8月，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之后，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做出了明确界定和系统分析。党的十五大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这个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抓住主要矛盾、认识基本国情、把握发展阶段的目的，就是要制定符合具体实际的基本路线，提出总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纲领，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1987年7月，邓小平对党的基本路线做了简明概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做了完整科学的表述：“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之后，我们党对这个基本路线做了丰富和完善。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政治保证。在党的基本路线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它们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完整准确地把握基本路线，必须克服各种干扰，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以任何形式提出“多中心论”都是坚决不行的。完整准确地把握基本路线，还必须把两个基本点有机统一起来，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强化和发展四项基本原则，任何以一个基本点否认另一个基本点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决不能以坚持基本原则的名义过度夸大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把改革开放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源，进而否定改革开放；同时要反对各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力图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方向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
五、运用主要矛盾学说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
根据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作出了相应的国情判断和政策调整，取得了不断的发展进步。当代中国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情况下，如何准确把握中国的主要矛盾，科学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提出相应的行动纲领和发展方略，又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成为考量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尺度。对此重大问题，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负众望，作出了科学回答。
XJP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是一个一般的现象性的判断，而是一个本质性的判断，是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结论。
如上所述，1981年，我们党做出了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判断。这个判断距今已有37年。这37年正是改革开放坚定、持续、有序推进的时代。经过40来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从人民需要来看，过去人们主要是对较低层次的、最基本的物质文化消费品的需求，而当今人们对基本消费品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21世纪初已经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生活的追求日益广泛和强烈，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也就是说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人民需要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从社会生产方面来看，8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生产比较落后，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极大增强，我们在很多领域，已经是产能过剩，我国的生产相对落后的提法显然已经不符合当前实际；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有短板，这就凸显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变化，XJP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在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这就是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些新要求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内涵和重要任务，这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在把握社会主义矛盾深刻转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变化、历史方位转换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发展中国家地位之间“变与不变”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发展到了新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提出了新的任务和工作要求，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总体量变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阶段性质变。但是，主要矛盾和历史方位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基本国情发生了根本改变。XJP总书记强调，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对基本国情的判断，我们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质变，我们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量变进程中。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还是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来制定我们的政策，不能犯空想主义、主观主义、超越阶段的错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也推动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变与不变。一方面，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必须牢牢坚持，丝毫不能动摇。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了党的基本路线的丰富和发展。十九大报告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做了重要的丰富和补充，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里，增加“美丽”一词，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经济上富强，政治上民主，文化上文明，社会上和谐，还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国情实际的新变化，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基于这些新矛盾、新要求、新任务，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制定了全面推进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队国防、和平统一祖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新部署、新举措。这些重大战略部署必将有力地激发全党全国人民，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以高昂的精神状态建设伟大工程、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在新时代全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开拓前进。
作者：金民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章
金民卿：强化党内制度法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鲜明特色和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突出地强调了党内制度和法规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极端重要性，目的就是要全党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将从严管党治党一抓到底，实现标本兼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确保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一、全会把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紧密结合起来，将XJP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落实到党的制度法规上，以制度创新成果巩固和强化理论创新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在制度治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思想新论断。他反复强调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使二者刚柔相济，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要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让党的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这些重要的理论论述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全面加强制度治党的根本理论指导。
这次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党内法规制度的形式，把XJP总书记的这些重要理论创新成果巩固下来。强调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提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也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根本保证；提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XJP总书记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制度治党的重要思想。
二、全会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创新同制度创新紧密结合起来，将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以党内制度法规的形式固化下来，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遵循，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规范化、法规化。
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带领全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力加强理想信念建设和作风建设，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重拳出击，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这些重大举措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
这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两个重要党内制度法规，明确了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遵循、重点和关键、根本保证、首要任务、重要内容、根本要求、制度保障等，明确了党内监督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重点内容、根本原则等，把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和重要成果提升到党的制度和法规的层面，以制度的形式巩固和发展下去，这必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三、全会把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时代要求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制度治党方面的与时俱进。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发挥制度治党的作用，以制度保障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毛泽东同志在领导革命建设的过程中，领导制定了《健全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等制度；邓小平同志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党的领导制度改革问题，领导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突出地强调了制度建设问题，带领全党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修订或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一系列重要的党内制度法规。
这次全会总结了我们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科学把握我们党在领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所面临的新任务，提醒全党要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制定了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同时，结合新的历史特点和历史任务，修订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强调党内监督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增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明确了党内监督的根本原则、制度规范、重点任务、主要内容、重点对象等。使党内监督更加符合时代要求，更加适应新的历史任务。党的制度建设上的与时俱进必将进一步把制度治党工作向前推进。
四、全会把党的建设中的治标与治本紧密结合起来，突出地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制度法规的权威，体现了我们党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实现标本兼治的思路和意志。
XJP总书记高度重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问题，强调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党中央权威，全党都必须自觉维护，并具体体现到自己的全部工作中去，决不能表面上喊着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没当回事，更不能违背中央大政方针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都要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不能搞假大空，不能随意化、平淡化，更不能娱乐化、庸俗化。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全党必须深刻认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大作用，深刻认识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严重后果；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贵在经常、重在认真、要在细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每个党员、干部的事，大家都要增强角色意识和政治担当，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生活各个环节，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和制度的现象作斗争。总书记的这些论断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抓住了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明确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方法路径。
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制度和法规的形式规定了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规范要求和目标任务，不仅对事而且对人，不仅强调外在约束而且强调内在自觉，不仅强调制度规范而且强调贯彻落实，不仅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而且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措施，突出了综合施策、协同推进的科学方法论，致力于实现标本兼治，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
当前，全党同志正紧密团结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担当，全面深入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把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经过这些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必将进一步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将实现新的飞跃。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金民卿：十月革命的重要遗产与中国道路的成功探索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中国人民在充分吸取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成功探索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变革。在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之际，中国人民在汲取苏联和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成功开创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中国日益走向繁荣富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依然没有走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引发的低潮，但中国却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快速发展进步，日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并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一、十月革命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列宁成功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把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国，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十月革命的胜利及随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1.科学把握时代的根本性质和特征
19世纪末，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发展，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创作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和历史趋势做出了深入分析，对当时的时代本质和阶段性特征做出了科学判断。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它是“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6页。）。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在不同程度上阻碍技术进步和创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出现停滞和腐朽趋向，进一步表明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自身的内在矛盾，必然会被新的社会制度所替代，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上的发展很不平衡，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必然爆发，这种战争在给世界造成巨大损害的同时，也必将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与此同时，战争也唤醒了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的革命意识，世界革命的危机日益向纵深发展，不论这种危机要经历多么长久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而告终，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正是由于对时代本质和特征的科学把握，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2.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方面，始终不渝、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批判新康德主义、经验批判主义等哲学思想；用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最新特征，揭示帝国主义的发展现状和历史趋势；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制定正确的革命斗争策略和建设实践，把合法斗争和暴力革命结合起来，依靠无产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社会制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人民政权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组织新社会建设。另一方面，结合俄国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一国胜利论”“帝国主义论”等独创性理论。列宁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现实指出：资本主义的压迫在帝国主义时代日益加剧，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革命爆发的时机日益成熟；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谋求自身解放的因素日益增加；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所带来的相互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尖锐，重新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由此，帝国主义战争就使得帝国主义战线很有可能在它的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而无产阶级在某一个地方，或者几个地方突破帝国主义的战线成为可能；社会主义首先在少数国家甚至单独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一国胜利论”等理论创新丰富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列宁带领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突破了“中心开花论”和“同时革命论”，倡导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和边缘地带进行革命，这正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指出了革命前途。
3.牢牢坚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在资本主义发生重大转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运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大部分的社会民主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走向修正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因此，要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就需要建立一个具有统一纲领、统一策略、统一组织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为此，列宁进行了艰辛努力，他的《怎么办？》一书为建立新型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做了组织上的准备，《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做了政治上和策略上的准备，《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作了理论上的准备。经过努力，列宁终于建立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它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觉悟的部队，是精干的、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善于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工人阶级，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它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按照统一的党章组成了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团结起来的统一部队。正是在这个新型政党的领导下，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
4.始终不渝地尊重和依靠人民群众。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列宁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扩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获得本阶级千百万群众的信任；如果封闭自己而同广大群众隔绝开来，丧失或是削弱同本阶级的联系，就一定会失去群众的支持而最终陷于灭亡。在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同农民阶级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形成强大的历史合力。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依靠工农兵的团结合作实现的。革命成功后，布尔什维克党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了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发扬人民民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5.形成并坚决维护坚强的领导核心
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进行革命斗争中，高度重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强调领袖的核心作用。他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选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4页。）“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9页。）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列宁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为民情怀、高超的政治智慧、巨大的创新勇气、果断的革命意志，在关键时刻做出果断决策，引领党、国家和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就。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袖，力图坚持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带领国家快速发展，在苏联国内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的领袖作用是不能抹杀的，尽管他也犯下了很严重的错误。
6.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建构和建设道路探索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迅速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并通过新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开始向新的社会制度发展。在遭到国内外敌人围攻的情况下，实施“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战争，最后彻底打退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捍卫了苏维埃政权。之后，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等先后带领国家和人民进行各方面建设，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快速发展，探索出了一条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个昔日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国家，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尽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概括地说，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以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为根本依靠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这条道路及其积累的重要经验，是十月革命留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宝贵遗产，指引了20世纪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成立，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解放。
二、中国先进分子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选择
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中国人已经走过了长时期的寻路之旅，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不久，先进的中国人经过认真地比较分析，迅速做出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重大选择。毛泽东就曾经这样讲道：“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1.中国人的寻路之旅及其连续失败
鸦片战争之后，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和封建专制制度日益没落的双重夹击下，中国日益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曾经领世界之先的中华民族陷入了沉重灾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救亡图存的寻路历程。从鸦片战争到选择走俄国道路的80年间，中国各种政治集团和政治力量左冲右突，经历了对不同道路的探索，但最终都归于失败。
魏源、龚自珍等为代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路没有成功。这条道路渴望通过学习一些西方的先进技术，实现抵御外辱的目的。但是，它并没有看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技术，而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和没落，清王朝在政治上的腐朽、经济上的落后，已经成为国家民族发展的严重阻碍，严重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单靠引入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能根治沉疴，注定不能成功。
洪秀全、杨秀清等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路没有成功。太平天国起义的组织者把基督教教义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制定了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方案，沿袭了王朝更替的农民起义道路，力图通过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新的农民政权来改变社会现状。但是，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和领导集团内部的严重分裂，这场浩大的农民起义运动最终遭到了残酷镇压。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中体西用”洋务派之路没有成功。洋务运动以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核心，力图达到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王朝中兴的目的，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试图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获得“自强”“求富”，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甲午一战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经营了几十年的“洋务梦”。
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改良之路没有成功。维新派一面固守已经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识形态，一面试图引入资产阶级的立宪政治方案，虽然渴望实现制度和文化的改良，但又对封建王朝心存幻想，不敢同封建制度决裂，仅仅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而没有发动广大群众，最终以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被迫出走海外而归于失败。
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革命道路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没有成功。辛亥革命虽然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将西方的民主共和政体引入中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中国人思想中。但是，它并没有制定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没有彻底摧毁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没有动摇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最终遭到了国外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封建主义势力的联合镇压，中国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不断下滑，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归结起来，这些道路探索之所以都没有成功，主要在于它们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缺乏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没有对世界发展的大势和中国基本国情做出科学的把握，没有全面持久地动员和组织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失败，中国人陷入了失望和彷徨之中。
2.中国人对俄国十月革命做出了迅速反应
就在中国人苦恼彷徨之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这一发生在同中国国情有极大相似之处的邻国革命，迅速引起了苦苦寻路中的中国人的高度关注。
中国人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十月革命的情况。1917年11月7日，就在十月革命爆发的当天，中国驻俄国公使刘镜人就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发回电报说：“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即布尔什维克——引者注）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次日，他又给国内发电报，报告了起义的消息：“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转引自邵维正：《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
11月10日，中国的相关报刊纷纷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标题，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12月16日，长沙的《大公报》新闻栏目，对“俄国政变中心之兵工委员会”作了较详细的介绍（转引自邵维正：《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0页。）。同月28日，《广东中华日报》刊载了《李宁（即列宁——引者注）取得胜利的原因》一文，介绍十月革命的经过及其胜利的原因。1918年元旦，“民国日报”的社论中说：“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转引自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4页。）
孙中山先生对十月革命的反应也是相当积极的。1918年春，他会见日本和印度记者时，明确要求承认苏俄，号召革命党人宣传十月革命。在《政治周报》第5期上，他向列宁发来贺电：“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0页。）
最能代表中国先进分子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是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年轻的先进知识分子。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阐述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02页。）同年11月，他又在《庶民的胜利》和《Boshevism的胜利》中指出，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在十月革命的带动下，将来的世界必将是赤旗的世界。青年毛泽东也以极大的热情赞颂十月革命。1919年7月，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写道：“我〈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大地上“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毛泽东早期哒哒公文铺》，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90页。）。
3.中国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那里找到了改造中国的道路
十月革命是在经济社会非常落后的俄国发生并取得胜利的，中国的情况与俄国有很大的相似性，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封建专制制度非常顽固的国家，既然俄国革命能够成功，那么中国同样可以尝试走这样的道路。于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那里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改造中国的方向，做出了一个集体选择，那就是“走俄国人的路”。
1918年，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就号召中国人以高度的热情迎接十月革命带来的曙光：“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04页。）1919年1月，他在《新纪元》中再次谈到，十月革命的曙光给中国带来了光明，中国人应该按照俄国革命的道路努力工作。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也很快选择了十月革命的道路。1920年夏，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提出：中国必须走俄国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这是）现世界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毛泽东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赞同，认为温和改良的法子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而“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页。）。1921年元旦，毛泽东在新民学会大会上公开讲道：中国社会必须根本改造，改造的方法就是俄国革命的方法。他在比较了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罗素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等不同道路之后明确表示：“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中国先进分子的道路选择当然不是随意的、慌不择路的结果，而是对十月革命成功经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李大钊指出：俄国革命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马客士（即马克思——引者注）的功业”（《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13页。）青年毛泽东在综合各种信息后对十月革命胜利原因做了简明而深刻的论述：“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毛泽东早期哒哒公文铺》，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07－508页。）应该说，毛泽东的分析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从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广大党员的先进性和革命性、有利的客观条件、充分的主观准备、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列宁的领导能力等几个方面，找到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深层原因。
4.把十月革命的经验转化为改造中国的实践
正因为找到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中国先进分子在做出道路选择之后，就不是一般性地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仅仅进行研究和宣传，而是迅速按照十月革命的经验，把道路选择转化为实践行动。
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旗帜鲜明地信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于1919年6月明确提出“根本改造”的口号。1920年春天开始，在分别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商谈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拟定《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出版《共产党》月刊，联络北京、长沙、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对十月革命道路的选择和践行，突出地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创建政党组织的高度重视。经过几年的努力探索后，毛泽东于1920年下半年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把这种信仰付诸建党实践。他明确提出要树立起主义的大旗，让人们的行动有方向、有指望：“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7页。）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说，他要把先前作为一个学术团体的新民学会，改造成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主义的结合”，一个思想统一、团结战斗的先进政治团体。1921年1月21日，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他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与此同时，他再次表明反对无政府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页。）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一开始就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发展。中共一大提出：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页。）。此后，中共多次阐述奋斗目标及其实现路径：要达到“社会的阶级区分”的“消灭”，使“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都得到“解放”；要使“私有财产制度”得以“铲除”，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达到“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达到“无阶级无国家”，无剥削无压迫；等等（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5、166、393页。）。这实际上就是依据十月革命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解放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都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坚持和创造性发展
选择走十月革命道路，只是确定了前进方向和基本原则。十月革命道路在中国究竟怎么走，能不能走通，需要在具体实践中探索。经过艰辛曲折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把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同中国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带领人民，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同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1.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十月革命经验同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结合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理论上、政治上、经验上的不足，总体上是依附共产国际发展，照搬俄国革命模式，没有能够很好地把十月革命经验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也就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遭遇了多次失败。建党初期，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决策上听命于共产国际，行动上按照俄国革命方式，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大城市的工人运动上。中国工人阶级尽管斗争性很强但毕竟数量有限，不与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难以对抗强大的封建军阀统治，因而工人运动在经历短暂的高潮之后就遭到军阀的残酷镇压。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但是没有努力争取革命领导权，甚至在关键时期放弃了领导权，同时没有很好地支持农民运动，甚至阻挠农民运动，最后遭到失败。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教条主义地照搬俄国革命道路，不顾中国具体国情，坚持“城市中心论”，阻挠“以乡村为中心”，最后陷入失败而不得不进行长征。
正是在这种曲折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把十月革命经验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基础。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攻克汀州及今后行动方针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提出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在赣南、闽西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实行武装割据，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终取得闽、赣、浙三个省甚至全国政权。这个决策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态。1929年4月初，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强调农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做出“农村斗争是促成中国革命高潮的重要条件”的论断。不久，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思想，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周恩来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页。）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阐述了通过巩固和扩大红色政权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批评了“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在全国范围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提出要确立“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并最终实现全国革命的胜利。正式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随后，毛泽东、朱德等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于1931年11月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把土地革命推向了高潮。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此前探索的基础上，他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标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正是沿着这条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最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探索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既充分吸取了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又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进行创造性发展，是十月革命道路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的成果。
一方面，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坚持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对十月革命经验的继承。
另一方面，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工人阶级虽然有强烈的革命性但人数很少，虽然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但却不是主体力量；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战争，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和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重心长期在乡村而不是城市，必须深入农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等到时机成熟才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正如列宁突破了马克思的“中心开花论”“同时革命论”，创造性地提出“边缘突破论”“一国胜利论”并取得成功一样，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城市中心论”，创造性地形成了“乡村中心论”的革命道路并取得成功。
2.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十月革命经验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7页。）他当时就讲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特殊性：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要结合中国实际来进行，中国不能像苏联那样直接搞社会主义，而必须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1956年8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讲道：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2页。）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一般也是采取合作化的形式。”（《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0页。）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特点，毛泽东曾说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继承了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经验，正如刘少奇所说，“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刘少奇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2页。）；同时，又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独创性的探索。
一方面，像十月革命和俄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的情况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推翻了旧的国家政权，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在中国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存在），在国家政权的支持和保护下，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改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在改造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同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又同俄国革命有很大的区别，紧紧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国体形式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不完全等同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政体形式上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完全等同于苏维埃，在政党制度上采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在民族问题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是民族自决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式，最后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而不是采取流血革命的暴力剥夺，对于个体农业和手工业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合作化的方式，使之逐步走向集体化，而不是采取强迫农民的方式；在改造生产关系的同时，实现对人的改造。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一条“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
四、苏联背离了十月革命的原则而最终走向失败
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继承和发展十月革命经验、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时，十月革命的发源地苏联却出现了另一种情况。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领导人逐步违背了列宁、斯大林的方向，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背叛了十月革命的原则，党和国家日益变质变色，尤其是党的领导层发生了质变，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反面，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日益停滞，最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动荡，发生了制度颠覆和国家分裂，并引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曲折而进入了一个历史的低潮期。
1.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开始，苏联逐渐走向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和后来的苏联共产党，带领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方向发展前进，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创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使苏联迅速摆脱了落后面貌而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社会主义大国。特别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期，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国家的强盛发展，并战胜了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斯大林曾经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成就相比是第二位的。正是因为这样，斯大林成为苏联乃至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精神象征和信仰对象，对于社会制度的维护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凝聚力。然而，1956年2月，赫鲁晓夫所做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一个久负盛名的共产党领袖一夜之间被妖魔化为“独裁者”“暴君”“恶魔”。之后，经过各种宣传机器的不断重复和社会舆论的持续发酵，否定党的领袖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与苏联共产党自身的变质变色汇合到一起，形成了一股批判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力量。
2.苏联共产党日益背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而变质变向
进入20世纪60年代，苏联共产党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党的性质越来越从列宁创造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演变成为社会民主党性质的“全民党”。在党的性质上，作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概念，模糊并逐步取消了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属性，沦为一个一般性的政党组织甚至是社会团体，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日渐脱离，最终导致背道而驰。在组织制度上，严重地践踏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赫鲁晓夫自己祭起打破“个人崇拜”的大旗，声称要破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自己却在党内实行独裁，不仅不能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就是他的原有支持者也起来反对他。在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党内生活越来越陷于混乱，演变成为缺乏原则的恶性派系斗争，赫鲁晓夫的不正常下台就是一个明证。在党的干部方面，党内领导干部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苏联共产党逐渐堕落成为一个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陷入对立境地。随着历史的发展，党的领导越来越弱化，社会大众对已经变质变向变色的苏联共产党越来越感到失望，越来越失去信任。
3.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逐步丧失，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公开盛行
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共产党一方面仍然声称继承列宁的遗产，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把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塞进党的指导思想中，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我党活动的准则”（参见柯雄：《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1953－1973年）》，北京：三联书店，1975年，第249页。），声称要把苏联建设成为“人人幸福”的人道社会。由此，党的指导思想中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多元并存的局面。指导思想的混杂和冲突，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失去统一的思想政治标准而陷入极度混乱，意识形态领域乱象丛生。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敌对势力乘机进行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各种反共产党、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迅速在思想领域蔓延，占领了意识形态阵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成为只是写在文件中的空话，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社会大众的认知出现严重错乱，社会信仰体系日益走向崩溃。
4.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停滞甚至倒退，社会动荡局面逐步形成
由于苏联共产党本身的变质变向，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多元化，党和国家的政策决策失去了科学理论的指导，政策选择和制定上呈现多元导向，相互矛盾和冲突。而且，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在党内权力斗争连续不断、指导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党内特殊利益集团已经产生和发展的情况下，日益脱离人民群众的需要，党的工作出现严重失误，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严重停滞甚至倒退。在国际上，苏联又推行了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以老子党自居，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这样，本国人民对党和国家政府表示失望，进而开始对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信心，而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很多国家也开始拒绝和抵抗苏联的干预。苏联党和国家在国内外遭到了抵制，社会的认同发生裂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严重动摇，政局开始不稳，政策开始走向失败，社会动荡局面开始酝酿，并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推动下不断发酵。
5.戈尔巴乔夫及其“新思维”把苏联迅速引向崩溃
客观地说，即便是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的崩溃也会发生，因为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苏联党和国家已经日益背离了十月革命的原则，变质为非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的国家。当然，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的第一罪人，他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却成为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直接策划人和推行者，加速了苏联解体的步伐。戈尔巴乔夫用以代替马列主义的“新思维”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西方化的“普世价值论”，其核心的论点就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了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他所推行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所谓的“公开性”，主张毫无保留地放开新闻舆论，这种“公开性”成为各种反苏、反共、反马思想严重泛滥的重要推手。他的改革的实质，就是要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彻底否定十月革命的原则，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他明确提出，“在踏上革命性变革的道路之后，必须毫不犹豫地摈弃自己身上妨碍我们向这一目标前进的过去的桎梏”（《苏联问题资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2页。），他把十月革命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看作是必须打破的桎梏。正是基于这种颠覆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目标，他在经济领域中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在政治领域中推行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总统制等。
这样，到了80年代后期，已经完全变质变向的苏联领导人，废除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宣布其非法地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排斥在国家精神生活之外而全面主张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个社会生活被引向社会主义的反面。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演变后，人们对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制度、苏联领导人已经完全不抱希望，甚至希望其尽快发生变革，精神和行动上的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普遍性的社会思潮。于是，在外力推动和内部反对派的打击下，苏联迅速发生巨变，制度颠覆，国家解体，并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
五、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十月革命经验，开创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与苏联相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十月革命的经验，同时又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成功开创并不断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前，中国人民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前进，并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提出要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探索非常艰辛，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严重曲折。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主义到了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需要做出重要抉择：或者是继续沿着“文革”的路子走下去，中国将会越来越陷入封闭僵化状态乃至于经济社会的崩溃；或者是改旗易帜走资本主义的路子，中国将会出现制度性颠覆陷入全面混乱状态；或者是探索一条适应时代特征、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子，引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飞速发展。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性抉择面前，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第三个方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信念、勇气和智慧，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辟并不断发展完善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胡锦涛文选》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1页。）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熟完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和平崛起，正在走进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XJP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继承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宝贵遗产，这种历史继承性突出地体现为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地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165页。）这四项基本原则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几十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发展之本，指引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是一切实践和理论创新必须坚守的政治底线和根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枢纽，深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论断，从最核心的层次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创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本途径。深刻把握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做出了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开创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强调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
在一定程度上说，百年来中国的道路探索和发展进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创和发展，都是创造性地把十月革命经验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结果，都是对十月革命宝贵遗产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把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的境界，不断开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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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慎明主编：《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4】吴恩远：《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历史原因——从共产党的先进性考察》，《学习与研究》2006年第3期。
【5】赵智奎主编：《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张建刚）
金民卿：唯物史观的时代观与当今时代判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发展方位的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和发展阶段的角度讲的，阐述的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特定阶段及其历史任务，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大的历史时代。要全面准确完整地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就必须系统掌握唯物史观的历史时代观，以此为根本遵循来判断当今人类所处的大的历史时代及其阶段性特征，同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和风险挑战作出正确分析。
一、时代观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时代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科学准确地把握时代本质及其阶段性特征，是分析现实、判断形势、制定政策、推进实践、创新理论的重要前提。以不同的历史观和判断标准来把握时代，在理论上会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在实践上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正因为如此，时代问题历来非常受重视，东西方文化体系以及当今思想理论界中提出了不同的时代划分标准，作出了不同的时代判断。
中国人历来重视修史，并对历史时代划分提出了独到见解，其中在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要数“公羊三世说”的时代观。《春秋公羊传》提出，孔子写《春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据此，董仲舒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初步把春秋的历史归纳为“有见世”、“有闻世”、“有传闻世”三个时代。这个“三世说”只是以孔子修史的文献为依据对时间作出的划分，并没有对“三世”进行价值判断和性质界定。而东汉的何休不仅对“三世”作了时间划分，而且作了性质界定，明确提出了“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时代观：“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自此，公羊学的“三世说”时代观得到较系统的阐述。这种“三世说”时代观在历史上影响深远。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就把它同“小康”、“大同”思想以及进化论思想糅合，提出了以“三世说”为核心的进化论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变异和进化的，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演进路径发展。“三世说”的时代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历史现象，并在维新变法时期等特定时期起过积极作用，但它并不是真实的历史现实，更不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时代观。顾颉刚就曾经批评道：“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时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
西方思想史上也提出过不同的时代判断标准，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时代观。例如，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神谱》中就提出过“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等划分：“黄金时代”的人类虔诚地听从神的旨意，与神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没有生老病死之忧；“白银时代”的人类被降到地上，不如原来幸福，相互争吵不休，强壮但缺乏理智，不知悲伤与快乐；“青铜时代”的人类开始使用青铜工具，身体强壮而心灵残忍，相互之间战争不断；“英雄时代”的人类与半神般英雄们共同生活，力量和智慧接近于神，变得更勇敢和公正，死后进入极乐世界；“黑铁时代”的人类失去神的保护，陷入悲惨生活，社会失序，道德沦丧，弱肉强食。【1】此外，罗马的奥维斯在希腊神话的基础上，把“英雄时代”去掉，提出了“四时代”论。这种根据神话传说而确定的时代划分，当然不是真实的历史。与这种早期依据神话传说而划分的时代不同，黑格尔以人类理性发展程度和状态为依据，创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和时代观，划分了不同的历史时代及其代表：处于历史儿童期的东方社会、处于历史青年期的古希腊城邦、处于历史成年期的罗马帝国、处于历史成熟期的欧洲世界等。【2】
以上这些划分，或以神话传说为依据，或以历史现象为标准，或以人类理性发展状态为标准，并没有全面真实地反映人类历史的客观进程和发展规律。
在当今理论界，关于时代的判断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分别体现着不同的内涵。比如，从生产工具的角度认为，人类社会经过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电子时代，现在进入了信息时代；从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的角度认为，人类历史经过了渔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现在进入后工业时代；从文明史的角度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划分为原始文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和知识文明时代等。这些说法是从某个学科、某个视角出发对时代的概括，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它们对于历史发展中的生产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的分析明显不足，缺乏对历史时代本质的深度把握。我们要科学把握历史时代的深刻内涵，就必须要确立正确的历史观，坚持科学的判断标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时代判断标准。
如何准确把握时代本质及其发展特点，如何定位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和发展方位，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时代本质和特点的判断，并依据这种判断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正确看待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发展阶段，明确提出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依据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策和策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现状，作出我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并根据世界格局的变化创立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斗争和外交工作。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时代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作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问题的重大判断，制定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策和策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如今，人类进入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进入新时代，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对当今时代本质和特点进行深刻把握，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进行新的概括，更好地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此，XJP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继承前人的理论创新成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判断。我们要学懂弄通做实这些重大理论成果，就必须深入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的时代观。
二、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时代观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深刻把握了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创立了分析把握人类历史问题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把历史学提升到了科学境界。唯物史观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客观进程和发展趋势，对于社会历史时代的丰富内涵、判断标准、深刻本质、阶段特征以及不同时代的阶级性内涵等，都有系统全面的分析，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时代观。
首先，社会历史时代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它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所历经的整个历史时期，而这个长的历史时期又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
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历史时代是一个“大的历史时代”，该时代的进程从其所依据的社会形态取代前一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时起，历经兴起、兴盛、衰落，直到其内部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而不再占据统治地位为止，这毫无疑问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这个长的历史时期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一方面，时代的本质保持着自身的稳定性，在该时代结束之前其本质不发生变化，即这个时代所依据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没有改变。另一方面，该时代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每一个阶段又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例如，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已经历经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现在正处在现代的资本主义阶段，显示出同过去发展阶段不同的具体特征；社会主义时代也将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当代中国就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自身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要求，将来还要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经历了奠基、开创、推进等阶段，如今进入了新时代。
其次，社会历史时代是一个客观性的本质判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是判断和划分时代的根本标准，不同时代的本质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这段话，全面阐述了社会历史时代的丰富内涵，提出了界定社会历史时代的根本标准，抓住了区分不同社会历史时代的根本依据。
分析和把握社会历史时代，不能从神话传说和人为想象、人们的主观认知和情感意志，或者某些人类认识形式出发，而必须从客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及其发展状态来把握和判断；不能停留在历史现象层面，而必须深入时代本质层面，要看到决定这个时代本质内容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只有把握了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能明确该社会历史时代的本质；不能仅仅看到历史发展的某些方面、某些环节、某些片段，而要从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以及由这一基础所决定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形态”，全面分析时代的各方面构成要素，完整全面地把握历史时代的全貌。
再次，社会历史时代具有深刻的阶级性内涵。在阶级社会中，历史时代同阶级斗争密切联系，不同时代中总是贯穿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并且这种斗争在这个时代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每个社会历史时代都经历着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阶级下解放出来。”【4】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因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同，阶级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也各有自己的内容和特点。“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5】资产阶级时代的阶级斗争，就呈现出与过去的社会历史时代不同的显著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6】。即便是在同一个历史时代，不同阶段上的阶级斗争也会有不同的情况，例如资产阶级时代的工人阶级斗争就存在着一个从分散到联合、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在不同时期也有暴力斗争、合法斗争等形式。
列宁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时代判断和分析中的重要性加以突出的强调，直接把阶级关系、不同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与对时代的判断紧密联系起来，他指出：“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7】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分析，就很难对时代问题作出真正科学的判断。
最后，社会历史时代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密切相连。每一个社会历史时代都是人类历史螺旋式上升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前后相继的时代更替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类历史已先后历经原始社会时代、奴隶社会时代、封建社会时代，现在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时代，而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已经出现并不断发展，人类将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过渡到消灭阶级剥削、压迫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社会时代。这里的每一个时代都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有机环节，这些时代的演进和更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新的历史时代取代旧的历史时代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对此，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8】
当然，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时代更替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社会历史时代的反复和曲折是经常发生的。例如，资本主义在确立自己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就出现过多次封建主义复辟的情形，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就发生过几次帝制复辟；而社会主义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曾经获得过繁荣发展，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出现了重大曲折，发生了苏东剧变。
同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总体趋势和普遍道路，并不排除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上，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地区可以出现跨越发展，走出具体的、特殊的道路。例如，中国就没有经历过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而是在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代，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今正沿着这条道路开拓前进。
三、在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唯物史观的时代观，为人们科学准确、全面客观地把握时代本质及其阶段性特征提供了根本标准和基本遵循。我们要依据这个科学的时代观，准确判断当今人类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阶段性特征，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作出全面准确的把握。
首先，当今人类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的历史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9】的重大判断。列宁也提出我们处于一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的历史时代”。从时代的根本性质和人类历史进程来看，马克思和列宁的判断并没有过时，当今人类依然处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从社会生产力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依然强大，当今世界的核心技术创新成果、技术创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主要出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治理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整能力依然比较强，还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体制性修复，通过加大政府宏观管理获得新的生机；通过改革金融业特别是加强监管，使金融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削减公共债务来解决社会问题；通过改革税收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容纳新生产力的空间仍然存在，彻底冲破现有生产关系的条件尚未成熟，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彻底终结的时刻尚未到来。
从控制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和转嫁、转移、转化危机的能力来看，资本主义国家获得经济发展和制度延续的条件依然存在。一方面，资本主义总是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导致世界的资本主义化，“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0】，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规则制定和解释权基本上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控。另一方面，先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限制后发展国家的独立发展，把后者作为其谋取利益的附庸，“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要么根本发展不起来，要么即使获得某种程度发展也无法摆脱大国控制而难以自主，而一些为了捍卫独立和自身利益的国家则总是受到各种名义的制裁而陷入封闭混乱境地。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且这种危机还会随着历史发展而日益严重，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为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低迷、治理陷入困境、政党相互倾轧、社会族群撕裂、民主日益困顿、恐怖事件频发。正如XJP指出：“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12】这些阶段性特征再次证明了“两个必然”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必然要经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代。
其实，资本主义时代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十月革命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走向制度实践，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嵌入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格局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迅速发展，世界呈现出两种制度在斗争中长期并存、两种意识形态长期交锋、两种力量消长变动的局面。当然，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爆发的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严重曲折。今天，虽然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资强社弱”依然是客观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在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对比中不占据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本质没有根本改变。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大的历史时代中经过长期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的过程中，中国坚定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艰辛探索、开拓前进，经济、科技、国防等方面实力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以崭新姿态走上世界舞台中央，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日益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中华民族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文明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必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实现新的跃升，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促进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的“四个自信”，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力量，使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更加雄厚、道路更加宽广、保障更加有力、精神更加振奋、力量更加强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开辟了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迅速发展并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失败论”和“社会主义低潮综合症”，充分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科学社会主义必将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拥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必将迎来自己的伟大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开辟了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中国成功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优势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经济快速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实行对外开放与维护独立自主的有机统一，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有效破解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难题，开辟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多元化道路，打破了一些国家对西方现代化路径的依赖和膜拜，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自主性的国家和民族，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新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开辟了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
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任何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本质，资本主义日益陷入衰落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正在走向复兴的时代现实，决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较量异常尖锐复杂，在特定条件下会集中爆发。在此历史背景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面临着重大的时代责任和风险挑战。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要致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更加光明的前景，增强人民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信心。这是重大的历史责任，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极大地遏制了资本主义列强的霸凌行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感到巨大威胁，对中国的繁荣发展愈发忌惮，加大从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围攻，力图遏制中国发展的势头，中国越来越遭到来自西方敌对势力的全方位打压，面临着“颜色革命”、西化分化甚至被侵略的危险。这是大的历史时代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然面临的严峻挑战。
为此，我们必须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国内，要同一切妨碍改革发展、妨碍国家治理、妨碍党的领导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牢牢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统揽“四个伟大”，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国际上，要同一切挑战我国制度安全、政权安全、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斗争，坚决打击国内外反动势力发动的颠覆活动，揭穿“普世价值”的虚伪性，揭露、预防、反对各种“颜色革命”的图谋，果断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维护国家政权、社会安定、繁荣发展；积极掌握国际交流的主动权，推动中国思想理论走出去，在世界上发出中国的强大声音，坚决反对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积极进行国际舆论斗争和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打破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善于、勇于打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国际规则、控制国际话语权的局面，从国际事务中规则的被动遵循者变成主动制定者，争取在处理国际事务和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引领力；同时，坚守底线思维，捍卫国家主权，随时做好应对各种局部战争的准备。
注释：
【1】〔古希腊〕赫西俄德著，张竹明译：《工作与时日神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2】〔德〕黑格尔著，潘高峰译：《黑格尔历史哲学》，九州出版社1991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2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7】《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12】XJP：《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作者：金民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章
康晏如：逆境中前行的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人民党
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地区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相似的发展轨迹，经历了全面被禁、重建崛起、挫折分裂、重新整合等进程。但在共同的趋势下，由于历史传统、强总统政治格局、地缘政治博弈等因素的影响，中亚的社会主义运动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目前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人民党（以下简称哈共人民党）是唯一进入国家议会的共产主义组织，在理论发展、组织建设、竞选实践和议会斗争中的表现值得关注。
一、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与哈共人民党的成立
1991年9月7日，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以下简称哈共）召开第18次非常代表大会，决定从苏共分离并在原组织基础上成立社会主义党。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党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代之以“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该党不久之后就在哈萨克斯坦的政坛销声匿迹。一部分原来的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并不同意更改党的名称和性质，很快在阿拉木图成立了旨在重建哈共的组织委员会。1991年12月，哈共召开第19次代表大会，即哈共重建大会，否决了第18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通过了新的党章和纲领，强调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坚持。然而由于哈当局拖延，直到1994年，哈共才得以在司法部正式注册。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哈共一直是哈萨克斯坦重要的反对党。在1995年和1999年的议会选举中，哈共分别有2名和3名候选人进入议会。在1999年的总统选举中，哈共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即当时的哈共第一书记谢·阿布季尔金（СерикболсынАбдильдин）赢得12％的选票，名列第二，至今仍是哈萨克斯坦反对党最好的选举成绩。【1】哈共坚定的反对派立场引起了当局的打压，是日后哈共衰落的重要原因，但哈共自身存在的策略性失误为组织分裂埋下隐患。哈共非但未与工会、青年组织、退伍军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结成联盟、建立大规模的左翼运动，反而更接近右翼资产阶级的反对派。1999年，阿布季尔金成为哈萨克斯坦民主力量论坛的联合主席，该运动的大多数成员都具有明显的右翼倾向。【2】进入21世纪，哈共与当时哈萨克斯坦最大寡头穆·阿布利亚佐夫（МухтарАблязов）组建的哈萨克斯坦民主选择党结成政治联盟。2003年12月，哈萨克斯坦议会副主席兼民主选择党的创始人之一托·托赫塔瑟诺夫（ТоленТохтасынов）被接纳为共产党员，同时当选为哈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书记。2004年7月27日，哈共与民主选择党举行联合代表大会，决定组建统一的选举联盟——“共产党和民主选择运动的反对派”参加议会选举。哈共与右翼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联合使自己处于对外来意识形态的依附地位，引起了哈共内部的分裂。2004年，12名不赞成与民主党派结成联盟的中央委员宣布退出哈共，成立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人民党，约有1.5万名共产党员转移到哈共人民党。2004年4月，哈共人民党举行成立大会，同年6月在哈司法部成功注册。【3】
哈共的分裂和哈共领导人有争议的行为导致哈共权威急剧下降。在2004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哈共和哈民主选择党结成的反对派联盟仅获得3.44％的选票，没有代表进入议会。【4】哈共与寡头势力的联合引起了哈当局的排挤和打压。2011年10月，哈共被指责参加未经登记的反对派——人民阵线党的活动，根据阿拉木图市跨行政区域法院的裁决，哈共活动被暂停6个月。2012年4月，哈共官方出版物《哈萨克斯坦真理报》被指责违反了出版周期，对哈共活动的禁令又延长了6个月。2015年，哈当局对哈共党员人数核查后宣称，哈共党员实际人数不足4万人，与对外宣称的数字不匹配，不符合注册政党的要求。【5】直到今天，哈共仍未恢复合法地位。
新成立的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人民党的政治立场为建设性反对派。哈共人民党成功融入了哈政治体系，在2012年和2016年的国家议会选举中均有7名代表进入议会。目前，哈共人民党中央领导实行三人负责制，不设第一书记，党员规模约为10万人，拥有1868个基层党组织、178个区委员会、33个市委员会、14个州委员会和2个直辖市委员会（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6】
二、哈共人民党的理论主张
（一）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主要目标
哈共人民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认为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经验为依据，提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理论上证明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必然性。
哈共人民党把自己定位为哈萨克斯坦公民的自愿联合组织，是被剥削工人、失业者、退休人员、青年和其他渴望实现社会正义、自由公平和真正人民政权的先锋队。
哈共人民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同时在纲领中规定：党员群众是党的基础和权力的来源，党员群众的优先关注最为重要；党应从最基层开始制定党的战略与策略、起草决议、监督决议的执行及消除执行过程中的错误；党决议的执行和党组织工作的正常运转需要依靠集中制。
哈共人民党利用一切合法的政治斗争手段与所有旨在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加强劳动人民团结的进步力量广泛结盟。哈共人民党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党，主张各民族团结友爱，尊重世界所有民族和哈萨克斯坦各民族的民族尊严、民族语言和民族传统。哈共人民党致力于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组织积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
哈共人民党的主要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经济领域，加强国家和国家所有制在经济中的作用，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发展中小企业和工人合作社；在政治上，主张人民对国家各级权力实施监督，实现真正的人民政权，促进社会公正，公正评价每个人的社会意义及其社会贡献；在社会领域，公民应享有体面的工资、免费的教育和医疗保障、负担得起的住房，国家侧重对儿童、退伍军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发展爱国主义，尊重历史文化和国家传统；在民族问题上，巩固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团结统一，各民族和各民族语言享有平等发展权利。最后，哈共人民党主张在与现代生产力水平相符的科技成就和进步实践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为高质量的生活和个人全面自由发展而奋斗。【7】
（二）对苏联解体原因及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认识
哈共人民党充分肯定苏联取得的成就，认为苏联消除了人对人的剥削，基本上实现了人的劳动权、休息权以及免费的教育、医疗、住房及养老。苏联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克服了沙皇俄国特别是民族边疆地区的落后状态，建立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维埃人民，并在经济、科学和文化等领域领先世界。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历史性胜利，把人类从法西斯主义的奴役中拯救出来，对全世界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和殖民主义的崩塌，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取得了进步。苏联所取得的这些成就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中断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前进步伐。在分析苏共垮台的原因时哈共人民党认为，苏共和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中领导层的叛徒们对此负有重大责任，但同时也存在其他不可忽视的原因。第一，苏共领导人奉行教条主义，在理论上停滞不前，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发展，并在缺乏深度理论支撑和科学论证情况下贸然进行改革。第二，党内民主被破坏，来自基层的批评被忽视，缺乏实现党员群众意志的机制，党员群众的创造性被遏制，这导致普通党员和基层组织随波逐流、消极被动。第三，干部的培养、教育和任命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上级任命干部制度的封闭性导致党的精英和党的机构脱离普通党员和劳动群众。
尽管承认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但哈共人民党仍认为苏联社会本质上不存在足以导致其灭亡的对抗性矛盾。哈共人民党强调，苏联社会具有的矛盾是可以被克服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苏联完全可以继续社会主义事业，苏维埃国家的崩溃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失败。今天，虽然“回到苏联”已经不在议事日程，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在世界占据了重要地位，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蕴含着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强大的力量，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在保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在激烈的竞争中击败了传统敌人。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后，社会主义因素已牢固地嵌入许多国家的制度中，甚至可以说，十月革命开启了其他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之路。【8】
（三）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与批判
1.21世纪的资本主义陷入系统性危机
哈共人民党认为，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利用科技进步成果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因素，剥削第三世界的人民及资源，暂时克服了（但没有消除）其固有的对抗性矛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21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已处于系统性的危机状态，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趋势：当代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发展阶段和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金融的主导者，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因贫穷、无权和发展不平衡造成大量难民涌现，资本主义世界无力解决这一问题；全球计算机化，电子媒体让反动势力可以操纵社会意识，建立信息专政，这将从根本上侵蚀人类文明；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导致后果难以估计的全球性威胁，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导致环境灾难频繁暴发。【9】
2.产业工人的衰落
哈共人民党指出，当代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工具已不仅是占有物质生产资料，还有对信息技术、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工具的占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采用新技术发展生产力，结果较少的人从事工业生产就可以满足全社会的商品需求，而服务业和信息产业资本密集、从业人数庞大，已经逐步从附属性、服务性行业转变为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领域。哈共人民党认为，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队伍日益缩小并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将逐步消失，新的后工业时代的主要受剥削对象是生产信息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不拥有生产资料，仅仅出售自己的智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业和农业工人逐步并且绝对地减少，逐渐丧失自己的阶级意识和主体性，从一个主要阶级变成一个社会阶层。后工业社会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导力量将不再是产业工人，而是信息的生产者。【10】哈共人民党的这种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但却把“产业工人”狭隘地理解为体力劳动者，没有看到随着全球分工的变化，工人阶级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既包括传统的体力劳动者，也包括信息时代数量众多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和服务业从业人员。信息社会中人类生产方式的改变只是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无论哪一种生产方式，都离不开生产实践的工人阶级。
3.共产主义运动进入合理性阶段
哈共人民党指出，资本主义没有未来，只有能够协调各国人民利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共产主义思想才能拯救人类。世界正在向左转，共产主义思想的准备和实施进入了合理性阶段。中国、古巴、老挝、越南等国正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考虑自己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的同时，创造性地发展了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思想正逢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全球变化将继续，共产党人不能任由资本主义长期野蛮存在而袖手旁观。【11】
（四）对本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1.哈萨克斯坦社会经济与政治现状
哈共人民党认为，苏联解体导致原来各加盟共和国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中断，主权和独立并未改善哈萨克斯坦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脱离苏联统一经济体系的哈萨克斯坦经济处于十分严峻的状况，全民财富在私有化的口号下被盗走，工业和农业衰退，科技落后日益严重。外国资本大肆收购哈萨克斯坦的自然资源，国家成为国际垄断组织的原材料附庸，隐性收入（石油美元）则被少数人窃取。哈萨克斯坦的政治体制让总统权力不受限制，议会缺乏足够的权力，法院、检察官、执法机构不能保护人民，仅为当权者服务，选举制度需要进行质的改变。苏联社会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遭到破坏，科学、文化和人的精神道德逐渐退化，西方个人主义被强加给社会，腐败、犯罪、吸毒、卖淫猖獗，苏联时期彻底根治的疾病卷土重来。虽然哈萨克斯坦社会在苏联解体后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但社会不满情绪在滋长，社会紧张局势逐渐加剧。社会发生严重分化，一边是靠掠夺人民形成的一小撮富人，另一边则是千百万的穷人。正在形成的商业、金融资产阶级与国家官僚沆瀣一气，各个集团争夺资产的斗争在加剧。工人被排除在生产资料之外、沦为无产阶级，失去生存手段的农民正逐渐消失。知识分子在当局的压力下非政治化，物质和精神状况堪忧。青年人看不到前途和理想，退休者艰难度日。【12】
哈共人民党指出，如果没有积极反对派的存在和整个社会的团结统一，哈萨克斯坦的统治精英无法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无法使国家走上进步和繁荣之路，无法确保人民享有体面的生活。只有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克服贫困，阻止国家进一步沦为帝国主义的原材料附属国。
2.哈共人民党在当前阶段的任务
哈共人民党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作为建设性反对派政党的主要任务包括：在政治上组织政治斗争，为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创造条件，向权力机关施加压力，防止其采取任何可能恶化劳动人民生活、损害其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措施，建立强大的中左翼政治力量联盟，组建联合政府，夺取代议制权力机关的多数席位；经济上在科学计划与管理、资源节约技术的使用以及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在意识形态领域，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以及进步社会思想，在公民中形成赞同党的纲领目标的政治意愿；在社会领域恢复免费的教育、医疗与养老保障，人民享有劳动、休息和住房权，优先关注科学、文化、精神和道德状况，培养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感、对本国人民命运的责任感和正确的历史观，巩固各族人民的兄弟友谊。【13】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哈共人民党将采取以下活动方式：通过参加民主选举、通过新闻传媒等平台宣传自己的思想与纲领主张；加强党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影响，积极寻求妇女、退伍老兵组织加入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积极参加工会工作，并与工会一起促进旨在捍卫劳动者经济与社会利益的工会运动；特别关注青年工作，在青年问题的解决上给予他们精神、组织和政治上的支持，尽最大能力资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工作，宣传和发展少先队运动；在利益、政治、社会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在互助合作和集体主义基础上与所有民主运动建立关系，致力于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不团结和分裂状态，争取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合，争取劳动人民的团结，支持所有民主力量在共同思想、道德和政治基础上团结统一。哈共人民党认为，党的主要武器是共产主义思想和话语，党不会掩饰自己的意图，也不畏惧困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党要寻求和依靠人民的支持，当劳动人民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和意义后，将不可避免地与哈共人民党站在一起。党深信，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发展与民主改革、社会现代化、人民政权的实现，即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14】
三、哈共人民党的实践探索
（一）积极参加议会选举与总统选举
哈共人民党在2012年和2016年的哈萨克斯坦议会选举中，得票率都跨过了7％的“门槛”，均有7名代表进入议会，并组建了“人民的共产党员”党团，较成功的选举结果与哈共人民党采取的正确的竞选策略不无关系。在2016年的议会竞选中，哈共人民党根据国内现状，在所有选区都发起了“门对门”运动，深入工人、家庭妇女等普通群众中，挨家挨户散发传单，口头阐述自己的主张。哈共人民党还举行了235场公共活动，其中重点是与各行各业的劳动团体举行见面会。为了吸引青年，在一些城市举行了滑翔伞飞行活动，并把党旗图案印刷在滑翔伞上，引起了青年关注。竞选期间，哈共人民党共有6000名党员积极分子参与活动，散发了250万张传单、50万张海报、15万份宣传手册和4.7万份党报——《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人》。【15】哈共人民党还利用线上资源积极宣传，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85篇主题文章，制作了30则宣传视频，并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上展开积极的宣传工作，尽一切可能使大多数选民熟悉党的选举计划。在整个运动期间，至少有10万名用户访问、评论了哈共人民党的脸书。哈共人民党还与电视频道积极合作，播放168次党的宣传视频。【16】
除了议会选举，哈共人民党认为积极参加总统选举也是扩大党的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2005年、2011年、2015年和2019年的哈萨克斯坦总统选举中，哈共人民党都推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得票率分别为0.34％、1.74％、1.61％和3.116％。【17】2019年6月总统大选过后哈共人民党召开会议，对总统选举初步结果进行了说明，表示选举是公开、透明和自由的，承认选举结果。哈共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艾哈迈德别科夫还对哈萨克斯坦新当选总统卡瑟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Касым－ЖомартТокаев）表示祝贺，指出“选举结果不意味着党的失败，党为下次议会选举积累了力量与经验，竞选是对党组织的又一次考验”。【18】
（二）开展议会内工作，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哈共人民党称，“人民的共产党员”党团在议会工作的本质是及时、清楚地反映社会面临的未解决的问题。【19】目前为止，该党团在立法层面以维护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广泛利益为出发点，就贫困、分配、土地等问题汇编了200多项影响生活各个领域的提案。【20】
哈共人民党中央书记科努罗夫指出，贫困已成为哈萨克斯坦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当局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一方面，官方宣称自2007年以来哈萨克斯坦的贫困人口数量一直在减少，贫困人口的比例仅为2.5％，甚至低于欧美【21】；另一方面，人们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最近几年一直在下降，这是自相矛盾的。有消费能力需求的减少迫使制造业企业减产，进而导致新一轮的减薪，哈萨克斯坦实际上陷入了“低收入陷阱”。目前的社会指标体系扭曲了贫困的真实面目，应该根据社会实际消费支出修改过时的生活成本计算方法，进而根据生活成本重新计算哈萨克斯坦的贫困水平。“人民的共产党员”党团在议会内提出了一套旨在消除贫困和刺激消费者对国内产品需求的计划，以期对实体经济产生乘数效应。
改善哈现有的分配制度是哈共人民党在议会中的另一主张。科努罗夫指出，哈萨克斯坦贫困的原因之一是无效的分配制度。虽然哈萨克斯坦是个富裕国家，但财富很少。由于分配制度无效，该国财富的增加并没有为97.6％的公民带来任何福利，人口的贫困导致哈消费市场紧缩、商业活动低迷，所有这些共同导致社会紧张和抗议情绪的增长。【22】哈共党团认为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需求日臻成熟，并在议会内多次提议对奢侈消费征收附加税，加强对准国有部门、商业银行等金融流动的控制。
哈共人民党反对土地私有化，并且是第一个抗议将土地出售给私人及外国公司的抗议者。科萨列夫指出，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就形成了所谓的土地交易的市场方法，这与哈萨克斯坦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完全冲突。土地不能成为招标和私有化的对象，哈萨克斯坦的市场原则尚未成熟到所有者对社会负责的程度，土地作为创收的对象很容易成为交易、剥削和攫取利益的工具。【23】哈共人民党要求政府立即整顿土地资源的使用，哈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委员会研究土地问题，并宣布暂停执行《土地法》和相关规定。
哈共人民党在议会的主要提议还包括改善经济结构，发展农业，建立农工综合体，从战略上把农业出口列入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24】改善税收制度，实施累进个人所得税，提高超额利润税率，显著增加奢侈品消费税【25】，为穷人引入社会优惠券的提议也成为共产党的一项主动行动。关于公共事业费用的增长，哈共人民党认为，公共事业的支付成本不应超过家庭总收入的10％。【26】哈共人民党还开展了“尊重不尊重”运动，反对大肆更改以卫国战争英雄和苏联劳动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景点，倡导保留苏联街道名称和苏联时代的纪念碑，以此保存历史记忆。在哈共人民党的倡议下，慈善活动“上学之路”得以展开，该活动旨在支持哈萨克斯坦贫困学生能够有机会受到教育。【27】
四、哈共人民党发展道路的启示与面临的困境
哈共人民党在整个中亚共产主义运动挫折不断、困难重重的背景下，总结独立以来本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结合时代发展，努力建设符合现代条件的新型政党，并且在议会选举中采取了适宜的策略，取得了较好成绩，成功融入了哈政治体制，利用各种方式不断推进和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成为整个中亚地区影响较大的共产主义政党，其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第一，始终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的衰落表明，与意识形态外来势力结盟会对共产党的立场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这既适用于与右翼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合作，也适用于共产党对统治政权的支持。尽管共产党可能从这种结盟中获得短期政治利益，却从根本上侵蚀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哈共与右翼资产阶级势力的结盟是哈共分裂的直接原因，也是哈共人民党与哈共的根本性分歧所在。
第二，始终以群众利益为基础制定党的政策，开展党的活动。与其他一些走议会道路的共产党组织专注于议会斗争、忽视议会外活动不同，哈共人民党始终保持了与群众直接对话的良好传统。从哈共人民党的议会内提议和议会外活动可以看出，该党的各种倡议并非诞生于政治家的办公室，而是通过深入群众调查、了解民间疾苦得出的。哈共人民党指出，从始至终党的唯一战术就是向人民表明，在当前的意识形态下，坐以待毙是不能保护自己利益的，必须团结一致维护自己的权利。党希望自己的倡议不仅是一整套愿望，还是可以改变哈萨克斯坦人生活的具体计划。【28】当然，广泛的分支机构也为该党与群众直接对话创造了条件。哈共人民党在全国14个州以及两个直辖市——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均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哈共人民党的接待员定期在州委接待来访者，倾听民众意见，在各地定期举行包括抗议集会、快闪行动、听证会和民意调查在内的公共活动。直接与群众对话已经成为哈共人民党的标志。
第三，始终注重党的建设，根据新的时代条件调整党的活动方式，提升党的战斗力。原苏联地区各国的共产党，很大一部分是苏共在各加盟共和国分支机构的继承者，在组织原则、组织结构与干部选拔制度上往往也袭承了苏共。一方面，这一度让这些共产党成为本国组织结构最为完善、动员能力最为强大的政党；另一方面，在多党制条件下，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上层或个别领军人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应对新挑战的能力，不能及时针对变化了的国内外日常调整策略、扩大影响。哈共人民党在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同时，强调党员群众优先原则和网络化建党原则，力图防止党的官僚主义化，以期能够预测社会实际发展趋势，及时应对新挑战。同时，这也是哈共人民党规模得以迅速扩大、党员构成年轻化取得一定成效的重要原因。
应该看到，目前哈共人民党的这种良好发展态势是相对的和不稳定的。首先，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在政治体制上逐渐形成了超级总统制，总统权力高于议会和司法，议会权力被严重限制。其次，与议会第一大党“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占据了议会下院98个席位中的84个【29】）相比，只有7个席位的哈共人民党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政策主张值得怀疑。最后，作为建设性反对派，该党与所有走“议会道路”的共产主义政党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即在现有政治体制框架内，如何在坚持共产主义思想路线、捍卫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同时，处理好与执政当局的关系，争取在一个较有利的政治环境中开展工作，维护自己的合法活动空间。与2012年相比，在2016年的议会选举中，哈共人民党的竞选纲领出于竞选策略的考虑，没有激烈批评执政当局，选择支持国家的政治进程，称自己为“国家可靠的伙伴”，并指出党的政治活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国家倡议提供全方位的支持”等。哈共人民党的这一竞选纲领遭到其他一些共产党的批评，如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指责这一纲领并非“共产主义思想”。【30】这一现象折射出该类型政党所面临的两难选择。
此外，苏联解体近30年，解体初期哈萨克斯坦社会出现的怀旧情绪基本消失殆尽，历史遗留的并在独立后得到强化的社会部落结构以及激进伊斯兰思想的渗透都对哈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消极影响。在政治现实中，哈共人民党候选人赢得总统大选、哈共人民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坚持不懈长期斗争，并根据国内外局势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和战略，哈共人民党才能争取到更广泛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规模和政治影响，分阶段分领域地实现自己的政策主张。
注释：
【1】С.В.Кожемякин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движениевСреднейАзиииКазахстане（с1991г.понашидни）.Просвещение，№4（99）2017.
【2】Форум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силКазахстананадеетсяна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диалогсвластью.https：／／www.neweurasia.info／archive／1999／ka＿press／12＿22＿Opp0355.htm.
【3】Байгапо－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ВладиславКосаревиТоленТохтасынов.https：／／zonakz.net／artices／8668.
【4】Резолюцияобщегособрания（форума）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оппозицииКазахстана.https：／／zonakz.net／artices／24947.
【5】С.В.Кожемякин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движениевСреднейАзиииКазахстане（с1991г.понашидни）.Просвещение，№4（99）2017.
【6】刘淑春等：《独联体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7页。
【7】Программа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народнойпартииКазахстана.https：／／comparty.kz／ru／about／proramma.
【8】Модернизированныйсоциализм－будущеечеловечества.https：／／pkzsk.info／modernizirovannyj－sociaizm－budushhee－cheovechestva／.
【9】Программа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народнойпартииКазахстана.https：／／comparty.kz／ru／about／proramma.
【10】参见刘淑春等：《独联体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6页。
【11】Модернизированныйсоциализм－будущеечеловечества.https：／／pkzsk.info／modernizirovannyj－sociaizm－budushhee－cheovechestva／.
【12】参见刘淑春等：《独联体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9～400页。
【13】Программа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народнойпартииКазахстана.https：／／comparty.kz／ru／about／proramma.
【14】Программа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народнойпартииКазахстана.https：／／comparty.kz／ru／about／proramma.
【15】Пресс－службаКНПК.https：／／comparty.kz／ru／partijnaya－zhizn／vybory－2016／24936－press－reiz－26.
【16】Пресс－службаКНПК.https：／／comparty.kz／ru／partijnaya－zhizn／vybory－2016／24936－press－reiz－26.
【17】С.В.Кожемякин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движениевСреднейАзиииКазахстане（с1991г.понашидни）.Просвещение，№4（99）2017.
【18】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по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мрезультатам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выборов.https：／／comparty.kz／ru／smi－o－knpk／64778－press－konferentsiya－po－predvaritenym－rezutatam－prezidentskikh－vyborov.
【19】Взащитународа.https：／／pkzsk.info／v－zashhitu－naroda／.
【20】ОльгаКарташёваКоммунистыхотятсоциальныхреформ.https：／／pkzsk.info／kommunisty－xotyat－socianyx－reform／.
【21】Добропожаловатьвреальныймир.https：／／pkzsk.info／dobro－pozhaovat－v－reanyj－mir／.
【22】МаргаритаНикитинаУрокиделения.《КоммунистКазахстана》，№33（442）Декабрь，2017.
【23】《Декрет》оземлеинетолько.https：／／pkzsk.info／dekret－o－zeme－i－ne－toko／.
【24】АйкынКонуровНадеждатольконасело.https：／／pkzsk.info／nadezhda－toko－na－seo／.
【25】Депутатскийзапрос.https：／／pkzsk.info／deputatskij－zapros－2／.
【26】ОльгаКарташёваКоммунистыхотятсоциальныхреформ.https：／／pkzsk.info／kommunisty－xotyat－socianyx－reform／.
【27】ОльгаКарташёваКоммунистыхотятсоциальныхреформ.https：／／pkzsk.info／kommunisty－xotyat－socianyx－reform／.
【28】ОльгаКарташёваКоммунистыхотятсоциальныхреформ.https：／／pkzsk.info／kommunisty－xotyat－socianyx－reform／.
【29】《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选举最终结果公布》，http：／／www.xinhuanet.com／word／2016－03／23／c＿1118410561.htm。
【30】ОпредвыборнойпрограммеКНПК.http：／／rkrp－rpk.ru／2016／03／16／о－предвыборной－программе－кнп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康晏如：苏联经济危机的谎言与真相
从1991年苏联解体前至今，关于苏联经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经走向崩溃的观点，关于苏联经济体制无法改革只能摧毁的说法层出不穷，且逐渐演变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这种观点坚持把苏联解体主要原因看成是“苏联体制”的危机，认为戈尔巴乔夫接手的苏联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戈尔巴乔夫的“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性的，属于导因性质”。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俄罗斯学者卡拉－穆尔扎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分析和苏联1985年前后主要经济数据的对比，得出结论，苏联经济在1985年以前并没有发生崩溃，也不具备经济危机爆发的特征，相反，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一系列去苏维埃化的政策决议导致了苏联经济的恶化和随后的崩溃。
一、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的人
卡拉－穆尔扎认为，20世纪80年代，苏联改革者坚信：“苏联经济体制无法得到改善，只能尽快通过破坏的方法来加以消灭，否则灾难和崩溃将不可避免。”这种观点的背后显然隐藏着阴暗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为此必须对公众意识形态进行有意识的改变和重塑。如果说别有用心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制造了谎言，那么到1990—1991年，关于苏联经济早在80年代初就发生致命危机的论断则在下至研究助理、上至院士的知识分子中间被反复提及和强调，但在这些人内心中并没有隐藏不可告人的目的。当时，这种观点还未在社会上被公然宣扬，因为这与普通人在70—80年代的所观所感并不相符。1991年苏联解体后，关于苏联经济从80年代就走向崩溃的说法开始变得不容置疑，在西方社会哲学中甚至给这一现象冠以一种术语——“回溯决定论”。
2001年，苏联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证明”了一个后知后觉：“如果以统计数字为例来说明改革前的形势，我们当时处于崩溃边缘。首先是经济上的，经济危机一定会在1至2年后发生。”2004年苏联理论改革家B·奈舒利在自己的公开课上发表了类似的言论：“70年代末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已经感到，苏联体制处于危机中，国家处于致命的经济危机边缘，计划经济的所有问题都表现出来，无论如何都没有出路。……出路在于分散中央权力……首先需要遵循价格自由原则，如果我们实行价格自由化，就会出现所有制问题……于是我们得出结论，个人所有制是必要的，而私有化对于个人所有制又是必不可少的。”
一些西方学者持相反意见。美国苏联学家大卫·科恩在自己的文章中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开始分析了所有的关于苏联体制的“致命危机”理论，并得出结论：“我们没有更多的理论和根据确信，苏联体制是不可改革的，这意味着，‘注定灭亡’这一习惯说法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的。实际上，如果仔细研究苏联在改革年代，特别是1985—1990年间发生的转折，则可以说，直到危机撼动国家之前，苏联体制可以被很好的改革。”
卡拉－穆尔扎认为，今天之所以需要重提这一问题，第一个原因是要制止对苏联国民经济和苏联历史的诋毁，否则俄罗斯社会将继续盲从；第二个原因是需要从方法论上对苏联国民经济进行客观评价，当社会的绝大部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相信谎言时，国家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二、危机的真相
卡拉－穆尔扎认为，雅科夫列夫关于苏联经济在改革前就处于崩溃边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莫斯科大学经济学家列兹尼科夫在自己的文章中总结：“强调苏联在80年代上半期的经济形势是极其重要的，根据世界标准，当时总体上不存在危机。生产增速的下降没有转变为生产的下降，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不能掩盖提高这一事实。”在西方，有关苏联经济危机的记录既没有出现在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也没有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公开的成果中。美国苏联国民经济方面的专家艾尔曼和孔托罗维奇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在80年代初无论是根据世界标准，还是与苏联历史相比较，情况并没那么坏。”
卡拉－穆尔扎认为，苏联国民经济情况开始恶化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下出现的。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数据，“如果说在1981—1985年，苏联平均的预算赤字大约为180亿卢布，那么在1986—1989年这一数字为670亿卢布。1960—1987年苏联平均每年发行的新货币量为22亿卢布，而1988年为120亿卢布，1989年为180亿卢布，1990年为270亿卢布”。实际上在脱离计划经济的改革开始以前没有发生任何经济危机。从1987年起，苏联经济开始一步步去苏联化。
卡拉－穆尔扎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行了剖析。他认为，改革的第一阶段是财政制度和消费市场的瓦解。苏联之前实行的是一种特殊的财政体制。在生产中实行非现金（虚拟）结算，其数量根据各部门平衡表来确定并通过清算来结清。本质上，在苏联没有金融资本和借贷利息。在商品消费市场上流通的是正常的货币，居民通过工资、退休金等形式获得货币，其数量严格根据现有商品和服务总量来进行调节。这种体制下严格禁止货币的非现金形式向现金形式转换。苏联财政体制的第二个特点是卢布的不可兑换性原则。卢布只可以在苏联国内循环。因此现金轨道本应该是以国家严控对外贸易的形式对国外市场严格封闭的。
1987年颁布的《国有企业法》打开了虚拟货币的通道——允许非现金向现金转换。当时创立的“青年科技创新中心”得到了非现金兑换的特殊权力（这一中心当时被称为通货膨胀的火车头）。同时取消了国家对外贸的垄断，1987年1月1日起，有20个部门和70个大型企业拥有了进出口权力。一年后苏联外贸部被取消，苏联对外经济联系部成立。1990年颁布法律，赋予地方苏维埃对外贸易的权力。根据1988年颁布的《合作社法》，企业和地方苏维埃中出现了合作社网，他们将商品卖到国外，流向国内市场的商品迅速下降。许多商品被投机卖掉，一些产品被拆成方便携带的废品，并作为原料被出售。
在计划体制下国家可以对企业的利润进行分配：1985年企业58％的利润流入国家预算，38％的利润归企业所有，其中15％用于经济刺激基金（奖金和额外收入等）。而1990年企业45％的利润流入国家预算，企业留下43％的利润，其中用于经济刺激基金的比重为40％。这样，预算缴费实际上缩减了，但是个人收入增加了1.7倍，几乎没有资金能用于企业发展。此外，企业获得价格制定权和确定生产产品种类的权力。在苏共中央文件记录中有如下描述（1988年10月29日）：“在生产零售价格更高的新商品的同时，停止生产一些低价商品……价格更高的商品，保证了生产总量在价值形式上的增加，往往同时出现的是实物形式上的数量下降……大量的企业实物形式的生产总量下降了20—25％或更多。”与生产没有任何联系的个人收入开始跃进式上升。1981—1987年，苏联居民货币收入每年平均增加157亿卢布，而1988—1990年这一数字为667亿卢布。1991年仅是上半年居民货币收入就增加了950亿卢布（而生产型的工资只增长了36％）。这样收入的增加与同期贸易中商品库存的下降导致消费市场崩溃。于是进口急剧上升，1989年以前，苏联对外贸易顺差稳定（1987年为74亿卢布），而1990年的苏联贸易逆差为100亿卢布。
政府试图通过预算赤字、发行国内债券和出售外汇储备来扭转局势。1985年苏联的预算赤字为139亿卢布，1990年上升到414亿卢布，1991年前9个月的赤字就达到890亿卢布。1989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预算盈余为39亿卢布，而1990年预算赤字达到290亿卢布，1991年为1093亿卢布。
苏联的国家内债在1985年为142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8.2％），1989年为3990亿卢布（41.3％），1990年为5660亿卢布（56.6％）。1991年前9个月国家内债规模达到8900亿卢布。
苏联的黄金储备在改革初期为2000吨，1991年下降到200吨。1985年，苏联实际上没有外债；1991年，苏联外债大约为1200亿美元。在1991年7月10日的《苏联部长内阁和联邦主体政府联合行动纲领》中这样写道：“国内的社会经济形式极其严峻。实际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生产都在下降。金融借贷体系也处于危机状态。消费市场瓦解，食品短缺现象普遍，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恶化。危机形势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在一年之内实现防止国民经济瓦解的目标。”
卡拉－穆尔扎认为，正是1987—1990年的政策决议导致了经济危机。1990年，危机已经难以控制，而在这以前，苏联不存在任何危机，甚至可以说，在1930年以后的历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大规模经济危机中，苏联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消极现象。
三、真实的苏联经济
1.苏联国民经济的基本面。卡拉－穆尔扎认为苏联经济并不像今天大众传媒所宣传的那样低效和缺乏竞争力。相反，很多产品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富有竞争力，为此他列举了不同方面的数据加以佐证。
卡拉－穆尔扎考察了苏联投资指数、国民收入和零售贸易周转额三个重要经济指标在1940－1990年的变化动态，这三个指标共同显示了投资、生产和消费的动态。他认为，从1956年战后恢复时期之后开始，苏联计划经济的原则被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资本投资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而生产的增长超过了消费的增长。这三个指标之间的平衡保证了苏联整个经济体制的稳定发展。但是这一平衡在1989－1990年被破坏，当时消费增长迅速，而生产却急剧下降。投资的增长速度在1990年停止，这以后经历了长时间的大幅萎缩。90年代投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完全被破坏，卡拉－穆尔扎的结论是，在改革前，投资、生产和消费没有显示出任何危机征兆，相反在90年代的危机中，三者之间的平衡被严重破坏，并导致资本投资和固定基金被侵蚀，即发展被封锁。
1950—1990年，苏联的工业始终如一地在发展，没有出现任何危机。农业经济由于集约化政策的实施而变得复杂，但是农业生产指标的摇摆主要与自然条件不稳定有关，到后期也没有出现危机或者灾难。农业生产总值在33年之内增长了2倍，如果对比1990—1998年俄罗斯农业生产总值下降了50％，这一发展速度相当不错。俄罗斯农业生产水平直到最近几年才达到1980年水平。
1950年苏联的石油开采量为5420万吨，1985年达到85130万吨，增长了15倍左右。卡拉－穆尔扎认为，这表明苏联和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综合体既不是继承于俄帝国，也不是得益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综合体几乎完全是在1960—1980年这一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建立起来的。这表示，在改革前苏联经济没有任何危机，因为这一大规模的生产综合体的建立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事业。在当代俄罗斯，很难想象可以建设如此大规模的工程。正是改革开始后，石油开采量开始迅速下降，实际危机才开始。而这一危机已经和苏联经济没有任何关系了。苏联的电力生产、水泥生产以及许多其他关键生产指标也能说明同样的问题。
2.苏联经济是否具有“原料出口导向性”。卡拉－穆尔扎研究了关于苏联经济崩溃论的另一个附属物，即苏联经济的“原料出口导向性”。卡拉－穆尔扎认为，这种刻板思维都成了定式，好像正是因为苏联经济具有“原料出口导向”的性质，今天的俄罗斯才备受折磨。梅德韦杰夫在2009年11月12日的国情咨文中说道，“苏联，很遗憾，是一个工业原料大国，不具备在后工业社会的竞争力……”。梅德韦杰夫认为，俄罗斯后苏联20年的改革试图一步步克服似乎是苏联经济特有的“原料依附”性，但没有成功；“20年暴风骤雨的改革也没能把我国从低下的原料依附状态中解救出来”。
卡拉－穆尔扎认为，这一论断被深信不疑，令人震惊，其错误在于没能正确确定工业因素在苏联经济中的分量。实际上当前俄罗斯落后的原料型经济不是对历史的继承，而是改革的产物，是苏联经济非工业化的结果。根据《1990年俄罗斯联邦国民经济年鉴》的统计，在俄罗斯联邦1989年国民经济部门出口的产品中，再加工产品占俄罗斯联邦出口商品的比例达到77％，其中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为34％，而开采（原料）部门的比例为23％。俄罗斯联邦2006年出口商品结构中，矿物产品、原木和原料占俄罗斯出口商品的比例为70％，而机器、设备和运输设备只占5.8％。
卡拉－穆尔扎认为，问题不仅表现在出口比例上，目前俄罗斯的整个经济都依赖于出口（主要是原料出口）。比较一下1986年和2008年工业产品的出口总额和年度总额。1986年苏联工业产值为8360亿卢布，而出口额为683亿卢布，其中包括出口到资本主义国家的131亿卢布。出口额只相当于工业产品的1.6％。2008年俄罗斯的工业产值为14.6万亿卢布，而出口额为4710亿美元或者14万亿卢布，只比工业产值少一点。其中70％的出口产品是原材料。正是在近20年的改革期间，俄罗斯成为了原料出口大国。
从苏联是原料依附型国家这一论断可以推出另一个结论，即苏联经济的瓦解是因为美国在80年代压低世界石油价格，苏联的外汇被掏空，在冷战中投降。卡拉－穆尔扎认为这样的说法荒诞不经，只要统计一下苏联石油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可以得出真相。根据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1988年苏联总出口额为671亿卢布，燃料和电力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为42.1％或者282亿卢布，1988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为8750亿卢布。这样，燃料和电力的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2％。而根据长期协议，其主要出口国（三分之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显然，石油出口的削减并不能导致苏联经济的垮台。
2007年6月26日，历史前景基金会在莫斯科大学召开的圆桌会议上作了有关《石油神化》的报告，其中对战后时期的石油发展历史有这样的解释：“50年代中期，当时埃及领导人伽马尔·阿卜杜尔·纳赛尔说服赫鲁晓夫，需要打破阿拉伯的反动制度，因此必须低价大量抛售石油。但是实际中只有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体制被打破，可石油价格却大幅下滑。结果就是德日奇迹的产生与苏联50－60年代低价抛售石油密切相关……这就是苏联决定推翻阿拉伯反动制度的结果。然后我们继续坐在石油的针尖上，开始了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发展模式。美国在1986年以前压低了石油价格，苏联就成为了历史。”为了甄别这种论断，需要研究50年代苏联的石油开采情况。
1950年，世界石油开采总量大约为5.25亿吨，而苏联的开采量为3800万吨，大约为世界石油开采量的7％。在这样的开采情况下苏联可以向世界市场“抛售”100—200万吨，而这对于世界石油总量来说微不足道。说苏联能够压低世界石油价格则更为可笑。1960年苏联出口石油量为1780万吨，占苏联石油开采量的12％，但是其中三分之二的石油出口流向的不是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当时世界石油开采量已经达到10亿吨。可悲的是，历史学家不了解当时苏联的石油开采综合体正在进行现代化，甚至到1980年苏联的石油开采达到历史顶点的时候，苏联出口的矿物燃料和类似产品只占世界出口份额的5.4％。因此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不能压低世界石油价格。
“坐在针尖上”的苏联在石油出口价格下滑之前因为出口石油而获得的收入相当于每年人均46美元，而2008年俄罗斯出口石油获得的收入相当于人均1697美元，是苏联时期的37倍还多，这才是真正的坐在针尖上，整个经济因为石油价格而颤抖。1980—1988年苏联的出口，尽管石油价格波动，但是仍足以应对每年30亿—70亿卢布的贸易顺差。况且国内的投资和居民的物质消费水平都在稳定增长。苏联经济的自给自足性缘何就演变成为了原料依附性？
卡拉－穆尔扎认为对这段历史的臆断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直到现在，在对苏联国民经济进行评价时，很多人仍缺乏理性思考。改革时期人们相信了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在意识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苏联是由于70－80年代深刻的经济危机才垮台的。20多年来本可以驳斥这些论断，但是却无人发声。批判性分析的传统和习惯已经丧失，这对于俄罗斯发展才是最大的威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雷晓欢：新冠肺炎疫情下国外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其在全球的传播，世界各国开始采取各种措施防控疫情。面对这场世界性疫情，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做法引发了国外左翼对资本主义制度与新自由主义的持续反思与批评。国外左翼如何看待世界疫情及疫情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西方社会的思想态势。从国外左翼的视角观察、理解全球疫情及应对，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
在许多西方左翼看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重击。面对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未能迅速有效地制定政策应对疫情。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保障人民健康和生活条件的障碍，而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交织更是加剧了这次疫情的蔓延。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批判家诺姆·乔姆斯基指出：“巨大的市场失灵导致冠状病毒的出现。一般而言，巨大的市场失灵是资本主义逻辑的核心，在过去40年里，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和社会的重击加剧了这种失灵。”1《国际社会主义》的编辑约瑟夫·乔纳拉认为：“如果不考虑资本主义当前的形态，就无法理解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本质……（左翼）要揭露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组织生产的制度的局限性。资本主义既是流行病的制造者，又没有能力充分应对流行病。”2
1.资本的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捍卫利润优先于拯救人民的生命
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不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当新冠肺炎疫情来临时，资本主义国家优先考虑的是资本家的利益，而不是人民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甚至在某些资本家看来，疫情意味着新的商业机会，疾病是有利可图的。意大利《21世纪的马克思》的主编安德烈·卡托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悲剧性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这种制度将利益而非人们的生命健康摆在首位。3《人民世界》发表文章指出，以利润为导向的制度根本无法为处于极端危机和困难时期的人们提供服务，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无法提供服务。4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以利益为最高目标，新自由主义更是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突出的表现就是公共卫生事业私有化以及公共卫生资源的削减。乔姆斯基认为，一般而言，所有领域的基础性科学研究都是由政府资助的机构、大学研究中心和其他机构在公共领域进行的，但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参与其中。以美国为例，特朗普政府取消每年对疾病控制中心的资助以及政府对其他健康相关方面的资助，因为这对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来说是无利可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业同时被忽视和货币化。5资本主义国家对利润趋之若鹜，相比之下，人民的健康和生存是微不足道的。
由希腊共产党发起、多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署名的题为《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人民的健康和权利》的联合声明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卫生系统普遍存在严重短缺的情况，而这是资产阶级政府在为大资本服务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垄断集团的盈利，为了使卫生部门商业化和私有化推行反人民政策的结果。6对此，约瑟夫·乔纳拉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经过十年的紧缩和几十年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之后，国民医疗服务（NHS）的危险状况。英国的床位少得可怕，每千人只有2.8张。相比之下，韩国是11.5张，德国是8.3张，意大利是3.4张。”7著名左翼网站“社会主义替代”也发表文章指出：“数十年的资本主义政策，旨在利润最大化，而不考虑对社会或工人的后果，由此导致了我们现在处于脆弱状态。漫长的供应链和公立医院的削减让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这场危机。美国和欧洲真正暴露出来的是公共卫生资源削减与私有化相结合的毁灭性后果。新自由主义极大地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现在它将付出更大的代价。虽然新型冠状病毒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但它暴露了世界经济的巨大脆弱性，世界经济已经在衰退的边缘摇摇欲坠，导致2008～2009年危机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特朗普和资本家们被迫向经济注入数千亿美元，包括直接放入工薪阶层的口袋。这并不是出于对国民命运的担忧，而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崩溃。他们的措施只能减缓危机，而不能解决危机。”在疫情面前，国家应该保护人民，而不是保护利润。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资本主义政客们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破坏了公共教育和公共服务。正如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缺乏全民医疗保险体系，公众在这场流行病中得不到保护”。8
2.新自由主义加剧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客观上加速了疫情的传播
近几十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全球化快速发展，看似繁荣的资本主义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隐患。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追求的是彻底私有化、绝对自由化和完全市场化，这就决定了新自由主义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无法阻止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在长期坚决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等公共领域几乎完全市场化，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行，本应是公共物品的医疗供给却严重依赖市场。此外，新自由主义导致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不公正范围日益扩大。因此，当疫情来临时，新自由主义立刻暴露出隐藏已久的问题，以资本为导向的公共卫生体系和政策根本不堪重负。卡托内就意大利的医疗服务体系分析指出，在工人、工会、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社会党以及民主进步力量的力争下，意大利于1978年建立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但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使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政治势力得到大肆发展，意大利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日渐遭到破坏。在此形势下，意大利公共卫生状况逐年恶化，数百家公立医院关闭，公立医院的床位、医生、护士和卫生工作者数量大幅减少，而私立医疗保健却大受青睐。尤其是意大利最富裕、人口最多的伦巴第大区及其首府米兰。这些地方也是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9古巴前文化部部长阿贝尔·普列托认为，在新冠病毒的冲击下，资本主义的不人道本质及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正在把整个世界引向种族灭绝。除了帝国主义和极右势力的发言人，许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新冠病毒残酷地揭开了所谓新自由主义繁荣的面纱，暴露了其野蛮、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深渊。例如，美国的富人可以24小时支付医疗费用，即使没有任何症状，他们也可以获得病毒检测、氧气浓缩器、人工呼吸机等。10然而，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工人必须接受检测，然后支付医疗账单。在疫情肆虐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取消了2021年对疾病控制中心的资助以及政府对其他健康相关方面的资助，增加对化石燃料行业的补贴以及军费开支。11
另一方面，资本的逻辑推动了全球化的生成和发展，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发展与变革交织在一起，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这在客观上加速了疫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蔓延。新冠病毒可以迅速地从一个地方扩散到另一个地方，利用人类联系和全球化的链条，人类宿主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从地球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印度尼赫鲁大学经济研究和规划中心的专家普拉巴特·帕奈克教授认为，当今的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的枷锁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一方面推动资本、商品以及金融的全球流动，但这次疫情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不仅仅局限于这几个方面，全球化还意味着病毒在全球迅速流动，因此出现了全球性大流行病。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的具体体制无法解决它自身造成的问题。12尽管全球化在客观上加速了疫情的蔓延，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经济和政治体制。不难发现，无论是经济危机、气候危机，还是公共卫生方面的危机，这些灾难都根植于竞争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逻辑。
二、资本主义无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引发的系列危机
1.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资本主义制度暴露出反社会性和寄生性
许多国外左翼将新冠肺炎疫情同2003年非典疫情作对比后指出，全球范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更加直接和深远。随着疫情不断升级，西方国家相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民众的聚集活动陆续取消，生产和航空运输被迫停止，世界1／3的人口处于隔离状态。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随着疫情的暴发，西方各国失业率不断攀升。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调查数据，3月美国失业人口增加至710万人，失业率达4.4％。13西方一些经济学家预测美国的失业率将达到大萧条时期的水平甚至更高。他们认为，2020年第二季度的失业率将达到32％，超过大萧条时期的25％。14根据世界贸易组织4月8日的预测，2020年世界商品贸易量降幅可能会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贸易衰退，降幅为13％到32％。15显然，这场危机的短期和长期影响都比2003年的非典疫情更加严重。在西方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社会性和寄生性暴露无遗。
汤米·麦肯尼认为，在全球范围内，新冠危机不仅威胁到人类的健康，而且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及其政治制度提出了根本的挑战。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提供的社会体系已经证明自己无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是一个无法轻易掩盖的巨大体制故障。16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教授拉迪卡·德赛也持相同的观点。在他看来，无论新冠病毒起源自哪里，传播途径是什么，危险是什么，它将考验西方资本主义及其适应机制，并可能暴露其弱点。西方资本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选择的新自由主义道路产生了许多危机和问题，受到新自由主义侵蚀的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应对当前的危机。西方国家对新冠肺炎大流行反应迟缓是这种无能为力的最明显证据。资本主义国家花了几个月时间批评中国的抗疫措施，而自己的应对措施远不如中国有效。17
2.与中国抗疫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应对乏力
疫情的不断蔓延使全球都陷入同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各国根据自身的情况因地制宜进行疫情防控治理。中国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率先取得抗疫的成功。但是，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疫情的表现看，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有效地应对危机，甚至一度陷入治理危机。拉迪卡·德赛指出：“中国最初制定了一项国家战略，鼓励广泛的温度检测、佩戴口罩和勤洗手。随着疫情发展和对新冠病毒认识的加深，中国依靠科学的风险分析方法来改进措施。因此，中国制定了具体的方法，以适应各个省、县甚至社区的情况，以及新冠病毒在当地传播的性质。”18但是，面对中国抗疫的有效措施，一些西方国家表现出的是无视甚至是污蔑。“大多数西方政府和媒体都不愿从中国的高效率中吸取经验，甚至不愿谈论中国在有效治疗方面取得的任何进展。更不用说讨论或采纳任何可能来自中国的解决方案了。”19针对西方国家的这种态度，德赛认为，中国抗疫成功恰恰证明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与西方国家的抗疫形成了鲜明对比。“以美国和英国为例，新自由主义削弱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应对能力，摧毁了关键的机构，并导致它们失去了最好的工作人员。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客们都失去了所有的信誉，政治体系也变得混乱不堪。一个如此疲惫不堪的体系无法培养出应对当前危机的政治意愿和公共能力。”20
3.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衰退，更是长期结构危机的反映
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更为剧烈和深远。截至2020年3月底，美国股市已经出现4次熔断，欧盟、日本以及新兴经济体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国外左翼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普拉巴特·帕奈克教授认为，此次流行病只是个案，由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其他危机也需要得到关注。一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的全球经济危机。这至少需要通过若干个国家共同采取税收措施，在全球层面协调、刺激需求。作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只考虑保护其自身经济以克服危机，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人们离这种全球协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是气候变化。资本主义制造了又一场危机，它无法在规定的范围内解决这场危机。三是难民危机，即在战争与和平中被资本主义摧毁的人民的全球流动。21在帕奈克看来，这些危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密切联系。资本主义制度长期的结构危机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制度走到了尽头。
三、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表明西方国家迫切需要社会主义
卡托内认为，新冠病毒或许能够引发大众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新冠肺炎大流行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暂时却又根本性的变化，进而可能会导致民众意识发生深刻而迅速的变化。22在美国著名左翼学者朱迪斯·巴特勒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在西方社会的暴发与流行“重振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想象”，人们依然“对彻底平等有一种集体渴望”。23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应对了新冠肺炎疫情，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多重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诸多弊端。在涉及人类健康和生存环境等重大问题上，两种制度主导的国家在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和治理措施等方面形成鲜明对比。许多国外左翼人士普遍从新冠病毒危机中得出结论：疫情或将成为西方社会变革的导火索，考虑到人类的健康、社会的未来和全球气候，必须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目前，西方社会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变革时刻的风口浪尖，这个时刻可能永久地改变世界，加速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大流行后的世界形势对“地球上所有的反资本主义力量”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个不可错过的独特的、意想不到的机会。我们必须提高意识，组织起来，战斗到底”。24
1.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对这种新型冠状病毒采取的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可能是历史上最雄心勃勃、最灵活和最积极的疾病控制努力。”“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强有力的行政系统……再加上中国人民愿意遵守严格的公共卫生程序。”25在惠特尼看来，这场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再次证明：“当国家能够提前规划，明确地将国家资源用于公共利益，将科学用于为人民服务，并实践国际团结时，人们会做得更好。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26中国能够在十天内建成两个新的医院，迅速组织生产，调控医疗用品销售价格，提供免费的全民医疗，大规模调动国家医疗工作者，这些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面貌。27世界卫生组织赞扬中国政府对危机的迅速反应，总干事泰多·阿德哈诺姆·盖布雷耶苏斯说，中国正在采取“非常强有力的措施……并作出充分承诺，这一承诺的规模现在正在以一种巨大的方式扩大，显示出社会主义国家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迅速有效地调集资源的能力”。28卡托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展示出强大的控制和隔离疫情的能力。中国能够成功处置疫情还要归功于14亿中国人民充分积极的、有纪律的、有意识地遵守中国政府的指令。为遏制疫情蔓延，中国人民忍受了巨大的个人、社会和经济的牺牲。如果没有领导人和人民之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这种非常牢固的思想和心灵、理性和激情的纽带，病毒就不可能得到遏制。29
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的赞扬，实际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国理政效能的肯定。“中国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能力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拥有混合市场经济，但中国共产党控制了重点行业，不像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然独立于私有化资本的利益。中国应对这场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的证明：党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私人资本利益负责。”30
2.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一个危机的时代，多重危机孕育着社会主义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使许多国外左翼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崛起，其直接结果是比利时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在一些国外左翼看来，过去人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奋斗赢得许多福利，包括社会保障、失业保险等。今天的新冠肺炎危机同样且必然带来深远的改革，“病毒危机可能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建设性剧变的推动力”。31当下，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不仅是一场健康危机，“这也是一场经济危机。此外，它还是一场政治、社会和环境危机。这些危机是环环相扣的，相互关联的，以无法预料的方式相互作用”。32有的国外左翼学者指出，这场危机已经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不平等，揭示了私有化、紧缩、削减开支和牟取暴利是如何严重影响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恰恰出现在资本主义开始走向失败的领域。33实际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气候、卫生健康和经济灾难深重的时期。普拉巴特·帕奈克认为，在危机时期，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自由市场暂时被置于次要地位。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卫生保健和某些基本商品的生产逐渐社会化，明显偏离了资本主义标准，危机越严重，社会化程度越高。例如，西班牙是继意大利之后受影响最严重的第二个欧洲国家，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已经将其所有私立医院国有化，所有私立医院都由国家控制。甚至特朗普也命令私营公司生产这场流行病所需的紧急物品。目前，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临时改变其政治战略。34
3.社会主义是应对危机的出路
通过反思新冠肺炎疫情，不少国外左翼学者表示，“要消除世界上的阶级分裂、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冲突和灾难性气候变化，越来越明显地需要打破资本主义的整个逻辑。”35
乔·科特尼尔指出：“未来人类会更加频繁地遭受危机，为了使人类能够经受这些挑战，资本主义体制是完全无法应对的。相反，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制度。”他还强调：“必须把社会主义重新提上议程，就像伯尼·桑德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所做的那样，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年轻人应该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充满已知灾难的未来，而且还应该得到一个可以避免上述灾难的制度变革。这个不同的制度是社会主义2.0版本。”36这种构想中的社会主义“必须优先考虑集体投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热情。……这不仅是为了消除贫困，而且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应对经济危机和生态挑战。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不再以利润和竞争为中心，而是以规划和集体所有权（特别是能源部门和银行）为社会进步和可持续性的保证的社会。”37加拿大左翼学者萨姆·吉丁认为，当前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前提是社会主义者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者必须本着国际主义精神，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政治议程，从全球竞争转向一国的内部发展。在他看来，专注本国的国内发展有三点原因：一是任何组织最终都是地方的或国家的；二是任何政策都必须通过国家来实施，尤其是如果要限制流动资本的力量的话；三是培养一种特别的最大化的民主来管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38
四、疫情之下社会主义的实现何以可能
虽然不少国外左翼学者都认为有利于进行革命性转变的时刻正在迅速来临，但他们也指出没有革命的形势就没有革命的实践。不是一切革命的形势都能产生革命。革命的客观条件固然重要，但必须存在主观条件——革命意识——才能发生革命。革命的主观条件取决于先锋队的行动。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制定一个人民的计划和人民的倡议，才能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左翼历史学家阿尔伯特·本德认为：“我们需要工人阶级的方法来应对这个政治、健康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不应被浪费。动乱结束后，这个国家不应该回到大流行前的日子。我们不能回到资本主义的‘常态’。”39很明显，在他看来，革命的力量需要从工人阶级中寻找。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低收入家庭的生存空间日益被挤压，工作和生活处于贫困状态，新冠肺炎疫情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许多贫困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拖欠的账单、空间狭小且不稳定的住房、糟糕的健康状况和东拼西凑的就业机会，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因这场危机而不可容忍地恶化了。穷人遭受的苦难更多。”40乔姆斯基指出，“新冠肺炎引起的工人失业揭露了隐藏的阶级斗争。”41新冠肺炎大流行引发了西方主要国家的工人失业，进而引起了广大工人激进的抗议活动和罢工，美国出现了劳工运动和罢工高潮。比利时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乔·科特尼尔指出，面对新冠病毒危机，“来自左翼的冲击”是必要的。极端危机的情况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根本变革开辟了前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美国和英国迫切需要使军事生产合理化时，国家的所有力量都被动员起来。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采用苏联的方法在国家控制下规划生产，关键行业最终掌握在政府手中。资本家的财富被用于公共投资，整个银行业开始在政府的命令下运作，政府甚至拥有了部分银行业。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时刻。42尽管面临社会变革的可能，不少国外左翼学者还是坚持认为，除非有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参与，否则资本主义不会垮台，社会主义不会立刻实现。资本主义在西班牙流感和全球大萧条中幸存下来表明它具有非凡的韧性，能够度过危机甚至在危机结束时表现出更强的韧性。目前，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在美国和欧洲都不够强大，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的论点似乎不现实。
总的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国外左翼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总体性审视和批判。在他们看来，新冠病毒的出现强调了资本主义与其所造成的生态问题、流行病和经济脆弱之间的相互联系。国外左翼回归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具体特性的原初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资本的逻辑为切入点揭示疫情之下资本主义的本质，这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发现阶级力量与阶级斗争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性。
注释
1Chomsky.COVID－19Strikes，SoidarityCanHepDefeatTrumpandtheNeoiberaAssaut.https：／／therayzone.com／2020／04／29／chomsky－covid－19－strikes－soidarity－can－hep－defeat－trump－and－the－neoibera－assaut／.
2JosephChoonara.SociaisminaTimeofPandemics.http：／／isj.or.uk／sociaism－in－a－time－of－pandemics／.
3安德烈·卡托内在疫情期间写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邮件。
4AbertBender.Wi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ism？https：／／www.peopesword.or／artice／wi－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ism／.
5RobWaac，Aexiebman，uisFernandoChaves，RodrickWaace.COVID－19andCircuitsofCapita.https：／／monthyreview.or／2020／05／01／covid－19－and－circuits－of－capita／.
6CPofreece，JointStatementofCommunist＆WorkersParties：ImmediateMeasurestoProtecttheHeathandRihtsofthePeopes.http：／／www.soidnet.or／artice／CP－of－reece－Joint－Statement－of－Communist－Workers－Parties－Immediate－measures－to－protect－the－heath－and－rihts－of－the－peopes／.
7JosephChoonara.SociaisminaTimeofPandemics.http：／／isj.or.uk／sociaism－in－a－time－of－pandemics／.
8TonyWisdon.CapitaismisSick—TheSociaistPantoFihttheCrisis.https：／／www.sociaistaternative.or／2020／03／23／capitaism－is－sick－the－sociaist－pan－to－fiht－the－crisis／.
9安德烈·卡托内在疫情期间写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邮件。
10AbePrieto.eroiestnu.https：／／avamedia.be／fr／e－roi－est－nu／.
11Chomsky.COVID－19Strikes，SoidarityCanHepDefeatTrumpandtheNeoiberaAssaut.https：／／therayzone.com／2020／04／29／chomsky－covid－19－strikes－soidarity－can－hep－defeat－trump－and－the－neoibera－assaut／.
12PrabhatPatnaik.Pandémieetsociaisme.https：／／avamedia.be／fr／pandemie－et－sociaisme／.
13《疫情防控面对面：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管理规范出台》，http：／／yuqin.peope.com.cn／n1／2020／0410／c209043－31669468.htm。
14AbertBender.Wi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ism？https：／／www.peopesword.or／artice／wi－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ism／.
15TradeSettoPuneasCOVID－19PandemicUpendsobaEconomy.https：／／www.wto.or／enish／news＿e／pres20＿e／pr855＿e.pdf.
16TommyMcKearney.TheCovidCrisisDemandsaNewBeinnin.https：／／sociaistvoice.ie／2020／04／the－covid－crisis－demands－a－new－beinnin／.
17RadhikaDesai.ecapitaismeetapandémie：’heuredescomptesasonné.https：／／avamedia.be／fr／e－capitaisme－a－ere－du－coronavirus－heure－des－comptes－a－sonne／.
18RadhikaDesai.ecapitaismeetapandémie：’heuredescomptesasonné.https：／／avamedia.be／fr／e－capitaisme－a－ere－du－coronavirus－heure－des－comptes－a－sonne／.
19RadhikaDesai.ecapitaismeetapandémie：’heuredescomptesasonné.https：／／avamedia.be／fr／e－capitaisme－a－ere－du－coronavirus－heure－des－comptes－a－sonne／.
20RadhikaDesai.ecapitaismeetapandémie：’heuredescomptesasonné.https：／／avamedia.be／fr／e－capitaisme－a－ere－du－coronavirus－heure－des－comptes－a－sonne／.
21PrabhatPatnaik.Pandémieetsociaisme.https：／／avamedia.be／fr／pandemie－et－sociaisme／.
22安德烈·卡托内在疫情期间写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邮件。
23JudithButer.CapitaismHasitsimits.https：／／www.versobooks.com／bos／4603－capitaism－has－its－imits.
24AberPrieto.eroiestnu.https：／／avamedia.be／fr／e－roi－est－nu／.
25W.T.WHITNEYJR.FihtinCOVID－19inCuba，China，andtheUnitedStates.https：／／www.peopesword.or／artice／fihtin－covid－19－in－cuba－china－and－the－united－states／.
26W.T.WHITNEYJR.FihtinCOVID－19inCuba，China，andtheUnitedStates.https：／／www.peopesword.or／artice／fihtin－covid－19－in－cuba－china－and－the－united－states／.
27HowChineseSociaismisDefeatintheCoronavirusOutbreak.https：／／www.qiaocoective.com／home／how－chinese－sociaism－is－defeatin－the－coronavirus－outbreak.
28C.J.Atkins，China’sCoronavirusResponseShowsWhat’sPossibeWhenPeopeComebeforeProfits.https：／／www.peopesword.or／artice／chinas－coronavirus－response－shows－whats－possibe－when－peope－come－before－profits／.
29安德烈·卡托内在疫情期间写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邮件。
30HowChineseSociaismisDefeatintheCoronavirusOutbreak.https：／／www.qiaocoective.com／home／how－chinese－sociaism－is－defeatin－the－coronavirus－outbreak.
31AbertBender.Wi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ism？https：／／www.peopesword.or／artice／wi－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ism／.
32JoeSims.TheStrueofOurives：CoronavirusandCapitaistCrisis.https：／／www.cpusa.or／artice／the－strue－of－our－ives－copd－19－and－capitaist－crisis／.
33JoeSims.TheStrueofOurives：CoronavirusandCapitaistCrisis.https：／／www.cpusa.or／artice／the－strue－of－our－ives－copd－19－and－capitaist－crisis／.
34PrabhatPatnaik.Pandémieetsociaisme.https：／／avamedia.be／fr／pandemie－et－sociaisme／.
35JosephChoonara.SociaisminaTimeofPandemics.http：／／isj.or.uk／sociaism－in－a－time－of－pandemics／.
36JoCottenier.echocducoronavirusrévèeesfaiesducapitaismemondia.https：／／avamedia.be／fr／e－choc－du－coronavirus－revee－es－faies－du－capitaisme－mondia／.
37JoCottenier.echocducoronavirusrévèeesfaiesducapitaismemondia.https：／／avamedia.be／fr／e－choc－du－coronavirus－revee－es－faies－du－capitaisme－mondia／.
38Samindin.Antimondiaisation：ecoronavirusetarecherched’aternatives.https：／／avamedia.be／fr／antimondiaisation－e－coronavirus－et－a－recherche－daternatives／.
39AbertBender.Wi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ism？https：／／www.peopesword.or／artice／wi－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ism／.
40AbertBender.Wi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ism？https：／／www.peopesword.or／artice／wi－the－pandemic－hasten－the－demise－of－capitaism／.
41Chomsky.COVID－19Strikes，SoidaritycanHepDefeatTrumpandtheNeoiberaAssaut.https：／／therayzone.com／2020／04／29／chomsky－covid－19－strikes－soidarity－can－hep－defeat－trump－and－the－neoibera－assaut／.
42JoCottenier.echocducoronavirusrévèeesfaiesducapitaismemondia.https：／／avamedia.be／fr／e－choc－du－coronavirus－revee－es－faies－du－capitaisme－mondia／.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李崇富：论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同志在我们党治国理政中的一项理论和实践创新，就是向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提出了“底线思维”概念和“强化底线思维”、固守“底线”要求。2013年6月28日，XJP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学习是进步的阶梯。干部要勤于学、敏于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在我们党的方法论中，讲“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辩证思维”，都是早已有之的概念和要求；而提出“底线思维”概念和要求全党领导干部“强化底线思维”、提高“底线思维能力”（《XJP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17、202页。），则是第一次。故此，学习和坚持“底线思维”，对于全党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治国理政中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是必要而有益的。
一、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须有“底线思维”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其发展变化中既保持着自身质的规定性和确定的界限，又会在越过一定界线的条件下而改变其性质，甚至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据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3页。）这条哲学原理要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既要继续解放思想，勇于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又要坚守一些必不可少的“底线”，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否则它也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这就是XJP要求领导干部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和必须守住“底线”的哲理根据。
照我理解，XJP所说的治国理政中的“底线”（亦称“红线”“警戒线”“高压线”和“带电的高压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XJP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23、24、61、69、77、90页。））和“底线思维”，前者主要是指我们共产党人绝对不应触碰、践踏和逾越的那些事关中国共产党的兴衰成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原则界线；后者则是指在人们思想观念中应当具有明确的“底线意识”和对各种“底线”的敬畏，以期在行动上时刻清醒地保持和增强坚守“底线”的坚定性与自觉性。
XJP倡导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之所以同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就在于党中央在新时期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通过改革开放，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探索性、创新性和风险性。对此，邓小平说：“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而且“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4、156、130页。）。正是因为这种探索性、创新性和风险性，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失误、挫折，乃至某种失败，所以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和“强化底线思维”，以便有效地防止在改革和建设的决策及其贯彻中“犯颠覆性”错误。更何况，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长达百余年内，只能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是“事实上不够格”（《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52、225页。）的社会主义。其主要表现：一是我国目前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上“不够格”，还远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尚未造成使“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的物质技术基础；二是我国在这期间的社会生产关系上也“不够格”，还不宜实行完全和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宜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便在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也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各种非公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国在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必须适当利用非社会主义的乃至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以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其中包括利用私人资本和外来资本（如港、澳、台的资本和外国资本）的积极性来搞活经济，并在对外经贸交往与竞争中，在有关规则和惯例上还应同“国际接轨”，以利于发展国际经济合作，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这是必要、正确和有益的。显然，这种“利用”和“被利用”，是一种常态。但重要的是，必须对其分寸、“底线”和“临界度”，要有预见、前瞻和成算，做到心中有数、把握得住、拿捏得好，才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否则就可能具有较大风险，甚至反而会被西方垄断资本所控制和算计，从而导致挫折、失误、曲折，乃至某种失败。我以为，XJP提倡“底线思维”“强化底线思维”和要求固守“底线”，其根本的出发点和最大的社会背景，就是如此。
为了有助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强化底线思维”的自觉性，就必须研究和把握确定其“底线”和规范“底线思维”的客观依据及其原则性。第一，关于确定治国理政的“底线”及规范“底线思维”的历史依据和科学性原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中确定其必须固守的“底线”和规范“底线思维”的时候，最为根本的历史依据，是遵照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当今世界，顺应历史潮流，尊重人类历史所固有的客观规律，走历史必由之路。因为，这体现了科学性原则的客观要求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体现了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383页。）我认为，XJP要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中必须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和固守“底线”，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防止犯“颠覆性”的错误，防止出现历史性曲折和社会倒退。
第二，关于确定治国理政的“底线”及规范“底线思维”的国情依据和现实性原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中确定其必须固守的“底线”和规范“底线思维”的时候，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但同时必须同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不能简单地照搬马列主义个别的词句和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说过：《共产党宣言》中“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5页。）。而邓小平所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本身，就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的产物。所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中确定其必须固守的“底线”和规范“底线思维”之时，既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当今世界的历史条件，而使这两者在我国实践中达到具体和历史的统一。即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确定其“底线”和规范“底线思维”中的科学性原则必须同现实性原则相结合，理性思维的主观逻辑必须反映实践的客观逻辑。
第三，关于确定治国理政的“底线”及规范“底线思维”的阶级立场的依据和阶级性原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中确定其必须固守的“底线”和规范“底线思维”的时候，必须坚持自己的党性原则。而这种党性原则，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原则的集中体现，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维护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回答“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问题时，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尽管还不能立即地、全部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消灭剥削和消灭一切阶级，但这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前进，而在现阶段所必须作出的适度变通、让步与后退，即只是为了逐步达到、而决不是要放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这个长远目标，更不是背道而驰。
第四，关于确定治国理政的“底线”及规范“底线思维”的法纪依据和法治性原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中确定其必须固守的“底线”和规范“底线思维”的时候，必须有法纪依据和遵循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新时期，我国在总结实践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所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法制保障，是全国人民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基本规范，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法治秩序的行为准则。我国宪法和法律规范本身，就是人人必须遵守，党员领导干部尤其要带头遵守，而不容触碰的“法律红线”、不容逾越的“法律底线”。对此，XJP强调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对宪法和法律保持敬畏之心，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碰触、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也不要去干预依法自己不能干预的事情，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做到法律面前不为私心所扰、不为人情所困、不为关系所累，不为利益所惑。不懂这个规矩，就不是合格的干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XJP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93－94页。）同时，党员和干部的标准要高于公民标准，即既要严守法律，又要遵守党章，除了固守“法律底线”，还要守住“党纪底线”。因此，XJP说：“坚持高标准与守底线相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道德使人向善，是纪律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纪律用来惩恶，是道德的坚强后盾和保障。新修订的准则，扣紧‘廉洁自律’这个主题，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这是高标准，展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追求；而新修订的条例，围绕着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我们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这都是很清晰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XJP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65－66页。）
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底线思维”的主要指向和基本维度
所谓“底线思维”的主要指向和基本维度，是基于我们党确定治国理政的“底线”和规范“底线思维”的客观依据和基本原则，而在实际上所需要展开的“底线思维”的基本意蕴、实质内容和原则界限。
从总体看，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的主要指向和基本维度，就是要遵循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所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中，同“坚持改革开放”紧密结合、不可或缺和不容分离的“两个基本点”之一。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的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165、173页。）
在这里，尽管邓小平没有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称为我们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中必须始终固守、不可逾越的根本“底线”，但实际上，其中已经包含着这样的内容和要求。从那时以来，鉴于在我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中，有不少党员干部或者尽量少讲、甚至回避讲“四项基本原则”，或者虽然在口头上抽象肯定、但在行动上却实际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情况，已不是偶然和个别现象。因此，我们党必须通过提倡“底线思维”——用以论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何为“底线”，以及如何固守这些“底线”的道理——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关系等维度上，把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必不可少的那些“底线”具体化，并使之成为一切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容碰触的“红线”“警戒线”和“带电的高压线”，以期增强其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固守“底线”的原则性、自觉性和坚定性。
其一，就“底线思维”的经济维度而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底线”至少有三条。一是在实行法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时，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的基本经济制度之时，要真正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不让搞“私有化”，就必须有一条明确的质与量相统一、逐步趋近而不是远离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标准，特别是要有起码的、不可逾越、不能再后退的公有制经济的“底线”。二是我国现阶段在实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之时，尽管这“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但实际上，我国在贫富差距上却出现了拉开过快过大的情况下，“也要有一些限制”，要有一条限制贫富差距的“底线”，决不容许走上使“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和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邪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172页。）。三是我国经济建设为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当然要长期坚持、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但必须有一条不能逾越的“底线”，就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7页。），决不允许外国垄断资本及其跨国公司掌控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命脉，维护我国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
对于守住这第三条经济“底线”，邓小平在主张我国“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的同时，强调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这是因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作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理论和事实都表明：任何一个大国，尤其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由一个农业国发展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当然要对外开放，但只能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仅靠“引进”、而不大力创新，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用金钱买不来现代化。所谓“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说法和做法，是错误而有害的。这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难免受制于人。
其实，更为根本的一条“底线”，是必须实际而真正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及其经济基础的性质，是由基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公有制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因此，不建立、巩固和完善生产资料公有制及按劳分配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为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01页。）
这表明，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多层次的状况，所实行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由它客观上决定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毫无疑问，都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必须指出，它相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作了让步、打了折扣的。即使真正地坚持了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在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因其还没有把完全消灭私有制经济、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作为直接的实践目标，故而也只是基本上维持着国家（社会）的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性质。可以说，公有制经济及其按劳分配一旦丧失其“主体”地位，那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必须名副其实，必须具有在其质上和量上相统一的明确的尺度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否则，就是一句空话、套话和口号。党中央权威文献提出和多次重申发展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中，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XJP多次强调国有企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做大做优做强”。然而，由于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规定中，没有明确的、可验证的、实际的尺度和“底线”，从而在经济改革中一再地被“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错误论调和荒唐主张所误导，以至于在短时间内，当我国私有经济（也称“民营经济”）迅猛地膨胀到“三分天下有其二”，使得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非常脆弱、甚至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我国党政机关中某些掌握着改革操作实权的人物，还要按照世界银行对我国推行私有化的“建议”，曲解和利用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发展“混合经济”和强农惠农等正确决策，想要继续挤压国有企业的发展空间、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变相搞农地私有化。可见，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确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不可逾越的“底线”及支撑它的“底线思维”，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一件大事，切不可掉以轻心！
其二，就“底线思维”的政治维度而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底线”至少有五条。一是必须始终坚持我国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即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之时，决不能放弃作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之实行形式的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不搞“军队国家化”。二是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的政体，决不照搬西方“两院制”和“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政体。三是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决不能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多党制。四是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和地区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五是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引导基层群众依法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和完善自己，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国家的主人，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搞“精英政治”。以上五项法定的政治制度及其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线”，综合起来，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在唯物史观看来，经济是基础，政治是根源于和主导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故此，从政治维度上把握好“底线思维”的关键，需要我们既唯物又辩证地理解和对待政治与经济的内在关联。在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及其改革开放中，我们党在政治上“守住底线”的根基，就是要始终依靠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始终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果削弱、动摇和丧失了这种地位和作用，那么上层建筑势必会跟着变，则任何政治“底线”的崩溃，那是迟早的事情。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避免这种悲剧的根本政治保障，是要不断加强共产党的建设，实现党的坚强正确的政治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否则，就如邓小平所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因此，我们党从政治维度上确定和固守“底线”的根本，是要根据中央和XJP总书记的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整治党内所存在的思想混乱、政治软弱、组织涣散、法纪废弛、作风腐化等突出问题，以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为重点，学用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抓好党的全面建设，真正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永葆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性、先进性、纯洁性，永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本色，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我们党政干部队伍才能经受住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和考验，抵制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做到牢记历史使命，依靠人民群众，使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党不能变质、国不能变色，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其三，就“底线思维”的思想文化维度而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底线”至少有五条。一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文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决不能使文化“全盘西化”。二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贯彻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决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反对淡化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等错误主张。三是在立足现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既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成分；同时既要反对食洋不化的“崇洋媚外”等奴化意识，又反对食古不化的“复古主义”等陈旧观念。四是我国在发展精神生产中，固然要支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和鼓励文化产业的同时发展，但切忌搞完全的市场化和“一切向钱看”。目前把许多文化单位和新闻舆论阵地，纷纷推向逐利性的文化市场的做法，使许多学校和“文化公司”（如社交门户网站）都为私有资本和外资所掌控，这可能有损文化主权和信息安全，甚至会改变其社会主义文化性质。五是在群众性精神文化生活中，要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时，既要有适度的包容性，又要分清是非、批评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力求使提倡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践行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多层次的思想道德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多层次、各有遵循的思想道德“底线”。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页。）关于文化同经济、政治的唯物辩证关系的这种基本观点，适用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科学性与时代性、革命性与群众性相统一的无产阶级先进文化，体现了历史必然性、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因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巨大的能动反作用，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它能够为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提供精神支柱、智力支持和方向引领，从而往往会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
然而，现实情况则不容乐观。一段时间以来，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逐利性的环境中，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影响下，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淡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时髦；嘲笑崇高、倡言庸俗、贬损英雄、见利忘义、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等市侩意识，大行其道；由于从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而滑向“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偏颇，使得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被主流媒体所回避和丢弃，致使很多人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往往是非不清、真假不辨、美丑不分，从而让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西方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民主宪政”“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和言论，此起彼伏、兴风作浪，误导舆论、危害社会。我们应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其党亡国败之直接和关键的原因，就是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诋毁、抹黑、丑化自己党和国家的奋斗史开始，而演变到戈尔巴乔夫在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上，公开地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痛定思痛，为了避免这类悲剧在我国重演，我们共产党人在思想文化维度上“强化底线思维”、确定和固守“底线”，就尤为必要和紧迫。其四，就“底线思维”的国际关系维度而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必须确立和固守相应的“底线”。我国在新时期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高举和平、发展和合作大旗，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不当头”、不结盟、永不称霸的国际发展战略，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营造国际和平环境，以便引进必要的国外资本、技术、设备和智力，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有序竞争和科技文化交流中，实现共同繁荣、合作共赢，以利于我国经济社会获得独立自主的持续发展。同时，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国在国际关系维度上，必须确立和固守以下四条“底线”：一是必须维护我国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我国的内政不许外来干涉、核心利益不容侵犯。二是我国人民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所拥有的基本人权，包括对本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权，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共享世界资源的使用权，不得受到剥夺和歧视，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三是尊重世界各国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在发展国际经济合作、人员往来、文化科技交流中，切实维护我国生态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反对“西方中心论”和话语霸权。四是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加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和平劳动，我国军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在制止外来可能的威胁和侵略时，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立场。
我国这种外交政策、国际发展战略和涉外“底线”，是对世界大局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作为前提的。自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以来，和平与发展成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等大趋势不可阻挡。但是，“一超独大”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搅得世界不得安宁；总体上和平发展，与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区域性动荡，长期共存。我国在错综复杂国际关系中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难得的发展机遇，迅速开展和扩大同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国际分工、科技和文化交流，依托国际市场，已形成深度的国际的经济合作、竞争和共赢的依存关系。我国在走向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依恃其经济、科技、军事、信息实力和话语霸权，对我国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企图以军事威慑、思想渗透和经济诱压，阻滞我国和平发展。近些年来，美国一方面利用“北约东扩”和策动“颜色革命”，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又利用“9·11”事件，在阿富汗和中东等地以“反恐战争”之名、行推行霸权之实。另一方面，美国在东亚，主要针对中国，鼓动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不断强化美日、美韩、美菲等双边和多边军事同盟，并极尽挑拨离间、分化利诱之能事，极力拉拢澳大利亚、印度和东盟诸国，在我国东海和南海，带头挑衅、兴风作浪，企图拼凑东方“小北约”，实施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图围堵中国；美国在加紧对我国某些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的同时，甚至直接豢养和支持“台独”“藏独”“疆独”“港独”分裂势力和分裂活动，以及利用“民运”分子和“法轮功”分子等方式，千方百计地遏制、西化和分化中国，企图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企图打断我国现代化进程。对此，邓小平曾经说：“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9－320页。）故而，我们共产党人要固守涉外“底线”，总的看，就是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要保持警惕”，固守“底线”而“放松不得”，要始终维护我国“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三、“底线思维”的主旨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多维度上“底线思维”的主要指向，归根到底，其主旨就是要始终维护党的工人阶级革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以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根本政治保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直至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其在中国实践的产物。党的十八大报告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根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页。）XJP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XJP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2页。）此后，他反复强调“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规矩”，“要严守组织纪律”和“要把牢政治方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XJP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13、25页。）。显然，这里说的“要把牢政治方向”，主要就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而这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多次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因为，“中国只有坚持搞社会主义才有出路，搞资本主义没有出路”。邓小平批评党内外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8、211－212、209页。）。故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中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邓小平主张的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立和斗争的焦点。邓小平在论及我国改革开放中“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时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穷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因此，在改革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最根本、最主要的“底线”。
理论和事实都表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邓小平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进而强调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请注意！我国各级领导干部的“四化标准”，既要全面准确把握，更要突出首要的一条，即“革命化”。而现状却是：时兴“告别革命”，不讲“革命化”。而要使干部队伍“革命化”，就必须坚持用包括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武装党员和干部头脑，用以改造和树立其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鉴于当今世界总体上仍是阶级社会，而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主要是为了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一切阶级创造经济社会前提，在我国彻底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任务依然任重道远的情况下，就从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偏颇，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阶级观点、不讲阶级分析，是片面和错误的，有违马克思主义。列宁说：“阶级关系——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2页。）因此，“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一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不要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列宁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页。）。为了认识阶级社会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页。）应该说，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依然适用于认识当今还是阶级社会的总体世界的阶级关系；也适用于认识国内同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相关的社会现象。
如若我们共产党人不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那么面对总体上仍然是阶级社会的当今世界，就难以高瞻远瞩地准确把握我们时代的本质，难以预见世界历史演进的走势与曲折，难以洞悉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真相和实质，难以分辨国际政治博弈中的是非曲直，难以识破和有效防范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难以发挥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治优势，而制定和贯彻正确的外交路线、涉外政策和国际发展战略，甚至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的较量上容易陷入被动地位。
如若我们共产党人不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那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就难以认准和实际解决依靠谁、团结谁和如何对待自己的对手等基本问题；也认不清我国干部队伍中出现大面积腐败的思想政治根源。这导致我国主流媒体上，会时常冒出诸如“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欢呼“新《胡润百富榜》宣称，中国大陆十亿美元富豪人数今年首度超过美国，达596位，居全球第一”，称赞“富豪是经济引擎，也应是社会楷模”，断言“中国富豪在历史上从未成为治理国家的主力军”，但“随着中国富豪越来越多，有可能带来文化中心的某种移动”（参见《人民日报》2014年4月28日、《环球时报》2015年10月17日。）等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奇谈怪论。
如若我们共产党人不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那么对维护和巩固我们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也是不利的。因为，只有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履行历史使命、行使执政党的实践和理论，才能从根本上揭示、论证和体现我们党成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的客观必然性、历史正当性和政治合法性，从而理直气壮地坚持、完善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直至一切阶级差别的消灭和国家正常的消亡。故此可以说，在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完全消灭之前，始终坚持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的政治优势、理论制高点和必不可少的思想武器，是站稳党性立场，掌握和“强化底线思维”的奥秘与钥匙。
（作者简介：李崇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4】《党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5】《XJP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6】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XJP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
（编辑：黄华德）
李春华：坚定理论自信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四个自信”完整的体系中，理论自信占有重要地位，是其他“三个自信”的灵魂，为道路自信提供理论指导，为制度自信提供思想支撑，为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引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集中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深刻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的充分肯定，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坚定信念；体现为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定信念；也体现为对先进理论指导下取得实践成就的坚定信心，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彰显的生命力的坚定信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
坚定理论自信必须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理论自信是理性地对理论价值的认可，对真理的信仰和执著的追求。坚定的理论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和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与真理性基础之上，建立在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质和精髓的基础上的自信。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因而它不是一般学说、不是单纯的知识体系，而是带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理论。但它又是具备科学性和真理性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是经过160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反复证明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科学理论。在迄今为止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无数的理论解读中，马克思主义是最具有解释力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定理论自信，要始终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态度，坚决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丢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神圣教义顶礼膜拜、唯书唯上不唯实的教条主义，一种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由离开甚至背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所谓创新和发展。这两种态度和倾向，都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而且导致在实践上付出巨大代价。
坚定理论自信必须坚信马克思主义必然走向胜利
理论的价值如何彰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一般说来，理论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最有说服力的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取得实践上的成功。验证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的最终标准也只能是实践。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列宁主义指导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成功的表现。当然，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成功的实践标准是辩证的，要从实践的长期性、全局性和发展性上来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尽管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暂时处于低潮，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科学性与无产阶级主体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必然经过曲折而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彰显的生命力的坚定信心，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取得的巨大历史性成就之上的充分自信。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走出了一条通向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康庄大道，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凯歌。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这些成功和奇迹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彰显了指导这一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从而为我们坚定理论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现实依据。
坚定理论自信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理论自信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充分肯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XJP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这一理论体系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突破，包括社会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执政党建设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将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我国正处于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并不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有矛盾的。因为我们在最根本的方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领域，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在政治领域，坚持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在思想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定自信，不仅体现在对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成就的坚定信念，还在于对这一理论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的坚信不移。XJP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坚定理论自信的根本途径是立足现实，坚持问题导向，在回答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力。面对当今时代发生的巨大变化，产生于16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亟待需要根据时代变化而不断完善和发展。我们的理论自信，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来审视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以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李春华：立法捍卫英烈名誉反击历史虚无主义
链接：http：／／www.cdrb.com.cn／htm／2017－03／29／content＿65895.htm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猖獗，保护英烈名誉却成了一个“问题”。维护英烈名誉，固然需要道德教育，但法律手段必不可少。只有德法并重，才能收到良好效果。国家是保护英烈名誉的主体，而“国家保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力、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法律。惩恶才能扬善。面对当前诋毁英雄的猖獗之势，我们唯有建立健全我们的法律长城，才能维护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的合法权益，最终才能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尊崇英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月15日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民法总则。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通过立法捍卫英雄先烈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地位的需要
历史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和血脉。民族英雄、革命先烈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符号、象征和重要载体。因而，诋毁、侮辱和损害烈士名誉，污蔑和诋毁英雄，实质是否定历史，切断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血脉，而否定历史就是断其根、灭其魂、釜底抽薪，这是在斩断历史、切断血脉，而一个无根失本的民族，一个没有血脉绵延的民族，将难以兴盛和繁衍。
历史已经证明，要使一个民族灭亡，首要方法是让它的历史消亡——践踏民族历史，消解民族自信心，破坏民族认同感。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对党史国史的事件和人物进行恶意攻击的历史虚无主义，意图无疑是“去史去国”。而“去史去国”的结果，前苏联的亡党亡国就是例子。苏联解体之前，几乎所有的民族英雄被系统抹黑诋毁，结果民族精神和民族记忆被解构，民族信仰被涣散，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凝聚力四散崩流，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正所谓“以蝼蚁之穴，溃千里之堤”。
历史虚无主义以“历史细节考证”来玷污、诋毁和妖魔化革命英烈，肢解和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其根本目的是否定、消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历史必然性，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因此，制定国家英烈名誉保护的相关法律，直接目的是捍卫英雄先烈名誉，最终是要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地位。
通过立法捍卫英雄先烈是巩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需要
以诋毁、侮辱和损害烈士名誉的历史虚无主义，扰乱民心，伤害民族情感，造成思想混乱，严重破坏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民族英雄、革命先烈是一个民族的情感和记忆的载体，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内含的“爱党爱国、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忘我奉献”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精神价值。在过去的岁月里，英雄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抵抗侵略的伟大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它也同样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宝贵精神财富。
然而，近年来，境外“和平演变”势力和国内历史虚无主义千方百计进行“去英雄化”，其目的在于瓦解民族精神、摧毁民族“灵魂”、践踏民族情感，最终解构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当前社会公民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与民族心态呈现“去英雄化”趋势有密切关系。否定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企图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没有英雄、精神涣散的羸弱民族，就是阻止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复兴。
在意识形态领域，仅仅发表几篇有分量的文章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立法保护我们的民族英雄，让我们的民族英烈在天之灵有所寄托，供后人敬仰、学习和追随。对革命英雄名誉的法律保护，就是用法律来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因此，为国家英烈名誉立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法律形式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敌对势力和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进行的政治斗争。
只有通过国家立法才能提高对历史虚无主义势力的震慑
“无法即无天”。立法可以最大程度地挤压历史虚无主义“任性”的空间。近年来，经过理论学术界深入系统地研究、辨析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危害已经彻底暴露出来。但为什么关于英雄的谣言仍屡辟不止？诋毁英雄现象甚嚣尘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人造谣的成本太低，一些人没有约束，信口开河、胡言乱语、任性妄为，但其行为却没有受到严格约束和应有的惩处。很多人公然通过微博、AAA等各种方式造谣生事，挑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但却未受到任何处理，我们似乎“拿他没办法”，对此必须高度重视。通过严肃查处几起典型案例，让一些人为此承担法律后果，会对肆意造谣诋毁英雄的人起到震慑作用，使他们轻易不敢造谣中伤。
总之，国家英烈不是普通公民，烈士不是私人财富，而是国家财富。作为一种国家的宝贵财富，维护英烈的名誉，就不再是英烈亲人和家属个人的私事，而是国家的公共事务。保护英雄名誉，应该成为国家直接调整的范围，国家机关是应该成为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的主体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研究部副主任）
李春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法宝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特别是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把握本质，有效处理交织叠加的各种矛盾关系，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重大方针政策，并大力度推进其落地执行，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辩证唯物论世界物质统一性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准确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客观条件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首要的基本观点。XJP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要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辩证唯物论世界物质统一性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正是在这一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和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我们深刻认识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握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出台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更高层次的供需动态平衡。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促进了结构优化，保持了经济中高速增长，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断巩固和发展。
以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观点为指导，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统筹谋划，增强全局观念，注重顶层设计
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基本原理，要求我们在改革中必须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各项工作、各类要素相互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此，我们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统筹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坚持系统思维，科学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改革举措良性互动、协同配合，在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等的关系上取得良好成效。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都是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提出的。我们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互促进、统筹联动，强调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开创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新局面，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把握方向、谋划大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和定力，充分表明对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观点和方法的自觉运用。
以唯物辩证法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矛盾分析方法，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
矛盾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矛盾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可以说，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关系、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同时，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和系统思维方法，并不是不分轻重缓急，“胡子眉毛一把抓”，平均使用力量，而是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XJP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在众多的矛盾中，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卓有成效地处理各种矛盾关系，极大推进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在实践中，我们着力处理数量速度与质量效益的辩证关系，使改革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进一步明确；着力处理供给与需求的辩证关系，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处理共建与共享的辩证关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把握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基本原理，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工作，精准定位、抓实抓牢工作重点，在各项工作中都善于抓重点、抓关键、抓牛鼻子。如，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抓住供给侧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作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强调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关键在于以XJP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加强思想理论武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根本方法论，深刻认识中国改革发展规律，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制定发展战略和决策的科学性，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李春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在95年历程中，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最终胜利，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无论是党取得辉煌成就，还是出现失误甚至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损失，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拥护和支持始终不渝。人民群众的信赖、拥护和支持，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物质之源和精神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因素，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成就辉煌事业、走向兴旺发达的坚实保障。
1.坚定地站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忠实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同甘苦共患难，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人民信赖、拥护和支持的最重要原因。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优势。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不屈不挠英勇斗争。在大革命时期，党领导工农大众反帝反封建，代表和维护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救亡图存的根本利益；土地革命时期，党实行土地革命，把中国大多数民众争取到自己的身边；抗日战争时期，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高举民族利益大旗，调动了各阶级的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政治主张代表了社会各阶层和民众的利益。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领导中国人民努力探索，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95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历史。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一次次的历史关键时期和重大关头，始终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2.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解放之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探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起抗争、探索和奋斗，开启了寻找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难历程。从太平天国运动，封建地主阶级开明派发起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谋划的戊戌变法，到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群体和政党组织纷纷以各自方式探索民族解放之路。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都未能引领中国走出失败的泥潭。在无数次尝试失败之后，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与具体实际的结合中不断推动理论的飞跃，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提供了行动指南。中国人民的命运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
3.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走出了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出了使人民通向美好生活的幸福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勇于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使我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在短短38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在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各项社会事业显著进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逐步由梦想变为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就，充分显示出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之路。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使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得到了有力保障。在革命时期，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始终是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条件艰苦，我们党依然注重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等各方面实行民主。抗日战争时期，党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在边区广泛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并从当时边区大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从而保证选民能够正常行使自己的权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人民民主的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创新、实践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成就，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在社会生活中，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参加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参加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管理，享受到了自身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权利。党的十八大提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要求和目标的提出以及这几年我们为实现这一要求和目标所作出的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更加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4.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严治党，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尤其强调加强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因而赢到了人民的敬佩、信赖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自身建设，一贯把党的自身建设视为党的生命。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要从思想上建党，提出建设“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经过延安整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作风和面貌为之一新。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党的队伍空前壮大。中共中央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开展整党整军运动，保证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成为团结人民、争取胜利的坚强核心。在全国解放前夕，面对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新形势，中共中央适时强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定期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使党的团结和统一达到了历史新高度。在成为执政党之后，我们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围绕提高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先进性，不断加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党始终把自身建设视为生命线，全面推动、持久开展，使党不断焕发出蓬勃生机。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但是，中国共产党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并在反思错误的基础上，改正错误，纠正偏差，引以为鉴。在不断追求真理，随时纠正错误的过程中，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信任。
中国共产党95年奋斗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人民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只有继续始终与人民群众风雨同舟，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率领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窗体底端
李建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一旦动摇了这个根本原则，我们就会迷失方向，不是重回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将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绝不会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是会以更加坚定的政治制度自信，以优异的中国实践，为人类开拓出更优秀的制度文明。
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的各项制度中处于关键环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在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不断跨上新的台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道路上不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中国56个民族长期保持共同团结奋斗和繁荣发展，中国社会长期保持和谐稳定。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独特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中国将在坚定政治制度自信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政治制度，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国内总有一些人脱离国情、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向西方看齐，而看齐的标准似乎就是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直到现在，学术界仍然有人宣扬在中国搞西式民主，他们刻意把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对立起来。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人念念不忘地认为只有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才是政治改革，实际上是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完全曲解，同时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严重误导，其危害性不容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照抄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其本质是要削弱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中国的国家性质，必须高度警惕并坚决抵制。
西式民主危机近年来逐渐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就连西方的一些学者也认为，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实际上很难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2014年3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指出，从2000年至今，西式民主在全球范围内正在面对越来越多的障碍，以往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西式民主，到现在已经只剩下选举这个外在形式，而且西式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转也正在面临缺少制度保障的困境。民主在西方国家内部常常和运转失灵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非西方地区则由于带来社会动荡和社会分裂而屡屡崩溃，西式民主暴露出越来越多危机。有学者把发达国家的民主危机概括为金钱左右政治、体系运转失灵、民粹主义盛行。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正深陷危机之中，而且这场危机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为严重的和全方位的，几乎席卷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所有层面和所有领域，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欧洲都是如此。
先看美国。2011年9月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矛头直指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和社会不公，从最初的示威活动演变为席卷全美的流血冲突，这场运动把美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和所谓的“普世制度”弊病直接暴露在全世界面前；2013年9月国会与白宫就预算问题爆发严重冲突，最后导致政府关门，就是“受益”于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2014年12月黑人抗议白人警察滥用暴力大示威，揭露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现象，使美国人权记录中极不光彩的一幕暴露在世人面前，戳穿了美国这个人权卫道士的真实面目；2016年4月在首都华盛顿爆发了“民主之春”运动，示威者抗议美国的金钱政治和总统竞选腐败，同时也揭穿了美国“新闻自由”的虚伪本性；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异军突起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当前所面临危机的深刻程度。
再来看欧洲。2009年10月爆发希腊危机，随后引爆了欧洲债务危机；2015年上半年欧洲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2016年3月法国爆发的“黑夜站立”运动蔓延至欧洲各国，暴露出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制度危机；2016年6月至今的英国脱欧使欧盟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此外，欧洲还面临着几乎是零的经济增长，日益沉重的公共债务，节节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此起彼伏的恐怖主义袭击。欧洲正在被一场接一场的危机压得喘不过气来。
西式民主制度被移植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以后，也大多造成社会动荡、社会分裂乃至国家走向衰败等水土不服的后果。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说的那样：民主不应是抽象的概念，不能脱离历史和文化，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为，如果缺乏相应的环境，民主不但不会奏效，甚至还会带来灾难。欧洲的乌克兰和非洲的埃及等国，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这些国家在照搬西式民主制度之后，不仅没有走上康庄大道，反而同时上演了“民主导致衰败”的景象。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得党派纷争不断，政局动荡不定。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是因为照搬西式民主而实现了繁荣稳定，中国必须深刻汲取这些教训。
前几年，“宪政”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甚至有人提出中国梦就是“宪政”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依宪执政”，个别学者对此曲解为是中国要搞西方“宪政”，这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是严重的误导。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宪政”的西方政治色彩非常浓厚，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标志。在对西方宪政来源历史进行客观分析之后，就可以发现西方宪政的实质。西方宪政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成果，它的理论基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它代表和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意志。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掌握政权之后的资产阶级，必然要利用包括宪政在内的众多国家机器来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恩格斯曾深刻指出：“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自由竞争来说，最好是处在一个完全没有国家制度的状态，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无产阶级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资产阶级即使为了使无产阶级就范，也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就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阶级，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西方宪政之所以要设计出多党制、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等众多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其根本目的正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宪政”是有特定含义的，个别人之所以不顾国情鼓吹“宪政”，实际上是要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来否定我国的政治制度，最终目的是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坚持“改革新思维”，接受西方“宪政”的诱导，在宪法中取消了苏共的领导，结果是多党制在苏联合法化，坚持苏共的领导反而“违宪”，这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已是前车之鉴，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政治文明成果，但绝不照抄照搬他国政治制度，坚决排除所谓“普世价值”和西方“宪政”等错误思潮的干扰，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李建国：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西方中心论”
一、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文明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首先，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世界各国、各个民族的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我们在维护自身文明的同时，应当尊重其他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其次，人类文明具有平等性。世界上既没有十全十美的文明，也没有一无是处的文明，各国和各民族的文明是没有高与低、优与劣的区分的，对待每一种文明的态度应该是平等和谦虚，而不是傲慢和偏见。最后，人类文明具有包容性。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都是人类劳动和智慧的结晶，都值得尊重和珍惜，既不要生搬硬套，也不要削足适履，世界各国、各民族如果能够坚持包容的精神，就不会出现所谓的“文明冲突”。【1】259人类文明的丰富多彩来源于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正是文明的交流互鉴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但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是不能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明应该相互交流、学习和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离、排斥和取代。文明之间存在差异是正常的，对待其他文明的正确态度，应该是通过相互交流、学习，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丰富本国和本民族的文明，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历史已经证明，那些唯我独尊通过强制手段解决文明差异的霸权性做法都没有成功，只会给人类文明带来灾难和祸乱。
在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今天，任何一种文明称霸世界的局面已不可能实现，每一种文明既有它合理的一面，又有其不足的一面。文明的魅力是在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的特征中体现的，世界各种文明应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而不应该是排斥和取代其他文明、称霸世界。人类文明的现有格局就是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相互交流、学习、借鉴中形成的，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人民也逐渐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命运共同体，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已经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二、“西方中心论”及其批判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占据着主导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实行文化霸权主义，不断推销其制度模式和思想文化，使得西方文明和文化深深打上了排他性以及由此引起的攻击性烙印。近代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等国对其他国家的长期殖民，16世纪至19世纪北美大陆上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大规模屠杀，美国历史上长达200多年的黑人奴隶制，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多次遭受西方侵略等等，都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了西方文明和文化的排他性、攻击性。对非西方国家和民族而言，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意味着歧视、对立、压迫、屠杀、侵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历史早已清楚地证明了这点。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形成的霸权地位，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在制度和文化方面形成了优越感，“西方中心论”由此应运而生。“西方中心论”是西方通过殖民化全球后逐步形成的一种优等心理，是对人类文明、文化和历史的误解。在“西方中心论”看来，西方是世界的中心，西方文明和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和文化，高于、优于非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化，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展开，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特征或价值具有普遍性，代表着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西方的道路就是世界的普遍道路。在西方国家眼中，“全球化就是西方化”，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和民族理所当然地应当遵从西方标准。
近些年来在中国甚嚣尘上的“普世价值”思潮就是“西方中心论”的直接体现。“普世价值”思潮建立在西方历史文化基础之上，以西方人本主义为旗号，把自由、平等、人权奉为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把民主、共和、宪政看作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脱离“普世价值”和基本政治架构来搞“现代化”，那必然会是剥夺人的权利、摧毁人的尊严的一种灾难过程。【2】“普世价值”大力鼓吹“西方中心论”，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与制度模式化，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和“普世模式”，“普世价值”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的根本国家制度，目的是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西方国家“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思想武器。为此，我们决不能成为“普世价值”的俘虏，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批判和抵制“普世价值”，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和意义。在现实世界当中，人的主体形态表现为多层次和多样化，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就表明人类社会并不存在超越时空、永恒不变的价值观念。“普世价值”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价值观，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来西化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其本质就是西方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化，是以“普世价值”为软实力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不可超越性的话语霸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以自我为中心的特殊价值包装成“普世价值”，强迫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们遵守和执行，这种做法既不得人心，也不能得逞。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一种，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西方的道路也绝不是世界的普遍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毫不留情地敲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丧钟，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的过渡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和发展虽然包括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之中，但绝不代表着人类的美好理想，当然也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来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但永远也改变不了其社会成员严重两极分化的状况，同样永远也改变不了其金钱和利益集团控制政治的局面，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是“普世价值”所无法掩盖的，客观上也宣告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普世化的破产【2】。
三、“历史终结论”的证伪
“西方中心论”还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福山在苏东剧变之后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宣称苏东剧变是共产主义彻底终结的标志，自由民主是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是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2倍，经济总量增长15倍，2009年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其他国家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可以说新中国缔造者们确定的赶超目标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世界制造业大国和世界第一出口大国。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只有1.8％，而到2012年这一比例已经大大提高到了11.5％。【3】从国际横向比较看，不论是持续的时间，还是增长的速度，中国的高速增长期在这两个方面都远远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可以说是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从2008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3％，中国经济净增量在全球经济净增量中的比重高达29.8％。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7.8％，经济的净增量占当年全球净增量的60.9％。【4】中国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量的1／3，这一比例远超其他发达经济体，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主引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让西方自由民主的种种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见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借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不能再迷信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和“普世模式”，它根本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世界社会主义注入了生命力。所以，苏东剧变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也并没有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有力地证伪了鼓吹“西方自由民主就是世界的普遍道路”的“历史终结论”。2009年福山承认，所谓“历史终结论”还需要推敲和完善，中国的崛起丰富了人类的思想宝库，世界离不开多样性的文明融合。2012年福山又提出，中国治理方式是其他国家的范例。【5】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西方国家应当摒弃“西方中心论”的霸权思维，努力建设一个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相互包容的世界。西方国家推行“西方中心论”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西方的既有霸权利益，不但损害非西方国家的主权和核心利益，而且给世界和平带来了极大危害，实际上是当今世界不安宁的重要根源。2015年1月，俄罗斯网络媒体《观点报》曾指出，西方国家要允许世界上存在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应该停止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和攻击，要首先解决好自己国家人民的生活问题，而不是动辄就去教育别的国家的人该如何生活。西方国家应该跳出自私和霸权的惯性思维，更多地尊重和包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共识，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许多理念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时代价值，能够为缓解当今世界的冲突提供借鉴。倘若不同民族、宗教、文明能够坚持“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实现和平相处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倘若西方发达国家能够胸怀“天下大同”思想，凡事不是只从自身利益立场考虑问题，让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也都平等地享有发展和成功的机会，就会赢得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更多认同和尊重。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恐怖主义威胁此起彼伏，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面临极大挑战，应对威胁和挑战人们无疑对西方发达国家抱有很高期待，但有一个前提必须明确，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应当放弃“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与偏见，停止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唯我独尊地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普世价值”，平等和谦虚地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和包容性，对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XJP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侯惠勤.“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制度陷阱【J】.求是，2017，（1）.
【3】国家统计局报告.改革开放铸辉煌经济发展谱新篇－－－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N】.人民日报，2013－11－06.
【4】刘丽娜，韩墨，谢鹏.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大贡献【J】求是，2013，（20）.
【5】【美】弗朗西斯·福山.中国治理方式是其他国家的范例【J】.求是，2013，（5）.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李捷：毛泽东对中华民族至少有五大贡献
一个时期以来，非议毛泽东同志的言论甚嚣尘上。这些人故意割裂历史、曲解历史、否定历史，肆意污损和丑化毛泽东的历史形象。我是长期从事毛泽东研究的，我感觉，至少可以说，毛泽东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新中国、对于中国共产党，至少有五个方面的重大贡献。
第一个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建了新中国。这是他的最伟大的历史性贡献。大家都知道，1840年以后，英、法等西方列强都来侵略中国，来欺负中国，来掠夺中国，中国变成了他们的半殖民地，国家主权被严重践踏。而此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仍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且已进入它的腐朽时期，社会矛盾重重，民不聊生，内忧外患交集在一起，中国人民受到了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所以无数的仁人志士，包括早期的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一直到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再到康有为、梁启超，最后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伟大的辛亥革命，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不懈努力。
但是真正能够给中国指明一条道路，找到正确方向，而且把它变成现实的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奋斗了28年，浴血奋战，牺牲了上千万的烈士，包括毛主席自己的家人，六位烈士，其中有五位都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牺牲的，另外一位是毛岸英，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毛泽东同志和那一代伟人，为我们中华民族立下的不朽的功绩，就像邓小平同志说的，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将在黑暗中摸索很长一段时间。
第二个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在创建了新中国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国长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农业国家。世界近代以后，西方进行了工业革命，实现了社会的近代化，而中国却没有赶上世界的浪潮，被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这是我们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上百年来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忘记要创建一个工业化的新中国。没有工业化，一切都谈不上。所以，在1953年国民经济刚刚恢复，抗美援朝战争刚刚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国就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的援助下兴建了156个项目，初步解决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问题。从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同志第二代领导核心，再到江泽民同志第三代领导核心，再到以胡锦涛、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代一代接续努力。到现在，我国正顺利实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我们现在享受的工业化成就，不能忘记革命先辈们立下的丰功伟绩。
尽管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也犯过错误，也偏离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特别是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我国工业化建设始终没有停顿。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艰难的十年中，我国排除各种干扰，还是在继续进行工业建设。最显著的就是1970年我国发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1975年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也是在70年代开始的。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成批、成套地引进西方的化工设备，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到70年代中期，我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已经初步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解决了整个工业基础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制造业从无到有的问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和战略部署，最初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的。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这些目标虽然没有按期实现，但是已经打下了第一步的基础。学界经常讲，中国是在70年代中期完成了初始工业化阶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谈得到向全面的现代化迈进。而这个目标现在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接近了。也就是说，到21世纪中叶我们将基本上实现现代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的进步。
第三个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极大加强了我们的国防。大家都知道，在1840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数的仁人志士都慨叹中国“有边无防”。我国有漫长的边疆、广阔的海洋，但是没有设防，就是设防也经不起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侵略。所以甲午海战，一个小小的邻国日本，我们都败在它的手下，这对有识之士是极大的震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既没有财力，也没有工业基础的极端困难情况下，白手起家，使我们的国防工业、国防现代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毛泽东提出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巩固海防；建立强大的空军，巩固空防。到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又提出要加强国防工业的建设，要加强三线建设的布局。那时我国的主要工业，包括国防工业，都在沿海，内地很少有工业。60年代中期和整个70年代，我国的国防工业，特别是三线建设整个完成了合理的布局。从沿海到内地，一直到西部地区，到处都有工业基地，包括原子能基地、核试验基地等。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正因为如此，从50年代到60年代世界上虽然不断地发生局部战争，不断有紧张的态势，但是我国的整个边防和国防是非常稳固的，没有谁敢轻易地来欺负我们。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第四个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毛泽东建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首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还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并形成了深入民心的优良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路线。特别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神圣使命，为完成这样一个使命就必须有一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改造我们伟大的祖国，使它真正能实现民族复兴。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毛泽东奠定的基础，这就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的道路。这个法宝一直延续至今。当然，毛主席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作过概括。这个活的灵魂是谁来概括呢？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把它概括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这三大法宝既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同时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
最后一个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鸦片战争后，我国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国际地位，只是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特别是抗战的胜利，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的第一次彻底性的胜利，才扭转了这种状况。但在这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国家陷入内战，经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终于建立了新中国，为国家赢得了最后的和平，奠定了大国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承认这个新生政权。当时美国提出一个理论叫做“尘埃落定”。什么意思呢？它认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维持不了几年，那就等着有朝一日中国共产党下台以后再考虑建交的事，实际上就是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承认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信邪，也不怕各种各样的压力，中国共产党有骨气，坚持独立自主这个活的灵魂，顶住了压力，而且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美国人不得不和我们打交道。于是，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上，美国人不得不邀请我们参加，它在外交上不承认我们，但它又不得不承认，在国际会议上没有中国的参加，这两大问题解决不了。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是在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美国还不承认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尼克松来华谋求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签订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个了不起的外交成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地位，也打开了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才有了我们后来改革开放时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另外，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把国民党的代表赶了出去。这一点来之不易，也是我们要永远牢记的，这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穷朋友”。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当年就一再嘱咐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穷朋友”，是这些人抬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综括这五个方面的历史性成就，我们完全可以说，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不朽的民族英雄，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他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当然他也犯错，甚至有犯严重错误的时候，对国家、对民族、对我们的党都带来了很大的损害，给人民也带来了损害。但是，人民仍牢记他，什么道理呢？总的来说，没有毛泽东，我们今天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幸福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党在每一次回顾的时候都讲到这一点，就是当时毛主席创建了新中国，还带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为后来新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们还要说一句话，就是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带领我们大胆地抛弃了过去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的“左”的束缚，我们也不可能走到改革开放这条路上。这一点来说，是邓小平同志的功劳，也是后来从邓小平同志到江泽民同志，一直到胡锦涛同志、XJP总书记，我们中国共产党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奋斗的结果。
（作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李凯旋：论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的碎片化困境与发展前景
1991年，西欧地区最强大的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在里米尼召开了党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更名为左翼民主党（即今天的民主党），从而结束了其70年的光荣历史。虽然以意大利共产党元老科苏塔为首的少数派，以复兴社会主义运动为己任，组建了重建共产主义运动，即后来的重建共产党（以下简称重建共），但重建共并没能力挽狂澜，反而在持续不断的内耗与分裂中，走到了意大利政治舞台的边缘。在重建共二十多年来分化与分裂的过程中，意大利的共产主义政党组织逐渐形成了当前“两弱三小”的碎片化格局：逐渐衰弱的重建共和新成立的意大利共产党（前身是共产党人党，以下简称新意共），以及三支更为弱小的共产主义组织——劳动者的共产党（托派）、共产党（马列）和共产主义者网。几十年前，共产党曾在意大利具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而如今却陷入了碎片化的危机之中，着实令人扼腕。但这在今天的西欧并非个案，通过对意大利的研究，我们或可管中窥豹，对当前西欧各国共产党所处的困境与面临的主要挑战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一、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的分裂与碎片化困境
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的碎片化，一方面表现为共产党组织力量的分散性，另一方面表现为主要共产主义政党内部派系分化的严重性。重建共和新意共是目前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的中坚力量，各有1万名左右的党员；劳动者的共产党党员人数在1000名到1500名之间，共产党（马列）在1500人至2000人之间，共产主义者网大约有几百名成员〖ZW（〗数据源自2015年12月24日时任原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国际部副主任的弗朗切斯科·马林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所做的题为“共产党在意大利的重建：困境、变化、改革与挑战”的报告。其中，重建共历年来党员人数变化、地区分布都可以从其官网获取；其他组织，包括共产党人党（新意共）在内近三年来并没有公开相应的统计信息。）。事实上，除共产主义者网之外的三支力量，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重建共分离出来的。
1.在分裂中衰落的重建共
重建共在党章的导言中把党定位为工人阶级的自由组织，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共产主义社会而解放全人类的所有劳动者、青年和知识分子的自由组织”（重建共新党章，http：／／web.rifondazione.it／home／index.php／73－partito－contenuti／21640－statuto－approvato－ix－conresso。）。党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的思想为指导，拒绝斯大林主义，声称要改变20世纪自十月革命至1968－1969年的工人运动传统（但认为其中自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以来的意大利工人运动是重要的政治参与和大众民主斗争经验）〖ZW（〗重建共新党章，http：／／web.rifondazione.it／home／index.php／73－partito－contenuti／21640－statuto－approvato－ix－conresso。）。重建共这种肯定抵抗运动后本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经验，却不认可20世纪国际共运历史经验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作用的立场，明显承袭于20世纪80年代贝林格所提出的“十月革命的推动力已经耗尽”的主张。
原意大利共产党更名后，重建共一度是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在欧洲激进左翼政治领域也曾有很强的号召力，2008年后却在大规模分裂中走向了衰落。如图1所示，重建共建党后，组织力量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得到快速发展，巅峰时期的党员人数达到13万名；2008年之前在全国议会选举中的支持率一直稳定在6％左右。2008年的“选举滑铁卢”成为重建共衰落的重要转折点。2008之前，重建共也遭遇过大大小小十几次组织分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98年科苏塔带领部分党员成立了共产党人党，以及2006年托派出走建立了劳动者的共产党等；2008年之后，重建共发生了更严重的组织分裂，大批党员出走，要么参与组建其他激进左翼党，如2009年成立的左翼生态自由党；要么彻底放弃激进立场，加入中左翼民主党。截至2015年9月30日，重建共只有10299名党员正式在册（参见意大利重建共在其网站公开的数据：http：／／web.rifondazione.it／home／index.php／tesseramento。）。
重建共内部目前依然存在派系问题。当前主要有两大派别（重建共曾有五大派，分别是“运动中重建”派、“为了左翼重建”派、“身为共产主义者”派、“左翼共产主义”派和“镰刀锤子”派（托派）。），分别是“重建左翼”派和“重建一支共产党”派。其中重建共总书记保罗·费雷罗的支持者和克劳迪奥·格拉西领导的“身为共产主义者”组成的“重建左翼”派，在2013年党的九大中获得了76％的高支持率。费雷罗派的前身是“运动中重建”派，分离于重建共的老多数派，在党内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历史，它主张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冲突中发挥党的作用，拒绝净化党员队伍和意识形态，向女权主义、和平主义开放，反斯大林主义，倾向于建立一个左翼联盟性的、并保持有自身身份特征的重建共。“身为共产主义者”派，是老科苏塔派中的左翼，一度是1921年成立的意大利共产党的忠诚拥护者和虔诚继承者，曾对重建共前任总书记贝尔蒂诺蒂压制议会外运动、批判20世纪苏联、中国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十分不满。重建共九大后，“身为共产主义者”派的政治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寻求与左翼生态自由党（重建共曾经的五大派系之一“为了左翼重建”在2009年出走并参与创建了意大利左翼生态自由党。近两年，重建共与左翼生态自由党的关系较为紧密，一度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共同加入了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领导人齐普拉斯的竞选阵营。）的合作。重建共的第二大派别——“重建一支共产党”派，在九大上获得支持率为15％，他们主张对重建共的组织方式进行改革，创建一支团结统一的共产主义力量。这一派也是下文将要提及的新意共为实现重建统一共产党的计划重点争取的力量。（图表略）
2.在坚持中改变的新意共（原共产党人党）
以原意大利共产党人党为主体组织力量的新意大利共产党，于2016年6月24日至26日在博洛尼亚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新意共的正式成立。新意共在党章中称，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意共领导人葛兰西和陶里亚蒂丰富的思想为指导，以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和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历史中最宝贵的经验为借鉴，秉承抵抗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以和平主义、反帝国主义、环保主义、反种族主义等为价值理念，致力于构建意大利唯一的一支共产党，成为意大利所有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们的先锋队。新意共党章中还提出，全体党员应该认识到劳资冲突仍处于中心位置，应该认识到工人阶级团结的重要意义以及葛兰西霸权理论的突出价值，应在政治活动中坚持国际主义原则（新成立的意大利共产党党章，参见http：／／www.ipartitocomunistaitaiano.it／i－partito／statuto／。）。目前新意共的党员人数不详，党章和纲领主张与其前身共产党人党相近，也没有否定国际共运史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作用，不同之处在于其指导思想中加入了科学社会主义。
由于新意共的组织力量尚不明晰，下面将主要介绍共产党人党从1999年至2015年间的党员队伍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共产党人党的党员队伍在2006年之前，整体呈增长态势。其中，2000年从重建共分裂出的人民民主党（最初为团结左翼）于2004年加入了共产党人党，同年底党员队伍扩充至3万4千余名，较大地增强了共产党人党的战斗力和影响力。2006年，共产党人党所在的中左联盟在大选中获胜，这一年底党员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的4万3千余名。但在2008年大选失利后，共产党人党党员人数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15年底，党员人数仅为1万名左右（共产党人党没有在其官网公布2012年以来的党员变动情况，数据源自2015年12月24日时任原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国际部副主任的弗朗切斯科·马林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所做的题为“共产党在意大利的重建：困境、变化、改革与挑战”的报告。）。
共产党人党在党章中称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禁止党内成立派系，禁止提出不同于党的领导机构已经批准的政治路线。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建党初期的严格实施，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共产党人党党内派系的对立，减少了党的分裂。然而，分裂依然未能避免。其中影响较大的分裂是因未遵守党章中的组织原则并多次在意大利媒体上公开批评党的路线和政策而被开除出党的马可·里佐，于2009年6月带领少数支持者组建了共产党（马列）。新意共也在党章中明确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但能否在实践中得到严格遵守，有待观察。（图表略）
3.身为意大利托派的劳动者的共产党
劳动者的共产党原是重建共内部的托派，于2006年6月因党内分歧分离出来。劳动者的共产党在党章中明确，党是所有劳动者通过夺取政治权力，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来实现自身解放的工具。党的目标是超越任何社会的、民族的、种族的、性别的压迫，实现人类自由发展、团结友爱的共产主义社会。党的指导思想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葛兰西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在组织原则上，坚持民主和集中制，即以最广泛的民主展开讨论，以最统一的方式开展行动（劳动者的共产党党章，参见http：／／www.pcavoratori.it／fies／index.php？obj＝ART＆oid＝4446。）。根据时任原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国际部副主任的马林乔所提供的资料，劳动者的共产党党员人数大致在1000人到1500人之间。
4.与希腊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共产党（马列）
共产党（马列）是从共产党人党分裂出来的一支，2009年建党。该党自称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先锋队，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肯定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认为苏联解体完全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柯西金等实施修正主义的结果（共产党（马列）党章，参见http：／／ipartitocomunista.it／about－us／。）。共产党（马列）与希腊共产党的立场接近，关系紧密，对本国重建共和共产党人党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他们都是偏离正道的机会主义者。也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党对该党的评价是“反对一切，反对所有人”，无法合作。共产党（马列）党员人数在1500人至2000人之间（共产党（马列）没有在其官网公布党员数据，数据源自2015年12月24日时任原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国际部副主任的弗朗切斯科·马林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所做的题为“共产党在意大利的重建：困境、变化、改革与挑战”的报告。）。
5.并非政党的共产主义者网
共产主义者网成立于1998年，前身是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共产主义倡议”与“共产主义论坛”两大协会。共产主义者网的性质，是一种政治运动组织而非政党。主要在拥有5万名成员的独立工会——基层工会联盟（基层工会联盟成立于2010年，是劳动者自发组织的独立工会，目前在意大利的罗马、米兰、都灵等大城市，尤其是公共部门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反对意大利总工会和钢铁工人联合会等传统工会的活动方式。）内开展活动。共产主义者网有几百名成员，主要进行理论研究（如阶级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组织并参与基层工会联盟的活动等。
二、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碎片化的成因
如前所述，原意共更名易帜后，重建共一度成为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的中流砥柱，但它却在不断发生的组织分裂中，走向了衰落。如今五支共产党的组织规模和影响力的总和，仍不及2008年之前的重建共，形成了2＋3＜1的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以重建共为首的共产主义政党在组织原则上作出的重大调整，即放弃了民主集中制。重建共在放弃民主集中制的同时又没能疏导和管控好党内分歧，使得分歧不断升级并公开化，进而常常成为引发组织分裂的导火索。新意共的前身共产党人党虽在党章中明确了坚持民主集中制，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这两支主要共产主义政党内部分歧的公开化与组织的分裂，极大地削弱了各自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意大利共产党人在思想认识上的模糊性与政治立场上的反复性。重建共的组建，并非基于统一的纲领计划和牢固的意识形态，而仅仅是基于“不要解散意共”的共识。重建共等始终没能在意大利不断变动的社会环境中有效地诠释其共产主义理想，也迟迟未能在“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政治现实相结合”的这一重大问题上形成清晰、统一的认识。
1.党的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的改变导致党的分裂
重建共在建党之初，就在组织制度与组织原则上作出了与原意共不同的两大改变：一是同时设立总书记与主席两个职务，二是允许党内有组织派系活动，放弃民主集中制。同时设立总书记和党主席的负面意义远大于其正面作用，因为这对于重建共的普通党员来说，意味着党内有两个最高权威。实际上，1995年重建共党内发生的第一次分裂，就是源于第一任总书记戈拉维尼与党主席科苏塔之间的分歧。最终总书记辞职，并出走成立了新的组织——“团结共产党人运动”，最后并入了左翼民主党。1996年后，重建共党内的巨大分歧，也主要发生在党主席科苏塔和总书记贝尔蒂诺蒂之间。最终，重建共的全国政治委员会投票支持总书记反中左政府的立场，科苏塔带领部分支持者愤然离开，组建了共产党人党（1998年成立的共产党人党，早期较好地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党内没有出现过多派系纷扰，但共产党人党也同时设立了总书记与党主席两个职位。科苏塔因与总书记之间存在分歧而在2006年6月辞去党主席职务，并最终于2007年4月退党，给共产党人党的凝聚力带来了很大损伤。）。此后，重建共便不再设立党主席一职。但是重建共的派系问题并没有因科苏塔的离开而得到解决，并逐渐成为党的一大痼疾。在2008年之前，重建共在激进左翼领域独领风骚，未对内部派系分立问题给予充分重视，反而放任其发展。2008年之后，随着内部分歧升级恶化，重建共遭遇了重大的组织创伤。到2011年八大时，有两万余名成员的党组织内部派系依然多达五支。如今，缩减至万名左右的党员队伍也分成了两大派。
当然，分歧与派系的存在并不会必然导致组织的分裂与碎片化，关键是能否对其进行合理疏导和管控。重建共放弃民主集中制，并对党内派系分歧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显然是导致分裂的主要原因。原意共在20世纪60年代后也形成了五大派：以意大利前总统纳波利塔诺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派，属于党内的右派；以总书记贝林格为代表的党内中间派，主张与苏联保持一定的距离；与意大利总工会联系紧密的英格拉奥派，1969年后意识形态转向环保主义、和平主义等；主张与苏联保持紧密联系、反对解散原意共的科苏塔派，以及在1969年被驱逐的宣言派等。然而，原意共从陶里亚蒂逝世后直至1991年更名易帜却并没有发生重大分裂，除去当时尚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大历史背景外，还可以从组织内部寻找原因：一是原意共党章中明确禁止“宗派主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保证了党内各派意见的充分表达，同时也保证了党对外行动时的一致性；二是时任总书记的贝林格，始终是原意共的灵魂人物，在不同派别之间成功地斡旋协调，疏导管控党内分歧，并审时度势地结合意大利现实，对原意共的实践探索进行理论升华。换言之，民主集中制与具备深厚理论功底和强大政治号召力的杰出领袖，都是使政党能够保持凝聚力与战斗力的重要组织因素。而这两大组织因素，恰恰是当今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所欠缺的。
2.党内思想认识的混乱与政治立场的摇摆导致党的碎片化
作为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的主要力量，无论是重建共还是共产党人党，都存在思想认识混乱、政治立场反复摇摆的问题。
重建共成立后直到1993年，始终与左翼民主党保持距离，延续原意共贝林格时代的思想路线，着力凸显党的共产主义理想，力图塑造鲜明的政府反对派形象，组织力量相对稳定。但1994年，意大利抛弃了运行四十余年的比例制选举，通过了多数制与比例制并行的新选举法（1994年意大利选举法改革后，众、参两院75％的席位通过多数制分配，另外25％的席位则通过比例制分配。）。在新的选举法的限制下，重建共为了保持和扩大在议会中的影响力，不得不选择参加中左联盟。这种“不得不”的结盟，也为重建共日后的分裂埋下了“祸根”。在1996年的选举中，重建共与中左翼政党采取了保持距离的合作方式——共同组建选举联盟，但是不参加政府。左翼民主党在两年后重组，意识形态向右转，与重建共的分歧加大。1998年，时任意大利总理的普罗迪提出于下一年度将《增长与稳定公约》推广至大区、省市等地方各级，裁减公共机构职员，取消对养老金的税收优惠等政策时，重建共的总书记贝尔蒂诺蒂主张对普罗迪政府投不信任票并与之决裂，而党主席科苏塔支持贝林格的“制度长征”，即支持中左翼实施改革，不能让中右翼上台的主张。重建共的全国领导委员会投票通过了总书记的提案，这最终导致了第一届普罗迪政府的垮台。2008年普罗迪中左政府的第二次垮台，也是因为重建共撤销了对政府的支持。重建共每次参加中左政府之后，都遭遇了愈加严重的分裂：1998年党主席科苏塔的愤然离开，是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正式走向碎片化的开端；2009年党的主要领导之一范多拉的出走，成为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这些分裂，表明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在对自身的政治定位和对中左政府的政治立场上一直存在深刻分歧。
重建共在参加中左政府与做坚定反对派之间的摇摆，招致了诸多批评。英国左翼学者卢克·马奇批评重建共前后矛盾地耍“两面派”，一方面参加政府，一方面又动员民众反对它们所不喜欢的政府的措施，这种策略通常会影响党的团结，并给下次选举造成严重损失（〔英〕卢克·马奇：《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于海青、王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23页。）。马奇的批评是中肯的，但是重建共耍“两面派”、政治立场摇摆的背后，本质上是未能对党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党在政治联盟中的角色之间的关系形成统一且清晰的认识。科苏塔在2007年退出其亲手组建的共产党人党时，曾不无痛心地指出，共产党人党内部已经出现了他无力遏制的极端偏离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与实践的倾向，因为在与绿党共同提名的候选人名单上，共产党人党并没有明确标示出其斧头镰刀标志。意大利当前的政治格局和选举制度，决定了走议会道路的共产主义政党如果要保持甚或提升政治影响力，最好通过政治联盟的方式参加选举，否则就存在被边缘化甚至失去话语权的风险。但是，重建共和共产党人党等却始终没能在如何于联盟中恰到好处地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并保持政治独立性以避免被中左党同化、被选民抛弃这一关键问题上，形成清晰的认识。这导致两党每次在参加政府后，都出现大规模的党员流失问题，遭遇危及生存的分裂。
2008年，重建共和共产党人党支持的中左政府倒台后，重建共内部再次就未来的政治路线问题发生了分歧，时任普利亚大区主席的范多拉和曾任社会团结部部长的费雷罗就党总书记一职展开竞争，前者主张放弃共产主义政党身份，建立一个新的左翼组织，后者主张坚持重建共最初的身份特征。最终，费雷罗以微弱优势赢得党内支持，而范多拉于2009年带领部分支持者组建“为了左翼的运动”，并于当年底建立了左翼生态自由党。左翼生态自由党的成立，成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这其中自然有组织原则变化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重建共在“春风得意”时，忽视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重要意义，忽视了将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政治现实相结合的重要性，助长了去马克思主义、去共产主义的主张在党内滋生泛滥，从而对党的组织生存与发展构成了很大威胁。
三、克服碎片化的努力及面临的挑战
碎片化本身，意味着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力量、政治动员能力和话语权的全面萎缩。重建共和共产党人党在遭遇选举支持率急跌和组织力量萎缩的双重创伤后，一度携手开启了构建更加团结的激进左翼组织的进程，后不幸归于失败。在总结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共产党人党又提出了重新建立意大利共产党的计划。在遭遇了重重困难后，新意共最终于2016年6月成立。
如今，重建共等主要共产主义政党组织已经丧失其在意大利激进左翼政治领域独领风骚的地位，这带来的最大消极影响就是意大利激进左翼政治出现了去共产主义趋势。从重建共分离出的新兴激进左翼党——左翼生态自由党，如今已经呈现出替代重建共的态势，而后民粹主义力量五星运动党，也吸引了大批激进左翼的成员和传统支持者。这些政治力量的强势兴起，都会严重挤压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生存空间，对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构成极大挑战。
1.克服碎片化的努力及成果
重建共和共产党人党在2008年选举失利后，曾试图通过构建左翼联盟加强合作，但联盟却以解体告终。重建共在总结左翼联盟（2009年－2012年）的经验教训时，提出建立统一的政党不仅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做基础，还需要对当前的政治阶段和政治战略有共同的认识。然而，两党在激进左翼的政治自主性与战略替代中左翼的问题上，一直有分歧。重建共主张在批判中联合中左翼，政治上独立于中左翼，共产党人党则坚持与中左翼联合，否则会让右翼渔翁得利。此外，重建共认为团结所有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最好平台是重建共。因为原意共解散后，重建共扛起了共产主义旗帜，总结过去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彻底的转型，成为意大利团结各共产主义力量的主要平台（Pdci，CrisidemovimentocomunistainItaiaepercorsidiunitàerioranizzazioneneeTesidePdci，MarxXXI，2013，No.2，pp.37－39.）。但共产党人党却认为，重建共内部派系过多，缺乏坚定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一支折中主义的政党，不能有效团结所有意大利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党自2014年9月以来，一直争取将本国包括重建共在内的所有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组织纳入其所推动的重建意大利共产党的计划。该计划的主旨是恢复意大利共产党在20世纪的优良传统，振兴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未获得重建共领导层的认可，但重建共大约20％党员已经对此计划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共产主义者网的成员也表现出了对共产党人党计划的兴趣。但是劳动者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马列）依然对该计划表示不信任，也无意参与。共产党人党对外联络部副主任马林乔称，他们的建党计划最终预计将会吸引2万5千名左右的共产主义者加入，2018年的议会选举中将能赢得2％的支持率（本段数据皆源自2015年12月24日时任原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国际部副主任的弗朗切斯科·马林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所做的题为“共产党在意大利的重建：困境、变化、改革与挑战”的报告。）。
就2016年3月份以来的实际情况来看，重建新意共的实际成果与预期目标尚有很大距离。在召开第一届意大利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重建计划的首创者共产党人党甚至再度出现了党员出走的现象。不过，新意共最终于6月份成立，正在步入正轨。新意共组建的宗旨是团结所有意大利共产党人，推动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但如果它不能与重建共携手解决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政治现实相结合的问题，那么意共的“重生”恐怕将不会具有多大价值。即便新意共最终能够吸收2万名党员，也只是在短期内有限提升党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并不能从实质上解决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的碎片化问题与发展问题。
2.其他激进左翼与后民粹主义带来的挑战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欧社会对左翼力量作出了全面重新定义。这些年激进左翼力量的变化和重新组合所带来的根本性转型，致使共产党不再是反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全权代表。金融危机后，意大利再度兴起的后民粹主义力量，也提出了与共产党相近的民生主张，并大量吸收了共产党的传统选民。新生激进左翼与民粹主义力量，是目前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克服内生性碎片化问题时，必须积极应对的外部挑战。
前文提到的左翼生态自由党，如今是意大利激进左翼政治领域中力量最强的政党。该党的主要力量分离于重建共，并与之拥有共同的选民基础，是一支去马克思主义化、去共产主义化的激进左翼。左翼生态自由党在意大利政治光谱中处于共产党和民主党之间，其意识形态为民主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左翼生态自由党的纲领主张包括：与失业作斗争，保障最低收入、裁减军费和保障劳动者权益，抵制政府以削弱劳动者集体谈判能力为目的的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等。这些主张对重建共和共产党人党的传统选民产生了很大吸引力。2013年，与重建共等选情大落（2013年，重建共与共产党人党联合其他六支左翼组织，组成了“公民革命”联盟参选，在众议院的选举中获得了2.75％的支持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翼生态自由党在众议院获得了3.2％的支持率，参、众两院分别获得8个和32个议席。
以五星运动党（五星运动党成立于2005年，2008年正式参加地方政治选举，曾斩获四个城市的市长职位。2013年首次参加全国议会选举，便在众议院的选举中获得了高达25.55％的支持率。2016年地方选举中，又赢得了罗马和都灵两大重镇市长之职，再度震动政坛。）为代表的后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对意大利所有的激进左翼组织都构成了巨大挑战。所谓后民粹主义，主要指利用现代发达的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社交网络平台进行政治动员，表达“人民”对“腐败精英”的不满。五星运动党的人民指的是“纯洁的公民”，“腐败精英”指的是腐败的政客、政党、代议机构及传统媒体。虽然冷战后的意大利一直是民粹主义的乐土（MarcoTarchi，Itay：thePromisedandofPopuism？ContemporaryItaianPoitics，2015，Vo.7，No.3，pp.273－285.），但事实上，直到金融危机爆发，也未产生能对激进左翼真正构成威胁的民粹主义力量。2013年议会选举的“黑马”五星运动党以其充满民粹主义气息的纲领，“颠覆”现有政党体制和要求改变现状的煽动性言论，以及与普通党员联系紧密的组织结构和线上线下结合的政治动员方式，获得了选民、媒体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五星运动党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对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构成了较大的冲击。该党外延丰富的“人民”概念，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动员产生消解作用；“腐败精英”的概念，也包含了对传统共产主义政党的社会功能与价值的否定。另一方面，五星运动党在组织力量上的急剧扩张，对共产主义政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虽然该党声称超越“左和右”，但根据调查显示，五星运动党的党员和支持者，最初都是来自意大利传统红区的左翼选民（orenzoMosca，TheFiveStarMovement：ExceptionorVanuardinEurope？TheInternationaSpectator，2014，Vo.49，No.1，pp.36－52.），而且该党议员的政治主张，以及在议会中的投票表现与左翼生态自由党议员十分接近（AriannaFarinei＆EmanueeMassetti，Inexperienced，eftists，andrassrootsDemocrats：aProfieoftheFiveStarMovement’sMPs，ContemporaryItaianPoitics，2015，Vo.7，No.3，pp.213－231.）。也有学者指出，该党获得成功的关键，不仅仅是“网络民主”的极致化，而更多地在于它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建传统，重视基层组织活动，重视普通党员的意见与作用（AriannaFarinei＆EmanueeMassetti，Inexperienced，eftists，andrassrootsDemocrats：aProfieoftheFiveStarMovement’sMPs，ContemporaryItaianPoitics，2015，Vo.7，No.3，pp.213－231.）。
为此，作为中坚力量的重建共和新意共，在重建更为团结的共产主义政党组织的过程中，面对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的“外患”——左翼生态自由党和五星运动党共同构成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上的挑战，应改变“嗤之以鼻”的态度，不应简单冠之以“乌合之众”之名，须认识到这两者不仅对共产党人的传统政治生存空间构成了威胁，而且在更为深远的意识形态上的，即去马克思主义化的和去共产主义化的威胁更大。
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未来的复兴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大利共产党人是否能够恰当地解决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的政治社会现实有效结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形成清晰且统一的认识，是意大利共产党人有效应对来自新兴激进左翼与后民粹主义的巨大威胁与挑战的重要前提，更是克服碎片化、实现有机团结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1】〔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下册），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2】史志钦：《意共的转型与意大利政治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3】〔英〕卢克·马奇：《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于海青、王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4】李其庆：《“欧洲激进左翼”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4期。
【5】吕薇洲：《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论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1期。
【6】林德山：《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现状及变化评介》，《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5期。
【7】MarcoTarchi，Itay：thePromisedandofPopuism？ContemporaryItaianPoitics，2015，Vo.7，No.3，pp.273－285.
（编辑：谭晓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李凯旋：民粹主义在当代欧洲兴起的根源
民粹主义是一个随着时代与社会环境变迁而不断演化的概念，在当代政治中有不同的变种。但无论哪种形态，其核心的且无法回避的问题都是人民与精英的关系问题。民粹主义将社会分裂为两个同质的对抗性群体——即“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其主张可粗略地概括为反精英、反建制和激进民族主义。
金融危机后的欧洲民粹主义风潮，最初发端于主流政治的边缘，并没有引起政界和学界的重视。2012年后，各类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异军突起，对欧洲主流政党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甚至撼动了部分国家的政局：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成为执政党深化了欧元区的货币危机；有种族主义“基因”的法国国民阵线改头换面后强势回归并迫使主流政党联手对其进行阻击；有排外脱欧倾向的英国独立党成为英国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第一大党；疑欧且反移民倾向突出的奥地利自由党在2016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力压主流政党的表现令人震惊。此外，短期内迅速崛起的西班牙“我们能”党，在2016年的议会选举中成绩斐然，稳居第三大党之位；近几年不断扩大选民基础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又在2016年地方选举中斩获罗马、都灵等重镇市长之职，大有将在2017年议会选举中突出主流政党合围之势。
当代欧洲民粹主义的主要类型
右翼民粹主义，是欧洲最为“显赫”的民粹主义力量，主要分布在西欧和北欧。新自由民粹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两个亚类型。新自由民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坚称个人的自由，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日渐被建制性力量所威胁。新自由民粹主义者的“人民”是辛勤工作的纳税人和受到政治与官僚“精英”压制的企业家。新自由民粹主义者的目标是改良，甚至颠覆（如果可能的话）大政府和国家的干预，同时保护“普通民众”，反抗所谓“腐败的精英”。民族民粹主义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此处民族主义指的是一种狭隘的、排外的民族主义。欧洲右翼民族主义观念中，国家与民族是一体的，非本民族的元素（人和观念）都是对本民族同质性的威胁。民族民粹主义者，一般并不会持有完全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观，而是认为各民族虽平等但完全不同，外族无法融入迁入地社会，以至于会成为当地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统一性的威胁。具有代表性的政党有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英国独立党等。
左翼民粹主义意味着民粹主义与新左翼意识形态、激进民主社会主义的结合。左翼民粹主义党一方面谴责“第三条道路”的妥协与共享权力的战略抛弃了工人阶级；一方面，他们自身也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放弃革命路径，倡导改良。左翼民粹主义话语下的“人民”是被压迫的劳动阶级，精英是国际和国内的金融经济寡头。左翼民粹主义更具包容性，但在西欧影响力相对不如右翼民粹主义，金融危机后在南欧的号召力呈现爆发式增长。具有代表性的欧洲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有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的“我们能”党等。
议题民粹主义金融危机后在意大利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它拒绝接受任何强意识形态，无明确的价值观，反建制，反政党，反代议制民主，追求直接民主。议题民粹主义者，随时会根据有利原则在右翼与左翼之间摇摆，并利用民粹主义言论来吸引各阶层选民，所以，很难把他们放在传统的左右翼政治光谱中去衡量。议题民粹主义的“人民”是没有加入任何政党，利益没有被任何政党代表的人。而他们的“敌人”，主要是指现存主流政党和“腐败”的政客。
欧洲的民粹主义力量都声称代表人民的利益，但“人民”的内涵却极为不同。也就是说，在欧洲民粹主义的核心地带，一直在进行话语构造。这种构造背后所反映的，正是欧洲意识形态的碎片化以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危机乱象。
当代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根源
金融危机后，左翼民粹主义在南欧的繁荣与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欧与北欧的强势回归，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这并非偶然现象。这是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之一匈牙利人卡尔·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的结果。所谓双向运动，指一方面是市场不断地扩张，另一方面是与之相反的，源自社会的、限制市场扩张的倾向。【①】如果当今欧洲高度发达的经济一体化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扩张结果，那么与其交织前行的福利国家建设，就是欧洲社会力量对自由市场力量扩张的反向限制。但是，目前欧洲国家的福利，都是基于成员资格的特权而非人人可得的自然权利，其覆盖范围是不可能任意无限扩大的。如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在全球的快速与强势扩张，已经深深威胁到了欧洲福利国家的财政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外流、经济转型导致的社会保障税收的减少；二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失业人口增多带来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压力。因此，民粹主义在福利欧洲表现更为突出的经济根源在于，自由市场给福利国家的财政基础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但是，民粹主义在欧洲不同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坚持狭隘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右翼民粹主义力量，更容易在西欧和北欧获得巨大影响力。因为，经济全球化和欧洲经济一体化无论是作为一种进程还是结果，都对欧洲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去边界化影响，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不断瓦解和重塑劳动阶层，给他们带来了生计的不稳定和竞争的压力。于是，身处资本主义经济中心位置且享有成熟福利体系保障的北欧和西欧劳动者，在面临生计风险时，总有一种内在倾向去借助非阶级的排他性界限，如国籍、民族、年龄、种族等，以作为他们要求保护避免陷入灾难漩涡的基础；从而将维护福利国家的边界与自身享有的福利特权作为对抗自由市场扩张与欧洲经济深度一体化的主要方式之一。前些日子结束的英国退欧公投，即为明证。此外，关注福利议题并持强硬疑欧立场的右翼民粹党——奥地利自由党，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的抢眼表现，也令人警醒。毋容置疑，英国的退欧公投结果以及奥地利自由党的强势兴起，与近几年愈演愈烈的欧洲难民危机不无直接关系。但这同时，也更为深刻地表明，相当大一部分西欧民众倾向于采取强化民族福利国家边界的方式，来应对威胁到其生计安全及福利特权的人员与资本的全球流动，即自由市场的全球扩张。
而在南欧如希腊、西班牙等国，左翼民粹主义更容易受到追捧。南欧各国无论是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核心国所主导的欧洲经济一体化，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快了对福利国家的建设。但是，南欧在欧洲统一大市场中相对于中心国的劣势竞争地位，决定了它们构建福利体系资源的有限性和举债提高社会保护水平的不可持续性。当下在希腊执行的“财政紧缩”与“福利瘦身”更多地是被代表核心国家自由市场的力量所“胁迫”的，即著名的“三驾马车”——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在经济困境未得到任何缓解，失业率攀升、劳动者生计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此种急进的、源自外部压力下的福利瘦身改革，成为大规模左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导火索。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的“我们能”党，在近两年议会选举中获得的高支持率，表明了相当一部分南欧民众希望借助国家力量对欧盟中心国垄断资本主义力量进行反抗的决心和寻求保护的愿望。
当代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政治根源
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源于当前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与主流政党的代表性危机。民主，在现实实践中可以有不同的制度设计。一种为直接民主，另一种是间接民主。间接民主意味着，“发号施令的政府可能来自人民的选择，但是人民不制定和执行法律”【②】。欧洲民粹主义并不反对“民主本身”，而是产生于直接民主对间接民主的否定，以及对主流政党的代表性的质疑之中。
代议制民主常常被视为在人口众多、分工细致的现代社会难以实施直接民主时的一种合理选择。代议制民主，本以代表民意和表达民意为己任，但在实际的代议中，因民意需通过若干中介组织和中间阶段才能被表达，或被稀释，或被延迟，甚或被扭曲。少数国家在制度设计中包含了公民表决权、公民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为弥补代议制的上述缺憾。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不易行使。比如罢免权，瑞士在联邦层面尚不可实施，仅个别州议会通过了罢免选举法案，但因条件严苛，却并不易实施。如在瑞士意大利语区的提契诺州至少所在选区30％的公民联合签名提出要求，才可举行罢免投票。所以，即使民众对代议者产生不满，也很难收回赋予其的权力。因此，欧洲多国总是广泛存在寻求直接民主的民粹主义力量。
代议制在欧盟层面，还存在严重的民主赤字问题。由政治和经济精英所推动的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是成员国不断向欧盟让渡经济主权的过程。欧盟庞大经济权能与政治责任的背离，即在经济领域获得的大量权能与成员国民众对其十分有限的监督与约束形成的鲜明对照，是其民主赤字的主要表现。随着欧盟民主赤字的扩大，疑欧情绪也日益高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激进主义疑欧政党的席位增多就是明证。
民粹主义的兴起还与欧洲主流政党的代表性危机，以及左翼的衰落有很大关系。一般而言，政党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也是代议制民主最为重要的中介组织。但在欧洲，无论是构成欧洲议会社会党党团的各主流中左翼党，还是构成欧洲议会人民党党团的各大中右翼党，为在政治博弈中提升支持率赢得选举，愈来愈倾向于实施和制定讨好中间选民的纲领政策，嬗变为所谓的“全方位党”。而与此同时，随着苏东剧变后西欧原共产主义政党的衰落，法共、意共等左翼政党的选民失去了利益代表和“护民官”。于是，持有民生议题的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政治主流与边缘之间的空白处兴起。它们反映的往往是主流政党议题之外的普通民众的关切，反对的并不是议会政治，而是主流政党及其强势的政治安排。【③】如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西班牙，为反对获得了本国主要政党强力支持的紧缩政策，爆发了大规模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占领运动，其中“愤怒者”运动已经发展为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我们能”党。主流政党长期把持政坛而滋生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也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如意大利的诸多民粹主义运动，就是起因于抗议民主党、力量党、北方联盟等大党的腐败问题，进而扩大到反对所有政党和左与右的意识形态。
代议制民主的缺陷，欧盟的民主赤字，主流政党代表性危机，催生了一种对政治异常反感的情绪，包括排斥政治活动、排斥政治人物，反主流政党——在其中，民粹主义得以发酵，弥漫在整个欧洲上空。
结语
不应简单地认为民粹主义是反动的，愚蠢的和肤浅的。它在欧洲的盛行，一方面反映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在全球的扩张与民族福利国家社会保护之边界的冲突；另一方面反映了深度参与开放的自由市场的精英与被边缘化的底层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民粹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对普通民众难以抵御的“诱惑”，恐怕并非因为其实际主张多么地令人信服，而在于主流政党在民主绩效上的糟糕表现——其所代表利益的局限性，以及兑现竞选承诺和解决经济与社会危机的能力愈来愈弱。
当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所带来的不同阶层间利益冲突的加剧，以及社会与政治秩序的调整压力，不仅在欧洲存在，在所有被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民粹主义，或将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皆须警惕的问题，但需在具体的、特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寻求解决之道。
注释：
【①】【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8页。
【②】【美】C.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7页。
【③】PauTaart，Popuism，Berkshire：OpenUniversityPress，2000，P.73.
（作者：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李培林：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进入新阶段
世界经济自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似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低增长周期。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概念来说，这是“新平庸”（newmediocre）时期的到来，而这个时期究竟会持续多少年，短期内并无定论。就国内经济来说，原以为在长达30年DP年均约10％的增长时期结束之后，我国还会经历一个持续约20年DP7％—8％的增长时期，但没有想到7％以下的DP增长时代到来得这么快。
实际上，这样一种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除了受国际形势的影响，背后更深刻的原因还是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但变化的压力从来没有像今天感受到的这么强烈。产业结构升级是大势，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社会结构转型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社会学界大概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才开始讨论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当时，学者们就讨论过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关系，并且认识到相较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转型是一个更加漫长、坎坷和艰难的过程。所谓社会结构转型，实际上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它暗含的假设是这些巨大的结构性变动具有一种连带的相关性。根据这种相关性，漫长的现代化过程可以分成几个大的阶段，比如工业化初期，对应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集中；工业化中期，对应城市的郊区化扩展；工业化后期，对应所谓“逆城市化”等。目前，虽然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但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船并没有因此而减速或停滞，仍在破浪前行。只不过，这种转型不再是以脚手架铺天盖地、厂房密布、高楼林立等为符号特征，它更像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换言之，大量的来自社会经验层面的资料和数据显示，我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已经固化，相反，我认为它仍具有非常大的变动弹性。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表明，即便是在经济增长较慢的时期，社会结构仍然会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仍在快速进行，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的非农化、城镇化走势依然强劲，无论是在经济产出、就业、居住等方面，还是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等层面，都是如此。二是职业之间的社会流动也在快速进行，现代服务业呈现出最为强劲的增长，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不仅超过了工业，也超过了工业和农业之和。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转折，一个新的、庞大的所谓“白领”阶层正在形成。三是以创新为驱动力的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正在兴起。如果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波社会大流动是资本驱动的，第二波社会大流动是城镇化驱动的，那么现在的第三波社会大流动就是创新驱动的，这三种社会流动是当前中国仍然充满活力的重要基础。社会流动的走势是提高社会产出、提高社会效率、增强社会成员的能力。如果非要用什么指标来阐释的话，这个大变化可能一直要持续到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75％、第三产业人员比重达到6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以上才会逐步稳定下来。
当然，要准确把握社会结构转型这样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研究新的阶段性特征，要把这样一个宏大的课题进行层层递进的具体化。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和未来挑战，与改革开放的前30年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劳动力供给关系、职业结构变动、收入分配格局、老龄化社会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转折点”。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以后前30年的发展，与我们正在进行的后30年的发展，似乎是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大阶段。我曾经用“经济起飞阶段”和“新成长阶段”来概括，但还不能说非常准确，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
李瑞琴、遇荟：中国道路：成就原因问题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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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7日、9月30日、10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单位在德国柏林、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分别召开了第二届中国道路欧洲论坛。会议主题为“中国道路：成就、原因、问题、对策”。中方与会代表31人，在各分论坛作交流发言计36人次。德、法、意三国正式与会代表46人。各国学者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一、关于对中国道路的理解与思考
上海社会科学院潘世伟研究员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生、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三个大的周期阐述了中国的变革和发展。
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教授多米尼克·洛苏尔多高度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存在的合理性，他说：并不存在唯一且具有绝对意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的前15年，我们看到了接踵而至的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经济全盘集体化。而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就以公有经济、公私合营和私有经济并存的模式治理着中国很多地区。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创新了社会主义模式，使几亿人民脱离贫困，缩小了与西方的巨大差距。
《马克思二十一》联合主编娄德烈·卡托内认为，马克思主义通过十月革命、通过基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列宁主义传到了中国。就像毛泽东在1930年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产生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新理论、新的道路。一个新社会不会从白纸上产生，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的成分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丰富发展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借助中国伟大的传统文化和哲学，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自己的政体形式。中国道路会变得更加持久，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长久性和复杂性的过程，包括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合作，可以加强、丰富两国的文化、传承与交流，更加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通过了解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吸取有益的经验。
有意大利学者指出：XJP强调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和积极性，毫无疑问能够促进中国的发展。这种思路也能够帮助意大利面对和解决21世纪存在的社会问题，更好的发展和更新马克思主义。1881年马克思在与查苏利奇的通信中谈道，社会主义产生于所有现存的生产过程中。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这样理解。中国道路产生于当代中国现实，能够解决经济危机发生时的社会问题，展现了实际效果，虽然很艰辛，但它是通向成功的道路。
清华大学肖贵清教授、河南师范大学孙景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瑞琴、谭扬芳研究员等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他们强调，中国道路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路，与世界和平发展之路紧密相联。
二、关于中国道路的前景与挑战
德国左翼党成员沃尔佛拉姆·阿道夫说，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力量在欧洲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在东方特别是中国却大不一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政权，而且经过6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成就。他还指出，从1994年开始，已经出版了八辑的德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考据词典图书项目，不仅收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还收录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的思想，收录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的内容。
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就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发挥两个积极性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强调指出，中国目前积极倡导通过全球治理稳步实现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进一步推进国际金融合作，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治理。
历史学家、《马克思二十一》科学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赫博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后的中国与意大利”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贡献巨大，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历史上的伟大转机。中国是否实行多党制，如何使共产党走向新的发展，要视中国的国情而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要考虑不同国家的不同因素。中国道路对于意大利是值得借鉴的。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刘建武研究员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最根本的不同就是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法国巴黎第十大学荣休教授之一、国际信息与前景预测研究中心委员米歇尔·阿利耶塔对中国经济问题很有研究，他说，1995年－2010年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国际化。当时中国劳动力充足，积累率高，低成本持续发展了15年，增长一直保持在10％左右。2012年中国服务业产值占DP约48％的份额，制造业降为426％，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以制造业为主发展的阶段，进入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阶段。在西方，已很久没有国家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成效。中国一直在实行着五年计划，完善增长方式，现在中国要跨越这个阶段，进入小康社会，需要接受新的挑战。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科学荣休教授之一的托尼·安德雷阿尼认为，中国经济上的创新发展要引入计划性，需要多种计划考虑经济发展，集中开发民营企业、集体经济。资本项目完全开放会带来不可预期的结果，因此必须加强市场监管，不能放松。可以简政，但必须控制，特别是对用工市场、税务等方面。还必须加强反腐败、反浪费，监管广告产业等。企业融资不一定都靠股市，可由合作银行提供。中国股市的发展不能代替银行贷款，有时股市很难监管。中国政府必须运用国有资源，避免短期的投机性事务，用计划的方式改进贷款系统。三、关于中国道路成功因素的分析
中国学者比较集中地对中国道路成功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使国外学者更充分、全面地了解中国道路，如中国社科院马研院邓纯东院长所说，通过这个机会，把中国道路的真实情况，全面准确地向欧洲作介绍。中国道路面临的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也需要倾听欧洲朋友的建议，这对于丰富中国道路的理论，有着积极的意义。
山东社会科学院唐洲雁研究员阐明了全面小康与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问题，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地位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轩传树研究员从中国改革开放实行多种所有制、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等，说明中国走出了一条“新路”，一条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之路。
河南师范大学王桂兰教授重点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力，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所起的作用。
广西师范大学钟瑞添、张艺兵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时刻注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现实实践。
厦门大学张有奎教授和冯霞教授、大连理工大学魏晓文教授、兰州大学王学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李春华研究员等中国学者从不同方面论述了中国道路成功的因素，使外国学者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道路。
四、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及“一带一路”、亚投行建设的讨论
意大利经济学家、《马克思二十一》撰稿人之一帕斯夸莱·奇卡莱赛对中国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举措及实践进行了研究。他说，中国一方面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对抗美联储的巨额量化宽松带来的通胀，另一方面实施强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涨工资，6万亿美元的城镇化计划，户口改革和6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等，从而保证了中国实体经济的稳定性。在新一届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促进国内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开展“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海外投资，来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产业方面，实施1.7万亿美元的巨额转产投资。这些都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积极举措，应该得到赞赏和支持，意大利也将从中受益。
意大利经济学家、欧洲研究中心主席弗拉迪米洛·贾凯指出，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事实上是由新兴国家买单的。外汇储备尤其是美元仍然主宰着新兴国家。这不断激发中国对现行全球货币体系的超越，并且正在以两种方式进行：首先通过双边协议强化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地位，其次以金砖国家而非欧洲、美国、日本三角为核心组建多边发展银行。这些银行的战略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缩小新兴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释放世界经济增长的潜能；另一方面，构建向更为平衡的国际金融秩序过渡的金融基础结构。
法国欧洲议会荣誉议员弗朗西斯·乌尔兹肯定了中国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尊重所有宗教信仰的理念，称这是一个巨大的合作项目，把各个国家都联系在一起，是与大西洋公约组织完全不同的做法。共产主义者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实现人类的利益。需要唤起公众，引发希望。
德国律师罗尔夫·盖夫肯对“中国劳动法的道路”作了认真回顾。他认为，自从2008年中国颁布劳动合同法后，劳动者拥有了更多的自信，甚至不依靠法律自发的组织运动。与西方的劳动法相比，非常重要的是，中国的法律已经不再认同口头协议，一定需要书面的劳动合同。而在德国，劳动法甚至没有。
上海社会科学院姚建华研究员着重阐述了他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桁林研究员介绍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情况。
五、关于中国的民主、多党制、国家治理等问题的讨论
邓纯东研究员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他对民主的认识。他认为，民主在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健康地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决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他从中国百余年来的发展历史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以及实行多党制的危害性。他说，中国近代以来100多年的历史表明，领导中国最成功的就是共产党。就言论自由而言，中国目前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也是多渠道的。中国社会拥有政府和民间的对话机制，中国人民合理诉求的实现，有很多途径，中国的制度并没有堵塞言路，但任何人的言论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国际部副主任弗朗西斯·马林乔说，近年来，中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迁。但在西方，人们对于中国的变化，惯常使用的描述性话语（如左与右）常常是不恰当的。可以说，当中国人变得有那么“一点西方”的时候，西方还在原地不动，没有意识到应该去改变，去获取能与这个世界相沟通的话语体系。明显的例证，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败斗争，西方媒体对此最流行的解读就是，把反腐视作清除政敌的工具。实际上，反腐败斗争要深入得多。由于同时反资本外逃，反利益集团，反腐败还有阶级斗争的意义。此外，清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腐败，有利于强化党的形象，推动经济改革与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化。西方总是指控中国是一党主导的专制国家，却自认为是自由民主的典范，指责中国共产党事实上阻碍改革和发展。西方应该做的是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发展进行具体且实在的观察，而不是继续拿西方的政治标准套用在中国的情况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戴立兴副研究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按照“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树立良好形象的一系列做法。
法国社会学家、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让－路易·洛卡提出，应该严肃看待中国，没有真正的理解，就不会有正确的评价。中国所经历的是西方18世纪－20世纪所经历的一切，是一个大变化、大转型，所以，概念上理解的困难是存在的。一方面，中国完全像别的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历史和特点。比如中国社会收入差别过大，但是和印度、巴西相比，中国的情况要好很多，做中国人比做印度人、巴西人都要好。中国的城市建设、工业化发展，劳工关系的现代化、婚姻法的制定等，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和其他国家并不是毫无共同之处。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必把民主和非民主对立，把中国和西方对立。并不是有个民主机制就一好百好，别的国家也有很多的示威和抗议。
天津师范大学马德普教授谈了他对中国目前进行的治理模式的理解。
一名来自海地的法国协会成员说，感谢中国同志的包容和睿智，他们有自己的成功和困难。我们为什么一直拿西方的模式来套中国？中国已经找到自己的出路，已让上亿人摆脱了贫困。光靠民主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与会学者还就中国与全球化问题、中国崛起对西方陈旧思维的冲击问题等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最后，多米尼克·洛苏尔多以真挚、热情的发言，结束了意大利论坛的讨论。他说，中欧论坛意大利会场在这里，可以说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就是让全世界了解中国。中国是最想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国家，最想保卫世界和平的国家，这就是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没有哪次会议像今天的论坛这样，能够真正体现世界走向和平的意愿。
李瑞琴：柏林墙倒塌的教训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希望——读《柏林墙倒塌30周年记》
2020年10月3日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以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方式完成德国统一30周年。德国统一前曾发生柏林墙倒塌事件，这一事件在促进德国统一和苏东剧变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这一系列的重要历史节点，由东德最后一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克伦茨选编、十多位东德党政军领导人及其辩护律师撰稿完成的《柏林墙倒塌30周年记——原东德方面的回顾与反思》（以下简称《反思》）一书编撰完成、即将出版。在该书中，这些东德党政军领导人深刻反思了东德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深入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经验，认为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希望的承载者，强调中国的经验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战略。
一、党的领导软弱无力是东德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东德党和国家前领导人在《反思》中普遍认为，没有党坚强有力的领导，社会主义就无法存在和发展，东德社会主义失败的首要原因在于党的领导软弱无力。
1.长期弱化、放松执政党建设，导致党面对复杂局势束手无策、软弱无力
前总理莫德罗在《反思》中回忆说，面对1989年春天的动乱局势，以昂纳克为首的党中央表现得束手无策，领导层完全没有能力从当时的政治态势中得出客观的结论；当时，华约内部分崩离析已是大势所趋，匈牙利与西德秘密谈判得到了开放边境5亿马克的回报，东德提出维护既定协议的要求被驳回，匈奥边境的开放使华约朝分崩离析又近了一步；面对这种局势，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束手无策，来自党内和各专区、县的许多迹象和信号被领导置之不理，当一系列事件迎头袭来时，党的领导层丧失了思维和语言能力。【1】
其他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国防部原部长霍夫曼上将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是党和政府已经失去了权力，党中央领导表现出了哑口无言的不作为现象。重工业部原副部长布莱辛指出：党处于分裂状态，领导层行动不一、立场不一；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追求名利的野心家和机会主义者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党的政治权力逐渐旁落。就连作为当时领导集团一员的克伦茨也承认：“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在昂纳克领导下，因为恐惧而陷入沉默无语状态，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他反思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拥有主权的理应是人民，而不是一个政党、一个领导圈子或者一个总书记。”
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深刻反思既还原了当时形势的严峻性，也反映了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当时的被动无能状态。党的领导人的这种反应是其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放松、忽视甚至忘却党的建设的必然结果。党在危急时刻丧失了掌控和应对局势变化的能力，任由野心家、阴谋家、西方敌对势力破坏国家，致使西方长期预谋的和平演变阴谋得逞，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2.党脱离了人民群众就失去了最坚强的依靠，党的力量就无从谈起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党必然失去基础和力量，陷入软弱无力的状态。
经过柏林墙倒塌和整个苏东剧变，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上述道理有了深刻的体认。克伦茨坦承：东德存在着应当批评的错误政策——例如，对法治的作用看得太低，对政治的作用估计过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与公民打交道时不能平等对待——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国家虽然掌控着媒体，但人民对它们的信任度很低。格拉专区原第一书记波斯特勒认为：为了避免给西方以批评的口实，党内倾向于不讨论所犯的错误，结果导致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对缺点和失误讳莫如深，这种现象先是发生在各种媒体平台上，后来发展到党组织内部，越来越普遍，这就大大削弱了党和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波斯特勒还指出：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壁垒森严，普通百姓未经批准不得进入，过去这被认为是正确的，现在看来在机要文件严格保管的情况下，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完全没必要与普通党员及群众隔离，应当更加亲民、更接地气。财政部原部长西格特指出：媒体常常用许多意识形态的套话生硬表述党的信仰和原则；凡事因循守旧、被动反应，而不是主动进取，久而久之，党在人民群众中就失去了可信度和信任度，哪怕在社会政策上做了许多好事也无济于事。
脱离群众是执政党的致命威胁。媒体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生活的报道，不过是党政机关长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表现和结果，根本原因还在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令人民群众反感的方式已经成为媒体和党的机关的惯常做派。这种脱离人民生活实际的做法，使得党的领导机关成为人民群众最陌生、最疏远的地方，使领导干部成为人民群众最陌生、最疏远的阶层。因此，即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会在心理上遭到人民群众的拒斥。
3.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导致理论工作僵化和不健康政治生态
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方面忽视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的真实声音，另一方面又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夜郎自大，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为我所用，因而变得越来越闭目塞听、视而不见、畏惧创新。
在《反思》中，党中央科学与教育委员会原主任席尔默承认，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整个社会科学完全采取上述态度。席尔默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到80年代中叶，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制定和贯彻政策时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党的理论工作越来越松弛；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研究小组或科学家提交的各种调查、分析、理念和建议报告被束之高阁，尤其那些不是粉饰和赞扬而是批判和要求改变现状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更是如此；身居领导岗位的政治家自以为地位高、能接触别人不能接触的信息来源，因而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们总是自以为是、高谈阔论，认为不需要社会科学，往往将其视为“干扰因素”，或者期待其对已经做出的决策进行论证，导致主观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粉饰太平等现象日益严重；无论理智的政治局委员和政府官员还是党政机关或科学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勇气指出理论工作中的僵化现象，没有勇气明确点出落后或错误的环节，没有勇气探索走出危机的出路。席尔默还指出：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党之间，尽管双边与多边接触是频繁的，但仅限于交流研究成果和成绩，很少就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坦率的讨论，很少开展共同研究和协调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整个社会科学工作的不健康状况，必然影响党和国家健康政治生态的滋养。理论的僵化必然导致党的思想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与断裂，这种负面影响渗透并损害了党的肌体，待到积重难返之时，党和国家的覆亡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二、西方将东德定为和平演变的主攻对象和首要目标并有周密计划和行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东德在这一战略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是它们的主攻对象和首要目标。为颠覆东德政权，美国等西方国家无所不用其极，东德执政党对于自己所处的特殊战略位置及其影响缺乏充分认识，美国、西德势力逐渐控制了东德社情民意走向，促使和推动了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权的溃败。
上述观点得到了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认同。格拉夫指出：西方并没有发起正面军事进攻，而是采取了舆论战手段，他们在第一阶段通过媒体和间谍鼓吹建设一个更加人道、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诱使一部分公民针对社会主义政党和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在第二阶段，通过反共的公民组织直接推崇西方制度模式，而这些组织的顾问大多是西德官员，他们内部传阅的是美国政权更迭理论专家吉恩·夏普撰写的《非暴力抗争小手册》和《从独裁到民主——解放指南》等“非暴力推翻独裁的教科书”。格拉夫强调：党的领导层在战略思考上也有失误，缺乏对本国形势和各个盟友国家局势的深刻认识，缺乏对敌人的长期计划、方式方法和行动路线等实施侦察的足够能力，不愿意接受含有批判性内容的各种报告。重工业部原副部长布莱辛指出：东德成立后，政治对手的目标就是尽快用资本主义的西德吞并社会主义的东德，阿登纳政府还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确定了具体日期，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制定了一系列原则文件，诸如取消土地改革成果、国有企业改制为资本主义企业、货币改革，等等。布莱辛还指出：在1989年动荡时期，各个“公民组织”要求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而“圆桌会议”的参与者多半是政治和经济的“半瓶子醋”，组成了所谓的“反对派政府”；一帮神学家、法律学者和自然科学家自命不凡，起草了与合法政府唱对台戏的各种方案；认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就是谴责、揭露、诋毁政府，许多人的表演都是在西德“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及至1990年3月18日“自由”选举后，东德人民议院也堕落为西德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执行机构，许多法律是在西德政府的大楼里起草的，1990年8月22日至23日夜间，这个“人民议院”在没有事先征求东德人民意见的情况下，做出了东德于10月3日加入西德的决议。罗斯托克市原市长施莱夫认为：在这样的乱局中，西德的媒体和政治家越来越露骨地介入东德的内部争斗，越来越活跃地支持主张东德加入西德的那些政治势力。佩克指出：西方媒体为积极配合东德反对派势力，一哄而上地集中报道东德干部腐败和滥用权力现象，追踪报道政府采取的各种国家安全措施，狂热散布有关党和国家的消极报道，把东德贬损为一个推行暴政和过度监督的国家。佩克强调指出：通往西柏林的边境检查哨卡意外开放事件，显然是导致欧洲社会主义各国集体沦亡的最后一根“决定性的棺材钉”和最后信号；大感惊讶的西方政府、政治家及媒体进一步增强了促使东德沦亡的行动，西方媒体对东德领导层措手不及的表现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西德时任司法部部长不断鼓动媒体对东德进行贬毁和诽谤。前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安全部部长沃尔夫冈·赫格尔说：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但决定东德公民意识的并不是本国的存在，而更多的是西方的存在；西方媒体潜移默化地宣传西方劳动生产率的优势、“硬通”货币、巨大的商品积压过剩等，这一切模糊了东德公民的意识。
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将舆论和社会情绪作为进攻的重要领域和突破口，这一做法的力度、杀伤力在柏林墙倒塌中显示了巨大的破坏性，但为什么西方和平演变战略能够成功发挥作用？为什么决定东德公民意识的更多的是西方的存在？其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也是触目惊心的。
三、苏联改革路线与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不谋而合、遥相呼应的双重压力
苏联对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有重大影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与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经过了从不谋而合到一拍即合的过程，其向东德施加影响的过程就是与西方共同促使东德局势向不利方向演变并最终不可逆转的过程。苏联改革路线与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不谋而合、遥相呼应的双重压力使东德陷入绝境，戈尔巴乔夫是压垮东德的最大外部因素。
上述是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反思》中表达的观点。克伦茨揭露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在两德合并问题上的背信弃义：1989年11月24日，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会见布什总统前亲笔给他写信说：“目前有许多关于德国问题、关于德国统一前景的传说，但是我们坚定地认为……东德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欧洲的力量平衡、对于过去与现在的和平与国际稳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凭证。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作为华沙条约的一个成员，东德过去和将来都是我们的战略盟友”；仅仅一个星期之后，戈尔巴乔夫却在马耳他为美国总统开放了德国统一的道路，“这位昔日的共产主义希望承载者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共分子”。东德科学院原国家法与宪法教研室主任、现任德国左翼党萨克森州马克思论坛主席埃克哈德·利贝拉姆说：当苏联终结时，社会主义德国独立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东德政治领导人的薄弱环节是没有认识到1988年起就已经十分明显的颓势，德国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势力都对这一薄弱环节负有共同责任。格拉专区原党委第一书记埃里希·波斯特勒说：在反思失败教训时，必须考虑东德当时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东德是处于苏联庇护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生存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与苏联有着密切关联——当苏联分崩瓦解时，关乎东德生死存亡的一个支柱就倒塌了；与此同时，不能低估冷战时期经济封锁、军备竞赛和意识形态破坏行动带来的效应，此外还有国内问题，只有从这一系列辩证关系的分析中，才能对东德的沦亡原因给出历史性的解释。
东德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建国历程使其始终面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特殊而艰巨的任务。当苏联在改革中发生向资本主义演变时，东德不可能脱离苏联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更无力抵挡西方长期周密的和平演变战略。东德只能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它们的最终结局在其特殊关系中已经注定了。
四、柏林墙倒塌后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普遍遭到非人的阶级清算
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反思》中强调，一直以来，西方总是指责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秉持阶级斗争观点不符合“人性”，不符合所谓“普世价值”。事实上，正是西方阵营从未忘记阶级斗争，从未放松意识形态领域阵地，总是在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使用阶级斗争手段。
苏东剧变后资产阶级政权对前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残酷的阶级报复就是最好的证明。东德矿产冶金部原副部长卡尔·德林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分裂的德国那样直接承受着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像德国人那样直接感受到这种体制竞争，那些竞争与冲突是一个古老的体制不惜一切手段阻止一种崭新社会形态出现的阶级斗争。卡尔·德林指出：从1989年后的东德即德国东部地区的发展现状看，“重新统一”实际上是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吞并；应该承认，这种吞并是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的，作为同盟国和保护国的苏联为了本国利益出卖了东德；东德人民的财富被无偿剥夺，全部国有财富被私有化，在东德开展的“去工业化”举措的恶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卡尔·德林认为，历史的“胜利者”掏走了前东德的全部精英，西德的统治阶级现在一如既往地诋毁和清算东德时期创造的任何成绩和声望，以巨大的财力和宣传费用篡改历史，竭力从媒体和民众意识中剔除东德，剔除曾经做出过社会主义尝试的一切痕迹，其主要口号是：东德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法国家；东德被强行移植西德的所有社会体制和机制，如行政管理机构、司法体系、教育体系、大学体系、保险体系、经济组织，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业联合会体系；柏林墙倒塌至今30年了，各联邦新州的东德人仍感到自己是“二等公民”。
其他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反思》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克伦茨指出：两德统一出现了违反宪法的现象——基本法第146款中早就规定，一旦两德实现统一，要以自由表决的方式产生一部宪法，如今这些内容却对人民只字不提了，甚至连东德人维护自己以往历史尊严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有关对东德的回忆只要不按照规定的口径表态，嘴上就会被贴上封口胶条；前东德人时常会受到局外人的“教导”，告诉他们应如何描述自己在东德时期的生活状况，在有关东德的评价上不能按照国家规定的要求表态的人，会被扣上“东德留恋病人”“历史篡改者”“历史修正主义者”等帽子，被当作不可信的人靠边站。重工业部原副部长布莱辛指出：通过关闭前民德企业，工业生产在两年内下降了65％，200多万人失去了工作岗位，1600万东德公民中有400多万人为给自己和孩子找到一份工作和未来而被迫离乡背井、移居西德或国外；时至今日，东德地区的部分经济发展和社会水平还没有达到西德的75％，许多昔日的东德公民及其后代亲身体会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恐怖性，很多人曾经的“世外桃源”幻想已经在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生存竞争中完全破灭。原总参谋长施特雷利茨上将说：两个德国统一后，许多将军和军官蒙受了不公对待，其中包括歧视诋毁、惩罚性退休金、刑事追诉迫害、身陷囹圄等——“我军近150名将军以及超过35000名军官切身体会到，什么叫作无条件地屈从于一个新的体制。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例，即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在一夜之间被投入监狱，与杀人犯、银行抢劫犯、强奸犯等关在一起。在与外界隔绝的莫阿比特监狱拘留候审871天。7个月之后才第一次提审。经过68个庭审日之后，凯斯勒部长和我于1993年9月16日分别被判处7年半和5年半监禁。总共有16名高级将领被送上法庭，其中10人被判处监禁。最严重的是惩罚后的惩罚：每名被告必须为每个庭审日支付1000西德马克的庭审与诉讼费。此外还有所谓的附加费用。凯斯勒部长和我必须分别支付1020000至1100000西德马克不等的费用。”受迫害的远不止施特雷利茨、凯斯勒，最后一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克伦茨，1997年被柏林州法院以对4桩柏林墙死亡案负有责任而被判处6年半的有期徒刑，2003年年底获释。年过八旬的克伦茨住房被没收，只能居住在其家乡波罗的海边哥本哈根的一个建筑面积仅60平方米的村舍里，且每年被迫支付多项司法债务。
实际上，以“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化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推行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这是西方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两德统一后的种种遭遇，使我们想起了毛泽东70年前反驳资产阶级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攻击时的论述：“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2】
五、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希望的承载者
反思与寄望是思考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必然包含的两个方面，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反思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时，不可避免要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
1.是否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所在
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安全部原部长沃尔夫冈·赫格尔在其《对东德社会主义反思的核心问题》一文中，开篇就引用《论语》“子贡问政”的论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并得出结论：失去人的信任、人民的信任，就失去了本国人民，最终也就失去了一切；失去信任如同癌症细胞，它会摧毁整个肌体。
东德矿产冶金部原副部长卡尔·德林说：尽管东德的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了艰难险阻，具有阶级斗争压力从未减退的特点，却能够发展成为一个赢得国际瞩目的国家，跻身世界最发达的15个国家行列，成为一个根除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了社会与文化基础设施、造福于所有人的家园，东德的社会主义失败不代表世界社会主义的失败。
赫格尔说：从历史角度看，欧洲的社会主义只是经历了一次挫折，而不是一蹶不振的失败；放弃了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彻底失败，人类若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战胜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否则这个地球将成为没有人类的星球；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开始埋葬其生存的基础了。
赫格尔在文章结尾引用了老子的名言：“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希望人们“在中国榜样的激励下”，把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寄托在孙辈，或者孙辈的孙辈”身上。他说：毫无廉耻心的资本主义体制占据高地是暂时现象，因为在中国榜样的激励下，社会主义的理想不会从理智人类的意识中消失。
2.社会主义的失败可以规避，其中的教训必须深刻铭记
罗斯托克专区原第一书记佩克强调：在苏东剧变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迅速崛起为经济、军事乃至政治世界大国，这个事实已经向人们表明，建立在中国社会主义纲领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拥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佩克认为：与东德现实存在过的社会主义相反，中国将经济发展列为绝对优先地位，将提升世界市场能力列为中心任务，将获得的国家财产首先用于人民福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在东德的许多领导人当中引发了一种思考——统一社会党当年为什么没制定出这样的社会主义纲领或社会主义要素？
佩克指出：统一社会党当年实行对华关系不得好于对苏关系的原则，这不仅是一种教条主义，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东德对“老大哥”苏联的依赖；在反思历史时，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和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在20世纪80年代时已经展开了越来越多的合作，走上与中国同样的道路是有机会的。佩克说：当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的一份内部文件批评中国“将一种敌对的、危及社会主义与和平的路线宣布为国家政策。这一路线具有进一步右倾的特点，它将危及中国革命成果”。这是多么错误的评价！大约10年后，社会主义阵营开始解体，而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加速发展，在这期间成为迅猛崛起的世界大国。
2017年11月，佩克到访中国，有幸见证了中国在各方面的卓越发展，体验了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目睹了人们生活条件的大幅度改善。在他看来，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纲领基础上的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惊人速度与巨大能量还证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即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空洞的教义，而是立足于坚实的科学基础，必须根据一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和历史特点丰富马克思主义。佩克指出：中国保留土地国有制，并且对其进行可以获得赢利的管理，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理论的一个持续组成部分。
佩克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失败之虞原本是可能规避的，如果欧洲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领导人及早面对各党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吸纳马克思主义科学家诚实地一起讨论、批判性地分析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一起探寻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拥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发展出路，就可以避免最终走向沦亡的命运；中国的范例表明，社会主义的理想依然富有生机，社会主义理想在具体、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拥有与资本主义社会甚至与美国及西方进行经济、文化和社会竞争的驱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世界很多人的希望，是那些社会主义政党正在追求的希望。
3.社会主义中国的经验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战略
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律师说：今天，欧洲工人的数量少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他们的生活水平也远远好于当年，发达国家的工人能够分享资本家从第三世界剥削的成果，他们可以购买到便宜的商品，可以去消费水平低的国度度假，消费者贵族已经替代了工人贵族，在新形势下已经无法按照旧世界的战略通过暴力斗争争取社会主义，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不能这样；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有着全世界最强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有着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实纲领，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内也有着不同的条件，因而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需要不同的战略。
资本主义的议会体制已经形成严重弊病并正在腐化着议员，这种体制不会导向社会主义。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指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十分漫长，我们必须在这条道路上开始起步，中国正走在这条大道上，我对她抱有巨大的期望。原总书记秘书格拉夫强调：“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功绩之一，就是在预先制定其迈向社会主义目标的纲领时，着眼于广阔的历史地平线。在德国易北河与太平洋彼岸的中国之间，那些坚定的、富有牺牲精神的人们，正在其政党的领导下动员起来，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斗争。欧洲社会主义的失败没有使人们产生怀疑，而是激励人们深入思考，如何应对那些毫无节制的资本主义的强盗行径，并且形成新的战略。”
正如前东德领导人所言，历史所呈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步走向未来。在两德统一、东欧剧变30年之际，回顾与反思、寄望与守候无不体现出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情结。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苏东社会主义兴衰成败亲历者的视角，反思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其泣血的深刻反思与深重寄望得出的深刻结论，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走向复兴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强的现实警示。
注释：
【1】本文凡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柏林墙倒塌30周年记——原东德方面的回顾与反思》。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李瑞琴：从俄国家安全战略威胁因素的演变看美霸权主义本质
国家安全战略是俄罗斯制定国内外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苏联解体20多年来，俄罗斯颁布过4次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文件，即1997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2000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2009年《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2015年《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2015年12月31日普京签署的国家安全战略公开声明，美国严重威胁着俄罗斯国家安全，美国与北约是俄罗斯的敌人。为什么曾经不惜以国家解体为代价也要融入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苏联解体24年之后，成为了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最大敌人？为什么俄罗斯全盘西化的所有努力与目标均背道而驰？从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威胁的演变，可得出什么样的启示？本文尝试作一分析。
一、俄美“蜜月期”的降温催生1997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丧失了1／3的国土和近半数居民，地缘政治严重恶化，传统安全优势丧失。当时，西方的口头承诺给予叶利钦以理所当然的幻想，即全盘实施西方政治制度，消除与西方军事对峙，从西方获取资金和技术，迅速实现国家体制转轨，届时尽享西方文明。为此，在北约东扩、核武器库处理、俄罗斯境外驻军、西方苛刻的贷款条件等问题上，叶利钦做了最大的让步和妥协，向西方“一边倒”。美国人莱亚德和帕克就说：“苏联刚刚解体，俄罗斯总统和外长就明确提出了强烈的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要求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凭着足够的诚意与行动，俄罗斯自认为已经确立了与西方一致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西方再也没有理由与俄罗斯为敌，俄罗斯更没有理由成为西方的敌人。1993年11月的《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称，“俄罗斯不把任何国家看作是自己的敌人”，“不把任何国家的相关军事行动看成是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但令俄罗斯深感意外和吃惊的是，1994年1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却推出了“和平伙伴计划”，计划通过北约东扩从安全机制上彻底剥夺俄罗斯的大国地位，确立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新的欧洲安全格局。俄罗斯倾向于西方的热望被兜头泼上了冷水。叶利钦及其幕僚不愿意正视这一事实而又不得不面对，经过激烈的斗争与纠结，1997年5月，叶利钦签署了首份《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在这份文件中，俄罗斯在很受伤的情绪下，表达了委屈与不满，但依然对西方寄予着厚望。
1997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称，“一些大国（及其联盟）在与俄罗斯领土毗邻地区保持或建立强大的兵力集团仍是俄罗斯国防面临的威胁。”“北约可能的东扩及其向主导欧洲军事政治力量的演变使欧洲大陆面临重新分裂的威胁。”“在当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威胁不具有军事性质，而主要是内部性的，并集中于内政、经济、社会、生态、信息和精神领域。就是说，尽管俄罗斯看出了美国及北约的意图，但是并不愿意承认这是针对俄罗斯的。认为北约东扩的直接后果在欧洲安全结构的变化上，在会导致欧洲重新分裂的危险方面。俄罗斯一厢情愿地把自身安全纳入欧洲整体去考虑。当时，叶利钦任期内曾与克林顿会见超过15次以上。为了维持这种一厢情愿为主的“蜜月期”，俄罗斯首个国家安全构想上，对西方国家表现了忍让姿态。对于北约东扩威胁的事实，采取了隐忍压抑、息事宁人的态度。
二、科索沃危机后2000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改变国家安全威胁判断
1998年10月科索沃危机爆发，美国借此大肆扩大北约职能范围，使其成为自己独霸全球的工具。北约绕过联合国发动对南联盟军事打击，又抛出策划已久的“新战略”，宣告北约由防御性组织向进攻性组织转变。波黑战争和科索沃危机悲剧性地成为北约新战略的“试金石”。美国还计划通过在波黑、马其顿随后在科索沃驻军，将俄罗斯从其传统势力范围巴尔干地区排挤出去，完成北约东扩，在战略上挤压俄罗斯至最大可能。1999年3月，原华沙条约成员国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北约成员国增加至19个。在俄罗斯国内，车臣分离主义势力不断制造恐怖袭击，第二次车臣战争于1999年8月爆发。俄罗斯国内外形势异常严峻。普京临危受命就任俄罗斯总统，签署了2000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
2000年版安全战略明确指出，北约东扩增加了其在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数量，增加了在俄罗斯边境附近的驻军，未来俄罗斯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可能是多方面的。该战略明确放弃了俄罗斯安全威胁主要来源于内部，而且其性质是非军事性的提法。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标志着俄罗斯对战争与和平的判断、对国家安全的构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科索沃危机之后，俄罗斯不再一厢情愿地亲近美国，而是展开全方位外交，即以独联体为战略重点，以与西方关系、与欧洲关系为优先，同时加强亚太外交，加大对中、印等国家的借重。比如，2001年7月16日，俄中签署了有效期为20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随后，逐渐建立起涵盖两国关系各个合作领域和各个层面的高效务实合作机制。此时的俄罗斯仍然没有放弃融入西方的愿望，处于对西方已有警惕、待机加以改善的观望期。
三、南奥塞梯事件后2009年《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欲和好于西方
2004年3月29日，前苏东地区拉脱维亚等7个国家加入北约，北约实现第二次东扩。在西南、南线，美国推动了一系列以政权更迭为标志的颜色革命，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黄色革命等，这些国家与俄渐行渐远。美国在北高加索获得立足点，于西面包围俄罗斯，并进驻中亚。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状况严重恶化。
面对如此严峻的外部环境，俄罗斯权衡利弊，决定实行与美欧合作的政策，化解北约东扩对俄安全的威胁，建立对俄有利的欧洲安全结构。2002年5月，俄与美及北约签署《罗马宣言》，俄谋求在平等合作的机制下，共同协商、制定和实施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涉及相互利益的问题。2005年5月，根据俄罗斯的提议，欧盟峰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俄欧4个统一空间路线图的一揽子文件，规定发展俄欧关系的具体目标和双方因此采取的行动计划。此外，俄重点发展与法德等欧洲大国的关系，并始终把同美国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作为外交优先方向。甚至，为了赢得外部环境的安全和示好西方，普京还提出俄罗斯也加入北约，并提出过俄加入北约的三项条件。
2008年8月7日，已然倒向西方、使出浑身解数要加入北约的格鲁吉亚，对其境内谋求独立的南奥塞梯自治州采取军事行动，引发南奥塞梯冲突事件。苏联解体前，1990年9月南奥塞梯曾宣布独立，成立忠于苏维埃政府的南奥塞梯苏维埃民主共和国。1992年7月格另一亲俄的自治州阿布哈兹亦宣布独立。2007年初，俄试图与格达成协议，条件包括俄完全撤军，双边关系正常化，帮助解决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冲突问题以换取格鲁吉亚的中立。换而言之，就是不要加入北约，同时，格立法规定在俄军撤离后不允许第三国驻军，但是，格鲁吉亚断然拒绝。2008年8月，格在美国的默许下向南奥塞梯开火，俄军即进入南奥塞梯地区并控制了局势。同年8月26日，俄宣布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南奥塞梯事件使俄罗斯在经历了苏联解体以来无数次忍气吞声后，终于有机会利剑出鞘，赢了美国一回合。
南奥塞梯事件使俄美关系陷入严重危机，并构成2009年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任后“重启”美俄关系的大背景。布什政府通过北约东扩、在东扩部署反导系统、策动“颜色革命”等，竭力压缩俄的战略空间和势力范围，引起俄强烈反弹。美遏俄政策得不偿失。俄的反制措施虽有成效，也付出巨大代价。因此美提出“重启”对俄关系，也是新任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所希望的。2009年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应运而制。该战略强调，俄罗斯要实现现代化，重视与西方国家的“共同价值观”与国际合作，要与发达国家共同应对威胁，要在“八国集团”内发挥作用，要跟欧盟结成伙伴关系等。
对于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威胁，2009年版安全战略指出，北约主导的全球及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架构存在的缺陷、国际法律制度及机制的不完善等因素对国际安全保障构成威胁。大国矛盾及某些国家反复以单边武力手段解决国际矛盾的可能性，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保障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强调，俄罗斯为同美国构筑平等的和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将做努力。作为优先方向的仍是争取在裁军领域、加强信任措施以及解决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增强反恐合作方面达成新协议。
此外，俄罗斯积极响应与美国重修关系或者升温关系。较为明显的举措就是梅德韦杰夫主导发起的俄罗斯第三波“去斯大林化”浪潮，力求从基本价值观上与西方达成精神层面的共鸣和共识，以化解地缘政治上的紧张和冲突情绪。
2010年11月，俄国家杜马颁布决议：“卡廷惨案是依照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的直接命令执行的”；2011年2月，俄“关于永久纪念极权主义政权受害者与民族和解”的国家项目，在梅德韦杰夫的支持下通过。项目计划建立全国性纪念馆和被镇压受害者纪念碑，出版纪念图书资料，建立援助受害者的社会机制等，旨在迎合西方意愿，实现俄政治社会生活的西式现代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正反》杂志编辑玛莎·里普曼说，第三波“去斯大林化”最重要的起因，是俄对西方新推行的和解政策。俄罗斯要想与西方和解，在对苏联极权制度及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解读方面，就要向西方的观点靠拢。俄罗斯就要承认苏联极权主义犯下的“罪行”。
只是，美国不会因为俄罗斯领导人秉持西方的价值观、遵从西方的立场而改变挤压、戒备俄罗斯的固有战略，这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俄罗斯叶利钦时期早已被证明过。西方指导自己行动的永远是自身的霸权利益。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此前向西方所做的妥协和示好均化为乌有。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前所未有，西方对俄的经济制裁毫不手软。梅德韦杰夫任期内一切与西方回暖的期待不仅成了泡影，而且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再降低点。
四、乌克兰危机后2015年《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
明确美国北约是国家安全最大威胁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导致亲欧盟的乌民众不满，10万人走上基辅街头抗议并引发大规模骚乱，总统亚努科维奇出逃。2014年3月16日，苏联时期从俄罗斯划归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举行公投，宣布脱乌入俄。3月18日普京与克里米亚议会议长和总理共同签署了有关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加入俄联邦的条约。此举引起国际社会大哗。在美国的支持授意下，乌克兰临时政府派出安全部队，在东乌克兰清剿“亲俄”武装，乌克兰陷入内战。美国及七国集团严厉谴责俄罗斯，西方迅即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制裁。乌克兰危机从国内的“亲欧派”与“亲俄派”的冲突，演变为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对峙，形成了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与俄罗斯最严重危机。
2015年版《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即签署于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美北约严重对峙的形势下，成为俄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明确信号。在对待与美国及北约的关系上，俄经过20多年希望与失望的交错与折磨，放下了对美国的所有幻想，明确为敌对关系。
2015年新版安全战略共40页、116条，与前版总体思路和框架基本一致。新版安全战略指出：当前俄罗斯处在复杂的国家安全威胁之中。美国及其盟国为了保持在国际事务中的决定权，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信息传播等方面施加压力，干涉俄联邦的政治独立（第12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被赋予违反国际法的功能”，其军事设施向俄罗斯边境推进，对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美国在欧洲、亚太和中东地区建设反导系统的做法极大降低了国际和地区的稳定性（第15条）。西方打击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剧欧亚地区局势紧张的做法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实现产生了不利影响。美国和欧盟对乌克兰反宪法政变的支持造成了乌社会分裂的局面，导致了地区内的武装冲突。欧美的行为加剧了乌克兰社会中的极右民族主义思想，有意在乌克兰人民心中将俄罗斯塑造成一个敌对的形象。目前，乌克兰的社会经济危机已经成为欧洲和俄罗斯不稳定的源头之一（第17条）。在俄罗斯的邻国，美国军用生物实验室的网络就正在扩大（第19条），在俄罗斯相邻区域军事化进程和军备竞赛在发展中（第14条）。“伊斯兰国（IS）”的出现，是某些“以双重标准进行反恐的国家”行动的产物（第18条），等等。上述所列威胁，都使俄罗斯如芒在背，如鲠在喉。美国及北约迫使俄罗斯直面严峻形势催生了新版战略。
五、普世价值无法掩盖美国霸权主义行径
回顾俄罗斯20多年来国家对外安全战略的变化，从毫无芥蒂倾心于西方到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彼，从难得出现的俄美蜜月，至双方虎视眈眈的严阵对立，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何理解这些跌宕起伏、烽烟滚滚？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任何玄机可言。俄美严重对立无关乎是否遵从所谓的普世价值，更无关乎社会制度，本质原因只有一个，美国秉持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单极世界目标，容不得任何国家对其有所挑战和障碍。如莫斯科大学副教授阿列克谢·费年科所说，俄罗斯坚持与美国不同的多极世界理念。俄罗斯又拥有绝对的军事潜力，是能摧毁美国的国家。不解除俄罗斯的武装，美国的单极世界目标、全球化战略就不能继续推进。而俄罗斯努力维护其传统战略空间，在世界多极化条件下，国家的活动旨在维持战略稳定和互利的伙伴关系，以稳固俄罗斯世界强国之一的地位。如此，俄罗斯的强国目标必然成为美国实施其全球战略的最大障碍，俄美曾经的蜜月注定是昙花一现，俄罗斯力图借欧亚一体化成为世界“具有影响力的独立一极”，也必定为美国所不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放弃幻想，直面现实，美国及北约是俄罗斯最大威胁。
在俄罗斯国家安全威胁因素的演变中，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美国霸权主义指导的全球战略从来都是打着推行其西方普世价值而进行的，其隐蔽性、伪善性、迷惑性，常使人雾里看花、黑白难辩而被混淆视听、丧失立场。
第一，美国打着民主与自由旗帜推行西化的实质是霸权主义。无论俄罗斯在民主制度、人权领域等价值观上与西方多么有共识，只要俄罗斯拥有与美国和西方相抗衡的实力，就要被无情打压和削弱。这同在西方世界不绝于耳的“中国威胁论”本质上一样，最崇尚和平友好、近代倍受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通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无形之中就构成了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中国威胁论”的大棒就不胫而走。
第二，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没有任何逻辑联系，如果一定要联系，那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是其百用不弃、屡试不爽，用以干涉别国事务、豪夺他国资源、称霸世界的最有效武器，是为其强盗逻辑、丛林法则披上的光鲜外衣。2015年10月8日美国公布的所谓年度中国报告称，中国人权和法制过去一年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倒退”，这对美国国家利益与美中关系构成直接挑战。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建立新的对华人权外交政策。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鲁比奥参议员说：“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中国的人权与法制在XJP上台后受到了重创。不论以什么标准来看，中国的压制政策都比过去更严厉、更残酷。”“一个不尊重自己人民的权利与尊严的政府无法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负责任的角色。”这类报告是数十年来，美国用所谓人权、自由等干涉我国内政的寻常方式之一。其语气、立场和态度，俨然以世界宪兵自居，既贻笑大方，又充分暴露其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嘴脸。
第三，美国评判他国的标准完全是利己主义、自我为中心的霸权主义价值判断，没有丝毫客观性可言。如2016年4月美防长艾什·卡特称，有必要推行改革，以使美国军方能够应对五大战略挑战，即应对“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和恐怖主义”；5月艾什·卡特在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发表演讲，更是22次提及中国，称中国在南海“采取前所未有的扩张主义行动”，是在构筑“自我孤立的长城”。艾什·卡特及其言论不仅无耻，而且极其野蛮粗暴。是什么逻辑将几个国家和恐怖主义并列为美国的战略应对对象？美国所列的五大挑战，是威胁到美国的民主还是自由？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是影响了美国的和平还是发展？XJP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年周年重要讲话中，义正辞严的回答了个别西方大国的恶意挑衅。“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2015年10月22日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也曾发出质问：难道我们反对民主向我国边境推进吗？北约向我国边境推进，这是民主吗？美国的真实意图实在无须赘述！
第四，毛泽东同志曾教导过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变迁印证了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的真理，与霸权主义的斗争，只有毫不妥协，以牙还牙。2016年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71周年胜利阅兵日，普京现场发表的硬骨铮铮的讲话，也阐述了同样的道理：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和平不会自己到来，需要随时警惕。我们不会容忍双重标准，因眼光短浅而姑息那些图谋不轨的人也是不可容忍的！这是用俄罗斯泣血的教训再一次说明，息事宁人、忍辱负重、让步示好、压抑退让只能获得暂时的平静，埋下的是更大的和平与安全隐患。任何反动派都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霸权主义也是一样。
第五，概括俄罗斯国家安全威胁因素的演变，西方普世价值的伪善与恶劣赫然呈现，试看当今世界，冲突与战争，失去和平与家园的民族和国家，有哪个不是接受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西方自身的强大、富有源于其宣扬的价值观吗？答案在提问中已经昭示。行动永远大于论道，良善动机永远受制于结果。我们只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国梦，建成小康社会，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释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李瑞琴：当代俄罗斯社会主义党派的多样化特征
当代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俄罗斯共产党为代表的主流社会主义运动，虽历经艰难曲折，始终是俄政治生活中必须正视的重要力量；以公正俄罗斯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开始崛起，则成为另一支重要力量。一些处于影响不大范围有限的社会主义政党，经过多次分化组合，此消彼长，有的如昙花一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有的如林中独木，虽没有话语权，则依然坚持活动，始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的经过整合，扩大了规模和范围，融入新的时代元素，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流派。总体看来，当代俄罗斯社会主义呈现出这样一个境况：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独树一帜，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头羊、主力军；公正俄罗斯党力量逐渐壮大，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一翼；其它社会主义党派各有特点，各侧其重，形成了除上述两党外的广泛左翼阵线。俄罗斯各社会主义党派具有鲜明的、多样化的时代特征，值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关注和研究。
一、一元化与多元化并存的指导思想
俄罗斯共产党、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等，在自己的纲领中，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列主义，用马克思的方法论研究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当代世界形势。还有一些社会主义政党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呈现出多元化、泛化、抽象化的特点。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08年十三大党纲写道：“在确定本党纲领性的目的和任务、战略和策略时，我们党是从分析社会政治实践出发的，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发展，依靠的是我国和世界科学、文化的经验和成就。”2013年2月俄共十五大党章修改后，进一步强调：“俄罗斯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建立在集体主义原则、自由、平等基础上，是支持真正人民政权的苏维埃、巩固多民族联邦国家的形式。”
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在党纲中开宗明义，指明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在当代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党的运动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党的终极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具有鲜明的共产主义政党特征。
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党在2011年《政治宣言》中指出，党的思想基础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等。其指导思想几乎兼容了各类左翼思想，是名符其实的左翼运动党。
公正俄罗斯党声称，党的意识形态是“21世纪新社会主义”，它超越于苏联社会主义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其基本价值是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它承认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市场经济，但强调市场必须接受国家的监控，主张发展公民社会。称“公正、自由、团结，这就是我们的主要价值”，“实现这些价值是俄罗斯恢复强国地位的保证”。公正俄罗斯党的旗帜也是鲜明的，奉行民主社会主义，以改良资本主义为己任。
俄罗斯社会主义党党纲确定，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清晰地理解来自于社会的每一项责任。党是国家公民的联合，党的目标是俄罗斯联邦公民的共同繁荣。党的基本目标是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和公正的社会。该党抽象而涵盖全体俄罗斯公民福祉的指导思想，自然也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序列。
从上述看，俄共和全联布共等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体现出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特征，与苏联共产党有着鲜明的继承性。二者的指导思想也不尽相同，但没有本质区别。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社会主义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价值，阶级性与时代性不甚突出，概念表述抽象，未来目标明显一般性而非实践性，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的突出特点。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党则是将历史上的左翼思想和理论统合于自己的旗帜下，突出了左翼政党和运动的特点，但也模糊了其意识形态与指导思想的本质特点。这种宽泛与统合，也显空洞与杂陈，指导思想流于多元而无以凝聚集中。各政党和组织虽然都强调社会主义的未来，但已经奠定了目标本质不同的基调。上述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界定的多样性特征，反映了当代俄罗斯社会主义党派在经历苏联剧变后，各政党对未来前景并不清晰，对苏联解体教训及认识处于各抒己见、并未达成共识阶段。
二、以劳动群众为主的社会基础各有侧重
社会主义流派的物质承载，对应于现实社会中特定阶层、阶级和人群。一个政党及其主张的社会主义，必然代表着某一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和政治诉求。换一个角度，各政党必须有可依赖的社会基础，需要有拥护和接受其思想的社会群体。
俄共十三大党纲写道，共产党是保护爱国者、国际主义者、人民友谊、俄罗斯文明的党。共产党捍卫共产主义理想，捍卫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所有劳动人民的利益。2013年俄共十五大再次强调，“俄罗斯共产党坚决维护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为将权力移交给劳动人民和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复兴祖国而奋斗。”2013年俄共召开十五大时共有15.89万党员。从社会构成看，俄共党员中企业领导人占3.27％，大学生占3.40％，知识分子约为4.20％，失业者为5.28％，工人为12.84％，农民占8.12％，公务员为14.08％，退休人员占43.64％。数据显示，退休人员、50岁以上的党员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某种程度上俄共就是“弱势群体党”，是老年人的党。俄罗斯亲政府的媒体二十年来一直称俄共为“过去的党”“老人党”。俄共对此也不否认。
俄罗斯社会正义共产党规定：党将促使国家政策向着符合人民利益的方向根本改变。人民利益应该是国家存在的主要目的。为了俄罗斯的发展，党将促使每个公民获得最多的发展机会。该党强调人民的利益，所指应该是广大劳动人民，其社会基础也是广大人民群众。
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在党纲上写道，遵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是广大的雇佣劳动阶层，也即没有生产工具和资金、被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剥削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他们是党的活动依赖的基础，他们的利益正是党首先要保护的。将社会基础概括为广大的雇佣劳动阶层，这种表述比较传统而有历史感，也说明了该党的马列主义政党性质。
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党提出，党要为工人的自由而斗争。党代表工人利益，是劳工党。党将团结工会和其他低收入劳动者的基层组织，在俄罗斯形成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社会运动。该党突出的是劳工在国家的权利和主导地位，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有着激进左派的显著特点。
公正俄罗斯党强调“我们要为所有人建立安全和公正的社会，因此对我们来说，人是最重要的因素”。这种维护所有人利益的抽象表达，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贯立场，历史以来就如此。只是，在阶级社会里，没有哪一个党派能够代表所有人的利益。
从上看，各社会主义党派基本以广大劳动群众为依靠对象，特别是一些马列主义的政党，更是体现了这一特点。从中也能看出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印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传统。公正俄罗斯党等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代表所有人的社会理想，其实践效果差强人意。2006年10月28日，俄罗斯生活党、退休者党和祖国党合并组建为“公正俄罗斯”时，党员人数达50万人，远超俄共党员人数。其地区机构也比较健全，2008年该党加入社会党国际，被赋予观察员地位，2012年又参加了四年一度的社会党国际第二十四次大会，但公正俄罗斯党的影响力很有限。在2011年12月国家杜马议员第六届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自由民主党分别获得45.93％、20.74％、14.36％的选票，公正俄罗斯党仅获13.31％的选票，得票率甚至没有超过自由民主党。
三、新社会主义目标前景同中有异
各社会主义党派尽管对资本主义的评判各不相同，但均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前途。一些党派还坚信人类未来将实现共产主义。只是对于新社会主义的目标前景各述其表，异质性较明显。
2008年11月俄共十三大党纲中，首次提出自己的战略性目标是在俄罗斯稳步建立“21世纪社会主义”。俄罗斯的未来，“要么是伟大的强国和社会主义，要么是国家继续遭受破坏，最终变成殖民地。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向前发展，迈向厘清了过去的错误和迷惑的、完全适应现实要求的革新社会主义。”
2013年俄共十五大重申，“21世纪社会主义”是包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现实社会主义经验的基本特征，并与当代实践、科技进步水平和具体国家特色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具有共产主义前景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是将科学置于社会生活优先地位、消除了社会不平等、赋予并大幅增加劳动者权利的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真正掌权、保证俄罗斯国家安全、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在未来社会主义中，马克思主义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共产主义前景，科学技术、物质文化高度发达，平等、公正、富裕，人民当家作主安居乐业，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同时又立足于社会现实，深得弱势群体人心。
公正俄罗斯党也提出建立“21世纪新社会主义”。2007年2月，领导人谢尔盖·米罗诺夫首次宣布，公正俄罗斯党的指导思想是“21世纪新社会主义”。2008年4月，“21世纪新社会主义”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写进党纲草案。2009年6月公正俄罗斯九大党纲强调，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俄罗斯未来方案，应该是“21世纪新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思想是联合的思想。这个思想不是让人们对立，而是让人们团结……我们的目标是现实的、民主的和高效率的社会主义。”
俄共的“21世纪社会主义”同公正俄罗斯党的“21世纪新社会主义”虽然称谓极近，但本质不同。俄共的“革新社会主义”是继承苏联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完善和进步，倾向于记取历史教训之后的革新与发展。公正俄罗斯党的“新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历史无关，许多方面对苏联历史取否定之势，要建立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并且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
俄罗斯共产党人党的目标是建设人类未来的共产主义。其党纲指出，共产主义是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人们以创造性的劳动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个性、能力和兴趣的发展都是为着社会科学知识、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提高。高度发展的科学、文化、工业和农业，能够直接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和物质需要。该党坚持人类宏伟远大的终极目标，显著突出于其它党派。
俄罗斯社会正义共产党在纲领中称：党的目标是把俄罗斯联邦变成完全没有侵略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目前被敌人包围着。只有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世界无国界和无主权，才可以从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奴役下拯救俄罗斯。其目标如党的名称所示，突出的是建立正义、公平的社会主义，但其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目标又表明其马列主义政党的特点。
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党称，“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致力于建立一个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运动，这个运动要独立于执政精英，要反对独裁的官僚机构和大企业。”由于该党与第四国际有着密切联系，因此突出工人阶级，突出运动，激进是其特点。
目前看，俄共的纲领、目标、理想有一定的可行性、可操作性，也有措施、有步骤、有计划的进行。其它各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措施都还处在理论阶段。
四、合法斗争下的政治角色不近相同
苏东剧变后，各社会主义政党都放弃了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实现社会理想主要以和平方式，走议会道路，在合法的途径和范围开展活动和争取政权的努力。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共产党认识到，巨大的社会震荡带给人民的是永久的心理创伤，人民对社会变动的承受力已经损耗殆尽。在1993年俄共在重建大会上宣布：“党将利用各种符合宪法的手段、方法以及政治斗争形式来争取国家政权。”2008年俄共十三大纲领又强调：“共产党人在争取社会主义改造时，坚持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党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主义，因为它蕴藏着内战的巨大危险。”
基于当代俄罗斯的现实，共产党只能在宪法的框架内，通过和平合法的途径首先进入政权，进而改变政权性质，引导国家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久加诺夫曾说过，在新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中，需要解决的任务有很多方面。其与80多年前曾经面临的那些任务非常相似。差别在于，如果1917年的革命既可能通过和平方式也可能通过武装方式的话，现在达到拯救和复兴俄罗斯的目的，则直接有赖于保持国内各民族间和国际间的和平。久加诺夫反复强调，在俄罗斯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俄共要通过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是不现实的。由于俄国的社会矛盾不成熟，俄共暂时不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议事日程。
苏联剧变二十多年来，俄共作为俄罗斯当局旗帜鲜明的、不妥协的反对派，领导、组织了多次游行、集会、抗议、示威等活动，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冲突和流血事件。同时，俄共积极参加了合法的竞选活动。在1996年、2000年、2008年和2012年，久加诺夫代表俄罗斯共产党参加了4次总统选举。在地方上俄共也有许多居于高位的党员，有600名党员是地方联邦杜马议员，还有9000名党员在基层地方政府中任职。2014年4月俄共候选人洛科季击败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兹纳特科夫，成为人口居全国第三位的新西伯利亚市市长。这个事实告诉人们，俄共以合法途径获取局部政权是可能的。局部胜利也将极大鼓舞俄罗斯共产党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信心。
公正俄罗斯党自身定位是俄罗斯当局“务实的反对党”。该党在2009年党纲中指出，“团结是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社会关系人道化的基础”。“只有团结的社会才能够建立起真正的社会化国家，才能够保证人民过上体面的生活。团结人民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公正俄罗斯党强调公正、自由、团结的基本价值，对团结赋予的重要意义，这种合法、温和，通过团结向公正社会不断前进的运动，符合“务实的反对党”的角色定位。
俄罗斯社会正义共产党章程规定：党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政党法和其它联邦法律开展自己的活动。党的工作在自愿、平等、自治、合法和公开的基础上进行。该党10项基本任务也是在遵循俄罗斯联邦宪法的基础上制定的。该党强调遵守国家法律，合法开展活动，表明了其政党温和反对派的角色。
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党称，“正因为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所以我们要进行革命”。“要为工人的自由而斗争，工人不反抗雇主和警察的压迫，就不能养家糊口。”“我们深信，只有坚决斗争，才能使工人摆脱统治精英的压迫，只有摧毁资本主义，人类才能永远摆脱贫困和社会不公正”。“只有联合大规模街头抗议和罢工斗争力量，才可以压倒普京的军事官僚机器。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是，首先，发展激进工人运动，其次，促使社会主义力量影响力和组织的增长，在俄罗斯建立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左派政党。”从其宣言和纲领中看，属于强硬的、不妥协的反对派。虽没有明确要采取武装斗争或暴力革命，但言辞激烈，革命、抗议等在党纲中多有出现。
总体看来，俄罗斯各社会主义政党均在合法框架下开展工作。反对党的角色不激烈，没有剑拔弩张、严重对峙。俄罗斯政治技术中心副总裁阿列克谢·马卡尔金认为，俄共充任反对派角色也是有选择性的。认为俄共在俄罗斯议会中被视为反对立场最强烈的反对党，它批评当局的市场经济和社会政策，但善于与其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如目前就完全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党成员伊利亚·马特维耶夫则认为，“俄共的问题在于目前这支政党积极与总统合作，因此无法与在选举中作为执政党的‘统一俄罗斯’党真正展开竞争”。如果说，俄罗斯共产党的反对派角色与当局在关键问题上总是一致，那么其它政党的反对派角色对于当局威慑性的微不足道，可想而知。
五、信仰自由适用于俄共党内
俄罗斯是一个宗教影响非常深重的国度。苏联解体后，国家遭受巨大磨难、动荡、衰落，宗教复兴运动迅猛发展，宗教成为人们的心灵慰藉。现任总统普京充分肯定东正教在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还经常就重大决策征求全俄东正教大牧首的意见。他曾在教堂礼拜时强调：“没有东正教，就没有俄罗斯。”“在俄罗斯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东正教起着特殊的精神作用”，东正教“是国家和全体人民精神世界的核心”。如何寻求广大信教群众的支持，是各社会主义党派必须面对的问题。结合俄罗斯的具体国情以及当前的斗争形势，俄罗斯共产党提出了有关宗教问题的主张，制定了宗教政策。
第一，尊重东正教和其它传统教派。承认宗教在俄罗斯国家形成、俄罗斯民族意识的确立、爱国主义思想的培养等方面都发挥过重大作用。俄共也高度评价伊斯兰教、佛教和旧礼仪教派等其他传统宗教，认为它们对于俄罗斯各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
第二，强调国家应该与教会结成战略同盟。俄共认为，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俄罗斯思想”。在“俄罗斯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东正教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甚至是主要作用。为此，俄共称国家与教会结盟是时代的要求和国家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三，坚持教会和国家严格分离的原则。一方面，国家不干预公民对宗教信仰的选择，不责成宗教组织履行国家各级机构的行政职能，不干预宗教组织的内部管理与活动；另一方面，国家机构应保持世俗性质，不允许在社会领域或精神领域出现教权主义现象，宗教组织也不参加国家政权机构的选举，不参加政党和政治运动。俄共反对国务活动家公开招摇地参加宗教仪式。
第四，尊重和保护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现代文明的一种表现，也是任何一个共产党都应该执行的宗教政策。
第五，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也适用于俄共党内。俄共认为，在如何摆脱俄罗斯社会经济和精神危机、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上，共产党人和教徒有许多共同之处。俄共在政治活动中既遵循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又尊重公民的任何一种真诚的信仰，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党员，是否信仰上帝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一个人在入党时不必说明自己对宗教的态度，而接受他入党的党委会也不应向他提出这类问题，因为这样做会损害个人的主体权利。
第六，坚持反对伪宗教和政治性教派。
俄共的宗教政策于团结信教群众，巩固和扩大社会基础，把阐释宗教教义同促进俄共当前斗争相结合，有较积极的作用。俄共重建后，政治影响不断扩大，群众基础一直比较深厚，于这样一种宽泛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无论怎样，宗教是建立在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之上，本质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俄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吸收教徒入党，只能是权宜之计。如若不在适当时候逐步改变，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党的纯洁性、战斗性和科学性。因此，俄共需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调整共产党和宗教的关系，使具有宗教思想的党员逐渐认识到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
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强调，党主张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观点，主张教会与国家分离。学校教育和传统宗教享有平等的权利，但其活动范围仅限于纯宗教问题。每个公民都有信仰任何宗教或不再信仰宗教的权力。党深信，工人群众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将逐渐消除对宗教的依赖。这种趋势也要求党促进和开展无神论和反宗教的宣传工作。该党明确，党员和普通群众对宗教信仰应有不同态度。同时，该党把开展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作为党的一项基本工作。
其它各社会主义政党对于宗教信仰问题少有提及。从东正教与国家、民族的历史传统与当代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看，宗教信仰自由适应于社会主义政党内应该具有普遍性。
六、马列主义政党于俄罗斯不可或缺但暂无机会执政
俄罗斯曾经是社会主义的故乡，历史的痕迹始终隐现于当代一切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中。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当代俄罗斯马列主义政党于俄罗斯有着怎样的作用？力量如何？该怎样重振河山，复兴社会主义？
第一，在苏联剧变初期最艰难时期，俄共等马列主义党派寄托着人民失去苏联之痛；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社会主义力量代表着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愿望，是人民怀念苏联、向往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承载。这些社会主义力量缓解、消减了私有制确立后，贫富悬殊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对人民的伤害，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为人民接受和承认俄共等马列主义政党的作用，苏联剧变25年来，俄罗斯左翼力量始终没有消失，如今更是稳定伫立于俄罗斯大地上。
第二，俄共等马列主义政党是俄罗斯至关重要的政治力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普京2000年执政以来，其尊重历史、复兴俄罗斯的强国政策及其推行，俄共等社会主义力量功不可没。普京在谈俄罗斯“二号”政治人物时首举久加诺夫。“我们有很多的政治家，而且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我列举一下，大家都知道他们：俄共主席久加诺夫。他是著名政治家，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很多我不同意，不赞同，很多我认为很现实，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上，在社会问题上也是。”俄共作为当局毫不妥协的反对派，在450名国家杜马议员中占据92席，为拥有席位的第二大党，其13万党员遍布全俄，最有力地影响和制约着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
第三，俄共等马列主义政党的地位可概括为：重要角色，不可或缺；力量悬殊，难敌统俄。一方面，俄共是俄罗斯社会上影响力第二大的政党。2015年2－3月间，全俄社会舆论中心4次调查政党的信任度，统俄党得票分别为57.4％、58.6％、59.5％、56.9％，高居第一；俄共分别得票6.3％、6.4％、6.8％、7.0％，位居第二；自由民主党分别得票5.0％、5.4％、5.4％、6.8％，位居第三；公正俄罗斯党分别得票3.9％、3.8％、3.3％、3.3％，位居第四。久加诺夫个人支持率近年也在政坛第三、四、五的位置徘徊。可以说，俄共等左翼力量是俄罗斯目前政治版图中重要一翼，绝不可小视。另一方面，俄共虽处第二大党位置，但与统俄党的实力相差甚远，无以匹敌。统俄党作为政权党，又有普京这样的领导人，其支持率已经达到俄罗斯历史之最。2015年2－3月4次民调，民众对普京的支持率分别高达68.7％、64.4％、66.1％、63.6％，地位不可撼动。俄共与紧随其后的自由民主党相比，支持率仅高1％左右。而且，所有其它政党的总和都不及统俄党的力量。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党派的力量就更有限了。因此，短期内统俄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无以破解。
第四，对俄罗斯社会主义前途不能有过早预期，俄共等政党目前执政没有条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条件没有超出列宁百年前的判断：“（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从俄罗斯各马列主义政党自身看，没有具备取得政权的思想、组织、队伍建设等主观条件；从统一俄罗斯党的力量、普京的支持率看，俄罗斯社会没有形成亟需被取代的客观形势。
第五，目前各马列主义政党几经风雨，历经磨难，均处于积蓄力量、为未来执政创造条件时期。各党的最低纲领和最近目标都是努力参政议政，通过议会发挥自身作用。对局势既有清醒把握，又积极通过和平方式努力争取。久加诺夫在1996年、2000年、2008年和2012年四次参加总统选举，得票率均位居第二。1996年首次参选，进入第二轮选举后惜败于叶利钦。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超过17％的选票。这些竞选虽与成功想去甚远，但有力地扩大了俄共的影响，有力地证明了自身力量和其在俄罗斯的政治地位。
第六，俄马列主义政党未来思想组织上面临着的重要任务，仍然是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面向新的社会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提高和平方式、议会道路条件下必备的党的思想理论品质；探索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创新党的工作方法的途径等；通过加强党的各方面工作，使党的主张深入人心，深得人心，不断形成社会主义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观条件。
第七，俄马列主义政党目前面临着团结统一、形成合力以图大业的时代任务。俄罗斯存在着数十个马列主义党派，之间没有密切的联络与交流，存在着力量分散、思想不统一，派别居多，对待历史尚无统一评价标准，对待现实问题没有统一应对之策等状况。这是俄马列主义政党亟需解决的紧迫任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马列主义政党要重振河山，必须加强各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建立最广泛的左翼力量阵线；主要通过和平方式、议会道路争取参政、议政并进而执政的机会，如果形势需要，也不能完全放弃非和平方式的途径。
俄罗斯马列主义政党从苏联剧变以来极为严酷的环境下，保存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基础，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环境下，努力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尽管未来任重道远，道路还将异常曲折，但谁也没有理由怀疑俄罗斯及人类未来社会主义的前景。（注释略）
李瑞琴：多重视域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
一种理论或者思想的世界意义，须对世界各民族国家发展具有示范性、借鉴性、方向性和引领性的实践性特征；能够紧扣时代主题，指导解决当代世界重大问题。在国际社会的视野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独特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担当，出色应对、推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类问题，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在全球治理、制度道路选择、国家治理等多层面多维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多重视域下的世界意义。
一、全球化及全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担当、中国方案
（一）中国力推形成世界开放发展的全球化新格局，代表人类发展大势，中国担当彰显深远历史意义
自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后，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下的全球化红利，逐渐在欧美国家消失。红利到手之后高点的回落，却并不在他们的意识接受域之内。当红利丧失，需要承受全球化双刃剑的负面意义时，优越于世界经济体、曾经毫无顾忌强力走向全球化的西方主体，转而收缩锋芒，退居后位，以种种所谓的国际经济规则，限制和削弱经济全球化中逐渐进入良好状况的国家的发展。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甚至反球化等思潮趁势而起，在世界范围产生深重影响。
2017年1月17日，XJP出席达沃斯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比喻形象而本质、含意深邃。几乎是同一时间，1月20日，美新任总统特朗普发表就职演讲中表现出反全球化的姿态，“我们将遵循两条最简单的原则——买美国的商品，雇美国的工人。”【i】其姿态貌似在维护自身利益，保护本国人民，但一个民族和国家惧于走向世界，惧于向世界打开大门，其短视性显而易见。躲开风吹雨打，尚能苟且生存，而隔绝了阳光和空气，就完全丧失了生机和活力。
2017年5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国“一带一路”论坛开幕式上直言，世界经济中的保护主义正成为常态，贸易开放理念正受到越来越多批驳。全球经济和技术空间的碎片化风险愈发明显。【ii】毋庸置疑，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就是保护狭隘的一己之利，埋下的却是全球经济的风险隐患。
人类的确处在一个前进还是后退、开放还是保守的紧要关头。鉴此，中国多次阐明推动全球化进程的科学理念和重大深远意义。我们要有“向外看”的胸怀，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然，我们也要着力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题，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iii】十九大报告再次宣示，中国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这一承诺和宣示，在世界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意义，格外重要和令人瞩目。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指出，在评论中共十九大的决定时，尤其注意到有必要继续和全面深化改革、坚定开放发展战略的措辞。中国不打算闭门锁国，这是北京向全世界发出的主要信号。领导人将来也会在国际舞台进一步阐明开放立场，尽管全球化进程遇阻，以及一些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倾向。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贡献巨大，包括在维护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同时确保经济快速发展的能力。【iv】安德烈·卡尔涅耶夫准确评价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力推全球化进程的决心和远见，以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深度及能力和贡献，肯定了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话语权、引导力。
还有一些媒体作家，积极评价中国开放包容、推进世界经贸发展合作共赢的全球性视野。
乌拉圭记者、作家埃斯特万·巴伦蒂发表题为《中国，我们所有人都离不开的遥远国家》一文，认为中国力推全球化，已经显示卓越成就和影响力。一个有着属于自己悠久传统的国家，启动了一项耗资近3万亿美元的计划，力求通过高速线路和油气管道网络建立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搭建经济合作平台，从而使欧亚大陆变成一个广阔的经济区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在不久的将来使有关国家共同分享福祉。这个雄心勃勃的倡议将造福65个亚非欧国家，其中居住着近70％的世界人口，拥有世界已探明能源储量的75％。【v】作家用详实的数据和资料，认真研究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努力和实践，描绘了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将为欧亚非大陆带来的可期待的未来，展示着全球化视域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和无不比拟的带动及引领作用，彰显着深远的世界意义。
2017年11月14日《纽约时报》对美国总统到访中国与国家主席XJP会见时的报道，颇有意味。文章称，中美两国和两位领袖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向。特朗普痴迷于建“隔离墙”，而习主席却在搭建桥梁。XJP肩负起落实应对气候变化领袖的责任、支持通过世贸组织解决争端，并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巩固中国的地位。是北京、而非美国正在推动有亚洲主要经济体、比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的贸易协议工作。中国正对其可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领域进行战略投资，比如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在这些领域，中国将在下一个十年超越美国。中国正在积极发展机器人技术、航天科技、高铁和新能源交通工具，以及先进的医疗产品。而特朗普的战略投资集中在煤炭领域，并乌托邦般地试图将自动化时代到来之前的生产返回国内。所有这些，在将美国变成20世纪经济模式的守卫者。而中国，逐渐成为“其它国家的新选择”，成为世界秩序的仲裁者。【vi】美国著名媒体的比较式评价，恰当而准确说明了问题的实质。面对人类的共同问题和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着眼于人类发展的大趋势和大发展的前景，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以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以富有远见的战略设想，贡献着中国担当和中国智慧。而美国则似乎开着倒车，渐向20世纪经济模式的守卫者颓变。如此结果不言而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胜出于当代世界，既是其本身的科学性、实践性，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前行的必然选择。
德国2017年11月11《明镜周刊》封面文章以“觉醒的巨人”为题，用长达九页的篇幅，从多个领域，详述中国对推动世界开放新格局的贡献。文中指出，从政治和经济层面来看，中国为世界经济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增长率，92个国家都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正源源不断对非洲进行投资，这使非洲人民受益良多。中国还在联合国中投入了最大规模的维和部队，对侵害人权行为进行有效抵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最初被西方嘲笑，但现在已经形成体系。“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了中国的高瞻远瞩。【vii】文章准确诠释了中国践行全球化发展理念的胆识、智慧和勇气。“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坚定有力、卓有成效的实践历程，反照出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短视性、局限性和制约性。由此，中国还将继续“反对各种保护主义，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进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用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viii】这种前瞻性、引领性，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也将愈益深远。
（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倡仪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并形成世界共识，中国方案快速进入实践过程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方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为核心的党中央外交思想理论创新、战略设想、政策目标、实践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的扬弃和重大超越，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是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的新的重大贡献。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时代主题，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不渴望和平与发展。但世界并不太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理想和目标，始终在艰难跋涉的行程中。当代世界，只有中国共产党对世界人民做出庄严承诺，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提出了被世界各国高度认同、具有很强实践性、致力于解决当代世界突出问题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了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践行以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双边、多边、周边外交方针，成为稳定世界局势的中流砥柱。在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永恒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独树一帜，脱颖而出。
早在2013年3月，XJP访俄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就向世界传递了这一崭新理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ix】之后，在上合组织峰会、中阿合作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第70届联合国大会、二十国集团峰会、亚信第五次外长会议、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XJP总书记多次作深入阐述。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XJP总书记作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题演讲，全面、完善地论述了“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内涵，即：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在人类发展史上，在时代的坐标线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首次跃然世界，惊涛骇浪。
2017年1月18日，XJP主席在日内瓦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再次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又一次深刻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得与会国共识共鸣。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理念，大道至归成，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2017年11月1日，党的十九大刚闭幕，第72届联大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议通过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载入这两份联合国决议，首次纳入联合国安全决议【x】。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的支持、认可和积极响应，快速进入实践历程，凸显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方案的迫切需要。
有乌克兰、德国学者撰文指出：过去五年，中国XJP主席深深思索人类未来命运，试图理清世界发展的趋势。基于相互合作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他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努力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国际关系。【xi】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世界上眼下唯一一个摒弃了地缘政治博弈因素的理念，因为这个理念将全人类放在第一位，将各个国家、地区的利益置于其后。世界大国以及世界各国都需要加入这种行动。【xii】其解读和阐释简洁通透，切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本质，实际代表着爱好和平人们的普遍愿望和希望。
美国《大西洋月刊》文章称，未来几十年中国打算凭借各种项目打造遍布亚洲乃至全球的基础设施网。这一倡议将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国家集中精力搞贸易，就会很少去打仗，不仅不会同自己的贸易伙伴打，而且同全世界也不会打。可见中国将会以特有的方式帮助全世界的落后国家。如果中国继续扩大自己的地缘经济规模，那么将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西方没有足够的资金在国外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它最好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xiii】《大西洋月刊》被称为是美国最受尊敬的杂志之一，自称坚持无党派、无偏见原则，拥戴自由、国家进步、荣誉信念。其对中国倡议的评价，直观、甚至直白浅显，但表达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好结果、内在张力和强大逻辑。在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以经贸合作促互利共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舟同渡共济，无疑成为世界各民族避免冲突、共享繁荣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副书记谢尔盖•热列兹尼亚克认为，中国共产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充满智慧和建设性。“包含不同文明和各种传统习俗的当今世界的确具有‘共同的命运和未来’。中共十九大的召开对于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xiv】摩尔多瓦前总统、共产党人党主席沃罗宁表示，十九大的成果不仅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还将会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报告具有国际意义，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关切。【xv】上述判断和预期，建立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认知与把握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方案，但实践主体属于人类，其实践结果，共享于整个世界。
2017年12月1日，中共十九大后的首次重大多边外交活动全球政党大会，在世界政党史上具有突破性意义，也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切实步骤和行动。葡萄牙社会党常务委员会委员席尔瓦，“我们非常赞同XJP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正因为当今国际上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不一样，我们才需要寻找共同点，求同存异，互利共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一个更好的时代。”【xvi】“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的会议主题，再次鲜明揭示世界对中国方案的迫切需要。来自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党组织的领导人热切与会北京，对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高度认同、共识成世界潮流。XJP在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并发出“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机制化”的倡议，得到外国政党领导人积极响应。世界最大政党、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与世界五大洲政党一起，肩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人民建设美好世界的重要责任。中国又一次以独有的胆识、勇气、智慧、担当、责任，推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其世界贡献之深远世界意义。
对世界文明、人类发展做出贡献者，才能拥有和掌握话语权；其理论与实践能够惠及广大同道者，才能有引领力和感召力，才能代表人类发展大势，引领世界航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之世界治理体系的选择，在实践的快车道上，还将继续开拓领域，铸成功业。
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及社会制度视域下的中国旗帜、中国道路
（一）百年前后的十月革命与中共十九大一脉相承于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旗帜
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处于低潮状态。世界左翼力量、各国共产党经历了艰难曲折的一段历程。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中，世界左翼力量没能趁势而起，始终处于总结经验、整合思想、积蓄力量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新的历史性飞跃，进入了发展的新时代、新阶段，极具象征性，被世界左翼力量赋予特殊的意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如乌克兰媒体所称，在不到100年间，中国从支离破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大二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国家发展和成功的关键。【xvii】在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和强大力量，影响着世界，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呈现出重大世界意义。
一些学者将十月革命百年纪念与中共十九大联系起来，盛赞中共十九大。对于XJP在十九大报告中重申十月革命于中国的意义，给予由衷肯定和赞赏。有俄罗斯学者在十九大召开当天，就以“XJP强调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作用”【xviii】为题发文，全面介绍、解读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和主要内容。还有学者写道：一百年前的十月，在俄国发生了伟大的十月革命。一百年后的十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十九次代表大会。两个事件相隔遥远的时空，却有直接和深刻的联系。如果不是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命运，是全然不同的。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继续1917年十月革命开辟的事业，并创造性地进行了中国的改革，吸取了苏联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建立起现代而有效的社会主义模式。【xix】在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下，将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与中共十九大召开联系起来解读，百年前开创的伟大事业与百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是历史与现实的交响，是开创与继承的守望，有着一脉相承的必然联系。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历史和逻辑的双重必然性中，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真理性、科学性、实践性、创新性、开放性和时代性，体现了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
一些共产党领导人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重要影响和独特作用，前瞻性地展示了其世界意义。埃及共产党总书记萨拉赫·阿兹利说，“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富强的道路上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实现了真正的民族独立，走出了一条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道路，“成为了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xx】
俄联邦共产党对于中共的拥戴，一向旗帜鲜明，坚定而持久。总书记久加诺夫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诚挚动情、由衷肯定中国道路。他说，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腾飞现象。中国不可思议的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在于，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并且将其与聪明的干部政策和市场工具出色地结合在一起。而这一切旨在提高人民福祉。这恰恰是中国和俄罗斯的主要不同之处。睿智的中国领导人不仅没有拆掉自己的航船的操控系统，而且为它安装了现代化设备。中国之舰发展成了远洋巨轮，驶向辽阔的大海。【xxi】俄共领导人在比较苏联解体俄罗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中俄发展的巨大反差，阐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广阔前景。特别强调，中国伟大成就的取得，关键在于没有放弃社会主义方向。久加诺夫的观点，代表了世界共产党人的主流评价。
英国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信托主席亚力克斯.高登则指明，“对于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中国就像是一座灯塔。如果我们不增加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学习其经验，难免会失败。”【xxii】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同时承载着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世界左翼力量为此欢欣鼓舞、重振信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上成为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旗帜，世界左翼力量对我“扛旗”的期待有必然性。引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责任自然落在了中国的肩上。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也不必赋予更多的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办好中国的事情为前提，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出发点，遵循历史规律，尊重客观现实，就是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最具实践性的引领和推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制度模式、现代化方案，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
对中国道路的认同与肯定，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而形成的。中国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严重冲击了长期占主导地位和垄断话语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颠覆了习惯用西方价值标准衡量世界进程的狭隘认知。在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一种全新选择，进入视野。
英国学者托马斯·巴克的文章认为，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的许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视之为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与繁荣的典范。在经济具有不确定性、社会流动性每况愈下、经济不平等、失业率不断上升以及临时工制度盛行的时代，美国模式似乎越来越不吸引人。中国的形象日益高大，看来已经成为经济稳定和繁荣的典范。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观察家陷入了一个陷阱，即人们更想要的是自由和民主，而不是经济稳定和繁荣。弗朗西斯·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论证越来越不合时宜。【xxiii】文章将中国道路置于突出而立体的时代问题背景下，置于同美国模式的比较下，迥异于西方发展模式的中国道路，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和繁荣的典范。
美国著名国家问题专家戴维·吉特同样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与西方不同的发展模式。在华盛顿主张以“美国优先”的时代中，中国推销社会主义理念的做法似乎更可能被人们接受。【xxiv】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刊文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使得它能够比西方国家更快、更有效地做出决策并加以贯彻实施。这种宏观层面的效率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保持全球最快平均经济增速的原因之一。【xxv】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道路能够作为世界发展模式新选择，是顺应时代要求，是基于当代世界和本国国情，体现了人民性。
《俄罗斯报》的一篇文章称，毫不夸张地说，每五年全球绝大部分民众就会密切关注北京的一件大事：中共党代会。这并不是因为中共党代会的“历史光环”，甚至也不是因为大约每六个地球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原因仅仅在于，北京早就展示出：凡是自己提出的计划，随后就会落实。针对退休者的政策也是如此。【xxvi】文章抓住了言必行、行必果，为最大广大人民谋利益，以践行宗旨为一切工作出发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特点，突出肯定中国道路的人民性，揭示了中共十九大举世瞩目的必然性。还有俄罗斯学者文章题目就是“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将把中国打造成具有强大经济实力、摆脱生态和腐败问题的自由法治社会”【xxvii】。
在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的视域下，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是一种希望的曙光，是具有借鉴性的成功范例。能够加快发展同时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渴望。道路决定命运，旗帜决定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作为一种全新选择，正在于打开了世界各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更多可能性，正在于集保持民族性与发展动力双重目标的实现。
三、民族复兴及国家治理体系视域下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一）创造性地提出“精准扶贫”理念，谱写人类反贫困史辉煌篇章，为世界做出重大贡献
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也是困惑人类最深远的问题之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短板。一个国家和民族，不能减少贫困率，发展和进步就无从谈起。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2013年11月3日，XJP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扶贫开发，创造性地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为脱贫攻坚提供了一把“金钥匙”。精准扶贫战略思想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中国脱贫减困方略与贫困人口脱贫需求实现了精准对接。2015年6月，XJP进一步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的重要思想。2017年6月，XJP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再次强调要“攻克坚中之坚、解决难中之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五年来，XJP总书记亲自挂帅出征、亲自部署督战，中国脱贫攻坚四梁八柱顶层设计全面完成，制度体系全面建立，精准扶贫深入人心，五年年均减贫1300万人以上，前所未有。【xxviii】政府主导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农民自己努力，精准扶贫全方位展开和推进。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经验吸引世界目光。
2017年9月13日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布报告说，过去二十多年来，全球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1990年，全球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下的人数占全球人口的35％，2016年下降到了约9％。“从1990年到2015年，中国在减贫方面做出了令人惊讶的成绩。”【xxix】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表示，“过去五年中国的减贫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xxx】普京高度赞扬XJP主席是为数不多的致力于国际减贫的国家领导人之一。【xxxi】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在人类摆脱贫困的国家治理社会发展视域下，受到世人瞩目。
在十九大报告中，中共再做出庄严承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脱真贫、真脱贫”，“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国际社会对此给予高度关注，对中国精准扶贫于世界的贡献不吝赞言。尤其是有着消除贫困艰巨任务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经验由衷肯定，并积极予以借鉴和吸取。
澳大利亚商务论坛主席埃文斯说，“7亿多人脱离贫困，是中国政府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外界评价中国政府成就时，这一点绝不容忽视”。【xxxii】俄共书记久加诺夫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让7亿多人脱贫，而且贫困人口还在不断减少。未来几年的目标是彻底消除贫困这种社会现象。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提出过这种任务。中国的反对者尽管不情愿，但也不得不承认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国社会经济模式的有效性。【xxxiii】中国政府摆脱贫困的巨大成就，吸引着世界所有进步的、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力量。
俄政治观察家德米特里·科瑟列夫发表题为《中国党代会——为何他们实现了苏联没实现的目标》文章，称中共十九大的进程和结果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何他们实现了苏联没实现的目标？最有说服力的是数据：五年来中国已经让6000多万人（相当于英国的人口）脱贫。此外，中国向世界提出了关于全球发展方向的方案。【xxxiv】的确，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中国减贫脱困史上一组组无声的数据，立体化为生动的实践成果。中国摆脱贫困的智慧和经验以别样的笔墨，书写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
巴基斯坦参议员、巴议会中巴经济走廊委员会主席穆沙希德·侯赛因盛赞中国脱贫经验和实践探索，并形象地阐释说，为了实现脱贫，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会深入贫困人口家中，实地调查他们的需求，并据此制订有针对性扶贫脱贫方案。中国政府出台的精准扶贫方略将继续成为未来中国脱贫事业最关键的举措之一。南非人类科学研究委员会研究员亚兹妮·艾波尔将精准扶贫认定为是一门“艺术”，而中国精通这门“艺术”，这种充满“艺术”的中国经验践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中国成为第一个完成千年发展目标中将‘赤贫人口比例减半’的发展中国家”。【xxxv】中国对扶贫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对精准扶贫的有效实践，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同样对于全球减贫、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的具象呈现。
（二）全面从严治党强力反腐、推进重塑国际反腐秩序，彰显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于世界之独特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国家“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布局，并作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和根本保证加以实施。在全面从严治党统一部署下，党和国家大力加强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强力腐败。以持之以恒的坚韧和执着加强作风建设，促进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队伍清正廉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以重力加强和改进巡视监督制度，利剑出鞘、形成震慑。以多层面畅通举报渠道，积极支持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开展监督，打造清廉法治社会环境。中国全方位、高强度、快成效形成反腐败高压态势，良好局势开启。
中国积极参与起草、批准并履约世界上第一部全面反腐败国际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14年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共同发布《北京反腐败宣言》，开启反腐败国际合作新篇章。2016年20杭州峰会上《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得以通过，并设立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国际治理规则层面，中国主导的相关议程获得实质性进展。尤其是《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开创性地提出“零容忍、零漏洞、零障碍”概念，推动20各国克服政治法律障碍，建立了一系列多部门参与的执法合作机制。【xxxvi】中国治理腐败“内打虎，外猎狐”的实践探索，成为重构国际治理新体系的有力行动力量。
五年来，中共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和决心，重拳打击腐败犯罪。中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毅力和勇气，举世罕见。在执政党建设的视域下，在推进全球腐败治理的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形象重塑再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反腐败贡献了独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十九大报告上，习总书记再以重锤敲响鼓，“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中国共产党不怕“家丑外扬”，敢于直面党风政风中的沉疴痼疾，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xxxvii】明知其然，安能不为？
中国共产党以勇气、智慧、胆识和责任，自我纠偏和党内治理，带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两个现代化”，其卓越成就，引国际社会、相关国际组织之肯定和赞誉纷至沓来。一些国家的学者结合本国腐败的严峻形势，关注中国反腐败经验和重要举措，表达了学习和借鉴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的迫切性和现实性。
俄《消息报》刊登文章称，大规模反腐运动成了XJP领导时期一张特有的明信片。规模和力度越来越大的反腐运动开始以来，已有100万以上的官员因受贿而被撤职、受惩处或者坐牢。仅在2017年就有15.9万多人因违反党纪和受贿而受到处分。XJP根除这一问题的决心，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93％以上的中国人对2017年党的反腐工作感到满意。【xxxviii】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有文章标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学习中国反腐败经验”，中共对领导干部的八项规定、六条禁令俄罗斯都应该借鉴。【xxxix】
印度专家索菲亚•乔特尔吉认为，十九大报告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也应成为国际社会改革发展和反腐的“参考书”，报告中透出的反腐信息，所展现的中国铲除腐败问题的态度和反腐的决心，值得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各国仔细揣摩学习。XJP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充满了中国式历史智慧的反腐倡廉建设。【x】哈萨克斯坦—德国大学国际问题专家伊戈里·伊万诺夫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不设禁区，并通过媒体及时向广大民众公开反腐斗争情况，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虚心接受人民群众对党提出的意见建议。”这种坚持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各国政党学习。【xi】津巴布韦青年学者可利由衷希望，中国能够将反腐经验介绍到津巴布韦，以减少当地的腐败行为。【xii】中国的反腐行动和举措，中国式反腐经验和反腐智慧，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在全球反腐败视域下，中国反腐败斗争成为当今世界“现象级”的政治实践，展示了对世界的独特贡献。中共坚定不移的反腐行动，也成为彰显其励精图治、凝聚民心、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向新征程的一个重要构成。
从全球化及全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担当、中国方案，再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及社会制度视域下的中国旗帜、中国道路，到民族复兴及国家治理体系视域下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致力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努力，世界主要国家正经历着从怀疑到认可，从旁观到并肩同行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阶段，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战略方位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国际社会的视野和期待下，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还将在更广泛的视域下，不断展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注释：
【i】参见黄金萍：《“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南方周末》2017－01－27
【ii】《普京：世界经济中的保护主义正成为常态》，2017年05月14日俄罗斯卫星网http：／／sputniknews.cn／economics／201705141022615649／
【iii】《XJP在“一带一路”论坛发表主旨演讲》，2017－05－14新华网http：／／finance.ifen.com／a／20170514／15373505＿0.shtm
【iv】《俄专家：十九大最重要决定是仍将坚持改革开放》，2017年10月25日俄罗斯卫星网http：／／sputniknews.cn／opinion／201710251023890086／
【v】《西报文章：中俄重新整合世界“心脏地带”》，2017年11月8日参考消息网http：／／coumn.cankaoxiaoxi.com／／2017／1／2242374.shtm
【vi】《外媒：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正把全球领袖的角色让给中国》，2017年11月14日俄罗斯卫星网http：／／sputniknews.cn／foreinmedia／201711141024045567／
【vii】刘璐：《德媒宣告中国“醒来”：觉醒的巨人！已站在世界中心》，2017年11月12日环球网国际https：／／share.icient.ifen.com／shareNews？forward＝1＆aid＝cmpp＿030180053193995＆aman＝87Zb61k994Dfd8W566I1b1mb04h271S03aa0bcc5＃backhead
【viii】《刘鹤在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上的致辞》，2018－01－25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itics／2018－01／25／c＿1122310663.htm
【ix】《XJP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2013年03月24日新华网http：／／news.sina.com.cn／c／2013－03－24／011126621930.shtm
【x】《（国际）综述：联合国热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写入联合国决议》，2017－11－02新华网http：／／news.163.com／17／1102／15／D28DQJM100018AOQ.htm
【xi】19－йсъездКПК：мирстремитсяпонятьисториюуспехаКитая，19Октября2017，https：／／www.2000.ua／novosti／mir＿novosti／19－i－sezd－kpk－mir－stremitsja－ponjat－istoriyu－uspeha－kitaja.htm
【xii】《老外看中国：这五年引领中国巨变的国家领导人》，2017年11月14日参考消息网http：／／news.sina.com.cn／o／2017－11－14／doc－ifynrsrf4623757.shtm
【xiii】《中国正迅速成为最强商业大国》，2017年10月24日俄罗斯卫星网http：／／sputniknews.cn／foreinmedia／201710241023878271／
【xiv】栾海：《中共是战略政治伙伴，期待有更多合作》，2017－12－01《参考消息》
【xv】摩尔多瓦全球聚焦十九大专访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主席，2017年10月25日央视网http：／／news.cctv.com／2017／10／25／ARTItxX5REuy9a0NkVEa171025.shtm
【xvi】刘少华吴宇轩：《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引热议》，2017年12月08日人民网http：／／poitics.peope.com.cn／n1／2017／1208／c1001－29693095.htm
【xvii】19－йсъездКПК：мирстремитсяпонятьисториюуспехаКитая，19Октября2017，https：／／www.2000.ua／novosti／mir＿novosti／19－i－sezd－kpk－mir－stremitsja－ponjat－istoriyu－uspeha－kitaja.htm
【xviii】АнтонАнтонов，СиЦзиньпинподчеркнулрольОктябрьскойреволюциивРоссиидляКитая，https：／／www.discred.ru／2017／10／18／si－tszinpin－podcherknu－ro－oktyabrskoj－revoyutsii－v－rossii－dya－kitaya／
【xix】АндрейОстровский，ОктябрьскаяреволюцияиКитай，06.11.2017
http：／／www.nomad.su／？a＝15－201711060015
【xx】《十九大时光：各国政党为中共点赞》，2017－11－12人民网。
【xxi】《俄共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中国是通向公正世界的火车头》，《参考消息》2017－03－23
【xxii】《国际人士评中共执政：探索出有强大生命力发展之路》2018－02－22《人民日报》
【xxiii】《美媒文章：发展模式是中国软实力源泉》，2017－11－20参考消息网http：／／coumn.cankaoxiaoxi.com／2017／1120／2243993.shtm
【xxiv】《美媒：中共增强社会主义制度在全球吸引力》，2017年10月30日参考消息网http：／／coumn.cankaoxiaoxi.com／／2017／1103／2241782＿2.shtm
【xxv】美媒：中国应对全球挑战展现世界级领导力，2018－02－13参考消息网
http：／／coumn.cankaoxiaoxi.com／／2018／0213／2255832＿2.shtm
【xxvi】《俄媒：中国着力解决养老问题推动人口结构年轻化》，2017－11－10参考消息网http：／／coumn.cankaoxiaoxi.com／／2017／1110／2242675.shtm
【xxvii】КонстатинЩепин，Служитьнароду，“РоссийскаяГазета”30.10.2017
【xxviii】参见刘永富：《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精准扶贫网http：／／www.zjzfpw.or.cn／news.asp？n＝2593
【xxix】《盖茨基金会报告：全球贫困人口大幅下降》，2017年9月14日《联合早报》
【xxx】《第25个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扶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七成》，2017年10月17日中国新闻网
【xxxi】《丰富中俄合作内涵推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人民日报》2016年06月24日。
【xxxii】《精准扶贫，中国书写最伟大故事——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脱贫攻坚成果》，《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3日13版。
【xxxiii】胡晓光：《中国飞跃发展符合全人类利益——专访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参考消息网http：／／ih.cankaoxiaoxi.com／2017／1017／2239255.shtm
【xxxiv】《俄媒：中国实现了苏联没实现的目标》，2017－10－19参考消息网http：／／coumn.cankaoxiaoxi.com／／2017／1019／2239580.shtm
【xxxv】参见《精准扶贫，中国书写最伟大故事——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脱贫攻坚成果》，《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3日13版。
【xxxvi】参见高波：《中国实践重塑国际反腐秩序》，2016－12－09《环球时报》
【xxxvii】《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期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评述》，2017年01月02日新华社http：／／poitics.peope.com.cn／n1／2017／0102／c1001－28992919－2.htm
【xxxviii】中国将设超级反腐机构，2018年01月24日俄罗斯卫星网http：／／sputniknews.cn／russianmedia／201801141024472463／
【xxxix】«АргументыиФакты»，25／10／2017№43
【x】《印度专家：十九大报告是国际社会反腐“参考书”》，2017年10月24日国际在线http：／／news.cri.cn／20171024／b6373d53－9126－2818－2bc4－c1ad31e8fd30.htm
【xi】《国际人士评中共执政：探索出有强大生命力发展之路》2018－02－22《人民日报》
【xii】《津巴布韦青年学者：最关注两会环保议题希望借鉴中国反腐经验》，2018－03－03国际在线http：／／news.cri.cn／20180303／b35f101d－b9a7－c23f－bbf0－c6447ab5a99c.htm
李瑞琴：俄罗斯第七届杜马选举：有哪些值得关注？
2016年9月18日，俄罗斯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在俄境内9.5万多个投票点和145个国家俄外交机构的371个投票点进行。9月19日据中央选举委员会在统计93％以上选票后公布的官方资料显示，统俄党得票率为54.28％，俄共得票率为13.45％，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为13.24％，公正俄罗斯党得票率为6.17％。帕姆菲洛娃还表示，统俄党在单一选区制选举中获得203个杜马议席，俄共和公正俄罗斯党各获7席，自由民主党获5席，祖国党和公民平台党各获1席。这样一来，据初步资料显示，统俄党在国家杜马中获得343个席位，俄共获得42席，自由民主党获得39席，公正俄罗斯党获得23席。9月19日普京宣布，统俄党已经赢得了议会选举。这说明，人们看到统俄党的党员实实在在做事，真诚地为民众而努力工作，哪怕是并非所有事情都获得成功。虽然选举票数尚未统计完毕，但如普京所说，统俄党获胜已经不容置疑。
近年来，尤其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一直处于国际政治漩涡中心，受西方合力制裁，俄国内经济遭受重创，面临着国际国内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境。但在国际事务上俄罗斯依然锋芒犀利，在反恐、打击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针对北约军事战略合围的反击举措上，毫不退缩和隐忍。2016年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无疑是俄罗斯国内当年最重大事件，此次选举有着什么样的特点，西方制裁是否对其产生了后果，俄罗斯政治权力方面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于2018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将有什么的影响？都值得关注。
一、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杜马选举，意在突出合法性、公正性、透明性，
减压于俄罗斯目前的内外困境
2016年8月22日《俄罗斯报》报道，这是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竞选活动，有近30个党的10多万人参与此项工作。国家杜马提名的来自14个政党的6545位候选人、联邦选区提名的来自14个政党的4467位候选人、各选区提名的2078位候选人审查通过。由于俄地源辽阔，投票点依次从东向西按照当地时间9月18日8点至20点开放。最早开始投票的是楚科奇和勘察加的居民，其次为俄中部地区，俄最西部加里宁格勒州的投票最晚结。注册选民共1.116亿人，其中187万位于国外。9月18日北京时间8时至20时，中国北京、上海、沈阳、广州和香港的俄杜马选举投票点开放。18岁以上长期居住在中国以及短期在华停留的俄公民携带普通或出国护照可前往上述地点投票。北京地区有1322人登记。
1.采用混合选举制以迎接议会新面孔
2014年2月普京签署了《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按照新选举法，国家杜马450个议席中，225席在各党派中产生，225席在83个州的225个选区产生。人数较多的联邦主体分为多个“单席选区”。另外，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由上届选举中得票率超过7％方可进入议会降为达到5％即可。
混合选举制旨在加强政党之间的竞争氛围，并为议会增加新面孔提供理论上的可能性，也是普京释放国内反对派压力和民众不满情绪的一项政治举措。目前，选票统计结果证明，仍然是上届国家杜马四大党团超过5％的得票率而进入议会。统一俄党已经拿下225个“单席选区”的203个席位。议会即使增加“单席选区”的新面孔，丝毫不会动摇统俄党的执政地位。
2.确保议会选举公正，政府做足功课
除了采用新选举法外，俄政府还做了以下准备。
一是重组15名成员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更换正、副主席等9位新成员。由总统、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分别指定5名成员，成员任期为5年。总统委派俄人权事务专员埃拉•帕姆菲洛娃取代上届主席弗拉基米尔•丘罗夫。帕姆菲洛娃在上世纪90年代曾任俄劳动和社会保护部部长，是2000年的总统候选人，为俄现代史上首位女总统候选人，在俄罗斯广受尊敬。此次由她任中选委主席，意义十分明显，即再次证明俄选举的竞争性、透明性以及合法性。
二是实践新规定：竞选辩论与党内初选。候选人都必须参加选前辩论。要么辩论，要么离开。2016年8月22日，首批14个党的候选人电视竞选辩论在俄罗斯电视1台、俄罗斯广播电台第3频道开启。7月30日全俄舆论中心民调显示，72％的受访者认为，竞选辩论能够帮助选民“了解政党领导人及其成员是怎样的人”；62％的受访者认为通过辩论，候选人能够“阐明党的政策方针、目标和任务”。
2016年5月，统俄党率先进行党内初选，有超过900万人进行了投票。专家们认为，党内初选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即排除对候选人名单内定的疑问。此举还是围绕公正、合法及透明而定。
三是初步发挥微型国家杜马作用。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改组并不仅是用来安慰民心的策略，它还有更深的意义，该委员会正被打造成微型国家杜马。如来自公正俄罗斯党的尼古拉•莱维切夫，来自俄共的瓦西里•利哈乔夫，来自统俄党的瓦莱里•加尔成科、尼古拉•布拉耶夫，前祖国党议员、后转型为政治评论员的亚历山大•科留金等。这些来自各党派的公众人物，能够代表所在党派表达意见。选举如有问题可以通过微型杜马得以预案和预警，使政府从容应对社意民情。
四是总统也非常重视杜马选举。2016年7月，普京会见了国家杜马党团领导人。普京肯定国家杜马在对公民的社会义务、发展经济和改善俄政治环境所做的巨大工作。强调国家面临着国际形势的严重挑战，所有派别的团结保证了外交政策的发挥，使西方分裂俄罗斯的企图没有成功。普京希望各党派在进行思想交锋时，要诚实、公平、公开和大气，相互尊重，而不是互相抹黑。特别是，所有政治力量都有责任保护公众，争取公民对选举结果的信任。此外，在与所有杜马党团领导人举行会谈后，普京还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进行了单独会晤。此举无疑是给予俄共特别待遇的证明。俄共是上届位列统俄党之后最大议会政党，拥有92席。虽然统俄党在杜马中占据绝对优势，但是政府出台政策时，处于第二大议会党的俄共给予最少掣肘为好。
五是各种形式的公关活动。如，第六届国家杜马在其最后一个工作日还通过了一项五年来最严厉的“反恐”法案。由数十项法案组成的该一揽子法律草案被舆论冠以“极端严苛的”、“镇压性的”和“吃人的”等修饰语。该法案被指是选举前的公关活动，是对公共舆论的试探。此外，2016年8月10日，俄安全局发布消息称，在克里米亚制止了一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部门策划、对基础建设和生活保障设施发动的恐怖袭击，其目的是破坏联邦和地区政府选举。能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法案在杜马选举前提出，无疑会凝聚民众注意于国家杜马的工作以及将要进行的选举。而将俄与乌关系之恶巧妙转移到为国家杜马选举造势方面来，更有一箭双雕之工。
六是严格候选人的资格审查。2016年8月9日，约百名杜马竞选人因为没有及时向中央选举委员会提交财产申报、境外财产状况以及大型花销证明被取消参选资格。候选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证明信息延迟提交也属违规。另约有80多人被查出拥有双重国籍，也被取消了候选资格。
俄政府对选举合法性如此关注，很大程度上是不想激怒本就因经济危机心怀怨气的选民。无论真希望举行诚实选举，还是只想维持体面，俄罗斯政府都不想再看到2011年针对选举作弊的抗议活动。
二、反对派虽然不断发声但不足以影响杜马选举
在距议会选举半年前，俄政坛活跃起来的不仅有执政当局，还有反对派。2016年4月15日，身在伦敦的前石油寡头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其创建的“开放俄罗斯”组织的网站上宣布：“我们的目标就是在相对不远的未来，让普京及其朋友们下台，启动俄罗斯的政治进程，确保举行首次绝对开放、诚实的选举。”同在伦敦、曾掌握俄罗斯最大移动通信公司的奇奇瓦尔金认为，推翻现政权需要提出有教育意义的倡议。俄罗斯人对上述二人的行为嗤之以鼻，认为目前俄政局极为稳固，国内经济危机与政治“难民”几无干系。
2016年5月6日，俄罗斯“民主选择党”领袖米洛夫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尽管许多民众仍支持普京对外政策，期望普京能继续执政，但更多俄罗斯人对行政系统以及国内经济政策并不满意。俄罗斯政局正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前进。米洛夫认为，“西方的大部分人已经被诸如普京持有80％的支持率这样的头条蒙蔽了双眼，这些根本不值得一提”。“橡皮图章是普京在俄罗斯执政期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民主党将在改变这种状态中扮演重要角色”。米洛夫表示，充当反对派并不感到安全，但他却有责任守护这个国家”。对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的厌倦、对其威权主义政治反感的声音，在俄罗斯始终存在，但这类声音不会影响到统俄党的胜出。因为其他人、其他党比普京、比统一俄罗斯党更让人不安，更乏力。
2016年6月25日俄共在莫斯科州举行代表大会，久加诺夫对政府工作提出严厉批评，称梅德韦杰夫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走到尽头，在把国家带往垮台的境地。而俄罗斯社会对列宁和斯大林越来越尊重，未来的主要威胁是反苏、民族主义和仇俄。俄共的观点一向比较明确，反对私有化，主张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但在关键时刻是支持普京的，尤其是在对外政策方面。
2016年8月22日，在俄杜马议员候选人第一场电视辩论直播中，“人民自由党”代表马尔采夫将矛头对准普京，称其应为俄罗斯经济负责。他指责普京让俄罗斯强行介入乌克兰、叙利亚的冲突中，呼吁国会应对普京进行弹劾。俄《报纸报》批评他的发言“胡闹”且“完全跑题”。俄政治分析家卡拉切夫认为，克林姆里宫允许马尔采夫出现在电视直播中，旨在对外展示普京的自信以及普京对手们的黯淡前景。借助于马尔采夫的“帮忙”，普京反而可以更令人信服地展现自己的民主。的确，在实际无对手的情况下，普京的自信完全成立，这类声音引起的是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噱声”，让其传出，不无益处。
当然，不仅是普京本人，包括政治学者们对于普京地位挑战的声音，都抱着自信的心态。无论是国际制裁，还是国内经济衰退，无论是外交政策的赢家，还是国家改革难以为继的畸形的经济结构灾难，似乎无论正负状况，都是普京执政的充分条件，这种状况着实鲜见。因为再多抱怨，能入俄罗斯人眼的，无奈只有普京。
三、选举结果符合预期，但俄罗斯人也逐渐厌倦了老生常谈，政治和选举与生活无关
2011年第六届杜马大选，普京领导的统俄党获杜马238个席位，俄罗斯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分别获得92席、64席和56席。
有俄学者发文称，9月18日的第七届杜马选举又是一场生动的政治秀。俄国内已经开始出现预测结果，如有多少赢家，最终杜马议席如何分配。一些研究机构尝试摸清“舆论”，确定当前居民选举偏好，决定哪些区域和目标群体需要进行提高公民自觉的相关工作。并预测，上届选举近一半选民投向统一俄罗斯党，其他获得票数都少，这届也会如此。
俄一些预测机构也断言，选举会得到“正确的”结果。通过筛选，那些不合需要的候选人在登记阶段就被淘汰，选举活动更易操作，而且少了许多非议。克里姆林宫能够对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施压，同时调整策略以实现“公正选举”，继而更有效的保证他们想要的选举结果。
还有机构预测，上届国家杜马四大政党在此次的选举得票率如下：统一俄罗斯50％，俄罗斯共产党16％，自由民主党11％。公正俄罗斯8％。“现实新闻”网站预测，45％的人会支持统一俄罗斯党，20％和15％的会支持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约获4％的选票，苹果党可能获得2％的选票，4％的选票会分散到其他方面，但不会影响政治权力的现状。从选举结果看，预测选票的大致流向没有出意外。统一俄罗斯党获得绝对多数，但俄共得票率下降，自由民主党得票率逼近。
选举结果与民众的生活似乎无关紧要。俄列瓦达中心2016年6月23日至27日的调查数据显示，民众对杜马选举的关心程度较2011年有一定程度下降。2011年，有62％的受访者会在选举前同自己的亲朋好友讨论选举的有关话题，今年下降至45％。52％的民众不会就国家杜马选举进行讨论（2011年这一数值为37％）；大多数人（44％）表示，想到国家杜马议员近4年的工作会感到不安；46％的受访者对此全然不知情，仅有7％的民众对杜马议员的工作足够了解。三分之二的民众（62％）对当今杜马议员的工作持否定态度，持肯定态度的受访者占16％。另有22％的受访者表示很难回答。普通民众对于国家杜马的选举兴趣下降，认为这是当政者的政治游戏，并不能给民众带来实质性的利益。
针对本届选举约有三分之二的选民放弃投票，久加诺夫认为选举投票率低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表示，俄罗斯共产党已经递交了举行集会的申请，如果选举期间存在违规行为，就举行集会。俄共已经提交了近1000份针对各种违规行为的投诉。
四、为封堵西方可能对俄民主政治的责难，俄广泛邀请国外观察团参与选举活动，并使选举置于电子监控之下
程序、形式公正，是俄罗斯政治的一个特点。对此，俄政府也做足了功课。本届中选委已向包括美国和乌克兰在内的43个国家的选举组织机构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参与观察俄国家杜马议员选举。已与27国的选举组织机构签订此类协议。此前，俄外交部于5月宣布，将邀请4个国际政治集团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监督今年的杜马选举。包括上海合作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安组织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
9月18日前，莫斯科市还安装了6500部摄像机，所有投票站都设置监控录像以监督选举。2011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期间，有批评者在网络上发布视频，称投票被人为操控。公众对此极为不满，引发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当时普京下令，要求此后各投票站必须安装网络摄像机，对选举进行不间断的实时直播。2012年俄罗斯总统选举期间，俄政府首次在投票站安装了网络直播摄像机。
上述选举组织举措，能在形式上让西方无懈可击。但俄罗斯与西方的紧张与对立，不是程序与组织正义之争。所以，俄罗斯这种广泛邀请并不会为难自己。俄罗斯杜马选举，岂能受制于西方？
五、此次选举后俄关键岗位将产生重要人事变动，
旨在为2018年总统大选奠定有利于普京连任的政治格局
俄“政治与经济通讯社”社长德米特里·奥尔洛夫认为，普京决定再续任6年并执政到2024年的可能性是有的。一是鉴于俄民众对其的信任以及以其为中心的高度社会团结。这种团结的背景是俄罗斯受到的国际压力持续加大。二是糟糕的经济状况同样成为普京连任的理由。俄独立国际战略研究所总裁米哈伊尔·列米佐夫说，普京是否连任的关键因素包括其身体状况以及社会情绪动态。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并无社会情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任何征兆。三是不同政治力量也倾向于普京连任。包括议会反对派在内，各方都认可普京的国内外政策，一向批评政府政策的共产党人也如此。
基于多方综合，基于俄罗斯宪法关于总统4年任期改6年任期的长远设想，普京谋求2018年总统大选连任，在所不辞。因此，从2016年9月国家杜马选举前后即开始作总统大选连任的布局，为必要环节，顺理成章。而要谋求连任，俄罗斯国内外所处严峻形势，也不容普京掉以轻心，必须以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为契机启动。
2016年8月12日，普京解除了其核心团队重要成员、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伊万诺夫职务，任命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安东·瓦伊诺为主任。此外，2016年以来，俄政坛重大人事调整频发。普京在经济领域重新请库德林出山；在安保领域，则组建直接隶属于总统的国家近卫军，由其亲信、曾经的私人保镖佐洛托夫出任总司令。在地方，俄也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整。
2016年8月23日《生意人报》报道，国家杜马选举后，国家领导层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七届国家杜马主席有可能由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甚至是总理梅德韦杰夫担任。纳雷什金议长将成为对外情报部门首长。有的国家杜马部门主要领导已经准备离开自己的岗位。而纳雷什金有着克格勃和对外情报部门工作的经验，这样的任命也名符其实。9月19日，纳雷什金即已经表示，新一届杜马举行首次全体大会期间将确定新任主席的人选，预测得到了印证。
虽然俄官方表示，这一切与国家杜马选举无关，但在国内外形势严峻、挑战加重的背景下，此时国家重要岗位的变动和任命，只能是为了巩固、强化当下政权格局。因此，普京进行重大人事变动，目标指向清晰可见，即首先保证杜马选举的有利结果，继而保证顺利连任总统。再看远点，更是为大选后普京政权又一个6年任期，作干部配备、组织机构上的铺垫和准备。
六、俄罗斯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于我国的影响
从中俄两国关系看来，统俄党继续执政，普京连任，有利于中俄既定方针的实施与推进，有利于两国国际事务合作实践的延续。在中俄双边关系的中短期目标上，鉴于俄罗斯经济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西方制裁还未解除、俄经济衰退难以复兴的大环境下，中国能够占据一定的主动性。但是，从长远看来，中俄双边深层次的问题还会凸显，政热经冷等矛盾还将以新形式出现。
与俄罗斯国家杜马对应的我国相关领域，是全国人大委员会。2015年6月9日，中俄首次议会合作委员会机制性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张德江强调此新的合作委员会机制的建立，为开展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强调立法机关交往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5月，XJP积极评价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取得的成果。强调指出，立法机关代表民意，在两国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纳雷什金表示，俄立法机关愿深化与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办好交流机制的活动，为推动俄中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要落实好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达成的共识，加强两国战略对接、人文交流、教育合作。
我全国人大委员会与俄罗斯国家杜马联系广泛，议会选举后的人事变动可能对两国有关领域交往与联系有一定影响，但无大碍。总体看来，两国的政治互信与双边务实合作能够按照既定战略推进。（注释略）
李瑞琴：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及苏联评价转变探源
2018年以来，俄罗斯发生数件具有象征性的事件，令人重新审视苏联及斯大林在当代俄罗斯的重要意义。一是据俄列瓦达民调中心2019年4月16日数据，俄罗斯对斯大林的肯定性评价获得苏联解体以来最高值，70％的民众认为斯大林在国家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同据列瓦达民调中心数据，俄罗斯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人数达到10年来最高水平；三是新西伯利亚市决定重建斯大林雕像，并于2019年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揭幕。这些标志性事件，显示了近年来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及苏联历史正面评价的回升。为什么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越久，俄罗斯人怀念苏联怀念斯大林的社会情绪不降反升？在苏联解体的近30年里，苏联及斯大林在当代俄罗斯人心目中是怎样的形象？尽管斯大林曾经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如被西方及所有反斯大林分子一直诟病的大清洗，一些所谓的人权组织每年在固定的日期提醒人们注意斯大林的“罪恶”，但为什么民众依然对斯大林的评价不断升高？疑问来于现实，答案也在俄罗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现状里。
一、俄罗斯进入世界五大经济体发展目标实现艰难，难比苏联时期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在电视上发表最后一次讲话——《告苏联人民书》，在其改革导致苏联走向解体和分裂的前夜，他称“至今对1985年春天开始的民主改革的历史正确性确信不疑”；认为其改革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1】2其时，苏联人民并未将注意力集中到质疑戈尔巴乔夫的判断与结论的客观性上，甚至多数人相信，经过剧变的阵痛期，俄罗斯将很快步入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尽享西方现代文明的成果。人类纪年进入了21世纪，苏联剧变也走过了28年，当代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没有如期兑现戈尔巴乔夫的承诺。以国家解体、民族分裂、大国衰亡、红旗落地为代价换来的“历史功绩”，成为当代俄罗斯走不出的泥泞。民众承受的苏联解体之痛，远没有结束。
有俄罗斯人制作了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对比图。【2】
图1显示：1990年世界十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额的情况依次为：美国26.1％、苏联12.1％、日本10.6％、德国7.3％、意大利5.1％、中国5％、法国5％、印度4.5％、英国4.4％。1990年，尽管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苏联经济已经严重下滑。但仍然牢牢占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
图2显示：201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额的情况依次为美国24.85％、中国16.45％、日本5.63％、德国4.56％、英国3.70％、印度3.36％、法国3.22％、意大利2.40％、巴西1.98％、加拿大1.97％、韩国1.77％、俄罗斯1.67％、西班牙1.64％、澳大利亚1.64％等等。【3】
国土面积、自然资源、公民素质均在世界前列的俄罗斯，DP位于世界第12位，不及韩国。2018年普京第四次当选总统时，再次承诺任期内重大目标，即是俄罗斯进入世界前五大经济体。苏联解体后，普京是获俄罗斯民众支持率最高的领导人，他带领俄罗斯20年的发展目标，是分阶段接近当年苏联解体前在世界的位置。苏联时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目标，当代俄罗斯无法企及。
图1199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DP占比情况下载原图
图22018年世界各主要国家占DP份额下载原图
普京在2018年总统大选后的“五月法令”中承诺，将努力确保俄罗斯经济进入世界五大经济体。俄罗斯一网友发推文说，普京从2007年就开始多次承诺这一目标：2007年他提出，“到2017年俄罗斯将成为全球五大经济体之一”；2008年，他在会见俄联邦委员会商务委员会成员时说，到2020年，俄罗斯将进入世界前五大经济体。称俄罗斯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2011年又提出，“2021年，俄罗斯将成为全球五大经济体之一”；2012年承诺，在2015年之前俄罗斯将成为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之一；2013年在联邦议会上普京表示，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俄罗斯的目标是进入世界五大经济体之一；2018年普京第四次就任总统时说，到2024年，俄罗斯将成为全球五大经济体之一。从上可见，普京曾六次做过此种承诺。然而，从最新排名看，加利福尼亚成为世界上事实上的第五大经济体（虽然作为美国的一个州，它没有参与整体排名），其DP为2.7万亿美元。【4】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今昔对比是判断国家发展状况的一种常用、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方法。曾经牢牢位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苏联解体后，继承苏联主权国的俄罗斯，只是锁定进入世界前五大经济体的目标，一直在曲折发展中徘徊，10余年没有前进。西方制裁及严峻的国际环境，不能成为决定、甚至影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曾经辉煌而卓著的苏联历史，反衬出当代俄罗斯的重大差距。这种巨大差距，源于俄罗斯的实际状况，一是1991年12月，戈尔巴乔夫宣布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摆脱了“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开始走进“尽享西方现代文明”的时代。但苏联解体近30年，戈尔巴乔夫的承诺成为莫大讽刺。俄罗斯不仅没有融入西方，而且数度遭受西方挤压、制裁，甚至遭遇新冷战。俄罗斯这艘巨轮，已经转向东方。尽享“西方现代文明”成为戈尔巴乔夫给俄罗斯民众的乌托邦愿景；二是普京、梅德韦杰夫执政近20年，承诺的进入世界前五大经济体的目标未能兑现，一次次令民众失望。国家在艰难曲折发展中，民众承受着巨大困难，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从未超过苏联时期。只强调所处国际环境对俄罗斯的影响而不得发展，无法使民众信服。民众对苏联时期肯定性评价上升，无论是简单的怀旧还是深刻的思考，都反映出对现实不满的社会情绪。
二、俄罗斯贫困率数年不减，社会公平远不及苏联时期
2018年5月普京第四次就任总统时还承诺，未来6年将重点改善国家经济，增加基建、住房及医疗服务，使贫困率减半，经济增长率升至4％。通常，总统就任时的承诺，一方面是其执政期重大战略目标和规划的关键主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关系国计民主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俄罗斯的贫困问题引发社会学家的普遍关注，在各类民调中，已经占据了社会问题的首位。
目前，俄罗斯约有2030万人属于贫困人口，占俄总人口的15％左右。62.8％的穷人并未失业，即贫困者主要是有工作的低工资人口，无工作的穷人只占1.6％；退休的贫困人口占贫困人口的16.7％，大多数养老金领取者的收入超过最低生活水平。但由于药品费用支出很高，大多数退休人员也属于非正式归类的贫困人口；20％的贫困人口是15岁以下的儿童，这同其父母收入过低有直接关系。因此，俄罗斯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工资水平低，贫困民众只能购买廉价、低质量的产品，购买二手衣服，同时还存在债务。
俄专家分析，近年来俄罗斯贫困的原因与20年前完全不同。本世纪初，俄罗斯贫困的主要原因是长期拖欠工资和养老金、失业率高、疾病或残疾等。现在，预算和分配不公成为贫困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即使是相当合格的专家也有可能属于穷人群体。
从2008年到2018年间，俄罗斯的贫困率分别为13.4％、13.2％、14.7％、15.0％、13.6％、11.8％、11.5％、12.7％、13.1％、13.5％、13.3％。十多年来，贫困率没有下降。而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戈尔什科夫的说法，俄罗斯的贫困人口至少是官方统计数据的两倍。【5】目前，俄罗斯的物质财富不平等已经位于世界首位。收入贫困是基础，机会贫困更严重，占到了居民总数的四分之一。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经济学家鲁斯兰·格林伯格在苏联解体25周年（2017）之际，曾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状况作过解读。他说，“如果有很多穷人，经济就不成功”。当代俄罗斯经济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投资，这已成为政府官员和商人的一个口头禅。其实最重要的，是当代俄罗斯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贫困扩张。这是俄罗斯25年经济转型失败的象征。什么是经济不平等？即哪怕经济增长，也只是富人在享受这种增长的好处，穷人的情况没有改变。经济不平等不仅是可耻的，而且对国家经济发展极为不利。【6】2019年鲁斯兰·格林伯格撰文认为，2018年最富有的3％的俄罗斯公民拥有国家金融资产的89％，这样一个结果，正是由于对苏维埃正义的轻率拒绝，造成俄罗斯大规模的贫困，大多数人缺乏权利，新豪富疯狂敛财和放纵，这一切清楚地说明了道路选择的谬误。【7】鲁斯兰·格林伯格没有把重点放在分析俄罗斯经济发展与否的层面，而是深入到民生和社会公正层面，聚焦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贫困问题上。即如果经济发展的红利仅限于占少数人口的金融资本家享受，大多数民众无缘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那么经济就是不成功的。当代俄罗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贫困，无论其他方面的数据如何，都不能说明经济转型是成功的。
2019年4月，俄联邦金融大学进行了一项调研，结果显示，每月6.6万卢布（约人民币6323元）是俄罗斯人认为体面的薪水。但48％的受访者人认为，他们永远没有可能达到。鲁斯兰·格林伯格说，俄罗斯的月平均工资约为4万卢布，这是一个狡猾的数字，是包括所有富人和穷人收入相加的平均数。但国家有一半居民月收入只有1.7－2.2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649－2134元），因此，至少有一半人无法企及体面薪水。而且国家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当然也没有社会平等。【8】尽管俄罗斯人认为的体面薪水与平均收入差距并不大，但少数富人占据了绝大部分财富，所以，国家的平均收入对于处于低收入阶层来说，毫无意义。
自2013年起，俄罗斯最低工资标准增长了一倍，达到11163卢布（约合190美元）。但对于贫困人口是杯水车薪，仅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无法解决脱贫问题。俄罗斯人实际收入连续六年下降。与时同时，俄罗斯的富人成为了世界财富增长的领导者。2018年，俄罗斯百万富翁的总数增加了30％，达到17.2万人，比上年增加了4万人。自2019年初俄罗斯十大富豪的财富就增加了10.8％，增长率超过世界上任何地区。【9】富豪财富世界领先的增长率，与每百人中就有1～2名穷人的巨大反差，使俄罗斯社会公平、公正问题越发突显出来，更使曾经生活在苏联时期的中老年民众，感受到了解体前后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鲜明对照。贫富差距及贫困问题成为国家的首要问题之一，必然要引起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反思。
2019年初列瓦达研究中心调研，有超过60％的民众对俄罗斯的长久贫困感到羞耻。37％的受访者对国内道德粗鲁、彼此不尊重现象感到尴尬。对苏联解体感到羞耻的受访者人数从5年前的33％增加到45％。社会学家卡琳娜·皮皮亚认为，当代俄罗斯没有什么让国民感到骄傲时，苏联时期的吸引力就会增加。一些家庭在汽车上张贴着“1941－1945：我们可以重复”以表达对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的认可。激发俄罗斯民族自豪感的是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87％），太空探索（50％），苏俄文学（40％），科学成就（37％）。在当代，受访者感到自豪的是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45％）。【10】就是说，无论什么原因，使当代俄罗斯人感到自豪的，与苏联时代及其关键成就密切相关。使俄罗斯人感到羞耻的，均来自于苏联解体。
对比之下，苏联自1929年起，就没有失业。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这方面尤其优越于西方。人民的收入水平在国家范围内公平合理，能够充分调动和激发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积极性。国家“上层”和“下层”的收入、生活水平虽然有差别，但肯定不是数十倍。比如，在企业、工厂，熟练技术工人挣钱最多，甚至超过厂长。【11】有俄罗斯学者写道，曾经抛弃的社会主义模式，尽管并不完美，有扭曲，商品短缺，但仍然有明显的社会导向，即防止社会最成功和最不成功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正常的社会阶层上升的通道是存在的。而现在的俄罗斯甚至没有正常资本主义的特征，看到的是一些非常奇怪的社会和国家结构形式，有的是封建主义和寡头的等级制度，有时甚至是奴隶制的特征。当一个合格的专家、工人、教师或医生从早到晚工作，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并完全受制于雇主的意愿或不同级别官员的心血来潮时，何以理喻？任何出生在贫穷省镇的人都知道，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摆脱贫困。【12】
尽管从总统到总理都关注贫困问题，但无论是专家学者和民众个人，对于摆脱贫困都缺乏信心。俄罗斯的穷人主要是勤奋工作的人，包括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合格专家和技术人员。这种令人沮丧的状况，在苏联时期不会出现。
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一个国家和民族，不能降低贫困率，发展和进步就无从谈起。当代俄罗斯人对于贫困问题的深刻感受，还源于对社会制度的深层困惑。一是贫富差距悬殊巨大。苏联解体俄罗斯全面私有化时，靠侵夺、掠夺、瓜分、蚕食国家和人民财富而暴富的寡头们，现在依然长饮着国家和人民的血汗。他们的总资本超过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超过了俄罗斯所有公民的储蓄总额。同时，越过官方贫困线的人口已超过2000万，居民实际收入则连续减少。二是严重的社会不公正，令俄罗斯民众深恶痛绝。俄罗斯贫困人口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分配不公。劳动已经不是获取生活资料的基本手段。换言之，财富是决定社会分配的决定因素，也是获取一切生活生产资料的基本前提，这实际上杜绝了个人进取发展的基本通道。资本的逻辑，成为唯一可行的逻辑。三是没有机会摆脱贫困，令俄罗斯民众感到绝望。机会贫困的绝对性，对于最广大民众的伤害和打击是根本性的。对于国家来说，则是妨碍民族进步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俄罗斯的贫困问题，从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上看，并不是不可理喻的现象。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取向和定位，已经决定了广大人民群众是不被保护的弱势群体。曾经的苏联社会主义之下的公民生活，成为俄罗斯民众清晰可见的参照物。人民向往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实属历史的必然。
三、俄罗斯难破西方制裁之困，无可堪比二战后苏联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的辉煌
自2014年起，俄罗斯经济受到两个外部因素的严重冲击。一是油价暴跌，从2014年的每桶100美元降至2016年的每桶30美元，出口收入严重受损。二是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金融制裁，俄罗斯经济连年停滞甚至衰退。受制于世界市场的油价，因克里米亚回归而受到的西方制裁，大多数俄罗斯人能够承受。目前，油价与2015年最低时相比，几乎翻了一番。西方制裁也已经过去5年，经济虽开始增长但很缓慢。俄罗斯人没有感觉到处境有所改善。2018年，针对社会快速老龄化和养老金体系融资不足进行的养老金改革，对俄罗斯人是一个沉重打击。男女退休年龄均提高5岁，分别为65岁和60岁。据称，只有57％的俄罗斯男性预计活过65岁，近半公民活不到退休那天。紧接着的税制改革，将增值税从18％提高到20％，这立即影响了消费者。这对俄罗斯人又是一次打击，由此他们只会变得更穷。【13】
俄罗斯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的民族。每当国家出现困难或挫折时，他们总是从历史和传统中汲取精神和力量。对于当前俄罗斯面临的发展困难，并不遥远的苏联和斯大林领导时期，首先被用来对比今昔。卫国战争前后的苏联状况比当代俄罗斯更为严峻和险恶，苏联以3000万人的鲜血和生命的巨大代价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战争造成的直接损害超过国民财富的30％。战争刚一结束后，1946年3月，最高苏维埃即通过了第四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国家经济在战争基础上重建。【14】被破坏的工业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1947年纳粹占领的苏联西部地区共有3200家企业恢复并重新投产，1948年国民经济即已超过了战前工业生产的水平。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已经超过了1940年的水平。工业生产增长率为70％，而不是计划的48％。【15】如2019年5月9日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卫国战争胜利日集会上所总结的，“在1945年的胜利之后，我们又再次赢得了另一场辉煌的胜利。战争结束后的十年间，我们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破除了美国的核垄断。然后在后十年，我们又创造了核均势，并开始了又一次科学技术的腾飞。苏维埃国家做了这个世界所能做的一切。我们每年能生产数千架飞机和其他飞行器，以及最好的卫星和航天系统。苏联生产的飞机是完全国产的，甚至没有一枚外国制造的螺栓，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乘客都乘坐过我们的伊尔和图波列夫。这样的成绩表明这又是科学和技术领域的一次伟大突破。”【16】这些巨大成就，尤其令社会主义的敌人不敢正视。
苏联时期无敌的社会主义建设力量和当代俄罗斯面临的困境，促使广大民众进行历史性比较，其是非高下，已经明了。苏联和当代俄罗斯，实行的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所以国家在努力克服困难走出危机的战略选择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二战后苏联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而当代俄罗斯始终走不出西方制裁的泥淖，无可争辩是制度层面的原因使然。这是俄罗斯民众得出的结论。
不可否认，斯大林犯过大清洗扩大化等严重错误，但是，他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的卫国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赢得了苏联发展的新起点。战后经济迅速恢复重建，苏联进入了国力最强盛、人民获得感最明显的历史时期。如此，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人民高度评价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不是意外。历史越是久远，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形象，在俄罗斯历史的长河中，越加熠熠生辉。
俄罗斯科学院荣誉院士、历史学家米哈伊尔·奇斯特、贝加尔国立大学名誉教授В.图耶夫等分析了当代俄罗斯困境的根本原因。2019年4月16日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被70％的俄罗斯人肯定说明：无论“民主派”如何试图通过真实所需的东西诋毁斯大林，但红场上斯大林墓前依然布满了鲜花，人民依然怀着敬意，缅怀这位杰出的党和国家苏维埃领导人、最高指挥官。说明70％的俄罗斯人认识到，“改革者”和他们的海外代理人给国家带来了的是灾难。斯大林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则在最短的时间内使我们的国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将欧洲的一半从德国入侵者的“棕色瘟疫”中解放出来。如果不是斯大林，国家只能生活在博物馆和历史书籍中了。今天，当讨论俄罗斯加速发展的议程、增加人民福祉的、保护地缘政治地位、打击腐败和犯罪等国家大事时，斯大林现代化成功经验的重要性正在增加。【17】70％的受访者肯定斯大林，意味着人民要求新的现代化的突破，以打破1991年后反对斯大林的人造成国家在世界上无足轻重地位的现状。【18】俄罗斯（苏维埃）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历史命运，是一种来自深层历史传统的社会生活安排。抛弃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思想，接受西方价值观，意味着灭亡。在我们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之前，我们将处于一种永久的社会危机状态，对未来的尊严没有任何希望。【19】
无论国家和民族发展走上什么道路，其检验成败与否的客观标准，最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始终是最主要依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不起因于二者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对立，而是因为两种道路截然相反的实践结果。同样富饶辽阔的俄罗斯大地，社会主义苏联在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废墟上，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国家大踏步地前进，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同时也收获了尊严和价值感，收获了无可比拟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人民感受的是国家发展日新月异、沧海桑田般的巨变。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罗斯，面对的远非苏联时期的巨大困难。但人民经受了一夜之间国家解体、民族分裂、人民所有财富和积蓄化为乌有的残酷现实，付出了巨大牺牲，收获的是看不到希望的发展困境。并不遥远的苏联社会主义，成为民众深感疲惫之时内心深重的精神寄托，成为俄罗斯民众挥之不去的回望之旅。由此，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征程，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对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的终极实践标准，构成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俄罗斯人民怀念苏联、一再高度评价斯大林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皆源于此。
四、俄罗斯民众对苏联领袖的积极评价呈现社会主义的复兴趋势
苏联解体近30年来，普京作为俄罗斯最出色的国家领导人，深得民众拥戴。2018年普京第四次参加总统大选时，获76.69％的选票，大幅度高于其他7位候选人，取得俄总统大选有史以来最高的得票率，得到了俄罗斯民众的充分肯定。【20】2019年5月24日，“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有31.7％的俄罗斯民众对普京抱有信心，认为俄罗斯总统在有关国家重要问题上做出的决策值得信赖。在所有俄罗斯当代政治家信用评级中，普京大幅领先。即使在当前承受着社会经济发展衰退、缓慢之重时，民众依然寄希望于普京能够带领俄罗斯走出艰难，走向强盛。但与之前的调查相比，俄民众对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信任度都在下降，对普京的信任度下降了1.4个百分点（上次为33.1％），是自2006年1月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点。【21】这实际上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民众对当代俄罗斯社会发展状况的不满。
在普京等国家领导人的民众支持率下降的同时，俄罗斯民众对苏联领袖的评价达到了苏联解体以来的最高值。尽管针对当代领导人和历史人物评价的民调活动非比较性调研，但其结果却是客观而无法忽视的。斯大林被西方敌对势力、被苏联社会主义的敌人长期妖魔化，影响深远恶劣，民众因对斯大林的不同评价产生分歧和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目前，在当代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民众支持度下降的同时，民众对苏联领袖评价的不断升高，两种相反趋势的背后动因不能不引发学界的关注和思考。
俄罗斯著名民调机构列瓦达网站刊文分析说，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评价可以划分三个时期。2001－2006年以负面看法为主，2008－2012年以冷漠为主，2014－2018年以积极评价为主。从2001年至今近20年间，总体上有不到一半（43％）的俄罗斯人对斯大林持否定态度。其中，在2008－2012年期间，持负面评价的约占25％左右。2014年之后，约为17％－20％，到2018年末，只有12％的人持负面评价，达到苏联解体以来的最低值。【22】近20年间民调机构数据显示，随着持负面评价的人数的降低，持肯定评价的人数在不断升高，达到了苏联解体以来的最高值。
最具稳定性的评价，是斯大林领导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伟大功绩。这是所有人对斯大林无可争议的共有态度。“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的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在所有群体中的支持率都不低于47％。【23】有俄罗斯学者分析说，“正如一再指出的那样，没有斯大林主义的现代化，人类就会被踩在希特勒的脚下。因为所有沿着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前进的欧洲，都在纳粹主义面前崩溃了，只有苏联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击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邪恶纳粹。【24】就是说，在二战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中，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这一战胜法西斯的中流砥柱，为赢得最后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个观点以前曾有过，但这样清晰而明确的判断，也是令人耳目一新。二战爆发前，德国法西斯的不可一世，使整个世界面临着灭顶之灾。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已抛弃所谓的正义与公平，绥靖政策写在其外交方略的旗帜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有力量阻挡这一邪恶而狂妄巨大的人类灾难。是社会主义苏联以巨大的牺牲，挽救了人类于法西斯的铁蹄之下。
伴随着俄罗斯民众对苏联领袖肯定性评价的回升，曾经被推倒的斯大林雕像，也在俄罗斯各地悄然重竖。2015年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70周年，由俄罗斯政府文化部长弗拉基米尔·梅金斯基领导的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在特维尔州博物馆竖立起一座斯大林个人胸像，俄罗斯报纸评论称“这是官方为斯大林修建的雕像”。【25】2019年3月13日，俄新西伯利亚艺术委员会11位委员以7人赞同、3人反对、1人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在俄共新西伯利亚州委所在地设立斯大林纪念像的方案，并于2019年5月9日揭幕。【26】俄罗斯民众以这种特殊方式，表达了对苏联领袖的敬仰，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怀念。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5年起至今，在俄罗斯官方与民间、左翼党派和人士共建立30多座大型和小型、石头和青铜、石膏和铁等材质的斯大林雕像。有些是恢复重建，有些是新设计建立。有文章称，已经显示出一种趋势，斯大林雕像在俄罗斯将越来越多。目前，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弗拉基米尔、莫斯科、克林、奥布宁斯克、利佩茨克、奔萨、索契、弗拉季卡夫卡兹等地区，一长串的城市，都在建立斯大林纪念碑，在乡下还要多。而这只是开始。【27】是的，这只是开始。以恢复设立斯大林及其他苏联历史人物雕像的方式，表达怀念、敬仰之情，实际承载的是俄罗斯社会的内在愿望和情绪。如果俄罗斯走向未来的前景不能企及苏联曾经的辉煌，那么回望苏联社会主义的社会情绪就不会消失。
斯大林一直是西方进攻俄罗斯、抵毁苏联共产党的靶向性目标。美国对外政治战略家甚至把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引起争论、可能造成的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产生重大影响这一事件，形象比喻为是进行“冷战”决战的苏维埃战场。【28】12这种深刻的逻辑关联在于，将苏联领袖妖魔化成“人类敌人”，继尔使民众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和勇气。妖魔化苏联领袖及苏联社会主义，就是妖魔化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同理反义，俄罗斯各界对斯大林评价不断升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信念在俄罗斯民间的悄然回升，反映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中的复兴。苏东剧变之后，邓小平曾坚定地说过：“我相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29】382苏联解体30年后，俄罗斯民众以肯定性评价苏联共产党领袖的方式，给予小平同志结论以历史的证明。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领袖，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是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除此之外，不可能设想斯大林还有别的阶级背景。人民对他的肯定，同样不可能基于任何别的阶级立场和背景。民众是通过国家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对比的是两种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结果。民众对苏联的怀念，除了肯定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外，不可能有别的属性。
俄罗斯各界对斯大林的肯定性评价，远不止上述领域，如30年前西方承诺的“华约解散，北约不东扩”未兑现，如今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远超过苏联时期，令俄罗斯深受牵制；如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走向新时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把俄罗斯引向泥泞的资本主义之路，曾经希望融入西方的国家战略设想，成为当代俄罗斯的最大乌托邦；再如斯大林时期苏联与美国平分天下，甚至在许多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而当代俄罗斯尽管拥有出色的国家领导人，却依然不得不在许多领域受制于西方，国家发展道路还在探索中，等等。当代俄罗斯民众积极评价斯大林有着无法忽视的当代性和深刻的必然性。
苏东剧变只是人类向着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波折，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国家和民族发展前行的历史，不会因前进中的错误与教训、因历史人物的优劣高下而改变历史本质的客观性。“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30】165在戈尔巴乔夫宣称“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的30年后，俄罗斯人民对斯大林及苏联历史的肯定性评价达到最高值，体现的是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深层要求，是历史的必然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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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李瑞琴：俄美欧是否已陷入新冷战
2015年是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俄国内经济最冷的冬天。受西方制裁和油价暴跌的影响，2015年俄罗斯DP萎缩3.7％，居民实际收入下降4％。2015年12月31日普京签署《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成俄罗斯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明确信号。梅德韦杰夫于2016年2月13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明确称，俄罗斯与北约相互关系下滑到新“冷战”时期。俄罗斯几乎每日都被称为是北约或是欧洲、美国和其它国家最可怕的威胁。俄方各界认为俄欧俄美已经回到冷战时期甚至更糟。
一、2015年版《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所列美国北约威胁
从苏联解体至今，俄罗斯先后出台了1997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2000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2009年《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2015年《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文件，其重要程度堪比宪法。2015年新版安全战略共40页、116条，与前版总体思路和框架基本一致。在与国家宪法同等地位的法律文件上，新版首次浓墨重彩、语言犀利地将美国和北约列为国家外部安全的最大威胁。
新版安全战略指出：当前俄罗斯处在复杂的国家安全威胁之中。美国及其盟国为了保持在国际事务中的决定权，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信息传播等方面施加压力，干涉俄联邦的政治独立（第12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被赋予违反国际法的功能”，其军事设施向俄罗斯边境推进，对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美国在欧洲、亚太和中东地区建设反导系统的做法极大降低了国际和地区的稳定性（第15条）。西方打击一体化进程、加剧欧亚地区局势紧张的做法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实现产生了不利影响。美国和欧盟对乌克兰反宪法政变的支持造成了乌社会分裂的局面，导致了地区内的武装冲突。欧美的行为加剧了乌克兰社会中的极右民族主义思想，有意在乌克兰人民心中将俄罗斯塑造成一个敌对的形象。目前，乌克兰的社会经济危机已经成为欧洲和俄罗斯不稳定的源头之一（第17条）。在俄罗斯的邻国，美国军用生物实验室的网络就正在扩大（第19条），在俄罗斯相邻区域军事化进程和军备竞赛在发展中（第14条）。“伊斯兰国（IS）”的出现，是某些“以双重标准进行反恐的国家”行动的产物（第18条），等等。上述所列威胁，令俄罗斯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冷战之感跃然纸上。
二、美国及北约迫使俄罗斯直面严峻形势催生新版战略
《财政时报》观察员帕特里克·斯密特认为，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中失算不少，但其中最大的失算无疑是无谓激化同莫斯科的关系。完全破坏同俄罗斯的关系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全部执政时期对外政策的最差总结。俄方建议奥巴马政府承认涉嫌乌克兰危机，对北约东扩保持克制，并考虑俄罗斯的利益。但奥巴马及美国防长阿什顿·卡特的做法正好相反。这一切都导致了俄罗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台，美国和北约在其中被认定是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美国的反导系统是对俄罗斯安全的唯一威胁。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是全球性的，既建在美国本土、欧洲，也建在东北亚，从而对俄罗斯形成奇怪的包围之势。俄罗斯曾对奥巴马总统寄予厚望，但他在任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军事冲突，而且都毫无逻辑可言，与相应地区的安全利益相违背。”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北约两任领导人多次提出遏制俄罗斯，令俄罗斯人想起冷战时代。2014年9月，即将离任的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称，北约成员国将强化在其东部边界的军事部署。将在欧盟东部地区以轮换的形式继续保持在海上、空中和陆上的存在。北约成员国还将划拨资金组建快速反应部队，尽可能部署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方。英国首相卡梅伦也明确说，位于俄罗斯旁边的新基地是对莫斯科施压政策的延续，其目的是迫使克里姆林宫停止对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者的支持。现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于2016年3月称，俄罗斯行事越来越大胆，用各种手段恐吓周边国家，并试图分裂北约。北约则扩大在土耳其和地中海东部的军事存在。剑拔弩张、咄咄对立之势，实属典型的冷战语言。
对此，俄方曾多次警告说，北约强化其东部侧翼的任何企图都将引起俄罗斯的不安，俄方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俄驻北约代表格鲁什科说，乌克兰危机不仅被用来加强乌克兰与北约的关系，还被用来在俄罗斯边境“增强北约的肌肉”。北约的总军事预算此前已达约3万亿美元，“即全球军费开支的51％”。俄方只有采取措施，“包括使用军事技术手段”。俄罗斯政治家还强烈批评道，一些西方国家不是对乌克兰国内复杂的社会政治进程进行认真分析，而是毫无根据地将所发生的一切的责任归咎于俄罗斯。北约在整个乌克兰危机进程中起的是破坏性作用。的确，北约对俄罗斯如此的防范与保持高压，使俄罗斯无法后退。
三、俄各界认为目前情况比冷战时期更糟并深感忧虑
2016年2月16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圆桌会议认为，目前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要比冷战时期更糟糕，此前梅德韦杰夫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我们陷入了新的冷战”的观点太乐观了。当今世界已经回到了一战之前的状态，也就是1910年到1911年。莫斯科大学副教授阿列克谢·费年科说：一战从萨拉热窝事件开始，没有任何国家间的机制来防止战争。现在也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目前这一危险比冷战年代要大得多。俄美欧已经有5年完全不存在战略对话，这种情况在冷战时也没有过。此前，包括古巴导弹危机在内的任何危机下，都有防止军事冲突发生的规则，第一时刻就恢复对话。苏联与美国在冷战时还有1973年签订的《防止核战争协定》。那时俄罗斯和美国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领袖无法交换位置，各有自己的阵营，冲突的可能和欧洲的领土争端几乎不存在。现在则有了引起冲突的最重要的政治理由，即俄罗斯坚持与美国不同的多极世界理念。而俄罗斯又拥有绝对的军事潜力，是能摧毁美国的国家。俄罗斯视前苏联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要为此采取相应的军事措施，这样在欧洲首次出现了现实的冲突空间，此外又叠加了俄罗斯和北约可能冲突的中东地区。未来十年俄罗斯与北约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只会不断增加。
德俄论坛科研主任亚历山大·拉尔对此深深忧虑，非常担心欧洲的和平，认为一切都在证明风暴的到来。美国竭力维持对单极世界的控制，不愿意承认俄罗斯的地位。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反俄色调让人感到惊讶。
冷战显然是俄罗斯并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俄罗斯对美国及北约东扩，在俄乌问题上的强势干涉，并非没有妥协和忍耐。俄罗斯国家的整体状况，也不容新冷战与外部环境恶化。但俄罗斯不得不面对新冷战的现实。美国及北约的霸权路径直达俄罗斯的底线，狭路相逢，俄罗斯虽惧于冷战然只能迎面相对。
四、俄美冷战中俄关系成为平衡世界局势的关键因素
俄罗斯2015年《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除了指明美国、北约为其国家安全的敌人外，另外引人注目的是，该战略首次强调，要发展与中印两国的关系，将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视为保持全球和地区稳定的关键因素。
俄美冷战俄加大对中国的倚重，突显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重要影响。这对于中国就势推动中国发展，在国际事务中提出、贯彻中国一贯倡导的和平发展理念，是一个历史机遇。俄罗斯在中短期战略中，将以东方为目标。处于地缘政治和西方对其制裁、难有合作空间的现实问题出发，俄将加强在亚洲地区的合作，将有助于巩固和稳定亚太地区的和平局势，对于我国外部环境有一定的推好影响。
2015年7月，拉夫罗夫在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互动非常紧密，是合作伙伴关系，也是在各类动荡中确保国际局势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两国合作的基础是国际法及对其的绝对尊重，尊重联合国的核心作用，以及不干涉内政原则。俄中两国关系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好水平。两国合作有助于加强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等机制的权威性，在这些机制中共同坚持开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使其更加公正。
俄罗斯《专家》周刊2015年7月刊文称，中国是俄罗斯更为适合的伙伴。中国秉承的是传统的国家关系理念。不干涉内政、遵守利益平衡、不出口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绕过政府去和公民社会直接接触。中国的行动更加透明，追求的是可以理解的经济和政治军事利益，意识形态扮演的角色很小。中国总是倾向于寻找让步。甚至在讨论诸如俄罗斯加入世贸这样的贸易问题时，中国人尽管有着自己的想法，但却比欧盟要更加灵活。俄高等经济学校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系主任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认为，由于苏联解体的客观原因以及思想僵化、认识水平不够和社会精英秉承欧洲中心主义等主观原因，俄罗斯在这二十年中错过了第一波亚洲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呼吁俄罗斯一定要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列车，实现俄罗斯经济向东转继而实现新质发展的目标。
俄国内政界学界人士纷纷呼吁，必须向东看，秉持欧亚主义，奉行亚太战略，与独联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欧亚经济联盟等加强各方面的联系。
五、俄罗斯仍然不会从其长远目标中放弃欧洲
无论是重视历史还是直面现实，无论是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曾经与西方的短暂的“蜜月”期，还是当前的新冷战期，俄罗斯固有的欧洲心理是不争的事实。俄罗斯一方面宣布陷入了新的冷战，另一方面又在一切时机表达融入欧洲的意愿。2015年9月，梅德韦杰夫就发表题为“新现实：俄罗斯与全球性挑战”的文章，认为尽管当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尚处于危机之中，但恢复合作仍不可避免。俄罗斯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心理上都不会离开欧洲大陆。未来关系或许仍会发生改变，但合作和伙伴关系等战略方向不会改变。如果一切发展顺利还可能会形成统一经济空间。”
新版安全战略中也表示，俄方愿意同美国在经济等共同利益领域进行合作。俄罗斯愿意增进与欧洲国家和多边组织的互利合作。谢尔盖·拉夫罗夫在2016年初的新闻发布会就称，俄罗斯做好了与欧洲和美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准备。2016年2月俄罗斯民意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占被调查者60％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领导层应力求改善与美关系。说明俄虽然宣称与美国北约为敌，但仍忧惧于此，始终表现出如有机会愿意和解的姿态。这一点美国也深知，因而不惮挤压之。因此，无论俄罗斯如何向东看，在俄罗斯人内心深处，西方永远是他们的守望，是俄罗斯梦想的家园。何况俄罗斯现在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及普世价值观是接受和认可的。
回溯俄美欧新冷战的形成及影响，可以从另一角度检视西方普世价值的伪善与阴险。其不过是霸权主义打着全人类价值旗号，维护其霸权地位、单级世界的实用工具，为其强盗逻辑、丛林法则披上的光鲜外衣而已。普京2015年10月22日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曾发出质问：难道我们反对民主向我国边境推进吗？您所说的民主是指什么？北约向我国边境推进？这是什么，民主吗？北约是一个军事集团。我们担心的不是民主向我国边境的推进，我们担心的是北约的军事基础设施向我国边境的推进。美国及北约推行的霸权主义全球战略，容不下任何国家的发展壮大，容不得任何国家对其霸权地位有所挑战。近年来，西方对中国的质疑莫不过于此。通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意之中就构成了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潜在威胁，“中国威胁论”的大棒就不胫而走。因此，行动永远大于论道，良善的动机必受制于结果。我们只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释略）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李瑞琴：符合人类发展新愿景的中国智慧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瞩目的国家之一。世界著名媒体不约而同地将中国方面的报道列为主要内容。似乎，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跟踪中国的情况，已然成为重大缺失。2015年，XJP总书记一路风尘，一路播洒，将视野延伸至世界最遥远的角落。多边外交结硕果，亚投行建设，一带一路的推进，2016年初的中东之行，让事实说话，用行动解意，国外媒体紧随跟踪XJP总书记的足迹，对其思想的阐释，从深度与广度已然不亚于国内媒体。如今，有一个重要的评论前提已经确立，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中国作为经济巨人的形象已经定格，中国国家领导人XJP治国理政思想对于世界任何国家都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中国无意于打造世界领导者形象。只是在浩浩荡荡的人类发展历程中，一个民族脱颖而出、木秀于世界之林，无法刻意所为。中国的无意，如果成就了意外，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光明前景的最好诠释。
一、坚持互利共赢向世界传播正能量
2016年1月19日至23日，中国人民传统的春节前夕，XJP总书记于奔赴遥远的中东之地，对沙特、埃及和伊朗进行国事访问。有媒体说，中国领导人的外事活动成为世界头条新闻。是否留意中国领导人的行踪，已经不由世人分说。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XJP铺设了中国通往最不稳定的地缘政治地区。在他访问沙特、埃及和伊朗期间，共签署了52项合作文件，55亿美元的投资协议。中国领导人非常巧妙而成功地避开中东国家之间的宗教和政治分歧，以务实的态度平衡各方面利益。同时把同沙特和伊朗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些做法都是卓有成效的。
俄罗斯现代东方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帕霍莫娃指出：发展概念本身，就与军事干预以及干涉内部事务截然对立。中国把发展看作是升级改造、发展基础设施、科学、技术。与此同时，发展也被理解成每个国家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自己的能力、传统文化价值观，根据这个国家的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去发展。中国领导人的中东之行也是基于这个方针，开辟国际合作新领域的。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专家费多罗娃说，XJP提议中阿为信徒交流以及宗教界知名人士互访建立常设平台。可以说，该倡议是中国在不同文明间开展对话所做的显著努力。不同文明和宗教间开展对话的必要性，恰好是当前的迫切问题。
俄罗斯网评论道：中国国家主席此次中东之行，是中国领导人在“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战争开始后对该地区的首次访问。XJP提出的对话与发展，与西方的那种干涉地区内部事务、分化中东力量的政策迥然不同，体现了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的积极姿态。中国在中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北京的这一立场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一致理解和尊崇。
《俄罗斯报》早先就有文章以“公正高于利益－－－中国领导人提出和平路线图”为题，解读了XJP总书记在联大的发言。文章称，XJP向世界领导人发出倡议，应该以互利合作为基础，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模型。XJP提出的5步路线图，为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提出了实际的解决方案。如俄罗斯报所言，当代世界已经到了一个重要关头，需要建立新的符合时代发展与要求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在国外媒体的笔下，习总书记的中东之行，正是践行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之切实举措。
二、有效缓解地区紧张局势促升中国国际地位
在俄罗斯一个普通的社交网站上，赫然醒目着一句XJP2015年9月28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的讲话：“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我们可以一起创造未来”。习总书记中文原话是“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看见习总书记的讲话作为格言警句，置于国外一个非政治类网站的首位，且在这句话之下留下的全部是点赞。起初有些诧异，继而又能解其意，能明其理。大道至简，习总书记这句充满智慧与辩证思想的大道之言，不仅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适用于人类未来发展，同时，在风云变幻、文明多样、思潮迭起的当代世界社会生活中何尝不可以如此？
伊朗专家认为：美国对中东地区事务的干涉引来“阿拉伯之春”，实际上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阿拉伯之冬”。无需举太多的例子，仅利比亚的四分五裂、也门和叙利亚内的战争以及突尼斯和埃及的衰落，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中国在该地区的角色只能是加强——无论是作为能源进口国，还是作为贸易伙伴以及对阿拉伯国家的投资者，还是作为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支持者。这将是一个正面角色，因为中国希望看到中东能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以便更好地确保各方的利益。XJP的中东之行还对缓解地区紧张发挥作用，因为这里有恐怖主义滋生，有宗教极端主义蔓延。在因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干涉、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冲突不断的中东，以经济发展、能源合作、互利共赢为宗旨和目标的中国外交之旅，像是临春的强劲东风，吹拂过硝烟不断的“阿拉伯之冬”，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
2015年11月25日俄罗斯卫星网报道，欧洲难以应对的难民潮以及日益增长的恐怖威胁，没有影响中国旨在加强在该地区经贸往来的努力。在苏州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中国和欧洲16国领导人勾画出了经济、金融和投资合作路线图。当前，中国正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中东欧16国占沿线国家总数的四分之一，双方完全可以进一步做好发展战略对接”。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萨利茨基就此评论道：中国向欧洲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是想把欧洲和东亚连接得更加紧密。中国人不愿看到现在中东所发生的一切，这也会对欧洲产生影响，因为这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相抵触。债务危机加重了欧盟接纳中东难民的负担，在恐怖威胁加大的背景下增加了用于维护安全的开支。中国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和港口升级的资金，将有助于带动欧洲疲软的经济的发展，解决就业问题。
萨利茨基指出，中国也会随之获得在欧洲市场的新的份额，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中国人显然不完全是利他主义者，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的贷款，经常是相互关联的。这里有战略意图，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迈出的是很大的一步政治棋。在欧洲明显削弱、受惊和失措之时，中国承诺，将会向其提供更多的资金、项目和倡议。这对于双方来说，无疑是互利互惠的。
2015年6月《俄罗斯报》有文章以“中国如何打造有吸引力的形象”写道，中国目前对外政策是多元化的：参加国际商务项目，在最遥远地区以多种方式存在，在各种领域提出倡议，在保持本国传统的同时向世界开放等。如，建议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签署打击极端主义公约，建立反恐资料库；在联合国积极促进各种人权保护活动；在国际舞台上愿意对话与合作。这里的亮点是，中国不想以”西方标准”为方向标，提出的是自己的目标和发展项目。中国只是在36年前才打开国门，现在中国已经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树立了自己形象。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仅与2014年相比，2015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评估增加了一分。
土耳其《共和国》杂志也刊文指出，XJP访问沙特、埃及和伊朗说明，中国不打算在中东事件上袖手旁观。如XJP在访问三国期间所强调的那样，中国的地区政策表现在，支持伙伴国符合本国国情需求的发展，加强它们的安全和稳定，支持它们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中国一向认为，不同文明应相互尊重，维护共存原则。所有这些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2016年1月24日俄罗斯《独立报》载文“XJP亲自出马打造新丝绸之路”称，中国领导人此次中东之行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同伙伴国的政治磋商占有重要位置。以前北京都是尽量避开中东冲突。现在它不在是被动的了。中国不打算挑战美国，但是它也未必能一直让自己扮演一个置冲突于不顾的大国。认为中国力量正在逐步扩展至从前未曾到达之处。外交政策更具务实，更重视伙伴国的需求。
中国领导人以一种全新的外交务实理念平衡关系，避免争端，寻求合作与共赢、多赢的机会，这对于世界热点地区的冲突与矛盾，何尝不是一种切实有效、立足长远的解决方式？
三、合力金融经济外交赢中国发展新格局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已经被各国所认知。以一带一路、亚投行开启中国未来发展新格局的方略，不仅受到各国瞩目，而且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估计的也非常充分。
俄罗斯《专家》周刊2015年6月刊文称，中国现在最为流行的谈话题目是XJP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该项目并非是重建历史上的驼队路线，而是扩大和保护通向中东和欧洲的海上路线。该项目是独特的、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数十个国家收到加入亚投行的邀请并非偶然，华盛顿拒而远之并试图对中国的倡议搞抵制的想法看起来是荒唐的。中国将金融、经济和外交实力拧成一股绳，开始推进从本国边界到中东、非洲和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这个倡议雄伟、耗费巨大，也有相当困难。其内涵在于，中国成功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了新的区域。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2015年全球气候大会评论道，中美是两个空气污染大国，40％的温室气体来自这两个国家。美国作为主要空气污染大国之一，暂时拒绝对那些因全球变暖而受害的国家给予补偿。然而中国却表现得更具有建设性。在巴黎会议上，中国提出了旨在减少煤炭利用规模的具体建议。近年来中国煤炭用量首次开始减少。中国同意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为这些国家的环保项目拨出30亿美元。正是中国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在环保领域可以做得比外界期待的更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旗帜鲜明的表态，传递了这样一个声音，中国政府的承诺是为中国人民负责，更是为世界人民负责，是着眼于人类未来发展的道义之举。
美国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Syndicate）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称，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规模和速度的增长前所未有。中国是许多多边组织的成员国，例如，非洲发展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中国借助它们，不断加强自己的对外关系，包括通过在全球对重大项目进行联合投资。亚投行的成立出现在今年世界新闻的头条，不仅是因为遭到美国的极力反对，而是因为像英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也都参与进来。还有规模为400亿美元的中国丝路基金，其宗旨是为XJP主席提出的”一路一带”战略中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覆盖范围看，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与其相比都显得黯然失色。近来中共高层还在讨论成立新的、试验型的多边金融机构设想，其目的是”恢复原有生态环境”，包括土地再生、水源净化和空气质量提高等重大项目。建立这样的机构并非易事，不过将能填补全球金融构建中的空白，加强中国在环保融资方面的领导地位。美国世界报业辛迪加的这篇文章，可谓习总书记以来中国一系列重大外交经贸往来举措，取得显著成效的真实写照。
四、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脉动
近年来，中国经济牵动着世界，国外媒体无不承认这一客观现实。
1.美媒称中国为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最大贡献
美国《ForeinAffairs》杂志的文章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中国是14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其贸易额从2000年到2012年增加了13％。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得越深，它作为一支稳定力量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就越大，正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所发生的那样。可以证实，正是北京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给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最大贡献。随着中国经济老大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国际社会理应期待它能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十分清楚，下一阶段的发展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外部世界，而且也取决于自身。没有基于明确规则的平衡的国际秩序，就不会有中国的繁荣。所以中国仍然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反对保护主义，鼓励地区合作。它还主张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性管理体系。中美之间在基本价值观方面的分歧，并不影响美媒客观看待中国。而这种正面的舆论和声音，也越来越得到世界主流媒体的认同。
2.英国以加入亚投行获得首先优势而欣慰
英国《卫报》2015年10月26日发表的文章写道，当英国政府宣布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项目时，英国成了参与亚投行的首个亚洲外国家。此后又有30多个国家先后加入，包括德国和法国。不顾美国的不满，英国因勇敢地做出成为亚投行成员的决定，而让自己拥有了不可小看的优势。在同中国的关系中，它被排在了前列。在XJP2015年10月访英期间，两国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XJP访英大大加强了日益扩大的英中合作。伦敦金融城已成为西方最大人民币离岸市场，这对人民币的未来有着重大影响。中国正在崛起，美国正在衰落。预计，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英国或者其他某个国家对此能视而不见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转向中国，就像在美国繁荣时期转向美国一样。英国首先加入亚投行，不仅证明了中国的实力与前景，也证明了亚投行建设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愿景。俄罗斯卫星网也以“英国抛弃美国选中国”为题，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
3.加拿大媒体呼吁应当重新考虑与中国对话政策
加拿大《环球邮报》的文章写道，XJP2015年9月访美表明，中国在解决国际生态问题中扮演着最重要角色之一，中美在其它问题上的分歧倒不太重要。澳大利亚批准了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议；英中就战略伙伴关系和中国大力投资英国经济达成一致。英国还是7中的第一个决定参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国家。英国人最先认识到了亚洲力量平衡的改变。加拿大也应当考虑这些趋势，不能再忽视中国。到了该同北京签署双边自贸协议的时候了。应当发展同中国的经济联系，欢迎中国投资加拿大经济。同中国领导人开展高层次对话的时机已经到来。加拿大应当重新考虑对话政策。《环球邮报》的文章透露了这样一个意识，虽然为时不晚，但也必须紧抓时机，加拿大才能融入中国引领的新的发展方阵。
4.俄罗斯认为中国是更为适合的伙伴
俄罗斯《专家》周刊2015年7月刊文称，中国是俄罗斯更为适合的伙伴。中国秉承的是传统的国家关系理念。即，不干涉内政、遵守利益平衡、不出口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绕过政府去和公民社会直接接触。中国的行动更加透明，追求的是可以理解的经济和政治军事利益，意识形态扮演的角色很小。中国总是倾向于寻找让步。甚至在讨论诸如俄罗斯加入世贸这样的贸易问题时，中国人尽管有着自己的想法，但却比欧盟要更加灵活。
俄高等经济学校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系主任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对中国寄予了诸多愿望，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决定通过发展对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波斯湾，特别是欧洲市场方向的物流联系，向西方和西南方向推进经济；中国提出16＋1的合作机制，扩大对16个中东欧国家的投资，这些客观上对俄罗斯极为有利。俄罗斯经济正在向东转，需要扩大与太平洋和南亚地区的经济与政治联系。留给俄罗斯摇摆的时间并不多。俄罗斯已经失去了整整二十年。由于苏联解体的客观原因以及思想僵化、认识水平不够和社会精英秉承欧洲中心主义等主观原因，俄罗斯在这二十年中错过了第一波亚洲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增长。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呼吁俄罗斯一定要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列车，实现俄罗斯经济向东转继而实现新质发展的目标。
5.人民币入篮成为津巴布韦及非洲发展的新机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把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篮，津巴布韦为之欣喜不已。津巴布韦《Chronice》杂志刊文称，这为津巴布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津巴布韦储蓄银行准备发行相当于1000万美元的人民债券。将来，当人民币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广受欢迎时，人民币在银行储备中的份额将大幅增长。加拿大《环球邮报》针对津巴布韦的报道评论，这个非洲国家做出的史无前例的声明，可以当作中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证据。证明了人民币是非洲可信赖的货币。中国也非常支持受到西方制裁的津巴布韦政府奉行的《向东看》政策，如宣布免除津巴布韦4000万美元债务。这些都促使非洲人对人民币兴趣大增，对非洲其他国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俄《独立报》专家、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针对2015年12月XJP主席对津巴布韦、南非进行国事访问评论道，动荡不安的非洲期待中国增加投资和援助。中国是这些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非洲是一个仍有空间的大陆。中国人在这里修路和发展基础设施，为非洲提供了相当多的帮助。
不仅是非洲人民，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够无视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对推进中非合作的远见卓识，与非洲人民并肩奋斗的诚意？
6.中国企业的迅速发展使德国企业感到恐慌
《德国之声》2015年12月发表文章称，虽然中国经济目前远不是处于最佳状况，但它显然让德国企业感到恐慌。中国已从世界装配车间变成了世界市场中不可轻视的竞争者。德国和中国彼此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两国的经济联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紧密。这两个经济大国的经贸规模占世界出口额的五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从某一时期开始，开始略有超过德国。中国企业数量的增加已经表现在德国生产出口产品的所有部门。2013年中国电子设备出口规模是德国的九倍，而电子元件的出口规模是德国的两倍。《德国之声》的直言，很形象地表现了德国企业于中国企业之间竞争乏力的恐慌。当然，这不足于威胁到德国总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使其不能忽略中国企业发展的进程。
7.巴西深陷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之中
巴西杂志《时代周刊》报道，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它的任何一声叹息都会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近几年依赖于中国的巴西产生影响。全球经济都在紧密追踪中国领导人采取的措施。中国证券交易所发生的崩溃在世界经济中引发了震荡，但对于中国来说只是传统投机泡沫破碎。尽管发生震荡，中国依然位于正确的道路上。甚至尽管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7％左右的统计数据存有疑虑，但是中国经济拥有一系列稳定指标。中国当下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加固中国新经济的基础，在改革的道路上进一步向前推动经济发展。这种依赖的客观性，使得巴西经济也依赖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稳定呈现，互利共赢的发展新理念已经体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中。
五、对华冷战思维中国威胁论尚存
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媒体以冷战思维、复杂的心态评论中国前景。这种现象着实难除。
土耳其《共和国》杂志一方面赞成习总书记提出的不同文明相互尊重，维护共存的国际关系原则，另一方面则认为，中国通过建造高铁、港口，保证“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是把中国资本积累模式陷入危机的问题向外输出。
法国《大西洋》杂志载文称，如果中国继续奉行经济和地缘政治扩张的话，地区大国和美国将在某一时刻进行干预而引发战争威胁。文章称，近来中美都在炫耀武力，进行挑衅，不禁让人想起以前那些经常引爆战争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诱因和摩擦会逐渐增多、加大，而中国的实力也会随之增长。最大的危险源有可能是意外事件，它可能让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失控而不断升级。
土耳其《Miiazete》的文章称，中国就在不久前还是谨慎行事，立场坚持得也不强硬；现在它的强硬措辞引人关注，并告诫：中国要比大家以为的强得多。中国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忍气吞声。它近来的表态表明，中国基于沉稳、忍耐、合作的概念和竞争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正在暴露自己的真实面孔！随着中国实力的加强，中国会将此前搁置一旁并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而不是诉诸武力来解决的问题和要求，提到议事日程。在南海争端中，它开始利用武力的手段。中国冷战以来首次炫耀武力，利用威胁性语言，甚至对美国。
德国《法兰克福报》载文称，最近十年表明，到了该同与中国的”负责任的伙伴”有关的幻想告别的时候了。”负责任的伙伴”是中国为了自身利益虚构的一个概念。实际则相反，为了集中精力搞”负责任的合作”，即为了加强同西方的全面合作，中国投资发展独立的平行的国际机构。中国是金砖国家中的重要玩家。金砖国家成立了新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池，旨在替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的是终结西方的垄断。此外，还在进行有关建立金砖国家评级机构和可取代SWIFT的结算系统。欧盟国家首先应当在对华政策上加强合作。目前没有任何有关对华关系的战略磋商。欧盟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同中国存在”特殊的伙伴关系”，而北京也非常善于从中渔利。《法兰克福报》该文呈现的，不仅是对于中国实力增强的恐慌，也有对中国的抱怨。
日本JBPress的文章称，应对中国保持警惕，因为它向美国秩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阶段性战术已经构成现实的威胁。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将很难应对它。考虑到中国的实力将会在长时间内不断提升，应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中国这里。必须在亚洲对中国采取果断行动。不仅对它在南海的行为做出强硬反应，还应在钓鱼岛问题上保持强硬。美日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应是遏制中国。
由上可见，西方的冷战思维还有市场，畏惧中国的崛起也有呼应。这也不足为奇，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习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方略，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族的衷心拥护，使推行西方主义的意识形态遭到破产。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像当年夸赞戈尔巴乔夫那样，夸赞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领袖，反而是更具深层次的危险。
六、理性看待外媒报道中国
近年来尤其是XJP执政以来，外媒报道中国于世界的姿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关于中国的报道与介绍，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发生，一些西方主要媒体报道介绍世界的重点就是中国，从政治、经济、外交到社会，中国的任何一项较大措施，引起的反响度，不亚于在中国国内的影响。世界各类媒体报道中国有这样几个特点：
1.大多数报道能够客观、理性，看好中国的发展，对中国复苏世界低迷经济寄于期望。尤其是对于中国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已经为许多媒体报道中必设的前提之一。
2.在许多媒体的评论之下，都有着中美之间的比较。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区分优劣。中国领导人的新思路、新观念代表着世界发展的趋势，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方向，得到世界各国包括西方许多国家在内的人民的真挚赞赏。
3.唱衰中国的声音依然存在。知著见微，闻者足戒，可以理解为中国保持正确发展道路、及时调整发展行向的必要之声，使负面之声成为我们努力前行的提示。
4.每个国家都首先是站在自身立场看待世界事务，首先维护的是本国利益。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国与国之间没有单向的利益关系。当今时代，如果不顾及到他民族、他国家，自身的利益无法得到实现。这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现实，这也是XJP总书记一系列治国理政国际关系新理念得到多数国家认同的根本原因。
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阿拉伯之春、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活动、中东硝烟不断的战火，叙利亚及各国的难民潮，影响的不是一个国家，没有那个国家能够置之度外。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无敌的北约联盟，在这些事件面前的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充分证明了习总思想的客观性、真理性和前瞻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接过了这样一种理念并用于指导自己的行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让铸剑为犁、永不再战的理念深植人心，让发展繁荣、公平正义的理念践行人间！”（注释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李瑞琴：近年来苏东剧变研究中的前沿问题
苏东剧变25年来，国内学界以新的时代视角、新的时代特色为坐标，对苏东剧变问题的研究深入持久，深化、细化、高远化的趋势是主要特点。从近年来学者关注的重点看，以下问题的研究处在前沿领域。
一、苏东剧变教训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联性研究
国内学界反复、深入探讨苏东剧变的原因与教训，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执政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李慎明主编的系列党内教育参考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在部分党组织和党员中播放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领导同志指出，“凡是不希望自己的党步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尘的中共党员，都应该看看这部片子，从中受到震撼和教育。”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涅基别洛夫院士代表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指出：“《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课题组，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分析了苏东剧变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得出了不少有勇气和警示性的结论。”越南共产党也在中央委员范围内进行了观看；越共《人民报》大篇幅摘登了部分解说词。2013年，应许多领导同志和观众的要求与请求，《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的解说词全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李慎明主编的《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从六个方面记录了苏东剧变亲历者、当事人和普通民众的诉说，特别是对戈尔巴乔夫时期六年多的“改革”做出了泣血反思。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驻俄罗斯原大使刘古昌指出：“这部片子很好，资料翔实，且很多第一手资料，说服力强，应当让更多的人看看这部片子。”2014年，该片解说词出版后，又在《中华魂》刊物连载全集，各界反映热烈。说明苏东剧变问题的探讨对于我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些学者继续在各个领域深入探讨研究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对一些重大、关键问题做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如，在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民主化”“多元化”的改革年代，似乎每个苏联公民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与要求，但苏共被解散、苏东剧变时，广大党员却没有为自己的党、为自己的国家起而抗争。因此，国内外置疑之声四起，甚至成为苏共必然垮台的一个有力证明。有文章研究指出，出现如此局面既有历史原因，即基层党员在党和国家决策方面的无权参与、不愿参与，也有直接原因，即戈尔巴乔夫的苏共执行错误的改革路线，搞乱了意识形态，以及苏共领导人的背叛、部分官员腐败等，导致基层党组织思想涣散，党员不知所从。该文对于苏联人民在苏共解体时保持沉默的分析和结论令人信服。还有作者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内形式主义泛滥、官僚主义日益严重、享乐主义思想不断蔓延、奢靡之风盛行，在空洞乏味的陈词滥调中，苏共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被逐渐肢解。苏共“20万人时建国、200万人时卫国、2000万人时却亡国”说明，苏共执政后期党风的持续败坏与民心的不断丧失，是导致苏共最终走向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学者认为，苏东剧变解体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忽视了自身的建设问题，特别是在思想建设中的种种错误倾向，严重影响了苏共党员队伍的纯洁性与战斗力，最终走上了偏离马克思主义的邪路，导致了悲剧的上演。这是一场值得共产党人永远铭记的悲剧。跨过世纪的时间节点，在更多的历史碎片公之于世的今天，回眸苏联共产党思想建设历史，剖析其主要的错误倾向，探究其始末缘由，依然足以警示今日的共产党人。
二、戈尔巴乔夫时期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兴起与苏联演变
苏东剧变前夕，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各种主义粉墨登场，颠覆式摧毁着苏联意识形态阵地。一些学者着重从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兴起与苏东剧变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总结出应该记取的惨痛教训。这些作者总的认为，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一条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路线，是苏东剧变的直接的和主要的原因。为了推行这条错误路线，戈尔巴乔夫充分利用了历史虚无主义这一思想武器。
一些学者分析，苏东剧变时的各种错误思潮的沉渣泛起，关键在苏共领导人的错误支持下，苏联理论界抛弃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以抽象人道主义思想解释社会历史问题，从而引发历史虚无主义逆流。自由派分子借历史评价人道化丑化苏共领导人形象，以历史反思为由否定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在历史禁区公开化运动中为苏联历史翻案。历史虚无主义瓦解了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引发苏联意识形态全面危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运用，严重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认同基础；苏共高层领导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丧失，使苏共意识形态无以存身；苏共宣传思想工作自我孤立，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接受；对社会思潮重强力管控轻疏导引导，极大地损害了苏共的执政形象；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外交政策，从外部瓦解了苏共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潮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瓦解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历史虚无主义摧毁了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保守主义阻碍了苏联社会的改革发展，民族主义思潮推动国家分裂。
还有一些学者指出，苏联后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思潮引发了价值观的多元化，直接动摇了苏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人道主义思潮否定道德阶级性﹑走向抽象化的极端解构了苏联核心价值观的伦理学基础，俄罗斯思想探寻传统俄罗斯精神价值从文化认同上疏离苏联核心价值观，东正教复兴在世界观和信仰上否定共产主义，新自由主义全盘否定苏联根本制度和价值观念，“非暴力伦理学”抨击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为道德极权主义和道德专制主义，这些错误思潮都从不同层面解构了苏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挖掘苏东剧变的意识形态原因，不难发现历史虚无主义所起的破坏作用。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际，我们面临着与当年苏联类似的现实环境：西方的遏制与“和平演变”愈演愈烈，我们内部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只有尊重历史的选择，充分认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本质及其危害，才能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瑏瑡苏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形成、发展到鼎盛阶段，继而陷入僵化与困境，再到解构与溃败，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必须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并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建设；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近年来，对苏东剧变时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代表的错误思潮的批判与反思，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其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科学掌控意识形态，辩证对待各种社会思潮。
三、俄罗斯重评苏联历史、俄历史教科书编纂与修订得到持续关注
近年来，在西方政治势力的插手和怂恿下，俄罗斯社会长期潜伏的民族、宗教矛盾开始抬头，甚至有引燃和爆发的态势。俄罗斯一方面加紧修改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强化对反对派的政治打压；另一方面积极倡导爱国主义和青少年历史文化传统教育，加强以东正教为首的宗教间的和谐共处，强化以俄罗斯人和俄语为主的族际融合和族际文化交流，坚决反对歪曲二战历史事件。普京多次下令，要举全国之力，编写统一的、具有新的历史观的历史教科书。一些著名学者持续关注俄罗斯重评苏联历史、维护祖国历史的举措，积极评价俄罗斯总统对待历史的态度。
俄罗斯社会对前苏联历史的怀念和重新评价开始于21世纪初。重新评价斯大林、再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写新版历史教学参考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再认识和对苏联模式的优势与弊端再思考是重评前苏联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要表现。这些现象不但确证了历史发展的一维性规律，而且反映了俄罗斯公民期望社会物质强大、精神富足的心理认同。
2014年前后，普京多次接见国家历史教科书修改工作委员会成员，要求以客观、公正、尊重的态度对待俄罗斯历史，坚决反对以各种理由、甚至无中生有挑衅国家的历史。俄罗斯新版教科书谈到对苏联历史一些重大争论事件的看法，认为十月革命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革命”；指出苏联30年代的发展是苏联现代化道路的一种选择，驳斥了国内外一些人把30年代斯大林时期称为“大恐怖”时期的谬论；肯定了乌克兰、中亚、高加索地区民族加入俄国和苏联后社会经济的发展等等。普京强调，要加强与国际上历史学家的合作，坚决反对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俄罗斯对爱国主义教育极其重视，列入国家纲领和教育法规，形成系统工程。联邦各主体及地方政府每年组织上百场活动，提醒人们牢记历史，珍视文化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纲领迄今已进入第三个五年，即“2011—2015年”实施期。国家纲领包括一整套法律法规系统、道德规范、组织方法、研究渠道和信息处理方式，将纲领的要求具体化，保证在全俄范围内和地区间长期有效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家纲领的实施，使俄罗斯社会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国民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使爱国主义成为国民保持积极向上生活态度的基础。普京明确反对在苏联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他表示，否定苏联时期的一切象征性标志，从原则上讲是错误的，否定历史会使整个民族“数典忘祖”。
2016年俄罗斯新版历史教科书是俄罗斯联邦政府教育部根据普京总统指令，联合文化部、联邦历史学会等官方机构，组织几百名历史学者经过认真讨论与修改，历时三年最终制定完成的，具有明确的国家意志性与权威性。新版历史教科书确立了国家历史教学研究应尊重历史事实、强化爱国主义、弘扬历史文化成就的新标准，彻底否定历史虚无主义，对苏联史研究中颇有争议的苏联模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评价和伟大卫国战争等重大历史疑难问题，明确了历史新观点和新标准。新版历史教科书全面抛弃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垃圾”、找回被遗忘的历史英雄、肯定国家历史文化辉煌成就，旨在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重塑民众“苏联记忆”，实现国家认同与民族复兴。
普京从第三任期以来继续在历史教育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从重塑俄罗斯全民族思想的高度上对历史教学领域的改革提出建议。建议推行中学历史新的历史概念，历史教学与文学教学同步化，确定国家考试中的新考核标准等。
上述举措有力地团结了俄罗斯人民，成为俄罗斯抗压于西方制裁、凝聚人心、维护祖国尊严的有力武器。爱国主义教育和尊重维护祖国历史相辅相成。
四、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问题研究逐渐展开
随着苏东剧变的远去，对于这些国家现在的社会主义运动状况的研究也有着特殊地位和现实的意义。一些学者对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关注多有展开，出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有学者概括，目前，“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的发展：一是均实行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多党制；二是绝大多数共产党都放弃了原有的指导思想，改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等，只有极个别的还坚持原来的信仰和名称；三是社会主义政党多元化；四是以社会主义政党为载体的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多层化。另有学者注意到，当代俄罗斯社会主义党派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主要表现为：指导思想上一元化与多元化并存，以劳动群众为主的社会基础各有侧重，新社会主义的目标前景同中有异，合法斗争的政治角色不尽相同，信仰自由适用于俄共党内。社会主义政党于俄罗斯不可或缺但暂无机会执政。在苏东剧变初期最艰难时期，俄共等马列主义党派寄托着人民失去苏联之痛；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社会主义力量代表着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愿望，是人民怀念苏联、向往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承载。这些社会主义力量缓解、消减了私有制确立后，贫富悬殊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对人民的伤害，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些学者注意到，当代俄罗斯社会及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俄罗斯现实问题的现象在悄然出现。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一些学者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所体现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自发以社会实践为检验真理和鉴别谬误的标准，以阶级分析方法考量当代社会问题，以制度为基点分析当代俄罗斯发展的瓶颈。苏东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在当代俄罗斯失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地位。但是，现实裂变推动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能够客观、深入地开展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术研究，并且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得到深化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关系等。通过这些研究，他们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深刻原因。进入21世纪后，伴随俄罗斯社会发展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出现，人们重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意义，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在俄罗斯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俄罗斯思想史上社会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和人道社会主义具有广泛理论影响。苏东剧变后虽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再作为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大众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文化思潮以新的形式和面目依然存在，形成了对当今俄国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新社会主义文化思潮”。新社会主义思潮主要通过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和左翼政党的政治纲领等形式表现出来，表达了俄国社会一部分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呼声。新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力图克服原有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在实践上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作出理论反思和批判，充分吸收世界范围内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成果，体现出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广阔视野和开放胸怀。新社会主义在当今俄罗斯仍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对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将产生持久深刻的影响。
关于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研究，将构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重要部分。苏东剧变的时间越是久远，对于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越是清晰可见。
五、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研究苏东剧变是基点
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记取苏东剧变的教训，警示前车之鉴，始终是该领域研究的前沿和热点。学者能够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跟踪前进。
有学者回顾历史，1978年前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大规模考察团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了访问和考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是这些访问和考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内容，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考察苏联东欧改革对中国改革开放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的认识；二是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三是丰富了中国改革理论的思想来源；四是促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形成。
一些学者认为，苏共亡党、苏东剧变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教训，是在应当进行改革的时刻，没有及时而正确地进行改革，其具体表现是或拒绝改革，或拖延改革，或作修修补补式改革，或在问题和矛盾已经积重难返之际盲目改革。汲取苏联改革的教训，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必须而且只能通过改革加以解决。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瑐瑦苏东剧变是公众对苏共及苏联政府丧失了信心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普遍的社会焦虑。中国公众信心的构建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进行，通过深化改革，可完成传统政治信任向现代政治信任的转变；通过制度建设，使政治不信任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表达出来，使之形成促进社会稳定健康的力量，才能凝聚公众的信心，促进社会稳定有序发展。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模式”，是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苏联具体国情相结合，形成的一整套社会主义的制度。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管是取得的成就还是所犯的错误，都是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的，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宝贵财富。
有学者认为，苏东剧变过程中，宗教相关因素起到了极大的破坏性作用，回顾这段历史，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运用社会主义宗教论的最新成果对苏联宗教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在宗教特性、宗教与社会主义关系、无神论教育以及“宗教渗透”等问题上加深理解，对于我们今天做好宗教工作，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苏东剧变问题研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长久的重大课题，苏东剧变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殷鉴不远。未来征途，唯有铭记深刻教训，方得顺利前行。（注释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李瑞琴：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
XJP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大、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回望历史，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马克思的崇高精神和光辉思想，像屹立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最明亮的灯塔，像闪耀在历史长河中最瑰丽的思想画卷，辉映着人民前行的征途。XJP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是他“毕生的使命”。
只有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探求自由解放的道路。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时代发生深刻变革。快速而巨大的生产力发展之下，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为了生存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沦为劳动工具，并成为大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1844年，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24岁的恩格斯“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以深沉悲悯的人民情怀，写下了世界上第一部反映工人阶级状况的书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书中揭露，无产者在法律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面对资产阶级及其政治统治的贪婪和残暴，马克思恩格斯以新的历史观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运动。他们以青春激昂的笔调，以鲜明而强烈的人民立场揭示，资产阶级“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发展以及造成的社会灾难，无产阶级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并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资产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无产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将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
只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指明了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道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写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最大利润，毫无顾忌地“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他们无视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苦难，“直接靠工人的贫穷发财的厂主们，却不正视这种贫穷的状况”。一些所谓“有教养的人”轻视无产阶级，只是抱怨下层阶级道德堕落，他们“看不见只会追求私利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提出了人类解放的问题，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深表同情，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及其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局限，他们看不到无产者和资产者根本利益的对立及其社会根源，因而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正是无产阶级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必然促使它去争取本身的解放。他们在《神圣家族》中愤然指出，无产阶级“它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无产阶级“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任何革命，任何伟大的历史活动，只有代表群众的利益和唤起群众，才能获得成功。
只有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人民的实践活动，是人民改造世界的最有力思想武器，是人民一切实践活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是与当代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人民的理论，也是实践的理论，这一理论始终着眼于、出发于、回归于、植根于人民的实践活动，是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如梅林说，“无疑的，马克思之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的结合着，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同样无疑的是，在他身上，作为战士的一面是永远胜过作为思想家的一面的”。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一经问世就震动了世界。现在，“它已遍历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被全球公认是“使用最广的社会政治文献”，其永恒影响力跨越国度、跨越时代。而《共产党宣言》传播的历史，已经成为反映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如恩格斯1885年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所说：“那时曾被聪明的庸人带着嘲笑的神情看做狂人呓语，看做几个孤单的宗派分子的秘密学说，现在，这个学说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了无数的信徒；而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当时受到人们的憎恨和诽谤最多的一个人——卡尔·马克思，临到逝世时，却是新旧两大陆无产阶级的经常被请教的和永远乐于帮助的顾问。”
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没有一种理论如此深深植根于人民。
在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这一人民的理论正在开启历史新篇章。“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这个深刻的改变，就在于中国有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几代共产党人血脉中永远鲜活热烈的，一以贯之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人民性品格。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种情怀和责任，这种担当和使命，这种自觉和自信，也如壮丽的日出，照亮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人民的理论指导着人民新的伟大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有着无可匹敌的理论力量、科学力量和实践力量。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李瑞琴：面临被解散：俄罗斯“去斯大林化”组织败落史透视
2011年2月，俄罗斯《关于永久纪念极权主义政权受害者与民族和解》的国家项目，在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的支持下通过。该项目被媒体和政界称为俄罗斯“去斯大林化”的重大举措。该项目计划建立全国性纪念馆和被镇压受害者纪念碑，出版纪念图书资料，建立援助受害者的社会机制等。俄罗斯“国际历史、教育、人权和慈善纪念协会”（简称“纪念”协会）是俄罗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去斯大林化”组织，在关于上述项目的立项与实施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自2014年9月以来，“纪念”协会因遭俄罗斯司法部向最高法院的起诉，已数次面临被解散的困境。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作用重要的“去斯大林化”组织，为什么会面临被解散的困境，其中有什么深远寓意，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动因，对于未来俄罗斯社会将有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尝试作以下分析予以回答。
一、“纪念”协会与“去斯大林化”
“纪念”协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于1989年1月由俄罗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倡议成立。现在俄各地有60多个分会，80个国际分会。作为俄最悠久的历史教育机构，“纪念”协会的建会口号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直面历史的真相”，力求提高人们对“政治迫害”的认识。1991年，“纪念”协会又成立旗下的同名人权“纪念”中心，活动内容包括监督时局、揭发侵犯人权事件、呼吁公众关注安检、为受害者寻求法律保护等。
在“纪念”协会的大量活动中，“姓名的回归”是协会最具有标志性意义、规模最大的活动。此项活动每年10月29日（即“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日的前夜）在莫斯科市中心举行。参与者要大声说出在斯大林镇压时期被处决者的姓名，以重新唤起俄罗斯人对20世纪30年代成千上万被枪决者的记忆。“纪念”协会是俄罗斯最大而非唯一致力于“去斯大林化”的机构。一些博物馆也专门从事这类活动。如莫斯科的古拉格博物馆，馆内存有大量有关“政治迫害”的文件、被拘禁者的物品，展览并讲述斯大林体制下政治犯的故事。那个以安德烈·萨哈罗夫名字命名的博物馆，其目标之一是“创立对苏联极权主义和抵抗非自由状态的历史纪念”，也经常组织有关的展览。古拉格、萨哈罗夫博物馆与“纪念”协会保持着紧密合作。
2014年9月24日，俄司法部向最高法院提出应撤销“纪念”协会的诉讼。诉讼认为，“纪念”协会由数十个地方组织合并建立后，没有明确的垂直管理体系。一些地方性的“纪念”协会并没有注册为全俄“纪念”协会的分支机构，很多活动没有出现在全俄协会的官方记录中。由此，协会多次粗暴违反俄联邦宪法法规，并且“无所作为”，按照联邦《社会团体法》第44条，应予以撤销。该诉讼于2014年9月25日通过。2014年11月13日，“纪念”协会向最高法院申请，将审理诉讼时间推迟至2014年12月17日，协会承诺将依据诉讼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2015年1月28日，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纪念”协会已经消除了存在的问题，对其诉讼予以驳回。俄司法部表示，不接受撤诉，拒绝为修改章程后的“纪念”协会登记注册，并继续清查“纪念”协会人权中心和叶卡捷琳堡“纪念”国际分会。目前，“纪念”协会还在呼吁国内外其他人权组织的道义支持，积极从事保留组织机构的活动。
二、“去斯大林化”的目的及特点
在俄文维基百科中，“清除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建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制度，克服个人崇拜的过程，被称为‘去斯大林化’。这个过程开启了苏联社会生活的部分民主化，被称为‘解冻’‘‘”。西方于20世纪60年代在文献中首先使用“去斯大林化”的概念。
第一波“去斯大林化”浪潮可以追溯到20世纪赫鲁晓夫时代。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开启了苏联历史上“非斯大林化”的第一次浪潮，这个过程历时大约10年。赫鲁晓夫掀起的“非斯大林化”浪潮，以批判个人崇拜为名，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苏联共产党思想的巨大混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分裂和打击，埋下了苏联剧变的隐患。
第二波“去斯大林化”浪潮，始自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活动所作的纪念报告，一直持续到2000年代中期。“去斯大林化”是戈尔巴乔夫改革运动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后期，“去斯大林化”浪潮渗透至苏联各个角落，最终导致苏共政权垮台和苏联解体。在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总统期间，有关政治和历史的话语完全为反共产主义的论调所主导；对斯大林的谴责也成为理所当然的矛头指向。
第三波“去斯大林化”浪潮始于2009年，于德国和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签署70周年前夕。这次“去斯大林化”的调门明显加强。2010年11月2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出台的正式决议称：“卡廷惨案是依照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的直接命令执行的”。这一表态有着非常重要的突破性意义，标志着第三次“去斯大林化”达到高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正反》杂志编辑玛莎·里普曼认为，第三波“去斯大林化”最重要的起因，应该是俄罗斯对西方新推行的和解政策，这推动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苏联极权主义犯下的“罪行”。“去斯大林化”浪潮可以被视为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俄罗斯要想与西方和解，在对苏联极权制度及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解读方面，就要向西方的观点靠拢。
有着共同目的三次“去斯大林化”浪潮，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自上而下，都由时任国家头号领导人发起和推动；都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斯大林及相关的苏联重大历史事件。这一特点表明，“去斯大林化”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苏联历史。
二是奴颜媚骨，都显示强烈讨好西方的姿态，以证明“去斯大林化”是俄罗斯与西方交好的实际行动。尤其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去斯大林化”浪潮，是当时国家领导人不惜代价推行亲西方外交政策的重要行动方案之一。
三是一厢情愿，符合西方意愿的“去斯大林化”，在西方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第三次“去斯大林化”尽管力度最大，但是西方仍不领情。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此前向西方所做的任何妥协和示好均化为乌有。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前所未有，西方对俄的经济制裁毫不手软。
四是独木难支，数次“去斯大林化”都没有众望所至的社会基础，且导致负面后果大于正面效应。尽管三次“去斯大林化”都由国家领导人主导，有着强大的、可具操作性的实践路径，但是，并不为俄罗斯社会所接受。多年的民调结果中，肯定斯大林历史作用的俄罗斯人总有一半以上。而且，也不是所有国家领导人都支持和推行这一政策。普京在谈到斯大林问题时，是持客观而肯定态度的。因此，数次“去斯大林化”浪潮只能在矛盾重重中，非连续地缓慢推进。
三、对斯大林双重评价的矛盾性
2014年9月，当俄罗斯司法部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以“无所作为”为理由要求解散“纪念”协会时，很多人感到意外，支持与反对的声音泛起。如何解读斯大林挥之不去的高大形象与“去斯大林化”浪潮翻滚的对立？
第一，斯大林是独裁者也是伟大领袖。《透视俄罗斯》的专家认为，尽管斯大林在执政期间有明显的犯罪行为，但许多俄罗斯人仍认为斯大林是个睿智的领袖——以铁腕与公正统治着这个国家。据2013年列瓦达中心的调研，俄罗斯以及三个高加索国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居民中，49％的人都对斯大林持正面评价，甚至有18％的人表示愿意生活在斯大林那样领导的国度。2015年1月，列瓦达中心以“俄罗斯人想念斯大林”为题的民调显示，俄罗斯人对斯大林持肯定态度达到了近年以来的最高值，52％的受访者认为，斯大林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无疑是积极的”或“比较积极”的。
列瓦达中心副主任阿莱克斯指出，民众认为，斯大林对俄罗斯的贡献首先与卫国战争的胜利相关。“从卫国胜利60周年以来，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估计更看重他的优点。”越来越多的人记住他的统帅作用，越来越少的人谈论他的负面问题。这是民众反对“去斯大林化”的基本立场。该中心2015年4月6日以“是否建立斯大林纪念碑”为题的最新民调显示，37％的俄罗斯受访者“非常支持”或“比较支持”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建立纪念斯大林纪念碑，9％的受访者对斯大林持“敌意或生气”态度，6％的人持“害怕”态度，还有30％持“不关心”态度。
西方盛行的个体主义反抗任何权威及其控制，从这一“普世价值”的极度张扬出发，“纪念”协会人权中心联席主席杨·拉钦斯基对“去斯大林化”解释道：“这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也同政府崇拜有关。当人们认为抽象的伟大国家要比公民利益更为重要时，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就无法克服。而我认为，人民利益是政府成功的主要标准。”他还说，苏联时期政府灌输给公众的理念是政府比个人更重要。一心只想着苏联的伟大，人们会忽略为这种伟大付出的代价。
社会学家奥尔加·克里什塔诺夫斯卡亚认为，斯大林的形象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亲西方的知识分子眼中，斯大林首先是一个暴君和压迫者；但民众记住他的却是——工业化的发起者、拥有伟大成就的领袖、二战的胜利者。这两方面的看法都是正确的，所以才会有矛盾的观点。没有人会为斯大林辩护说，政治压迫是对的。事实是多方面的——斯大林不仅仅是一个独裁者。”
第二，斯大林对当代俄罗斯具有积极意义，“去斯大林化”于俄罗斯无益。
俄分析家认为，俄罗斯人的认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关于斯大林在国家历史上的主要角色，两年前在他去世60周年时，互联网上的讨论非常活跃。一些人诅咒他是一个独裁者，消灭了数百万的生命。另外一些人歌颂他的伟大政策，赢得了战争，使国家强大富裕，成为超级大国。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尽管彼此都没有说服对方。
不可否认的是，斯大林对于俄罗斯不仅是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且具有现实性。过去的讨论具有斯大林不在场的特点。现在，他出现在各种讨论中，首先是那些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的话题。赞扬斯大林及其政策的，就是肯定目前国家政策的人。例如，讨论现实的克里米亚议题，很多人认为，当今国家领导人推动的回归进程并不是随意而为，收回国土正是斯大林的胜利道路。赫鲁晓夫等反斯大林主义者与此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使俄罗斯这些原住居民家园分离、国土流失。
面对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的经济衰退、生活水平下降，俄罗斯人将怎样承受这些痛苦和负担？对现任国家领导人政策的支持者再次提到斯大林。在斯大林时期，个人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祖国，那是一个成就爱国主义的时代。人们接受这样一种现实和价值观，以个人承受巨大牺牲为代价，实现国家大目标的集体主义行为是值得歌颂的。不像斤斤计较个人享乐的现代消费者那样，认为没有比一块意大利干酪的美味对个人更重要。
政治学家科斯京康认为，从俄罗斯人的基本价值观看，他们曾经是集体主义的自觉认知者，理解和评价社会情绪需要置于更广泛的历史尺度之下。
第三，认为“政治迫害”史实应该铭记，这是约三分之一的民众支持“去斯大林化”的依据。
在多年的民调数据中，曾有约三分之一的俄罗斯人对斯大林持否定意见。“去斯大林化”的主要组织如“纪念”协会、古拉格博物馆、萨哈罗夫博物馆之类的建立，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尤其是当时任国家领导人致力于“去斯大林化”时。这种反斯大林情绪的持久保持和稳定不减，显然有着官方意志的赋予和支撑。
列瓦达中心的分析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年代使斯大林“罪行”得以在俄罗斯民众中广为传播。斯大林去世60周年时，在民调受访者回答“你认为斯大林的死亡与国家的关系”时，只有18％的人选择“失去了伟大领袖和导师”，55％的人选择“停止了镇压和大规模恐怖，监狱释放了数百万无辜的人”。20世纪30年代末，政治镇压受害者的人数有多少？在民意测验中，40％以上的俄罗斯人表示，被斯大林镇压了百万、上千万人；少于40％的人认为，受害者成千上万。如果民众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倾向于认为斯大林犯的错误超过了他给国家带来的贡献，就会持否定斯大林的态度。
四、“纪念”协会遭遇解散危机的背后动因
尽管斯大林评价持续不衰的矛盾性、极端性，在俄罗斯社会已习以为常，但是，此次历史最悠久的“去斯大林化”组织遭司法部起诉，提请最高法院予以解散的事件，却不多见。这与当下俄罗斯国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
第一，2012年再任总统的普京或悄然阻止“去斯大林化”进程。
梅普组合，无论谁任总统，其不和谐之处显而易见。对苏联历史及领袖的评价，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有着质的差异。梅德韦杰夫以其自由主义、全盘西化的价值观、历史观，总体上对苏联历史和斯大林持极为严厉的批判和否定态度。普京则基于俄罗斯爱国主义的需要以及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一方面承认和谴责斯大林的错误，另一方面则强调苏联在俄罗斯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以及斯大林在苏联时期取得的辉煌成就，肯定斯大林在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梅德韦杰夫支持的2011年2月“关于永久纪念极权主义政权受害者与民族和解”的“去斯大林化”国家项目，包括一系列连续性的措施和步骤。梅德韦杰夫在2012年卸任前，对此做了充分的谋划。
2011年12月27日，梅德韦杰夫签署命令，要求在2012年3月1日前，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的程序提交上述项目的实施建议。这包括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建立全国性纪念馆，在所有大城市建立被镇压受害者纪念碑，出版受害者的纪念图书及各类资料，全方位建立援助受害者的社会机制等。梅德韦杰夫离任后，作为继任总统的普京，有义务继续推进和实施上届总统任期内未完成的项目。
从形式上看，普京也的确履行了后任总统应尽的义务。2012年5月7日，第三次任总统的普京当天即签署命令，确保跨部门协调工作小组执行项目计划。2013年12月1日，普京再次下令要求有关部门于2013年底之前，制定出该项目下一步的实施方案。但是，不知从何时起，项目的进展情况逐渐无人过问，项目的实施不仅没有实质性进展，已经着手进行的建设也悄然搁浅。例如，曾经是古拉格劳改营的彼尔姆边疆区《彼尔姆－36》纪念馆工程，2013年以来，因得不到联邦到边疆区的财政拨款而停建。紧接着，2014年9月，俄司法部向最高法院提出了撤销俄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去斯大林化”组织“纪念”协会的诉讼。
显然，梅普两任总统对待“去斯大林化”项目的态度迥异。梅德韦杰夫利用其当政，主导推动的苏俄史上力度最大的第三波“去斯大林化”浪潮，旨在迎合西方的意愿，实现俄罗斯社会生活的西式现代化。普京的价值观、历史观和执政理念，则决定了他不会真正支持和落实对于当代俄罗斯重新崛起有危害的“去斯大林化”政府项目。普京重新主政后，“去斯大林化”项目渐陷困境，实在意料之中。普京或连任两届6年期的总统至2024年，俄罗斯的“去斯大林化”将没有机会再起。
第二，俄美关系因乌克兰危机交恶，停止“去斯大林化”已成社会共识。
俄罗斯学者认为，近年来主导斯大林评价基调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对抗的显性化。西方总是企图使俄罗斯屈服，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度俯首称臣。但是现在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却能像斯大林时期那样，自我尊重，不做让步。互联网上关于“伟大的苏联”、“伟大的斯大林”的光辉形象再次登上神坛——“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跪在斯大林面前，承认他的伟大”，以另一个西方人物影射奥巴马。民调也显示，当面对外部压力时，斯大林很自然地就成为俄罗斯政治家最好的榜样。在那些赞赏今天国家政策的互联网用户心目中，最好的时代与苏联不可分割，斯大林的政策功不可没；而斯大林时代负面的镇压手段则是次要的，在今天的俄罗斯没有现实性。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说，俄方曾付出巨大努力与欧盟交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除了在政治、经济乃至制度上接近西方（首先是欧盟）外，事实上没有其他选择。俄罗斯一厢情愿地将其走向西方的所有障碍都视为暂时性问题，需要的甚至不是解决，而是等待这些问题的自行消失。俄罗斯将通过自我改变，最终适应如何充当在全球设计中西方分配给它的角色，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参与者，其独立程度取决于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非常有限的份额。然而，俄罗斯讨好西方的蜜月竟如此短暂。普京曾试图寻找使俄罗斯融入西方社会的可能性和形式。但俄罗斯很快从亲身的遭遇中觉醒，要委身于为其设计好的小伙计角色，首先得折断自己的手脚。如果西方当初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俄罗斯可能已经成功地与欧盟建立了某种联合关系，体制稳固的较为公平的关系。但现在来看，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与欧盟名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原有模式走到了尽头。
卢基扬诺夫接着说，俄罗斯是一艘体积庞大而沉重的巨轮，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驶入新航线，让它掉头也很困难。目前所发生的事情，是俄罗斯转向东方的开始，不光是转向中国，而是转向整个欧亚大陆。这一过程会很长，现在无法预见东向道路的曲折。但重要的是，此次转折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真正的全面变化。这正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催生的结果。
爱尔兰记者布赖恩·麦克唐纳说，1945年1月，苏联红军解放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然而，2015年1月，波兰政府却没有邀请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及其领导人参加集中营解放70周年的纪念活动。波兰明确否认苏联曾解放奥斯维辛，认为当时那里是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前线，是乌克兰人解放了奥斯维辛。当前国际社会诸如此类否定苏联卫国战争历史功绩的虚无主义舆论，使俄罗斯民众越发感到忧伤。在2014年克里米亚回归后，俄罗斯在诸多问题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冷遇和攻击。尽管民众对普京的支持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一种被围困的心态正在俄罗斯弥漫。克里姆林宫在奥斯维辛纪念活动上受到的排斥或许是最大的侮慢。显然，即使俄罗斯承认卡廷事件中斯大林的“罪行”，欧盟成员国波兰也不会从此与俄永世结好，再无芥蒂。
全球地缘政治的对抗因乌克兰危机而激化，俄罗斯被迫陷入了对抗的中心漩涡，突变的局势实非俄罗斯单方面所能左右。如果“去斯大林化”有着向西方和解示好的主要目的，那么2014年俄美关系、俄欧关系因乌克兰危机的急剧恶化，已经令俄罗斯无须再试图在这个方面有所表现了。“去斯大林化”是西方最先提出的，也是西方攻击苏联和俄罗斯的永恒基础。俄美关系交恶，俄罗斯自然要从历史人物中寻找不向西方妥协的心理支持，斯大林再次出场。
第三，俄罗斯对斯大林的评价已经跃上新层面。
现在俄罗斯民众已经能够一分为二地评价斯大林。俄罗斯民众接受这样一种态度，“反对镇压但不反对斯大林”。如针对“莫斯科市中心将建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碑”的提议，专家认为，建设纪念碑的决定不会改变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正面态度。因为大部分俄罗斯人都因苏联赢得二战胜利和国家工业化成就，对斯大林持肯定态度。“设立纪念碑的目的并不是反对斯大林，而是纪念遭受镇压的受害者。在整个过程中都尽量不提及苏联领导人。这座纪念碑并不具有反对斯大林的性质”。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对斯大林一直以来的矛盾心理，开始在辩证法中找到归宿。
俄罗斯是一个感性的民族，民众既承认斯大林的伟大，又无法释怀“政治迫害”的事实，尖锐对立的情绪纠缠着斯大林去世60多年的历史，成为如实评价斯大林的瓶颈。如果能够以此开始，将这种无法调和的爱恨情仇合理地解释并消化，不能不说是斯大林评价的重要进步。
第四，俄罗斯隆重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去斯大林化”难以为继。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俄罗斯决定隆重纪念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俄罗斯国内早已筹备举行大型系列纪念活动，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伏尔加格勒等大城市已经开始了内容丰富的庆祝纪念；俄中两国领导人达成协议，决定共同举办电影展、学术研讨会、文化艺术交流等庆祝活动；俄罗斯还向联合国大会建议，举行隆重的二战受害者纪念会并获通过。普京的多次讲话一再重申纪念活动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15年3月17日，普京在俄纪念活动组委会强调，应坚定不移地维护二战历史的真实性，苏联人民为取得这场战争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容抹杀。当今某些势力试图篡改和歪曲二战历史，不加掩饰地散布有关战争性质的谎言，恶意中伤那些为维护世界和平、取得战争胜利几乎献出一切的人们。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损害俄罗斯力量，诋毁俄罗斯道德声望，剥夺俄罗斯作为战胜国的地位。由此，国家举办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将是一项具有本国乃至世界水平的大规模教育和宣传工作。俄有关部门应利用各种机会让民众了解国家历史以及先辈的军事和劳动功绩，培养民众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他们维护国家利益的意识。普京的长篇指示极具指导性。俄国防部网站已设置“胜利五月”专栏，公布反映卫国战争红军将士英勇献身精神的历史文物，多为罕见的独家珍藏老照片和文件资料。“这些信息资料将成为不容篡改历史的强有力证据，这些文献确立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将成为青年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系统的重要组分。”普京如此高度重视卫国战争70周年纪念，并严肃强调历史不容抹杀、歪曲和篡改，聚焦的仍然是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创造的英雄伟业。美国及欧盟国家对俄罗斯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持消极乃至抵制态度。欧洲高层包括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早已通过决议，将希特勒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乌克兰紧随其后，最高拉达（国会）在纪念二战胜利前夕通过法案，禁止纳粹和共产党的标志及其思想，违反者将被处以5至10年有期徒刑；同时却认可包括乌克兰法西斯伪军在内的“民族主义者在争取乌克兰独立当中的功绩”。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纪念二战的一次活动中，竟然把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提并论，说斯大林同希特勒为了肢解和分裂欧洲引爆了二次大战。在如此火爆的国际对抗中，普京和俄罗斯民众岂能容忍“去斯大林化”种种或隐或显的计划、活动，在国内搞“颜色革命”政变的图谋得逞。
第五，解散“纪念”协会一再推迟，说明问题的复杂性。
一方面，“去斯大林化”在俄罗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尤其是西化的知识分子通过与国际人权组织的勾连，在美国和欧盟的高度“关注”下，屡屡干扰解散“纪念”协会的事宜。另一方面，尽管俄罗斯最高法院延迟并驳回了司法部的诉讼，但是司法部仍不承认“纪念”协会在程序上的合法性，不排除在适当之时再起诉的可能性。这种缓慢而坚定地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做法，符合普京一贯的行为方式。历史是人民创造和推动的，西化精英组成的第五纵队鼓吹否定苏联国史、苏共党史和斯大林的历史虚无主义，尽管能够兴风作浪于一时，但终将破产。（注释略）
（作者李瑞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李慎明：对毛泽东几个误解的澄清
2013年1月5日，XJP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十八大报告也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XJP同志与十八大报告的上述论断完全一致，科学、正确、准确地评价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功绩，深得党心、军心和民心，具有重大意义。
一、毛泽东时代“过穷日子”的主要缘由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到毛泽东去世时的二十七年，毛泽东有六大贡献：
一是先后打赢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这实际上相当于打赢了三场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
二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2月，我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并于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在成熟的核潜艇的基础上，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战略核潜艇下水。不少人对“两弹一星”关注多，对核潜艇与战略核潜艇了解得少。这里所说的战略核潜艇，意思是说我国陆海空全都具备了第二次核反击能力，这是最后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企图威慑我和平发展的最有力的“杀手锏”。邓小平1988年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话十分中肯。
三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其中有大量的自主科研成就与研发技术，而“两弹一星一潜艇”的研发，又全部是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四是建成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础设施。李先念明确讲过，基本建设是投入七块产出一块，而加工工业是投入一块产出七块。毛泽东时期的短短27年中，我国主要靠人力修建的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基础性和中坚性作用。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最根本的指标。毛泽东时期，在人口增加4亿的情况下，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整整比我国晚了35年。
五是排除种种干扰重返联合国。由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确指导，我国与美国、欧洲诸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国的严酷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六是毛泽东时期，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当然，我国不借外债，一度没有内债，甚至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说这是当时工作中的一个失误，是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我们应从中汲取教训。改革开放就汲取了这一教训。但从当时的客观情况看，那时还不具备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国际环境；从两分法的角度看，没有内外债，也就没有为后人留下还债的包袱。
以上成就的取得，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从嗓子眼里抠出食物和节省必要日常生活开支而积攒下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所换来的。这也是我们大家在毛泽东时代“过穷日子”的主要缘由之一。
二、正面回应，正视历史，正确评价毛泽东
目前，社会上有些个人、有些媒体、有些组织对毛泽东存在误解，歪曲史实，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我认为应该正视历史，正面回应，正确评价毛泽东。
一是有人说，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苏联不仅没有对我国逼过债，而且对我国十分友好，这不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为实现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先后提出并坚持在我国领土共同建立、共同拥有“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政治上控制我国。在遭到我国严词拒绝后，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某些核技术的样品及其生产技术资料。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即匆匆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要我们放弃台湾，并要求我国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这理所当然遭到我国的坚决抵制。1960年7月16日，苏联对我国发出照会，单方面决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一个月之内，全部撤回在华的苏联专家1390人，并对我国逼债。这里仅举一例，说明苏联当年曾对我国逼债并尤甚。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与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总理顶他说，你要你就拿走。”当时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折合人民币52亿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协议，这些外债于1965年全部还清。当时我国建国仅十年有余，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花生米等农副产品来偿还。这就更加重了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但是，我国人民有志气，到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
二是有人说，1957年反右中我们处死了某某人，这当然不是事实。其中所举的林×被处死，连质疑者自己都承认，这是在1968年，而不是1957年。被处死的原因，笔者也不知其详。但笔者相信今后对此会有真实详细的档案披露。20世纪50年代曾任罗瑞卿秘书、后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陶驷驹告诉笔者：“不仅在1957年反右时我们没有处死一个人，而且在1955年肃反时我们也没有处死一个人。这是有档案可查的。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肃反中出现的扩大化的深刻教训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我的老领导王震生前曾跟笔者谈过几次，延安整风时，毛主席严厉要求，要坚决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有的同志对此很不理解，找到主席问，“审干中，有的本人都明明承认自己是叛徒，并出卖过我们几个同志，血债累累；也有的明明承认自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来刺探我们的情报，为什么不能杀？”毛主席解释说，“人头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出来。人头割错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红军肃反时，就有不少同志是屈打成招的。我们再也不能干那样的蠢事了。”王震还说：“至于王实味被杀，那是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在与胡宗南部队突然遭遇、大部队有可能被暴露的紧急情况下，一直属队的带队领导的擅自临时处置。这就破坏了毛主席的‘一个不杀’的严厉规定。事后，毛主席还十分气愤地说，‘还我一个王实味’，并说当初要把王实味放在你们359旅就好了，你们会很好使用他，他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员。”在撰写《王震传》的1994年，笔者经过批准，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当年相关的档案资料，完全证实了笔者老领导的说法。在历次运动中，多次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毛泽东在现在有的网站中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而“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蒋介石却成了历史上少见的大善人。这岂非咄咄怪事？！
三是针对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质疑。所谓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这是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承认是虚假的“事实”；针对“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的‘事实’”，我们即将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上发表我们中心特邀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近年来运用数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完全自费专心研究的系列成果。孙经先教授先后查阅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县志和大量的其他文献，发现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绝大多数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数据都是虚假的。该书中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3600万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必须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最终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揭示事物的真谛与本质。不能由于自己曾经在毛泽东时代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受过一些委屈，就把新中国后毛泽东时期前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现在回想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讲，笔者也曾为当年吃过草籽和榆树皮而感到自豪和骄傲，这也是自己为我国研制出“两弹一星一潜艇”等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忍饥挨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而作出的个人极其微薄的贡献。我也想提醒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些年青人，千万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无端指责当年的我们“蠢”、“笨”甚至是大锅饭养“懒鬼”，就否认我们当年为新中国其中包括你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打基础而付出的艰辛与血汗。我们决不能否认新中国前27年的失误和错误，决不能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一定要认真汲取其中的教训。但失误和错误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现在有的人把新中国毛泽东时期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想法甚至另有所图。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李慎明：高度重视对时代和时代主题的认识和研究
对时代问题的认识紧紧联系着我们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有的同志认为，共产主义虚无缥缈，只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行了。有人甚至认为，提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左”。事实证明，没有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理想，现实的社会主义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各项政策，但是，我们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并有着漫长的历史时段，但我们坚信共产主义最终必然实现。我们没有必要把共产主义天天挂在嘴上去“空谈”，更多的应是脚踏实地去“实干”，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进而指导我们的实践。要解决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有机结合与统一，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时代问题。
一、当今的时代仍然是金融帝国主义时代
真正弄清所处的时代，不仅是研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国际关系等各种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各种战略和策略的理论依据和前提。正如列宁所讲：“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当今时代是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这是时代性质的主导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讲，资本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甚至统治全球的时代。尽管这一趋势在减弱，但没有质的改变，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还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时代的长短，取决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代表其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对这一时代的认识和与金融帝国主义的合作、竞争、博弈，取决于共产党人在国际竞争中较量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拥有全球金融霸权这一经济基础，也就相应拥有了其他霸权。现在，美国经济开始有所复苏，这标志着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正在并将继续把自己2007年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转嫁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甚至是欧盟和日本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从总的历史趋势讲，金融帝国主义无疑是腐朽的、垂死的。但是，我们也要记住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明确指出的：“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甚至会出现“惊人迅速的发展”。（《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6页）因此，金融帝国主义又是真老虎、铁老虎。真老虎、铁老虎是要吃人的。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不是被吃掉了吗？我们对此必须高度警惕，认真应对，不能有丝毫马虎。
只有认清金融帝国主义既腐朽、垂死又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惊人迅速发展这一重要特征，我们才可能保持头脑清醒、积极主动地准备在各种复杂形势中进行新的伟大斗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赢得主动。
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依然没有变化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美国已踏上衰落之路。尽管这一进程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二是世界多极化正在深入发展。三是各大国各战略集团都深谙“不战而屈人之兵”之道、之妙。所以，可以较为肯定地说，较大规模战争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打不起来。
在人类历史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有一个相当长的共处阶段，相互间以各种形式和方式合作、竞争、博弈直至较量。在各种较量的形式中，也决不排除赤裸裸的战争这一政治的最高手段。
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中国是世界和平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主动把握“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辩证统一及其相互转化。
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深化，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彰显独特的经济、制度和价值观优势。从这一意义上讲，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我们应坚定信心，坚持开展全方位外交，坚守合作、共赢的底线，在更多地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同时，努力构建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巩固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我们应长期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避免发生战争，但也要下决心做好一切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立足打赢捍卫祖国领土和海疆的任何一场战争。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拓展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新局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较大的贡献”。
三、高度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是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又有着“以和为贵”与“求同存异”的优良民族传统，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还处于低潮，这都要求我们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最大力量争取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牢记，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金融帝国主义首先和主要是金融霸权。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金融帝国主义的根本表现，也是其他霸权的经济基础。没有这一经济基础，其他霸权将不复存在。二是主要表现在知识产权和贸易上的规制霸权。这两个规制霸权是金融帝国主义霸权在经济上的两个翅膀。三是以互联网为主要工具的意识形态霸权。在意识形态霸权中，新自由主义是其经济纲领，西方所谓的“宪政民主”是其政治纲领，所谓“普世价值”是其理论纲领，民主社会主义是其社会纲领，而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是上述各种思潮的主力军，而且是为其他各种错误思潮开路的急先锋。四是军事霸权。军事霸权是金融帝国主义的柱石、后盾与护身符。
美国为何要搞亚太再平衡？主要是中国的和平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对其具有极大的潜在威胁。更为重要的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美国企图在中国搞苏联式“和平演变”的希望完全破灭，所以正在改变其战略策略。我们在警惕金融帝国主义军事霸权的“硬实力”即“硬战争”的同时，更应高度警惕广义上的战争，即硬战争＋软战争。软战争有三种形式，即金融战、规制战和意识形态战，其中更为现实和直接的是金融战和意识形态战。针对当今中国的金融战，集中体现在股票、期货、汇率等各种金融衍生品上，而意识形态战则集中体现在几亿网民和手机AAA平台上。一是通过意识形态特别是网络，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二是通过制造金融风暴把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搞乱，从而利用所谓的民意“乱中取栗”，进而在适当时机改变我国政权格局，然后再逐渐改变我国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和就业压力的到来，西方敌对势力在今后三、五年内可能会更加倚重金融战和意识形态战。对此，我们应高度警惕，决不能有丝毫松懈。西方在苏联搞的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而在我国则是要搞“自下而上的革命”。这也就是美国“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
四、辩证看待形势，居安思危，坚定信心
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政治局进行集体学习时，一次专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一次专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一次专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味深长。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入当今世界依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的时代、世界动荡重组的多极化的视野，放入近14亿人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可以更加感知，这是一项无比宏伟壮丽的事业。
宏伟壮丽与艰辛曲折必然相伴。我们既要努力抓住当前各种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同时准备迎接当前各种世所罕见的严峻挑战。有这一思想准备，会比没有这一思想准备主动得多。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资本主义整体处于下降趋势，美国已踏上衰落之路，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处于曲折中上升的趋势，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和取得伟大成就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今时代既是金融帝国主义时代，又是由十月革命开始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一大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根本原因是，我们所从事的是为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真正正义的事业。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概括，这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的正义事业是必胜的。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世界上各种各类矛盾尤其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的蕴聚、激化，必然导致金融帝国的“乐极生悲”和世界人民的“悲极生乐”。历史辩证法正在向人们展示，在21世纪，极有希望迎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再一次英姿勃发。我们之所以作出这一乐观预言，根本依据如下：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程度的“测量器”和“指示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工具的大变革必然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未来几十年内，必然会出现一批又一批的无人工厂，并必然带来工人大量失业，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必然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必然进一步激化。现有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所有制及分配关系越来越容纳不下“互联网＋”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必然呼唤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诞生。这正是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全党同志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全国人民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根本依据所在，也是XJP同志强调“要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的深意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从严治党入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进一步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充满必胜的信心。
面对世界新的大好机遇，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发问：金融帝国主义的秋天极有可能即将到来，若果真如是，世界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的春天，还会很远吗？当然，在我们迎来世界社会主义艳阳天之后，也决不排除出现新的曲折与挫折，世界社会主义就是在像苏联亡党亡国这样大的曲折、挫折乃至苦难中不断行进的。这就是历史发展的铁则。
李慎明：互联网＋”的发展必将引发西方国家生产关系的大变革
美国《外交》双月刊2015年7／8月号刊登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题为《为什么说技术乐观主义者错了》的文章。文中指出，有这样一个“乐观的版本”：“人类将在信息技术、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的突破令过去两个世纪所取得的成就黯然失色。人类将过上更像神一样的生活”。而马丁·沃尔夫并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从理论上讲，真正智能机器“能够使人类过上比现在好得多的生活。它们最终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这一成果如何产生和分配”，“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增长疲软与不平等显著加剧的并存”，“最终结果也可能是产生极少数大赢家和大量失败者”；“毕竟，决定结果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经济和政治制度。如果我们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不能给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必须修改它们”。
尽管上述结论极有可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的改良主义的主张，但此文从一个侧面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入发展，随着世界左翼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复兴，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在美国主要的刊物上，竟然也出现了要求现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及分配制度必须修改的观点。这对现在一些仍执着笃信“新自由主义”能够救中国、救世界的人应该是一个提醒。
一、当今世界处于“互联网＋”领衔的生产工具大变革时代
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何社会的发展变化，往往是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开始的；生产工具的大变革必然引发生产力的大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大发展最终必然要求变革现存的生产关系。
当今世界正处在生产工具大变革的前夜。这一大变革主要表现在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从生产工具的角度看，全球已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在工业领域，主要是互联网加机器人、3D打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太空技术、传统制造业等；在农业领域，是互联网加智能农业、生物工程等；在第三产业，是互联网加金融、商务、教育、医疗、媒体、各种新兴服务业等；在社会领域，是互联网加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交往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等。
在今后若干年内，“互联网＋”这一新兴和先进的生产工具的诞生与发展，将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劳动效能，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迅疾地冲击人类的时空观念和交往思维方式，改变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和政府治理方式等。以数据海量采集、存储及其分析应用为基础的“大数据”理念和技术，也是继云计算、物联网之后全球信息产业的又一次聚合和提升，都属于“大互联网”的范畴之中。可以说，以互联网技术领衔的信息革命与先进制造业技术相结合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高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和迅猛发展，充分彰显着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威力。
二、“互联网＋”正在加剧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
深入分析“互联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的运行，将会看到，“互联网＋”将逐步削弱甚至给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带来“大灾难”。
第一，“互联网＋”的迅疾发展，使得资本所雇佣的人数愈来愈少，使得全球范围内更多的民众与高新的甚至传统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使得社会的相对需求逐步减少甚至锐减。在今后一些年内，“互联网＋”的大发展，必然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必然根本改变各个产业的生产方式和运行方式。以亚马逊公司这一网络电子商务公司为例。美国著名媒体人安德鲁·基恩在《互联网不是答案》一书中说：“实体店产生1000万美元的营业额平均需要47名员工，亚马逊只需14名雇员”；仅“亚马逊2012年在美国大概毁掉2.7万个工作岗位”。“汽车共享服务公司UBER有1000名雇员，市场价值达182亿美元，其估值相当于租车业巨头安飞士和赫兹两公司之和。所不同的是，这两家汽车租赁公司雇用了大约6万名雇员。”（加拿大作家迈克尔·哈里斯：《对安德鲁·基恩所著〈互联网不是答案〉书评》，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5年1月2日）英国牛津大学两名研究人员评估了美国700个职业“计算机化”的可能性，得出结论：“‘美国47％的就业机会面临危险’。在今后10年至20年的时间里，半数工作都有可能自动化！”无人驾驶汽车“是作为一种技术壮举出现的”，“司机这个职业在美国是最普通的（开重型汽车、轿车、客车和出租汽车的司机多达400万）”。（让·马克·维托里：《机器人对抗就业》，法国《回声报》网站2015年5月6日）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劳伦斯·科特利科夫甚至认为：“即将到来的变革所导致的生产力提高，可能使未来几代人的生活总体上变得更加糟糕。工人被机器人取代，他们的收入也可能落入机器人的所有者手里，大多数工人将‘被退休’”。（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为什么说技术乐观主义者错了》，美国《外交》双月刊7／8月号）随着“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发展，可以想见，在未来几十年内，大量无人工厂会大量涌现，这些无人工厂的机器人，可以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24小时，每时每刻都在生产着物美价廉的产品。“互联网＋”的发展，无人工厂的出现，必然逐步带来就业人口和社会相对需求的衰减；社会相对需求的衰减，会导致更多的企业破产和更多就业人口的衰减；导致新的社会相对需求的衰减和更多企业的破产。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第二，“互联网＋”的迅疾发展，使得垄断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愈具竞争力，因而垄断产品的市场愈具全球性。互联网渗透制造业，必然使得工业产业形成新的百舸争流之势，也使得资本主义竞争必然产生垄断这一经济规律得以新的充分的展现。所谓自由竞争本质上是厮杀的过程，而垄断则是这种厮杀后的必然结果。在“互联网＋”进程刚刚开启的首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已看到，从现代化交通工具、通讯工具、计算机软件等高科技产品，到牙膏、洗衣粉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在全球处于垄断地位的大都是那几家国际知名品牌。世界各国普通民众在日用品选择上与美国总统一样，比如都喜欢并使用高露洁牙膏。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物美价廉的产品会层出不穷，这就使得国际垄断资本通过超额垄断利润或薄利多销积聚大量财富，从而在生产与销售领域又迅疾地加剧着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
第三，“互联网＋金融衍生品”模式的泛滥，使得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以几何级数加快，瞬间就能掠夺别国和他人的大量财富。国际垄断资本可以脱离实物经济和生产环节，在金融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领域，仅仅通过小小的鼠标轻轻地一点，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成几何级数的增长。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的情况下，当今世界上所有股市、期货、汇率、种种大宗商品等金融衍生品都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坐庄”。金融是经济全球化和当今几乎所有国家经济的命脉和血液。“互联网＋”既是金融帝国主义登上顶峰的最为有力的工具，又是造成当今全球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的最直接、最重要的通道。
正是主要基于广大民众就业岗位逐步减少、产品市场的全球化和国际金融的高度垄断，使得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经济现象：穷人愈来愈多、愈来愈穷，富人愈来愈少、愈来愈富；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愈来愈穷的根本标志，就是各国主权债务都在急剧增多。换句通俗的话讲，日益贫穷的绝大多数普通群众已经没有多少钱可供富人再来榨取。这是“互联网＋”引领的生产全球化其中包括金融衍生品的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带来的必然结果。
为了维持本国DP一定的增长率和就业率，世界各国的货币发行量几乎都在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但这些宽松的货币绝大多数最终流进了极少数人的账户。人类财富掌握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2013年全球个人财富掌握在富豪手中的有40％，2014年则为41％，而波士顿咨询公司预计，到2019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46％。（蒂纳·凯泽：《2016年亚洲将成为世界最富有地区》，德国2015年6月15日《世界报》网站）全球85位富豪积累的财富超过了35.7亿这一半数世界人口的财产。（阿曼多·B·希内斯：《公共债务：数万亿的谎言》，西班牙《起义报》2015年5月31日）就连共和党美国总统候选人特德·克鲁兹也说：“从全国范围来看，收入最高的1％人口占据的收入份额之大超过了1928年以来的任何年份。”（吉尔·莱波雷：《富愈富，穷愈穷》，美国《纽约人》周刊2015年3月16日）
应该说，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人的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和极少数人暴富的两极分化，是国际局势深刻变化中最深刻、最基础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其他所有变化的基础和根源，其他所有变化都是这一根本变化的派生。
三、“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变革必然引发生产关系大变革
在任何时候，社会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存在并运行的。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疑有着永恒的魅力。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以“互联网＋”领衔的高新科技革命和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而言，无疑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在一段时日内，可以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转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使其内部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在一定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保护和促进高新科技这种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超越一定的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造成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的甚至绝对的贫困，并难以容纳新科技变革带来的生产力急剧增长，抑制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
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属性，但科学技术必然为科学技术占有者服务。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资本为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还必然利用和占有科学技术，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就意味着资本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以工业生产为例，“互联网＋”时代的生产模式可以表述为：劳动者＋智能机器＋智能网络＋智能终端。其中，“劳动者”是人，“智能机器＋智能网络＋智能终端”则是资本所拥有的生产工具，这些智能生产工具，都是资本的承担者。在当今世界，在短时期内，智能机器人还无法全部代替人工，因此工业生产仍然离不开大量工人。“智能机器＋智能网络＋智能终端”使得流水线上的生产速度加快，结果是工人的劳动节奏和紧张程度明显加大。由于智能机器、智能网络和智能终端的发展，工人操作也将日益简单化、工人可替代性明显增强，加上过剩劳动力大量产生，使得劳动力价值又最大化地贬值，工人的实际工资将降低。因此，“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发展，不但不可能消弭反而会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
随着这一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等世界性难题，也将进一步激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进一步强化，只会使这些矛盾与难题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因此，我们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放入更长的历史长河中考察，从根本上说，科学技术不仅不再是第一生产力，而且会成为资本的奴仆。“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必然造成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这一状况的加剧，并且会造就一批又一批与国际垄断资本对立、对抗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等，进而发展壮大由先进理论武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队伍。随着资产阶级掘墓者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则是可想而知的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这一新生技术力量只有归还人民大众，才能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说，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但不是距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越来越远，而恰恰相反，是日趋接近。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可能有较大甚至更大的曲折。
“互联网＋”的大发展，往往会首先和主要冲击所谓的“中产阶级”即本质上的“中等收入阶层”。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把西方社会的稳定寄托在所谓“中产阶级”即中等收入阶层的不断壮大上。这就是建立所谓的“贫富两头小，中间‘中产阶级’大”的“橄榄型社会”。在全球经济繁荣时期，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说来，所谓的“中产阶级”是发展壮大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可以利用自己的金融、贸易规制、科技等霸权，一方面源源不断地从海外获得物美价廉的商品特别是生活必需品以供给国内各个阶级阶层购买；另一方面用海外获取的丰厚垄断利润为穷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待遇，建立所谓的“福利社会”；并且用海外获取的丰厚的垄断利润为所谓的“中产阶级”支付比生存工资高的薪水，使他们在就业期间享受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在发展中国家，所谓的“中产阶级”也会处于正常的发育之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谓“中产阶级”经济上的标志，就是有着相对较高的工资等较为稳定的收入，并可以以此作为抵押，进行“车贷”“房贷”等，以提前支取和享受自己甚至是子孙后代的“资源”。但经济一旦进入下行通道，或者步入停滞和危机阶段，就不仅会造成大量普通劳动者的失业，而且会把大量的所谓“中产阶级”抛入失业大军。美国《外交政策》首席执行官戴维·罗特科普指出：“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技术的幸福结合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将在创造就业方面产生前所未有的可怕效应”；“换句话说，律师和会计师很可能要感受到流水线工人几十年来感受到的痛苦”。（戴维·罗特科普：《第三次工业革命》，2012年11月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据美联储统计，由于房价、股市等暴跌，2007年至2010年间，美国家庭中位数净值缩水39％；有50％的“中产阶级”在经济衰退期间与原有的经济地位相比有所甚至明显下降。（叶·伦：《美联储说，美国人财富在2007年至2010年期间缩水40％》，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2年6月12日）
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依据，就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国家中等收入阶层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而必然不断出现的一次比一次更大的阶级分化上。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的大发展，随着全球工作岗位的逐渐减少，随着贫富两极分化的逐渐加大，随着各国广大普通民众购买力逐渐下降，随着各国主权债务突破无法承受的极限，随着全球各国其中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被抛入绝对贫困行列，资本主义社会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动乱终将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仅工人阶级队伍在数量上会不断壮大，其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也必将在斗争中不断提高。更何况，中等收入阶层绝大部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这些人年纪轻，学历高，掌握着各种高科技，当这些人被抛入贫困者行列之时，他们与本来就处于贫困行列的“蓝领工人”阶层相结合，其斗争的反抗形式和效果会与以往经济危机中有很大的不同。
2015年7月2日，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员布伦达·M·西弗在一篇文章中对总统奥巴马的“中产阶级经济学”表示如下忧虑：“决策者一般都颂扬全球中产阶级崛起所带来的长期好处”，“不幸的是，中产阶级扩张在短期内的破坏性和不稳定性一直被相对地忽视了，而且这两者还因全球化和数字革命而被放大”；美国“中产阶级”“仍然面临薪酬增长停滞、裁员、大学费用飙升以及债务等诸多问题”；“其他发达的工业国家中的中产阶级也承受着类似的或者更糟糕的厄运”；“这一趋势可能助推关键国家发生社会革命”。这位学者在文中还引用了《文明的冲突》的作者亨廷顿这样的观点：“中产阶级甚至是最具革命性的社会阶级。”（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员布伦达·M·西弗：《美国应该惧怕全球中产阶级的五大理由》，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015年7月2日）
四、“互联网＋”引发生产关系大变革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无疑无比光明
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被国际金融及产业等垄断资本所占有和主导，它们主导并规制着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在通往“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大变革的路途中，不仅不同的国家、民族和阶级有着不同的合作、竞争直至较量，而且不同的国际金融、产业等垄断资本之间同样有着不同的合作、竞争直至较量。
互联网无国界，但互联网企业有“国籍”。就是一国之间的互联网和“互联网＋”领域本身也在十分激烈地厮杀着。互联网和“互联网＋”领域既是新的生产力孕育和壮大的“摇篮”，也是金融衍生品滋生和洗劫的“乐园”。“互联网＋金融”在美国的泛滥，使得金融垄断资本首先在美国不仅不是为物质商品生产服务，反而不断吞食工商业资本，使得美国逐步失去物质商品的生产能力与创造能力。它还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权，进一步吞食世界工商业资本，从而在美国与全球范围内酿就失业的加剧和各国有效需求的衰减。
经济全球化不是始于今天，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宣布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开始。新一轮的全球化，始于苏联亡党亡国之后。这与“互联网＋”这一崭新的生产工具登上全球舞台几乎同步。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不仅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且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也都开始品尝美国主导的“互联网＋”的苦头，即使美国统治者自身也在嘟囔着“互联网＋”带来的诸多“麻烦”：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率的上升，全球“恐怖主义”和所谓“恐怖主义”的增多，国家和私人信息受到惊人的攻掠，发达国家的孤立主义和不少国家的民族主义、反移民情绪的急遽上升等等，这些似乎已成为全球需要共同治理的“新的公共安全领域”。有的学者甚至判定：“全世界已进入‘去全球化时期’”；“在2013年，最富裕的国家比2009年多采取了23％的保护主义措施”；“互联网的自由度正在降低，许多政府给本国互联网筑起了围墙”；“去全球化时期过后，世界最终都会恢复正常，但有时要到发生全球冲突（如二战）之后”；“历史表明，当前这样的去全球化时期可能会产生持续数十年的影响”。（【美】乔舒亚·科兰齐克：《大规模的去全球化》，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网站2015年2月1日）
从一定意义上讲，世界就是在“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的不断交替中曲折前进的。我们十分清醒地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的发挥还有一定的潜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力量的合作、竞争、较量还在进行之中；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的角度讲，“互联网＋”与反“互联网＋”的合作、竞争、较量也在进行之中。但是，“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发展必然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的基本矛盾会更加尖锐，并与现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发生大冲突，从而引发生产关系的一定变革甚至大变革。这种变革在未来一些年内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实质上的“小变革”，就是说，国际垄断资本“割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较大的调整，为绝大多数穷人让利，这可以延缓资本主义的生命，罗斯福新政的本质之一就是如此。二是实质上的“不变革”，即国际垄断资本不作让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将被全世界绝大多数的穷人所变革，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乃至运动将较快地有较大的复兴。国际垄断资本无论是“小变革”还是“不变革”，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必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互联网还会使先进的革命理论的传播变得如同国际金融资本通过互联网掠夺别国和他人财富一样便捷和迅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高度评价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在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中的作用。他们说：“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在当今时代，互联网会使当今工人阶级的联合几个月或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就可以达到。特定条件下的“蝴蝶效应”足以使整个地球卷起“当惊世界殊”的风暴。
当然，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帝国主义在全球经济政治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它们也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我们还可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对苏联的演变中，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技术和办法。其中，它们运用广播电台以及电视、报刊发挥了独特、重要的作用，比如，用许多虚假和错误信息对苏联人民反复灌输，并使许多人深信不疑。但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新式媒体，它的最大特点不仅是速度快、容量大，而且显然更是发布者与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信息发布者发布了虚假信息和错误东西，知情者就有可能对此立即进行揭露和反驳。这种双向互动，恰恰是单向灌输的广播、电视和报刊等其他媒体所缺乏的。毫无疑问，对于这些揭露和反驳，世界文化霸权主义的发布者固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控制，但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段时日内取得成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以说，由于互联网的诞生，世界文化霸权者企图运用互联网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蚀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西化分化遇到了极大的障碍。当然，互联网上各种观点都有，可以说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辟了坦途。人们在争鸣中可以比较、鉴别、提高，这对提高世界各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思想理论水平有极大的好处。从局部和短时段看，互联网有着很多弊端；但从长远、根本上讲，互联网这一崭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有可能会使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使得全球各地零散的“社会主义复兴的幽灵”长上在全球迅速传播和集聚的翅膀，这无疑有助于极大地推动全球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反抗与斗争由自在转为自为，并进一步更加紧密地团结和联合起来。
从一定意义上讲，正确或错误的理论都是自在，都是古今中外不同阶级和不同利益群体的特定代表人物对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不同的把握与不同的表述，而人们的认识才是自为。人们不被正确的理论所说服和掌握，就必然会被错误的理论所说服和掌握；不把正确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必然把错误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人们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人们的错误思想如何才能被抛开？也只能通过社会实践。人们实践的结果，一个是成功，一个是失败。而失败，则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我们绝不是为苦难和灾难本身唱赞歌，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没有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中的屡屡失利，就没有后来的遵义会议。人们不仅需要正面说教，反面教材的作用往往比正面教材来得更为刻骨铭心。从一定意义上讲，在通往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道路上，苏联亡党亡国的灾难令人警醒，我们也会牢记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样的警世恒言。真正的共产党人正是在各种灾难中汲取深刻的教训而不断成长的。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无疑是艰难曲折的，但前途也无比光明。
李慎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主要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之路；是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之路；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与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幸福之路。
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广义的发展道路，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发展的方方面面，但经济是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没有社会主义基础，社会主义就只能是空名。”因此，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和根本体现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的发展道路，首先表现在政治的上层建筑领域之中，是一定阶级及其集团通过国家所确立的一定的经济制度，这也可以叫作应然；但这一经济制度在经济领域运行的实际状况，则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这也可以叫作实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本质上属于经济基础领域，直接和根本体现在应然经济制度和实然经济领域的落实上，主要体现在所有制及分配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实际状况上。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十分强调以宪治国。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2015年11月23日，XJP总书记主持政治局学习时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XJP总书记在参加2014年“两会”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2016年3月4日，XJP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讲话时还明确指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
通过对照学习宪法与XJP同志的相关论述，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XJP同志的相关论述与我国根本大法宪法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总书记带头遵守宪法，宣传宪法，依照宪法的根本原则提出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一系列治党治国治军的大政方针，这也更加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信心，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当今，我国能否在经济领域真正做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至关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才能直接和根本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党和政府坚定正确的领导，党、国家、人民和民族也才有光明的前途。
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错误想法和做法。比如，有的想否定非公有制经济对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有益补充作用，认为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全部来自非公有制经济，只有公有制经济才能有力保障食品、药品等这些直接关乎亿万人民生命之大事的安全。有的则说，对非公有制经济只提鼓励、支持就可以了，不要再提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了，一提引导，就容易影响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发展；有人认为，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有活力，甚至鼓吹全盘私有化。这两种错误倾向，我们都要反对。但在反对的同时，必须具体分析。在当今中国，必须弄清，从整体上和在不同领域中，哪种倾向是主要问题，如何有针对性地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才能把依宪治国落到实处。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邓小平说，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时时记住这一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担负着光荣的使命。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优秀道德传统。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必然有凯歌行进的豪迈，同时又有风雨交加的艰辛。我们深信，特别是在风雨交加之时，将有许多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坚定地与党、国家、人民和民族站在一起，将有更多的华为式的企业出现。
中国国有企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子，为新中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是我国国计民生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和重要体现。
现在，不少同志关注国有企业管理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也有不少同志担心，我们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但如何有效遏制公有制企业中的腐败现象呢？有的人还把国有企业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作为全盘私有化的理由。这里涉及人与机制体制的关系问题，也涉及哲学上的内因与外因问题。
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在读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结束语时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毛泽东又说：“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和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所有制性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
毛泽东的这一判断完全正确。所有制性质在一定时期可以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劳动生产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按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不断完善和发展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二是也存在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的逆向发展的可能。这两者都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产生影响。所以，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突出出来了，核心问题是如何防止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官僚老爷，即巴黎公社原则中所说的如何“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如何确保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重大而又根本的问题。
所以，毛泽东明确要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这样下去，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有可能受到损害甚至变质，结果名义上的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就会变成实质上的资本主义企业了。这也就是说，企业的管理权与所有权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的。在一定条件下，管理权则对所有权起着决定性的反作用。
所谓管理问题，首先是管理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群众应不应该参加管理的问题。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生产资料管理权问题，并且把它和所有权的变化、发展放在一起来说明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大有文章可做”，从而找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所应努力的主要方向。
通过毛泽东以上一系列论述，我们完全可以说，国有企业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并不是公有制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是私有观念对公有制侵蚀的结果。这也充分说明，公有制企业，要求必须培育和树立相应的公有观念才能搞好。国有企业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并没有为全盘私有化和资本的永久统治提供任何理由，反而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必然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实行“两个彻底决裂”思想的正确，说明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牢固树立正确理想信念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内涵十分丰富，XJP同志强调的改革开放之路是强国之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也主要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之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时也包括XJP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决不能丢掉“老祖宗”。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事物的三种不同称呼和表达。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仅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在实践之中，我们仍然需要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相结合。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要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健康发展，就必须牢记XJP同志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深入发展；改革开放38年来，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确立和发展都使我们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世所罕见的挑战。我们党也亟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今国际国内新的情况实行新的结合，从而创新和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这就需要正确处理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要坚持和创新相统一，不能割裂，更不能对立。而要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还必须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相统一。我们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我们所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义事业，经过艰辛的奋斗，必然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即与人类一道共同过渡到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我们每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心目中都应该牢记着为现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和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如果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这一基本纲领而艰辛奋斗，而仅仅奢谈、空谈什么共产主义，则必定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这是每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不会也不应该赞成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从整体上看，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不足甚至产生信仰危机是当今党内与社会上的主要倾向。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XJP同志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多次批评了那种认为“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的观点。他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所以说，如果不能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或是看不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基本纲领而对它怠慢，都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经济政策必须从现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出发，照顾大多数人现时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实际的经济利益，搞最大公约数；但指导思想、理想信念和核心价值观则必须具有导向性、先进性和纯洁性，不能搞最大公约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主要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领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保障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体现在经济基础领域，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直接体现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出发，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体现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而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思想、治国理政、“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同样涉及也必然涉及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通过对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也必然得到坚持和发展。
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全面深化改革为例。XJP同志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这也就是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记得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句话和这一手段，从而淡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进而忘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所要前进的根本方向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一方面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断把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大业引向深入。
这就需要在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中，正确处理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即要求变，这就要求勇于打破已有的不适应新情况、新要求的规则和办法；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则是要求按规则办事，不得逾越、违反。从表面看，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确有矛盾的一面，但在从严治党，保持党的性质、宗旨和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在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在重大问题改革上必须于法有据、立法先行上又高度统一起来。
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与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对关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本质
最近，XJP总书记频频使用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重大提法。
2015年11月23日，XJP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2016年1月18日，XJP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强调：“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
其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早已蕴含在XJP新任总书记和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之时，XJP同志就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3年3月17日，XJP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紧紧依靠人民自己去实现，这已经内含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全部要素。
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提法既是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思熟虑的结果，又是对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思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的升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治国理政思想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的灵魂。
什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全心全意为了人民。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是检验任何个人、任何集团、任何政党和任何国家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的根本分水岭与试金石。共产党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以此作为自己最高和最为光荣的历史使命，并与其他任何剥削阶级及其政党根本区别开来。二是全心全意依靠人民。劳动大众始终占社会的绝大多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意愿、意志和力量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最终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所以，共产党人把依靠人民作为发挥人类历史能动性的根本动力源泉。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相互依存，互为前提，高度统一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唯一的宗旨；同时也贯穿于治国理政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每一个行动之中。只有为了人民，才能最大限度和最充分地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只有依靠人民，才能达到为了人民这一唯一的目的。正因为如此，XJP同志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什么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的任务导向，这一各项工作的任务导向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定不移，矢志不渝；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则是我们的根本政治立场的价值导向，同样，这一根本政治立场的价值导向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坚定不移、矢志不渝。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另外，过去我们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让先富带后富，这是完全正确的。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的情况相比，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XJP总书记及时提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并要求一户也不能落，同样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的生动体现。
国内外有些人常说，中国人没有信仰，13亿多人没有信仰来凝聚，多可怕。这至少是误解。1945年党的七大的闭幕词中，毛泽东同志就曾鼓励全党：“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1965年2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又明确指出：“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人民，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也就是说，人民是共产党人心目中唯一的“上帝”。人民不仅是真实的存在，而且世世代代永生。这样的信仰才是社会和历史的真实，而不是社会和历史的虚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是我们的根本立场和根本目的，又是达到这一根本目的的根本路径和根本办法；既是全党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又是各项工作的落脚点；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又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既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总结和继承，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建设理论的新的认识和新的发展，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新的发展实践中的生动体现，是对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度阐发和凝练升华，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本质特征，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动力源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达到新高度。正确认识和自觉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我们党的发展壮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具有决定性意义。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在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唯一的宗旨、解决人心向背这一根本问题时唯一正确的工作指针，是党的各项工作的方向和灵魂。在我们每一位共产党人和党的各级组织所从事的任何一项工作中，都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选择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中，我们为什么反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呢？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一直到1949年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中国革命的实践揭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真理：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无论是靠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还是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都不行；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了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执政的“合法性”即政治基础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
二是坚持党的领导在于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即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即最终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已经开始的但远未完成的最深刻彻底、最完整系统、最伟大壮丽的一次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我们特别强调坚持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和全部的合法性所在。
三是由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根本制度性质所决定的。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革命时期要取得革命的成功需要党的领导，在建设特别是改革时期，只要有一套健全的政治体制并依靠依法治国这一方略，就可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了。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这一历史阶段的国际环境和我国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特征所决定，我国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层差别，各主要阶级阶层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也存在一些不同利益和利益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十分宏伟艰巨的事业；这项事业的核心内容，就是要保证让人民当家作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要完成这一宏伟事业，就必须继续在最无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政治眼光和组织性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党内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族区域自治这些组织形式，把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民族高度团结统一起来，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社会利益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正确全面地反映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坚持党的领导不仅是无产阶级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的首要条件与普遍规律，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首要条件与普遍规律。列宁明确指出：“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为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苏东剧变的殷殷教训，也从反面充分昭示了这一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似不提党政分开为好，而应提党政职能分开。党政截然分开了，我们党还是执政党吗？
所以，XJP同志首先高度重视党的建设。XJP同志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肩负着历史重任，经受着时代考验，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XJP同志在强调搞好党的建设的同时，也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坚强正确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同样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而我们的对手，每每利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在探索解放全人类实现美好社会的道路上所犯过的错误甚至是他们钻到我们的内部所蓄意制造的罪孽，把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歪曲、攻击为“独裁”和“暴政”，其本质是为了维持或恢复资本对劳动的永久的独裁与暴政。
随着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胜利，有的人不断提出了党性和人民性的大小和高低问题，对我们党进行诘难，也有不少人对此有模糊的认识。其实，早在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与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中就明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谈话中，斯坦因问：“我在重庆的时候，一些中国朋友要我来观察一下共产党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请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年的这个问题，实质上也就是今天有人提出的党性与人民性孰大孰高的问题。毛泽东回答：“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这就像在国民党区域人们向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一样，问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党工作，还是为人民工作？”毛泽东接着说：“至于我们的思想方法，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当人们问我们是‘共产党至上’还是‘中国至上’时，可能指的就是这一点。可是，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在回答斯坦因关于共产党的“政策从来没有被怀疑过或被反对过吗”这一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党内自然也时常会发生意见分歧，但这些分歧都能通过讨论和分析这种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决议的正确性仍然不信服，那末，在党的会议上经过彻底辩论以后，他们就会服从决议了。在我们工作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我们经常去了解我们哪些政策为群众所接受，哪些政策受到群众的批评或拒绝。只有那些受群众欢迎的政策才能成为我们党继续实行的政策。”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的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当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党性与人民性是高度有机的统一。什么是党性？共产党的党性就是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纲领的有机统一。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两个先锋队并不是并列关系，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党的阶级性质，而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则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所起的作用。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的最高纲领就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人民性？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根本利益的结合。由此看来，党性和人民性完全是高度有机统一的关系，根本不存在谁大谁小和谁高谁低的问题。
二是在党的各项具体工作中，由于对实际情况掌握得不够和情况的不断变化，我们党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错误，党的一些具体政策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和人民利益的需求而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改变。我们党历来主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失误甚至错误特别是个别领导和党员所犯的错误，并不属于共产党党性的范畴，而恰恰属于共产党党性所要反对和纠正之列。根据人民的利益对政策做适时调整甚至随时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和错误，这恰恰不是违背了党性和人民的利益，反而说明我们具有坚强的党性和人民性，说明坚持彻底的党性，就是坚持彻底的人民性；或者说，坚持彻底的人民性，就是坚持彻底的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同一种事物的两种不同的表达与不同的称呼。
三是自发的群众运动往往会被眼前局部的经济利益所阻碍，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必须在有先进理论武装的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列宁在1902年写就的《怎么办？》中明确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影响”。因此，作为以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指导的党，决不能做人民群众的尾巴，必须向人民群众及时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引导人民群众为了自己的眼前和长远利益的有机结合而奋斗。
四是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人，绝大多数是模糊认识，而极少数用所谓的人民性来否定我们鲜明的党性的人，则是别有它途，其目的是为了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行所谓“民主宪政”，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由资本当家作主。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就必然会重新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蓄意制造人民性高于党性这一伪命题，这无论是在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历史逻辑还是现实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重视才行。
通过学习毛泽东和列宁上述相关论述，来回答如何看待党性与人民性关系这一问题，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当今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中遇到的不少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往往直接间接都有了明确的相关回答。从一定意义上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XJP总书记最近提倡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要重读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绝对没有过时。紧密结合现实，重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我们才可能成为邓小平所说的真正的“明白人”。党内各级领导干部这一关键的少数中，真正的“明白人”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有真正的希望，否则，前途将无从谈起。（原文标题为《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李慎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世界格局、中美关系和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挑战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格局、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及经贸、外交、军事、教育、科技等已造成极大震荡与冲击。正确认识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世界格局、中美关系和我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是巩固、完善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顶层思维和顶层设计下的统筹谋划，是确保“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国内这两个大局的综合应对，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之未有大变局视域下为人类文明史开创新局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荣使命。
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格局的现状与瞻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极大冲击了世界格局，其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可从以下七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世界已经进入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新时期。列宁曾把社会发展比作“二十年等于一天”的消沉时代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如果说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是全球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这一历史时期到来的序幕，那么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暴发则是这一历史时期正式降临的显著标识。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场灾难仍在进一步撕裂世界，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加速世界各国人民的觉醒和世界历史进程，加速检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长短优劣，从而加速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才是人类最后归宿”幻觉的破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已经步入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中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历史时期。当今世界不少国家人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但理论准备与政党等组织准备这些主观条件还远远不够，战斗未有穷期。XJP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庄严承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只有把当今世情、国情和党情放到上述凝重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XJP掷地有声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才能更好地认清每一位共产党人和中华儿女如大山般的责任。
第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面展示了我国的软、硬两种实力，在完全赢得这场重大战役胜利之后，我国必将站在新的更高平台上与美国对话。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拉响了威胁中华民族安全的警报。在XJP亲自指挥、部署下，党坚定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广大人民群众全力配合，打响了一场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得到极大发挥，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形成的和平时期的临战动员体制机制得到坚持和发展。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暴发泛滥说到底是金融帝国主义最基本亦即最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与人类社会之中瘟疫的关系可能没有直接论述。但是，早在1867年，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时就明确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恩格斯在1876年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泛滥，根本原因何在？这必须要追究到病毒的起源。有一种可能是随着自然界的演化，病毒在自然界逐渐产生并有着病毒的寄生宿主。但千百年来自然界一直有的寄生宿主，为何不是别的年份而是在2019年传播给人类并在2020年大规模泛滥开来？各种病毒并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从总量上减少，反而有逐步增多的趋势。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对狭隘私利的无度追求，使生态文明极端失衡，导致大自然对全人类进行报复和惩罚。另一种可能是资本为了其特定利益，主导对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基因进行编辑重组，甚至企图以此作为最为独特的武器攻击特定的人群甚至国家。说到底，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加剧了自然界与自然界、自然界与人类、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病毒不分国家、种族，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与经济社会条件，人们往往在病毒面前待遇不同。病毒背后的人，亦使病毒分外讲起“政治”来。美国是世界公认的超级大国，人口只占世界不到5％，但却为世界“贡献”了25％的病例。这次全球各国对新冠肺炎疫情截然不同的应对，本质上体现出制度和价值观的不同，呈现出是以“资本为本”，还是“以人民生命和健康为本”之间的较量。
第四，坏事在一定条件下能变成好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当然是件坏事，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场规模空前、不得不打、没有硝烟的广义战争。我国对新冠肺炎疫情一开始是被动应对，但很快转为自觉抗击，这是中国人民显著觉醒的重要标识。毛泽东早就在《论持久战》中精辟地指出：“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美国当局在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拙劣表演，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泛滥后让世人瞠目结舌的应对，深刻揭示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及体制和价值观在本质上的腐朽与没落，进一步警示和教育了我国广大干部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有苏联亡党亡国这类反面教员，而且也十分需要美国这个既蛮横无赖又满口“仁义”的反面教员。从一定意义上讲，如果说我国原来有一部分群体如在“舒适”温水中被煮着的“青蛙”，那么在美国这次落井下石后，我国必将又会有一大批人本能甚至是惊觉地跳出开始吱吱作响的“烫锅”。还有原来奉行“一切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或仅以个人升迁与小家庭过好日子等个人名利为依归的人，现在则开始经受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经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测试与锻造，全党的思想、理论、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建设必将登上新的更高台阶，党和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也必将达到新的更高水平。
第五，针对美国不同派别的对华策略，当然应区别对待，采取不同政策与策略。美国当政的民主、共和两党在策略上有所不同，我们当然应区别对待，采取不同政策与策略，但其根本目的从来都是搞垮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前，美国对我国采用全面遏制的政策；改革开放后，美国对我主要采取全面接触的政策；党的十八大后，美国对我国先是接触为主，后来逐渐转为接触与遏制并重，当其对我国和平演变企图破灭后，旋即采用了以遏制为主的政策。随着中美贸易战特别是我国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后，美国进一步加重对我国遏制的分量：撤销给予我国的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加大打压华为等企业的力度；企图对我C919飞机发动机断供；加紧对我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内政的干涉；军机、军舰频繁出入我南海与台湾海峡，等等。这与我国在美国2001年“9·11”事件之后尽力配合其在全球打击恐怖主义、2007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后我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2009年美国暴发猪瘟后我国及时雪中送炭等友好相助的姿态形成鲜明对照。我们并不否认美国朝野上下有不少真正的对华友好人士，应设法与他们多接触、多交流、多团结，但美国当政的民主、共和两党的根本目的从来都是搞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这一根本目的愈加暴露得淋漓尽致。由此，我们应遵循XJP总书记关于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与底线思维相统一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等统筹对美战略及策略。我们所要反对的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民主两党，而不是美国人民。
第六，美国的影响力下降和逐步衰落既是世界人民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凯歌行进之时，也是其疯狂垂死挣扎之际。2017年9月20日，XJP在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十三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一个十分正确而重大的判断，全党必须高度重视，深刻领会。当前我们既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大的历史时代，也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这个小的历史时期，还处于帝国主义由垄断的、寄生的即腐朽的资本主义开始向垂死的资本主义过渡这个更小的历史阶段。可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当前遇到了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是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总爆发。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12年，至今远未见底，更大的灾难仍在后头。我们当然面临诸多挑战，但美国的困难更是根本性的，远比我们困难得多。有人说，我们能战胜疫情的根本原因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的优越。应该说，这个答案不完全。我们的根本优势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西方的根本短处是“以资本为中心”，即为了狭隘的一己私利、依靠极少数有钱人，且极少数人在相互利益冲突之时往往还会钩心斗角。国际局势十分复杂，国际斗争已进入全领域、各方位、多维度的超限战时代。一方面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另一方面，也要准备迎接黎明到来之前的黑暗，准备应对美国这个帝国在垂死之际必然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殊死挣扎，准备进行无比残酷、惨烈但又无比伟大、辉煌的斗争。巍然屹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赢得人类进步事业新曙光的中流砥柱。
第七，真正和平友好相处的中美关系最终只能寄希望于两国人民。XJP明确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历史是世界人民创造的。正因为特朗普政府代表的是极少数垄断资本的利益，新冠肺炎疫情才在美国泛滥开来。现在，美国当局处境恰如毛泽东在1970年5月20日声明中描述尼克松政府一样，“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在这一声明中，毛泽东赫然断言：“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1970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说：“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疯狂举措，必将极大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这一基本矛盾，加剧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与美国广大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加剧西方世界内部的矛盾。2020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0％，而且还可能要继续下调。美国股市历史上总共就5次熔断，4次发生在2020年3月，油价一度收于每桶－37.63美元，跌幅超过300％。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杀，引发了美国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种族歧视、反暴力执法的怒火全球燃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这就是水平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进程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我们深信，在未来二三十年乃至半个世纪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步深化，必然会有一批有良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入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列来。同时，我们也更加坚信，在未来的岁月里，坚持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正确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必然敢于和善于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然能够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光荣而又神圣的使命。
二、国际局势已开始并继续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必须调整，但变中有不变
2017年12月19日，特朗普政府公布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这是经济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以信息化与人工智能化为领衔的科技革命的加速及世界多极化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的必然。对方变，我则变；变则通，不变则亡。求变的同时，我们也一定要高度重视：变中有不变。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以下这些“不变”才决定了当今世界局势之变和中美关系的必要调整，并决定当今和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在世界上巍然屹立。“不变”主要有十一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大的历史时代和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这个特定的小的历史时期没有改变。第二，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下的理论基础和为改革开放提供的理论准备与邓小平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没有改变。第三，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唯一宗旨和鲜明性质没有改变。第四，人民，且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的根本原理没有改变。第五，世界社会主义虽然处于低潮但已开始有所复兴，这一总体态势没有改变。第六，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判断没有改变。第七，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美国帝国主义是真老虎同时又是纸老虎的本质没有改变。第八，我国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第九，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包括与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诚意与决心没有改变。第十，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苦果的决心没有改变。第十一，我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为发展中国家伸张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没有改变。
以上十一点，是XJP在党的十八大后直接间接提出或重申的。把这十一点放入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历史长河之中，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前后融通、相互呼应、内蕴深刻，构成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世界格局变化与中美关系调整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中美关系是一部合作、竞争、博弈、较量的历史。如果2018年前是以合作为主要形式出现，我们主要采取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斗而不破等战略方针，那么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为标识开始，中美之间则以较量为主要形式而展开，我们也需确立新的战略方针。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单方面擅自野蛮挑起来的，我国目前仅做必要有限的应对。笔者认为，今后几十年，中美之间以较量为主、合作为辅的大势不可避免。
第一，从经济上看。40余年来，美国心甘情愿与我国以合作为主，其最为深厚的基础是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我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40余年，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但其物质基础主要来源于把毛泽东时代“一化三改”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广义上的地租、级差地租和超额地租等方式，把土地以及与土地相关的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这些巨额财富计价，通过数字化、货币化方式进入商品领域，使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参与者其中包括外资特别是美国等多方合作共赢。我国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艰辛积累，本质上也完全符合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阶段性利益。我国依靠地租、级差地租和超额地租拉动DP的老路绝对无法继续；美国再依靠与我国过去陈旧的合作方式，根本无法再从中国谋取新的巨额财富；适时挑起中美贸易战，是美国企图利用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采取新的战略手段，比如：引导压迫我国金融过度开放，遏制我国产业创新升级并利用其高新科技产品深层次侵占我国巨大市场甚至采用种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卑劣手段继续在中国谋取新的巨额利润。2018年11月，基辛格在访问北京时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要重新定位。”这从另外一个角度道出了当今中美关系的实质。有人把改革开放40余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主要是充分调动了国内外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这就颠倒了我国公有财产和财富红利的释放、散发与资本集聚、繁衍的因果关系。得出这一结论其实质是为了开出今后应主要依靠国内外资本这一生产要素即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即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药方”，把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引向错路甚至资本主义新型殖民地的邪路。
第二，从政治上看。美国政客对我国的“失望”可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于2020年6月26日的讲话中略见一斑。他说：数十年来，美国各政党、工商界、学术界、媒体等方面的普遍看法认为，促进中国的自由化只是时间问题，首先是经济领域，然后是政治领域。按照这种思维，我们向中国进一步开放我们的市场，我们在中国投入更多的资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科学家、工程师，甚至军事官员提供更多的训练，中国就能变得像我们一样；遗憾的是，这原来是很幼稚的想法。我们错得实在很离谱。这种错误的估计已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最大的败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啃下了不少硬骨头，闯过了不少急流险滩，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美国对我党我军我国和平演变直至颜色革命的企图逐渐破灭，直到现在彻底绝望而开始采取新的战略举措进行全面遏制打压，企图使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不归的永久衰落的邪路，将人类历史终结于帝国主义无比腐朽和寄生的阶段，从而避免其自身向垂死阶段过渡。
第三，从美国自身看。1991年苏东剧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全球竭力推行以新自由主义为引领的经济全球化和以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为引领的全球一体化即政治文化全球化，各方面收获了丰硕的所谓冷战结束之红利，又一次“成功”推迟了其积累多年、积累多次的即将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使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高高耸立于全人类根本利益之上。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也开始走向它的反面，一是造成当今全球范围内贫富极度分化，全球社会相对需求急剧下降，可供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继续榨取财富的源泉急剧衰减。英国扶贫慈善组织乐施会在2019年报告中指出：“全球最富有的2153人掌控的财产要超过46亿最贫穷者财产的总和”“极端的财富表明经济体系正在崩溃。各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从根本上缩小富人与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并优先考虑所有公民的福祉，而不是不可持续的增长和利润。”二是美国长期依靠金融霸权吃得个内外债台高筑。2019年度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量达23.2万亿美元，每年仅债务利息支出就高达6000亿美元，但其国家总储备才有5000亿美元。可以预计，到2024年美国仅国债利息支付就将高达7000亿—1.2万亿美元，此时就会逾越借新仅能还息而不能同时还本的红线，其国债总额就会急剧飙升，甚至在未来10年内将达到40万亿的天文数字。美国急需摆脱、转嫁其多年集聚的这一前所未有的内外危机，必然会背水一战，把外汇储备最多且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正处于良好发展势头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它施压、转嫁危机的对象。
因此，我们及时提出恰当调整中美关系的战略举措，极具前瞻性、战略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四、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必须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争取赢得最好的结果
美国当局发动的贸易战，绝不仅是贸易战，同时又是金融战、舆论战、科技战乃至生物基因战等，但更为根本的是政治战，企图倒逼我国进行所谓的“结构性改革”，让我国改变和埋葬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前哨战，我们必须增强战略预见和战略统筹，对中美关系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果断进行必要调整。早在1945年8月，毛泽东就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中美博弈将是“世纪性较量”，是持久战，同时也是生死之战。目前美国到处“退群”，是其衰落的表现，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实质上是为了集中其主要力量重点孤立、攻击中国。对此，我们必须站在时代和战略的高度，对未来二三十年乃至五十年上下做出正确预判，增强预见性、全局性、统筹性，坚定不移坚持党中央高度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高瞻远瞩地对全国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各个地区统一进行战略筹划。
1945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他还说：“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2016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XJP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XJP在讲话中说：“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结论报告，在讲‘准备吃亏’、准备困难时一口气列了17条困难：第一条，外国大骂；第二条，国内大骂；第三条，被国民党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被国民党消灭若干万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指1944年底至1945年初，发生英军指使英司令官斯科比协助希腊反动政府军进攻希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涉希腊内政——笔者注）第八条，‘不承认波兰’，也就是共产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他说：‘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毛泽东和XJP以上这两个讲话在今天更具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XJP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的今天，让我们解放思想，想想在今后一些年内我们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可以列出以下十九条：一是美国从总根服务器上掐断我们的互联网。二是攻击我国银行、民航、铁路等互联网。三是公布我国内各级干部在国外存款和所谓存款。四是以我国在美国学习工作的各级干部子女及亲属作为人质要挟。五是冻结我国在美所有资产包括存于美国的黄金。六是明确唆使并支持台独分子宣布独立。七是攻击我国卫星包括北斗。美国的X37B飞行器已经连续执行了六次飞行任务，其中第五次整整在地球轨道上呆了780天。八是在我国街头搞“颜色革命”。九是对我持续不断发动生物战。十是对我发动地球物理气候战。十一是对我进行粮食封锁。十二是对我进行石油封锁。十三是南海发生战事。十四是钓鱼岛发生事端。十五是中印边界发生事端。十六是新疆境内外发生事端。十七是朝鲜半岛发生突变等。十八是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加上外部个别强国可能的制动，国内经济增长连续下滑。十九是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我们不仅要有底线思维，而且在行动上还应切实做好相关准备，就一定能够争取到最好结果。
一定要真正认识到，美国的整部国家机器是为垄断大资本利益服务的。只要垄断大资本有战略需求，其国家机器就会毫无廉耻、毫无情面地付诸实施。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为挽回其从腐朽必然转换到垂死阶段的颓势，会采取常人不可想象的各种新型战争形式。我们绝对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霸权主义者的善心上。应对各种事变必须依靠自己手心里的力量和行动思想指导的正确。《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一首不长的《国际歌》，歌词充满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这些年来，我们唱国际歌少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途上，不仅要唱国歌（真正体味国歌真谛的人也不多），还要在党内唱国际歌。美国工业制造的70％直接间接与军事工业有关，他们为了维持军火工业的丰厚利益和在国外获利巨额霸权利益，必然需要制造和维护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要扎扎实实做好准备打仗的各项工作，加快研制有力制约美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高新尖武器包括有力防御个别大国的生物武器。真正做好准备，就会有力扼住大小侵略战争的“喉咙”。美国的影响力下降直至最后衰败，可能是较为长期的过程，大概需要三五十年，即21世纪中叶前后，甚至需要更长时间。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一定要防止急躁情绪，“不要着急，慢慢来”。同时也一定要与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一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促进霸权主义衰落。
在准备应付最坏情况，争取赢得最好结果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过一段苦日子的思想准备，同时必须高度重视金融、粮食、能源、互联网、中华基因等领域的安全问题。
五、坚持又斗争又合作，以斗争求合作
我们坚决反对冷战思维，但美国却死抱着不放，我们怎么办？中美之间合作共赢的关系会不会脱钩？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仅从我们的良好愿望出发。我们首先要敢于斗争，而不能设想不经过斗争，美国会与我们合作共赢。我国权利所在，必须全力争取，彼方无理要求，必须坚决拒绝。有人说，在对待美国霸权上，决不能硬碰硬，必须运用智慧。其实，在坚守底线时，首要的是不怕鬼，不信邪，不惜决裂，敢于斗争，这才是最大的智慧；借口所谓智慧而放弃必须坚守的底线，往轻处说是糊涂，往实质上说是曲线卖国。还有的人总是把美国当局真老虎的一面当成事物的全部，说什么“现在的中国可以影响世界，但不能左右世界；目前左右世界的只有美国，这个现实我们必须要接受”。首先，我们中国从来尊重世界各国人民意愿，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和平共处，倡导全球不同文明相互交流借鉴，反对任何力量称王称霸。其次，这个说法完全忘掉了美国霸权的纸老虎这一本质的另外一面；这一说法实质是直接承认美国同时可以左右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左右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左右伟大的中国人民，是说在美国霸权面前，我们只有投降这一条路可走。这一逻辑我们绝对不能也绝对不会接受！在战略底线上，要“风雨不动安如山，针锋相对守寸土”。同时，我们当然知道，不怕与美国霸权主义斗争，不仅需要正确的战略，而且需要一整套正确的战术。斗争时有理、有利、有节，我们是在捍卫我国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底线上斗，放手而不冒险。既要反对“一切合作，否认斗争”，也要反对“一切斗争，否认合作”。合作是有原则、积极的，让步要有限度、有条件的；关键地方和领域绝不能让步。比如金融是国家经济的命脉、血管，绝不能让美国把太多的吸血管插在中国的血管上。已插上的吸血管，能拔掉的坚决拔掉；一时拔不掉的也要设法掌控其开关。可以让的我们逐步让出，不必一步到位，且战且让。可以主要在贸易领域让步，吃的、穿的、用的可适当增加从美国购买，以适当缓解中美矛盾，但也应十分慎重对待转基因食物进口，粮食绝不能造成依赖性进口。美国在不少科技领域仍有优势，可适当扩大进口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但前提是不能阻碍中国相关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创新，不能造成长期技术依赖。应设法孤立美国的顽固派，争取动摇的中间派，依靠其进步势力特别要着眼其人民。美国霸权主义的衰落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以斗争求合作必须贯穿其全过程。
一些同志说，对美国我们绝对不能仅靠血性，要继续忍得胯下辱，方做人上人。我们再韬光养晦一些年，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才能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笔者认为，对以上这一看法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笼统讲软硬。涉及我们底线的，必须强硬，对可以退让的，可以灵活一点。我们绝不能让美国当局误认为中国的底线就是斗而不破，国家安全的底线是可以用来作交易的。若如是，我们就绝不可能发展壮大而一定会走向这一良好愿望的反面。XJP多次强调要敢于斗争，这对建立健康平稳的中美关系同样适用，并且是先决性的条件。对于党内的错误思想，我们还强调要敢于斗争，更何况这是针对美国少数顽固派。坚持敢于斗争没有什么输理的，就是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把我们的底线公示于世、公示于众。敢于斗争，就是要不怕美国个别政客以中美关系脱钩相威胁，在任何情况下不仅不能在领土主权方面，而且在金融开放、意识形态、产业创新等领域都不能也不会放弃核心利益。当然，在敢于斗争的同时，我们历来同时主张善于斗争，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善于斗争已经包含在敢于斗争之中。只有敢于斗争，才能坚守我们的底线，确保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只有敢于斗争，才能为他人伸张正义，才能团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各国人民，其中包括除美国极少数顽固敌视中国之外的各个阶层与美国民众。只有敢于斗争，才能“赶毛驴上坡”（毛泽东语），争取到与美国共赢的合作。只有敢于斗争，才能进一步凝聚我国国内绝大多数人的民心，与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道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伟目标；否则，最终结果必然是国内无人民，国外无朋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有针对性回驳并揭露美国当局的一些谎言及霸权的本质，这在国内广大干部群众和国外相关各界均引起良好的反响。有的人对外交部发言人的无端指责，反而可以提醒我们敢于斗争、坚持斗争十分重要和必要。我们应中止韬光养晦、斗而不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坏也坏不到哪等一系列提法。理论、纲领、战略决不韬光养晦，应明示于人、明示于世，无谓言之不预。策略和战术必须灵活机动。我们绝不能让美国误认为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底线来与他们做交易，我们的底线绝不是斗而不破。我们已经明确的一系列底线在适当时候可以重申，这就如同在抗美援越时毛泽东划定的北纬十七度线，不得逾越。
六、高度重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
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说：“1983年，我游历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遇见了几位东欧集团的领导人和数百名平民”“正在崛起的一代东欧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而实用主义则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今天（指1988年）东欧进行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西方被吹捧为“非暴力抵抗教父”美国政治学者吉恩·夏普提出的“非暴力”成为全球多次“颜色革命”的蓝本，其著作《从独裁到民主》更被追随者奉为“颜色革命圣经”。有人把其蓝本总结为“八大步骤”，亦有人总结为“十二大步骤”。主要是由情报人员以留学生、记者、游客等身份进入目标国；以慈善基金等机构为掩护；以贿赂或者是寻找一些学者、政客、记者、军人罪证等方式加以控制；为“颜色革命”创作并选择一种象征性颜色或鲜明的口号；以主张人权、民主，反对腐败、选举舞弊等名目举行示威；把英语写上抗议标语，使美国政客和平民看到并迅速发出声援；西方世界主流媒体全力配合；组织政客在美国、欧盟、联合国等地方陈情；使目标政府受到所谓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和经济制裁等。不可小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我国多年的布局，发生在香港的暴恐行动无疑有美英“颜色革命”的深刻背景。他们不会就此而止。他们在香港试水，是企图有朝一日在我国各地点燃。在我国的高级干部中，有不少为DP增长作贡献的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实干家，但真正有坚定远大理想、较深理论功底和宏观战略眼光的政治家较少。XJP上任总书记不久，便特别强调要高度警惕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颜色革命”，强调要从苏共亡党苏联亡国中吸取教训，但在实际工作中，高级干部这些关键少数中的一些人却把这一警示置之脑后，依然沉醉或昏睡。对这一状况，必须采取得力举措，切实加以改进。
七、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旗帜，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及时回应了时代呼声，占领了人类各类文明和道德的最高地，既是集人类文明思想之大成，也是建立健全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厚重的理论成果，但本质上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现在，美国霸权主义的基础是虚弱的，只顾国际资本垄断集团极少数人利益，从根本上、本质上背离了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不仅在自己内部，而且在“盟国”之间也开始出现裂痕。随着影响力下降，美国必然且已经产生焦躁心理，不断利用贸易、军事、金融、知识产权等霸权挥舞大棒，要求合作伙伴国和同盟伙伴国“团结”在它的控制下。磕头称臣、交纳贡物、四面出击、八方纵火，到处制造种种紧张局势，这只会引发更多国家和人民对美国的强烈不满，这就是建立和巩固世界反霸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壮大的根本政治基础。
世界反霸统一战线必须要有勇于主持正义的世界大国作主导，有一个大党大国的领袖集团作引领。20世纪初苏东剧变后，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及时提出“韬光养晦”和“决不当头”的战略和策略方针。但现在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已经把我国当成最为主要的对手，广大第三世界甚至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也都热切期盼我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中伸张正义、主持公道。2020年1月2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美国奖项颁奖仪式上呼吁西方大国要“平等对待北京，而不是将其排斥在外”。2020年1月18日，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对来访的XJP主席说：“希望中国继续在国际场合为缅甸等中小国家主持公道。”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自己的尊严首先自己要勇于捍卫。勇于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底线，而不是不必要的妥协，这就为其他国家反对霸权树立了榜样。另外，正义是需要相互支撑、支持的，只有在患难危难之时，自己勇于为一切受欺辱的国家说话并给予支持，我们在困难之时，其他受欺辱的国家才可能为我们说话并给予支持。我们尽可能从各方面至少在道义上坚定支持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就能在世界上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我们充分利用联合国这一广阔舞台，紧紧依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团结第二世界国家。个别霸权主义国家退出种种不利于它们的协定，甚至退出联合国各种专门机构组织。霸退我进，我们应等待或创造条件，可申请把联合国相关专门机构移设于我国的北京、上海等相关城市。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我们应力争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中国相关主张在全球推介。
八、坚持和发展“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
如果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最终必然实现的目标，那么，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则是我们达到这一最终目标的可靠路径。现在美国一家是第一世界国家。欧盟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是第二世界国家。其他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第一世界国家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企图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掌控世界。第二世界的国家具有两面性，既有压迫、剥削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一面，又有在不同程度上受美国控制、威胁和欺侮的一面。从一定意义上讲，原来的发达国家之间可能才是真正的“夫妻”关系，所以被统称为发达国家。然而，“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美国与欧盟等发达国家之间本来就存在的裂痕正在进一步加大、加深。因此，除了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争取联合的力量。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相比，仅仅把当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提法，现在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局限性。第三世界国家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与剥削，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力军。而中俄则是最为重要的第三世界即发展中国家的成员。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世界就和平、稳定、发展，中美关系就掀不起向负面转向的大波澜，“金砖五国”就可以进一步壮大。在特定条件下，欧盟甚至英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就会公开表现出反抗美国过度欺压的一面。笔者绝对不是主张中俄联合起来要与美国对抗，而是说，中俄只有牢固地联合起来，才能与美国，与欧盟，与日本等国共同保卫世界和平，共谋发展共享大业，共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理论绝不是空谈，必须把这一战略思想运用到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以及金融、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另外，要加强与世界各国左翼特别是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世界上仅存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往来。各国有各国的情况，我们不能有大党大国的沙文主义思想，特别是当我国DP处于世界第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之际更应如此。但是，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这就需要更紧密地团结各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否则，就会如毛泽东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话，“如果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该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这个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因此，我们十分珍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珍视与一切革命政党和革命力量的团结，珍视与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团结。XJP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正在开辟崭新的局面。
九、以更加开放的勇气和姿态突破美国对我国的战略围剿
改革有方向，开放也有正确方向。下一轮开放的方向主要不是美国，而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第三世界及第二世界国家。我们可进一步实行“东破、西进、北依、南联”战略。“东破”，主要是从军事上说，从东边突破美国的军事封锁，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人民海军与空军突破美军事岛链封锁已成实事，下一步即坚定捍卫台海及钓鱼岛主权。谁是我们的“敌人”，是个别霸权主义国家。“西进”，西出阳关有友人，连接欧洲、非洲大陆乃至南美等国家的做法已初见成效。“北依”，主要是对俄罗斯的经济、政治空间有序巩固与发展，这完全符合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谁是我们的“朋友”，俄罗斯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朋友之一。《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于2021年7月到期，即可考虑把续订或者新订工作提上日程。“南联”，即对南海诸国而言，涉及我国主权问题的事务，当然要斗争，但主要是联合又斗争，其核心是越南、印度、菲律宾等。相关做法已取得明显成效。
在构筑“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还应视情况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按照一般经济规律，一国能向世界海量输出商品，该国货币就很容易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美元替代英镑就是这样完成的。中国的人民币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个规律。1968年我国开始在对外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到1973年广州秋季交易会上用人民币结算的出口占贸易额83％，进口也高达41.4％，到1976年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20个（当时联合国共有147个会员国），美国和西方各国大都使用人民币结算与中国的贸易。根据2018年的统计数据，美国的外贸总量占全球贸易的10.87％，美元在国际结算体系中却占40％的份额。中国的外贸总量占全球贸易的12％，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体系中只占1.7％的份额。造成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中国金融界受美国经济理论蛊惑和金融利益的诱惑，推动中国金融业“脱实向虚”是最主要原因。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魄力，把“脱实向虚”现象十分严重的中国金融重新拉回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正轨上。中国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队伍，可向全球提供海量的各类装备，而中国制造业可靠的供给能力是人民币信誉的基石。中国可以为世界各国提供设备，美国只能向世界提供武器和美元。我们可顺应特朗普政府要求取消出口退税，杜绝低价贱卖，缩小中美贸易逆差，让人民币对美元逐步升值，收回人民币主权；与俄罗斯、伊朗甚至进一步创造条件与日本、韩国实行货币互换；采取对欧元、日元逐步贬值的办法，欢迎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我国投资；让“一带一路”倡议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拥有人民币，使用人民币。敢于在国际上伸张正义，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可靠而又强大的锚。如果处处看美国眼色行事，不敢伸张正义，人民币就很难走出去。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资源，就能有力保障中国的经济安全，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贡献。
十、着手进行并支持各国科学家开展新冠肺炎病毒源头研究，得出实事求是的权威结论
2020年2月3日，XJP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指出：“加快病毒溯源、传播力、传播机理等研究。”2020年5月18日，XJP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明确表示：“支持各国科学家们开展病毒源头和传播途径的全球科学研究。”这些指示有着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我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对病毒的始肇病源，业内业外，网上巷里，国内国外，各种消息、各种传言、各种推测都有。个别大国的政客甚至所谓专家出面，刻意抹黑我国，把始肇病源嫁祸于我国。国内也有些人呼应认定这是我国制度体制暴露的根本弊端，呼吁我们必须向相关各国和人民道歉。甚至一些人内外勾结，从疫情出现之初就别有用心地一口咬定这是中国人野蛮吞食蝙蝠或穿山甲所致。我们当然坚决反对野蛮猎食野生动物，但把始肇病源硬栽到个别中国人不文明的生活恶习上，却使人不得不怀疑这正是一场浩大阴谋的重要组成。正因如此，我们更有必要下大力气查清始肇病源。令人欣慰的是，2020年2月27日，钟南山院士说，“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这一结论清理了种种嘈杂之声。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于2015年8月出版了时任卫生部非典疫情分析专家组组长、第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学院军队流行病学教研室教授徐德忠主编的《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该书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自然界根本不存在SARSCoV的直接祖先，其是以“非寻常进化”方式，很可能是“非自然”地引入人群的”。这一结论值得高度重视。当然，目前若想完全查清这一重大问题也会有些困难，但只要方法得当，就会势如破竹。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分析蒋介石反动集团在抗战胜利后会不会发动内战时便说：“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一思想方法完全可以被运用到分析当前疫情始肇病源之中。美国有使用过国际违禁生化武器的劣迹。早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国就在中朝边境打起了细菌战。20世纪60年代在侵越战争中，美军大规模使用包含作用持久的剧毒物二噁英的橙剂。美国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研发生物武器的进程，并已拥有很强的生物战能力。1995年所谓全球精英在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召开会议，确立把明日理想之世界规划为一个只有现在地球人口20％的世界，拟运用转基因、瘟疫和战争等手段作为实现路径。另据报道，美国在2015年就在SARS基础上制造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可引发人类高传染性肺炎，这一论文于2015年11月9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2019年8月，美国最大的生化武器研究基地德特里克堡因为地下废水泄露严重污染水源而紧急关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剥夺其对一些高致病性病毒研究的“特许代理人”许可证。接着，美国CNN报道当地出现多例不明肺炎。2019年10月，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中心主办，对未来可能暴发的世界性疫情进行了预演。当然，目前尚无具体确切证据完全判定2003年非典和2019年年底的新冠肺炎就是个别大国发动的生物战，但也不能简单归罪于如蝙蝠、穿山甲等中间宿主，绝不能轻易排除就是个别大国蓄意研究病毒、无意泄露甚至是极少数精英有意策划并发动的生物战中的基因战。
有人说，怀疑我国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人工所为没有科学依据，仅是逻辑推理，这有一定道理。但断然认定这是自然界自生而非人为，同样有极大局限；最多只能是部分科学家依据自己现有经验和学识进行逻辑特别是经验推演的结果。我国相关权威部门轻易宣布与人工无关的做法可能有不妥之处。
病源学绝不能仅从医学等专业技术角度看，而应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技、军事、国际政治等众多学科角度综合出发，综合分析。万事万物，关键在人。建议在审查始肇病源时，主要应由一些生物医学、军事医学和安全、公安、纪检监察等专业人士组成，另外一定要有从事军事战略、国际政治的政治上十分可靠的相关人士参加，以把种种现象放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视域，把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紧密联系起来进行调查分析，实事求是地科学审视。
十一、关键是国内的改革、稳定与发展
这一重大问题涉及国内的方方面面，这里仅谈八点。
第一，坚决维护XJP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键。应对美国全球影响力下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党大国，首先和迫切需要一个十分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XJP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培养造就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坚定维护XJP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并保持其连续性。废除终身制无疑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但是，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无产阶级‘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毫无逊色。”他还说：“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从根本上说，历史当然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和英雄仅是人民群众的突出代表，但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否定过领袖和英雄的特有作用。邓小平曾说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和党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和战略意义。随着党的二十大临近，这一涉及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关系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有必要进一步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在党内及社会上讲清楚。改革开放后，我们从上到下实行的党政干部任期制取得了重大成就并继续坚持。但也必须明白，西方“三权分立”的选举政治中的任期制根本上是为私有制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掌控整个经济社会运营的资本家不仅是终身制而且是嫡传制。这就确保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一些政治职位虽然有任期限制，但社会财富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政治权力本质上都是由终身并且嫡传的垄断大资本操纵，他们通过金钱操纵选举和政客，通过基金会、共济会等公开和秘密社团组织控制政客、介入具体政治过程，而且前台“运营”掌管行政、立法、司法权的基本上也都是富豪出身。美国联邦法院9个大法官不仅是高薪制，而且是终身制，这是维护垄断大资本利益最后一道比较牢固的防线。这些年来，由于错误舆论的引导，人们往往认为，所谓传统的社会主义就是专制，其典型特征就是终身制；而任期制才是代表人类文明的灯塔即资本主义制度的精华。请大家一定注意，美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是通过“两个终身”而确保的：一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终身制且嫡传世袭的资本家掌控着经济社会运营所有前台，二是大法官终身制。这“两个终身制”就确保资本同时牢牢统治着整个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上层建筑。而实行任期制的行政和立法，实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障眼术。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年轻、最进步、最文明的并正在艰难探索中成长的政权。这一政权直接关乎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与运营体制机制，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尤其是领袖人物，不仅需要出以公心的高尚品德，而且需要十分丰厚的实践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需要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等战略策略的胸怀视野，需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等。改革开放后，一些部门和一些行业的领导人秉持不正确的政绩观，在执掌权力的过程中，打着为民办好事、实事的旗号，实则是为了创显自己认为进一步升迁所必需的所谓政绩，大搞“污染环境”“杀鸡取卵”“借贷高额债务”那一套，不惜牺牲人民群众的长远、全局和集体利益，这与干部任期制亦有一定关系。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实践论来讲，真正领袖人物的诞生往往经过艰难曲折，甚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付出血的代价才能换来。全党要更加自觉做到“两个维护”，保持XJP总书记在全党和党中央的相对稳定性与连续性，并能在今后一些年内，依靠全党培养和造就出新的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绝不能让西方所谓任期制束缚我们的手脚。这是今后一些年内的至要之策。
与此同时，我们要高度重视把培养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列入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我党我国应对美国影响力下降将是一个长时期的战略任务。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会自己消除，光明也不会自动到来。两军对垒帅坐镇，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其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领袖间的较量。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我们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一代又一代长期反复艰难困苦的斗争，真正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
第二，高度重视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晚年多次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结论是我们党经过多次血的教训得出的科学理论和成功经验的结晶。XJP多次强调要顶层思维、顶层设计，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重大继承和发展。理论是可以射向360度方向的原点。若理论这一原点错了，其他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都是射线，最终都要出大问题。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错误的理论，必然会有错误的行动；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些错误的理论与行动，常常是一仗打下来就能很快得到检验并加以纠正，而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年代，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往往需要更长的年月甚至党和国家付出重大损失直至灾难才能得到检验。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XJP特别强调理论强党，强调要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摆在全党面前的最高层次、最为重要也是最为艰巨的思想政治任务。为此，建议适时成立统筹全国理论研究相关机构，一方面，其成员可适当吸收退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较为深厚和实践经验较为丰富的老同志组成。一是老同志退下来后有一定精力学习思考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二是能够直接接触基本群众，了解真实情况；三是不在现职领导岗位，各种不必要的顾忌可能较少，往往能说实话实情；四是这些老同志党性强又富有政治经验，可以通过调查和思考，为中央提供更多的真实情况和相关对策建议。党的重大理论提法可经过理论委员会进一步论证。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培养、带领出一批又一批又红又专的中青年领导干部、理论队伍，为党和国家提供思想理论和制度保障。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时代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不仅要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而且要管到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即整个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这一相当长的整个历史时期。
第三，当前的关键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讲，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私营外资企业都是社会主义成分的有益补充。经济是基础，要想真正确保国内改革、稳定与发展，说到底，就必须真正贯彻XJP再三强调的国家宪法中所规定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当下来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和政府调动的基本都是公有制体制内的人力、物力、智力，特别彰显了国有企业和公立医院的独特优势，确保了全国各地的水、暖、电、气、网络、通讯、电视、公交、铁路、民航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全部稳定供应。假若没有国有企业和公立医院，国遇灾难可依谁？从长远和根本上看，没有公有制，我们党就没有执政的经济基础和工农联盟的阶级基础，或是蜕变成了名义上还叫共产党，本质上已是资产阶级的执政党。有人说“所有制中性”，这一理论传播很广。这给广大干部群众甚至党的高级干部造成不少困惑。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眼下几年内涉及修不修改宪法，这本质上关乎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问题。如果把所有制看成中性，公有经济不存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就名存实亡，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一句空话，社会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就必然产生两极分化，中国大地就会逐渐演变出事实上的新的殖民地经济。现在，我国国有企业仅占DP的30％，但却贡献了税收总额的60％。建议每年把国企500强与民企500强的产值与税收都全部公开。混改应是双向，在国内改革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但不少地方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但步入经济全球化的深海，就必须是航空母舰集群，才能相互护卫。
以公有制为主体，首先就要理直气壮做优、做大、做强国有企业。2016年10月，XJP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没有强壮的国有企业，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政权就没有先进的阶级基础，就没有广大的群众根基，就没有坚强的政治基础，就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柱，就会失去国家集团式创新这一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优势，广大民营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搏击就没有航空母舰的护卫。国有企业只有做优、做大、做强，真正成为国际经济的航母，我们的大批民营企业才能在波涛汹涌的国际市场上弄潮。我们要毫不犹豫、千方百计地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民生领域最为重要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四个方面，绝不能产业化即市场化，同时，也绝不能把城市的水、暖、电、气、食盐等基本生活供应交给私人企业特别是外资管理。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和城市的水、暖、电、气、食盐等基本生活供应领域都是全民中最为基本的公益事业，其中都有产业，私企和外资可以适度参与，但也决不能产业化。
城镇可以通过社区党和行政组织适时、适当发展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宪法》明确规定：“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会影响很多人就业。此时，在各个城镇，通过社区党和行政组织，国家给予贷款优惠支持，大家入股投资，大力发展城市集体合作经济，社区治理也好真正落到实处，食品安全才有可靠保障，体制内的监管队伍亦可缩减。
应大力支持中央组织部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农村没有集体经济，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村政权就没有坚实的政治和经济根基，粮食安全就没有坚强保障。在农村，应明确支持中央组织部通过农村党支部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大力推介烟台党的各级组织支持引导农村新合作集体经济组织的办法。土地确权，三权分置，经营权允许资本下乡甚至外资一承租几十年，这当然完全可以在近几年较大释放土地流转即土地市场化的红利，增加全国资本流动性，缓解当下几年的经济下行压力，农民也可以从转让经营权中暂时获得一些纸币，但这容易使农民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结果往往会坐吃山空，甚至是投资失败，会在大中城市周围形成无法返乡的庞大贫民窟。历史上王朝兴衰的周期率依然值得我们高度警惕。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要让“农村的人口”不向“城市盲目流动”。我们应坚决贯彻XJP多次倡导的乡村振兴战略，而实现这一战略，在我们中国唯有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
实践也已经证明，私有化不能救中国。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之后，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及其企业内部的管理上，放在对其他各种所有制的引导和支持上，而不应让一些人千方百计变换各种提法和手法去改变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制度本身。
笔者绝不是主张不发展公有制之外的其他所有制经济。但公有制经济除了中央强调外，地方各级党和政府组织往往都在强调“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招商引资工作。我们在强调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也必须毫不动摇地贯彻《宪法》所规定的“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另外，建议果断中止城市化的提法，用城镇化这一提法来替代。这是解决交通拥挤等现代城市病甚至预防大的疫情流行和把XJP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的根本举措之一。
在所有制问题上，XJP多次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我们必须反对“左”的一套做法，毫不动摇地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有的部门和地区却违背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要求，只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甚至放手让私人和外资资本大力发展，搞私有化。我们必须清楚，在阶级和有阶级的社会里，各种所有制经济中的生产力同时都存在于一定的生产关系框架内。这种生产关系所组成的经济基础的总和，常常决定生活在这一生产关系框架内的人们的思想观念直至政治态度。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大量员工，基本上都是新中国通过免费教育培养出来的所谓精英人士。他们所获得的薪酬要远比我国国有企业员工多得多。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群体中不少人所持有的观念往往是“资本主义好得很，社会主义糟得很”。笔者获悉，就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际上有的知名在华外资企业员工，就刻意播散丑化列宁、斯大林的所谓历史再现的纪录片，开展进行抹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系列教育”。我们常讲，“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他们中亦有人振振有词地回答，“我们是吃美国的饭，不能砸美国的锅”。因此，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一经济基础异常重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中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基础逐渐遭到剥蚀，政治上层建筑核心的共产党还能永不变质、永远执政吗？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有没有失误呢？笔者认为，1989年之后的最大失误是没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此问题已积累多年。党的十八大后，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积极稳妥地解决这一问题，令人欣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将为我们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又提供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第四，必须尽快与美国的国际互联网脱钩，建立我国自主主权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互联网体系。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不能完全产业化即市场化，不能让市场配置在这一领域起决定性作用；若简单追求文化DP在第三产业中的比例，最终会被国内外资本牵着鼻子走。当然，文化领域中必然会有产业，我们也应大力鼓励和引导这些行业依法积极利用国内外各种资本和先进技术。但是，这一领域也应同样必然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而现在有的互联网等新媒体却被私人资本甚至外资控股，这一现象着实让人忧虑。必须坚决有计划地把互联网里的骨干企业包括搜索引擎和网络技术安全企业等混改为国有企业占主导。目前正在进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抗击战主要在两条战线展开，一是医疗，二是互联网。这都是生死之战。另外，还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相关部门与组织已经并正在组织日夜编撰成千上万的文章或段子，通过美资为背景控制的平台以及多年精心打造的所谓公知，其中包括学术大家、艺术明星及“大V”等在我国社会中广泛传播。这些文章或段子直接间接侵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这些段子手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经费，并会根据不同情况随时调整其战略和策略。对他们这些所谓“零碎”的游击战需要整体应对，不能仅是“网送来，网回应”，甚至是简单封堵。笔者建议：一是体制内必须介入，我们的“正规军”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系统，包括社会科学院、党史文献、教育等系统都应参与，并要统一规划。对重大理论与党史国史问题，我们都要认真及时地回应。对网上尖锐复杂的斗争，不能仅凭民间几个自愿者“自带干粮”去上阵。要大力支持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民间人士发声，并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对政治上坚定、理论功底较为深厚、年富力强的，可考虑从体制外转入体制内。二是现在仅把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所造谣言的辟谣作为重点往往较为被动，建议由中宣部出面，与网信办、安全部、公安部等建立协调机制，从重大造谣源头查起，依法严肃处理，并通过相关主流媒体昭示天下。三是必须坚定而稳妥地在网络平台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原则，对现有的外资控股腾讯、网易等互联网企业进行结构性改造，严防在特定条件下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特别是AAA等平台兴风作浪。四是组织一批得力骨干，在国外互联网平台上与看不见的敌人打垒台，把大外宣工作做到外网上去。
第五，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XJP在担任总书记之后不久的2013年“1·5”讲话中，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一重大结论，深得党心、军心和民心。国内外敌对势力为了把我国改革开放引向邪路，竭尽全力丑化毛泽东，一些谣言甚至让一些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仍然有着十分重大的特殊意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为了从根本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说到底是为了防止党和政权改变其为人民服务即以人民为中心的性质与宗旨亦即资本主义复辟。但鉴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情况，无疑伤害了不少不应伤害的好人，这也是改革开放后很多人仅从小家庭和个人恩怨出发，过分诟病毛泽东的原因所在。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但邓小平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做了充分肯定。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又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相关论述十分重要，坚定地划清了与苏共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逐渐脱离、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行为的根本界限。这也就是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在探索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中的失误，同时也可以说是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过程中的失误。我们在着力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同时，也应充分重视邓小平关于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的相关结论。“文化大革命”对不少人产生的伤害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有的甚至是一些企图改变我们党和政权性质与宗旨的别有用心的人蓄意所为。现在，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多数人已经有了共识，但对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理论基础的认识，有着各种甚至完全对立的不同认识。毛泽东多次强调，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十分可惜，这一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和错误。但经过1989年我国的政治风波，特别是1991年前后苏共苏联亡党亡国及苏东剧变，邓小平石破天惊地呼应：“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016年，XJP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王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对XJP这里所说的“必须说清楚”，笔者理解为，一是组织上必须查清楚，二是理论上必须说清楚。从一定意义上讲，组织上查清楚，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果，而从理论上说清楚，还没有开始或刚刚开始。XJP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抓住了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矛盾中的最根本性矛盾，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宏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有着光明灿烂的前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反腐中所揭露的触目惊心的铁的事实已充分证明，我们决不能重复过去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毛泽东关于务必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第六，从现在起开始着手准备适当时候全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本经验。XJP在强调学习党史国史之时，也特别强调学习新中国史。回顾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规划未来就必须回顾过去。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绝对不容许否定。但改革开放以来，有没有失误呢？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说：“这次事件（指1989年政治风波——笔者注）确实把我们的失误也暴露得足够了。我们确实有失误呀！而且失误很不小啊！”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与美籍华人学者李政道谈话中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教育的失误补起来困难得多。”毛泽东曾夸邓小平“人才难得”。在如何对待和评价改革开放和1989年政治风波的定性问题上，邓小平同样是我们的光辉榜样。2017年10月19日，王岐山参加他所在的党的十九大湖南省代表团讨论时指出：XJP“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王岐山这一结论是实事求是的，在党内和社会上也赢得了广泛赞同。随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思潮进一步得到遏制，全国各层各界人士都在更加深刻地关心着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从一定意义上讲，单凭理论往往无法说服人、掌握人，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才能更好地统一绝大多数人的思想。为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梦的完满实现，建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史和国史进行认真梳理，适时实事求是地作出相关决议，以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更好地团结一致向前进。
第七，应开始着手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适当方式逐步进行中美关系调整的相关教育。1959年3月，毛泽东在同拉美一些共产党人谈话时说：“在我们这里，过去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劳动群众，他们不喜欢美国人，但是怕美国人。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恐惧心理。”现在，除了对美国恐惧之外，也有一些人对美国抱有幻想，这些人也往往信奉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是恶的，但在看待美国时，却总是认为他们是善良的。所以一旦有人谈到阴谋论时，这些人便一触即跳。从理论根源上讲，这些人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过时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是另一种形式的跨越阶段论。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对中美关系的调整开始“下毛毛雨”，进行有理、有据的教育。否则，不仅不能击退敌人，反而会麻痹我们的广大干部群众，甚至使一些人对中央的正确方针产生不必要的误解甚至疑虑。同时，一定要讲清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物质基础在于广义上的地租、级差地租和超额地租，要讲清迎接经济下行和中美关系变化严峻挑战的必然性与必要性。要讲清这一根本性挑战，需要入情入理、生动形象，也要深刻入微。在此过程中，一并讲清苏共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可能会有助于增强说服力，容易使人接受。
第八，对台斗争。2020年5月2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就职，将其称为所谓“总统”，并吹嘘美台“伙伴关系”。美国政府一些官员和美国一些政客向蔡英文发视频贺词。美方上述举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我国国防部随即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强烈愤慨，并予以谴责。对此，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四点。
一是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切实做好武统准备，科学决策战后治理，以及恢复经济，处置罪犯、部署驻军、稳定治安等，切实深化、细化对台斗争。二是一些同志对美下决心支持“台独”准备不足，但如果台湾当局宣布“台独”，美国同样对我下决心用武力收复台湾估计不足。这也正是我武力统一台湾的战略窗口机遇期。三是攻心为上。政治上“台独”当局依靠美国，经济上依靠大陆。我们必须现在起开始对台经济封锁，必要时开始军事封锁。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我16万大军对长春的十万国民党军进行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5个月，国民党军最终被迫投降。四是让美国当局付出代价，绝不能让美国一些政客可以随意挑战我国的底线。
《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指出：“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变化，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将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随着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我国安全、稳定与发展必将进一步展现出崭新的大好局面。随着美国影响力进一步下降，我国要择机坚决要求美国回到遵守“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上来，逐渐迫使其逐步取消对台军售。在国际上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对内进一步实施深度的西部大开发工程，实施新时代“大三线”工程，把大西南和大西北建成可靠的后方战略基地，使之与西进战略互为表里。我们一定要真正做好武力收复台湾的准备，同时加强与台湾人民和各界人士深度交往，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但绝不放弃武力收回。从现在起，可着手完善和平接管与武力解放台湾的两项计划、规划。当然，这两项规划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另外，要充分考虑收复台湾以后的治理问题，绝不能采用治理香港的原有模式。
我们绝不是战争狂人，绝不轻言战争，但我们也绝不怕战争，台湾若有人掌控并宣布独立，毫无疑问，我们必将用武力和热血捍卫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疆土。但台湾只要不分裂，我们就可以耐心等待，不必着急。我们有着充分的制度自信。1958年9月，毛泽东说，台湾“成为独立国”“原则上总不行”，“至于哪一年解放，我们又没有定期”，“但是，原则上台湾一定要解放”，“跟美国的事，就大局上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嘛”。（注释略）
（作者：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研究员；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梁孝：警惕掠夺全球民众财富的新动向
独特视角鉴别真伪
《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一书，是杨斌教授撰写的论述当前全球经济危机走势与中国对策的著作。他于2000年撰写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是揭秘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的开山之作，他的新著将关于经济金融战争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点。2016年初索罗斯已公开宣战做空中国和全球，金融战争的威胁正在日益逼近国门，这本新著是帮助中国应对索罗斯的挑战和全球经济危机的急需之作。
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戚戚相关，包含大量独特的趋势预测、风险预警、理论分析和对策建议，而这些论述却与国内外的大多数学者绝无雷同、堪称独树一帜。这是因为，作者并不像国内外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信任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并将其作为分析判断的起点基础，如大多数经济学家依据美国官方和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认为当前全球和美国的经济虽有动荡但却基本面良好；金融监管部门和学者、股民看到美国大牛市屡创历史新高，都认为美国股市制度设计完善是中国改革的榜样；政府部门、央行、经济学家对美国失业率不断下降十分羡慕，也希望效仿美国量化宽松天量信贷刺激财富效应。
杨斌教授多年来撰写了大量上报的研究报告、文章，反复指出美国的大牛市、失业率下降实际上是虚假的，反复提醒美国金融模式仍然是孕育着更大危机的灾难性模式，必须警惕美国的虚假复苏、大牛市误导中国的金融改革，倘若他的分析受到有关方面重视就能避免大股灾损失，本书收录了杨斌教授已被历史事实证实的大量重要研究成果，从中可以清楚看出美国酝酿新泡沫和新危机的来龙去脉，兼具理论创新、政策应用和经济史料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杨斌教授认为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误导了各国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当前全球经济很可能爆发类似大萧条的特大危机，各国民众的财富包括股票、存款等面临着遭到掠夺的危险。杨斌教授的预警是基于运用了借鉴侦探科学的独特经济研究方法，他认为侦探破案时面临着远比经济研究更为复杂的难题，拥有不同利益动机的当事人提供不同的证词和分析判断，倘若采用传统的经济研究方法就会莫衷一是、争论不休，而借鉴侦探科学方法却能够找到唯一的凶手和科学结论。不要嘲笑这种研究方法离经叛道、异想天开，中国公安部运用这种方法发现美国资本介入了中国大股灾。
杨斌教授关于美国大牛市、全球特大危机的分析、预测，得到了美欧金融界高层知情者的证实，包括英国央行前行长、美联储前高官、美国劳工统计局前局长等。杨斌教授认为，正像侦探破案一样内部知情者的证词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美欧前高官退休后不存在职务和利益的束缚，更为关心现实真相对自己今后声誉的影响，因此，他们提供的情况和趋势判断比较美欧在职官员更为可靠。
杨斌教授的著作像侦探破案一样详细考察了不同证据、线索，系统地揭露了美国官方出于利益动机歪曲统计数据，指出当前美联储声称宏观基本面良好并准备加息，旨在误导各国麻痹大意并蓄意加剧全球经济危机以维护霸权。杨斌教授基于同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不同的研究方法，创立了独特的新市场失灵理论和特大经济危机理论，提出了独特的应对特大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杨斌教授希望社会各界能重视他的预测预警、分析判断和政策建议，避免中国再次像股市改革效仿美国模式一样遭受大股灾损失。国际清算银行的高官承认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缺少安全阀，无法抵御六百多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泡沫破裂的强烈冲击，而多家国际大银行正面临紧迫的金融衍生品坏账爆发的危险。
杨斌教授指出当前全球和中国经济面临着转折关头，中国制造业、民间固定投资下滑难以归咎于结构性失衡，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同涉及各个行业的投资下滑关系不大，这明显是由于国际贸易长达十多个月的持续萎缩引起的。但是，美国却将这种从来都被称为全球经济衰退的不正常状况，称为全球经济基本面良好并根本没有必要进行反危机干预。华尔街投行坚称中国民间投资下滑源于结构性因素而非周期性因素，意思就是说政府没有必要进行干预而应该让市场进行自发调节。
杨斌教授指出，美国一贯善于将全球经济危机掩盖为结构性问题，2006年美联储深知房地产次贷即将引发全面经济危机，一方面秘密注资七万多亿美元推迟危机爆发，一方面坚称宏观经济基本面良好而仅有结构性问题，趁机诱骗中国购买了数千亿美元的两房债券和濒临暴跌的股票、基金。由此可见，华尔街有巨大利益动机散布误导性经济形势判断和虚假数据，今天杨斌教授的新著揭穿了美国数据掺水、美联储放水的谜局，有助于防止中国金融机构、企业再次误判经济形势成为接盘侠。
高盛公司还唯恐中国不能理解结构性因素的真实含义，毫不掩饰地声称衡量中国是否真心进行结构性改革，唯一的标准是中国是否愿意让企业债务违约、破产，明白无误暴露出其真实目的不是解决结构性问题，而是让钢铁等行业的不良债务升级为全局性债务危机，一旦企业破产就会导致银行系统的巨额贷款血本无归，就会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威胁股民、储户财产安全，就会促使整个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寒流中被冻僵，结果不是僵尸企业消失而是遍地布满被冻僵的各种企业。美国在正常情况下每隔八年左右也会出现经济周期波动，现在却竭力否认周期性因素是为了误导各国对世界经济形势判断。中国应重视杨斌教授的独特预警并抵御美国竭力掩盖的全球经济寒流。
杨斌教授指出，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后油价仅仅短期暴跌到30美元，此后随着各国协调一致刺激经济就迅速回升，意味着制造业的能源、原料需求迅速恢复了正常状态。2014年下半年以来油价暴跌和低位徘徊已持续了近两年，国际贸易的大幅度下滑也已持续了十七、八个月，意味着制造业的能源、原料需求始终处于萎靡的状态，各国所有行业对商品、服务的进口需求都急剧下降，从这一点来看全球经济形势比2009年危机时更为糟糕。制造业投资下滑意味着钢铁等行业的困难局面正逐步扩散到各个行业，企业正逐步停止新建厂房、添置设备、招收新人。许多企业感到困惑为何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正日趋恶化，实际上这同美国借助非典型全球危机发动金融战争偷袭有密切关系。
从实际出发涉及诸多领域的对策建议
杨斌教授曾说过他是坚定的改革派，文革中他曾因父亲挨整受到牵连，对有人批评他是左的惯性思维感到暗自好笑。他的父亲杨培新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金融家，解放前曾受周恩来委托从事经济金融统战工作，是改革开放中曾最早提出银行体制改革的学者，曾经获得过金融界最权威的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杨斌教授传承了他父亲的坚定社会主义改革立场，以及善于从实际出发提出建设性改革政策建议的特点。杨斌教授在著作中提到他的思想同父亲虽有很大区别，两人作为父子的理论体系虽然完全不同，但却有着承前启后的学术渊源关系。杨斌教授的新著提出的新市场失灵理论和特大危机理论，就是来自运用了独特的借鉴侦探科学的经济研究方法，领悟、总结、归纳他父亲的许多经济金融改革思想，并以规范语言将其融入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改革初期的消费品的供不应求和通货膨胀的场合，扩大到分析各种商品、资产供求缺口过大引发的市场失灵，应用于分析股市、楼市、油价等暴涨暴跌引起的经济金融危机。杨斌教授运用独特的经济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成果，提出了涉及诸多领域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建议，以下扼要介绍其中几个例子。
许多著名学者认为，美欧的发达经济金融模式就是中国改革方向，强烈批评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金融模式，就会导致改革开放丧失思想源泉变成无源之水，反对西方理论、模式的人善于批判而不善于建设、创造。从杨斌教授的新著中可以看出他不是只善于批判西方的人，应该说他还是善于借鉴西方和提出建设性改革建议的人。杨斌教授的独特对策建议涉及到应对特大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辩证借鉴美欧模式和推行中国特色的股市、银行改革等诸多方面。杨斌教授运用借鉴侦探科学的独特经济研究方法，通过考察美国公开出版的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大量文献，发现1974年南方国家联合斗争通过了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联合国决议后，美国统治精英深感受到威胁并于1975年紧急启动了重大研究项目，通过了促使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以维护霸权的80年代计划，蓄意抛弃成功的西方社会改良政策并转向推行新自由主义，蓄意取消金融监管放纵投机制造泡沫经济、金融危机以促使世界经济解体。
杨斌教授的这一发现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可以很好解释人们难以理解的许多诡异的现象：为何美国推荐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建议，在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带来了如此恶劣的实践效果，却仍然拒绝改选更张并顽固坚持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立场；为何美国蓄意在中东地区制造混乱甚至扶植有血海深仇的基地恐怖组织，尽管这种政策妨碍了美国石油财团掠夺资源获取高额利润；为何美国总是将全球经济危机轻描淡写为结构性失衡，当前美国仍然坚持准备加息并抛售石油战略储备，蓄意加剧全球经济衰退以实现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为何美欧二战后的社会改良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促进平稳增长、避免了贫富差距扩大和经济金融危机频发，美国却抛弃了社会改良时期的成功经验转而推行相反的政策。
杨斌教授借鉴侦探科学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东西方的思想巨变，指出美欧开始流行的反对社会改良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误导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将访问美欧时看到的经济繁荣景象，不是归功于社会改良而是新自由主义的极端自由市场理念，忽略了美欧战后黄金增长时期新自由主义曾被普遍视为反动思潮。中国改革效仿当前美欧否定社会改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非但不可能复制美欧战后社会改良时期令人羡慕的经济繁荣，反而可能会重蹈美欧二战前的贫富分化、频繁经济危机甚至大萧条的覆辙。杨斌教授认为倘若人们不借鉴侦探科学进行深入考察，仅凭强烈的感官印象又急于求富就会盲目崇拜美欧模式，却不区分社会改良时期和当前新自由主义的美欧模式有天壤之别，这种盲目的崇拜美欧模式的改革冲动虽不难理解、属于人之常情，却有可能像前苏联东欧国家效仿美欧一样带来灾难性的致命恶果。
正如安邦咨询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专家陈功先生所批评的，当前中国金融改革为美欧市场理论所左右，所谓金融改革似乎就是“美欧有的中国也要有”，于是股指期货、融资融券、衍生工具、杠杆做空、注册制等一窝蜂地都上马。这种“美欧有的中国都要有”的政策取向很成问题，不是幼稚也是书生气十足，而且美欧有的中国可以不试点拿来就用，即便美欧有的已造成了金融危机也不在乎。衡量中国金融改革的成功的标准应该是风险控制，别人出事，我们不出事，别人爆发大股灾，我们不爆发大股灾，别人爆发金融危机，我们不爆发金融危机，应该是XJP主席所说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获得感。
杨斌教授提出的抵御全球危机、股市、银行改革方面的政策建议，其突出特点是既强调应该仔细甄别、辩证借鉴美欧的真正成功经验，防止粗略考察美欧产生的认识误区和西方蓄意推荐失败模式的误导，同时又强调适应中国国情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敢于创造出超越美欧模式更好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市场经济模式，符合“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XJP主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杨斌教授明确主张金融改革借鉴罗斯福时代的监管法规，表明他并不排斥美国金融改革的真正成功经验。而是反对照搬美国推荐的金融自由化灾难药方。
从当前美欧模式损害了99％的广大民众引发的社会愤怒，桑德斯、科尔宾、特朗普等非主流政治家的异军突起，拥护恢复罗斯福时代金融监管法规的社会呼声日益高涨，美国大选中民主、共和两党都已将恢复罗斯福改革写入党纲，到布莱尔等西方主流政客哀叹自己已经看不懂当今世界的潮流，美国金融改革的风向骤变完全出乎经济界预料，杨斌教授关于美欧模式的深刻见解正在获得日益丰富多彩的大量证据支持。值得指出的是，桑德斯的许多改革主张根本不谈不上所谓的“极左”，甚至不如美国社会改良时期的温和共和党右派，桑德斯被视为“极左”说明当前美欧发生了“极右”漂移，已经带来了顽固的体制性官商勾结、腐败堕落，今天美国民主党赋予超级代表一个人超过一万票，已促使像罗斯福那样的温和民主党人难以执政进行社会改良。但是，桑德斯从金融战争角度揭露华尔街掠夺唤醒了民众，唤醒了他们对罗斯福改革创造长期繁荣的怀念，迫使民主、共和两党为拉拢选民都主张恢复罗斯福改革。
罗斯福的金融改革成功避免了大萧条回归长达七十多年，西方主流经济学却无法为罗斯福改革提供理论解释，这也是为何新自由主义思潮很容易卷土重来的原因。杨斌教授考察了超出传统学术范围的国际经济博弈证据，发现美欧正悄悄谋划罚没民众存款以挽救金融赌债，为维护民众存款安全撰写、发表了许多科研成果，明确主张恢复罗斯福曾挽救民众存款损失的金融改革。杨斌教授的新著提出了充分支持罗斯福改革的经济理论创新，包括新市场失灵理论、特大危机理论等，指出全球正面临着爆发类似大萧条的特大危机危险，事关生死的严峻挑战呼唤着尽快恢复罗斯福改革，正得到中国制造业、民间固定投资出现负增长，美国金融改革风向骤变等越来越多的客观事实证实。罗斯福改革思潮强势回归还证实了杨斌教授对美国虚假复苏的判断，从罗斯福监管法规来看美联储滥发货币刺激股市等资产泡沫是非法的，相关的庞大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也是非法的、有害的，美联储误导各国央行放水刺激资产泡沫带来的虚假增长，误导了各国对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的判断。
杨斌教授认为，中国应该认识到美欧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改革、创新，其实不是金融改革、创新而是金融返古复旧和倒退，因为，美欧废除了罗斯福实施的真正金融改革的法规政策，恢复了曾导致大萧条的金融混业模式和金融工具。罗斯福实施的关键金融改革是制订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格区分通过存放款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商业银行，同在股市、期货市场上进行投机交易的投资银行之间的界限，严格禁止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向各种投机性交易，严禁贷款支持投资银行、影子银行和各种投机商，这样投机性交易就无法借贷而只能用自有资本承担风险，有力限制了投机资本通过借债加杠杆扩大交易规模，有效防止了各种资产市场的供求缺口和市场失灵，防止资产价格过多背离价值并吸引、掠夺社会财富，其原理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理论。罗斯福总统曾公开称为华尔街财团痛恨自己而感到自豪，还大量吸收了共产党人参与经济、金融、劳工改革，表明马克思经济理论曾深深影响了罗斯福时代的社会改良。
杨斌教授提出中国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必须借鉴罗斯福时代和美欧社会改良时期的成功经验，因为其数十年来成功避免了发生类似大萧条的金融危机。中国绝不能效仿美欧废除罗斯福时代真正改革的金融模式，因为其导致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银行危机，反复因股市、楼市、期货等金融衍生品泡沫诱发金融动荡，已被一块石头反复绊倒了多次还不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将灾难性模式推荐给中国以诱发经济解体。中国进行金融改革完善监管的关键和重中之重，就是应尽快制定中国版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特别是严格区分为实体经济和为虚拟经济服务的金融界限，禁止效仿美欧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混业经营模式，严格禁止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向各种投机交易，严禁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信贷通过直接、间接的各种渠道，流向可能从事投机的投资银行、影子银行和各种交易商，这样才能建立起保护商业银行中民众存款安全的有效防火墙，才能防止股市、楼市及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市场反复发生过度投机泡沫，才能避免泡沫破灭诱发金融动荡并抵御外来危机冲击。
杨斌教授在论述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时指出，经济学理论与物理学理论的区别是涉及人类的复杂动机和行为，超出相对狭窄的适应范围后人类行为会发生灵活多样改变，应该借鉴侦探科学方法仔细考察理论适用范围和失效证据，提出具有更为广泛适用范围并有效解释新证据的新理论假说。侦探如果沉溺于对适用于某些案件的理论假说进行数学化，忽视理论失效的新证据并不去提出新的理论假说，肯定会因抓错凶手而被视为是荒唐可笑的愚蠢侦探。值得关注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正是采用了这样一种忽视现实证据的错误方法，忽视市场供求均衡理论在供求缺口过大时的严重失效，沉溺于将适用范围狭窄的理论进行复杂的数学化，令人误以为这样就能促使经济学像物理学一样具有科学性，其实就像侦探不考察新证据而用数学公式来破案一样荒唐可笑。评价涉及人类的复杂动机和行为的经济学理论像破案一样，关键是应该简单明了地有效解释所有的现实证据，而不应该无视任何现实证据而沉溺于建立深奥难懂的数学模型。中国应该要求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废除经济论文必须建立数学模型的错误规定，因为，人类的复杂动机和行为难以像机械一样用数学公式来描述，西方经济学用复杂数学模型掩盖了市场均衡理论的特定适用范围，掩盖了其忽视泡沫经济和经济金融危机的严重缺陷，不利于学术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市场失灵理论，将会削弱中国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并误导经济改革的政策制订。
【封面】
金融软战争
—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
杨斌著
中国大股灾见证了国际金融资本掠夺危险
美联储高官坦白炮制大牛市证实作者预言
经济界、广大股民、基民和黄金白银购买者
忽视新金融战争规律随时可能蒙受惨重损失
警惕特大全球危机将民众财富化为虚惘泡影
索罗斯公开宣战预示着金融战争逼近中国
全球各国99％广大民众、中产阶级、企业家
正成为被1％超级富豪垂涎欲滴觊觎的猎物
警惕国际金融资本掠夺全球民众银行存款图谋
新市场失灵理论揭示股灾奥秘与特大危机迫近
鲜为人知的美国“世界经济解体战略”阳谋
漠视美国“世界经济解体”阳谋将危及自身财富
【封底】
杨斌教授的著作《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不仅提前许多年就预见到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且还详细阐述了他的理论观点和对策建议，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应对美国发动金融战争的挑战。最引人注目的是，不同于西方和中国的许多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杨斌教授是能够预见到美国金融危机未来将会引发全球经济灾难的少数学者之一。他的这本系列著作是中国制定决策的领导人的必读之书。
——马耀邦，加拿大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加拿大战略投资家，政治经济评论家，著有《中美关系》、《美国批判》、《美国衰落》等。
杨斌教授的著作论述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金融博弈，美国试图利用中国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削弱中国的金融主权。杨斌教授的著作还揭露了美国对中国金融改革提出的建议和施压，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构成的明确的、紧迫的威胁。所有关心维护中国金融主权和经济利益的人们，特别是对政府、经济界、金融界的人士来说，这是一本必读的著作。
——廖子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国际投资家，著有《金融战争》和《中国出路》等。
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我指的不是伊拉克战争或阿富汗战争，我说的是美国拥有最多财富和最多权势的某些人，对美国工薪阶层的家庭发动的战争，对美国日趋消失和萎缩的中产阶级发动的战争。现实情况是美国的超级富豪正在发动战争，他们正谋求越来越多的财富，他们的贪婪永无止境，只要是妨碍了他们获取更多的财富和权力，他们就丝毫不考虑国家和民众利益。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热门候选人、参议员桑德斯
倘若桑德斯的金融战争指控是子虚乌有的“阴谋论”，就难以赢得美国成千上万民众的共鸣和热烈支持。2015年美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出99％的家庭收入比十五年前下降，除了1％的超级富豪外的大多数富豪也收入下降并陷入困境，这是美国兴起了右翼茶党的愤怒抗议运动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倘若中国实行效仿美国金融模式的改革，开放资本账户管制并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国广大民众和大多数富豪将会面临痛苦的命运，关心自己命运的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富豪都应认真阅读本书，以避免比大股灾还要严重千百倍的灾难。
目录
序言：残酷的全球金融战争屠杀战场
中国大股灾惨痛损失与金融战争掠夺
全球大萧条与掠夺民众存款的威胁
美国构建全球金融快速打击能力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启蒙思想家谈金融战争
推荐序：迎战全球经济危机急需的独特著作
独特视角鉴别真伪
与众不同的全球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
从实际出发涉及诸多领域的对策建议
第1部分全球大萧条与金融战争逼近国门
第1章大危机边缘：假复苏、真动荡
中国从种种迹象应领悟到美国正准备主动刺破虚拟泡沫制造巨大全球动荡，包括年初欧盟的罚没民众存款挽救失败银行的新金融法规生效、全球各国股市普遍暴跌和中国股市触发熔断机制，美联储宣称不再巨资救市挽救华尔街主人的反常举动，中国向第三产业转移资源落入虚拟金融陷阱并爆发大股灾，这一切都离不开美国的顶层制度设计和具体市场操纵，中国公安部发现具体市场操纵证据后还应乘胜追击并弄清战略图谋，倘若目光短浅就随时可能被突发的金融大海啸的巨浪吞没。
2016年全球和中国股市动荡的严峻挑战
全球股灾、经济疲软病因与栽赃嫁祸中国
美国误导各国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
美国主动刺破泡沫制造巨大动荡的种种迹象
美联储高官坦白证实了我多年来的分析
金融监管、欺诈作弊与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的改革效果
全球大萧条威胁与中国应对策略
应对美国打压油价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全球经济疲软与美国股市一枝独秀
2014年以来美国强劲经济复苏的真相
借鉴侦探方法鉴别美国复苏的重要意义
美国经济利好消息真假之辩
美国的复苏景象眼见亦不一定为实
第2章金融战争：事关国家兴衰、百姓福祉
希腊债务危机近年来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西方媒体几乎是众口一词指责希腊民众反对紧缩政策，批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政府搞民粹主义对抗改革，谴责希腊的大政府、高福利导致了负债累累，要求希腊实行削减政府支出、社会福利的结构性改革。多年来我曾一直撰文指出希腊危机根源并非是高社会福利，而是美国对欧洲发动的掠夺财富的金融战争，今天我的观点得到了英国前央行行长莫迎•金的证实。
金融战争给美国广大民众造成巨大灾难
英国央行前行长揭露希腊深陷危机真相
希腊暴乱悲剧值得世界各国民众高度警惕
希腊被逼迫出售垄断性国企加重经济危机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隐蔽经济金融战争
如何看待美欧深陷债务危机并呼吁中国援助
危机具有摧毁美欧金融体系的巨大能量
危机迫使美国采取特殊手段维护全球霸权
第3章警惕全球民众存款面临掠夺威胁
2016新年伊始欧盟开始生效的新金融法规意在掠夺民众银行存款，可能像大萧条一样带来货币供给崩溃和国民经济瓦解的灾难。美欧提出的新金融法规不仅是为满足金融财团掠夺存款的贪婪，还是为制造更大社会恐慌来加速实体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解体。中国深化金融改革应具有战略眼光并且应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借鉴罗斯福时代和西方社会改良时期的成功经验，采取有效措施创造出具有更高效率、更加安全的银行存款保险模式。中国应坚持国有银行全额存款保险制度的意义不局限于存款本身，银行危机爆发时唯有实行全额存款保险才能杜绝挤兑存款恐慌。
2016年新年欧盟新金融法规生效
美英金融法规与掠夺民众银行存款
美欧政府债务危机与掠夺民众财富新趋势
掠夺民众存款与金融衍生品核弹
中国应借鉴罗斯福时代的成功经验
存款保险制度、金融衍生品与深化改革
第4章股灾泡沫危害与新市场失灵理论
2015年中国股灾的惨重损失显示出资产泡沫膨胀的巨大破坏性，其重要成因之一是流行市场经济理论忽视了泡沫经济的危害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撰文指出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对泡沫经济这种造成巨大危害的市场失灵视而不见，致使各国政府不能及早采取措施避免泡沫经济形成，反复出现了日本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风暴、次贷危机等灾难。我们有必要发展新的市场失灵理论以矫正西方经济学的缺陷，对于当前深化改革开放并避免全球金融动荡频发的冲击，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新市场失灵理论还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股市泡沫危害呼唤新的市场失灵理论
美欧金融变迁与特大经济危机理论
大股灾、金融衍生品与中国改革方向
突如其来的股灾：金融恐怖袭击案例
新型“金融战争垄断”的屠杀机器
警惕“国际接轨”接来“金融魔鬼”
大股灾反复爆发呼唤新股市模式设计
警惕大股灾危险迹象重现房地产市场
美国股市长期徘徊在泡沫崩溃边缘
美国金融大鳄悄然撤离股市
伯南克讲话暴露股市泡沫真相
2008年全球及中国股灾是金融战争酿成的人祸
中国应做好准备应对美欧动荡风险
第5章美国量化宽松与唱空中国玄机
美联储以挽救经济危机为借口反反复复投入巨资救市，实际上是发动一场谋求全球霸权的经济战争，华尔街一手造成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危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给予了更大权力和利益，所有这一切都是隐秘地、悄悄地进行的。他们让上亿民众陷入贫困但却给发放自己巨额奖金，他们已将经济危机变成了获利巨大的经济战争武器，并且将反复不断运用经济危机武器来掠夺更多的财富，这意味着全球各国和美国的民众将持续不断被“剪羊毛”，陷入越来越深的贫困状态甚至基本生存也受到威胁。美联储滥发货币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以隐蔽方式向民众征收通货膨胀税，通过“剪羊毛”掠夺民众财富并暗中输送给华尔街。
美欧反复救市是残酷的金融战争掠夺
美国量化宽松是隐蔽的通货膨胀税
警惕美国对中国输出通货膨胀与政治动荡
西方唱空新兴经济与全球金融震源剖析
唱多美国、唱空中国暗藏玄机
黄金暴跌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利空
西方媒体掩盖金融战争与舆论战反击
第2部分全球诡异乱象与软战争理论
第6章从新市场失灵理论到软战争理论
杨培新论述的市场失灵理论与我的软战争理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对于研究当代美欧金融资本主义和金融危机的新特点，防范美国通过人为制造金融危机发动金融战争掠夺全球民众财富，维护中国经济金融安全和民众财富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杨培新所论述的西方经济学忽视的市场失灵现象，正在被当代美欧金融资本主义广泛用来牟取投机暴利，特点是人为制造过大供求缺口操纵价格暴涨暴跌，利用价格剧烈波动风险进行恐吓推销金融衍生避险工具，金融衍生品规模远远超过原发风险变成赌博骗保工具，利用危机敲诈数十倍于原发风险的金融衍生避险索赔，将酿造金融危机和威迫救市变成金融战争掠夺武器。
四大家族、市场失灵与全球金融动荡
杨培新经济思想与软战争理论的学术渊源
市场失灵、泡沫经济武器与金融战争
社会改良、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动荡
第7章新市场失灵理论与兼治通胀、失业奇迹
一些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模仿美欧的市场经济，往往忽略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曾经有过激烈争论，许多经济学家曾主张采纳美欧推荐的所谓全面、系统改革方案，遭到了解放前就熟悉市场经济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如杨培新的反对，阻止了中国改革受到西方误导并避免了俄罗斯改革的灾难。杨培新虽然没有从软战争角度来批评美国推荐的经济政策，但是通过撰写大量著作、文章明确指出了这种政策危害，启示作者深究原委、进行理论创新并提出了软战争理论。
西方学者承认解释中国成功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改革奇迹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理论
发展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与市场经济理论
稳妥处理货币与物价关系兼治通货膨胀与失业困难
附录1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附录2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典礼上杨培新先生的颁奖辞
第8章人类文明面临史无前例的动荡挑战
当前美国在面临债务危机升级和巨大泡沫濒临崩溃的压力下，正采取前所未有的全球扩张行动转嫁危机、输出动荡。美国前助理财政部长保罗•罗伯特博士称这种不顾一切的贪婪，完全有可能摧毁西方文明并殃及整个人类文明。
全球经济危机令西方各种理论流派失效
利比亚惊人混乱被西方国家集体忽略
西方民主理论、文明理论遭遇尴尬失败
第9章国际动荡乱象激发、推动理论创新
“软战争”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但是，正视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演化出了复杂多变的表现形式，不仅具有分析、判断经济趋势和市场变化的预测价值，而且具有维护国家稳定、经济安全和民众财富的决策价值。
从美国国际战略转变到“软战争”理论
“软战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新视角
“软战争”理论与洞察当今世界诡异乱象
“软战争”理论与破除美欧模式迷信
“软战争”理论具有预测危机和防范风险价值
第10章美国的“世界经济解体战略”阳谋
1974年在南方国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联大决议通过后不久的1975年，美国的统治阶层紧急调动国际专家智囊，启动了寻求阻止全球霸权衰落对策的研究项目，这样出笼了此后影响全球数十年直到今天的新战略：“促使世界经济走向有控制解体的战略”，西方大众媒体虽然有意对此回避但却是事实确凿绝非“阴谋论”，那些虽然未广泛传播但却是公开的出版物可以清楚地证明。
中央情报局亲手催生新自由主义模式
联大决议促使美国谋划世界经济解体战略
以隐蔽的休克震荡推动世界经济解体
新自由主义、巧实力与世界经济解体
梁孝：美国对华新遏制战略的目标、实质和根源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以来，对中国进行严厉的贸易制裁，打击中国科技龙头企业，进而进行高科技封锁。实际上，贸易制裁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美国对华正在实行新遏制战略。那么，美国对华新遏制战略的目标和实质是什么？美国统治集团对华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重大转变呢？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来看，美国金融资本集团是新遏制战略的推动者，其最根本目的是通过遏制中国的高新科技发展来遏制中国，维护自己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垄断地位，维护自己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统治地位。本文结合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积累制度的本质、形式、国际产业链制高点竞争等问题，来分析美国对华新遏制战略的目标、实质和根源。
一、美国对华新遏制战略的概念界定
以及我国学界的研究现状美国对华的新遏制战略是相对于冷战时期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遏制战略而言的。“二战”结束后，美国统治集团认为，美、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二者之间的竞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美国要生存，就必须要“遏制苏联扩张，阻止苏联破坏美国重要利益，破坏共产主义的理念和实践。遏制，即阻止苏联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这种遏制的目的是击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上不可避免的发展的言论”。简单地说，美国针对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的遏制战略，经济上要竞争，军事上要对峙、威慑，意识形态上要颠覆马克思主义，地缘战略要地上要争夺，其最终目标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美国遏制战略的展开是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的国际格局为背景。这两大阵营是由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组成，形成了两大经济体，也形成相对隔绝的平行市场。而现在美国对华实施的遏制战略，则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加深，因而具有不同的遏制形式，故称之为新遏制战略。
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尤其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引发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对华战略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虽然有着不同的理论背景，但学者们达成高度共识，即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发生历史的、深刻的、本质的变化，中美关系不再是“斗而不破”，其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加。
学者们对美国新的对华战略的主要分歧在于其本质和根本特征。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美国新的对华战略是一种遏制战略
俞建拖、卢迈认为，“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完成了由接触向遏制的转型”，贸易战是“一场未加掩饰的遏制”。郝月峰提出，“越来越显示出美国开始逐步放弃‘遏制＋接触’战略，向‘遏制＋竞争’转变”。刘国柱认为，“今天美国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其实质是经济战，核心是打压中国的崛起，尤其是阻止中国经济由大变强”。也就是说，作者认为经济战实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崛起。曹先玉认为美国对华实行的是一种成本加强的竞争性战略，这种战略“将进一步加大中国的战略压力，增加中国的安全与发展成本，使中国的内外环境更加复杂”，而这种战略正是借鉴了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对苏联成本强加战略，美国新的对华战略继承了美国冷战时期遏制战略的一些重要特征。徐坚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是历史性的，中美关系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风险，美国现在的对华战略有可能发展为冷战式的遏制战略。
（二）美国新的对华战略是竞争战略，本质上是战略压制
吴其胜提出，“鉴于短期内两国在实力对比和发展模式上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除，战略竞争将会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赵明昊提出，“一种明显区别于‘接触＋防范’战略的竞争性对华战略正加速形成”。张文宗提出，特朗普政府“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其“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吴心伯提出，美国对中国在经济、外交、安全等领域施压，尤其是谋求在高新技术和国防产业领域与中国脱钩，“中美关系从合作与竞争并存模式转向竞争主导型模式”。
（三）美国对华新战略正在从接触走向全面防范或规锁，但不是遏制战略
韦宗友认为，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人文、两岸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举措，强化对华制衡与牵制”。楚树龙、陆军认为，美国“对华战略日益转向把中国定位于‘战略竞争对手’的‘竞争战略’，并在经贸、科技、网络、军事、司法、文教等众多领域强化与中国的‘竞争’及对中国的制约、限制、平衡与防范。达巍认为，随着中美国力对比变化，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思想从‘接触’演进到‘接触＋防范’，再到‘接触＋规制’”。薛力认为，“美国对华战略已经从‘两面下注’转变为‘全面防范’，但并没有把中国看成苏联那样需要加以遏制的敌人（enemy），而是看作需要严加防范的对手（riva）”。张宇燕认为，中美关系正在进入质变期，美国对华政策由“接触”走向“规锁”。“‘规锁政策’的核心是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规锁”政策有遏制的因素，但不同于美国当年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遏制战略。不过，它可能会走向遏制。
总体来看，学者们都承认美国对华战略的意图是抑制、规范、规锁中国发展，其竞争性在强化。学者们的分歧在于“遏制”因素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比重。有的学者认为这已经是赤裸裸的遏制战略。有的学者用竞争战略这一概念，并认为其实质是战略压制，这实际上已经表达了“遏制”的内涵。以张宇燕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美国对华战略是一种“规锁”“防范”，但还不是美国冷战时期对苏联的遏制战略。
从具体政策来看，美国对华新战略确实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有很大不同。但是以张宇燕为代表的学者们忽视了国际背景的不同。如果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来看，从产业链制高点争夺来看，“规锁”本质上就是一种新形式的遏制战略。这种遏制战略的目标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遏制中国的高新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把中国“规锁”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中低端，由此确保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对华新战略是一种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新遏制战略。
就美国对华实施的新遏制战略这个问题，很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是从中美国力此消彼长的结构性矛盾来分析的，这种分析的理论依据实际上是在美国学界比较有影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霸权转移理论。这些理论能够描述中美关系，但又有可能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往往会不自觉地得出结论，即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是维护其利益的正当反应。也有学者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研究中美贸易战，认为“美国政府发动世界贸易战的实质：争夺和占领（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美国政府发动世界贸易战的根源：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但是，这些学者忽视了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形成以各列强为中心的、相对孤立的经济体。而今天美国对华新战略的国际环境则有着巨大的差异，贸易战不是简单地争夺市场，而是要争夺全球产业链制高点。
针对以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链制高点竞争、超额垄断利润、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维护其主导的积累制度出发，阐释美国对华新遏制战略的目标、实质和根源。
二、新遏制战略的目标是控制国际产业链制高点，实质是维护超额垄断利润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美国对中国的新遏制战略的目标是通过各种手段遏制中国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遏制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将中国锁定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这样，美国就可以通过控制国际产业链制高点，攫取超额垄断利润。这是美国遏制战略的实质。在当今时代，高新科技是国际产业链的制高点，是各国争夺的焦点。
20世纪70年代，面对“滞胀”之苦，美欧跨国公司开始推行全球一体化战略。这种全球战略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统一产品规格，并将每个分公司都变成专门生产制成品的某个个别组成部分的单位”。这些跨国公司为了实现最高利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科技研发、品牌开发、产品设计、投资、生产、销售。在跨国公司推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有两点非常关键。其一，跨国公司牢牢掌握着核心技术。一般来说，跨国公司的母公司、研发等战略性部门都会保留在母国。它向外转移的大多为生产、制造、组装部门。这样，跨国公司就可以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品牌、销售渠道来控制整个产业链，掌控定价权。其二，在推行一体化过程中，国家间巨大的劳动力价格（就相关生产环节来说，生产水平是接近的）差别是跨国公司巨额利润的重要来源。
在美欧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国际产业分工进一步深化，形成一种新型的国际产业分工：产品内分工。在产品内分工中，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某个特定产品的特定生产环节，并由此获得一定的利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特定产品的国际产业链。国际产业链有相应的价值链，不同国家承担特定产品产业链的不同的环节，获得不同的利润。一般来说，从价值链来看，技术研发、专利、品牌标准制定等产品的开端环节和市场营销、服务等产品终端环节的附加值是非常丰厚的，而制造、组装等中端环节的附加值是最低的。在国际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中，核心技术及其研发能力是附加值最高的环节。
美国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安迪·凯斯勒通过分析东芝笔记本电脑的利润分配，形象地说明了核心技术在产业链中的决定性地位。在美国一台东芝笔记本售价1000美元。东芝公司生产过程中需要从美国购买英特尔芯片，价值300美元，购买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50美元。这样，美国进口一台东芝笔记本电脑，就会在对日贸易中出现650美元的贸易逆差。但是，从产业链的利润分配的角度看，东芝公司生产、出售一台笔记本电脑仅获得利润50美元。而一个英特尔芯片的利润是250美元，一个视窗系统的利润是49.95美元，美国公司获得利润是日本公司的6倍。因此，安迪·凯斯勒说：“实际上，我们正在经历顺差……正在经历利润顺差。”
在一定意义上，核心技术决定着国际产业链价值分配的格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现代产业链理论所说的高附加值，其实质是美欧跨国公司凭借对核心技术、品牌、标准制定和销售渠道等环节的垄断而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是从发展中国家转移走的劳动剩余。
美欧跨国公司之所以把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生态成本大的制造和组装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就在于后者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资源和廉价的生态环境。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生产领域的生产水平必须达到美欧跨国公司的要求。就相关的制造、组装环节来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基本上是相同的。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要付给工人较高的工资，而这些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后，同样的生产标准，同样的劳动，跨国公司只付出非常低廉的工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同样的劳动创造同样的价值，同样的制造、组装环节，同样的生产率，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创造的劳动价值是一样的。美欧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相关产业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相同的劳动。二者之间巨大的价格差额形成跨国公司极其丰厚的利润，成为超额垄断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巨额的利润本质上是跨国公司“无偿”地从发展中国家转移走的劳动剩余。
因此，如果美欧跨国公司要不断地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就必须在国际产业链中垄断核心技术、品牌、标准制定和销售渠道等环节，其中垄断核心技术是关键中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份额。我国外向型经济被整合到美欧跨国资本的产业链中，处于中低端加工制造环节。在国际产业链中，我国和美国是互补关系。在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总是“斗而不破”。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中国产业自然要升级，要向中高端发展，要掌握自主核心技术，要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中国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不能再任人“无偿”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在国际产业链中，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高端领域的竞争关系。中国的产业发展已经开始冲击美国跨国资本的垄断地位。为了维护超额垄断利润，美国必然要打压中国。其中，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控制国际产业链高新科技制高点，自然成为美国遏制战略的重中之重。
三、新遏制战略的根源是美国金融资本要维护其主导的积累制度
美国金融资本统治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凭借“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从全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提取财富。但是不管如何，金融资本最终依赖实体经济，而跨国公司的超额垄断利润是美国金融资本统治地位、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的最重要的实体经济支柱。美国金融资本出于其根本利益，必然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其金融统治的命脉。
20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滞涨的形式再次来临。在解决滞涨的过程中，美、英推行新自由主义，取消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管制，推动金融自由化。到了90年代中期，美国形成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金融资本主导着工业资本，衍生出庞大的金融虚拟经济，不断地从全球的工业、农业中提取利润，从金融企业中分享收入，另外还有利息和红利。
在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下，金融资本的逻辑压倒工业资本的逻辑。金融资本短期高利润的要求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化策略最强劲的推动力，而凭借在国际产业链中控制科技制高点而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跨国公司成为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积累制度的最重要实体经济支柱。
首先，金融资本要求投资周期短、收益高。“金融资本决定性的选择，主要是根据所持资产在金融市场的情况，优先考虑的是其‘市值’。”金融机构根据短期高收益的标准对能够快速升值的高“市值”资产进行投资，个体投资者则根据各种基金的收益不断转移自己的投资。
美国学者戴维·C.科顿对这种短周期、高收益的金融投资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互惠基金的成绩每天都在世界各大主要报刊上刊登，每个月和每个年度都有无数的部门在比较基金运转的情况……对互惠基金的经理人来说，所谓短期投资就是指一天或更短的投资，长期投资可能就是一个月。”】
其次，金融资本短期高收益推动跨国公司实行全球一体化策略。
金融资本要求短期高收益，而工业生产需要较长的生产周期。正常的工业生产周期已经不能满足金融资本的要求，而通过产业转移，利用新兴工业体的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就成为跨国公司迅速提高利润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沙奈认为：
【“新经济时代有新技术支持，但金融投资者的股票收入所‘必须’的利润水平、超额利润的实现，仅依靠本国经济已经不可能，因此，部分在美国生产的产品需要转向低工资国家生产，之后产品再进口到美国……廉价的福利—工资，对工资上涨的限制，成为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得以生存的一个原因。利润返回国内使华尔街主要金融市场上的上市公司可以公布它们专门用来支撑其证券和整体市场行情的那部分利润。”】
再次，跨国公司的超额垄断利润支撑着美国虚拟经济。
跨国公司在新兴工业体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保证了公司在资本市场的价值。各种机构和个人根据“市值”和对“市值”的升值“预期”对公司股票进行投资，而这些投资又进一步推高“市值”，进而进一步吸引全球投资者，再加上金融杠杆运作和各种金融衍生品，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从美国金融市场中衍生出庞大的虚拟经济。正常的工业、农业生产周期是投资———生产产品———出售———利润，虚拟经济的周期是投资———利润，以钱生钱。金融投资演变为金融投机，各种投资者在虚拟经济中投机套利。美国虚拟经济已经脱离实体经济，本质上是巨大的金融泡沫。但是，在金融危机没有爆发时，这个巨大的金融泡沫能产生虚拟财富效应，并形成真实的消费能力，它不断吸引着全球金融投资和投机。虚拟经济成为美国金融资本进行资本积累最直接的手段，直接从美国社会、从全球攫取巨额财富。
最后，来自国际产业链的超额垄断利润是美国金融资本统治的命脉。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真实的社会财富是从生产中创造出来的。金融机构作为生产服务的中介部门，它并不创造财富，只是分得一部分劳动中创造的财富，美国金融资本正是通过虚拟经济投机套利获得巨额财富。但是，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财富，美国金融资本只不过是从美国、从全球生产部门中转移、攫取了巨额财富而已。不管美国虚拟经济如何发达，它最终需要实体生产部门的支撑。在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情况下，美国跨国公司通过控制产业链制高点而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是这种信心和预期最现实的支点。如果没有这种超额垄断利润，美国金融资本以短期高收益为特征的资本积累就无以为继。如果没有这种超额垄断利润，支撑美国虚拟经济对未来财富的信心和预期就会消失，美国资本市场就会失去大量国内和国际投资者，虚拟经济就会随之崩溃，而美国金融资本也就失去了从全世界攫取财富的最重要手段，美国金融资本的全球统治地位也就随之终结。
因此，从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的本质和特征来看，由控制国际产业链制高点而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是美国金融统治的命脉。中国正在依托制造业进行高新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这在美国金融资本看来，已经威胁、动摇了其对国际产业链制高点的控制，影响其获得超额垄断利润。美国金融资本为了维护自己全球统治地位，自然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其统治。这是美国对中国实施遏制战略最深刻的社会根源。
四、美国新遏制战略再次证明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企业冲击美国就业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等，是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最主要的借口。如果不去纠缠美方各种强词夺理的细节，而是从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的本质、形式和后果来看，就会发现，这些问题根本不是中国造成的，而是由美国金融资本自身的寄生性和腐朽性造成的。
第一，美国金融资本是世界经济体中最大的寄生物。
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就在于，它不创造真实的财富，却不断地从世界经济的财富生产中攫取巨额财富。在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下，跨国公司把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新兴工业体，由此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这些产品中的一部分在美国被消费后，形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一部分。同时，超额垄断利润吸引全世界投资者投资美国资本市场。
【“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流向这里的资金，其目的都在于向华尔街投资以获取股市带来的意外收获，正是这些巨额资金填补了美国外贸经常项目总是极高水平的贸易赤字；另一方面，居民的家庭债务则以人为的方式造成了一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使美国的国内生产总量和很大一部分世界供给找到了出路，华尔街超高的股市行情是这一机制的美国对华新遏制战略的目标、实质和根源核心。”】
也就是说，美国的资本市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虚拟经济，就是美国金融资本从全球经济体系攫取财富，进行资本积累的机制。美国金融资本是最大的受益者。
英国财经媒体人保罗·梅森用简洁的语言概述这种经济格局，“我们已经见证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所产生的结构不均衡问题：亚洲是生产者，美洲是消费者；亚洲是贷款方，美洲是借款方；亚洲是出口方，美洲是进口方。在谈论这种情况前，有必要搞清楚谁是这种阴阳布局的受益者。绝大多数受益者是美国的资本家和西方国家的消费者”。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从全世界进口产品，同时美国又是最大的借贷者，通过资本市场及其衍生的虚拟经济从全世界吸引资本回流美国，就这样循环往复。在所有国家中，只有美国凭借美元霸权能够这样做。在这些被消费的财富中，除了美国实体经济生产部门真正创造的财富外，一部分是转移了其他国家的财富，一部分是预支未来的财富预期。在这种经济模式的运行中，美国经济有着令人瞠目的寄生性，而这种寄生性的核心就是美国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不过是这种寄生性的外部现象而已。
第二，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冲击美国就业，加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
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追求短期高利润，美国制造业投资无法满足这个要求，由此形成美国产业转移，形成制造业空心化。与此同时，在短期高利润的压力下，美国产业巨头开始产业重组。产业重组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减员增效，也就是大幅度裁员和减薪。只有这样，才能短期内迅速提高公司利润，在资本市场吸引投资者，迅速提高公司市值。在这个进程中；一方面是一些工人失业，一些人原有收入降低；另一方面则是股东们的资产迅速升值。
“iPod”（苹果公司音乐播放器）的国际化战略就非常有代表性。苹果公司在美国有员工13920人，在美国境外有员工27250人，其中境外员工中中国员工有12270人。在工资分配中，美国境外员工的总收入不到3.2美亿元，而美国员工总收入接近7.5亿美元。在美国员工中，7789名零售以及非专业人员的总收入仅为2.2亿美元，而6101名工程师和其他一些员工的总收入则超过5.25亿美元。约15％的员工占有工资总额的49％。这里还没有计算苹果公司股东的金融收益。苹果公司内部收入的两极分化折射出的是美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美国资深财经媒体人克里斯蒂娅·弗里兰说：
【“这一点值得强调，是因为一些美国学者和政治家喜欢将美国的经济困难归罪于估值偏低的人民币和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苹果公司的例子中，这两项只是次要原因。”】
同时，在美国虚拟经济的迅速膨胀和泡沫破裂的过程中，财富迅速向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人转移，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对于这种极端两极分化，克林顿总统任期时的美国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赖希举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2005年，比尔·盖茨的身家是465亿美元，沃伦·巴菲特的身家是440亿。当年，位于美国收入分布图底部的40％约有1.2亿人，他们的财富总值约为950亿美元”。由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导致美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剧，社会财富极端两极分化就是其最明显的病症之一。美国以各种借口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遏制中国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转移国内民众不满，转嫁危机。
第三，美国金融资本已经开始成为阻碍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力量。
列宁认为，金融资本由于其垄断地位而必然具有腐朽性，
【“这种垄断还是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它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
美国金融资本的垄断地位决定了它的腐朽性。2014年4月，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威廉·林恩在一次演讲中对美国的军工研发表示担忧，他指出，虽然美国国防承包商的股价和利润持续增长，但研发投入却在下降。主要承包商们都将精力集中在如何通过股权回购和增加分红来提升股价上，而不是增加投资，研发对提升未来竞争力至关重要的下一代、变革性技术。2013年通用动力研发投入仅占总销售收入的1％，洛克希德·马丁为1.5％，－3通信、诺格和雷神约为2％，远低于十年前3％的普遍标准。当通过垄断地位和投资资本市场就能够迅速赢得巨大利益的时候，科技创新的动力也就自然减弱了。
美国金融资本的腐朽性还表现在，它不是通过提高美国的科技创新水平来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希望通过各种打压手段、遏制竞争对手的科技发展来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科技是在竞争中发展的，而美国则找出各种借口，谋求垄断，遏制科技竞争和发展。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将其腐朽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梁孝：社会主义走早了吗？
（上）
1956年底，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在中国传统纪年中，60年为一甲子，有着特殊意义。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将继续影响我国未来的发展。但是，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很多人存在一种疑虑，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如何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苏联在半个世纪间经历急剧的兴盛与衰亡，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产生更多的质疑，社会主义是否走早了呢？是否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呢？如果是，那么，顺理成章的问题，我们是否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呢？换成抽象一点的说法，我们是否应该回归世界潮流的主流呢？在我国思想领域，尤其是互联网和新媒体，各种思潮正在展开激烈的争鸣。而思潮风暴的中心，就是如何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和评价，同时也是对改革开放的评价。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应该做什么？这四个问题有着内在的逻辑。就我国的现代史而言，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是这四个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它涉及到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同时，也是对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理解。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是某一两个领导人主观选择、设计的产物，而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发展为现代工业国的必然要求，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它能够集中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推动工业化。国家安全、工业化与社会制度变迁是三位一体的。这是本文讨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切入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学习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走早了吗？与之相应的一个问题，就是俄国的社会主义走早了吗？那么，自然还会出现一个问题，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否超前了呢？为了论述这些问题，本文将追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中心的东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框架内，勾勒斯大林模式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必然性。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悖论——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由来已久的困惑
社会主义走早了！持这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笔者本人70年生人。在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位喜欢思考的同学就找到政治老师，说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明显建立早了。政治老师给他讲了半天，最后不知怎么自己也绕进去了，最后怒斥一声：“废什么话！让你怎么答你就怎么答！”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自己亲耳听到的这样的疑问，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博士同学中都有人提出过。同时，也听到过搞研究的朋友，其中不乏小有名气的博导说过这样的话。之所有这么多人持这种观点，就思想领域来说，是与我们的传统思想教育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做的理论定位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
现实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首先在苏联建立，又被称为“斯大林模式”，它是指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建立在单一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其主要特征是经济、政治和文化高度集中。与此同时，苏联形成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形成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以下简称为传统认识）。但是，这一传统认识对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定位却存在明显悖论，并且能够衍生出否定性结论。
在传统认识中，斯大林模式是在历史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进行定位的。它认为历史发展有必然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与相应的生产关系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决定着社会整体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领域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形成前后相继的五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形态）是继资本主义之后的更高的一种社会形态。从经济基础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因此，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必将取而代之，社会发展随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1956年，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些内容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常识”。
但是，这种认识中存在深刻的悖论，一直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教育工作。
其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悖论。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都发生于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能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提出的跨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到普列汉诺夫提出俄国要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再到苏联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展开的大论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随着苏联解体，这一问题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
其二，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悖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它是在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不可克服的矛盾基础产生的。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几乎跨越一个社会形态的情况下，二者如何契合？“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马克思的论断更是突出了这一悖论。
其三、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活水平的悖论。社会主义应该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生活极大繁荣的社会。但是，在现实中，即使苏联东欧等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生活水平也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称美国为“丰裕社会”，而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却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称为短缺经济。
从这三个悖论自然会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即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按照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它打破苏联的正常发展，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这是一种被扭曲的社会主义形式，并因此造成重大社会损失。反之，如果苏联按照生产力的水平，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再建设社会主义，苏联的成就会更大，损失会更少。因此，苏联应该彻底放弃斯大林模式，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
实际上，这种观点也同样用来批评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一些历史事实似乎也能证明领导人过于急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走早了。在新中国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是新民主主义路线，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是一个为社会主义做准备时期，主要是发展生产力，发展工业，其中，利用民营资本发展工商业是最重要的政策之一。这个准备时期当时估计要经过15年（在苏联帮助的情况下），甚至几十年。到了1952年底，国营企业不断壮大，民营资本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在工业份额中所占比重降到32.7％。鉴于此，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时间预期是10年到15年。但是，从1953年到1956年，仅仅用了三年时间，社会主义公有制就确立了。或者说，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没有充分发展，就迅速国有化，社会主义不是走早了吗？
更重要的是，一旦“社会主义走早了”这个观点确立，那么，社会主义就是“早产儿”、“畸形儿”，就会形成无法跳出的“理论陷阱”，社会中的任何社会问题都能证明社会主义错了，反之，任何建设成就都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因为一谈其功绩，马上就会面临着这样的反驳，即如果不是斯大林模式，而是选择适合当时生产力的社会模式，就会取得更大的功绩！
二、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随意选择吗？
现在网络中的各种讨论，经常说中国应该走这条路，或者走那条路。走什么样的路，实际上是对社会制度的一种比喻。但是，比喻也会带来思维误区。条条大路通罗马。针对目标，可以选择不同的路。但是，在特定的时代，针对一个目标，社会制度是可以随意选择的吗？
答案是否定。任何一种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的社会制度，都不是人为设计的和任意选择的，而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的，是作为人们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结果而出现的。一种社会制度必然要承担特定功能，解决一个时期特定的历史矛盾。因此，对一种社会制度的评价，主要看人们在当时面临什么样历史难题，这种社会制度是否解决了这一历史难题。而不是相反，用一种理想的蓝图从外部来衡量它，或者根据它所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它的消亡来否定它。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先看两个真实的故事。
杜润生先生是农村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为农村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先看第一个故事。改革之初，经济学家王小强是杜润生负责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年轻人。王小强插过队，下过乡，见过西北农村的贫困生活，写过一篇批判人民公社的文章。文章直指弊端，按王小强自己的话说，“骂得痛快淋漓”。这篇文章也为王小强博得不少人气。第一次见到杜润生先生，别人介绍，这就是写某某文章的王小强。王小强已经听惯了赞扬，还等着老先生夸几句。谁知，老先生看着他，严肃地问，你骂得很痛快！可假如你是毛主席，你怎么办？老先生一句话，问得王小强顿时哑口无言。
另一个故事是老先生另一位学生张木生讲的。
建国初，杜润生是国务院农办副主任，又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协助邓子恢工作。邓子恢因为精简农村合作社受到毛泽东批评。有人说杜润生是邓子恢的军师。当时，党内已经决定把杜降到海南岛工作。但是，毛泽东见过杜润生，觉得他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坏，要跟杜谈一谈。结果二人谈笑甚欢，毛泽东还请杜润生吃红烧肉。
吃着饭，毛主席突然很严肃地问杜润生说，如果中国出现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你站在哪一边？杜润生一下懵了，想说实话，又怕毛主席不高兴。毛主席哈哈大笑说，你不用说了，你肯定站在布哈林一边。布哈林有什么错，他坚持工农之间要加强商品交换，慢慢富裕起来。但是时间能等人吗？斯大林要搞重工业化，是为了保卫祖国。为了重工业化他就必须搞集体化，对反对者他肯定要搞肃反扩大化，这是三位一体的。但是胜利者不受惩罚，他把二战打赢了，他是受到环境的逼迫。毛泽东问杜润生，我们拿了苏联142个巨额投资项目的技术、援助、专家，你不一边倒行吗？毛泽东没有因为杜润生倾向布哈林而让他去海南，而是让杜到科学院当秘书长，科学院在当时实行的是秘书长制。
实际上，毛泽东问了杜润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要是斯大林，你怎么办？就像杜润生问王小强，“你要是毛主席你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深刻之处就在于，讨论国家的重大决策，讨论国家的根本制度产生、发展，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必须同情地理解做决策的历史人物，应该看到四个基本问题：第一，他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第二，在解决问题时，他有什么样的资源和条件；第三，时间的紧迫性。问题迫在眉睫，没时间让你研究再研究，没时间按部就班。第四；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只是两利取其大，两害去其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必须付出制度成本。
毛泽东作为决策人，他指出了认识斯大林模式，还有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个重要视角，国家安全、重工业化和斯大林模式的内在联系。在毛泽东看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大方向来说，斯大林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反之，纯粹的学者分析问题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直接参与实践，没有看到历史任务要解决的问题，看不到问题紧迫性，看不到资源有限，看不到各种条件约束，看不到利弊权衡，总是在最理想的状况下设想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然后指责现实决策。
在讨论斯大林模式和工业化的内在联系之前，先追述一下马克思主义对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论脉络。
三、早期设想：落后国家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大工业进入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欧洲列强最初都是通过军事在海上争霸，垄断海上贸易，在海外扩张，不断掠夺殖民地。海外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大拉动了欧洲内部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把现代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推动现代大工业快速发展。这又给欧洲国家的军事侵略、利用廉价商品进行经济侵略提供了巨大的力量。欧洲资本主义凭借这种绝对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掠夺殖民地。掠夺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和争夺殖民地的争霸战争绵延不绝。
如何抵抗西方的军事侵略，如何抵抗西方的廉价工业品，成为其他地区各国家和各民族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现代大工业，这些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敏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世界市场的出现，各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
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如何快速工业化就成为落后国家所面对的核心问题。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提高生产力，建立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提。革命的时间与工业化的发达程度有着内在联系。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阐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
“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这里所谓的“文明国家”指的是英法德美等国家。但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是一种传播扩散式进程，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同步推动工业水平的提高。因此，社会主义是一场世界性的革命，它首先在欧洲资本主义最发达、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爆发，然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再帮助落后国家进行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落后国来说，可以先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然后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下建立社会主义。西欧之外的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扩张中，会经历剑与火的痛苦，但是，也由此摆脱落后的旧制度的束缚，开始发展现代大工业。
但是，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斯大林模式中发生逆转。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从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转变为用社会主义制度推动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而这个转折却被传统认识所忽视。
这要从社会主义革命中心的东移说起。
四、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中心的东移
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否早了呢？
列宁有个著名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必然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首先爆发并取得胜利。
列宁的这个观点是建立在革命中心东移这个重要现象之上的。
190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的理论家考茨基提出了这个著名的观点——革命的中心在不断东移。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中写道：
“现在可以认为，斯拉夫人（在1848年革命时是作为落后保守的反革命力量，作者注）不仅已经跨进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重心正在日益转向斯拉夫人”
“革命的中心正在从西方转移东方，19世纪前半期，革命中心曾经在法国，有时则在英国。1848年，德国也跨进革命民族的行列，而英国则在不久以后脱离了这个行列。从1870年起，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开始失去它的最后一点点革命性。从那时起，做一个革命者和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变成了同义词。正是在这个时代，随着普法战争之后而发生的许多事件，把社会主义以及欧洲革命重心，从法国转向德国。
新世纪开始时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使人们感觉到我们正在面对着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亦即移向俄国。”
“……从西方接受了革命首创精神的俄国，现在可能成为西方革命的动力的源泉。热火朝天的俄国革命运动，看来可能成为清除那种开始在我们队伍中流行的萎靡不振的庸人态度和谨小慎微的政客伎俩的最强大手段，从而迫使斗争的渴望和我们对理想的耿耿忠忱重新像烈火一般燃烧起来。”
“对西欧来说，俄国早就不再是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简单支柱了。现在的情况无宁说恰恰相反。西欧正在成为俄国的反动势力和专政势力的支柱……”
考茨基的文章本意是赞扬东欧和俄国不断高涨的革命。不过，他也同时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已经不在西欧发达国家，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情在降低，而东欧、俄国这些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却在不断高涨。这一革命形势超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判断。
与此同时，伯恩斯坦的观点在西欧产生了重要影响。伯恩斯坦注意到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新变化，如社会结构出现了多样性，资本主义企业中小企业显示出的更强的适应性、工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大量中产阶级的出现。他认为，全球性资本主义大灾变短期内不会出现，世界革命、共产主义是很遥远的事。因此，他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长期任务不是准备革命，颠覆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和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在民主方面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推动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实际是要以改良代替革命。
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革命中心东移”。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提出，不仅存在革命“东移”，而且同样存在“南移”。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南欧也出现了革命的苗头。
列宁高度关注这一现象，而且，更进一步，他看到了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1913年，列宁在针对亚洲兴起的民族革命浪潮所写的一篇短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中说到，“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的。但整个年轻的亚洲，即亚洲数亿劳动者，却有着一切文明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做他们的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胜利，这这一胜利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都解放出来。”列宁把无产阶级革命和第三世界国家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相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向东方传播，本质上是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内在地结合起来。
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缘
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为什么不断东移呢？
在这里，首先要介绍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中心资本主义和边缘（也有用外围）资本主义。
很多人说，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已经习以为常。人们在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在说欧美日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但是，全世界还有那么多国家，早就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为什么没有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呢？在世界体系理论（还有依附理论看来），欧美日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区，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则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区。
资本主义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它是一个全球分工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资本积累为最高目标，具有“中心—边缘”的等级结构。发达资本主义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而其他国家处于边缘位置。从国际专业分工来看，中心国家处于国际经济分工的高端，而边缘国家则处于低端位置，两者之间形成不平等交换，边缘国家的财富不断地流向中心区。中心国家利用技术垄断、金融垄断、对战略资源的控制、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等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中心地位，以此获得超额垄断利润。
“中心－边缘”这种等级结构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中心国家的超额垄断利润是以边缘国家不发达为前提。因此，只能有少数国家居于中心地位，而大多数国家只能处于边缘地位。边缘国家并不是所谓的“传统”国家。它们在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军事侵略和经济渗透下，其传统社会已经瓦解。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和政治军事压迫下，其民族资本主义难以正常地发展起来，被迫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并形成畸形的政治、经济结构。这些边缘国家想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英法德那样的中心发达资本主义，这基本上是幻想。
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东移，本质上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从中心区转向边缘地区，它是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部的深刻调整密切相关。
1870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危机，资本主义迅速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这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深刻调整。为了缓解危机造成的国内矛盾，对内，资本主义经济上走向资本垄断，而政治上则给工人以选举权，在社会方面开始实施一些福利制度，在文化上则宣传民族主义。对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英国外）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对外扩张，争夺殖民地，扩大原材料市场和商品市场。这就形成了“宗主国——殖民地”为形式的地缘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一些政治经济措施也缓解了资本主义矛盾。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趋势弱化，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而随着资本主义扩张，新的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则阶级矛盾激化，无产阶级革命形势高涨。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则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俄国和中国爆发革命的原因。
列宁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征。他指出，在帝国主义已经瓜分世界完毕的情况，“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因此，世界革命不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在欧洲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欧洲大资产阶级及其在第三世界国家代理人的斗争。
这样，社会主义运动形成了一个大分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弱化为民主社会主义式的改良，而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这种分流是与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对外剥削压迫来缓解内部矛盾有着内在联系的，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东移的根本原因，这二者是绝对不能割裂的。
六、斯大林模式：无产阶级政权、超高速工业化和落后的工业基础
从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与边缘结构的来看，作为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有两个运动方向。一个是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通过扬弃发达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建立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就属于这一类。但是，由于超额垄断利润提供了改善工人生活的条件，这一方向开始放弃马克思主义，弱化为改良主义，其代表是民主社会主义；另一个是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它承担了发展生产力，推动落后民族工业化这一历史使命，斯大林模式就是这一方向的代表。它是边缘国家为了应对中心国家的剥削、压迫，摆脱附庸地位，寻求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
斯大林模式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落后国家的快速工业化。不管赞成还是否定，人们都承认斯大林模式推动了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工业化在斯大林模式中的核心地位，忽视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与斯大林模式的内在联系。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工业化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提条件，而是成为了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任务。
俄国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初，以列宁为首的领袖们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工业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然后，支持和推动世界革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最后，在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没有发生，初创的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孤立无援，面临着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包围，政权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工业革命爆发以后，没有现代大工业就没有强大的现代国防，就无法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样，在苏俄，落后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生存问题产生了内在联系。快速工业化，尤其是涉及军事工业的重工业化，成为苏俄（苏联）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
十月革命后，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建立。随之，国内爆发内战，帝国主义国家也联合起来进行干涉，支持叛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苏联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包括国内贸易国有化、余粮收集制、实物配给制、劳动义务制、全部工业国有化。简单地说，除了保持一个人生存所需外，其余物资全部由国家控制，由国家配给。在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革命领袖们确实有一种设想，就是由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1921年，这一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甚至连当初支持布什尔维克的喀琅施塔德要塞的水兵也发生了叛乱。列宁审时度势，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允许一定的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允许私人企业，以此来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力，缓和国内矛盾，并在经济的均衡发展中进行工业化。
新经济政策虽然对苏联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与苏联的快速工业化这一核心问题逐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俄国本身的工业发展水平很低，再加上多年战争，苏联的工业水平就更低。所以，仅凭苏维埃政权所控制的国有企业自身的积累，无法进行快速工业化，它必须从非国有经济中获得剩余产品，扩大积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称之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越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越严重，该国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越小，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越要被迫依赖于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部分剩余产品的转让，靠在它自己的生产基础上来积累的比重就越小”。
但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过程中，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富农阶层控制着剩余的粮食，拒绝购买高价的工业产品，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一方面城市缺乏粮食，没有粮食出口换取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工业品卖不出去而积压在仓库里。工业与农业两大部门之间产品交换出现断裂。在这种情况下，新经济政策已经无法完成苏联快速工业化这一历史任务。1929年，斯大林以铁腕结束新经济政策，实行快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形成了现在所说的斯大林模式。而几乎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生大危机，国际形势骤然紧张，战争威胁加剧，这也让苏联领导人感觉到超高速工业化的迫切性。
因此，斯大林模式中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为超高速工业化服务的。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为了获得重工业化积累的资金，只能通过压低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并通过计划经济，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统一地、合比例地发展基础工业和战略工业部门。现代大工业体系也不可能建立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为了从农业获得工业积累的资金，为了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循环，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也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斯大林模式是为实施一种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赶超战略服务的制度，它把社会主义运动与落后民族的工业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落后国家工业化，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为卫国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斯大林模式承担起了它的历史使命。当然，社会的这种急剧变化自然会触动不同阶级的阶级利益，出现各种形式的反抗，由此带来激烈的斗争。这是落后农业国迅速工业化的沉重代价，它与错误的历史抉择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林建华：解码新征程创造新奇迹
今天，中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已经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将创造出新的、更大的奇迹。
小康、现代化：中国人民念兹在兹的两个重磅语汇
小康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但是，今天的小康社会早已不是古人眼里的“朦胧画”，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手里的“工笔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使用“小康”“小康之家”的概念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其时，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作出了新的描述，主要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指出：“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全面”。“小康”指的是发展水平，“全面”指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既充分肯定“十三五”时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可以如期实现，又清醒提出将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系统评估和总结，然后再正式宣布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现代化国家，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一以贯之的主题。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下定决心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致力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宏伟目标。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提出、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重申，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是“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小康、现代化，念兹在兹。今天，小康和现代化在行进途中实现了历史性交汇、现实性对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成为了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间节点，它一头接续第一个百年的英雄史诗，一头开启第二个百年的壮阔篇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目标，更是动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能首先明确自己的方向和目标，都能科学制定自己的规划和部署，都会主动探索自己的路径和举措。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时期，我们曾确定分两步走到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提出过现代化的两个目标，即：第一，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二，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既是现代化的提速，更是现代化的提质。
党的十九大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涵和特征都进行了概括，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的远景目标作出了更为详尽、更为丰富的描绘，即：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2020年、2035年都是重要的时间节点，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由此顺理成章地演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具有了全新的意蕴和旨归，并把中国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新征程：千里之行的接力赛跑
现代化是近几百年来人类历史的基本进程和根本特征，但是现代化并没有千篇一律、普遍适用的教科书，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中国的现代化绝无仅有。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场接力赛跑。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近五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即，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国取得重大进展，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蓝图已绘就，奋斗无穷期。“十四五”时期，我们将继续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内市场、深化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发展、文化建设、绿色发展、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重点领域、重点任务，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将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将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将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将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将得到新提升。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办好自己的事，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趋利避害，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接续前行。展望前路，再奋斗十五年、三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图景必将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
科学把握预立的辩证法，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安排。正如XJP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人民成功的实践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中国人民的新实践将继续向世人昭示：中国的现代化是一条通向现代化的新路，必将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有这个自信，更有这个能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林建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
【摘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初心和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艰辛而可贵的探索。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重大课题，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路，取得了新的、更大的自由和主动，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和诠释，可谓仁智俱见。但是，无论作为静态的概念还是作为动态的实践，“现代化”在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呈现，总是令人怦然心动，已是不争的事实。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立足于新时代，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域，深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意蕴。在新的实践和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全会还指出，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将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中国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擘画未来的主题，并获得新的、更大的自觉和主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可贵探索
现代化是最近几百年来、特别是18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进程，呈现出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基本特征。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走向现代化是不可移易的历史潮流。但是，在世界各国各地区追求现代化的路途上，并没有千篇一律、固定不变的模式。
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行程中，中国是后来者。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既没有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更不具备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掌了全国政权之后，多次提出和调整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建设内容和战略步骤，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艰辛而可贵的探索。
195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2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草拟、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提出，要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由此，现代化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情有独钟且一直使用的关键词。
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达。1957年2月至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和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两次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379.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2】116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60年2月，在广州与国务院部分部委及中南局的同志读书时，周恩来提出，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更准确、更科学。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3】439由此，“四个现代化”有了固定的内容。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党中央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重申，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和1978年2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都再次重申在20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把它规定为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的强大动力源。
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现代化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但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可以效仿的先例。提出“四个现代化”，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4】1439最新修订、目前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依然保留着“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内容。
二、中国现代化的新时代内涵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始集中思考，到20世纪末，“四个现代化”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客人时，第一次使用“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邓小平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5】496两天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5】497。此后，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6】2“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7】163。“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看到”和“必须考虑”的“两个重要特点”。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7】237所谓“小康”，“就是还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之家，这是对我们确定的战略目标所作的重大调整和修改。
1979年10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7】208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又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7】249－250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2002年党的十六大都提出，到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党的十九大还明确提出，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8】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始终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以贯之地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8】。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和现代化国家、怎样建设现代化和现代化国家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认知的深化，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创新。这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也使中国现代化具有了新时代的新内涵。这既是一种提速，更是一种提质。
三、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在不同时期，我们曾从不同维度使用“主题”这一概念，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等等。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一个重要节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是一个重要的文献。历史地看，14个五年规划（计划）反映了中国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也贯穿着一个百年大党一以贯之的主题，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主题和即将开启的新征程，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具有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全面总结并高度评价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从庄严承诺变为自信而清晰的现实。202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脱贫攻坚总结评估汇报。XJP指出，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这一重大胜利，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握，并迈出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坚定步伐。
党的十九大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涵和样态都进行了描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对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进行了更为详尽、更为细致的描述，进一步丰富、拓展了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的内涵。诸如，强调“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把经济总量和居民人均收入并驾齐驱作为现代化国家的两大主要衡量指标，体现了强国与富民、经济建设与民生福祉的高度统一。在政治建设上，在进一步明确“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强调“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在文化建设上，强调“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在社会建设上，在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的同时，强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强调“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在安全保障上，强调“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等。【9】这是中国共产党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人类文明美好未来而绘制的宏伟蓝图。
辩证地看，中国的现代化既具有量的规定性，同时也具有质的规定性，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中国的现代化是充分体现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的现代化，特别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超过14亿人口。中国现代化的主题，就是在这种基本国情和具体条件下真正做到大而强、富而强，实现现代化，实现对时代的引领。中国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实现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而且要聚焦聚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使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中国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后的更高要求、更远目标，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中国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整个现代化建设之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建设富而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的现代化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让少数人无限攫取利润的现代化，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走的必然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既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要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就是说，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是什么别的现代化；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是什么别的现代化国家。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历史行程中的基本共识、普遍实践和一致目标。从世界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世界现代化几百年的历程中，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已经完成的基础上，开辟的一条现代化新路，它将使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由单数变为复数。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经典叙事。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0】652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融合了物质的现代化、精神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生态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这既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也是不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所作出的深入思考和继续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归根到底，就是回答和解决如何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
从世界社会主义的维度来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追求，但绝大多数没有走向成功且颇多曲折和挫折。具有现代化品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从当代世界发展的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反映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态势。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中国现代化对世界、对社会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最重要贡献。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前，XJP就曾宣示下一个70年，指出：“未来70年，关键是未来30年。这正好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就能把一个个坎都迈过去，什么陷阱啊，什么围追堵截啊，什么封锁线啊，把它们统统抛在身后！”【11】要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要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既是一种清醒和理性，更是一种定力和自信。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不是国外现代化的翻版，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版。恩格斯曾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12】139致力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政党、这样的执政党。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是历史和现实的逻辑，是历史和现实的写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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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XJP.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9】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20－10－30.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1】本报评论员.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N】.人民日报，2019－05－2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林建华：新时代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的理论思考与行动指南
40余年的改革开放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40余年的改革开放史同样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XJP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集中反映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和发展的清晰脉络，而三卷的各个专题都包含了XJP总书记关于改革、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还分别独立设置了“全面深化改革”“将改革进行到底”“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的专题。全面深化改革，是就其对象的广泛性、性质的深刻性、效应的长远性而言的。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既是党的十九大以来XJP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政治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新时代政治责任。XJP总书记指出：“改革越到深处，越要担当作为、蹄疾步稳、奋勇前进，不能有任何停一停、歇一歇的懈怠。”《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新时代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的理论思考与行动指南，具有重要意义。
一、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旨在使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就世界范围而言，如果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算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只有100余年的历史。就我国而言，如果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只有70余年的历史。辩证地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各项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越复杂，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勇于改革，在理论上不断突破、不断创新。
改革开放同样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历史地看，改革往往是按照从易到难的路径推进的，越往后，就越要有敢于涉深水区、啃硬骨头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催生的，又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的。同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也只能用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开放的办法加以解决。我们要有确保改革开放这艘航船沿着正确航向继续前行的本领和把握，即“不领错路”的本领和“一定成功”的把握。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反复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党的十八大后不久，XJP总书记就强调，要“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这是因为，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抓住了全党全社会最关心的现实问题。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年通过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年）》，则对未来7年的改革实施工作作出了整体安排。XJP总书记在《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XJP总书记把2014年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XJP总书记反复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必须勇于自我革命，当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真枪真刀推进改革，提高改革整体效能，扩大改革受益面，发挥好改革先导性作用；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党守初心、担使命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九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推进重大全局性改革，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改革进行到今天，继续推进改革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多，改革的思想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民心基础更加坚实，我们正处于中国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我国改革发展形势也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改革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使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既是现实诉求，也是宝贵经验。
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首先要强化问题意识、问题思维，提高改革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XJP总书记指出，继续推进改革，要把更多精力聚焦到重点难点问题上来，把着力点放到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上来，集中力量打一系列攻坚战，激发制度活力，巩固和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解决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方面取得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扎扎实实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深入、实现新突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从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到推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这是党治国理政的新的主动和自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勾勒出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从而确立了新时代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就的新逻辑、新起点。
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奋斗目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关键一招
共产党人是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从而把自己事业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起来的典范。1893年10月，恩格斯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这封信中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特别是在当前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它的一切要求都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正是这种经济发展的政治表现的话，那就更是如此。”2014年5月4日，XJP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曾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在《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他阐述了一系列具有严密逻辑关系的重要论断，并把“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作为自己的神圣誓言。XJP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党执政最深厚的根基；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前我们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则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等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也聚焦于此。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既是很宏伟的，也是很朴素的。与之相适应，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全面部署。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既要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的：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奋斗目标的具体化。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连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党的十八大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既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又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在新时代，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XJP总书记明确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奋斗目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其侧重点不同，但其指向是完全一致的。要实现这样的奋斗目标，最根本、最紧迫、最现实的任务，就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XJP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三者既是改革的目的，也是改革的条件。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又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必须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XJP总书记在《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强调，全面深化包括党和国家机构在内的改革，就是“立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就是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奋斗目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提供不竭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并提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创造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提出致力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我们思考问题、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是两个大局：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正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变局出现了加速演进的态势，因此，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迫在眉睫，且需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从国内来看，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广阔的内需潜力、完备的产业配套条件以及充足的政策空间，既可以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又能带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因此，实现“双循环”的主要动能，最重要的是更加主动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保持定力，苦练内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使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其根本途径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补齐扩大内需的短板，破除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的障碍，破解企业融资难题，降低商品物流过高成本，深化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
完成非凡之事业，要有非凡之精神，更要有非凡之行动。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咬定奋斗目标不放松，从战略高度谋划“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坚韧不拔、锲而不舍，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则是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危机中育先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关键一招。
三、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旨在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既反复强调“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同时又反复强调要牢牢把握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根本性问题就是道路问题，颠覆性错误就是方向性错误。XJP总书记还反复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这就告诫我们要走改革开放的新途，要走高举旗帜的正道。改革开放就包括全面深化改革，这个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XJP总书记曾引用毛泽东的论断：“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XJP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中第一个专题的论题分别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也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和灵魂。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XJP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他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并着重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全面深化改革，则是改革开放的继续、拓展和深化，是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集中体现。
40余年来，从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改革开放是持续推进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开启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的广度、力度和深度压茬拓展，多措并举、全面推进，多点突破、以点带面，向中心聚焦、向深处发力，不断培育改革开放新动能，为改革开放注入新动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彰显了显著优势。
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同样是持续攻坚的工作，既要谋定后动、蹄疾步稳，又要厚积薄发、实现新突破。全面深化改革如火如荼，我们要更加注重实践探索，继续鼓励大胆地闯、大胆地试，通过实践探索把握更多真知和规律，增强对改革开放的全局掌控力和系统运筹力。同时，更加注重对改革开放的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将具体实践探索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通盘考虑，增强实践探索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把新时代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篇章，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愈行愈远。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寻路的历史。XJP总书记曾引用鲁迅先生的话：“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寻路”就是对规律的揭示和把握。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进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旨在使我们在新时代所擘划的各项部署、各方面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科学规律的要求，从而不断提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这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都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之间的渊源关系的维度，XJP总书记把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概括为六个时间段，即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500余年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创立170余年、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所取得的最新、最伟大的成就。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同时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时间段的开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崭新的坐标。
基于整体性发展的维度，我们把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大体上概括为三个大的阶段，即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制度、从一国到多国。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特别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启和推进，人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已从初步探索改革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从而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取得了更新、更大的自觉和主动。
关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早在1880年，恩格斯把《反杜林论》中的“概论”和第三篇的第一章、第二章改编为一篇新文章，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精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最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关于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制度的发展。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和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问世、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其间，1871年3月18日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3月28日建立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巴黎公社。
关于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先是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多国时期，后又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多国时期。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苏维埃俄国之外建立了4个无产阶级政权，即存在了不到100天的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存在了133天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23天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14天的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在20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的1923年，德国、保加利亚、波兰等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相继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工农政权，但它们同样在资产阶级残酷镇压下遭到失败。这一时期，只有1924年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存续下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亚美14个国家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加上苏联和蒙古，共有16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关于社会主义从初步探索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比作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罕至的高山。恩格斯曾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XJP总书记进一步深刻指出：“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改革历程。其间，既有过从初步探索改革到难以为继的夭折历程，如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五六十年代尤其令世人瞩目的东欧各国和苏联的改革；也有过从初步探索改革到剧变、解体的迷向、改向的逆转历程，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更有从初步探索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负重奋进，如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40余年的改革开放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新和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改革开放推进到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并提出将改革进行到底，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时代。XJP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我们要“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就此而论，社会主义从初步探索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既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态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贡献。
知其事，度其时。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法是，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一日之举，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更不是一日之功。保持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战略定力，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任重而道远。《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生动记录，是我们在新时代治国理政、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的最新教材和重要法宝，是我们在新时代必须高举的伟大思想旗帜、必须遵循的科学行动指南。
刘燕：空间格局的重塑：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述论
生态兴则文明盛，生态衰则文明亡。从总体来看，人们对“自然—社会”复合系统共时性秩序的认识落后于历时性秩序的理解，由此也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效果有了制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空间格局的重塑为基本线索，梳理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演进轨迹，明确优化绿色空间格局的理论意蕴和内在要求，进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局面是历史与现实的共同选择。
一空间格局：生态文明思想实现的客观基础
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理念，践行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目标。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一定的空间秩序为基础，没有空间效率，绿色生产效率难以保障；没有空间正义，生态正义无法实现。因此，考察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必须对空间概念、方法和运行要求有全面而准确的认识。
（一）建设生态文明蕴含的空间概念和方法。
在以往的生态实践中，空间经常被当作静止的背景或容器处理，人们改造自然的行为似乎是一个简单的加减法。随着现代交通和通信事业的快速发展，空间的尺度和观念发生重大改变，空间格局的动态性和革命性作用也愈益凸显。从根本上说，空间、自然和社会在元理论层次上具有统一性。空间向度是指事物本身所占据的上下左右等位置、场所以及事物本身的大小、样态等立体化态势，是“自然—社会”复合系统演进的关键变量之一。“空间结构可以拆解成为节点、网络、表面和流动等”，【1】（p326）承载着资源、能源、商品、文化形式、温度等意义体系，形成“自然—社会”的框架结构。任何一种实践活动都是对以往空间格局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在塑造自身的空间格局。按照功能结构差异，可以将“自然—社会”的空间格局分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等类别；按照空间尺度的差异，可以划分为国土空间、区域空间和城乡空间及其内部空间等层次。不同的空间层次、空间类别相互影响、相互制衡，构成“自然—社会”的整体格局。绿色空间向度是优化绿色空间格局的客观依据，绿色空间格局是对绿色空间向度的科学认识与把握。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提高人类活动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统筹把握各种构成要素的运行机制，尤其是关键要素的空间关系，依据“自然—社会”的立体化态势而确定空间结构模式和空间开发利用保护方案，消除建设生态文明的外在必然性约束，进而实现人类栖居于大地的梦想。
（二）生态文明视阈下空间格局的评判标准。
“自然—社会”的物质变换过程涵盖人与人（社会）、人与自然等不同层次结构的利益关系，而空间格局是这些利益关系的立体表达。问题的关键是要构建什么样的空间格局。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宏观视野下，要评判空间格局的性质和发展状态，关键是从以下三个标准着手。
其一，科学性标准。科学性是指生态系统的空间秩序是否符合“自然—社会”复合系统的属性和运行规律，是否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承载力、开发程度和潜力等进行科学的评估与规划。每个生态系统都有自己的空间边界，每个空间单元所拥有的资源、能源和环境条件都是有限而独特的。一个科学的空间格局，必须切实尊重每个空间单元的特色和优势，能够最有效地节约土地、资源和成本，实现能源资源的最优化利用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最小损害。
其二，整体性标准。整体性是指生态系统的空间秩序是否具备完整的要素构成和逻辑序列。一个健全的空间格局，至少要协调空间规划、空间生产、空间用途管制和空间治理等环节，统筹兼顾人口、能源、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要素的位置、数量、比例、排列和分布关系，从而使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理念、指标体系、技术方法和制度规范等内容得以充分表达和践行。
其三，正义性标准。正义性是指生态系统开发保护方面的权益和责任的空间配置要体现公平的原则。地球生态系统是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共同家园，不能因为人类的行为而剥夺其他物种生存和延续的权利，同样也不能因为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而损伤、甚至剥夺另一部分人和地区的利益，更不能因为当代人的发展而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一个正义的空间格局，必须在空间的开发、保护和重塑方面，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损害和惩戒相统一的原则，使美好的生态需要得到真正满足，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得到切实履行，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得到严肃惩戒。
总之，构建绿色空间格局必须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之间的张力，而我们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考察也必须围绕这几个基本方向展开。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生态文明视阈下的空间格局演进
理论的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实践的广度和深度，空间秩序的构建状态与生态文明的建设成果正相关。
（一）环境保护与空间格局的要素化探讨。
1978年至1991年，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问题的认识由“植树造林”提高到“环境保护”的层面，但是关于空间格局的部署尚处于要素化探索阶段。
1.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思想认识，展开了局部环境的治理行动。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经济工作受‘左’的影响，只讲生产、不顾生态，……环境问题欠账很多”。【2】（p168）改革开放以后，原有工矿企业的生态治理进度比较缓慢，新建的工矿企业也没有严格贯彻环境保护的要求。工矿企业污染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源，对农业和人民生活产生诸多不良影响。以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大连湾黑潮事件”“北京官厅水库污染事件”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逐步加强对重点污染源的治理工作。在1978年宪法修订中，明确提出“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3】（p12）的基本要求，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环境保护的地位。随后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森林法》等法律法规，使环境保护工作正式进入法制化轨道。但此时环境保护尚未达到全党和全国人民共识的高度，大部分环境保护工作围绕个别生态要素展开，具体的生态治理只是在空间点位上被动进行，并未形成普遍的空间联动机制。由于缺乏配套的贯彻机制以及严格的约束性指标和惩治措施，环境污染状况持续蔓延。
2.实施以经济为主导的空间布局，尚缺乏相应的生态考量。
中国的空间规划体系主要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为统领，一直缺乏科学、准确和严格的生态环境规划内容。直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五”计划，才将“环境保护”作为独立的章节予以规划。在工农业生产中，因为“三废”排放和过度依赖农药而产生的污染问题都比较严重。【4】（p39－40）以现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条件为依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按照“‘点—轴系统’开发模式”，【5】（p5）以经济特区为重点，优先开发沿海和沿江轴线，并沿交通运输轴线扩散。这种生产力布局有利于发挥经济地理优势，集中利用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但是对中心城市及其毗邻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冲击。其症结在于，人们往往忽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独立性，将资源环境作为丰富生产的简单形式，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复杂作用机制认识不足。
总之，从植树造林到环境保护，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生态问题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但是主要是围绕个别要素和重点污染区位进行，缺乏系统化的思考和部署。
（二）可持续发展与空间格局的非均衡化部署。
1992年至2001年，国际生态运动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意识也日趋成熟，并适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1.环境保护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开始得到基本控制。
1992年到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主要是依赖于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在发展，并向农村蔓延，生态破坏的范围仍在扩大”。【6】（p3）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正式批准《中国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措施。1997年，“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正式将环境问题纳入议题。1997年，党的十五大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1998年，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发出建设祖国秀美山川的号召。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种综合性、系统性战略，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国家大政方针层次加大了环境保护的权重。但是，具体的环境保护工作，仍然沿用围追堵截的空间战略，处于被动局面。地方政府片面追求DP的行为非常普遍，生态环境总体形势依然严峻。
2.非均衡空间布局制约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在这一时期，中国按照“两个大局”的指导思想，贯彻“先富带动后富”的理念，优先支持空间区位和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地区发展，同时给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一定经济补偿。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为主体，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为重点，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然而，由于政府、企业忽视了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与结构升级，使得东北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受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落后、资金不足和自然地理形势复杂等不利条件影响，中西部地区发展程度比较有限。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最终形成明显失衡的“四大板块”结构。由于中国长期实行非均衡的空间开发战略，依靠东部地区的过度开采以及中西部地区的远距离支持维系经济发展，给自然环境带来累积性的影响。生产力的区域格局与资源环境的空间格局明显不相称，加大了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物质能量损失。
总之，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国家战略层面提高了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不过更加注重过程性而不是构成要素的空间格局序列。
（三）科学发展观与空间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
2002—2011年，党中央逐步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推动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进一步深化。
1.坚持科学发展观，生态环境总体状况向好。
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经过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期，并最终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然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是依赖于资源能源的高投入和高消耗实现的。与此同时，中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2006年召开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温家宝同志提出要实现三个关键转变。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并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要求。2007—2008年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全面启动，促进农村生态系统格局的深刻转变。中国共产党人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重点，推动环境保护走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对未来的空间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然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不是一蹴而就，局部改善、局部恶化的情况依然存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对生态环境构成巨大压力。
2.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初见端倪。
随着生态意识的觉醒以及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自然—社会”的空间格局逐步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已是大势所趋。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国土资源综合整治问题，在国土规划方面加强了生态环境的考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7】（p188）五个统筹总揽“自然—社会”复合系统的多层次关系，蕴含经济、社会和自然全面发展的空间要求。从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主体功能区规划设想，到2011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国土空间规划目标，提出了“两横三纵”的规划格局，突出了国家宏观战略层面的空间格局统筹部署，在空间规划领域切实加强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权重。但是，“两横三纵”的发展格局依托于区位优势和经济基础，寄希望于东部地区的辐射效应，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的空间配置不平衡问题很难得到有效突破。
总之，环境保护作为重大民生问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布局的重要内容，但是区域发展失衡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
（四）生态文明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绿色空间格局构建。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上升到“生态文明”的层次，将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作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
1.建设生态文明，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局面。
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并将优化空间布局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明确提出构建空间格局的总体要求。2013年9月，XJP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指出，“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8】（p171）2013年11月，XJP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9】（p85）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在发展理念中明确提出绿色要求。从“两山论”“生命共同体”到发展理念的绿色化包含了丰富的空间辩证法思想，深刻把握了“自然—社会”空间秩序的联动性和整体性，标志着党的生态伦理观念和经济发展理念全面升级。毫无疑问，生态文明的内涵更广泛、层次更深远，是在文明的高度上对环境保护的空间统筹和部署，不只是“三废”的处理或者单纯的植树造林，而是涉及制度、观念层次的全方位变革，是对“自然—社会”共生性关系的更高层次界定。
2.全面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绿色空间格局。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生态效益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等三大战略，同时“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10】（p32－33）其中，“一带一路”以中西部地区作为开放开发的主体，贯穿俄蒙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等主要区域，有助于从根本上扭转东西部失衡的发展格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通过构建产业集聚多中心格局，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职能，有利于解决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资源能源短缺等城市病，并形成示范和带动效应。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原则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突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打造内河经济带，反对粗放型的开发扩建，向协同发展、互联互通、一体化建设要效益，有助于开拓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新道路。这一时期的经济地理格局“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11】（p31）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行跨行政区域规划，致力于东中西互通、南北互通、国际国内互通，以协同共赢为鲜明特征，必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深度转变。
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空间秩序为主要着力点，以促进人与人（社会）、人与自然的立体性架构为根本指向，是对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三空间格局演进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空间格局的重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的根本变革，而且贯穿各个层面的空间利益调整。总结历史经验，至少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健全并完善绿色空间治理体系。受传统权力结构影响，空间功能定位、空间权利与义务的协调以及空间资源能源的配置等根本问题没有得到科学处理。具体的空间格局主要依据历史习惯、人文因素和行政命令构建，更多的是呈现空间秩序的社会向度，没有充分考虑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属性和状态，更不用说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要推进绿色空间格局从理念走向实践，必须充分尊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促进规划、决策、执行、监督等各个环节相互衔接，推进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科学创新，通过完善空间规划体系，提高空间运行效率，严格空间用途管制、控制空间生产规模，严肃空间责任惩戒等手段为生态系统留下更多自我恢复和自我调整的空间。
第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筹兼顾。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程度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一需要，在社会关系体系中处于关键地位。生态环境保护主要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和长远性利益，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延续性。但是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系统工程，有时需要牺牲一部分人的现实经济利益。而每个群体和组织都习惯将直接切近利益摆在首位，“公地悲剧”“搭便车”的现象很常见。要构建新时代绿色空间格局，必须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使建设生态文明的成果切实转变为直接而切近的利益，进而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第三，超越城乡和区域间的利益分歧，形成协同治理的行为模式。按照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中国逐渐形成农村提供原材料，中西部侧重资源开发，东部沿海地区侧重发展加工制造业的垂直化区域分工格局。工业制成品与能源、资源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之间存在较大的利润差额，通过长期积累形成区域和城乡发展失衡的空间格局。以垂直化的社会分工为基础，资源环境开发保护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发生分离。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凭借经济技术优势占据和消耗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同时逃避或者承担与资源环境损耗不相称的义务。中西部地区和农村以较大的能源资源和环境代价，换取低水平的发展机会。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空间格局，必须促进垂直化分工向专业化分工转变，打破中央与地方、区域之间的利益分割，通过统一所有者职责、监管职责和执法职责等，促进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优化提升。
总之，构建新时代绿色空间格局，解决现代生态难题，必须在个体、区域、国家层面建立利益、责任和组织行为的一体化机制，提高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改造能力。
四空间格局重塑的未来前景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积累，中国共产党人对空间格局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加清晰而明确，勾勒了美丽乡村—美丽城镇—美丽中国—美丽世界的宏伟蓝图。
第一，美丽乡村：空间格局重塑的基础和前提。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也为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提供基本资料。城乡空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如果农村生态环境出了问题，不仅会直接损害5.8亿农民的生态权益，而且会破坏全民基本生活资料的安全，威胁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状况。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席卷下，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相对滞后，耕地流失、农村空心化等现象比较普遍，生活污染、畜禽粪便污染、生产污染以及城市污染转移等问题也不容小觑。而且，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起步较晚。乡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也是空间格局重塑的短板和重点。“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11】（p658）从宏观上看，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将美丽乡村建设纳入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部署之中，按照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12】从微观上说，要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处理农村生产规划、土地用途规划和村庄布局规划等方面的关系；要切实提高农村生态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解决乡村建设面临的最紧迫最重要的污染问题；要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巩固并扩大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经验和成果。
第二，美丽城镇：空间格局重塑的关键节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发展呈现城市化的趋势，城市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主要载体。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推动下，城市群成为城市化的主体形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融合了经济社会、人文历史、自然景观等多种功能，是联结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纽带和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空间节点。随着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资源枯竭、生态污染、交通堵塞、发展不平衡等城市生态问题都集中暴露出来。很多大城市面临人口密度过高，生态环境承载力超载，而一些中小城市存在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土地闲置，生态污染浪费等问题。城市规划趋同化现象严重，很多城市盲目照搬其他城市的硬件设施和产业结构，没有发挥城市原有的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特色。建设美丽城镇，理应将城市内部的水体、绿地同城市外围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不要花大气力去劈山填海，很多山城、水城很有特色，完全可以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11】（p603）在美丽中国的总体框架下，建设美丽城镇，要抓住城市地域空间的关键节点，贯彻城市与区域生态系统协同优化、城市与乡村生态系统协同优化，城市内部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根本原则。
第三，美丽中国：空间格局重塑的总体目标。“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9】（p211）美丽是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更高层次目标界定，既要求尊重自然的美，也要求人的美，根本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美丽中国描述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愿景，界定了“自然—社会”空间重塑的总体目标。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呵护自然，使自然美景永驻人间；另一方面，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的需要，使人民群众共享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文明成果。美丽中国的提出是对传统空间格局和国土空间开发秩序的深刻反思。基于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影响，经济基础、人口分布以及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现象一直存在。受市场经济主义影响、迫于内外环境压力，在发展中过度追求生产空间的规模扩张，挤占生活空间，损害生态空间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建设美丽中国旨在通过空间重塑而实现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规划，要求按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原则统筹好整体与局部的空间结构，正确处理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关系，促进区域空间、城乡空间协调发展，以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全面协调与可持续性。
第四，美丽世界：空间格局重塑的至高梦想。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之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状态和水平，人类文明史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演进史。在狩猎文明、农耕文明时期，尽管也存在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思想和行为，但是由于空间规模分散而狭小，并未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和自我恢复力。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性质和规模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的逻辑，即谋求利润和价值的最大化。为此，资本操纵市场，塑造了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空间格局，宣扬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物欲思想，大肆掠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生态危机的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是生命共同体，必须按照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要求重塑空间格局，清除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影响。“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0】（p58－59）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道路，解决好本国的生态问题，即是为世界生态安全做贡献，体现中国的责任担当。中国通过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探索破解生态困境的根本之策，引领世界空间格局的新走向，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积累，进一步明确了空间格局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切实将科学性、整体性、正义性的根本要求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同时规划了空间重塑的美好前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怀和担当，必将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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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XJP.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N】.人民日报，2018－05－20（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刘德中：以XJP理念为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摘要：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理论创新概括为XJP理念比较好。XJP理念是XJP同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总是在解决时代问题中发展的。XJP理念是XJP同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对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几年来的理论创新加以总结，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取得全党公认的提法是十九大的基本理论准备，对于修改党章以及其后的宪法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提法应该是简洁的、体现鲜明个人风格的。发展理念已经耳熟能详了，改革理念也是呼之欲出了，法治理念、治党治军和外交理念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梳理。笔者认为，XJP理念是恰当的称号，可以起到纲举目张、势如破竹的作用。其英语可以用XiJinpinIdea，缩写为XI，正好是习的拼音。
理念是西方哲学史的重要范畴。柏拉图用它来指理智的对象，是离开具体事物而存在的精神实体。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在感觉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独立的、真实存在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认为理念存在于事物中，并不与事物分离。作为思想的理念一般译为观念。经验论认为观念都来自于经验。唯理论认为这种观念没有普遍性、必然性，作为科学基础的观念只能为理性自身所固有，称为“天赋观念”。德国古典哲学赋予“理念”新的含义。康德认为理念是超越经验的，把理念分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理念。（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理念、理念论条文）可见，理念是基础性的概念，理念论可以成为完整的哲学体系。如果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写好自己的理念论，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发展，可以与西方思想更好对话。让我们聚焦于理念，认真梳理XJP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
一、发展理念：以五大发展理念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对科学发展观有所超越。对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质与关系我们要有深刻认识。五大发展理念并不是并列的，而是以协调发展为核心的。我们在理论认识与实践工作中都要注意以协调发展统领发展理念。
协调发展是核心，是“制胜要诀”。习总书记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习总书记还指出，“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行业在其特定发展时期既有发展优势、也存在制约因素，在发展思路上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实现高水平发展……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基本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协调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发展不协调、存在诸多短板也是难免的。协调发展，就要找出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1】
创新发展是动力。习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增强发展动力……核心在创新。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1】我们要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要进一步推进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都必须依靠创新。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的主要就是创新发展问题。只有调动一切积极性，培育发展新动力，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才能使发展呈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面貌。
绿色发展是条件。习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绿色发展的含义大致相当于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是良好的自然与生态环境。
开放发展是保障。我们将要面临的是新全球化条件。在新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发展对于推动世界的发展越来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成就必将进一步改变世界的旧格局、旧结构。中国必须在开放融入中有所坚持，从片面与世界接轨发展到主动参与各种国际规则的制定。封闭起来就是自我束缚，不仅不能更好利用国际资源与市场，而且不能充分发挥国际影响力。
共享发展是归宿。习总书记指出，“共享发展理念，其内涵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共享是全民共享。这是就共享的覆盖面而言的。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二是共享是全面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内容而言的。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三是共享是共建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的。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四是共享是渐进共享。这是就共享发展的推进进程而言的。一口吃不成胖子，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我们要立足国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设计共享政策，既不裹足不前、铢施两较、该花的钱也不花，也不好高骛远、寅吃卯粮、口惠而实不至。这4个方面是相互贯通的，要整体理解和把握。”【1】我们一定要切实抑制两极分化，破除有些人的自我神秘化倾向造成社会分裂。
强调协调发展，才能把其他发展理念拧成一股绳，而不是顾此失彼。只有以协调发展统领发展理念，才能发挥好五大发展理念的整体合力，开创发展新局面。
二、改革理念：加强顶层设计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于2013年12月30日成立，由XJP亲自任组长。这个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三年多来，中国进入新的“改革时间”，新一轮改革大潮涌起，中国实现着新的“改革愿景”。XJP同志将改革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升华为思想成果，形成了新的改革理念。
改革动因更清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丝毫不比不发展时少，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我们就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改革目标更明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前一句”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根本方向。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走得更好。“后一句”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命题和鲜明指向。我们必须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改革指向更鲜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只有带给人们更多的获得感，才能使改革始终与人民心声相应。（1）获得感是一种呼应感，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老百姓的关心和期盼就是改革的抓手。利益平衡点就是改革的重要突破口。（2）获得感是一种参与感，是人民主人翁地位的体现。人民群众应该是改革的“主角”。群众的感受和认可是试金石，改革是否对准了焦距、击中了要害必须接受群众的检验。（3）获得感更是一种受益感，是一切为了群众的实现。改革中利益增进和利益调整并存。我们要算好改革的利益账，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统筹各方面各层次利益关系，使改革的成果惠及最大多数人。
改革方法更科学：“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1）既要顶层设计，又要基层探索，实现“上”与“下”的良性互动。（2）既要统筹推进，又要重点突破。随着改革的深入，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增强，要求我们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3）既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又要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全面深化改革要勇于“破”，必须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这必须沿着法治的轨道前行，必须寻求改革与法治的最佳结合。改革的辩证法就是先破后立、破中有立。
改革态度更坚决：“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盯着抓、反复抓，直到抓出成效”。（1）改革贵在担当。要承担起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历史责任。（2）改革重在实干。改革方案必须有的放矢，决不能放空炮。（3）改革要在督察下进行。要狠抓督察，以强有力的督察确保党中央明确的改革任务不落空、方向不偏离，督就要督任务、督进度、督成效，察就要察认识、察责任、察作风，使改革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不断提高。
新改革理念既引领改革磅礴前行，又为改革注入生机活力。我们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需要新改革理念的武装。
三、法治理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胡锦涛同志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五个方面。十八大以来，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XJP总书记先后多次就为什么要依法治国、要走什么样的法治之路以及怎样建设法治中国等重大问题做了系统阐述，形成了完整的法治理念。
依法治国事关全局。在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中，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是关键性的。XJP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2】2014年10月20日，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工作报告，提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2014年10月23日，他《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党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为更好治国理政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个全局性问题。”
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依法治国不排斥党的领导，关键正是坚持党的领导。2014年1月7日至8日，他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2016年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于在依法治国中坚持党的领导有了发展，增加了支持司法：“全面依法治国，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关键在于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弘扬宪法精神，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3】
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充分体现，是社会主义法治先进性、优越性所在。“推进科学立法，关键是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要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4】
运用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这是全面依法治国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具体要求。2015年2月2日，XJP总书记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说：“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一起努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不断见到新成效。”2015年3月8日，他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广西代表团的审议并作重要讲话：“各级党政机关和每一位领导干部、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增强法治观念、法律意识，坚持有法必依，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让人民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的要严肃问责、依法惩治。”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在依法治国过程中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表现，自己的老祖宗什么时候都不能丢。201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进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XJP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6年，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些冤案先后得到平反，让人民群众感到了新法治理念的温暖。
四、治党理念：全面推进从严治党
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新准则和条例可以说是从严治党的相辅相成的两个轮子，分别解决立规矩和守规矩的问题。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只有加强监督才能改变宽松软的状况。对于位阶高的新准则，我们更是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中反映的XJP从严治党的路线图。
这个文件充分吸收了XJP以前有关讲话，有些语言充分体现了他的风格。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新准则从12个方面对党内政治生活作了全方位的明确规定，其中的重中之重我们要反复强调。
党章是根本遵循，新形势下从严治党首先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关键是高级干部，就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这些高级干部务必清醒认识自己岗位对党和国家的特殊重要性，以后还要制定高级干部贯彻落实新准则的实施意见，指导和督促高级干部切实作全党表率。
首要是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就是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我们要能够经受住各种赞誉和诱惑考验，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理想信念坚定来自理论的彻底，广大党员必须加强学习。先锋模范作用必须体现在战斗性上，软弱糊涂、退缩畏惧、不敢亮剑就是政治不合格。
严格请示报告制度，维护党中央权威。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必须牢固树立起来，全党必须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绝不允许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更不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
党纪国法是原则。人身依附关系那一套在党内是不允许的。党纪国法是原则，违反原则害人害己。数省市先后出现严重贿选现象，影响恶劣，教训深刻，必须引以为戒。以前不同程度存在的唯票、唯分、唯生产总值、唯年龄等取人偏向必须尽快改变，不拘一格解放优秀干部这一宝贵财富。
强化组织观念和组织意识。领导干部必须必须自觉强化组织意识，按照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不能擅自离开岗位或工作所在地。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高级干部不能幻想反腐败有天花板和休止符，腐败只要存在，反腐败就不会停歇；只要不干净，就不要心存侥幸，越是位高权重越要老老实实。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经过全党坚持不懈努力，党一定能够领导人民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五、外交理念：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2014年7月，XJP总书记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他引用中国古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主张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是第一次对外国人说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才有国际关系民主化。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XJP再次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在最重要的国际场合，把天下为公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2016年11月21日，他在秘鲁国会发表题为《同舟共济、扬帆远航，共创中拉关系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再次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顺势而为，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力推“一带一路”战略。我们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实干家，有蓝图也有施工图。“一带一路”战略与亚投行等机制就是我们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措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为沿线相关国家优势互补提供了新机遇，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平等、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2014年5月21日，XJP总书记在亚信峰会上做主旨发言，指出要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投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2014年11月11日，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他进一步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发展设想。2016年8月17日，XJP总书记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提出8项要求。
目前，中国已经在吉布提建立了军事补给基地，“一带一路”战略中很重要的一个节点瓜达尔港作为在印度洋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港口也已经开航。这些实实在在的进展必将造福影响所及的人民，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六、国防理念：改革强军谋打赢
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在京举行，XJP为新一轮军队改革拉开大幕。一年多来，军委机关由总部制改为多部门制，五大战区代替七大军区，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军委联勤保障部队相继成立，人民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强“军魂”固“军体”必须抓改革创新，靠改革创新实现新跨越。强军，不仅要强“军体”，更要强“军魂”，要“魂”“体”俱强必须抓改革创新。XJP抓住主要矛盾，瞄准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以能战、善战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动体制、调结构、抓治权。这场改革不只是动“棋子”，而且是布“棋局”；不是政策制度上的局部修补，而是军队体系的重塑。XJP从理论创新、科技创新、科学管理、人才聚集、实践创新等方面，作出全方位安排，同时要求，要大力开展军民协同创新，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XJP总书记的一段话我们在创新中必须时时牢记：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抓紧搞好创新性、突破性成果转化运用，真正把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政治强军”谋打赢。XJP强调的根本就是“政治强军”，牢铸军魂。对人民军队而言，政治就是“不忘初心”，一切为了人民；是坚定理想信念，听党指挥，使党更有力地掌握部队，更高效地指挥部队；是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不怕牺牲、无私奉献。XJP着眼的关键就是能打赢。战斗力是唯一标准，改革就是要解放和提高战斗力，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练强“军体”。
筹划联合作战指挥新格局。筹划“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就是既强“军体”又固“军魂”，对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进行一体设计，从而更好地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同时更好地适应信息化战争联合指挥的要求。
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有力保障。我们的杀手锏越来越多，成功不战而退美国航母。高超的谋略、坚强的意志，一定能使光荣的军队建立新的不朽功勋。
总而言之，XJP理念大致包括上述六大方面，是我们现在以及将来的行动指南。
参考文献
【1】XJP.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5－10.
【2】XJP.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4－10－29.
【3】XJP.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4】XJP.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J】.求是，2015，（1）.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刘国光：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是资源配置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和市场是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市场管理关系、宏观调控关系、财政税收关系等，其中最核心的是资源配置问题。
一
资源是指一国或一定地区内拥有的物力、财力、人力等各种物质要素的总称。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类。前者如阳光、空气、水、土地、森林、草原、动物、矿藏等；后者包括人力资源、信息资源以及经过劳动加工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和土地，是财富两个原始的形成要素。”马克思的定义，既指出了自然资源的客观存在，又把人（包括劳动力和技术）的因素视为财富的另一不可或缺的来源。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时间和物化劳动时间，都是资源的抽象。活劳动意味着人力资源，物化劳动意味着物质资源。可见，资源的来源及组成，不仅是自然资源，而且包括人类劳动的社会、经济、技术等因素，包括人力、人才、智力（信息、知识）等资源。据此，所谓资源指的是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称，它广泛地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或能够给人类带来财富的财富。或者说，资源就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种可以用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具有一定量的积累的客观存在形态，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石油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
资源配置本来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认为资源配置是经济社会为达到最优或最适度的境界而对其资源（包括生产要素和产品）在各部门或个体之间或者各种用途之间的配置。许多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开宗明义地将资源配置作为其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的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以达到收益最大化。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在一个特定时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会发生变化。但它们是有限的，是具有稀缺性的。稀缺性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把经济物品定义为一切具有稀缺性的物品，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用人的多种目的和实现目的的资料和手段的稀缺来定义经济学。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无穷欲望而言，经济物品或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资源就是不足的，这就是经济物品或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稀缺的相对性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时期，因而经济学就被认为是解决这种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的一门科学。
在西方经济学中，资源优化配置是通过市场均衡来实现的。市场上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变动都要通过价格和数量来反映，这里存在着一种通过价格反映供求变动来进行资源分配的制度——均衡价格。均衡价格理论是从供给与需求相平衡来论证价格决定，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理论。资源配置正是通过供给与需求价格的变动来实现的，供给与需求平衡，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着主要作用，市场经济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活动，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完全竞争”的存在。市场机制只有在完全竞争的驱动下，通过价格制度才能促使资源的投入产出达到一种有效的配置。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与作用，是古典经济学的一条主线。即使如此，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中，他们还分析了“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所需要的社会法律制度，认为政府在构建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和弥补市场失灵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里应当指出，政府的作用不能仅仅局限于此，最重要的是经济职能。政府在经济建设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能，主要是进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
马克思没有直接对资源配置作出具体的定义，但从他的著作来看，他所理解的资源配置，最基本的含义是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量。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中指出：“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社会总劳动，不仅指活劳动，而且还包括物化劳动，即通过活劳动加工的自然资源。马克思认为：“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完整体系看，社会总劳动量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所能支配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总和与抽象，因而社会总劳动的分配也包括物化劳动的分配的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在一定时期可以用来分配的总劳动量，是暗含着“稀缺性”的，因为既然是要“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并且依据“根本不能取消”的“自然规律”，本身就表明社会总劳动量是“稀缺”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多次强调“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并且认为这个数量界限决定着社会“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同时，马克思也多次论述资源“稀缺”的含义，他说：“一种东西要成为交换对象，具有交换价值，就必须是每个人不通过交换就不能得到的，必须不是以这种最初的形式即作为共同财富的形式而出现的。稀有性就这一点来说是交换价值的要素。”就是说，凡是以商品形式出现在市场上的资源都是稀缺资源，资源产品化和商品化程度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
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理论强调资源的稀缺性，资源的优化配置是通过市场均衡来实现的。但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只停留在社会生产的一般层次上，即只是从物质资料生产和社会化商品生产的层次上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则以社会生产方式变更的历史观为基础，认为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资源的必要性，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方式所取消，随着不同历史条件下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改变其借以实现的形式。这就为不同社会经济关系下的不同资源配置实现形式，奠定了理论前提，体现了资源配置方式研究和社会生产方式研究的统一。
二
资源配置的关键，是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社会需要的众多领域、部门、企业、产品和劳务生产上去，而且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达到消费者、企业和社会利益的最好、最大的满足，这也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问题。在社会化商品经济社会中，资源配置可以有两种基本手段，即市场和计划，相应地也就有两条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两种手段的配置，取决于所有制关系。在一般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质上是以价值规律为主的各种经济规律共同作用来配置，具体通过市场机制的功能来实现。即使如此，西方学者也未完全否认政府包括资源配置在内的经济职能。他们勾画了自由放任的制度边界，指出政府要做守夜人并对市场进行必要的监管，容许财税收支对经济的调节，兴建必要的公共工程等。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价值规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外，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的规律也要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包括资源配置在内的经济职能的重要性更是无可置疑了。
对于价值规律，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这表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的“自然规律”是以价值规律为实现形式的。价值规律通过对价格运动的支配，造成了商品生产者在每一产业部门内部的竞争和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竞争。只有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进行交换才能成为现实。价值规律还从两个方面对社会总劳动的配置起调节作用，一是调节着个别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向，二是调节着整个社会内部的资源配置比例。由此可见，价值规律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同时具有双重功能，即不仅决定了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使各产业部门用于每一类商品生产上的劳动总量不超过必要的限度，而且也规定了决定单个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的界限，是由哪一类（最好、中等或最差）的生产条件来左右。价格机制是价值规律实现其作用的内在机制，价格的变动引起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的变动，从而引起社会资源流向发生变化，实现对资源的合理配置。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关于是否利用价值规律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是经济学界争论最大、时间最长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不可能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反复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对轻视和消灭商品经济的倾向进行了批评，强调“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认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毛泽东强调：“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认识误区。
对于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的规律，可以按两个层次来说明：一是按比例分配，二是有计划分配。前面所讲马克思在提出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是就社会化生产一般来说的，而不问社会生产的形式如何。但马克思提出劳动时间的有计划分配，却是针对“共同的社会生产”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说的。马克思说：“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按比例”与“有计划”不是一个层次。“按比例”适合于“社会生产一般”，而“有计划”则仅适合于“共同生产”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如果社会生产是以私有制为基础，能够以自发的价值规律来实现按比例分配社会资源，无需也不可能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如果社会生产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则有计划的分配不仅成为可能，也成为社会的必要。
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历史阶段，所以两种资源配置规律（市场价值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分配规律）并存，都要发挥作用。两种规律的优缺点，都需要辩证地看待。
价值规律对资源配置发挥作用，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能够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自发地调节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刺激商品生产者技术的改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使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但是，价值规律也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点，它对经济总量的平衡、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等的调节显得无能为力，它的自发作用容易造成经济失衡和出现盲目性从而导致资源的浪费，它还会引起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出现两极分化等现象，从而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经济停滞乃至经济危机。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产阶级企图通过不触动所有制关系的宏观调控、生产关系的某些局部调整来减缓波动或经济危机，但没有合理运用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的规律，这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有计划按比例分配规律，能够合理地分配社会劳动，使社会劳动分配比例适应社会对商品需求的比例；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社会生产各环节、各个地区之间经济协调发展；能够与价值规律互相形成一种合力，共同对有效地节约社会资源发挥作用，促进社会劳动的有效利用和社会资源的节约；能够促进经济健康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但是，如果有计划按比例分配规律运用不当，主观的计划调控行为与客观按比例要求不适应，就容易产生统得过死、瞎指挥和官僚主义，还有可能造成经济缺乏活力，降低经济运行效率等。这是过去苏联和中国实行的传统计划经济曾发生的缺陷。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必须且能够借助公有制经济通过正确运用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的规律，采取强有力的宏观计划调控手段，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熨平、矫正价值规律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防止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曾经有过的缺陷，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换句话说，凯恩斯解决不了的问题，马克思能够解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两个规律综合运用得当，能够发挥出各自的优点，避免各自的缺点，这样就能够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市场价值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分配规律之间的关系，现实上表现为市场自发运行和政府自觉调控之间的关系。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人们自觉安排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它不等同于传统的行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更不是某些人士贬称的“命令经济”。“有计划”不等于行政命令，主要是通过指导性、战略性、预测性的计划，用以从宏观上引导国家资源的配置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包括某些必要的指令性指标，并不排除国家计划的问责功能。改革开放后，我们革除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病，适应初级阶段的国情，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尊重市场价值规律，但是不能丢掉公有制下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容纳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什么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者其他性质的市场经济。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只受一个市场价值规律的支配，而必须在市场价值规律起作用的同时，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支配。所以，《决定》所说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单就市场经济来说，是绝对正确的；下面接着说“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也是对的，但是说得不够完整。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遵守的不仅是市场价值规律，这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唯一的规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首先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和市场、政府和市场、自觉的调节和自发的调节、“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理论根据。正如XJP所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三
XJP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市场作用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作用这只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核心的问题是在资源配置上两者都要用好。在资源配置上，市场这只手主要是通过价值规律的运行和价格机制的运作来实现的；而政府作用这只手则主要通过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运行和宏观计划调控机制的运作来实现。既然在资源配置中是双重调节作用，而不是单纯的“市场决定”，那么，在资源配置的调节中，市场这只手和政府或计划这只手，怎么分工？我们认为，按照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划分市场与政府或计划的功能，大体上是可以的。
在宏观层次，为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政府应当发挥主要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分配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从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发挥作用的主要手段是以计划为导向的宏观调控，而宏观计划调控的主要目标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比例协调、充分就业、价格水平基本稳定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离开了政府的宏观计划调控，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的宏观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微观层次，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主体，有企业、家庭（含劳动者个人）、机构（含政府、社会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是居于市场交易中心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以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身份，面对市场，围绕市场，依托市场，调配购入各种生产要素，组织生产，供应各种产品服务，在市场竞争的“舞台”上纵横驰骋。在此场合，资源配置似应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只应起辅助监管作用。但是，微观经济活动中对宏观产生重大影响（如供需总量平衡、部门地区比例、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涉及国家安全、民生福利等）的资源配置问题，政府要加强计划调控和管理，不能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操纵，自发“决定”。此时，政府的辅助作用便会转化为决定性作用，运用行政、法制、经济等手段进行调节，以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微观经济活动主体企业的分类，参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5年9月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我国企业也可以大致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两类企业。商业类企业具有营利性质，又可分为竞争性的企业和垄断性的企业。竞争性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市场在这些企业的交易行为和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减少政府对其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必然导向垄断，而企业的垄断性行为，一般必然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甚至国家的战略利益，不能不由政府出面进行管理和调节。这里要顺便指出，我国某些学者不仅要求国有经济完全退出竞争领域，他们还要求国有经济退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他们经常把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的优势地位冠以“垄断行业”“垄断企业”，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国有企业利用政府行政权力进行垄断。应当明确，在有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部门及自然垄断产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垄断，而在于谁来控制。一般说来，这些特殊部门和行业，由公有制企业经营要比由私有制企业经营能更好地体现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当然也不排除在某些场合吸收私人资本参股，实行混合经营。
公益类的企业，具有非营利性质，如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等，属于非营利性行业，不以盈利为目的，这类企业也要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为发展公益事业保本增殖，但有些也要依靠国家或社会补贴，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竞争的原则来经营，也就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起决定作用了。这些行业和整个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主要依靠政府的调控，而市场起辅助作用。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加强科学规划、政策指导和信息发布，并通过技术、环境、能耗标准及科技创新等手段规范市场准入。这就有利于解决XJP同志所说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的问题。
总的来说，资源配置有宏观、微观不同层次，还有许多不同类别企业的资源配置。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即多种资源在各个市场主体（企业、机构、家庭、个人）之间的配置，市场价值规律可以通过供求变动和竞争机制促进效率，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资源配置的宏观层次，如供求总量的综合平衡、部门地区的比例结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社会资源（财产、收入）的公平分配等方面，以及涉及国家社会安全、民生福利（住房、教育、医疗）等公益性领域的资源配置，就不能都依靠市场来调节，更不用说“决定”了。市场机制在这些宏观层次和重要领域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需要国家干预、政府管理、计划调节来矫正、约束和补充市场的行为，用“看得见的手”来弥补“看不见的手”的缺陷。
刘海霞：大国关系调整的新态势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特征明显，世界越来越受到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恐怖主义的影响，应了基辛格所说的“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面临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困境”。新变局中大国关系的调整呈现出了新态势新特点，随之引发了一系列新争论，在这个大变革时期，XJP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明了新方向：“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一、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的走向推动大国关系的再调整和再定位
大国关系推动着世界格局的演变，美国的内外政策是影响大国关系的关键性因素。特朗普就职演讲时提出要重新实现“美国第一”，其将近一年的外交施政过程都贯穿着这种内顾倾向的原则，被概括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新政”，呈现出显著不同于往届美国政府的特征：重视交易原则，推进“交易式外交”；“美国优先”主导外交政策；明确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对传统盟国的态度矛盾而多变；淡化外交中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色彩，把美国价值观与外交政策区分开来。随着美国对外政策的不断调整，美欧关系、美日关系、美俄关系、中美关系等都经历着新的考验，中欧、中俄关系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
1.美欧互生嫌隙渐行渐远，昔日同盟难重拾旧好。
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美国欧亚集团把“欧美同盟弱化”列为2016年全球最大的风险。特朗普当选后欧美同盟更是呈现出逆向演变的趋势。首先，欧洲希望美国领导人维护欧美共同价值观，而特朗普更多地关注北约军费问题，要求欧盟国家分担防务开支，在北约峰会上甚至没有重申集体防御条款的承诺。其次，特朗普认为欧盟是一个“超主权且没有竞选制度”的官僚机构，支持英国脱欧。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表示美欧可能在未来进入一个更加务实且类似于交易的双边关系时代。交易关系替代朋友关系将使欧美这一传统盟友关系裂隙增大，共识不断消解。再次，欧洲以“有效的多边主义”原则制约美国的单边主义也是美欧矛盾之一。尽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2017年11月28日在华盛顿演讲时重申美欧联盟的重要性，但上述美欧之间的多重矛盾令二者关系难以修复到从前。
2.美日关系在讨价还价中相互妥协，美日同盟面临调整。
美日关系在妥协中取得安全和经贸领域合作的共识，但同时日本也必然会受到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影响，不得不负担更多美国驻军的成本并在经贸合作上做出让步。日本原本寄希望于通过TPP来强化美日同盟，但特朗普高调退出TPP，并且注重通过双边谈判解决经贸问题，持续引发日本的担忧。2017年特朗普访日时表示，美国寻求在该地区实现自由、公平和互惠互补的贸易关系，希望解决每年高达700亿美元规模的对日贸易逆差，使日美同盟在经贸领域面临新的挑战。
3.美俄关系回暖受阻，难以彻底改善。
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诺将联手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表明美俄双方正试图扭转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但两国关系可能不像看上去那样美好，普京表示，二者关系的修复必须建立在“平等之原则、相互尊重及对双方立场的真正关切”之上。“通俄门”事件、叙利亚问题和乌克兰问题是横在美俄之间的隔阂和困局，2017年8月2日特朗普签署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法案还限制了特朗普解除对俄制裁的权力。尤其是在APEC越南峰会上，美俄两国元首只能借助多边平台的偶遇进行短暂交流而无法实现正式会晤，更说明了美俄关系的尴尬境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最近的演讲中再次把俄罗斯视为美欧的威胁。
4.中美两国“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应把互利共赢看作两国关系发展的主线。
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在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上持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会增进战略互信还是引发战略互疑，都会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首先，努力构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格局的演变。就像基辛格所指出的，中美关系将是21世纪“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大国关系，“如果中美冲突，整个世界就会分裂，因为每个国家都将不得不选边站队”。其次，建设互利共赢的中美关系既有前例可援，又有理论可鉴。中美现在已经建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两军最高指挥系统对话、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等对话机制，以加强各个领域的互信合作。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年中美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为美国创造了约260万个就业岗位。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企业经贸合作的金额达到2535亿美元的新纪录。这也充分说明互利共赢在很长时间内将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基调，尽管未来中美双方的合作之路并不平坦。
5.中欧推进“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全面打造非竞争关系。
中欧在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全球治理、推动多边主义和世界多极化进程、倡导多元文明、对抗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识和巨大的合作潜力。2017年9月中欧四大智库联合发布《中国—欧盟经济关系2025：共建未来》报告指出，尽管中欧在文化、制度、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中欧是重要战略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并提出了8条建议：尽早达成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启动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借助“一带一路”平台进一步扩展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深化中欧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合作；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网络安全等领域“双赢”合作；支持中欧深化金融领域合作；继续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探索中欧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可见，中欧在未来的国际合作中大有可为。
6.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已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牢固的互信是中俄政治关系的本质属性和最重要特征，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中两国相互支持协作。XJP主席高度评价中俄关系：“中俄建立和发展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并指出要“引领中俄关系在高水平上行稳致远”。
二、大国关系调整引发的论争与思考
1.“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迷思与破解。
在大国关系调整中，一方面西方盟国内部出现了分歧，另一方面，它们又作为一个整体，以矛盾的心理看待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2017年2月召开的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报告《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揭示了西方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和困难，指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走向终结。在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重组过程中，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政治的悲剧”即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冲突造成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因为“国际体系迫使大国最大化地扩充它们的相对权力，因为这是获得最大安全的最佳途径。”这一重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强权政治的力量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秩序的力量之间的较量：其一，新兴国家的崛起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而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代表性和包容性远远不够。根据世界银行测算，2013年至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31.6％，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其二，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在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的表现差强人意。其三，新兴市场国家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同时，不断对其进行修改、补充、完善。XJP主席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这一指导思想也成为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钥匙。
“金德尔伯格陷阱”则认为新兴大国如果不能或不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国际体系将更加失序。而这一担忧并不是中国带来的，而是像约瑟夫·奈所说的，美国如果在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方面出了问题，“那可能更多是来自美国内部态度而非外部国家挑战”。美国退出TPP和巴黎协定，一再破坏多边体制，在全球安全问题、区域合作、气候变暖、贸易自由等领域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就会造成公共产品供给赤字。中国一直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推动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丝绸之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国际公共产品，大大完善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且，随着国际事务的复杂化，国际公共产品不可能由某一个国家独自提供，而是需要各国尤其是大国通力合作。XJP主席在2017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是要动谁的奶酪”，而是要“提供更多先进理念和公共产品，推动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规则”。
2.民粹主义与“我们是谁”：以何原则指导国际关系。
特朗普的胜选被称为民粹主义对精英政治的反叛。福山则认为特朗普的上台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民粹主义时代。亨廷顿曾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指出，“多文化论和多样性理论的意识形态出现，损害了美国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尚存的中心内容，即文化核心和‘美国信念’的合法地位。”为了减少这种损害，民粹主义要求移民“门槛”不断提高。尤其是万圣节前美国纽约曼哈顿遭独狼式袭击，特朗普要求终止“绿卡抽签”项目，并终止“链式移民”，进一步加快收紧移民政策。
欧洲的民粹主义与“特朗普主义”遥相呼应，其主要表现就是反全球化、反移民、反建制、反精英、反主流政党、反欧盟，反对多元文化社会，反对社会精英提倡的“政治正确”。民粹主义政党的口号注重迎合选民的情绪，比如特朗普提出“让美国重新伟大”，德国新选择党、意大利“五星运动”党、法国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都有类似的竞选宣言。被认为事关欧洲前途的德国大选虽然以默克尔胜出告终，但极右翼政党新选择党成为第三大党进入议会，将影响德国政治生态。
民粹主义的崛起主要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劳资之间分配不公导致财富鸿沟不断加剧所致。如果以这种“大国民族主义”为原则处理国际关系的话，将会在经济上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上推崇孤立主义，而文化上则强调文明冲突，世界将会变得无序而丛林法则盛行。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孤立主义、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以及保护主义均于事无补”，大家必须一道“重塑相互关联的世界”。
三、明确“两个构建”的外交目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塑造国际关系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中国外交领域的一系列顶层设计必将引领、塑造国际关系新格局。
1.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特点与目标设定。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在自身总体实力不断提升、国际秩序新旧交替、世界格局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也实现了由一个地区性发展中大国向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的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跃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意味着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早在2014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就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行过详尽的阐释，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法制化、推动公正合理的新国际秩序的构建，坚持为国内发展保驾护航。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把“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之一，同时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这一提法不仅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更是把中国梦同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联系起来，指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和实现路径。
2.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布局与核心理念。
在大国关系的分化组合中，中国战略回旋空间不断扩大。中国充分利用大国关系调整的机遇期，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布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一直以来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框架。除了前面提到的中美、中欧、中俄、中日等大国关系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还包括与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及多边合作机制的关系等内容。
第一，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2015年XJP主席在访问新加坡时指出，“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党的十九大后XJP主席首次出访选择了越南和老挝，显示出周边外交的重要性。XJP主席用“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来定义中越、中老关系，也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意义。中国非常重视同东盟的关系，东盟发展战略将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对接。尤其是随着美国退出TPP，中国—东盟双方共同推动的RCEP谈判迎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将促成更大范围亚太自贸区的实现。
第二，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中非关系可视为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典型，“十大合作计划”的提出大大促进了非洲的繁荣发展，2017年1—6月中非贸易额853亿美元，同比增长19％。建立中非、中阿、中拉命运共同体，更拉近了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2017年9月XJP主席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方向：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共同建设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中国还以多种方式提供资金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比如中国将在未来3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生项目。
第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合理公正的国际新秩序。世界上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贫富分化、战争冲突、难民危机需要靠经济发展、和平解决争端、摒弃文明的偏见来实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政治、经济、安全、文明、国际合作、全球治理等多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应有的担当。
一是提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二是坚持“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新发展观。20杭州峰会第一次将发展问题纳入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框架之内，构建“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的“中国方案”备受关注。三是奉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四是推行“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新交往观。中国提倡的伙伴关系，具有与以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不同的鲜明特征：寻求和平合作、坚持平等相待、倡导开放包容、强调共赢共享。五是树立“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观。六是树立世界文明观，即“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七是树立坚定的国家利益观。八是确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九是提出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中国倡议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对全球秩序的重塑。十是倡导多边主义。
概而言之，就是要通过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以及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来解决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世界格局包容有序，推动国际规则公平公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才能打破单边主义的狭隘，冲破文明冲突的咒语，也才能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长期过程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现了中国担当，必将成为重塑国际关系新格局的重要力量。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刘奇葆：新发展理念蕴含的理论特质和品格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涵盖广泛、思想深邃，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芒，蕴含着鲜明的理论特质和理论品格。
系统性：新发展理念是相互贯通、高度耦合、协同支撑的发展理念集合体。新发展理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发展的关联性来看“一个都不能少”。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主要内容看，各有明确指向，而又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逻辑关系看，第一动力、内在要求、必要条件、重要体现、必由之路、本质要求紧密联系、环环相扣、顺理成章；从整体效能看，新发展理念不仅对传统发展观念进行革新升级，而且对现代发展内涵进行全方位拓展，增强发展的统一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从操作层面看，新发展理念需要统一贯彻、统一落实，一体推进、一起发力，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
辩证性：新发展理念是把握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典范。新发展理念既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又从全球经济联系中进行谋划，借鉴各国发展有益经验，有共性更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一；既着眼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行战略谋划，又注重牵住“牛鼻子”，突出薄弱环节和短板领域集中攻关，体现了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统一；既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大势中提出大谋划大战略，又围绕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明确思路和务实举措，体现了战略性和操作性相统一。
人民性：新发展理念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在创新发展中，强调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在协调发展中，强调补齐农村、西部相对落后的短板，让人们享受普惠政策、生活得更加公平；在绿色发展中，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更加舒适的生存发展环境；开放发展说到底是为了让人们能够面向世界获得更大发展机会、享受更多发展成果；共享发展强调要让改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同时使发展获得深厚伟力，具有更加鲜明的人民性。
实践性：新发展理念是具有鲜明实践指向的行动纲领。创新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依靠创新转变发展机制，引领中国发展；协调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依靠协调处理发展矛盾，促进持续健康发展；绿色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依靠绿色发展保护环境，实现永续发展；开放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依靠开放拓展发展空间，优化发展格局；共享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依靠共享分配发展成果，使发展获得深厚的力量支持。
引领性：新发展理念是管方向、管长远、管根本的理论先导。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发展理念提供了明确指引。全面小康是我国现代化征程中迈出的关键一步，我们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未来发展任重而道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穿云破雾长长一系列的奋斗，这样的大事业需要大智慧大战略来引领。新发展理念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是着眼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擘划，是引领我国发展实践、开创美好未来的一面旗帜。
刘志明：延安时期我们党是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XJP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我们现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样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讲好的人才。我们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大批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好的人才，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延安时期，我们党紧紧围绕用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化大众，马克思主义如何化大众这两个重大问题努力破题，取得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的显著成效，为我们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积累了珍贵的经验和借鉴。
坚持用“活的马克思主义”
用马克思主义化大众，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用什么马克思主义来化大众呢？当然是用“活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也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毛泽东称之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坚持用“活的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其实质就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全国人民。坚持用“活的马克思主义”化大众，丝毫不意味着否定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相反，毛泽东强调，“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0页），并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2页）。他带头学习马列、宣传马列，全党掀起了学习热潮，组建了许多学习团体与学习小组、举办了许多学习讲座、出版了许多马列著作。这种学习、研究和宣传，“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坚持“和人民群众结合”
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大众化，这自然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他还说，“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6－837页）为此，1941年8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规定，“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1－362页）
如何坚持“和人民群众结合”呢？当然首先要考虑满足人民的主体即农民的利益要求和“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毛泽东深刻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7页）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来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在根据地开展的减租减息政策、大生产运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战时农民的经济负担；开展的民主政治建设，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这些政策的直接效果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从日常生活中直观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是可以拥护、值得信赖的，这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坚持“和人民群众结合”，要使群众认识到我们党的理论、政策、主张、口号的正确，这就必然要求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话向他们解释马克思主义。为此，我们党强调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强调要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进行宣传和讲话。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2页）毛泽东率先垂范，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中，随处可见他用朴实通俗的话语表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深刻道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被当时的中央总学委评价为“用通俗语言转化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XJP同志也评价说，“翻开《毛泽东选集》，鲜明朴实的文风扑面而来，生动活泼的语言引人入胜，深入浅出的论述让人茅塞顿开”。（XJP：《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求是》2010年第10期）
延安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尤其是被称为“哲学大众化之第一人”的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大众哲学》一书，是我国哲学大众化的开山之作。该书把深刻的哲理寓于生动的事例之中，通俗易懂，使青年和干部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启蒙教育，启发引导了几十万青年去探求真理，找到了认识和改造旧中国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对《大众哲学》给予了高度评价，将这本书推荐给党的干部，确定为抗日军政大学教材，并盛赞这本书胜过十万雄兵。
坚持“和人民群众结合”，就要考虑广大工农兵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的实际，“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还要考虑他们读全部马列选集“不现实”和读起来困难的情况，挑选其中的一些经典著作让他们读。中央指定读五本理论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今译名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坚持“和人民群众结合”，就要努力倡导贴近大众、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歌戏剧标语图画和讲演等宣传教育方式，还要善于针对不同的大众群体分类施教。我们党在党内所开展的理论学习、整风运动都体现了这一点。针对受过中等教育的群体，结合其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但马克思主义信仰还不够坚定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形式要着眼于进行理论灌输，从而进行意识形态的整合，如通过马克思主义进学校，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引导其正确区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封建主义各种思潮，从而在心理上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针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初等教育及以下者，就通过树立农业和工业上的模范典型，来很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我们党十分重视通过树立典型来带动影响广大党员和群众，工业中的赵占魁、军队中的张思德、国际友人中的白求恩等，都是学习的典型。这种树典型的学习方法，以群众所最熟悉的和最钦佩的群众英雄及其业绩来教育群众，以群众英雄的活榜样号召大家前进，这就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空谈，使教育产生出力量。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验的启示
延安时期，我们党在用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化”大众，马克思主义如何“化”大众方面积累的经验，对我们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重要启示意义。
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凝心聚魂。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在多思多想、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在系统全面、融会贯通上下功夫，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上下功夫，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更加自觉用这一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始终密切联系群众，须臾不可脱离群众。坚持“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5—526页），坚持“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坚持“和人民群众完全结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8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才有前途。相反，如果脱离大众，如果对大众不熟、不懂，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就会英雄无用武之地。
立足我国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要坚持让群众满意这一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持续深入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温毛泽东的一段话：“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页）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栾文莲：对当前西方国家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分析评判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深化下，当前资本主义大国出现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潮流。本文认为，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国家无力解决面临的经济、社会等问题而出现的国家治理危机；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金融化发展模式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国内广大民众与少数金融资本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做法。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大国金融垄断资本昔日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地位遭到削弱，更加凸显了资本主义道路必将衰败的历史趋势。本文从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表现、根源，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道路的危机，对当前西方大国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做一分析评判。
一、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叠加：突破经济行为成为西方国家政治主流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趋势，是我们谋划发展要面对的时代潮流。这一概念虽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流行，但它的发展趋势却早已产生了。从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观点看，全球化或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二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阶段；三是随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不复存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演化的阶段，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以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为主导，其进程具有双重性，从正面效应来看，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它服从资本追求高额剩余价值的目的，金融垄断资本驱动的全球扩张使剥削、贫富差距等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弊端在全球蔓延。跨国资本在全球流动造成整个社会的分裂状态，形成长期失业和贫困人口，民众因此而发起反全球化运动。由此看，经济全球化的负面作用，源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分配不公，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人民不能公平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大国受危机打击，经济复苏乏力、陷入长期停滞状况，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等社会矛盾更加严重，促使上述反全球化又进一步深化，保护主义更加严重，民众的反抗运动持续深化。同时，资本主义大国的逆全球化突破了经济行为，而发展成为政党行为、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实施一系列逆转经济全球化的措施，排斥外来民族，民粹主义思潮兴起。各种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充斥西方社会，成为西方国家政治主流。因而，当前背景下，反全球化问题更加复杂，其表现、性质不尽相同。
1．经济贸易保护主义更加严重
经济全球化进程一直伴随着这种反全球化，其分歧的焦点是开放与保护主义之争。它主要表现为经济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进行的经济退缩行为。当前明显地就是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打击，经济复苏乏力，陷入长期停滞状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泛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势头受阻，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规模和增速显著放缓。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1990—2008年全球贸易平均增长7％，而2009—2015年平均增长仅为3％。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国际投资增速也持续放缓。这种反全球化是在危机打击下企业竞争力减弱的表现，不乏中小资本经受不住危机打击而破产。
2．反失业、反贫困的反全球化抗议运动更加高涨
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全球化的浪潮，主要是以这些国家的工会、劳联、产联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发起的反对失业、反对贫困的反抗运动。1999年底，在美国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举行第五次贸易部长会议期间，美国工会和来自欧洲的部分工会代表第一次发起了反全球化的抗议。此后在世界其他地区多次爆发类似的运动。其特点：（1）规模巨大，参与人数多者至上万人。（2）涉及世界区域广泛。除了上面提到第一次在西雅图的反抗运动，此后在世界其他地区如曼谷、伦敦、布拉格、汉城等城市多次爆发，遍及欧洲、亚洲、拉美、澳洲。（3）以工人和中下层民众为主体。参加反抗运动的多为失业工人，以及越来越多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中等收入阶层。（4）由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组织、劳工组织发起的抗议活动。（5）反抗运动的目标是金融垄断资本。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复苏困难，社会底层民众迫于失业等生活困境，再次掀起反抗运动，反对贫富分化，反对贫困，反对失业。
3．政党和政府开始拥护反全球化行为，逆全球化举措成为主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党人士的反全球化和政府行为的逆全球化举措。反全球化发展成为国家行为。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20多年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受阻，转而实施严格的投资限制和严密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呈现排他性、封闭性、碎片化发展态势，英国脱欧严重损害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反全球化爆发以来，国家政治势力代表、政党领袖参与进来，他们反对贸易投资自由化，反对开放市场。高呼反自由贸易、反移民口号的政治人士受到追捧。他们把反全球化作为竞选口号和纲领，以此赢得选民支持。政党人士反全球化行为、政府的逆全球化举措成为赢得政党利益，行使政权的一个重要手段。
4．与逆全球化潮流同时掀起了民粹主义思潮
民粹主义兴起与一定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密切相关。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收入差距悬殊、贫富差距拉大，贫困人口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促使全球经济增长较快，但经济增长的利益在不同的国家、在同一国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却不平衡。资本收入相对于劳动收入的回报率上升，资本拥有者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高素质劳动力与低素质劳动力的收入差距扩大。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数据，1979—2009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美国收入的比重从8％上升到17％，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份额出现了下降。2008年危机后，由于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使资产价格大幅回升，高收入家庭占总收入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在金融危机严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仍在拉大，正是“占领华尔街”等反全球化等抗议运动持续不断、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
5.反移民、反难民的浪潮在欧美国家泛起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欧洲大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反移民政策包含在它们反全球化的举措中。美国特朗普就明确反对海湾七个国家的人员入境。为了赢得国内更多的选票，反移民甚至还成为一些政党竞选的口号。
从以上所述看，当前西方国家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潮流，大背景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危机的持续深化。当前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表现，突破了经济行为，而表现为一定的政党行为和社会运动，国家行为和政府行为。反全球化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普遍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原本不是主流，而今天成为欧美国家社会的主流现象、主流表现。随着英国脱欧公投，美国特朗普竞选前后推出逆全球化口号，特别是欧美大国实施了一系列逆全球化举措，逆全球势头逾发明显。
二、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激化
1．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激化——社会与阶级矛盾根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跨国资本全球流动，以及虚拟金融资本为主导统治社会经济，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贫富分化，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集中表现为跨国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世界造成利益分配不均，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造成了分配不均。劳动与资本更加对立，资本家内部大资本与中小资本的矛盾更加尖锐，形成越来越大的失业群体和越来越多的受冲击的中小企业主，这部分社会结构人群构成反全球化的社会群体。
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这些发达经济体的原有在岗的工人失业或从事更低收入的工作。同时，社会经济中资本密集度不断增加，资本与劳动之间更高的替代弹性提高了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占有者的份额。发达国家的少数跨国垄断金融资本占据了经济全球化绝大部分的红利，而占社会人口绝大部分的中产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出现收入下降的趋势。贫富差距持续拉大。资本和技术转移也对一些中小企业造成冲击甚至破产。这些失业者和破产企业主，加剧了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分化，是发达国家中下阶层抵制经济全球化，并成为反全球化的社会基础。
对于跨国资本流动形成长期失业人口问题，以及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国外一些研究有所论述。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itz）认为，经济全球化本应该是可以改善每个人的福祉的，但是很遗憾这一想法从来就没有经济的证据或者理论的支持。这里面有两个错误：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好处被高估了，二是我们低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平等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开放贸易带来的风险、竞争的不完美、垄断的产生，以及忽略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等。他认为，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政策正是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不利之处，推出了新保护主义（参见《全球化何去何从——朱民对话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斯宾塞》，环球网，http：／／finance.huanqiu.com／ro／2017－03／10349544.htm。）。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承认，国际贸易或经济全球化的其他形式所带给一个国家的收益并不能自动为所有群体均等合理地分享，配套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不可或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Samueson）2004年通过对经济全球化及其国际国内影响的现状观察，认为各国并不必然从贸易中均等获益，他承认，由于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全球化受益者并不会自动对受损者做出必要的补偿，那些岗位被竞争者所替代掉的美国工人，无疑承受了经济全球化的代价（PauSamueson，WhereRicardoandMiRebutandConfirmArumentsofMainstreamEconomistsSupportinobaization，JournaofEconomicPerspectives，Vo.18，No.3，2004，pp.135－146.）。在政府未能把收入分配问题置于恰当的政策优先序列，从而再分配政策执行不力，甚至产生向精英群体倾斜的情况下，国内收入分配状况必然恶化。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Kruman）认为，美国20世纪70年代后收入的大分化，制度、规范与政治权力的变化是主因，而非科技或全球化（〔美〕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00、107页。）。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与金融垄断资本精英站在同一立场，政府的政策有利于金融垄断资本，不能做出有利于广大民众的收入调节政策。某些美国政治学家通过回顾政府决定政策因素的变化，证明过去20—30年间，美国社会是朝着有利于富人而不是穷人和中产阶层变化的。例如，马丁·吉林斯（Martiniens）等人采用计量方法，对1981—2002年期间1779项影响收入的政策进行了分析，发现经济领域的精英和代表商界的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普通选民和大众团体的政策影响力则微乎其微（MartiniensandBenjaminI.Pae，TestinTheoriesofAmericanPoitics：Eites，Interestroups，andAveraeCitizens，PerspectivesonPoitics，Vo.12，No.3，2014，pp.564－581.）。上述研究证明，资本主义国家与垄断金融资本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是国家服从服务于金融资本的要求、需要。
那么，问题已经明白，民众发起反全球化的运动，实际上反对的是经济全球化中的一些问题，反对经济全球化中金融资本主导利益分配，而出现越来越多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现象。反对政府对这些问题的管理、协调政策无效和不利。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些问题反而加剧了。
2．社会分化、阶级阶层矛盾助推民粹主义兴起——思想根源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的核心是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源于私有制的分配制度。不平等与再分配问题历来是政治冲突的核心，也是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当前，长期以多元文化社会自居的西方社会被各种愤怒、仇恨和不安的情绪所笼罩，严重地削弱西方社会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在分配不公的驱使下，许多低收入群体对精英阶层、都市居民乃至外来族裔报以怨恨，表现出各种抵触情绪。这种种问题突破经济的逻辑，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阶级、阶层分化日趋严重。
民粹主义兴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的思想浪潮，而曾经助推金融资本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哑然失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内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工具，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而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光环尽失，从而触发了新的世界发展思想的探索，反全球化以及民粹主义思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国际政治学教授阿兰·卡夫鲁尼（AanW.Cafruny）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结合，已经让去工业化的浪潮在美国大地四处蔓延，与此相伴的，是前所未有的贫困和不平等程度，以及日渐衰败的社区。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根本性危机（参见《美学者：民粹主义来势汹汹〓新自由主义泛滥是深层次原因》，闫勇编译，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ex.cssn.cn／jxx／201711／t20171107＿3723839.shtm。）。
3．移民、难民问题反映的国际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霸权统治的根源
移民、难民问题与全球范围的社会、阶级矛盾密切相关。所谓移民和难民，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在世界搞强权政治，进行称霸的苦果。在难民危机最严重的海湾地区，首先是美国对这一地区石油资源进行美元垄断，石油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美国等金融垄断资本插手这一地区经济、政治事务的重要砝码。欧洲英、法等大国追随美国，插手地区事务。英、美、法等大国多次在这一地区进行战争，导致这一地区恐怖主义势力猖獗，战事不断，人民陷于战争苦难之中。美国等国借反恐多次发动反恐战争，导致大批难民流离失所。反过来，欧美大国拒绝这些国家的难民入境，借此打起反全球化的大旗。而问题的根源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强权政治统治和地区霸权。
英国脱欧也以反移民、反难民的借口来进行鼓噪，是金融资本统治转移公众视线，以此摆脱应对危机无力、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无法解决国内社会矛盾社会分裂的做法。2008年金融危机对英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英国政府追随美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并未收到良好效果，致使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的泥潭。而虚拟金融资本却从中得到好处，极少数金融资本富豪更加富有，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英国脱欧公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政府对人们进行误导：脱欧可以保护边境，防止移民、难民入境，可以保证人们的工作岗位。伦敦市前市长列文斯通说，人们被误导了，政府告诉你，如果我们脱欧的话，可以降低成本，可以保护边境，不用去支付欧盟会费。脱欧之后一些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参见栾文莲：《欧美资本主义危机与矛盾持续深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因此，脱欧公投是英国政府与金融资本集团的共同利益使然。政府为应对危机找一个出口，大金融资本为自己在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势而转移公众视线。
4．政府借反全球化模糊和转移矛盾——资产阶级立场和狭隘的阶级局限性根源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政客们无视或者回避阶级、阶层矛盾问题，而把问题简单地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打起反全球化的大旗。这模糊了人们的思想认知。同时，资本主义大国采取了一系列逆转全球化的举措，把国内广大民众与金融资本的矛盾转移为本国民众与世界他国人民的矛盾；反移民政策把国际社会阶级矛盾转移为民族矛盾。
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是优化全球的资源配置，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是作为一国的政府有没有把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公平地给予民众，为全体人民所享用；把更多的税收用于社会的养老、失业的补偿和就业培训，减少社会两极分化趋势，避免形成一部分长期失业人群的困难阶层。这种问题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更不是贸易不平衡的结果，而是政府、社会责任的缺失。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一国根据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国际贸易与投资的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双方都获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不存在输赢问题。如果从利益获得程度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发达与不发达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都获得了利益，经济落后国家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本国经济虽然可以节约成本，但利用外来资本和先进技术发展本国经济，却能够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
问题在于，一国在开放条件下，能否处理好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问题，以及在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核心问题是大多数人获益，还是小部分人占有更多的发展成果；是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还是极少数人占有和支配社会财富。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的不同。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能不能、敢不敢触动金融资本利益集团？不论从理论上讲，还是实际行动方面，他们是不敢触动的，或者说也触动不了。于是，他们打起反全球化的口号。把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采取各种反转全球化的措施，不失为一种成本低廉的政治策略。特朗普在竞选总统和当政后，提出和实行了多项激进的逆全球化的政策主张。在对华政策方面，特朗普将美国失业问题归咎为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发起对中国输美贸易调查的单边主义保护措施。特朗普政府还提出在美国与墨西哥两国边境修建隔离墙，宣布美国退出TPP，禁止海湾7个国家人员入境，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
反全球化举措还表明，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局限性，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无视面临问题的真实所在，从表面的现象出发，把反全球化的一些举措作为应对当前社会问题、经济危机的措施。不是全面地、历史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而是片面地、仅从本国利益出发，维护自身的暂时的局部利益。资产阶级由于阶级局限性认识不到经济全球化中的问题是由于资本家阶级本身造成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贫富差距等资本主义的弊端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造成了国内外的种种经济全球化的负面问题，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三、逆全球化是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模式的危机
1．逆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无力的危机
透过当前资本主义大国发生的逆全球化现象，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大国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发展轨迹。它首先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无力的危机。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0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复苏无力，陷入长期停滞，这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大国国家治理的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了几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是对金融资本有利的政策，但对整个经济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促进复苏、结构调整的作用，从而使社会本已存在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民众反抗运动此起彼伏。这集中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无力。而民粹主义从根本上是国家治理危机的产物，政府对危机治理无力助长其滋长。2016年的总统大选更是把美国社会的分歧完全暴露出来，助长了自由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极化。在欧洲，英国“脱欧”刺激了西方世界内部的各种分离主义，直接冲击欧洲一体化。可以说，政府失能、政治极化、分离主义、种族排外等政治乱象，是当前西方国家治理弱化的鲜明表现。
2．逆全球化使西方大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地位被削弱
以美英资本主义大国为首的逆全球化的举措，不仅不会阻止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反而会使他们自身失去全球化中昔日的主导地位。这样做的结果，不会阻挡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反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被弱化。从美国宣布退出TPP，到退出巴黎气候治理协定，再到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将使美国的影响力遭到弱化。2017年7月在德国汉堡召开的20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上的言行使西方报道本次会议的媒体颇有微词，奥地利《新闻报》2017年7月7日的报道中认为，20峰会表明美国在关键国际问题上“边缘化”。二十国集团峰会显示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美国从某些世界秩序关键领域退出不再担负责任。
3.逆全球化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实施的经济全球化、金融化发展模式的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依靠军事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套全球经济制度体制，20世纪80年代美国更是主导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其突出的特征是：建立以虚拟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通过资本全球流动运作直接而快速的获利。这成为美国资本趋之若鹜的新经济模式。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制造业利润率快速下滑，庞大的金融资本为摆脱利润率下降，而不再热衷投资制造业，大规模的剩余资本转向金融领域和对外转移的生产方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说，“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在更深层次上融合”，“推动全球化并实现其各种利益，一直是我们政策所关注的重点之一”（〔美〕克林顿：《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萧琛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94页。）。
2008年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危机。如今，危机爆发已经10年，尚看不到结束的迹象。这说明，美国主导并维护的这一资本增值体系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趋于瓦解。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美国国内的阶层分裂、社会分裂严重，“美国第一”的特朗普主义大行其道，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的逆全球化呼声上升。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到，以往由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正在走向尾声（参见王湘穗：《美式全球化体系的衰变与前景》，《文化纵横》2016年第12期。）。
4．逆全球化显示出资本主义道路衰退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性时认为，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剥削本性，在生产大量剩余价值的同时，也生产着自己的掘墓人：工人阶级。近40年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追逐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产生着大量长期失业的贫困人口，产生着日益增多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群众，他们是资本主义统治者的对立面；空壳化虚拟化的经济模式产生自身大量利益的同时，也产生国家经济体系的虚化。这些因素造成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危机，造成在世界全球事务主导地位的危机，造成其资本主义自身发展不可持续的危机。
经济全球化影响着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看，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优化资源配置。近40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总量在不同国家之间的重新配置。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总量的比重有所上升，这是生产资源在全球更有效配置的结果。当前，资本主义大国由于危机深化所导致的长期停滞，在世界经济增长的占比下降，而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占比上升，特别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0％。
列宁曾在论述资本主义的两种趋势时指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二种趋势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0页。）按照列宁的思想，第二种趋势发展得越充分，资本主义就越成熟，向新的社会转化就越充分。
四、中国要推进的建设不同于金融资本主导的新型全球化
西方大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越来越暴露出其内在的制度性缺陷，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难以解决当前世界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当今世界处在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的时代。我们要顺应这一时代的发展要求，分析当今逆全球化的表现、根源，充分认识其影响，努力推进建设新型全球化。
1.新型全球化的努力方向
国际金融危机使传统的西方大国政治经济影响力受挫，发展中国家显示了重塑世界格局的力量。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于经济全球化，更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向世界贡献着解决当前困难的“中国方案”。2014年XJP首次提出，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之际，又指出，中国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弊端，面对国际社会不断兴起的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的呼声，我们要努力推进建设新型全球化。正如XJP在2016年底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17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的：“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XJP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78页。）
2.新型全球化提倡新发展理念，让经济全球化更加科学有序
国内外发展经验表明，开放发展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个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最重要的是看它能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坚持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管理经验。一切封闭的、以邻为壑的处世之道都必然被时代发展所摒弃。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能以自身的发展引领世界的发展，这是被中国发展经验所证实的真理。
中国在参与、受益、贡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贯穿着和平、共享、共赢的方针。提出互利共赢、合作共赢战略，就是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国际合作的各个方面。倡导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通过不同国家和地区互惠合作，共同谋划利益和福祉，实现共赢发展。
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国内外多个场合提出并共同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要努力推动所有国家都能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不因差异而受到排斥。实现普惠的经济全球化，在利益分配上充分照顾弱小国家和群体，实现共同发展。追逐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对劳动者的压榨和对自然力的索取几近极限，造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当今世界，摆在面前的最大命题就是推进更有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化，探寻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赋予经济全球化新的生机与活力。
3．新型全球化是包容、共享的经济全球化
包容体现了实现世界共同发展、减少贫富差距的普遍愿望。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和不平等，让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各国应加强对资本的约束，重视社会政策，在民生领域加大投入，减小贫富差距。要倡导包容的、开放的民族主义和国家精神。要尊重各国从本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
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归根结底是要共享。共享实质上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共同富裕的发展要求。这是古今中外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各国人民奋斗的基本目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要坚持以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中心，努力实现世界的共同发展，让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让各个阶层的人们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4．团结合作，挖掘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动能
在2016年20杭州峰会上，针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三大突出困境——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经济治理滞后、发展失衡，中国提出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协同联动，打造合作共赢的合作模式；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发展理念、方式的创新，政策手段的创新。中国面对世界经济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化的局面，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增强经济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动力，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新业态，发展以互联网、新智能为特征的共享经济，为经济增长不断注入新的动能。为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提供动力之源。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得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中国目前已经和60多个国家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5．推动全球治理向公平合理的方向转变
随着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大，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是大趋势。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引导全球经济议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抓住机遇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国际多领域的合作与治理，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做出了贡献。在20杭州峰会上，中国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引领峰会形成一系列开创性、机制性成果。实现了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增长提供动能，为合作筑牢根基的目标。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度。
推动全球治理向公平合理的方向转变。对于我们指出的经济全球化中的矛盾：跨国金融垄断资本垄断了大部利益，没有兼顾好社会底层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和政府的社会责任，保障劳工权利。要加强全球贸易与投资的规范和引导，加强对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在2016年20峰会通过的关于全球多边投资指导原则的文件，2017年20峰会继续坚持，说明主要国家就推动全球投资规则谈判达成了一些原则意见。关键要监督协调落实好以下几个规则：约束跨国公司合规经营的法律法规；规范跨国公司合理纳税；强调跨国公司发展中的社会责任等。这些将有益于平衡经济全球化中跨国公司的利益，制衡利益失衡触发的矛盾。关键还是要监督运用这些规则。
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虽然目前是一些资本主义大国的国家行为，然而它只是一个局部问题，经济全球化的总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我们要在推动新型全球化进程中，发挥自身的优势，坚持开放，抵制保护主义，开创各国互利共赢的新局面。通过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把全球经济增长的优势更多发挥出来，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
参考文献：
【1】庞仁芝：《当代资本主义基本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2】蔡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中国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
【3】吴宇、吴志成：《全球化的深化与民粹主义的复兴》，《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
【4】王湘穗：《美式全球化体系的衰变与前景》，《文化纵横》2016年第12期。
【5】闫磊：《警惕“逆全球化”冲击世界经济》，《经济参考报》2016年12月9日。
【6】郭强：《逆全球化：资本主义最新动向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4期。
【7】吴易风：《反全球化运动考察与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张建刚）
栾文莲：金融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危机
一金融化的发展
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列宁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第三个阶段是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虚拟金融资本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前两个发展阶段，当前正处于第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具有共同的社会性质，都属于私有制度占主导的社会结构。同时每个阶段又有特殊的表现。作为资本统治的最新形式，金融化是金融资本在主导社会政治经济中，通过金融系统进行的货币财富积累凌驾于产品生产过程之上、日趋脱离生产过程的一种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中，金融中介活动成为整个经济的主宰，并对政治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对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生的深刻变化，国际理论界将其称为经济的金融化。戈拉德·爱泼斯坦（Epsteinorard）在《金融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认为，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还有学者认为，比较近30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三大现象：全球化、新自由主义、金融化，金融化越来越被人们认为是主导力量，是关键因素，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扩张。①
本文认为，以虚拟金融资本垄断为主导统治社会经济生活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的逻辑结果。金融越来越集中的趋势是垄断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产物。为应对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滞涨危机，垄断资本把盈余资本推向金融领域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形成金融资本的脱实体经济、离本土化，建立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新统治，开始了资本主义金融化进程。从生产力和生产的物质内容看，集中和垄断是资本的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同时空转移；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集中和垄断看，则存在着资本的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相脱离。这是一个矛盾的进程，资本的价值增值不能脱离实际生产，而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欲望又不断产生脱离实际生产就能增值的妄想和狂想。今天这种妄想和狂想已成为资本主义占主导的生产方式，即以金融为主体，金融自我循环、膨胀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积累方式。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曾担忧的“投机将支配生产”②今天成为现实。
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生产力革命性进步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进步的全球市场经济大发展，金融经济对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各种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以及两者的结合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工具，金融资本利用进步的生产力和经济形式为资本的增殖服务，形成金融虚拟经济主导的统治，并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生产力发展与进步的成果具有被金融资本所掌握、又用于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属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金融创新与生产力成果成为金融资本进行全球统治的新手段。由此看来，金融化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新的万能统治，它使资本与劳动对立等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更加严重，经济危机等更加频繁地爆发。
二金融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危机
在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阶段性变化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更加尖锐，社会基本矛盾又有新的发展；虚拟金融资本垄断使金融日益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而追求自身增殖；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前所未有地加剧；而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其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所在。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矛盾发展。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更加尖锐，社会基本矛盾有新的发展
首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果、科技进步的成果被金融垄断资本所攫取，投入金融领域，满足资本增值需要。20世纪中期前后，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所谓的“黄金时期”。但是，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能力所带来的盈余资本难以找到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出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通过金融部门的增长来吸收剩余资本，并由此获取货币资本收入，增加利润。由此看到，巨大的生产力发展成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资本所攫取，而它们拥有财富的同时，还要求有更大的盈余，于是投入金融领域，以达到钱再生钱的目的。其次，科技进步、技术进步的成果被垄断金融资本掌握，成为金融资本控制世界的技术手段。第三次产业革命，即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运用新的信息技术形成金融全球网络，信息传递与处理技术为金融交易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巨额金融资产24小时不间断地交易。通过这种形式，金融垄断资本对全球金融资产以及人才、资源、能源等进行全方位的网络控制。再次，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形成现代金融经济新形态，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条件下，把它变成金融资本谋取巨大利益的运行机制。全球金融市场成为金融资本绕过生产劳动过程直接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场所。各种新型金融工具成为资本用来谋取巨大利益的工具。发达的金融交易变成掠夺国内外劳动者的手段，实现了钱再生钱的金融资本的行为准则。今天，被称为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现象，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与金融经济结合主导社会经济运行。用一个普遍使用的词语“虚拟经济”来描述，就是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进行的循环运动，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主要通过金融市场来运作，而不经过实体资本的循环，就可以得到利润。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当今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基本矛盾有了新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成果私人化的矛盾，资本的社会化与资本最终的所有、使用、收益的私人化的矛盾，并存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又一表现。而资本的社会化与资本最终的所有、使用、收益的私人化的矛盾是在当今金融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新的表现形式。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的社会化与资本私人占有、高度集中的程度同时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对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数量的要求在提高。特别是随着股份公司、股份资本的发展壮大，20世纪后二三十年，资本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发展。首先是股权分散化，垄断资本集团的股东数量迅速增加。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使得普通民众也成为股票持有人。而在资本社会化发展过程中，与股权分散化伴随的是资本的高度集中。工人持股现象的出现并不能表示工人对资本的支配权和所有权，拥有绝对多数股权和决策权的仍然是大资本家。美国政客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美国普通民众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其实是一个骗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③高度社会化的资本日益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手中，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直接所有权的资本家阶级的资本权力。
随着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深入，金融虚拟经济成为金融资本获利的主要领域，虚拟资本社会化随之发展。
不计风险地扩张金融资产是金融资本抑制不住的欲望，不断以越来越大规模的社会的资产谋取自己的利益，是金融资本的普遍特点，这是资本社会化与资本最终所有、使用、收益私人化的矛盾在当代的突出表现。
金融资本集团和金融寡头以各种手段，包括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推出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并通过高杠杆，或者相互间，或对广大中小投资者进行诈骗，将全球股市、基金债券市场变成同实体经济完全不相关的大赌场，使经济关系越来越表现为债权股权等金融关系，社会资产也因金融化而异化为金融资产。
资本家为了扩张资产，通过提高杠杆倍数来扩大所经营的资产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债权抵押证券（CDO）、各种衍生债券、杠杆收购（BO）等开始大肆泛滥。华尔街在鼎盛时期，以极少的自有资本为杠杆的支点，轻而易举地撬动了几十倍的资金，得以为其不断扩张的资产提供大量的资金链。甚至这种资产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DP）增长的速度。
由于金融资本的私人占有性质，带有巨大体系风险的大金融机构成为私人盈利的工具。由于其大规模社会化的性质，它有能力动员规模巨大的社会资源或社会资金；又由于其私人资本的性质，这些巨大的社会资本成为资本追逐自身利润的工具，结果导致大量社会资源被少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导向高风险领域。在资产泡沫时期，这种以社会资源谋求资本利益的现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金融资本逐利导致金融资产的高度集中，金融资产集中到一定程度，导致金融系统风险增大。而当泡沫破裂，承受风险和损失的是广大的民众，握有金融资产权利的少数大资本早已赚取巨大利益。美国次贷危机正是生动的写照。
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还表现为以下两点：（1）生产的社会化、全球化与国际垄断资本私人占有制相矛盾。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全球性大生产，而同时生产和资本的所有权更加集中于少数大垄断资本，垄断资本的所有权更大，因而与社会化生产存在很大的矛盾。（2）资本社会化、全球化与私有制下金融垄断资本对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获利权的占有私人化的矛盾。
这些都反映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化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更为严重，并有新的发展和新的表现。一方面，垄断的发展和深化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加深，特别是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生产的要素，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性质，不仅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占有私人化，而且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运行“第一推动力”的各种货币资本，随着其社会化程度的加深，其最终占有、获利也趋向私人化，更加集中于极少数金融垄断资本。
（二）金融日益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二者的分离日趋明显
资本主义金融化进程中，金融日益失去为产业经济服务的职能，而为自身增殖服务；世界储备货币日益背离货币本身的职能，成为金融垄断资本统治的工具，成为金融资本虚拟化、泡沫化的载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凝结形成商品的价值。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货币标示的一定价格，表示了商品的价值。当世界市场形成，商品交换成为世界性交换，社会劳动获得全面的发展，成为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劳动。各国的社会劳动转化为世界范围的社会必要劳动，商品的国别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国际价值是世界商品交换的基础。④
但是，当今的国际经济运行中世界货币早已背离了这些基本原理，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执行其职能的份额越来越少。特别是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与黄金脱钩，使世界货币自身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黄金是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对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任意增发货币的行为形成约束力量。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进入商品流通时，就不是作为有价值的商品货币进入的。它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决定商品价格时就失去了价值决定的必要前提。这就为通货膨胀、虚拟资本膨胀开了口子，是垄断资本以金融虚拟经济形式获取利益、进行资本积累新模式转变的体制原因。
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美元发行量剧增。1970年之前的50年间，美元现钞发行数量只有700亿美元。在1971年到2007年，增长到8500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3年，美元现钞已经增长到2.3万亿美元。1971年，全球广义货币（M2）供应量的规模只有2万亿美元左右，目前已近60万亿美元左右。失去了发行硬约束的美元，创造出了人类历史迄今最为庞大的全球货币规模。⑤
20世纪70年代世界货币领域发生的变化满足了资本增殖方式的变化。在金融市场通过货币的循环就获得了资本的增殖。在货币失去相应的价值基础以及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大量发行还为了满足信用货币的需要，即金融市场中为资本增殖而流通的信用货币。金融资本在金融市场上不断地对信用工具进行花样翻新，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制造出新的信用工具，包括衍生金融产品以及有毒金融资产。信用工具的创新又使资本市场上债券价格不断涨落，为投机性金融资本获利带来新的机会，使资本可以既远离生产活动又能更加迅速、便捷地赚到钱。
在经济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产业经济发展的功能。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货币信用是一种衍生性经济，其扩张速度与规模要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它的作用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不能任其自我膨胀，形成货币信用过度扩张。实践证明，当国民经济活动中超出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交易活动量过度增大，特别是金融虚拟资产交易量过度扩大，使金融系统风险激增时，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成为必然。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一些地区和国家金融危机爆发频繁，无不以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无序流动以及虚拟金融资本的泡沫破裂密切相关。
由于资本主义金融化，金融业资本和虚拟资本组成的金融垄断资本的地位由服务于职能资本向主宰职能资本异化，其利润越来越与职能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脱钩并远远大于职能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生产和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偏离实体经济，经济体系日益非理性化。
非金融企业的剩余资本不断从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领域退出并投入金融市场以获取更高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资产之比为40％左右；到90年代，这一比率已接近90％。发达国家以金融、保险、不动产部门（FIRE）为主的虚拟经济部门的附加值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制造业部门，且差距在不断扩大。据学者研究，20世纪70年代，美国金融部门所获得的利润仅仅是非金融部门所获利润的1／5；到了20世纪末，这一比率升至70％左右。⑥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趋势使金融与产业的分离趋势日趋明显。这种分离绝不是金融资本统治的削弱，而是金融独立于产业部门，凌驾于整个社会经济之上，虚拟金融资本统治极大增强的结果。
资本脱离劳动、生产过程的冲动由来已久，但把这种“妄想”和“狂想”变为现实，还是在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时期的金融市场独立条件下实现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以及各种衍生品市场的市场主体独立运行。市场包括金融市场是用于资源配置的，但在这里却成为被金融资本用来获利的手段和场所。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amyFoster）认为，“资本主义的积累不只是生产资本的积累，同时是货币资本的积累，这二者包含于资本积累的同一个过程。二者的分化，即金融资本积累逻辑的展开，和它脱离生产资本周期而发展为独立的积累过程，需要一定的条件，即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的产生”。⑦
资本主义金融化过程包含着金融与生产劳动的分离过程，但这种分离是无法完全实现的。从根本上而言，金融利润无法脱离生产过程，无法脱离人们的劳动活动。不论金融资本如何远离产业资本，它所依托的基础和最终利润来源是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剩余价值的积累。金融资本的收益终究是对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是使社会财富向金融垄断寡头手中的再次集中。没有产业资本积累过程支持的金融资本积累，必将产生金融危机。所以，金融资本脱离于产业资本，但又必须最终依赖实际生产过程，这是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一个矛盾。
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无法解决，即使借债，债务积累也是杠杆率越来越大的积累。因为金融化发展的趋势，是虚拟化的资本占比越来越大，债务积累越来越多，金融资本对实体资本利润的吸取越来越多，实际的价值生产却越来越少。而资本积累与劳动和生产分离，终将使金融资本的价值慢慢减少直至消殒。因为真正的价值是来自劳动、来自生产，而不是来自金融的操弄。
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的生存发展首先要靠物质生产，任何脱离实际生产的方式都是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三）金融资本对广大人民的剥削与掠夺空前加重，社会主要矛盾更加尖锐
第一，剥削掠夺的范围空前加大。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获取了高于其国内的高额利润。发展中国家人民赚取的是微薄的加工费。
金融资本集团所操纵的金融资本流动，主要是证券等间接资本流动，利用美元等强势货币的优势，大肆赚取由于汇率、利率等货币差所形成的差额收益，扰乱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秩序，造成这些国家经济动荡，人们生活水平下降，甚至影响社会政治生活安全。
所谓的金融开放、金融自由，是金融资本抽取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财富的自由。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账户是有利于国际金融资本攫取他国财富的政策。20世纪80－90年代国际金融资本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化、私有化，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圈地运动”。包括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实质为金融化，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新形成的大官僚资本、垄断寡头一转手，把主要股份都卖给了西方买主。这都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化战略的组成部分。
第二，剥削程度加深。从对一国劳动者的剥削和掠夺来看，在资本主义自由化、金融化时期，资本加重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掠夺。
在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的近30－40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一直处于下降状态。美国学者认为，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际工资增长，并促进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在工人自己和大多数人看来，个人消费水平成为他们生活是否成功的标准。但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人素质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工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也在增加，工人的工资本应相应提高，而事实是美国工人的工资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不断下降。1971年美国企业工人平均工资每小时17.6美元，至2007年每小时工资下降到10美元，降幅达43％；如果将通货膨胀因素考虑进去，工人的实际工资降幅更大。“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停止了增长。从此前90年的记录来看，这是一场深刻的变化。尽管制造业的生产率在不断地提高（从1978年至2007年，年递增率为3.26％），然而实际支付的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几乎没有多大变化，有时甚至还有所下降（从1978年至2007年，每年下降的速度大约是0.37％）。”⑧资本家从工人那里不断获得越来越多的产出，而工人的实际工资却并没有相应增加。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工人实际工资的萎缩，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入资本家的手里，社会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据一些研究显示，近二三十年来，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357∶1。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30年中，美国普通劳动者家庭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有者的收入增长了4倍，占人口0.01％的最富有者家庭的财富增加了7倍。⑩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1.5万个高收入家庭的年收入从1500万美元增加至3000万美元，6年翻了一番；而占美国劳动力70％的普通员工家庭的年收入从25800美元增至26350美元，仅增长550美元，6年仅增2％。前者的家庭年收入为后者的1150倍，在这6年中前者年收入的增加额为后者年收入增加额的近3万倍。（11）
工人由于实际工资增长的停滞而备受压榨，与此同时，资本家却以激增的剩余价值不断提升其经济、社会地位。而此时，金融业发明和增生出一些机制，借贷给工人。一方面，可以缓解劳动者贫困加深、社会购买力不足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另一方面，可以满足金融资本对劳动者的再次榨取。而劳动者借贷消费，不过是为了维持一种较为体面的生活，是不得已而为之。主要是因为在实际工资增长停滞的情况下，没有其他办法实现“美国梦”。劳动大众对信贷需求的日益扩大无形中加深了他们所受的剥削，而银行家则从中获利。工人曾经享受过的实际工资增长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工人背负的债务不断增长。
第三，以金融化的方式进行剥削和掠夺。对劳动大众的剥削掠夺形式更多样。针对劳动者个人收入的金融化是一种在金融化条件下，资本家压榨剥削工人的新方式。劳动者个人收入的金融化是最近几十年系统形成的金融资本的利润来源。这种金融掠夺是流通领域中产生的一项额外的利润来源，它与个人收入相联系。
20世纪70－80年代后，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自由化、市场化、金融化，放弃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部分内容，比如停止对收入政策的调节，进行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由金融机构操控这些职能。这首先助长了金融业垄断资本的发展，满足了金融资本的利益要求。金融机构用这部分资金投入金融市场运作，获取巨额收益。以金融化的方式加剧资本对劳动大众的剥削和统治，不仅使劳动者在生产领域遭受压榨，这种剥削压榨还扩展到劳动者的生活领域；不仅对当代的劳动者进行剥削压榨，还扩展到对劳动者后代的剥夺压榨。
劳动者在生产过程完成后得到的工资收入是被资本家扣除了剩余价值的所得，它是用于维持劳动者本身及其家庭、子女的生活需要。而现在他们的劳动收入再次投入保险等金融部门，由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资本运作的资金。虽然他们也得到一些红利，并被承诺获得某种保障，但众所周知，这是扣除了金融资本利益后的部分，金融机构是最大受益者。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本是受资本家剥削后的所得，现在再次受到金融资本的瓜分。在资本主义金融化下，不仅劳动者在生产过程受剥削，维持人们生活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各种保障也服从于资本的利益。执行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化职能的垄断金融资本包括劳动者的住房消费信贷、医疗保健和退休保险等。由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必然把这些费用尽可能压低。它使工人再次遭受金融掠夺。金融资本的魔爪伸向更深，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有了更深刻的表现。
金融资本家阶级利用劳动者收入金融化，进一步将劳动收入向资本家阶级转移，导致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由此加深的金融资本利益的无限增长与人民大众消费有限性的矛盾在现时代不仅没有缓和，反而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矛盾更加尖锐，这是产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因此，不论是从世界范围看，还是从一国范围看，金融资本对广大人民的剥削、掠夺空前深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贫富两极分化空前深重。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突出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对立的深刻根源在于二者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它使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使劳动力价值与资本价值差距越来越大。随着资本价值的增加而劳动力价值的相对减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的矛盾。
（四）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中，金融资本统治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矛盾的内部各方，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对其发展起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中，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是金融资本家阶级。在当今金融帝国主义时代以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化社会中居主导地位。在国际社会金融垄断资本与国际组织以及国家的关系中，金融垄断资本居主导地位。在这些矛盾关系运动中，金融资本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资本主义国家服从、服务于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例如，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吸取1933年危机的教训，实行宏观调控政策，运用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周期经济波动实行调控。这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是奏效的。但资本主义并没消除滞涨、金融、货币、债务等经济危机，而是使经济危机变得更加复杂。资本主义国家调控之所以失效，就在于其调控的目标与金融资本利益发生矛盾时，国家的调控政策让位于金融资本。又如，为挽救危机中的金融垄断集团，政府不惜牺牲巨额财政资源。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中，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7％，当时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支出额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8.3％。与之相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为挽救1个百分点的经济衰退，付出的代价相当于30年代大危机时期的54倍，即为挽救危机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危机本身所造成的损失。金融资本在经济上处于绝对统治地位，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进而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利，使国家机器、国家的武装力量完全服从于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意志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金融资本统治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关系中，金融资本处于主导的绝对统治地位。一方面，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指导，推行资本流动自由化，削弱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使世界市场以及金融市场成为资本获取利润的乐园；另一方面，实行高度金融垄断的统治，通过金融市场——众所周知世界金融市场背后的“推手”就是极少数掌握有金融资本权力的垄断寡头、大垄断财团——控制着世界储备货币美元的发行权，股市、债市的定价发行权，进而决定着全球大宗商品、战略资源的价格，普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形成控制全球金融市场，主要控制金融市场价格体系和定价为特征的权力结构、权力体系。金融垄断资本还操纵汇率、利率等工具，以谋取更大利润和其他政治经济目的。
三结语
金融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其最深刻的矛盾，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总根源。危机是对矛盾状态的强制解决，它用生产力部分被破坏的方式暂时缓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又积累着新的矛盾。对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新阶段的矛盾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
第一，资本主义危机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金融化是资本主义摆脱滞涨危机的一条出路，但它孕育着更大的危机，并使危机有更复杂多样的表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滞涨危机，凯恩斯主义失灵，资本主义转而进行金融化，实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金融化、自由化盛行的年代，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困扰。但频繁的经济危机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告诫人们，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就起作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就起作用，必然发生经济危机。
第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危机有新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有了新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成果私人化的矛盾，资本的社会化与资本最终的所有、使用、收益的私人化的矛盾，并存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它是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结构转变后基本矛盾新的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条件下爆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突出特点是金融部门和金融机构在危机的爆发、传导和影响扩大等方面扮演着突出的角色，是资本主义金融化的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集中爆发的表现形式。
表现虚拟金融资本循环的运动形式—′循环，本身就包含经济危机的现实性。按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循环的公式，资本主义生产在于—M—′的运动。货币资本用来交换商品M，通过生产转移成新的产品，之后又被出售换来更多的货币′（＋△）。这个过程的本质在于它是无止境的。任何对这种无止境资本积累的打断都意味着危机。在资本主义金融化占主导的生产方式中，—′循环本身与生产过程脱离，产生了断裂，其本身不仅存在着危机的可能性，而且存在着危机的现实性。金融资本以虚构的价值积累，凸显脆弱性、泡沫性，资金链条的任何一个环节破裂，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引发经济危机。
第三，危机具有易发性、频发性、反周期性。与实体资本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周期性危机不同的是，金融占主导的经济中，危机表现出周期缩短、更易发生，一个周期与下一个周期的临界点接近。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就是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以来，频繁地发生国际金融危机。
在金融化条件下，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企业、居民、政府以及跨国部门被金融的资金链紧密联系在一起。金融交易的杠杆化倍率加大，意味着泡沫越来越大，存在着极大风险，体系内部具有不稳定性。而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都会发生连锁反应，局部风险必然导致系统性危机，并且危机首先在金融领域爆发，随后对投资、就业和生产等实际变量产生影响。
第四，危机始作俑者对世界的危害更大。在当今世界经济的体系结构下，资本主义大国有着强大的金融系统，而实体经济转移到世界其他国家，当危机波及甚至危及实体经济时，受损害最大的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实体经济。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受到双重损害：一方面，像中国等大量产业转移国家的实体经济深受危机影响；另一方面，它们的外汇储备、美元资产由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而缩水，或遭受损失。
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爆发及其危机的必然结果显现了当代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金融资本与生产力进一步对立、与价值创造对立、与劳动者和广大民众对立，这种生产方式越来越表现出发展的局限性，是不可持续的。
注释：
①参见美国学者戈拉德·爱泼斯坦在《金融化与世界经济》一书的序言中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三者的分析，戈拉德·爱泼斯坦：《金融化与世界经济》，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第14－21页；另参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第9－13页。
②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9期，第16－23页。
③刘海藩：《当前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应对》，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第17页。
④《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2、116、163、614页。
⑤苏文洋：《美元脱钩黄金40年祭》，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1－08／18／c＿121875364.htm，登录时间：2016年5月6日。
⑥朱炳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加速金融化和虚拟化》，载《红旗哒哒公文铺》，2012年第4期，第7页。
⑦转引自王旭琰：《从垄断资本到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评“每月评论”派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期，第42页。
⑧斯蒂芬·雷丝尼克、理查德·沃尔夫：《经济危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兼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比较》，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0期，第9－19页。
⑨何国勇：《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前景及启示》，载《南方论丛》，2009年第2期，第55页。
⑩保罗·克鲁格曼著，刘波译：《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11）刘海藩：《当前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应对》，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第17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栾文莲：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本质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以虚拟金融资本垄断为主导的新阶段，即资本主义金融化。而这一阶段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垄断金融资本通过金融手段来攫取巨额利润、掠夺世界财富。
资本主义新的剥削方式
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后，这一规律转化为获取垄断利润。而在资本主义金融化条件下，股份公司及其所在的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以及多种金融工具，集中了全社会的主要资本供资本家使用。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国家还通过财政、税收渠道予以补助。这些都使垄断资本家向社会索取的资本价值极大膨胀，并因此有了更多的剥夺手段。金融资本不仅在物质生产领域，更在金融领域，使用虚拟金融手段，进行杠杆倍率扩大的交易，以较实体经济更直接、更方便地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可以说，金融资本的疯狂发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资本本性的必然反映。比如，垄断资本家以“兼并重组”的名义收购企业，低价进，高价出，转手即可获得巨额利润；或是用举债的方式进行经营，通过设定规则避险，保证只赚不赔；或是开动印刷机印刷钞票、票据、票券制造金融泡沫，进而从中获利。当然，垄断资本家也经营物质产品，如原油、玉米、大豆以及房产、军火等。这些大宗产品和原材料战略资源是他们从政治上控制世界，从经济上榨取世界的手段。特别是围绕原油、玉米、大豆、房产的期货期权产品，均是由美元计价，由此引起的价格波动成为金融资本获利的主要手段之一。可见，随着金融化逐渐成为资本主义新的剥削方式，垄断资本主义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脱离为实体服务的本质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金融资本越来越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追逐其自身的独立和增值。不论是金融部门还是非金融部门都高度依赖这些资本来获取利润。例如，在当今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日益发达的环境下，资本家和投机者不再满足于利润及分红，追求市值最大化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而所谓的市值最大化或股东价值最大化助长了金融投机行为，使资本的贪婪本性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金融部门日益脱离为生产服务的职能，服务于自身增殖，这就抑制了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使阻碍和破坏生产力成为主导。而在实体经济发展缓慢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又通过扩大负债谋求投机利润，最终导致国家运行的各个层面都日益债务化。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向虚拟化、食利性的转变，在分配方面表现更为明显。金融化的生产方式加重了对国内外的剥夺、掠夺，必然加剧贫富分化。相应的收入分配必然向金融部门、金融资本倾斜。劳动收入差距拉大，特别是普通员工与高层管理者的收入差距悬殊。众所周知，企业中大股东与高层管理者的利益一致，薪酬制度设计为两者的利益融合提供了手段，进而有可能结成新型联盟。
资本家通过剥削获取剩余价值，转而进行再生产和个人消费，这一进程得以不断发展。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马克思曾说，“上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对这种社会具有意义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不是享受，而是财富”。当时它“还没有学会把剥削与消费结合起来……享用的财富对它来说，是一种过度的奢侈”。接着，是资本家通过市场流通，把剩余资本投入资本市场，直接获取利润。现在，资本家试着把剥削与消费结合起来，将劳动者个人收入金融化，这成为近三十年来金融资本获利的一个重要渠道。劳动者的住房消费信贷、医疗保健和退休保险等消费，是其收入中用于生活消费的部分。在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者的教育培养条件，失业人口生存的保障条件等，这些社会职能主要由金融机构执行。这样，广大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加入保险形成资本社会化，又满足了金融资本从中获取利润的需要，垄断资本家通过消费领域再次对劳动者进行掠夺。
垄断金融资本的霸权统治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剩余价值生产，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垄断利润，而在虚拟金融资本占主导时期，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以金融手段获取超额利润、进行金融掠夺。此时的垄断利润不仅有来自实体经济的剩余价值，更有通过虚拟经济所剥夺的剩余价值和世界财富。在资本全球化的运作下，资本主义的攫取对象除了本国人民，还包括其他国家人民。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各种手段，尽可能地把国内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扩大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矛盾，进而加剧世界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特别是其所谓的高消费、高福利、无污染都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低收入、低福利、高污染的基础上，这是垄断资本主义寄生性和掠夺性的新表现。
资本主义金融化虽然改变了价值增值方式和资本积累模式，但背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体现了垄断金融资本的霸权统治。霸权与公平正义相悖，表明资本主义难以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是出于占有人类的劳动成果、掠夺世界财富的需要而建立起来。此外，金融霸权还通过控制金融市场、控制定价权、控制评级机构等手段，以资本来诱惑、欺骗国内外的劳动人民。
总而言之，当今资本主义金融化使极少数金融寡头与广大劳动者及国内外民众之间的矛盾更为严重。近年来，西方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矛盾、社会分裂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趋于严重，并进一步形成、酝酿着新的危机。因而，资本主义金融化使全球处于一个不断分化的社会体系，而这也更加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吕薇洲马凯：思想建党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重要法宝
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95年不断发展壮大的宝贵经验和重要法宝，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鲜明特征和首要任务。XJP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和党的自身状况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把思想建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思想建党的力度，关键是要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推向新高度。
一、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根本遵循
尽管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提出“思想建党”这一命题，但进行了大量思想建党的积极尝试。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非常注重从理论批判和理论创新两方面来加强党的建设。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提高盟员的思想水平，通过对工人运动中诸如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等错误理论进行批判，清除党内错误思想，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理论创新的必要性，明确提出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是科学的方法和行动的指南，不是教义和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列宁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认为革命的理论是革命行动的前提，强调“两个不会自发”：一是科学理论不会在工人中自发产生，二是工人也不会自发地在头脑中形成社会主义觉悟，这种觉悟需要由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政党来对工人进行有效宣传、教育和外部灌输才能获得。
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思想建党的基本思想，既注重理论武装，又善于理论创新，形成了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有机结合的思想理论建设模式。理论创新主要是推动理论向纵深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创新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大科学命题；最为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思想理论从萌芽、形成到发展，从探索、实践到完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理论武装是对理论及其最新创新成果及时有效的学习、教育、宣传、传播，并以此指导实践。理论创新是前提，理论武装是要求，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每跟进一步，党的事业就前进一步。
二、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95年的宝贵经验和重要法宝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95年间，始终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注重从思想上建党，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幼稚到成熟、从胜利到胜利，不断焕发出强大感召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法宝。
从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的发展历程看，经历了建党初期的蹒跚起步、井冈山时期的初步探索、古田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原则确立、延安整风的良好开端、西柏坡时期的创新完善、新中国成立后的持续探索、曲折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重新确立和丰富拓展。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中，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成功建设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理论上不断取得创新成果。并注重用这些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干部，起到了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党力量的重要作用，使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确的前进方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从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的实践机制看，我们党形成了一整套学习、教育、培训、宣传机制，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就通过办报社、报刊，写文章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曾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负责宣传思想工作，周恩来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负责革命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积累了大量学习、教育、培训、宣传方法和经验。除了常态化学习、宣传，每次党推出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都要紧接着进行集中学习，包括1942－1945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著作的延安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多次将思想建党贯穿始终的整党整风运动，保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思想建党的实践机制，先后开展了1983年到1987年的整党运动，1998年到2000年的“三讲”学习教育活动，2005年到2006年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8年到2010年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教育实践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又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以及“两学一做”学习活动等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为保证集中学习教育活动有效开展，我们党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制度化学习体系，包括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全国各级各类党政机关领导班子中心组学习制度体系，各级党校、高校和行政学院系统学习、培训体系等。
从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的巨大成效看，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就协调一致，与救国、兴国、强国、复兴的历史进程同频共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指导下，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保持了党的生命力、先进性和战斗力，顺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开辟并正在进行着改革开放新的伟大事业。
三、思想建党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前提和首要任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情、国情、党情、民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尤其是思想理论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新的伟大工程，解决党内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建党，大力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一是加强理论武装，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创新成果统一全党、凝聚共识，从根本上保持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夯实党团结和统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的根本要求。从建党之日始，中国共产党就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将其作为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强大思想武器。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思想多样化的新形势下，一些错误的、落后的思想文化大量渗透到党内，敌对势力更是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极力推行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使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和斗争更趋复杂激烈，也给党的思想建设带来了空前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在这一形势下，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补足理想信念之“钙”，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才能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才能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二是把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与我国国情和时代发展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当前就是要把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地为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学习、领会和实践。XJP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和行动，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和精神追求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研判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和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不断根据新的实践要求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相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立足于治国理政全局和当代中国发展，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战略新思想新理念，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当前，要立足中国发展实际，突出问题意识导向，以实践为依托，以XJP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重点研究和解决党和人民密切关注的，关系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
三是注重发挥正面宣传引导与舆论斗争的有机结合。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正面宣传教育和开展舆论斗争相互配合，在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新形势下，正面宣传面临着如何创新宣传方法、更新传播手段的问题，舆论斗争也面临着如何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应对各种错误思潮冲击的任务。为此，一方面要积极适应舆论环境、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的变化，尊重思想理论宣传教育规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手段，不断增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提升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思想理论领域各种思潮空前活跃，舆论生态异常多变。我国近年来出现的诸如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都在试图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为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批判，尤其是要旗帜鲜明地批判那些公开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和言论，在多元、多样、多变中立主导、把方向，最大限度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四是注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注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保持生命力和先进性的宝贵经验，也是党从长期执政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在党的建设中，思想理论建设是根本，为党的其他各项建设（包括制度建设）提供方向保证。制度管党治党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又一优良传统。95年间，我们党不断建立健全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的制度体系，为加强包括思想理论建设在内的党的其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步伐加快，党的制度化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思想建党解决党员的理性认识、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制度治党解决治理规则、行为规范、监督问责。思想建党需要依靠完备的制度来保障，制度治党需要正确的思想来引领，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得益彰。XJP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现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轻视思想政治工作，以为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就万事大吉了”，“正是这样的简单化和片面性，使一些本来可以落实的制度得不到落实、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不断发生”。鉴于此，我们党明确要求在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中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强调“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这是新形势下有效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加快思想建党的新思想、新要求。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吕薇洲：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流派在欧洲的历史演进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东欧八国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大大增强且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欧洲的社会主义流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本文拟着重考察20世纪下半叶（二战胜利后到苏东剧变前）社会主义流派在欧洲的历史演进。
一、20世纪下半叶，欧洲原有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的新发展
二战胜利后，一些在20世纪上半叶甚至更早时期就已在欧洲存在的社会主义流派，尽管在发展进程中有起伏，但总体呈现出力量日趋增强、影响不断扩大、势力不断扩张的态势，并得以“冲出欧洲”、“走向全球”，成为国际性的社会主义流派。
（一）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与扩张
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在其发源地西欧率先得到恢复与发展。在二战欧洲战场结束后举行的英国大选中，工党第一次获得了压倒多数胜利并组成了其第三届内阁，得以实施渐进主义政策。在随后进行的其他欧洲国家的选举活动中，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获得了比二战前更多的选票。1945年底，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党员总数已由战前的500多万增加到800多万。在英国工党等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推进下，1951年6月，社会党国际在德国法兰克福宣告重新建立。重建的社会党国际有成员党34个，党员978万，选民4350万，力量和影响较之前都有显著增长。为进一步扩大势力和影响，197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大会专门把讨论发展中国家设为主要议题。1977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社会党领导人会议通过的《东京宣言》，明确提出要实行“摆脱欧洲中心主义；面向全世界的政治潮流”的新方针，声称“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为欧洲，而且为亚洲、太平洋地区、中东、非洲和美洲的发展和进步打下了基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世纪70年代，一向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党国际加强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张，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影响的措施，包括成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委员会（1980年）以及“亚太地区社会党会议”（1981年），派出各种形式的代表团和个人到亚非拉地区进行宣传鼓动等。
伴随着社会（民主）党政治势力的扩张，社会党国际改变了过去那种“成员绝大多数由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组成，影响局限于欧洲和美国”的状况，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社会思潮和政治流派。到1983年，社会党国际50个正式成员中，欧洲有22个、拉丁美洲有12个、亚洲有8个、北美洲有3个、非洲有3个、大洋洲有2个，其中在国内执政或参政的有23个，包括欧洲13个，拉丁美洲5个，亚洲、非洲各2个，大洋洲1个，社会党国际由昔日的“白人国际”扩展为“小联合国”，成为一个力量和影响遍及全球的世界性政党联合组织。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西班牙工人社会主义党、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及奥地利社会党等，都曾在本国政坛和国际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其中，瑞典社会党更是创造了在多党制下一党单独连续执政长达44年的纪录，并建立起令世人瞩目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橱窗——“瑞典模式”。
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在增进工人和人民大众福利，促进工人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扩大工人民主自由权利，维护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效。
但同时，社会（民主）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基本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与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有着本质区别。社会党国际在成立初期，积极迎合美国的“冷战”策略，认定美国是“自由与民主的主要支柱”，并紧跟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反苏反共的对外政策，包括支持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支持西方各国增加开支重整军备，借“匈牙利事件”掀起国际反共高潮等。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党国际才开始与社会主义国家谋求缓和，签署了一系列改善东西方关系的协定。20世纪80年代，以时任社会党国际主席维利·勃兰特（WiyBrandt）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和平必须高于意识形态”，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但是，这些做法并不是想也未能真正淡化社会民主主义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只是换一种手法，即“通过接触来改变”。
苏东剧变前夕（1989年6月20—22日）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原则声明》，公开主张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造共产党社会，并在苏东社会动荡时采取“东进战略”，促使苏东地区的共产党向社会民主主义倾斜，直至社会民主党化。对此，1992—1999年任社会党国际主席的皮埃尔·莫鲁瓦（PierreMauroy）曾毫不讳言地表示：“共产主义的垮台使社会党人为其过去70年与之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所取得的胜利而骄傲。”
（二）市场社会主义在东西方的大发展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场社会主义就在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能否实现经济的合理计算”的论战中正式诞生。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暴露，市场社会主义才受到各界的高度重视，并在东方和西方两大世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获得了重大发展。
在西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本杰明·沃德（BenjaminWard）在研究南斯拉夫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于1958年提出了“伊利里亚”经济模式。该模式主张生产资料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归企业；市场作为经济决策和资源配置的基础，国家通过适当的方式和手段调节经济活动，影响和规范企业行为等。沃德的研究激发了西方其他学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兴趣。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雅罗斯拉夫·范尼克（JarosavVanek）提出的以工人参加管理和工人自治为特征的“工人自治经济模式”、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者阿萨尔·林德贝克（Assarindbeck）设计的带有鲜明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的混合经济模式”、英国经济学家亚历克·诺夫（AecNove）论证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其他一些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也相继在20世纪60—80年代问世。
尽管市场社会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的欧美国家得到重大发展，但这一时期市场社会主义的主阵地仍然在苏东国家。
针对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苏东国家一些学者提出了他们倡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叶夫谢·格里戈里耶维奇·利别尔曼（ЕВсеиГриторъевицЦибериан）提出了“利润刺激或物质刺激经济模式”，该模式抓住苏联经济管理中长期存在的中央集中过多、管得过死、轻视物质鼓励等弊病，主张简化指令性计划指标、让企业拥有更多的经营机动自由，并提出了以利润为核心的计划以及评价和奖励企业的一套新办法。在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弗·布鲁斯（WtodzimierBrus）提出了“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在捷克，被誉为“捷克经济改革之父”的奥塔·锡克（OtaSik）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著名经济学教授吉里·考斯塔（JiniKosta）提出了“计划——市场经济模式”；在匈牙利，以短缺经济学研究享誉于世的亚诺什·科尔奈（JanosKornai）提出了“在计划经济内导入市场机制的模式”、著名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涅尔什·雷热（NyersRerso）提出了“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经济模式”、经济学家里斯卡·蒂博尔（issickTibor）提出了“计划竞争市场经济模式”；在南斯拉夫，有以著名经济学家勃朗科·霍尔瓦特（BrankoHorvat）为代表的市场学派以及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爱德华·卡德尔（EdvardKardej）提出的“自治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这些理论模式，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市场和企业的作用，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可控市场引导企业决策，实现计划和市场、劳动者自主管理与宏观经济计划结合的社会主义运行模式，回答了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引入市场机制、计划和市场如何协调等一系列问题。
除在理论层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之外，市场社会主义在二战后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被付诸实施。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率先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上了“自治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充分的酝酿准备后，匈牙利等国也陆续走上了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道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扩大企业权限、鼓励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政治上的稳定发展和经济上的高度增长。正如科尔奈指出的：“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与市场结合的观点并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政治与经济的思想领域，它们有一个显著的影响，即说服了一系列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上采取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由于东欧各国赖以实践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不完善，加之受到其他诸多经济政治因素的制约，这些实践最后均以走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滑入经济自由主义泥潭而告终。
（三）托派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高潮
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托派社会主义（亦称为“托洛茨基主义”）在苏联遭到镇压和驱逐后，到巴黎建立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即托派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组织“第四国际”）。二战一结束，第四国际便着手恢复组织、扩大队伍，分别于1946年、1948年、1951年召开了三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二战后托派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第四国际，将之建设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围绕这一任务，托派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务实的战略策略，包括利用各种集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广泛发行图书和宣传品、出版报刊杂志等，借以扩大自己的影响。短短几年，托派成员就超过了二战前的规模，发展到了几千人。随后，托派根据当时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调整自己的战略，取得了比较明显的发展。
抓住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欧美国家出现的新的革命浪潮，托派积极参加各种社会运动尤其是青年学生运动，并以独立政党的身份参加欧洲一些国家的总统竞选和市政选举。
这一时期，托派第四国际的力量在欧洲得到了迅速发展。一些过去从不与托派往来的国家，也纷纷建立起了托派组织。托派成员猛增至六万多人，遍及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西方国家还出版了大量关于托洛茨基的著作和传记。“20世纪70年代以来，托派社会主义者在国际思想界颇为活跃。据报道，全世界托派报刊的总发行量约达25万份。1977年，当十月革命60周年纪念日时，西方一些报刊掀起了一股托洛茨基的‘回忆’浪潮，不少学者和托派人士写了许多有关托洛茨基的传记、回忆录以及论述托洛茨基主义的书籍，如托派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多伊彻的《托洛茨基传》、美国学者P.阿列克山德尔的《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马忠行写的《托洛茨基主义》一书在日本畅销，连续出了6版。”
托派的两个重要代表欧内斯特·曼德尔（EmestMande）和伊萨克·多伊彻（IssacDuetscher）更是在宣传和发展托派社会主义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被誉为“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当代托派最重要的理论家曼德尔，在其《晚期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论欧洲共产主义》等著述中，结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提出了许多与传统托派不同的观点，丰富了托派思想。多伊彻在潜心研究托洛茨基档案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托洛茨基以及苏联问题的著述，包括《莫斯科审判》、《异端与叛徒》、《共产主义的三个潮流》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托洛茨基传》一书，以《全副武装的先知》、《被解除武装的先知》、《被放逐的先知》三部曲的形式出版，先后被译为多种文字，起到了推广托洛茨基和托派思想的作用。
20世纪下半叶的托派，在恪守老托派“暴力革命”、“输出革命”信条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特点提出了许多新思想。一是大力主张“积极罢工”，认为通过一场总罢工导致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是高度工业化国家任何一场革命危机都将遵循的模式；二是坚持“社会主义世界联邦”是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由之路，认为“在国际范围内国与国之间力量的社会—政治均势不平衡发展条件下，可以在一国范围内开始建设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只有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才能充分实现。也就是说，它必须在世界主要国家内实现”。
二、20世纪下半叶，欧洲一些社会主义新流派的产生和发展
除原有一些社会主义流派得到了新发展外，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还涌现出了一些新的社会主义流派。有产生于绿色运动、声称“人们在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中，精神和生命正濒于崩溃和毁灭的边缘”，并将这种全球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建立一个符合生态环境的、没有剥削的社会，实现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生态社会主义”；有在欧洲一些国家风行一时、宣称要“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同西欧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一条既不同于欧洲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也不同于苏联东欧已有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革新路线”的“欧洲共产主义”；有认为“新的时代破坏了工业社会主义的价值，而使得更一般的、与工业化没有联系的社会主义范式具有现实意义”的“后工业社会主义”；有在第二次女权运动中产生，主张“彻底变革社会制度，为妇女解放创造必要条件”的女权社会主义，等等。这里重点介绍和分析欧洲色彩更为鲜明、影响更为深远的欧洲共产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
（一）欧洲共产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影响
欧洲共产主义正式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的出现，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现实的反应；其次也是对苏联社会尤其是其消极方面——它没有资格充当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进步的典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反映。”
欧洲共产主义是欧洲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时任西班牙共产党领袖的圣地亚哥·卡里略（SantiaoCarrio）描述的：“生产力的国际化，迫使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像共同市场那样的地区化的作法，也就是超越了一国范围的社会形式。……正像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在封建制度中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已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达到成熟了。”卡里略等人不仅看到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危机，现代社会已经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了，而且根据当时西欧已经建立的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进而提出：“从根本上说，这种制度是有效的，如果它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话，它会更加有效”。主张通过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的三个核心成员——意共、西共和法共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意法两国共产党在1975年11月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指出：社会主义“应该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不断民主化的过程中加以实现”；西共九大决议也提出：“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是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法共二十三大决议规定：“为了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我们愿意走一条本身也是民主的道路。目的和手段是协调一致的。”
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还与苏联模式弊端的暴露有着直接关系。1968年发生的“布拉格之春”和苏联侵捷事件，激起了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强烈义愤，欧洲17国共产党公开表态支持“布拉格之春”，并发表联合声明进行抗议。这是欧洲各国共产党第一次联合对抗苏联，并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独立自主路线形成的标志。
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主张包括，以暴力为后盾和平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议会内斗争和议会外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斗争形式、从“历史性妥协”到“民主替代”的联盟政策、用“结构改革”代替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新型的群众性政党”和多党制原则、反对大党中心主义的“多中心论”等。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寻。欧洲共产主义主张通过和平夺取政权、彻底改造国家机器的方式，逐步确立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当然，欧洲共产主义并没有否定暴力革命的历史作用以及使用暴力的可能性，认为“如果统治阶级封闭民主的道路……必须用暴力去压制暴力的反抗”，主张实行议会内外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政策。二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尽管奉行欧洲共产主义的各国共产党对未来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想各具特色，意共提出要建立“在政治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共提出要建立“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西共提出要建立“民主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但其目标都是要“建立一个独立于苏联和美国的欧洲，一个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欧洲”，“在欧洲共产主义潮流的行列里的党一致认为需要走向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它实行民主，实行多党制、议会和代议制机构。它通过普选定期行使人民的最高权力”。总之，欧洲共产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享有自由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
自称奉行欧洲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并不是全部来自欧洲（其中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是西共、意共和法共三个欧洲政党），还包括亚太和拉美地区的澳大利亚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墨西哥统一社会党、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等政党组织。这表明，欧洲共产主义曾是一支具有较大政治影响的力量。的确，欧洲共产主义自形成后，在欧洲乃至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都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处于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这一流派，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诸多问题，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衰落。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
随着二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西方国家进入了第二个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由于这种增长基于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基于欲壑难填的物质享受的追求，因而造成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致使自然界的动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界原有的自我调节机制在人类大量排放的废弃物面前失去效用。面对日趋恶化的生存条件，人们不得不去思考问题的根源并寻找解决的办法。由此，便萌生了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旨的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与欧洲共产主义几乎同期产生，该流派发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开展的绿色运动，又被称为“绿党社会主义”。第一个绿党（新价值党）成立于1972年的新西兰，但此后欧洲成了绿党发展的中心，欧洲第一个绿党是1973年成立的英国人民党（该党于1975年改名为“生态党”），世界上最大、成绩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绿党是1980年成立的联邦德国绿党。这些组织和政党的成立，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组织条件。
生态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把维护全球性的生态平衡与实现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早期生态运动的目标相对比较简单，常常是围绕某一具体生态环境问题展开活动。该阶段的主要代表是前东德共产党人、被誉为西方“社会主义生态运动代言人”的鲁道夫·巴罗（RudofBahro）和前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意识形态负责人亚当·沙夫（AdamSchaff）。
随着生态运动的深入开展，人类对生态环境问题危害性的思索超越了生态学范围，相应地，生态运动成为一种集环境保护、和平运动和女权运动等为一体的全球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整个欧洲地区迅速崛起，并呈现出“红”、“绿”交融的景观。除了绿党中出现了激进的社会主义左派以外，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也从最初对绿党的拒斥，开始转向谋求与绿党结盟。社会主义左派与绿色生态运动的结合，使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的反战、反核、和平、裁军、环境保护等运动达到空前的规模。德国绿党公开打出“生态社会主义”的旗号，澳大利亚共产党率先提出了“红绿联盟”的纲领。这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同时不满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试图寻求一条能够吸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参与的生态激进主义的革命道路。该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易斯（Wiiameiss）和本·阿格尔（BenAer）。
由于生态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生态、和平、人口、科技负效应以及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等问题，大都切中时弊，因而得以在短期内迅速发展。随着生态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当时的许多政治家也开始打起了生态牌。如美国第39届总统吉米·卡特（JimmyCarter）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就依赖其对环保的承诺获得了胜利。另外，随着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绿党的队伍也逐步壮大，成立了包括“生态欧洲”（1976年成立，目的是加强欧洲各国绿党的联系，强调依据生态规律协调欧洲发展的重要性）、“欧洲绿党”（1984年成立，最近目标是在欧洲议会中至少赢得十个席位组成议会党团，长期目标是“全球思想，地方行动，促进绿色的欧洲”）在内的许多国际性机构。随着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绿党的政治地位也日渐提高，1983年在联邦德国议院选举中，绿党赢得了5.6％的选票，获得27个席位，从而正式走上了政治舞台。
生态社会主义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使欧洲许多国家的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日渐提高，也迫使许多执政党逐步在施政纲领中吸纳生态社会主义的观点，以符合选民的愿望。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83年大选失败后就着手修改党纲，新党纲要求保护生态，反对经济无限制增长；主张认真对待科技的负作用；反对核武器，维护世界和平；消除南北经济差距；为人类未来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等。所有这些无不显示生态社会主义对其的影响。这也在客观上促使各国政府更加重视生态问题、南北问题、和平问题，从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共同发展。
总体上看，20世纪下半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中心”、“一条道路”、“一种模式”的局面被打破，世界社会主义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与之相应，社会主义流派在欧洲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两大鲜明特点：其一，社会主义流派突破了地域界限。与之前主要在欧洲国家谋求发展不同，20世纪下半叶，不少社会主义流派都将其影响由欧洲地区扩展到整个世界范围，包括积极到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其理论思想、扩大其社会影响。其二，社会主义流派突破了自身存在的状态。20世纪下半叶，欧洲的社会主义流派由之前主要或者大都停留在思想理论层面，发展成为在理论探讨和实践演进的相互作用中不断推进，不少社会主义流派，无论是原有的还是新兴的，都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的理论主张付诸实践，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辉煌成就。（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吕薇洲：工农掌握政权是十月革命的核心精神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引发的关注和争论广泛而持久。早在十月革命爆发前，俄国思想理论界围绕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就展开过激烈争论，十月革命胜利后，围绕这场革命的性质、作用、影响等问题，东西方各界的争论一直未停息，争论的核心和焦点在于如何认识和对待十月革命。百年争论中基本达成的共识是，十月革命对俄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世界现代史的发展进程中书写了极其重要的篇章，发挥了不容置疑的影响。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4周年前夕指出的：“这个伟大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整个实际经验也就思考得愈深刻。”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过去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够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拟”这一角度来思考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可以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工农掌握政权是十月革命的核心精神。
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还要从20世纪初俄国革命运动的政治取向特别是从1917年俄国革命的目标任务说起。1903年，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诞生，极大地推动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由于当时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同沙皇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俄国必须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然而，俄国资产阶级的落后性和软弱性，决定了它不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当仁不让地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取向也相应地必然表现为工农掌握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在制定关于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路线中，规定了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即由工农掌握政权的革命目标。列宁在其重要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也突出地强调了上述革命目标。1905年俄国爆发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实现上述革命目标。在以后的革命和平发展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列宁不断强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即由工农掌握政权的思想。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虽然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但是由工农掌握政权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当时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大城市中建立的由工人以及劳动人民掌握政权的一种政治形式———“苏维埃”，只是掌握了某些地方事务管理的权力。俄国资产阶级建立的临时政府却掌握了国家的外交、对外战争、财政等重要权力。这足以证明，“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由工农掌握政权的任务依然没有完成。1917年4月初，列宁在一系列著作中分析了俄国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他指出，在“二月革命”过程中，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未达到一定的高度（许多工人群众相信并追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他们的组织程度也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滞留在国外，无产阶级运动缺乏正确的有力的领导），国家政权落到资产阶级的手中。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指出：下一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使政权转到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手中。在指导下一阶段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四月提纲》中，列宁就表达了这一核心思想。同年8月，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工农掌握政权的方针。十月革命胜利当天，列宁在代表新政权颁布的第一份文件《告俄国公民书》中提出的口号是：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这体现出他对于工农掌握政权的任务得以实现的激动和喜悦之情。
俄国工农掌握了国家政权，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件。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且产生国家政权以来，一直是占社会人口少数的剥削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压迫占社会人口多数的被剥削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家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并利用它压迫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开展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夺取和掌握政权。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一个伟大尝试，但是这个尝试仅坚持了70多天便遭到资产阶级的镇压而毁灭。此后各国无产阶级继续斗争，终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再次产生了斗争的成果。俄国的工农政权，可以说是国际无产阶级一个多世纪英勇斗争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胜利。正如毛泽东深刻指出的：“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俄国工农政权建立后，迅速解决了广大劳动人民亟待解决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未能解决的三个问题：一是俄国退出使本国经济濒临崩溃，国力消耗殆尽，前线战士死伤无数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人民以和平的环境。二是夺取地主、皇室和教会的土地，按照农户人口数的多少，平均地、无偿地将土地分配给农民，满足了农民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的要求。三是以极大的努力，征收并合理地分配粮食，且在战后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有效解决了“面包”问题即克服饥荒的问题。正是由于及时有效解决了“和平、土地和面包”，新生的工农政权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建立了强大的红军，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战争。他们动员各行各业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消灭敌人，赢得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证明它的生命力无比强大。
在俄国，工农掌握国家政权，为布尔什维克党进一步探索和发展无产阶级事业，特别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政治手段和政治工具。无论是在苏维埃俄国或者在其他工农掌握政权的国家，建立工农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工农政权建立以后，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制度，是更为艰巨繁重、伟大的任务。1918年初，列宁在有关会议上明确强调，俄国刚刚建立工农政权，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但是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我们知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是多么的艰难，但是工农政权保证我们能够走向社会主义。1922年初，列宁再次指出，俄国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即工农国家，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时代，它取代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这是敌对势力“无法夺回去的”。依靠这个工农国家政权，可以展开经济建设并取得成就。他的这些论述，指明了工农国家政权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作用。
十月革命在东方和西方的一个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工农掌握政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事实和精神对世界人民的影响。十月革命后，中国、印度、朝鲜等东方国家人民展开了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运动。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斗争中喊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口号。这个口号证明，这些国家的人民要求建立工农政权和人民当家作主。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有关报告中说，苏维埃的思想即建立工农政权的思想，在东方各国产生了影响。共产国际以及各国党的任务，是在这些国家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奠定基石。他说，这些国家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不是俄国那样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只能是“农民苏维埃”，因为这些国家经济落后，没有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十分弱小。这里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农民，所以建立的苏维埃只能是农民苏维埃。这证明，列宁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十月革命和建立工农政权的事实及精神在东方各国产生了影响。在西方国家，十月革命后芬兰、德国、匈牙利等国的工人群众展开革命斗争，在国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尽管这些国家的革命没有胜利，但是工人在斗争中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事实，足以说明俄国工农苏维埃政权在西方的影响。
鉴于俄国工农政权建立以后在国内斗争中发生的重大作用以及工农掌握政权的事实和精神在东西方的重大影响，可以说，工农掌握政权是十月革命的核心精神。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吕薇洲：金融危机为世界社会主义复兴提供契机
当前，要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有效回应针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各种“崩溃论”和“终结论”，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为后盾。为此，我们一定要在不偏废两个基本点的前提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造成了沉重打击，时至今日，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风险依然存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世界社会主义，尽管尚未完全走出低潮，但毕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发展。此次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日渐衰落和社会主义的逐步复兴雄辩地表明：一些西方学者所倡导的“终结”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终结论”，所预言的“崩溃”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崩溃论”。
“社会主义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的实质
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时，终结社会主义的思想就已存在，但“社会主义终结论”作为一种论调的盛行，则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抓住苏东国家陷入改革困境之机，加紧推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战略，以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1988年，曾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提出：“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非武器”，并要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等方式，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该书出版不足一年，一些东欧国家就相继发生政局变化，宣扬社会主义“失败”，预言共产主义“终结”的论调随之盛行起来。在1989年布热津斯基抛出的“大失败”理论中，他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支配了20世纪多数时间后已经走向衰落，进入最后危机”，预言“到下个世纪（指21世纪——引者注）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就此，日裔美籍学者福山也提出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的制度和人类的意识形态终结”观点。这些论点发表两年后，苏共下台、苏联解体。西方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则乘机宣称，苏东剧变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并沉浸在“社会主义失败”、“共产主义消亡”、“历史终结”的欢呼声中。福山更是在冷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之时，推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进一步鼓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阐述其“历史终结论”。他甚至将社会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宣称“作为世界历史要素之一的共产主义制度决定性地衰落了”、“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幕已经演完了”。
冷战结束后，西方在全球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同时，加紧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与渗透，不少人由此认定中国必然要“被西方资本主义所征服”。从“中国经济崩溃论”到“中国政治崩溃论”再到“中国社会崩溃论”，各种质疑和唱衰中国的声音此起彼伏：“中国的经济即将崩溃”，“中国将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等。在西方炒作的各种“中国崩溃论”中，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和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的观点尤其典型。章家敦在2001年就断言“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之后他又发表《入世效应冲击，中国势必走向衰退》等文章佐证其论点。沈大伟则在2015年宣称：“中共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它在最后阶段旅途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并预测中国将出现“长期、复杂、暴力”的阶段。
“中国崩溃论”的倡导者之所以要唱衰中国，不仅是不愿看到中国发展壮大、走向强盛，也是为了进一步诋毁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可以说，“中国崩溃论”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终结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和重要论调。
其实，“社会主义终结论”自提出之日，便遭到了各界的质疑。在各种批判的声音中，既有西方解构主义代表德里达这样的反自由主义民主的左翼人士，例如，德里达1993年便言辞犀利地批判过福山的观点及其论证过程；亦有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这样的政治立场与福山相似的右翼人士，例如，亨廷顿20世纪90年代著书立说斥责福山的乐观主义和终结思想，指出苏东剧变并不表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取得了全面胜利。
对于近年来不断泛起的“中国崩溃论”，不仅中国学者进行了及时有力的批驳，国外各界也给予了严重质疑。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史瓦兹、摩根斯坦利亚洲荣誉董事长华沃兹、投资大师罗杰斯就联合批判过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表达了对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信心。日本媒体也刊文指出，“中国崩溃论”其实“是彻底的谬论”。对于新近沈大伟的言论，澳门学者陈定定更是以《对不起，美国！中国不会崩溃》为题，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给予了回击。
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终结论”和“中国崩溃论”最有力的回击，还是来自两种社会制度发展的现实。
资本主义的制度困境粉碎了“资本主义永恒”的神话
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特殊运动过程基础上，就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粉碎了资产阶级辩护士鼓吹的“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的神话。但是，直到今天，鼓吹“资本主义永恒”的思想并未销声匿迹。苏东剧变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之所以弥漫全球，撒切尔夫人的“别无选择说”——当今人类除了接受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之所以还拥有“市场”，就是因为人们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缺陷缺乏明确的认识。
如果说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度出现的发展“黄金时期”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那么，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则使资本主义制度弊端和缺陷一览无遗地暴露出来。甚至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定捍卫者福山都无奈地发出了感慨，“这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
迄今国际金融危机已历时7年多，尽管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诸多破解危机的举措，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得以缓慢恢复。然而，这种以维护垄断资本利益为出发点的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没能改变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脱节的现状，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引发了社会冲突，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不可持续性、寄生性和腐朽性。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此起彼伏的罢工示威运动以及震惊世界的暴力恐怖事件，充分表明当代资本主义陷入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全面的危机和困境之中。不仅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强调个人、市场作用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危机爆发后遭到了来自各界的批判，而且坚持市场自由竞争原则与适当的国家干预相结合的欧洲福利资本主义也陷入了困境。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受到诸多质疑，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遭遇到了诞生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
“资本主义永恒”的神话、“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的论调，在资本主义遭遇的制度困境中不攻自破了。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战争爆发，全球不安全，现在又陷入了经济危机，这一切使得1989年以后所宣扬的更广泛的和平、资本主义繁荣和历史的终结看起来十分荒谬。”
世界社会主义的复苏宣告了“社会主义终结论”终结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左翼也掀起了新一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构建。尽管当前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在积蓄力量、重谋发展的时期，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毕竟迎来了新的机遇，出现了复兴的希望。
首先，金融危机使世人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世界发展的方向，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发展环境。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和政策主张在世界范围重新受到重视，《资本论》在西方国家畅销，“马克思热”再度在全球兴起，国际力量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方向转变，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广泛认可。
其次，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力量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趋势，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增添了活力。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力量，相较于苏东剧变初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左翼政党在党员数量和政治影响力方面都有了显著提高。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和左翼政党，在深入阐述金融危机爆发根源的基础上，提出各自着眼于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化解危机的举措，力量有所发展（其中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在2015年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组建了希腊二战后首次由左翼政党主导的政府）；中东欧国家和地区的左翼政治力量也呈现出整体回升的势头；拉美地区的左翼力量和社会主义运动更是“异军突起”，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国也正在进行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尝试。
再次，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地位逐步上升，扭转了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趋势。金融危机以来，在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停滞、转型国家陷入危机的情况下，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系列举措，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在高效调配资源、合力解决重大问题方面的优越性。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深陷危机和衰退泥沼，发达国家经济普遍疲软的情况下，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中国率先实现了经济回升向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稳步攀升，进一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的上述发展态势，宣告了“社会主义终结论”的终结、“中国崩溃论”的崩溃。对此，福山也无法讳言：“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警惕新一轮“社会主义终结论”和“中国崩溃论”来袭
今天，随着中国进入到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和矛盾“凸显期”，经济新常态下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的出现，“中国威胁论”的叫嚣尚未平息，新一轮“中国崩溃论”的预言又相继出笼。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予以坚决驳斥和有力回击。
形势复杂，最重要的是直面挑战，抓住机遇。毋庸置疑，当代中国正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从纵向看，“同新中国成立以前之中国相比，同鸦片战争以后之中国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从横向看，同欧美一些国家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相比，同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陷阱相比，同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相比，也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基于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愈益重要。但也要看到，中国的发展亦面临来自国际国内的诸多挑战和压力。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并不安宁，各种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层出不穷。“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仍很突出，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各种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强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护其霸主地位，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打压中国。从国内看，中国正在进入增长动力重构和发展方式转换的“新常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将呈现出增长更趋平稳，动力更为多元、前景更加稳定的状态，但也亟待解决增速放缓过程中的一些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等。这决定了，只有认清形势才能明确任务，只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创新发展，才能有力破除各种“中国行将崩溃”、“社会主义即将终结”的论调。
迎接挑战，最根本的是改革创新。当前，要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有效回应针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各种“崩溃论”和“终结论”，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为后盾。为此，我们一定要在不偏废两个基本点的前提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充分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切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风云变幻，最需要的是战略定力。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今天，要根本破除“社会主义终结论”的谎言，必须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特别是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得到第二次生机的时刻到来了”的新形势下，我们更应当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执着精神，更应当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经历调整发展后的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必将迎来再度复兴，经历转型阵痛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将迎来再次腾飞，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终结”和“中国崩溃论”论调，必将在雄辩的事实面前从人们的话语体系中彻底消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吕薇洲：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本规律探析
意识形态话语权作为上层建筑，无疑是由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但同时它又决定着社会舆论的走向，影响着国家政权的稳定乃至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国际话语权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今时代，能否有效驾驭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变化，能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的指导思想的信仰，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自信，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和执政党的存亡。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探索新时期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本规律，切实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地位，不断提升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一、优化意识形态话语本体，构建立足实践、扎根群众、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话语
创新和优化意识形态话语本体（即内容），构建与时俱进、立足实践、扎根群众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同和国际社会的认可，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尤其是近年来，在我国出现了诸如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虽然主张不尽相同，但其目的却完全一致，都是试图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对思想理论的指导地位。为此，我们必须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使之更好地同我国国情相结合，更好地与时代发展相契合，更广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使之在激烈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竞争中赢得主动和优势。这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也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首要任务。
（一）立足实践，从本国国情和现实出发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增强其生命力
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观照现实、解答问题。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研判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和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在面向实践、直面问题、正确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创新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和实际紧密结合，才能发挥其理论指导作用，才能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历史经验，亦是基本规律。
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同一定社会现实境况的相关性与契合程度。如果脱离实际，固守教条，就会阻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土化的进程，就会使社会主义建设迷失方向。反思苏东各国从僵化固守马克思主义教条，到彻底背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及其严重后果，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根据新的实践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应当具备的基本态度。“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汲取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深刻教训，我们党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的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创造性地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立足于治国理政全局和当代中国发展，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勇于实践、善于创新，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五大发展理念”等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战略、新思想、新理念，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要有效指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就必须植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环境，解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以保持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解释力与创造力。诚如XJP总书记指出的：“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首要的原则就是立足实践。
在当前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我们要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意识、突出问题导向，以实践为依托，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加强研究党和人民关注的、关系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特别是要围绕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国家“十三五”规划，进行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从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增强其生命力，使其更好地发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引领作用。
（二）扎根群众，在关切人民利益诉求中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增强其感召力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作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斗争的学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关注人民利益诉求是其最重要的理论特质，也是其吸引力不断增强的根本原因。只有坚持与人民群众同命运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人民群众也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武器”。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
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中，马克思主义要赢得广泛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并变成改造社会和世界的物质力量，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和精神追求结合起来，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实例、用人民群众熟知的话语内容来解释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话语本身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感知和接受。这一点已经为我们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所证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经验和基本原则。从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到XJP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立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并庄严宣誓“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人民性，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基本原则，以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严峻的形势，我们党再度要求“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反复强调要“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在当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要进一步强化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把引导和凝聚人民作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出发点，把动员人民、吸引人民参与作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发展路径，把人民群众素质是否提高、是否得到实惠、是否满意作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评判标准，切实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有机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密切联系起来，认真研究并高度关切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精神文化需要，使人民群众由拥护党的政策发展到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使我们党真正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
（三）与时俱进，应时代发展和形势要求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增强其创造力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科学，就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特定时代的要求，解决了时代提出的历史性课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进行过反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决定了它只有与时代发展同进步，才能焕发出强大的创造力，才能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旗帜。“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
回顾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历史，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时俱进地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我们党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发挥马克思主义引领作用的重要保证，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在我国永葆活力的奥秘所在。相反，一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遭受重创，甚至最终遭遇亡党亡国的历史命运，归根到底是没有能够正视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没有创造性地应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历史雄辩地表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一个最大特点和基本要求，亦可以说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是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要主动适应时代变化、积极应对时代挑战，大力弘扬时代主旋律，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适应时代的变化、正视时代的挑战、表达时代的呼声，是意识形态能够成为社会的‘水泥’和‘黏合剂’的先决条件”。
当然，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并不是要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而是要在实践中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新鲜的活力，使其能够准确反映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充分体现当代中国丰富而生动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还深深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和发展进程。中国发展奇迹背后蕴含的，是先进的思想精神和伟大的理论创造，这是当代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对于这些创造和贡献，我们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一定都要充分体现和反映。
“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困难与风险，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新的科学的回答。今天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必须继续遵循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规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前提下，围绕当代中国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从而使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以其主动适应时代变化、积极应对时代挑战的特点，切实彰显其巨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二、强化意识形态话语主体，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意识形态话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依赖于话语本身的创新发展，更取决于话语主体（即话语传播者和阐释者）的领导力和解释力。在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者和引领者，从事思想理论研究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宣传队伍，是意识形态话语的阐释者和传播者，只有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思想理论队伍建设，使这些掌握意识形态话语的主体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才能最终赢得话语权，掌握话语权，这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本规律，也是当前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关键所在。正如XJP总书记强调指出的：“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所谓“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成为我国意识形态话语的坚强领导核心；所谓“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思想理论研究和宣传干部队伍。
（一）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其对意识形态话语的领导力和凝聚力
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这决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必然成为不同群体或利益集团争夺的目标和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如有学者所言，“主义之争、意识形态冲突，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思想观念之争”，而是“领导权之争。不同的主义，就决定了不同的当政者和执政方式”。
在激烈的关系到道路和制度之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竞争中，马克思主义话语能否获得优势，赢得主动，关键在于能否切实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否正确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导向，能否加强党对意识形态话语科学、有效的领导。这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越是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越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越需要坚定的声音引领时代、鼓舞人民，传播党的路线方针，传递正能量的声音”。
思想上的坚定是行动上坚定的前提。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必须首先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和凝聚力，实现党管意识形态、确保意识形态话语权不旁落。“通过党自身的建设和领导，以及党对话语权的建构等方面来构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坚固屏障，以强化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抵御能力和自身的免疫力，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和生命力。”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重视党对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的引导，并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后期，由于苏共一些领导人在捍卫其主流意识形态上的失职，造成了各种错误思潮的泛滥和苏共话语权优势的丧失，并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历史悲剧。历史的经验充分表明，能否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思想理论建设，直接关系到意识形态话语的阵地和导向，关系到党自身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关系到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感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明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和实践路径，明确制定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高举旗帜、引领方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主要表现为各种“话语”空前活跃，舆论生态异常多变。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环境更加复杂、任务愈益繁重，在这一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对于抵御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干扰，对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尤为重要。为此，一方面，要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领导力量。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和宣传力度，站稳政治立场、强化阵地意识，毫不动摇地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增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提升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必须坚持主动发声的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马克思主义是博采古今中外文化之优长、广集世间百家文化之精华的意识形态。但是马克思主义这种的包容性决不意味着无条件的容忍、无立场的放任、无底线的姑息和无原则的妥协。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要对各种思想和思潮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批判，尤其是要旗帜鲜明地批判那些公开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和言论，在多元、多样、多变中立主导、把方向，最大限度地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筑牢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防范系统。
（二）打造立场坚定、业务精良的思想理论队伍，提升意识形态话语主体的解释力
马克思曾说过：“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高素质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和思想理论宣传队伍，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主力军，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保障。
造就一支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高素质意识形态队伍，打造一支立场坚定、业务精良的思想理论队伍，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人才支持和组织保证，直接关系着意识形态话语解释力的强弱。这是我们党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历史经验，也是当前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意识形态和思想宣传战线的同志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基本理论，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政治素质、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一支政治可靠、作风过硬、业务精通、富有战斗力和奉献精神的队伍。但是，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中也出现了一些思想混乱、立场动摇、作风不正、宗旨不强的“关键少数”。由于他们既是国家事务的管理者，也是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者，是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因此尽管人数不多，破坏力却不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权。
当前，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必须认真抓好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首先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要培养一批政治坚定、学贯中西、勇于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培养一批熟悉中国国情，精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善于在国际舞台上维护我国权益的外向型理论人才。同时，还要把那些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政治立场坚定的干部，选拔到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岗位上来，确保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任何时候都不旁落。其次是要加强宣传思想战线的队伍建设。加强领导班子建设，配强宣传思想干部，是实现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重要组织保证，是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环节。“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各级宣传部门领导同志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为此，既要切实提高宣传思想战线各级领导班子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科学分析判断形势、熟练驾驭复杂局面、冷静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同时，还要遵循当前意识形态传播规律，建设一支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谙熟网络传播规律的专家队伍，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沟通的双向性与时效性。
三、转化意识形态话语载体，创新话语传播的方式、手段和平台
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既取决于意识形态话语自身内容和品质的不断提升，也取决于意识形态话语载体（即传播方式、手段和平台）的不断丰富。近年来，我们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和传播方式的创新，有效破解了思想宣传工作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知与行相脱节的现象。当今时代，“舆论环境、媒体格局、传播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如果还是空洞说教、大水漫灌、千报一面，难免效果不彰。”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谁掌握和控制着有效的话语表达与传播方式，谁就能充分展现其意识形态话语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并最终取得居于支配地位的话语优势，这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本规律，是掌握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重要保障，也是当前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本遵循。
（一）遵循受众接受信息的规律和习惯，转化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和手段
任何理论的灌输和思想的养成，都需要丰厚的群众基础。游离于生活之外，脱离群众实践，再好的思想理论、再好的价值体系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要转变为改造社会和世界的物质力量，内化为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必须遵循受众接受信息的规律和习惯，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方式和手段，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认识上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活实践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原则。
当前，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正在以其去中心化、自组织、超链接等特点，以其碎片化、简单化的话语表达方式，冲击着注重规范性、严肃性的传统话语表达，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伴随着新媒体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介入程度的不断加深，其在传播信息、影响舆论方面的作用也愈益凸显。因此，积极转化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和手段，就成为了新形势下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尤其是话语载体建设的根本要求。
首先，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必须遵循受众接受信息的规律，切实转化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和宣传方式。
话语表达和话语宣传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一般而言，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与宣传方式越合理，话语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就越大。实践表明，如果政府官员满口官方话，知识分子满口学究气，意识形态话语就很难接地气，很难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和认同。对此，毛泽东同志有着深刻认识。早在1942年，他就曾对刻板生硬的话语表达方式进行过严厉批判，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反复告诫：不能搞“假大空”式的宣传，不能停留在不断重复、喊空洞政治口号的套话上，这样的宣传只能适得其反。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深入到群众的日常生活，将“深奥的理论”、“理性的话语”话语转化成“通俗的理论”和“日常的话语”，运用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简单明了、符合大众思维的话语表达方式，以新鲜活泼的、丰富多彩、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语传播手段，科学诠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分激活受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知，让广大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并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觉坚持与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其次，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必须贴合信息时代的传播语境，积极更新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手段。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网络媒体的普及，从网络获取信息已成为广大民众的接受偏好。人们可以随时通过各种网络传媒获取海量信息。这些信息良莠混杂，有的甚至渗透着西方国家“西化”、“分化”的意图，传播着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目前，网络传媒以其信息的丰富性和快捷性、以其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及时性等特点，已经成为新的意识形态阵地。在自主选择意识较高而是非辨别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民众极易因各种西方文化的渗透而产生价值取向上的偏差。为此，必须紧紧贴合信息时代的传播语境，积极顺应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在尊重媒体发展特点规律的前提下，积极更新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手段，有效发挥新媒体的正面功能，增强马克思主义在新媒体时代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控制力。
在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肩负意识形态和思想宣传工作的同志，要善于站在新媒体传播的最前沿，借助影视化、数字化等话语传播手段，借助新媒体特有的便捷性、即时性、形象性、互动性、兼容性等优势特点，把经过富于时代感包装的马克思主义话语，通过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介嵌入到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行为中，从而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
（二）遵循意识形态传播和新兴媒体发展的规律，丰富和发展传播载体和平台
话语的交流和传播需要一定的载体和平台来完成，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都是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优化、创新和发展传播载体和平台，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有效路径，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当前，网络和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新技术催生出新的媒体形态，正在加速改变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与获取渠道。互联网、博客、网络论坛、、AAA等的出现极大地拓宽了意识形态传播的途径，能否建好、用好、管好新媒体，能否综合利用传统传媒与现代传媒的优势，拓宽广大群众接收文化信息和价值信念的途径，打造一个功能互补的综合化意识形态传播平台，已成为我们能否掌握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关键。“只要党的媒体始终掌握在党的手里，舆论话语权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媒体的主流声音就能始终为大局服务，媒体的内容就能始终反映人民根本利益，我们的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为此，我们需要遵循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规律，着力从以下三个方面创新、转化和丰富意识形态话语载体，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速度和辐射广度。
首先，要充分发挥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优势。传统主流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大政方针的解读者、意识形态的主导者。传统主流媒体所特有的丰富信息资源和雄厚品牌资源，既能大量提供鲜活的信息和素材，又能有效抑制和阻止虚假信息和垃圾信息的干扰。新形势下，传统主流媒体应当进一步增强引导舆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在引导传统媒体发展传统业务的基础上，积极向新兴传播领域延伸，打通主流媒体舆论场和网络媒体舆论场，提升新闻信息产品生产与高新科技的融合度，让政府的声音和民众的声音在同一平台内自由表达，使主流意识形态在每一种宣传渠道都抢占先机，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其次，要积极占领新兴舆论阵地和传播平台。当前，互联网等新兴舆论阵地和传播平台，正在以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交互性等特点，成为新的舆论阵地，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西方国家凭借其网络技术优势，不失时机地传播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企图抢夺意识形态话语权。我们要积极适应意识形态传播载体和平台的新变化，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量大、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等优势，大力发展新兴媒体，加快建立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宣传的主流网站，着力打造意识形态传播的新载体、新渠道，不断提升运用新媒体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以正面的声音引领多元、多样、多变的网上舆论，积极夺取网上信息传播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进一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引导力和整合力，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
再次，要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在强化互联网思维的同时，着力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按照中央《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积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深度融合。重点打造一批形式多样、手段先进、竞争力强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一批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大的新型媒体集团，构建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效引领多元社会思潮、坚持巩固其主导话语权提供有益的主流舆论环境。
吕薇洲：筑牢思想和制度防线提升拒腐防变能力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着眼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足于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对如何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和队伍纯洁作出研究部署，明确要求“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这一战略部署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前提，是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基本途径，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地位的迫切需要，为新形势下进一步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提供了重要遵循。
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和制度防线是建设廉洁政治的迫切要求
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密切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自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的目标任务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管党治党力度不断加大，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心民心极大凝聚。但是，党员干部中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仍有滋生蔓延，一些老问题反弹回潮、一些新情况随时出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更为严峻的执政环境和条件，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建设廉洁政治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紧迫。
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内在要求。清正廉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我们党一贯追求的政治目标。XJP总书记强调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民心。”回望建党95年走过的历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之所以能够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之所以能够不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广大党员干部能够始终胸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心系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政治责任。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建设廉洁政治、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新时期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党仍面临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等“四大考验”以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种危险”，要有效应对上述考验和危险，积极破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难题，必须树立“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意识，坚定不移地建设廉洁政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和制度防线，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途径。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是我们党在长期的反腐倡廉实践中，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判断反腐形势任务基础上提出的反腐倡廉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重拳治标，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抓了不少“大老虎”，拍了众多“小苍蝇”，践行了“不论任何人，不论其职务有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的庄严承诺。“严”字当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能否建立长效机制，持久深入推进的阻力。面对反腐问题上的各种杂音，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作出有力回答：“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传递了“反腐没有休止符”的坚定决心。同时，全会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两个重要抓手，要求通过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通过坚定理想严明纪律，加强制约完善监督等方式，不断消除腐败隐患和漏洞，逐步铲除腐败滋生的条件和环境，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这是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
二、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廉洁自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我们党历来重视思想建设，坚持把思想建党这一“传家宝”作为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工作，早在建党之初就明确要求“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95年的党建工作中，我们党始终把打造过硬的思想视为拒腐防变的前提，反复强调“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作为加强党内监督的首要内容，明确要求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养、增强廉洁意识，从而为如何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指明了方向。
加强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是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的基础。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综观那些大大小小的腐败案件，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在诱惑面前“把持不住”，最终沦为“阶下囚”，关键问题就在于忽视了理论学习，放松了思想改造，“不想腐”的思想基础发生了根本动摇。可见，“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要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这一思想“总开关”。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政治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不断提高思想境界，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不良行为。
提高党性修养、强化廉洁自律是筑牢防腐拒变思想防线的保证。坚强的党性是成为高素质党员、干部的首要条件。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有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强化廉洁自律，才能切实站稳政治立场，不断增强宗旨意识，真正经受住各种考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尤其是当前，各种思想理念相互激荡，对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防线产生了巨大冲击，抓好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强化廉洁自律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必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模范遵守社会公德，积极弘扬传统美德，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认真遵从职业道德，不断强化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善于慎独、慎初、慎微，勤于自省、自警、自律，自觉抵御各种诱惑，切实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
三、完善制度规范、强化监督制约，筑牢拒腐防变的制度防线
腐败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在于制度上存在的漏洞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要有效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从根本上要靠完善的制度。诚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明确把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作为反腐倡廉建设重点，更加强调制度在防治腐败中的作用，通过完善制度规范，强化监督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筑牢拒腐防变的制度防线，消除腐败滋生蔓延的条件和机会。
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坚持用完善的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改革开放后，通过制度建设防治腐败，被确定为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把完善体制机制作为治本之策，持续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密集出台各种法规政令条例，加快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体系更完善、管理更有效的法规制度体系，编织并全方位扎牢关紧权力的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同时，在“提高制度执行力，维护制度权威性”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对党的组织生活制度、选人用人制度、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一套从根本层面上管权管事管人、遏制腐败滋长的制度“笼子”正在逐步建立并发挥作用。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是有效预防和遏制腐败的重要途径。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在总结中外反腐倡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要求，“要尊重和保障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加强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这些思想观点丰富发展了权力监督思想，为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不仅如此，党中央还更加注重加强党内监督，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聚焦党内监督存在的薄弱环节，明确了新形势下加强党内监督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重点对象以及根本方式等，为筑牢拒腐防变制度防线、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向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内容的拒腐防变工作要取得全局性、压倒性胜利，既需要筑牢“不想腐”的思想防线，又需要筑牢“不能腐”的制度防线。在拒腐防变的思想和制度双重防线中，思想是前提，制度是保障，两者只有相互衔接，协调配合，才能切实形成“全面”合力，充分发挥“从严”作用，才能构建“不想腐”“不能腐”的长效机制，才能提升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
今年，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5月4日，党中央隆重举行纪念大会，XJP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切缅怀了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崇高精神和光辉思想，精辟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特别是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深刻地阐述了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和实践要求。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大、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入学习研究贯彻落实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就是今天对马克思最好的纪念。围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和世界意义，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坚持和发展等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
记者：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谢伏瞻：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破天荒第一次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思想家们无一例外地用观念的因素、精神的力量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也就不能找到社会变革发展的真正力量。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奥秘”——人们的劳动，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才是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进而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一切国家设施、法律、艺术、宗教等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唯物史观的创立，打破了历史观领域长时期受唯心主义统治的局面，唯心主义从其“最后一个避难所”中被彻底清除出去，人类对自身历史发展的认识，由此踏上了科学的大道。
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破天荒第一次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秘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资本家雇佣工人，强使工人创造剩余价值，不可遏制地追逐并剥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主义一切财富来源的“终极秘密”。这就彻底打破了资本家靠节俭积累财富、用工资养活工人的“神话”，彻底打破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神话”。
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破天荒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大发现”，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不仅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而且还表明资本主义同时为其灭亡培养了“掘墓人”，这就是觉悟了的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从而科学揭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和社会发展总趋势。
马克思主义是最具实践性、人民性和革命性的科学，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于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科学，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作用和解放条件，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精神状态实现了由被动走向主动、由自在走向自为的伟大转变。马克思主义不是墨守成规的理论，而是充满革命精神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伟大旗帜，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170年来的历史证明，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运用和不断发展，共产主义从一个游荡在欧洲上空的“幽灵”，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社会主义理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特别是中国这样原来落后的东方大国，不仅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成功地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和广阔发展前景，极大地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记者：从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就是不断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封闭僵化的教条。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谢伏瞻：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最鲜活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是视野宏阔、思想深邃、理论完备、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这一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重要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概言之，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说；创造性地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创造性地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党的一切工作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
记者：请您具体谈谈，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何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谢伏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但囿于时代条件的限制，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如何建设，他们只是提出了一般性的设想和原则，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是否以及如何实现现代化，则基本上没有涉及。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成功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地赶上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XJP同志领导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呈现出勃勃生机和活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当代中国的一切进步都归功于这三座里程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
XJP总书记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运用于解决当代中国实践问题，在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前贤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思想，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宝库。由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告别了雏形和不成熟状态，真正走向了成熟和体系化，不再停留于一种理论设想，而是变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实践创造。这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
记者：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何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谢伏瞻：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坚持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不能搞商品经济，更不可能搞市场经济。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认为市场和计划都只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是邓小平同志的历史性贡献。从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经深度融合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在继承邓小平同志改革思想的基础上，XJP总书记带领我们党和人民继续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并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国情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新时代改革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
不仅如此，着眼于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深刻变化，XJP总书记还提出积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并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系列新的思想、理念和论断，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书写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篇章，打破了国际经济学领域许多被奉为教条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概念、方法和话语，这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类思想发展的重大贡献。
记者：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说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谢伏瞻：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其重大的特色和贡献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四个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强调它们之间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扎紧制度的笼子，建立完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抓住“关键少数”，坚持“三严三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持小切口、大突破，出台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四风”，坚决反对特权，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
应该说，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如此系统、严格、完整、彻底地论述党的建设的思想，是前所未有的。它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党内和党外相融汇的宏阔视野，科学地解答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长期执政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何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何使权力不被腐化；如何始终不忘初心，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等等。这大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
记者：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何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谢伏瞻：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全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总结我们党和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论及或没有展开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和新战略。
例如，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整体，相辅相成。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革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等。这些新思想、新论断和新战略，创建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崭新理论，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极其重大的贡献。
记者：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如何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谢伏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基石。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XJP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灵活运用，贯穿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灵魂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如此，这一重要思想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立足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光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品格，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方法的创造性运用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以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的思想为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其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变革发展的根本动力；揭示了这种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至于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有无矛盾以及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何，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论述，时代也没有给他们提出这样的任务。从我们党的情况看，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恢复并进一步规范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八大到今天，60多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XJP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的战略眼光，敏锐而深刻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一个重大的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和根据。诚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但“不变中有大变”，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泛，方式更多样，处理起来更复杂，更考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智慧。这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运动学说的重大贡献。
记者：如何深刻把握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远意义、历史地位和重大价值？
谢伏瞻：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四个自信”，使我们的精神由被动变为主动，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中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件；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大改变了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大增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心、勇气和力量，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
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记者：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组成部分，坚持以这一重要思想为指导，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谢伏瞻：系统深入地研究阐发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国学术理论界的重大责任。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崇高使命。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四个意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拥护XJP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和领袖地位。
二要强化理论武装，坚定不移地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只有以这一重要思想为指导，才能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不出偏差；只有以这一重要思想为指导，才能做到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社会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一步丰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也只有以这一重要思想为指导，才能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齐奋进，紧紧抓住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研究，大胆探索，提出有说服力的新回答、新概括、新观点，从而实现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三要深入学习领会XJP新时代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这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不断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贯彻“双百”方针，树立优良学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
四要努力推出系统性与学理性并重、说理透彻与文风活泼兼备的高水平研究成果。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指导思想，也是研究对象，这两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学习研究阐发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理应有新的更大作为，在学习的广度和深度上大大地提升一步，在研究阐发的广度和深度上大大地提升一步，在用以指导科学研究的能力和水平上大大地提升一步。
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机遇？
谢伏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首先，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XJP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贺信，党的十九大对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的战略部署，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其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研究素材，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提出了复杂多样的研究课题。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很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作为党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将坚定不移地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进程中实现更大作为，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以朝气蓬勃的新姿态行进在新时代13亿多中国人民的奋斗行列中。
（记者郑成宏毛莉本文详细内容请见《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梅荣政：坚守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念
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是非纷争复杂而激烈。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普世价值、西方宪政民主等错误思潮气势很盛，其锋芒集中指向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它们既力图从某个领域、某个方面否定马克思主义重要原理，也力图从整体上毁坏马克思主义科学理念，以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错误思潮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手法
错误思潮反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手法甚多，概括起来主要有：篡改命题、歪曲原意、肢解体系、泛化概念、屏蔽主词、摧毁信仰、攻击本质、伪造名词、搅乱界限、颠覆制度。这些手法都包含着特定的政治图谋，但大多不单独出击，而是交互为用。下面辨析其中几种手法。
1.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这类手法为数甚多。譬如，“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反马克思主义者改动两个字，把“最终”改成“唯一”。说“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力量”，把马克思主义的命题篡改成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生产力命题。
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历史合力。经济是基础，在经济基础之上，还有包括政治、法律、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上层建筑的力量，所以生产力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力量，而是最终的决定力量。篡改这一命题的现实危害在于抽掉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根据党的基本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全面建设。如果简单说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力量，那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就只需要一个中心，不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只需要物质文明建设，不需要精神文明建设。我国一些地方曾经发生的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甚至用牺牲精神文明建设来搞“物质文明”建设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这种错误观点的影响。
2.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原意。如“反对西化中国”，这句话原意非常清楚。但有人竭力对之加以歪曲。他们鼓噪说，马克思主义是来自西方的异族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打断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血脉，破坏了中华民族传承的根基。所以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
这种歪曲是莫名其妙的。众所周知，“反对西化中国”这句话里的“西”，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其意是反对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来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表明的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鲜明立场，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不是拒绝来自西方的一切东西，相反，“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的只是外国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其次，马克思主义虽然创立于西方，但它揭示的内容并不限于西方，而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历史、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
又如，有人诋毁《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把共产党人要消灭“私有制”，歪曲为：“第一，消灭（即没收）一切私有财产，使所有的人都失去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第二，消灭一切个人思想，使所有的人都成为没有头脑的‘顺服工具’”。显然，这是对共产主义的妖魔化。稍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第一，共产党要消灭的私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因为这是剥削人、压迫人的经济根源，不是指个人的生活资料。共产党人决不消灭雇用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并且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第二，消灭私有制是一个历史过程，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实现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未达到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度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所采用的制度和政策还要有利于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第三，共产党人把私有制区分为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小生产者私人占有制，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实行剥夺，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剥削雇佣劳动者而来的财产，即资本，所以叫“剥夺剥夺者”，这种剥夺只是“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对小生产者，共产党人执政的国家，要引导它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不仅不对其剥夺，还要由国家给予物质的、精神的多方面的帮助。所以总起来说：“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第四，共产主义革命在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决裂的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地决裂。这里讲的“传统的观念”，不是“一切个人思想”，而是同“传统的所有制”相对应的观念，如私有制观念、鄙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等。
3.肢解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从纵向上看，马克思主义各个发展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反马克思主义者，采用西方“马克思学”一贯的手法，千方百计地割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首先它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对立起来，然后用前一个阶段，反对、否定后一个阶段，或者用后一个阶段，反对、否定前一个阶段。近些年来，在中国最常见最突出的表现，是通过制造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对立，来否定毛泽东思想，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坚定不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完整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当下有人却相反，在谈到我们党的旗帜时有意撇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借以剔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从横向上看，马克思主义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完整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又包括一系列的重要观点。它们之间，按列宁的说法，是一块整钢，彼此不能分割。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学说和观点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5页）如果把它们分割开来，就会使马克思主义丧失全部精神和整个体系。然而，反马克思主义者尽干割裂马克思主义完整体系的事。他们沿袭西方哲学解释学的思路，从横向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某个方面，如生态方面的、环境方面的、妇女方面的原理、观点，从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中、从它同其他原理、观点的联系中、从它同具体的历史经验的联系中抽象出来，肢解成各种碎片。然后再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加以解读，随心所欲地编造成诸如生态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这些有西方背景的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马克思主义”，毁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和整个体系，抹杀了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立场、观点和方法。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人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各级干部、学者头脑里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是混乱的，其危险不堪设想。
4.泛化马克思主义概念。这里讲三方面的突出表现：一是把西方某些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派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学派，把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二是以是否批判资本主义为标准，把批判资本主义的派别和人物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和人物，包括一些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派别、人物。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从确立以来，就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但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代表着各种不同的阶级利益、带着各种政治诉求，不一定赞成马克思主义，更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根据批判资本主义的派别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将其区分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是把西方美学、哲学、神学当中一些概念强加到马克思主义头上，生造出所谓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等等。列宁曾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但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无限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其要害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切阶级都赞成、拥护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非阶级化、空心化、非革命化。
5.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本质是批判的，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即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学说，最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革命的本质。正是这样，反马克思主义的势力便竭力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我国宪法总纲明确规定：“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改革开放前，我们犯过夸大阶级斗争的错误，酿成过严重后果，已得到纠正，其教训深刻。今天，谁还会“高唱阶级斗争颂”呢？既然“时至21世纪，仍然高唱阶级斗争颂”根本不是事实，为什么又有人发出这种噪声呢？其真实目的在于攻击我们党的领袖，否定我国的宪法，甚至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
西方法学理论认为，法是人们之间制定的一种契约，或是上帝赋予人们的一种权利（即天赋人权），高于一切。这是以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的资产阶级法理学的妄说。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认为，法是统治集团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其一，法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又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确定的，与此紧密相连，世界上没有抽象的、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法。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的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是社会主义的法。我们讲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是社会主义的法，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其二，法是一种历史的现象，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之消亡而消亡。原始社会没有阶级也没有法，社会依习惯而运转；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私有制、阶级、国家没有了，法也消亡了。所以法始终是维护国家统治集团利益的。
美国法典第18篇第2385条规定：任何蓄意鼓吹、煽动、劝说或讲授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的行为，包括因此而印刷、出版、发表、传递、出售、分发或公开展出任何书写或印刷品，都要处20年徒刑或2万美元罚款，或者两者并罚。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曾因其党纲中出现“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而受到迫害。美国法律的政治立场何等强烈和鲜明！
关于这个问题，XJP总书记讲得很明确。他说：“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问题上的理论。”（XJP《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115页）
6.伪造反马克思主义的名词。如一些新媒体上有人把我们的公有制称为“党国所有制”，把国有企业污称为“怪胎”，把我们的国家诬称为“党天下”，把社会主义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诬称为“权贵集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诬蔑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说什么“人民与权贵集团的斗争是当前形势下新的阶级斗争”；还伪造一些名词，提出一些伪命题，如“思想市场”，“政治市场”，“思想国有化”，“党大还是法大”，“党大还是人大”，“是忠于人民还是忠于党”，“是忠于国家还是忠于共产党”等等。伪造反马克思主义名词，提出伪命题，意在制造思想混乱，诋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离间党、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挑起种种事端。
二、如何回应噪音杂音
面对噪音杂音对马克思主义的诋毁、冲击，必须坚定不移地坚守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念。在这方面，要把握好以下三点。
第一，坚守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念，就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我们党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有明确规定及确切含义。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丰富发展了的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规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最终实现人类解放，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是不容搅混的。
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性是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后继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处时代的主要矛盾、提出的根本问题、全部政治实践活动、巨大的科学研究活动和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创立新世界的实践活动制约的。但这并不能成为随意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由，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理论内容是十分确定的、客观存在的。一个解释者离开了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就不可能正确理解、把握和解释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为他根本没有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因而也就不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
第二，坚守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念，要深入学习贯彻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这是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治理国内思想理论领域乱象的思想武器；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需要。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
第三，坚守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念，要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一方面，要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用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升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要坚持批判和辨析各种错误思潮。早在2013年8月19日，XJP总书记就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敢于向歪曲党史国史、丑化党的领袖、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亮剑，以此来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并且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一切报刊图书、讲台论坛、会议会场、电影电视、广播电台、舞台剧场等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AAA、博客、播客、微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今年2月19日，XJP总书记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我们要弘扬优良学风和严肃政治纪律，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推动XJP总书记讲话精神在教学、科研、媒体宣传等各个精神文化领域的落实。
面向2035年，中国社会变革不是国外现代化的“翻版”
中新社北京3月4日电题：面向2035年，中国社会变革不是国外现代化的“翻版”
作者张蔚然余湛奕李京泽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议程显示，会议将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正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面向2035年的现代化，是怎样的现代化？现代化征程“新”在何处？中新社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华。
现代化将带给人们更多“超级功夫”
对普通人而言，现代化是个略显抽象且众说纷纭的概念。人们应如何认识现代化？林建华认为，现代化不仅是社会主要产业的变化，也包括整个社会结构、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现代化被认为是西方化的代名词。上世纪50年代，中国几乎所有日常用品都被冠以“洋”字前缀，诸如“洋车子”（即自行车）、洋油（即煤油）、洋火（即火柴）等。在这种条件下，就出现了人们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来描述现代化的情况。
“今天，以信息化为标志，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成为新的现代化的标识性概念。近年来中国在一些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一些前沿领域甚至出现爆发式发展，比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产业跨界趋势愈加明显。”林建华说。
他指出，现代化既是静态概念，更是动态实践。在新时代中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现代化”，就是一以贯之地追求国家大而强、富而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使文明呈提升状态、社会呈进步状态，使人与人和谐、社会美好，使人与自然和谐、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留得住乡愁。
“投射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就是人们更多享受自主化、自动化、便利化、快捷化、品质化、安全化、人性化、愉悦化等。比如，手机具备智能化功能功用，由此人们似乎具有了‘一指禅’的超级功夫。未来现代化还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超级功夫’，我们对此抱有期待。”林建华说。
面向2035，中国现代化进程有“新”意
西方现代化历程用了几百年时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则是中国“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面向2035年，中国现代化征程“新”在何处？
林建华认为，各国现代化进程既有共性内容，也有不同之处。中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现实国情，面向2035年，中国所开启的征程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
这种新意在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充分体现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的现代化。所谓基本国情是指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谓具体实际是指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有14亿人口，要在这些现实条件和基础上真正做到大而强、富而强；
这种新意在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聚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种新意在于，中国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这种新意在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这种新意在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要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证明也必将继续证明，现代化没有千篇一律、普遍适用的教科书。”林建华说。
中国社会变革不是“再版”“翻版”，而是“原版”
随着中国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将成为未来15年乃至30年中国发展的高频词。林建华认为，人的现代化是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这里的人，既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作为个体的、孤立的人，而是人民，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下的中国人民。”林建华表示，中国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对于世界现代化进程和人类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回溯中国现代化探索之路不难发现，相较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是后来者，但创造了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DP总量居世界第二，但人均DP和现代化整体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面向2035年，中国的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中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不是国外现代化的翻版，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版。”林建华说。
他表示，中国现代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也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完）
潘金娥周增亮：21世纪越南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与成果
20世纪初，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前往欧洲、美洲和非洲，为越南寻找救国之路，最终把马克思主义带回越南，在越南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初步形成了本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成果。越南马克思主义创新成果来源于越南社会主义实践，又反作用于越南社会主义实践，对越南的革新和发展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一、越南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路径
从越南马克思主义研究历程看，21世纪前主要是翻译和宣介马克思主义，由越共中央组织全国科研人员进行研究和发布成果，以统一全国的思想理论并指导越南革新按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马克思主义探索和创新主要通过四个路径进行。
1.注重总结本国革新经验
越南的政治革新与经济革新同时启动于越共六大。进入21世纪后，每逢越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越南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都要组织相关专家学者总结本国革新经验，为起草大会政治报告做准备。通过这个路径，越南不断深化和丰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步形成了具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越共九大（2001年）前后，越南相关部门设立了多个国家级课题，发动全国理论工作者对越南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全面总结，为撰写九大政治报告做准备。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德平教授主编的国家级1号课题《关于社会主义与越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2003年6月由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出版），反映了越共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和越南社会主义的认识，是越共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越南实际，并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得到的符合越南特点的成果。
越共十大（2006年）召开前，越南理论界又对20年来的革新理论与实践进行总结，以此为据提出越南未来的发展规划和方向。越共政治局委员、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苏辉若等主编的《1986～2005年党的理论思维革新过程回顾》（上、下册），分别由越南国内研究政治、经济、文化、党建、外交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顶级专家撰写，2005年由越南政治理论出版社出版。该书回顾了1986年以来越南革新的历程，集中反映了越南理论界对革新20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党建、外交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为越共十大报告提供了实践经验的总结。
2011年越共十一大召开。从2008年初开始，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就受命召集全国理论研究力量，设立多项研究课题，由学者和各级干部总结越南经济社会的实践和理论，形成各领域和地方的分报告后提交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由其提交一份总报告给越共中央政治局和十一大文件起草小组，作为大会政治报告和各项路线方针制定的依据。与十大前不同的是，十一大前越南理论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成果内容开始更多地关注越南政治系统的革新，旨在为越南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提供理论依据。
2016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二大，其政治报告的起草延续了此前的做法。报告起草小组对越南社会主义革新30年和过去五年来的实践分别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越南革新的五点经验，还就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等理论做出新的阐释。越共十二大报告还重新归纳了越南社会主义的特征，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越南文化、外交、国防和安全、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新观点。【1】
2.与各种错误思潮做斗争
越南的革新始终伴随着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而不断发展，并且往往与中国出现的思潮密切相关。中共十七大召开前，中国有人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越南理论界也受到影响，再次讨论越南的“道路选择”问题。针对这种现象，原越共政治局委员、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德平在《人民报》发文指出：“尽管世界变了，但时代没有变。我们党、我国人民和我们国家，依然坚持走时代之路——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时代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2】阮德平的上述文章在关键时刻为越南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方向定了调。
越共十一大要对1991年通过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建设纲领》进行补充和修改，有人乘机再次攻击马克思关于经济社会形态的理论和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越南理论界再次出现理论交锋。越共中央阮富仲、苏辉若和阮德平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顶住各种压力，最终继续保留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的名称，只在其后加上了“2011年增补”。新纲领继续强调当前越南依旧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依然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十一大报告在表示越南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时，对坚持“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意见分歧很大，最终采取大会表决的方式，结果因65％的人反对而未将这点写进报告。不过，也有不少人对“采取投票方式对理论观点进行表决”的做法表示异议。【3】
在越南革新进程中，出现了“马列主义已经不适合越南”的论调。越共《共产主义杂志》2013年底刊登了该社总编辑武文福的文章，驳斥了“马列主义外来且来源于西方所以不再适合越南”的错误观点。武文福指出，我们有充分的依据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和革命的学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且拥有时代价值，与胡志明思想已真正成为越南共产党领导越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保卫祖国的思想理论基础和革命行动指南；马列主义是正确的学说，也是特定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的产物，因而不能针对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所有问题做出充分、具体、细致的解答。因此，应将马列主义视为需要不断补充和发展的开放性学说，在运用这一学说的基本原理时务必基于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运用。越南革命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正是基于越南党和人民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同时也为马列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4】。
2016年越共十二大召开前，越南思想界再次出现激烈的争论，要求越南重新选择道路，再次出现马克思主义不适合越南等论调，越共中央机关杂志、军队杂志等刊登多篇批驳文章。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副主席黎有义发文指出，与各种错误和敌对观点作斗争是当前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目的是挫败敌对势力的阴谋和“和平演变”以及党内的“自我转化”，巩固党内思想的统一和社会的共识【5】。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副主席武文贤发文指出，当前敌对势力在思想领域散布的观点有：攻击党的思想基础即攻击马列主义，说什么“马列主义是外来的，不适用于越南”，妄言“是胡志明错误地把马列主义引进越南来”，认为“胡志明引进马列主义导致越南阶级斗争，造成兄弟间互相残杀”；攻击党的路线和政策，提出“越南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主张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民主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学习瑞典、芬兰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热衷于改良主义与和平过渡；否定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观点，认为工人阶级是没有学问的人，因而其领导者只会宣扬暴力和专制，没有能力领导当代科技发展的新社会；否定社会主义的目标、理想、道路，抹黑社会主义，认为越南社会主义正彷徨在十字路口，迟早要走向资本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抹黑党的领导，以人权为借口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等。【6】
3.交流和借鉴他国经验
越南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注重与其他国家的交流，积极借鉴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益经验。
2000年，中越两国理论工作者分别在北京和河内举行关于两国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对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行深入交流。中越两国都派出政治局委员发表主旨报告，并邀请两国理论界的知名专家与会，参会论文汇编成文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李慎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从2003年开始，每年轮流举行中越两党高层理论研讨会，分别就两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执政党建设、群众路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交流，截至2015年共举行了11届研讨会。越南非常重视中越研讨会的理论成果，每次都把参会论文翻译出来刊登在杂志和网络上，并且把这种交流模式扩大到其他国家，目前已与古巴、老挝等国建立了类似的理论研讨机制。
越南理论界还通过多种渠道，与其他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就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进行交流。例如，中越两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创办“中越马克思主义论坛”，受到越南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该论坛从2013年起发展成为涵盖中国、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等国学者参与的“社会主义国际论坛”，每年轮流在相关国家召开。这些交流为越南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启示。
4.举办相关理论研讨会
在本国和国际共运的重要时点，越共中央及其下属主要理论研究机构都要举行相关理论研讨会，促进理论研究工作不断跟上时代步伐。例如，在胡志明诞辰100周年、110周年和120周年、越南共产党建党8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和170周年等重大事件纪念时间都举行大型国际研讨会，邀请国内外学者共同对相关人物和理论进行探讨。
2017年是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越南举行了多场纪念活动。2017年8月17日，越共中央党校举办“纪念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与一个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中国、俄罗斯、老挝和古巴等国专家出席。2017年10月26日，越共中央宣教部、中央理论委员会、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和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在河内举办“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成为现实100周年——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国家级学术研讨会。2017年10月18日，越南《共产主义杂志》、《人民军队》和新闻宣传学院举办“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和时代意义”研讨会，与会领导、专家达成共识：俄国十月革命是具有历史和国际意义的重大事件，革命的成果是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从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阵营建设事业、苏东剧变以及从当今社会主义改革、革新获得的经验教训和规律总结，都对科学社会主义、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发展道路十分有益，并将继续创造性地运用到各国的现实中去。
2017年11月5日，越共中央举行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越南党政现任和前任领导人以及曾经在苏联或俄罗斯留学或工作的越南人代表约3500人出席。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纪念大会上说：“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让我们更清楚认识到这场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巨大价值和贡献，更深刻认识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崩溃所带来的血的教训，更坚定走党、胡志明和越南人民选择的面向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革新道路。”阮富仲说，30多年来，越南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在坚持、创新运用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基础上进行有原则、活跃的革新过程所取得的结果，同时也是每个越南人深刻认识伟大的十月革命对越南乃至世界革命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及现实价值的基础。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在《共产主义杂志》发文强调，十月革命的时代意义和宝贵经验是具有持久价值的无价之宝，继续为越南革命和人类进步注入活力；“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十月革命依然是社会主义力量的象征。”【7】
尤其在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和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背景下，越南众多学者在《共产主义杂志》等刊物发表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以下几方面有突破：一是继承和创造性运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二是深入认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越南革新的指导意义；三是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理论分析越南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二、越南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
越南共产党在革新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更新对越南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特征的认识，并逐渐形成了关于建设越南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观点。
1.充实和发展胡志明思想的内涵
在1991年召开的越共七大上，越南首次正式提出“胡志明思想”，并在此后对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越共九大和十一大丰富和充实了胡志明思想的内涵。越南共产党认为，胡志明思想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越共十一大通过的《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2011年增补）指出：“胡志明思想是关于越南革命的基本问题的全面而深刻的系统观点，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我国的具体条件的结果，它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民族的优良传统价值，吸收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它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无比巨大而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照亮我国人民争取革命事业胜利的道路。”【8】越共十二大报告未对胡志明思想进行论述，但强调越南共产党长期把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作为党风建设的主要内容。
越南理论家对胡志明思想进行了深刻挖掘和系统总结。双成认为：“胡志明思想是一个宏大的体系，覆盖诸多领域，涉及众多学科。对它有多种分类方法，按照从党的二大至今的传统分类法，可以把胡志明思想分为：胡志明思想、胡志明道德、胡志明方法和胡志明风格。其中，胡志明思想涵盖胡志明的人文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和文化思想等。”【9】基于这样的观点，越南学者从政治、党建、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和军事等领域挖掘胡志明的论点，并结合历史背景和实践加以论述和发展，从而逐渐形成胡志明在各个领域的思想理论。双成认为：“胡志明思想、胡志明道德、胡志明方法和胡志明风格构成了胡志明思想体系，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为辩证关系。”【10】越南理论家、《共产主义杂志》主编左玉晋认为：“胡志明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正是因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感悟，把握了时代的精神和发展趋势，坚定地把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目标相结合。可以明确的是，胡志明思想不仅仅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解决越南革命任务，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能够解决国家在新的历史时代条件下在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是我们党和我们民族的无比宝贵的重大思想和理论成果。”【11】
2.形成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
越南共产党认为，当前时代依然是十月革命开创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越南共产党根据越南的情况和当今时代的特点，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把当前越南的发展阶段定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越南理论家认为，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每个国家可在时代和民族的历史条件下跳过某一种形态，越南跨越了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12】越共九大把本国的发展阶段定位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即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经过完全的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时期，就直接向社会主义制度跨越。
针对那些认为越南过早进入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越共原中央委员、越南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阮唯贵指出：要正确认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它是指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总体上看经过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目前正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而非指每一个国家都需要经历这些发展阶段；根据社会发展动力不平衡的规律，在一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有一些国家不经过某个发展阶段，如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封建主义直接就在奴隶制度中生长，而美国不经过封建主义社会阶段，越南则没有经历奴隶社会阶段，也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必须与那些攻击列宁的学说、攻击越南走社会主义道路过早而妄图实行资本主义的思想坚决作斗争。【13】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2011年增补）明确指出：“我国正向社会主义过渡……当前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并存，既合作又斗争，为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而进行剧烈的竞争。各国人民为了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尽管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是将有新的发展。按照历史进化的规律，人类一定会到达社会主义。”【14】该纲领还明确了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任务和方向，即经济上要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组织经营方式和多种分配方式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文化上要建设先进而富有民族特色，全面发展，多样化而统一，富有人文、民主、进步精神的越南文化；政治上要建设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保证民主能够在各级、各部门的现实生活中得以体现。【15】越共十二大报告继续坚持越南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观点。然而，越共并未明确越南何时完成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未明确是否“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结束就意味着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只提出到21世纪中叶把越南建成现代化方向的工业化国家。关于越南是否还应把当前发展阶段定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至今依然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问题。
《共产主义杂志》副总编范必胜认为：在跨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经济上应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调动资金、技术、管理等一切生产潜能，提高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政治上应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保持政治稳定，其中越南已经承认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要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并取得了成功，但在国家、文化、社会等其他领域仍都强调社会主义性质，如此造成了理论与实践脱节，难以协调和落实。因此，他建议：越南在过渡时期应集中建设四大支柱——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定向的法权国家，社会主义定向的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定向的民主社会。【16】
3.深化对越南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越南长期探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最重要、最基本的质的特征就是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的发展阶段、许多优越性的品质，诸如更加富裕、更加公平、人民更加幸福等。【17】在越共对本国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贴近现实的基础上，越共十一大最终将过渡时期的越南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概括为八个方面：“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了以现代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生产关系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制；建立了浓郁民族特色的先进的文化体制；人们生活温饱、自由、幸福，并具备了全面发展的条件；全体越南各民族平等、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建立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与世界各国人民建立了友好与合作关系。”【18】
越共十一大报告提出了建设越南社会主义的八个基本方向。一是大力推进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使之与发展知识经济、保护资源和环境相结合。二是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三是建设先进的、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提高人口的素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的进步和公平。四是保证国防牢固、国家安全以及社会秩序的安定。五是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友好、合作和发展的对外路线；主动而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六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实行民族大团结，加强和扩大民族统一阵线。七是建设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和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八是建设廉洁、坚强的党。
越共十一大报告指出，在落实上述基本方向过程中要把握和解决好八大关系：革新、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革新和政治革新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定向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发展与建设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与文化发展、实现社会进步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与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之间的关系；独立、自主和融入国际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国家管理和人民做主之间的关系。【19】在此基础上，越共十二大补充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20】因而可以把处理好上述九大关系看成目前越南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给出的答案。
4.确立越南经济体制革新的目标
越南经济体制革新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越南共产党领导下的按照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
越共九大明确提出了“越南跨越资本主义制度，但可以接受和继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文明成果，包括一定程度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不让其占有统治地位”的观点，并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概念，规定“社会主义定向的、由国家管理的、按市场机制运行的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
越共十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本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008年3月，越共十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决议：《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决议》。该决议提出：“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高度发展，但是它本身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要把市场经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现代市场经济是建设社会职能的手段，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的手段。【21】至此，越南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充分肯定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越共十一大报告强调：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经济结构重组、改变增长方式、稳定宏观经济的重要前提，是未来十年的“三个战略突破”之一。在此基础上，越共十二大对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给出了明确的定性：“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经济体制，同时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与国家的每个发展阶段相符合。它是现代且融入国际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管理下、由越南共产党领导，旨在实现‘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目标；具有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符的进步的生产关系；它有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济成分，其中国家经济占主导地位，私人经济是经济的重要动力；各种经济成分的主体是平等的，按照法律进行合作和竞争；市场在有效调配资源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是解放生产力的主要动力；国家的资源要根据战略、规划和计划并按照市场机制进行分配。国家发挥定向、建设和完善经济体制的作用，创造平等、透明和良好的竞争环境；通过使用国家资源、各种工具和政策来定向调节经济，推动生产经营和环境保护；在发展的每一个过程和每一项政策中，都要落实社会进步和公平。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人民的当家作主的作用。”【22】以上表述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定向性体现在五个方面：有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管理，由越南共产党领导，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作用，确定适当的生产关系以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发展的每一个过程和每一项政策中都要落实社会进步和公平等。【23】
5.提出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观点
在1994年越共中央七届中期会议文件第一次正式使用“社会主义法权国家”概念基础上，越共十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作为越南政治系统革新的目标和方向，这表明越南致力于探索本国政治革新的独特思路。在2011年通过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2011年增补）中，对越南国家的性质和内涵再次做出明确表述：“我们国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国家所有权力属于人民，其基础是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联盟和知识分子队伍。国家权力是统一的，国家在行使立法、行法和司法权时，有分工、配合和监督。国家颁布法律，并通过法律来组织和管理社会，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法制。”【24】越共十二大报告援引越南2013年新版宪法的表述——“越南社会主义国家是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强调继续建设和完善在党的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是政治系统革新的重心。【25】
所谓“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简单说就是“法律至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旨在通过建立一整套完备的法律制度，把越南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纳入法律框架，做到“党通过宪法和法律来领导国家和社会”。越南理论家冯友富、阮文邓、阮日通指出：“社会主义法权国家是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是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的基础上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而建立起来的属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家。在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每个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逐渐形成过程中，具有以下特征：国家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国家所有的权力属于人民，其基础是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社会主义法权国家承认法律的至高无上地位，法律支配国家和社会，国家不能在法律之上或者法律之外颁布法律；国家的权力是统一的，国家在行使立法、行法和司法权时，有分工、配合和监督；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具有工人阶级的本质，同时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民族性；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基础是民族大团结，并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必须保证彻底的社会主义民主，而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决定意义。国会是人民最高的代表机构、是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机构，决定国家重大事项，并且是最高的监督机构，尤其是对国家资源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政府对国家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安全和外交等任务进行统一管理。司法机关的中心是法院系统，要按照‘独立地进行审判、会审、判决，并且只遵循于法律’的原则活动；人民法院集体判决并且按多数来决定；当事人和被告的权利得到保障。”【26】
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这是越南共产党在“民主”与“集中”之间找到的一个新的契合点。建立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主要内容就是把越南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权力用法律框架加以明确和约束。目前，关于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理论还不完善，尤其是如何处理党的领导和国家的管理方面，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还存在问题，越南学术界至今也还在争论中。【27】
除上述几方面的理论观点外，越南共产党还提出“建设富有浓郁越南民族特色的文化”、“建设团结共识的社会”等观点，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如“防止党员干部的自我演变和自我转化”等。
三、简短的结论
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马克思主义研究较为活跃。通过总结本国的革新经验，与各种反动或错误的思潮做斗争，积极借鉴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益经验，举办国际共运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纪念理论研讨会，越南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
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越南已经从强调把握好马克思主义变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要符合越南实际，因而其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政治、经济革新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从越南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成果显著。这主要体现在不断充实和发展胡志明思想的内涵，形成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深化和扩大对越南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确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革新目标，建立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
21世纪以来的越南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其中有些理论相对成熟，但大多依然存在争议。越南一直面临着各种历史、现实及其国内外比较复杂的局势，各种思潮和思想斗争经常伴随越共各次党代会且显得异常激烈。由于意见分歧较大，越南的理论总体上未能跟上实践发展的要求，至今未能像中国一样形成一整套关于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比较成熟、系统的思想体系，越共多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对理论研究和创新的不足，认为“理论研究及实践总结工作未能阐明有关执政党、有关社会主义及我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若干问题”【28】。在越共十二大上，越共中央总书记强调加强对实践的总结和研究工作，这为越南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越南长期探讨并将继续探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预计今后越南将以胡志明思想为核心，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越南的革新实践，不断总结越南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构建一套越南关于社会主义和越南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体系。
注释：
【1】潘金娥：《从越共十二大看越南革新的走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1期。
【2】〔越〕阮德平：《继续坚定、创造性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4期。
【3】潘金娥：《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路径与成果》，《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
【4】〔越〕武文福：《马列主义是否“外来且来源于西方所以不再符合越南”》，《共产主义杂志》2014年第1期。
【5】〔越〕黎有义：《要分辨敌对观点和那些与党的观点和路线不同的意见》，《全民国防》2013年第12期。
【6】http：／／www.vietnampus.vn／nhan－dien－dau－tranh－voi－cac－oai－quan－diem－sai／234924.vnp.
【7】《越南、古巴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烟台日报》2017年11月9日。
【8】《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越南共产党电子报》2011年3月4日。
【9】〔越〕双成：《胡志明思想的概念和体系》，《共产主义杂志》1993年第1期。
【10】〔越〕双成：《胡志明思想的概念和体系》，《共产主义杂志》1993年第1期。
【11】http：／／www.baomoi.com／Kien－dinh－va－van－dun－san－tao－chu－nhia－Mac－－enin－tu－tuon－Ho－Chi－Minh－tron－thoi－ky－qua－do－en－chu－nhia－xa－hoi－o－nuoc－ta／122／5557436.epi.
【12】〔越〕武文福：《马列主义是否“外来且来源于西方所以不再符合越南”》，《共产主义杂志》2014年第1期。
【13】〔越〕范文德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337页。
【14】《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2011年版，第70～71页。
【15】《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越南共产党电子报》2011年3月4日。
【16】〔越〕黎氏清霞：《当前越南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越南《共产主义杂志》网2017年8月31日，http：／／www.tapchiconsan.or.vn／Home／Thon－tin－y－uan／2017／46678／Qua－do－en－Chu－nhia－xa－hoi－bo－qua－che－do－tu.aspx。
【17】李慎明主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18】《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越南共产党电子报》2011年3月4日。
【19】《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
【20】潘金娥：《越共十二大提出革新发展“九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31日。
【21】越共中央宣教部：《十届六中全会决议研究资料》，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2008年版，第68～69页。
【22】《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105页。
【23】潘金娥：《越共十二大提出革新发展“九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31日。
【24】《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越南共产党电子报》2011年3月4日。
【25】《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页。
【26】〔越〕冯友富等主编：《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的术语解读》，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2016年版，第229～231页。
【27】潘金娥：《越南政治权力结构特征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6期。
【28】《越南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页。
（作者：潘金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周增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博士生）
潘金娥：2018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变革、调整与复兴
2018年，时值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各种纪念马克思的活动在世界各地隆重举行，多国共产党举办学术研讨会，人们更进一步认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再次肯定《共产党宣言》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的各种互动中激荡。
在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举行隆重纪念活动，高度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以及对当今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指导意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XJP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XJP在讲话中强调，“《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越共中央党校先后在河内举办“《共产党宣言》——当今时代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和“马克思的思想遗产与时代意义——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的专家们纷纷撰文，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时代价值给予高度评价。古巴举行“何塞·马蒂、卡尔·马克思与社会主义”研讨会，高度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现实意义。老挝理论家们也纷纷撰文，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永久价值。2
在非社会主义国家，纪念活动也是丰富多彩。2018年5月5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左翼运动代表在莫斯科革命广场向马克思纪念碑隆重献花，各地大学和博物馆都举办纪念马克思的会议和展览；5月11～12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莫斯科主办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国际论坛，4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派代表参加。日本共产党下属的新日本出版社主办的《经济》月刊策划专题“推荐马克思经济学”；日共中央主办的《月刊学习》杂志分三期连载前党主席不破哲三的文章《学习党纲中的未来社会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德国举办了“从特里尔走向世界：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主题展览；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举办大型国际会议，肯定马克思为人类最终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英国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举办“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国际研讨会”。法国共产党主办的《人道报》在巴黎主办了“马克思论坛”。比利时工人党在布鲁塞尔举办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活动。葡萄牙共产党举办“遗产、干预和斗争——改造世界”主题大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主办了“马克思2018：重建共产主义，重建欧洲”纪念大会。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刊发文章《生日快乐马克思，你是对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革命大道举行了马克思铜像的揭幕仪式。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举办“马克思主义指导意义”座谈会。
这些全球性的纪念活动表明，尽管两个世纪过去了，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真理光芒，继续指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发展。
一、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稳步推进，亮点频出
1.越共召开十二届七中、八中全会，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和政治系统革新
2018年越南经济取得了过去十年来最高增速，达到7％。同时在加快融入国际、加强党的建设、法权国家建设和人文建设等方面稳步发展。其中，最值得瞩目的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2018年5月7～12日，越共中央在河内召开十二届七中全会，集中讨论干部队伍尤其是战略级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会后颁布了《关于加强建设德才兼备的各级干部队伍尤其是战略级干部队伍的决议》、《关于干部、公务员、职员、武装力量和企业员工的薪酬制度改革的决议》、《关于社会保险政策改革的决议》三项重要决议。
10月6日，越共召开十二届八中全会，中央委员会以100％的赞成率提名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为新一届越南国家主席人选，接替9月去世的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的职务。10月22日，越南第十四届国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越共中央政治局的提名，阮富仲宣誓就任越南国家主席，从而实现了越南最高领导职务“党政一肩挑”。党政关系是越南政治系统改革中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次借此时机实现了一项重大突破。此次“党政一肩挑”举动被某些媒体解读为越共权力集中化。然而，越南官方则强调，这一安排并非制度性变革而是眼下没有比阮富仲更合适的人选。由此看来，不排除越共十三大重新恢复原先“四驾马车”权力结构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越共在反腐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查处了一批性质恶劣、案情复杂、金额巨大、舆论关注的大案。并且还将反腐利剑指向越共高层，大批高级干部、国有企业高管涉案，其中就包括原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志明市市委书记丁罗升。2017年12月丁罗升被捕入狱，2018年通过两次审判，丁罗升被判处30年监禁。这是越南有史以来审判的最高职位官员。与此同时还有一批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经济腐败大案纷纷浮出水面。总体来说，越共反腐为选拔干净、廉洁、德才兼备的十三大领导班子奠定了基础。
2.古巴修改宪法推进更新进程，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
2018年4月，古巴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召开，57岁的迪亚斯·卡内尔接替劳尔·卡斯特罗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实现了最高领导层的更替。劳尔·卡斯特罗仍然担任古共中央总书记和军队总司令。与此同时，在政治局和国务委员会中仍然有80～90岁的老人在位。2018年6月，劳尔·卡斯特罗宣布成立修宪委员会，启动古巴宪法修改进程，并派出代表团到中国和越南调研。当年7月，古巴通过了新宪法修订草案。该草案修改的重点是国家和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运行，包括党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作用、全国人大常设机构、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地方机构关系等；阐明了古巴所有制结构、资源分配方式和外资等问题。新宪法草案明确指出：古巴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领导体制，同时兼顾社会各方利益，考虑市场调节作用，并对市场进行监管；古巴认可的所有制形式包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混合所有制、政治及群众组织及个人所有制；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劳动是古巴社会倡导的根本价值；除按劳分配外，古巴人民还享有广泛的、平等的社会服务及福利。同时，国家鼓励引进外资，但外资必须合理保护和利用古巴的人力资源及自然资源，尊重古巴主权独立。在对外关系方面，古巴力图在深化与传统友国关系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全方位外交”，以期改善国际环境，加快国家建设。与此同时，古巴重申了加强与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古巴新领导人上台后，加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和联系。2018年5月，迪亚斯·卡内尔访问了委内瑞拉；同年11月，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及部长会议主席后，卡内尔对俄罗斯、中国、朝鲜、越南及老挝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在访问期间表达了有意借鉴越南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这些举动表明，卡内尔领导下的古巴将继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取向。
3.朝鲜内政外交战略发生重大转变，转向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振兴科技
2018年，朝鲜发展战略发生重大转变。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2018年新年致辞中宣布暂停核试验。在元旦过后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上，金正恩指出：“由于2017年宣布完善国家核力量后朝鲜主动采取的行动和努力，全盘形势在向有利于朝鲜革命的方向转变。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形成了由紧张趋向缓和与和平的新气象，国际政治格局正在急剧变化”，“在朝鲜稳定地跃居世界一流政治思想强国、军事强国地位的当前阶段，全党全国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就是我们党的战略路线。”3会议颁布了《适应革命发展到新的更高阶段的要求，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的全盘工作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此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为推进新战略路线的顺利实施，朝鲜劳动党明确提出三项保障措施。一是集中全国一切力量；二是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三是构建新的国家权力结构，即党组织——内阁——各个职能部门，全国上下形成一个统一整体，衔接有序，确保执行到位。至此，朝鲜结束了自2013年以来实行的“经济建设与核力量建设并举”的战略路线，转向集中全国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之后，朝鲜推出新一轮经济开发区建设，新设经济开发区23个，希望以此推动对外经济合作新局面。
在强调经济建设的同时，金正恩还提出“全民科技人才化”计划，目标是把全社会所有人培养成相当于大学水平的知识分子型劳动者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承担者。在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上，金正恩提出了“以科学突飞猛进，以教育保证未来”的战略口号，并明确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任务和途径。
朝鲜实现战略转变的根本保障是破除外交封锁。因此，金正恩同时在外交上主动积极作为。他在2018年新年致辞中表示，“有必要打破冻结的朝韩关系现状，迎接民族发展史上特殊且有重大意义的一年”。接着，朝鲜主动宣布停止核试验，废弃北部核试验场，此举赢得了相关国家的赞赏。朝鲜派出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金正恩开始频繁地与外国人领导人接触。中朝首脑三次会晤，朝韩首脑三次会晤，朝美首脑在新加坡首次会晤。2018年3月，金正恩首次访问中国，中朝两国领导人就发展新时期的中朝关系达成了四方面的原则共识。第一，中朝传统友谊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发展好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双方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唯一正确选择。第二，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双边关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加强合作、交流互鉴。第三，两党高层交往对于引领双边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双方应保持经常来往，加强战略沟通，增加理解互信，维护共同利益。第四，夯实民间友好基础是推进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应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两国人民交流往来，为中朝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民意基础。中朝关系迅速恢复密切交往，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深厚的传统友谊基础，也有利于朝鲜打开外交局面。金正恩在2019年新年致辞中表示，将继续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2019年2月，金正恩首次访问越南，再次表示要珍惜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传统友谊。
对于朝鲜今后的发展模式，尽管外界有不少猜测，美国也极力建议朝鲜复制“越南模式”。但朝鲜表示愿意学习中国和越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坚持自力更生的路线，建设朝鲜式社会主义。在朝鲜国庆70周年大会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在报告中表示，“在新的战略路线指导下，朝鲜向经济建设大进军。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为完成国家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目标展开增产突击运动，争取在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方面实现决定性突破。科技强国、人才强国”4。
4.老挝人民革命党加强党的建设，中老两党加强交流夯实中老命运共同体内涵
2018年，在国际环境诸多不利因素影响下，老挝社会主义革新克服困难，继续推进。保持了经济的稳步增长，扶贫事业取得积极成绩。
2018年5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十届六中全会召开，重点研究党的建设问题。全会提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选人用人公正透明、正确全面。全会出台了“关于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计划的决议”和“关于建设廉洁坚强稳固的党组织的命令”。会议强调，不断加强党委、纪委、立法机关、审计机关、检察机关和建国阵线、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政权，稳定军心民心，确保党的领导地位，保障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同年10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十届七中全会召开，进一步研究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加大反腐败力度，出台措施惩治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和贪污腐败等问题，对两个省部级干部进行了处分。同时还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革新开放，为2021年3月召开老挝人民革命党十一大做准备。
在共同推动建设牢不可破的中老命运共同体的良好背景下，中老两党党际交往发挥了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2018年，中老两党两国构建了常态化的交流合作机制，中老两党领导人通过双边互访、年度会晤、多边场合会见等形式，保持和加强中老两国党政军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巩固了政治互信。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得到进一步充实。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成功实践，将为深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二、世界各国共产党积极活动，部分共产党做出战略调整，总体形势喜中有忧
1.西方国家共产党围绕三个主题举行纪念活动
一是各国共产党以多种形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二是多党举行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纪念活动。2018年是多个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纪念日，包括希腊共产党、芬兰共产党、乌克兰共产党、德国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等。
三是多国共产党举行了代表大会，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和口号。其中，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指出，党的一切战略重点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左翼民主阵线，为了更好地完成革命任务，必须依照马列主义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遍布全国的、强有力的党，并且将增强党的独立性放在重要位置。叙利亚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保卫祖国，捍卫人民生存”，“为建立更广泛的国际反帝阵线而斗争”的口号。英国共产党第五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谴责脱欧协议的虚伪性。匈牙利工人党第二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强大的匈牙利工人党”的口号。法国共产党第三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题为《21世纪共产党宣言》的文件，重提共产主义目标，呼吁增强党的团结和战斗精神。5
2.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做出了重大战略调整，国际联合有所加强
2018年，尼泊尔最主要的两个左派政党，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于5月17日宣布正式合并，成立了尼泊尔共产党，成为尼泊尔第一大党和执政党。此次合并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也是2018年国际共运重大事件。新成立的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并且采取双主席制——尼共（联合马列）主席奥利和尼共（毛主义中心）主席普拉昌达同为新党主席，两位主席权力相等，两党人轮流出任政府总理。新党共计441位中央委员，包括原尼共（联合马列）成员241名，原尼共（毛）成员200名。
此外，还有一些共产党在全国和地方议会选举中取得了显著进步。比如，比利时工人党在2018年10月举行的比利时地方选举中，在法语地区一些市镇中得到超过15％的支持率，有望在2019年全国大选中取得新进展。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近几年力量有所恢复，党员已达16.2万，在2018年9月举行的俄罗斯地方选举中，支持率提高了1.1～1.7倍。
与此同时，有些共产党则遭遇选举挫折。其中，塞浦路斯总统大选中，劳动人民进步党大力支持的独立候选人马拉斯经过两轮选举最终落败；在印度地方选举中，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执政25年之久的特里普拉邦失去执政地位；巴西共产党与劳工党结成的竞选联盟在全国大选中败北，并且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席位均减少。还有一些国外共产党面临的国内政治环境恶劣，不断受到执政当局打压，比如乌克兰共产党、波兰共产党、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苏丹共产党等，在2018年陆续遭遇暴力搜查、逮捕、不公正审判等各种形式的攻击和迫害。
为此，一些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进行理论革新和战略调整。其中，2017年12月召开的西班牙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重新将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恢复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制定了构建更积极的议会外行动战略；2018年西班牙共产党连续召开四次中央全会，致力于落实二十大精神，加速推进更广泛的左翼力量团结，实现联合左翼向社会运动转型的任务。此外，各国共产党加强了多边、双边联系和交流，加强国际和地区层面各党间的相互沟通、经验分享和团结协作。2018年11月，第20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希腊召开，该论坛已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最广泛、最主要的联系渠道；而以欧洲共产党会议、圣保罗论坛为代表的共产党及左翼政党年度盛会，则成为共产党经常性的理论交流平台。各国共产党的国际联合趋势日趋明显。6
三、资本主义国家深陷制度困境，大规模社会运动频发，民粹主义凸显
1.逆全球化思潮与“新冷战”思维威胁国际秩序
近两年来，逆全球化现象在欧美发达国家日益突显，主要表现为民粹主义复兴、英国脱欧、美国“退群”、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
2016年，英国通过了脱欧全民公投。根据《里斯本条约》规定，英国将于2019年3月29日子夜正式脱离欧盟，然而，议院和政府间陷入了反复扯皮状态。实际上，英国脱欧所体现出的民粹主义在欧洲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2018年，美国一方面在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与中国的经贸往来采取了保护主义举措，频发加征关税，退出美国认为不利的多个国际组织。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对中美双方乃至世界经济和国际局势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美国之所以发动对华贸易战，根本原因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所言：尽管表面上看是实足的贸易战，但实际上是中西方两种政治经济模式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中美贸易战表面上存在于两国之间，但根源来自美国的内部体制。是美国内部体制消化、应付不了其体制本身所引发的问题，从而执政者把内部问题“外化”为贸易战。7
不少学者也认为，如果处理不好，世界将进入“新冷战”状态。2018年12月31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华盛顿邮报》发文指出，如果政府高级官员无法对中美关系做出正确判断，“两国之间爆发当代冷战也将不再是天方夜谭”。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指责“中国影响并干预美国的国内政策和政治”，强调中国成为美国的威胁。实际上，所谓“新冷战”，根本原因是美国感到过去几十年来对中国采取的所谓“接触战略”（实则为“和平演变”战略）已经失败，中国不仅没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并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学习和模仿中国的体制，这让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感到其制度和价值观受到了“威胁”，于是重新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西方国家继续秉持冷战思维，其背后体现的正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2.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遭受重创，右翼势力上升，民粹主义运动泛滥成灾
过去两年里，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迎来寒冬。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在2017年都沦落为在野党，德国社民党的日子也不好过，奥地利社民党和捷克社民党在近期的选举中均败北，奥地利极右翼政党进入政府内阁。这些选战的政治风向标志着当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遭受重创。8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的民粹主义和各种右翼思潮泛滥成灾，社会安定受到威胁。
2018年8月，一名德国男子被刺后不治身亡，随后一名叙利亚男子和一名伊拉克男子被逮捕，此事引发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现场反移民人士有人高喊新纳粹主义口号，行“纳粹礼”，从而引发了2018年10月13日24万人走向柏林街头游行，反对仇恨和排外的种族主义，反对右翼挑衅歧视、反对社会福利缩减、抗议、漠视等。
法国也多次爆发罢工和群众运动，其中以“黄背心运动”影响最大。2018年11月17日，“黄背心运动”示威抗议活动爆发，此后不断蔓延，马克龙政府被迫做出妥协，取消上调燃油税计划。然而，示威抗议者们的怒火并未平息，人们要求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降低税收、增加社会福利、放松大学入学限制等。值得注意的是，“黄背心运动”中，法国极左翼和极右翼都参与其中，夹杂各种社会诉求和政治诉求，明显有别于传统左翼运动。
在南欧各国，一些国家左翼民粹主义发展受阻，右翼民粹主义影响扩大，反紧缩的罢工斗争频发。在希腊，从反对修改《罢工法》、争取工人罢工权，到反对美国在希腊建立军事基地，从争取集体性劳动协议权，到反对政府与“三驾马车”妥协性协议签署，希腊民众的全国性大罢工频繁爆发。在意大利，反移民、反欧盟的“五星运动党”赢得2018年全国大选，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与极右翼“北方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在西班牙，名不见经传的极右翼地方政党“VOX”，在传统左派大本营安达卢西亚的地方大选中一鸣惊人，获得10％支持率和12个议席，这是1978年独裁政治终结后极右翼政党首次在西班牙政治中得到一席之地。
这些群众性的抗议运动，实际上是以社会底层民众为主，他们对当前的社会贫富分化、强权和不公强烈不满，希望通过示威活动改变生活状况。显然，这些运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更不是阶级运动，而基本上是一体多元，成员复杂，有去组织化、去中心化的成分。在这些运动中，欧美各国共产党的影响是有限的，未能发挥引导作用。这些现象表明，国外共产党需要根据新的社会发展形势，及时调整纲领和斗争方向，以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
四、结论与展望
2018年，在国际格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的各种互动中激荡。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人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0年的实践成就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持久生命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前景在中国的引领下重新焕发生机。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泛滥，各种逆全球化乱象丛生。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右翼势力为维护其意识形态霸权和制度霸权，重新以冷战思维发动对中国新一轮的遏制和围堵，企图阻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扰乱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进而阻止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日益增长的世界影响力。2018年，两种制度的斗争通过经济贸易之争、发展模式之争显现出来，这种斗争对现有世界格局产生强烈冲击，引发了人们对世界向何处去的忧虑。
当前，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对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谷、孕育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资强社弱”的基本格局未能改变。当前西方民粹主义大爆发，大都源于人民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希望通过抗议实现改变。然而，各国共产党并未在这些社会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社会运动显然还处于组织领导缺乏且各种诉求未能统一的自发状态。因此，在当前条件下，各国共产党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运动中发挥引领作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创新如何做到既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又能实现突破性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力量如何实现合作和联合？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依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仍需砥砺前行。
注释
1XJP：《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2【老挝】本·提·库阿米赛：《马克思主义的永久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
3《朝鲜劳动党中央举行第七届第三次全会，金正恩出席指导会议》，朝鲜劳动新闻，http：／／www.rodon.rep.kp／cn／index.php？strPaeID＝SF01＿02＿01＆newsID＝2018－04－21－0001。
4《金正恩执政以来首次出席朝鲜国庆中央报告大会》，央视网，http：／／news.cctv.com／2018／09／10／ARTIW6yC6owuZd1iQP4j1sH9110.shtm。
5于海青：《2018年国外共产党的新发展与新态势》，《当代世界》2019年第2期。
6于海青：《2018年国外共产党的新发展与新态势》，《当代世界》2019年第2期。
7郑永年：《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困境》，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rt／zhen－yon－nian／story20181225－918522。
8赵俊杰：《透视当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世界知识》2018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
潘金娥：从越共十二大看越南革新的走向
2016年1月20—28日，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河内举行。这是越南革新启动30周年的一次会议，并且是在当前越南国内和周边局势出现了很多新情况的背景下召开的，因此备受国际舆论关注。大会最终推举已经超过70岁的阮富仲留任越共总书记，而不是由此前呼声很高的越南总理阮晋勇来担任该职，更是出乎大多数观察家的意料，让人隐约感觉越南政局出现了一次“逆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它将对中越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今后越南的革新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本文将结合越共十二大相关文件和其他途径了解到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以期帮助读者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越共十二大政治报告的准备情况
2016年是越南革新30周年，因此，越共很早就开始为十二大作准备。在越共十一大结束后不久，尤其是2013年修订宪法之后，越共中央就着手准备此次大会的文件。2015年4月初，笔者对越南进行考察时，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副主席武文贤、原越南社会科学院院长杜怀南分别向我们介绍了越共十二大对越南革新的总结和理论准备情况。据武文贤介绍，越共将肯定越南革新30年是巨大的成功，取得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成就，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改革道路和方向，那就是：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越南的实践，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作为越南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走社会主义定向的革新道路。因此，今后越南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越南将继续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方向对政治系统进行革新，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尤其要建设好干部规划和选拔机制，选拔出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担任领导。杜怀南介绍了越共十二大后越南经济体制革新的重点和方向，即越南将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将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和具体指标，主要方向是要加强市场的作用，并进一步明确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2015年10月12日，越共中央对外部副部长陈得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进行交流时介绍说，越共十二大将延续越共六大以来各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总体精神，尤其是要对越共十一大以来的实践和发展思路进行总结。越共十二大文件的主要新精神有以下几点：一是更加强调市场的作用，同时重视国家的调节作用；二是强调私人经济的作用，同时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三是更加强调民主，发挥人民做主的权利，同时坚定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四是更加强调融入国际，与此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五是更加强调党的建设，强调建设廉洁的党，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从越共十二大正式公布的文件来看，上述三位官员和学者的看法是准确的。
实际上，越共十二大沿袭了越共九大以来的做法，在大会召开前的四个多月，即2015年9月15日就向社会公布了大会的政治报告草案和《2016—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三个月，之后由文件起草小组根据搜集到的意见对文件草案进行修改，之后提交大会审议。十二大政治报告草案的主题为：“加强建设纯洁、坚强的党；发挥全民族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力量，全面、同步推进革新事业；坚决捍卫祖国、维护和平稳定的环境；为早日将我国基本建设成为面向现代化的工业国奠定基础。”与越共十一大报告主题“继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发挥全民族力量，大力全面推进革新事业，为到2020年我国基本成为面向现代化的工业国奠定基础”对比，可以发现有几点不同：一是十二大报告主题将“建设纯洁和坚强的党”的任务放在首位，而不是强调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从中可见越共今后更加重视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反腐建设；二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重要力量，与全民族力量相提并论，可见越南提高了对民主的重视程度；三是把“坚决捍卫、保卫祖国”置于报告主题中，是要突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四是十一大报告明确“到2020年成为面向现代化的工业国”，而此次改为“早日成为面向现代化的工业国”，其主要原因是过去几年的多项指标未能完成，因而2020年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的目标实现不了。在2016年1月21日越共十二大开幕式上，阮富仲宣读了大会的政治报告，报告的主题变为“加强建设纯洁、坚强的党；发挥全民族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力量，全面、同步推进革新事业；坚决捍卫祖国、维护和平稳定的环境；为早日将越南基本建设成为面向现代化的工业国而奋斗”。可见，与2015年9月15日公布的报告草案相比，主题的第四部分有所改动。
实际上，阮富仲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与报告草案相比，差异是较为明显的。而相比之下，以往各次大会政治报告的最终文本和草案内容只有个别地方有些调整，没有重大的改动。然而，本次大会情况有所不同。报告草案分为十五个部分，主要内容包括：对国际局势和时代特征的总体认识和判断；对越共十一大以来过去五年以及自1986年以来革新30年的成就和不足进行总结；确定未来五年越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国防、安全、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方向等。阮富仲在大会上简要地介绍了十二大文件的主要内容，草案中的十五个部分被压缩为六个部分，而且一些地方的内容、观点调整较大。
阮富仲在大会上的发言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稳步走在革新的道路上。该部分主要是对过去五年工作和30年革新进行总结，并提出未来越南坚持革新的发展方向。其基本精神是：过去五年工作是在国际和地区局势复杂演变背景下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30年革新取得的成就不可否认，充分证明越南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越南的实践、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因此，今后越南将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继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胡志明思想，推进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革新事业。第二部分：快速持续发展，为早日将越南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而努力奋斗。主要内容为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性指导。第三部分：坚定地保卫祖国，维护和平稳定的环境，提高对外关系的效率，主动而积极地融入国际。该部分对过去五年越南国防、安全和对外关系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今后的发展方向。值得注意的是，该部分把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政治社会的稳定和对外关系放在一起阐述，提出把国防、安全和外交与国家总体经济社会文化相联系的思路，大大压缩了报告草案中该部分内容的篇幅，而且去掉了报告草案中提出的在对外关系中要坚持“既合作又斗争”的内容。第四部分：发挥民族大团结力量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本部分强调民族团结，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第五部分：建设廉洁、强大的党，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本部分将加强党的建设和改革政治系统的建设相联系，与以往相比有明显差异。报告的最后提出了下一任期的六项重点工作任务，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加强党的建设和整顿，制止和打击党内的政治思想、道德作风退化和“自我演变”、“自我转化”现象，加紧干部队伍尤其是战略性干部队伍的建设，使他们具备与其职务相匹配的能力、品德和威信。二是把整个政治系统建设成为精简、运作有效的机构，加强防止贪污腐败、浪费和官僚作风的斗争。三是加紧落实各种旨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劳动效率和竞争力的措施，继续有效落实三项战略突破（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全面改革教育培训，发展人力资源，尤其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建设配套的基础设施）；把全面调整经济结构与革新增长方式相结合，大力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重视农业、农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与建设新农村相结合；抓紧解决好国有企业重组问题，重新调整国家财政预算，处理好坏账，保证公债的安全。四是坚定地坚持斗争，坚决捍卫祖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为了国家的发展而维护和平稳定的环境，保障国家的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拓展和深化对外关系，抓住机遇、克服挑战，在新的条件下能够有效融入国际，继续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五是大力吸收和发挥人民的各种资源和创造力。关心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解决紧迫性的问题，加强社会管理，保证社会安定和个人的安全，保障社会民生，提高社会福利，减少贫困，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民族大团结力量。六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要发挥人的因素，注意人们的道德、品格、作风、智慧和办事能力的建设，建设良好的文化环境。这一部分内容，是以往历次大会政治报告所没有的。
此外，大会结束已经快一个月，但十二大有关正式文件至今还未公布。预计正式公布的报告相较于2015年9月公布的报告草案将有一些重要的改动，而这些变化与越共十二大人事安排的变动有一定的关系。
二、对越南革新的总结与展望
越共十二大报告草案对越南革新30年的得失、经验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1．革新事业的成就与不足
越共十二大报告草案提出，革新30年来，越南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道路上取得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成就。越南已经从经济社会危机和最不发达状态中走出来，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并且正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增长较快，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政治和社会稳定，国防和安全得到加强；文化和社会有所发展，国家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弘扬并且日益发展；民族大团结得到巩固和加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和整个政治系统的建设正在大力推进；国家各个方面的实力都得到提升，独立、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保障；对外关系日益扩大并且向纵深发展，越南的国际地位和威信得以提高。这些成就，为越南今后继续推进革新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前提条件，肯定了党的革新路线的正确性和创造性，证明了越南走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本国的实际和历史发展趋势。
过去30年来，越南革新在如下几个方面还存在问题：一是实践总结工作和理论研究跟不上发展要求，未能对革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出解释和对实践进行指导，未能为党制定方针路线和国家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二是经济发展不够持续稳定，产能未能有效发挥。社会存在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和可能性。人民还未能充分、公平地享受到革新事业的成就。政治革新未能与经济革新同步，政治系统的能力和工作成效未能与其任务相匹配。三是为实现“到2020年把越南基本建设成为一个面向现代化的工业国奠定基础”的目标的各项指标未能完成。四是在1994年召开的越共七届中期会议上提出的“四大危机”依然未能消除，并且有些方面更加复杂化。其中，敌对势力对越南进行“和平演变”的危机出现了新的形式，特别是通过互联网媒体来进行各种颠覆活动；党内出现了“自我演变”、“自我转化”的现象。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于党、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有所下降。
2．革新成功的经验总结
越共十二大报告草案还总结了革新成功的主要经验。主要包括五点：第一，在革新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目标，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吸收人类文明的精华，根据越南的情况来借鉴国际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第二，革新必须始终贯彻“以民为本”的观点，为了人民的利益，依靠人民，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作用、负责任的精神、创造力和全部力量，发挥全民族团结力量。第三，革新必须全面、协调、有步骤；要尊重客观规律，从实践出发、紧跟实践、重视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工作，集中、及时、有效地解决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第四，必须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置于最高位置；坚持独立自主，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主动而积极地融入国际；把弘扬民族力量和时代力量相结合，把建设和保卫越南社会主义祖国相结合。第五，党必须经常自我革新，自我整顿，旨在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要培养干部队伍，尤其是战略干部队伍，使之具有胜任工作的足够的能力和品质；要提高国家机构、祖国阵线、各政治社会组织及整个政治系统运作的效力和效果；增强与人民的密切联系。
3．今后要处理好的主要关系和主要发展目标与方向
越共十二大报告草案提出，今后需要继续贯彻和处理好“九大关系”，即革新、稳定与发展的关系；经济革新与政治革新的关系；遵守市场规律与保证社会主义定向的关系；生产力发展与建设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增长与文化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与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关系；独立自主与融入国际的关系；党的领导、国家管理和人民作主之间的关系。与越共十一大相比，这“九大关系”有两点变化：一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定向的关系”修改为“遵守市场规律与保证社会主义定向的关系”，即强调了市场规律；二是多出了一对关系，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从上述“九大关系”中可见，越南继续把处理好改革和稳定的关系放在首要位置，继续重视经济建设，强调理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发展生产力与完善生产关系、市场与政府、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此次提出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显借鉴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可见，越南革新当前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思路与我国非常相似。
越共十二大报告的主题集中体现了今后五年越南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方向。即加强建设纯洁、坚强的党，提高党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和战斗力，建设牢固的政治系统；发挥全民族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力量；全面、同步推动革新事业；快速和持续发展经济，为早日把越南建设成为面向现代化的工业国奠定基础。
具体来说，政治上，加强党的领导，发扬民主。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作为政治系统革新的中心任务。建设精简、廉洁、坚固的国家机构；完善法律系统，推动行政和司法改革，提高干部、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以胜任工作任务的要求，发扬民主，加强责任、纪律和纪纲；加大反对贪污腐败和浪费以及反对官僚主义、社会弊端和犯罪的斗争力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不断巩固和弘扬民族大团结精神，加强社会共识；继续革新祖国阵线和各社会组织的活动内容及方式。经济上，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继续革新增长方式。要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上，使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前五年；重新调整经济结构，大力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之与建设新农村相结合；发展知识经济，提高各行业的科技水平，提高经济的效能、质量、效果和竞争力。文化与社会管理体制上，强调弘扬越南民族文化，扩大社会民主，加强社会监督，落实好“民知、民议、民办、人民检查、人民监督”的方针，并使之体制化，同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三、越共十二大人事变动与越南的民主化改革
越南共产党作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执政党同时也是唯一的政党，其领导班子的人选向来是越南政治生活中最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来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逐渐加大，国内外各种影响因素不断交集，越南面临巨大冲击，而越共中央领导班子也到了新老交替的时期，因此本次领导班子的选举格外引人注目。
越共十大以来，提出了“扩大民主同时强调集中”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因此在强调越共一党领导不可动摇的同时，在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方面都采取了很多举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11月25日，越南国会以超过86％的赞成票通过了《征求民意法》，该法将于2016年7月1日开始生效。从内容上看，该法规定可以对宪法全文或其中重要条款或国家重大事项进行表决，因而具有了一般“全民公投法”的性质。尽管由于该法对举行民意征求投票的条件规定较为严格，例如，必须有1／3以上国会代表提议，或者由国会常务委员会、国家主席或政府提议才可以进行征求民意投票，并且有3／4以上的选民参与且得票超过半数以上的表决才有效，在国家宣布紧急状态情况下不可举行，不可在海外举行等，因而在当前条件下，该法几乎没有启动的可能性。然而，从法律上说，这已经具有否定宪法的某些条款从而否定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和改变越南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的可能性，并且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还有可能成为现实。①实际上，这一举措是越南社会民主化和公民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尽管这些举措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可，然而对于越南共产党政权的稳定来说，无疑将增加其本来就已经承受巨大压力的内外挑战。②
为了使高层领导的选举更加有章可循，2014年6月，越共中央颁布了新的《党内选举规则》，以取代2009年4月颁布的《党内选举规则》。新规则内容的最大变化是：原规则适用范围只包含地方和各部门，而新的选举规定涵盖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新规定的第一章总则规定：本选举办法适用于从各级党支部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政府、祖国阵线和人民团体的重要领导职务由党组织按照本规定进行推举；选举按照平等、直接、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产生；当选者得票必须超过半数。③新规则还明确了如下内容：新一届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候选人名单必须由上一届中央委员会推举，并经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投票选举产生；中央委员有资格参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有资格参选总书记；本人不在候选人名单之列者，不能接受他人的举荐；若被举荐，必须提出“请辞”，但“请辞”必须得到半数以上大会代表的同意方能生效，否则他们有资格进入候选人名单。新规则还明确要求：各级党委的选举必须采取差额选举的办法，但差额最多不超过30％，其中党委可推举超过额度的10％—15％。这也就意味着，还有15％—20％的名额留给大会举荐。但新规则并未明确规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是否也要进行差额选举。此外，为了保证延续性，越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将按照三个年龄梯段进行规划，其中50岁以下的占15％—20％，50—60岁的占65％—70％，60岁以上的占5％—10％。要求首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人距离退休年龄应在两个任期以内，至少在一个完整的任期以内（五年）。这也就意味着，首次当选政治局委员的年龄不得大于60岁，第二次当选不得大于65岁；首次当选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不应大于50岁等。新的选举规则允许“特殊情况”的存在，但任何“特殊情况”都必须经过中央委员会投票表决。
在越共十一届十四中全会上，越共中央委员会经过“特殊情况”表决程序，推举超过65岁年龄限制的阮富仲继续留任下一届总书记，同时推举公安部长陈大光候任国家主席、政府副总理阮春福候任总理、国会副主席阮氏金银候任下一届国会主席，而阮晋勇等九名已超龄的政治局委员未进入候选人之列。然而，在大会确认中央委员候选人资格时，阮晋勇等60多人得到大会的补充提名。为此，全体代表对包括阮晋勇在内的29名大会提名候选人的“请辞”进行表决，结果同意阮晋勇“请辞”的得票为60％，这意味着阮晋勇将无缘中央委员，因而没有资格候选政治局委员或总书记。2016年1月28日，越南公布了越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结果，阮富仲以超过80％的得票率当选第十二届越共中央总书记，同时还有其他18人进入越共中央政治局。
19位新一届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分工分别是：阮富仲（总书记）、陈大光（候任国家主席）、阮氏金银（国会副主席候任国会主席）、吴春历（政治部主任候任国防部长）、苏林（公安部副部长候任公安部长）、阮春福（副总理候任总理）、阮善仁（祖国阵线主席）、丁世兄（新任书记处常务书记）、范明正（新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丛氏放（国会副主席）、王庭惠（中央经济部部长）、陈国旺（新任中央纪律委员会主任）、范平明（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张氏梅（新任中央民运部部长）、张和平（最高法院院长）、阮文平（国家银行行长）、武文赏（胡志明市委常务书记升为中央宣教部部长）、丁罗升（交通部长升为胡志明市委书记）、黄忠海（副总理升为河内市委书记）。其中，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政府副总理阮春福、两名国会副主席阮氏金银和丛氏放、公安部长陈大光、中央宣教部部长丁世兄、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善仁等七名越共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重新当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新进入中央政治局者达到12人。
越共十二大从221名候选人中选出了新一届20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中央委员180名，候补委员20名，差额超过了10％，符合差额10％—15％的要求。其中女性委员20名、少数民族委员17名。在年龄结构方面，在180名中央委员中年龄50岁以下的26人，51—60岁的152人，61岁以上的12人，平均年龄53岁。最年轻的两名中央委员是岘港市委书记阮春英和坚江省委书记阮青毅，年龄均为40岁。20名候补委员中最年轻的是越南胡志明共青团中央书记黎国峰，年仅38岁。会议还选出了包括21名委员的越共中央纪律委员会。
四、越南国防安全与外交走向
1．总体方针
越共继续强调加强国防和安全建设。越共十二大报告草案指出，在国际和地区出现许多复杂形势的背景下，仍然要捍卫祖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国防、安全和社会治安。同时强调，在各个战略规划和发展规划中，要把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国防和安全相结合；把国防安全与对外关系紧密相结合，加强国防安全的合作，建设“民心阵线”，形成全民国防和社会安全的牢固基础；必须做好防止战争和冲突的预警机制，主动防止和消灭不利因素，尤其是来自内部的突变因素。在对外关系上，要继续深入发展与各国的合作关系。主动而积极地为建设和制定各种多边机制作出贡献；坚决挫败干涉内政，侵犯民族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各种阴谋、行动；继续完成陆地边界划界，在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地区行为规则的基础上，促进海上问题的解决；注重发展与邻国的传统友好和合作关系，促进与各大国和重要伙伴的关系；以主动、积极并且负责任的态度，与东盟各国一道建设强大的共同体；扩大、深化和加强党的对外关系、国家外交和人民外交。继续提高越南的威信和国际影响力，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
越共十二大报告草案更加详细地阐述了今后五年越南的外交路线，即在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维护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走独立、自主、和平、合作和发展的一贯对外路线；发展多边化、多样化对外关系；主动而积极地融入国际，成为国际社会的朋友、可信任的伙伴和负责任的成员。在既合作又斗争的基础上，开展对外关系的目的是服务于和平、稳定的环境，最大限度争取外部资源来发展国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牢固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保卫党、保卫国家、保卫人民和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国家的地位和威信，为世界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进步作出贡献。
越南部队学者陈南谆对越共十二大报告草案中的越南外交路线方针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关于越南的外交路线，十二大报告草案明确了四个观点：第一，在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第二，始终走独立、自主、和平、合作和发展的对外路线；第三，外交关系多样化、多边化；第四，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做国际社会的朋友、可信任的伙伴和负责任的成员。④
2．越南外交和对华关系走向
在越共十二大上，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宣读了《进一步融入国际，为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提高越南的国际地位提供有效服务》的报告。⑤范平明在报告中提出：未来五年，世界局势将面临更加剧烈的变化和复杂的转变，难以预测；领土和资源争端、民族冲突和各种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更加剧烈，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将对世界经济的变革产生全面深入的影响；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太地区将继续是一个活跃的发展中心，同时也是各大国的争夺重点，潜藏着风险和不测。“东海（中国称南海）”争端将更加激烈和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南共产党提出的大的方向是要坚持独立自主、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主动而积极地融入国际，以胜利实现建设和保卫越南社会主义祖国的目标。范平明提出，未来5—10年，越南要更加深入地融入国际。其中，在政治、国防安全方面，要与越南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对越南具有安全和发展战略意义的重要伙伴，形成利益的交叉和关联，使已经建立的关系框架具有实质性意义；在促进关系、防止危机方面，要建立起信任关系并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管控好分歧并解决好新出现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对越南安全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在经济方面，未来五年是越南充分履行加入东盟共同体、世界贸易组织和新一代的自由贸易协定承诺的时期，因此，更加深入地融入国际，就是要提高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和越南企业的竞争力。更加深入地融入国际经济，也就意味着在对外合作时，要充分利用国际规则和法律来保卫国家、企业和越南人的正当利益。总之，更加深入地融入国际就是要与合作伙伴建立一种更加稳定、长期的关系，提高政治和安全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让越南在本地区和国际上具有更高的国际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范平明在大会上的发言与2015年9月公布的大会政治报告草案相关内容有较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一是非常简要；二是更加强调对党的路线的忠诚；三是在对国际和地区局势的分析、判断中，降低了对局势严重性的估计，通篇没有出现“对手”、“斗争”、“既合作又斗争”等表述，而是强调要通过合作来维护和平、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四是关于南海主权纠纷和中越关系的表述，强调管控分歧和解决好问题，甚至把维护好越中友谊作为成绩来强调，并强调要致力于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为南海问题找到基本和长久的解决办法而努力。范平明在十二大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针对记者指责中国和否定中越关系成果的提法强调：过去几年中越关系成绩是主要的，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陆地边界和北部湾边界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目前只剩下“东海（中国称南海）”主权问题未能解决，而在这方面，越中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一致，通过和平合作方式解决问题。在军事上，大会报告尤其强调越南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和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同等重要。在十二大期间，针对一些记者强调“中国在南海造岛和军备扩张对越南的威胁”的提问，越南国防大学校长武进中等军队高官回答时明确表示：越南将实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也无实力去和中国攀比；两国已经建立了防控机制，并一致同意通过和平方式谈判解决“东海（中国称南海）”的主权争端；从过去二三十年来看，中越两军关系发展良好，已成为两国友好合作的强大支持。这些公开纠正越南媒体针对中国的错误言论的做法，释放出与中国加强友好合作的信息，对中越关系今后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有益的。
五、结语
越共十二大是在越南社会主义革新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召开的，大会总结了革新30年的经验和不足，明确表示今后将坚持社会主义的革新方向，并采用新的选举制度选举出具有延续性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实现了权力的过渡。然而，在稳定的表面背后，各种力量的斗争和面临的挑战并未消除。实际上，各种途径的消息显示，越共高层人事的变化是各种力量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在阮富仲此前掌政期间，伴随着越南政治体制的改革，各种思想鱼龙混杂，导致越南社会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其中夹杂了实行西方民主化、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主张。与此同时，不少党员干部对西方“和平演变”不以为然，党内多年贪污腐败现象未能得到扭转。目前越南已经签署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PP一旦得到成员国国会的通过，将成为美国运用其国内法主导亚太地区经济的一个平台，越南也将被纳入其中。TPP条款中涉及工会制度、国有企业、自由结社以及党和国家对经济的管控权受到跨国公司限制等内容。因此，美国驻越大使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采访回答“是否对越南领导人选举结果表示意外”时明确表示：相对于谁来主政越南，美国最关心的是越南是否将继续融入国际以及领导人在加入TPP方面达成一致。⑥实际上，这反映了美国通过TPP改变越南的信心。
上述这些内外挑战相互交错，对以阮富仲为首的新一届越共领导班子将是一个巨大考验。究竟阮富仲是在担任总书记一二年后中期换马，还是坚持到五年后的正常轮换，估计这还要根据越南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而定。实际上，阮富仲在越共十二大闭幕式上总结时提出：越南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他希望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能够团结一致，克服重重困难，挑起越南人民和历史交给他们的重任。这也是我们的期待。
注释：
①参见潘金娥《革新：历史的车轮如何转动？》，载于《世界知识》2016年第4期。
②参见潘金娥《当前越南共产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6期。
③《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颁布党内选举规则的第244QD／TW号决定》（2014年6月9日公布），参见越南共产党电子报网站，网址http：／／daihoi12．danconsan．vn／Modues／News／NewsDetai．aspx？co＿id＝28340727＆cn＿id＝401107。
④Daitá，PS，TSKHQSTranNamChuan，àmrthêmquandiem，duònidinoaivàchudnhinhapquctcuaDan，Nhànuócta．参见2015年10月17日越南共产党电子报网站，网址http：／／daihoi12．danconsan．vn／Modues／News／NewsDetai．aspx？co＿id＝28340644＆cn＿id＝401803。
⑤参见越南外交部网站，网址http：／／www．mofa．ov．vn／vi／nr040807104143／nr040807105001／ns160123115418。
⑥《美越关系：总体关系比个人重要》，参见2016年2月19日BBC越南语网站消息，网址http：／／www．bbc．com／vietnamese／vietnam／2016／02／160218＿ambassador＿ted＿osius＿interview＿scs。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潘金娥：当代社会主义的探索、创新与发展
100年前，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联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并于1936年确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即所谓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其强大的号召力吸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纷纷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世界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一国到多国的“苏联模式”普遍化。“苏联模式”的推广有双重作用，它帮助相关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却终止了这些国家对于特殊发展道路的独立探索〖ZW（1〗《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201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页）。自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实行了“转轨”，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方向，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面对冲击，中国、越南、古巴、老挝和朝鲜等国作出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方向的抉择，与此同时，各国对原有体制和发展路径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20多年来，社会主义各国依据本国国情做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实践探索，并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
一、选择正确的方向，坚持独立探索
“苏联模式”曾为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集中力量搞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和平建设时期，这种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由于该模式过于强调集中计划、偏重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失衡，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用品和消费品严重缺乏，社会生产积极性受到抑制。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普遍陷入停滞，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各国开始寻求变革。
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经历了不同的方式。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实施所谓的“休克疗法”，即按照西方制度模式“改组”本国的政治体制，在经济领域实行全面私有化。这种变革的实质是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否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国家政权的性质，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方向。而中国、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不断探索和前进，逐渐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不合理之处进行调整，从而达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并最终实现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方式。然而，由于国情不同，在实行各自改革的过程中，各国也从实践中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变革路径。相对于中、越、老三国，古巴和朝鲜的变革启动较为滞后，而且幅度也相对较小，但其坚持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是明确的。以下将通过比较五国启动变革时间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系统变革的异同，展示各国正在进行的独立探索。
1.启动变革时间的差异和对变革的不同认识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正式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40年的历程。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改革范围全面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外交等各个领域，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制度方面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理论方面形成了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南自1986年12月召开的越共六大正式开始社会主义革新进程，老挝的革新起步于1986年11月召开的老挝人民革命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越、老两国都在当年召开的党代会上提出：革新首先是思维的革新，要重新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本国的社会主义，并对建立新政权后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作了全面、深刻的检讨，纠正了不尊重客观现实、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为革新扫除了思想认识上的障碍。越南理论家认为：“越南的革新是全面性的改革，它以经济革新开始，发展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革新；是从路线到政策、从国内政策到对外政策的革新；是从思维、认识、思想的革新到实践的革新。”（〔越〕杨富协：《越南革新过程的一些特点》，郑一明、潘金娥主编：《中越两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0－115页）与此同时，越南也使用“改革”一词，但仅用于某些领域的变革，如“行政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可见，越南认为“革新”比“改革”更为广泛和深入，它是对原有体制各个方面进行彻底的革命。越南理论家同时也强调：“越南的革新是在越南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与此同时，越南共产党也要不断进行自我革新，这是越南社会主义革新事业成败的关键。”（〔越〕杨富协：《越南革新过程的一些特点》，郑一明、潘金娥主编：《中越两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0－115页）由于老挝人民革命党长期得到越南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甚至其十大前的各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是在越南理论家帮助下完成的，因此老挝革新的思路在2016年十大之前与越南非常相似，而十大报告也参考了中国的建议。与中国相类似，越、老两国的革新也都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之后逐步扩大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再进一步发展到政治、文化和外交等所有领域。
相比之下，距离美国只有200多公里的古巴，由于地缘政治原因，并且由于长期受到美国的封锁，一向把反抗美国的干涉和保卫本国社会主义制度作为首要目标。直到2011年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古巴才正式启动“经济更新”（update）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古巴不使用“改革”（reform）这个词，而常常使用“变革”或“变化”。据古巴学者说，古巴尽量避免使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越南使用的“革新开放”，而提出“更新”经济模式，以示区别。古巴领导人强调，古巴不会抄袭任何其他国家的模式，古巴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具有古巴特色的”“土生土长的”（徐世澄：《古巴，开始了这样的改革》，《新京报》2011年6月11日）。可见，古巴的“经济更新”有很具体的内涵，即变革的目标仅仅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升级”而不是改变其根本，而且范围仅限于经济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巴问题专家徐世澄认为：“比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越南的‘革新开放’，相同之处是：经济改革（变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经济改革（变革）都是在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有关改革（变革）的政策都是根据本国的特点来制定的。不同之处是：古巴依然强调以计划经济为主，而中国和越南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徐世澄：《古巴，开始了这样的改革》，《新京报》2011年6月11日）除了上述四国外，朝鲜至今仍坚称以本国的特殊方式建设“朝鲜式社会主义强盛大国”。尽管朝鲜过去几十年来的政策有所变化，但官方从未采用“改革”或“革新”的表述，而只是使用“调改和完善社会主义”。可见，这些认识上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各国根据本国国情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2.经济体制改革的异同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形成。中共十四大之后，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不断发展和完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为“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提出“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并“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提出了政府与市场应发挥不同作用，强调“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同时“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共十八大强调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见，中共党的文件中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但其前提有两点：一是市场的作用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二是市场只在资源配置领域发挥作用。只有同时满足这两点，才能保证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越南和老挝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革新目标。2016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二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含义：“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完全和同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经济体制，同时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与国家的每个发展阶段相符合；它是在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管理下、由越南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且融入国际的市场经济体制，旨在实现‘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目标；它具有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符的进步的生产关系；它有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济成分，其中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私人经济是经济的重要动力；各种经济成分的主体平等，依法合作和竞争；市场在有效调配资源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是解放生产力的主要动力；国家资源要根据战略、规划和计划并按照市场机制进行分配。”（越南共产党：《越共十二大政治报告》，越南共产党电子报网站：http：／／danconsan.vn／tu－ieu－van－kien／van－kien－dan／van－kien－dai－hoi／khoa－xii／doc－3331201610175046.htm）2017年5月召开的越共十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同时还通过了《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结构重组并提升其经营效果》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动力》两项决议。全会提出，使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成为越南经济发展道路上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会议闭幕时强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的战略任务，是助推经济社会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突破口（http：／／news.21cn.com／hotnews／a／2017／0512／07／32255473.shtm.）。
老挝人民革命党（以下简称“老挝党”）四大提出，调整经济管理机制，正确处理商品和货币关系，充分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潜力。老挝党五大、六大、七大和八大均鼓励各种经济成分在政府调控和管理下遵循市场机制开展经营，各种经济成分相互竞争与合作，在法律面前平等。老挝党八大提出了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并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发展经济，其九大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目标，同时鼓励各种经济成分发展（参见王璐瑶：《老挝人民革命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当代世界》2015年第8期）。老挝党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并不对立，与此同时也强调，老挝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老挝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前和长期的重要任务。老挝党十大通过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第八个五年计划和《2016－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2030年发展愿景》，提出了老挝中长期发展目标，即：加强党的领导，保证社会主义的革新方向，坚持有原则的全面革新开放路线不动摇；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力争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75％以上，到2020年摆脱最不发达国家状态（参见潘金娥：《老挝：掀开神秘面纱，迎接发展新机遇》，《世界知识》2016年第23期）。
当前，越、老两国也在探讨如何才能平衡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与中国不同的是，越南和老挝认为，两国当前都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就是说，还未迈入社会主义阶段，因而可以更加灵活地采取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如大力发展私人经济和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等。目前越南私营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0％以上，但越南经济学家依然认为国有经济比例过高，因而要积极推动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让更多的私人资本进入市场。因此，越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让“私人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动力”，要求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古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与调整，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自2008年劳尔·卡斯特罗主政以来，开启了关于古巴未来的全民大讨论。最终，这场在古巴国内空前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大体确定了以下三个发展的主攻方向：一是减少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对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管理方式进行必要的改革与调整；二是重组国家机器，促进国家行政机构的现代化；三是解除限制古巴居民机会的各种禁令，如放开私人购车、购房市场，颁布新移民法，改善居民生活状况，促进私人投资等。2011年4月召开的古共六大通过了《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在阐述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性质与目的时强调，古巴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完善和“更新”经济与社会模式，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经济制度、体制和机制方面，《纲要》指出，古巴未来仍将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导，并适当考虑市场因素的作用；逐步实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适度放权，赋予国有企业更多自主权；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力争调整就业结构，削减国有部门岗位，减少国有部门冗员，扩大非国有部门的就业岗位，鼓励私营经济发展，扩大个体户、承包、租赁、合作社、外资等所有制形式，扩大个体劳动者的活动范围，并向其提供银行贷款，允许其进入原材料批发市场等。自此，古巴进入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历史新阶段（参见贺钦：《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历史路径与现实挑战》，《改革与战略》2014年第8期）。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金正日主政朝鲜后，朝鲜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发展经济和改善经济管理的措施，但这种措施不具有连贯性。对此，有学者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朝鲜的经济改革受到国外因素的影响更大（参见曾光辉：《朝鲜推行经济改革的原因分析》，《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4期）。朝鲜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始于国营企业的重组、经济计划制定方法的改变，其后是企业管理方法的变化、价格及工资的调整。国营企业的重组从1999开始一直持续到2001年。与此同时，在以往量化指标的基础上，逐步向重视质量指标、货币指标的计划化方向转变。金正恩时代的朝鲜经济政策继承了金正日时代经济改革措施的特点（参见〔日〕三村光弘：《冷战格局下的朝鲜经济改革》，王静译，《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但其执政后在经济领域也采取了一些创新措施，提出了“朝鲜式经济管理方法”，要求在工业领域实行“社会主义企业责任管理制”，即“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工厂企业拥有实际的经营权，创造性地开展企业活动，执行党和国家的任务，发挥劳动者作为生产和管理的主人的责任和作用”，企业“要行使产品开发权、质量管理权、人才管理权等”。在农村，在原有的“分组管理制”框架内实行“土地责任担当制”，“打破平均主义”。在对外经济方面，颁布了《经济开发区法》，宣布在全国各地成立19个经济开发区，进行对外招商引资。朝鲜的这些新经济措施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有人将其称为“改革开放”，但朝鲜从未如此贴标签（http：／／xhj.api.zhonuowanshi.com／wap／share.aspx？cientApp＝104＆docid＝87686＆channe＝sina.）。朝鲜社会科学院（KASS）经济研究所教授李基松（音）于2013年5月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表示，朝鲜已实施“土地担当制”或土地承包责任制政策，并给予农户对于超额农作物的处置权；朝鲜国有企业已实行新独立的核算制度（参见李圣华、权哲男：《朝鲜农业改革探析》，《东疆学刊》2016年第3期）。
3.各国政治系统变革的异同
由于吸取了苏联与东欧各国先行推出政治体制的变革而导致失败的教训，现有社会主义各国对政治体制的变革都较为谨慎，但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首先，从五国现行宪法对国家政治制度相关条款的规定来看，其内容有五个共同点：一是执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二是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三是民主集中制是国家机构的运行原则；四是加强法制、依法治国；五是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款。五国宪法规定内容的差异表现在：一是除了老挝规定本国是“人民民主国家”外，其他四国宪法都规定本国为“社会主义国家”；二是只有中国和朝鲜保留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性质的提法，而越南和老挝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目标（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http：／／moj.ov.vn／vbpq／ists／vn％20bn％20php％20ut／view＿detai.aspx？itemid＝28814；《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宪法》（2003年），许宝友主编：《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越南、老挝、朝鲜、古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92页；《古巴共和国宪法》，许宝友主编：《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越南、老挝、朝鲜、古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42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许宝友主编：《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越南、老挝、朝鲜、古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18－120页。）。
其次，从各国政治系统变革的实践来看，各国从行政改革开始，逐渐扩大到政治体制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四位一体”的基本政治制度。越南和老挝在社会民主化方面成效显著，通过改革选举制度、实行质询制度和信息公开等措施，国会日益成为人民表达意见、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与此同时，各国执政党都强调执政党建设。例如，中国共产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越南和老挝除了主张“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还注重强调“革新党的领导方式”，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把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纳入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内，以理顺“党领导、国家管理、人民做主”之间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实现“法治”代替“党治”的目标。尽管这些改革措施引起了外界不少关注，但在社会民主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越南党内出现了政治思想和道德作风蜕化、党内“自我演变”“自我转化”等危及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2016年10月召开的越共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建设和整顿党，制止和打击思想政治、道德和生活作风蜕化以及内部“自我演变”、“自我转化”等现象的决议》，指出：“为数不少的党员干部在思想政治、道德和生活作风上的蜕化状况不但没有得到遏制，而且变得更加隐蔽、复杂，这些问题损害了党的领导地位，降低了人民对党的信任，直接威胁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参见越南共产党电子报，2016年10月30日）。相比之下，由于受到美国禁运和制裁等原因，古巴和朝鲜则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更加谨慎，始终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的破坏与干涉，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举。尤其是朝鲜，始终强调建设“思想政治强国”，始终把先军政治和建设“军事强国”作为维护本国政治制度的重要保障。
可见，在政治体制变革方面，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坚持独立探索，但其复杂程度远远大于经济体制的变革，成功与否还难以给出明确答案。各国实践的差异性也是明显的。
二、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创新理论
社会主义五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方面，都非常注重理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另一方面，它们都依据本国特点和时代特征，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既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同时又对本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发挥指导和引领作用。
在中国，XJP指出，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XJP：《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2011年6月21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改革实践相结合，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观点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越南，1991年召开的越共七大首次提出了胡志明思想，并在此之后不断挖掘和丰富其内涵。越南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胡志明思想共同作为党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革新以来，越南强调要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越南的实践，并通过总结和实践，形成了越南对本国当前阶段——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段性定位，以及现阶段越南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内涵、政治和经济革新的理论认识，即“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和“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在2016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二大的相关文件中，对上述理论观点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定性内涵（参见潘金娥：《越共十二大提出革新发展“九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31日）。当前，越南理论界正致力于将本国的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化。
在老挝，1989年10月，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夕和国际局势动荡的情况下，老挝人民革命党及时召开了四届八中全会，提出革新的“六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坚持马列主义是党的思想基础、坚持党的领导是一切胜利的决定因素、坚持在集中原则基础上发扬民主、增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和效力、坚持真正的爱国主义与纯洁的国际主义相结合（参见纪大为、方文：《浅论老挝的马克思主义之路》，《黑河学刊》2014年第5期）。“六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为老挝革新事业提供了方向性的根本保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2011年召开的老挝党九大上，提出老挝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2016年1月召开的老挝党十大首次提出以老挝开国领袖命名的“凯山·丰威汉思想”，并将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为老挝党的指导思想。
在古巴，1997年10月，古巴共产党在古共五大的中心文件《团结、民主和捍卫人权的党》中首次提出“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表述，并将其同马列主义、马蒂学说一起列为古巴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了古巴特色的“马列主义、何塞·马蒂学说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体系。作为古巴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根基，其核心要义是争取民族独立、倡导社会公正、主张国际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人民的自决权。由于古巴革命历史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古巴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和鲜明的民族性。批判性主要体现在古巴反帝国主义及新自由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全球化、反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理论与现实问题上；而民族性主要体现在将马克思主义同古巴民族精神和思想传统的结合上。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建立了基本符合本国国情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与生态制度。2006年11月，国际环保非政府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一份报告充分肯定了古巴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称古巴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参见潘金娥等：《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朝鲜劳动党以“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金日成—金正日主义”被看作是一个包括主体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全面完整的体系，其内容包括作为世界观的主体思想，作为革命理论的反帝反封建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先军革命理论，作为领导方法的领导原则、领导体系和领导艺术（参见潘金娥等：《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35页）。根据金正日的阐述，主体思想是金日成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站在主体的立场上，根据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人出现的新时代的要求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创立的。金日成认为，主体思想和先军思想是朝鲜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理论成果与精髓，既来源于朝鲜的社会主义实践，又对朝鲜的社会主义实践起指导作用。而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三大革命是推进朝鲜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其中思想革命是先行任务，技术革命是中心任务，文化革命是完成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必要条件（参见潘金娥等：《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52页）。
三、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克服新挑战，聚集新动力
回顾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的变革历程可以发现，道路方向的改变将导致变革的失败，而坚持既定的方向，并结合本国国情做出适当调整的变革，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社会主义五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独立探索，并且在探索中总结出新的理论认识，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新和发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各国共产党应在具体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从各国的实践成果来看，中国、越南和老挝的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改变了国家的落后面貌，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中，2016年，中国的人均DP超过9000美元，越南和老挝都达到2400多美元。如果用世界银行2018财年的最新标准，人均DP超过1005美元即可被列为中低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来衡量（https：／／datahepdesk.wordbank.or／knowedebase／artices／906519＃Hih＿income.），这些国家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所需时间之短、发展速度之快远远超过西方国家。尤其是在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发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通过社会主义国家所坚持的宏观调控政策，保证了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各国年均增长速度在5—9％之间，远远高于世界经济2％左右的平均增长速度，尤其是高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越南和老挝则被看成具有吸引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具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古巴和朝鲜面对美国和西方的制裁，虽变革进程举步艰难，但它们在教育、医疗、环保和某些科技领域的发展被世界所认可，特别是古巴，被称为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综观世界格局，尽管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社会主义运动或称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尼泊尔、南非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取得了执政地位或扩大了在议会中的议席，而西方左翼运动也有增无减，但从总体上看，世界“资强社弱”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浪潮影响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走向和发展前景，除了受到本国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外，还将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
从目前来看，美国仍旧是超级大国。在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改变了多年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政策，先后与古巴建立了外交关系、全面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并对老挝投入更多的关注，还以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一被包装为经济合作而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的机制为诱饵，试图通过把越南纳入美国主导的制度安排，最终实现改变其政治制度的目的。这种对社会主义国家由实施对抗性的封锁转变为将其纳入西方制度安排从而达到将其“和平演变”的目的方式具有更强的欺骗性，也具有更加险恶的攻击性和诱惑力。美国古巴问题专家C·梅萨－拉戈在其文章中透露：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访问古巴时，在致古巴人民的信中强调，古巴的未来只掌握在古巴人民手中，古巴不应害怕来自美国的威胁，不应害怕改变，而应接受改变。他的讲话震惊了古巴政府，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一个表示反对，并揭露了美国伤害古巴的种种事实。这些情况充分证明：美国改变了方式，但没有改变目标。因此，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共七大期间强调，美古关系的新形势使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空前挑战；美国希望主导全球，因此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警觉，美国正试图通过我们更难对付的方式调整此前的对古敌对战略。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更加具有欺骗性的威胁。
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各种互联网平台、社交网络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对现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和价值渗透的新型传播途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依然存在。各种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及其所引发的难民问题，伴随着民粹主义反建制反传统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这些新的特点，对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乃至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既是新的挑战，也蕴含着机遇。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心脏地带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再次唤起西方社会底层民众的觉醒，并且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产生了越来越持久和深入的影响，资本主义世界“黑天鹅事件”频发。我们有理由相信，酝酿在西方社会中的社会主义萌芽正在慢慢生长，社会主义运动将不断积聚复苏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推动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张桥）
潘金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2015年9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XJP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阐述中国对国际秩序和格局、全球发展和治理等重大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并宣布中方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支持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等方面的重大举措。XJP在讲话中指出，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秉持“义利相间，以义为先”的原则，同各国一道为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做出努力。
实际上，XJP的讲话深刻蕴含了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外交理念，折射出中国独特的外交文化价值追求，它是对中国传统邦交文化和历代领导人外交思想的继承，同时结合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国内形势而有所发展。
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并以此作为当今中国对外交往之道
XJP讲话中所提出的中国将继续秉持“义利相间，以义为先”的原则，源于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义者，“事之所宜也”，是某种特定的伦理规范、道德原则，是儒者们心中至高无上的道义。利者，“人之用利”，后世多指物质利益。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便形成义利观。良好的义利观，通常以“重义轻利”为基础，为社会大众创造价值，汲取较少的物质财富；而歪曲的义利观，具体表现为物质利益至上，蔑视道德，践踏诚信。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中国传统美德中，正确的义利观占有很高的地位，是中国古代所推崇的做人做事的终极追求。
实际上，正确义利观是XJP2013年3月访问非洲时提出的，此后又在不同场合多有论述。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XJP提出以正确的义利观作为中国构建与周边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指针。“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与此同时，XJP提出的中国外交的义利观，也是新中国历代领导人所秉承的。各个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情况，就是这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回顾上个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的时期，尽管物质条件极为艰苦和困难，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领导人始终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路线，立足于自身解决困难。而且，尽管国内还未能解决温饱问题，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却义无反顾地对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到1985年，中国对外援助实际支出达人民币411.81亿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1.73％。其中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为158.72亿元，占38.54％；物资援助为225.74亿元，占54.82％；现汇援助为27.35亿元，占6.64％。①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此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蒙古、柬埔寨、老挝等国。以越南为例，从1950年开始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提出了要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理念。不仅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了“火车头”的作用，而且在战争与和平等传统的国际安全上，在气候变化、跨国流行病、跨境犯罪、国际洗钱、非法移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的国际安全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做了题为《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他指出，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应该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减免债务。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京召开，会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了八项援非措施，包括免除非洲国家高达100亿美元的债务。2011年，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高层论坛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介绍，近10年来，中国对外提供各类援款1700多亿元人民币，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近300亿元的人民币到期债务，承诺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的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为173个发展中国家和13个地区性国际组织培训各类人员6万多名，增强了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②
在2015年9月召开的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XJP指出：60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其中有700多名中国好儿女，为他国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XJP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将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与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除了给予物资援助以外，中国还从道义上给予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大力支持，呼吁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本届联大上谈到发展问题时，XJP提出：“我们应该以此为新起点，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我们要争取公平的发展，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各国都应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不能一个国家发展，其他国家不发展；一部分国家发展，另一部分国家不发展。各国能力和水平有差异，在同一目标下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赋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
此外，中国还通过制度建设，主动与世界各国分享本国发展所带来的机会。例如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并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简而言之，该倡议就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带动周边和沿线国家参与其中，从而实现共同发展的目的。在本届联大发言中，XJP宣布：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支持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的需求；中国愿意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早日投入运营，发挥作用，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
可见，XJP所提出的中国外交的义利观原则，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把中国人所尊崇的做人处事的原则推广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正确义利观”已成为当今中国外交的重要价值标准。
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和而不同”的“处世观”，提倡建立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有一句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指在为人处世方面，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拒绝苟同，在相互争论辩解中达成共识。在中国古代，“和而不同”也是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派别、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途径和基本规律。和而不同，和睦地相处，但不随便附和。③中国领导人继承了儒家思想的处世之道，并将之延伸到国际关系中，推崇为世界各国的相处之道。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完整体现，得到中国、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并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邓小平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观点，积极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独立自主和真正的不结盟。江泽民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并提出了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新思路。江泽民还继承了邓小平关于未来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思想，明确地对当前世界作出了多极化的判断，主动改善和调整大国关系，推动多极格局的建立。
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④的重要讲话，阐明了中国政府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观点：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主张无论对于小国弱国还是大国强国都应该携起手来，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第二，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主张发达国家应该为实现全球普遍、协调、均衡发展承担更多责任，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转让技术，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推动发展，广泛开展南南合作，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中国将尽自己所能，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第三，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第四，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我们应该通过合理、必要的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提高联合国效率，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增强联合国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的能力。
在继承独立自主、和平、合作与发展，同时尊重各国差异的外交理念的基础上，XJP更加深化了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提出了与其他国家一起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XJP在多个场合阐述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和新兴国家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这些国家落地生根；在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层面，提出要构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大小国家关系上，例如在拉美加勒比访问中，强调构建大小规模不同的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在地区合作问题上，提出政治沟通、经贸畅通、交通联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地区合作共生新理念。⑤
“命运共同体”是XJP外交理念中的一大亮点，他在多个场合提出了这个理念。2013年3月24日，XJP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提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此，中国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中国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2014年11月21～23日，国家主席XJP对斐济进行国事访问并同太平洋建交岛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在斐济，他用“命运共同体”来阐释新时期中国同南太平洋地区岛国的关系，他用“相似的历史遭遇”“深厚的传统友谊”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理想”，高度凝练地剖析了中国和南太地区岛国作为命运共同体在彼此外交关系中的战略地位，并提出中国和南太地区岛国要做“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好兄弟”“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好伙伴”和“相知相亲、常来常往的好朋友”。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XJP在讲话中提出：“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可见，XJP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正是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处世观的弘扬，也是对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关于国际秩序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中的“义利观”和“处世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不同发展时期的特点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提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中国对外交往原则，制定了与之相符的外交政策，表达了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和主张，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外交文化。回顾和总结各个时期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和政策措施，可以发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⑥的传统价值理念贯穿始终，而这正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价值追求，这一价值追求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和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共通之处，二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外交文化价值理念。
注释
①述真：《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外援助》，http：／／view.news..com／a／20100816／000042.htm。
②《胡锦涛出席并发表讲话：中国近10年对外援助1700亿》，《京华时报》，2011年12月12日。
③《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④《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05年09月16日。
⑤苏长和：《XJP外交理念“四观”》，《人民论坛》，2014年03月20日。
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出自《孟子》的《尽心上》。原句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意思是不得志的时候就要管好自己的道德修养，得志的时候就要努力让天下人就是指百姓都能得到好处。
（潘金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部副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主要著作有《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革新以来越南共产党反腐的主要措施及其成效》《越南共产党的政治革新》等。）
潘金娥：越共十二大提出革新发展“九大关系”
2016年1月20—28日，越南共产党（以下简称“越共”）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次会议是在越南革新30年召开的。大会通过的越共十二大政治报告和“2016—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未来五年经济革新的目标和方向。
越共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认识
在实行革新前，越南曾效仿苏联模式建立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当时人们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完全对立的。1986年越共六大开启革新进程后，越南重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反思，并从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观点中得到启示，提出了越南当前的发展阶段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念。这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
自那以后，1989年3月召开的越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1年召开的越共七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由国家管理的、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1996年召开的越共八大确定“长期坚持实行发展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同时强调不能远离社会主义的目标，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2001年召开的越共九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概念，并确定：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体经济模式；2006年召开的越共十大继续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2008年召开的越共十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决议”，指出：“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高度发展，但是它本身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要把市场经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现代市场经济是建设社会职能的手段，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的手段”。至此，越南明确了越南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2011年召开的越共十一大通过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
在2016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越共中央明确提出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越南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增加了“完善”二字，同时统一了越南对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各种组成部分、市场的地位、国家的地位、人民的地位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实现社会进步和公平目标的认识。报告提出：“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完全和同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经济体制，同时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与国家的每个发展阶段相符合。它是现代且融入国际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管理下、由越南共产党领导，旨在实现‘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目标；具有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符的进步的生产关系；它有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济成分，其中国家经济占主导地位，私人经济是经济的重要动力；各种经济成分的主体是平等的，按照法律进行合作和竞争；市场在有效调配资源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是解放生产力的主要动力；国家的资源要根据战略、规划和计划并按照市场机制进行分配。国家发挥定向、建设和完善经济体制的作用，创造平等、透明和良好的竞争环境；通过使用国家资源、各种工具和政策来定向调节经济，推动生产经营和环境保护；在发展的每一个过程和每一项政策中，都要落实社会进步和公平。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人民的当家作主的作用。”
越南理论家在解读越共十二大文件关于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关问题时指出：“以上表述已经明确概括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相关基本问题。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定向性，体现在五个方面：有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管理、由越南共产党领导、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作用、确定了适当的生产关系以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发展的每一个过程和每一项政策中都要落实社会进步和公平等。”
未来五年越南经济革新目标和方向
越共十二大报告草案提出：革新30年来，越南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道路上，取得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就；越南已经从经济社会危机和最不发达状态走出来，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并且正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增长较快，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政治和社会稳定，国防和安全得到加强；文化和社会有所发展，国家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弘扬并且日益发展；民族大团结得到巩固和加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和整个政治系统的建设正在大力推进；国家各个方面的实力都得到提升，独立、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保障；对外关系日益扩大并且向纵深发展。
越共十二大在政治报告的主题中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发展目标，即“加强建设纯洁、坚强的党；发挥全民族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力量，全面、同步推进革新事业；坚决捍卫祖国、维护和平稳定的环境；为早日将越南基本建设成为面向现代化的工业国而奋斗”。
在经济方面，尽管存在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与地区其他国家相比经济发展差距未能缩小等问题，但总体来说，国家综合国力发生历史性变化。其中，人均DP从1986年的不到100美元，到2015年上升为2200美元，越南已经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越共十二大提出未来五年经济革新的具体指标为：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6.5％—7％，到2020年，人均DP为3200—3500美元；工业和服务业占DP的比重大约为85％；全社会投资5年平均占DP的比重为32％—34％；财政赤字占DP的4％左右；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0％—35％，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约5％，能源消耗占DP的比重每年下降1％—1.5％，2020年的城镇化水平达到38％—40％。社会方面：到2020年，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大约为40％，受过培训的劳动力占65％—70％，其中获得文凭和职业资格的比重达到25％，城镇失业率在4％以下，每万人享有9—10名医生和26.5张以上的病床，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达到80％以上，贫困户比例每年下降1％—1.5％。环境方面：到2020年，95％的城市居民和90％的农村人口能够用上符合卫生条件的清洁水，85％有害废弃物、95％—100％医疗废弃物经过处理，森林植被比例达到42％。
越共十二大提出，到2020年要努力按照融入国际的、一般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标准，基本同步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便利条件。在革新经济增长方式方面：要把主要依靠生产和资金投入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同时依靠资金投入、出口和国内市场革新的增长方式；要发挥国内力量的决定作用，同时吸收和有效利用外部力量；引进先进科技成果，实现管理和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发挥人的潜能，鼓励大家生产经营，主动而彻底地挖掘自身的竞争优势，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国内价值含量，有效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当中去。
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调整以公共投资为主的投资结构；重组以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为重点的金融市场；逐步调整国家财政预算，重组和清理坏账，保证公共债务安全；重组以各种经济集团和国家总公司为主的国有企业；大力发展服务业，把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与保卫国家主权、提高海岛人民生活相联系；发展区域经济，加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等。
对于不同经济成分的企业改革方向，越共十二大作出了具体部署。
国有经济方面：国有企业要按照市场机制运行；推动股份化，出售国家不需要控制的国有资产，其中包括目前盈利的国有企业；完善土地、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版权、商标等）的定价机制，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股份化改革；将生产经营任务与政治、公益和国防任务相分离。
集体经济方面：要继续革新集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运作方式，推动基于利益关系的联合和合作，采用先进的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方式。国家要为合作社的发展创造条件；鼓励发展各种类型的企业、各种混合所有制的生产组织形式，尤其是股份制企业。
私人经济方面：完善鼓励私人经济发展的机制和政策，在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要为私人经济的发展创造便利条件，使之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动力。要完善扶持发展中小企业和创业型企业的政策；鼓励形成各种所有者的私人经济集团，鼓励私人入股国有经济集团。
外资方面：要提高外国直接投资的效果，重点关注技术转移、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产品销售市场；重点选择有管理水平、有现代技术、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有利地位，并且已经与国内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的外资企业进行合作；加强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的联合，鼓励与地区和全球价值链的接轨。
处理好“九大关系”
在十二大报告中，越共中央总结了30年革新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提出了今后革新需要处理好的“九大关系”，即革新、稳定与发展的关系；经济革新与政治革新的关系；遵守市场规律与保证社会主义定向的关系；生产力发展与建设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增长与文化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与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关系；独立自主与融入国际的关系；党的领导、国家管理和人民作主之间的关系。
从上述“九大关系”中可知，越共将继续把处理好改革和稳定的关系放在首要位置，十分重视经济建设，强调理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发展生产力与完善生产关系、市场与政府、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实际上，越共十二大提出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在十一大报告总结的八大关系的基础上多出的一对关系。不难看出，这借鉴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由此可见，越南经济当前所遇到的问题与我国具有相似性。
越共十二大提出，今后越南将更加广泛和深入地融入国际，在按照合理路线图、符合国家利益的总体规划下，充分履行各种国际承诺、落实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过去几年，越南更积极地参与区域合作和多边合作安排，已经与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缔结了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尤其在2016年1月已经签署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该协定不但要求更加高度地开放经济领域，更重要的是在工会制度、国有企业、自由结社等方面要求更高的自由度，因此它必将对越南共产党对国家的掌控权乃至越南今后的发展道路和方向产生一定影响。
总之，越南在十二大后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在报告中一览无余，所面临的挑战也在报告中跃于纸上。
潘金娥：越南经济革新的历程及理论探索
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成效令人瞩目，尤其是经济领域的革新更为突出。越南经济革新的成就，既包括了实践成果，也有理论创新，即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
越南经济革新实践进程
1986年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被认为是越南革新事业进程正式启动的标志。30多年来，越南的革新从经济领域开始，之后遍及政治、文化、外交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其中，经济革新从农业实行承包制开始，之后在工业领域实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革，接着对金融和银行业、服务业进行改革。目前，无论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改革都处于深化时期。
从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来考察，越南经济革新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6年至2006年，革新的重点是“练就内功”，即侧重于理顺国内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等各行业的内在关系，逐步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第二阶段从2006年至2019年，侧重点为“融入国际”。2006年越共十大召开，同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的路线指引下，越南经济革新进入了全面“融入国际”阶段，其特点是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注重与国际接轨，发展外向型经济。至2019年，越南与世界各国签订了10多个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安排，其中《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安排》（EVFTA）被认为是高规格的自贸安排。目前，外资和外贸对越南经济的影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外贸依存度（外贸占DP比重）达到了200％。2018年，越南外商投资企业聘用超200万雇员，外资占越南投资总额的25％，超过70％的出口额和50％的工业产值由外资企业创造。越南已经成为严重依赖外资和外贸的外向型经济体。第三阶段从2019年起开始预热，预计将从2021年召开的越共十三大正式起航。过去两年来，工业4.0概念引起越南全国上下热议，政府制定了相关产业发展规划，目标是抓住工业4.0时代带来的机遇，集中精力发展以人工智能（AI）、5和物联网等为标志的新科技经济，实现经济发展向更高维度的升级。
通过跨越式发展实现赶超是越南长期以来的发展战略。越南政府为越共十三大准备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中，提出了越南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即到2030年（即越共成立100周年）成为一个面向现代化的工业国；到2045年（即越南共产党执政100周年）成为社会主义定向的现代化发达国家。可以预见，今后10—25年，越南经济革新的重点将是发展科技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实现赶超目标。
从经济革新的实践成果来看，革新前越南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1986年的人均DP不足100美元，2019年，越南人均DP达到了2800美元（数据越南经济革新的思维转变与理论探索
越南经济革新实践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就，有赖于思想的解放和理论的引领。
在实行革新前，越南效仿苏联模式建立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实行了超越实际发展阶段的极端冒进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越南经济社会陷入危机。在1986年举行的越共六大上，越共中央以“直面事实”“认清事实”的态度，提出要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重新学习和认识。越南理论家从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观点中得到启示，提出越南正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始阶段”。这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
越共六大政治报告指出：“在我国，多种经济成分还需要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我国从小生产发展为大生产的过程，是从带有很多自给自足的性质的经济发展为商品经济的过程”。在这里，越南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到了“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
越共六大报告指出：“要在所有制、管理体制和分配制度方面全面巩固包括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目的是使这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支配作用；同时还要通过适当的措施，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密切联系和指导下，尽其他各种经济成分之所能。”可见，越共六大已承认多种经济成分，但强调国营经济的支配地位，以引导其他经济成分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越共六大还提出，要“巩固集体经济”，私人和个体经济属于“小商品生产经济”的范畴，要引导其向集体经济发展并仅限于流通领域，同时还提出要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越共在1989年3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发展“有多种经济成分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标，并且认为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具有长远意义，是从落后的小生产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必然经过的阶段。六届六中全会后，“市场经济”“供求关系”“价格”“市场”“盈亏”等概念陆续被提出来，并且逐步被人们所熟悉。
在1991年召开的越共七大上，经济革新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七大政治报告提出：“初步形成了有国家管理的、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每个人都能够按照法律自由经营，各种所有制形式相互交叉，形成多种经营主体；各种所有制成分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权利，自主经营和合作；在分配方面，主要按劳动成果和经济效益分配。越共七大还承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支持国家经济成分与国内外经济成分进行合作经营，推动形成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与此同时，为了保证经济革新的社会主义性质，越共七大还提出“国家按照社会主义定向管理经济”。
革新10年后，越共八大确定“长期坚持实行发展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同时强调“在发展多种成分的经济中要把握社会主义定向”，提出“国有经济要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与合作经济一起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个体经济、小业主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相当的比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
在2001年召开的越共九大上，越共对过渡时期理论有了进一步认识，提出越南虽然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阶段，但应该“接受和继承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文明的成果，包括一定程度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不让其占有统治地位”。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文明成果，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可以采用，形成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由国家管理的、按市场机制运行的商品经济，即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至此，越南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并明确这是“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体经济模式”。
在这一时期，越南存在6种形式的经济成分，包括国有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和小业主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外国投资经济。其中，国有经济是国家定向和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而国有企业发挥关键作用，率先应用先进科技，在效率、质量和经济社会效益以及遵守国家法律方面发挥模范作用。
越共十大继续强调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提出“在市场经济中，要把握好社会主义方向，提高国家的管理作用和效力；同时发展并有效管理各类市场，保证它们能够良性竞争；大力发展各种经济成分，发展各种类型的生产经营组织”。关于所有制，越共十大提出：各种经济成分相互交叉形成多种经济组织形式，强调“各种依法活动的所有制成分都是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法律上平等并长期发展，进行良性合作与竞争。其中：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是国家定向和调节经济的重要物质力量，为推动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创造环境和条件；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坚实基础；私人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越共十大提高了私人经济的地位，将其视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动力。而在所有制问题上，越共十大还修改了越共七大所概括的越南社会主义6个基本特征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七大概括的6个特征为：人民当家作主；有以现代生产力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经济；有先进的色彩浓厚的民族文化；人们从压迫、剥削和不公中解放出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享有温饱、自由、幸福的生活，享有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国内各民族平等、团结，相互帮助，共同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十大报告把“有以现代生产力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修改为“有以现代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也就是说，把“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从越南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中去掉，而强调生产关系“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对于这一点，目前越南理论界至今还存在意见分歧，但越共十一大修改党纲时以表决投票方式通过了这一重要变化，即不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越南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
2008年3月，越共十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并通过了《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决议》。决议提出：“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高度发展，但是它本身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把市场经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现代市场经济是建设社会职能的手段，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的手段”。至此，越南将市场经济与越南社会主义建设相融合，初步形成了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理论。
以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2011年召开的越共十一大完善了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内涵。大会报告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由国家管理的、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商品经济体制，它既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运行，又受到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的指导和支配。”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机制是：“保证社会主义法权国家通过法律、机制、政策、战略、规划、计划以及其他经济资源来对经济实行管理和调控。”至此，越共将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建设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目标相结合，一方面要求加强党和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力度，另一方面强调要通过相关法律法规来管理经济，即按照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制度要求来进行管理。
关于所有制问题，越共十一大提出：“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集体经济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坚实基础；私人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外资经济受到鼓励和发展。保证所有生产资料都有主人，所有经济单位对自己的经营活动有自主权，自负盈亏。”十一大报告和纲领编撰小组常务副组长阮文邓在谈到十一大的创新点和重要内容时指出：“十一大关于建设和完善生产关系的重要主张和政策强调，在各种混合所有制形式中，要以股份制企业为主并鼓励它们发展，目的是使这种经营组织形式在国民经济中得到推广，进而推动生产经营和所有制的社会化。”可见，越共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规定性的认识，已经从“公有制”转变为“社会化”。在这一指导思想引领下，越南掀起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革或私有化浪潮，国有经济比重越来越低。初步统计，当前越南国有企业占DP比重为20％左右，目标是降低到10％左右。
2016年召开的越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提出，“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越南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报告对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全面概括，提出：“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完全和同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经济体制，同时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与国家的每个发展阶段相符合；它是现代的、在融入国际时期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管理下、由越南共产党领导，旨在实现‘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目标；具有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符的进步的生产关系；有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济成分，其中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私人经济是国有经济的重要动力；各种经济成分的主体是平等的，按照法律进行合作和竞争；市场在有效调配资源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是解放生产力的主要动力；国家资源要根据战略、规划和计划并按照市场机制进行分配。国家发挥定向、建设和完善经济体制的作用，创造平等、透明和良好的竞争环境；通过使用国家资源、各种政策工具来定向调节经济，推动生产经营，同时保护环境；在发展的每一个过程和每一项政策中，都要落实社会进步和公平。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作用。”2017年6月越共十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越南战略任务之一，目标是到2030年建成完善、有效运行的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
此外，革新以来越南共产党对于分配制度的认识也随着对经济改革的推进而有所改变。从革新之初只有按劳分配一种分配方式，转变为目前的“按劳分配为主，同时按劳动效率并根据市场要素贡献率分配，同时还通过福利系统进行分配”的多元化分配方式，并强调分配中要注意社会公平。
结语
越南实行经济革新30多年来，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成就，并且形成了关于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和制度框架。
与此同时，越南经济革新当前也面临一些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严重滞后、河内和胡志明市等大城市环境污染严重等。虽然越南政府提出了宏大的蓝图，但有些目标难以实现。例如，有数据表明，在运用数字技术和创新能力上，目前有76％的越南企业尚未开始数字化，这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5倍。因此，越南能否抓住工业革命4.0的机遇还是个问题。尤其是经济过度依赖外部而带来的风险系数极高，例如参加《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不但要求全面地开放经济领域，而且在工会制度、国有企业、自由结社等方面都有要求，这必将削弱国家的控制力，对越南今后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将可能带来冲击。越南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关键是能否克服上述提到的各种问题。尽管中越两国的经济改革具有很多相似性，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一定差异。其中，越南基于本国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认识，确定了本国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的发展阶段定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是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外，越南对于其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与我国也不尽相同。显然，中越两国对当前本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有所不同，因而政策措施和目标也有所差异。实践中，中越两国可以相互借鉴，以拓展和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推动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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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金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潘金娥：中越关系的困境与重构：一个方法论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和越南自1991年关系正常化以来，到2006年的十五年间，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其间，1999年两国领导人提出了指导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十六字方针”，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这标志着两党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5年，两国领导人再次提升两国关系，提出永远做睦邻友好的好邻居、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同志、真诚合作的好伙伴的“四好”精神。2008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与来华访问的农德孟总书记举行会谈并发表了《中越联合声明》，双方一致同意在“十六字方针”和“四好”精神指导下，发展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始终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自此，指导新世纪中越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三个支柱框架已经形成。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上任后，致力于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2013年10月，李克强总理访问越南，双方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2015年11月，XJP总书记访越，在越南《人民报》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越关系的美好明天》的署名文章，在越南国会发表《共同谱写中越友好新篇章》的演讲，指出，中越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友好合作始终是主流，再次详细阐述中越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精神，倡导双方应坚持以中越友好大局和两国发展大局为重，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越南历来把对华关系作为其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而且深刻认识到两国关系友好才符合其战略目标，而对于中国来说，越南不但是我国的一个邻国，而且同为共产党领导下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国家，两国文化相通、命运相关，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我国东南通道沿岸的重要国家，越南还是我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战略和正在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外交新布局的重要环节。因此，挖掘中越关系出现波动的原因，并找到稳定两国关系的方法与出路，无疑具有迫切的重要现实意义。
二、已有研究成果的回顾与启示
涉及到中越关系的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关于中越关系历史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又可分为如下两类：
第一类，关于中越宗藩关系的研究。戴可来教授认为：宗藩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华夷秩序”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产物，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是儒家“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理念在对外关系中的延伸。〔1〕陈双燕在《试论历史上中越宗藩关系的文化心理基础》〔2〕一文中论述了中越宗藩关系形成的心理基础、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历史上的中越宗藩关系是产生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特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为中越宗藩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心理基础；儒家文化中的“华夷之辩”及其所体现的文化中心主义，导致了以华夏为世界中心的国际秩序观的形成，这是中越宗藩关系的理论基础；而儒家以“和”为主旨，以“王道”治天下的价值体系又为中越宗藩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些因素的结合，便构成了中越宗藩关系的文化心理基础。越南学者陈重金〔3〕、明峥〔4〕和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5〕编著的越南历史书中，存在对中越宗藩关系不同的看法。这些研究表明，中越两国一千多年的宗藩关系在人们的观念中打下了烙印，因此对当前两国关系依然具有深刻影响。
第二类，关于现代中越关系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胡志明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领导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和他们之间的友谊的资料整理和相关研究，阐释了中越两国“同志加兄弟”情谊，如黄铮的《胡志明与中国》〔6〕、李家忠的《胡志明传奇的一生》〔7〕等。二是对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两国关系恶化－战争－对峙时期进行研究。主要文献有沈志华、李丹慧等编著的《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8〕、沈志华、李丹慧的《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68—1973）》〔9〕等，这些文献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阵营条件下中越两国之间的关系。
（二）对越南实行革新以来中越关系发展情况进行跟踪与评析
国内学者对正常化以来的中越关系的研究有五部。较早出版的有郭明主编的《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10〕、古小松著《越南国情与中越关系》〔11〕、郭明主编的《中越关系新时期》〔12〕介绍了中越关系发展的主要情况；潘金娥著《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13〕一书的第三部分概括性地阐述越南外交战略的演变、中越关系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以及中越经贸关系；文庄编著的《中越关系两千年》〔14〕一书提供了研究古代和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的中越关系的一些重要史料。可见，系统研究越南外交和中越关系、尤其是近年来的中越关系的专著较为稀少。2006年以来，中越两国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我国学者们对此的研究成果却很少见到，这一方面是由于涉及中越关系的图书和文章往往被当成敏感话题而难以公开出版，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大家对引起两国关系波动的原因认识还不足。
从越南方面来看，研究中越经贸关系对越南经济产生的影响较多，并且多数观点对两国关系的评价转向消极。越南学者阮怀秋在《大国阴影：《越南中国研究期刊》对越中关系对认识》一文中概述了越南学者们对中越关系的看法认为：“表面上对中国的认知不再承受帝国入侵的阴影，代之而起的，却是某种大国的影子”；“大国不重视自己，而且带来负面影响，感觉中国在压制越南”；“越南学者对中国的认识可以说正处于疑惑不解的状态之下”。〔15〕该文实际上反映了越南学者和民众对中越关系的心态。过去几年，越南社会科学院专门针对未来10年中国崛起将会对越南产生的影响出版了系列成果，如阮廷廉所著《面对中国崛起的越中关系》，对未来十年中国崛起将对中越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16〕此外还有其他学者的《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对越南的影响》〔17〕、《崛起过程中的中国政治及对越南的影响》〔18〕、《崛起过程中的中国外交及其对越南的影响》〔19〕、《中国军事的崛起及其对越南的影响》〔20〕等，这些课题成果集中反映了近年来越南学者的对中越关系的研究水平。而越南前驻华外交官刘文利所著《越南外交50年（1945－1995）》〔21〕对中越关系正常化的背景和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尽管观点在中国学者看来有失偏颇，但亦有助于我们了解越方对于那段历史的观点和态度。实际上，这也反映出中越两国学者对于两国关系存在分歧。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中越两国学者合作研究中越关系的成果，至今未见面世，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三）从一般国际关系理论视角探讨中越关系
美国学者布兰德利·沃马克在《非对称性与中国的朝贡体系》一文中分析了1407－1427年明朝对越南战争失败而后重新恢复朝贡关系的原因，认为是“带有顺从性的自治是双方都能接受的”，此后两国关系在这种均衡状态下维持了400多年。文章的结论是，曾经的中华帝国在处理与其小的邻国之间的关系中获得的经验教训，远比战国时的合纵连横或冷战时的两极格局更适用于中国当前的局势。〔22〕该文对我们构建新时期的中越关系有很强的启示。刘思思在《身份认知与不对称冲突》一文中，对沃马克的不对称理论做了进一步分析，提出不对称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而身份认知是影响行为体爆发冲突的关键因素；行为体对身份的认知发生错误（包括自我优越、刻板印象、愿望思维三种特征）将导致双方陷入不必要的冲突困境之中，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中越边境冲突。〔23〕
近年来，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兴起于1980年代。它不是单纯的政治学理论，而是同时吸收了许多学科的营养。建构主义有三个核心命题：其一，国际体系的结构包括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物质结构是行为体的实力分配及其相对位置；社会结构则是指行为体占支配地位的信仰、规范、观念和知识等文化因素。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内才能具有意义。其二，认同是利益的基础，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决定和改变国家行为、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的不是体系的物质结构，而是在国际政治互动中不断产生的社会结构。其三，国际政治行为体和结构之间存在着互为构成关系。社会结构不仅确定单个行为体的含义及认同，而且确定这些单个行为体所从事的经济、政治及文化活动的模式。〔24〕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认为：观念主导国际行为体的表现。温特的建构主义有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第二，有目的的行为体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25〕权力和利益是国际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但是权力和利益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在文化环境中建构起来的观念使然。关于文化，温特认为它不仅是行为者行为的原因，更建构了行为者，因此文化既有因果作用，也有建构作用。温特认为任何社会体系结构都包含三个因素，就是物质条件、利益和观念。他认为国家也是有意图的行为体，国家具有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国家也是人，这一点影响着国际体系的本质。温特强调国际体系的观念分配，他认为国际政治中权力分配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构，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观念建构。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观念的分配，认为国家之间的合作基础是文化，国家利益是建构而成的而非天生的；建构主义坚持从整体主义上协调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并进行化解。因此，建构主义理论对于具有共同文化基础的中越关系的构建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而通过身份认同来软化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的观点，则对化解两国利益冲突，例如南海冲突，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与建构主义相关，正在探索过程中的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提出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认为儒家治理观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理顺关系——管理关系网络并使之通畅运行。〔26〕秦亚青提出：“关系”是儒家文化体和实践体的产物，是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积淀下来的文化要素和背景知识。我们将其提炼出来，称之为“关系性”。关系性意味着任何社会人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基本依据是关系，是依其此时此地所处的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以及这一位置与关系网络中其他行为体的相对关系来判断情势和进行决策的。秦亚青教授提出：“关系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概念，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硬核中的形而上要素。〔27〕秦亚青的观点得益于建构主义与中国传统智慧和文化。他没有忽视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将其与中国的规范和实践相联系，提出了一种普遍适用的观念。不难看出，秦亚青为代表的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和思路，对于同属东方儒家文化圈的中越关系的解释和构建，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
从上述关于中越关系历史模式的追索、现实变化的特征、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分析和构建等各种研究成果中，笔者得到一个启示：我们是否可借助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主义、不对称理论和中国学派的理论观点，通过挖掘中越两国关系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深层内涵，揭示两国关系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原因，并结合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以期通过构建两国文化、心理和社会认同，重新构建具有文化内涵的新型中越关系，彻底厘清两国关系中纠缠不清的问题，推动中越关系长期平稳良好发展？
三、构建中越关系的新思路
（一）基本思路
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中，中越两国的身份发生了四次变化：朝贡体制下的宗藩关系、越南争取独立斗争时期至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两国间“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末的敌对关系、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一般民族国家间关系等。其中，朝贡体制下的宗藩关系是一种等级关系，因而是不平等关系，但却是相对稳定的一种模式；“同志加兄弟”的关系是由于面对共同的敌人和外来侵略而结成的一种特殊关系，尽管亲密，却也正是由于这种“亲密无间”而导致很多难以说清楚的家庭式的纠葛；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关系则是国际关系规则支配下的一般国家间关系，由于时间不长因此可以认为是处于相互磨合期，其间也难免出现一些波动。
2007年以来中越关系出现的波动，可以说是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出现的。从当前来看，中越两国国家身份地位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因而对两国关系需要重新调整和定位，但两国却未能及时调整两国关系框架，因而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当这种失衡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在外部因素和突发事件的诱导下，尤其是领土主权争议这一容易激发民族情绪的问题出现时，便激发了严重冲突。
建构主义强调从社会心理的“身份认同”上认识和解决问题，因此借助这一理论框架来解释和建构中越关系，无疑将是对症下药，有利于化解两国之间的信任缺乏问题，重新构建新时期条件下顺利发展的两国关系框架。
（二）核心观点
在越南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越南外交路线将“万变不离其宗”，即坚持以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指导思想，而胡志明早已把中越两国关系定位为“同志加兄弟”。因此，从越方来说，“同志加兄弟”是胡志明定位的中越关系的坚固传统，也是一条现有制度下不可突破的红线。因此，在构建新型的中越关系时，应结合时代因素，继续在充实“同志”和“兄弟”的内涵方面做文章。与此同时，中越两国新型的关系应具有传统特色和时代特征，具有两国间的特殊性和一般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简而言之，就是要把“政治理想、传统友谊、现实利益”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以“团结（基于社会主义制度）＋共识（基于儒家文化的传统或宗藩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合作共赢（基于现代国际关系准则）”为主要内涵，辅助以网络时代的科技手段，综合考虑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格局新变化等因素，进行综合创新，构建新时期的新型中越关系。
（三）研究方法
构建新型的中越关系，首先要从历史和现实对中越关系进行全面考察，总结两国关系的历史渊源、主要特征、经验教训；其次要综合借助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的不对称理论以及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挖掘古代朝贡体现中的有利因素，对中越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构建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型中越关系框架。
具体来说，首先是组建包括中越两国研究知名学者研究团队，课题成员应该具备历史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党政研究与新闻媒体观察的知识和学术背景。其次，采取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问卷访谈相结合，研究成果有充分的文件、历史资料、统计数据和访谈资料等一手资料作为支撑；力求把握中越关系中的实际想法、说法和做法，力求研究成果更具有全面性和客观性，并且中越双方都能接受，之后上升为官方意志。最终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两国关系存在的问题，推动两国关系长久平稳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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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金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潘金娥等：整体性视角下世界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一、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1．越南
越共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是越南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在越南，除了特指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具体观点外，一般都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都是一个整体而不被割裂开来；而胡志明思想则是越共七大上首次正式提出的。
在越南共产党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属性有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越南共产党的一面旗帜，具有标志性意义。越南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越南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它忠实地代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作为思想的基础和行动的指南，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基本组织原则。”可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这表明了越南共产党的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越南共产党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进行越南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活的科学思想，它可以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灵活运用并获得新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胡志明思想。然而，自胡志明以后，越南领导班子经历了多轮更换，尽管每届中央领导班子成员都会发表一些理论文章，但越南共产党始终未突出某位领导人的理论地位，没有采取类似中国的做法，由每届领导班子形成一个时期的新思想，而是不断对胡志明思想加以补充和发展。对此，有人认为越南共产党是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但也有人认为这是越南共产党理论创新能力不足，越共前总书记农德孟也曾表示，越南的理论滞后于实践的发展需要。但实际上，自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共产党在探索本国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以及关于执政党建设等方面的独特认识。
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革命性，尤其是关于落后国家获得民族解放的学说。越南的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从封建主义模式到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救国方式，甚至当时最有活力的越南国民党的救国道路，最后都遭到失败，只有胡志明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才最终使越南获得了独立。胡志明说：“要想救国和民族解放，别无他路，只有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而胡志明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思想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获得解放的道路以及十月革命道路。胡志明从1920年列宁发表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中找到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锦囊法宝”。根据列宁的思想，胡志明总结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就是爱国主义与工人运动紧密相结合、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道路。在胡志明革命道路思想指导下，越南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者，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革命成功的经验，为世界上很多落后的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树立了榜样。
第四，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实践性。这不仅表现在胡志明从列宁的思想中吸取了落后民族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启示并成功运用于越南的实践，而且，自1954年开始在北方效仿苏联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模式。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以来，越南一方面开始挖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运用于指导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继续挖掘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执政党的建设、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以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观点，用于指导越南的革新实践，并在每次党代会的文件中加以总结和发展。
第五，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越南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提交越共十一大的报告中，越南理论家、《共产主义杂志》主编左玉晋指出：“过去8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并且将继续作为越南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作为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发展主说’的基础和根基。我们党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是我们党的思想根基和革命行动的指南。”越南共产党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将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五个阶段前进，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被共产主义所代替，人类进入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王国。
经过近30年的革新探索，越南共产党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理论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胡志明思想，二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理论，三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观点，四是把越南当前的发展阶段定位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此外，越南共产党还在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以及关于执政党的建设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系列观点。
2．古巴
作为古巴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古巴思想界重要的精神内核和研究方向。由于古巴革命历史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古巴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和鲜明的民族性。批判性主要体现在古巴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全球化、反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理论与现实问题上。尽管深受苏联哲学的影响，但古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仍不乏民族性反思，其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同古巴民族精神和思想传统的结合上。
由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威胁和封锁延续至今，古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逻辑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的线性延续，严峻的现实把古巴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推向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沿阵地。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1961年，古巴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1991年，古巴共产党四大通过的党章决议中规定，古巴共产党是何塞·马蒂思想、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党。1992年通过的《古巴共和国宪法》规定，古巴公民的指导思想是“何塞·马蒂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政治社会思想”。1997年，古巴共产党五大的中心文件指出，古巴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何塞·马蒂学说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为指导的党。
马蒂谙熟马克思著作，认识到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骨干的重要性，但其思想也具有不可克服的时代局限性。马蒂不接受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倡导平等和所有阶层合作的代议制民主，信奉私有财产和不剥削穷人的资本主义，反对阶级或政党的政治支配，其制定的古巴社会政治纲领缺乏经济基础和科学严密性。马蒂倡导的共和政体，政治上是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因而马蒂并非马克思主义者。马蒂认为，马克思应该受到尊敬，因为马克思支持弱者，赞成反抗和斗争，但马蒂误认为马克思是没有变革纲领的批评家，也曾把社会主义理解成为国家效劳的对人的奴役制。古巴官方也并没有设法把马蒂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古巴革命者却力图阐明马蒂的激进思想同古巴社会主义革命思想间的联系。菲德尔·卡斯特罗曾指出，马蒂是作为思想家的玻利瓦尔，七二六运动受惠于马蒂的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但这位19世纪的战士没有认识到，必须消灭这个国家丑恶的资本主义，以实现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古巴革命而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需要与古巴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唯一真正革命的政治科学，而且是自人拥有自我意识以来唯一正确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和辩证的学说，是指导革命行动的思想，而不是教条。菲德尔强调，马列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通过实践加以丰富的科学，是极其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必须根据革命标准，辩证地把它们应用到具体现实之中，如果马列主义原则得到正确地和创造性地运用，革命将不会发生倒退。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成形于卡斯特罗早年的革命生涯，其完善与成熟同古巴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密不可分。尽管国外多用“卡斯特罗主义”或“菲德尔主义”来概括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思想体系，但古巴国内却鲜有这样的表述，直到1997年10月，古巴共产党才在古共“五大”的中心文件《团结、民主和捍卫人权的党》中第一次提出“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表述，并首次将其同马列主义、马蒂学说一齐列为古巴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卡斯特罗思想主要体现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革命生涯中数以千计的讲话中。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卡斯特罗的思想具有深刻的革命性、批判性、民族性、实践性与科学性。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主要思想包括争取民族独立、倡导社会公正、主张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辩证看待全球化、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加强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及社会主义宗教思想。由于宗教在拉美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卡斯特罗认为基督教徒的伦理目标、道德规范和历史境遇都同马克思主义者有相似之处；当代拉美的天主教出现了进步思潮；革命政权应吸收拉美解放神学的进步之处，同宗教团体建立战略性联盟；宗教是否是“人民的鸦片”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正是由于菲德尔将马蒂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才成就了古巴革命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实践道路。
3．朝鲜
朝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
首先，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朝鲜充分肯定马克思的历史功绩，认为马克思是一位杰出的思想理论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斗争带来了根本性转变。马克思对人类最大的功绩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为劳动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和理论，反映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和阶级利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其内容包括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基础上阐明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原理、剩余价值学说、关于资本主义灭亡必然性和共产主义胜利必然性的理论。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各具独立性，但整体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科学世界观，揭示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会由于阶级矛盾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无产阶级实现阶级解放和建设新社会的光明前景。
其次，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历史局限性，朝鲜根据本国国情和历史条件不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朝鲜批判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其局限性，强调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前滚动了很远，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马克思的学说由世界共产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继承并付诸实践，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列宁根据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朝鲜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发扬主体精神，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并实施了各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朝鲜十分注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朝鲜的国情结合起来，根据革命发展的新要求发展革命理论，从而创立了主体思想。
再次，认为主体思想是朝鲜劳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主体哲学是朝鲜的独创性哲学。朝鲜把主体思想定义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以实现人民群众的自主性为目标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是由金日成创立、金正日加以进一步阐述的。根据金正日的阐述，主体思想是金日成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站在主体的立场上，根据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人出现的新时代的要求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创立的。主体思想也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主体哲学（其基本原理是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主体史观（其基本原理是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在革命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群众自主的思想意识）、主体思想的指导原则（指坚持自主立场和创造性立场、加强思想意识的作用，来有效地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原则）。
关于主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方面，朝鲜表明主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性。金日成指出，“主体思想……绝不是我们首次发现的，只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都这样认为，只是我特别强调这种思想”。金正日认为，主体思想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财富，继承了贯穿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立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原理和科学的理论，主体哲学是以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为前提的。
另一方面，朝鲜又特别强调主体哲学阐明了新的哲学原理，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根本区别的独创性哲学，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不同，主要体现在：（1）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主体哲学则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即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2）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证的是物质的第一性与存在的第一性原理，在此基础上阐明世界统一于物质，并依靠物质运动而变化发展；主体哲学阐明了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这样一个哲学原理，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开拓人的命运的最正确的道路。（3）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重要课题是阐明物质世界的实质及其运动的普遍规律；主体哲学提出的重要课题则是阐明人的本质特点和人的运动即社会运动的固有规律。（4）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没有正确地阐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本身所固有的特点，因而只能以物质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来说明社会历史运动，以致把社会历史运动看作自然史过程；主体哲学则科学地阐明了人是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社会存在这一人的本质特点，从而崭新地阐明了人在世界上的主人地位和劳动人民群众创造并发展历史的社会历史原理。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时代条件和具体情况的变化：马克思主义阐明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主体哲学阐明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和社会不断前进的指导思想。
二、苏联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1．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明确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
首先，列宁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和完整的阐述。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其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视角下，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分为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几部分内容。在1913年的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而作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科学体系和学科本质，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完备而严密的科学世界观，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在1914年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以下几个部分：马克思的学说（包括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包括价值和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此外，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在已有的理论成果上，要根据不同时代和国情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阶级性、实践性和时代性。
在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亲自撰写的结束语第一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在此基础上，1950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斯大林的这一定义在很长时期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学术界对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定义有着较大争论，认为其优点是从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着眼，缺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判断并没能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世界观的整体性，没能指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和内在逻辑。除了基本定义外，斯大林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实践性、阶级性和时代性。
2．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对列宁斯大林思想及其关系的认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度陷入困境，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遭受到全面而严厉的批判。随着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失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俄罗斯被重启，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组织重拾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对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当代俄罗斯、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建，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
一是关于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当代俄罗斯学者探讨的重要话题。有的学者对列宁持明确和尖锐批评态度，认为列宁过分重视马恩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主要阐释为暴力革命学说。大多数俄罗斯共产党人和左翼学者从整体上肯定列宁的理论和实践，并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思想区别开来（例如布兹加林）。梅茹耶夫对列宁的评价较为客观，从俄国当时面临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考察，认为列宁暴力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形成具有客观历史原因。
二是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实现道路的认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党纲中宣称，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根据劳动的数量、质量和成果分配生活用品的没有人剥削人的自由社会。这是在科学计划和管理、采用知识密集型和资源节约型工艺基础上实现高度劳动生产率和高度生产效率的社会。这是真正人民政权和发达精神文明的、激励个人的创造积极性和劳动者自治的社会。人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目的和因素。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人类的历史未来——共产主义确立的必要前提正在形成和成熟。共产主义的特点是其公有化程度要比社会主义条件下高得多，它是一个无阶级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虽然俄共坚持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自己的目标，但是俄共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就像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说的，当局应当关心人民的需要，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采取反对暴政和压迫的最后手段”。
三是对斯大林的评价。对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理论与建设实践的评价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有的学者主要强调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积极作用，对丑化和妖魔化斯大林的做法予以反击，并肯定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另一些学者则从马克思主义异化的角度，把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并把苏联看作是突变的社会主义和畸形的社会主义。
四是关于全球化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认识。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全球化与人类命运》一书中全面阐释了全球化和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久加诺夫认为，全球化这一进程随着人类历史的开始就产生了。全球化进程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原始社会，原始部落分别在全球定居；第二个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竞争的条件下，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殖民主义的扩张，世界市场快速发展，全球各地间建立起联系；第三个阶段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竞争发展为垄断，金融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形成，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领土开始斗争；第四个阶段就是当前的阶段，即“全球主义”阶段，其特点突出表现为发展的高度不平衡性及矛盾斗争的尖锐化上。在对全球化的几个阶段进行历史划分之后，久加诺夫还进一步依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征加以剖析，他指出：当今全球化时代是资本主义横行的时代，资本主义并没有变得更善良，因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在今天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特点方面，当代俄罗斯学者强调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实质进行挖掘。在《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一书中，梅茹耶夫明确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传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对人的个性自由的强调，对人的创造性本质的实现，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关系的建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布兹加林在《社会主义的复兴》和《俄罗斯的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学派》等著作中，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阐释为“人道主义历史哲学”。
而在方法论方面，在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鲜有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著述，只有少数学者对辩证法在学术中的基础地位予以重视。布兹加林明确宣称，要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学术地位，并认为理论研究是以对辩证法的自觉运用为基础的。辩证法不仅不应当放弃，还应积极利用对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复杂问题进行客观辩证的研究。布兹加林认为，辩证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对立统一原则、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
可见，苏联时期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所区别。与苏联时期不同，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不再具有官方意识形态身份，而是成为各种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俄罗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受到苏联领导人以及党和政府政策的影响，虽然发挥了诠释作用，但马克思主义被神圣化和教条化，具有相当的片面性和教条性。有学者指出，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概念当中，列宁的解释是最好的，即“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对实践活动的指导”。在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教条的同时，俄罗斯当代学者重点探讨了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哪些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哪些是后人对他们的歪曲等问题。
当代俄罗斯学者放弃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宏观研究，转向针对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和比较研究，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进行重新阐释、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反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研究的当代意义等问题；重新研究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提出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途径。
三、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
日本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拥有最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政党——日本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名家辈出的国度，其研究更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
1．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整体性
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一开始就强调跨学术、跨学科的研究，特别注重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科学，努力促进其与自然科学的交流和融合的研究。如二战前，由户坂润等学者组织的“唯物论研究会”虽然只存在了6年（1932－1938年），但该研究会的学术活动从最初开始就是跨学科、跨学术的，其出版的《唯物论研究》杂志、《唯物论全书》著作等研究成果无不显示出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深入。
二战后，天皇制的意识形态被解体，马克思主义研究得以合法化。在当时的劳动运动、左翼运动、共产党的运动中，谋求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并展开活动的是集结在“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简称民科）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主要包括当时日本进步的自然科学研究者、社会科学研究者和人文学研究者。该学会是当时有名的左翼学会，提出的宗旨是发展民主主义科学。此外，另外一些有些人道主义色彩的、温和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则以《季刊理论》杂志为平台展开研究，被称为“季刊理论派”。该学派中的武谷三男等人合著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现代交流：针对社会科学者的现代物理学解说》一书的出版，显示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个领域具有高度的问题意识，以及对于将两者整合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不懈追求。
最后一位试图在整体性方面进行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哲学家岩崎允胤，除了他的研究业绩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宫原将平合著的《现代自然科学与唯物辩证法》一书。岩崎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是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去世后，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单纯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只是成为一些大学、教授开展的学术活动。
2．日本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发生变化
日本共产党自1922年7月建党以来，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数不多的不曾更改名称、坚守自身信念的共产主义政党之一。该党至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主张“二阶段革命论”，即将现阶段反对美国和大企业控制、争取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将来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成功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截至2012年5月，日本共产党有党员31.8万人（其中交党费人数约为24.4万人），有国会议员19名，其中众议院8名、参议员11名，并有7名党员出任地方政府首脑。
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与日本共产党分离后，日本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1976年党的第3次临时代表大会上，时任日共中央书记局局长的不破哲三提出以“科学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写入党纲。不破对这一修改给出的理由是：“我们认为，将理论与个人的名字相连，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合适。这也体现了我们不是将马克思、列宁所说的话绝对化或是作为金科玉律的立场。”从此，日本共产党将党的基础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二是1994年将1961年以来党纲里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改为“社会主义变革”。三是认为虽然一直以来将“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的二阶段发展理论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论，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并不曾做过这样的区分，因此党在2004年修改党纲时，不再分别提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二阶段理论，而直接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3．二战前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
1945年战败后到50年代初期，由于从战前开始展开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的日本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权威以及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果都使得马克思主义对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形成大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赖、知识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自信、以及日本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巨大影响力的局面，那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黄金时代。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世界冷战的开始，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来自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的残酷排挤和打压，被称为“redpure”（清洗赤色分子）的行动，使得超过1万人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同情者失去工作，马克思主义研究遭受重创。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日本共产党的方针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日显刻板、教条且公式化的倾向，党在实践中的失败、犯错，使得不少人对党的路线斗争感到失望，一些有良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此开始产生质疑、担忧，他们认为自己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这种为党的公式化的见解“辩护”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背离随着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苏共20大的“斯大林批判”等事件的发生日益加深。60年代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又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的立场，促使更多的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市场上充斥的耐用消费品提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赖，而知识界则对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怀疑。70年代，阶级斗争已无人论及，相比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劳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是环境、生活等新的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将注意力投向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日本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批判现实的思想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到了80年代，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想从国外蜂拥而至，马克思主义被视为老旧过时的理论，越发无人问津。全球化席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近年，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展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才逐渐开始显现重新振作之势。
在现今的日本大学里，并没有专门称为马克思理论或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讲座或课程，因为以这样的名称设置课程的话不会得到教育部门的允许。但在“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名称下的讲座或课程中，学生们却可以听到马克思理论，这主要是因为教授该课程的教师的思想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即如果这位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深厚，并致力于马克思理论研究，则他所教授的“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或其他课程的教师也就心照不宣地知道这位教师的立场。虽然与社会上一样，多遭歧视或排挤，但仍有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坚守着讲坛。不过，随着这批学者的退休、辞世，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明显的后继乏人的状况。
4．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的非阶级修正趋势，导致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困境
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学者对于资本家阶级研究的不足。日本阶级理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大问题，是轻易地倾向于得出日本不是阶级社会的结论。日本学者认为，与欧美等国家相比，日本的劳动者阶级没有那么强烈的阶级意识，劳动者与资本之间也并非“分立”关系，而是“融合”关系。因此，现今的日本学者大多只从劳动者阶级一个方面去探讨阶级问题，而不去研究更具有阶级意识的资本家阶级。
其次，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缺乏对经济上不平等状况的探讨。二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也多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工人运动、工会、农民阶层的分化等问题上，而对于劳动者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社会不平等状况等问题分析得很少。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后，与“增长”“发展”等问题相比，人们不再将“不平等”视为主要问题，学界的研究也呈现这种趋势，如村上泰亮就提出“中间大众”社会论。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学研究者受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M.Bau）和邓肯（O.D.Duncan）的关于“地位获得”研究的影响，日益回避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的研究，着力研究地位获得、社会流动等问题的倾向越发明显，安田三郎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为此，能力主义（meritocracy）和平等主义（eaitarianism）成为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方式，社会学研究者也不再以阶级为分析的主要概念，去阶级概念的研究成为日本社会学研究者的主要特征。
再次，淡化阶级对立，主张“阶级调和”。表现在经济学方面，是以盛山和夫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学者从市场不存在“利害对立”的观点出发，即认为：“市场上的经济交易关系原本并非零和博弈关系，而是正和博弈关系”，因此“以前所认为的在‘根本上’存在的‘客观的’利害对立的东西并不存在”。盛山之所以不顾基本共识提出上述观点，其目的在于其“阶级调和”的主张。
此外，还有通过制作“阶级构成表”，达到“脱阶级”的目的。战后日本阶级论的研究的另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制作“阶级构成表”。其中以京都大学的社会统计学者大桥隆宪为代表，1971年大桥编著的《日本的阶级构成》一书，书中以日本政府发表的“国情调查”为依据首次制成了日本“阶级构成表”。大桥之后，日本出现了很多相关研究。首先是批判第一种“大桥方式”的研究，以社会学者们的SSN调查（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全国调查）的结果为依据，建立自己的阶级构成表，以社会学者桥本健二为代表。这一流派的特点是，不仅加入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而且在这两个阶级中加入新、旧两个“中间阶级”，组成四阶级图式。此外，在各种企业社会论、市民社会论、福利国家论、性别理论等诸多理论中，已经没有了阶级关系及其相关的分析，因此，这些研究是一种“脱”阶级理论的研究。而社会学者渡边雅男从马克思与韦伯的阶级论中找出二者的契合点，将阶级构成扩展到整个社会中把握，他对制作阶级构成表不感兴趣，反映出部分坚持马克思阶级理论学者的主张。
四、欧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1．欧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
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欧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落，而英、美、加等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则开始走向繁荣，并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这种地域上的转换实际上对应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主题的转换。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背景主要是俄国胜利而欧洲失败条件下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而当前欧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背景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急剧扩张条件下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80—90年代以来活跃在欧美的一些主要马克思主义派别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以及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英美一些知名大学的教授，如牛津大学的科亨、加州大学的罗默、威斯康星大学的赖特等。他们的基本共识是：从19世纪继承来的马克思主义应该重新以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来关照自身，要通过“分析”的方法剔除不科学的、粗糙的、“死的”方面，使之重构为一种严谨的现代科学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经验；研究公正和伦理，如异化和剥削等问题的规范理论或道德理论；阐述功能论、博弈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运用的方法论问题等。具体来讲：科亨主要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了重新界定，重提生产力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或首要性；罗默则是运用经济分析和博弈论的方法提出了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的概念，并从如何最终消灭剥削形式上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赖特重点研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问题。
政治马克思主义是同时期出现的另一种思潮，其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布伦纳和艾伦·伍德。他们反对科亨等人对生产力决定论的辩护，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思想是否定生产力决定论的。布伦纳虽然承认经济领域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基础性地位，但反对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的首要性。伍德也认为，政治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唯意志论，而是对一种机械论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目的论的克服。他们试图提出一种对现代世界的复杂分析，不仅要超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简单二分法，也要避免落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革命论。他们坚持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而非边缘发挥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问题上，政治马克思主义主张放弃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下降等解释模型，回到对于资本主义过度竞争和无计划性的分析上。
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也被称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其代表人物包括安德烈·弗兰克、萨米尔·阿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不能从个别国家内部的生产、分配和分工关系上来理解资本主义，而要从世界分工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其次，不仅要在空间上以整个世界体系作为资本的分析单位，在时间上也要以一个较长时段考察资本主义的兴衰。弗兰克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在全球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生产和交换紧密相连，外围对于中心的依附并不是一种外部关系，边缘国家的欠发展状态应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必然产物之一。而阿明的主要贡献在于进一步指出了：由于欠发达是中心资本在扩张的要求下对边缘的持续性调整的结果，边缘国家在资本主义逻辑体系内的任何发展尝试都是对全球体系的延续，因此只有和这一体系“脱钩”才能真正超越资本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的观点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兰格模式”，进入80年代之后，一些欧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反思苏东社会主义制度失败的基础之上，重新讨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美国罗耀拉大学哲学系教授戴维·施韦卡特认为，在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市场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即便是当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也没有达到可以实行按需分配的程度，因此只能通过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而市场社会主义以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取代了私有制，因此工人的劳动也就不再具有雇佣劳动的性质；从另一方面来看市场机制的存在又使得竞争、不平等和失业等现象不可避免，因此，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乌托邦，但它克服了资本主义弊端并保留了其成就，因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行的方案。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主席詹姆斯·劳勒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过渡阶段仍然存在市场机制，因为无产阶级不可能一下子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革命后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是一种混合经济的社会，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市场社会主义者。
随着90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加剧，一些欧美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转向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如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戴维·佩柏认为，技术中心论者认为人类应该控制自然，生态中心论者认为自然的限制是第一位的，而马克思主义则表明，自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在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中相互作用。他认为，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就要转向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美国学者奥康纳则提出要把历史唯物主义扩展到自然界，他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生态社会主义还要关注第二种矛盾，即生产和外部自然、空间等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
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是80年代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提出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兴衰交替进行制度性考察的理论架构。其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特定发展阶段的资本积累总是对应着一个特殊的社会积累结构，即一整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等制度在内的统一体；社会积累结构的基本功能就是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提供制度性支持；社会积累结构最终将走向衰落，经过较长一段时期的危机和动荡，直到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建立为止。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承接了西方左翼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的讨论，另外也受到长波理论、阶段论、凯恩斯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影响。1982年高登、爱德华和里奇合著的《分割的劳动和分裂的工人》一书首次对社会积累结构的概念进行了完整界定，他们认为，社会积累结构一方面“把资本积累过程自身和它的制度背景区分开”，另一方面又“把和积累过程直接相关的制度背景和其他制度背景区分开”，也就是说，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所关切的既不是资本积累过程本身，也不是整个的外部环境，而是与资本积累相关联的制度体系。1994年科兹、麦克唐纳和里奇合编的《社会积累结构》一书对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进行了总结，并把这一理论定位为“当代资本主义增长和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积累结构理论和阶段论、长波理论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具体的考证。
2．欧美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认识
第一，作为一种辩证方法的整体性。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的“总体性”（totaity）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范畴。这一范畴因和黑格尔的观念总体的牵连，最终滑向了一种片面强调主体意志的“抽象总体”。但“总体性”最初是作为一种总的方法论原则提出来的，用卢卡奇话来讲，总体性是“马克思全部著作中间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而所谓“总体性”方法，指的主要就是在认识和研究事物中要坚持“总体对于各个环节在方法论上的优越性”以及“整体对于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在卢卡奇看来，这种强调整体优于部分的研究方法的对立物就是资产阶级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即一种孤立的、分离的、抽象的研究方法。
从“总体性”原则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反对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僵硬的分科式研究。卢卡奇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到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葛兰西也认为：“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作为统一世界观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它们的理论原则中必然包括有一种变为另一种的能力，包括有彼此转译为每一个组成部分的自己专有的语言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个包括在另一个之中”。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系统，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就体现在它是一种统摄整个视域的“总问题”（probematic）。所谓“总问题”，就是一种隐藏并贯穿在整个思想和文本当中的“问题架构”。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问题架构，“由其自己的总问题从内部统一起来，只要从中抽出一个成分，整体就不能不改变其意义”。因此，阿尔都塞主张用“症候阅读法”去阅读马克思的文本，即深究其“内在整体性和思想的内在本质”。这也是他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出发对整体性问题的基本看法，即不能从历史创生论或编年史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一个思想的萌生和演化，而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总问题”去构建；或者说，在阿尔都塞的理解中，只有历史上的断裂性才赋予了理论在结构上的整体性。
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伯特尔·奥尔曼认为，马克思的辩证的和唯物的整体观具有“内在性”，即整体并不独立于部分，整体和部分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换言之，马克思的整体性方法不仅主张整体对于部分的统摄，也主张部分对于整体的塑造；不仅主张通过整体来认识部分，而且也主张透过部分来思考整体；整体和部分之间是相互成就的内在性关系。
第二，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观的“整体性”。欧美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和“大厦结构”的隐喻是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一环。他们反对一种自第二国际以来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和简单化的倾向，即认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一种简单的还原和决定关系，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则是经济基础的“副现象”或消极反映。他们也反对任何把社会结构作二元“刚性”划分（社会—国家、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研究方法，主张从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的整体上来研究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但由于从根基处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的解读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反对经济决定论走向了片面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决定论。
在卢卡奇等人看来，由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不能把国家、意识形态和经济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只是把经济基础甚至是生产力作为社会唯一根本的决定因素，从而割裂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动态的、辩证的关系从而陷入了机械的决定论，最终走向了宿命论：一味等待客观经济条件的成熟而在革命上无所作为。但令人遗憾的是，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人本主义一脉在反对经济决定论的过程中又片面夸大了主体能动性，总体革命变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最后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
葛兰西早期提出的一种“国家＝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公式，可以视为一种对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离进行弥合的初步尝试，他试图用意识形态和文化作为“社会水泥”来弥合由政治和经济构成的“社会钢构”。他认为，国家的概念中应该有属于市民社会的成分，而市民社会也不是纯粹的乌托邦，而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要栖身之地，二者之间的区别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革命性体现在他是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即复杂结构内部相对独立的要素之间的一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新关系，以代替原来的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社会整体”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以现象归结为本质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而是通过结构本身的复杂性和交互性构建起来的。他反对一种本质主义的一元论，但同时也反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界分。他认为，虽然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隐喻具有一定的刻板性，但它的一大优势就是同时强调了“经济是基础”和“社会是一座不可拆解的大厦”，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旧式术语在此已经被弃之不用了。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总问题”即生产方式概念突出的是各个不同要素之间的“接合”（articuation），生产方式作为构成要素之间接合的特殊方式，是一个社会的原则的和决定性的因素，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对应着结构各个层面的特殊的接合关系。他认为，马克思试图用“大厦隐喻”来表述社会结构，但它的“最大的不足显然在于它是隐喻性的：即它仍然是描述性的”。在阿尔都塞那里，生产方式和结构成了同义语，也就是用这种结构来说明社会整体，用上层建筑的主导作用和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来说明结构内部层级之间的具体关系，并用生产方式（结构）来统摄真实的历史领域即社会形态领域。当代著名的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艾伦·伍德认为，阿尔都塞虽然强调各个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相对”的独立性，但他们的讨论又总是指向各个要素的异质性和相对封闭性，这种认识最终会导向政治和经济的彻底分离。伍德认为，要和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论划清界限，就要回到马克思对于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上，即回到马克思用社会因素来定义生产方式和经济规律本身的革命上。在她看来，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带来的实际结果毋宁是：虽然某些法律和政治机构存在于生产关系之外，但是生产关系本身也采取了特殊的法律和政治形式——强制形式、产权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内在于生产关系本身。伍德进而指出，所谓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更确切地说是社会整体内部政治功能本身的分化，即原来较为集中的政治功能现在分给了不同的领域：私人经济领域和国家公共领域。从这个角度出发，她甚至反对使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说法，她指出：“在任何运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以强调它们各自的分离与封闭时，不论在何种程度上坚持二者的联系，都重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秘性，因为它没有把生产领域本身看作是由它的社会规定来界定的，而是在实际上把社会看作是抽象的东西。”（中国社科院课题组成员有：潘金娥、范春燕、谭晓军、贺钦、康晏如、荀寿潇）
潘西华：国内外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937年4月27日，安东尼奥·葛兰西在法西斯的监狱中与世长辞。在其逝世至今的80年里，国内外学界先后对其留下的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进行了研究，且呈现出不同特点。
一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的阶段性和争议性
国内学界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起于1953年《世界知识》杂志翻译发表的佐凡尼杰·曼尼托的《我们的陶里亚蒂》一文，借助陶里亚蒂的回忆，国内学界开始接触葛兰西。1957年葛兰西逝世20周年之际，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由黄荫兴翻译的《葛兰西的生平》一书，让中国读者进一步知晓了葛兰西。但在随后的20世纪60、70年代，由于国内的政治形势，葛兰西思想研究陷入一片空白。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葛兰西思想研究才得以兴起。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持续升温。2000年以后，葛兰西思想研究开始进入繁盛期。葛兰西思想研究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不仅反映在图书出版方面，在相关学术论文、译文、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研究侧重点等方面也有所体现。
（一）图书出版
首先，葛兰西生前著作中文译本相继出版。例如《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论文学》（吕同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葛兰西文选》（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现代君主论》（陈越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狱中书简》（田时纲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火与玫瑰》（田时纲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上述译著分别根据俄文、意大利语翻译而来，为国内学界研究葛兰西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文本依据。
其次，研究性专著相继出版。1987年，求实出版社出版了毛韵泽的《葛兰西——政治家、囚徒和理论家》，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葛兰西的专著。其不仅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葛兰西的生平，而且结合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葛兰西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研究。随后国内一批年轻学者先后出版了《文化霸权理论研究》（孙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的葛兰西哲学》，（仰海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葛兰西与文化研究》（何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批判的位移——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转向》（周兴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潘西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葛兰西》（倪力亚，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年）、《葛兰西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孙宜晓，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从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视角》（李金勇，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话语路径研究》（叶惠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等。这些年轻学者的加入，为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注入了新锐力量，极大地推进了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的进程。
第三，一批国外学者的研究性专著翻译出版。例如：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吴高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詹·约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郝其睿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詹·约尔：《葛兰西》（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黄华光、徐力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斯蒂夫·琼斯：《导读葛兰西》（相明译，重庆出版社，2014年）。上述译著沿着历史发展脉络，对葛兰西的生平、革命活动、重要思想进行了梳理、研究和评述。不同的学术背景、研究视角和写作方式，为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拓展了视野。
（二）相关学术论文、译文、学位论文不断涌现，且争议不断
随着国内学者对葛兰西思想兴趣的不断增长，与葛兰西思想相关的学术论文、译文、学位论文不断问世，且不乏论争之处。
其一，在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兴起时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尚处于概述、介绍的阶段。虽说这一阶段少有论争，但是学者们对葛兰西思想术语翻译、对葛兰西本人及其思想的不同定性却为后来的诸多争议埋下伏笔。例如关于意大利术语“eemonia”的译法。毛韵泽在先后发表的《安东尼奥·葛兰西》（《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狱中札记》（《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年第1期）中，率先将“eemonia”翻译成“领导权”。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早期的大多数学者对此持赞同态度，这一译法为2000年后有关这一术语的中文译名之争提供了文本依据。
这一阶段的学术论争主要集中于葛兰西本人及其思想的定性方面，即是否应该把葛兰西归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思想是属于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等展开。针对当时国内学界有些文章，直至某些大部头论著，如《保卫唯物辩证法》（徐崇温，人民出版社，1980年）、《“西方马克思主义”》（徐崇温，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将葛兰西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将其哲学思想定性为反对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并加以批判的做法，一些较早从事葛兰西思想翻译和研究的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予以反驳。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田时纲的《葛兰西与唯物主义》（《社会科学》1984年第12期）、《论葛兰西哲学思想的倾向性》（《哲学研究》1984年第9期），其认为从自然观上看，葛兰西从未把自然看作精神的产物，而是坚决批判唯心主义自然观。从葛兰西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看，他实际上奉行的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因此从本质上整体上看，葛兰西决不反对唯物主义。郑楚宣在《葛兰西“实践一元论”和“绝对历史主义”试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一文中，借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理论演变的梳理，强调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和“绝对历史主义”是为抨击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用“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纠正普列汉诺夫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旧唯物论而提出来的，是在辩证法、认识论层面使用的，不应在本体论意义上将其错误定性为唯意志主义。敦庸也在《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吗？》（《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一文中，借助对葛兰西同卢卡奇、柯尔施相关哲学思想的比较，肯定了葛兰西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性质。至今这些议题仍热议不衰。
其二，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葛兰西思想研究处于升温期。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对葛兰西思想研究的领域逐步拓展到包括哲学、政治学、党建、文学在内的诸多领域，内容涉及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市民社会、领导权思想、政党建设、大众文化思想等。其中，有关葛兰西市民社会与国家学说、领导权思想逐渐成为国内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代表性的文章有：何增科先后发表的《葛兰西和市民社会的概念》（《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3年第2期）、《葛兰西市民社会思想述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3年第2期）、《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陈炳辉的《试论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2期），陈燕谷的《文化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瞭望》1995年第9期），郑楚宣的《葛兰西的“总体性政党”理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张谦的《试论葛兰西的建党理论特色》（《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8年第1期）。此时国内学界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其自身内容的阐释与介绍，二是逐步将葛兰西思想同国内现实问题相结合，但总体来说，此类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
这一时期学术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性质的判定方面，并且在短时间内反复交锋，可见当时论争程度的激烈。这一论争起于徐崇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将实践哲学描述为一个对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一元论”。随后，李惠斌在《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解》（《光明日报》，1989年7月17日）一文中，批评了徐崇温的提法，认为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针对李惠斌的论断，陈志尚在《不要用葛兰西曲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89年第12期）中提出商榷，强调马克思的哲学是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葛兰西所理解的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践主义”。葛兰西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歪曲”。随后徐崇温在《实践唯物主义不是唯实践主义》（《哲学动态》1989年第10期）一文中，反驳了李惠斌的观点，强调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不是唯实践主义，重申了对葛兰西“实践一元论”的否定。胡义成在《为葛兰西一辨》（《人文杂志》1990年第3期）一文中，与徐崇温、陈尚志、李惠斌商榷，认为把葛兰西哲学判为“实践一元论”，是在总体上无视葛兰西哲学的论域及其基本思路的结果。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葛兰西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论证其“领导权”理论体系的一种历史哲学，“实践哲学”本质是对唯物史观原理的应用和发挥。至今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仍不绝于耳。
其三，2000年以后，葛兰西思想研究开始进入兴盛期，并且呈现出点面结合的特点。一
方面，国内学者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全面铺开。既有宏观上对葛兰西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也有微观层面分学科领域的具体考察。例如，在哲学领域主要围绕葛兰西实践哲学，就实践哲学的性质、实践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实践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实践哲学的人类学主题、实践哲学的认识论及现实意义、实践哲学的政治旨趣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在政治学领域主要就葛兰西所提出的“完整的”国家学说、市民社会的文化转向、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思想、阵地战策略、总体革命观、知识分子、党的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展开广泛探讨。在文学领域主要就葛兰西的大众文化观、语言学、美学等方面进行研讨。与此同时，比较研究也涌现出来。既有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关思想的比较，也有同毛泽东、瞿秋白思想的比较，还有同西方马克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及其学生普兰查斯、“新葛兰西主义”的代表拉克劳和墨菲、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等相关思想的比较研究。上述研究旨在比较中突显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创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演变过程中的“转向”。
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将葛兰西思想同国内现实问题相结合，重点研究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具体包括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构与维护、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党建工作、对和谐社会的建构、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启示。力求在全面理解和把握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精髓的同时，与时俱进地挖掘葛兰西思想的时代意蕴。
随着国内“葛兰西热”的持续升温，这一时期学界也存在不少论争。除了延续之前对葛兰西自身及其哲学思想性质的争议外，论争主要涉及葛兰西思想术语的翻译方面。例如，就意大利术语“eemonia”或英文“heemony”的中文翻译的争议。徐崇温、田时纲、陈燕谷等人主张采用“领导权”的译法，曹雷雨、姜丽、曾枝盛、周凡等人主张用“霸权”取而代之，孙晶、张其学等人主张译为“文化霸权”，俞吾金、陈学明等人主张采用“文化领导权”的译法。另有对“oranicinteectua”的中文翻译之争。国内大部分学者采用了“有机的”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或“有机的知识界”的译法，但俞吾金认为这是不妥的，主张应译为“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或“（被）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至今大家对此仍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二国外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多样性和广泛性
葛兰西作为“当今欧洲公认的20世纪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其思想的国际影响力是巨大的。较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的现状而言，国外学者对葛兰西思想研究和交流起步较早，形式较广，研究较深入。
首先，从研究时间来看，国外学者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8年，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鲁杰罗·格里埃科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巴黎主编出版了《纪念葛兰西》的文集，开启了对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先河。1946年，葛兰西的书信首次发表。1947年，葛兰西书信获得了意大利较为重要的维拉吉奥奖，葛兰西随之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系统梳理与回顾可以发现，近80年来，国外葛兰西思想研究大致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自1938年到1960年代。这一时期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意大利，人们主要是从政治视角关注葛兰西思想对党的理论建构的基础性意义。第二阶段，自1960年代到1990年代。葛兰西思想开始在西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也是在这一时期，葛兰西思想研究得以在英语界传播与开展。第三阶段，自1990年代至今，一些学者在后现代语境中来理解葛兰西，议题也更为广泛。【1】
其次，从研究形式来看，国外葛兰西思想研究呈现多样性。在图书出版方面，除了葛兰西著作、文献的英文版陆续翻译出版外，葛兰西狱中书信的法文、西班牙文、德文、日文、葡萄牙文和中文版相继出版，极大地促进了葛兰西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此外，一些研究性著作也不断面世。目前国内已先后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学者的研究性专著（参见前述国内研究图书出版的第三部分内容）。在此尤为值得推荐的是《导读葛兰西》这本书。作者从当代的典型问题入手，采用一种通俗浅白，甚至充满趣味性的讲述方式，较为详细地覆盖到了葛兰西思想中的每一个关键点，为理解葛兰西架设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系统框架，并试图在葛兰西的文字中找寻关键思想诞生的轨迹。这不仅有助于那些初次与葛兰西相遇的读者们迅速了解葛兰西思想的概貌，也为葛兰西思想研究注入了时代感与活力。
除了著书立说之外，国外葛兰西思想研究还采取了多种形式。例如葛兰西文献资料在线数据库的建立。20世纪60年代，美国葛兰西研究先锋人物约翰·M.卡特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葛兰西文献电子数据库，这一数据库后来交由葛兰西基金会负责，并于2005年实现了葛兰西著作文献的在线获取。这些文献为葛兰西思想的国际研究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渠道。再如颇具影响的葛兰西思想国际研讨会的连续举办。近年来，意大利、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先后召开了葛兰西思想国际研讨会（1958年、1967年、1977年、1987年、1989年、1997年、2007年），有效地推动了葛兰西思想的国际化。据悉，2018年5月18—20日，以纪念葛兰西逝世80周年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将在意大利召开，届时来自世界范围内的葛兰西思想研究者将共聚一堂，以学术研讨的形式缅怀这位革命先驱。此次会议的召开必将极大地促进葛兰西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交流。
第三，从研究广度与深度来看，国外学者对葛兰西思想研究的议题较为广泛，内容涵盖政治学、哲学、文学、社会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不仅有关于葛兰西生平、事迹的传记，也有对葛兰西具体思想的研究。在哲学方面主要关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意识形态理论；在政治学方面主要关注葛兰西国家理论、“领导权”思想、工人阶级政党建设以及政治民主理论的研究。近年来国际学界对于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呈现新的趋向，不再拘泥于对葛兰西著作、思想的考证与论争，而是更多地将葛兰西思想与现时代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用葛兰西思想来分析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例如在全球化背景下，试图从领导权的视角，拆解葛兰西的思想；沿着政治、文化和社会理论的思想脉络，寻求葛兰西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运动轨迹；以“葛兰西已死”为名，研究新社会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在彰显葛兰西思想的生命力的同时，力求从中找寻解决现实问题的灵感方案。
三葛兰西思想研究应注意“总体性”和“历史性”
借助对近80年来国内外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回顾不难发现，国内外葛兰西思想研究存在一些共性的地方：注重葛兰西著作文献的翻译与出版；分学科领域研究葛兰西的具体思想；把葛兰西思想遗产与本土实际相结合，从中汲取解决现实问题的灵感和启示；注重葛兰西思想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演进中的“转向”作用研究，等等。但国内外葛兰西思想研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一是缺少从“总体性”视角对葛兰西思想的整体研究；二是缺少“历史性”，特别是缺少从国际共运视角系统梳理和反思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与革命实践。上述两点正是今后从事葛兰西思想研究时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总体性
首先，“总体性”是一种研究方法。由于葛兰西的思想遗产大多是在狱中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思考和探索的，为了躲避监狱当局的检查，葛兰西只能使用晦涩的语言，采取写备忘录而非结构严谨的文章或著作方式来记录自己的思想。这种方式不仅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葛兰西自身思想，反而使其思想出现前后矛盾或者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若不能从“总体性”研究视角考察，极易造成对葛兰西本人及其思想的误读误判。
其次，“总体性”也是葛兰西思想的内部关联。葛兰西思想遗产的精髓是“文化领导权”思想，其他思想大多围绕这一核心展开。“实践哲学”为其提供哲学基础，“市民社会”为其提供实施场所，阵地战为其提供革命策略，作为“现代君主”的群众性政党为其提供阶级主体，“有机的”知识分子为其提供实施主体，“有机的”民主集中制为其提供运行机制，“民族—人民”的文学为其在市民社会提供有效载体。上述思想相互交织，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离开哪一环节，都不利于精准把握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精髓。
第三，“总体性”还是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特点之一。葛兰西在独创性地探索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时，其有关工人阶级领导权、社会主义革命策略和群众性政党的思考，均呈现出“总体性”。例如，在葛兰西那里，工人阶级领导权不仅包括文化领导权，还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法律等方面的领导权；“阵地战”革命策略不仅包括军事方面内容，也包括政治方面内容。只有采用“总体性”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才能更为全面、系统、准确地把握葛兰西思想。
（二）历史性
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都有其背景和原因，我们只能从其所处时代的历史与政治环境中去理解。葛兰西的思想也不例外。
一方面，结合国际共运历史，更容易理解葛兰西思想及其内部联系。葛兰（下转第49页）（上接第43页）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人、作为共产国际时期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探索者，其思想同是同他所处的时代、同他本国的工人阶级运动紧密相连的。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早期传播的历史，就不易发觉从“马克思→恩格斯→拉布里奥拉→葛兰西→陶里亚蒂”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传播路径，就不能准确把握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创新。不了解十月革命胜利的同时，欧洲一些地区相继发动暴力革命却未能取胜的历史，就不能很好地把握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独创性”（葛兰西不仅独立自主地探索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主张在独立自主原则下处理好同共产国际之间的党际关系）。不了解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如火如荼地发展的历史场景，就不能很好地展现被其奉为“思想先驱”的葛兰西思想的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结合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有助于葛兰西思想时代价值的阐释与应用。葛兰西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对后来的事情，甚至现代的事情做出了预见，这对当下一些国内外现实问题的解决，极具启发性和借鉴意义。例如对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对当代左翼思潮、政党、运动（包括欧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对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合法性与指导地位，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借鉴意义，等等。上述现实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在借助历史性的研究视角与时俱进地继承葛兰西思想遗产的同时，结合变化了的实际，发展出适用于当下时代特点的新思想、新理论，继续葛兰西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与实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室）
彭海红：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体现人民民主实质
XJP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和城市社区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不断加以规范和引导，使广大基层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管理，以实现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础内容，也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制度保证。
一、基层群众自治的内容直接体现人民当家作主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改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城市新型社区的大量出现，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的要求日益紧迫。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顺应基层群众自治的要求，主动推动城市居民自治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同时，在农村，伴随着集士、农、工、商于一体的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公共设施和公共事务无人负责的现象。由农民自己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应运而生，解决了新时期农村基层管理和基层民主建设的组织建构问题。党和国家积极顺应形势发展，不断推进和深化基层群众自治。居委会直接选举、村委会“海选”、村委会联选、“两票制”、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村干部离任审计制度、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等各种新鲜探索和创造如雨后春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
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自治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基层群众自治是非国家政权层面的社会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同基层政权的关系是由法律规定的。村民委员会不是国家基层政权组织，不是一级政府，也不是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而是建立在农村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一点，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诞生之初就确定，并且在此后的实践中一直延续的。居民委员会作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地位也是由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的。
基层群众自治的内容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的前提，民主选举是指村（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均由社区内的村（居）民通过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个人不能指定或者委派。每届村（居）民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必须进行换届选举。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的关键环节，民主决策是指涉及社区内全体村（居）民切身利益的事项，由村（居）民群众遵照一定的程序进行集体讨论，并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村（居）民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是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民主决策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的根本体现，民主管理是指涉及社区内村（居）民切身利益的事情，不仅要由村（居）民集体讨论决定，而且村（居）民委员会要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村（居）民意见，调动村（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管理。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环节和保证，民主监督是指社区内的村（居）民通过村（居）务公开、民主评议村（居）民委员会并向村（居）民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等形式，对村（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或者社区内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监督，以保证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落实。
人民当家作主是基层群众自治的核心和精髓。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环节互为支撑、互相配合。每个环节都做好，才能真正实现基层群众自治。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真正体现了人民民主。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广大基层群众实现民主、享受民主的重要渠道，是基层民主的重要体现。坚持村（居）民在基层群众自治中的主体地位，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基层群众开展民主实践活动，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
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发展人民民主的基础性工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根基在基层。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共计66.1万个。其中：村委会55.4万个，村民小组439.7万个，村委会成员224.3万人；居委会10.6万个，居民小组.1万个，居委会成员56.5万人。全年共有18.2万个村（居）委会完成选举，参与选举的村（居）民登记数为2.4亿人，参与投票人数为2.1亿人。（《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通过基层群众自治，由基层群众自己管理社区（村）范围内的事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内容。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是一项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通过基层群众自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促进他们在实践中培养民主参与意识、提高民主参与能力、增强民主素质。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以基层群众自治为重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进程中，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完善。
广大基层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并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从而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这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方式。尊重和引导基层群众政治参与意愿，不断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动员和组织基层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城乡基层的实现方式。基层人民群众通过城乡社区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与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实现当家作主，这两个层次的人民民主互相补充、互相支持。
基层群众自治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也是基层民主最广泛的实践。人民群众在基层自治实践中，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锻炼了民主能力，提高了民主素质，增强了社会治理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为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参与民主实践和管理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30多年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自治机制以及相应组织体系日益健全和完善，自治形式和自治内容更加丰富。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基层群众自治已经彰显出其制度优势。
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体现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统一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一种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制度，是选举民主的典范。直接选举现已成为中国基层选举的主要方式。几百万的村委会、居委会干部由村民、居民直选产生。直接选举的蓬勃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人民民主的追求。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充分体现了协商民主。XJP同志在2014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社区协商是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途径。城乡社区协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农村、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不断健全基层群众自治的体制机制，扩大基层群众有序政治参与、推进社区信息公开，以协商于民、协商为民为重要原则，不断拓宽基层群众民主协商范围和渠道，丰富协商内容和形式，保障基层群众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基层群众加强社区协商，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做事多协商，通过民主协商有效维护自身权益，促进社区（村）和谐稳定与文明发展。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把以选举为表现形式的直接民主，与以代表制为表现形式的间接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民主形式的优势，形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体现了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作为基层民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真实地体现着人民民主的真谛，即人民当家作主。
四、基层群众自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重申了这一目标。作为一项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工程，国家治理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这意味着，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城乡社区、社会组织以及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立法、行政、执法、监督等民主政治的全过程，都要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以共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量巨多的城乡社区，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基层，犹如一个个神经末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城乡社区治理的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通过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社区基层民主和以居民自治为核心的城市社区基层民主，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人民民主的实践中，使人民民主从一个政治概念变为一种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和民主权利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活方式，使人民民主有了最广大和最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中，行政意义上的、上一个层次对下一个层次的管理转变为人人参与、层层互动的治理，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覆盖城乡社区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实现了对社区事务和公共事业的治理，锻炼和积累了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民主素质、民主能力和民主精神，为在更高层面上、更广范围内开展民主协商、参政议政、治理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探索，持续地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累群众基础和现实经验。
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组织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完善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开展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不断拓宽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渠道，逐步扩大民主选举范围，严格选举程序，细化选举规则和操作办法，使选举真正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意愿。同时，促进各项民主制度协调发展、统筹推进。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重要制度基础。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满足和适应广大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发展的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一项高度体现群众首创精神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通过社区自治实践，广大人民群众展现出极高的创新热情和创造能力，探索出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方式方法和当家作主的渠道，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创新。将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基本切入点，发展和完善顺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组织基础、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系统和完善，使广大人民群众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不断增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具有了扎实的群众基础和创新动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彭海红：警惕土地私有化思潮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冲击
农村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利益相互纠结，各种声音相互交错，各种观点相互碰撞。近年来，国外与国内学者内外呼应，制造了一次次推动土地私有化改革的声势，冲击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折射出了农村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各阶层寻求自身利益代言人以及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
一、土地私有化的主要观点及主张
土地私有化的观点和主张并非近年才出现。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学者受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批判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提出了土地私有化的改革方案。
在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学者们看来，实行土地私有制才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只要用土地私有制替代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的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有的学者看来，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农业产业化问题、农村生态环境和城乡绿化问题、政府机关公务人员的寻租问题、农民富裕问题等等都不难解决。还有学者直接指出，相对于其他的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甚至有学者认为凡是对土地私有制长期信奉不疑的民族，都能逐渐完善以保障产权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从而演化出有广泛民意基础的经济—社会秩序，促成各阶层共生关系的深化，社会生活的和谐。
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学者大都针对当前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度，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学者错误地认为，土地集体所有制不仅忽视本国的历史教训和人类文明的制度成果，而且违反市场经济规律，是导致制度性排斥农村人口的外生型城市化的根源，对劳动工资、汇率调整和中国的比较优势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严重阻碍资本市场的深化，日益加剧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并对2020年中国决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构成严重的挑战，所以第二次土地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前，土地私有化主张者们主要在政策上寻求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的长期化及其自由买卖和租赁。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土地私有化主张者们又试图通过推动农村土地确权来推翻农村集体所有制。有学者直接指出，农村土地确权不是一种形式的问题，是要把一种关系终结，是确权在倒逼集体所有制那种不断以人分地关系的终结；等到确权完成，大规模流转实现，在征地制度以外就能并列出现另外一套土地转让的路径，最后再来讨论如何并轨，实现更完整的土地制度改革。确权、颁证是形式，要消灭在其看来阻碍土地私有化的集体所有制甚至农村基层组织才是其最终目的。
土地私有化主张者们抓住每一次中央有关土地制度改革内容的会议，以宣传、解读中央会议精神的名义，宣传土地私有化的改革方向。比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有学者直接喊出：“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再拖延”，“土地制度改变不能老是试点”，“土地私有化的时间已经成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有学者宣称：一直以来，产权不清、归属不明的现有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影响效率、平等和稳定三大施政目标，如果不改，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是很困难的；土地制度改革，能让中国至少繁荣30年。
不断寻求农村土地改革的突破口，在舆论焦点中制造和利用民意，是土地私有化主张者们一贯的做法。小产权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都在其“关注”和“研究”之列。有学者就认为，无论是小产权房还是成都土地产权改革试点，都表明农村土地改革走向私有化的趋势是阻挡不住的，而且这种趋势是经济力量和制度动因一起推动的，具有必然性。
二、土地私有制在当下中国根本行不通
首先，土地私有制的高效率问题因国情而异，并非通则。其逻辑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之上，把土地作为一种单纯的生产要素，通过自由的市场交易实现效率最大化。但是，在现实中，土地私有化的国家并非如其主张者们所宣扬的那般和谐。比如，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土地私有制效率表现就大不相同。在鼓吹土地私有制造成西方国家农业繁荣时，也应该让人们看到印度和拉美的“三农”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城市贫民窟、农民自杀、农民游击队等社会问题。
其次，单纯以经济效率考察一个社会的土地制度不科学。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不仅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存在，更是关系着社会公平和国家性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执政的制度基础。土地私有制主张者们在批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时，不仅不顾历史和现实大力美化土地私有制，而且无视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的多种成功模式。例如江苏华西村、河南刘庄、黑龙江兴十四村、天津毛家峪等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的农村，不仅实现了村庄生产可持续发展，而且建立了完善的村级治理体系，真正实现了村民民主、农民生活富裕幸福。
再次，土地私有化的主张，貌似以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助力全面小康社会为出发点，实际是受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驱动，是人格化的资本在新形势下的代言词。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提出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论》第1卷第871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在强大的资本力量下，广大农民一旦丧失发展农业、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地位，被裹挟进土地自由交易的美好图景，到最后将不得不承担两极分化甚至社会动荡不安的恶果。在土地私有化的蓝图中，广大农村也只不过是新的“圈地运动”的试验场和各路商业资本角逐利润的新战场。
最后，相对于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私有制的缺陷更严重。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资料私有制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端和矛盾，它不可避免地要被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代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正是在深刻地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种种弊端甚至罪恶的前提下，提出了土地私有制改造的多种途径和建立土地公有制的设想。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土地革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农村中很快出现了新的土地买卖和农民失地现象，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毅然领导广大农民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广大农村建立起集体经济制度。在其60年的发展历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经历过无比的辉煌，也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把当前农村改革和发展中的几乎所有问题简单归结于土地集体所有制，而无视其制度优越性，不仅不科学，而且有失公正，甚至别有用心。
三、坚持和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不可否认，当前农村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而且有的问题还很严重。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放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理由，相反，我们应该遵循“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原则，在今后的农村改革中更加注重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
第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和集体经济的合法地位是我国根本大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和保护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物权法对集体财产的保护也作出了法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集体财产。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一直强调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强调坚持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改革伊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强调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集体经济；90年代，他提出并重申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强调条件具备时，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以XJP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道路、方向等基本问题，多次强调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底线。近几年的中央1号文件和相关政策，对有效地落实集体所有权、有力地推进集体经营发展、切实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等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规划。今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更加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第三，中共中央提出的城乡协调发展规划和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历史机遇。乡镇企业、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等因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更容易在新型城镇化道路所提供的产业落地政策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平等互惠中赢得新的发展机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使1亿左右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的目标，将为农业生产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宽广的平台；同时，农民返乡创业和农民就近就业将会更加便利。农村集体经济能否抓住这个重要历史机遇，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第四，现实中还存在着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一定基础。一是，从组织基础来看，一些农村在行政村（原生产大队）或自然村（原生产队）的社区范围内，成立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没有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村，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实际上履行着部分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如对集体土地进行发包、为家庭经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以及进行集体积累等经济活动。二是，从物质基础来看，农业机械化水平极大提高，为实现农业集约化、集体化创造了基本物质条件。三是，从人才和群众基础来看，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造就了一批立足农村、发展农村的现代农民。
第五，一些农村探索出了多样化的、成功的集体经济实践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榜样。这其中既有以河南刘庄村为代表的农村集体经济的经典模式，又有以江苏华西村为代表的农村集体经济的现代模式，还有以天津毛家峪村为代表的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实模式，以及以广东省崖口村为代表的集体经济的混合模式。被誉为“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也在探索以“小岗村”品牌入股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并且在2014年取得了村级集体收入600万元的成绩。这些成功的探索和实践说明广大农民仍然具有发展集体经济的强烈愿望，但他们所要求的集体经济不再是过去那种“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归大堆”的集体经济，而是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通过充实集体统一经营层、建立集体经济组织、增加集体收入来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大局，而且关系到中国广大农民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根本问题。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理论界的关注和研究，更需要中央政策的支持、地方政府的扶持以及广大农民的热情和投入。集体经济只有抓住各种历史机遇，凝聚各方合力，不断发展壮大自身实力，才能在改革和发展的征途上战胜各种困难险阻，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秦益成：《2015－2016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发布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16年3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2015－2016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发布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XJP治国理政思想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组部、中联部、教育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务院中国文化交流网、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辽宁大学、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XJP治国理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了深入探讨。
此次出版的《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5－2016）》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持编撰的第12本（每年1本）。该书从9个方面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与制度进行了多视角、深层次、全方位的研究与探讨，反映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研究的最新动态。
一、XJP治国理政思想的灵魂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出了指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系列治国理政思想。通过学习《XJP谈治国理政》，联系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贯穿XJP治国理政思想的灵魂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主线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核心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XJP总书记始终强调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任务。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科学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是苏共垮台的重要原因。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特别是领导干部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指出，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虽然有许多不同的表述方法，但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说一千，道一万，我们所做的事业，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思想、治国理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贯穿于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鲜明主线，更是XJP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容，是确保我们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重要保证。我们应该更加自觉地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XJP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理论贡献，也应当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贡献中国智慧。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总体方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提出，“四个全面”是一个完整的战略布局，贯穿着系统的辩证思维，可以说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其中居首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计划的阶段性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第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制度保障，与全面深化改革互为条件、密切相连；全面从严治党则事关加强党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是我们一切事业成败的关键，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武汉大学梅荣政教授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出发点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要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哲学依据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意在必须解决好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苏州大学朱炳元教授认为，“四个全面”的主题和主线就在于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四个全面”厘清了中国现阶段存在的基本情况和基本问题，抓住了中国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提出了中国现阶段治国理政的总体纲领，明确了当前工作的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文木教授提出，60年前，毛泽东提出的《论十大关系》，使中国人对经济发展道路的认识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再次回归到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来。XJP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与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论十大关系》一样，具有极其深刻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的划时代意义。可以说，“四个全面”是引领未来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纲。只有抓住这个总纲，我们对XJP总书记其他论述的理解才有纲举目张的效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辛向阳研究员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是两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国理政方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推进“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一定要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不动摇，紧紧扭住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个战略举措不放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郑有贵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李方祥教授、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房广顺教授等都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和评价。
三、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丁堡骏教授指出，XJP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我们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是XJP总书记向全党特别是向我们思想理论界提出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任务。21世纪经济学的发展，能够对人类社会前进作出贡献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现代创新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指出，党中央强调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个重大原则：即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绩效优先型的速度原则、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则。首都经贸大学丁冰教授提出，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在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生产资料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包括党建、政权、法律、意识、文化等在内的一切上层建筑的基础，也是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民，特别是广大劳动群众实现共同富裕，从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近期目标的重要前提。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何干强教授指出，XJP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经济工作的根本立场，有很强的针对性；坚持根本立场就是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经济，目的是不断壮大有利于人民的经济，这就必须组织广大劳动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要反对有人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误导改革。
四、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底线思维”
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指出，有文章说，当前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有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提法的错误之处是不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一个社会主义流派，而且将其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相对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流”与“源”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朱佳木强调，重视对党史国史军史的学习、研究、宣传，重视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抵制和批判，同样是XJP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绝不能让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历史虚无主义这股思潮搞乱人心、搞乱中国的阴谋得逞。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梁柱教授提出，干部问题是治国理政的关键问题。当前，我们党的干部，其优势是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视野也比较开阔，富有进取精神。但存在的弱点也是明显的，比较普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不足，有相当一批干部对党的历史和传统与作风知之甚少，对人民群众缺乏深厚的感情。因此，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习是各级干部的当务之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崇富提出，XJP总书记所说的治国理政中的“底线”（亦称“红线”“警戒线”“高压线”“带电的高压线”（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XJP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23、24、61、69、77、90页。）和“底线思维”，前者主要是指我们共产党人绝对不应触碰、践踏和逾越的那些事关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中国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原则界线；后者则是指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应当具有明确的“底线意识”和对各种“底线”的敬畏，以期在行动上时刻保持和增强坚守“底线”的清醒、坚定与自觉。我们目前从事的事业具有探索性、创新性和风险性，由此可能造成失误、挫折，乃至某种失败，故而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和“强化底线思维”，防止在改革和建设中“犯颠覆性”错误。
教育部社科中心原主任田心铭教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实践、理论、制度的相互作用中前进的。中国从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了以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显著特征的新阶段，制度建设进入了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主要历史任务的后半程，理论建设正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一切都集中反映在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之中，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尹韵公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龚云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轩传树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薛新国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刘光峰教授等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XJP的“治国理政思想”与“四个全面”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秋石：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核心要点：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一个政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列，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至关紧要。
■从中华文明发展史看，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三次历史性成功和伟大飞跃，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创造了一个东方大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奇迹，使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任何科学理论，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是我们党不断推进其中国化，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创造性运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一个政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列，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至关紧要。XJP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这为顺应时代要求，在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的同时，谱写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篇章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在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道路的历程中，曾经经历过“主义”的迷茫。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的先进中国人，对当时几乎所有的“主义”都学过了、尝试过了，却都没有成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借助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由此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指导思想正确，就会将认识客观世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强大精神力量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能动地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物质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力量之源。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党成功开创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在这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党成功开辟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开始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艰难曲折的伟大探索中，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由此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党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光辉灿烂的美好前景。在这前无古人的新的伟大革命中，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由此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站在更高的高度、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来看古老的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历史变化，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更加深刻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正义性。首先，从中华文明发展史看，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三次历史性成功和伟大飞跃，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创造了一个东方大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奇迹，使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其次，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看，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在世界社会主义经历重大挫折、进入发展低潮的情况下，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第三，从新中国发展史看，使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正如XJP总书记指出：“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为人类提供了“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不追求构建尽善尽美的理论体系，而致力于为人们不断认识真理、发展真理提供科学指南。在千年之交、世纪更替之际，包括剑桥大学、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在内的西方媒体和一些大学开展了几次评选“千年思想家”等活动，结果都是马克思以高票位居榜首，被评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千年伟人”。当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之时，马克思的鸿篇巨著《资本论》在欧洲销量成倍增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实践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从一定意义上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任何科学理论，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是我们党不断推进其中国化，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创造性运用。任何科学理论，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善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紧扣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华，与时代同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任何科学理论，必须在人民实践中发挥其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我们党高度重视理论武装，把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紧密结合起来，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总之，坚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我们党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中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在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征途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回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形成了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指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以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成为中国走向未来的鲜明指引，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一面精神旗帜，体现了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伟大创造；第一次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第一次提出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之成为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成为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第一次提出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第一次提出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第一次提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深入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第一次提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要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第一次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一次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民生工作和社会治理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两大根本任务，坚持抓民生就是抓发展，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第一次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就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第一次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第一次提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第一次提出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以新的姿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第一次提出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坚守“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把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
总之，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贯通结合，升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
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接力棒，已经落在了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我们的认识和把握还是非常有限的；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只有取得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新突破，才能应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自觉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含着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新的发展理念，凝结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是我们党关于发展理论的一次重大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遵循。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中，有些是老问题，或者是我们长期努力解决但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或者是有新的表现形式的老问题，但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而且多数又是我们过去不熟悉或者不太熟悉的。出现这样的状况，是由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引起的。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深入调查研究，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更好地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是推进伟大事业和新的伟大工程、应对伟大斗争的根本思想武器。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高度统一和良性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秋石：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核心要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我们必须推进的伟大事业。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创立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它不仅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更是同人类命运、世界社会主义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肩负着引领马克思主义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和人类文明走向的崇高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就是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就是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其更加成熟定型；就是要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中国人民在艰辛探索和实践中，找到并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我们必须推进的伟大事业。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历史性成就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
社会主义承载着人类探索消灭剥削、实现更美好社会制度的理想和使命一路走来，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500年风雨征程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既有高歌猛进，又有坎坷曲折。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给人类社会进步提供了现实的、无限的希望，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一时甚嚣尘上，有人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非但没有崩溃，反而发展势头蒸蒸日上，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形成了适合我国实际、符合时代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只能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探索前进。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探索，取得重要成就，也经历了严重曲折。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经过实践探索，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0年来，我们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进行一系列革命性变革，使我国发展大踏步赶上时代。XJP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中开辟和前进的。”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是如何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如何有效应对中国发展起来后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答好“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创立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5年多来，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制度是推进事业发展进步的可靠保障。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制定了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制度已经尽善尽美。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故步自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加彰显。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投以羡慕的眼光，纷纷表示要向中国学习治国理政经验。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它有着巨大活力、韧性和潜能，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人类社会的制度文明。
不断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孕育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中华文明。近代以来，伴随民族兴衰和国运沉浮，中华传统文化遭遇空前危机，一些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不仅是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更是文化不如人，对民族文化丧失自信，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正是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精神追求，扛起了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倡导发展先进文化的大旗，用科学理论赋予中华文化先进的思想内涵。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有了这一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更加充分地展现出旺盛生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高度的中华民族自觉、鲜明的中华文化立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将文化与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相并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从“三位一体”提升为“四位一体”。我们大力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理性厚重、坚定从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力日益扩大，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坚实基础和丰厚滋养。
二、历史性变革昭示科学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它不仅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更是同人类命运、世界社会主义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肩负着引领马克思主义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和人类文明走向的崇高使命。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更加鲜艳夺目、更加令人神往，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理论，也是我们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指引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不懈奋斗，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主要创立者，集中全党智慧，我们党创立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不仅指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而且深刻回答了人类社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指明了建设美好世界的方向和路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和成功实践，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迄今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科学社会主义是光明之路，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今天，人们见证了苏东剧变以来一度甚嚣尘上的马克思主义“破产论”的破产、“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
提振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就是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就是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其更加成熟定型；就是要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这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新生”，是要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社会形态推进到新阶段，是要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到新高度。据统计，目前世界上约有100多个国家中130多个政党仍保持共产党名称或坚持马克思主义性质。随着中国的发展进步，中国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影响力空前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空前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极大地鼓舞和坚定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探索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新路。如何实现现代化，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一度有西方思想家认为，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然而，中国却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发展奇迹，初步探索出一条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打破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形成了“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鲜明对照。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规划了分两个阶段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建成现代化强国，无疑意味着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现代化新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言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它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是13亿多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而且是一种新的价值理念、发展道路的成功，是一种社会制度的成功，必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三、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中国人民在艰辛探索和实践中，找到并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XJP总书记指出，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继续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始终坚持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理念决定行动，思想引领方向。97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意志、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旗帜，是指导我们党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强大武器。我们要深刻把握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深刻把握其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历史地位，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增强学习宣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不断深化研究阐释，把学习研究成效转化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的高度自觉，转化为认识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和能力，转化为拥抱新时代、实现新作为的动力和热情。
以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强国，将是对中国社会最全面、最深刻、最彻底的改造，将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其困难之多、问题之大、矛盾之复杂、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XJP总书记指出：“我国形势总的是好的，但我们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也不少。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的矛盾和问题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作对象和工作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对我们党长期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要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际看，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一些国家和国际势力对我们的阻遏、忧惧、施压日益增大；从国内看，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比较艰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贫富差距、利益固化问题比较严重，等等。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既要增强政治定力，相信前景光明，又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
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伟大的事业更需要伟大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既承认物质决定意识，又承认精神的能动作用，相信精神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我们是革命者，要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就不能丧失革命精神。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我们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克服一切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尽管前进道路上会面临各种风险挑战，但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团结一心，共同奋斗，攻坚克难，奋勇前进，战胜前进中的一切困难险阻，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秋石：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新实践
核心要点：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首先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容涵盖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先后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问题、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问题展开，旨在推动中央政治局这个政治家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更全面、更系统、更准确的理解，从而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战略思维能力、科学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
■XJP总书记把“本领恐慌”现状概括为“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提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都要努力增强本领，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昭示我们，只有树立危机感和紧迫感，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利用一切时间刻苦学习、终身学习，才能不辱使命、不负众望；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才能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
■XJP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始终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深刻的历史思维，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坚持把总结历史经验和进行现实思考结合起来，把汲取历史智慧和精心谋划未来统一起来，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
■XJP总书记指出：“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XJP总书记的带领下，中央政治局继承和发扬我们党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着眼于认识规律、把握现实、引领未来，精心谋划、精心组织集体学习，为不断提高全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作出了表率。
一、掌握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
精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首先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容涵盖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先后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问题、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问题展开，旨在推动中央政治局这个政治家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更全面、更系统、更准确的理解，从而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战略思维能力、科学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比如通过学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深刻理解我们党现阶段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通过学习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学习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更加依靠人民群众推进改革；通过学习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地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实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开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再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鲜明特点。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为党中央理论创新的重要平台，在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方面，体现在不断深化、细化对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认识上。比如深化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认识，深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理论的认识，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重要论断的认识，深化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理论的认识等，为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
二、克服“本领恐慌”的重要途径
非学无以应对考验。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XJP总书记把“本领恐慌”现状概括为“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提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都要努力增强本领，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学习保持政治上的坚定、理论上的清醒、战略上的主动，从学习中寻找应对风险和考验、克服“本领恐慌”的有效方法。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昭示我们，只有不断提高学习水平、始终保持理论清醒和政治坚定，永不自满、永不停滞，以百折不回的勇气和毅力攻坚克难，才能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才能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非学难以“明道”。所谓“道”，就是政治方向，就是根本道路。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把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贯穿始终。比如XJP总书记在主持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深刻领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深刻领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深刻领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XJP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道”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深刻阐明了“达道”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证，是通过学习以“明道”的典范。
非学无以“补短”。当今时代，是网络信息海量增长、实时更新、瞬息万变的时代，是知识总量呈原子裂变姿态迅猛增长的时代。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不自觉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不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就难以增强本领，就没有办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在XJP总书记的倡导下，中央政治局围绕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富有探索精神的学习。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昭示我们，只有树立危机感和紧迫感，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利用一切时间刻苦学习、终身学习，才能不辱使命、不负众望；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才能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
非学无以提高决策水平。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强，很多是长期积累的硬骨头，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我们的决策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提高领导水平和决策水平，就要善于学习、勤于学习。中央政治局同志坚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就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问题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中央政治局同志为榜样，把爱读书、善读书、勤读书、读好书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真正使读书学习成为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自己近乎下意识的本能行为，使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入脑入心，沉淀在血液里，融汇在行为中。
三、登高望远的有效方法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观大势、察大局、谋大事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经过改革开放长期跨越式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的内在联系日益紧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不可分。这对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提出新的更高要求。XJP总书记在主持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在主持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科学分析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大势，指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XJP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始终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深刻的历史思维，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坚持把总结历史经验和进行现实思考结合起来，把汲取历史智慧和精心谋划未来统一起来，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中央政治局高度重视对中国历史、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世界历史的学习，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目的是从中获得深刻启迪，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学习古代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是为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寻找有益借鉴；研究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旨在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研究抗日战争史，是为了深刻阐释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积极姿态；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为了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深刻认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目的是增强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自觉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总之，我们党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努力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以战略重点带动发展全局。中央政治局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的有机统一，妥善处理局部和全局、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既坚持全面系统的观点、注重从全局高度谋划工作，又准确把握和抓好战略重点、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XJP总书记在主持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战略重点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衣领子”、“牛鼻子”。抓准、抓住、抓好战略重点，是保证“十三五”发展开好头、起好步的关键，是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获得全胜的关键。要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发展理念、五大支柱性政策、补短板防风险来把握发展战略重点。比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其中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把握每一个“全面”时，又要善于抓住重点、牵住“牛鼻子”。在兼顾一般矛盾的同时，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充分体现出中央政治局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
四、统一思想狠抓落实的有力抓手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通过学习统一思想、狠抓落实，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重要工作方法。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为我们党最高的学习平台，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光荣传统，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围绕统一思想、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狠抓落实这一内在逻辑展开，并且呈现出鲜明的特点。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XJP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些重要论述，对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又比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规划建议后，XJP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时期的一个发展战略重点。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一重要论述高屋建瓴，为制定“十三五”规划纲要、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部署指明正确方向。
以严和实的精神抓学习抓工作抓落实。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崇尚实干，反对空谈，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又一鲜明特点。学习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大政方针展开，始终致力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始终着眼于推动工作的具体落实。XJP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海洋强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强和改进作风制度建设、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保证司法公正、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逐一系统提出了贯彻落实的原则、要求、方法和步骤。XJP总书记这种在学习中既提原则要求又讲具体方法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和“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三严三实”精神，为全党抓学习、抓工作、抓落实作出了表率。
XJP总书记指出：“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全党同志要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为榜样，认真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争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不断加强学习、提高本领、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贡献。
任丽梅：文化技术视阈下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思考
互联网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应用深刻改变着人类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出场方式和时度效等问题，并在现代化实践中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和舆论生态的新格局。互联网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战场，网络技术进一步成为影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性力量。近年来，在“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理念指导下，网络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正在迅速形成并不断壮大，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但是，当前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大多以网络意识形态内容、网络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为着眼点，还需要从网络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出发，分析它给人类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带来的根本性改变，加强意识形态斗争策略和方法的研究，让网络技术在尊重个性发展的同时，为构建一个积极健康、相互信赖、彼此依存、患难与共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支撑。
一、网络技术的文化特征与意识形态属性
科技之所以能对社会发展起到带动和驱动作用，是因为科学技术本身具有文化特征和意识形态属性。技术与文化是相伴而生的，没有离开技术的文化，也没有离开文化的技术。
（一）从文化的角度看技术
从文化的角度看技术，技术从属于文化，即“技术文化”。技术文化具有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结构层。其中，器物层是表层，属于生产力层面；制度层是中层，属于生产关系层面；观念层是技术的核心层面，通常就是技术意识形态层面。技术器物、技术制度和技术意识形态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技术器物的生产与销售，需用技术制度的管理和观念意识来指导，而它本身又凝结着一定的制作规范、使用方式、生产管理、审美情趣和民族特色；技术制度一方面作用于物化技术，另一方面又受控于技术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通过技术制度对物化技术施加影响并显现出来。如此才使得“一定的器物层体现了制度层的影响，也凝聚着社会心理层的价值观念”。由此推论可知，技术是具有文化特征和意识形态属性的。
而互联网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则更为明显。第一，互联网技术同样受控于互联网技术意识形态。每一个互联网技术平台或者媒体，无不受到其技术使用者的观念影响，渗透并执行着平台方或媒体人的文化理念，而平台或媒体的文化理念将直接影响到该平台或者媒体的制度规范、管理方式以及服务内容和特色等，从而进一步影响受众的心理。第二，互联网技术传播效率远高于传统媒体技术。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平台和信息媒介，其所携带的高能量信息以光的速度在世界各个角落迅速传递，亿万网民在网络终端上时时获取和交流信息，展开各种层面的交往。网络深层次地影响着网民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改变着他们的行为选择。第三，互联网技术的传播效果远高于传统媒体技术。因为互联网具备可反馈技术和信息交互传播的特点，容易形成传播过程的“共振”，影响力巨大，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更强。由上可见，互联网技术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文化转型和意识形态的演变。
（二）从技术的角度看文化
反过来，从技术角度看文化，文化不仅是技术产生的源泉，同时也是技术活动的过程及结果。“人类的各种活动和社会文化现象”是“以技术为本体或‘源’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联系”。互联网技术已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它突破了时空阻隔，凝聚共识，激发情感，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这种力量足以成就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世界。与此同时，互联网空间中人人都有自己的声音，个人传播的能量在特殊的情况下能够意外产生“蝴蝶效应”，加之人们情绪的相互感染，使之如那涓滴之水汇成的大洋，既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不对互联网空间中流动的意识形态加以引导和控制，就有可能冲击我们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因此，与其说互联网引发了一场技术革命，不如说它带来一场文化革命和意识形态的交锋。
二、文化技术时代我国网络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安全性问题
自文化产品和信息服务进入工业化以来，以生产文化信息产品和提供文化信息服务为对象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其中，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将人们推入一个以信息消费为主的文化技术时代，人们的生活也因此转入数字化生存状态。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网络社会身份的隐匿性，给意识形态的安全性带来挑战。
（一）网络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性问题的主要根源
当前，我国网络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性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仍处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化转型阶段，此时自身的意识形态最容易受到影响；而互联网本身的开放性和自由参与的理念又为西方对我国的文化操纵与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正在以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但是面对西方国家带有偏见和图谋的意识形态渗透，我们必须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
1.我国自身文化面临转型，文化与意识形态比较容易受到影响。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逐渐走上了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现代化道路，至今我们仍处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转型与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竞争力正在生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有着天然的文化基础和历史条件。但是，二者的结合并不意味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即现代化。因为两种异质文化的融合要经历解构与重建的一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身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也在形成中，抵制外来文化影响的能力也较弱，最容易受到各方强势文化的冲击，甚至还可能导致文化失范。
2.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偏见及文化渗透战略。当今世界存在两种制度：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之间因为世界观的不同而天然形成两大阵营。有对立就有统一，强势文化阵营总是希望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实现拉拢、分化最终同化异质文化阵营。尤其是见证苏联仅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并在战争中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历史奇迹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更是想尽办法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苏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冷战成功拖垮的。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主要竞争形式经历了从武力竞争到经济实力竞争再到文化软实力竞争的过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曾说过：“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基于这个共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如果我们在思想意识战中败北，则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用处”，因此，他们的文化战略核心就是要“用和平演变的潮水冲垮社会主义堤坝”，网络技术给这种文化竞争提供了平台。在克林顿任美国总统时就在《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中宣称：“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其目标就是西方价值观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这种思想征服绝对优于传统战争，因为它可以将自己始终置于世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然后通过制定游戏规则就可以建立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可以兵不血刃地赢得在传统战争中都不一定能带给他们的最大利益。互联网恰好为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势文化宗主国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绝佳的渗透途径。
3.互联网的开放特征与自由参与的理念必然带来两种思想的交流与交锋。现实社会有国界，而网络世界无国界。人们有权利自由地利用各种终端，不受时空阻隔地接入互联网世界，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们平等交流。每个人既有的生活方式、理念和价值体系都在网络交流中不断调整。文化观念和知识系统以一种自觉的形态时时更新，实体经济也依照由互联网传播的价值观、方法论和工具手段进行着重构从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同时产生的新问题促使我们继续推进改革。但是不论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改革的决心不变，开放的政策不变。XJP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外国互联网企业，只要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我们都欢迎。”开放的环境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国外的互联网企业通过VIE等途径成功登陆中国提供了便利。国外互联网企业经营的互联网平台或媒体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和信息服务必然携带和渗透着其观念，执行、体现着其文化理念。这种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中国既以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也要以足够的准备应对网络所携带的外来思想和本土思想的交锋以及外来文化对中国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击，积极应对挑战。
（二）影响我国现代社会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外因素
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情况。影响我国现代社会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既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来自外部的有西方文化的冲击，来自内部的包括网络文化的考验以及市场利益观的影响。如何在内外冲击与挑战的情况下引导舆论，确保网络信息安全、民心安稳，已经成为未来文化与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内容。
1.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网络引导目标国社会情绪并影响其社会心理。在网络新媒体社会中，社会诉求多样化，传播主体大众化。不同群体基于不同的团体利益、价值观念和认知框架参与对事实的解读，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引发“观点发酵”，影响网络舆情，挑战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因此，网络平台一直被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当作屡试不爽的意识形态工具。凭借自身在互联网技术上的优势和管控地位，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合作，获取大量私密信息、电子邮件、即时消息、相片、语音、会议视频等内容，及时了解民众的心理和情绪。这些国家会寻找网络大V级人物适时地抛出一些社会热点（如环境建设、食品安全）等问题加以讨论，引导公众的情绪，并进一步激发目标国公众对社会主义制度与当前社会的不满，达到分化和弱化目标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在当前复杂的网络舆论环境下，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和遵循网络舆论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研究出相应的战略战术，防范极端思想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侵害，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2.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多样化小众文化兴起对主流文化造成一定冲击。随着互联网在文化与传媒领域的应用，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网络文化日渐兴起。作为现实社会文化的延伸，网络起到了文化信息的储存、传递与传播的功能。同时，网络也催生出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新的文化形式，如网络小说、网络游戏、即时通讯、直播、短视频等快餐文化。网络文化在满足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获取知识的正常方式和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少年长期被那些娱乐化与演绎式的垃圾信息所吸引，沉溺于网络中虚假的交往方式，热衷于非主流的生活，甚至以游戏定义人生。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群体虽然小众，但在长期影响下其对主流文化的消解作用不容小觑。数亿网民作为新兴网络文化的缔造者、传播者与接受者，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后现代特质，形成多样化的小众文化群体，其中不乏批判和嘲讽主流文化者，如恶搞红色经典作品与人物形象、为历史反派人物翻案等，其长期的渗透必将影响受众的“三观”，进一步弱化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网络新兴文化是未来影响文化意识形态健康发展的新内容，将成为与网媒传导的小众文化争夺下一代的思想阵地。
3.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处事哲学观等影响着民众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社会的学问，它强调“追求真理”，崇尚变革创新；而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关于人生的学问，以修身为本，强调做人的道理，二者的结合正好可以起到互补作用。但由于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思想长期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因此连带其修身哲学在现代社会一起受到批判。这样，与时代相适应的伦理观和价值观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后，一种与市场经济伦理相适应的处世哲学大行其道。“市场经济因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等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主流，在经济领域是值得提倡的。但是，用在人生哲学上，就显出其浮躁、实用主义、利益至上等现实主义倾向。”这种人生哲学如果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就会影响正确价值观的形成，需要我们在意识形态的建设过程中加以纠正。
三、以技术守护网络精神家园，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话语权、主动权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当今世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意识形态领域相应的风险也在增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而管好和用好互联网，还必须依靠和发展网络技术，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守护我们的网络精神家园。
（一）创新改进网上宣传管理方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
人民有信仰，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力量。如果没有共同的高尚的精神文明追求，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所以，创新改进网上宣传的方式，树立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是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头等大事。我们要学会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凝魂聚力，引领思潮，弘扬主旋律，涵养正气，补充正能量，净化网络生态。
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形成良好的网上舆论氛围，不能只有一个声音、一个调子，要改变刻板的说教方式，把“书面语言”转换成“网络用语”，把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转化成大众话语，增强亲和力、吸引力、传播力，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其次，要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扎根网络生态，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加强正面引导力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引导它们融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中，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最后，要适当鼓励网站、文艺工作者、普通网民等，以符合网络时代特色的“共创”“共享”等方式，创作反映我们真实社会发展和先进文化理念的原创小说与影视短片等健康网络作品，满足网民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加强媒介融合，改进网上宣传，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意识形态话语权实质上是对意识形态话语资源的享有和分配的权力，是对舆论力量的占有。如果不重视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建设，必然导致网络精神家园的荒芜，杂草丛生，甚至引发国家性灾难。
我们要适应形势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新媒体的作用和地位，强化互联网思维，调整媒体格局，大力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推动主流舆论场和网络舆论场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和传播载体，与网络媒体形成舆论合力，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不断增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最终形成价值观统一、传播形式多样的新型主流媒体舆论格局，把握强大的话语权，以迎接意识形态的挑战。
（三）强化技术路线选择战略，把握核心技术及关键应用场景，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判断：“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可见，互联网是国家核心竞争力所在，互联网技术是国家核心技术，而“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XJP指出，网络方面不掌握核心技术，就等于永远给别人留一个自由进入自家的后门或钥匙，“谁进来了不知道、是敌是友不知道、干了什么不知道”。网络技术这种核心力量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
网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同的技术路线之间竞争力差异更多地受到不同国家技术战略选择的影响。为此，在技术战略选择方面，我们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准确研判，要根据网络技术的发展状态，主动选择差异化技术路线，构造具有自身特色和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网络化生存与发展空间，切实维护网络安全。我们要把控好这些神经中枢的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哪些方面要重兵把守、严防死守，哪些方面由地方政府保障、适度防范，哪些方面由市场力量防护，都要有本清清楚楚的账……要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长期的自主研发投入，不断提高保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科技实力。
此外，我们还要打造一支具有较高政治素质、较高技术水平的专业型人才队伍。互联网管理工作者不仅要掌握互联网相关知识，具备胜任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业务能力，还要掌握社会思潮在网络上潜伏、爆发、扩散和消弭的周期性规律，并在舆论爆发时能够及时反应和快速跟进，在舆情降温时能够保证后续的舆论引导和形象塑造。只有在这样一支业务过硬、思想坚定的科技军团的守护下，我们才能够在现代“网络信息战”中争取主动。
四、用互联网技术构筑一个网上网下“同心圆”，建立人类意识与命运的新链接
网络意识形态的建设不是独角戏，最终需要上下一心，共同构筑一个网上网下“同心圆”。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而画好这个圆，需要创新互联网技术条件和手段，在系统研发、软硬件建设、管理组织机制和应用理念上同时发力，改变社会的意识形态，形成新的命运共同体。
（一）在系统与技术研发上加大投入，选择具有自身特点的技术路径，夯实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技术基础
为不负人民期待，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网络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工作，研究开发出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的网络化系统，降低信息成本，让普通老百姓都能够“上线”，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三是鼓励各级政府部门打破信息壁垒，推进政务公开、党务公开，构建全流程一体化的在线服务平台，推进电子政务，运用网络信息化手段提升服务效率，让百姓少跑腿，解决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等问题；四是鼓励应用与发展区块链等新型网络技术，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体会到更多的社会管理参与感与安全感，增强人民群众在网络系统面前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从而在网络技术发展路径上选择有自身特点的技术路线，夯实中国特色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技术基础。
（二）在软硬件建设与管理制度变革上更新思想，改进方法，转变观念，巩固网络意识形态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建基于共同的思想基础之上。我们要善于利用网络技术提供的条件走新型的群众路线。老百姓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要为老百姓建立各种反映民声民意和参政议政的网络平台，“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通过改进网上宣传的形式、方法、手段等，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问题，更好凝聚社会共识，统一思想，巩固网络意识形态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在组织建设上适应时代变化，变革组织和机构管理模式，构建更具弹性的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组织基础
当前新媒体发展迅速，其间流动着具有瞬时化、表面化、个性化、情绪化、全球化、碎片化等特征的网络文化与信息，对传统意识形态构建体系化认知与理性化思维都产生了全新的冲击。对此，XJP指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这个舆论场变化了，主导的组织与机构模式也要快速变革。要立足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在强化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媒体平台系统建设的同时，改革意识形态机构的组织与管理模式，构建更具弹性的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组织基础。在此基础上，搭建新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体系，使意识形态建设从传统的金字塔式科层架构模式变革为网络化、扁平化、分布式的组织架构。在强调人民群众普遍参与的同时，给意识形态工作者以更大的自由度与空间，培育网络意识形态空间自己的代言人和意见领袖，增强他们的个体能动性与影响力。
（四）深化“互联网＋”和“物联网＋”，让网络技术造福人民生活，增强网络意识形态竞争的物质与经济基础
要让网络技术造福人民生活，增强网络意识形态竞争的物质与经济基础，应做好以下方面：一是构建大数据平台，掌控数据精准输入与输出；二是规范电子商务，统筹发展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三是打通信息壁垒，消除网络信息鸿沟，铲除信息梗阻，开发在全国范围内的包括身份、银行、交通、法院、信用、学校等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四是加强网络相关立法，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兼顾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五是针对性地加快农村互联网基础设备与应用场景建设步伐，发展农业现代化，打造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真正帮助广大农民适应现代农业转型；六是发展智能制造，开展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工作，解决更多人创新创业难问题；七是发挥互联网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基础作用，实施“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互联网＋交通”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八是发挥互联网在脱贫攻坚中的基础作用，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突破“最后一公里”的瓶颈，让有机、绿色、纯天然的农产品通过互联网源源不断地走出乡村，送达消费者，让山沟里的孩子也能通过互联网远程接受优质教育，实现教育均等化。总之，通过网络技术的深化应用，增强人民的技术发展获得感，以增进社会和谐，提高文化软实力，形成网络意识形态竞争力。
总结而言，进入互联网时代，人类命运被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就是要利用好这个前所未有的契机，画好“同心圆”，重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链接方式，在尊重个性发展与自由空间的同时，构建相互信赖、彼此依存、患难与共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确保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于不败之地。
汝信：马克思主义闪耀着穿越时空的真理光芒
今年5月5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日子。
由马克思及其战友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和实践检验，已取得伟大的胜利，闪耀着穿越时空的真理光芒。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哪一种学术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整个世界社会历史发展和变革发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在当代世界，也没有哪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具有左右人类前途命运的巨大精神力量。由于马克思主义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反对一切剥削制度，因此招致剥削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极端仇恨和恶毒攻击。多少年来，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一直叫嚣要“消灭”和“埋葬”马克思主义，并为此而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征讨和围剿，可是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或遭到削弱，却反而越战越强、更加发展成熟，日益为亿万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马克思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今天已为人们所公认，就连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无法加以否认，正如著名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所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不是已经枯竭了，它还年轻，几乎还在童年：它好像刚刚在开始发展。所以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被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确实如此，不管赞成还是反对，谁都不能忽视马克思的思想学说，谁都无法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影响，这正好说明它已成为我们时代里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思想动力。
为什么产生于10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至今还仍然有如此旺盛的强大生命力呢？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现代社会里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思想体系，是丰富的社会革命实践和严密的科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它深刻地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因此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当然，马克思主义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恩格斯也说过，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是“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如果没有这样的客观条件，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产生。
马克思的学说是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它的真理性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极其困难艰苦的条件下长期从事革命运动和理论研究，在社会科学的一些重要领域如哲学、经济学等，实现了伟大的转折和根本变革，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提供了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着重谈到马克思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两大发现及其伟大意义。一是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紧密地结合起来并运用于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历史，第一次深刻地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出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政治活动和意识形态等，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物质生产状况这一经济基础决定的，揭示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并且科学地说明了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以及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它产生、发展、消灭的条件。二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研究，第一次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进而阐明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到最后必然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所取代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正是由于以上两大发现，才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从此，建立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新社会，不再依靠个别天才人物的美好理想和完善设计，也不依赖于统治阶级“开明”人物的善良愿望和慈悲心，而是依据社会发展规律由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来进行斗争才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条件的学说，它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有关组织政党、进行革命、建立政权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等重大问题，为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如此长久地保持强大生命力，焕发出璀璨的真理光芒，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人类社会积累起来的丰富的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列宁说得好：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他又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全盘否定和一笔抹杀过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思想成就，而明确地承认自己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并把它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当然，这不是简单地吸取前人的思想成果，而是批判地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从根本上加以革命改造。可以说，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都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们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经过这样辛勤劳动和艰苦探索，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严密的理论体系，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真正的科学真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千百年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结晶。
我们今天纪念马克思，首先要感谢他创立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丰功伟绩，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的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要深入地学习和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其革命意义。17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两位革命青年，因为手中掌握了这一真理，创作了《共产党宣言》，阐明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科学原理，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向整个旧世界宣战，推动了世界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开辟了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我们在纪念马克思的时候，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坚守马克思为真理而奋斗的革命精神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已经过去100多年，在这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整个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学技术以至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大不相同了，可是马克思主义却随着时代的发展依然对世界发生巨大影响而且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普遍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真理性外，它还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随着人类的各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决不能落后于时代而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总是强调说，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供人们背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也明确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列宁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新的历史时期，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帝国主义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地剖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及其内在矛盾和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成功的理论，并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列宁在新的历史时代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即列宁主义的阶段。面对新的时代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经过认真深入研究，及时地创造出新的理论来予以解决，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秘密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性与时代性的完美结合，它不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而且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我们当今时代的真理。
继列宁之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又一光辉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又一光辉范例。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旧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顺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和应用，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决策，并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我国在经济、政治、民生、文化教育、科技、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在不断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为了回答新时代提出的这一重大新课题，以XJP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创立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努力学习和运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去观察和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更加发扬光大，这就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的最好纪念。
（作者：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顾问、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尚伟：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正确义利观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念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发展。正确义利观是指在国际交往中，特别是在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与合作中，坚持义利相兼、先义后利。它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尊重、维护和有益补充，也是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狭隘国家利益观的超越，更是对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霸权行为的反对和鞭挞。坚持正确义利观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一、对民族独立、主权原则的遵守和维护
尊重各民族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内容。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十分关注欧洲、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针对帝国主义奴役殖民地人民，剥夺他们的民族权利、主权，恩格斯明确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正确义利观秉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原则，强调各国要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持正确义利观，就要反对霸权主义国家为了极端和狭隘的民族利益而对弱小国家进行政治和武装干涉、经济殖民和控制，倡导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正确义利观彰显了中国国家利益观的精髓，体现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XJP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提出，“在国际事务中，坚持正确义利观，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与一些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不同，中国始终秉承正确义利观，在坚定捍卫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同时，坚持和平建设自己的家园，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他国合理关切，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开展对外合作，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及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提出正确义利观，表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体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打破“国强必霸”陈旧逻辑的意愿。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弘扬
“协和万邦”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价值追求。孔子强调“君子义以为上”；墨子提出“义，利也”；孟子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些观点既突出以义为先，又注重义利平衡。可以说，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正确义利观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而斗争的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XJP总书记提出的正确义利观，从维护国际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XJP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义，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倡导的理念，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正确义利观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深刻变革之中提出的我国国家利益观，继承和弘扬了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面重要旗帜。
在新中国外交实践中，中国始终秉持公道，坚持正义，即使在一穷二白的艰苦条件之下仍不忘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施以援手，体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践行了正确义利观的价值追求。2013年3月，XJP总书记在坦桑尼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专程来到援坦中国专家公墓，缅怀为中坦、中非友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并称赞这些援坦中国专家“用生命诠释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无私援助，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尊重和支持。事实充分证明，中国不仅是正确义利观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也是坚定不移的践行者。
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和践行
“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念。XJP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并根据时代潮流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革创新发展而来，彰显着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
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使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协调平衡，解决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问题，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与安全共同体。这一理念明确指出了国际合作的主要发展方向和原则，也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困难和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作为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念之一，正确义利观对于各国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关系实践中的义利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只有顺应时代发展和进步潮流，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坚决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坚持义利相兼、先义后利，与各国人民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维稳定，共创繁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尚伟：历史大变局中的中国战略定力与担当
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自由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所带来的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产生了许多世界性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对世界经济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和冲击。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性不断提升，发展迅速。2017年，XJP主席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上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近几年，这些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高位，2016年达到80％，是当之无愧的主引擎。”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新兴市场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逐步提升，提高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的呼声不断高涨。
与此同时，美国发展进入相对衰落期。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取得了显著成就，国家综合实力和世界影响力不断提高，这使美国没有真正认识中国的一派陷入了精神恐慌，抛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调。美国《时代周刊》于2019年8月7日刊文指出：“美国政府将贸易作为政治工具，是对全球贸易前所未有的干扰。贸易战正将世界引向危机，没有人能全身而退。”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对此，郑永年先生认为，“今天的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整个国际关系的两根支柱。”事实证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各国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彼此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XJP主席提出的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特别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极富智慧的政治远见。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一直积极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维护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对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大事认真庄严地投出自己的每一票，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检验，这一原则逐渐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秉持人类正义和道义原则，反对霸权主义，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积极援助亚非拉人民；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间，中国同国际社会风雨同舟，在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了“稳定器”和“发动机”的积极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当前的一大发展趋势，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由西方国家主导向西方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共治转变。世界政治舞台出现了非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性国际机制，例如，金砖国家集团、上海合作组织等，对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正在产生重大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我国综合实力提高、国际地位不断增强的阶段，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积极搭建国际合作新路径，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为地区以及全球合作搭建平台，加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日益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各方普遍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XJP主席指出，“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空前紧密，日益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向何处去，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发展？是陷入历史上大国兴衰的所谓历史定律？还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和谐、安全共享？这是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决定人类不同命运的两条道路。因此，我们要把握国际发展大势，保持战略定力，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命题，坚持走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之路，以团结、智慧、勇气，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代命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政治与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沈阳：2016年国外共产党研究热点
发达国家共产党所持有的阶级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经典理论，认识到要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两极对立中把握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工人阶级的构成，根据特定经济关系中的客观地位及其所决定的权力关系界定阶级。
国外共产党研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里重要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之一。2016年度国外共产党研究继续探讨基础理论问题，重点观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视国外共产党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追踪国外共产党国际会议，呈现出新的热点和亮点。
2016年国外共产党研究理论热点
1.国外共产党基础理论研究方面。
关于共产党的基础理论始终是党得以存在的理论根基。2016年度国外共产党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重点探讨了国外共产党关于革命发展阶段的新理论和国外共产党在阶级理论问题方面的新认识。
国外共产党关于革命发展阶段的新理论。聂运麟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关于革命发展阶段的新理论》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对于走向社会主义坚持两阶段革命理论，这部分共产党主要包括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巴西共产党、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对于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坚持两步走战略，坚持这一战略的还有诸如美国、德国、加拿大、日本、葡萄牙、希腊等国共产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对于走向社会主义坚持三个阶段政治构架，该党主张循序渐进地以和平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南非共产党坚持两阶段革命相结合的理论，该党认为应该把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
国外共产党在阶级理论问题方面的新认识。李凯旋在《论发达国家共产党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问题的认识》一文中认为，发达国家共产党所秉持的阶级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经典论断，认识到要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两极对立中把握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工人阶级的构成，根据特定经济关系中的客观地位及其所决定的权力关系界定阶级。共产党反驳了阶级已经死亡的论断，把工人阶级作为他们主要的依靠力量和团结对象，工人阶级依然是一种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并推动其迈向社会主义的力量。共产党正在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群众性政党转变，但共产党仍然是广大劳动者最坚定的、最忠实的利益维护者和政治代表。
2.国外共产党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方面，王静在《21世纪南亚毛主义运动：现实及未来》一文中全面分析和梳理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毛主义运动在南亚的现实及未来状况。王静认为，在尼泊尔人民革命的带动下，21世纪南亚地区的毛主义运动复兴。南亚地区的毛主义运动规模最大、力量最为集中。21世纪南亚地区的毛主义力量重新整合，掀起了新一轮运动高潮。但是，种种问题导致南亚毛主义政党在短期内还很难成为该地区的支配力量。但是深受封建残余和新自由主义模式毒害的南亚地区，必然在长期范围内成为毛主义运动的温床。未来十几年内毛主义政党将在南亚各国和各地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再次出现类似尼泊尔革命那样的毛主义运动高潮也将是大概率事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要在南亚得到顺利实施，应该在战略框架设计中考虑如何使南亚底层贫困人口的直接政治和经济利益代表——包括南亚毛主义政党在内的共产主义政党成为这一战略的动力而不是阻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倪娜、张瑜在《第十七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与共产党的紧迫任务》一文中指出，塞尔维亚共产党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需要建立执行机关，即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国际，也就是第五国际。塞尔维亚共产党认为，第五国际的主要任务是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更有效地运作，采用众多国际会议的程序和决议，创造有可能控制任务组执行任务的条件，因为共产国际曾经或多或少取得过成功。塞尔维亚共产党还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加入第五国际的条件：成为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争取国有和集体财产的主导地位。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帮助其他政党。要制定分界线，不与右翼政党和伪左翼的社会民主政党合作。所有有关的政党要采取他们的方案，执行适应这些条件的行动。
3.国外共产党对中国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看法。在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不少国家的共产党提出要建立类似共产国际性质的共产党联合组织。国外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看法方面，余维海、黄冰琼在《近年来国外共产党和工人党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中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高度赞赏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驳斥那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攻击和误解，认为中国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能够给予他国探索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极大的启发和丰富的经验。总体来看，国外共产党和工人党普遍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发展成就，积极肯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影响力，赞扬作为中国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客观上声援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激励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斗志。
4.个别国家共产党早期建党历史方面的研究。该项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对英国共产党早期建党若干问题的深入考察方面。王杰在《英国共产党建党若干问题辨析》一文中对英国共产党早期建党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总结。该文认为，英国共产党成立是当时英国国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外因素是推动英共成立的外部力量。而那种认为英共成立的主要动因是国际因素的观点，颠倒了内因和外因的关系。
5.国外共产党研究的方法论方面的研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是搞好研究工作的基本手段。重视国外共产党研究的方法论研究，是2016年国外共产党研究领域的一大亮点。于海青在《国外共产党研究：域内外比较与推进路径》一文中认为域内外共产党研究在视角、视域、主题、框架构建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视角方面，国内惯常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角度概括和解读各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而西方学者更多是把共产党作为现代西方政党体系的组成部分，尝试从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宏观视角，用政党政治的话语、理论、体系来解析其观点、主张和实践。视域方面，国内长期以来的研究思路是一直把国外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形态来研究，而国外学界大多将共产党研究纳入更广阔的激进左翼视域，主张将共产党定义在激进左翼政党范畴内一个完整的政党家族性概念上进行研究。此外，域内外共产党研究在主题、框架构建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关于推进国外共产党研究的路径方面，于海青认为，一是要借鉴国外积极成果，开阔学术研究视野。二是要突破传统思维定式，拓展研究的“问题域”。三是要走出个案视角，推动综合比较研究。至于国外共产党今后研究的主题，国内应该更加重视两个方面：一是共产党与作为欧洲政治关键问题的欧洲一体化的关系，涉及共产党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演变史、共产党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等。二是共产党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尤其是与工会和社会运动的关系研究。
2016年国内外共产党研究会议
2016年度国外共产党研究领域召开了很多会议，梳理和总结其中较为重要的会议，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状况。
1.国内方面，2016年6月25日，第三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在山东济南召开。在该论坛上设置了国外共产党研究讨论小组，研讨了国内外对国外共产党研究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2016年10月21日，第七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在北京开幕。参加会议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21世纪与社会主义中国、国外共产党研究等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2.国际方面。在希腊共产党倡议下，欧洲共产党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35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主题是“加强工人和人民斗争，反对造成战争、贫困、难民和移民的资本主义野蛮行径；争取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和平和社会公正的欧洲”。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7期的王喜满、张瑜的文章《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评介》总结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的情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宋丽丹：2016年国外左翼思想研究概览
一、论坛和集会
一年一度的全球“左翼论坛”于2016年5月20－22日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召开。今年的主题是“愤怒、反抗、革命：组织我们的力量”。2016年8月9日至14日，第12届世界社会论坛（WSF）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这是该论坛首次在北方国家举行。此次活动平行举办了六大主题活动，分别是自由媒体论坛、世界议会论坛、原住民论坛、技术与自由世界论坛、争取无民用及军事核能的世界社会论坛和草根音乐节（Hoodstock）。2016年10月21－22日，第七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召开，来自36个国家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共产党代表以及近300位国内学者共计四百余人，结合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探讨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2016年10月28日至30日，第18届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在越南河内召开，会议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危机与帝国主义的进攻——共产党和工人党为和平、工人和人民的权利、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略与策略”。57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就提高联合协调合作机制效益的措施达成共识，提出今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配合行动计划，特别是将于2017年举办的十月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该号召也强调了致力于和平与社会主义、捍卫各国独立主权斗争的重要性以及通过符合国际法律的和平措施解决所有争端的必要性。
二、国外左翼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进展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左翼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展开广泛深入的批判，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批判的角度、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斗争的角度、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等。对《21世纪资本论》的探讨以及对当今难民问题的关注也成为左翼批判资本主义的新特点。
（一）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要求诉诸阶级斗争、思考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作了细致的分析。约翰·史密斯《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考察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关系，指出，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不再需要依靠军事力量和殖民主义（虽然这些仍然存在）而是通过市场机制和积极支持低工资地区进行劳动力套利，从而越来越能够从全球的南方工人榨取利润。该书被认为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理论化具有重大贡献。萨米尔·阿明在《阿拉伯世界的再次觉醒》一书中指出，“阿拉伯之春”属于全球南方大规模“第二次觉醒”的一部分，阿拉伯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独立和对大众民主的渴望是他们觉醒的原因。这种对民主的觉醒是美国最害怕，因为独立国家的真正自治，必然意味着美帝国的终结。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阿明的这本书是理解当代中东政治斗争一个不可或缺的指南。阿明在《俄罗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长期过渡》中指出，十月革命创造了苏联也创造了一个与资本主义分道扬镳的运动——这一变革至今仍在继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福柯的影响下，西方的政治哲学一直强调权力。于是，原本的“阶级政治”转向了“身份政治”，从而削弱了工会。今天政治哲学的重心应该重新强调经济。在全球化所代表的金融逻辑下真正掌握领导权的是新兴的全球阶级比如欧盟的全球阶级。在全球化的情境下，应该有一整套全新的政治概念，甚至是全新的社会主义概念。詹姆逊指出，全世界的左派都对跨越国境的实际政治联盟毫无兴趣，而银行家和有钱人反倒成了真正的国际主义者。那左派可以做些什么呢？詹姆逊认为应该去研究媒体，谁控制着媒体，媒体的结构是什么。第17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认为，以职业分化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内部的结构性变化，并不能得出无产阶级已经消失、无产阶级已经普遍“中产阶级”化的观点。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的数量持续增长，甚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出现了普遍的“无产阶级化”，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全球战略和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被掩盖的普遍的“无产阶级化”将会逐渐显露出来。
国外左翼一直对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工人阶级贫困化的问题保持关注。“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wwwswsor）的一篇文章研究了经济危机以来，工人收入不断遭受挤压的现状。作者认为，当企业精英把经济收缩的成本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强加给工人阶级时，工资会进一步降低。在福利冻结的情况下家庭收入将受到更为严重的挤压，有超过七百万人已经在使用信用卡支付日常所需，有更多的家庭陷入更严重的债务问题。对自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衰退”爆发以来，世界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可能——共产主义的讨论大大增加。2016年，国外激进理论家召开的四次共产主义大会的论文，由伦敦verso出版社汇编进三本《共产主义的观念》中出版。有学者认为，在法国出版的《民主，在何种状态下》和《什么是人民》被视为讨论当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议题的最富有影响力的书籍。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巴里巴尔、奈格里、迈克尔·哈特、阿甘本、布鲁诺·波斯蒂尔斯等人形成了最新的讨论共产主义问题的核心圈。
（二）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
以环保问题为切入点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也是目前国外左翼学者青睐的领域。他们认为日趋恶劣的环境问题主要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并从多个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提示和批判。本·萨利姆·希姆什在《全球化还能以人为本吗》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使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经济发展日益远离人本经济的原则，2008年经济危机就是这一恶果的显现。他提出要从人本主义经济学政策出发解决问题。希姆什的观点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他从人本主义出发抨击市场的专制既解决不了市场的专制问题，更解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制造的一系列矛盾。伊恩·安古斯通过对“人类世”（Anthropocene）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对增长不可遏制的追求，在几百万年才形成的化石燃料的快速消耗的推动下，把我们的世界推向灾难的边缘。他认为在人类的生存需要激进的社会变革，由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文明替代化石能源的资本主义。罗伯·华勒斯在《大农场制造大流感》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农业使密集种植、密集养殖和农产品长途运输不可避免，但目前人类许多最危险的新疾病就是出现在这些生产和运输消费的环节。他的书是第一次将传染病、农业、经济和自然科学的考察结合在一起，将疾病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融合进人们对传染病的新理解中。雷德里克·詹姆逊指出，左派应该重构国家的概念。面对生态危机，必需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三）对《21世纪资本论》的评价和讨论仍在继续
这本书出版后即遭到了资产阶级右翼的抨击和责难，但左翼却给了它相当高的评价，因为它“不仅明确地把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学的理论核心，而且用大量数据证伪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还“为18世纪晚期以来大多数财富不公平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劳动与社会运动的弹药”。但皮凯蒂并没有真正实现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他的分析的局限性在于，他把不平等单纯地看成是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解决的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不是社会政治问题。最关键的是，皮凯蒂对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根源的分析远远低于马克思。正如福斯特指出的那样，皮凯蒂完全不懂得资本是社会剥削关系，资本在皮凯蒂那里只是作为私人财富而存在。他还把资本积累混同于财富积累。皮凯蒂回避了不平等与权力的内在关联，因而只关注分配而不关注生产。最后，皮凯蒂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方案是纯粹的乌托邦。由于把资本等同于财富，皮凯蒂也就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转换为劳动内部的对立，即把作为阶层或阶级之间的财富分化转换为阶层或阶级内部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分化。因此，《21世纪资本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比，堪说望其项背。
（四）难民问题也为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新弹药
在难民问题上，左翼是持宽容立场的，他们认为是帝国主义政策使中东北非的人民成为无辜的难民，反对右翼将难民描述成恐怖分子或占福利便宜的人，反对右翼用种族主义煽动人们对难民的排斥。总部位于英国的《社会主义评论》杂志认为政府和媒体故意煽动种族主义，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种族主义，并呼吁“打开边界，让难民入境”。也有左翼意识到极右翼在利用难民问题吸引选民，法西斯主义已经在悄然滋生。在一篇名为《德国左翼面临新纳粹》的文章指出，2016年3月的德国地方选举中，新兴的右翼排外政党德国选择党成为最大赢家，德国的大规模法西斯政党的危险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威胁。但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激起的社会不满和不安会被用来煽动对难民或伊斯兰的恐惧，但这些不满和不安并不会使人们自动倒向右翼。以希腊为例，那里的工人阶级从下到上发起了群众性大罢工和斗争，即使这些斗争并没有成功种族主义也很难有机会去煽动人们。
总之，2016年国外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政治、经济、生态环保和国际关系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其中很多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吸收。
三、2016年国外左翼热点问题研究
（一）拉美左翼的危机激发了对其本身的反思
虽然英美等西方国家是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但新自由主义最初的舞台却是搭建在拉美，并对拉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此多数评论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危害造成了拉美左翼的崛起。如今，拉美左翼在经历一段发展时期后，由于全球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也陷入发展瓶颈，多个左翼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有西方媒体甚至称拉美“左翼已经听到丧钟的敲响”。它们如何克服执政危机走出困境引发世人关注。
要分析拉美左翼面临的危机，就得首先分析它的崛起。除了前面说到的新自由主义危害，在上个世纪末“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动及原材料出口牛市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许多拉美国家的左翼政党掌握了政权，迎来了被称作“粉色浪潮”的左翼运动高潮。然而，近两年来，由于经济不景气和左翼政党任期内的政策失误与腐败等问题，拉美主要国家的左翼执政党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可能导致“粉色浪潮”的消退。而仅存的“莫拉莱斯神话”能否延续也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有学者认为，拉美左翼政权面临严峻挑战，主要有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党和政府内部腐败严重引起民众不满、国内保守势力和反对派的进攻、左翼政党和执政联盟各政党之间，左翼政党内部以及左翼政党与新社会运动之间存在分歧和美国明里暗里干涉拉美左翼国家的内政。《新左翼评论》的一篇文章评价了拉美左翼15年来的“政治遗产”。作者认为，左翼政权使人们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愿意并接近权力，因此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时期。但悲剧的是，它从来没有得到正确地制度化，因此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上，在拉美左翼信奉的理论里，马克思主义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许多左翼观察家看来，拉美左翼运动是中小资产阶级以反帝为主要诉求的激进主义运动。有学者就指出，所谓“玻利瓦尔主义”、“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等新颖的意识形态口号下隐藏的不过是委内瑞拉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来奉行的石油经济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拉美左翼面临的困难不小，要想走出内忧外患，单靠抛弃新自由主义、实行改良主义政策已经行不通了，在土地改革、国有化和政府人民化方面必须做出革命性的举措。
（二）社会民主主义已经退化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同路人
2016年，国内学界继续从多个维度研究社会民主主义，如，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与社会民主主义、列宁如何看待“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局限、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挑战与争论、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研究、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比分析等等。从多个角度对社会民主主义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和剖析。
（三）国外左翼眼中的特朗普胜选
2016年国际政治的一件大事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的胜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资产阶级极右翼势力重新主宰西方政治舞台的一个信号，在资产阶级左翼看来，特朗普是与“进步主义”相悖的人物，虽然他们并不喜欢他，却不得不承认，特朗普的上台代表着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在加深。正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所说，“特朗普的危险之处表现于他对民主政治存在着潜在的巨大危害。”她指出，特朗普体现了白人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对抗和民粹主义的暗流涌动。有学者从美国大选中看到，随着不平等问题的加剧，桑德斯和特朗普这样的非建制派才能异军突起，因为“他们提供了左、右两种极端的民粹主义解决方案，将矛头指向富人、华尔街、金融阶层、非法移民及少数族裔等不同的对象。由于全球化、自由贸易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导致美国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衰落的重要原因，因此两人也竭力反对两党建制派的自由贸易、区域贸易协定等现行政策，要求将工作机会重新带回
美国。”托派第四国际对特朗普的上台非常悲观。它认为，一个极右的、独裁的、军国主义的政权正在华盛顿成型，特朗普政权将施行野蛮的反动政策。阿明指出，必须把特朗普的胜选放在资本主义制度崩溃这一更广阔的框架下考察。英国退欧、特朗普的胜选和欧洲法西斯主义政党支持率的上升，以及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的崛起，都是全球化下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危机的深度表现。所有试图拯救这一体制以避免出现最坏结果的轻微的调整是注定要失败的。言下之意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使改良的余地越来越少了。诺姆·乔姆斯基认为，那些选举特朗普的人认为他会带来的“变革”，但在一个原子化的缺少教育和组织的社会里，那些封闭的人们并不清楚后果会是什么。支持特朗普的人包括鹰派、本土派、种族主义者以及全球化的牺牲品们。全球化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互相竞争，却在保护特权阶层。特朗普的上台预示着某种“友好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显得更加真切了。詹姆逊认为特朗普掌权有可能带来新的法西斯主义，因为他提出的“美国优先”在1930年代时，美国的极右翼法西斯主义者也使用了同样的口号。
总体而言，国外左翼对特朗普的上台普遍感到失望，将他的当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紧密联系，认为这是世界形势风险增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四）亚太左翼运动新动态
日本左翼运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处于低潮，用一句话来形容日本国内政治就是“左翼失声，政治右倾”。但自日本政府妄图推行新安保法以来，日本左翼运动尤其是青年左翼运动再度兴起。日本青年团体是反对新安保法运动的主要力量，主要领导组织有“为了自由与民主的学生紧急行动”（SEADs）和“年轻人站起来反对战争法”（T－nsSOW）等组织，其成员多是大中学生。此外，日本的知识分子也站出来反对新安保法。有学者指出，日本知识分子积极开展护宪运动，实际改变了政治议程与社会舆论，体现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其代表性思想是立宪主义。他们的斗争将直接影响未来宪法问题乃至日本政治整体的走向。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日本劳动者生存状况日益恶化的背景下，以反新安保法为契机，日本左翼运动有望复兴。
印度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是世界上少有的熬过了苏联解体的农民斗争。有学者研究了印度独立运动和农民运动中的指导思想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没有成为印度农民运动的指导思想，主要是由于民族矛盾遮掩了阶级矛盾。并认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以下简称印共（毛）］的兴起并不改变印度农民运动与阶级斗争理论的疏离，也很难带来无产阶级革命在印度的胜利。但也有学者指出，印共（毛）这样的共产党组织之所以能在围追堵截下发展壮大，与它们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与印度实际相结合不无关系。并指出，与其他武装分离势力的局部性威胁不同，印共（毛）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推翻印度政府为己任，对印度政府的威胁是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我们必须承认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困境不是特殊的，而是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国家普遍面临的，即在美国主导下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任何形式的反帝反封建反资本斗争都易于遭到统治阶级的联合绞杀。但这样的局势并不是永恒的，因为历史并没有“终结”，反而是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引发了社会的深层矛盾，随着右翼势力通过选举在一些国家的上台执政，必将带来世界整个形势的大动荡、大分化和大变革。在此情形下，印度等国家的“穷人革命”既会面临新的挑战也会得到随之而来的新机遇。
（五）左翼斗士卡斯特罗的去世引发关注
卡斯特罗的去世引发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追思。《每月评论》作为北美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阵地，推出了纪念卡斯特罗的专刊，并且推荐了六本与古巴相关的研究书籍，如古美关系、古巴革命、古巴经济和古巴种族问题等等。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ICFI）肯定了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中的关键作用，但指出卡斯特罗主义代表的不是新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只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激进变种，这一运动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取得了政权。对卡斯特罗主义的美化代表着一种否定，它否定的是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和理论的概念。ICFI担心这种否定会使托派运动培养的革命干部退回到“国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阵营”。英国资产阶级左翼报纸《卫报》虽然承认古巴取得的社会成就，譬如“卓越的医疗保健和教育系统，并且创造了只有在发达国家才能达到的预期寿命和识字率”，但它仍然重复着右翼对卡斯特罗“独裁者”和古巴是“专制社会”的恶评。
四、国外左翼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马克思主义的跨学科性（或反学科性）入手，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决定了其实践性，也决定了其最基本的特点，诸如实践性、对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的强调、意识形态性。鉴于此，他认为，不能仅仅从学术性的专业角度狭隘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当代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局限、并应该克服的。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性较强的理论，学术性对马克思主义的遮蔽，在西方学术界不但一直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我国学术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倾向。我们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希望詹姆逊的研究对我们能够有所启发，也有助于克服我们这方面的局限和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危害。
如今中国学者聚焦最多的当代西方左翼学者之一就是齐泽克了。有学者指出，齐泽克既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亦非“后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轨迹的新制高点，作为一个样本，齐泽克是观察当代激进思想、反思其历史轨迹的最好的一面镜子。但齐泽克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对于以齐泽克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成果，我们必须熟悉并加以研究，但不能忘记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进行批判性吸收，否则便会步入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怪圈，不能在批判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
国外左翼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也包括小资产阶级左翼和资产阶级左翼的理论、思潮、运动和人物，但目前国外左翼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将以上所有研究对象统称为“左翼”，而鲜少区分三者的不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划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还有封建的“社会主义”等等）的标准，我们应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的新特点在左翼内部区分出小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左翼。否则，笼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和大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理论一概称之为“左翼”难免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受到严重的“修正”。这是因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理论要么无法发现资本主义掘墓人——无产阶级所具有的革命性，要么就是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从而把希望寄托于精英。或者他们只反对“恶”的资本主义，譬如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将社会民主主义这种改良主义的实现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好归宿。但他们的希望无一不会破灭，因为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能力并不能阻止它为了利润而不惜毁灭自己，这个时候，他们的希望破灭又会归于深深的失望和抑郁，不仅不能拯救自己更不能解放人类。
这一工作在国内还尚未开展，一是从理论承袭来看，从国外左翼研究这一学科开展伊始，也没有区分三者的区别，因此现阶段的国外左翼研究不过是在延续上一阶段的研究；二是国外左翼流派众多，若要一一区分界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于国外左翼这一学科而言，研究者人数有限，从而精力和时间有限，也就不可能开展这一工作。（注释略）
宋丽丹：论当代西方社会各领域的不平等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不断加大的经济的不平等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政治、文化、发展甚至健康和寿命的不平等日益加深。列宁指出，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这种不平等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不可治愈的痼疾。
一、经济的不平等
资本主义制度最根本的不平等是经济的不平等，它是由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决定的，它表现为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经济不平等决定了社会其它其余领域的不平等。
英国著名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财富分配方面仍然存在的明显不平等现象。尽管各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互有差别，但作为总体现象，总是极少数人在国家财富总额中拥有比例大得惊人的财富。如果从股票和股权的角度考察，而不是一般财富的角度来看，少数人占有的情况还要更加突出。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指出，即使是在西方分配最“平等”的社会，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北欧国家，最富裕的10％的人占有国民财富的约50％，但这还是保守估计。自2010年以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最富裕的10％的人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一半的人口几乎一无所有，他们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俗话说“财不露白”，在国外也一样。皮凯蒂提醒我们，像所有调查一样，财富都是主动申报的，因此最大财富数值应该被低估了。
皮凯蒂指出，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消灭了资本存量，资本／收入比在1914～1945年下跌了近2／3，因此给人们带来了资本主义不平等得到根本改变的假象，这一假象的理论表现就是“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能使收入不平等自动减缓。但1945～2012年资本／收入比又翻了一番多，表明这一理论仅仅是为了推动第三世界国家“并入（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轨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的产物。
再来看贫困的情况。约翰•韦斯特加德指出，在英国，无论怎样界定贫困，贫穷人数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增加很快。他反驳了那种认为1980年以来除了最贫穷的人而外所有人几乎都享受着不断增长的富庶的观点，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或实际上有所损减，或其所得远远低于统计上的平均数。统计数字之所以很高，只是因为富人的财富增加很多。这就是经济阶级结构中总体分化的极端方面，也是最有力量的一方。
因此，西方社会的经济不平等不仅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解决，还在新自由主义肆虐的今天日益加深。
二、政治的不平等
西方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发源地，在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它实现了由有财产、出身、性别和种族等限制的限制性选举向普遍性选举的过渡，从这个意义上讲，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具有历史进步性。但西方的“民主政治”其实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虽然它也会为了社会稳定的需要适当地考虑一下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但绝对不会超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底线。这就是实现了形式上平等的西方政治的实质上的不平等。
政治实质上的不平等的后果就是“民主制度”下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这种不平等的首要表现就是需要耗费无数人力物力的“民主选举”，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相互角逐的游戏，普通人只能成为投票的看客。
其次，政治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是紧密联系的。在阶级社会谈论民主，不仅要谈到政治民主，更重要的是要谈到经济民主。民主选举似乎把民主送给了人民，但不过是“形式大于内容”的政治民主，最重要的经济民主却被故意忽略了。掌握经济命脉、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才享有真正的政治民主，这种政治民主体现在资产阶级内部、资产阶级不同党派之间的讨价还价，他们协商一致的结果最后上升为要求全体人民遵循的国家意志。因此，没有经济民主，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民主。
最后，经济上的不民主导致了政治上的不民主，而政治不民主又导致了更多的经济不民主。在西方，许多积累财富的行为是在政府和法院的合作之下进行的，具有合法性。这种合作往往是有偿的。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指出，大名鼎鼎的托马斯·爱迪生曾许诺给新泽西的政客每人1000美元，以换取当局制定有利于他的法规。而为了让800万美元的伊利铁路“掺水股票”（不代表真实价值的股票）发行合法化，大富翁丹尼尔·德鲁和杰伊·古尔德花了100万美金贿赂纽约市议会。
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看来，当代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与不平等的增长关系密切，与顶层1％人群所占收入份额越来越大紧密相关。其原因在于，少数人不断增长的收入和财富“收买了一个主要政党的忠诚”。
只为少数人利益设计的西方民主制度其本质是不平等的，它既解决不了政治民主问题，更解决不了经济民主问题，注定会走向衰落，占人口多数的劳动大众的民主－－无产阶级民主迟早会取而代之。
三、教育的不平等
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使资本感到公共投资的外在压力解除了，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又推动了资本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于是，西方许多国家的教育市场化愈演愈烈：一方面国家削减教育经费，另一方面又不断提高学费，造成接受教育的成本不断攀升，给年轻人及其家庭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在西方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和葡萄牙等国造成了大学入学率的下降、学生债务的飙升和辍学率提高的恶果。在美国，学生债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国民第一大债务负担。此外，为了支付学费，一些大学生甚至不惜出卖肉体换取金钱。
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指出，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即便上了好的大学，即便有更高的天资，但由于贫穷会更容易辍学。他认为美国社会代际流动是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即在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代际流动很低，换言之就是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将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克鲁格曼预测到2035年，美国的代际流动甚至会更低，那时个人的出身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经济前景。他认为，美国无阶级社会的神话显然已经被揭穿了——在富裕国家中，美国成为经济及社会地位最可能得到继承的国家。
美国破产问题专家伊丽莎白•沃伦等人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到2005年，每年申请破产的家庭数量是80年代早期水平的5倍，原因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中产阶级”的奢侈消费，而是相反，在奢侈品消费降低的同时，“中产阶级”为购买优质学区房而负债累累，他们想在一个日趋不平等的社会里给子女更好的教育，因为起步不好会毁掉一个孩子终生的机会。
富裕家庭的孩子从小就可以花高价上私立学校以确保将来可以上顶尖大学，一开始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在英国能上昂贵私立学校的孩子有更多的可能进入顶尖大学。50％的剑桥和牛津大学的学生来自私校，英国80％的社会要职由有私校背景的人获得。社会流动性几乎停滞，通过教育实现“英国梦”对普通人而言遥不可及。有研究表明，那些通过个人努力进入高端行业工作的非上层阶级出身的人，也很难取得出身富裕的人能获得的成就。这表示社会确实存在着“阶级天花板”。
人们将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教育的本质不是作为个人发展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角逐社会等级的竞争性制度，这种制度存在的风险比过去50年的任何时候都要高。
四、发展的不平等
就在资产阶级通过财产的世袭制（虽然它采取了种种障人耳目的方法，如将财产转移到各种基金等等）将财富和地位转移给自己的子女同时，无产阶级却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通过教育或努力改变命运，但对于他们而言，发展是奢侈的，能保住饭碗就已经很不错了。就业的不稳定性是无产阶级面临的首要的问题。
2015年5月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就业劳动者中只有四分之一有长期稳定的工作。2008年经济危机后新增的工作岗位中不成比例的多数是临时性的、兼职的或低收入的岗位。这份报告指出，全世界有超过60％的就业劳动者没有任何劳动合同，这份报告还发现兼职工作的全球性增长。2009～2013年，在绝大多数国家兼职工作的增长超过了全职工作。在此期间，在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及其它欧盟国家，在兼职工作增加的同时全职工作在流失，导致总的失业人数在增加。自2009以来，欧盟的全职工作下降了近330万个，而兼职工作增加了210万个。
同时，确保工人稳定就业的法律保护政策被大幅度取消，国际劳工组织指出，“劳动保护自2008年以来广泛地下降了。从传统雇佣关系向不规范的雇佣形式的转变在很多情况下与许多国家的不平等和贫困率的上升有直接关系。”随着工会的弱化，经济疲软，非正式就业在西方扩张，普通工人就业无保障，地位低。
其次，与失业的广泛分布同时存在的，是不断增长的长期失业率和“失业－就业－失业”循环。在德国，早在1974年到1983年，就约有1250万人，即每三个工作的德国人至少失业了一次。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临时工、兼职工更是增多，不稳定的就业关系在德国渐成主流。这种现象在西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已呈蔓延之势。
美国2009年出版的《创造一个机会社会》一书中写到，父母属于高收入者的孩子，成年后成为高收入者的比率远远高于那些父母是低收入者的孩子：从贫寒走向富裕的故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个传说而已。
约翰•斯科特指出，通过对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数据分析，发现资本主义阶级通过教育机制进行阶级地位的流传，多数企业家拥有家族生意的背景，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安东尼·吉登斯指出，不平等问题还可以从社会流动性上表现出来，从精英群体的构成角度来看，几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社会流动。……不论在阶级体系的底层可能存在多大的流动性，从社会底层进入最高社会层级的机会的确微乎其微。”
以上的事实表明，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子女而言，个人发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阶级出身相关，所有的个人努力不过是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到稍好一些的处境而已。
五、健康和寿命的不平等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在西方国家，对很多人来说，“超重”的问题代替了饥饿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吃饱肚子的无产阶级就不是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状况仍没有丝毫改变。我们必须了解，“超重”在当今西方社会往往是贫困的一种外在表现。富人重视“健康管理”，普通人特别是穷人既没有财力也没有时间过上同样品质的生活，穷人除了赶紧填饱肚子，就无暇顾及资本主义工业化“快餐”生产出来的“垃圾食品”造成的热量过剩问题了。因此，在西方国家，身材臃肿的大胖子不出意外的话一般都属于收入较低的人。
贫穷让人生病，甚至导致提前死亡。这是从最新的德国人均寿命统计得出的结论，这再一次证实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人口健康的重要影响。低收入和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的预期寿命远低于平均水平。预期寿命的地图与社会不平等的分布高度契合。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e）的研究显示，就业状况较差的工人往往比那些就业较好的工人更容易生病，收入和“健康生存”之间的联系比收入和预期寿命之间的联系更为清晰。最低和最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女性相差14.3年，男性相差13.3年。来自爱尔兰癌症协会的数据显示，生活在贫困中发生癌症的比率是较富裕阶层的两倍。
2015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社会的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它不仅可以根据工资来衡量，也可以根据早逝者的数量来衡量。此外，经济危机以来，西方医疗保健遭受了特别严厉的预算削减，加剧了长期存在的健康不平等。
六、对我们的启示
西方社会不平等日益加深的事实对于中国而言有着极大的警示意义。
首先，我们的发展不可能像西方那样通过新旧殖民主义从全世界攫取巨额利润，相反，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从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解放出来后才真正开始的。我们只能依靠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利用制度优势赶超西方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次，随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壮大，社会不平等尤其是经济不平等现象已经出现并且有加剧的趋势。我们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是人口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社会不平等日益恶化，国内外反动势力必将利用由此造成的社会动荡形势对我进行分裂、瓦解之举，那样的话我们不仅将失去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历史机遇，还将面临严重的亡国之险。
最后，2008年的资本主义全球性大危机已经使世界形势有了深刻变化：资本主义面临深刻的合法性危机，西方国家的阶级矛盾愈演愈烈，对外战争有再度成为转嫁国内矛盾选项的端倪，国际安全形势因此恶化。世界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前夜，要掌好舵，把好船，不偏离航向，我们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凝聚人心、汇聚能量，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让老百姓满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国外左翼思想研究室）
宋丽丹：我国精准扶贫的重心在西部乡村振兴的关键在集体经济
笔者于2016年开始对贵州省A村的精准扶贫工作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跟踪调研。A村在各级政府的帮扶下，于2017年12月摘帽脱贫并于2018年7月顺利通过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
在A村的脱贫过程中我们很明显地观察到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那么很有可能有人会说了，这是政府行为，不是市场行为，不具备推广性云云。但笔者认为，精准扶贫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尤其是在西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A村模式”（暂且这样称呼A村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扶贫方式）可能不是最理想的模式，但应该是最现实的模式。
我们也知道最好的脱贫方式是发挥内生动力，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但是，这种理想的模式在缺少集体经济积累、一盘散沙的西部落后地区农村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政府在扶贫中“扶上马、送一程”还是非常必要，“先输血”脱贫是急救方案，“后造血”消灭“空壳村”，把村级集体经济做实，健全“造血”功能是长远安排。
一、我国精准扶贫的重心在西部
我国西部地区的地理地形条件较中东部恶劣，经济发展滞后，因此78.57％的贫困片区和63.7％的贫困县集中分布于西部地区。但另一方面，西部地区不仅蕴藏着大量的资源，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还与多国接壤，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西部不稳，国家不稳，西部不富，小康不成。多种因素的叠加决定了我国精准扶贫的重心是在西部。
（一）精准扶贫的重中之重在西部地区
首先，精准脱贫的重点在广大西部地区，这是由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的。我国地势西高东低，从地形上可划分为三大阶梯：第一阶梯主要包括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第二阶梯主要包括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平均海拔1000～2000米；第三阶梯是平原，我国中东部地区处于这一区域，大部分海拔在500米以下。
第一阶梯由于海拔过高，空气稀薄，不是人类宜居之地；第二阶梯因为交通困难和农业条件限制，生存条件较为恶劣；西部地区就是指主要集中在第一、二阶梯上的包括新疆、西藏和贵州等在内的十二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中东部地区主要分布在第三阶梯，这里地势较平坦、土地肥沃，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工商业普遍发达。西部国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七成，但人口只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不到三分之一；中东部国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近三成，却承载了超过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
东部地区几乎沿着海岸线分布，而中部地区离出海口也相对近，也就是说中东部地区从地形、地貌、人口分布、交通条件等方面都要比西部强很多，发展经济的条件也要优越得多，因此历史上中原和沿海地带一直是中国的繁华地带。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西部也在发展，但相对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是远远滞后了，凸显了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历史表明，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条件的先天不足，经济上难以产生和中东部一样的“内生动力”，资本也不会主动流向西部。目前，我国多数贫困县分布于西部地区，因此精准扶贫的重心必然放在西部，这是国家对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主动调整。
其次，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与战略地位都非常重要：与13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1.8万余公里，约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91％；与东南亚许多国家隔海相望，有大陆海岸线1595公里，约占全国海岸线的1／10。
西部少数民族众多，但他们多聚居在山高谷深、交通不便的地方，受教育程度低，市场技能匮乏，又普遍贫困，扶贫难度很多，因此他们的脱贫致富不是简单的市场行为能够解决的，而是离不开党和政府持之以恒的长期工作。在国际形势波诡云谲的当前，我们必须及时解决西部的发展问题，使其成为中东部稳定发展的大后方。因此，我国以西部为重点进行精准扶贫是高瞻远瞩、惠及子孙的决策。
第三，西部地区的矿产、能源、水利和旅游等资源十分丰富，这是西部的优势所在，也是精准扶贫成功的物质依托。
但西部地形地貌复杂，交通不便，资源开发利用难度大，如何才能为我所用呢？市场“看不见的手”和逐利的私人企业追求的是利润，但扶贫事业不能当成商业买卖来运作，也不是慈善事业，私企要么不愿意从事扶贫事业，要么追求短期利润，很容易带来无序开发、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最终扩大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精准扶贫前起承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转接“乡村振兴”战略，这都是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只有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各方力量，才能把精准扶贫政策贯彻到位、执行到底，确保贫困户脱贫不返贫，最终走上小康路。
总之，西部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它们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落后的发展状况，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中之重，要改变它贫穷落后的状态离不开党和政府的主动干预。
（二）精准扶贫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在其中的主导地位
A村位于贵州西南部的大山深处，共有646户，2716人，苗族、布依族人口占全村人口总数的84％。它的14个村民组散落于大山之间，山与山之间的平地，就是村里人宝贵的耕地，人均耕地面积仅0.91亩。A村又属于喀斯特地貌里的溶蚀洼地，这种地貌雨季易涝，旱季易干。
A村距离市区约30公里，在道路改造前，进城非常不易，现在驾车也需1个半小时，目前还接受不到城市经济的辐射。据村委会介绍，2014年A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1000元左右，贫困户226户，属国家二类贫困村。
从整个西部来看，A村并不是个例，局促的人均耕地面积、恶劣的自然条件，远离城市，是造成西部农村贫困的普遍原因，也是很难加以改变的“先天条件”。贫困人口多、贫困面积广、贫困程度深的广大西部农村，要想依靠市场脱贫是难度很大的事情，所以才会有“一夜越过温饱线，30年不进富裕门”的说法。
据A村村委会介绍，精准扶贫开展以来，从2014至2017年，上级为A村争取到“路、水、房、电、讯、寨、富、学、农、旅”方面的扶贫项目约40个，合同资金达1.9亿元。这些资金若以全村646户，2716人计算，户均投资额约29.4万元，人均接近7万元。全国贫困村何止A村一个，仅14.8万个重点贫困村所需的财力、物力的体量之巨大都是市场或资本都难以承受或不愿提供的。
此外，在脱贫攻坚战中，我国大力推进抓以党建促脱贫攻坚，调整3500多个贫困乡镇党委书记，选拔1.4万名“老乡镇”、专业技术干部进入贫困乡镇领导班子，调整配强5000多名贫困村党组织书记，全国选派19.5万名机关优秀干部担任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总之，国家能够动员包括各级党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高校等机构在内的人力物力运用在脱贫攻坚中，但如果是市场或资本通过商品经济的手段来换取等同的社会资源，必将是天量的成本，反而会因为成本过大而无法实现。因此，精准扶贫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据A村村委会介绍，通过不懈的努力，2018年村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8125元，超过当年脱贫标准线50.9％，A村当年顺利通过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从A村的例子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如果没有政府主导下的精准扶贫、没有从资金到项目对A村的全方位扶持，那么，它仍将维持“住茅草屋、走黄泥路”的老样子。走集体经济道路的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塘约村，其起步阶段得到了时任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的大力支持，首先就消除了塘约村支书左文学走集体经济道路的疑惑不安。
集体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减少了政府扶贫的成本和支出，但不可否认，塘约村也是政府主导型扶贫的受益者，并且是集体经济与政府扶持二者因素的叠加，使扶贫的正效应更加地突出了。
因此，在中国国情下，西部农村精准扶贫必须走政府主导型道路。当然中东部贫困地区因为背靠发达的市场环境，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可以发挥相对大的作用，不需要一刀切。
二、乡村振兴的关键在集体经济
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确保新中国建立后快速发展的优势所在，这是其它实行土地私有制的第三世界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1947年印度独立后，为破除封建土地关系曾进行土地改革，但是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撑，土改没有能改变封建土地私有制在农村的主导地位，“土改后，广大农民的贫困化程度不仅没有减轻，反而长期保留下来”，“使印度在国家现代化之初就面临着几乎是不可承受的制度成本。这种由庞大的私有产权关系结织而成的非生产性巨额成本，是未来印度国家低效发展的总根源。”
与印度相比，我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使农业能够完全斩断剥削阶级的寄生，为工业发展提供足够的积累，从而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印度所无法企及的成就。正是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制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压舱石”的作用，XJP总书记指出，“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些底线必须坚守，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现阶段主要体现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体制长期以来是家庭分得过多，集体统得过少，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就乡村振兴而言，现在就是要解决集体统得过少这一问题，以集体经济的壮大重新发挥出土地集体所有制应有的优势。
（一）集体经济有助于解决农业生产成本及效率问题
很多人一提到集体经济，就想到“大锅饭”，认为它是没有效率的代名词。这是由于过去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农村没有按照复合式产业道路发展，而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用单一而片面的产业道路取代了农业的全面发展，以至于给集体经济蒙上了一层灰。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集体经济焕发出它本身应有的光彩，是切实可行的。
1.土地流转未必有利于私人资本
在实践中，土地多是向大户或公司流转，向集体流转的不多，这似乎也符合一些人对土地流转的期待：就是应该由私人来流转土地，流转给集体就是走计划经济老路。但土地流转未必有利于私人资本，在实践中却产生了超出预料的问题：绝大多数流转户或公司并没有像预想中的那样因为开展了“集约化经营”就解决了农业的低产值和市场风险大的问题。反而许多流转户亏本甚至倾家荡产，出现了“毁约弃耕”的现象。
然而在总结失败原因的时候，社会上却有一些不甚客观、自相矛盾的看法，主要有：一是怪罪“没有合理规划、布局，到处都在盲目搞流转土地”；二是怪“国家给予农业的政策优惠和资金帮扶，流转大户大多没有享受到”；三；是抱怨“响应政府号召进行土地流转”直到“赔光了家产，失去了工作”；四是抱怨土地成本太高，“种粮大户的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等等。
我们逐一进行分析，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章第十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既然是个体间而非政府规定下的土地自愿流转，政府就很难对土地流转进行具体的规划，或者说即使是进行了规划布局，也不能强迫流转户去执行，因此怪罪政府对流转土地没有“合理”规划布局就牵强了。不能因为流转户没有赚到钱就说这是因为“盲目流转土地”，所谓“不盲目”流转是不是意味着流转土地得有政府指标才行呢？这岂不是与“三权分置”和自愿流转原则相违背？农业损益与市场风险是难解难分的，在各自为战的生产者的汪洋大海中，“合理的”规划也不能解决市场运行出现的风险问题，因此，干农业要承担的市场风险是流转土地者首先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其次，抱怨流转大户没有享受到农业的政策优惠和资金帮持。这可能是少数没按国家政策执行的地区的情况，把它上升为土地流转失败的普遍原因并不能成立。我国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是很大，普通农户尚且能享受政策和补贴，种植大户也同样能享受，并且这些补贴不受户籍、地区限制。
“近年来，中央一直都在强调，要在保证普惠制补贴不取消、不削减的基础上，新增补贴资金特别是关键生产环节补贴和技术应用推广服务补贴资金，重点用于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真正发挥补贴资金对粮食生产的激励作用。这方面，一定要继续坚持，并不断加大倾斜的力度。”而且在实践中，地方政府一般对种、养殖大户有许多优惠政策，又引起普通农户的不满和议论，可见，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评价，我们要根据事实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此外，一些人对补贴存在误解。一些补贴是采取市场的方式来进行，比如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一些补贴是用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类似这些补贴，不会直接发到农业生产者的手中，但是大家都能间接地享受到。此外，大量的补贴都是有一定要求的，有些补贴还得自己申请才能得到，不是坐在家中都能拿到的。因此，出现特殊情况需要进行分析，不要当作普遍现象而作出结论。
第三，因为土地流转“赔光了家产，失去了工作”的，确实值得同情，因为市场是无情的，但失败了抱怨“响应政府号召进行土地流转”，就有点牵强了，因为土地流转首先是私人投资行为，是个人或公司低估了市场风险，高估了赢利的可能性。譬如2014年以前粮价较高，吸引了不少资本下乡做粮食生意，但粮价下跌时又损失惨重。某老板于2014年在山东某地流转土地8749亩用于种植小麦、玉米两季作物，流转期限为10年，但3年过去，老板将土地退回给农民并说自己“因粮价过低赔了1600万元”。
最后，抱怨土地成本太高，“种粮大户的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这种说法是忽略了农业长期以来赢利就十分困难的情况，或是忽视了农业市场风险很高的现实，将失败归咎于土地成本。有可能许多流转大户是从第二或第三产业转向农业的，他们在之前的行业里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也习惯于用这些行业的眼光来衡量农业，没想到农业的利润如此之低，超出了其预期，于是抱怨利润空间被土地成本挤压。事实上，农民在不交纳农业税之后就是没有土地成本地在经营农业，但是，他们都很难通过农业致富，甚至如果不外出打工，都很难解决生计问题。因此，即使土地流转成本降到零，农业仍然是很难赚到钱的行业。这个难题必须通过一系列社会系统工程才有希望解决。
土地流转给私人资本至今就已经出现相当多的“毁约弃耕”现象，如果再以向资本流转土地为主，长期下去对我国粮食安全埋下的隐患将不言而喻。倒不如我们“不盲目”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推动土地流转向集体，为消灭集体经济空壳村、建立集体经济而打下基础。
2.集体经营通过“结合劳动”和“协作”提高农村生产力
“缺劳力”是目前农民致贫的十大原因之一。当农户是自给自足的小经济体的时候，必然会过度依赖自己及家人的劳动，一旦出现劳动力不足问题难免陷入生存困境。而当农民个体进入集体经济后，不管他家里有多少人口，都不会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的运营，因为集体的劳动力可以弥补个体劳动力的不足。
正如现代工厂早就超越了一家一户的手工作坊，把工人集中起来劳动，才能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一样，农村要提高生产力，也必然也要通过“结合劳动”或“协作”。当然，这种协作可以由资本来主导，但若是如此的话，农民只能领取没有社会福利的低廉工资，享受不了利润分红，没有发展前途，农民没有干劲。
如果土地流转给村集体，能从如下几方面提高生产力：
一是土地由集体统一规划布局，打破条块分割，无论是水利设施还是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不再会因个体利益而纠纷四起，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力；
二是各家各户从个体劳动中解放出来，村集体根据劳动需要合理分配劳动力和资源，解决过去因分散经营出现的“缺劳力”、“缺技术”和“缺资金”现象；
三是集体经营又不排斥个体的特长，农民能够根据特长和兴趣选择自己从事的工作，实现主观选择权，在集体的框架下“分散经营”，譬如塘约村就组建不同的生产队或企业，在基础工资之上领取“多劳多得”的报酬，避开了“吃大锅饭”的弊端，真正体现“双层经营”的优势；四是将土地集中起来由村民集体耕作使用，不仅能够节约生产资料而且还能创造出极大地优于个体生产力的集体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是简单的个人劳动的集合，它能突破“干一天活拿一天工资”的雇佣劳动的界限：劳动者不仅在劳动时间内充分发挥出积极性，还会在农忙时进行义务劳动作为补充，使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
另一方面，“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土地，更离不开村民的劳动，与资本主导下的分配格局不同，在实行集体经济的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完全是留在村子内部，没有被资本拿走，也没有造成村庄内的两极分化。
我们塘约村了解到，村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比例是村民40％、集体合作社30％、村集体30％。在距离塘约村不远的、同样实行村集体经济的安顺市西秀区大坝村的分配结构是这样的：“50％分给农户，35％用于支付购买原料和人工费等开销，15％为合作社的公积金，用以发展村集体经济。部分农户负责为合作社管理金刺梨，他们除了50％的分红收益之外，还可以获得每株12元的管理费”。
此外，土地流转给村集体村民仍可以收取流转费用，这种分配结构与资本主导下的分配最大的不同就是无论是劳动还是土地产生的财富都被集体及内部的个体分享了。这样，“三变”改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就在这两个村成为了现实，农民同时拥有劳动者和“股东”的身份，大大提高劳动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集体经济有“造血”功能
精准扶贫除了首先要“输血”，即有国家政策扶助贫困人口，解决基本生存需要而外，接着就要“造血”，即要引导和扶持贫困户、贫困村发展产业，这样才有脱离贫困走向富裕的可能。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将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小农结合起来，发展集体经济，是“造血”最有效率的路径。
农村贫困的一大主因是缺资金，国家多方组织扶贫资金下乡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在各地调研中，我们发现，国家的扶贫力度越大，但若没有能够将村民有效组织起来的基层党组织，农村就越是无力承担起这些项目及其资金，出现所谓“虚不受补”的现象。
首先，虽然许多村两委认识到只有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才能够将涣散的村民凝聚到一起，但他们却缺少承接国家扶贫投入的能力。过去，我们尚有基层农技站、农机站等作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从宏观到微观之间进行物质和技术转化的中介力量，现在这些机构都已经式微，广大农村只能寻求集管理、技术和人才于一体的企业来作为承接的一方，希冀企业将这巨大的物质力量转化为生产力。那么，作为中介一方的企业（绝大部分是私人企业）当然要从中赚取丰厚的“佣金”。
其次，村两委一般都希望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但他们很少能意识到集体经济的关键在于土地的集体经营，因此他们通常是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中，把大量的土地流转给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角色就是提供土地和劳动力，获取土地流转费和劳务收入。
譬如，截止2017年10月，A村已经有60％的土地流转到各种合作社，它们虽然称之为“合作社”，但并不是集体性质的，而是股份合作制性质，农民是以户为单位将土地流转给承包方，因此在合作社中，农户的经济地位仍然是相对弱势的。如在A村温室大棚项目中，农户有的提供土地进行流转，有的提供劳动力。通常是贫困户优先获得工作机会，每天的工资约为80元左右，没有工作的时候没有收入。
又如A村226户贫困户以最低438元作为入社资金全部纳入某农业生态发展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金、劳务收入和社员分红，贫困户户均年增收2000元（也就是说这三类收入来源每月每户合计约为不到200元）。这样看来，在这些模式下，无论是劳务收入、流转费用还是“红利”都很难使贫困户稳定脱贫，更难致富。
再次，由于惧怕扶贫资金使用失败无法偿还，许多贫困户甚至不敢申请助贫贷款。但是面对优厚的扶贫资金，村里又不忍放弃，便动员贫困户申请贷款，然后将资金集中起来使用。现在各地纷纷出现了用助贫贷款投入到社会资本中寻求回报的做法，并被当作发展经济的好路子推广。
通常是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将农户的资金和贫困户从银行获得的助贫贷款以“入股”的形式组建合作社与公司合作。在这种模式下，农户可以在除流转费和劳务费之外获取股份“红利”。如在A村村两委的主持下，167户贫困户的“惠农脱贫贷”1670万元全部入股某公司开展花卉苗木产业，2017年分红资金合计为83.5万元，每户享受5000元分红。
我们知道自2013年以来，国内金融界出现了“钱荒”，贷款额度紧张、新增贷款难批，在这种形势下，“小额贷款”公司遍地开花，贷款利率一度攀升到了令咂舌的程度，民间高利贷暗流涌动。
扶贫贷款是政府贴息的，对于贫困户来讲是无息贷款，每笔贷款虽然对于一户来讲不算大，但是将许多贫困户的贷款集中也是一笔巨款，譬如A村这笔1670万元的贷款，它当然不能用于再贷款，但是企业能够使用这笔资金就相当于间接拿到了“贷款”，而且成本低廉，一年的利息仅为83.5万元。
相当于是国家补贴了企业，而且企业还能得到与项目相关的其它扶贫补贴。对于贫困户来说，扶贫贷款只是暂时使家里每年多了5000元收入，三年贷款时间一到，这笔收入就没有了。对于国家来说，扶贫最后“扶”的是企业，村子和村民不是受益最大者：
一是167户贫困户虽“拥有”1670万扶贫贷款，但是，他们没有集体企业，即没有能使用这笔贷款的集体企业，所以，最现实的办法就是转贷给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得到的并不是“分红”，而只是这笔贷款的利息。可见有无集体企业很关键；
二是政府以贴息的方式给农民贷款，但贷款转借了公司，公司再以“分红”的形式转给农户一定的利息。到期贷款收回，农民并没增加什么资产，也就不会再分到什么。
三，公司相当于间接取得“无息贷款”，几乎是白使用，因为利息是政府补贴的。而企业的经营利润被公司几乎全部占有了，农民得到的“分红”实际只是政府的贷款贴息。
这个案例涉及了政府、银行、企业和农民等多方角色，就是缺少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身影，但正是由于缺少了后者，农民得到的扶助只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扶贫项目与资金没有转化为“造血”功能。
同样是在贵州，与与A村资源禀赋相差无几的塘约村在土地流转给集体经营后，产生了自我“造血”的功能。塘约村在2014年以前还是省级二类贫困村，人均收入只有全省农村平均水平的70％，30％以上耕地撂荒，人人争当低保户、户户争要救济粮。2014年夏，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把塘约村冲成了赤贫村。
塘约村的党支部书记左文学在学习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后，了解到农民土地可以流转给私人也可以流转给村集体。在他的带领下，村里成立了土地流转中心，村干部一家一户做工作，说服大家把承包地重新集中到村集体，形成了“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格局。
在充分利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基础上，塘约村发挥主观能动性，组织村民成立农业生产队、运输公司、建筑公司、劳务输出公司等经营实体，从2014年到2016年，不到两年时间，塘约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不足4000元跃升的10030元，村集体经济从不足4万元增加到202万元，从省级二类贫困村转变为“小康示范村”。
塘约村崛起的关键就是集体经济组织使其可以成为承接扶贫项目和资金的主体，不再把利润交给外来户，集体有了积累就可以走上三产融合、多种经营的道路。
令人惊讶的是，贵州这个省不止塘约一个村通过发展集体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距离塘约村不远的大坝村也是通过走集体经济道路实现了从省级二类贫困村到省级小康示范村的转变，大坝村比塘约村早两年走集体经济道路，从2012年到2017年，五年间大坝村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就达到了12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4000万元，成为“黔中华西村”。
同样接收国家的扶贫项目和资金，在有效组织起集体经济的塘约村，政府的扶贫项目和资金是“锦上添花”，能起到极大的“造血”作用，而A村至今还是依赖外来力量的帮扶，是“被扶贫”的对象，村民及村集体的经济状况没有本质改变，一旦外来支援减少或消失，则极易返贫。
塘约村则成功地完成了外来资源向内生动力的转变，从“被扶贫”的客体成为扶贫主体－－自己能够生产和创造财富，“造血”功能趋于完善，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两相对比使得人不得不信服，只有有信念、敢担当的农村党委基层组织带领村民走集体经济道路，才能从内而外焕发内生动力，才能从不可能中创造出奇迹来。
（三）集体经济助力农村社会治理
目前，中国农村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很多问题，譬如养老无着、人情负担重和留守儿童等等严峻问题。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一直秉持“养儿防老”的观念，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由于传统家庭的解体，很多农村老年人在失去了劳动能力之后，儿孙不赡养或敷衍赡养，老年人不仅经济困顿，而且缺少亲情慰藉，“养儿难防老”下的失落使他们萌发了轻生的观念，这使中国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逐渐升高，这一现象甚至受到了国外媒体的关注，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深入研究。有研究表明，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
“礼尚往来”成为农民负债的原因之一。这些年来，农村请客送礼之风愈演愈烈，从传统的婚丧嫁娶到“升学宴”、“乔迁宴”发展到“母猪下崽”、“又建一层楼”等等匪夷所思的理由，请客名目繁多，你来我往，生怕自己吃亏收不回礼金。
塘约村村委会曾经估算，在他们这个人口3000出头的村，2014年一年送礼请客的各项消费竟可高达5～8千万元！大量的财富被浪费到酒席上。一些拿低保的贫困户，一年竟然要举债送掉超过1万4千元礼金！农村极其有限的物质财富被用于办酒席这种非生产性支出，这样还能有什么资金启动生产呢？农业收入低，但人情支出高，青壮年必须外出打工，空巢老人无人赡养，儿童无人教养，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塘约村集体经济建立起来后，90％以上外出打工的人都回到村里，村里根据他们的特长组建农业、运输、建设等各个专业工作队，这样村民可以就近就业按月领工资，成为“新农人”，也解决了困扰村里多年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为乡村治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集体经济有了基础，村委会有了威信，组织村民自治就有了基础，村民大会讨论通过了“红九条”，意思是有九种行径都是不能踩的红线，包括“不孝顺父母，不奉养父母”、“不管教未成年子女”、“不得参与除婚丧嫁娶外任何酒席的请客和送礼”等等，踩了红线就要进入为期三个月的“黑名单”，在此期间内，“该户不享受国家任何优惠政策，村支两委也不为该户村民办理任何相关手续”，直至考察合格，取消“黑名单”管理为止。
塘约不准铺张浪费，但村民的红白喜事也得办，村里专门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以成本价为村民服务，村民从此不再为人情负债了。塘约村的面貌焕然一新，正如我们在塘约村“参观簿”上看到一位陕西参观者写下的一句话：“集体经济荡涤民风，美丽乡村，三产结合，农旅发展，持续推进，值得借鉴”。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万峰林街道办纳录村。这个村人均仅0.57亩地，在2008年前，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100元。2008年，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上任后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并抓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机会，由纳录村村委会将村民的承包土地集中流转过来统一经营，使村庄的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据村委会介绍，2019年纳录村人均纯收入已突破2万元。2018年8月，课题组在纳录村看到，这个村除免费为全村328余名60岁以上老年人每天提供两顿正餐外，还建立了日间照料中心“幸福院”让老年人在里面洗澡、休闲健身、文化娱乐，不仅解决了农村老年人养老难的问题，还解决了老年人晚年孤寂的心理问题，让年轻人放心工作。
据村委支书罗洪兴介绍，老人就餐费用和“幸福院”的经费一年就要100多万，这些钱不是慈善家捐助的，而是纳录村集体经济的投入。从实践来看，塘约村和纳录村已经初步达到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目前，呼吁应该给辛苦了一辈子的农民发“退休金”的声音不少，譬如全国政协委员张亚忠在2018年3月两会期间提出，农民作为第一产业的从事者，应当与其他行业一样有退休或转业，应给其发放退休转业补贴。补贴的来源是中央财政、省财政、市财政各承担50％、25％、25％。这样的想法十分可贵，但在现实中执行难度很大，在国家财政压力巨大，地方债普遍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要实现这种美好的愿景可能还需待以时日。
但有一种情况能够尽快地实现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如果我们每个村都能有集体经济，即便不是特别富裕，就像纳录村那样只是提供老年人的一天的正餐和简单照料，那么，我们的各级政府还要承担这么多的财政支出吗？因此，由村集体来承担村民养老的主要责任是最现实的，还减少了国家补贴的重重审批、发放、监督等成本，利国利民。此外，有村集体作为村民的养老的坚实后盾，年轻的村民会觉得老有所养，会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村庄的建设和发展中来。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只要人们齐心协力地去做一件事，就有了成功的希望。这也就是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人心保障！
三、因地制宜发展集体经济应遵循的几个原则及政策建议
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之时应明确以下三个原则。
（一）土地流转应该主要服务于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体制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体制，是指农民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制（村级）和公司制（乡镇级）的组织形式重新组织起来，在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进行乡镇统筹和规划布局，以农民为主体建设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同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结构转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集体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它的特点是以家庭经营为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土地家庭经营的劣势越发明显：农户苦干一年也难以达到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使我国农产品生产成本难敌进口农产品。学术界都认识到要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就必须将一家一户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由粗放的个体经营转向集约经营。
以上就是土地流转的背景，它的初衷是将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开展集约化经营，解决生产效率不高，社会化程度低，抗市场风险弱等问题。为了解决土地流转中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之间的重叠问题，国家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就是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改革。
从实践来看，将土地流转给村集体经营的是少数，但就是这些少数中成功的例子不少，譬如贵州的塘约村和大坝村等，它们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型集体经济体制，其共同的特点就是以集体经营为主，打破一家一户的生产桎梏，实现一定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最大化。
（二）合作社最重要的原则是坚持农民利益最大化
目前流行的合作社模式，多是以私人资本为主，或是租用农民土地并雇佣农民打工，或是销售农资等等，这种“合作社”只要求有符合相关标准的五个人成立即可，但都挂“合作社”的牌子申请补贴。我们看到，这种“合作社”中也有会吸收贫困户参与，但贫困户因为出资少而只能领取极少的分红，脱贫致富无望。
譬如，我们在某村合作社的入股及分红名单上看到，2018年，该合作社中出资最高的人有五位，每人提供原始股金8万元，合作社中的贫困户利用扶贫资金、特惠贷等出资1万到1000元不等，年终分红时，出资最高者的分红近两万元，而贫困户的分红从1000到100元不等。这是用市场的法则来搞“合作社”，体现的是资本回报，这种模式只是帮助少数人占用更多资金，推动小部分人致富，无法促进整个乡村的发展。
我们认为，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性质的合作社，要从三方面体现集体合作的性质，一是合作社的股权上虽然有差别，但应严格限制少数人持大股或控股权；二是分配上要体现按劳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三是合作社为确保民主，决策权应为一人一票，而不是一股一票。
（三）扶贫项目的论证评估应遵循是否有利于农村集体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原则
在调研中常有干部说：“无论如何都要把老板们留下来，老板留下了，产业就有了，产业有了，还怕群众脱不了贫？”在这里有了老板就等于有了产业、等于解决了农村的发展问题，这样的逻辑难以自洽，但它之所以存在是有其现实基础的，那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空壳”状态。
在此背景下，利用社会资本就成了最为便利的选择。不难发现，目前扶贫项目与资金的流向主要是倾向于社会资本。我们知道，现在私人资本下乡除极个别大企业涉及到其特殊的战略布局思考外（如万科、阿里巴巴），绝大部分参与扶贫项目的企业都是以谋利为主要目的的。
“精准扶贫”项目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扶持特色产业、生态移民、精准扶贫示范村建设等等。在目前经济环境低迷的情况下，这些项目及其资金可谓巨大，是市场上一块香饽饽，据笔者所知，仅修建乡镇公路这一项就造就了许多千万富翁，百万富翁更是不在少数。
一方面，资本在下乡，另一方面，各乡镇也和城市一样加入了抢夺社会资本的大军，各种针对社会资本的优惠层出不穷，但同质化的农村之间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呢？在目前情况下，就看谁能给社会资本提供更多的项目和资金，通行的做法是申请一个项目，譬如某某村打造“花海”田园综合体，是村里将土地流转给公司，然后将贫困户的无息贷款“入股”并配套相应的扶贫项目资金，这样一家公司就能在极少的投入下运作起项目来，贫困户从中只是得到一点劳动收入和微薄的红利。
这种资本下乡的方式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对于扶贫项目和资金来讲，是最低效的。很多项目在同质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通常就是投入就亏损，扶贫资金打水漂。社会资本拍拍屁股走人，留下的烂摊子要给政府来背。
农村集体经济的建立是需要第一桶金的，这第一桶金往往是村两委作了相当的牺牲得来的。比如贵州“华西村”－－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大坝村的村支书陈大兴22年来多次以个人名义为村民和村集体贷款，贷款总额达2000万余元。同时，他个人还为村民贷款担保乃至贴息，至今他还有30余万元的外债没有还清。同样的案例还有塘约村，该村集体合作社成立以后，由于银行不能给合作社贷款，11个村干部带头向银行贷款，一共筹了103万元。
那为什么我们的扶贫项目及资金不能交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来办呢？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我们的扶贫干部是不是首先应该去协助成立呢？即便农民文化素质偏低，没有相应的技术，那我们完全可以把技术部分外包出去，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掌握土地、资金等核心要素，将扶贫红利留在村里、留在村集体、留给农民。
因此，我们扶贫项目调研和论证评估的第一原则应该是以是否有利于村集体的成立、发展和壮大，每一个项目都要首先看村集体能不能办，不能办的如何帮助办，而不是把赚钱的事情都推出去，让乡亲们挣点小钱、辛苦钱，这样就背离了我们扶贫的初衷和共同富裕的目标。
我们建议，一是从政策设计到政策实施，扶贫政策、扶贫资金和项目都要尽可能地支持集体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不要再以种种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去农村“扶贫”，而是应该将村集体落实为扶贫的主体责任人。
二是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扶贫干部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发现、培养和栽培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从返乡农民中挑选政治觉悟高、综合素质能力高的人作为培养对象，力求实现农村党组织有能力、有魄力、有体力带领村民共建集体经济。
三是在土地集体经营中可以借助社会资本的力量。我们说土地最好流转给集体并不代表不可以在土地集体经营的过程中利用社会资本的力量，因为农村严重缺少资金，因此在土地集体经营的前提下，可以引入社会资本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如集体经营一块果园，可以将果品深加工或销售交予社会资本等等，在实践中学会与社会资本合作共赢，而不是连同土地一块把自己的资源都交给社会资本，村民只能获得一点点劳动收入和微薄的土地流转费用。
精准扶贫的重点在西部，只有西部地区的人民“不掉队”，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通过集体经济，启发和发动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必将能走出一条更为宽阔的共同富裕之路，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普遍富裕和广大农村居民小康生活的基础上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
（作者：宋丽丹，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国外部副研究员）
文章
宋丽丹：西方“中产阶级”概念的演变及其危机
阶级是历史的产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定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物质关系。由于阶级概念是与“阶级斗争”“革命”等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阶级”在冷战期间就已经被打入西方学术研究的冷宫，“阶级的消亡”“告别工人阶级”“告别革命”等才是学术界的前沿课题，关于阶级的讨论“似乎变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禁忌”（李春玲主编：《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72页。）。但是关于“中产阶级”的讨论在西方却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那么，“中产阶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应该如何看待？
一、“中产阶级”的源起
不仅阶级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关于阶级的概念的产生和流传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中产阶级”（英文为MidddCass，翻译为“中间阶级”更符合其原意，但本文一般采用目前中国大众已经耳熟能详的“中产阶级”译法，主要是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和阅读。但马克思主义的和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的“MidddCass”概念统一翻译为“中间阶级”，以区别于米尔斯《白领》一书出版后逐渐形成的西方当代“中产阶级”概念。）这一概念的出现也同样如此。
14世纪时，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再加上连年的战争使封臣制和封土制只剩下空洞的形式，西欧庄园经济走向衰落，庄园组织以及与之相联的劳役农奴制走向瓦解。在城市，“由商人提供原料、收购产品的家庭手工业作坊也发展起来，这种‘商人直接支配生产’的经济关系，是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途径之一”（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34、326、324页。）。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工商业主的势力逐渐壮大，他们在这个时期被称为介于贵族与贫民之间的“中间阶级”。
虽然资产阶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14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但“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因为“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3页。），掠夺土地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如果没有大量失地农民，就不能形成“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资本原始积累也就无从谈起了。而16世纪时英国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就给资本的原始积累造就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1500年左右的地理大发现和随后出现的商业革命，扩大了世界市场，殖民扩张和贸易的增长使新兴的中间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正式从西方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时代来临了。到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工厂打垮了手工工场，机器打败了手工劳动。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以之相对应，出现了数量较之前时代多得多的资产阶级也就是中间阶级。
从资产阶级开始大规模出现到20世纪初的时候，西方学界所说的“中间阶级”普遍所指的是资产阶级。在当时并未完全被消灭的西欧封建等级秩序下，比如在法国，教士与贵族分别属于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属于第三等级。但由于优越的经济条件，资产阶级又明显不同于第三等级的普通劳动者和小资产阶级，他们可以通过购买爵位、贷款给政府等方式获取贵族身份，实现地位的向上流动（当然也有可能因破产而落入普通人的行列），所以不同于普通的被统治阶级，他们的地位是既可向上流动又可能向下跌落的，因此被称为是“middecass”。实际上，在英语中“middecass”的意思就是“居于中间的阶级”的意思，中文翻译为“中间阶级”远比“中产阶级”要准确，后者一个“产”字就给这个词汇增加了原本没有的“财产”之意。
虽然20世纪50年代时英国著名学者、费边社领导人乔治·科尔（.D.H.Coe）的著作中已经开始将中间阶级的范围扩大到小资产阶级，但是明确将“中产阶级”（行文至此之所以会唐突地出现中间阶级到“中产阶级”的转换，全是由于米尔斯大名鼎鼎的著作在中国的翻译文本是以“中产阶级”为名的，现在读者更熟悉“中产阶级”这种译法，除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中间阶级概念外，本文在后面也将使用“中产阶级”一词。再者，虽然英文“middecass”的写法没有任何变化，但在西方它现在的意义与原意已经大相径庭，用“中产阶级”区别于从前的中间阶级，也未尝不可。）区分为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确立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概念的，当数美国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
米尔斯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是西方论述“中产阶级”的经典著作。由于美国是一个没有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不存在封建等级和贵族，因而，米尔斯将上层资产阶级即少数垄断资本家以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划分进“老中产阶级”，具体包括：工厂主、农场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等。在米尔斯看来，美国新老“中产阶级”的交替时间为20世纪40年代。根据他的数据，到1940年，“老中产阶级”占整个“中产阶级”的44％，而“新中产阶级”的比例上升为56％，后者主要分为四类：工薪专业工作者、管理者、办公室工作人员和销售人员。米尔斯认为，“中产阶级”的新老交替有两重意义，“从消极的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是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美〕C.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0页。）。这里可以看出，到米尔斯这一代学者，“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明确地不再等同于资产阶级，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不再是财富，而是“与时俱进”地发展为以职业为划分标准来确定“中产阶级”。因而，中文把“middecass”翻译为“中产阶级”不仅从语言上讲有失误——增加了其中没有的“财产”意思，而且从内涵上背离了它的原意——以职业为标准划分“中产阶级”。
总之，到20世纪50年代，以《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为标志，“中产阶级”概念演化为现代“中产阶级”：既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又包括非体力劳动者“白领”甚至较高收入蓝领工人的混合概念。当代西方“中产阶级”概念则发展到由五种主要标准界定，分别是收入、职业、阶级的相对位置、主观评价和混合标准，由此界定出一个十分宽泛的“中产阶级”。
二、对“中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并不存在一个实现了阶级融合的“中产阶级”。同样一个英文单词：“middecass”，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社会学中的内涵和外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中间阶级”“中等阶级”或“中间等级”（middecass、Mittekasse）等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多次出现。
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在1842年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和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80页。）中就已经多次使用“中等阶级”和“中间等级”来表示资产阶级了。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283页。）在20世纪人类进入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后，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中间阶级或阶层问题就是小资产阶级问题。斯大林指出：“毫无疑问，中间阶层问题是工人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中间阶层就是农民和城市小劳动者……按经济地位来说，这是一些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层。”（《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9页。）
因而，“middecass”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两种不同层次的含义：一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由于资产阶级有用财富换取贵族地位的可能，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因此，资产阶级就被称为中间阶级。二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崩塌了，资产阶级从“中间阶级”的身份桎梏中解脱出来，“中间阶级”成为由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农民和小商人等小资产阶级组成的、位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间的阶级集团。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会由于竞争的缘故小资产阶级日益两极分化，他们鲜有机会上升为资产阶级，倒是极有可能随时被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
在当代西方社会，独立执业的医生、独立执业的律师、高级经理（但不包括那些收入超过工人数倍的顶级经理）等自雇的或与资本家分享利润的专业人士等新型小资产阶级，也属于中间阶级（宋丽丹：《西方社会“中产阶级危机”的真相》，《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5期。）。他们的特点是，或有一技之长可独立执业，或有少量生产资料勉力谋生，或通过参与资本的管理职能，分享一些剩余价值，使其工资水平超过熟练工人。该成分庞杂的中间阶级，其成员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有轻微的剥削”（《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2页。）。由于资本积累的规律是不停地由大资本兼并中小资本，或是小资本在竞争中破产，中间阶级的地位仍然是两极分化的：既有极少的可能上升为资产阶级，但更多的可能是破产沦为无产阶级。
总之，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中间阶级指的都是私有者，而非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中间阶级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阶级，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将被消灭的阶级，资本积累的规律创造着逐步消灭这个阶级的客观条件。马克思主义不认为西方社会是一个“告别了”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仍是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主体，我们仍然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进程之中。
三、“中产阶级”为何能风靡西方世界
“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的推行者们实际是在现代无产阶级与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之间制造对立。他们认为现代工人能接受教育、有社会保障、有车有房等，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赤贫的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正在走向消亡，取而代之的就是“白领”“中产阶级”或“非劳动者的非阶级”等。持类似观点学者有雷蒙·阿隆、安德鲁·高兹、西摩尔·马丁·利普塞特等（〔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批判的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49页。）。“中产阶级”之所以盛行，虽然少不了学者的理论推广和媒体的概念灌输，但也必须看到，现代西方社会发达的物质基础使这样一个概念能够与人们对生活水平的直观感受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以生活和收入水平来衡量阶级地位的肤浅认知，这种认知的表现就是“中产阶级”的盛行。
1.“消费革命”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大批量生产的消费品打破了从前不同阶级之间等级森严的消费界限，于是从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来界定“中产阶级”成为一种学术时尚。
从住房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来看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工人多是被从土地上赶走的农民，他们被迫进入工场劳动，在残酷的剥削下连温饱都很难解决，更别提买房了。但是现代工人却可能通过贷款实现住房梦，甚至汽车等过去的奢侈品也步入寻常百姓家。工人的生活水平虽然与富人们的相比还是相距甚远，但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使他们生活水平得以明显改善和提高，这种现象使资产阶级学者得出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化”的结论。
从工作方式的转变来看中产阶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在相对和平的情况下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冷战的结束又进一步打破了全球化面临的政治障碍，随着跨国资本在全世界的扩张，随着全球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布局的完成，许多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出现了在蓝领工人数量逐渐萎缩的同时白领工人增加的现象，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化”的观点也变得十分流行。
“人民资本主义”的幻觉。通过购买小额股票和“职工持股计划”，一部分工人成为小“股东”，“人民资本主义”论由此应运而生，这也是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化”的支撑理论之一。这种理论认为，股票代表着资本所有权，拥有哪怕一张股票也是资本家，如果人人都有股票，那么无产阶级就消失了，资本主义就具有了人民性，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就融为一体了（参见金文：《从〈共产党宣言〉与〈资本家宣言〉看扬弃私有制》，《学理论》2013年第10期。）。事实上，工人持股不过是降低了资本家控股的成本，使其控股所需股票相比从前下降了很多，也使工人的小额持股意义不大。实际上，小额股票所能带来的收益可以和银行储蓄带来的利息看作一个性质的东西。
综上所述，工人拥有住房等大额消费品和工人持股等现象，使某些人产生了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化的想象。但小额股票和住房等生活资料一样，并不具有生产资料攫取剩余价值的功能，因此，所有建筑于其上的“中产阶级”的想象都是不真实的。
2.阶级意识的迷失
无产阶级所谓的“中产阶级化”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迷失的体现。
（1）消费水平模糊了阶级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家推行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理论在西方世界迅速普及，在一个鼓吹消费、赞美消费的社会，通过消费，人才能获得足够的存在感。并且通过消费，资本主义实现了一种平等感，即使人们的消费水平是不平等的，但是人们在消费上的选择是平等的。西方工人的消费水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很长的上升时期，这对工人心理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人们会认为，无产阶级意味着“一无所有”，但现在大多数家庭拥有住房、家电甚至是少量的股票，于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消失了，他们“中产阶级化”了。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人们在诱惑之下倾向于把自己定位成中产阶级。这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一种宣传效应。例如，有数据显示非洲的中产阶级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然而，成为中产阶级不过意味着你穷得不够彻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这个观念毫无意义。”（蒋天婵、鲁绍臣：《马克思主义与今日反资本主义——卡利尼柯斯访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3》，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8、353－354页。）
（2）“平等主义”淡化了阶级观念。在19世纪，工人与有钱人的区别仅凭穿着就可以看出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衣着上讲，随着化纤工业的发展，大批量服装以流水线的方式生产出来，牛仔裤、T恤衫等“无阶级性”服装成为主流服装样式，从外表上很难分辨出不同的阶级了。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政治正确”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政治、教育、文化、就业等若干方面在形式上取消了对性别、出身、种族和性取向等方面的歧视，于是，不管政治学家们定义的平等主义有多少种，“平等”的观念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趋同而深入人心，尤其是在美国社会，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成功的信条深入人心。这种“平等主义”并不是强调只有经济平等才能实现其他方面的平等，而是从抽象的平等观念出发，从法律上的平等强调人不分肤色、性别、出身而平等以及人们在市场上买卖地位的平等；从起点平等强调个人奋斗等主观因素在成功方面的决定性作用等等。关注不平等现实的阶级观念自然与这种“平等主义”格格不入而备受冷落，阶级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也就无处安放了。
此外，在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的大规模干预下，人们对家庭、工会等依赖被减少到最低限度，人们更加依赖自己在劳动市场的命运，为了经济生存，个人已经成为生活规划和行为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不平等似乎不再显现为阶级的、集体的现象，而好像是变成个体化的现象，这导致西方有学者认为“阶级认同已经瓦解了，基于身份的阶级区别已经失去了其传统的支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11－113页。）。因此，在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看来，西方社会不平等的结构虽然有惊人的稳定性，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期，不平等的主题几乎从日常生活、政治和学术中完全消失了（〔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11－113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会倾向于从收入、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区分人群，而这正好是“中产阶级”概念所能提供的。
（3）“中产阶级”社会调查的误导。前面说过西方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主要有五种，其中一种是以主观评价为标准，即以被调查者的主观意愿为标准确定他或她是否将自己归属于“中产阶级”。一般情况下，西方各国按职业、收入等标准测算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比率都比“中产阶级”的主观认同率要低许多，如2000年左右的时候，瑞典“中产阶级”的比重占55％，主观认同率却高达80％（杨宜勇：《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研报告》，http：／／www.dajunzk.com／ruidianshehui.htm。）；德国中产阶级比例为50％，主观认同率为75％（周晓虹主编：《全球中产阶级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导言第19页。）；等等。根据社会学界的调查数据，日本“中产阶级”的比例与其他发达国家白领所占人群的比例差不多，但日本曾有高达九成的国民却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指出，日本“一亿总中流”的说法来源于日本政府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该调查问卷把人群分为“上层、中上、中中、中下、下”五个阶层，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选择“中上、中中、中下”阶层的达到总样本的90％。而当社会学家在“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中改变提问方式，把人群分成“上、中上、中下、下上、下下”五个阶层时，选择“中上、中下”阶层的就只有近70％。这说明调查的结果与调查的提问方式有很密切的关联。但“一亿总中流”的说法，经由媒体的渲染，成为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渡边雅男也指出，“国民生活舆论调查”给出的五个选项中有除了上和下，其余都是与中层有关的选项，将众多的中等偏上、偏中、偏下的回答随便合计一番，就得出了抱有“中等”意识的人群超过九成这一结果。在世界其他13个国家进行同样的调查，也得出了和日本类似的结果（〔日〕渡边雅男：《当代日本社会的十三个阶级问题》，陈哲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4期。）。
这些极不严谨的调查报告经过媒体的报道和宣传，在西方社会造成了浓厚的“我们都是中产阶级”（BBCNews，Profie：JohnPrescott，27Auust2007.）的氛围，人人浸染其中，难免对自身的阶级定位产生错觉。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阶级”概念成为西方学术研究的禁忌，在西方社会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工人阶级意识普遍淡化和模糊的情况下，在学术界、媒体和政府的共同推动下，“中产阶级”概念及“中产阶级社会”的观念深入人心。
四、对“中产阶级危机”的分析
2008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衰退”使广大“中产阶级”遭受了巨大冲击，造成了“中产阶级危机”，其表现是“中产阶级”的工作在大量流失，他们的收入也在下降，破产率大幅提高。在美国，申请破产人中比例最高的是“中产阶级”（参见EizabethWarrenandAmeiaWarrenTyai，TheTwo－IncomeTrap：WhyMidde－CassParentsareoinBroke，NewYork：BasicBooks，2003。）。如何拯救“中产阶级”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热门话题。那么“中产阶级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问题的答案必须到资本积累的规律中去寻找。
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中产阶级”工作大量流失的深层原因。
第一，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里，工人承担的工作职能有简单复杂之分和高中低的等级之分，各个劳动力需要不同程度的教育水平，这样就会发展出一种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一种工资的等级制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05页。）。收入处于较高等级工资序列的工人在当代西方社会就被说成是“中产阶级”的一分子。但是正如大工业消灭了手工业师傅的独有技艺使他们沦为机器的附庸一样，这部分“中产阶级”分子原先仰赖的技术或知识也逐渐因电脑、网络及其他技术等加入到生产中而日益贬值，并使他们沦为进步技术的助手甚至失业。从一个工业部门被抛出来的工人，当然有可能在另一个工业部门找到工作，但“这些因为分工而变得畸形的可怜的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钱了，只能在少数低级的、因而始终是人员充斥和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去找出路”（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7页。）。因此，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将导致相对人口过剩，从而加深无产阶级贫困化。
第二，还可以从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角度来理解“中产阶级”收入的下降。由于非熟练工人从事的工作常常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因此他们基本不需要什么学习费用。过去，要成为熟练工人需要长期的学习，现在技术进步导致工作技能的简化，使这种学习要么不再必要，要么学习时间大大降低，这就会在引起熟练劳动力相对贬值的同时使资本得到更大的增值，因为缩短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时间就表示劳动力的价值降低了。在飞速发展的技术面前，白领工人的工资水平呈下降趋势也就不再奇怪了。
一般来说，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工人的技能水平通常将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普遍下降，“但也有例外，当劳动过程的分解产生了一些在手工业生产中根本没有过的，或者不是在同样大的范围内有过的新的综合的职能时，就是如此”（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06页。）。马克思非常敏锐地观察到了在新的劳动技能只被少数雇佣工人掌握的情况下，他们的待遇水平会非常高。在20世纪上半叶，办公室的打字员、办事员属于劳动者中的高收入阶层，后来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出现，使打字员这种职业消失了，不会使用电脑的人在办公室很难再有立足之地。可是随着电脑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不会使用电脑的人又变少了，办公室文员的收入待遇也随之降低了许多。曾经可以拿着“中产阶级”薪水的办公室人员，现在的工资水平甚至还不如一些蓝领工人；曾经少数人才懂的计算机编程工作，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变成了僧多粥少的职业，普通编程人员的薪水急剧下降。因此，奥巴马政府声称要通过“拓宽教育和终身培训的机会”帮助“中产阶级”找到工作机会，不过是使“中产阶级”的工作更加迅速地贬值而已，而“帮助维护‘中产阶级’和工薪家庭的收入”（TheWhiteHouseOfficeofthePressSecretary，ObamaAnnouncesMiddeCassTaskForce，January30，2009，https：／／www.whitehouse.ov／the－press－office／obama－announces－midde－cass－task－force.）也就成为镜中月、水中花。
第三，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仅造成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长低于生产资料的增长，还造成利润率不断趋向下降的趋势，资本为阻止利润率下降，将许多业务——从传统的制造业到信息服务业，都转移到或外包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造成并加剧了西方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因此，维持现有“中产阶级”工作岗位的稳定已经勉为其难，更遑论增加它了。由此造成的社会结构变化是显著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1971年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是61％，2011年时下降到51％（TheostDecadeoftheMiddeCassFewer，Poorer，oomier，http：／／www.pewsociatrends.or／2012／08／22／the－ost－decade－of－the－midde－cass／.），2015年这一数字再下降到499％（Tamiuhby，MiddecassnoonerdominatesintheU.S.，http：／／money.cnn.com／2015／12／09／news／economy／midde－cass／index.htm.），美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比例多年来首次低于一半。德国经济研究会的研究表明，德国“中产阶级”从2000年占人口的62％，下降到2008年时的54％（“ForEurope’sMidde－Cass，StanantWaesStuntifestye”，TheNewYorkTimes，May1，2008.）。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所谓的“中产阶级社会”崩溃了，日本总人口的80％属于中低收入阶层，日本变成了两头大、中间小的“M型社会”（〔日〕大前研一：《M型社会》，刘锦秀、江裕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前言第x页。）。有研究表明，全球“中产阶级”人数“有所下降”，他们的收入和资产也相应缩水，贫困和低收入人群仍占世界人口的71％（高荣伟：《全球中产阶级现状一瞥（二）：“受挤压的欧洲中产阶级”》，《国际先驱导报》2015年7月22日。）。这方面的数据因为统计口径不一而有多种，但数据反映的趋势都是一个，那就是“中产阶级”群体在萎缩。经济危机还加剧了这种趋势，美国“国家就业法律项目”证实，在“大衰退”损失的岗位中低薪工作占22％，中等收入的就业岗位占37％，但2010年的“恢复期”中新增就业岗位中低薪工作占了44％，中等收入岗位仅占26％（HarodMeyerson，WhosotthePoiticaWitoSavetheMiddeCass？Apri30，2014，）。
“中产阶级”工作的流失必然导致产业后备军的扩大和工资的降低，也会加深贫富差距的鸿沟。同时，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西方的多年推行，使得就业环境持续恶化，自2005年以来的十年里，美国新增的约1千万个就业岗位中的94％为非全职工作（DanKopf，AmostatheUSJobsCreatedsince2005AreTemporary，http：／／qz.com／851066／amost－a－the－10－miion－jobs－created－since－2005－are－temporary／.〖ZW）〗，这样就加剧了工资停滞甚至下降的趋势，使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更加鲜明。因此，美国学者唐·佩克认为，美国社会的阶层固化使“中产阶级”没有可能再成为美国未来的代表了，“中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是由一系列有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机缘巧合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不可能被复制了”（DonPeck，CantheMiddeCassBeSaved？TheAtantic.September2011Issue，转引自，译言网，《美国中产阶级之殇》，fyinheart译，http：／／seect.yeeyan.or／view／59047／214488。）。因此，资本积累是造成的“中产阶级危机”的根源，“中产阶级危机”同资本主义社会任何的经济危机一样，其本质都不外乎是资本积累造成“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8页。）。
五、结论
资本积累特别是垄断资本积累，是一个不断用活劳动来堆积死劳动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用压榨工人和加紧对外扩张来阻碍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过程，这个过程曾经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工人运动的壮大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威慑下，迫使资本不得不向工人作出一些妥协，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所谓的“中产阶级”。不过，资本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当新自由主义成功阻击了工会运动，当冷战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工人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待遇好、福利高的全职工作在不断减少，临时工、兼职工不断增加，不断扩大的“产业后备军”，拉低了在职工人的待遇，制造出了更多的“穷忙族”。许多曾拥有“中产阶级”身份的雇佣工人，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或失业，或破产，或流离失所。“中产阶级”不曾改变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则：如果工人不能成功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无法在资本主义这个冷酷的社会生存。为了生存他们不仅会放弃了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还会一代代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中产阶级”虽然曾如此深入人心，但是在资本积累规律的冲击下，却暴露出这样一个事实，“中产阶级”根本不是一个阶级实体，而塑造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将阶级本身隐晦为一个不存在的实体。所谓的“中产阶级社会”不过是试图将无产者与资产者的对立调和起来，营造一个似乎是无阶级社会的假象。
现在，西方社会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不仅宣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消灭阶级本身，阶级流动的停滞还在日益强化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中产阶级”这一概念从理论到现实都破产了，但资产阶级绝不会放弃这一概念，它仍然会凭借着对物质和精神生产资料的支配，以挽救“中产阶级危机”的名义维持“中产阶级”的欺骗性。可以预见的是，这一危机无法被解决，“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必将从“危机”走向“破产”。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并不会因为其科学性而自然占领人们的头脑，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和理解，这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思想和智力准备。
参考文献：
【1】〔英〕理查德·斯凯思：《阶级》，雷玉琼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2】〔日〕渡边雅男：《现代日本的阶层差别及其固定化》，陆泽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3】〔美〕文森特·帕里罗等：《当代社会问题》，周兵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4】周穗明、王玫等：《西方左翼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5】姜辉：《论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现实境况和社会地位》，《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7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研院）
（编辑：张晓敏）
孙应帅：凝聚新时代的信心、党心、民心正当其时
XJP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是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在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第70个年头的时刻，在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阶段的时刻，开展这次主题教育，对于回应新时代的这些迫切需要，凝聚起新时代的信心、党心、民心，正当其时。
在新时代用什么样的思想武装全党关乎信心存废，只有用正确的思想武装头脑，才能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树立信心，促成全党思想统一，促进全民万众一心，实现远大发展目标。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就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从而能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定、战胜70年来的各种风险挑战。在今日中国，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活动，旨在增强全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坚定性，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将使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加巩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更加充沛。
在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党关乎党心凝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办好党的事情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有着近100年历史、近90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也应当要有新气象新作为。通过这次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如果能够直面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问题，以刮骨疗伤的勇气整治长期存在的顽疾，聚焦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决摒弃明哲保身、得过且过、敷衍塞责、懒政怠政等消极行为，将进一步增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凝聚起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奋发有为的党心，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从而真正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在新时代怎样做好群众工作关乎民心向背。古往今来，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征程中始终团结带领人民开拓前进，有赖于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党面临的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愈益复杂的今天，愈加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通过这次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和群众路线，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民心，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从而团结带领人民把党绘就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总之，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应在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总要求，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具体目标的基础上，回应新时代理论武装、党的建设、群众路线方面的迫切需要，从而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信心、党心、民心，更加自觉地为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室室主任、研究员）
谭扬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背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多年来，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站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总结和展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于我们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我们党在坚持、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优势是群众基础，实践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不能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只有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排除各种干扰，创办刊物，开办学校，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建立起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机构和队伍，采取说服教育、积极引导、比较鉴别、树立先进典型等方法开展工作，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人民群众，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明确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教育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各级党组织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对广大党员干部、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重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价值
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再次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的理论是正确的、有生命力的。资本积累加剧了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不断扩张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消费日益缩小的矛盾、商品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实现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并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进而引发金融信用危机，最终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债务危机。在这次危机中，人们重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价值。
当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处于低潮，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管理上的民主化，职工持股及股权的分散，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化，国家宏观调控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完善，国际范围内协调能力的加强，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等等，都预示着这个社会内部正孕育生长着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手段及途径，预示着社会主义的前途。苏东剧变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仅仅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永远衰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再次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我们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唐辉张俭松：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过时论”的批判性思考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条指导性线索。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人认为阶级分析方法过时了，不再具有现实性。这就需要我们对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以及当今世界的社会现实作具体的分析和理解，以便于在学术论争和意识形态喧嚣中揭示其本质，也有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与阶级斗争消失了吗？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德国人海因岑就曾强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认为阶级是“共产主义者的无聊捏造”，嘲笑马克思主义者是在“玩弄阶级和阶级斗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李崇富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16页。），因此受到马克思及其战友和学生魏德迈的有力反击。
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有些人鼓吹“阶级消失论”“阶级斗争熄灭论”“阶级分析方法过时论”，认为当代社会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多元化、个体化，阶级已经趋向解体，“阶级社会将在一个个体化的雇员社会边黯淡下去”（〔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22页。），阶级的概念和话语已不再适用于作为解释社会和学术研究的主要话语与方法了，必须抛弃“过时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经济全球化“已经使那种无产阶级可以在国家范围内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事情成为时代的错误”（转引自姜辉：《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而文化差异和文明冲突则成为主要叙事方式。以阶级分析为视角的制度批判演变成了文化批判，以妇女、民族、环保、和平为主题的社会运动代替了阶级斗争，全球一体化取代了民族国家的独立性，“普世价值观”取代了文明的多样性，与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相关的概念要么被架空，被虚幻化，要么被曲意理解，被“妖魔化”。但抽象的研究方法终究不能代替现实的残酷，无论是“阶级过时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还是“历史终结论”，都难以掩盖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1.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按照这一基本思想，只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发展形态，其固有的“历史经济生产”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关系没有发生质的变化，那么由这一基础所决定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就只有形式上的变化而不可能发生质的改变。不可否认的是，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确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但是，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变化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经济生产”，也没有消除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换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没有也不可能找到解决经典作家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它表现为“个别工厂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结构”上就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290、288页。）。
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在事实上证明了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变化并不等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消亡。近年来，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以及贫富严重不均等问题，正使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矛盾凸显。在欧洲，“法国工人大罢工”“西班牙消防员自焚”“伦敦骚乱”等事件，一次又一次地将一盘散沙的西方社会底层民众团结和聚集起来，要求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美国，近些年来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席卷美国，被誉为社会“稳定器、平衡轮、缓冲器”的“中产阶级”正按照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向两大对立阶级分化消解。美国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挽救措施，使美国经济表面上看走向复苏，但普通劳动阶级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却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而美国政府用于救市的财富大部分都落入了少数大资本家的腰包。相对于资本家财富的巨幅增长，工人收入的增加极其有限，以至在“占领华尔街”事件中抗议者打出了“我们都是99％”的标语，向“1％”的大资本家宣战。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托马斯·皮凯蒂也指出，那些资本大亨只需投入原有财富积累的一小部分，其资本收益就能跑赢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较低收益，令他们与一般收入者之间的财富鸿沟越来越大（〔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译者序。）。
根据2015年11月20日美国官方发布的调查数据，在纽约这座美国最大城市繁华的背后，一些社区有近半数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比率最高的社区是布朗克斯区的莫里萨尼亚社区和克罗托纳社区，这两个社区每五名16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就有一人失业。其中的居民59％为拉美裔，38％为非洲裔，白人只有1％（石中玉：《纽约极端贫富差距贫穷社区高失业高犯罪率》，http：／／news.xinhuanet.com／word／2015－11／23／c＿128455002.htm。）。当然，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仅是收入方面的差距，在居住、医疗、教育、就业、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社会的分裂同样也在急剧扩大。近年来，美国频繁爆发以种族冲突为主要形式的“骚乱”事件，其实质上就是与美国经济社会不平等的事实密切相关的，是阶级问题与种族问题相互交织，资本剥削和压迫雇佣劳动在社会领域的自然延伸。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阶级阶层之间的严重分化才是酿成族裔冲突爆发的深层次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的表面繁荣，使得一些学者对阶级关系作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他们通过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告别工人阶级、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多元民主等概念来消解阶级问题，割裂资本主义与社会阶级构成之间的关系，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层根源。但这并非资本主义的完整面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从表面上是职业、身份和地位之区别，实质是阶级之差异。这种差异源于人们在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因而所支配的社会财富也不同。如在美国，豪门望族构成了美国的上层社会，布什、肯尼迪等家族之所以能够问鼎美国总统，显赫一世，其背后主要靠的还是强大的财力支撑和盘根错节的财团关系网。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获胜，显然离不开肯尼迪家族的大力支持。据统计，目前肯尼迪家族共有26人活跃在美国政界。金钱是美国人从政的基本条件，普通人要进入政治领域并有所作为，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艰难”。可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仍然是由阶级关系建构的，是阶级关系决定了人们的职业、身份和地位，而不是相反。那种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或后工业社会，“阶级关系解体了，阶级过时了”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2.经济全球化催生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全球化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相互竞争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因此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更别说整个世界的和谐一体。资本的逻辑及其日益庞大的垄断资本依然支配和操纵着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被雇佣的劳动阶级依然在被迫接受垄断资本的支配和剥削，人远没有达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又是以美国为首的垄断资产阶级主导而推动的全球化，是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在国内“榨取剩余价值”达到极限时，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和防止国内阶级斗争，便向其他外围国家和区域扩张，资本运动就成了世界性的运动。加之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催化下，垄断资产阶级在全球获取超额剩余价值有了更为合法的基础，资本摆脱其作为物质形态束缚的能力更强，更加自由地在全球流动，形成了富可敌国的金融寡头，占有和管理着这个世界的巨额财富，产生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形成了当年列宁提及的“食利者阶层”。
根据最近英国乐施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当前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的财富在全球财富份额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由2009年的44％增至2014年的48％，在余下的52％财富中，大部分（约46％）为其余人口中20％最富有的人所掌握。剩下的人口仅拥有约55％的全球财富，而全球日收入不足125美元的赤贫者已超过10亿人，他们还在为解决基本生存问题苦苦挣扎。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遏制，2016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将超过其余99％人口的财富总和（张滨阳、吴心韬：《报告称世界1％富人财富可能超其余人财富总和》，http：／／word.huanqiu.com／hot／2015－01／5444358.htm。）。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虽然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地理和空间距离，但并没有缩短财富和阶级差距，反而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阶级间的分化越来越明显。
贯穿经济全球化其中的，还有一种根本的逻辑：垄断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到处投机套利，不仅使世界经济结构越来越虚拟化，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形成少数居于“金字塔”顶端的金融寡头，而且还为这个世界生产了更多的普通劳动阶级，以及大量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工人，工人阶级创造出最为社会化的现代生产力，却并不能享有现代生产的成果，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阶级关系的极端异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总体工人”队伍将不断壮大，社会化生产力在全球各地积蓄力量，工人阶级最终会找到这样或那样的斗争形式，去冲破、“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这种极端异化。“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阶级和阶级冲突变得更加鲜明了，而不是淡弱。它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流行起来，因而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显而易见的特征。今天，随着阶级分化的扩大，阶级越来越发生极化并持续地冲突，阶级斗争越来越成为整个世界范围内全球资本主义之社会风景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转引自姜辉：《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二、如何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20世纪初，当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传入中国时，就有不少人质疑。如胡适就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无中生有”，说它“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不须有的惨剧”（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但历史却有力地证明了，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没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科学分析，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起强大的新中国。
1957年以后，我们党的政策发生了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特别是脱离了已经发生变化了的阶级状况实际，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不代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错误。今天，一些反对者将“阶级和阶级斗争”视为洪水猛兽，这就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2页。）。抛弃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既不符合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事实，也从根本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必然引起理论混乱，思想基础动摇。1.阶级矛盾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仍处于初级阶段，是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因此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差别，以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十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也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具体而言，有两点原因。一是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资源的争夺，领土的争端，利益的博弈，发达与贫穷，先进与落后，侵略与反抗依然是这个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在相当长时期和一定范围内依然支配着人类的命运。2016年新年伊始，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指出美国的军费支出比其后的8个国家的加起来还多，美国的士兵是世界历史上最好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没有之一。“当重大国际问题出现时，世界民众不会等着北京或莫斯科来领头解决，他们会找我们。”事实上，不是“世界民众等着找美国”，而是美国本来就是“重大国际问题”和战争动乱的根源。为掠夺资源，维持霸权，美国依仗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在世界各地插足，干涉他国内政，强制输出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这些行径不仅打乱了被干涉国原有各方政治力量的均衡，而且又没有在当地建立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治秩序，引发了局部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和动荡，彻底搅乱了世界政治格局，给当地民众带来灾难性后果。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强调“构建命运共同体”，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永不称霸，但仍然被美国等一些西方大国视为“威胁”，不断制造和散布“中国威胁论”，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大力量、两条道路的博弈和较量并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结束。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帝国主义本质没变。苏联解体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出于阶级本性，总是想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处心积虑地要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国内来（师仁程：《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华魂》2015年第2期。）。在当前日益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各种敌对势力不会善罢甘休，会利用一切手段和花样、尽一切努力打乱中国社会稳定秩序，制造政治动乱，推翻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有清楚的认识，如果不能认真对待，听之任之，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对于那种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苏联的垮台就是很好的例子。而美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他认为：“只要共产党坚持阶级斗争不放，就很难想象共产党会轻易放弃政权上的垄断地位，或者容忍党内派别羽翼丰满……只要苏联不放弃其制度的意识形态核心——阶级斗争观念，冷战就决不会停止。而一旦它放弃，该制度自身就不再具有任何理论依据。既然共产主义统治和冷战都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那么，只要摧毁了这个基础，两者便都难以存在。”（参见〔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吴乃华、魏宗雷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由此可见，抛弃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学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内政外交上发表超阶级的观点，抛弃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丢掉阶级立场，最终导致苏联亡党亡国。
阶级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根本和主要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我国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在以下诸方面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对于境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和“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对于“台独”“藏独”“疆独”以至“港独”等极端分裂势力与分裂活动；对于严重的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对于极少数官员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腐化堕落等腐败犯罪行为；对于大肆搞官商勾结，严重违法犯罪，以取得非法所得的少数企业主；对于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内外勾结，出卖国家利益的犯罪行径等（李崇富：《社会科学研究中阶级分析方法不能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28日。）。对于这些问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予以正确理解和对待，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2.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指出，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据此，有人主张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不能再讲阶级了，因为法治与阶级、阶级斗争，国家治理与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本对立的。对此，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
第一，阶级分析与法治。马克思认为：“法的关系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都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法律是统治阶级或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可见，在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实现以前，法体现着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而统治阶级的意志、价值取向、基本内容等则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条件等现实状况决定的。资产阶级的法必然要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存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实质，则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为基础的，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已迈向小康社会，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是一场攻坚战，“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有许多“硬骨头”要啃，比如在生产关系领域，不同地区、行业的收入差距还较大，围绕诸多社会矛盾，部分阶级阶层、群体间分歧比较大。而法的确立其实就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其背后必然涉及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和较量。由于立场不同，利益差异，不同阶级阶层必然存在着不同诉求。比如少数人提出“法大还是党大”“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观点，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法治对立起来，企图达到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对此，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国家的法律体系、法治实践就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左右，就难以保证正确的方向。
XJP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四论学习贯彻XJP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2月11日。）在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者，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主张，包括法治建设，都是为了维护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权利，这也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因此党和法并不存在对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为指导，做到正本清源，以消除西方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引导理论方向和舆论导向。其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立法者和政治行动者必须代表和维护以工农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杜绝特权，依法打击腐败，绝不能让权力和资本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再次，要有足够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威，确保国家强制力的适时依法实施，以维护和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实现当家作主。
第二，阶级分析与国家治理。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前，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解释权和话语权的一场大博弈。一些人借“治理主体多元化”来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倡导政治多元化、宪政主义、多党制、三权分立等。“治理主体多元化”不仅是对宪法的公然违背和否定，而且这一解读在根本上弱化了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想为国内外资本家阶级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作理论铺垫，其根本目的是要取消“人民民主专政”，让资本上台，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用阶级分析这把金钥匙，破除这种错误思想。
XJP总书记指出：“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转引自刘世军：《中国政治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文汇报》2014年6月30日。）在阶级社会，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根本利益服务的。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这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的性质，没有改变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美国极力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庞大的国家机器，在国内实行高压统治，在国外遏制和干涉别国，就是资产阶级国家阶级本质的充分体现，其目的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则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消灭剥削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创建条件的途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最根本的政治逻辑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国家治理的经济基础。坚持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时在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民族利益、意识形态安全、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等问题上，专政的职能丝毫不能削弱，以此不断巩固国家治理的政权基础。通过社会主义法治实施民主与专政职能，不断提高依法执政水平，在具体问题处理上，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人民权利，实现当家作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国家治理的根本政治逻辑。
三、阶级斗争如何变换新形式？
恩格斯认为，虽然阶级斗争现象千差万别，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三种形式：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理论斗争。利用“颜色革命”和意识形态渗透，通过互联网、突发事件、街头运动等方式制造思想混乱，引发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成为当前西方敌对势力颠覆他国政权的主要方式，虽千变万化，其目的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是阶级斗争的当代形式。
1.“颜色革命”与阶级斗争
“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长期策划推翻敌对国和敌对地区的重要战略武器。从近年来发生“颜色革命”的多个国家看，目的非常明显，其直接指向就是国家政权，即在新帝国主义操纵下，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在别国扶植反对派，搞颠覆活动，最终建立亲西方的政权。可见，“颜色革命”并不是一些人眼里认为的“有其合理性”。“颜色革命”的实质就是政治斗争，是政权之争。
从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的惯用手法来看，大体上有三种途径：一是利用社会突发事件，打着“合法性诉求”以及“民主、自由、人权”等旗号，欺骗和绑架人民群众，对现政权进行攻击，同时扶植反对力量，通过街头运动等非暴力方式，引发流血事件，直至颠覆政权。二是以金钱等利益交换为诱饵，给一些政治性的基金会以及异见人士拨款，为实施“颜色革命”进行政治宣教，特别是通过互联网、翻墙软件等方式，宣传西方价值观，对广大民众进行洗脑，引发人们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为动乱造舆论。三是内外勾连，通过拉拢和培养亲西方的反政府人士，组织“第五纵队”，待有机可乘，直接帮助策划、起事，搞大规模街头运动。据统计，美国在中亚帮助建立当地非政府组织超过了1万个。这些组织在前南斯拉夫、格鲁吉亚、乌克兰的“政权更迭”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参见张西明：《美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十种手法》，《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第51期。）。
香港“占中运动”就是“颜色革命”的现实版本，其实质就是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推波助澜和一手策划下，内外勾结，企图挑战中国国家主权和夺取香港管治权，把香港变成某种敌视大陆的所谓独立的政治实体。有学者指出，在所谓“民主、普选”的口号下，少部分香港人成为阻碍中国进步的“占中”势力傀儡，而他们自己却毫无察觉。
从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或地区看，大多社会矛盾较多：经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贪污腐败和社会分化问题严重，让西方国家有机可乘。“打铁还需自身硬”，对于中国，应对“颜色革命”，一是要着力解决好社会民生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二是要树立“三个自信”，破除“西方制度迷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建设比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三是要保持政治定力，依法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安全、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违法犯罪活动，坚持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别是在应对外敌入侵、极端分裂恐怖活动时，还要加强专政的职能。
2.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
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阶级意识，是一个阶级和集团的有系统的世界观。国家意识形态则是上升为统治思想的阶级意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上层建筑，既表明了执政党的阶级性质、阶级立场以及政权性质，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当前，虽然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流是好的，但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以及国际交往的频繁发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它的影响。一些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加之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利益多元化、思想多元化趋势明显。“去政治化、淡化意识形态、淡化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在我国思想以及理论界有一定影响力。“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李捷：《〈摆脱贫困〉对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15日。）意识形态一旦瓦解，执政党及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就被抽离了，政党的下台、政权的更迭就是迟早的事了。苏联就是例子，戈尔巴乔夫以“改革新思维”对党的学说进行全面改造，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志同道合的共产党员的自愿联盟”，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最终瓦解苏共核心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导致苏联亡党亡国。
当今时代，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争中，直接大规模的政治冲突不太可能，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上。意识形态斗争既是信仰之争，主义之争，也是制度之争，政权之争，其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这种政治诉求在今天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都有突出表现，如新自由主义对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冲击，“宪政主义”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挑战，“普世价值”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等等，都包含着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这些思潮和政治主张代表着不同阶级的立场，是分属不同阶级阶层的社会集团利益的博弈。同时，这些思潮的部分代理人的言论对社会影响日益坐大，并在部分人群中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和认可度，对此既要高度警惕，又要深入揭露和批判。
比如新自由主义，它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化，为垄断资本摇旗呐喊。在政治上则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将西方政治制度装扮成通往自由人性的普世道路，并掩盖其阶级性、历史性和意识形态性。新自由主义在许多转型国家以发展资本主义、推行私有化为目的，往往却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私有化“疗法”在转型国家之所以行不通，一是因为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往往落入国际垄断资本手中，加之西方国家许诺成了空头支票，最终导致经济崩溃，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二是私有化往往和贪污腐败及国有资产的流失有“斩不断的联系”，一些特权阶层“近水楼台”，如果国有资产为其私有，然后挖空心思转手套利，结果只能是贫富分化加剧、失业剧增、经济停滞不前。新自由主义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搞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生产了大批投机获利的大资本家，这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完全不相容的，必须坚决反对。
再如，近年来较为活跃的历史虚无主义，立足于舆论鼓噪，与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历史虚无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学说不讲人性，反对阶级分析法，主张抽象“人性论”，以所谓的“好人坏人”或“野史秘闻”来评价历史人物，用个别的、孤立的事件和片面的观点来评价整个历史进程，主张“告别革命”，否定革命历史，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苏联解体前夕，历史虚无主义泛滥，自由派控制了舆论话语权，一些党员干部带头丑化、诬蔑革命领袖，抹黑党的历史，苏联社会到处弥漫着各种攻击、谩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逆流，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肆意泛滥，却没有任何党员受到党纪党规处理。资料显示，67％的苏共党员受其影响，因而信仰动摇，把谣言当真相，把污蔑当“正义”，认为党的组织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威信，甚至还有许多党员都因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而承受巨大心理压力。每3名被调查者中就有1人表示，一想到要为党过去所犯的错误负责就感到心里紧张。23％的党员把共产党员在面临可能出现的政治冲突时受不到保护看成是不安的重要原因。每3个被调查者中就有1人指出，在集体中“人们以怀疑的眼光审视”或是“欺压”共产党员（陈爱茹：《苏共解散前夕共产党员的情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3期。）。理论动摇，信仰就会倒塌，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政治规矩不张、党纪不严、治党不力，导致苏联解体的教训，十分惨痛。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不管如何“博取眼球”，如何“创新观点”“价值中立”“还原真相”，只要拿起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武器，其政治实质就会暴露无遗。历史虚无主义在哲学上坚持唯心史观，在阶级性质上坚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企图通过歪曲党史军史革命史，抹黑党和国家领导人等方式来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对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彻底性，进行深刻揭露和批判。同时要全面从严治党，严格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纯洁”党员干部队伍。当然，还要吸取历史教训，对于思想理论斗争，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不轻易“扣帽子打棍子”，在具体问题的对待和处理上，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处理具体矛盾和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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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唐辉，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张俭松，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编辑：黄华德）
汪世锦：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真抓实干
XJP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干，锲而不舍地勇往直前，就必然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真抓实干，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为民务实清廉，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行、行必果。
“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呼唤新作为。“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必然要求党员干部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一项重大政治责任，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方向，坚定必胜决心信心，增强思想行动自觉，努力当好奋斗者、实干家。
真抓实干是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真抓实干是攻坚克难的武器，是实现梦想的必备条件，XJP总书记指出：“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否则，再好的理想、再美的蓝图也只是空想。因此，XJP总书记强调：“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人间万事出艰辛，越是美好的未来，越需要我们付出艰辛努力。要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真抓实干，蹄疾步稳，务求实效。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XJP总书记号召我们：“万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只要做到万众一心真抓实干，就一定会赢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党员干部应牢固树立党的观念和人民意识，坚守党员本分，时刻不忘自己的角色和担当，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行动上、落实到各项事业中；应牢记XJP总书记嘱托，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
真抓实干是检验真假实践的试金石。真抓实干侧重从实际出发，并将精神变为物质、将理想变为现实的转换过程。马克思说，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那么，用这种物质力量去实现目标，就有一个真假实践的问题。实践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尊重实践就是尊重群众。这就要求在做实上下功夫，紧密结合新时代新实践新要求，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强化问题意识、实践导向、需求导向，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更加自觉地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形势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知识不断更新，党员干部应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深刻认识学习好、运用好科学理论对推进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把学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
真抓实干是发扬优良作风、力戒形式主义的有力武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是党内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XJP总书记在论及“四风”的危害时，严肃地说道：“四风”的后果，就是浪费了有限资源，延误了各项工作，疏远了人民群众，败坏了党风政风，最终会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如果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蔓延开来又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就会像一把无情的刀割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那后果就严重了。目前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我们国内也要努力克服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较大影响，这就更加需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持续抓紧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解决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让党员、干部心无旁骛、集中精力做好各项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苦干实干精神，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良好风尚。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根本立场，是我们党赢得人民拥护和爱戴、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所在，是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XJP总书记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监督，坚决整治消极应付、推诿扯皮、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必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唯有如此才能同广大人民一道将改革与发展推向前进，并在实践中努力将人民立场转换成为服务人民的责任意识，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应当顺应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积极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互促进、统筹联动，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协同推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生态美丽。顺应人民群众的共同向往，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作者：《马克思主义研究》副主编）
王杰、胡乐明：后福特主义缘何起源于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余年中，以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段时期通常被称作它们的“黄金年代”。随着1970年代初“石油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滞涨”，宣告了“黄金年代”的终结。
此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行变革，力图确立新的增长模式。在众多变革中，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对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确立，以及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复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众所周知，二战前，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方式，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和西方发达国家“黄金年代”的结束，福特主义逐渐走向终结。这意味着，福特主义将被一个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所取代。随着生产组织方式的更替，生产力将获得一定程度的释放，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由此看来，研究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演进，对于新的增长模式的确立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与福特主义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厘清这个问题，将有助于确定福特主义的演进方向；其二，众所周知，福特主义起源于美国，并在其基础上演变出各种具体模式，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产生的渊源又是什么？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一、福特主义演进的方向
福特主义终结后，其演进方向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普遍认同的两种观点：一是福特主义向新福特主义演进；二是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进。威廉姆斯等认为，新福特主义通常通过降低劳动力报酬和抨击劳动力保护法，来建立高度弹性劳动市场以提高边际利润的战略，但该组织形式仍然保留泰勒主义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后福特主义通常是指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弹性）的生产模式。它在许多方面具有与福特主义完全不同的特征。可见，新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继承了福特主义的大部分特征，可看成是其某种程度上的延续；而后者基本上背离了福特主义，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与福特主义的决裂。尽管新福特主义还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后福特主义似乎在争论中有胜出的趋势。阿明认为，即便是法国调节学派，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已经从这个（新福特主义）立场偏离，已经开始认为，后福特主义不同于福特主义，不是福特主义的延伸。法利斯认为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变动是必然趋势。汪达尔也提出，“应停止使用新福特主义概念，而应采用后福特主义概念。”
为了判断福特主义的演进方向，可以日本为例，进行实证检验。为此，可先列出与生产组织方式特征密切相关的10项社会经济指标，再根据相应标准，判断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何时得以建立，然后根据该标准，大致判断日本整体实现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时间。根据相关标准分析得出，新生产组织方式出现的时间大致是在1980年。因此，可以1980年为界，将1980年之前定为时期Ⅰ（福特主义阶段），1980年之后定为时期Ⅱ（新的生产组织方式阶段），再运用相应统计方法，检验这些指标在两个时间段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若所有指标均存在显著差异，可以说明福特主义正向后福特主义演进，反之，则反是。
检验结果显示，这10项指标在两个时间段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1980年之后的生产率增长率要比1980年之前平均下降了2.60％，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考察表征生产组织方式的最核心的指标即“资本－劳动比”，则可得出，相对福特主义时期，该变量值上升了1.783。这说明，由于资本对劳动的不断替代，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其他指标，无论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还是IT技术等，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与福特主义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时期，从产业结构看，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从劳动力市场看，兼职就业率上升，女性参与率也上升；与此同时，劳动报酬份额有所下降，非自愿失业比率上升，劳资关系恶化。此时若IT出口额大幅度上升，表明日本的IT技术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时期得以广泛地普及。
以上分析表明，日本福特主义终结后，社会经济环境确实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终将导致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而不是新福特主义演进。运用其他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检验，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当然，后福特主义的演进，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王美玲研究发现，“由于日本和台湾的企业拥有不同的标榜的价值体系，因此台湾在实施精细生产系统时，必须适应当地的文化”。
二、福特主义演进的时序
1970年代初期，当其他国家深陷福特主义泥潭的时候，日本丰田公司率先对其生产方式进行变革，这种变革之后的生产方式被称为丰田主义。丰田主义的产生揭开了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进的序幕。其后，欧洲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引入丰田主义，并将其改造为适应本国国情的具体模式。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从而逐渐完成了后福特主义对福特主义的更替。因此，毋庸置疑，日本作为后福特主义发源地，在后福特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肯尼和佛罗里达就曾指出，尽管未来还不确定，但是毫无疑问，日本在到来的后福特主义时代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
后福特主义诞生后，对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各方面均产生了显著影响，首先劳动生产率。单斯等以蓝星公司精益生产系统为案例进行研究发现，精细生产系统显著提高了空调线圈制造业的生产率。因此，判断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作为整体是不是进入了后福特主义，可以将生产率作为重要标准之一。马克·艾兰姆依据日本的工业实践，认为“只要生产率实现‘跨越’，达到显著的类似于像丰田公司那样的水平，就可以推断出其反映了一个新的后福特主义时代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初始形成”。
不幸的是，马克·艾兰姆关于后福特主义确立的标准由于过于苛刻而遭到质疑。乌伊贡和斯特劳布指出，尽管很多公司精益生产的应用已达到了可接受的成果，但是可持续的成功仍然低于预期，甚至第一个精益生产出现20年后，公司仍无法达到丰田相同的效率。但是，以生产率为标准，对于判断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后福特主义，确实提供了一个客观的依据。福特主义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普遍较高，但是在福特主义末期，该指标持续下降，最终导致福特主义的终结。因此，我们认为，只要某个国家平均的劳动生产增长率开始出现恢复性、系统性增长，可以大致断定该国家已经进入后福特主义时代。
依据上述标准，我们推算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若干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确立的年份。后福特主义产生之后，经历了一个逐渐扩散的过程。扩散的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局部探索阶段。后福特主义在日本出现后，并没有扩散到亚洲或者美洲，而是首先扩散到英国和法国这两个老牌的欧洲工业化国家。后福特主义在日本出现后的第2年，英国和法国确立了自己的后福特主义。（2）快速扩散阶段。在这个阶段，欧洲一些工业化国家芬兰、德国和荷兰也相继进入后福特主义。此外，最令人关注的是，与日本隔海相望的亚洲国家——韩国也开始步入后福特主义。（3）放射状地扩散阶段。在这个阶段，除了一些欧洲的老工业化国家爱尔兰、意大利、瑞典外，美洲的两个重要的国家美国和加拿大也终于迈进了后福特主义的大门。
由以上分析可知，日本率先产生并确立了后福特主义，其他国家根据本国国情，逐步确立本国的后福特主义模式。在后福特主义的带动下，日本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恢复。尽管后来由于诸多原因，这些国家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波动，但也不能因此抹杀后福特主义的贡献。可以说，后福特主义对于日本乃至全球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都是很大的。这里尤其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到底是哪些因素促使后福特主义率先在日本产生而不是在美国等其他诸多发达国家产生呢？
三、福特主义演进的渊源
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进是个复杂的过程，国家的国情不同，决定了其演进的过程是有差异的。马克·亨特研究了南非民主化后生产方式的改革，认为实现后福特主义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双赢的“高”路径，另一个则是非双赢的弹性“路径”，结果发现前者很不乐观。南非后福特主义路径选择进一步证明，后福特主义的实现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这些条件不具备，即便移植也未必成功。
同样地，后福特主义之所以率先在日本产生，很有可能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而且这些条件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后福特主义的产生。为了反映这种差异，这里构建了生产率增长率、进出口比例、第三产业比重、大学学历比例和兼职就业率等若干指标，采用包括日本在内的若干西方发达国家在1971～1980年的数据，对这些指标进行了差异性检验，并根据这些差异提出相应的分假设命题，然后利用计量模型进行验证。
日本与其他国家在上所述指标上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指标看，生产率增长率显著高于日本的国家有美国、加拿大、瑞典和英国。尤其是美国，在这段时间平均高出日本3.225个百分点，是西方国家中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显著低于日本的国家只有挪威，其他国家与日本没有显著差别。马克·亨特指出，“精益生产确实带来生产率的较大改进”。据此，我们提出假设Ⅰ。
假设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日本积极探索丰田主义乃至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的动机之一。
从进出口比例反映的国际贸易条件来看，比日本进出口比例高的国家有美国、丹麦、芬兰、爱尔兰、意大利、韩国、挪威和英国，而比日本出口比例低的国家只有德国，其他国家则没有显著差别。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大多依赖海外市场，因为可通过海外市场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从而提高产品竞争力。出于此考虑，将国际贸易条件包含在第一个假设中。
在产业结构方面，从日本与其他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的比较来看，该指标比日本高的国家有加拿大、法国、德国、爱尔兰、韩国、荷兰、挪威和英国。比日本低的有美国、丹麦、芬兰、意大利和瑞典。这说明，相对其他发达国家，日本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并不是很高。很显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第三产业比重必然上升，这或许客观上会成为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进的重要推动力。据此，提出假设Ⅱ。
假设Ⅱ信息技术的发展，由此引起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成为日本向后福特主义演进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在劳动力的结构方面，总体上看，除了德国外，日本劳动力中，大学毕业的比例要比其他国家显著要高，尤其比加拿大高出更多。日本在1971～1980年期间，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平均要比加拿大高出34.09％。福特主义是去技能化、标准化生产，而后福特主义则更加强调用熟练工人进行个性化生产。汪达尔将精益生产界定为广泛应用熟练工人的生产组织。曼纳则认为弹性专业化是采用多用途的机械设备、创新，具有创新思想的熟练劳动力，运用通用的设备生产需要的产品。因此拥有较高比例的熟练劳动力无疑可以推动后福特主义的构建。据此，提出假设Ⅲ。
假设Ⅲ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劳动力中大学比例的上升、小学比例的下降，会使日本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的概率提高；高素质的劳动力是日本向后福特主义演进的必要条件之一。
以兼职就业率来看，在以上诸多国家中，日本的兼职就业率显著最低。从统计数据看，日本比意大利的兼职就业率低30.32％，即便比挪威这个兼职率较低的国家也显著低出2.83％。虽然日本与瑞典的兼职就业率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总体上要低一些。众所周知，日本长期以来实行雇佣终身制，因此，兼职就业的比例普遍较低。兼职就业率偏低，意味着工作较为稳定，从而能够提高劳动者对企业的责任感，而有利于技术或者管理方式的变革。而后福特主义强调员工的参与程度。多姆布罗西等认为，企业为了实现较高的生产率、较好的质量和顾客导向，企业不得不接受像精益生产漫长道路的现实。转变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员工的参与。据此，提出假设Ⅳ。
假设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兼职就业率偏低而雇佣终身制的工作稳定成为日本向后福特主义演进的重要保证，有利于日本向后福特主义转变。
除了以上条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日本是一个能源等资源缺乏的国家。日本在1955年即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以前，能源进口率只有20％，到1970年增至80％，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前竟达88％。此后日本的能源进口率虽然有所降低，但仍在80％左右。资源短缺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的危机感以及信念，也有可能是激发日本企业进行后福特主义探索的一个重要条件。为了检验该因素在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的作用，设定命题Ⅴ。
假设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石油价格的上升使日本相对其他国家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的概率更大。
显然，以上几个分假设命题构成后福特主义起源研究之理论基础。这几个命题的检验结果，将决定后福特主义产生的渊源。为了检验以上命题，以下设定计量模型，完成相应命题检验。首先确定相应的变量。
（1）被解释变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后福特主义，该变量取值为0，1。当该变量取值为0时，表示福特主义；当该变量取值为1时，表示后福特主义。
（2）解释变量。本文的自变量为生产率增长率、石油价格、信息技术、第三产业比重、劳动力市场因素变量和与日本相关的几个交互变量。其中劳动力市场因素包括兼职就业率、对正式劳动合同工人的保护、女性就业率、非自愿失业率、大学劳动力比率和小学劳动力比率。在福特主义时期，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当福特主义结束之后，政府对劳动力的市场管制逐渐放开，因此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将有利于后福特主义的建立。此外，信息技术的进步也是促进后福特主义建立的主要动力。这里用IT出口额作为信息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为了检验为什么后福特主义起源于日本，设定几个与日本有关的几个交互项：日本×生产率增长率；日本×石油价格；日本×大学劳动力比率；日本×兼职就业率；日本×第三产业比重。虽然石油在这几个国家的价格可能差不多，但是考虑到日本是个资源极其短缺的国家，为此也设定为交互项，这样一共有五个交互项。这五个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福特主义的起源。
接下来设定计量模型。模型用的是面板Probit模型中的总体平均模型。限于篇幅，这里不详细介绍。我们用stata13.0进行估计。估计结果显示，生产率增长率、石油价格、IT技术出口额、第三产业比重、对正式劳动合同工人的保护、女性就业率和非自愿失业率总体上对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变有显著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测度各因素对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变的影响，分别计算了各因素边际影响。以生产率增长率为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生产率增长率每下降1％，则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变的概率上升10.10％。这说明福特主义时期的生产率比较高，而后期的生产率下降是福特主义转变的一个主要因素。IT出口额每增加1亿美元，转变的概率上升0.08％。由此可知，IT技术的发展也是促使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产业的比重的边际分析结果显示，第三产业的比重每上升1％，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进的概率就会上升11.84％。
劳动力市场因素同样普遍影响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变。对正式劳动合同工人的保护每上升1个单位，演变的概率就会上升63.3％。由此可见，虽然福特主义终结后，开始建立弹性劳动力市场，但是也必须重视对劳动力合法权益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劳动过程的顺利演变。此外，女性就业率每上升1个单位，演变的概率会上升4.18％。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可能更容易接受资方的指令；另一方面，女性参与率的上升，给男性劳动力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不得不听从资方的安排。而非自愿失业率的上升每上升1个单位，演变的概率会上升20.09％。其中的原因很可能在于，随着非自愿失业率的上升，对在职的工人产生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同样不得不接受资方的安排。
以上因素均对西方各个国家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产生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影响。问题在于，为什么后福特主义没有在其他国家产生，而在日本产生呢？这只能从与日本相关的几个交互项检验结果寻找答案。交互项的估计结果表明，只有石油价格因素变量前的估计系数显著。石油价格的估计系数为0.0558，这说明对日本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石油价格每上升1个单位，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进的概率就比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高出5.58％。因此，从估计结果来看，前四个假设命题均不成立，第五个假设命题成立。也就是说，后福特主义之所以在日本产生，很可能不是因为与其他国家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源短缺所带给日本国民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危机意识所推动的。
四、结论与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历经了由“黄金年代”到长期“滞涨”的经济转型。每一次经济转型，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尤其是特定的技术决定的生产组织方式。随着包含技术在内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生产组织会发生更替，生产力将获得一定程度的释放，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经济学界普遍共识是，二战后占据支配地位的是福特主义，并在其终结后向后福特主义抑或向新福特主义演进。我们的研究发现，福特主义终结后，向后福特主义而不是新福主义演进。通过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后福特主义的时间发现，日本是最早建立后福特主义的国家。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后福特主义之所以起源于日本，不是因为经济条件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资源短缺所带给日本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危机意识所推动的。
日本率先实现由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演变过程和路径，对于中国这个仍然致力于成为强大的工业国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启示。中国应该遵循生产组织方式的演变规律，创造各种条件，选择相应的途径，为此，至少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重视信息技术的研发，促进技术的更新换代，从而推动生产组织方式的更替。为此，国家应该通过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乃至收入政策，因势利导，激励科研机构、院所和企业，大力推动信息技术的创新；（2）积极创造社会经济条件，为生产组织方式的顺利转变打下良好的基础。任何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不会凭空产生，只能在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才具备可能，因此，政府应该不断进行包括户籍制度等各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创建适合生产组织转变的各种社会经济条件；（3）积极改善劳资关系，尤其要重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是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4）为了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应该有一种民族危机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走在世界的前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尽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尚未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化体系。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对于中国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抓住历史机遇，实现工业化的跨越，更是严峻的挑战。政府应该加强民族荣誉感的教育，激发民族自尊心，树立危机意识，从而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演变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
王冠丞林超：从政治高度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
改革开放40年，回顾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经验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XJP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的，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XJP总书记在这里所强调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改革开放历史伟业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当前，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XJP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尤其是从政治高度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
第一，改革开放40年伟大成就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回顾40年改革历程，在每一次国际变局和重大考验中，在每一次历史关键节点和重大决策关头，我们党正是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时刻保持政治初心、政治决心、政治魄力、政治毅力，才能从容面对来自国际国内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在事关党和国家重大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稳住阵脚，确保改革开放这艘航船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XJP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XJP总书记要求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必须坚持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自信”，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长期坚持，决不动摇。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究其根本就在于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从政治高度把握了中国的改革方向，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0年改革历程，我们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必须毫不动摇走下去。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我们要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进一步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第二，改革开放40年伟大成就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政党在政治和社会实践中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XJP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坚持人民立场作为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一条宝贵经验与重大启示，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纵观改革开放40年，可以清晰看到，我们的改革是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贯要求的人民立场之上的改革。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40年来，我们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多次强调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判标准。我们所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人民主体的地位原则，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群众。我们党制定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都是人民群众。我们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既通过提出并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激励人民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我们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第三，改革开放40年伟大成就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原则。政治原则是政治实践中必须要遵循的准则，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XJP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才能有力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XJP总书记的讲话深入分析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的关系，强调了党的领导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重大政治原则。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全国必须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丝毫不能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正是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深化改革才有了根本的政治保证，使各项改革事业顺利推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改革开放40年已经证明：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如果离开党的领导，改革发展稳定将无从谈起，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事业也将无从谈起。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让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时代、人民的要求。我们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全党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我们党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资料
王冠丞：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战略抉择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
一个先进的政党，首先是政治上先进；一个成熟的政党，首先是政治上成熟；一个强大的政党，首先是政治上坚强。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是党的十九大在党建方面的重大理论贡献，把政治建设纳入党建总布局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大战略抉择。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和XJP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解决好什么是党的政治建设、为什么要进行政治建设、如何推进政治建设等重大历史课题，对于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顺利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对党的性质的论述明确了三个问题：一个是政治本质，另一个是政治立场，还有一个是政治目标，其中政治本质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政治立场回答了“代表谁”的问题，政治目标回答了“干什么”的问题。党的政治建设就是按照党的政治属性建设党，就是要把我们党在政治方面建设得更加先进、更加成熟、更加坚强，是集政治本质、政治立场、政治目标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
1.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
世界政党史表明，现代政党是为共同的政治目标而组成的政治组织，政治目标是政治属性的直接反映。与世界其他政党比，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大优势在于政治属性。《共产党宣言》以明确的政治本质、鲜明的政治立场、崇高的政治目标向世界宣告了共产党的政治属性，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基本原理指导下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投身于为人民翻身解放的社会革命斗争中。然而，要实现这个政治目标、顺应这个政治立场，就必须使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由自在的、自发的、分散的阶级力量上升为自为的、统一的、集中的政治力量，建立一个政治本质与这个政治目标、政治立场相匹配的党。只有使党的一切斗争都围绕这一政治目标、党的一切活动都符合这一政治立场、党的建设各方面都坚持这一政治属性，崇高的理想、艰巨的使命、伟大的事业才有政治保证。今天，我们虽然不存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但新长征路上的“娄山关”、“腊子口”依然横亘在前，这要求我们理想信念不能丢、政治初心不能变、革命精神不可灭。正如XJP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只有把政治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指针，才能从根本上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问题。
2.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实际上是从政治的幼年走向政治的成熟。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失败”、“胜利”到再“失败”、再“胜利”，从“大跃进”、“反右倾”的严重失误到“八字方针”的提出，从“文革”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经历的这些曲折启示我们：政治路线是政治目标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具体反映，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党，党的政治路线什么时候正确，党员干部群众就会衷心拥护，党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反之，党的政治属性就会出现偏差，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就会削弱，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路线方略，以此武装全党，不断提升全党的政治能力、政治定力、政治素养，使全党旗帜鲜明讲政治，善于从政治上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够在政治上分清是非黑白对错，自觉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人民利益、捍卫党的领导，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会有坚强的政治保证。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成功实践的深刻昭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一些长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充分。这些问题究其根本在于政治上出了问题，特别是虚化、弱化、淡化、边缘化等政治虚无主义现向有所抬头，导致部分党员对党的政治本质、政治立场、政治目标认识模糊。针对这些现象，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观点和创新举措并付诸实践。政治目标方面，强调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要求全党做最高纲领和最近纲领的统一论者，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政治立场方面，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绝对不能发生偏差，提出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人民主体的地位原则，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求全党时刻保持宗旨意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政治本质方面，提出政治能力建设这一重大课题，突出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求全党增强“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护”，在面对错误思潮、错误言论、错误行为以及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风险问题时，特别是在关乎旗帜、道路这一根本政治立场、政治方向的问题时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敢于碰硬。同时，大力推进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落实“八项规定”，厉行反“四风”，“打虎”、“拍蝇”、“猎狐”无禁区全覆盖。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功实践深刻昭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这对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好地完成历史使命具有重大意义。
4.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在新时代条件下更加坚强有力的迫切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时代是中国兴起、全球秩序重组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虽然我们不再是那个“一穷二白”、饱受战争创伤的落后国家，但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应对21世纪多元格局挑战、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困难很大、任务很重、风险很多，西方国家依然对我国进行战略封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较量日趋尖锐，“资强社弱”、“西强东弱”的政治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党在政治上是否先进、成熟和坚强事关能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事关党运、国脉和民族精神，事关事业发展和改革成败。把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布局，就是要进一步在党性建设上下功夫，进一步强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属性的认识，进一步把握好政治目标、政治本质、政治立场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要求，进一步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我们党、国家、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建设的历史考察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原则。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的概念，但这一根本原则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全部理论和实践。
1.政治建设是马克思恩格斯建党思想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以及在帮助西方各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和领导第二国际初期四个阶段的建党实践中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要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作指导，要制定正确的纲领和策略，要有严格的纪律和组织制度等。这些都是政治建设的具体原则，鲜明标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质、政治立场、政治目标，由此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明确革命纲领、严密组织原则、科学斗争策略的工人阶级政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的政治目标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认为这“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强调“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指出全体党员要懂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发展道路和最终目的”，怀有“宣传的能力和热情、坚定不移的信念、革命的毅力”。
为捍卫党的政治原则、丰富党的战略策略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与蒲鲁东、杜林、苏黎世三人团等的斗争中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世界观，特别是在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时指出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认为“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是批驳拉萨尔主义、捍卫工人阶级政党政治原则的标志性文献。马克思恩格斯极其重视党的政治纪律和团结统一，强调共产党员在政治信仰上必须承认共产主义，“不信仰一切宗教”，“拒绝参加任何组织”，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团体，拒绝支持敌视工人阶级政党宗旨或“可能阻挠实现这一宗旨的个别要求”，提出工人阶级政党必须不断完善组织制度，严格政治纪律，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针对第一国际后期巴枯宁阴谋宗派活动和无政府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集中和权威是纯洁党组织的武器、是统一政党组织的保证、是发挥革命力量的重要条件、是党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要求“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攻击点上”。
2.政治建设是苏联共产党兴衰成败的根本原因
列宁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早在1895年～1896年，列宁就在狱中起草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在同第二国际的斗争中批判“改良”、“修正”、“革新”的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纲领》等文章中，列宁总结第二国际蜕变的经验教训，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并通过《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著作，与以伯恩施坦、马尔托夫、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划清界限，从政治本质、政治立场、政治目标等方面捍卫、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建党思想。他要求“保护党的巩固性、坚定性和纯洁性”，“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提出党在思想上要保持鲜明的旗帜和党性，严格遵守党章和党的纪律，注重民主集中制特别是集中的思想，以解决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执政党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要求坚持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以“政治教育工作”武装全党，开展“星期六义务劳动”，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自觉与各种派别活动作斗争。列宁针对托洛茨基等人的派别活动提出：“我们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团结，而且需要非常坚固的团结”；正确的民主集中是避免派别活动的有力武器，党内任何事宜决不能交给事先按某种“纲领”形成的集团去讨论，“只能直接交给全体党员讨论”；“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要“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每一个党组织“必须密切注意：决不容许有任何派别言论”。新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建立后，列宁针对各国共产党内的“左”倾幼稚病指出，共产主义思想政治教育、集中领导和政治纪律是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经验，并为此起草了著名的“21条”，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布尔什维克党正是政治上的先进、成熟和坚强，才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骨干，带领群众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然而，这个大党老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顷刻瓦解了，出现这样结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放弃了最基本的政治原则，搞“改良”、搞“修正”、搞“革新”。由于政治纲领变味了、政治信仰弱化了、政治权威没有了、政治纪律动摇了，因而导致意识形态崩溃、政治属性崩塌、党内思想混乱，最终难逃解体命运。
3.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实践的重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的经验更值得重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政治建党、政治强军，早在古田会议时就提出“从教育上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毛泽东认为，我们要建设的党，应该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要建设这样的党就要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遵义会议前的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错误，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政治路线，遵义会议后的第二次王明路线使毛泽东意识到党的政治建设关系我们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关系全党能否正确认识党的路线，关系党的团结统一。于是，毛泽东用正确的路线去团结和克服错误的路线，带领高级干部研究政治路线、开展延安整风，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政治上把我们党武装起来，使全党在政治上空前统一。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党的胜利必须依靠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要克服过去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下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始终注意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告诫全党必须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坚持“两个务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指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要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邓小平指出：党的领导首先是政治上的领导，“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中央权威，强化政治纪律，“改革若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全党“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建设思想，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了“一条主线、五大建设”的党建布局，提出了全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等重要观点，清晰标示了我们党的政治本质、政治立场、政治目标。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共产党奋斗史可以看出，政治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显著的政治标识，是区别于其他形形色色政党的本质特征，是160年来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焦点。今天，把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布局，就是结合新时代特点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建设基本原理，就是继承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更是新时代条件下全党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坚守政治本色的理论支撑。
三、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重点内容
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就是按党的政治属性建设党，就是以政治本质、政治立场、政治目标武装党、教育党、凝聚党，围绕党的政治属性的三个方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1.在政治本质方面，重点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按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先锋队”和“核心”从政治本质层面对党的政治建设提出要求，发挥好“先锋队”和“核心”作用必须始终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邓小平指出，党中央必须有权威，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否则“形成不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也就没有资格当先锋队”。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就是权威的确立史，更是党中央从政治上凝聚全党、团结全党、号召全党，集中统一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史。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最重要的政治品格，是我们党具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能力和剑锋所指、所向披靡的组织威力的最大前提，是提升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以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根基所在。只有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够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进。
推进党的政治建设要科学把握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既不是极“左”政治，也不是集权主义，而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以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构建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为目标，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具体内容，要求每一个党员“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里的政治路线、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就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要遵循的具体内容。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就要在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等方面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XJP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的政治原则、最根本的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并与违反这项纪律的思想行为作斗争。
2.在政治立场方面，重点是培养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
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不可能有今日的作为和成就，更不可能焕发出百年大党的蓬勃生机。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脱离群众是最大的风险。如果脱离群众，党的政治立场就会改变，党的政治属性就会偏离，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会不断出现、频频上演，这是很危险的。党的十九大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求全党“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最根本的政治立场。从政治立场层面考察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始终坚持这个立场并把其贯彻到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中，贯彻到全体党员干部的行动自觉中，以确保党在政治上始终先进、成熟和坚强。
推进党的政治建设要科学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深刻认识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都事关根本立场的重大政治原则。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党性是工人阶级性的集中体现，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党和人民利益的统一性深刻体现了对党忠诚和为民造福的同一性，对党忠诚和为民造福都是站稳政治立场的应有之义，对党尽忠就是对人民尽忠，对党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把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如果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就会造成思想和实践上的混乱。所以说，党员干部只有通过持之以恒的党性锻炼、党性分析、党性修养，才能从政治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才能在思想深处科学树立“四个自信”，才能在实践中深刻理解为什么党和人民同心同德，最后转化为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
3.在政治目标方面，重点是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使全党统一于党的政治路线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党的理论、路线、方略是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是凝聚党心、稳固军心、赢得民心的重要旗帜。推进党的政治建设，要求每个党员都要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上述所谓“统一论”，就是要科学把握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不因实现最低纲领而忘记最高纲领，也不能罔顾实际一味追求最高纲领而忽视最低纲领，既不能耽于空想、空喊口号，也不能丢掉理想、迷失方向。现阶段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最直接最现实最具体的做法就是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路线中，统一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中。正如XJP总书记所指出：“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既不偏离‘一个中心’，也不偏废‘两个基本点’，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
党的十九大把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形成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条”基本方略和“两个15年”战略蓝图，这是共产主义的最高政治目标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反映。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之不易，蕴含着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被实践证明完全正确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重大发展。实践已经并会继续证明，这个伟大思想必将全面反映和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代的发展要求，必将进一步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必将深刻昭示我们党在政治本质、政治立场、政治目标方面所反映出的先进、成熟和坚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进一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始终凝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始终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以此激励全党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满怀豪情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总之，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铸魂工程，中国共产党要在政治上始终保持先进、成熟和坚强，必须不断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在政治本质、政治立场、政治目标方面不断深化对党的政治建设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就必须向世界郑重宣示我们的政治本质、政治立场、政治目标，决不放弃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决不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背离人民群众的政治立场，决不丢弃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本色，砥砺前行。
王冠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击疫情的重要启示
2020年春，我国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这次疫情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疫病迅速引起举国上下广泛担忧，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能否尽快遏制病毒蔓延，有效救治病患，解除疫情对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恢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的严峻考验。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局，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回顾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把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击疫情放入大的历史时代中看，放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进程中看，能够得到许多新的重要启示，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
新冠疫病防控的伟大斗争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确保党的决策正确、高效地实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打赢疫情防控战，关键也在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打赢新冠疫病防控战最为宝贵的经验，也是最为重要的启示。正是坚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才能服从安排、统一行动，坚定不移把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不分昼夜地战斗在抗疫一线。也正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才能共同行动，在疫病发端之时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集中技术，在千钧一发之刻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充分展现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抗击疫情的伟大斗争再一次印证，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要求。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以来应对危局的历史，不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党和人民之所以能够危难之际绝处逢生、挫折之后毅然奋起、磨难之中百折不挠，究其根本就是有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总结我们党近百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党中央什么时候有权威，什么时候就能把全党团结起来，带领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今天，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来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尤其需要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既是应对危局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国家发展、社会有序、人民福祉的根本保证。
新冠疫病防控的伟大斗争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再上新台阶，不断提升应急管理效能和水平。中国共产党在新冠疫病防控战中，以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应急管理体制，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不论是应急队伍选派、物资经费管理、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交通信息管理、公共安全教育、应急保障措施，都行之有效，立竿见影，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在制度优势造就的“中国速度”、“中国智慧”、“中国奇迹”背后，依然要认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短板，明确今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建设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什么。新冠疫情防控的伟大斗争启示我们，安不可以忘危，治不可以忘乱。必须以“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基本方略为指导，推进国家应急管理理论创新、制度完善、体制改革，立足历史和现实、国情和灾害事故特点精细科学、举一反三，不论是公共卫生安全，还是政治事件、经济危机、地质灾害等等，实现从处置疫情“单一灾种”向应对“各类灾难”拓扑研究，推进新时代国家各类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有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应急管理效能和水平，我们才能在任何危局来临时做到举国上下一盘棋，全国人民一条心，更好地应对风险挑战。
新冠疫病防控的伟大斗争启示我们，必须大力推进政治文化建设，以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革命意志、奋斗精神激浊扬清、扶正祛邪。打赢疫情防控战，除了党的领导、制度优势以外，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独特的政治文化所形成的动员力、凝聚力、感召力。疫情发生后，新闻舆论战线迅速行动，聚焦疫情形势、人民诉求、百姓呼声，加强改进正面宣传，强化舆论辨析引导，及时公布疫情数据，下大气力网络辟谣，通过互联网激发正能量、弘扬真善美，凝聚全国人民抗疫共识。政治文化作为思想领域的上层建筑，会潜移默化影响抗疫进程。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党旗在防控斗争一线高高飘扬，医护工作人员、志愿者、党员干部、人民子弟兵都能够临危不惧，家国情怀、人民福祉、民族信心成为社会主流，这就是政治文化孕育的“精神武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切实发挥政治文化凝聚的精神力量，才能确保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在任何危局来临时都摧不跨、气不馁、压不倒。随着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多样化，意识形态领域建设愈发困难，必须结合新的时代特征，管好具有新闻舆论和社会动员功能的新媒体和意识形态阵地，综合分析研判各阶层、各年龄特点，在差异性、多样性中寻求统一，优化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教育方式。要讲好新冠疫情防控战的中国故事，及时提炼新冠抗疫精神，纳入到政治文化建设中，以此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的事业满腔豪情地不懈奋斗。
新冠疫病防控的伟大斗争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能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人民军队。自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的号令下，人民军队吹响了奔赴疫区的集结号，他们和广大疫区群众甘苦与共、共度时艰，为守护群众的平安健康坚守岗位、日夜奋战，充分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展现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形象。人民军队在抗疫战中的实际行动充分体现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政治原则，展现出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接受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坚持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始终做人民信赖、人民拥护、人民热爱的子弟兵。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应对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还是应对四川汶川“5·12”等特大地质灾害等等，人民军队都能够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对人民赤胆忠心。本次疫情防控战，再次证明人民军队红色基因的强大力量。在新的历史起点、历史阶段、历史方位上，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能改变，要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主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顶住一切压力阻力、扛住任何风险挑战，为完成历史任务履行使命。
新冠疫病防控的伟大斗争启示我们，必须进一步提升党的建设效果，锻造我们党最为强大的组织力，把我们党建设的更加严密坚强有力。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9059.4万名党员和461.0万个基层党组织。如此规模的党，如何在疫情突发之时发挥出自身的强大组织优势，如何创造应对疫情危局的组织威力，这是对长期以来党的建设效果的重大检验。事实充分证明，党的建设成果在疫情防控战中起到了强大的引领作用、组织作用、先锋作用。党旗在疫情主战场高高飘扬，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宣告成立，党支部建立在门诊科室，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区、农村基层党支部全力有效动员，凡此种种，充分体现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使党的力量倍增，党的领导、决策部署只有通过组织来实现。能否高效的让组织体系运作，是打赢疫情防控战的关键，更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一切危局的关键。新时代党建建设，组织力建设一刻也不能松懈。必须锻造我们党最为强大的组织威力，使每个基层党组织发挥出政治功能，使领导干部、普通党员能够树牢组织观念，做到政治上认同组织、思想上信赖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最为强大的组织保证。
王静：21世纪南亚毛主义运动：现实图景、理论焦点及未来挑战
【内容摘要】苏东解体以来，整个国际共运陷入了史无前例的低潮，但国际毛主义政党却呈现力量不断增长的“奇观”。纵观全球毛主义运动，南亚地区的毛主义运动规模最大、力量最为集中、成绩也最为显著。本文探析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亚毛主义运动的源起，对南亚毛主义运动进行历史溯源，勾勒和介绍了21世纪南亚毛主义运动的现实图景，同时聚焦南亚毛主义运动的理论焦点，分析南亚毛主义运动必须回应的四大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探索均陷入困境，各种共产党力量不断衰败，力量越来越弱小。与此截然相反，国际“毛主义运动”却呈现出力量不断蓬勃增长的“奇观”。越来越多的反抗力量转向了对解决第三世界的农民土地问题、民族解放问题、民主革命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非常有吸引力的理论武器——“毛泽东主义”。如今，南美的秘鲁、哥伦比亚，东南亚的菲律宾，西亚的土耳其，以及整个南亚地区都存在毛主义政党领导的“持久人民战争”。其中，南亚地区的毛主义运动规模最大，力量最为集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负面后果的必然回应。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二战后尤其是在朝鲜战争后逐步进入新殖民主义阶段，而世界毛主义运动则是新殖民主义时代最显著的反抗性力量。南亚新一轮毛主义运动承继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印度“纳萨尔巴里运动”为里程碑的第一波毛主义运动，其直接世界背景是中苏大论战。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南亚成为重灾区。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由于尼泊尔革命的直接带动，21世纪南亚地区的毛主义力量重新整合，掀起了新一轮运动高潮。对南亚乃至全球毛主义运动的来龙去脉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梳理，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国际地缘政治研究及中国全球战略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星星之火——南亚毛主义运动的历史溯源
冷战时期，作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枢纽，南亚地区曾客观上受惠于美苏的争霸，例如，印度在美苏间左右逢源，获得了来自双方的不少经济援助。然而，由于没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南亚的土地问题、种姓问题等传统社会的沉珂深深地阻碍着南亚的发展，因此从50年代初开始，不少南亚共产主义力量就主张借鉴中国革命模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第一波南亚“毛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大整合的产物，进而又极大地影响了南亚乃至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版图。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中，南亚共产党几乎全部分裂为“莫斯科派”和“北京派”。“莫斯科派”主张通过和平改良和议会斗争，渐进地实现社会主义，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北京派”则仍然坚持从马克思到列宁的暴力革命路线，主张借鉴中国革命经验，坚持武装斗争，即所谓“毛主义道路”。各国共产党中的“北京派”，即今日毛主义共产党的前身，领导了当时南亚各国的毛主义运动。在原有的深受苏联共产党影响的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化出了实力强大的毛主义力量，一大批共产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开始扎根基层农村和工厂，夯实自己的阶级基础。这一波毛主义运动席卷了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其中，印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毛主义运动均对所在国政权造成强劲冲击。
然而，这一波毛主义运动后来基本上都走入了低谷。六七十年代高潮过后，由于领导毛主义运动的各毛主义政党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和组织问题，各党分裂频仍。
（一）印度的“纳萨尔巴里运动”
1967年5月，在西孟加拉邦北部大吉岭县纳萨尔巴里地区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这场斗争很快席卷全国，并成为南亚毛主义运动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时任印度首席部长兼内政部长的阿乔伊•穆克吉（AjoyMukherjee）马上派出1500名警察协助地方治安部队围剿起义者，仅两个月的时间，政府逮捕了1300人，其中包括此次起义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加脚注）由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中央坚持议会道路，中途收回了对“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支持并在印度中央政府围剿起义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1967年9月，几个邦发生了脱党事件，统称为纳萨尔巴里派的革命党人在安得拉邦和西孟加拉邦大批地退出了印共（马）。1969年4月22日，激进派组建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告成立，当时印共（马列）在全国有2～3万名党员，并在大学生和城市中等阶级中吸收了活动分子。1972年，轰轰烈烈的纳萨尔巴里运动转入低潮，但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影响此后在印度乃至南亚地区绵延了几十年，改变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态势。
（二）尼泊尔的“贾帕运动”
尼泊尔毛主义运动是在印度“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出现的。1971年，在“纳萨尔巴里运动”的鼓舞下，尼泊尔东部特莱平原地区的贾帕县尼泊尔共产党青年党员成立了尼泊尔共产党柯西区域委员会（后改称尼泊尔全国革命委员会（M））。1971年5月16日，这些青年激进派在贾帕县的吉米尔噶边村（Jymiradi）发动武装起义，后起义遭到残酷镇压，大批党员牺牲。“贾帕运动”即尼泊尔毛主义运动的前身。
（三）斯里兰卡的毛主义运动
锡兰共产党成立于1943年7月3日。历史上斯里兰卡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度十分富有生机。1963年，锡兰共产党决定“通过议会实现社会主义”。党内激进派领袖N·桑穆加塔桑（N.Shanmuathasan）批评认为，“建设议会团结阵线的策略不过是一种幻想，也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只有通过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来反对新殖民主义，才能得到胜利的果实”，并在党内开展了一系列抗议活动。1963年10月28日，桑穆加塔桑发表声明说：“我被以非民主和不合乎党章规定的方式开除出了这支我参与创建的党。”1964年1月21日，桑穆加塔桑领导的反对力量召开3天大会，从原来的锡兰共产党中分裂出来，成立了一支新的锡兰共产党。该党拒绝原书记的领导，并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为了与原来的锡兰共产党相区别，外界称这支党为“锡兰共产党（北京派）”。1964～1978年间，锡兰共产党（北京派）在斯里兰卡南部、东北部以及高山地区领导了革命武装斗争，这些斗争深深影响了当地的工人、农民、贱民、妇女以及年轻人等受压迫民众。但后来几经波折，该党经历了数次分裂。最重要的一次分裂是罗汉·维杰韦里（RohanaWijeweera）从锡共（北京派）中分裂出来，另组“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JVP）。维杰韦里曾任锡共（北京派）下属的锡兰红旗青年联合会组织书记，由于其号召立即执行更为激进的军事武装斗争政策，而于1966年4月被开除出党。随后，他组建了游击队组织——“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该组织曾于1971年4月和1986～1989年间两度对斯里兰卡政权造成冲击。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锡共（北京派）的一支力量曾经在泰米尔北部地区组织群众武装斗争。但这些运动很快就由日益高涨的泰米尔分离运动所替代了。尽管“民族解放斗争”口号最早是毛主义者提出的，但是没有任何一支泰米尔独立武装运动是毛主义式的，除了一支很小的、很短命的，叫做“泰米尔独立国家解放阵线”的组织，但其很快就分崩离析了。
（四）孟加拉国的毛主义运动
1966年，东巴基斯坦共产党分裂为“莫斯科派”和“北京派”。在“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带动下，1967年斯拉吉·斯卡德尔（SirajSikder）带领一批青年共产党人组建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1968年该“中心”转变为“东孟加拉工人运动”。1971年6月3日，在“东孟加拉工人运动”的基础上，诞生了“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这支激进的毛主义政党曾对刚刚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的孟加拉国产生重要影响，该党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发起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在理论上、军事上和组织上成为了执政党孟加拉国人民联盟的最大挑战。但在1972年“一大”之后，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内部陷入矛盾纷争，外部持续遭受执政党的严酷镇压。1975年该党领导人斯拉吉·斯卡德尔被捕并惨遭杀害后，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陷入危机，开始分裂并持续衰落。
（五）阿富汗的毛主义运动
1965年10月6日“青年进步者协会”的成立是阿富汗毛主义运动的起点。该组织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拒绝“议会呆小症”和资本主义政策。该组织创办的刊物《永恒光辉》（ShoayeJawid）在塑造成千上万阿富汗青年人的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激进青年、知识分子以及相当数量进步工人的支持。但由于外部遭受所谓“假共产主义”、“正统伊斯兰势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打压，以及严重的内部分歧——内部接连遭受“冒险主义”、“右倾主义”的挑战以及著名领导人阿卡拉姆·雅日（AkramYari）身患重病等事件打击，“青年进步者协会”在1972年解散了。尽管“青年进步者协会”解散了，但毛主义者们仍继续留存在阿富汗不同类型的左翼政治组织中。
（六）巴基斯坦的毛主义运动
历史上的印度共产党支持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将其看作是穆斯林群众的自决运动。巴基斯坦与印度分割之时，一场非正式的分割也开始在印共内部进行。一些重要的穆斯林党员得到指令，移民巴基斯坦，协助创建巴基斯坦共产党。然而，巴基斯坦共产党命运多舛，几乎遭到巴基斯坦历届政府的严酷镇压。1951年，巴基斯坦政府总理里亚库特·阿里可汗（iaqutAikhan）宣布政府挫败了一起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推翻国家政权的阴谋。与此同时，政府对左翼政党和组织的活动限制进一步加深了。然而，共产党人和亲共知识分子继续在巴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1953年巴基斯坦共产党在地方大选的成功刺痛了巴基斯坦政府。巴基斯坦政府再次宣布巴共卷入了推翻政府的阴谋，并于1954年7月推出一项禁令，宣布巴共为非法组织。与此同时，与巴共有关的组织，比如全国学生联合会、进步作家运动和铁路工人联盟也失去了合法地位。1958年，全巴基斯坦农民协会也被禁止。
20世纪60年代，国际共运发生大分裂。由于巴基斯坦在政治和军事上将印度视为最大的敌人，而苏联采取各种方式对印度进行支援。因此，在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的政治修辞中，亲苏被视为“不爱国”，“亲中”则相反这一时期的毛主义政党和组织被允许发展，但必须限定在较小的组织规模。
1968年，“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成立，这是一支注重农民问题的毛主义政党，是亲苏联政党“国家人民党”分裂的产物。之前，国家人民党中的一些左翼党员同时也活跃于“农民委员会”，但是该党的地主成员反对该党党员加入农会组织。于是，1968年5月1日，一部分党员脱离了国家人民党，成立了工人与农民党。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领导了西部边境省份的农民起义，但运动遭到了地主私人武装和政府军队的双重镇压。1978年，由于内部意识形态分歧和组织问题，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再次分裂了。
二、21世纪的新高潮——南亚毛主义运动的现实图景
进入八十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势力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以苏联共产党蜕化、变质并随之崩溃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体上也陷入低潮。新自由主义模式迅速影响南亚各国主流执政党，和封建残余一样成为南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例如在孟加拉国，1991年，主张私有化、取消行政干预和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的孟加拉民族主义党上台执政；1992年9月，原来坚持社会主义的孟加拉另一主要政党孟加拉人民联盟全国理事会修改了党章，放弃了公有制原则，实行市场经济，引进自由竞争机制。同样的变化出现在其他南亚国家，更具标志性的是印度的变化。1991年7月初，印度拉奥政府宣布新经济政策，标志着印度国内右翼资产阶级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正式获得统治地位，印度原来宣称的第三条道路正式终结。拉奥总理1994年2月在柏林洪堡大学所作的讲演中指出，“我们正在对过去45年的政策实行转轨。我们将要实行一种市场导向的国内经济和自由的贸易体制。”其具体政策有：以资本自由化推动竞争、国企逐步私有化、大力引进外资、降低关税推动贸易自由化等等，以充分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融入美国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
苏联的崩溃和解体及新自由主义的进攻，给南亚共产主义运动中“莫斯科派”和“北京派”的争论基本上划上了休止符，这对南亚毛主义政党来说表面上看是“坏事”，但从根本上看却是“好事”——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力量选择了“毛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仅仅没有解决南亚地区原本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如土地问题、种姓问题等等），反而在更大程度上激发了两极分化问题和阶层阶级矛盾。总体上看，南亚毛主义政党在苏联解体这场大冲击中很快就站稳了脚跟，在九十年代就基本恢复了元气，并在21世纪迎来了革命的高潮，南亚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大突破。
1996～2006年间，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领导了震惊世界的“十年人民战争”，并成功占领尼泊尔80％领土，尼共（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已经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但是由于忌惮印度与美国进行武力干涉，才迟迟没有攻占加德满都。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总书记贾纳帕蒂曾经表示：“南亚各国的毛主义共产党，都极大地受益于尼泊尔革命。”“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中央重组委员会”曾致信尼共（毛），盛赞该党以往的成绩：“尼共（毛）在南亚乃至全世界毛主义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鼓舞人心的革命先锋角色，重燃了纳萨尔巴里精神之火。这项历史性的进步将南亚毛主义者革命力量团结了起来，加速了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
在尼泊尔人民革命的带动下，21世纪南亚地区的毛主义运动出现复兴。2003年前后，在尼共（毛）的帮助下，不丹共产党（马列毛主义者）成立；2004年，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和印共中心合并成立了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阿富汗三支毛主义政党合并成立了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者）；21世纪以来，传统毛主义力量十分强大的斯里兰卡境内的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和分散在孟加拉国的十几支毛主义共产党开启了重组进程；而巴基斯坦的传统毛主义政党——“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也开始恢复了活跃和生机。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整体性复兴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01年旨在“更好促进南亚地区蓬勃发展的持久人民战争形势”的“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CCOMPOSA）的成立。
（一）21世纪南亚毛主义政党的四种类型
根据其在国内乃至世界的软硬实力、影响力及成熟程度，21世纪南亚地区的毛主义政党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具有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影响力，有实力问鼎中央政权的政党——尼共（毛）和印共（毛）。尼共（毛）在21世纪新一轮南亚毛主义运动的复兴中扮演了旗手和先锋的角色。从1996年尼共（毛）起事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尼共（毛）领导的尼泊尔人民革命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十年人民战争”和“十年议会道路”。尼共（毛）领导的“十年人民战争”引起世界的强烈关注，并一度被誉为后冷战时代最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在巨大的争议下，尼共（毛）于2006年放下武装转入尼泊尔议会政治。在经历了短暂的大选胜利后，尼共（毛）放弃武装、交还战争期间占领的土地、党内发生大分裂，并于2013年大选失利。尼共（毛）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对原本蓬勃向上发展的南亚毛主义运动造成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冲击。
南亚毛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如今开始逐步转移到更具潜力和影响力的印共（毛）身上。2004年9月21日印共（毛）成立，并由此开启了“将武装斗争拓展至全国”的进程。印共（毛）武装力量如今分布在印度境内的22个邦，其中包括数万正规武装力量和无法统计的大量民兵。印共（毛）迅猛的发展态势成为印度政府的最大威胁。2009年，在美国和以色列等国情报部门的协助下，印度政府采用美国的“低烈度战争”战略出动大规模的军队对印共（毛）展开剿灭，其中包括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对其领导层进行斩首行动。然而，剿灭行动并未触及印共（毛）的根本，在一些地区印共（毛）的力量甚至还有所发展。
第二种类型是历史悠久，有潜在的实力，但目前还未能真正发展起来，一旦有合适的气候和环境就极有可能迅速壮大的政党。这一类政党的代表是斯里兰卡的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和十几支力量整合尚未完成的孟加拉国马列毛主义共产党。1991年，锡兰共产党（北京派）召开大会并宣布重组为“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桑穆加塔桑凭借其个人威望领导该党直至其1993年逝世。2008年3月，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发表了一封题为《致真正革命共产党的公开信》，信中分析认为，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内部分崩离析的局面是“长期缺乏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集体领导和强有力的组织”的结果，斯里兰卡客观革命条件良好，但主观条件特别是党的领导滞后了。信中呼吁斯里兰卡真正的革命力量重建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在继承桑穆加塔桑建立的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这份共同的历史遗产和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上。然而，由于内外阻力，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的重组尚在进行之中。
2004年，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中的一些年轻同志组建了“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毛主义者统一团结）”，该组织的成立对于该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然而，该组织尽管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但真正的重建实践并未完成”。2012年“孟加拉国马列毛主义者共产党”成立。该党要继承斯拉吉·斯卡德尔及其领导的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的遗产，重建一支新型的马列毛主义共产党。该党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思想，革命目标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通过发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在孟加拉国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并将发动人民战争作为中心任务，将持久人民战争道路作为孟加拉国革命的主要道路。尽管有一些成绩，但孟加拉国毛主义政党的整合和重组面临重重阻力。
第三种类型是历史悠久，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韧性，但一直维持有限规模的政党。这类政党的代表是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者）和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阿富汗新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源自1984年“世界革命运动（RIM）”的成立。“世界革命运动”带动了阿富汗一批毛主义组织的兴起和整合。1991年阿富汗共产党的成立是将阿富汗毛主义力量整合为一支党的努力尝试，但成效不大。“九一一”事件之后，联合抵抗美国及其盟友对阿富汗的占领再次成为了阿富汗毛主义力量整合的一个重要契机。2004年5月，阿富汗共产党、阿富汗解放斗争组织（皮亚卡）和阿富汗革命工人团结三个毛主义组织合并成立为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者）。在成立之初，阿共（毛）向阿富汗的马列毛主义力量发出呼吁，要求一切毛列毛主义力量加入，并得到热烈响应。该党的成立是人民抵抗美国及其盟友进攻阿富汗的一个成果，该党高举马列毛主义的旗帜，有清晰的党纲和路线。该党团结的基础是：作为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马列毛主义，以及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党的最低纲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其团结的基础也包括对“人民战争”达成共识，积极准备人民战争已经成为该党最迫切的任务。
“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PMKP）于2010年8月7日召开全国“七大”。“七大”的召开标志着该党将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毛主义者马杰尔·艾斯拉克·默罕默德建党的初衷。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将自己定位为“巴基斯坦一切受压迫人民的先锋。新党纲认为，巴基斯坦尚处于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社会，巴基斯坦人民受到落后的亲帝国主义和国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封建统治精英的统治。新纲领还强调：巴基斯坦的半殖民地因素是“解放生产力以及国家进步的主要障碍”。因此，受到沉重压迫的农民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巴基斯坦仍有48％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有55％的无地人口，这是巴基斯坦人民战争的基础。而如果毛主义者不领导人民进行斗争，伊斯兰力量将继续为帝国主义力量所利用，继续压迫民众。
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认为，巴基斯坦革命也会影响并促成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的历史性转变。就地区层面而言，巴基斯坦革命潮流将会席卷南亚并更深层次地影响穆斯林世界。这将打破那些“教权法西斯主义者”对“反帝国主义”的垄断，其本质上并非反对帝国主义，而只是为了达到其机会主义及自我吹捧的目的。就世界层面而言，巴基斯坦的革命共产主义潮流将会对帝国主义“反恐战争”的意识形态基础造成重大打击。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穆斯林已经成为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替罪羔羊——将帝国主义北约联盟的真正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目的（掠夺全世界、剥削被压迫民众）上转移开来。西方民众受到误导，从而支持帝国主义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扩张战争。但是，反对塔利班的战争——一场针对国内反对派和剥削阶级的战争，只能是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战争。
此外，2010年5月1日，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省的边界上进行了支持尼泊尔革命的集会和游行。巴基斯坦工人与农民党还表示，将与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者）和伊朗共产党（毛主义者）共同推动西亚和南亚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
第四种类型是边缘化的、发展趋于停滞的、在短时间内极小有可能获得大发展的政党。这一类政党的代表是不丹共产党（马列毛主义者）。不丹共产党（马列毛主义者）是不丹主要的毛主义共产党组织，其武装侧翼组织为“不丹猛虎部队”。与南亚乃至全世界其他毛主义共产党相比，该党的特殊性在于：最初是由不丹尼泊尔族的难民问题派生而出，最终由民族议题上升为“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议题。
2003年不共（马列毛）发布《宣言》表示：不共（马列毛）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不丹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动持久人民战争，推翻不丹君主制，进而在不丹建设社会主义。该党将不丹视为印度的殖民地。该党宣称其主要敌人是以不丹旺楚克王朝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2007年3月22日，在不共（马列毛）向不丹政府提出的“13点要求”中，其政治诉求发生重大变化——强调用“人民民主”代替“君主制”、在不丹施行“多党民主制度”。
不共（马列毛）是在尼共（毛）的帮助下成立和逐渐发展壮大的，在该党成立初期尼共（毛）曾为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军事支持。2006年尼共（毛）路线的转变对不共（马列毛）的路线造成震荡并引发了不共（马列毛）的分裂。该党分裂为毕冉特（Birat）派和威卡帕（Vikapa）派（威卡帕由于其“机会主义”倾向于2008年1月被赶出党的核心领导层）。
关于不共（马列毛）现状，2011年“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第5次年会报告指出：“不共（马列毛）的斗争没有太大起色”。2014年“南亚恐怖主义门户网”所做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2008年不丹发生了十几次与不共（马列毛）相关的冲突，但这仅仅是不丹极左翼力量最后的示威。不丹社会也在发生深刻改变：不丹国王“自废君主制”，2008年3月不丹举行国民议会（下院）选举，首次通过选举产生议会民主制下的政府。此外，较之南亚其他国家，不丹社会矛盾并不特别突出。
（二）21世纪南亚毛主义运动的组织和协调者——“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
“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由尼共（毛）和“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倡议发起成立，“世界革命运动委员会（CoRIM）”在筹建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1年参加“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第一次年会的政党有：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中央委员会）、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毛主义布尔什维克重组运动）、孟加拉共产党（马列主义者）、印度毛主义共产党中心、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印度革命共产党中心（马列毛主义者）、印度革命共产党（中心）、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锡兰共产党（毛主义者）。
“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2002年发布宣言表明，该组织成立的目的在于：第一，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团结和协调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的行动，以更好应对该地区蓬勃发展的持久人民战争形势。“我们决心将马列毛主义的旗帜插遍南亚次大陆，并升起在壮丽的喜马拉雅山之巅”。不仅将持久人民战争之火燃遍南亚次大陆，还要延伸到南亚地区以外的地方，与正在秘鲁、菲律宾和土耳其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持久人民战争汇合。这将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的一步；第二，历史使命是摧毁帝国主义体系和通过持久人民战争道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三，呼吁南亚地区所有毛主义力量加入，推进正在尼泊尔和印度进行的持久人民战争。在南亚各国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呼吁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支持我们，加强反帝国主义和反印度扩张主义的日益高涨的人民群众的斗争。”
“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章程规定，该组织运行的一般原则是：每个党或组织独立决策并将之施行于各自的革命实践。所有组织成员都是平等的。因此，任何适用于某支党或者组织的办法在此并不适用。所有参加党或者组织都必须在各自国家领导人民战争，抑或正在积极筹备人民战争。因此，该组织的主体必须在地下秘密运行。必须牢记，组织原则和条例，绝不能替代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决不能作为解决问题主要途径。该组织的运行基于共识的基础之上。成员必须在各自国家领导或者积极准备人民战争，决不能无限拖延。鉴于一些成员党或者组织发生分裂，“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不会马上吸纳分裂的分子，而必须由常委会调查其纯正性，再由大会决定是否吸纳。组织在“共识”的基础上运行，特别是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事务”方面，关于“技术”和“实践”层面的问题，如未达成全体一致，各自成员可保有自己的立场。
三、南亚毛主义运动的理论焦点：尼共（毛）转向议会政治引发的“争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南亚共产党普遍分裂的理论问题——“议会政治”还是“武装斗争”，作为一个绕不开的理论难题和实践瓶颈，再次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了新一轮南亚毛主义运动当中。迄今为止，尼泊尔人民革命将近20年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十年人民战争”（1996—2006年）和“议会道路”（2006年至今）。支撑“武装斗争”向“议会道路”转变的是该党以“普拉昌达路线”为名的一系列理论创新。作为尼泊尔人民革命的实践总结，“普拉昌达路线”自2001年以来逐渐形成，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被尼共（毛）与马列毛主义并列作为该党指导思想。该理论创新引发了南亚乃至世界范围内毛主义运动的“大辩论”。印共（毛）曾多次写公开信对“普拉昌达路线”表示质疑。印共（毛）认为，该“理论创新”干扰了正在蓬勃发展的世界毛主义运动，在毛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群众中造成了对战略战术和时代特征认识的大混乱。
（一）尼共（毛）转向议会政治的理论基础——一系列理论创新
2006年，在占有巨大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尽管尼共（毛）做出了“通过武装斗争1～2年内会完全夺取全国胜利”的判断，但尼共（毛）终究没有进一步推进斗争，而是在推翻封建君主制的背景下，选择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妥协和合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尼共（毛）政治路线上的突变与该党2001年以来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密切相关：
第一，“21世纪民主问题”。2003年尼共（毛）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份题为《全面发展21世纪民主》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尼共（毛）提出“当所有党派都在反帝反封建的框架下，和平的多党竞争是存在的”。后来，尼共（毛）对于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多党竞争是否可行的问题开始采取规避和模糊的态度。2006年，普拉昌达在接受《印度教徒报》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告知其他的议会政党，我们准备与你们进行和平竞争”，而“做出多党民主的决定在战略上和理论上都是成熟的”，并赋予多党民主普遍性意义，声称这是发展马列毛主义的一次尝试。
第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道路——融合理论”。首先，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人民战争（中国革命模式）与城市武装起义（苏俄革命模式）的融合。其次，则是革命战略与和谈、斡旋、外交战略的融合。最后，则是转变成议会政治，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和平竞争。2001年尼共（毛）的第二次全国会议刚刚结束后，以普拉昌达名义颁布的新闻公报明确声称：“科学技术，尤其是电子领域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给各个国家和世界带来一种革命的全新模式，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了把持久人民战争模式和全面武装起义相融合的一种新战略。”在2005年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尼共（毛）认为，“在不同国家推行的持久人民战争正陷入困境的时候，或者随着帝国主义已尝试把干涉主义的镇压战略重新定义为‘长期战争’，以及在持久人民战争处于战略进攻阶段之后，人民军队会遭到清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革命者不惜任何代价仍机械地坚持人民战争的‘持久性’，那么这在本质上是故意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谋方便。”后来，“融合理论”进一步发展，到2006年之前，尼共（毛）的融合理论变成了与资产阶级政党和平竞争和向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
第三，“对世界形势的估计——马列毛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已经滞后，帝国主义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2006年12月26日，在关于21世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研讨会上，尼共（毛）提交了一份报告，尼共（毛）认为：“帝国主义在本质上已经改变，帝国主义在其发展进程当中已经获得了新的形式和形态。帝国主义最初的殖民形式已经改变为新殖民主义。现在新殖民主义的这种变化自然要考虑进来。”2005年11月尼共（毛）的一份中央委员会学习文件表示：“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今天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已经导致列宁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的战略分析落后了，这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革命的分析一样，已经滞后于一战前帝国主义的发展形势。”
第四，“尼泊尔革命的发展阶段”问题。尼共（毛）在其纲领文件中曾经明确做出了尼泊尔革命目前所处阶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评估。然而，巴特拉伊在2005年3月关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理解发生了急遽变化，即提出了所谓“民主共和国的次阶段”问题。2006年普拉昌达在接受BBC的一次访谈中，谈到了建立新的尼泊尔并不需要粉碎旧的国家，以和平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民主共和国将会解决尼泊尔所面临的问题。2006年11月在接受意大利报纸《快报》（'espresso）的一次访谈中，普拉昌达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未来尼泊尔的展望，即要把尼泊尔变成像瑞士一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二）尼共（毛）放弃“武装道路”引发南亚毛主义阵营激烈的争论
尼共（毛）回归议会政治并逐渐放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激起了南亚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左翼针对尼共（毛）的革命道路及其战略战术的大辩论。南亚毛主义政党普遍认为，尼共（毛）的新政治路线直接冲击了各国毛主义政党在时代主题、革命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共识，其中包括如何认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如何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等重大问题。
作为南亚毛主义运动的中坚和核心力量，印共（毛）对尼共（毛）的新政治路线进行了系统性批判。印共（毛）于2009年7月20日致信尼共（毛）认为，在实践上，尼共（毛）与七党联盟、参与议会选举，同买办封建政党一起组建政府，放弃根据地、解散人民解放军和共青团，对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采取绥靖政策，均违背了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革命群众中造成了混乱，削弱了革命阵营；在理论上，尼共（毛）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政策不符合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则，其以创造性运用马列毛主义的名义提出的几个具体议题，如“21世纪民主”或者“多党民主”概念、“融合理论”、“全球帝国主义”、“普拉昌达路线”等，都违背了马列毛主义。
第一，关于尼共（毛）的“21世纪民主”理论。印共（毛）认为，尼共（毛）把做出多党民主的决定描述成是战略上、理论上都是成熟的做法，突出了这样一个危险的论点：用与统治阶级政党和平共处的道路取代通过革命推翻统治阶级的道路，通过所有议会政党（包括充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傀儡的统治阶级在内的）在所谓的议会选举中和平竞争，放弃未来建立社会主义的目标，从而为封建、买办反动分子的上台打开大门。而封建、买办反动分子会利用群众的迟疑，以及来自国内外反动分子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势力的大力支持，绑架整个社会发展议程，并在民主和国家主义的名义下使社会主义方向转变为资本主义方向。总的说来，普拉昌达关于多党民主的结论在群众中制造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和宪法的幻想。
印共（毛）表示，只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进行坚定地、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在个人领域的自由，如同马克思说的，在于对必然的认识；政治层面的自由在于必须打碎绑缚在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枷锁。
印共（毛）认为，尼共（毛）并未吸取印度尼西亚、智利、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参与所谓的议会民主的经验教训，反而采取与上述国家政党相同的路径。
在印共（毛）的理论杂志《人民进行曲》2006年刊发的一篇文章中，印共（毛）曾经指出参与资本主义议会选举是徒劳无益的：“即使毛派政党通过选举上台，让自己的武装部队与旧国家军队合并，这个政权也有可能通过军事政变被推翻……若毛派政党想成为议会游戏的一部分，则必须遵守其规则，而不能独立自主地实施其反帝反封建的政策。司法独立被认为是议会游戏必要的一部分，那么在毛派政党上台后，司法独立是可以阻碍毛派政党启动的每一项改革的。……此外，还会有一些独立的机构存在，如司法机构、选举委员会、帝国主义支持的人权委员会、媒体、各种各样的艺术文化甚至是宗教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如果谁声称投身于多党民主，那么它就不可能不赞成成立这些所谓的独立机构。而其中许多机构是以多样化而又微妙狡猾的方式效力于反革命目的的。谁也不能忘记西方机构渗透和颠覆东欧国家，甚至是前苏联所采取的微妙狡猾的方式。”
第二，印共（毛）批评尼共（毛）的“融合理论”，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形势的变化并没有为将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融合成“新”的混合战略提供任何新的基础。原因很简单，印度和尼泊尔的社会经济体系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在一切像尼泊尔和印度的落后国家，毛主义的持久人民战争战略从来不排斥在革命过程当中使用城市起义策略，这也可以从中国革命的进程当中看到。实际上，二战后社会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城市人口剧增，劳动阶级高度集中于城市。所在国的毛派武装当然更应该重视城市问题并把城市起义作为毛主义持久人民战争战略的一部分，为城市起义做好准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持久人民战争就成为了“旧的”和“保守的”模式，而认为这两种战略应该“融合”为一个。
印共（毛）在信中尖锐地批评道：“你们所采取的政治军事战略并不如你们所说的是新东西。任何一支革命政党都不会认为仅通过军事战略就能夺取革命胜利。政治战略战术是毛派政党采取的总战略战术中重要的一部分。虽然人民解放军非常强大，但是毛泽东同志一直重视政治战略战术，而不仅仅只是军事战略。孤立主要敌人，与所有的反帝反封建力量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在城市和平原地区的劳动阶级和劳苦大众，已经成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当今一些毛派政党议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这些政党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印共（毛）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意识到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或者是否缺乏政治战略，而在于正在被实施的政治军事战略的性质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村与城市地区工作的优先顺序。如果以政治战略战术为借口，把粉碎国家机器尤其是军队和其它武装力量降级到不重要的位置，如果为了设法维持统一战线而以牺牲无产阶级和备受压迫的人民阶级利益为代价做出妥协，那么实际问题就来了。即便在控制80％领土以后，尼共（毛）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也将是巩固群众基础和政权机关，增强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粉碎敌人的核心力量。这个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如果没有正确理解人民战争的持久性，则很可能会在战略反攻阶段犯严重的错误。
第三，关于尼共（毛）的“全球化国家”理论。印共（毛）认为，“全球化国家”的这个结论是与辩证法相悖的，因为它把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降到不重要的地位，而试图把帝国主义当成一个力量均匀的整体。尼共（毛）这一想法的提出是在与七党联盟之后的2006年12月底，随后走上了议会道路。“所有这些都源于你党对帝国主义的错误估计以及得出帝国主义已采取全球化国家形式的结论。这样的估计必然导致得出走和平通往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和平过渡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结论。然而，这一估计与卡尔·考茨基1912年提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类似，列宁同志曾经揭露过这一点。融合理论最终导向的是和平过渡的理论！……在一个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受半封建社会关系束缚的农民占总人口将近90％的情况下，提出这样折中主义的融合理论真是一个悲剧。……它不是让全体党员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做准备，而是在全体党员中制造迅速获取胜利的幻想。”
第四，关于尼泊尔革命的发展。“没有任何一个毛泽东主义者会说建立共和国，推翻君主专政的斗争是错误的。同样，也没有毛泽东主义者会反对团结那些特定时间内的次要敌人力量，建立统一战线。不用说，这样的统一战线在性质上是纯粹战术性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也不应该决定革命本身的道路和方向。尼共（毛）的理论问题在于把对抗专制变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次阶段，更为糟糕的是，对抗专制的次阶段主导甚至决定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在尼共（毛）发起武装斗争之前所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策略，推翻的目标，甚至根据当时革命推进的情况所作出的具体的阶级分析，现在都服从于所谓的尼泊尔革命的次阶段需要了。这就是‘尾巴摇狗，本末倒置’。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次阶段已经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这一切包括把持久人民战争搁置一边，而把多党民主或者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政党进行政治竞争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甚至是尼泊尔革命的道路。”印共（毛）批评认为，“反对君主制或国王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事情——尼共（毛）领导人的终极目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并被包含在了为反对国王的次阶段学说中了。”
最后，印共（毛）对尼共（毛）提出所谓“普拉昌达路线”、冠以对马列毛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的称号及赋予其普遍性提出了批评。在尼共（毛）第二次全国会议上，“普拉昌达路线”被定性为长达五年的伟大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在这次会议上，尼共（毛）认为“普拉昌达路线”既是国际意义与国家特性，又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整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的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还认为尼泊尔革命经验的总结将会服务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化。
印共（毛）批评认为，建立盲目的个人崇拜从长远来说对党和革命不利。并举了印共（马列）在查鲁·马宗达（英文名）（CharuMajumdar）时期的例子，建议尼共（毛）不要反复灌输对个人的盲目信仰。“我们一贯的观点是这些主义、道路和思想等在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同时认为是具有明确科学依据之后还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够确立。我们建议你们不要仅仅因为尼泊尔人民战争夺取了某些重大胜利后，在论及新道路新思想时就可以太草率。”
印共（毛）进一步批评认为，“在目睹了普拉昌达路线的全盛发展时期后，各地的毛派革命者现在已经明白了一件事：列宁和毛泽东主义的确已经成为了普拉昌达和尼共（毛）实施其改良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方案的障碍。他们需要抛弃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学说和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他们需要扔掉毛泽东关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新民主主义和革命两阶段论，而且用人民战争和起义相结合或相融合的折中主义策略取代持久人民战争策略……普拉昌达路线在本质上与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理论无异。”
四、南亚毛主义运动必须回应的四大挑战
从整体上看，南亚地区毛主义运动仍然处于大整合、大转折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尼共（毛）的路线调整给来之不易的南亚毛主义运动的联合态势蒙上了新的阴影。如今，南亚毛主义运动面临着统一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实现各国毛主义力量的内部团结及整个南亚地区毛主义力量的整合、在新时代条件下进行理论和战略战术创新等四大挑战。
第一，从历史到现实，“议会道路”还是“武装斗争道路”的理论焦灼始终干扰着南亚毛主义运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深刻的历史逻辑及其延伸的理论逻辑。首先，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不同，二战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论从中心到外围都发生着某些局部调整，其中包括部分的政治、经济改良，如政治上允许共产主义倾向的左翼政党参与议会政治，再例如经济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等等。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左翼政党的确会产生通过参与议会政治和平改变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憧憬。其次，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更加有组织化、系统化、全面化地加强了对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其领导阶层的经济收买和思想渗透，诱使后者蜕变乃至叛变。最后，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兴起，冷战期间资本主义迫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被迫进行的改良成果毁于一旦，走议会路线的各国左翼政党普遍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困境。在以上三点原因的影响下，两条道路之间势均力敌的斗争可能会长期存在。
第二，长期和频繁的分裂困扰着南亚毛主义运动。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出现频繁分裂，毛主义政党也概莫能外。在第一波毛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后，南亚各毛主义政党基本上都支离破碎了。21世纪南亚毛主义运动出现复兴，一批毛主义政党开始重新整合。曾经整合成功的范例有印共（毛）、尼共（毛）、阿共（毛）和“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的诞生。但是2012年6月一度扮演南亚地区毛主义运动领导者角色的尼共（毛）内部发生大分裂。而2011年后，担任新一轮南亚毛主义运动“组织和协调者”的“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活动停止。孟加拉国境内的十几支毛主义政党和斯里兰卡的毛主义政党的整合十几年来始终未能完成。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南亚各国都缺乏一个拥有成熟的领导阶层、成熟的思想理论和战略战术，并被实践所检验和证明的力量中心，来整合和团结该国毛主义力量。上升到地区层面，整个南亚也需要有这样的一支力量和中心。印共（毛）是目前南亚地区毛主义当中表现对成熟的一支政党，该党不仅在整合印度毛主义力量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有一定实绩，也逐渐在南亚毛主义运动的组织和团结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整合到分裂再到整合，从高潮到低潮再到高潮，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
第三，在印度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国统治阶级的残酷围剿始终对南亚毛主义运动形成巨大的压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如何反对第三世界国家革命战争的研究和应对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86年7月，美国的一个由20多名专家组成的军事智囊团在巴拿马秘密研究“低烈度战争”理论。他们研究了世界各大军事理论和军事家，包括从克劳塞维奇到切－格瓦拉、列宁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又研究了美国在地区性冲突上的对策，随后他们形成了《战争理论的技巧》的报告，认为美国应大力推行“低烈度战争”。“低烈度战争”战略在日后剿灭第三世界国家“游击战”和“持久人民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并且在施行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该战略大体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军事、社会、政治、经济和心理手段综合并用的全面战争、长期战争和消耗战争；二是“信息心理战”是战略的关键，目标旨在“控制人民的思想”；三是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切断革命运动的经济来源和战争供给；四是“情报”是重要的战略武器；五是针对革命运动领导人发动“斩首行动”，迫使革命运动陷入群龙无首和四分五裂的混乱之中。
21世纪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全球盟友对各国劳动人民的思想控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巧妙而严密的程度，这是当年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和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所没有遇到过的新挑战、新问题。因为二战之前，大众传媒对劳动人民思想的控制程度还远远没有达到今天的程度。“911”事件以来，美国借“反恐”之名，将一些共产党组织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借“反恐”“反共”。如何突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全球盟友对南亚毛主义政党的“舆论围剿”和“军事围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所创新，摆脱孤立的局面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南亚毛主义运动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四，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信息技术挑战。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过程中，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之间的技术差距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通过各种方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武装力量所拥有的军事技术实力，在战争过程中可以和敌对阶级产生一定程度的均衡。在21世纪的今天，两大阶级间的技术鸿沟更加扩大了。信息技术的特征是投资规模巨大、集成化程度高，尤其是需要一个庞大的技术阶层支撑。例如，在“绿色狩猎行动”中，印度政府在美国的帮助下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对印共（毛）领导层的通讯信号进行监控并采取斩首行动。在整个信息产业和整个互联网核心技术都被美国控制的背景下，连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都面临着美国的网络战争和信息战争的不对称威胁。南亚各国的毛主义政党要想摆脱当前的不利局面，困难程度是很大的。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南亚毛主义政党在短期内还很难成为该地区支配性的力量。但是深受封建残余和新自由主义模式毒害的南亚地区，必然在长期范围内成为毛主义运动的温床。毫无疑问，在全球经济进一步走向大萧条的背景下，未来十几年内毛主义政党在南亚各国和各地区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再次出现类似尼泊尔革命那样的毛主义运动高潮也将是大概率事件。
结语
中国目前正在推动对世界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南亚是一个重要侧翼和环节），不管人们是否已经能够意识到，这一战略要取得成功，必须塑造一种全新的第三世界全球化模式，它需要既不同于传统的以新旧殖民主义为特色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也不同于当年中国和苏联所推动的以“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模式。毫无疑问，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遭受美国、日本、印度等全球帝国主义霸权国家和地区霸权国家的严峻挑战。2015年初斯里兰卡新政府上台后，中国在斯里兰卡的一些大型港口建设出现波折就是一个信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贫困人口问题是南亚国家最突出的问题，其中有超过8亿贫困人口和2.7亿近贫人口，占到南亚总人口的71％。南亚毛主义运动的逐年高涨，跟这一背景息息相关。南亚地区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发展，长久以来美国、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新旧殖民主义剥削是一个关键原因。从根本上看，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将自己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南亚最广大的贫困人口的利益产生直接的关联性和对接性，从而使自己的投资模式区别于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新旧殖民主义模式，从而获得南亚地区最广大人民的欢迎。这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能否获得持久动力的一个决定性条件。
目前，美国正在利用恐怖主义破坏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中东地区的实施。中国在设计全球战略时必须将南亚庞大的贫困人口和强大的毛主义政党纳入基本战略框架考虑之内。南亚毛主义政党，正是美国、日本、印度等全球和地区霸权国家最大的直接敌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要在南亚得到顺利实施，应该在战略框架设计中考虑如何使南亚底层贫困人口的直接政治和经济利益代表——即包括南亚毛主义政党在内的共产主义政党成为这一战略的动力而不是阻力。（《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第七章节选）
王三运等：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
核心要点：
■要加强党性锻炼，教育引导党员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作风建设上，要按照XJP总书记“坚持坚持再坚持”的要求，把问题导向与破题指向结合起来，睁大火眼金睛，任凭不正之风“七十二变”，也要善识善辨、善纠善治、善作善成，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XJP总书记反复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规矩。
■我们要坚定四个“足够自信”，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持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让想搞腐败的人断了念想，搞了腐败的人付出代价。
■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老百姓对扑脸的“苍蝇”更有切肤之痛。“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
编者按：近年来，XJP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当好第一责任人。这一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遵循，为管好党治好党指明了方向。
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
XJP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站稳立场、把准方向，始终忠诚于党，始终牢记政治责任。贯彻落实XJP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各级党组织必须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当好第一责任人，对党负责，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以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把党的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把牢思想建党这个根本，做到常管常严。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作为党委书记，履行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的责任，首要的是加强理论武装，在常管常严上下功夫。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常补精神之钙，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要加强理论学习，在全体党员中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尊崇党章、遵守党规，以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提升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要加强党性锻炼，教育引导党员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立起党的纪律这把戒尺，做到真管真严。XJP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深入开展纪律教育，狠抓执纪监督，养成纪律自觉，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我们始终重视加强纪律建设，多层次、广覆盖、高密度开展党纪党规学习宣传，引导党员干部紧盯高标准见贤思齐、恪守底线永葆本色；注重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管住从“好同志”向“阶下囚”蜕变的中间地带。去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谈话函询1106人、诫勉谈话779人，分别增长125.7％和58％，体现了“纪在法前”的要求。但一些党员干部不守纪律、不讲规矩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必须进一步校准认识之标，深入开展党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教育，引导和督促广大党员增强纪律意识、养成纪律自觉，真正把党章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进一步把正行为之舵，更加关注党员干部思想动态、工作表现和作风状况，发现问题及时开展思想引导、及时依纪予以纠正，督促他们自觉按照党章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进一步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秉持严管就是厚爱的理念，把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的教育提醒做在平时，对违反纪律的行为抓早抓小，让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让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成为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是极极少数。
抓住党内监督这一关键，做到敢管敢严。XJP总书记强调，要聚焦监督执纪问责，强化党内监督，坚持、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内监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抓住“关键少数”，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领导干部岗位越重要、责任越重大，就越要加强监督。作为党委书记，必须敢于较真碰硬，从“管”和“治”两个方面体现监督，从“严”和“实”两个层面落实监督措施，确保各级领导干部正确用权、廉洁从政。要管住管好一把手。一把手违纪违法最容易产生催化效应、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一方面要多设置监督“探头”，使一把手置身于各方面监督之下；另一方面要严肃党内生活，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让领导干部习惯于在监督下行使权力。要时刻高悬治党利器。巡视是从严治党的利器。近年来，我们围绕加快构建巡视巡察监督体系，在省直部门和市州探索推进巡察工作，按照“一巡一授权”原则，面向所属部门单位及乡镇、村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巡察，取得了明显成效。我们将继续认真贯彻巡视工作条例，坚持常规巡视和专项巡视相结合，做到应巡尽巡，同时强化运用巡视成果，确保发现的问题件件有着落。要着力强化执纪问责。充分发挥纪委作为党内监督机关的重要作用，旗帜鲜明地支持纪委履行党章赋予的监督执纪问责三项任务，让党内监督不留死角、没有空白。
压实主体责任这副担子，做到长管长严。中央最近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贯穿了XJP总书记关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突出地方党委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明确地方党委对本地区党的建设全面负责，必须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从制度上彰显了地方党委从严治党的主业主责，为地方党委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方向。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都是责任主体。在作风建设上，要按照XJP总书记“坚持坚持再坚持”的要求，把问题导向与破题指向结合起来，睁大火眼金睛，任凭不正之风“七十二变”，也要善识善辨、善纠善治、善作善成，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取信于民。去年，我们紧盯重要时间节点，部署开展了“九个严禁、九个严查”专项行动，保持作风建设的常态化长效化。在制度体系上，要着力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实践中，我们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紧密结合省情实际，构建实施党风廉政建设“3783”主体责任体系，连续3年由省级领导担任组长对市州和省直部门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全面推行述纪述廉述作风“三述”制度，健全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出台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去年全省调整不胜任现职干部255名。在领导表率上，要以对党负责、为党分忧的赤诚之心，种好“责任田”，落实“三严三实”要求，落细严明政治纪律、选好用好干部、加强作风建设、坚决惩治腐败、规范权力运行等各个方面的具体职责，自觉按照《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开展工作，使管党治党从宽松软真正走向严紧硬，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正风肃纪反腐净化政治生态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徐新荣
XJP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重要讲话中，突出强调要净化政治生态，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从自身做起，廉洁用权，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同时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立“明规矩”、破“潜规则”，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政治生态不断改善。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党在延安时期积累了许多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的宝贵经验。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XJP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全面从严治党的力量，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实的措施，持续正风肃纪反腐，将延安时期我们党的好作风发扬光大。
一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XJP总书记反复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规矩。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重在加强纪律建设。要把纪律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加强纪律教育，狠抓执纪监督，养成纪律自觉，用纪律规范和约束全体党员的言行。要尊崇党章这个根本，切实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认真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在党言党、在党爱党、在党兴党、在党护党，切实维护好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个核心，切实把向党中央看齐体现在思想和工作的各个方面。要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坚持以《准则》为高标准，以高尚的思想道德做人做事，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骨干带头作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坚持以《条例》为底线，在管人管事上下功夫，使《条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让所有党员干部明边界、知底线、懂敬畏，不越雷池半步。
二是把高压反腐的螺丝拧得紧而又紧。延安时期，我们党严厉惩处贪污腐败，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规定，贪污数目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极大净化了边区政治生态，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黑暗形成鲜明对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正风肃纪反腐任务依然很重。我们要坚定四个“足够自信”，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持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让想搞腐败的人断了念想，搞了腐败的人付出代价。要充分发挥巡查的利剑作用，加大对群众身边腐败的查处力度，严防“微腐败”演变为“大祸害”，让群众感受到正风反腐的效果，增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案件查办上，要坚持有诉必理、有案必查，一查到底、决不姑息，秉公办案、求真务实，形成铁面执纪、越往后越严的态势。
三是作风建设一抓到底。作风事关人心向背，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延安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作风建设，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关键少数”的一言一行对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具有“风向标”作用，抓住“关键少数”就抓住了重点。我们发挥延安红色资源丰富的优势，采取瞻仰革命旧址、重温革命历史等方式，从市委常委班子抓起，带头坚定理想信念，做向中央看齐的标杆、做践行“三严三实”的表率。在全市创树“延安模范”，充分发挥模范引领作用，激励党员干部挺起精神的脊梁。坚持慎初、慎微、慎独，注重激发自律的内在动力，把住大关，守住小节，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明察暗访、通报曝光、坚决查处惩治“四风”。注重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使其严格教育、管理、约束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以良好家风引导社会风气向上向善。
四是治标与治本有机结合。净化政治生态同修复自然生态一样，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标本兼治。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关键是用人、根本是制度。今年是市、县、乡换届之年，要严格贯彻中央和省委强调的换届纪律和要求，把好选人用人关。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着力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推进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建立干部选拔任用问责制度，做到谁提名谁负责，谁考察谁负责，谁主持会议讨论决定谁负责。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靠人民满意的好干部打造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抓住建章立制，针对发生的腐败案例，查找漏洞，吸取教训，着重完善党内政治生活等各方面制度，压缩消极腐败现象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坚持问题导向，加强调查研究，了解老问题，研究新动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以问题倒逼改革，形成务实管用、约束力强的制度机制。提高制度建设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强化制度执行力，促进政治生态持续改善。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中共黄冈市委常委、红安县委书记余学武
XJP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指出，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这是军令、是号角、是行动指南。我们必须严格贯彻执行中央部署，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把XJP总书记的要求落到实处，切实担负起“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责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关乎党的执政基础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之义，是赢得党心民心的有力之举，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固本之策。党的执政基础，既包括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又包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XJP总书记指出：“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全国有2800多个县（市、区、旗），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基层干部是我们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他们直接面对和服务群众，其作风状况事关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应当看到，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是好的，但也有一些基层干部利用手中权力，或为官不廉，贪污截留，对惠民资金雁过拔毛，把扶贫资金当“唐僧肉”，救命钱也敢占；或为官乱为，执法不公、吃拿卡要，甚至鱼肉百姓，为虎作伥；或为官不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如“公堂木偶”。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老百姓对扑脸的“苍蝇”更有切肤之痛。“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XJP总书记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就是要面向全体党员，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防止它们侵蚀党的威信和基层基础。我们县委班子成员特别是县委书记必须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性紧迫性，着力解决“小官蝇贪”、“微腐败”等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基层反腐和作风转变的实际成效，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和信任。
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一抓到底
担当压实主体责任。县委书记作为“一线总指挥”，是基层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责任人，必须以身作则、表率全县，既要“挂帅”又要“出征”。对歪风邪气和违法违纪行为，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让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风成于上而俗化于下。县委书记的一言一行，干部群众在看、在议论、在效仿，必须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自觉践行“四有”和“四个人”的要求，严格自我约束，正己正人。红安县委坚决推行县委书记向同级纪委全会述责述廉，让干部群众看到，从严治党，没有特殊；约束干部，一视同仁。要坚持一根竿子插到底，建立健全覆盖县、县直单位、乡镇和村（社区）四个层级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层层压实，防止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推动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在支部落地生根、在基层开花结果。
打造“四铁”干部队伍。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抓好“两学一做”，树立清廉为官、事业有为的价值取向，打造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要推进思想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交心谈心、巡查曝光、执纪问责“五个常态化”，健全作风建设常态化机制。要严格培养、严格选拔、严格管理干部，落实干部召回管理制度，让不守纪律、不讲规矩、为官不廉、为官不为者丢帽子、让位子。
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整个党组织的“神经末梢”。县委书记没有三头六臂，但应有以上率下，推动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级级过硬、堡垒坚强、作风可靠的素质和能力。要大力加强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制度、基本活动、基本保障“五个基本”建设，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组织，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把惩治“微腐败”作为重点任务来抓，坚持标本兼治，做到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让“微腐败”形成“大祸害”。
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全面从严治党离不开有效监督。县委书记要勇担监督之责，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多扯袖子、咬耳朵，抓早抓小抓苗头，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避免“不出问题不重视，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要破解“一把手监督难”，推动巡查工作向基层单位延伸，加强对乡镇和县直各单位一把手的监督，经常交心谈心、敲打提醒，预防腐败。要放手发动群众，织密全天候、全覆盖的群众监督之网，让干部在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下工作和生活成为习惯。近年来，红安县坚持对干部真管真严、真查真治，健全和落实公款送礼零支出、村级招待零费用、执行禁令零容忍、公职人员服务群众零障碍等制度，督促基层干部履职尽责、清白干事，干部作风大变样，得到群众的肯定。
王伟光：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理论
近年来，历史唯心主义的变种——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历史的虚无，对世界历史的歪曲，不仅颠倒了历史，而且搞乱了人们的历史观。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理论，恢复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历史的本真事实，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纯洁性、战斗性，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武装我们的干部群众，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都要集中火力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因为，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就没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称赞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石，没有这样一块基石牢固奠定马克色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础，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真理体系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伟大功绩就是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并率先运用于历史领域，把唯心主义历史观从历史领域彻底清除出去，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建立是辩证唯物主义创立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标志。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社会基本矛盾、人民史观、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等，都直接触动了资本主义最敏感的神经，撼摇了资本主义大厦的基础，是一切马克思主义政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根基。
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就是历史唯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典型表现。近年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突出表现在用历史虚无主义取代历史唯物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挖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者，又首先反对的是历史唯物主义。
反对历史唯物主义，通常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概括的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的科学原理，否定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必然趋势的正确结论。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而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演变发展的一般规律（以下简称“五形态说”），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和必然趋势，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五形态说”，是一切历史唯心主义、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通病。其表现为：有的根本不承认人类社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必将经过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认为“五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臆造出来的，不是科学的真理；有的变换手法，谎称马克思、恩格斯根本没有提出过“五形态说”，“五形态说”是列宁、斯大林等后来人编造出来、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制造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的假象；有的则玩弄抽象承认具体否定的伎俩，抽象地承认“五形态说”，但具体到对我国历史与现状的判断，则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还有的不承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修成正果。
一些历史读物、历史展览、历史影视，往往只是从唯美主义角度而不是从唯物史观角度，离开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离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单独地展示历代文物和历史人物，把历史仅仅变成精美艺术品的展示史，皇宗贵族、才子佳人的个人英雄史，从而取代社会形态演变的真实历史，一味地“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去阶级斗争化”。
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认识社会历史问题，坚持一切从社会存在出发来说明社会问题。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最根本的社会存在就是生产方式的存在，就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存在。社会发展史说到底就是社会形态发展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一切都要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而必须从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人类社会形态出发来认识人类社会现象，而不是相反，这是唯物史观的不可违背的根本原理。
二
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最主要是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产工具从旧石器升级到新石器、再到青铜器、铁器，再到机器、电子、信息、互联网、人工智能……生产力逐步提升，促使生产关系、从而生产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从而推动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进步到奴隶社会，再进步到封建社会。当代资本主义表面强大但已经开始衰落，当代社会主义虽弱但却是必然胜利的新生事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政治结构、阶级构成、社会结构变化，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经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这个规律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有人谬称马克思从来没讲过“五形态说”，企图否定社会形态演变的普遍规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深刻剖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而收获的重要理论硕果，是对人类历史观的伟大贡献。马克思虽然没有就社会形态问题撰写过专著，但一生中围绕着这一问题留下了大量论述。马克思最早在1851年撰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名著中提出“社会形态”概念。在这里使用“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是为了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
在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就第一次提出人类社会经过五种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149页）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说明：“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等级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每个阶级内部又有特殊的阶层。”“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态代替了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273、248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众所周知的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论述，他强调指出：“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页）1859年1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思想已经表述的十分清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充分论证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随着历史科学有了一定发展，特别是历史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出版，对原始社会提供了详尽的研究材料，使马克思对原始社会有了明确的科学界定，这一科学认识集中反映在1880年到1881年间他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中。恩格斯于1884年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清晰地勾画出人类社会发展“五形态”的历史进程。这说明，“五形态说”内在地包含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社会发展形态的科学分期认识中，概括反映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进程的最普通的规律。
有人以马克思曾说过以“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的“三形态说”为借口，否定“五形态说”，认为“五形态说”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不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实质上，“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所谓“三形态说”，是人们根据马克思“伦敦手稿”中对社会历史进程的看法而提出的一种论点。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同上书，第104页）依据马克思关于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个人全面发展这三大阶段的划分，可以认为，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经过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这三个阶段。这就是社会发展学者概括的“三形态说”。
事实上，“三形态说”同样也反映了马克思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状况，对社会发展形态所做的一种科学分期的看法。从马克思表达的整个思想来看，第一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实质上是自然经济社会的特点。自然经济社会横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当然每种社会形态的进一步发展期自然经济特点就会减弱，就会逐步增添商品经济的特点。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力低下，分工不发达，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生产者的自身需要，必然采取人与人直接互相依赖的办法，来克服工具落后的状况。比如原始人必须依赖于原始群体，帮工必然依附于师傅，这就表现为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组织的依赖。第二阶段，“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实质上是商品经济社会的特点。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生产发展了，人们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交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成商品，产生了“商品拜物教”，人依赖于商品，处于物化的、异己的关系的统治下。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成为商品、货币、资本的奴隶。第三阶段，“个人全面发展”是商品经济消亡以后社会的特点，有人把这个社会概括为产品经济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了旧式分工，产品极其丰富，人摆脱了物及其外部关系的束缚，成为人自身的主人、社会关系的主人、物的主人，人可以自由、全面地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见的共产主义社会。
不难看出，社会形态发展进程的“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这两种划分，都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社会形态演变进行分析得出的正确结论，二者的理论根据是一致的。实际上，“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是互相包容的。按照马克思的原意，自然经济阶段基本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概括的产品经济阶段则是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形态的社会。按照马克思最初的预见，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和货币，遗留资本主义的痕迹，如资产阶级法权等。可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却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必然要经过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当然，这两种划分也是有区别的。因为，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期，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对同一对象，按照特定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划分。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线索，可以划分为阶级社会、阶级过渡社会和非阶级社会；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为标准，可以划分为原始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有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的低级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和高级形式的公有制社会……。当然，任何科学划分都不能离开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生产力发展状况为主线，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直接考察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和特征而进行的划分。应该说，“五形态说”是马克思对社会形态划分的主线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三形态说”否定“五形态说”，彻底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的正确的轨道。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最根本的要旨就在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致，由不同的历史阶段构成，表现为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资本主义社会同其前的其他社会形态一样，只是人类社会历经的一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由兴盛而走向灭亡，人类社会形态必将驰入一个全新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理论光彩，相反，它依然以其宏大的世界视野、科学的理论价值，对当今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指南作用。
三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在概括社会历史发展本质时，剔除了大量偶然因素，舍去了活生生的事例，只是对历史发展客观逻辑的一种抽象，并不是对全部社会历史现象的总汇，也并不排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可能会出现的某种跨越、倒退等偶然特例。因此，必须科学地辩证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
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只是讲的一种总的历史趋势，或者说总的历史规律，并不等于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必须完整地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五形态说”只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而具体的历史发展不是单一的、直线的、绝对的，毫无偶发性、毫无特例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地区是否可以有特例、有偶然的情况发生，是否都要依次经过同样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它绝对化。他们从来不以认识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为满足，而是努力进一步探索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符合一般规律的特殊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其注意力和着眼点，主要是放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后来的实践发展促使他们开始注意并研究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情况，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问题，修订和发展了原先的看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对东方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一般地说，像英国等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但他们又预言，像俄国那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原理时，并不排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依各自具体的历史条件所采取的特殊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并不排除某些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当然，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论任何特殊国家的制度与道路的特殊选择如何，社会制度可以跨越，但生产力的经济发展过程却不可跨越。归根到底，这一切皆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由这种运动所决定和表现出来的历史环境，以及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主观条件。这个重要思想具有世界观方法论的意义，它告诉我们：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一定要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选择适合本国特殊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四
研究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历史，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梳理出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清晰脉络，概括提炼出在遵从人类发展普遍规律基础上的中华民族的社会形态发展的独特历史和发展道路。
人类社会发展“五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的抽象概括。要用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的这个正确的“一般抽象”，来指导分析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演变规律，分析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梳理概括出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历史和中国道路发展的特殊性，而不是把中国社会形态历史和发展道路人为地编造为王权更替史或才子佳人史。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民族工商业在一些发达地区获得规模性发展，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侵入，中国也能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先于中国发展起来，并将全世界的殖民地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列强不允许中国再按照人类社会形态的一般发展规律，独立自主地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沦为受西方剥削压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形态演进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中国的特殊情况决定了中国既不能走原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再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而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痛苦，实现跨越性发展，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社会形态历史和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历史。只有从社会形态演进层面予以理论剖析，才能认清中国社会形态历史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王伟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实践
核心要点：
■XJP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马克思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预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由更高的社会形态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资本主义由革命阶段的上升期经成熟阶段的发展期开始逐步衰退，虽然仍强，但总体由兴盛走向衰落；社会主义由新生阶段的初生期步入成长阶段的曲折期，虽然仍弱，但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新前途。
■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先进性、团结性、组织性和战斗性，决定了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马克思所持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和世界观方法论，从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和理论概括的真理性。
■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现实目标，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最高理想和现实目标，正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得来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XJP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XJP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观察和解决我国乃至世界经济问题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今天的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是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的真理。
在马克思之前，人类对自身社会及其历史的认识，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占据统治地位。如果没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人类对历史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还在黑暗中摸索前进。马克思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预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由更高的社会形态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及其劳动人民群众推翻剥削制度，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的社会形态，提供了全部的理论根据和思想武器。可以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历史观能够超过马克思的历史观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规律的科学揭示。恩格斯在悼念马克思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代表著作，是马克思耗费40年时间倾力所著。《资本论》内容丰富，道理深邃，逻辑严密，论证精湛，是任何理论思维不经过多次的深入研究所无法理解的。《资本论》被称赞为“射向资产者最厉害的炮弹”，献给工人阶级的“圣经”。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称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
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读通读懂《资本论》。读通读懂了《资本论》，也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要。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定要学习《资本论》，要学习掌握《资本论》通篇贯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要学习掌握《资本论》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同样也是真理。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是我们今天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当今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现了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当今的时代主题、时代特点发生了阶段性变化，但时代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时代本质的概括和反映，仍然闪烁真理的光辉。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不对的。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来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问题严重、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所揭示的资本主义运行的客观规律及其灭亡的必然趋势仍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大的趋势和总的逻辑没有改变，只不过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情况新特点；所揭示的价值规律、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及其一般特点仍然存在，只不过是发生了许多新的时代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过时，是因为当今时代仍然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我们的时代”，即是“资产阶级时代”，这说明该世界历史的时代本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据主导地位。1879—1882年期间，晚年马克思成功地运用唯物史观，把研究重心和注意力转向俄国乃至东方社会，形成了著名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依次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经由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演变规律，指明了自从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以来，人类历史即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
自从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世界历史发展展示了一系列整体性的时代变迁。其特征：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打破了人类社会的旧的分割与隔绝，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人类社会连成一气，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的世界整体，谁也离不开谁。二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因素产生并在发展，世界历史进程始终贯穿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反复较量与生死博弈。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前途和力量呈交叉递进态势。资本主义由革命阶段的上升期经成熟阶段的发展期开始逐步衰退，虽然仍强，但总体由兴盛走向衰落；社会主义由新生阶段的初生期步入成长阶段的曲折期，虽然仍弱，但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新前途。四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必然为共产主义世界历史进程所替代，这是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五是实现现代化是现今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问题。实现现代化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所替代。世界历史进程决定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苦难。
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发展，带动了市场化，打通了全世界，打破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隔绝与孤立。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本主义发展使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这就是“世界性”。今天，称之为“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推动了世界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从最近几十年的情况来看，资本主义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然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又是不可克服的，资本主义越来越走向它的反面，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战争、流血和苦难，从历史上发生的一战、二战，直到今天，仍战乱不已，两极分化严重，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不断地掠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论证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造就了它的对立面和掘墓人，即社会主义新的因素和工人阶级，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反面。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重大论断。时代主题的阶段性转化，虽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总的时代性质，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依然不可逆转，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依然不可调和，但时代主题的阶段性转换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这个世界历史时代的历史规律和必然发展的历史趋势，今天依然管用，仍然是我们观察和解决我国以及世界经济社会问题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实践
当今时代，我们为着力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也要学会从《资本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透彻地分析当今的经济事实，形成正确的理论，指导当代的实践。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上观察和对待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问题所必须解决的基本立场。立场问题非常重要，是人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先进性、团结性、组织性和战斗性，决定了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马克思所持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和世界观方法论，从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和理论概括的真理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就是要坚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XJP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XJP总书记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的高度概括，也是经济工作根本指导思想的基准点。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谋发展，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
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识和回答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问题的一般原理和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的核心要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出发，马克思创造了一系列范畴、观点和原理，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经济运行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必然性，创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我们党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了有关经济发展的独创性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世界观，又是方法论。马克思正是成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剖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才得以揭示资本主义的全部秘密，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其一，运用一切从最基本的经济事实出发分析问题的唯物论方法。一切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是唯物论的最基本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最先抓住了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经济细胞和经济现象，搜集并占据了反映资本主义经济情况的大量的、尽可能全面的数据、资料和材料作为分析问题的事实依据。可以说，没有对经济事实的充分占有，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这部巨著。其二，运用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综合分析方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总是从认识一个一个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事物开始，但又不能停留在具体的、表面的现象上，而是运用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马克思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入手，抽象出一系列科学概括事物本质的概念和范畴，再运用这些概念和范畴综合分析，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全部秘密。其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观点是辩证法的根本观点，矛盾分析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方法。马克思运用对立统一观点观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矛盾分析方法，从劳动二重性的内在矛盾分析入手，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认识到资本主义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不断地走向自己的反面。正是基于对历史必然性的矛盾分析，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是一定要灭亡的，共产主义作为代替它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现实目标，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最高理想和现实目标，正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得来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只有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实践，才能在实现理想和目标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并迈向最终的胜利。
王伟光：开辟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
编者按：从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到“7·26”重要讲话，我认为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是：第一，凝结了当代中国重大问题科学解决的哲学思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第二，凝结了当今时代发展大趋势的哲学概括，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新境界。第三，凝结了人民大众实践探索的哲学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新境界。
XJP总书记发表的“7·26”重要讲话，通篇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他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科学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阐述了十八大以来5年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性变革，深刻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述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XJP总书记“7·26”重要讲话，不仅是党的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创新。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典范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迄今为止人类理论思维的最高峰，是中国共产党人全部思想、路线和行动的哲学和理论指南。170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划时代的变革。它不仅开创了哲学发展的新纪元，而且引导世界进步力量极其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所接受，迅速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改变了数以亿计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撰写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由此，古老的中国结束了在黑暗中摸索的历史，开辟了一条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中国道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及其哲学思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哲学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重要讲话集中凝练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21世纪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创新和发展，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伟大奋斗目标提供了基本遵循和理论指南。
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不仅为我们树立了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典范，而且开辟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进一步创新发展，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从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到“7·26”重要讲话，我认为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是：
第一，凝结了当代中国重大问题科学解决的哲学思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变革的时代，中国大地上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正进行着宏大而独特的实践探索，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已经前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遭遇一些“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怎样完成民族和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把伟大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最重大的历史性课题。XJP总书记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中国的现代化只能基于“中国自己的条件”，走自己的道路，而不能照搬其他的理论或别国经验。
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新形势新需求新挑战，为什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当代中国最重大课题，XJP总书记做出了全面的哲学回答，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解决了当代中国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这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道路上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
第二，凝结了当今时代发展大趋势的哲学概括，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新境界。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哲学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是时代变迁在观念形态的集中反映。对哲学的考察，需要将其放到时代的大坐标中来进行。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大发展的时代。正如XJP总书记所说：“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时代精神进行深刻把握和精确表达。“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时代方位，XJP总书记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系统地思考和科学回答了一系列重大课题。诸如，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什么样的理念引领，以什么样的思想支撑，以什么样的战略筹划，以什么样的机制保障，才能把复兴之路上的中国带入一个新的境界？才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才能把剧烈变动中的世界引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让社会主义之光普照全球。这是对社会发展大趋势和历史运动大逻辑的深刻洞察和系统剖析，这是对当今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准确把握和精确表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
第三，凝结了人民大众实践探索的哲学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前提在于发动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说是以人民为中心，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为人民所用，属于人民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抛弃资产阶级理论家一贯使用的神秘的哲学面纱，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阐述哲学道理，以人民乐于接受的话语征服群众。毛泽东同志曾经倡导：“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人，其中一个重要经验在于他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把深邃的理论转变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变为形象的生活逻辑。
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所内涵的哲学思想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表达，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群众听得懂的道理，在哲学理论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取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XJP总书记经常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方式来讲述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问题，用打比方、讲故事的方式来阐述深刻的哲学道理，诸如“打老虎，拍苍蝇”，“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人心就是力量”，“补精神之‘钙’”，“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将“高大上”的哲学理念转化为“接地气”的生活语言，平实中蕴含着大智慧，更有一种透彻、直指人心的力量，一经传出，立即成为全民能诵的经典语录。XJP总书记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了突出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
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先锋模范
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始终贯穿了一条红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它既构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哲学依据，又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哲学内容。
第一，实事求是是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哲学精髓。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要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要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思想的精髓要义，也是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内涵哲学思想的精髓要义。XJP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和发展者对以往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实事”、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实事”、对他们所历经的实践的“实事”，进行哲学探索和科学研究而“求”出来的“是”。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作为地地道道的中国话语概括，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典范，是打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成功标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哲学命题，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在90多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就是用实事求是这把钥匙，打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关键点，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又一个新境界。其间所经历的成功和胜利，无不得益于实事求是；所遭遇的挫折和失误，也无不源于背离了实事求是。
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本身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科学掌握客观规律的创新成果。XJP总书记牢牢坚持实事求是这一精髓，深刻把握当今世界发展不断变化的特征，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并从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科学总结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前进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而提出解决中国与世界当代问题的科学方案，并付诸实践。这一过程，既是理论探索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更是不断开辟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过程。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是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哲学立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它具有鲜明的党性原则和阶级立场，而且从不掩饰自己的立场与观点。这使其与一切打着价值中立的旗帜，鼓吹进行“纯粹客观”研究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旧哲学从根本上区分开来。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XJP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在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人民占据着最高位置。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立场是最为根本的立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立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纯而又纯的无立场的哲学，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回答的前提性问题。XJP总书记的哲学实践和哲学创造为我们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导向和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为我们树立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理想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服务人民和奉献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崇高的理想信念。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立场，为开辟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作出了新的贡献。
第三，辩证思维是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哲学方法。
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它既部署“过河”的方向和任务，又指导如何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为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法“钥匙”。辩证思维，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认清矛盾、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思想方法。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处处体现着辩证思维的根本方法。比如，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时，强调要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看问题，既要看到国际国内形势中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在阐述全面深化改革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在阐述社会治理时，指出“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等等。XJP总书记号召我们要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就是要求我们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过程中把握住事物的发展规律，克服极端化、片面化，从而达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XJP总书记要求我们提高辩证思维能力，要把辩证思维与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等统一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予以学习掌握，并运用到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去。这就为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第四，历史思维是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哲学观点。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哲学总观点和总说明，是我们共产党人在政治上观察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也是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哲学根据和理论基石。XJP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提高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历史思维能力，用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他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已经不可辩驳地证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的每一个伟大胜利，都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正确指导和成功运用。XJP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自觉运用生产、群众和社会基本矛盾等唯物史观基本观点，思考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准确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总趋势，指出既要看到历史发展的光明前景，又要看到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既要看到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总趋势，又要看到资本主义依然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总体上仍然是资强社弱，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XJP总书记运用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历史思维，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要把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统一起来，苦干实干，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前进。这就为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提供了精神动力。
三、努力提高XJP总书记倡导的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能力
一种哲学的生命力，不仅取决于其逻辑论证是否严密，概念体系是否完备，而且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取决于它能否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旗帜，能否成为人民群众的理论指南，能否成为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能否成为人民群众的行为方式，一句话即能否为人民所用、满足实践所需。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其他一切旧哲学所无法比拟的得天独厚的优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在于它不仅是科学的理论体系，而且是改变世界的强大武器；不仅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而且具有实践上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不仅是卓越的学者，而且是坚强的战士。他们的哲学智慧不仅体现在对理论问题的思考上，体现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上，而且特别体现在实践中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开创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这样，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毛泽东同志是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者邓小平同志是这样，XJP总书记在新的条件下，与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一样，继续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篇章也是这样。
学习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要深刻理解领悟其哲学智慧，切实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其所蕴含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今天，我们学习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所贯穿的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就要把理论和实践、科学性和革命性统一起来，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正如XJP总书记所指出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
真学，就要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上下功夫。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哲学思想既有谋划全局的宏观思考，又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指南，闪烁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光芒。要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学习、持之以恒而不是一朝一夕地学习，做到深学深悟、常学常新。要突出问题导向，带着问题学、跟着时代学、抓着精髓学，力求把握其实质。
真懂，就要在全面准确、融会贯通上下功夫，深刻领会、准确掌握其思想真谛。要把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来把握，要全面系统理解其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创新观点和重大意义，特别要关注其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面向新的实践，不断开辟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和深邃哲学智慧。
真信，就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XJP总书记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革命理想高于天。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是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保持坚强有力的思想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基础。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要把信仰挺在前面，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的理想信念，转化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真用，就要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上下功夫。使用是学习的根本目的。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学中用，在用中学，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准的精神营养，转化为提高判断形势、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能力水平，并切实运用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以真理之光照亮奋斗之路，以信仰之力引领复兴征程。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必将给哲学创造、理论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就是在这样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所产生的科学真理。它凝聚了当今世界的时代精神，代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高度，开辟了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今天，我们要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局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开启未来的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在推进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推进哲学创新，并通过哲学创新带动并指导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理论创新，在时代前进的滚滚洪流中，在人类进步的历史进程中，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篇章。
王伟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与大众化的关系作了经典的概括：“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7页）。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人民、来自人民、依靠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这一根本属性的具体体现。实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永恒课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和不朽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人民的理论，实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永存真理性的内在需要
马克思主义道理一千条、一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为人民求真理、讲道理。XJP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为人类求解放，既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马克思主义不变的初衷，也是前赴后继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们崇高的使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创立马克思主义开始，就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而求福祉的永恒真理，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深厚的人民性。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所谓人民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我是谁”“为了谁”“谁是谁非”根本问题的回答，是立场问题、初心问题、使命问题。代表人民、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占据理论最高峰和道义制高点、永存真理性的真正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理论首先体现在是为了人民的理论。为了人民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鼓与呼、为人民谋解放、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谋幸福。青年马克思不安于父辈为其设计的安逸生活，怀揣“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的伟大志向，走上了“背叛”家庭所属的那个阶级而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革命者的道路。马克思一生饱尝颠沛流离的艰辛、贫病交加的煎熬，终其一生也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哪怕勉强过得去的生活。如果说马克思对自己遭受的苦难想获得什么回报的话，那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把这个期望说得很清楚：“《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最好的报酬。”马克思的光辉一生，他的全部生活和活动结晶为一句话，就是一切为了人民。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如一地代表人民，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诉求。马克思主义不仅说明共产主义必然到来，更重要的是阐释了人民如何才能夺取政权，怎样才能建立人民政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指导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斗争实践。为了改变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锻造的理论武器，唤醒了工人阶级及劳苦大众的阶级意识和历史使命，使他们避免沉沦为“无机的大多数”，从而焕发出改造旧社会的伟大力量。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等著作，其“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进而指导工人阶级政党利用规律领导人民不断推进人民实践，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同上），引领人民打碎旧世界，建设一个真正公正和平等的新世界。十月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等人类历史的每一页辉煌，都是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们在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上写下的精彩篇章，使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人民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
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民，不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是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的具体的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种理论流派，只是在人的概念上大做文章，抽象地谈论人性，空谈所谓“人的解放”，鼓吹超阶级的人性，而对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的具体的人民视而不见，以抽象人性论为核心的形形色色剥削阶级的理论成为统治阶级掩盖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涣散人民斗志、麻醉人民精神、维护剥削制度的掩人耳目的烟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作为为人民的理论，是为了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是最无偏见的、大公无私的真理。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人民”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在马克思主义所判定的当今时代，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人民，马克思主义正是工人阶级这个代表了社会前进方向的先进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越代表人民的利益，越丝毫不掺杂任何私利，就越富有真理性。因为它突破了一切剥削阶级的私利性、狭隘性和局限性，它能够毫无保留、毫无任何偏颇地认识世界。马克思指出，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是一切人的真理，而不是个别人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页）。恩格斯也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资产阶级及其理论辩护士拒不承认其理论的阶级性，鼓吹超阶级的、全民的、普世的价值理念和理论形态，这不过是掩耳盗铃的骗人把戏，是剥削阶级永远统治人民的需要。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任何理论都是该理论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继承者公开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其阶级性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人民性是高度一致的，而不是像资产阶级理论那样两张皮，挂着羊头卖狗肉。在马克思主义者眼里，所谓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幸福首先是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自由和幸福，工人阶级不解放全人类，也就不能最终解放自己，从而不能最后地赢得全人类的解放、自由和幸福。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走向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人民开辟了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彻底地、完全地为着人民的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必定要实现大众化。所谓大众化，就是为人民所接受、为人民所掌握、为人民所运用，从而指导人民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赢得最后的解放。历史上的一切阶级的理论中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做到大众化，其他任何阶级的理论都只是为本阶级少数人所接受、所掌握、所利用，为人民大众所不齿。实现大众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人民的理论，也是为了人民而永存真理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人民的理论，实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命力的必须途径
理论来自实践，人民是实践的主体，科学理论来源于人民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人民实践的理论，是最具实践性的真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实践是人民的实践，正是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实践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不断前行的实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并保证其不断丰富和发展，从而始终对不断变化的现实运动保持强大的解释力和引导力，保持永存不朽的活力。人民的实践是鲜活的、发展的，不断从人民实践中吸取养分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鲜活的、发展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学说，而且其本身就是人民实践的运动、人民实践的产物，从而是人民实践的指南针。
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之时起，就将自身的理论学说植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的实践条件和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深厚基础。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内在矛盾逐渐激化，矛盾产生危机，危机引发反抗，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从此在历史舞台上展开。19世纪欧洲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展开，这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科学社会主义创造了坚实的社会条件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总结人民的斗争实践，而且亲身参加人民的革命实践，义无反顾地投入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如火如荼的人民群众实践创造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
实践是具体人民的实践。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人民的具体实践铸就马克思主义得以蓬勃发展的旺盛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必须要与人民具体的实践相结合，也就是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只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才能不断锻造并催生马克思主义新的内容，这是马克思主义永不枯竭、永葆不息生命力的秘诀。
列宁主义产生于俄国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作为一个尚带浓厚封建色彩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沙皇俄国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特别是人民群众同沙皇专制统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新的社会生产力同沙俄封建生产关系的矛盾相互交织，如何将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艰巨任务。当时国际上修正主义泛滥，错误的思想观点一度成为极具迷惑性的学说。面对全新的革命实践，列宁及时总结工农群众革命实践的新鲜经验，以渊博的知识和不屈不挠的毅力，不仅在理论上彻底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而且在实践中领导俄国工农群众打破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践和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生生不息的历史进程。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总结我国最广泛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开创了在落后的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篇章，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物质前提和理论准备，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我国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汲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提出新要求、新要求催生新实践、新实践产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次结合。
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人民的理论，离开了人民的生动实践，它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和内在的活力。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于人民实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掌握人民群众、与人民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又是人民群众实践孕育马克思主义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过程。实现大众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人民的理论，也是来自人民而永葆活力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是依靠人民的理论，实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永续战斗力的动力源泉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为了人民、来自人民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真理，正在于它充分认识到并高度肯定人民的力量，正是毫无保留地依靠人民，才能让马克思主义保持战胜一切的斗志和力量。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为了人民、来自人民，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工人阶级这个代表新的社会生产力的物质力量。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实现“改造世界”的使命而必定依靠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只有教育人民群众、动员人民群众、掌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任务。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伴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产生，也产生了抨击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描绘了未来美好的社会，但由谁担负起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通过什么方式、采取什么手段才能达到美好社会的彼岸，它一筹莫展，找不到答案，陷于空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发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而且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工人阶级，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肩负起消灭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只有依靠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这一最强大的物质力量，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摧毁资本主义，彻底埋葬旧社会，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18页）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革命的理论，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必须经先进理论的武装。工人阶级一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会迸发出打碎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强大物质能量。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中国人民正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胜利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地创建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在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是英雄们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本分歧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2页），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正是从依靠力量上决定了其必须实现大众化。
大众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动员人民、武装人民、依靠人民，为了求得自身解放而英勇斗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实现经典作家所赋予它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重及时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始终为人民立言、为人民立功，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不过时、有活力。实现大众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依靠人民的理论，也是依靠人民而永续战斗力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结果，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
实现大众化，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三化”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
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理论思维的最高峰，揭示了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是科学的真理，赋予人类最伟大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这是就马克思主义最普遍的意义来说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要为不同的国家、民族的人民所接受，在不同的国家、民族的人民那里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实现本土化，即民族化，也就是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到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为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民族的人民所接受，必须与时俱进，以适应变化的时代条件的需要，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都必须为人民所接受、为人民所掌握、为人民所运用。一句话，就是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人民、来自人民、依靠人民的理论。对于人民理论来说，实现大众化是其必然结果。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实现大众化必须与中国人民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中国，实现大众化的过程，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就是实现大众化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论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结出硕果，必须是“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同时也必须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民结合起来，走大众化的道路。
回顾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近百年历程，中国人民在斗争中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开花结果，形成了具有中国作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不断推进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永续发展，造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又一个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结果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是时代化的最强音，是不断发展的时代的理论反映。时代在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创新。它博大精深，但并不追求体系完善而成为自我封闭僵化的理论体系，始终面向时代开放，将时代发展所提供的新实践和新知识纳入进来，不断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从而保持旺盛发展力量和战斗活力。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我们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8页）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开辟通往真理的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回答时代课题，让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开花结果。
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是时代的最强音。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注重及时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历史诉求，让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落地生根。这就必须与时俱进，积极回应解决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生产生活实践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集中解决不同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不能让马克思主义陷于“客里空”。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其理论的发展无不伴随着对当时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核心问题的时代回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正确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矛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的八大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对党的八大的提法作了进一步提炼，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进一步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我们党开辟事业发展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法宝。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又是与其中国化、时代化紧密联系，统一于人民的伟大实践。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南开大学终身教授）
王伟光：马克思主义真理具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工人运动的生动实践，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人类思想的优秀成果，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完备、最严整的科学真理体系；其理论品格蕴含着强大的自我革命力量，在同世界工人运动和人类解放实践创造性结合的过程中，既发挥了强大的理论指导力量，又彰显了持久的内生创造力量，不断实现自身的与时俱进。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攀登马克思主义的高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的境界，让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放射出更加璀璨的真理光芒。
一、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总结人类文明成果和工人阶级革命实践经验，深刻揭示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规律，创立了博大精深、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体系，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全人类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这个伟大革命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任何剥削阶级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上。
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思想革命是根本立场上的伟大革命。立场问题是一个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决定着思想理论的根本立足点和发展方向。1844年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旗帜鲜明地强调，新哲学和无产阶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人类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1845年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的思想体系，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指导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实现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这样的立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然要无情地批判现存的一切，同一切旧的观念、制度进行彻底的决裂，建构崭新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并用这种思想来引领全人类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批判和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指导作用充分体现出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得到了充分彰显。
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思想革命是基本观点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发展的最高结晶，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共同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真理体系，包括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点，全面系统地科学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其中，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内容就是被恩格斯称之为“两个发现”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最根本的观点。唯物史观是人类思想史上全新的历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做了深刻阐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客观必然趋势做了全面分析，为人们认识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了根本看法，是正确认识和改造人及人类社会，推进人和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锐利思想武器。剩余价值学说深刻洞察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这两大学说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上升到科学，明确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根本道路和发展目标，引起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思想革命是科学方法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彻底地改造了头脚倒置的唯心辩证法，把唯物主义同辩证法结合起来，完成了辩证法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创立了最彻底、最完备的辩证法形态——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变化的一般规律，既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又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成为指导人们处理一切问题、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
二、马克思主义蕴含着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包含着理论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创新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理论张力，这种理论张力促使它必然要不断走向生动的社会实践以实现自身的理论完整性，不断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及时代特征相结合以展现其真理价值并获得当代形态，不断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实现其改造世界的目的，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的内在依据。
理论完整性与实践指向性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是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必然以完整的理论形态而存在。马克思主义以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是具有严密逻辑性和完整系统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的理论观点都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具有深刻的学术理论性。马克思说：“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性，只有结合实践指导实践才能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实现自身的目的和使命。在创立新世界观之始，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同工人阶级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实现实践向理论、理论向实践的飞跃。
理论完整性和实践指向性二者的高度结合，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特质。这种特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然要在同各国工人阶级实践的结合过程中，一方面发挥自己的伟大指导力量改造世界，一方面探索解决实践问题的答案，在实践中产生新观点，丰富和发展自身，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互动的基本路径。
科学真理性与开放发展性的内在张力。马克思主义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上，吸收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类实践的最高成果，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认识的客观规律，是完整独立的真理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是指导人们行动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政治经济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深刻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总体趋势；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条件、实现途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封闭的“最终真理”，而是随着人类文明和社会实践发展而发展的开放性真理，在开放发展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把理论同现实结合起来，抓住特定时代的主要矛盾和特征，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它的基本原理并不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过时。但是，马克思主义又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真理，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创新自己的理论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质。科学真理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与时俱进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把二者统一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世界普遍性与民族具体性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普遍原理具有一般性价值和世界历史性意义。毛泽东多次讲到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观察和分析事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在具体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离开具体特点而教条主义地套用马克思主义词句，就会最终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尊重各国的具体特点，在同各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以民族化的形式存在和发展。毛泽东特别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普遍性，能够运用到各个国家和民族当中，成为普遍性的行动指南。但是，因为存在着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特殊差别，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能自以为是地要求消除多样性、差别性和特殊性，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民族具体特点的结合中发挥其真理性力量。普遍性和具体性、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包含的两个不可分割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重要依据。
三、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一直都在指导着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发展，为人类实践和思想发展提供了强大理论指南，并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实现自身的丰富发展，获得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同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紧密关联。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把新创立的世界观运用到革命实践当中，成为革命实践的重要思想指导。1864年，他们领导创立了第一国际，指导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展开，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期间，他们全力投入到指导巴黎公社的运动中，深刻地总结巴黎公社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巴黎公社的原则，为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参照。19世纪80年代后期，恩格斯领导创立了第二国际，领导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时期的国际工人运动，掀起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又一次高潮。马克思主义在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科学指导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断地吸收实践经验和同时代思想理论的最新成果，在理论形态上更加丰富、更加完善、更加完整。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运用和发展体现了强大的真理力量。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之时，马克思主义在分析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完成新任务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形成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列宁在批判主观社会学、“合法马克思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经验批判主义的过程中，充分吸收和深刻总结了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他在批判第二国际的过程中，领导创建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他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他明确指出国家的实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政权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走向共产主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结合新的历史特点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创立了“一国胜利论”，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心开花理论”，并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上升到制度实践，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成功运用、发展和完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辉煌一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170年的历史，也是中国由屈辱、落后到逐步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中国先进分子找到并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共产党应时而生。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经过艰苦曲折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核心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民族特点、历史文化、时代特点等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伟大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迅速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使命，创建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伟大的社会革命。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时，中国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选择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邓小平同志带领党和国家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如XJP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创立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标志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的最先进思想成果，它在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真理力量。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王伟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深刻认识、准确把握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对于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重大意义。
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鲜明特色和重要优势。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本质规定和核心内容的深刻揭示，是我们党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鲜明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客观事实充分证明，以三者有机统一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的特色、特殊的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坚持三者有机统一，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有力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XJP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一方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是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典型的中国方案；另一方面，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是对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治、党的领导与法治等关系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领导、人民意志与宪法法律的一致性，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新时期新阶段，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取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
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探索的科学总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我们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重大问题进行长期艰辛曲折探索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国家兴亡周期率问题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胡锦涛同志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什么时候都不能动摇。”2014年，XJP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通过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长期艰辛探索，我们党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的认识，把三者有机统一提高到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本质特征的新高度。
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扬弃与超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与西方的两院制、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历史进步性。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代表着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障。而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是为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曾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失败，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成为人类历史的终点。今天，鉴于美国民主实践的困境，福山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指出美国不再成为民主象征的客观事实。历史不会终结，也不可能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探索的伟大成功不仅粉碎了政治发展道路千篇一律、归于一尊的神话，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更以中国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方案凸显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
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正确理解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必须坚持辩证法。一是必须将三个方面作为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分析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脱离三者有机统一的大前提。二是必须坚持具体分析的方法。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不是简单并列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坚持三者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关键，离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就无法实现。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XJP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都源于这个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只有从源头上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才能准确把握党的领导对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作用。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无论是坚持党的领导还是依法治国，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目的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是依法治国的根本旨归。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途径。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而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体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对立起来，更不能用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来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
三、新形势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
以什么样的思路来谋划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管根本、管长远的作用。古今中外，由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决不能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XJP总书记强调，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确保政治体制改革坚持正确方向的根本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形势新任务，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回答了如何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如何有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理论和实践提升到新水平。
新形势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一是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二是要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凝聚起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三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断把法治中国建设推向前进。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王伟光：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的重要意义
纵观整个人类思想发展史，马克思一生对人类思想作出了两个最伟大的贡献：一是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唯物史观，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是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发现了剩余价值，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被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便构成基础，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乃至宗教观念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特殊的运动规律，发现了剩余价值。正如恩格斯所说：“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7页。）
一、唯物史观完成了人类思想史上历史观的伟大变革，
是工人阶级政党必须掌握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唯物史观的发现是马克思对人类思想史的一次划时代的伟大贡献。恩格斯把唯物史观看作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5页。）
1.创立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
在马克思之前，从古希腊时期的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唯物主义到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应该说唯物论已经发展到了人类思想的高峰；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已经发展到了人类思想的高峰。黑格尔是辩证法大师，但他的辩证法是装在唯心主义框架里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则是形而上学的，而且在历史观上仍是唯心论的。马克思站在人类思想史的最高峰，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产生之前，人类始终陷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思想迷途中不能自拔，众多思想家对社会历史进行过多方面探索，但对于历史之谜的回答却只有两类：一类是唯心主义的回答，即或是把历史发展归结为神、天命的作用，或是归结为精神的作用。例如，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观精神决定论，将历史发展归结为人的理性、情感、动机和意识等；客观唯心主义的客观精神决定论，将历史发展归结为早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产生的、客观存在的和无人身的理性。另一类是旧唯物主义的回答。一些旧唯物主义者虽然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但在考察社会历史时，却被社会领域和历史过程的特殊性所迷惑，只是看到了人们从事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进一步探究隐藏在思想动机背后的原因；只是看到了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动力，而没有看到隐藏在精神动力背后的物质动因，将精神动力看成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从而在历史观上仍旧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
综观一切旧历史观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根本缺陷：一是从思想原因、而不是从物质经济根源来说明人类历史活动的动因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就是旧历史观的思想动机论；二是只看到少数历史人物的作用，忽视人民群众是真正的历史主人，抹煞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就是旧历史观的英雄史观。英雄史观将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归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个人意志，认为这些人的一个好念头可以使国泰民安，一个坏想法可以使国破家亡、生灵涂炭。英雄史观说到底还是唯心主义的旧历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物质前提。社会化大生产造就了历史上最复杂的生产组织，而社会却日益分裂为鲜明的两大对立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人们可以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发现其中的规律，使人们能够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关系，透视以往私有制社会的结构和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为理解社会历史规律提供了客观依据。然而资本主义的诞生只是为唯物史观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唯物史观的创立离不开马克思基于实践的理论创新。马克思所具有的历史观的超人之处、伟大之处让我们想到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1901年提出的“理发师的胡子该由谁来刮”的著名悖论：在某个城镇中只有一位理发师，他打出这样的广告：“我只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而该镇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一位自己不刮脸的男子，都必须由这位理发师刮脸。可是有一天，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他能不能给自己刮脸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按照镇里的规定，他应该由作为理发师的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就不该由作为理发师的他给自己刮脸。这就成为化解不开的悖论。
悖论是指二律背反、互相矛盾、无法解开的难题。实际上，对历史发展最终动力的解释在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进程中，不要说唯心主义者，连一些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陷入了不可解的悖论之中。比如，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认为，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有决定性作用，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个结论显然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他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理性，人的理性又决定政治、法律制度。显然，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从唯物主义命题出发，又返回到人的理性决定社会存在的唯心主义的老路上了。再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有句名言：“人是环境的产物。”他认为，环境主要体现为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同样绕了一圈又绕回来了，怎么也绕不开唯心主义的结论。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及，黑格尔的形式是唯心的，但是他所讲的历史规律恰恰又是最接近唯物史观的，“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5页。）。在黑格尔那里，把独立于人之外的某种理念转化为自然和历史，把历史规律的辩证过程描述得非常清晰，接近了唯物史观的答案，但他是放在唯心主义框架里解释的。费尔巴哈冲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为是感性的人、肉体的人决定了历史的发展。但是在费尔巴哈眼中，感性的、肉体的人是没有能动性的，是被动的，不是社会的、实践的人，不是现实社会的活生生的人，而是抽象的人。他认为，历史是由抽象的人所具有的抽象的、永恒的普遍之爱决定的，抽象的“爱”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又回到了二律背反的悖论问题上了。用唯心主义来解释历史，显然是错误的；而旧唯物主义者把历史发展归结为某种实在的物质，归结为被动、抽象的人，看上去是唯物的，但实际上又回到抽象的人性、人的理念、人的自我意识等唯心的结论上，肯定也是不行的。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彻底解决了旧历史观的悖论问题。他强调“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的作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实践观，找到既是肉体的、物质的，又是能动的、实践的、现实的人，而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活动是马克思全部发现的核心秘诀，他把人的物质性和能动性全部结合在人的生产劳动实践中，从而既唯物地、又辩证地解开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悖论死结。《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
与以往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反，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历史、寻找社会发展的真实动因时，不是从主观意识、客观精神、上帝、神意或抽象的人性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出发，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从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实践出发。在马克思看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就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追求生存发展需要满足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们的一切思想动机背后的、最深刻的物质根源。人们所从事的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人类社会的经济关系及其派生的政治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等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在物质生产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并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必须从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经济基础出发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来说明一切人类社会历史现象。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它将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领域中彻底清除，从而彻底地解决了历史观领域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实现了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与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的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彻底的和完备的唯物主义学说。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胜利。正如XJP总书记指出的，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2.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十分丰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作了精辟论述，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规律，大致勾画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如生产观点、群众观点、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国家理论、社会革命导致社会形态更替并最终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会意识形态理论、社会利益理论、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学习、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最重要的是理解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理解和掌握其中所贯彻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并将其运用到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去。
唯物史观最根本的是三大基本观点。
第一个是生产的观点。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一切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在生产劳动中，人与自然发生关系，构成生产力；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构成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成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演变决定社会形态的演变。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之上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分为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当然，上层建筑相对经济基础来说，生产关系相对生产力来说，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从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需要，这是社会历史的基本规律。
第二个是阶级的观点。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差别（或对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贯穿阶级社会的全部发展过程，正是阶级斗争推动了阶级社会的发展。
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但最早发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并不是马克思。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思想家已经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有阶级的存在，发现了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克思自己就曾说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撰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第一次从经济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分类。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三大基本阶级：地主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分别以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为经济收入。同样也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以及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此外，19世纪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基佐、梯也里、米涅，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等也都意识到了阶级与阶级斗争。但是，由于他们都是站在唯心史观的立场上，并未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因而不可能揭示阶级产生和消灭的根源和途径。
在资产阶级思想家已有的思想成果基础上，马克思在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谈到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既然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存在，在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现象时，就不能不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如果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等于阉割了唯物史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当前对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批判，从根本上说，如果没有唯物史观作指导，不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阐释，是批不透彻的。2000年6月江泽民就讲过：“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3页。）《党章》《宪法》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强调并重申过这样的观点。
第三个是群众的观点。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他们推动着社会制度的变革。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一直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的真理，
是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全部事业的理论指南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又一个伟大发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XJP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而纯之又纯。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中，不能食洋不化，必须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
1.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读《资本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是要掌握其中一以贯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我们必须掌握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正确的态度是从马克思主义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并且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具体问题，从中找出规律，指导我们的实践。
一是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现在许多人讲经济学不讲政治，这是错误的。讲政治，首先就是要讲立场。站在什么人立场上，为什么人说话，为什么人摇旗呐喊，为什么人摇笔杆子，这就是立场问题。马克思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因为站在这个立场上，他才揭示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秘密。立场问题非常重要，立场错了，出发点就错了。工人阶级就阶级性来讲，是消灭剥削制度和阶级差别的最后一个阶级，是最大公无私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阶级，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就会秉持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XJP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坚持的根本立场。今天我们搞研究、写文章，是站在人民立场上呢？还是站在少数人立场上呢？立场问题非常重要！XJP总书记强调，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根本立场。马克思在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时，就已经把为了“千百万人”的幸福作为选择职业的取向。马克思后来写作的《资本论》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为工人阶级说话；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也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我们现在端着人民给我们的饭碗，我们就得为人民说话。
二是观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现在有人讲政治经济学时，把这两个观点剔除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变了味、变了性。在马克思之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虽然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他们不知道在商品生产中，劳动具有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两重性，不懂得劳动和劳动力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他们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缺陷的，因此不可能发现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劳动过程中的活劳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产生新的价值，即增值；而物化的劳动，即生产资料的消耗只转移价值，并不产生新的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贯彻到底的，是劳动价值一元论。当时的庸俗经济学家提出“生产费用决定论”和“边际效益决定论”，认为一切参与劳动过程的生产要素都产生新的价值。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劳动是一个过程，劳动和劳动力是有区别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在市场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并付给工人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但是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付出的活劳动产生的新价值高于劳动力价值，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它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其他生产要素虽然参与价值的生产，但是本身不创造新的价值。现在有人又提出，所有参与劳动过程的要素都产生新的价值，又回到了马克思批评的庸俗经济学的老调上了。正因为有了剩余价值论，马克思才发现了资本的秘密，才揭示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和经济危机。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发展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三是方法。毛泽东认为，正确的哲学思维是经济学家写出好的经济学论著的必要条件。他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正因为马克思有了辩证法与唯物论、有了哲学的方法论，才写出了诸多科学的论著。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有四个方法：一是从基本的经济事实出发来分析社会问题的唯物论方法。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主要依靠大量的数据，从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细胞——商品开始，从最基本的经济事实出发，经过深入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毛泽东说：“如果没有伦敦博物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二是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综合分析方法。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理性的抽象；再运用理性的抽象分析具体的现实，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从而揭示事物的一般规律，这既是人类认识运动的一般规律，也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和必然灭亡趋势的科学分析方法。马克思从最具体、最常见的资本主义经济细胞——商品分析入手，上升到对资本主义一般规律的抽象概括。三是矛盾分析方法。马克思用矛盾分析方法贯穿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劳动二重性的矛盾决定了商品二重性的矛盾，而商品二重性的矛盾又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萌芽。矛盾分析方法彻底揭示了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四是阶级分析方法。《资本论》正是通过揭露剩余价值秘密，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引发了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从而将导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没有阶级分析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
首先，时代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作为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依然管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是颠扑不破的，其深刻性是难以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魅力和影响在当代有增无减。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过：“在十七世纪后和二十世纪之间，我看有三个时代可以称为著名的时代：笛卡尔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以及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任何特定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他们就不会被超越。”（〔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0页。）《共产党宣言》指出，“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即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时代。在这个时代，一方面资本主义在积累财富，在推动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在积累矛盾，制造自己的对立面和掘墓人，从而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个大的历史时代现在还没有过去。马克思在1878年研究东方社会得出世界历史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使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具有“世界性”，就是今天所说的“全球化”。“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了两极分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时代主题发生了重大转换，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没有变，所揭示的时代本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2008年以来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关于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具有指导作用。现在我们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一般属性和规律，我们都碰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概括仍然管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的新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六大基本原则，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这些理论不仅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刊编辑：谭晓军）
王伟光：在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王雪冬：从卢卡奇到伊格尔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列宁主义的批判与阐扬
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和葛兰西等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驱和思想奠基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开始分化，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分支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这些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某些特定学科和理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性改造和结构性“重建”的理论产物。1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说，是以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对列宁主义的分析阐释为理论基点的，从实践上来说，其诞生源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欧洲产生的深刻革命性影响。因此，如何看待列宁主义的问题实际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初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十月革命、列宁主义哲学以及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等问题的不同分析及所得出的不同结论，直接反映出他们对待列宁主义的不同态度。
一对于十月革命历史必然性的不同评判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并直接或间接引发了欧洲和亚非拉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十月革命历史意义和历史必然性的认识和评判并不一致，而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待列宁主义的不同态度。
（一）十月革命的发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十月革命爆发后，卢卡奇怀着极大的热情充分肯定了这一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指出，“只有俄国革命才真正打开了通向未来的窗口”，使我们“看到了人类摆脱战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2。十月革命使他认识到，“伟大的历史变革决非简单地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机械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虽然能够创造客观的革命形势，但是绝对并不随之以必然的关联也同时创造出切实地在实践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观因素。在每一个个别的情况中，必须对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3。卢卡奇对于革命发生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强调，对于其中主客观因素作用的辩证分析都具有深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当然，卢卡奇虽然肯定了十月革命是在主客观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发生的，但实际上他更强调其中主观因素的作用，这与其坚守的主体性哲学立场是相一致的，尽管如此，卢卡奇的分析不仅没有显失客观公正性，而且就其打破了第二国际理论家那种僵化的分析模式而言，具有更多的进步性和积极意义。与卢卡奇一样，葛兰西也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这一伟大历史创举。十月革命爆发后，葛兰西很快在意大利《前进报》上发表了题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的文章。他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冲破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公式，但布尔什维克只是否定了《资本论》中的某些结论，并没有抛弃它富有生命力的内在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彼此联系着的人。4葛兰西进一步指出，残酷的世界大战唤醒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集体意识，使其意识到，不应等待英国的历史在俄国重演而遭受资本主义世界的最终灾难。于是，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创造历史的巨大主动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葛兰西的分析总体上是正确的，他同样强调了革命进程中的主体能动性作用，但他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及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论述扩大为一种普遍公式，显然偏离了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晚年曾在不同文章中多次谈到，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只适用于西欧各国，而不适用于其他民族或国家。当然，我们可以看出，葛兰西在这里实际上是想突出十月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的突破性意义，而非真正想表达这一革命违背了马克思的理论或马克思的理论是错误的，这一点我们需要认清。
作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阿尔都塞不仅肯定了十月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而且从辩证法的角度采用矛盾分析法分析了十月革命爆发的多重社会历史原因。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革命经验证明，一般矛盾（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主要由两个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体现，这里的一般矛盾已经是特殊的矛盾）足以确定革命被‘提上议事日程’时的形势，但它本身却不能直接创造‘革命的形势’，更谈不上促成革命爆发的形势和革命的胜利。为了使一般矛盾能够积极地活动起来并成为革命爆发的起因，必须有一系列‘环境’和‘潮流’”5，这种“环境”和“潮流”有的属于生产关系，有的属于上层建筑，有的则属于国际环境方面的因素。它们共同汇合成一个促使革命爆发的统一体。十月革命正是在各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在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链条上最终爆发并取得胜利的。在阿尔都塞看来，革命的发生是多种矛盾共同促成的，“一般矛盾”不可能单独起作用，但阿尔都塞在阐述这一观点的过程中，使用了“多元决定”的概念，这种表述容易引起一定的理论误解，似乎经济的因素与其他社会历史因素在推动革命发生的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经济的因素始终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只是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下，当其他某些因素的作用骤然凸显时，经济因素的作用则相对下降，甚至以一种隐性的形式退居幕后而发挥作用。总体来看，阿尔都塞对俄国十月革命历史原因的分析是较为客观和透彻的。他看到了在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上，多种矛盾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历史的发展方向，这与恩格斯的“历史的合力”的思想接近，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历史合理性。
（二）十月革命是列宁政治逻辑强力推进的结果
弗洛姆是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不像前几位理论家那样，弗洛姆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它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列宁将自身政治逻辑强加于历史的结果。他指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在工业上还是欧洲所有强国中最落后的，它正在脱离半封建状态。沙皇主义制度的突然崩溃造成一个真空状态，因此列宁在把唯一有可能填补这一真空状态的力量——国民议会解散以后，就希望能够从半封建阶段直接跳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制度阶段。然而，列宁的政策并不是时势的产物，而是他的政治思想的逻辑结论”6。弗洛姆这样就把十月革命解释成列宁依据自身设定的政治逻辑、利用政治手段强力推进的结果，从而否定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显然，弗洛姆的论断严重欠缺科学性。革命不是人为能够制造的，革命发生和发展都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因而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关于这一点，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本人都曾明确强调过，他们因此而反对那种依靠一小撮人来制造革命的布朗基主义路线。与此同时，弗洛姆还指责列宁不相信群众的自发运动，认为这是对人的不信任，并进而指出，“正是因为缺乏对人的信任，列宁的思想才同反自由主义的和教权主义的观点有一致之处”7。弗洛姆的此番论述为列宁和列宁主义钉上了反人道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标签。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认为群众只有充分掌握了科学的理论武器，才能形成巨大的革命力量，从而推动革命走向胜利。这恰恰是出于对人民的信任，相信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关系中的现实的人，他们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推动历史进步，而弗洛姆则抽象地谈论“人”，谈论抽象的“人”，这在现实的历史运动面前是毫无解释力的，因为抽象的人性论和道德说教根本达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因而也无法推动历史的进步。除了弗洛姆以外，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英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麦克莱伦也否认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只是他们的观点表述得相对隐晦。他们认为，列宁的立场直到革命爆发前还反反复复、犹豫不定，即便革命爆发后，列宁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的判定也显得模棱两可。然而，这只是他们的主观臆断，只要翻一翻列宁在大战爆发后尤其是1917年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就能看到，在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之前，列宁根据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反复强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而且随着革命形势的逐步推进，列宁的这一态度和立场愈发强烈和坚定，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复犹豫”之说，这只能说明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做到贯通地理解列宁的思想，没有把握住其思想的本意，抑或这只是他们否定十月革命历史必然性的一种托词。
二对于列宁主义哲学的不同评价
列宁主义哲学是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有人积极肯定列宁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价值，也有人极力否认这一点，认为列宁主义哲学是肤浅的、粗陋的，甚至认为它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不具有深刻的哲学性等等。对于列宁主义哲学的不同评价同样反映了西方马克主义理论家对待列宁主义的不同态度。
（一）关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哲学笔记》的理论价值
作为列宁主义的积极捍卫者，卢卡奇对于列宁主义哲学给予了高度评价。1929～1931年，卢卡奇在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工作，“近水楼台”的优势使他较早看到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列宁的《哲学笔记》。受这两部著作的影响，卢卡奇深入研究了列宁的辩证法思想，从而“从政治上的列宁主义跨向哲学上的列宁主义”8。在卢卡奇看来，“列宁主义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列宁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被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弄成浅薄和曲解了几十年之后，恢复了它的纯洁性，而且他也使这一方法本身继续发展、更加具体化和更加成熟”9。卢卡奇对列宁主义哲学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他之所以对列宁主义哲学有如此高的评价，主要是因为他一直对于黑格尔辩证法有着深厚的内在情结。而列宁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入研究及其对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使卢卡奇产生了强烈的学术共鸣，但卢卡奇对于列宁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评价并没有因这种“共鸣”而失去应有的客观性，这是后来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缺少的东西。与卢卡奇一样，阿尔都塞也高度评价了列宁主义哲学，所不同的是，他以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主要分析对象，认为这部著作是“列宁的伟大‘哲学’著作”。在《列宁和哲学》一书中，阿尔都塞批判了当时法国的学院派哲学家对列宁哲学所抱有的偏见。他认为，学院派哲学家如萨特、梅洛－庞蒂等人对列宁哲学多有贬低，或者“是不屑一顾的”。他指出：“如果他们打算阅读列宁的著作（他们总有一天必须这样做），他们就都会承认，列宁的哲学论点并不像传闻的那样粗浅。”10阿尔都塞认为，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科学回答了哲学与科学、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哲学的功能在于“改变世界”的观点进一步扩展，从而深化了哲学的实践功能。阿尔都塞看到了列宁主义哲学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并由此肯定了列宁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阿尔都塞对列宁和列宁主义哲学的评价是中肯而科学的。列宁主义是包含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统一的思想体系，它在这三方面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列宁毫无疑问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同样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与上述两位理论家相反，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的柯尔施却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列宁主义哲学的理论地位。柯尔施原本并不反对列宁主义，甚至在其思想活动的早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列宁主义者。然而，1923年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出版后，其中的某些错误观点遭到共产国际的强烈批判，他也由此与列宁主义分道扬镳。再版后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补充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部分）的部分内容反映出柯尔施强烈的反列宁主义立场。柯尔施贬低了列宁主义哲学的理论价值，认为列宁“不仅取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颠倒；而且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的历史阶段”11。这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列宁主义哲学的一个突破口，此后的许多理论家都沿着这一思路批判列宁主义哲学，如萨特把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看成“一种自然主义的、批判之前的、康德之前的和黑格尔之前的形而上学”12，梅洛－庞蒂也认为，列宁的认识论“不但回到了不及青年马克思，而且也不及黑格尔的地步”，并指出“哲学上的列宁主义是一种权宜之计”13，是一种“战术”。这就贬低甚至完全否定了列宁哲学的理论价值，是极不公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18世纪旧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清算基础上诞生的。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4，而这一问题，在列宁所处的时代仍是不同哲学派别争论的根本问题。因此，列宁对马赫主义的批判、对唯物辩证法的捍卫与发展同样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康德和黑格尔那里，但列宁不仅并未停留于此，而且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从而也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述理论家没有深入研究和真正理解列宁主义哲学就对其大加批判，甚至是完全否定，欠缺应有的理论严肃性，也充分暴露了其理论上的“傲慢与偏见”。
（二）关于哲学的党性和意识形态性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强调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哲学是有党性的。这一观点长期以来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诟病，而奠定这一基础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柯尔施。柯尔施批判了列宁主义哲学的所谓“非哲学性”和意识形态性。他认为，“列宁只是根据非哲学的考虑和结果来决定哲学问题”，因为他关心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践问题”15。不仅如此，柯尔施还认为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对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形成了一种权威式“统治”，导致了“某种意识形态专政”。因此，他强烈反对列宁提出的哲学具有党性的观点。麦克莱伦沿着柯尔施开辟的这一理论思路批判了列宁主义哲学。他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进而贬低了其理论价值。在麦克莱伦看来，“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哲学上的论证，而在于他认为，从实际政治出发，唯一的哲学就是有益于无产阶级的”16。柯尔施和麦克莱伦的观点一方面反映出他们没有看到列宁主义哲学的真正理论价值，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他们根本否认哲学具有党性和意识形态性。在他们看来，哲学深刻的理论性与所谓党性是相矛盾的。众所周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哲学笔记》是列宁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哲学理论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列宁在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一方面批判了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错误，另一方面则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如能动的反映论、辩证的真理论和实践论等。列宁撰写这两部著作不仅是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且首先是基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目的。列宁所强调的哲学的党性问题，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所有哲学批判中一直贯穿着的但未明确系统地论述的问题。即便马赫主义者声称自身无党性，但实际上，正如列宁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他们都是“给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扫清道路，替它们忠实服务”17。当然，并不是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反对列宁关于哲学具有党性的观点。阿尔都塞就完全认同列宁的这一观点并进而指出，“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对一定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18。“任何哲学都展现阶级立场，与一定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列宁关于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的学说揭示了哲学的本质，是列宁对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19。虽然哲学的本质能否规定为党性和阶级性仍有待进一步分析，但党性与阶级性无疑是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阿尔都塞能够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为列宁和列宁主义哲学辩护，在相当程度上捍卫了列宁主义的尊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三对于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关系的不同界说
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相当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列宁主义为斯大林主义奠定了专制主义的基础，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也有一部分理论家主张将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区别开来，认为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而斯大林主义则是束缚于机械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赞成列宁主义就应反对斯大林主义。
（一）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一脉相承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虽然对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作了一定区分，但这种区分是为了更进一步阐明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尔库塞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成，是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为基础的，而没有回到原来的马克思的学说上”20。他认为，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及其后来所作的推论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斯大林主义正是沿着列宁主义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的。马尔库塞将从列宁主义发展到斯大林主义的过程视为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年代与充分发展了的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就很快表现为极权主义和权力集中化的稳步增长。如果说我们可以运用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规律的话，那么，从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向斯大林主义的转变就很适合这一规律”21。由此可见，在马尔库塞看来，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区别是有限的，而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则是更为主要的。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基础，规定了基本方向，而后者则是前者发展到极端的必然结果。与马尔库塞相比，弗洛姆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否定则更加彻底，甚至将这种否定一直延伸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弗洛姆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就蕴含着集权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经过列宁的发展到斯大林那里达到了顶峰。他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过高估计政治法律的因素，幼稚的乐观主义以及中央集权主义的倾向”“导致了由列宁发端的对社会主义的毁灭”22。在弗洛姆看来，在列宁和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全力关注，完全忽视了人的需要，这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违背的。他寄希望于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即一种精神健全的、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弗洛姆对斯大林主义以及斯大林模式种种弊端的批判有其合理性，但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不能对斯大林主义全盘否定，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思想与斯大林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它们并不必然导致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弗洛姆将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延伸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里，等于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他所寄希望的一种建立在人性和道德基础上的新社会主义只是一种软弱无力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是靠抽象人性论和道德主义能够建立起来的，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现实的运动。
（二）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有本质区别
基于对十月革命历史必然性以及列宁主义哲学理论价值的肯定，卢卡奇理性地将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区别开来，支持列宁主义而反对斯大林主义。在卢卡奇看来，“布尔什维主义有两个方面：创造性的方面，是列宁主义，衰落的、宗派的方面，是斯大林主义”23。卢卡奇认为，列宁主义的本质是灵活性和对事实的开放性，因此列宁主义不是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高度集中和专制不是继承了列宁主义，而正是与列宁主义相违背的。因此，赞成列宁主义就必定反对斯大林主义。基于此，卢卡奇提出：“共产主义者必须以列宁研究马克思的那种精神来研究列宁。”24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来说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提醒我们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加以继承和研究（后面我们将作详细论述）。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面对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歪曲，积极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他的观点和见解是客观而独到的。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伊格尔顿一方面认为，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不能等同视之，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斯大林主义的独裁统治有一定的客观历史原因，不可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他指出，列宁主义不同于斯大林主义，比如在革命问题上，列宁认为“革命不能被输出到国外并且用刺刀强加给别人，而斯大林在东欧就犯下了这样的错误”25。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主义表现出明显的专制主义特征。与此同时，苏联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观点是斯大林而非列宁提出的，如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在斯大林之前没有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这是可行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是可能的，但要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则是不可能的。这样，伊格尔顿就把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区别开来。不仅如此，伊格尔顿还认为，斯大林主义并非苏联历史发展的必然。他指出，“苏联成立之初面临着非常严酷的生存环境，因此其政府采取某种程度的独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必须实行斯大林主义或者其他类似的主义”，终归说来，斯大林主义“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26。然而，并不像某些西方理论家那样否定斯大林主义进而否定列宁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认为，“斯大林主义不仅没有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名声，反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最佳证明”27。换句话说，斯大林主义的错误从反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有生命力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伊格尔顿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评判称得上是客观而独到的。他的客观分析对于清除西方理论界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错误批判在大众思想中造成的负面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体性研究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待列宁主义的不同态度，我们可以看出，列宁主义在西方世界的理论地位总体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贬抑。这其中当然有多种原因，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西方学者眼中，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原初所设定的路线，已经不能归入马克思主义之列；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及其所造成的历史后果使列宁主义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牵累乃至被污名化。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频发，东西方学者普遍将目光再次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他们力图“回到马克思”，重新“发现马克思”，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真理的力量。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思考我们今天的时代问题、思考人类的未来仍离不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其中更多的人还只是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对于列宁主义则少有提及或尽量回避，甚至有意将其从马克思主义中剔除，哪怕是那些在列宁主义深刻影响下获得解放的民族和国家也存在这样的理论倾向，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正因如此，我们需要为列宁主义“辩护”，为列宁主义“正名”。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关于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一系列理论的总体，列宁作为其后继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未偏离或抛弃马克思主义。一些西方学者之所以否定列宁主义，说到底是因为他们无法辩证地、历史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历程。他们一方面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却又陷入了教条主义的窠臼而不自知。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历史命运的考察是以西欧社会为背景的，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研究和回答“俄国问题”时曾多次强调过。换句话说，他们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历史发展过程的论述只是适用于西欧社会，至于东方国家，他们认为，由于其社会历史环境的特殊性而完全可能走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俄国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正是力图找到俄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可能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历史的先知，他们无法预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他们的理论，进而指导新的实践，列宁亦是如此。摆在列宁面前的俄国现实和世界历史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情况，列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思想为依据，结合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领导俄国人民选择了一条适合俄国发展且痛苦最少的道路，那就是在当时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下，积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从而使俄国人民摆脱了深重的苦难，挽救了俄国革命的成果，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必然。我们应坚定地指出，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清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我们要做的第一项工作，而第二项工作则是要理清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我们一方面必须客观承认二者之间的历史联系，另一方面也要明确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列宁主义是主要由列宁创立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的整体。斯大林主义是在斯大林上台后逐步将列宁主义变成了一种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列宁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尤其是其灵活的辩证法思想。列宁认为，具体的现实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因而，我们不应去“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应去“研究新的生动现实的特点”。列宁强调不能“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28。而斯大林主义恰恰抹杀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活的灵魂，陷入了教条主义的窠臼，这也正是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最本质区别。如果斯大林能够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活的灵魂，那么，斯大林主义无疑也将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必将在实践中推动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和持续进步。然而，斯大林没能做到这一点，反而将列宁主义教条化，最终发展成为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用教条的理论严重束缚了活的现实，在实践上形成了一种僵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的支配下，虽然苏联也取得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巨大成就，赢得了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胜利，建成了世界性的军事强国，然而，这一系列成就终究难以持续。在斯大林主政的后期，斯大林主义的种种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出来，现实表明，必须及时“根治”这一“顽疾”，苏联社会主义才能继续向前发展，然而，斯大林的后继者们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反而使苏联社会主义逐步由“弯路”走上了“邪路”，最终完全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虽然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二者之间更有本质的区别，概括来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因而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斯大林主义则是一种僵化、教条化的因而丧失了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质的差别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死存亡。
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到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应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由列宁等后继者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等基本特征。当我们在谈论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不能忘记列宁主义，它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卢卡奇所说，“如果说现在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继续沿着列宁的脚步前进，那么只有在他们试图像列宁建立他与马克思的那种积极的关系一样，建立他们与列宁的关系的那时候，才会有成果”29。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忽视、遗忘或贬低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包含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那些试图将列宁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剔除的人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要有意识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并坚持在整体性原则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注释
1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严格地说，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不同学科和理论基础出发改造和“重建”后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内容或某种精神。
2《卢卡奇文选》，李鹏程编，人民出版社，2008，第194页。
3《卢卡奇文选》，第410页。
4《葛兰西文选》，李鹏程编，人民出版社，2008，第8～9页。
5【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87页。
6【美】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第240页。
7【美】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第241页。
8张翼星：《为卢卡奇申辩——卢卡奇哲学思想若干问题辨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274页。
9【匈】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张翼星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第104页。
10【法】阿图塞：《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第60页。
11【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81页。
12【法】阿图塞：《列宁和哲学》，第35～36页。
13【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张尧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70～7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29页。
15【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79页。
16【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05页。
17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2015，第360页。
18【法】阿图塞：《列宁和哲学》，第69页。
19【法】阿图塞：《列宁和哲学》，第6页。
2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张翼星、万俊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25页。
2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第39页。
22【美】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第268～270页。
23张翼星：《为卢卡奇申辩——卢卡奇哲学思想若干问题辨析》，第280页。
24【匈】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第104页。
25【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重庆出版社，2017，第188页。
26【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第15页。
27【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第22页。
2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5～27页。
29【匈】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第104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王雪冬：警惕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勾连
党的十九大确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势必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其中就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出现了某些新动向，必须密切关注，认真分析，从而有效应对。当前，历史虚无主义仍是扰乱我国社会思想领域的一种主要错误思潮，需要重点关注并着力加以批判。与此同时，文化虚无主义渐有抬头之势，并且与历史虚无主义形成了某种网络勾连，将文化问题与历史问题杂糅在一起，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在网络上传播，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一、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何以勾连
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网络勾连，是因为它们有相同的意图和理论实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其他勾连条件。具体说来，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相互勾连的基础和条件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目的同质性。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前者聚焦文化，通过侵蚀文化体系来瓦解民族精神；后者聚焦历史，通过裁剪历史、篡改事实，进而割断历史、否定历史。二者所关注的具体问题、表现形式等确有某些不同，但目的和本质并无二致，就是要通过虚无文化的价值、消解历史的意义，彻底颠覆一个国家、毁掉一个民族。历史和文化从来都是分不开的。纵向地看，一个民族的历史有多久，其文化脉络就有多长。横向上来说，文化是历史的精神内含，历史是文化的时空承载。悠远漫长的历史必然内蕴着根基深厚的文化，博大精深的文化也必然是波澜壮阔历史的凝结。就此而言，“虚无”文化在本质上就是“虚无”历史，宣扬历史“虚无”必定不会承认文化“真有”（有价值、有意义），一个文化虚无主义者也必定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反过来说亦如此。这种目的的同质性是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能够勾连起来的根本原因。
2.手段的相似性。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惯用手法虽不完全相同，但也有某些相似之处。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惯于编造历史故事、夸大历史事件的反面效应，诬蔑、丑化伟人，戏谑英雄人物，从而摧毁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而文化虚无主义也善用此方法，一些人站在特定的角度，通过披露某些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个人生活”，揭露其人格的缺陷、品行的堕落，于是，在他们绘声绘色的描述下，文化名人瞬间变成了“文化庸人”，令世人所唾弃和践踏。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文化名人从文化殿堂中清除出去，代之以另一批“精神文化领袖”，从而实现文化上的“大换血”。而一旦当真正的文化领袖被驱逐、民族脊梁被摧毁、民族文化被取代，这个民族就彻底成为“他者”的附庸。这便是文化虚无主义的目的和实质。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在手段运用上极为相似、如出一辙，这是它们能够较容易地勾连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3.影响的互补性。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表面上看来是各自为营，但实际上基于目的和本质的一致性，二者在作用和影响上自觉地形成了某种互补性。这种互补大致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当一方风头正劲时，另一方亦可能随之席卷而来，作用叠加，影响恶劣；另一种是当一方因受到打击而出现阶段性势力减弱时，另一方可能采取更为隐蔽的形式悄悄挺进、曲线救国，这种情况更需要我们加以警惕。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作用和影响的这种互补性，既是二者相互勾连的一个原因，也是它们相互勾连的具体表现。
二、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演绎
由于网络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等特点，它也成为一些人借以传播错误思潮、扰乱社会思想舆论的重要工具。这些人希望通过网络更快地“播下思想的种子”。当前，网络已经成为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二者潜移默化地形成了某种攻守同盟，按照它们既定的目的和方式随意演绎历史、虚无文化。
近年来，文化虚无主义的势力迅猛发展，甚至有盖过历史虚无主义的势头，成为当下虚无主义网络传播的主角。文化虚无主义往往从同情弱者的角度出发，或者就以弱者的身份来叙述文化名人的生活史，逐步揭露文化名人光鲜表面背后的阴暗内里，最终将这些文化名人塑造成伪君子，文化名人的历史贡献则全然被遗忘、被否定。被“揭露”的名人众多，都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进步、对中华近现代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各领域文化名家，然而，他们却无一例外地被“揭秘个人生活”并刻意加以渲染，被绑在道德的十字架上遭受鞭挞。这就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所要达到的目的。文化虚无主义故意用或悲情、或戏谑的手法对文化名人的个人生活进行花边式的描绘和解读，用一系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故事掩盖、抹杀文化名人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用一些被演绎了的“家事”去遮蔽其为之奔走呼号的“国事”和“天下事”。于是，一部民国史被演绎成了一幅活色生香、饮食男女的俗世画卷。在这里，历史的严肃性被消解、连续性被破坏，文化的深沉性被掩埋，思想的深邃性消失，一切崇高都光辉不再。
由此可见，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相互勾连起来的危害巨大，但其表现形式往往比较隐蔽，不易察觉、不易分辨。它们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侵蚀人们的思想意识，颠覆人们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进而彻底瓦解民族精神。因此，我们不仅要提高警惕，更要提高辨别能力，能够辨别网络上各种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的性质，认清虚无主义背后的目的及其实质，进而进行有效遏制和“精准打击”。
三、遏制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蔓延
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通过网络抹黑、丑化文化名人，随意演绎历史，否定中华文化的内在价值，否定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必然性，通过欺骗大众、混淆视听，扰乱社会思想意识，以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必须及时、有效地加以遏制。
1.加强网络监管，净化网络空间，阻断虚无主义传播的重要途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利用网络来编造历史、重估价值，肆意抹黑、丑化历史人物，企图割断、否定党史、国史和中华民族史，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蛀蚀民族文化脊梁，其政治目的明确，即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当前，网络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加强网络监管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只有拧紧了这一关键阀，才能使虚无主义无孔可入、无处遁逃。从性质上说，这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工作或行政工作，而是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安全工作。它要求相关人员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具有透过各种复杂的网络现象看到其本质的能力。同时，要时刻不放松地做好网络舆情的监测、预警和研判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应对。要依法加强网络监管，加强网络内容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从而阻断虚无主义传播的重要途径。
2.加强全民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是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或观念薄弱，就很容易受到虚无主义的侵蚀。因此，必须加强全民教育尤其是青少年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教育，引导其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通过各种形式的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使广大青少年真正认识到，历史是客观的，不是人为可以编造的，历史是连续的，不是人为可以割裂的；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精华，是历史积淀的精神财富，失去了民族历史和文化，就失去了精神之根本，注定将成为历史的悲剧。要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放在其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去分析，不能因其某一方面的错误或失误，而否定其全部历史功绩，也不能用其个人生活的某些片段或插曲，遮蔽其全部生命所体现出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要引导和教育人们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要使英雄人物、历史人物的光辉事迹广泛进入课本、走进课堂，并开展各种形式的英雄事迹教育活动和相关的纪念活动。马克思主义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只有做到真学、真懂并且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从中获得真理的力量，才能有力地抵制和批判一切谬误。
3.坚持真理，批驳谬误，强化宣传思想工作者的责任担当意识。要有效抵制和清除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必须有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思想工作者，勇于坚持真理、坚定批驳谬误。这也是XJP总书记在近期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广大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同志提出的基本要求。他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同志“要旗帜鲜明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批驳谬误”。近年来，XJP总书记多次强调，“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要“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XJP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5、27页）这既是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同志应尽的责任义务，同时也是其应当具备的优秀政治品格，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同志，要勇于担负起这样的使命任务。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的基本原则。立，就要立论有依据，理论有深度，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破，就要抓关键、抓要害，揭其实质，破其根据，不能欲说还休，犹犹豫豫。通过做好立破并举的工作，使真理得以弘扬，谬误得以澄清。
旗帜鲜明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批驳谬误，这是从态度和立场上对宣传思想战线工作者提出的现实要求。然而，仅有态度和立场还不够，还要有过硬的基本功，即能力要求。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其中，脚力是实际调查力，眼力是敏锐的洞察力，脑力是强大的思考力，笔力是文章的穿透力。只有基于踏实的脚力，依于高超的眼力和脑力，并最终落实到有效的笔力，才能实现宣传思想工作的效力。要重点在这几“力”结合上下功夫，着力培养一批具有坚定立场和较强战斗力的宣传“战士”，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高素质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王雪冬：认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实质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流传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深入分析可以看出，这些错误思潮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交织在一起的。虽然它们反马克思主义的侧重点不同，但在手法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其背后目的和理论实质高度一致。
一、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惯用手段
1.编造历史，捏造事实。这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惯用的手段之一。其中，历史虚无主义最常使用这种方法。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所谓的“重估”、“重评”以及“还原真相”等噱头吸引人眼球，企图借“还原历史真相”之名来抹黑、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革命史，割断历史的连续性，从而否定后续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如他们编造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发生了一些子虚乌有的历史事件，或将某些历史事件的影响消极化、扩大化，目的就是把我们党抹黑成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党，否定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否定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意义。他们还通过捏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老百姓的死亡数据，恶意夸大“文革”时期受迫害的人数及惨况等，将党的失误或错误无限放大，想方设法污蔑党的领导人，力图消解人们对党的领袖的崇敬和对我们党的信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拿出的所谓证据都是一些“野史”或个人“回忆”，不仅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推敲，而且很多史料大多是杜撰的。
作为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极大。在上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思潮起作用却是从赫鲁晓夫上台之后，苏共党内开始全面否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最后演变成对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及其执政合法性的全面否定。随着人民对党和党的领导人失去信任，苏联社会主义政权也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可以说，历史虚无主义割开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大动脉”，最终致其丧命。我们要认真从中汲取教训，彻底批判和痛击历史虚无主义，保卫好我国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2.断章取义，偷换概念。这一手段的误导性和诱导性极强，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分析。阶级分析法本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但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却故意将其加以曲解，把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来分析问题说成是极左，是要搞文化大革命。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辩证对待“文革”、维护革命历史意义及作用说成是“真正要抹去历史”，将历史“禁锢”起来，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样，他们反将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扣在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让人们拒斥马克思主义，进而否定党的领导。
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还极善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比如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等同于西方的民主、自由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进而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追求的理想正是西方的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这完全是在偷换概念。的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提到过这些概念，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来都没有抽象地谈论过这些概念。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强调，价值观是有阶级性和历史性的，那种超阶级、超历史的价值观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价值观恰恰是在批判资产阶级价值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正是资产阶级的所谓“普世价值”。由此可见，“普世价值论”者不过是把概念的外壳搬过来为其所用，至于概念的内容尤其是无产阶级价值观的属性他们却从来不提，因为他们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自由、民主、平等等概念与其所宣扬的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完全是两码事。
3.道德绑架，借刀杀人。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还经常以抽象人性论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道德绑架。如历史虚无主义者就从抽象人性论出发，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和革命论，指责讲阶级斗争和革命就是鼓动暴动，主张流血牺牲，是有违人性的。对于人性问题，毛泽东早就说过，“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事实上，资本主义正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起来的。
“普世价值论”者还极善用抽象价值观对不接受西方价值观的人或国家进行道德绑架。在他们看来，只有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据此，一些国家被他们打上了“非民主”标签，强调这些国家都应接受西方价值观的教化，变成真正的“民主国家”。一些西方大国宣扬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是把西式民主等价值观强加于别国，这完全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实践证明，所有遵从他们“旨意”、接受西式民主的国家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如西亚、北非等国家几乎都陷入混乱状态。
4.自我标榜，篡夺成果。新自由主义者鼓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胜利，是市场经济“万能”的有力证明。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不过是个幌子，社会主义只会成为市场经济的羁绊，并以此为理由主张中国应强力推进资本主义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事实上，市场经济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曾创造过像中国这样的奇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是推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果，恰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好体现。新自由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大肆鼓吹资本主义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完全是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鸣锣开道。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但改革必须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新自由主义是要我国的改革朝着西方的方向发展，这完全是违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然而，在“普世价值论”者眼中，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全盘西化的过程——经济上接受西方市场经济，政治上接受西方民主制度，文化上全面接受西方“普世价值”观。因此，“普世价值论”者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归结为向西方开放的结果，是“普世价值”的功劳，并宣称不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就是逆改革潮流而动，这完全是违背事实的。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相比，虽然同是市场经济，都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但由于国家根本制度不同，发展方向不同，其基本价值追求也是完全不同的。政治上，我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少数人的民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决不会改变这一政治方向，不会向西式民主靠拢。在文化上，我国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来凝聚改革发展的党心民心力量。
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实质
1.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它们按照自身的需要，将历史随意裁剪，对历史进行片断化、碎片化解读。它们任意抽取历史上的某一个事件或片断，将其无限放大，故意遮蔽当时的整个社会历史环境，对其大加批判，从而否定后续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割断历史的连续性。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不仅如此，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时，不是采取辩证的方法，将其放到历史的总体发展进程中来考察，而是仅仅从某一个时间节点或某一个事件的侧面去进行评价，这样得出的结论必定是片面的和非历史的。对于人性、价值观等问题，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同样不能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分析。通过完全抹杀人性和价值观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将人性和价值观放到一个特定的历史的境域中，这个境域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所以资本主义将是历史的终结点。基于这种思维，它们否认社会主义的人性论和价值观，而把资本主义的人性论和价值观高高举起，奉为神明，让人们来膜拜。这是彻底的历史唯心主义。
2.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将历史裁剪为多个片断，以片断代整体，以偏概全，不懂得历史是一个过程，历史的连续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谁想割断就能割断的。在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上，不是辩证地去分析，而是采取二元对立的态度，即用非好即坏、非此即彼、非善即恶去评判。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完全彻底的资本主义市场化、私有化，片面地认为国家调控得越少对国家经济发展就越有利。在新自由主义者眼中，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是完全不能相容的，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阻碍。然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恰恰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必然结果。新自由主义对市场自由的极端强调，正是其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集中表现。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依具体国情而定，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一直强调和坚持的。我们对具体国情的强调，在方法论上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则不管这些，它们要将西方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观念统统移植到中华大地上来，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3.战略上的政治和文化霸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强行向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推行西方经济政策、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从战略上讲，是不折不扣的霸权主义。新自由主义者通过各种方式极力向我国推行贸易自由化、公共领域市场化、国有经济私有化，其目的是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演变成资本主义私有制。到目前为止，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不管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体国家如美国，还是被迫推行的南美和东南亚国家，都遭到了严重挫败。而宪政民主思潮大肆鼓吹西方的民主宪政思想，将西式民主无限美化并将之普世化，向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进行推广。一些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西方宪政民主的国家，不仅给本国政治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换血”，陷入了政治“休克”或“半休克”状态，而且加剧了政局的不稳乃至混乱，比如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法律范围内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宪政民主是以西方“三权分立”原则为依据的，是一种权力制衡下的消极民主，是少数人支配下的金钱民主，完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中国。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华势力肆意攻击和诋毁我国的民主制度，目的就是要把西方的宪政民主强加给我国，这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霸权主义。同样的，“普世价值论”者通过道德绑架的方式，把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强加于我国，这完全是文化霸权主义。
4.心态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论”的支持者们之所以妄图把他们的思想观念、政策制度强加于中国，除了基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心态上一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从历史上看，现代化道路的确是由西方国家开创的，并且首先在西方世界取得了巨大进步。客观地说，开始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正因如此，西方国家，尤其是某些西方大国，就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总是居高临下，以现代化的先驱和鼻祖的姿态出现，要求其他国家都效仿或参照他们的现代化模式，走西式的现代化道路。然而，纵观人类发展史，没有哪两个或几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完全相同的，能不能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应不应该走西式现代化道路，这要依各国的实际国情、依各国人民的意愿而定的，而不是由西方国家决定的。某些西方国家学者公然宣称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此后再无更高水平的人类社会形态。这种历史观上的盲目乐观主义，也是心态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集中表现。事实是社会主义中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史上的发展奇迹，西方多次预言的“中国崩溃”不仅没有出现，中国崛起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模式已经迸发出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强大生命力。事实也将越来越能够证明，历史没有也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
三、在明辨是非、应对交锋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当前，一些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非议和攻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扰乱了我国社会思想领域的正常秩序，但也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交锋和斗争中，促使我们不断反思，不断创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某些突出问题，从而不断创新、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在于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是纯粹经院哲学，也不是理想的乌托邦，它最忌讳的就是理论研究不“落地”，不与现实相结合。XJP总书记新近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实践，也必须服务于实践。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过程中，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以问题引领创新。
在当前复杂的舆论环境和舆论斗争形势下，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尤为重要和紧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过程中，影响宣传效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话语体系、话语方式，而当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传播方式相对僵化，形式不够多样，各种话语方式之间的转换不够灵活，是必须引起重视并加以改变的。从理论宣传的角度来看，因受众群体在职业、教育程度、年龄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为了适应这种差异，就需要有不同的宣传话语，比如国家党政机关就比较适合政治话语，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比较适合学术话语，而普通老百姓则更适应大众话语。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传播方式应是丰富多样的。如何将深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大众话语的方式演绎出来，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让马克思主义更“接地气”，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要做的重点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力培养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的“宣传员”十分必要。这其中，至少有两类人才应该重点培养：一类是基层理论宣传工作者，他们更了解基层老百姓的精神需求，更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应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这种优势，培养的重点要放在增强他们的理论修养和话语转换能力上；另一类人才则是善于运用网络媒体等新的传播媒介的年轻学人，他们应成为当今意识形态网络阵地的先锋，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宣传工作主要还靠他们，应给予他们重点的培养和支持。
除了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来划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传播方式以外，我们还可以按照传播媒介的不同来划分，比如划分为传统媒体的话语方式和新兴媒体的话语方式。传统媒体的话语方式比较规范、严肃，而新兴媒体的话语方式则比较自由、活泼。这种划分是基于也是顺应了当前互联网快速发展时代舆论宣传的需要。要认真研究和探索适合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传播优势，快速、高效地传播主流价值和社会正能量。为此，还要大力培养具有相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坚定立场的网络人才。全面占领网络意识形态的高地，及时清除不良网络舆论，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是民心所向，也是我们做好网络舆论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
在这个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思想理论理应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把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有效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光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王玉鹏孟献丽：警惕历史虚无主义荼毒新媒体网络空间
新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虽释放正能量的建设性作用正在加大，但其传递负能量的破坏性倾向也一直持续发酵。现在绝大多数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都是借助互联网在不断地炒作、放大和扩散，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历史虚无主义就是近年来在新媒体网络空间广泛蔓延的一种错误思潮。它借助新媒体平台强大的传播功能和广泛的受众群体，大肆宣扬传播其充满偏见和谬误的历史观点。在看似合理的推理论证之下，在玄机四伏的说辞掩饰之下，一些普通网民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唯物史观出现动摇。面对历史虚无主义荼毒新媒体网络空间的疯狂攻势，我们必须敢于亮剑、直面交锋，揭露其“还原真相”背后的不良居心，打好打赢这场“思想狙击战”。
一
随着网络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手机和电脑等科技产品的普及以及网民群体的大量增加，人类真正步入了新媒体时代。目前，中国有6.7亿网民、413万多家网站，网络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融入人民生活。历史虚无主义不失时机地借新媒体所创设的网络空间为其传播构建绝佳场所和主要平台，网络大V、社会公知和所谓的“意见领袖”有意或无意地成为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推手，而少数所谓知名专家学者则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阐释者和辩护者，娱乐调侃也成为历史虚无主义切入人民大众网络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借助新媒体信息传播的“蝴蝶效应”，历史虚无主义在互联网掀起了一股乱史逆流。
1.否定中华民族的辉煌发展，虚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抹黑党的领袖与革命英雄。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通过对历史细节进行“科学性”考察论证、对历史人物进行人性学剖析等手段，刻意否定中华民族5000余年来独立自主地孕育东方文明和创造人类共同财富的伟大历程；刻意虚无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和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曲折征程；刻意抹黑毛泽东等党的领袖，抹黑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等革命英雄投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大业的不朽事迹。同时，高度赞扬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些反面人物，如慈禧、琦善、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等等，认为他们都功大于过，是推动中国进步发展的重要人物，甚至是“民族英雄”，极力为其反动行径辩护，完全颠倒混淆了是非黑白，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搞乱了人们的历史认知。“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这是抹杀民族主流文化印记的灭国之举，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国家的过去，是削弱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第一步。
2.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通过假设推理虚构其他发展道路，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非对错的重新评价和对历史事实的组合裁剪，抹杀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国防建设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通过对社会现象的错误归因，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贪污腐败现象滋生、道德滑坡、环境破坏等社会现实问题与社会主义制度、党的执政能力紧密联系起来，夸大问题的严重性，数落社会主义的“罪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否定这一巨大成就，就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会从根本上瓦解人民群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3.否定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的科学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以“重塑历史”为口号，用对立排斥、非此即彼的单向度思维方式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体系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妄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寻找突破口，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他们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严重挫折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失败，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调。他们从否定苏东社会主义实践着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进而论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本源性的理论缺陷；他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和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具体问题归结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悖论和困境，否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指导地位和意义；他们从宣扬资本主义普世价值出发，否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们以文化多元化和信仰自由为口号，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污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是“政治洗脑”的过程，否定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大众化意义，弱化人民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
二
网络新媒体所具有的形式多样性、传播即时性、交流互动性、受众广泛性和虚拟隐蔽性等特征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泛滥提供了可乘之机，这在一定范围内给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和危害。
1.影响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我国广大青少年已经成为新媒体工具的重要使用群体。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以10—39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比例达到78.4％。其中，20—29岁年龄段网民的比例为31.4％，在整体网民中的占比最大。与2014年底相比，20岁以下网民规模占比增长1.1个百分点，互联网继续向低龄群体渗透。可见，青少年群体成为网民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手机几乎已经成为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随着手机功能的不断丰富，青少年群体通过手机网络接触外部世界的空间越来越大，各种信息扑面而来，网络世界传递的信息和思想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仍将随着网络技术的拓展与创新持续扩大。在这种状况下，一旦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想和观点通过新媒体网络途径广泛传播，其形成的舆论阵势必将对广大青少年的思想造成强烈冲击。
广大青少年处于思想不稳定、价值观念不成熟的成长发育期，他们的思想发展具有起伏性大、可塑性强的特征。对于网络新媒体这一广大青少年接触外界信息的重要途径，历史虚无主义在所谓的科学实证分析、所谓的最新历史资料的掩饰下充斥其中，使青少年受到蛊惑和诱导。长此以往，广大青少年就会形成错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就会导致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正当性与正确性的质疑或否定，这对于培育他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无疑是摧毁性的。青少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未来建设者，如果他们受到这种错误思想的长期毒害，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必然充满隐忧。由此可见，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传播已经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网民的健康成长，干扰了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培养。
2.扰乱网民群众的历史认知。新媒体的传播特点是受众人数多、扩散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消息一经发布和传播，就会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迅速蔓延至社会的每个角落，弥漫于整个社会话语氛围中，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在这种状况下，一旦关于虚无历史的错误信息被制造，经过网民的转发、网络大V的转载，就会形成巨大的社会负面影响，即使最后信息被更正，其先入为主的消极影响也是难以在短期内抹掉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历史事件的曲解、对历史英雄人物的诋毁和为历史罪人所谓的“翻案”，都是一种否认历史客观发展规律的错误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否定和抛弃。他们“还原历史”“反思历史”“重塑历史”的过程，实质是虚无民族历史、虚无社会主义、虚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会扰乱人们对既定史实的正确认识，造成网民群众思想的混乱。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思想一旦出现问题，就容易转化为现实行动，增加不稳定因素和社会风险。
历史虚无主义通过虚无革命，提倡改良主义；通过虚无共产党领导，提倡资产阶级领导；通过虚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提倡走英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通过虚无党的领袖，提倡崇拜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历史的虚无，根本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抛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否定。这种思想一旦在网民群体中广泛蔓延和传播，会严重扰乱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动摇他们的民族认同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进而削弱他们的文化自觉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3.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新媒体网络平台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一个时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利用其技术优势通过网络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搞乱社会主义国家思想领域的秩序，进而实施“和平演变”，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在新媒体网络平台上的泛起，与西方国家幕后黑手的支持和参与密切相关，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虚无中华文明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扰乱人们的思想认识，消解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削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国际国内话语权，从而达到在意识形态上瓦解中国的目的。
当前，网络上传播的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和思想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这些虚无历史的思想适应了资本主义国家“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和要求，企图在我国人民内部制造思想上的裂痕和分歧，进而制造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假如这些裂痕和分歧没有得到很好弥补和调解，矛盾和冲突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和化解，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历历在目，而我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却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踏上重蹈覆辙的邪路，充当着西方敌对势力的“马前卒”。总之，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传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三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殊的内在逻辑。我们面对历史虚无主义在新媒体平台的蔓延和泛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与危害，必须主动作为，在深入把握历史虚无主义本质和传播规律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批判揭露其本性，引导人民群众认清其本来面目。要切实加强对新媒体的管理，切断其传导路径；通过加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从根本上消除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良影响。
1.坚定立场，直面交锋。面对虚无主义在新媒体网络平台上的泛滥，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理论工作者、思想宣传战线特别是主流媒体要坚定政治立场，敢于与历史虚无主义者针锋相对，勇于亮剑，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行有针对性的、立场鲜明的回击，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队伍中来，在社会上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舆论态势，使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者们无容身之地和立身之所。
一是要学会综合运用各种新媒体平台书写传播客观历史，构建良好舆论氛围。我们要更好地增强运用各种新媒体主流话语平台的自觉性，及时发现问题并主动作出正确回应，追踪新的思想理论热点加以解疑释惑，增强正面舆论影响力。要积极发挥论坛、微博、AAA等话语平台的互动作用，解决正能量内容贴近舆论呈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以取得更好的传播实效。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为指导，结合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针对被虚无的历史事件进行全面、系统、客观的分析和阐释，给人们一个准确完整的历史史实陈述，向网民群众还原历史的真相，彻底粉碎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迷惑性谎言。三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新媒体揭露隐藏在历史虚无主义者背后的政治图谋，搞清楚他们的真正目的，并向网民群众及时披露，让广大人民群众看清其真实面目，了解其本质和危害，以达到彻底清除这一错误思潮的目的。
2.严格监管，依法治网。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借助新媒体肆意泛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新媒体网络空间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动态化、快速化、去中心化趋势和新媒体监管困境。因此，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关键在于加强网络舆情监管，加强网络法治化建设，严格依法治网，从源头上切断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路径，从法治上保障网络空间安全，营造风清气正的新媒体网络空间舆论环境。
一是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技术的舆情搜集、检索和监控功能。大数据有助于相关部门在监管过程中摒弃只凭经验和直觉下判断的做法，通过其获取的人们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实时信息，及时掌握社会舆论趋势或更全面地了解某一事件的进展，从而做出更为科学的决策，并对未来走向做出更为准确的预判，提高应急响应能力。各级思想宣传工作管理部门要积极研发网络意识形态舆情监控系统，实现网络意识形态舆情监控全覆盖，特别要加强对微博、AAA、群、BBS论坛等人气高的新媒体平台的舆情搜集、检索和监控，加强对高校、老少边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舆情监控，在新媒体平台构建全方位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防控体系。二是要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职能部门要通过运用技术手段提高对宣扬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想的信息及时发觉、跟踪、屏蔽、删除并阻断其传播的能力，通过奖励机制鼓励网友进行举报，对管理范围内的网站、微博、论坛、AAA公众号进行有效监管。三是要建立健全惩戒机制。国家有关监管部门可依据《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制定“公民网络言论和网络行为规范条例”，对在新媒体网络空间公开虚无民族史、党史、国史，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以语言暴力对抗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员领导干部及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传播者，要依法依纪依规追究其责任，关闭相关账号（最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责令新浪、腾讯等网站依法依规关闭任志强等人的微博账号，起到了大力打击错误思潮传播的作用）；对承载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文章、理论专著和影视文学作品，要通过严格审查取消其发表、出版、播出的资格；对跟风传播历史虚无主义的普通群众，要通过网警线上线下平台“打招呼”“拍肩膀”，并及时向社会公示，以达到警示效果。
3.加强教育，正本清源。要想彻底清除历史虚无主义对网民群众的影响和毒害，最为根本的还是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唯物史观教育。XJP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宣传思想战线、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各类教育单位要重视对人民群众、组织内部成员、青少年学生的民族文明史、党史、国史、抗战史的教育，积极创新教育阵地、载体、手段和方法，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坚定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一是要重视地方史的修撰和研究工作。各级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要保护好本地区的优秀历史古籍。对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抗战文化、抗战英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要加强研究，推进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二是要打造符合人民大众接受习惯的新媒体传播阵地。建设历史专题网站，利用图片、视频、文字、微电影等丰富多样的载体形式吸引网民群众的目光，激发广大网民群体主动学习的兴趣，通过教学素材的生动性提高历史教育的效果。三是要针对被历史虚无主义者虚无和歪曲的历史内容，有的放矢地开展拨乱反正工作，通过各种媒体阵地对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正确而广泛的宣传，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自觉地摒弃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从而减少其对广大网民群众的消极影响。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3月4日下午，XJP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指出，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如何理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职责使命？如何落实好XJP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围绕上述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
记者：XJP总书记用“培根铸魂”阐明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职责使命。对此，您如何理解？
姜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和“魂”，是其命运所系、发展之本，培根铸魂的工作直接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XJP总书记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出发，用两个“十分重要”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地位和职责使命。具体地讲，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上发挥重要作用；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上发挥重要作用；在深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党和国家提供决策服务上发挥重要作用；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精神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平、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上发挥重要作用；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思想和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上发挥重要作用。
记者：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如何落实好XJP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坚持”的明确要求？
姜辉：XJP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坚持”，立意深远，思想深刻，抓住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科学指引。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就要顺应时代发展进行理论创新，解读时代课题、回答时代问题、引领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大有可为，要按照XJP总书记的要求，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必须在思想认识上和科研工作中解决好做学问“为什么人”的问题，树牢为人民做学问的立场，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丰富经验，扎根人民之中，了解人民群众所思所想，建言献策也要集中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就要打牢坚实的理论基础，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植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形成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为人民提供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文化产品。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就必须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者、践行者和弘扬者，树立良好学术道德，以深厚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人格魅力引领风气，以实际行动诠释什么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学问家。
记者：立足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如何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姜辉：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今年我国最具标志性的一件大事。XJP总书记指出，70年砥砺奋进，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置身于这一历史巨变中的中国人，最感自豪、最为自信，也最有资格、最有能力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和伟大实践。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展示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各领域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总结70年来新中国建设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揭示其中蕴含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必然逻辑和发展规律，概括提炼70年来党和国家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丰硕成果，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总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通过深入研究和阐释宣传，展现新中国的光辉历程，展现中国人民的崭新风貌，展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光明日报记者王琎张颖天）
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章玉丽
赵智奎，男，195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村集体经济、社会思潮研究。2005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曾先后任邓小平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主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点学科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创新工程项目首席研究员。发表论文100余篇，独著有《邓小平社会发展战略》《邓小平理论的范畴体系》《精神文明建设论》《邓小平理论前沿问题研究》《永恒的丰碑》《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IntroductiontoSocia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等；主编《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上、下卷）、《中国社会主义60年》《史来贺精神与刘庄村之路》等。
“三农问题”长时期来是中国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但又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近来中央出台的有关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新政策——比如土地流转等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议论，有人认为这有利于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有人担心发展下去会不会走向土地私有？农村、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总方向究竟是什么？对此我们采访了对农村问题颇有研究的赵智奎研究员。
一、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已到了具体贯彻和落实“第二个飞跃”的时候
▲（采访者简称▲，下同）：赵老师，您好！听说您组织了一个团队，在农业部和中组部举办的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班上授课，反响不错，您能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吗？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是的。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几位学者在培训班上讲课，如今已是第七个年头了。最初的时候，是龚云研究员组织，我和龚云、彭海红参加授课，我们是主讲老师。此后我们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团队，主要由我来牵头。成员主要是马研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部的学者以及现在与我合作的博士后，我带的个别博士研究生也参加了。这个团队得到了农业部和农广校的认可和好评，目前合作得比较顺利，合作意向有可能到2018年，每年大约有80期左右的培训任务。
2015年以前，我们在培训班上主要讲授中共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例如解读中央1号文件，讲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变革和路径选择，如何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如何走集体经济道路，国内亿元以上明星村发展的主要经验，国外农业机械化发展案例，等等。培训班上还有其他农业技术和农民创业方法、实地考察等课程，由其他部门的专家讲授。从2015年起，我们这个团队主要讲授新时期农民精神的培育问题，重点是如何成为优秀的职业农民。从讲课效果来看，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
通过授课，使我们增进了对农民的了解，加强了与他们的联系，这种零距离接触，特别是和他们座谈讨论，使我们知道了农民在想什么，最需要什么，最期盼什么。我们和农民交朋友，不仅增进了学者与农民之间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加深了农民对党中央国务院大政方针的学习和了解。我们借授课机会，对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能够搜集第一手资料，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几年下来，团队成员普遍感到收获很大。由此看来，深入调研，接地气，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必修课和基本功，是必须长期坚持的“真功夫”。
▲：农业部和中组部举办这种培训班，发送了什么信号，表明了什么，意味着什么？
●：如此下大气力培训农村实用人才，这是中国走向农业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据我所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集中培训的方式对农民教育投入最大的一次，也是首次。学员的路费和食宿都由培训基地统筹解决。这种做法，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绝无仅有的。实践已表明，这项重大举措是成功的，不仅具有开创性，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今的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值此之际，培育现代新型职业农民特别是农村实用人才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已提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议事日程，成为当务之急和迫切需要。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将职业农民培育纳入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规划，基本形成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把职业农民培养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育行动，通过5年努力使他们基本得到培训。定向培养职业农民。引导有志投身现代农业建设的农村青年、返乡农民工、农技推广人员、农村大中专毕业生和退役军人等加入职业农民队伍。
我们常说，只有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才能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那么，实现这一切最终依靠的是什么？我认为，除了党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实施，最终靠的还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农民。农业现代化，根本上是人的现代化，是亿万农民头脑和思想的现代化，是他们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现代新型职业农民，可谓一项最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基础性教育工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前景广阔。因此，我非常赞同农业部领导同志的看法：“坚持下去、不断提高，日积月累、功德无量。”
▲：您怎样判断和认识中国三农发展的总体形势？
●：当前三农发展的中心点是努力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完成战略机遇期的任务，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崭新局面。我国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眼下还有不到5年的时间。而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全局看，农村改革和发展任务繁重，必须顺应亿万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抓住时机、乘势而上，努力开辟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广阔道路。具体来说，三农发展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继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推进农村法治建设，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努力增产增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此，党中央号召全党遵循发展规律，增强忧患意识，举全党全国之力持之以恒地强化农业、惠及农村、富裕农民。我们必须正视农村和农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农村要留住和造就一代代年轻力壮、有文化、善经营的现代农民，努力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迈出新步伐的问题，等等。
还有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问题。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因人因地施策，分类扶持贫困家庭，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等措施解决5000万左右贫困人口脱贫；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2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覆盖范围，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实行脱贫工作责任制，实行最严格的脱贫攻坚考核督查问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出发，明确要求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五中全会后召开的第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就是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中西部22个省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总的来看，任务相当艰巨，时间十分紧迫。
▲：2014年8月，全国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时，您应邀撰文《论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的现实意义》，文中说：“现在，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在全国某些地方还有一定的生命力，但是总的看来，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或者说已经走到尽头，是需要进行第二个飞跃的时候了。这个第二个飞跃，就是要搞规模化的集体经济。”请谈谈您的基本观点。
●：邓小平讲中国农业改革发展要有“两个飞跃”是在20世纪90年代讲的，他不只是讲一次，而是多次，其中包括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飞跃”早已实现，中国农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废除人民公社，确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解放了生产力，使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放开农产品市场，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初步形成了适合国情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粮食生产、农产品供应、农民收入、扶贫开发成效显著，稳定解决了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概括起来说，“第一个飞跃”只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富裕特别是共同富裕问题。这就需要实行“第二个飞跃”。
我认为，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已到了要考虑和贯彻落实邓小平主张的“第二个飞跃”的时候。换言之，走集体经济道路、规模经营的时机，至少在一部分农村，已经大体成熟，应当有步骤地提上议事日程。既然大多数农民对发展集体经济和规模经营抱有期待，他们拥护和赞成走集体经济道路，那么，由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积极引导我国亿万农民不失时机地转向“第二个飞跃”，就应成为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关键性的路径选择。正如邓小平所说，我国农业“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50页。）。现在的问题在于，要认清这一形势发展和历史必然，要及时看清时机，要大胆创新，敢于探索实现“第二个飞跃”的各种形式。各级领导干部不应消极地观望和等待，而应积极推进。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并没有说这不是集体经济，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飞跃”，倡导的就是发展集体经济，这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如果说还是集体经济，那主要是从土地所有权的意义上讲的，因为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当时的承包农民普遍的说法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当初农村集体仍然存在，承包户仍然要交一定份额的集体提留。然而，后来事实上是分田到户，有的地区甚至将主要生产资料（大型农业机械和集体财产）也一分了之，实际上已经是退回到个体经济了，在绝大多数的农村，集体经济已经名存（土地归村集体所有）实亡。即形式上是集体经济，实质上是个体经济。如果一定要把它说成是集体经济，那么它也是“低水平的集体经济”“不合格的集体经济”“虚化的集体经济”。因为集体的积累是“零”的时候，集体经济已经不存在了。当然，前面已经说了，第一个飞跃“废除人民公社”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是“倒退”，也是可以的。但这种“倒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退是为了进，是为了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是为实行真正的集体经济创造条件。针对有人担心实行包产到户会影响集体经济，邓小平在和有关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5页。）这就明确指出了联产承包不是总方向，总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
二、当前我国实行农村土地流转，要坚持实施邓小平“第二个飞跃”的发展战略，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出现私有化偏差
▲：请您谈谈土地流转的整体情况。
●：准确地说，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说到底，这是顺应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应对现实农业变化发展的需要，是各个领域、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涉及多方利益的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客观地说，现实的土地流转早于土地流转政策的产生。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将全部的土地和精力都投入粮食和其他农业品生产的时候，此时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和土地流转的空间和可能；伴随着农业的发展，粮食和农产品出现相对过剩，家庭分散经营土地细碎化导致对机械化和科技推广的排斥，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民增收困难，继续耕种土地很难满足农民由求温饱基础上生发出的求富裕的愿望。此时，农业的继续发展客观上要求适度集中土地以便于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而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将从农业排挤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我国工业化的推进使非农部门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非农部门相对农业收益更大，需要并能够吸纳部分从农业转移出来的低廉劳动力。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降低，产生了土地流转的期望并事实上催生了土地流转的产生，他们将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进行了合理配置，从整体上增加收入。
经过这些年的试点和实践探索，土地流转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流转方式趋于多样化，人们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了出租、转让、联营、互换、反租倒包、土地股份合作、委托第三方经营、土地信托、土地季节性流转、“两换”（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等流转方式；土地流转速度有所加快，各地尽管流转土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不同，但基本都呈现了流转加快的态势；土地流转市场化程度提高，运用市场价格、流转合约等市场机制将农民分散的土地集中流转给有实力的家庭农场、种植大户或专业合作社，市场机制作用开始明显；土地流转主体趋于多元化，参与流转主体由流转之初自发进行的普通农民向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发展；土地流转趋于规范化，签订正式合同的农户比例有所提高；政策的引导和合理规划有所加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以“三权分置”（即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来应对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截至2014年底，全国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超过4亿亩，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的比重超过30％（韩长赋：《辉煌“十二五”系列报告会——农业改革发展成就报告》，中国农民合作社研究网，http：／／www.ccfc.zju.edu.cn／a／sannontoushi／2015／1010／21069.htm。）。
毫无疑义，通过土地流转，使部分耕地向一些家庭农场和种田大户集中，这有利于发挥农业的规模效益，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因此，国家是允许和鼓励家庭农场有所发展的。但是如果大规模地发展家庭农场，或者允许工商资本下乡去圈占耕地，则只能培植一大批耕地农场主，这是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的思路。所以，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正确发展道路，只能是通过实行“第二个飞跃”，发展集约化的集体经济，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出现私有化的偏差。某些学者极力主张土地私有化，借土地流转之际，企图流转到私有化道路上去。在个别省市地区的个别村庄，确有某些人私自进行土地买卖交易，这是不允许的，是与中央精神相违背的，必须遏止。
▲：您认为当前土地流转存在什么问题？
●：目前土地流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目前国家关于土地流转的方针政策，虽然基本符合邓小平的发展战略思想，但是力度不够，引导不力，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要防止偏离“第二个飞跃”，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具体来说，农村“空心化”，农业兼职化、老龄化严重，弃耕、撂荒土地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保制度建设滞后，使农民仍有顾虑，阻碍农地流转；由于土地流转的行政干预、市场调节价格机制的缺乏、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等因素导致部分土地流转农民的失利、失地、失业；土地流转不规范，农民间自发流转仍然比较多，流转合同的签订整体比例仍然比较低，无法纠正土地细碎化倾向，不利于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农村集体”界定模糊，流转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不清晰，对具体流转原则、程序、期限、方式、纠纷处理等内容缺乏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或“土地财政”的考虑过度干预土地流转，不尊重农民意愿导致农民“被代表”，土地流转价格偏低，或将个别地区流转的成功个案不切实际地加以推广，急于引资入农；流转后的土地缺乏有效监督，农地用途改变，土地“非粮化”“非农化”，造成粮食安全和农地保护隐患，对这样的违规行为没有明确的处罚条例；未改变农地用途的个别企业则以掠夺方式榨取土地价值，造成土壤退化和环境恶化，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个别企业以农业为幌子圈地，或以农业为条件从政府获取政策资源和补偿，或进行土地变相兼并和私有化；有些工商资本在土地流转中只关注土地的经济功能，忽视土地的资源、生态、环境功能的保护；等等。
土地流转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有关公平、稳定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对待土地流转问题要慎重，要把握土地流转的正确方向。土地问题的最终解决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土地流转的速度和规模要和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规模相适应，和国家为农民提供的社会保障的完善程度相适应。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度规模经营，条件不具备而强制性加速土地流转，通过剥夺农民土地而减少农业人口的做法是危险的。一旦大量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失去了安身立命的耕地，而又无法充分就业，就势必发生社会动荡。所以在土地流转中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保障农民权益，为流转农民再就业进行培训，可以尝试将部分流转资金打入农户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账户为其长期生计打算。尽快完善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土地流转的权利主体和各方的权利边界，对土地流转原则、补偿标准、收益分配、程序、争端处理等内容做出明确规定。加强对农民的普法教育，强化农民的法治意识，使农民明确自身权益并懂得运用法律手段捍卫自身经济利益。规范土地流转用途管制，建立农业用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严格管理制度，严格禁止和严厉查处农业用地变为建设用地或变为事实上建设用地的“擦边球”行为。建立严格的耕地保护的领导责任制。规范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职能，为土地的合理利用提供制度保障，为土地流转的有序进行提供良好的环境。对政府强制土地流转和侵犯农民权益的行为要建立严格的问责和严厉的责任追究制。对工商资本下乡兴办农产品加工和销售服务等辅助行业，应当鼓励和扶持，而对资本下乡去圈占耕地则应当有严格的规范和有效的限制，引导其发挥正面的作用，防止资本下乡大量兼并农民土地，避免中小农户在生产领域因为大资本的排挤而破产。国家在鼓励、支持和帮助农业发展生产、农民增产增收、勤劳致富的同时，还应当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城乡一致、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合作医疗制度，健全土地流转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减少土地流转农民的后顾之忧。发挥市场机制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建立运作高效、服务周到的中介体系和服务网络，提供流转信息，实现农民自发流转向以中介组织为媒介的有序化、规范化流转转变。
▲：那么，您怎样看当前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
●：家庭农场的发展也需要土地的适度集中和规模经济，因此也是土地流转的主体之一。从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家庭农场”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家庭农场”问题备受关注。学者们从家庭农场的内涵、性质、特征、制度安排、经营管理、优势与制约因素、规模、效益、现状与发展前景、与其他经营主体的比较、对国外家庭农场经营的借鉴等方面进行论述，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对家庭农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实践中家庭农场的发展也比较快，截至2015年6月，全国家庭农场超过87万家（《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民日报》2015年11月13日。）。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庭农场的性质毕竟应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家庭农场，其中一个主要区别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并能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土地集体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土地过度或大规模集中和兼并，避免土地的兼并和私有化对家庭农场的冲击。所以，本质上看家庭农场仍然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家庭经营层内部的优化整合，这种偏重家庭式的经营方式仍需要集体经营层的统筹、管理和协调，通过集体规划建立各种集体经济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实现对家庭农场的整合、服务和调控。
对于过高认识和评价家庭农场地位和作用的做法，还应慎重。兴办一些家庭农场虽正逢其时，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但还属于个体经济的范畴，不属于真正的集体经济，只不过是在个人（家庭联产承包）基础上的经营规模扩大化而已。这与邓小平主张的农业改革发展“第二个飞跃”的高水平集体经济，还不是一回事。家庭农场严格说来还属于“第一个飞跃”的范畴，是为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的“第二个飞跃”和发展集体经济做准备。我认为，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来说，家庭农场只是属于过渡阶段和环节，应适可而止，不宜大办。大办家庭农场是美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做法；我国农业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制度规制，不允许我们简单照搬，也没有条件照搬美国的做法。
▲：请讲讲我国目前具有高水平的集体经济村庄的情况？
●：所谓高水平的集体经济村庄，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第二个飞跃”已经基本上实现了集体经济的村庄。农业部确定的第一批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都属于高水平的集体经济村庄（不含安徽小岗村），例如：黑龙江兴十四基地、北京韩村河基地、江苏华西基地，以后陆续确定的十几个培训基地，都属于高水平的集体经济。这些集体经济村庄的资产一般都是十几亿元以上。那么，这些集体经济发展高水平的村庄，在全国有多少呢？据不完全统计，大概有近万个，而且各具特色，竞相发展。据200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60多万个行政村中，年产值超过1亿元的村庄已有8000多个，超过10亿元的村有163个，百亿元村15个。这些数字还会继续增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集体经济。
例如刘庄村。刘庄村位于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境内，面积1.5平方公里。现有355户，1641口人，1050亩耕地。经济组织是华星集团公司。下分农业、医药、造纸、机械、淀粉、车队、商业及宾馆等7个企业。村民享有住房、医疗、用水、婚丧嫁娶用车等30多项福利。2010年，刘庄固定资产超过20亿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6万元，退休党员和65岁以上退休村民年退休金达7200元，未成年人的生活补贴每月50元，每户一套建筑面积472平方米、人均120平方米、八室四厅三卫两厨一库的精美别墅，全民免费医疗，免费12年义务教育。仅2006年－2010年5年间，刘庄上缴国家税金5亿多元。2012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万元。刘庄村已经走上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经济市场化、农民知识化、生活城市化、管理民主化的发展轨道。
例如兴十四村。位于黑龙江省甘南县的兴十四村，被誉为“南有华西村，北有兴十四村——北方第一村”。兴十四村人在村党总支书记付华廷的带领下，坚定不移地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坚守“不让一人受穷，不让一户掉队”的信念，走共同富裕道路。经过几十年的苦干、实干、拼命干，兴十四村已由刚建村时只有8名党员、36口人，固定资产一分钱没有的山东移民村、全县最穷村，一个既不沿江、不沿海、不沿铁路线、不靠近大中城市，也无矿产资源的烂草滩，发展成为幅员4.2万亩，其中耕地2.4万亩、人工松林1.5万亩、人口11600人的新农村。现在兴十四村拥有35家企事业、1800多名员工、10亿多元总资产，集农、林、牧、生物制药、农产品精深加工、生态旅游、房地产开发和国际贸易于一体的国家级企业集团——黑龙江富华集团。2010年人均纯收入3.2万元；2012年人均纯收入6.5万元，2014年，兴十四村和富华集团总资产达到22亿元，总收入实现19.6亿元，新增固定资产投资1.9亿元；利税上交1.021亿元，人均纯收入达到7.6万元。
高水平集体经济村庄的发展，值得肯定、重视和表彰。但是在实践中，却每每受到某些新自由主义者的冷嘲热讽，甚至还有贬低和谩骂。因为这些村庄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全面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和彻底私有化，是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驰的。他们用共同富裕的成就否定了新自由主义的说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些高水平集体经济村庄的发展经验主要是什么？
●：上述这些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的明星村，其共同特点是：土地集体经营，农业现代化程度提高；工业企业构成集体经济的主体和支柱；村、企合一管理，凝聚力号召力增强；发展速度快，发展潜力大；精神文明、民主和法治建设不断加强；促进农村社会和谐。他们的共同经验是：有一个好的党组织、好的带头人；坚持因地制宜，走自己的路；坚持发展先进生产力，不断提高科技含量；坚持集体经济、规模经营的发展方向。这些明星村的发展各有其特殊性，但他们的共同特点和共同经验体现了其特殊性背后的普遍性，证明了只有坚定不移地搞集体经济，才是通往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只有真正的集体经济才有可能实现
▲：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农村集体经济？
●：首先，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性。集体经济是农业发展的总方向，是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我国农业必须走集体化道路这个长远目标，不能有任何动摇和怀疑。农村集体经济是党在农村执政的经济基础，发展集体经济为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制度保障，是实现农民根本利益和引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保证，是农民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途径，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其次，要正确认识“两个飞跃”的关系。尽管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是种倒退，但这是以退为进，是要通过农业“第一个飞跃”，而为“第二个飞跃”准备历史前提和物质基础。不能因为在农村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家庭分散经营逐步暴露出的局限性和“第二个飞跃”的最终目标而彻底否定家庭联产承包的历史意义和取得的成就。同样也不能因为家庭分散经营作为基本的农业生产单位，还蕴藏着一定的潜力，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就夸大其优越性将其永恒化，以此来否定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趋向和科学性。作为带有个体私有制因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最终形式，必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向高水平的集体化转变。总之，“两个飞跃”都要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与生产力相协调的由低到高的渐进过程。农业“两个飞跃”思想体现了手段和目的、过程和目标的一致性。
再次，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不能因此丧失信心。农村集体经济“空壳化”现象普遍、负债严重、总体经济实力下降、发展缓慢、发展不平衡、对集体经济存在偏见和忽视等。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在发展中逐步得到解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农业“第二个飞跃”的科学性和规律性。对实现农业“第二个飞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就像XJP总书记说的“要有历史的耐心”。
最后，最根本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农业的“第二个飞跃”创造经济条件；鼓励人们探索集体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通过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培养优秀的带头人、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培养集体主义精神等途径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我国农村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是什么？
●：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土地确权推动土地流转，实现土地的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以创造条件实现农业的“第二个飞跃”。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所有权主体不明确，产权不确定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农村土地的高效利用和农民土地权益的实现。所以要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改革，这既体现了农村现实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符合国家全局利益。当前农村土地改革的关键是确权，确权是基础，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权、农户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以及集体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土地主体明确、产权明晰更有利于推进土地有序、规范流转。而土地流转不是最终目的，是实现土地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的前提和手段，进而实现邓小平所设想的农业的“第二个飞跃”，发展集体经济。
▲：请问您对下一轮土地改革的设想是什么？
●：是土地确权以后的重新联合。为顺应现实农业发展的需要和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切实把“三权分置”落到实处，我国进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截至2015年6月底，“全国已完成实测承包地面积3.5亿亩，确权面积2.6亿亩”（韩长赋：《辉煌“十二五”系列报告会——农业改革发展成就报告》，中国农民合作社研究网，http：／／www.ccfc.zju.edu.cn／a／sannontoushi／2015／1010／21069.htm。）。为承包地确实权、颁铁证，确认和保障农民的土地物权，稳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并长久不变，给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土地确权以后，农民拥有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证，明确农民财产权，一方面农民在土地上继续投入进行生产的积极性大增；另一方面，出于确权对农民权益保护的信心，农民可以放心的以各种方式将土地流转，真正搞活土地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土地确权后农民可以更好地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联合起来，以资金、劳动、土地等入股的方式成立各种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协会、股份合作企业、股份制企业等，以自愿、平等、自治、互利和民主管理为原则，尊重农民地位、意愿、权益和自由，建立相应的章程和制度，实行规范化管理，重新组织起来向实现农村“第二个飞跃”的目标前进。
▲：农业改革发展的根本方向是什么？
●：农业改革最终要以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为指导，走集体经济的道路，这是农业改革发展的根本方向。尽管目前农村集体经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偏离集体经济这个方向。一些学者借口产权不清、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双层经营中“统”的层次弱化来否认农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开出土地私有化这个所谓的“万灵丹”来解决农业出现的问题，这是错误和危险的。土地私有化一方面导致土地私人资本集中，另一方面产生大量失地、失业的农民，威胁社会的稳定；土地私有化并不一定会带来规模效益，相反可能会引起大资本以盈利为目的的圈地；最重要的是，土地私有化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会动摇立国的根基。耕地集体所有是我国农村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石，也是土地制度创新的出发点。土地私有化绝不是方向，此路不通，会祸国殃民！
▲：安徽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祥地，但至今没有富裕起来，您怎样评价小岗村的发展？听说您在小岗村多次给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班讲课，也曾到河南省新乡县刘庄村做过多次调研，您可以将两者进行比较并说明之间的差异吗？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作为“改革第一村”为大家所熟知。当年小岗十八位农民在特殊的环境中、在巨大生存压力下所做的本能选择，无意中创造了历史并成就了小岗的辉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创造了农业发展的奇迹。这些年来小岗虽然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它的发展却差强人意，并不符合小岗“改革第一村”的地位和人们对小岗的期待。“一夜跨过温饱线，三十年难进富裕门”，形成了温饱容易致富难的“小岗现象”。
小岗和刘庄都是中国农村的典型代表。它们都根据自己的实际做出了符合自身发展的选择。但二者如今的发展状况存在很大不同，是有很多原因的。刘庄的起步和发展有史来贺、史世领这样有能力、讲奉献的带头人，小岗迄今没有从内部产生这样优秀的带头人，外派干部要么不了解小岗现实，要么难以融入小岗，要么以小岗为过渡，难以安心和全心为小岗发展谋划和出力，沈浩同志当然是个难得的例外。刘庄的农民在集体的领导下被组织起来，凝聚力强，小岗的农民缺少合作意识，尽管他们以集体行动共同打破了集体生产经营方式，也瓦解了集体，却没有多少集体主义精神，其目的是追逐个人利益。刘庄始终在不断地探索和尝试，勇于创新，小岗眷恋过去的荣誉和光环，没有突破原有观念和模式，安于现状，“大包干”这种特殊情结的扭转需要小岗人的自我觉醒和时间的洗涤。刘庄的发展源自刘庄人的努力和奋斗，不等不靠，而小岗现在的发展更多的源自外在的政府支持和资助，依赖思想严重。最为重要的区别是，刘庄坚持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并取得突出成绩，彰显了这条道路的科学性和生命力，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小岗所创造的农户家庭承包式的分散经营，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阶段适应了生产力的水平和发展的需要，但其所固有的缺陷和不足必将随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凸显，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制约。现在的小岗在转变思路，通过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示范园、原种猪养殖基地等产业，其实悄然走的是集体化和规模经营的路子，是开始走向了邓小平所倡导的农业“第二个飞跃”。
▲：您对我国当下提出的城镇化的进展有什么评论？
●：农村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很快，城镇化率从1976年的17.44％上升到2012年的52.6％，达到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期。城镇化是生产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反过来也带动了其他因素的发展变化，由此可见各种因素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又互为因果的关系。城镇化发展的逻辑起点是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产业结构不断从“一二三”向“三二一”方向转变，非农经济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导致人口和土地、资金等要素在城乡合理配置。城镇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农村人口顺应产业结构调整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导致城镇人口、城镇面积、城镇数量的不断增加。城镇化进程加快，用地需求增加，而农村劳动力减少出现闲置的土地，从而推动了城乡土地流转的发生。工业化发展水平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土地流转的深度和广度。土地流转，一方面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优化了用地结构，促进农村宅基地、农业建设用地、集体用地与国有用地的合理规划和有效利用，推动城乡用地占补平衡。土地流转的结果又进一步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国城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城镇化发展中出现的重数量轻质量、不合理扩张等问题，造成对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我国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要转变城镇化发展的思路，创新发展模式，实现城镇化的良性增长和集约发展。
▲：您认为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集体化和集约化是农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当前，至少有一部分农村大体上已经具有了实现农业“第二个飞跃”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是毋庸置疑的。面对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需要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三农”理论，指导中国农业发展和改革。这迫在眉睫。在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XJP再次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放松“三农”工作，“十三五”时期，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实事求是地说，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短腿在农业，短板在农村，难点在农民。农业现代化在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及其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任重道远。我们举国上下，应当协同努力，争取开创和巩固XJP总书记所说的“农业向好，全局主动”的新局面。
（采访者系渤海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刊编辑：张晓敏）
吴恩远：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机活力
XJP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学习这些重要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深刻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
170年前，《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次全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伟大著作，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先进的建党学说和科学的行动指南。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引发了争夺世界霸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使资本主义链条上出现薄弱环节，导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1929—1932年，资本主义世界再次爆发经济大危机，使资本主义各国生产大大倒退。受经济危机影响，很多国家出现剧烈社会动荡。而社会主义苏联在加强国家经济计划和调控、消除失业、抑制通货膨胀、实行社会保障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新面貌。在苏联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的影响下，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出现众多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宣布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陷入低潮，西方一些人弹冠相庆，欢呼“历史的终结”。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成功，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
人类进入21世纪，世界局势出现两个值得注意的变化：第一，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一轮经济动荡。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出现衰退征兆。第二，西方国家一些人或者鼓吹“中国崩溃论”，或者鼓吹“中国威胁论”，企图遏制中国发展。面对新形势、新情况，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我们攻坚克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形成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我们感受到的是马克思主义耀眼的真理光芒、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这激励我们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XJP：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写下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写下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灵活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我们党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树立了光辉典范。
邓小平同志非常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实际问题。他强调，必须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用实践来检验我们的工作，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摸着石头过河”，处理好计划和市场、先富和共富等关系。江泽民同志指出：“如果头脑里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不可能以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来认识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胡锦涛同志也说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要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努力提高探索解决新时期基本问题的本领。
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当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条件，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注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遵循这一观点，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
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是什么？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否则就会犯错误，甚至犯颠覆性的错误。对这个问题，很多同志在认识上是知道的，但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有些同志会出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情况，经常会冒出各种主观主义的东西，有时甚至头脑发热、异想天开。有的人喜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或者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甚至反复出现这样的问题？从思想根源来看，就是没有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当然，客观实际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我国基本国情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风险、面临的难题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矛盾不存在了，但新的矛盾不断产生，其中很多是我们没有遇到、没有处理过的。如果守着我们对过去中国实际的认识不动，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我们就难以前进。我们要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
还要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虽然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但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党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坚定、干事创业精气神足，人民群众精神振奋、发愤图强，就可以创造出很多人间奇迹。如果党员、干部理想动摇、宗旨淡化，人民群众精神萎靡、贪图安逸，那往往可以干成的事情也干不成。所以，我们必须毫不放松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态工作，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第二，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中国人早就知道矛盾的概念，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
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我们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既有过去长期积累而成的矛盾，也有在解决旧矛盾过程中新产生的矛盾，大量的还是随着形势环境变化新出现的矛盾。这些矛盾许多是这个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是躲不开也绕不过去的。
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如果对矛盾熟视无睹，甚至回避、掩饰矛盾，在矛盾面前畏缩不前，坐看矛盾恶性转化，那就会积重难返，最后势必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的突变。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强调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出化解产能过剩，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等，都是针对一些牵动面广、耦合性强的深层次矛盾去的。如果我们不迎难而上、因势利导，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些矛盾不断积累，就有可能进一步向不利方面转化，最后成为干扰因素甚至破坏性力量。
积极面对矛盾、解决矛盾，还要注意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推进这“四个全面”过程中，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比如，我们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全面部署，又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既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又强调突出抓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既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系统部署，又强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目标和总抓手；既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系列要求，又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突破口，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着力解决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问题。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第三，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当前，我国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是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在推进改革中，我们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准确把握各方利益的交汇点和结合点，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就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很多典故都是批评和讽刺形而上学的，如盲人摸象、郑人买履、坐井观天、掩耳盗铃、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等等。世界上只有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瞎说一气，不需要依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而坚持唯物辩证法，则要求用大气力、下真功夫。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另一方面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任何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效果。
第四，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推动正确的实践，错误的认识导致错误的实践。我国古人关于知行合一的论述，强调的也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如荀子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西汉刘向的“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宋代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明代王夫之的“知行相资以为用”，等等。我们推进各项工作，根本的还是要靠实践出真知。
我们党一贯重视理论工作，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理论一旦脱离了实践，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失去活力和生命力。实践如果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也容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理论对规律的揭示越深刻，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引领作用就越显著。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不能心猿意马、犹豫不决，要坚定不移坚持。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要使党和人民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这是XJP总书记2015年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XJP：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要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XJP：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出来的一条道路。中共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我之所以在这里点一点这些重要政策原则，是要说明，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党章都写明了这一点，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
我在这里重申，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当然要让它发展好，继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是在我们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实现的。长期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是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然，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但是，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
XJP：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
在对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问题上，绝大部分同志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定的。同时，也有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与其研究者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紧密相关。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XJP：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同时，我们在快速发展中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这样的状况，必须下大气力扭转。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这就要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要充分认识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把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构建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局体系、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约束和激励并举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加快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三大红线，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改善生态环境状况，必须改变过多依赖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规模粗放扩张、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模式，把发展的基点放到创新上来，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二要加大环境污染综合治理。要以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全面加强环境污染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强水污染防治，开展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力度。三要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要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快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四要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资源开发利用既要支撑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要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用最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五要倡导推广绿色消费。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强化公民环境意识，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六要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加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监管，推进环境保护督察，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
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要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认真贯彻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明确各级领导干部责任追究情形。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必须严肃追责。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重视、加强领导，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和政府有关监管部门要各尽其责、形成合力。
XJP：知识分子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知识分子。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
全社会都要关心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社会氛围。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知识分子凝聚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做知识分子的挚友、诤友。要充分信任知识分子，重要工作和重大决策要征求知识分子意见和建议。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积极采纳。即使个别意见有偏差甚至是错误的，也要多一些包涵、多一些宽容。要为广大知识分子工作学习创造更好条件，加快形成有利于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遵循知识分子工作特点和规律，让知识分子把更多精力集中于本职工作，把自己的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出来。
希望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自觉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始终胸怀大局、心有大我，始终坚守正道、追求真理，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日常生活做起，身体力行带动全社会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希望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创新发展实践，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紧紧围绕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关键、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不断增加知识积累，不断强化创新意识，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不断攀登创新高峰。
伟大的事业，决定了我们更加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更加需要知识分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刻苦钻研，勤奋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肖枫：世界社会主义热点研究回眸
《世界社会主义热点焦点难点》是个文选性的集子，其中所有文章几乎都是不同时期人们所关心的、有争议的热点难点问题。而这些问题大都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领域的问题，这就是这个集子如此取名的一个重要缘由。要将这批文章编入一个集子，不得不将它们适当归类，于是全书按问题分成了九类，外加一个“附录”，共计十部分。其中，从“时代·战略·形势·政策”到“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止，是这个集子的主体。这是从近二十多年来在报刊上分散发表的文章中筛选出来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现在将它们汇集到一起，可起“热点回眸探究”的作用，既可集中起来回眸研究，又可进一步探究这些问题未来发展的趋势。
如何认识当今的时代？几十年来是有不同看法和争论的。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扭转了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老观念，使全党能集中精力搞建设。90年代针对苏东剧变后兴起的“社会主义消亡论”，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总趋势不可逆转”，坚定了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和决心。前者实际说的是“时代主题”，后者实际指的是“时代本质”。将这两方面结合和统一起来，对当今时代的认识就全面而完整了，即：时代主题转换了，但时代本质没有变，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尽管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很明确，然而关于时代问题的争论至今仍未停息。
什么是发展，要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发展，已成重要的热门话题。现在我们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来引领中国发展的，然而二十多年前我们对“发展”的认识、对“要什么样的发展”，在观念上还是很粗浅、不全面的。当年我从“发展学”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写文章，阐述这些概念的来龙去脉，提出要加大宣传力度，强调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特殊性和综合配套性等建议，虽然粗浅，但却是及时和积极的。此外，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中国应怎么办，也是有争议的话题。中国要不要加入WTO，要不要融入国际经济大潮？当年有不同主张。我在众说纷纭中明确发出过自己的声音。再者，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建设实践中的主要教训是什么？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教训，不在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上，而在于总的指导思想上。这就是：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看近了共产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僵化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可以说，是教条主义、封建主义的特殊结合严重损害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苏联东欧发生“政治地震”，特别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崩溃解体以来，有关研究其原因教训的著作浩如烟海，多如牛毛。关于剧变崩溃的原因，有众多的这种那种“说”。它们都有一定道理，但任何一“说”再怎么重要也不可能成“唯一”，必须从“整体”上去把握。因此必须重视“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我认为，苏共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苏共演变具有“长期性”，但整体质变具有“快捷性”，垮起来快得很。吸取苏共的教训，就整体而言，既不能走邪路，也不能走老路，而要走新路。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必须发展。此外，对如何正确评价斯大林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关系，以及国际共运中一系列历史事件，包括“大论战”、“九评”、“一论”和“再论”等，这个集子均有文章涉及。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有什么新变化？两个主义间仍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关系，还是变得“弹性化”和“多样化”了呢？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两个主义”之间是否可以在相互作用、斗争和较量中彼此互相借鉴、学习和吸收对方有用的东西，从而取得“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实际效果呢？对这些问题也长期存在不同看法，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
为什么不能赞成“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论调？对“民主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顶礼膜拜、照抄照搬？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对待“民主社会主义”？如何看待“国际主义”？党章为什么删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近年有人强调搞国际联合，提出要“重建第三国际”，对此究竟应怎么看？
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国际方位？为什么说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扎根中国现实并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为什么它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大挫折时能开创“柳暗花明”的新局面？为什么它在“社会主义消亡论”的叫嚣声中能逆势而上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为什么它在世界资本主义日子不好过时却成为东方一道“亮丽的风景”？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是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高举的伟大旗帜？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脚踏实地迈向共产主义？等等。此文选中有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涉及或参与了这类问题的讨论。
总之，这些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理论前沿”，有时可以说是从“风口浪尖”上走过的。这里，我要声明一点，既然这个集子涉及的多是一些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就不可能总说得那么正确和准确，只是“一家之言”，我是“欢迎九十九家批评”的。
谢伏瞻：担负起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崇高使命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XJP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崇高使命，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责任。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XJP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奋力书写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壮丽篇章。
一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急剧变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起，日益改变国际力量对比，也日益重塑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国际格局以西方占主导、国际关系理念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取向的“西方中心论”已难以为继，西方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难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和时代潮流。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快速上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与此同时，外部环境更加复杂，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西方国家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加紧对我国实施战略上围堵、阻遏、施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根本矛盾将长期存在。大国间竞争日益加剧，制度博弈和价值观较量更加激烈。在此形势下，谁的思想理论体系引领力强，谁的哲学社会科学支撑力强，谁就拥有更大主导权和主动权。深入研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机遇挑战，正确认识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给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的迫切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然对我国发展全局产生广泛深刻影响，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出新的思路、战略和举措，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必须着力防范化解可能迟滞或阻碍伟大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和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给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迫切需要加快构建“三大体系”，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提供学理支撑。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重要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XJP总书记深刻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等等。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加快构建“三大体系”，是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是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的迫切要求，是党和人民的迫切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有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在解决影响“三大体系”建设的突出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
二
加快构建“三大体系”必须坚持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最鲜活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要坚持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三大体系”建设，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遵循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的基本原则，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学科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和根本依托。经过几代学者努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这些问题成因十分复杂，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有些学科是从苏联学来的，有些学科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还有些学科是从西方“拿来的”。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学科建设跟不上时代变化和国家发展步伐的矛盾日益凸显。比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制变革，有些学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急剧下降，有些学科低水平重复设置，需要整合、归并和提高。还有些领域理论已有创新，问题已有显现，但学科设置远远滞后于社会实践。比如，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如何指导创新型发展？用什么指标来衡量？理论上如何解释？一些新业态如互联网经济，一些新模式如共享经济都是我国近年来大发展的领域，也是我国在世界上发展领先的领域，都需要深入研究。还有像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业、政策、社会影响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我们要从时代要求出发，按照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的思路推进学科体系建设。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注重发展优势重点学科，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总之，要通过努力，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
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设。学术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理念、原理、观点，理论、学说、知识、学术等；二是研究方法、材料和支撑。学术体系的水平和属性，决定着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水平和属性。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关键是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丰富中国理论。要着力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原创能力。XJP总书记强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原创能力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竞争力。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着力点、着重点。要强化主体意识，坚持原创理念，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等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要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结合起来，以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推动理论和学术创新。
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主要包括概念、范畴、命题、判断、术语、语言等，是有特定思想指向和价值取向的语言系统。XJP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必须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和大众化，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关键话语体现到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将政治语言转化为学术话语。要坚持中国立场、注重中国特色，着力打造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创新、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提炼标志性学术概念，敢于发声、积极发声、善于发声，不断扩大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国学术的世界影响。要运用新鲜活泼、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生产出更多更受群众欢迎的理论产品，让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感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真理和思想的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提出许多重要的标识性概念，比如“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概念为我国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强烈共鸣，为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供了杰出示范。
三
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加快构建“三大体系”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要加强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一手抓加快构建、一手抓引导管理。要贯彻“双百方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鼓励探索、宽容失误，提倡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的交流互鉴。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对政治原则问题，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善于交锋；对学术问题，要按照学术规律来对待，不能搞简单化，要发扬民主、相互切磋，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
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学问家。要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潜心钻研、孜孜以求，勇攀高峰、不断超越，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推出更多标注新时代的精品力作，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作者：谢伏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谢伏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与实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适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回顾和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渊源及含义
“小康”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但是，长期以来，受生产力落后和私有制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小康”愿望始终无法实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确保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即将如期实现。
（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思想
“小康”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诗经·大雅·民劳》中就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诗句。“康”意为“安”，“小康”即“小安”，原意为召穆公劝周厉王“小省赋役而安息之”，即减少赋税徭役可以使人民得以喘息，生活安定。这里的“小康”主要指百姓的生活状态。
至汉代，“小康”从百姓的生活状态演变为儒家提出的社会状态。《礼记·礼运》描述了孔子心中的“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此后的典籍中也出现过“小康”一词，如《三国志·吴书·赵达传》裴松之注曰：“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唐代《大历八年夏至大赦文》记载：“关辅之内，农祥荐臻，嘉谷丰衍，宿麦滋殖。闾阎之间，仓廪皆实，百价低贱，实曰小康。”《旧唐书·牛僧孺传》中有奏曰：“臣等待罪辅弼，无能康济，然臣思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虐，下无怨讟；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明成祖朱棣重视发展经济，勤政爱民，善用人才，振兴文化，曾言：“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这些史料中出现的“小康”基本延续了上述两个层面的含义。而且，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两个层面都不矛盾：只有经济社会取得较好发展，百姓才能生活安定。
“小康”描述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平稳发展，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相对安定，文化受到重视，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古人对“小康”的构想还包含了“安民”“保民”“利民”“富民”等重视民生的思想，为当代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素材。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并非终极目标，而是阶段性目标，它为追求更高的“大同”世界创造条件。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私有制的历史条件限制，无论是“小康”还是“大同”世界，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更多体现为人们的美好愿望。
（二）新中国成立后小康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整个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迅速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在短期内完成了土地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1964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两步走”战略，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从零开始建立了社会主义劳动保护、合作医疗和住房保障等惠民制度，民生保障事业得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充分意识到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以及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小康”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了“小康”概念。“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经过二十年的时间，使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谈道，“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984年，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将“小康”作为国家现代化发展目标，是对“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战略的创新性继承，更符合我国发展实际，也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党的十二大正式将“小康”目标确定为党的行动纲领。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三步走”战略构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到1990年底，在我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对小康水平进行了更加明确的定义。“所谓小康水平，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这个要求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自此，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可操作性也越来越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三步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于2000年超额完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人民生活实现了总体小康。
然而，此时的总体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为此，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党的十七大赋予了全面建设小康目标新的时代内涵。“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我国经济社会新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在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基础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赋予“小康”更高的标准、更丰富的内涵。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按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全面建设”与“全面建成”虽一字之差，却蕴含着内涵的深刻变化。“建设”体现为过程，“建成”则体现为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提出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清晰擘画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其之后党和国家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从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统筹城乡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等方面，为在更高水平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擘画了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国发展新蓝图。《建议》积极回应亿万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盼，首次提出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增进民生福祉、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等方面，提出了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行动指南。
全面小康的核心要义是“全面”，体现为“五位一体”的全方位进步。XJP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全面’。‘小康’讲的是发展水平，‘全面’讲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全面小康，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全面小康，是城乡区域共建共享的小康。我国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没有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关键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着力转方式、补短板。一方面，要着力解决好发展质量和效益问题，尽快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方式；另一方面，要尽力补齐生态文明建设和民生领域等突出短板。XJP总书记还特别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点更具现实意义。
综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小康社会建设规律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不断丰富的。从“实现温饱”到进入“小康生活”，到“全面建设”，再到“全面建成”，建设小康社会思想不断发展，目标越来越明确，内涵越来越丰富，要求也越来越高。实践证明，建设小康社会思想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变化，符合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深刻反映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深邃认识和准确把握，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辉煌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我国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辉煌成就。
（一）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即将完成。消除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按照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约7.7亿人，贫困发生率高达97.5％，占当时世界贫困人口近四成。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大规模扶贫开发和精准扶贫，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2019年末，农村贫困人口已减少至551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6％；“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减少至43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2％，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至2020年11月23日，全国832个贫困县已全部脱贫。1981—2012年，我国减少的贫困人口占全球减少贫困人口的71.82％，是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脱贫成效和经验赢得世界广泛认可。
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大幅提高，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2013—2019年，我国832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79元增加到11567元，年均增长9.7％，高出同期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2.2个百分点。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808元，年均增幅达30.2％。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结构趋于优化，劳动收入占比稳步提高，自主脱贫能力显著增强。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得到解决。截至2019年底，我国贫困地区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实现通硬化路，村村有卫生室和村医，10.8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8％。
（二）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奇迹，国内生产总值（DP）不断迈上新台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78年，我国DP约为3679亿元，仅相当于同期美国DP的6.3％，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2019年，我国DP接近100万亿元，达到同期美国DP的67％，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16％，稳居世界第二位。自2013年以来，我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1978年，我国人均DP约为156美元，不仅大大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不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居全球第134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19年，我国人均DP突破1万美元，稳居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大踏步地赶上了世界发展的步伐。
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9年的60.6％，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镇。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建成，三次产业结构从1981年的33.4∶44.8∶21.8，转变为2019年的7.1∶39.0∶53.9，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跃升，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稳居世界第一位。科技实力显著提升，一些领域从跟跑向领跑转变，彻底改变了科技水平全面落后的局面。自2013年起，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位。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连续9年位居世界首位，2019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我国已基本建成现代综合交通体系，高铁营业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均居世界第一位。亿万农民“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客车”的梦想变为现实，开始享受“城货下乡、山货进城、电商进村、快递入户”的双向运输服务。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家财政实力极大增强，197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元，到2019年已超19万亿元，为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强大资金保障。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733元，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在宏观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稳步提高，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消费质量明显提高，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21559元，恩格尔系数降至28.2％，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小康型向富裕型、享受型转变。城乡居民居住条件和质量显著提升，2018年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39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47.3平方米，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8000多万套，帮助2亿多群众解决了住房困难。坚持把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城镇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三）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定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为我国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根本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新的制度，构建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得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全面加强。不断健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显著提高。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更加完善，人民依法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的内容更加丰富、渠道更加便捷、形式更加多样；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更加完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得到充分体现；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更加和谐；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加完善，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各民族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充满活力，广大群众充分发挥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科学的法律法规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趋完善，《民法典》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即将正式实施，使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实现有法可依。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擘画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制度体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四）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国民综合素质显著提升。国民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世界平均水平，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2019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7.8／10万，婴儿死亡率降至5.6‰，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7.8‰，均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国民文化素质持续提升，文盲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超过80％降至目前的4％以下。2018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达13％，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26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1990年的0.501跃升到2018年的0.758，增幅超过51％，是同期世界上唯一从“低人类发展水平”跃升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我国居民的幸福感从2013年的75.3％上升到2019年的83.9％。
社会文明程度全面提升。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服务设施日趋完善。1978—2019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从1218个增至3196个，流通人次从7787万增至9.01亿，群众文化机构从6893个增至44073个，博物馆从349个增至5132个，分别增长1.6倍、10.6倍、5.4倍和13.7倍。公共图书馆、博物馆（非文物建筑及遗址类）、文化馆（站）、纪念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科技馆、工人文化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以及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免费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我国互联网网民数量从2000年的0.23亿增至2020年6月的9.4亿，增长近40倍，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便利。
（五）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我国已初步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涵盖养老、医疗、低保、住房、教育等多民生领域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1978年我国开始基本普及小学教育。2019年小学净入学率已达99.94％，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102.6％，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8％，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城乡义务教育差距逐渐缩小，困难学生平等受教育权利得到保障，贫困地区与农村地区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显著扩大。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1978—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7％增至51.6％，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增长35.4倍，达3031.53万人。职业教育获得长足发展，1978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人数仅有212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12％左右；2019年中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规模已高达1576.47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39.46％。
现代化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建成。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投入持续增加。1978—2019年，医疗卫生支出占DP的比重从3％跃升至6.6％，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从17.0万个增至100.8万个。1986年全国有卫生防疫站3516个，2019年全国已设立34997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成。
多元化多层次全民医保和社保体系加快构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城乡医疗和社保体系是完全隔离的两套制度体系。1998年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2年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7年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2019年全面启动实施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截至2019年底，全口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5亿人，参保覆盖率近年来稳定在95％以上。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已覆盖1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从2000年仅覆盖1亿城镇职工，发展到目前超过9亿城乡居民，我国已构建起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和社会保障网。
（六）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断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连续30年实现“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2019年，我国万元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2015年下降23.8％、27.5％。清洁能源占比迅速提高，产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一。2019年，清洁能源占我国能源消费的比重达23.4％，煤炭消费占比下降至57.7％；单位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降低48.1％，提前完成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
水土资源和空气质量改善明显。实施化肥农药“双零增长”行动方案，2015—2018年，我国农用化肥使用折纯量从6022.60万吨持续降至5653.42万吨，农药使用量从178.30万吨持续降至150.36万吨，提前实现于2020年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的目标。2019年，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年均浓度下降23.1％，全国337座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
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村容村貌明显提升。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取得显著进展。截至2019年底，全国90％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0％，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84％的行政村，近30％的农户生活污水得到管控。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一）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意义
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出现过“治世”和“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但这些“治世”和“盛世”只是相较于乱世，国力相对强盛、经济相对繁荣、民生相对安定的景象。单从经济层面看，据美国学者麦迪森研究，公元元年中国DP占世界DP总量的26.2％，公元1000年占22.7％，公元1500年占25.0％，公元1600年占29.2％，公元1700年占22.3％，公元1820年占32.9％，经济总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一些研究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生产、消费和人口都出现了大规模增长，15—19世纪中期的世界经济秩序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虽然DP占比的具体数字存在争议，但学界普遍认为，19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口在世界居首，外贸长期处于出超地位，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是当时世界最为强大和富裕的国家。尽管如此，广大人民并未真正实现温饱，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只是梦想，小康社会更无从谈起。可见，“小康”并非经济总量的概念，而是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方方面面。在私有制和剥削制度下，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主要由统治阶级占有，不可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即使在被称为“盛唐”的唐朝开元、天宝年间，依然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缺少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领导，古代中国始终走不出“治乱兴衰”的周期律，兴盛时期的发展成果在乱世被消磨殆尽，社会演进只有量的积累而无质的飞跃。由于没有科学的思想做指导，无法通过科学的世界观认识世界，无法用宽广视野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无法不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只能闭关锁国、妄自尊大，最终落后于时代和先进国家。总之，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在政治、制度、思想、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全面落后，使小康社会注定难以实现。
近代以来，僵化落后的封建制度明显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加之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中华民族濒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虽然康有为和孙中山等有志之士对大同理想和小康社会思想进行了探索，但均未能取得成功。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胜利完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正式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8年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社会构想，被确定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长期奋斗目标。“这将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础，为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新的起点”。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党领导人民，向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目标稳步迈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历史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XJP总书记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创造性地提出“两步走”的新战略构想。经过几代人一以贯之的接续奋斗，我国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今天的小康社会是一个经济发展、民主健全、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人民生活殷实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完全超越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治世”和“盛世”。中国人民实现了数千年来丰衣足食的愿望，当今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奋斗成果，又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紧密联系、前后相继。正如XJP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现阶段战略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人民获得的实实在在的福祉利益，兑现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将极大增强全党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必将进一步巩固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
XJP总书记指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我们应对危机变局、抗击风险挑战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于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承上启下的重大意义。这一目标即将胜利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充分彰显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但始终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创造伟力，必将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二）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
中国的小康思想和西方的乌托邦思想，都包含人民安居乐业、共同富裕的理想。但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这一理想才从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揭示了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能将共同富裕的理想付诸实践。
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进而从一国走向多国。苏联、东欧等国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未处理好农轻重以及积累消费的比例关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不仅难以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因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使人民逐渐对国家失去信心，最终导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
纵观500多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全球传播，再到后来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也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功且全面地建成小康社会。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建设小康社会，没有任何先例可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激发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活力，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经受住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严重冲击，以及其他各种风险考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再次用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重振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形成示范效应，对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创新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三）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走着一条与西方现代化迥异的道路。西方列强实现现代化，靠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拓展海外殖民地和奴役其他民族，使欧洲国家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也为工业革命开辟了原料产地和海外市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奋斗。社会主义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说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这大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经久历远。这些国家经历了“串联式”演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阶梯式发展，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达到当前水平。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仅用几十年的时间，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并联式”同步发展，在很多方面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例如，新中国成功开启并快速推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时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又如，我国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已基本实现应保尽保。这一成就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水平，在一些方面甚至超过部分发达国家，在世界发展史上亦是史无前例，为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工业革命以来，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都是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多为依附者、跟跑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致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率先恢复增长，成为世界经济震荡的稳定器。纵观世界历史，一个发展中大国能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能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是绝无仅有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14亿人口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进而整体迈入现代化，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贫困是贯穿人类发展史的世界性难题，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多国家和地区重返贫困线的大背景下，我国如期完成整体消灭绝对贫困的历史性任务，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这些脱贫减贫的巨大成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前例，在世界历史上也实属罕见。对于占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巨大奇迹，为促进全球人类福祉的整体性提升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扶贫减贫实践，已成为联合国构建消除农村贫困问题的基本政策框架，以及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基础和思路来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减少绝对贫困提供了丰富的中国经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启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强调人民的发展不应只关注经济层面，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的追求，注重每一个人的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中国启示。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政治保证。XJP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自“小康”构想提出以来，我们党一以贯之地扭住这个战略目标，并根据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赋予小康社会更丰富的内涵、更高的实践标准，通过制定和实施长期发展战略，使之逐步得以实现。
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如期高质量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差距较大。因此，在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因地制宜。我们党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注重顶层设计和统筹兼顾，更好地满足了多方面的建设任务和多样化的民众需求，大大提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
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协调发展的整体性小康，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唯有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全国一盘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确保打好打赢决胜全面小康的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证明，只要党的组织领导坚强有力，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们就幸福安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其中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既善于通过提出并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让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激励人民更加自觉地投身于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洪流中。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体现了党始终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首要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体人民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实实在在地共享发展成果，展现了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奋斗目标。
（三）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根据人民意愿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提出符合时代特点的奋斗目标，制定实施相应的战略布局和战略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特点，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使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真正实现了“全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证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时代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选择。“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互促进、统筹联动，从全局上确立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和战略规划及其部署，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前提和基础。
（四）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夯实社会发展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得益于持续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与之适应的经济等方面体制，为当今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推动我国经济体制发生深刻而重大变化，在实践中形成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创造世所罕见的中国奇迹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新概括，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激发发展活力。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证明，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必须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条件下进行，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五）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证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显著改善的过程，还是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显著提升的过程，是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显著增强的过程。XJP总书记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就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八大首次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首要任务，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XJP总书记多次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与血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经验昭示，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树立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厚力量。
（六）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证明，推动经济发展、保护和改善环境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可偏废。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一些国家在谋求物质财富的进程中，对资源环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日趋盛行的消费主义为地球家园增添了沉重负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科学地扬弃了“先污染后治理、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注重末端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将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确立为基本国策。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确定下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了XJP生态文明思想。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以XJP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XJP总书记指出，“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基本方针”。良好的生态环境应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色。
结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辉煌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巨大政治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极大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伟大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正如XJP总书记指出的，“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错综复杂，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辛向阳、王珊珊：国家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及应对策略
当今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思想多元化的不断发展，在国家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形成了一股新的社会思潮——国家虚无主义。所谓国家虚无主义是指在理论上否定、歪曲、消解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思潮；在实践上，企图弱化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意识，让渡国家利益，淡化国家认同，抹黑国家形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的领导，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等等，便于西方国家推行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政治制度、价值标准，目的是把社会主义中国纳入西方阵营中。
国家虚无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针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问题进行虚化、丑化、抹黑、诋毁、攻击，危害极大。这一思潮在社会上，尤其是在互联网上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会严重影响人们对国家的认同。目前学术界对国家虚无主义还缺乏认知，对其潜在的巨大危害并不清楚，我们必须对国家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时刻保持警惕，及早采取措施，有效防止其发展和蔓延、限制其对全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国家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
国家虚无主义针对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主义中国，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和国家制度等方面。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否定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是指导我国发展和运行的基本理论。然而，在学术界有少数人质疑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无法解释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现象，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是不科学的，已经过时。例如：有个别学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认为国家并非起源于社会阶级的分化。有的认为国家起源于暴力战争，有的认为起源于民族解放运动，有的认为其起源于“社会的理性化”；否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的国家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地域而不是血缘来划分公民国家，二是公共权力与大众分离。有人认为当代许多国家仍然是单一的民族国家，即还存在以血缘划分国家的现象，当今世界还有许多国家的公共权力并未与人民大众相分离，因此，这二者并不是国家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未来的发展形态是以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国家，“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国家消亡是国家发展的最终归宿。然而，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国家消亡理论是错误的，国家不仅不会消亡，而且将会“终极繁盛”；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暴力统治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维护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有人强烈反对国家的“暴力工具说”，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中心工作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不应再谈阶级问题，国家也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只具有公共管理的职能，“暴力工具说”是完全错误的，等等。总之，以上所有针对国家问题的质疑，目的就是消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否定其科学性、合理性和正确性，进而弱化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在我国发展中的指导地位。
其次，借经济全球化，弱化消解国家主权。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脚步逐渐加快，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世界范围的交流日益加深。国际交往的深入发展要求资本、货物、人员等经济要素跨国自由流通。美国学者理查德·库伯认为：“国际经济交往既增加又限制了各国根据本国的情况而行动的自由。国际经济交往能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所以增加了各国的自由。国际经济交往把各国置于一个有限制的范围内，而又不能对它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即使有影响的话，也经常是间接的，很难预料其效果，因此它限制了各国的自由。”即主权使各个国家成为作茧自缚的政治实体，而促进经济的繁荣却需要各国之间打破壁垒尽量交流商品和投资。这使主权国家陷入矛盾之中。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发达国家要求打破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壁垒，以谋求从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为达到这样的目的，西方发达国家从意识形态上大唱高调，鼓吹“全球思维”，提倡“全球繁荣”“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理念，要求弱化甚至否定国家主权，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受到各种反主权观念的冲击。例如：“主权弱化论”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发展最终将出现一个没有国界的新世界。国家主权被弱化到无，神圣性消失，国家决策能力越来越弱，国家最后将处于一种软弱无力的状态。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国家主权将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蚀，最终导致民族国家的界限日益模糊，主权观念日益淡化。“国家主权让渡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范围的不断加深和扩展，国际合作不断深入，国际组织的管辖范围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和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可以通过相互让渡而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与协调。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可部分让渡于经济发展。国际法学界大多数学者都持此种观点。“新干涉主义”坚持“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认为，“我们不是为土地而战，而是为价值观而战”，“国家主权并不及人权和防止种族灭绝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价值观的传播会增进我们的安全”。“民族国家终结论”认为，经济全球化破坏了民族国家的自主性，“社会的世界”正在取代“国家的世界”，东西方冲突的结束削弱了民族国家存在的价值。“世界政府论”认为，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民族国家利益融为一体。经济的同构性也决定了其政治的同构性和文化的同构性，这是“世界政府”或“世界社会”实现的现实基础。经济全球化促使各民族国家不断走向“世界政府”或“世界社会”等等。
总之，这些观点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下，国家主权应让位于经济发展，打破国家主权对资本膨胀的限制，弱化国家主权，国家主权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同时，由市场经济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发展逐步融入相同的运行体系，遵循同样的市场规则、相同的价值标准，经济模式的趋同，也要求政治模式的一致，国体、政体、政治制度等要与西方国家趋同，淡化国家性质的差异，消减意识形态的区别。目的是逐步将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将其纳入与西方一致的政治体系之中。所谓“弱化”国家的论调，旨在强化美国的国家霸权。这是国家虚无主义的实质和政治目的。
第三，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突破口攻击社会主义国家。互联网的发展给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以话语空间，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借口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为这样的制度“一无是处”，毫无优势，将社会主义制度批判得体无完肤。“独裁说”认为，中国目前“基本上都是独裁制、集权制，这样的国家没有民主因素”；依照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标准，攻击中国是“一党专政独裁”，不是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政权不是由选举产生的，是不合法的，政治生活中毫无民主可言；并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独裁式的国家制度等等。“失败说”认为：“所谓的社会主义时期，如果平心静气地来讲，这个时期同样是失败的。”“现在实际上我们也恨透了三十年这种东西，三十年没干多少好事情，从感情上是这样。但从客观上讲，我们现在是全面落后状态，中国现在没有一样不落后。”这些论调抓住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异，即国家性质的不同，从否定中国的政治制度为突破口，进而全面否定国家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以达到丑化贬损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进而丑化贬低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第四，以西方的国家观念和国家模式为标准，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茅于轼在微博上发表了一段言论：“各人都爱自己的国家，仇视别的国家，就容易发生战争。所以普世价值里没有爱国这一条。要用爱人代替爱国，对世界和平更有好处。既爱国又爱民是最好，但是有时候爱国和爱民有冲突，我们应该选择爱民而不是爱国。当然，政治家可能不是这样想问题的，他们多半把爱国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把爱国变成了热爱国家政权。”还有的学者也发表类似的观点认为，所谓的“现代国家观念”，即“个人与社会先于国家，所以个人普遍的权力、尊严与幸福首先需要得到保障与尊重，否则就是国家失职乃至失去合法性。”还说，国家先于个人与社会，无国便无家，所以国家利益、国家强大比个人幸福、权利和尊严更重要，若个人、家庭的幸福有所改善，则是国家的莫大恩赐，理当感恩戴德是古代国家观念。国人中大都还滞留在古代国家观念中，开启现代性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工作就是，通过追问与确立个人之自由与权利，最终确立现代国家观念，厘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把人类带进了一个新时代。这种观点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观的主张，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践行资本主义“个人至上”的价值观念，将国家置于个人之后，认为国家的作用只在于保护个人的安全、尊严和幸福，否则国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与我国一直倡导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国家观念完全背道而驰。
第五，以反思社会主义制度为由，极力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抹黑社会主义制度。2013年，《探索与争鸣》发表的一篇题为《“替代性选择”和“比较优势”——“苏联模式”为何丧失历史合法性》的文章认为，苏联模式的建立是在各种严峻形势下的“替代性选择”，然而这种“替代性选择”的苏联模式最终“离开了原来诉诸的合法性目标，在社会主义要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层面，斯大林已经不可能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兑现列宁的承诺。”这使得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多次陷入“合法性危机”之中。之后，该文又对苏联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体制、国家体制等多方面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这个法律上遵循民族平等原则的联盟国家，实际上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体系”，“‘共和国’只是徒有虚名而已”，“苏联具有与沙俄帝国同构的体制特征”，“在马克思主义坐标上苏联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所以在冷战中落败，原因就在于“社会发展程度的相对落后，虽然能集中国力逞强于一时，但不可能真正成为世界历史的引领力量。由于苏联模式的‘优越性’是建构在理论形态的‘先进性’的基础上，一旦实践形态的优势丧失必然会引起合法性危机。”斯大林时期建立了“与‘法治’相悖的‘人治’型监控和镇压体系。”这种“反自由、反民主的体制在本质上与社会理想目标背离”。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地位，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苏联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不容抹杀的。甚至极端仇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丘吉尔都不得不承认，斯大林接手俄罗斯的时候还只有木犁，当他撒手人寰而去，苏联已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国内学者的此种观点受到国外一些类似言论的影响。德国总统高克于2016年3月23日在同济大学演讲时借反思为由公开批评社会主义制度。他在谈到原东德的情况时说：“这个国家作为共产主义国家联盟的一部分依赖于苏联，它是剥夺自己人民的自主权，限制民众出国，并对那些反抗领导层意志的人加以羞辱和惩罚。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应当为多数民众的利益服务、结束剥削，抵制人的异化，并由此开启一个幸福与满足的时代。但当时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既未得到幸福也未得到解放。而且整个制度缺乏真正的合法性。没有自由、平等、秘密的民众选举。后果就是信誉的缺失，以及与之相联的一种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不信任文化。”这种观点漠视东德问题的复杂性，把一切问题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批评无产阶级专政，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国家。
第六，通过“唱衰中国”弱化中国的发展信心，为中国树敌。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唱衰中国”的论调屡见不鲜。“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交替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以诋毁中国经济发展能力和发展潜力为出发点，目的就是否定党和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定社会主义国家未来发展的光明前途。归纳“中国崩溃论”的主要观点，具体有：中国经济存在投资过度的泡沫，随时可能破裂；中国房地产行业即将崩盘，届时整个国民经济都会受到拖累；影子银行系统是一场即将发生的灾难；中国劳动人口在萎缩，工资上涨将削弱竞争力；中国的债务水平正在膨胀！“中国威胁论”更是常见，如：中国要把非洲作为自己的殖民地，搞“新殖民主义”；中国崛起后将要推行国际霸权主义，称霸世界；中国人口众多，发展壮大将占用世界绝大部分的资源，挤压他国生存空间；中国的迅速发展会导致全球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给全人类的发展带来威胁等等。近几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正处于变革发展的转型期，发展速度有所放缓，“唱衰中国”的论调又沉渣泛起。然而，国内外“唱衰中国”的“预言家”的各种论调已经被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证伪。但在互联网上，仍有大批所谓“公知”大肆宣扬“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以达到污蔑中国形象、降低世界和国人对中国的信心、弱化中国国际地位的目的、阻碍中国发展和前进的步伐，这是典型的国家虚无主义论调。
总之，以上种种言论都是针对社会主义中国，其目的是消解和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颠覆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以西方的国家理论、国家制度、国家模式取而代之。国家虚无主义思潮危害极大，在网上的传播速度极快，我们要重视其可能带来的危险后果，尽早提出对策积极应对，将可能出现的危害降到最低。
二、国家虚无主义思潮的实质
国家虚无主义思潮早有缘起，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国际交往日趋频繁，其呈现愈演愈烈的势头。为什么会产生国家虚无主义，其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国家虚无主义的实质就是国内外一些反华势力从国家问题入手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西化、分化、诋毁和遏制，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国家问题上的新变种，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国家问题上的表现，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家虚无主义是唯心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表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我们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仔细分析国家虚无主义的各种表现就会发现，国家虚无主义体现的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国家虚无主义违背实事求是国家问题研究的根本原则，违背全面、客观的国家问题研究方法，否认和反对阶级分析的国家问题研究方法。用虚假、片面、表面、歪曲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的国家问题。有意回避事实和真相，故意夸大或放大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问题。国家虚无主义思潮放弃唯物辩证法，以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形而上学理论为指导分析看待国家问题。我们从理论上辨析国家虚无主义，必须抓住其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根源，抓住其狭隘的形而上学立场，始终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客观公正地分析和批判国家虚无主义。
其次，国家虚无主义是私有制逻辑在国家问题上的体现。私有制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其他一切都服从并服务于私有制，在它面前都要俯首称臣，为其让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写道：“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私有制逻辑所导致的外在虚无化会直接导致人的内在精神的虚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虚无反映在国家问题上则是国家虚无主义的产生。
第三，国家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斗争在国家问题上的展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既复杂又艰巨。多年来，国内外一些势力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对我国进行西化，企图将我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的阵营中，实施“和平演变”。西方国家利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成功搞垮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又妄图在中国故技重施，以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再次取得胜利。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反映在国家问题上，就是国内外敌对势力通过国家虚无主义思潮攻击、诋毁中国的国家制度、国家政策、国家问题，将中国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虚无主义认为，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需要转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即“两党制”或“多党制”，通过选举轮流执政和实行“三权分立”的权力运行制度。
三、采取科学方法应对国家虚无主义思潮
我们要消除国家虚无主义思潮带来的危害，应当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和研究。国家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宣传推广不够。由于一些人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或只知道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只言片语，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误解。所以，要加大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教育和宣传力度，在学生、学者、大众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全面系统的学习和教育，使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有全面、客观、系统的了解。要加大投入力度、提高重视程度，多途径、多形式、多角度，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学习、宣传和教育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真正进入人们的心中，成为人们内心的坚定信仰。同时，继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要继续加大投入力度，组织专家学者不断深入挖掘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增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巩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在国家问题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
其次，强化国家主权意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国家主权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指公民对国家主权的认知、认同的意识，是公民基于对本国历史、文化、国情的认识和理解，逐渐积累而成的一种主人翁责任感、自豪感和归属感。国家主权是不可分割、不可弱化、不可让渡的。强化国家主权意识，需要加强对全体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国一直非常重视对公民的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把“爱国”作为最重要的内容放在首位。我们现阶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更重要的就是要适应当今社会的传播手段、通信设备、教学方式的变化，以及人们审美标准和接受能力的变化，采取更合适、更恰当、更有效的形式，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时效性。可以通过课堂教学、影视动画、实践体验、理论宣讲、大型活动、重大节日等对全体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动画片《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就以简洁的画风、丰富的内容、感人的情节、激情的配乐回顾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岁月，在网上获得超高的点击率，引起广大网友的集体共鸣，反响十分强烈。我们要继续加大力度制作更多更好的类似这些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爱国主义文艺作品，将爱国主义教育真正落到实处。特别要加强对我国近现代史的教育，了解中国独立的国家主权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突破重重艰难险阻才实现的，来之不易。作为当代人，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安全，对任何削弱破坏国家主权完整和安全的行为都必须进行坚决抵制。通过强化爱国主义教育，使人们的国家主权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融入内心的坚定信仰，使全体国民自觉抵制和排斥国家虚无主义等消解弱化国家主权的行为，不断巩固和强化国家主权。同时，也要进行对比，宣传其他国家由于推行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而丧失主权目前所面临的悲惨境遇，使我们的人民倍加珍惜国家主权的完整。
第三，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能力。国家虚无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借助国家问题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以实现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掌控的目的。主要手段就是利用经济全球化，资本、货物、人员全球流动的契机，敲开发展中国家的大门，逐渐蚕食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综合国力薄弱，不足以与发达国家抗衡。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均由西方发达国家引领掌控。因此，如果想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防止国家虚无主义的侵害，保护国家主权安全，只有不断地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家实力，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在国家问题上就可变消极防御为主动出击，国家虚无主义便无从入手。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对外宣传和强化国际交流。长期以来，由于我们缺乏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宣传的重视，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宣传教育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普及推广。许多人并不了解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它的优越性在哪里。加之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和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恶意扭曲和丑化，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疑问甚至误解。国家虚无主义思潮就是在这些扭曲和丑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上逐步累积产生的。实际上，社会主义制度的许多优点是其他社会制度都不具备的，如：“集中力量办大事”“成熟定型成大事”“目光远大做大事”“活力四射干大事”等等。新中国成立67年来，中国从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状况，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由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状态发展到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由文盲半文盲占大多数发展到全体民众至少要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十三五”规划已将普及高中教育纳入其目标中，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0％；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方面都名列世界前茅。中国取得的这些辉煌成就既是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我们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让全世界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等活动，增进与西方国家的交流与对话，增进交往，加强了解。展示中国的实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同时表达我们的善意。
总之，近年来兴起的国家虚无主义思潮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我们必须对这一社会思潮的危害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尽量减少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原文标题为《论国家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及应对策略》）
辛向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三大基本逻辑
XJP总书记强调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创造；作为实践指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指明了中国今后发展的目标与方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包含着历史、现实、未来三大基本逻辑。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着深厚的历史逻辑
所谓历史逻辑就是始终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始终沿着历史进步的方向前进。历史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列宁曾经说：“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历史逻辑体现在它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演进逻辑不断向前发展，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XJP总书记提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这些观点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创新性回答。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XJP总书记提出：我们党是一个在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这些观点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创新性回答。关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XJP总书记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这些观点是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创新性回答。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着鲜明的现实逻辑
所谓现实逻辑就是始终以发现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现实逻辑性，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XJP总书记指出，“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我国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解决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深层次问题之一就是“中等收入陷阱”。2013年11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XJP总书记说：“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跨越这一陷阱就要把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举措不折不扣地加以落实，尤其要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用制度建立起来。深层次问题之二就是“修昔底德陷阱”。2014年1月22日，美国《世界邮报》刊发了对XJP总书记的专访，XJP总书记在谈到当今世界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时说，我们都应努力避免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如何避免？一方面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同时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避免人类社会中出现的“国强必霸”的政治逻辑。深层次问题之三就是“福利陷阱”。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水平，把公共服务和公共保障变成一种兜底的制度；另一方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使人们能够勤奋劳动、不断进取，防止由社会保障带来的游手好闲现象。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解决全面依法治国中突出的执法司法问题。首先，要解决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问题，超越“党大还是法大”的政治陷阱。有的人把党大还是法大作为讨论依法治国的基本前提，认定法要高于党，否则就不是依法治国。XJP总书记指出：“我说过，‘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依法治国，绝不是要虚化、矮化、弱化甚至动摇、削弱、否定党的领导，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善党的执政方式，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其次，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解决以下突出问题：一些律师和法官、检察官相互勾结充当“司法掮客”，少数干警缺乏应有的职业良知，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出于个人利益，打招呼、批条子、递材料，或者以其他明示、暗示方式插手干预个案等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解决全面从严治党中的深层次问题，就是要彻底医治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坚决祛除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在纪念国庆65周年招待会上，XJP总书记指出：“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全力克服，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彻底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为此，要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切实做到不以权势重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以违者众而放任，不以犯者少而忽视，不留“暗门”、“暗道”，不开“天窗”、“侧门”，坚决防止“破窗效应”。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着清晰的未来逻辑
所谓未来逻辑就是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时代变革的大趋势中把握走势。马克思主义蕴含着强有力的把握未来的逻辑。列宁在1908年撰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他还进一步强调：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从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经济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十分清晰地把握着中国发展的未来方向。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展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丰富内涵。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一个实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国家，是建成了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国家，是完善了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国家，是形成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国家，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国家，是建立了学习型社会的国家，是拥有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国家，是创新型国家。这是一个给人民带来幸福的国家。
全面深化改革是使各方面制度成熟定型的事业。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定制度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建设人民民主权利得到更加全面实现的国家；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法治中国；通过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繁荣发展的中国；通过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建设平安中国；通过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美丽中国。
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万代计、长远谋的事业。全面依法治国首先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中央强调到建党100周年时，要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全面从严治党确保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当代中国，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很多，如怎样确保我们党长期执政？我们党始终强调一个论断：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要长期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就应当做到与人民群众永远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下最大气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三大基本逻辑之间是紧密联系的。现实逻辑是以历史逻辑为基础的，历史逻辑使我们能够自信地面对各种现实矛盾和问题，并且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未来逻辑以历史逻辑为根据，中国发展的未来都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未来逻辑更以现实逻辑为出发点，从现实问题的解决中走向未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发展部主任、研究员）
辛向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国家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在马克思主义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有的学者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8页。），有的学者称之为“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侯惠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第3期。），有的学者则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引发了欧洲政治社会思潮的一次主要剧变”（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刘成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8页。）、“这本著作标志着人对于自身思考上的史无前例的转折点”（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刘成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0页。）。不管如何评价，《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写作于170年前的巨著确实是一座蕴含着丰富宝藏的思想矿脉，目前其中的国家理论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国家理论的思想来源
《德意志意识形态》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国家理论。这些理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有客观历史条件和深厚的思想渊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晶。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必须要科学回答关于国家的基本问题，国家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不能跨越、绕开和回避的重大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之前，旧唯物主义者几乎都涉及过国家问题。旧唯物主义之所以不能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问题成了他们的“绊脚石”。旧唯物主义者看待国家问题基本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就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0页。）在国家问题上同样如此。这些旧唯物主义者往往把国家看作自古就有的东西，是永恒存在的，不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把国家看作普遍利益的代表，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是国家决定财产权，而不是相反。例如，施蒂纳认为：“财产问题只决定于政权，既然只有国家是掌权者，不管这是市民的国家还是游民的国家或者只是人的国家，那么只有国家才是所有者。”（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75页。）费尔巴哈认为，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同神学一样，都是颠倒了主语和谓语的关系，他致力于把这种颠倒的关系颠倒过来。但实际上，在国家问题上，费尔巴哈依然没有能够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颠倒过来。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正确理解了国家的起源、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才确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页。）马克思恩格斯把国家看作生产力和交往方式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相反，这是理解历史发展逻辑的关键问题之一。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国家产生的基础及本源，就无法正确把握历史逻辑，就无法从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中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是国家产生的基础，“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3页。）。
第二，国家问题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学者搞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不弄清这一问题就不能超越资产阶级学者的狭隘视野，就无法形成代表工人阶级的新世界观。1919年7月11日，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过一个题目叫《论国家》的演讲。他说：“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理论创立的时期，正是国家问题被资产阶级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复杂、最混乱的时期，各种抽象的国家理论充斥于现实生活中。德国19世纪初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坚持国家是理性王国的观念现实，认为国家的出现是由于自由正义矛盾运动的结果。黑格尔则提出国家就是“地上行走的精神”，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是“地上的神”。他说：“在谈到国家的理念时，不应注意到特殊国家或特殊制度，而应该考察理念，这汇总现实的神本身。”（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59页。）黑格尔还认为，国家是道德全体和自由的现实，国家应当是自由目的与自由手段的统一。他指出：“我们在前面提出了两个因素：第一，自由的观念是绝对的、最后的目的；第二，实现‘自由’的手段，就是知识和意志的主观方面，以及‘自由’的生动、运动和活动。我们于是认为‘国家’是道德的‘全体’和‘自由’的‘现实’，同时也就是这两个因素客观的统一。”（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51页。）这种国家观渗透于当时的工人运动之中，工人中流行着诸如“国家神物论”“国家至上论”等观念，很多人膜拜国家，把国家看作拯救自己灾难的“救物主”。例如，19世纪40年代初在工人运动中有很大影响的路易·勃朗就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创办社会工场来消除一切灾难：在未来社会中，应该由国家拨款创办社会工场，首先在国家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内创办，然后普及到其他部门；国家制定社会工场的章程，交由全国代表大会讨论，讨论通过后就发生法律效力；社会工场的利润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由社团成员平均分配，第二部分专门用来抚养老、病和残疾者，第三部分用来扩大工场发展，资本家也可以被邀请参加社会工场，并且可以支取他们投资的利息。显然，不确立科学的国家观，就无法使工人阶级形成新的世界观，就不能摆脱改良主义的影响。19世纪3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要健康发展，需要正确的国家理论的指导。
第三，国家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长期思考的重要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国家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从1843年以来一系列政治思想观点逻辑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接触到的客观现实，同他自己头脑中的黑格尔的观念发生了矛盾，而焦点就是国家问题。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国家是理性的体现，是正义的化身，而实际上普鲁士国家竭力维护林木所有主的利益，并使摩赛尔地区农民陷于贫困破产。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这个问题，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在克罗茨纳赫，马克思研读了所能获得的全部历史和政治著作，做了五本详细的笔记即“克罗茨纳赫笔记”。马克思的笔记分为三组相对独立的内容，其中第三组论述的就是国家与法的问题，包括立法权与行政权、同专制主义形成相联系的官僚机构及其产生、官员与国王权力间的相互关系、国王的特权、代议制和人民主权等问题。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在1843年夏天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正确地考察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辩证关系，第一次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观。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法哲学把国家看作自在自为的最高理性的本质，这样，私人利益体系（家庭以及市民社会）和普遍利益体系（国家）就处于一种颠倒状态，即不是由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是由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把两者关系颠倒过来即由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1843年10月到12月马克思撰写的《论犹太人问题》进一步阐述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认为应该是政治国家服从并服务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组成为普遍事务，就是说，组成为现实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资产阶级国家通过承担起社会性职责而维护资本的利益。之后经过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对国家问题的思考，最终形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国家思想。特别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谈到了资产阶级国家实质上是资本奴役广大民众的现代奴隶制，“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2页。）。“正如现代国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挣脱旧的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而今它又通过人权宣言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现代国家以宣布资产阶级的人权为基础而发展起来。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国家理论的基本内容
由于有了成熟的唯物史观，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系统的逻辑架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分析国家问题上有很多独到的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大厦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国家产生的原因首先是分工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剩余产品的增加导致私有制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4页。）国家的萌芽、发展以及成熟程度从根本上讲取决于私有制发展的水平。在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所以没有国家的存在基础。随着进入古典古代世界，就出现了罗马人由战争决定的部落所有制，也出现了日耳曼人由畜牧业决定的部落所有制，这种带有一定程度私有制性质的所有制具有了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为国家的产生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在古典古代世界和中世纪，随着动产的出现，真正的私有制开始不断发展壮大，这形成了国家的所有制基础。可以说，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是国家产生的最重要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指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一些近代著作家都一致认为，国家只是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可见，这种思想也渗入日常的意识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4页。）这一点，就连当代的西方学者也是承认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苏俄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曾经担任过里根总统顾问的理查德·派普斯在1999年出版的《财产论》一书中就说：“不少人类学家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根据这一观点，作为在部落社会中调整阶级之间矛盾的一种手段，政治权力是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而出现的，使得财产所有者阶级能够保护他们的财产并且掌握政治权力。”（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蒋琳琦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6页。）其实，回顾一下自摩尔根以来人类学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主流的人类学家都强调国家的私有制起源。
第二，国家尽管会采取共同体之类的相对独立的形式，但它实质上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是在阶级基础上产生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国家总是与一定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超阶级和超民族的国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6页。）而国家之所以要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是由于存在着统治阶级特殊利益与被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矛盾，还存在着统治阶级内部特殊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矛盾，为了使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不会把社会毁灭，要找到一种共同体即国家组织，否则，社会就无法存在下去了。但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共同体形式，国家的本质就是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统治，国家“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明的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德国的理论家们对此一窍不通，尽管在《德法年鉴》和《神圣家族》中已经十分明确地向他们指出过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6页。）。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产生之前的所有国家形式，包括奴隶社会的贵族政体、封建社会的君主政体以及资本主义的民主政体，都只是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广大民众进行统治的政治形式。
第三，国家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公共性，通过履行公共职能使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维护，使统治阶级能够顺利统治下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国家具有一般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即具有维护社会发展的基本秩序和履行一定社会职责的公共职能。国家的起源与它履行公共职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于是，“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机构，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6页。）。城乡对立造成部落制度向国家发展，城市的出现产生了城邦国家，这些国家建立了维护公共秩序的制度体系与管理机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中对此作了清晰的论述：“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第二，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6页。）国家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按照符合社会经济规律的趋势和基本方向履行其公共职能。
第四，资产阶级国家是私有制国家中最发达的国家形态，它的阶级职能与公共职能也是最完善的，这种国家制度最有利于维护资本家的阶级利益。近代以来，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工场手工业逐步发展成为大工业，再加上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竞争，工场手工业资本转变成了现代资本，“即变为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3页。）。这种纯粹的私有制，完全是为了追求和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有制，正是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与发展的基础，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就是维护这种纯粹的私有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指出：“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3页。），“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4页。）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现代国家的税收体系逐渐被私有制所操纵，资本家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税收的变化；政府发行的国债完全归资本家阶级所掌握，资本家阶级通过控制政府发行的国债大发横财；国家政策的变化受到交易所内国家证券行市涨落的调节，资本家以资本交易来控制国家政策的制定；国家基本上依赖于私有者即资产者提供给它的商业信贷，离开了资本家私人银行商业信贷的支持，国家是无法支撑下去的。于是国家就成为资本获得更多利益的有效政治力量，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和利益获得方式，国家便会以法律的形式承认资产者获得这些财产的方式。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国家理论的当代启示
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70年，人类从19世纪进入了21世纪，从工业文明进入了信息文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国家理论还有用吗？是否已经过时了？从我们所处时代来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
第一，国家的阶级职能没有消失，而是以特殊的形式和特殊的逻辑表现出来，现代化国家治理不意味着国家就没有阶级职能了。当前在我们国家，有个别学者否认国家阶级职能的存在，认为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其阶级专政的职能基本上消失了。有的学者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今后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这就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家履行专政职能对立起来了。还有一种观点提出：专政是人治的特定形式，以现代世界国家治理的基本趋势为参照系，由人治走向法治是一种合乎规律顺乎民心的选择，因此，建设法治国家就要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郑成良：《专政的源流及其与法治国家的关系》，http：／／www.uancha.cn／zhenchenian／2014＿12＿26＿304498.shtm。）。这是把法治国家建设与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其实，无论是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还是把法治国家与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都是没有看到国家的阶级职能在当今世界上依然是客观存在的。国家的阶级性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国家，一刻也不能放弃人民民主专政。2001年，江泽民指出：对西方敌对势力的破坏和渗透活动，对敌对分子颠覆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分裂活动，对暴力恐怖活动，对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严重刑事犯罪，对残害生命和危害国家政权的邪教，对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腐败现象等等，我们必须依法坚决予以防范和打击，用人民民主专政来维护人民的政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要理直气壮。我们社会主义政权的专政力量不但不能削弱，还要加强。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3页。）他还指出，任何国家要保持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发展，都要履行专政的职能。西方国家不但有专政职能，而且很重视运用这个职能。在西方，资产阶级统治了几百年，他们深知国家的专政职能的重要性，掌握得牢牢的，从来就没有放弃和放松过，西方国家的政府、法院、警察和军队，也都要运用法律、行政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履行专政职能。事实正是如此，旅美学者、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寒竹在一篇题为《政府改革应强化公共管理职能》的文章中讲到美国政府的硬力量：“据美国公布的数据，2006年美国共有警察92万人，现在已超过100万人，警民比例约为1∶300.2009年中国共有警察197万人，今天警民比例大约是1∶700。就占比而言，中国执法机关的规模，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在美国大城市的街头和高速公路上，荷枪实弹的武装巡逻警察十分常见，这在中国是非常罕见的。”（寒竹：《政府改革应强化公共管理职能》，http：／／www.uancha.cn／poitics／2012＿07＿30＿87837.shtm。）所以，江泽民说：“在这方面，我们千万不可天真啊！千万不要因为忙于繁重的经济工作，而忽视了政治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然，哪一天我们的政权丢了，还不知道是怎么丢的！”（《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3页。）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已经没有阶级斗争了，不需要国家的专政职能了。果真如此吗？我们与那些疯狂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颜色革命”制造者、那些极端的民族分裂主义者、那些血腥的暴力恐怖犯罪者的斗争，难道不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吗？既然阶级斗争没有消失，国家的专政职能就不能削弱。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要注意阶级斗争形式的变化，一方面不能把阶级斗争形式的变化等同于阶级斗争的消失，另一方面要研究和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形态、新现象，弄清其变化的内在机理，使国家更好地履行它的阶级职能。
第二，当代国家的公共职能不断扩大，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复杂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国家阶级职能强化的要求。公共职能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国家阶级性的消失，相反，它是阶级性的特殊表现。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早就指出：“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4页。）显然，国家的公共职能是依附于阶级职能的。在当代，国家的阶级职能不再像19世纪以前那样直接或者经常性表现为“镇压”这样的职能，而是以越来越明显的公共职能来体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职能的扩大，本质上依然是维护资本的核心利益。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在其新著《新自由主义的兴衰》一书中就提出，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对市场管制的放松，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2009年时，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口的收入占比已经超过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期。科茨强调，分配不公问题之所以愈发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不断下调商业税和富人税，使得富人在社会分配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褚国飞、闫勇：《制度性改变或在西方发达国家萌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4日。）。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013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中更是以大量的事实证明：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以来用财政金融税收以及国际贸易等公共政策的制订促使私人财富巨量增长，而公共财富日益萎缩。皮凯蒂说：“无论如何，毫无疑义的是英法两国的公共财富相当少，与私人财富相比微不足道。净公共财富在英国不足国民财富的1％，在法国仅为5％……从现有的最新数据看，2010年，英法两国的私人财富在全部国民财富中占据绝大部分，在英国超过99％，在法国约为95％。”（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98页。）在美国，政府通过法律的制订和公共政策的调整为资本集团谋利益的例子举不胜举。微软胜诉的事例一方面说明美国法律体系对于产权制度保护的完善性，另一方面说明资本力量的强大。2000年，美国联邦司法部和19个州政府联合起诉微软公司，认为其垄断市场。2000年6月，主审法官杰克逊正式裁决，将微软一分为二（操作公司和应用公司），并且规定分拆后的两家公司在10年内不得合并。2001年6月，联邦上诉法院以7比0的投票结果，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联邦地方法院的初审判决。该院认为，微软的做法不是垄断，而是合法的创新。2001年9月，联邦司法部发表声明，不再要求分拆微软。微软2001财年的收入为253亿美元，到了2013财年收入就达到了779亿美元。自2008年以来，美国在金融危机中直接救助的依然是那些大的金融资本和实业集团，在99％对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胜利的依然是1％的人。
第三，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另一方面要着眼于解决国家治理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要求，为此，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我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告诉我们：国家治理必须真正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不断使劳动大众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解放。国家治理就要做到政府公职人员没有当官发财的愿望，而是努力为人民服务。1871年的巴黎公社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与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对公务员薪金的这种规定可以有效地防止政府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追求升官发财。“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政府公职人员失去了追求升官发财的目的，国家就变得纯粹了，就会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权力机构。144年后的2015年1月12日，XJP总书记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时发表讲话指出：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应当从制度上解决的问题。其次，必须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强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雄厚的公有制基础。公有制是能够为绝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所有制，是一种公共性、社会性、人民性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不仅具有通过调动积极性发展经济的高效率，而且具有维护社会普遍正义的公平性。集公平与效率于一体的公有制正是实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极为重要的基础，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公有制来谈国家治理，以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需要所有制基础的看法是片面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很重要的路径就是要通过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放大国有资本的覆盖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带动其他形式所有制资本共同发展。再次，要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南，以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为根本，以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为依托，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基础，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
雅克·阿塔利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用五个方面的证据证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引发了欧洲政治社会思潮一次主要剧变：“首先，书里第一次说明了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革命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其次，即使占据主导的是统治阶级和经济巨头的意识形态，人的思想和行动也不会因此就被经济社会因素所囚禁；第三，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必要准备；第四，共产主义并非一成不变的理想社会，而是‘运动变化’的，并不断趋向于力求征服或创造的个人自由；最后，共产主义是世界性的。”（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刘成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8－79页。）其实，还应该增加一个证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参考文献：
【1】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刘成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2】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年。
【3】侯惠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第3期。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5】乔纳森·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邓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6】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吕增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7】《XJP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8】许征帆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第1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黄华德）
辛向阳：把握“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深刻含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多次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要深刻领会这些讲话的科学含义和基本精髓，努力搞清楚为什么要准备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如何赢得这场伟大斗争的胜利？
一、为什么要准备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XJP总书记告诫全党：“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XJP总书记强调面向未来要准备进行伟大斗争，这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早就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它告诉我们：面向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伟大事业、伟大目标，我们正是从这“两个伟大”中汲取力量进行伟大斗争的。
伟大斗争是由伟大事业决定的。越是伟大的事业，往往越是充满艰难险阻，越是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1871年的巴黎公社以其伟大的斗争赢得了伟大事业的创建。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其震撼人类的壮举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在1921年10月18日发表于《真理报》的《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说：十月革命开创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这次胜利是我国十月革命经历了空前的艰难、困苦和磨难，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失败和错误以后取得的。”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赢得这样的胜利，中国人民付出了最大牺牲，进行了极为艰苦卓绝的斗争，书写了感天动地的壮丽史诗。
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辉煌灿烂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是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开创性的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向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奋斗的事业，在这一过程中，要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要与传统的落后观念和因素进行斗争，也要与腐朽的资产阶级观念和因素进行斗争，更要与存在于党内的各种腐败分子进行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实现人民幸福的事业，要解决人民面临的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这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要不断创造社会活力的事业，要形成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和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局面，形成这样的局面需要破解各种利益固化的藩篱。
伟大斗争是由伟大目标决定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今天，我国13亿多人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伟大梦想和最高利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同时要看到，越接近目标，面临的风险就越大，遇到的问题就越复杂，斗争的尖锐性就越强。历史的教训尤其值得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系列获得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国家都确立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很多民族树立了发展富强的愿景，但由于国内外存在的各种风险与挑战，真正实现目标和理想的国家和民族并不多。有些国家离现代化仅仅一步之遥就解体了；有些国家始终跨越不了各种政治与经济陷阱；有些国家被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导上了错误的轨道，从而远离了现代化；有些国家尽管实现了DP的现代化，但却从此成为了西方国家的附庸。
种种情形提醒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过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就要维护国家安全，与各种分裂国家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就要落实中央政治局2014年审议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纲要》的要求，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在发展和改革开放中促安全，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要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不断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海洋斗争主要是要保卫我们的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建立起强有力的海权维护体系；太空斗争就是从外太空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包括网络基础设施安全、信息安全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要与霸权主义作斗争。霸权主义以不断肢解国家、使国家主权能力下降的方式最大化地盘剥弱小国家的资源，很多国家只能任霸权国家宰割。
二、伟大斗争具有的新的历史特点究竟是什么？
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理解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必须紧密联系XJP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也就是说，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进行的斗争。
1.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进行的伟大斗争，具有空前复杂性。
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要处理好各种事关全局的重大关系。为此，XJP总书记强调要树立辩证法、两点论的思想。树立辩证法、两点论实际上就是要反对形而上学、一点论。他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要辩证地处理好社会领域的关系，如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要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既不能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也不能管得太松、波涛汹涌，要重视疏导化解、柔性维稳。
其次，要向贫困宣战，使数千万贫苦人口能在短短五年内摆脱贫困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斗争。XJP总书记2013年元旦前夕在河北考察时说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云南、贵州、甘肃、宁夏等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帮助上千万人口脱离贫困，困难巨大。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1月26日指出：“仍未脱贫的地区大多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艰苦，脱贫任务很重，我们要以更大的决心继续向贫困宣战，绝不能让贫困代代相传。”“以更大的努力啃下这些‘硬骨头’，打赢这场持久战”。
第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面临着险峻的国际环境。我们是在全面开放的环境下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业的，会遇到国际资本强大的压力，斗争是经常的、不可避免的。国际资本会利用他们所有的先天优势来制造各种麻烦，试图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
2.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进行的伟大斗争，具有自我革命性。
改革就是一场新的革命，既要突破各种固化的利益藩篱，又要实现政府权力的自我革命。2014年2月7日，XJP总书记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记者专访时曾经指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向党内的“圈子文化”、依附思想、裙带关系开战，敢于开展红红脸、出出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自我批判；好吃的肉很多被利益集团所圈占，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面对着诸多风险，这是自我开刀；大幅度减少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意味着要再造政府的权力结构，这是自我革命。无论是自我批判、自我开刀，还是自我革命，都是对准权力自身的。这是深刻的变革，具有强烈的革命性。要赢得自我革命的胜利，需要有一流的战略战术，既要能够涉险滩，还要能够顺利上岸；既要能够啃得下硬骨头，又要能够纯洁队伍。
3.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进行的伟大斗争，具有现代法治性。
这场伟大斗争不再是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也不是一阵风式的群众运动，而是在法治轨道上进行的斗争。依法治国能够确保我们进行的伟大斗争始终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如，我们与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依靠的是不断落实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使法治在解决民族矛盾、维护民族团结中发挥出更大作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要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落实好。再如，我们与国际上试图分化和西化中国势力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既有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也有直接利益的竞争。要赢得斗争的胜利，就要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抓紧出台反恐怖等一批急需法律，推进公共安全法治化，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4.在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程中进行的伟大斗争，具有生死攸关性。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也是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与腐败分子的斗争是严重的政治斗争，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人的落马，人们看到了中央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和勇气。XJP总书记斩钉截铁地说道：“不是没有掂量过。但我们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待。”这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不坚决查处存在于党内的各种腐败问题，就会失去党心、民心。刮骨疗毒、壮士断腕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唯一出路，对任何腐败行为必须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我们的党员干部才能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
三、如何赢得伟大斗争的胜利？
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讲话强调：做好现实工作必须树立远大理想，克服现实困难必须进行伟大创造，解决现实问题必须推进伟大工程。
赢得伟大斗争的胜利就要树立伟大理想。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斗争的胜利都有着伟大理想的引导。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如此，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这两次革命都是以伟大理想为指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样是宏伟壮丽的事业，需要伟大理想的浇灌。XJP总书记一直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这种伟大的信仰和伟大的理想，正是我们战胜任何艰难险阻、赢得伟大斗争胜利的法宝。为此，必须在全党形成学习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氛围。
赢得伟大斗争的胜利就要巩固伟大政权。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就鲜明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好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这的的确确是党的重要法宝。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了这一法宝的重要性，他指出：“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进入21世纪的今天，国外霸权主义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国内同敌对势力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以这样或者那样的特殊方式存在着，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且通过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更加强大、更加有力，能够从容应对各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离开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政权，全面深化改革就难以推进，对外开放就会走向邪路。
赢得伟大斗争的胜利就要实现伟大创造。赢得伟大斗争的胜利，要求我们在各个方面要有伟大创造，尤其是要有伟大的道路创造、理论创造和制度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开创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开创出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开创出来的，是在对社会主义500年波澜壮阔进程的科学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开创出来的，是我们赢得未来、赢得与资本主义竞争中比较优势关键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写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本”，是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富有创造性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创造成为我们不断赢得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胜利的唯一正确理论。依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等构成的制度体系，我们不仅赢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而且必然赢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一制度体系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
赢得伟大斗争的胜利就要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进入新世纪，我们党始终强调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更加重视党的新的伟大工程建设，他指出：抓作风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全面提高党的建设工作水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要客观分析市场经济发展给党的建设带来的挑战，并提出切实应对挑战的对策和办法。
当前，要想赢得伟大斗争的胜利，我们党自身至少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先进性、纯洁性建设。要使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决遏制住商品交换原则在党内生活中的渗透。2014年10月8日，XJP总书记更加明确地指出：“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想防止商品交换原则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防止其影响党的肌体与战斗力，就要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个方面进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第二，从严治党。要努力做到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全力克服，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彻底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辛向阳：百年大党依然年轻的密码
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9年的历程，将近百年。从一个创建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为今天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强党，这在世界政党史上是没有过的。虽近百年，我们党依然充满青春的气息，依然像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守正创新，始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保持理论上的青春活力
一个政党能否不断成长壮大，重要的因素在于其理论创新的程度。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不懈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一思想不仅使我们党科学地认识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党的人数不断壮大，到1949年10月底，党员达到了450万人，已经成为无坚不摧的伟大政党。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党的建设始终在持续推进之中，尽管中间有曲折、有挫折，但党依然保持了自身的生机，党的力量不断壮大。到1977年8月，党召开十一大时，党员已经达到3500万人，健康的力量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一历史历程中，我们党始终保持着巨大活力，党的建设质量与时俱进地提高着。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的时候，党员数量已经达到8200万人，各方面素质也显著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党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巨大变化，夺取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方位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实效性不断提高，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改善。党员人数持续攀升，质量大大提高，到2019年底，党员人数已经达到9100万人。
二、扎根人民，始终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最强大的力量
古希腊神话里的安泰天下无敌，是由于靠着哺育他的母亲大地神赋予他力量。后来他的敌人就设法诱使他脱离地面，然后击败了他。刘少奇曾指出：“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像安泰一样被人扼死。”
我们党始终强调人民群众是党的最根本的力量所在。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邓小平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XJP总书记指出，共和国大厦就是这样一块砖一块瓦建成的，而这个基石就是人民，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他说：“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
我们党一直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推进党的建设的鲜明主线，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要开展相关主题教育活动，使全党牢牢树立群众观。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全党树立了系统的群众观点：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全党认识到：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的根本依据，始终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体党员得到的共识是：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党的十九大之后，我们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解决群众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住房难等操心事、揪心事，以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群众期盼。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做到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是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015年10月29日，XJP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党章中的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就是要防范和清除这种非法利益关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恢复党的良好政治生态，而这项工作做得越早、越坚决、越彻底就越好。”党没有与人民利益对立的党派私利，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强大力量的根基所在，也是保证基业长青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自我革命，不断清除自身的病症，锻造风华永茂的品格
回顾近百年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XJP总书记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自我革命，永葆党的青春活力，这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密码。
推进自我革命，就要正确认识党的历史，既不会因为辉煌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为曲折而丧失斗志，在正确把握历史中塑造新的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如此，在改革开放时期也是如此。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制定这个《决议》的目的是：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了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这个《决议》在当时很好地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36年后的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又坚决地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从而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维护了全党的团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新中国成立70年历史的认识十分科学和辩证。XJP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一正确的历史观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把握历史，从而推动历史新的发展。
推进自我革命，就要敢于清除、善于清除影响党的团结与统一的各种政治力量，保持党的健康肌体百毒不侵。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以坚定意志清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以及其他野心家，使党越来越坚强有力。2019年9月公开刊发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指出：“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外逃叛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党自我革命的重要表现。党的十八大之后，XJP总书记也指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全党必须讲政治，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消弭隐患、杜绝后患。”十八届中共中央严肃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
四、制度立根，与时俱进地完善制度体系，使党的生命力和活力始终有科学的制度作支撑
我们不断完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使决策始终沿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不会出现颠覆性错误。1981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达拉·雅奈科维奇时强调：“中国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强调的是集体领导。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是有些新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当然，也不否认个人的作用，比如说我个人在里面起了我自己应该起的作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84页）。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党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2017年2月1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XJP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党的全会文件、党的重要文件和重大决策、政府工作报告、重大改革发展举措、部门重要工作文件，都要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有的不止征求一次，还要征求两次、三次，部门的重要文件，有的要征求全部省区市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要征求几十家中央和国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民主制度，这是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党生机勃勃的根本。
我们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和纪律建设，强化制度体系，确保党的战斗力。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纪律严明是靠制度来维护的。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就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度，就有“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要求，就有请示报告制度等。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每个党员要把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作为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准则。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方面的制度越来越完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党内决不允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一大批党内法规规范制定、修订出台，确保了党能够及时清除杂质，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
五、赢得青年，注重接班人的培养，用日益完善的接班人制度来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
我们党深深懂得：党的队伍中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充满奋斗精神的青年人，是我们历经百年风雨而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赢得青年，需要从制度上确保接班人的永续培养。把青年一代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更是党保持青春洋溢的关键因素之一。实现这一战略任务，最重要的就是健全培养接班人制度。2018年7月3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XJP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培养接班人有比较完备的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提出‘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党提出了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提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基础上，开展了‘第三梯队’建设”。他进一步指出，干部成长规律决定了干部培养要有足够时间，不仅着眼于未来5年、10年，更要着眼于未来15年、20年乃至更长时间，“我们党坚持一层一层考验、递进式培养干部，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这种培养不仅使干部政治可靠、才干一流，而且防止了“码头文化”形成的“码头政治”，使红色江山不变色。
赢得青年，就要给青年人提供成长的舞台。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期望，给青年人发展的广阔机会。毛泽东赞扬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强调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号召广大青年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邓小平满怀深情地指出，“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XJP同志深刻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我们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广大青年的发展扫除各种障碍，创造各种有助于其施展抱负的条件。
2014年5月9日，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中，XJP总书记斩钉截铁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哪里克隆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效仿别人的。”这是我们的政党自信，更是我们要在千秋伟业中把一个百年大党继续推向发展的内在动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辛向阳：必须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
核心要点：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推进理论创新，就是要深刻阐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这些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当前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用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标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XJP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政治宣示，深刻阐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为开好党的十九大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理论基础。讲话强调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党的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指明了方向。
一、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
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基本要求，是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鲜明政治品格，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
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96年的历史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就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党放在党的建设的首要位置，高度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力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强调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新局面。
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写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以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标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的科学理论体系。在理论创新的指引下，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继续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是中国共产党人承担的一项伟大历史任务。
二、不断加强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要求我们大力推进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进行伟大斗争，必须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就会在伟大斗争中迷失方向，就会走弯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推进理论创新，就是要深刻阐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这些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保持理论上的清醒与政治上的坚定，确保党在伟大斗争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建设伟大工程，必须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建设伟大工程，是要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十分重视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力地推进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发展，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提高，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就是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
推进伟大事业，必须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等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极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要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凝聚起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磅礴力量。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的期盼就是理论创新的动力，要求我们进一步以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历史性跃升，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础更加雄厚、道路更加宽广、力量更加强大。
三、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倾听时代声音，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课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更高阶段。
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武装全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它不仅是我们进行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信仰根基，也是我们进行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当前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用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标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党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理论工作者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增强维护核心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使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推进理论创新，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理论创新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不断增强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要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行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要充分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战略性、系统性思维，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辛向阳：擘画美好新蓝图引领壮阔新征程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规划《建议》，明确了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描绘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对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坚强有力的锚定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锚定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综合考虑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要努力实现以下主要目标。”这里使用了一个很生动的词语：锚定。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紧紧盯住2035年的远景目标，2035年远景目标又锚定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为了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强国，就要在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建成文化强国是建成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就要坚守崇高的文化理想，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相匹配、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能基本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动力。XJP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为此，建议稿在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XJP总书记强调，“这样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既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也是实事求是、符合发展规律的。”
只有确保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本世纪中叶才能建成世界科技强国。201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
持续推进的接力性
XJP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这个目标在上世纪末如期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扭住这个奋斗目标，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了显著成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建议》中很多内容都体现了这种接力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这是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丰富和发展。新发展理念赋予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的内涵，同时强调了发展的质量、效率、公平、可持续、安全性。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其一，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是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加宏伟的目标。其二，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求制度建设的分量更重，而且啃的硬骨头更多，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一过程中，全面依法治国的作用更加突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立足当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又着眼长远，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促进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长期性的制度保障。同样，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更加落实，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以贯之的人民性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人民群众创业创新提供广阔的舞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有很多具体举措，特别是创业创新发展的举措，使广大民众有各种机会发展自己：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这是科技创新的舞台；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为中小企业发展搭建舞台；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使民间创业有更多市场机会；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
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需求。为了满足民主、法治需求，保障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为了满足公平、正义需求，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坚持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法，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为了满足安全、环境需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不断从质量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更加注重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属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发展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充分就业；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增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实效；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科学管用的系统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坚持系统观念。XJP总书记指出：“建议稿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系统观念有丰富内涵，很重要的就是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前瞻性思考就是要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既清醒地把握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全局性谋划就是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人民物质文化需求变成了美好生活要求。XJP总书记2020年9月11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民对健康生活的要求不断提升，生物医药、医疗设备等领域科技发展滞后问题日益凸显。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推出更多涉及民生的科技创新成果。同时，人民群众还需要更普惠、更便捷的公共服务。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战略性布局就是要深刻领会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的内在要求，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整体性推进就是把握住各个环节，既要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又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既要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又要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实现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
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危中寻机、化危为机，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我们就一定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作者：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研究员
辛向阳：创新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底蕴
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它是其他四大发展理念保持持续健康的内在动力。必须认识到，创新发展不是离开社会制度的悬空式发展，中国的创新发展始终体现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底蕴，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
一、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重要条件就是科技创新
空想社会主义经历了332年的历史，在1848年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有很多条件，比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大理论基石、三大工人运动的产生和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等等。还有一个重要前提不可忽视，就是科学技术创新的蓬勃发展。
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不重视科学技术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这成为其思想的软肋。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个问题是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都要面对的困惑：未来社会谁来从事十分艰辛、枯燥、肮脏甚至危险的劳动。考茨基在其《莫尔及其乌托邦》一书中说，这一问题“成了全体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块绊脚石。”（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第226页，三联出版社1963年版）让谁来承担未来社会艰苦劳动这一问题的确绊倒了无数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考茨基认为，可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只有人们认真研究近代技术，这一类问题没有不能解决的”。（同上，第227页）正是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为未来社会解决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路径。可以说，没有创新，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科学社会主义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把科学技术看作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马克思明确指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1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因为科学按其本性来讲是服务于大众的，科学越发展，越有利于社会主义。然而马克思同时指出，科学技术的资本化异化着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在变成资本奴隶的同时，还要变成机器的奴隶。私有制使科学技术仅仅变成了赚钱的工具，成为剥削工人阶级的手段。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科学技术创新要想成为真正为大众谋利益的动力，就应当建立公有制和无产阶级的政权。马克思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中，科学才能起它真正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9—150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科学社会主义理解的创新不仅仅是生产技术的创新，也包括生产关系的创新。社会主义应当而且能够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能够避免对生产力的破坏。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00多年前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创新”就是“创造性毁灭”。他说，“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体现，它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每一位生于其中的资本家都不得不关注它”。资本主义就是用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来摧毁社会财富、给人民大众以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再发展自己。这种创新不会关注大众的整体利益，也不会关注社会财富的损失，只关注资本利益的增加。1929年10月24日，经济危机的大风暴席卷美国。从10月29日开始的一周内，美国人在证券交易所内失去的财富达100亿美元。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为了维持农产品的价格，大量销毁人民群众需要但对于资本追求利润而言“过剩”的产品，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变成“银河”。到1932年，汽车工业下降了95％，钢铁工业下降了近80％，至少有13万家企业倒闭，全国1／4的工人失业。这种危机式的创新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创新的基本特质。社会主义国家的创新就要避免对社会财富的破坏，要用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生产力能够在累积的基础上不断增长。社会主义的创新应当是创造性继承与发展，而不是破坏。社会主义创新是在制度的基础上持续创新，是累积性创新，是节约社会资源的创新。
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世界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充满真理性的科学体系，不带偏见的学者都会承认其学术的创新性。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辉煌的思想创造和实践创新，这一点，就连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老师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在1922年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一书中说：“我们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理想既宏伟又朴实。甚至它的最坚决的敌人也不能拒绝对它进行详尽的考察。其实可以说，它是人类精神最具雄心的创造。试图摧毁一切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社会，构想一幅新的世界蓝图，预见未来的全部人类事务所必然采取的形式——它是如此壮丽，如此无畏，无愧于赢得最高的赞誉。”（《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的分析》第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是人类思想的伟大创新。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提出，社会主义不可能从空想变成科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还会停留在自发阶段。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02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同上）曾经担任过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的罗伯特·唐斯在其《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中引用弗里霍夫博士的话所说：“他的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的人们的思想——我认为，这就是马克思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美国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和詹姆斯·福斯特在1997年出版的《论经济不平等》一书中指出：“通过将人们的关注点转到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的阶级差异而产生的不平等，马克思主义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应得原则曾经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给人类带来的变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巨大无比的。
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十月革命创造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伟大的十月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创造。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先进的民主制度：1917年11月15日，苏俄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列宁和斯大林签署的《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境内各民族权利完全平等，废除民族压迫制度；1917年12月4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罢免权法令，规定人民不仅有选举权，而且有可以随时罢免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1918年《苏俄宪法》规定，凡年满18岁的劳动者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剥夺剥削阶级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行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制度，并采用公开投票的方式；1936年苏联宪法规定，凡年满18岁的苏联公民均有权参加选举，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选举制度。列宁在1921年撰写的《十月革命四周年》中指出：“就拿宗教、妇女的毫无权利或非俄罗斯民族的被压迫和不平等地位来说吧。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先进的国家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方针彻底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而在我国，这些问题已由十月革命后颁布的法律彻底地解决了。我们一向在认真地同宗教进行斗争。我们让一切非俄罗斯民族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或自治区。在我们俄国，妇女无权或少权这种卑鄙、丑恶、可耻的现象，这种农奴制和中世纪制度的可恶的残余已经没有了，而这种现象却在世界各国无一例外被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和愚蠢的吓怕了的小资产阶级重新恢复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6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苏俄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18岁以上妇女选举权的国家。这推动了世界各国妇女选举权的发展，之后，英、美、法等国妇女才获得了与男性公民同等的选举权，女性因此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公民。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创造性结合的产物。XJP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这一道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了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了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推动着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路径，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是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观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正是因为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一大批企业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华为奇迹、海尔奇迹，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创新。XJP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也是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的保障。2013年7月17日，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时，XJP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什么会成功？我看，最重要的经验有三条。”第一条就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们才能作出构想：到2020年，在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成果，基本建立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建成更加完备的国家创新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能够发挥人民群众主动性创造性的制度。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我们始终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因为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够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强大的制度基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体是“大众”和“万众”，即社会全体的劳动者。谁能在这个过程中把握机遇，谁就能在创业和创新的领域开辟自己的天地。创业和创新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大众的集体行为。创业创新往往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多个人整个团队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共同努力，是劳动者联合进行集体创业创新的行为。
今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在越来越多的科技领域实现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我们要坚持创新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推进自主创新，在关键领域、瓶颈区下大功夫，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拿出“杀手锏”，创造引领世界潮流的科技成果。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辛向阳：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同时，经济全球化逆流涌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云激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我们面临着国内外风险挑战、困难矛盾明显增多增大的复杂局面。新的事业、新的实践推动着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不断加快，《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就是新时代治国理政、新时代加快发展的理论总结、思想反映。书中提出的许多具有原创性的重大思想观点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丰富和发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系统认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如何认识这一历史方位？XJP总书记做出了很多新论断。这些论断在《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有充分的展现。
新时代意味着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面临更为光明的前景，也需要我们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新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同时，我们清醒地看到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多样性。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要有新作为，必须胸怀两个大局。XJP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这两个大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必须统一在一起认识和把握。
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深刻影响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就是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XJP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更明确地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其次，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制度建设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三，明确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工作布局、重点任务，主要是：坚持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处理好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第四，新时代要推动高质量文化发展。通过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XJP总书记强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他要求：“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创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形成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是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对经济工作负总责，实施全面领导，保证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三是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把握经济规律，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加尊重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五是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结构性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必须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六是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围绕关系全局、关系长远、关系深层的问题，实施了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新型城镇化、创新驱动、乡村振兴、新粮食安全观、治水新思路、能源安全新战略等对经济发展改革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战略。七是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的稳和进的关系，把握宏观调控力度，提高针对性和精准度。这些方面环环相扣，构成了完整的经济思想体系。
形成了XJP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包括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要求，更是遵循自然规律的要求，生态产品没有替代品。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必须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在这个问题上要算好大账、算好长远账、算好整体账、算好综合账。五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严格用制度管权治吏、护蓝增绿，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六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共建美丽清洁新世界。
形成了XJP外交思想。这一思想包括：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这些思想是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国际格局变化，系统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丰硕成果。
形成了XJP强军思想。XJP总书记提出要全面加强新时代人民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引导全军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要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这一体系要以战斗力为唯一标准，以调动军事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包括创新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重塑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推进军事管理政策制度体系等。明确要求在新的起点上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要把新时代军事战略思想立起来，把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立起来，把备战打仗指挥棒立起来，把抓备战打仗的责任担当立起来”。
在事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重要领域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是体现在《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一个核心论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要从制度安排上发挥党的领导最大体制优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要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XJP总书记全面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内涵：把握政治方向，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就是要引导全党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夯实政治根基，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聚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涵养政治生态，这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防范政治风险，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永葆政治本色，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使我们党永不变质、永不变色；提高政治能力，就是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就是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就是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些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阐述了许多重要观点：首先，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其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它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因而可以有效避免出现党派纷争、利益集团偏私、少数政治“精英”操弄等现象。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处处体现着人民立场、人民情怀。XJP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是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必须如期兑现；全面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任务，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扭住突出民生难题，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争取早见成效，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这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新理论：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这就是，“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牢记初心和使命，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要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这些论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作者：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辛向阳：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
【内容提要】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全面系统的。他提出了工人阶级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有阶级基础；起草了第一个世界性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宣言，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政治基础；阐明了两大基石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有客观的判断标准。他不仅撰写了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入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而且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原则以及未来社会的特征等。恩格斯在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作者简介：辛向阳（1965－），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732）。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恩格斯不仅在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则等方面也发挥了独特作用。
一、恩格斯在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过程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从1516年莫尔发表《乌托邦》，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历经33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从1843年到1848年五年的时间内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恩格斯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提出工人阶级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有阶级基础
我们知道，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实现社会理想的阶级力量。恩格斯从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开始，就关注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提出系统科学的工人阶级理论。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本书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正如恩格斯在这本书的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社会主义才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体现了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0页）这里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恩格斯特别的谦虚，把自己的作用说得很小，其实客观上看，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恩格斯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他奠定了重要基础，即工人阶级理论；其次，恩格斯已经提到这本书是这个发展阶段的一个体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离不开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这本书中，恩格斯有七个贡献：（1）阐述了英国工人阶级产生的大工业基础，他研究了最近60年的英国工业史，强调这是人类编年史中的一部无与伦比的历史，“这种工业变革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2）把工人阶级的状况看作所有社会运动的基础，“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3）了解无产阶级的状况，可以给社会主义提供科学基础，“为了一方面给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赞成和反对这种理论的一切空想和幻想，了解无产阶级的状况是十分必要的”；（4）揭露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现实悲惨命运，这几百万无产者，他们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谁要是生为工人，那他除了一辈子当无产者，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5）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觉醒程度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他们用自己的发明和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业，他们日益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日益迫切地要求分享社会设施的利益”；（6）指出了无产阶级必定起来革命，而且这个革命是人类最为宏伟的革命，“这次革命是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来势之猛就连1789年和1794年革命也不能与之相比，从格拉斯哥到伦敦整个工人阶级对富有者产生了极大的愤怒，“这种愤怒要不了多久（这个时刻人们几乎可以算出来）就必然会爆发为革命，同这一革命比较起来，法国第一次革命和1794年简直就是儿戏”；（7）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与全人类的解放相一致的，而这种解放的道路在于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2、385、403、404、497页）。
2.为第一个世界性无产阶级政党起草纲领和宣言，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政治基础
1847年6月，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受委托为同盟起草了第一个纲领稿，即《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同年10月底到11月，受同盟巴黎区部的委托，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基础上写出了新的纲领草案，即《共产主义原理》，准备提交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一共讨论了25个问题，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第一，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这就触及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理论的本质，就是为这一理论的阶级主体即无产阶级寻找实现解放的条件、路径。第二，系统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一先进阶级的内涵、性质以及产生的历史过程，阐明了这一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大工业的产物。从第二到第十个问题，恩格斯都是在阐述这一问题，他强调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阶级，是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而获取工资的阶级，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这一阶级是与奴隶、农奴、手工业者以及工场手工业工人不同的。第三，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恩格斯指出，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使社会划分为资产者和无产者，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同时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大工业使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很快就超过消费，于是就发生了商业危机，这种危机每5—7年发生一次；商业危机的结果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弊端丛生，“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来彻底铲除这些弊病的手段已经具备”。第四，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共产主义者主要的要求。恩格斯强调：“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3页）当然，私有制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不可能被废除的，只有到大工业时代，私有制真正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时废除私有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当然废除私有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废除私有制需要用革命的方式，也不排除用和平的方式。革命胜利后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采取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的12条社会革命措施。这一革命应当同时在一切文明国家内发生，单独一个国家是不能实现这一革命的。第五，废除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后的社会制度的性质与内涵。对此，恩格斯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绘：“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9页）迄今为止，我们都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前进。
在《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共产党宣言》这一划时代的纲领，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正如XJP总书记2018年4月23日在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所言，《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次全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伟大著作，“‘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矗立起一座马克思主义精神丰碑”（XJP：《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求是》2019年第22期）。可以说，恩格斯为这块丰碑的矗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3.阐明了两大基石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有客观的判断标准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基础？如何从理论上确定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恩格斯长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1877年恩格斯应威廉·白拉克的请求为其主编的《人民历书》丛刊撰写马克思传略，6月恩格斯撰写了《卡尔·马克思》，1878年予以公开发表。在这篇8000多字的传略中，恩格斯高度概括了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两大发现”。恩格斯说：“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改革，“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7、459、460页）恩格斯的结论是：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这也就意味着，两大发现不仅是理论创造，更是客观实际。可以说，恩格斯在这里比较清晰地提出了两大基石的论断。
之后，恩格斯在很多文章中都在阐发这一论断。1880年1—3月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成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现实的基础，一是唯物史观揭示的现实基础，一是剩余价值理论揭示的现实基础。第一个事实是唯物史观揭示的：“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第二个事实是剩余价值理论揭示的：“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对这种劳动力的支付要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由以积累起来的价值量。”“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545－546页）两大发现论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阐释。
恩格斯不仅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基石，关键是他为每一块基石的奠定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恩格斯和马克思在1844年合写的《神圣家族》、1845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中，充分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第一，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并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因此，我在英语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许多语言中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不至于过分感到吃惊。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8－509页）。第二，历史运动同自然过程一样，最终要服从客观规律。在恩格斯看来，不管历史过程多么复杂，人的意志在其中起着何等作用，归根到底还是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支配的。第三，经济因素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恩格斯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对历史过程也发生影响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决定这一斗争的形式，包括国家、意识形态等在内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经济发展起着反作用，一定情况下是决定性的反作用。第四，历史运动是辩证的，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本质上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性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表现出来，是在许许多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实现的。1890年9月22—23日，恩格斯就唯物史观的问题给约·布洛赫写了回信。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恩格斯对合力论的概括既准确，又生动。
恩格斯不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于第二块基石的奠定也发挥出了巨大作用。第一，恩格斯在1844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观点，包括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特别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竞争造成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的状况，使商业丧失了最后一点道德痕迹，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算计别人的倒霉等。这部著作对马克思的影响很大，马克思对这部著作作了详细摘录，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批判经济学的天才大纲”，说这篇著作“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1页）。第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与发展中都有很多自己的贡献。在《资本论》创作过程中，恩格斯有很多原创性贡献。比如，恩格斯把货币流通与资本在货币形态上的流通加以区别，使对资本的认识加深了。1851年3月31日，马克思请恩格斯回答一个问题：商人、工厂主怎样计算他们认为自己消耗掉的那一部分利润。4月3日，恩格斯作了明确回答，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回答非常满意。《资本论》第1卷于1867年出版后，恩格斯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亲自撰写述评介绍这一著作，而且对诋毁这一著作的观点进行了坚决批驳。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编辑并于1885年出版《资本论》第2卷，之后，又用近十年的时间整理、加工、编辑《资本论》第3卷手稿，于1894年出版。
二、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生命力的理论是丰富多彩的
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恩格斯从很多角度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思想。
1.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将因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而灭亡
恩格斯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这一理论的集中阐发与批判杜林有一定关系。柏林大学讲师杜林在1871年、1873年和1875年相继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讲义》《哲学讲义》等著作，宣传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从1877年1月开始，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连续刊载了恩格斯一系列批判性文章，1878年集印成书，名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变革》（即《反杜林论》）。恩格斯在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部分中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世纪，商品生产处于刚刚形成的过程中，它本身就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资本主义革命推动生产资料不断社会化，但社会产品却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两者的矛盾“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5页）“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使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与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离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程度在加深，“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288页）。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商品生产规律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着作用。这一规律决定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了统治地位，并且越来越走向极端。同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不是别的，就是其对立面：单个企业生产的日益增强的组织性。所以，恩格斯说：“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0页）这些观点是极其具有说服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与生俱来的，是基因性的矛盾，是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这一矛盾就会表现一天。这一基本矛盾可以改变存在的形式，但改变不了其本质。
2.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者、革命的实践者
恩格斯始终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有一个重要的源泉，那就是德国古典哲学。1870年7月1日，他在为《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写的补充中提出，德国工人阶级有一种理论感，这一理论感来自德国古典哲学，这一理论感是科学社会主义生命力之源。恩格斯指出：德国工人“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7页）。这里告诉我们两点：第一，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科学理论是有深厚学术基础的，它是得到德国古典哲学滋养而生长出来的参天大树；第二，很多德国工人有很高的理论素养，这使他们能够很好地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从而使这一理论之树在茁壮成长的同时开花结果。例如，诞生于1828年的狄慈根是德国工人哲学家，中学二年级后便辍学在家劳动和自学，著有《人脑活动的本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哲学的成就》等。他独立地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若干原理，反对当时的庸俗唯物主义，捍卫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十分连贯的。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机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的国家，即在德国。他自豪地指出：“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6页）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对自然、宇宙天体和宇宙发展、人类社会、历史、时代具有的辩证思想，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础。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讲到了康德和黑格尔，说康德把牛顿关于太阳系在第一推动后的永恒存在变成了历史过程，黑格尔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包括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费希特有很多重要著作，其中之一就是1806年出版的《现时代的根本特点》。在这部著作中，费希特把人类发展的进程划分为五个相互衔接的时代：“理性作为盲目本能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种本能变成外在专断权威的时期；这种权威的统治与理性本身的统治一起被毁灭的时期；理性及其规律被清晰的意识把握的时期；最后，通过完善的技艺，按照理性的那些规律，类族的一切关系得到调整和安排的时期。”（〔德〕费希特：《现时代的根本特点》，沈真、梁志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8页）人类是在更高阶段向自身原始状态的复归，这就是他在历史哲学中体现的“正题－反题－合题”的逻辑。《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中译本译者序言中说：“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里评论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时，认为卢梭关于‘原始平等——不平等——高级平等’的过程的详细描述是辩证的，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否定之否定；现在，关于费希特的人类历史的逻辑，我们也可以作同样的评价。”“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把全部社会发展都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促成的发展，它的逻辑是‘原始公有制——私有制——高级公有制’这样的否定之否定，这显然也是对费希特历史哲学的批判式的继承”（〔德〕费希特：《现时代的根本特点》，沈真、梁志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XV页）。这一评价有其合理的一面。
恩格斯在写于1886年年初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再次强调了德国古典哲学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但对他的关注不够。费尔巴哈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强调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和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赖以生长的基础，从而炸开了黑格尔体系的外壳，费尔巴哈的新观点深深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但是，费尔巴哈在社会领域没有前进，在历史领域仍然是唯心主义者。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继承、对其历史唯心主义的超越，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德国古典哲学包含的革命思想是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所以，当德国资产阶级醉心于交易所，对德国古典哲学失去兴趣的时候，工人阶级的理论感在增强。恩格斯指出：“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他的结论很明确：“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
3.德国有着丰厚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土壤，使共产主义能够不断地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
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悬浮于空中的幽灵，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德国历史上有很久远的共产主义观念的历史，这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土壤。恩格斯在写于1894年6—7月的《论原始基督教历史》一文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这在光荣不朽的扬·杰士卡所领导的波希米亚塔博尔派的组织中表现得最清楚；但是这种特征贯串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逐渐消失，到1830年以后又再现于工人共产主义者身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6页）塔博尔派是15世纪上半叶向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波希米亚胡斯派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中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博尔派之名得自1420年建成并成为他们的政治中心的城市塔博尔。该派建立有自己的军队，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城市平民，主张消灭封建所有制和封建特权，没收天主教会财产，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共产主义原则，建立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塔博尔派于1437年遭到失败。但火种并没有熄灭，因为德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太贫穷了。只要有一点点火星，就会燃起大火。
1476年，汉斯·贝姆提出，每个诸侯，甚至连皇帝在内，都要像穷人一样靠劳动为生的时代正在到来。英国19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史学家林赛说，汉斯·贝姆的主张是宗教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之后，便是闵采尔的革命共产主义。恩格斯对于闵采尔是给予高度评价的。他在1850年夏秋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中把闵采尔的思想看作超越时代的思想。闵采尔的政治纲领是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千年天国”，这是闵采尔革命学说的目标和中心。恩格斯指出：“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14页）闵采尔尖锐地揭露了剥削和财产不平等的罪恶，指出诸侯、贵族不但强占土地、房屋和工具，而且“随意霸占水中的鱼、空中的鸟、田野中的植物……破坏、抢劫穷苦的农民、工匠和整个世界”。闵采尔反对私有制的言论相当鲜明。他主张，财产应共同分配，“政权应当交给普通人民”。闵采尔的观点中最激进之处是，他主张把宗教改革同社会变革结合起来，用“大震荡”（“大打击”）的暴力方法，敲碎现实社会“这个破盆烂罐”。1525年3月17日，米尔豪森的城市平民、矿工和农民推翻了城市贵族的统治，建立了起义群众自己的革命政权——“永久市政会”。这个政权的实际领导人是闵采尔及其助手普法伊弗。起义队伍夺取了修道院、领主的庄园，宣布人们普遍的平等，所有领主的土地和财产交由农民平均分配，财产公有，旧官厅应统统废除，人们被迫同领主订的所有契约均作废。1525年5月16日，闵采尔率领的部队与前来围攻的诸侯部队在弗兰肯豪森进行决战，最终战败。闵采尔因受重伤被俘，不久被处死。恩格斯对闵采尔的评价是：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8页）。
无论是塔博尔派，还是汉斯·贝姆和闵采尔，其播散的共产主义幽灵始终在15世纪之后的德国大地上游荡着。直到1848年，这个幽灵终于现身欧洲。
三、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阐述
恩格斯在推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实践进程中，特别强调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当作科学来看待、来研究。恩格斯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6页）恩格斯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撰写了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入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而且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原则以及未来社会的特征等。
1.未来社会生产资料要实行社会所有制，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使用
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这是恩格斯一贯的思想，这是他强调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在半个世纪中，对此他一直是坚定不移的。早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就提出，最终废除私有制后，社会将按照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对一切生产力和交换手段的支配权以及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工业。40年后的1887年，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把实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作为所有无产阶级公认的纲领。他说：“美国无产阶级的纲领在最终目的上，归根到底一定会完全符合经过60年的分歧和争论才成为战斗的欧洲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公认的纲领。这个纲领将宣布，最终目标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使整个社会直接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让它们供全体成员共同使用，并为了全体成员的利益而共同使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8－319页）在恩格斯看来，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这是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区别之一。
恩格斯强调的公有制是全社会的公有制，是全体人民的所有制，不是一部分人的公共占有，更不是名为国有、实则私有的所有制。这种公有制是大生产的产物，是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唯一出路。这种设想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在抽象意义上谈论的公有制，这是现实的公有制，是从历史事实中得出来的经济制度。1886年1月，英国费边社领导人爱德华·皮斯请求恩格斯为该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基本设想。恩格斯回答说：“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8页）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大生产的要求，不是哪个人意志的产物。在这一基础上，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这是人类社会一种新的制度，是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制度。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写的导言中就阐发了这一点：“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9－710页）
2.未来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同时这一制度还会不断发展和改变
分配制度是恩格斯很重视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涉及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问题，而且事关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问题。1890年夏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柏林人民论坛报》专门组织过一次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方式是什么的辩论。6月14日、28日和7月5日、12日以《每个人的全部劳动产品归自己》为总标题分别刊登了纽文胡斯、恩斯特、费舍和署名“一个工人”的文章，阐述了各自的未来社会分配观。他们都试图把分配方式设计得详细具体和美妙，甚至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有的提出按照劳动量分配，按照每一个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统计出一个数字出来；有的提出按照个人的需要量分配。
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肯定了这次辩论的积极意义及特点，但同时也指出：“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而合理的想法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趋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内容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6－587页）恩格斯在这里阐述了十分重要的思想：第一，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进步、不断改变的，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不断变化自身形态的；第二，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所有制的发展而变化，随着可供分配的产品的数量多少而变化；第三，社会主义由以开始的分配制度就是按劳分配，这是与公有制相适应的分配制度；第四，按劳分配制度自身是要发展完善的，同时还能够包容其他分配制度并对其加以改造。我们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完全符合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分配方式的构想，也证明了恩格斯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的。
3.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使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实现真正的一致性
2019年12月，笔者带领一个代表团到访恩格斯的家乡，恩格斯故居博物馆前负责人、伍珀塔尔历史中心博物馆馆长艾伯哈特·伊尔纳博士与我们进行了座谈。座谈快结束时笔者问了伊尔纳博士一个有趣的问题：“假如恩格斯今天还活着，他该对我们说些什么呢？”伊尔纳博士的回答十分干脆，他说：“假若恩格斯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说，我是一个绿党人士。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呢？因为恩格斯特别喜欢大自然，经常到森林中去爬山、郊游。”
恩格斯在自然观上有很多重要思想。第一，人是从自然界这个母体脱胎出来，又依赖于母体的乳汁（空气、水、阳光、土地、山川、海洋及其他各种物质条件，像矿山等）养育成长、安身立命、发展壮大。自然界是一切人的生存发展的基础，任何人都离不开自然界这个衣食父母。人类是自然之子，作为自然之子，必须同自然亲密相处，否则人类将无法生存。他说，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第二，恩格斯对大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1848年10月5日—11月9日，恩格斯一路从巴黎步行到伯尔尼，并且写下了感受。在《巴黎到伯尔尼》的记述中，有很多引人入胜的描述：在这些大块的青色的圆巨石之间长满了翠绿的灌木和小树，同遍布山谷的草地和对面满山坡的葡萄树相辉映，看起来非常协调；绿油油的草地，收割后长满了非常繁茂的紫苜蓿的肥沃的田野，以及周围的一排排白杨树，散布在河谷的底部，使人产生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我怀着异常满意的心情，把目光从铺满了繁茂的绿草的广阔的河谷转向长满了同样繁茂的葡萄树的群山，转向淹没在果树丛中的无数村落和城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69页）。第三，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自然界是一种掠夺，是一种极大的损害。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对空气造成了极大的污染，还污染了河水。资产阶级为了利润，可以对自然进行不计代价的破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指出：“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赢利的咖啡树利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2－563页）第四，未来社会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并且要回馈自然，使自然有修复的时间。“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3页）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生产就可以在利用自然的过程中防止出现这种为了眼前利益损害自然而被自然报复的局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正确理解、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基础之上的，可以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
4.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彻底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
恩格斯十分强调生产的社会化。他说：“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3－564页）这是一种更高形态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不会自动到来，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567页）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要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条件、规律以及方式。
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它是代表大工业发展方向的阶级反对阻碍大工业发展的阶级的革命。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就指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会引起山崩地裂的革命。他说：“我坚定地认为：现在已经个别地、间接地进行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普遍的、全面的和直接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引起山崩地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8页）这是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革命。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所有制问题。这是彻底重构社会制度基础的革命。恩格斯在1888年说，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矛盾开始走进死胡同，“一句话，社会走进了死胡同，除了彻底重新塑造构成这个社会的基础的经济结构以外，没有别的出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9页）。这是难度最高的革命，是从来没有过的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规律，一般是从相对不发达国家开始的。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持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落后国家是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都没有束缚自己，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不发达的国家有可能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而相对不发达国家是变化的，19世纪40年代是法国、德国，革命可以从法国开始，英国人完成。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已经成为较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德国还是相对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恩格斯认为革命可以由“德国人开火，法国人完成”。19世纪70年代末以后，恩格斯认为德国也已经开始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俄国等。所以，1879年3月，恩格斯指出：“德国工人必将进行由他很好地准备了的革命。在俄国发出信号的时候，他们会准备就绪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3页）
无产阶级革命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恩格斯特别强调，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恩格斯说：“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页）第一，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不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它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第二，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方法是：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由普选出的人担任；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工人同样的工资。第三，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
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是暴力革命与和平方式。马克思主义认为，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一般需要通过暴力革命来完成。19世纪80年代末，恩格斯还曾提到，“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8页）。但恩格斯从来不排除非暴力发展的可能性，他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说，“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有的学者据此得出结论说，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发生了非常重大的转变，甚至说是放弃了暴力革命。这是违背恩格斯思想的。恩格斯始终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方式作为两种方式，而不是用和平方式取代暴力革命方式。1891年，恩格斯指出：“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他在去世前几个月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还明确指出：“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4、415、548页）
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恩格斯说：“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与其他政党的政策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培养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人民领袖。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时说，应该使党的领导人不仅有理论，而且应该有实践的历练，并且把自己当作普通一兵。他说，“但愿他们能懂得：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彻底的、批判性的自我修正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授予他们有资格在党内担任相应职位的军官证书；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7页）。没有这样的领袖集团，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真正领导无产阶级前进的。
5.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向无阶级、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过渡
人类要走向共产主义，这是恩格斯十分强调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恩格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年代都进行过阐述。
共产主义是阶级消失、国家消亡的社会。恩格斯说：“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共产主义能够造就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并为人们才智的发挥提供最好的条件。1893年12月，恩格斯为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写了一封贺信，恩格斯在信中说：“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政治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6页）共产主义社会是最能够培养人才的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是两性关系真正平等的社会。恩格斯说：“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97页）在这里，男女之间的感情完全摆脱了经济地位、社会关系以及其他任何非感情性的因素。
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我们经常称恩格斯为“第二小提琴手”，但实际上恩格斯在很多方面都是巨匠，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大师。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XJP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辛向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完善的根本政治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治制度根源。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将使我们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不断完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强化改革落地见效，从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走深走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都是在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实现的
XJP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经济极其落后的局面和外部环境的严重威胁，我国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的条件下，将有限资金、物资和人才等各种资源集中用于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对于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起到了历史性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使本应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活力。计划经济的老路行不通了，经典著作上也找不到答案，在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创新勇气，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成功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懈探索。1980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郑重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进一步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更加尊重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
可见，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每一步，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有了这些创新理论的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生机勃勃发展。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充满活力地发展
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也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奥秘之一。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继续发挥好党的领导这一定海神针作用。
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XJP总书记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正是因为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不允许有党内利益集团，所以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党的领导能保证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这样全社会创造力和活力得以充分激发的市场环境，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形成。美国作家彼得·巴恩斯曾在《资本主义3.0》一书中讲道：“较之美国，中国有两个优势：其一，中国加入自由市场游戏的时间较美国短，尽可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其二，中国政府尚未像美国那样已被强大的私有企业所垄断。”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根本原因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健康发展。这是因为：第一，党的领导贯穿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过程，贯穿于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方案、推进改革实施等各环节，可以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走回头路，不走邪路，也不走弯路。第二，党的领导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有顶层设计的保障。第三，党的领导能以最强有力的监督不断排除影响市场经济的各种消极因素。持之以恒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依规依纪依法查处资源、土地、规划、建设、工程、金融等领域腐败问题，压减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坚决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可以使所有市场主体都生长于同一片阳光下。
辛向阳：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2018年8月21日至22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XJP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2013年8月19日至20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XJP同志在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016年2月19日，XJP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XJP同志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XJP同志在2018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他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那么，这项战略任务的重点是什么？XJP同志指出，要做好做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要在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同时，这项战略任务也是非常艰巨和光荣的。
一、意识形态事关国家前途命运
为什么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是推进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内在要求
任何一个国家，想要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地向前推进，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要构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要把全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意志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主流意识形态，以此整合社会意识，使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
我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后经历代儒家的吸收融合，逐步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超稳定结构的精神支撑。
在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掀起了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观念，形成了一套以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和价值体系，对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已经构建起了一套适应其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韩国学者金日坤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本书——《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他在书中讲了一个“俘虏收容所里赚钱”的故事。金日坤说：我曾经看过一部叫《第十七号俘虏收容所》的电影，这部影片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德军俘虏的美军在俘虏收容所里发生的真实故事为题材拍摄的。《第十七号俘虏收容所》描述了由威里亚姆·赫鲁亭扮演的主人公汤姆斯上士如何在俘虏收容所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赚钱的故事。俘虏收容所里没有货币，但汤姆斯上士却具有天才般的才能，他抓了几只老鼠，让它们赛马般地相互竞争，供大家观赏，以此将别人在俘虏收容所里分到的香烟赚为己有。此外，他还别出心裁地组装了一种特殊的装置来酿酒，用酒换香烟。由此，他赚取众人的香烟，并以此与德军交换其他物品，一个人在收容所里过着奢侈的生活。吃饭时，唯有汤姆斯一人津津有味地独享那些诱人的油炸鸡蛋与巧克力等食品。他的皮包里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东西，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这些东西是属于一个俘虏的。金日坤说，这样一个电影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俘虏收容所这种极端条件下，也存在着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和价值观，存在着它的意识形态。汤姆斯上士根据追求利润这一资本规律进行赚钱，当然这里只能是赚取香烟，积累财富。在俘虏收容所里，虽然自由度很有限，但他能够在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活用自由。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可以说是私有财产制度得到了严格的保障，虽然在他的皮包里装着别人所没有的食品及其他贵重物品，但皮包的安全却能够得到保障。在金日坤看来，即使在俘虏收容所里，西欧现代资本主义的三大经济原理——私有、营利、自由，也依然作为一种社会秩序为人们所承认。这是一种令人惊叹的文化现象。金日坤说，如果中国、韩国或日本的士兵一旦成为俘虏，也被关押在俘虏收容所里，像汤姆斯那样的夏洛克式人物出现的可能性可以说近乎于零，进而言之，即使万一出现这种人，恐怕他也无法在俘虏收容所里赚钱，一个人过上奢侈的生活。金日坤的结论就是：西欧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基础之上，因此，即使在俘虏收容所里，私有、营利、自由的三大经济原理也不会遭到丝毫的破坏，依然作为一种社会秩序为人们所承认。由此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发展意识形态，是来支撑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要构建起适合自身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
（二）面对当今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意识形态较量的新态势，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可以使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从国际范围看，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进一步凸显了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凸显了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中的“生命线”作用。
2018年6月22日至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XJP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
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没有能够在意识形态上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特别是西方“普世价值”的进攻。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吃了败仗，在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没有打主动仗，特别是没有进行进攻战，最终结果就是使其思想受到影响。也就是说，西方用“普世价值”来瓦解苏联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是苏联被肢解的重要原因。
里根时期的海军部长莱曼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他在书中披露了美国在发展硬实力的同时是如何用软实力搞垮苏联的。莱曼在书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执政后，在搞了“星球大战计划”后，还搞了“海洋计划2000”，要求到2000年美国海军称霸全球海洋，舰艇达到600艘以上。计划的实施确实有效地震慑了苏联。不仅如此，莱曼还得到了软实力的支持：一个是演员汤姆·克鲁斯，他在1986年主演的《壮志凌云》使海军航空兵获得了新的荣耀；另一个是作家汤姆·克兰西，他在1984年所著的《猎杀红色十月》小说，让公众对海上冷战的认识大大提升。
所以说，对意识形态的宣传是很重要的，只有硬实力而没有软实力肯定是不行的。软实力对国家来说非常重要，而软实力中最关键的就是意识形态。美国在宣传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在宣传“普世价值”上始终是“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2004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切尼在复旦大学演讲时说，追求自由，具有“普世价值”，它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文化或者一个地区特有的。成功的社会，以及明智的领导人学会了要拥抱它而不是畏惧它。这是切尼告诉别的国家要搞“普世价值”。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伦在2014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我们是头号大国，今后也不会变》，他在文章中指出：为了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推进“普世权利”，我们屡屡用美国人的鲜血和财富去冒险。可以说，多尼伦讲得非常冠冕堂皇。
美国到处都是所谓的自由的象征。纽约有“自由女神”像，新罕布什尔州的车牌写着“不自由，毋宁死”，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国际机场”在“9·11事件”后更名为“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波士顿有一条路被称为“自由之路”。所以说，美国人非常会宣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就必须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2016年3月，德国总统高克在访问中国时，在同济大学发表了演讲，他说，启蒙思想的基本原则，即不可剥夺的人权和法治，三权分立，代议制民主和主权在民。为什么我们现在反对“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就是三权分立、代议制民主制，所以我们当然不赞同“普世价值”。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很多外国政要已经到中国来宣传“普世价值”了，所以我们更要做好意识形态构建的大文章，否则我们在竞争中就可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三）发展主流意识形态是我们自觉适应和主动引导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必然要求
一是思想意识的多元化。由于利益多元化和社会分层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也日趋多元化。二是思想意识的多样化。这是由于职业多样化、阅读工具多样化以及意识形态变化带来的。三是思想意识的多变化。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快，因此，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千变万化。
在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中，如何形成最大共识、最大公约数？这就必须要通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来解决这个问题，把人们的思想真正统一起来，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被弱化的趋势在有些领域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
2016年5月17日，XJP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的“三失”。
不仅如此，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烧香拜佛、求仙问卦看风水，把佛龛神像都供到了办公室。2016年11月8日，王岐山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不受监督的权力极其危险》，他指出：“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大师’，与共产党人的信仰完全背道而驰”。在很多领域里，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解决。
（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还在“挨骂”
2015年12月11日至12日，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XJP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近些年，很多人说我国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XJP同志指出：“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我国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发展？在这些方面我们还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因此，我们必须要树立中国自信，这也是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在发展意识形态中要解决的问题。
（三）在价值观问题上有些人宣扬西方“普世价值”
2015年12月，XJP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
（四）在政治制度建设上宣传西方的“宪政民主”
2014年7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通知》指出：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防止在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言论的鼓噪下迷失方向，防止在封建迷信和宗教的影响下失去自我。
依宪执政不等于“宪政”，更不等于西方宪政民主。必须明确，我们坚持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我们讲的依宪执政，就是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而不是搞西方宪政民主。
三、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路径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还非常多，因此，要想发展好、构建好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下真功夫。下面我重点分析一下怎样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路径。
XJP同志在2018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指出，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要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要职责。重中之重是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
新时代，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一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二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是树立政党自信。
（一）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XJP同志反复强调的就是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信仰力量
关于信仰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信仰，XJP同志有过很多重要论述。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第二，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三，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第四，近现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了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
为什么XJP同志如此强调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一，保持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需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二，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人民如果没有信仰，国家就很难有力量，民族也很难有希望。因此，要不断培养人民信仰，通过信仰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建立诚信就离不开对信仰的培育，没有信仰作为基础，社会诚信也很难确立。再比如，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如果人民缺乏信仰，让其自觉遵守制度就很难。我们现在制定了很多制度，出台了很多法律，却仍有很多人不去自觉遵守，怎么办？这就需要靠外部监督。外部监督的力度在增强，外部监督的成本就会提升。
信仰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引导社会形成信仰的关键，是一个基础性工作。XJP同志始终强调，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共产党人信仰的形成，会慢慢引导整个社会信仰的形成，这对于解决由信仰缺失而带来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因为信仰确实非常重要。
信仰的巨大作用。第一，世界历史的主题就是信仰和不信仰的冲突。歌德讲：“世界历史的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和不信仰的冲突。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不管这信仰采取什么形式；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也不管这不信仰是什么形式），都只能得到一点微弱的成就。”
第二，信仰可以改天换地。波兰著名作家显克维奇写过一本小说——《你往何处去》，这本小说体现的主要内容就是信仰可以改天换地。小说描写了基督教信仰是如何在强大的罗马帝国战胜多神教的。
第三，信仰可以移山填海。法国学者勒庞在1895年写过一本书——《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勒庞在书中指出，“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他还引用了福音书上的话，说信仰“有移山填海的力量，一点也不假。使一个人具有信仰，就是使他强大了十倍”。
第四，信仰可以创造生命的奇迹。美国学者梭罗写过一本书——《种子的信仰》，他研究了很多种植物的种子，发现种子是有强烈信仰的。种子成熟的季节，它的重量、大小、颜色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因为种子有一种信仰，就是信仰生命。梭罗说：“我相信种子里有强烈的信仰。相信你也同样是一颗种子，我已在期待你奇迹的发生。”
信仰对于人类社会意义非常重大，特别是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伟大的信仰，我们在遇到风险挑战时就很难克服。因此，要形成凝聚力和引领力，对伟大信仰的培育就是必然的。我们一定要把信仰放在突出位置，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使全社会形成和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的信仰体系。
2.马克思主义具有系统的方法论
XJP同志始终强调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因为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仅是一种情感，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具有系统的方法论，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前进道路中的很多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同志多次谈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013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XJP同志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他指出，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改革开放为什么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态度？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态度，生产力变化引起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变革引起经济基础调整，经济基础调整引起上层建筑改革。生产力是不断变化的，所以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不断调整，最终导致上层建筑不断改革。因此，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201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XJP同志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他还强调，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看形势做工作不能盲人摸象、坐井观天、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XJP同志讲到形而上学的表现时，用了这五个成语来形容。比如盲人摸象，互联网发展到今天，伪知识、伪信息满天飞，一不留神就容易被虚假信息所骗。为什么要强调辩证思维、强调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我们要通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各种问题。
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防止改革中出现“不虞效应”。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种联系不仅是现时的联系，也包括时间历程的相互联系。一项改革不仅有当下的效果，也有中长期的效果；既有今天的效应，也有明后天的效应。一项改革从短期看可能是有效的，但从长远看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负面问题。因此，制定一项改革举措，一定要有时间的维度，既要看到今天的正效应，也要预估到未来的负面性，并且尽可能制定出应对负面性的措施。一定要重视改革中的负面性问题，尽量减少改革中出现的负面问题，使改革的代价最小化。
2017年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XJP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XJP同志强调，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201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XJP同志在主持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2018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XJP同志强调，“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他在讲话中两次谈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XJP同志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内容非常丰富，我们掌握这些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就能解决很多问题。XJP同志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XJP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反复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有科学的方法论，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重要的现实问题。
3.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世界观的力量
XJP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揭示了什么样的规律、如何揭示规律的思想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握好现代化一般规律、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把握执政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把握发展的三大规律——必然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XJP同志还讲了各个领域的具体规律。比如，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教书育人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等。在2018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XJP同志强调要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因此，我们一定要把握规律性，从规律层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增强“四个自信”
XJP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XJP同志多次谈到“四个自信”，并对其进行了完整、系统的阐述。
2016年10月21日，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的讲话中，XJP同志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是什么？XJP同志指出：“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指引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要增强道路自信，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指引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三大特点：其一，它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其二，这条道路能够真正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其三，这条道路开辟了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广阔前景，比如，全球中国商品化、全球中国投资化、全球中国文化化、全球中国人的流动化。近年来，出国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XJP主席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预计未来5年，中国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前景很广阔。因此，从各个方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有优越性。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正确的科学理论。改革开放40年，凡是世界上出现的重大机遇，中国无一例外地都抓住了，甚至更多时候我们还能将风险变成机遇。比如，苏联解体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危机，但我们最后将这种危机变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机遇。苏联解体，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但是我们却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看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从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正确的、科学的，同时它化解风险的能力也非常强：我们不仅能抓住重大发展机遇，还能将风险转化为机遇。
2007年12月，胡锦涛同志强调，“我之所以要突出地讲忧患意识，是因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的国际环境中，在国际国内各方面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现实状况下，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较大风险的可能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很现实的。我们必须有足够估计，作好最充分的准备。比如说，发生非典疫情那样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发生影响全局的严重自然灾害，发生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严重金融风波，发生世界性能源危机，发生影响我国的局部军事冲突，发生国际反华势力纠集起来对我国施压的情况，发生重大‘台独’事变，发生‘藏独’、‘东突独’等分裂势力、恐怖势力的严重破坏活动，等等。”胡锦涛同志一连用了“9个发生”，实际上，这种分析非常准确，从而使我们在应对出现的风险时做到积极主动。
2016年1月18日，XJP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XJP同志还指出，“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结论报告，在讲‘准备吃亏’、准备困难时一口气列了17条困难”，“这样的论述，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讲得很多、也很深刻，是治党治国很重要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三大攻坚战，第一个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我们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要知道风险在什么地方。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优势，我们能够在各个方面调动力量办大事，不光能够调动行政力量，还能调动市场的力量，形成全国一盘棋，攻克很多难关。
其二，成熟定型成大事。到2020年，我国各方面制度要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中央一再强调的。我们强调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型国家、学习型社会、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一但这些内容成熟定型了，所产生的力量将会非常大。比如，真正将学习型社会建设起来，我国在知识方面就会有大的提升。什么是学习型社会？一方面，通过学习丰富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学习提高能力。只有知识，没有能力，也不叫学习型社会，最多就是知识型社会。既有知识，又有能力，才叫学习型社会。很多人知识很多，但是能力不足，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怎样运用这些知识，不知道怎样将知识系统化并使其转化为工具，变成方法论。
其三，目光远大做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立足现实、还着眼于未来。
其四，活力四射干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有根本政治制度，还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各方面具体体制；既有保持稳定性的根本制度，又有保持活力性的具体制度，还有连通稳定和活力的基本制度。稳定却不会导致僵化、活力却不会导致无序。
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还因为它能够不断完善、不断丰富和发展，它不会僵化、不会固步自封。有人说，制度一旦成熟定型，会不会就僵化了？我觉得不会，我们的制度还会再成熟、再定型，它不会简单的定于一尊，不是说一次定型就结束了，它还会不断地自我完善，还会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很多战略都是不断丰富发展的，比如，我国提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它是一层一层递进向前走的。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弘扬传统优秀文化。XJP同志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需要改造。共产党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不断地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现在很重要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事求是，最早是东汉班固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将其改造成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提出的党内政治生活要遵循的六大基本规范，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第一点就是实事求是。共产党人不断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它变得越来越生动。
比如，孝文化要如何改造？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中，孝文化能够源远流长，既有经济基础，又有上层建筑。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保证了传统孝文化的存在。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很多人不能长时间待在父母身边，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培植现在的孝文化？这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再有，传统的孝文化是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但是当今社会强调的是平等，那么，在平等的关系下要形成传统的孝文化就很难。孝文化如何传承？什么样的孝文化是现代社会应该有的？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文化领域的工作任重道远。好的土壤能够让好的文化在新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三）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XJP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引导全体人民自觉践行。
1.唱响中华文化好声音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为价值观要求。XJP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
2014年9月24日，XJP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非常重要的精神财富。
2.创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
要在各个领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8年8月24日，XJP同志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我们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各个方面，都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让法治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从美国的城市空间布局来看。华盛顿的城市空间布局很好地体现了美国的政治哲学。华盛顿的中心建筑是华盛顿纪念碑，任何建筑都不能高于华盛顿纪念碑。在华盛顿纪念碑的西侧是林肯纪念堂，林肯纪念堂正对面是国会山，林肯纪念堂里有一个林肯的汉白玉雕塑，他的眼睛就盯着对面的国会山。在华盛顿纪念碑的北侧是白宫，白宫的正南边对着杰佛逊纪念堂，杰弗逊纪念堂里有一个杰弗逊的汉白玉雕塑，两眼看着前面的白宫。实际上，华盛顿的城市空间布局就是美国政治哲学的体现。
巴黎也是如此。雨果曾在《巴黎圣母院》一书中阐明了价值观和建筑的关系。他写道：杜伊勒里宫，那是卡特琳•德•梅迪西斯的巴黎；在市政厅，那是亨利二世的巴黎；在王宫广场，那是亨利四世的巴黎。
在美国，不仅城市空间体现了核心价值观，美国的车牌也体现了它的价值观。马萨诸塞州的车牌上写的是美国精神，康涅狄格州的车牌上写的是宪法之州，佛蒙特州的车牌上写的是绿山之州，缅因州的车牌上写的是龙虾之州，纽约州的车牌上写的是帝国之州。美国的车牌都有一些价值含量在里面，所以说，很多价值观是可以生活化的。
3.要结合各种社会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进行核心价值观培育
2014年10月15日，XJP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段时间，我集中强调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集体学习，我作了讲话，对全社会提了要求。五四青年节，我到北京大学去，对大学师生讲了这个问题。5月底，我在上海考察工作时，对领导干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了要求。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在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同师生们座谈时讲了这个问题。6月上旬，我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对院士们也提了这方面要求。9月教师节前一天，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同师生座谈，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也要对文艺界提出这方面要求，因为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XJP同志也对很多群体讲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
2013年4月28日，XJP同志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指出：“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我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品格，用先进思想、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全社会，不断为中国精神注入新能量。”
对领导干部，XJP同志指出，“要增强信仰力量和道德力量，正确对待权力，正确对待名利，正确对待群众，做到坚定清醒有为、为民务实清廉”。
对青年群体，XJP同志指出，广大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以下几点上下功夫：一是要勤学，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二是要修德，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三是要明辨，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四是要笃实，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XJP同志对青年群体强调的就是八个字——勤学、修德、明辨、笃实，讲得非常有针对性。
对少年儿童，XJP同志在2014年5月30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时指出：“少年儿童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应该同成年人不一样，要适应少年儿童的年龄和特点。我看，主要是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这是根据孩子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的。
对教师群体，XJP同志在2014年9月9日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对怎样成为好老师这一问题，XJP同志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第二，做好老师，要有道德情操；第三，做好老师，要有扎实学识，第四，做好老师，要有仁爱之心。
（四）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树立政党自信
XJP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XJP同志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们要树立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信。
1.深刻把握“三个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XJP同志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在解决这些重点问题上都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我认为，改革开放40年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就是我们在政治上始终平稳有序，保证了国家长治久安。因此，深刻把握“三个最”是极端重要的。
2.不断提高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我们党一直强调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四大考验”中的其中一大考验就是“市场经济考验”。
其一，防止党内出现利益集团。XJP同志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党章中的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
从欧洲政党100多年的历史看，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欧洲政党在利益集团化。欧洲政党利益集团化也使欧洲政党的影响力大大下降。意大利学者纳波利奥尼曾经讲过，西方的政党已经变成“政党有限公司”了。
其二，防止商品交换原则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XJP同志指出：“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么，怎样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其次，要从制度上确立“当官”与“发财”之间的界限，XJP同志讲：“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再次，防止被利益集团俘获。领导干部要严格自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坚持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
我们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我们党有巨大的优越性，同时，我们也面临很多风险挑战。对于市场经济考验，我们要不断提高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我们要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树立政党自信，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从各个方面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因为在故事的背后有一整套理论。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项重要工作。
（作者：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辛向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发展史初探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在谈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时，都提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他指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这就告诉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深厚科学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注定了西方国家会由于其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这一矛盾而逐步走向衰落，而我们的制度由于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将强大起来。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XJP总书记再次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XJP：《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XJP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债危机以来的事实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无论怎样变化，其基本矛盾的性质不会变化，是客观存在的。在西方国家，一些比较客观看待资本主义发展的学者也承认这一点，例如法国调节学派代表人物米歇尔·阿格利塔认为，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当代没有过时，但是表现形式已经变得极其复杂。
XJP总书记的多次论述说明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尤其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里的问题是：这一理论是如何产生的？是经过了什么阶段发展起来的？是在什么时候完善起来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认知的要求。
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生期
这一时期是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成熟起来，其生产社会化程度有一定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程度也在加深，两者的矛盾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地分析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尚未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命题。
1.对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论述系统完整，这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19世纪40年代，工业无产阶级的生活十分悲惨，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异乎寻常的低，在很多方面甚至不如封建制度下农民的生活。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说：“《萌芽》、《雾都孤儿》和《悲惨世界》等文学作品并不是源于作者们的想象力，而是来源于那些根据法律限制仅大于八岁（1841年的法国）的工厂童工们或仅大于十岁（1842年的英国）矿山童工们的真实生活。维莱姆博士（Vierme）的著作《制造业工人的现状》于1840年在法国发表（推动了1841年一个尝试性的新童工法律的颁布），描述了与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中描写的同样肮脏的现实。”（〔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8页。）无论是左拉、狄更斯、雨果，还是维莱姆，他们只是看到了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的现实，只是哀叹他们的不幸，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把工人阶级看作创造未来的阶级。恩格斯说：“从格拉斯哥到伦敦，整个工人阶级对富有者的极大的愤怒，这些富有者有系统地剥削他们，然后又冷酷地让他们受命运的摆布。这种愤怒要不了多久（这个时刻人们几乎是可以算出来）就必然爆发为革命，同这个革命比较起来，法国第一次革命和1794年简直就是儿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4页。）工人阶级悲惨生活的原因不应当仅仅怪罪于制度的不完善等小的弊端，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寻找。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这就触及到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实质。
2.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奇特的现象：任何事物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
马克思在1856年《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5页。）造成无所不在的悖论性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与现代工业的对抗：“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5页。）这些论述尽管还没有使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样的概念，但已经包含着主要的思想了。
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期
这一时期是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1867年《资本论》第1卷发表。进入19世纪5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规模化、工业化特点已十分鲜明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生产的社会化趋势一天比一天显著。一个典型的事实就是从1851年起，西方国家开始举办显示其财富规模和技术进步的万国博览会。在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上，参展的厂商有1.4万家；1855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参展厂商是2.4万家，比第一届多了1万家；1862年，伦敦博览会上，参展的厂商是2.9万家；1867年，巴黎博览会上，参展的厂商为5万家。厂商规模的扩大说明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是在不断提高的。而且1850年—1870年，“在这20年间，世界煤产量大约增加了2.5倍，世界铁产量大约上升了4倍。而蒸汽动力却增加了4.5倍，从1850年的400万匹，上升到1870年的1850万匹马力。”（〔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张晓华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7页。）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程度也在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大大加快。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对抗程度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提高。这一客观的历史进程促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成熟起来。马克思从1857年起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以及《资本论》第1卷中都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发展趋势等基本问题，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确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1.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双重性，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奠定了理论逻辑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一再谈到资本的内在矛盾和对立形式问题。他指出：“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这一矛盾会不断扩展开来，产生种种问题。在《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而且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这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且是这种关系在日益增长的规模上的再生产。其结果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与工人相对立的作为统治工人的财富即资本以更大的规模和程度增长起来，与工人相对立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工人相异化的并统摄工人的世界以同样的程度扩大起来，工人本身的贫穷、困苦和依附性也按同样的比例发展起来。“工人的贫乏化和上述的丰饶是相互对应、齐头并进的。”“可见，资本的增长和无产阶级的增加表现为同一过程的相互联系的、又是分裂为两极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页。）可以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之一。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另外一个表现形式，即企业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十分细致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点：工厂内部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工场内部的分工规则是预先地、有计划地发挥作用，而社会内部的分工则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专制是相互制约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3页。）这一系列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形式和方式的深刻分析为把握基本矛盾的性质和内容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2.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提供了思想方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的学说，强调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在生产商品时所花费的劳动作为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劳动内部的抽象劳动的社会性与具体劳动的私人性之间的对抗性，认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最终根源。正是基于这一分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明确提出了“资本的基本矛盾”的概念。他说：“更进一步考察问题，首先就会看到一个限制，这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而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限制。”又说：“这里只要指出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相矛盾——就足以揭示出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中，个人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这种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生产，而是先把产品转化为货币，才能显示出其社会性。这里包含着潜在的矛盾，单个人的具体劳动很有可能不被社会所承认，蜕变不成货币这一“蝴蝶”。抽象劳动的社会性与具体劳动的私人性矛盾的累积就会爆发经济危机。
3.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基本趋势，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铺平了道路
19世纪60年代起，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开始普遍化展开，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过渡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日益加速的普遍化趋势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统治的陈旧的过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它迫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所造成对技术的巨大刺激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6－577页。）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基本规律就是在劳动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使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同时，资本却走向高度的集中化，一个资本家打倒多个资本家，大资本家打倒小资本家，金融资本家打倒实业资本家。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络，这都显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已经是在全球范围上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的过程也是资本集中的过程，是少数资本家剥夺大多数资本家的过程，庞大的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在极少数资本巨头手中，单个资本的互相吸引和集中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生产社会化与资本集中化产生的冲突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在这一时期，还要看到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协会的成立表明工人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强大到足以重新对统治阶级发动进攻了。马克思在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深深地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3页。）这里马克思分析的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这是从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得出的科学结论。
三、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成熟期
这一时期是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发表。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到1875年，欧洲拥有铁路的国家已经达到18个，拥有1万公里以上的国家已经达到5个，这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一时期，私人资本发展迅猛。根据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图4.4所显示的1870—2010年欧洲的私人资本与公共资本状况，1870年，德国私人资本是公共资本的6.5倍，英国是7倍，法国则是7.2倍左右（参见〔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15页。）。私人财富的数量急剧增加。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就尖锐化起来，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爆发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公社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转向德国，第一个民族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建立，同时一批无产阶级政党诞生出来。与此同时，在这些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存在着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影响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健康发展。为了指导无产阶级政党沿着正确轨道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不断阐述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科学理论，其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进行了系统清晰的论述。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实现统一的前后，为了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大学讲师杜林在1871年、1873年和1875年连续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讲义》《哲学讲义》等著作，宣传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刚一出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些健康力量想请恩格斯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对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评析，目的是防止造成党内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恩格斯说，过了一年下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来啃这个不仅很酸而且很大的酸果。于是，从1877年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连续刊载了恩格斯一系列批判性文章，1878年集印成书，名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变革》（即《反杜林论》）。
在书中，恩格斯强调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页。）。恩格斯在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部分中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
1.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产生的客观必然性
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特别是在中世纪，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主要特征的小生产是普遍存在的。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派普斯在1999年出版的《财产论》中所言：“国王拥有统治权，人民享有所有权，而皇家权力不涉及私有财产，这是公元16世纪在西欧国家已经成为具有公理性质的认识。‘财产属于家庭所有，而主权则由君主及其法庭所有’，这是人们共同的观点。”（〔美〕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蒋琳琦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资产阶级承担的历史任务就是把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资产阶级从15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历史阶段实现了这一作用。资产阶级很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把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用血与火、剑与刀、法与鞭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到19世纪初，生产资料开始集中在大的作坊和手工业工场中，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社会化了，但它们仍然服从于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一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这样一种占有方式。“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
2.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内容
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使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与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离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程度在加深，“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8页。）。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商品生产规律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商品生产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谁也不知道，它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它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这一规律决定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了统治地位，并且越来越走向极端。同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不是别的，就是其对立面：单个企业生产的日益增强的组织性。所以，恩格斯说：“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0页。）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不仅系统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内容，而且阐述了这一基本矛盾的两大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在这里已经成熟起来。
1880年，应保尔·拉法格的请求，恩格斯根据《反杜林论》中第三章中的相关内容作了一定改编，并且补充了一些内容后，写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起初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第3—5期，同年出版了单行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完全形成。在这本书中，恩格斯除了系统地阐述了《反杜林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外，还从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再次作了阐述。他提出了这样几个重要观点：在中世纪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它本身就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资本主义革命推动生产资料不断社会化，但社会的产品却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两者的矛盾“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根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5页。）。恩格斯在这里阐述的再明白不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恩格斯认为，这一基本矛盾会带来四个具体表现：第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第二，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第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对抗；第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性与其阶级性之间的对抗。矛盾解决的途径只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局，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理论迄今已经130多年了，在今天仍然有巨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各种形式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以及治理危机，都是这一基本矛盾客观存在的表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一场接一场的危机的发生，这是它在自身范围内解决矛盾的唯一出路。一场又一场的危机把资本主义制度带向其存在的极限地带，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中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存在特点在当代有了新的不同，我们要研究这些不同之处。从当代资本主义来看，社会基本矛盾的新的表现方式是：金融企业创新的无限性与社会金融产品消费不足的矛盾，金融衍生品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个别企业生产的节约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巨大浪费之间的矛盾，造成人们欲求的无限膨胀；国家治理的利益集团化与人民大众利益的冲突，使整个社会陷入治理的危机之中。我们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新的表现，不断发展我们自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8、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3】《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编写组：《科学社会主义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4】郑建邦：《科学社会主义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
【5】〔美〕安格斯·迪顿：《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崔传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汪世锦）
辛向阳：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实践证明，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全过程的民主意味着民主的所有环节一个都不能少
全过程的民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过程。XJP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完整的参与实践，就是要求从制度上和实际运行上保证民主要体现到从选举到决策、管理、监督的全过程，实现全链条化，防止出现只重视选举过程而不重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过程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权利的保障，明确要求在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换届选举中保证基本群众代表比例，从制度上确保党政干部、企业负责人不会挤占应该给基本群众的名额。在注重民主选举的同时，更加注重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利。为推进民主决策，采取了诸多举措，例如，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通过座谈、听证、评估、公布法律草案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各级党委把人民政协政治协商作为重要环节纳入决策程序。为推进民主管理，不仅完善农村村委会民主管理制度，而且完善了企业民主管理、事业单位民主管理、机关单位民主管理、社会组织民主管理等机制建设，充分调动群众民主管理的积极性。为推进民主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切实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让人民群众能够近距离监督、便捷性监督。在基层民主建设中，这些权利也得到了充分保障。例如，通过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更加有效落实了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有效维护广大职工群众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利。这些对民主各环节的全方位发展，在制度建设上确保了全过程民主的落实。
全过程的民主意味着每一种民主制度都有完整的过程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注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全过程建设，从各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到人大代表履职尽职规定，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规范建设到其他各级人大常委会工作规范建设，都是十分完整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建立并落实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常委会委员联系代表制度，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推动建立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工作平台和网络平台，健全代表意见建议处理反馈机制，这些举措不仅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更加有效落实，而且推动了地方各级人大制度的发展完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全面阐述了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渠道程序以及各种类型协商民主的推进途径。5年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全过程性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其一，协商体系的全过程性。构建起了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了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其二，协商内容的全过程性。正如XJP总书记强调的：“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民主的全过程性在这两项制度中也有充分体现。首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体现平等性、民主性的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民主要求体现在两个结合上：一是坚持统一和自治的结合。在团结统一的前提下，在确保国家法律和政令实施的基础上，依法保障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给予自治地方特殊支持，解决好自治地方特殊问题。二是坚持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是该区域所有民族共同的自治，是建立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的民主团结的自治。其次，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基层民主的主要形式。这一制度保障了人民群众在农村、城市社区和企业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直接基础。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一重要方式，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全方位、全流程的民主建设，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过程中使群众的民主权利切实发挥出来，从而在基层能够依法有效行使管理政治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
全过程的民主是真实的、不断发展完善的民主
全过程的民主是真实性的民主。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正如XJP总书记所讲：“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全过程的民主不搞民主形式主义，不搞“民主秀”，不搞政治戏剧，不追求表面的华丽和做作，而是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彼此贯通起来，以在政治生活中实实在在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全过程的民主是不断发展完善的民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为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懈奋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出了苏区的苏维埃民主和抗战时期的“三三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和发展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确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充分展现出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中日益增长的民主需求。近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民主素养、民主观念都显著提升，形成了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过程中尊重规则和规范的民主理性。这就能有效防止出现一些国家“一次性民主”或“即用即弃型民主”带来的非理性行为，规避了“街头政治”或“无厘头政治”的发生。
（作者：辛向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辛向阳：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力作，体现出来的思想不仅气势恢宏、博大精深，而且影响力穿越一个又一个世纪，冲击波越来越强烈。XJP总书记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需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不仅要有刻苦学习的毅力，还要有科学的方法。
带着深厚的感情学
马克思主义占据着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制高点，强调人类解放的崇高价值。这一解放要把人类从旧式分工中解放出来，使人们摆脱片面发展的状态；从私有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出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从各种精神枷锁中摆脱出来，使人们能够成为自身精神的主人翁。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这种美好倾注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解放、人类解放的无上感情。法国学者雅克·阿塔利在2005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书的结尾中十分感慨地写道，“今后几代人都将怀念流亡途中的卡尔·马克思。在伦敦那段无比艰难的岁月里，他为孩子们的夭折痛苦不已，但依旧心怀梦想，盼望人性会更加美好。他们会重新提及马克思的世界精神及其主要内容：这个人值得拥有人们对他的所有期待。”马克思一生饱尝颠沛流离的艰辛、贫病交加的煎熬，但他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高尚的人们洒下了热泪。我们在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在很多地方都能够体会到那种为人类求解放的伟大的情感。
带着深沉的学理思考学
马克思主义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XJP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践也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的占据，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两大基石的理论，关于劳动价值的理论和剩余价值的理论，关于“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决不会”的理论，关于“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社会形态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国家的理论，等等，都是具有极其深厚学理性的。2013年12月3日，XJP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特别谈到过“两个决不会”。XJP总书记强调，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论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至今没有完全消亡，为什么社会主义还会出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样的曲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预见的共产主义还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发展才能实现。把握了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的思想，理解了“三个为什么”，我们就能坚定理想的主心骨、筑牢信念的压舱石，不为风雨所动，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
带着深思缜密的逻辑学
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其内在的逻辑性。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乃至欧洲著名的反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卡洛·罗塞利指出，只要重读一下《共产党宣言》，它是历史上最为有力的小册子之一，我们就足以理解它所具有的巨大影响的原因。罗塞利说，他（指马克思）会用如同复仇女神那样的宣言使你的思想颤抖。没有什么比他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体系所作的有意的、冷酷无情的分析更生动，最后以不可避免的灾难前景结束，从中能够出现的是自由和平等之人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逻辑展现出来的震撼。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性体现在很多著作中，例如马克思写于1851年—1852年3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天才的著作，更是有强大逻辑的著作。马克思在这一著作的最后讲：“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神奇的是，马克思作出预测20年后的1871年4月12日，巴黎公社委员会通过法令，决定拆除旺多姆圆柱，法令指出，它是“野蛮行为的纪念物，暴力和虚荣的象征，对军国主义的赞扬”。5月16日下午，公社艺术委员会主席、画家居斯塔夫·库尔贝下令在雄壮的马赛曲中举行拆毁仪式。波拿巴成为法兰西人的皇帝，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这两者之间为什么是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呢？马克思认为，波拿巴成为皇帝的结果就是使他成为所有阶级都反对的人，他会把法兰西所有神圣的东西都败坏掉，包括他伯父的所有神圣的遗产都会败坏掉，结果就是拿破仑的铜像最终会被捣毁。
带着深远的历史底蕴学
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研究历史问题，通过历史事实的把握，发现其中的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一生写了很多对历史问题研究以及评论的作品。马克思在1849年到1850年写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1年至1852年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71年5月写的《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都十分娴熟地在分析历史中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正如恩格斯在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第三版写的序言中所说，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恩格斯也是研究历史问题的高手。他一生写过很多历史方面的著作，并且寻找到了很多历史规律。恩格斯在1885年10月写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总结了无产阶级力量壮大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各国无产阶级坚如磐石的团结。他在1885年11月又写了《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分析了普鲁士农民农奴化的过程，揭示了农民在封建制度下贫困化的基本规律与趋势。恩格斯还在1894年写了《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一文，通过分析原始基督教与现代工人运动的相似性，强调了一切有力量的因素最初都是十分弱小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发展规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辛向阳：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思想及其启示
100年前的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伟大的革命，在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由劳动人民群众掌握政权的国家。当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掌握政权，而其他国家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持住这个政权，保持住这个社会主义的火炬，使它不断地迸发出更多的火花。如何保持住这个火炬？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进行了不懈探索，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1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建设必须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面临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列宁十分明确地指出：这就是苏维埃类型的政治道路。列宁在1918年12月23日明确说：“只有用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或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才能开辟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687苏维埃政权不是别的什么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形式。“新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以苏维埃共和国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1】568苏维埃类型政治发展道路包含什么要求呢？这一道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认为，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真正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必须打碎和彻底破坏旧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和法官机构的目标。“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迈出了第二步。”【1】701这一道路始终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工农苏维埃，这是新的国家类型，新的最高的民主类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是在不要资产阶级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来管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而在一切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里，民主始终是富人的民主。”【1】568
列宁的思想告诉我们：在当代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要求。XJP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正确道路。”【2】首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偏离这些制度。
只有正确地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才能不会为一些片面的观点所迷惑。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的改革属于帕累托改进，绝大部分人都受益，改革共识非常高。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加快，中国社会进入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长周期，也就是“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前半段。在这个跨度数十年的长周期中，随着相对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在这个阶段不能贸然启动以民主化为大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其结论是：政治民主化之路必须走，但是一定要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跨过转折点，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的历史条件下启动。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当前中国不具备发展民主政治的条件，应当在适当的条件下进行政治民主化。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仔细分析是站不住脚的：一是中国的民主发展一直都在推进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来没有止步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一直在稳步前进，中国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二是其所谓“政治民主化”无疑就是西方的竞争性民主，也就是说，到基尼系数降到0.4以后，中国就可以搞多元竞选了。这种认识偏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要求。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要求，我们决不会搞西方的多党竞争性民主。只要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多党竞争性民主就不可能在中国实行，因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这样一个本质、这样一个制度就决定了多党制、议会制的所谓民主化在中国是永远行不通的。
2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建设必须建立在人民群众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民主管理基础之上
列宁十分重视民主发展的空间和物质条件问题，多次谈到苏维埃政权要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实现自身政治权利的物质空间。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民主之所以是虚伪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资本家、剥削者、地主、投机商掌握着十分之九可供开会的最好的建筑物，掌握着十分之九的纸张、印刷所等等。“无产阶级专政则要从资本家手里把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筑物、印刷所、纸库夺过来供劳动者使用。”【1】686“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了，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局。”【1】606在1919年2月拟就的《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列宁指出：“劳动群众能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施加更直接的影响，即民主制的更高的形式的实现，在苏维埃这种类型的国家，同样是靠下述两方面达到的：第一，选举的程序和经常进行选举的机会，以及改选和罢免代表的条件，对于城乡的工人来说，比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好形式下都容易和方便得多。第二，在苏维埃政权下，基层选举单位和国家建设的基本单位不是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工厂）划分。”【1】722－723苏维埃政权能够提供最好的条件让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不断实现自身的政治权利。
在当代中国，人民群众对国家的管理不仅是实质性的，而且是有多种途径的。首先，在我们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仅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行使自己的民主选举权利，而且要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仅要有效地防止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也要防止日常工作中的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落空的问题。其次，我们不断扩大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措施有力的当家作主。我们真正建设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在各个层面上增强了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保证了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再次，推进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平等投票的权利，是否能够方便地行使这一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是否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有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完整科学的制度程序，而且有使人民群众能够保障权利实现的完整的参与实践。所以，我们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XJP曾经讲过：“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3】73实现这样的协商，就需要建构平等协商的制度。什么是平等协商制度？一方面，协商主体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对问题是可以进行充分讨论的，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够在协商时完整清晰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协商的结果必须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共识或者交叉共识、重叠共识，不能是与协商主体看法毫无关联的意见，也就是说，协商就是要把协商者的所有合理意见和建议加以吸收。
3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建设必须以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根本前提
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紧密相连。列宁一再强调：在我国，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因为，“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再通过本阶级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4】342。列宁还强调作为执政党存在着变质的危险。1920年4月5日，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中就讲：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我们在这个时期不得不进行斗争，防止坏分子，防止那些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入执政党里来。他还强调：坏分子在攀附我们的党，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是一个执政的党。
如何使无产阶级执政党不变质呢？在列宁看来，就是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体有三个办法：第一，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实施过程中把工人和其他阶级中最可靠的人吸收到党内来。在1919年10月11日，列宁就指出：我们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第二，推广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活动，在征收过程中，把那些保持着蓬勃朝气、对苏维埃政权无限忠诚、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热情的人吸收入党。在苏维埃共和国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俄共（布）彼得格勒党组织于1919年8月10—17日、莫斯科省党组织于同年9月20—28日相继举行了征收党员周活动。俄共（布）中央全会总结经验后，9月26日决定在各个城市、农村和军队中举行征收党员周活动。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仅苏俄欧洲部分38个省就有20万人入党，作战部队中入党的人达到7万人。这些党员在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此，列宁指出：我们举行征收党员周并不是为了炫耀一番，而是为了把真正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入党的将都是一些真正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真正忠诚于工人国家的人，正直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下受过压迫的群众的真正代表”【4】223。第三，进行清党活动，通过清党尤其是重新登记，把“混进党内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社会主义信念的人留在党内。列宁十分重视这个方面的活动，他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4】222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新的党纲，通过了改善党员成分和全党重新登记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党的各级组织决不应当以降低党员的质量为代价，来换取党员数量的增加。根据这项决议，俄共（布）在短期内很快就清除了不少混进党内的投机冒险分子、坏分子等。到1923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党员人数由1920年第十次代表大会时的73.25万人下降到了38.6万人，下降了47％的比例，但党的战斗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大提升了。
我们党也一直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XJP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着力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着力增强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力，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5】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不断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为什么要作为毕生追求？从根本上说，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决定的，是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严密最科学最彻底的思想体系。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6】111。邓小平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7】63他又讲：“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7】63XJP2015年9月11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8】。
第二，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认识深化的结果，也是对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确保我们党始终能够驾驭市场经济的要求。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XJP指出：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9】。如何防止渗透到党内生活中的商品交换原则不扩散？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这个方面，我们党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成效显著。2016年12月初，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22人，给予纪律处分的中管干部212人；谈话896人次，函询1863人次，了结2753人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0余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0余万人。这些举措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10】。
第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政治本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15年10月29日，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XJP明确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党章中的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11】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党章，自觉地按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去要求自己，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4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建设必须自觉接受广大人民的监督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出发，列宁认为，人民有监督一切国家公务人员的权利。他非常重视人民群众行使检举、揭发和控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行为的权利。列宁指出：“我们应该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12】186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列宁领导苏俄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第一，切实把人民监督权放在突出的位置看待。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苏俄就颁布了由列宁起草的《工人监督条例》。根据条例，成立了全俄工人监督总委员会和地方工人监督委员会，由工厂委员会、工会和工人合作社的代表组成，直接行使监督企业的权力。1918年11月，列宁在起草的一份决议中规定，任何一个公民对苏维埃机关或者是负责人的任何措施（或拖拉作风，等等）提出控告，该负责人或机关必须写出简要记录，以及事情的实质，并将一份交给控告人，一份呈报上级机关，拒不写简要记录的负责人，法院要予以追究。第二，设立并且不断改进专门监督机构的工作，使监督效率得到保证。为了扩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十月革命后立即就成立了苏维埃监督委员会，1918年3月设立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1920年1月，又改组为工农检查院。1920年2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工农检查院条例》，目的是使工农群众独立行使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权，要求检查机关只受中央领导，保留检查机关依法对地方政权一切决议提出抗议的权力和职责，从而提高监督机构的权威。工农检查院与其他国家机关不同，它完全依靠工人农民群众，实现工人化和农民化。但是，在实践中，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并不令人满意。因此，列宁在1923年1月23日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改组检查院的建议。主要包括：其一，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他们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其二，把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人员缩减为300～400人，这些人能够认真负责，了解国家机关，了解科学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办公等方面劳动的原理，能够职业化地工作。第三，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工作，以使工农检查院有很高的威信，能够更好地行使相应的监督权力。
我们党一贯重视人民群众监督权的行使，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落实人民的监督权利。我们党始终强调，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领导干部使用权力，使用得对不对，使用得好不好，必须要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XJP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13】136如何实现这种监督，我们党做了大量工作。
第一，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们国家，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所有的人大代表都要自觉地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要受到人民的监督。我们要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民的监督权从各个环节上得以落实。
第二，十分重视国家监察机构的建立健全。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其中规定在政务院之下，各部委之上之外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其职能是负责监察政府机关和政府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1954年，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后，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部。1959年4月，因国家管理体制调整，撤销了监察部。1986年12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恢复行政监察体制，组建监察部。1987年7月1日，监察部正式对外办公。1993年，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监察机关实行合署办公。随着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国家监察机构面临的任务更加繁重，需要进行更加科学的改革。2016年1月，XJP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要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14】。为此，2016年11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方案》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这一体制的建立不仅会进一步提高监督的效能，而且能够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
第三，完善党内监督制度。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条例》尽管是党内法规，但一直强调人民监督。《条例》提出党内监督必须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要求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自觉接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督，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对待、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推动党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虚心接受群众批评。可以说，党内监督的成效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群众监督的落实状况。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执政的短短7年内，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作了很多探索，既有实践的措施，又有理论的思考。我们要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把握列宁国家政权建设思想的精髓，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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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JP.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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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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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XJP.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10】王岐山.全面从严治党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J】.中国纪检监察，2016（23）：8－11.
【11】XJP.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求是，2016（1）：1－3.
【12】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4】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党内监督【N】.人民日报，2016－01－13.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辛向阳：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品格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全面系统阐述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深入学习《纲要》，把握《纲要》阐述的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逻辑和理论体系，就能体会到这一思想具有的独特品格。
1.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哲学底蕴，善于从历史大视野中进行深度哲学思考，把握历史发展大趋势
XJP总书记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看待时代的本质，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个论断鲜明指出，新时代不是别的时代，是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中的关键时代。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信心，推动全党全国人民更加自觉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逐步走出低谷。
XJP总书记站在大航海时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潮头，回答了经济全球化是无法逆转的总趋势。XJP总书记科学概括了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二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经济上则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市场。三是经济全球化阶段，随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对立局面不复存在，两个平行的市场随之不复存在，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时代潮流。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
XJP总书记从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角度回答了中国历史的特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XJP总书记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国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在全方位的开放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它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0多年的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5000多年悠久文明是我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壮大的最深厚的文化土壤。
2.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强大的守正创新性，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推进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雄辩地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针对这些错误的观点，XJP总书记予以明确的驳斥。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人间正道，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XJP总书记反复强调，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还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大政治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的学说，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反对西方所谓“宪政民主”，又要坚持依宪治国，既要反对“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又要回答“权大还是法大”的真命题等。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XJP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辉煌的过去、灿烂的现实和光明的未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哪里克隆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效仿别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展现的根本性保障，更是这一制度的灵魂所在。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问题上决不能含糊。与此同时，我们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特别是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努力从机构职能上解决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解决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国家治理体系中党政军群的机构职能关系问题，为有效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最大制度优势提供完善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有效的工作体系。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不动摇。XJP总书记一再强调，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在正确方向的基础上，大胆进行改革，既要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3.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的风险忧患意识，始终强调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防范化解风险
XJP总书记指出：“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风险，这是我一直强调底线思维的根本含义。”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体是好的，但也面临着多方面的风险挑战。比如，在政治上，我们面临着“分化”“西化”风险，一些西方国家或者用人权打压我们，或者在国际治理中用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来绑架我们甚至逼迫我们就范。可以说，各种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始终企图在我国策划颜色革命。在经济上，我们面临着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风险，一方面要跨越非常规的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特有的关口，特别是要打赢三大攻坚战；另一方面，必须跨越常规性的长期性的关口，也就是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等等。
防范化解风险就要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家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不搞“全盘西化”和“全面移植”，建设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维护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防范化解风险就要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使制度成为化解一切重大风险挑战的稳固根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这是我们防范风险挑战最根本的基础、真正的防火墙。我们还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调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以制度和机制为依托，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决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
4.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能动的自我革命性，在伟大社会革命中推进自我革命
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指导实践和推动工作中展现出强大真理力量和独特思想魅力，这恰恰来自于其自我革命性。XJP总书记指出，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
伟大的自我革命性体现在勇于让人民评判和裁决一切。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XJP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为此，就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每一个党员干部的思想中、具体落实到行动上，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
伟大的自我革命性还体现在敢于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去疴治乱，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奔着问题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坚忍不拔的韧劲，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不仅夺取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而且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改善，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
（作者：辛向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辛向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回答的三个重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一系列极为复杂的难题需要进行科学回答。2018年7月，XJP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特别是要看到，在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1】这些前所未有的问题都是需要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科学回答的。
一、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回答如何把处于低潮的社会主义推向高潮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出现复苏的新潮声，但总的来说，社会主义依然处在低谷期。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科学社会主义要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这两者紧密相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以科学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为基础的。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进入了一个与资本主义既合作共赢又激烈竞争的时代
2017年9月29日，XJP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2】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代？那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大过渡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不断赢得比较优势，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是这个大的历史时代中的一个关键时代，要确保到本世纪中叶使社会主义实现伟大复兴。
2018年10月11日，观察者网发表了题为《一封驻美记者朋友的来信：美国对华政策，连常识都守不住了？》的文章，文中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评论写道，今天美中间的贸易争端，不只是属于商业版面的故事，也是进入历史书籍的故事。他说：‘当前的局势完全是一场斗争，为的是重新制定全球最老和最新的超级大国——美国与中国——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这不是一场贸易口角。’”【3】归根结底，中美贸易战的背后是模式之争、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2018年6月以来，美国的政要反复指责中国模式。2018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说：“中国正在计划着回归明朝模式，当然以一种更强悍的方式，要求其他国家成为他们的朝贡国，对北京叩头；……这个多元的世界有很多条路，他们却只推行‘一带一路’，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复制他们国内的威权模式；……并利用掠夺性的经济手段让其他国家累积巨大的债务。”【4】2018年6月1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了长达3万多字的演讲，他表示，必须让全球经济重回“美国模式”，尤其是要在非洲驱除中国的影响，让非洲走“美国模式”，而不是“中国模式”。【5】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长篇演说。他无知且傲慢地指责中国近年来朝着控制和压迫本国人民的方向急转弯，还可笑地指责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到2020年，中国的统治者试图落实奥威尔式的体系，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信用分数’，前提是几乎控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政要指责的都是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也就是说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制度之争也”。
2．如何赢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
2013年11月，XJP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说明指出：“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人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6】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在改革开放中大力发展生产力，其中根本的一点就是发展现代化大工业，建设制造强国。早在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7】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建设制造强国。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强大的国家一定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制造业的霸主地位受到日本的挑战，钢铁、汽车、家电、存储芯片江河日下，当时美国人发誓要“夺回失去的优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1986年下半年集聚了一批多学科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组成工业生产率委员会，几十位专家学者经过历时三年的调查和研究，仅八个行业就访问了200多个世界级大公司、550位专家，于1989年形成了名为《美国制造》的研究成果。结论就是：“一个国家要想生活得好，就要生产得好。”全球知名企业家、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席、陶氏化学CEO利伟诚（Andrewiveris）出版了《美国制造：从离岸到回岸，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他以陶氏化学公司为例指出，制造业岗位外流将导致一个国家或城市无法长期保留设计、研发与企业总部，长期脱离制造的研发能力会萎缩，“将没有知识产权的产生”。【8】哈佛商学院企业管理教授加里·皮萨诺和该院技术运营管理教授威利·史出版了《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一书，强调制造业的极端重要性。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瓦拉科夫·斯米尔出版了《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从美国制造史的角度，揭示出不同历史阶段制造业在推动美国崛起繁荣中起到的不可替代作用。【9】美国在当今世界高端制造业领域具有主导地位，其经济统摄力是巨大的。按照波音公司2014年公布的产品目录价格，每架波音787飞机的目录价格为2.571亿美元，按1美元兑换人民币6.2元的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约15.94亿元。中国必须在制造业特别是在高端制造业领域迎头赶上。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18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我们要更多依靠中国装备、依托中国品牌，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中国制造2025》提出，力争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到2025年，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当前，美国针对“中国制造2025”设置了种种障碍，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把这一战略贯彻下去，决不可半途而废。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发展时间经济。马克思十分重视资本的时间性，他指出：“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0】“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往运输手段——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往运输手段——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11】马克思重视资本的时间性，强调时间性优于空间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发展时间经济形态。时间经济形态就是利用时间因素，使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经济形态。时间经济表现为：一是时区经济，即以时区的互补为基础发展交易性经济。伦敦、纽约、东京三大世界级城市共同构成了24小时的不眠之夜，这为“不能过夜的资本”提供了全球运作的平台，全球三大证券市场由此形成，华尔街、伦敦金融城、新宿之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融链条。2010年9月，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过一部电视纪录片《华尔街》，其中讲道：“纽交所结束了一天的交易，但华尔街人的工作并没有停止，3个小时后亚洲证券交易市场的开市钟声将首先在东京敲响，11个小时后伦敦交易市场也开始沸腾起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已经挣脱了时空的束缚，在更加广阔的金融星球上运转着。”二是时序经济。日常经济活动不是局限于8小时的工作时间拉动和派生的经济活动，而是充分延伸经济活动的时长，如发展夜间经济活动，不断衍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应发展适合人们夜间消费的经济形态，使更多的人能够在夜间进行生产和消费。我们有的城市已经开始重视夜间经济的发展。2017年11月，南京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夜间经济的繁荣程度是一个城市经济开放度、活跃度的重要标志，是发展现代城市经济的重要内容。
二、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回答如何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从1992年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26年的发展，我们不仅建立了这一体制，而且完善了这一体制，并且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给党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何使我们党不被市场逻辑所驾驭？我们党一直强调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而且明确提出要经受住市场经济的考验。
1．防止党内出现利益集团
防止党内出现利益集团是近百年来很多共产党人都在思考的重大问题。1923年，匈牙利著名思想家卢卡奇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梅洛·庞蒂称誉《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包含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所在。卢卡奇曾经谈到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内部会不会出现社会分层，进而会不会出现利益集团？卢卡奇特别指出：“在（俄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论纲中几乎逐字逐句复述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它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它清楚地了解整个无产阶级所要走的历史道路，并且力求在这条道路的一切转弯处不是捍卫个别集团或职业的利益，而是捍卫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12】这个问题，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在1926年也曾经提出过。我们党一直以来高度重视防范党内出现利益集团的问题，提出坚决防止党内出现利益集团。2015年10月29日，XJP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了防范党内出现利益集团的最根本的方法：“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党章中的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就是要防范和清除这种非法利益关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恢复党的良好政治生态，而这项工作做得越早、越坚决、越彻底就越好。”【13】一旦出现利益集团不仅会严重破坏党的政治生态，而且容易被市场经济中的利益集团所操纵。
2．防止商品交换原则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
2014年10月8日，XJP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人家请君入瓮了。”【14】怎么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广大党员干部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其次，要从制度上确立当官与发财之间的界限。XJP总书记明确说过：“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15】再次，防止被利益集团俘获。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坚持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
3．有效整合各种新的社会群体的政治诉求，防止出现“山头政治”
对于新的社会群体的涌现及其新的诉求，我们党一直高度关注。XJP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了新的社会群体的产生与发展。2013年11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刘云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强调指出：“认真研究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政策诉求，包括注意关注蚁族、北漂、海归、海待、散户等社会上新出现的人群。”【16】2014年10月，XJP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近些年来，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17】2015年5月，XJP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包括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在内的网络人士大量涌现。在这两个群体中，有些经营网络、是‘搭台’的，有些网上发声、是‘唱戏’的，往往能左右互联网的议题，能量不可小觑。”【18】他还进一步指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知识分子，如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等专业人士，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成长起来的社会群体。目前看，这些人主要在党外、体制外，流动性很大，思想比较活跃。”【19】可以说，当代中国不仅有鼠族、蚁族、啃老族、节孝族、老漂族等“族群”，而且还有教师、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咨询师等“雄狮军团”；不仅有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构成的“387061”部队，还有网络写手、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组成的自由职业者。
新的社会群体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策诉求，也有自己的政治诉求。这些诉求在党的领导下会融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会变成游离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外的因素，从而变成异己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可以把新的社会群体纳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中，使他们的代表人士成为合格的人民代表；在党的领导下，把这些社会群体组织起来，通过他们所在的组织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与这些社会群体进行广泛全面的协商，在协商中实现这些社会群体的正当利益。
三、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回答如何应对中国对外开放中遇到的新挑战
当前，中国的全方位对外开放遇到了新的挑战，既有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又有很多逆全球化的潮流。面对这些新情况，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看待这些挑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1．当前的国际经济出现了两个隐形的“平行世界市场”
第一，市场经济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分。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区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达己也达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损不足而奉有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平等性和包容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全球经济的圈层化和个别国家的优先性。这两种市场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矛盾甚至冲突，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一些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名禁止诸如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进行正常的投资和购并。2017年11月，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2017年度报告，其中关于中国对美投资部分的工作建议中限制中国国有资本对美投资和限制中国对美高科技产业投资的意图十分明显。
第二，西方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一直设有各种隐形的壁垒。第一个隐形壁垒就是给中国贴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标签，指责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采取各种关税政策打压中国的市场经济，如美国2018年9月24日实施的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政策。第二个隐形壁垒就是设置各种隐性规则和障碍，以非市场经济的不公平的方式禁止对中国的高新科技贸易。从约70年前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到20多年前的《瓦森纳协定》，一条主线就是禁止向中国转让高新技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正式名称是“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是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秘密成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纠集起来的一个非官方的国际机构，其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新技术。1952年成立中国委员会，是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执行机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宗旨是执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政策。禁运产品有三大类，包括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战略产品。禁运货单有四类：Ⅰ号货单为绝对禁运者，如武器和原子能物质；Ⅱ号货单属于数量管制；Ⅲ号货单属于监视项目；中国禁单，即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该禁单所包括的项目比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适用的国际禁单项目多500余种。苏东剧变之后，巴黎统筹委员会于1994年4月1日宣布正式解散。但很快，新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即《瓦森纳协定》出台。在美国的操纵下，1996年7月，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个国家在奥地利维也纳签署了《瓦森纳协定》，决定从1996年11月1日起实施新的控制清单和信息交换规则。《瓦森纳协定》包含两份控制清单：一份是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涵盖了先进材料、材料处理、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等9大类；另一份是军品清单，涵盖了各类武器弹药、设备及作战平台等共22类。中国同样在被禁运国家之列。也就是说，中国想通过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手段很难获取国外的高新技术，原因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2．如何打破隐形的市场壁垒
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要打破这种隐形的市场壁垒，具体来说就是：
第一，坚定不移地把“一带一路”建设好，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相互融通。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发起的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共建“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包容的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五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大幅提升了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我们同“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2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能够不断拆除世界经济中存在的市场壁垒，为各国人民造福。
第二，以更大力度推进对外开放，以更大力度维护好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安全。2018年10月，美墨加贸易谈判结束。在推进美墨加贸易谈判时，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主动爆料，新签署的协定内容中，有一项旨在阻止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的“毒丸条款”，并有可能在未来美国与日本、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达成的贸易协定中被复制。罗斯声称，《美墨加贸易协定》是一项堵塞贸易协定漏洞的措施，过去这些漏洞使得中国的贸易、知识财产权和行业补贴行为变得合法化。根据《美墨加贸易协定》中这项新的防堵中国的贸易条款，如果任何一个协定签约国与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贸易协定，那么，另外两个国家就可以在6个月内自由退出，并达成双边贸易协定。针对此条款，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杨云东说，中国谴责“有关国家公然干涉别国主权的霸权行径”，中国反对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架构外“杜撰”市场经济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等概念，并对“有关国家经济主权受到损害感到悲哀”。2018年10月11日，在我国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发言人指出：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规则中，没有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条款，其仅存在于个别成员的国内法中；建立自贸区的目的是便利成员间的贸易，不应该限制其他成员的对外关系能力，不应该搞排他主义。这种排他主义的贸易安排最终损害的一定是自己，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万钧列车，是世界性大河奔涌向前的潮头，任何鲁莽的力量都无法使之改道和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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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JP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N】.人民日报，201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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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邵旭峰.美国防长说中国推明朝模式，商务部长说要给中国更多痛苦【EB／O】.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37528697＿365982.
【5】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危害美国的最大“犯人”是中国【EB／O】.中国网，https：／／miitary.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80620／32557487.htm.
【6】XJP.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11－1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4.
【8】【9】郑渝川.制造业兴衰如何影响美国国运？【N】.广州日报，2014－12－05.
【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3，16.
【12】【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译者：杜章智，任立，燕宏远.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26.
【13】XJP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30－31.
【14】XJP.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15】霍小光，华春雨.真诚的交流郑重的嘱托——XJP总书记与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速写【N】.人民日报，2015－01－13.
【16】刘云山.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N】.人民日报，2013－11－19.
【17】XJP.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
【18】【19】XJP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35，13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
辛向阳：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2016年，XJP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思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一刻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第一，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可能走向错误的轨道。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声音，鼓噪所谓的“共产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认为共产党是传统政党，要实现从传统政党向现代政党甚至后现代政党的转变。这种观点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西方政党理论的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搞党内多元民主；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讲全民党，就是传统政党。在这种理论看来，共产党只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性质和民主集中制，才能成为现代政党或者所谓后现代政党。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现代政党，它能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不存在什么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问题。当然，中国共产党不存在转型问题，不意味着我们党内不存在问题。目前党内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少的，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解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与什么转型无关。
第二，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们推进国家治理提供科学的方向，而且使国家治理在降低制度成本的同时更加有效率。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是现代化的，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民主的，也就是符合民意的；二是有效率的，能够及时解决面临的各种日常的和紧急的重大问题；三是低运行成本的，也就是制度执行的成本相对不高。这三个条件的实现，都离不开信仰体系的构建。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讲：没有信仰的支持，法律体系是毫无意义的。美国著名学者伯尔曼也有一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XJP总书记也指出：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我国是个人情社会，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权力领域，就会带来问题，甚至带来严重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引导全社会对法律的信仰，通过信仰形成对制度遵守的自律意识，从而降低治理成本。我们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人民立场和科学立场，这三大立场是保证国家治理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就要强调国家治理的政治性，要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基础上推进治理现代化。
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偏离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坚持的立场，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保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不仅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义，而且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正义性。XJP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的基础。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就要强调国家治理的人民性，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治理。
坚持国家治理的人民性，就是要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的主体作用。坚持国家治理的人民性，要对那种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是“精英治理”和“贤能政治”的看法进行客观分析。有的学者讲，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加拿大学者贝淡宁在其2016年出版的《贤能政治》一书中使用“垂直民主贤能政治”概念来阐释中国的模式：基层层面充分展现了民主的价值；越往政治决策链的上层追溯，其领导者的擢升就越呈现出贤能政治的特点。这种看法已被相当多人认同，但“贤能”这样的话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精英”这样的话语是西方话语，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国的国家治理是人民治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先锋队是冲锋在前、冒风险在前、牺牲在前的队伍。先锋队的成员都是人民的一员，是人民的勤务员。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民话语已经超越了“贤能”和“精英”这样的话语，“贤能治理”或者“精英治理”这样的概念，并不能够完全概括中国的这一制度优势。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就要强调国家治理的唯物史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XJP总书记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也是如此，我们要沿着这条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走下去，不能偏离，不能脱离，更不能背离。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
列宁指出：“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在国家治理问题上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广阔的思维空间。
第一，着眼于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
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这一理想的实现是建立在自由时间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提出了“自由时间”的概念。他用“自由时间”产生和扩大的过程论述了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2页）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使广大民众没有自由时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的等生理上必须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0页）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将为人类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时间，在公有制基础上充分涌流的物质财富为人们创造出最大化的自由时间，不仅所有的人都会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有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页）而且“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自由时间理论告诉我们：首先，国家治理一定要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更多的时间，给予人们更多地参与政治、了解政治、学习政治知识和掌握政治技巧的时间。要更多地了解政治，才能更好地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其次，国家治理一定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XJP总书记说：“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实现这样的协商，就需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在协商民主制度下，协商的主体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是平等的，是可以进行充分讨论的；协商的结果必须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共识或者交叉共识、重叠共识，不能是与协商主体看法毫无关联的意见。
第二，着眼于列宁的物质空间理论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发展。
列宁十分重视民主发展的空间和物质条件问题，他多次谈到苏维埃政权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实现自身政治权利的物质空间。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民主之所以是虚伪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资本家、剥削者、地主、投机商掌握着十分之九可供开会的最好的建筑物，掌握着十分之九的纸张、印刷所等等。1918年8月20日，列宁在写过美国工人的信中说：“无产阶级专政则要从资本家手里把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筑物、印刷所、纸库夺过来供劳动者使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页）在1919年2月的《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列宁指出：“劳动群众能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施加更直接的影响，即民主制的更高的形式的实现，在苏维埃这种类型的国家，同样是靠下述两方面达到的：第一，选举的程序和经常进行选举的机会，以及改选和罢免代表的条件，对于城乡的工人来说，比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好形式下都容易和方便得多。第二，在苏维埃政权下，基层选举单位和国家建设的基本单位不是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工厂）划分。”（《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2—723页）苏维埃政权能够提供最好的条件包括物质条件和空间条件，让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不断实现自身的政治权利。
列宁的思想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为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民主权利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和空间。第一，民主的物质空间就是生产空间。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要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应当把企业生产产品的过程与生产民主权利的过程统一起来，也就是把生产过程与民主过程有机统一在一起，而不是两张皮。在国有企业完善治理制度的过程中，要把企业职工民主建设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来抓，使广大工人阶级真正发挥出主人翁的作用。第二，要把互联网空间作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的场域，推动互联网政治发展。XJP总书记明确指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21世纪是互联网的世纪，要不断深化对互联网政治的认识，建立更加畅通的渠道，让广大民众参与社会事务和重大决策。
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
XJP总书记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掌握和学习，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的多次集体学习时都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性。
第一，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
社会基本矛盾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生产力发展了，一定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变革了，必然会造成经济基础的变化；经济基础变化了，一定会引起上层建筑的调整。不仅如此。改革的方向和趋势也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也就是说，今天这样改而不是那样改，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状况决定的。正是由于科学地掌握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性质和状况，我们才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让政府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这便是矛盾的两个方面。
同样，正是因为科学地掌握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性质和状况，我们才能够紧紧扭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牛鼻子”，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以更有力的举措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为破除制约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进一步形成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而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正是遵循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的产物。
第二，坚持阶级分析法。
XJP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坚持阶级分析法。有了这一方法，我们就能坚持住治国理政的根本，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制度化、资本主义化。坚持阶级分析方法要做到：
一是国家治理中始终坚持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心骨。
二是发挥好工人阶级作为我国的领导阶级、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的作用，把工人阶级治理国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且建立多方面的制度，让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作用得以更加充分发挥。2017年2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强调：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高度，加快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按照“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的总体思路，针对影响产业工人队伍发展的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提高产业工人素质，畅通发展通道，依法保障权益，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
三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农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农村治理现代化纳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中加以考虑，采取得力举措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四是把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阶层新人群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不能让他们游离在体系之外。要认真研究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政策诉求，包括注意关注蚁族、北漂、海归、海待、散户等社会上新出现的人群，分析哪些是共性需求、哪些是个性需求，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关注他们的需求是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还要把蚁族、北漂、海归、海待、散户等新人群组织到国家治理体系之内。
（作者：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辛向阳：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在实践中发展真理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了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他进一步强调：“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今天，结合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待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更加感觉邓小平同志这一论断的科学性、真理性，更加促使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坚持和发展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一、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
1.马克思主义用实践的观点解决了人类思想上的一个重大难题，即真理性认识的标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一直众说纷纭，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把思维本身当作完全独立的自主体，把思维进程当作现实事物的造物主。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进程就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他甚至以理念的名义将思维进程转变为一个自足的主体，而仅仅将现实东西刻画为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问题。俄罗斯波罗的海通讯社网站2018年4月29日发表亚历山大·热列宁的文章，明确指出：“马克思相信，如果理论与事实不符，就意味着理论有误。真理不在某个聪明的脑袋里，而在现实生活中。他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事实就是如此。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一系列真理性的认识被实践检验的过程就证实了这一点。XJP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性标准的确立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是人类思维的重大变革。
2.真理是标志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范畴，而要判明主观是否符合客观以及符合的程度，只靠主观认识自身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就是把主观与客观联系在一起的人的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优点；社会实践不仅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优点，而且具有客观物质性的优点；社会实践不仅具有个人创新性的优点，而且具有人民创造性的优点。这些优点使社会实践成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根据。毛泽东指出：“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在物质生产过程中，错误的认识会被社会生产发展所甄别、淘汰，正确的认识会转化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例如，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大发展的强大力量。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先进阶级的正确认识会使这一阶级成为领导历史发展的力量，落后阶级的错误观念会被历史所抛弃，例如法国大革命前代表“第三等级”利益的思想成为推动大革命的强大杠杆。在科学实验过程中，真理性的理论和假设会被证明、证实，错误的理论和假设会被证伪，400年来，物理学已经从牛顿经典力学发展成为了量子力学。这些都说明，真理总是会被实践所证明。
3.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就是在工人阶级运动的实践中得到充分检验的。恩格斯在1890年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中指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42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自己的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九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马克思主义是在共产主义事业发展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被检验过的，是被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因而具有巨大的现实指导作用。
4.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我们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实践要求，才推动了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XJP总书记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他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真理性、真理的威力鲜明地体现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之中。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只要变化了，生产关系就要随之调整，相应地，经济基础就要变化，同时就要引起上层建筑的改革。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思想为指导，通过改革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这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自觉地发展生产力。XJP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检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一次又一次的中国化，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转化为实践要求的结晶。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有人说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为此，XJP指出：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功，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真正体现科学社会主义要求的。
二、实践是发展真理性认识的强大动力
实践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经常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而且会发生剧烈变动。由实践证明了真理，会随着实践的深入、实践的转向、实践的变动，逐渐变得更加全面、系统，真理性认识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得到丰富和发展。
1.社会实践本身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社会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不可能一下子就呈现在人们面前。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真理性认识必然伴随着社会实践的广域化、深度化而丰富发展，任何真理性认识都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被社会实践不断证明的同时，一些具体的论断特别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具有真理性的认识，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会失去其意义，会发生形式与内容的转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谈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是正确的，即使如此，站在25年后的角度看，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基本原理要与具体历史条件相结合，因此《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的具体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1872年，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25年来大工业的巨大发展，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需要有更加符合实际的认识。由于工人运动实践波澜壮阔的发展，《宣言》中的某些地方要做修改，某些地方会有不同的写法，有些地方已经过时。这些修改和变化是由实践本身决定的。列宁在谈到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时指出：“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这种确定和不确定，正是反映了实践本身的变动性，更会深刻影响到真理性认识的发展。
2.社会实践的发展推动着人们对于自然科学认识的深化，使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日新月异。社会实践的需要会引起科学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引起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真理性认识的深化。当今世界，由于经济社会实践的要求，新一轮科技革命曙光初现，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性突破正在开辟新前沿新方向，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大数据、智能终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信息技术同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技术相互融合步伐加快。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真理性认识随着社会生产实践要求日益旺盛而更加丰富。人口老龄化趋势，形成了对生物技术进步的巨大需求，促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XJP总书记2013年7月17日在中国科学院视察工作时曾经指出：“还比如，人造生命。这几年，这个领域的研究发展很快。二〇一〇年第一个人造细菌细胞诞生，打破了生命和非生命的界限，为在实验室研究生命起源开辟了新途径。有的科学家认为，未来五至十年人造生命将创造出新的生命繁衍方式。这些不仅对人类认识生命本质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医药、能源、材料、农业、环境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和应用前景，也将给生命伦理带来全新挑战。”人造生命、生命新的繁衍方式以及生命伦理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加深认识的领域。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日新月异的实践发展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论创新无一不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邓小平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实践的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从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刻总结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上升到理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卓有成效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它是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产物。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把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它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产物。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它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历史性变革实践的产物。
三、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2013年1月5日，XJP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在今天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3年8月19日，XJP总书记指出：“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对于这一问题，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给出了精彩的回答。这就是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更加丰富的回答，更是对新时代历史问题的科学解决。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不仅回答了两大基本问题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而且回答了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十七个具体问题。
2.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我们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现实动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强调的基本原则。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改革开放后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难题。我们不断在实践中探索，从最初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狠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在实践中基本上破解了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我们不仅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要解决好党与市场的关系，因为一方面党面临的四大考验中很重要的一个考验就是市场经济的考验，另外一个方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如何经受住考验、如何驾驭住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认识：第一，要尊崇党章，维护党章，履行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通过制度的防火墙切断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侵蚀的通道。第二，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XJP总书记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有了政治利益集团，党就会丧失先进性，就会发生政治蜕变。第三，领导干部要严格自律，防止被利益集团围猎。2017年2月1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XJP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坚持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要解决“被围猎”问题，就要增强领导干部的信仰定力和道德定力，防止形成“圈子文化”。
3.人民群众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是我们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生生不息的强劲动力。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创新性发展。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对人民群众需要变化实践的深刻把握。首先，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解决。“有没有”的问题40年中在一代代人手中得到解决，20世纪80年代先是解决自行车、缝纫机的问题，90年代解决了电视机、电冰箱的问题，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初步解决了房子、小汽车等问题，现在逐渐进入个性化、多样化、小批量的需求阶段。其次，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内涵和领域不断扩大，从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向多样化需要扩展。例如，养老服务就是一个新需求。近几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再加上随着人们预期寿命的提高，对养老的需求呈几何级数增长。为此，要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改革，保障基本需求，繁荣养老市场，提升服务质量，让广大老年群体享受优质养老服务，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再次，人民群众需要的质量在提升，从数量要求向质量要求转变。过去，我们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是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XJP总书记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八个“更”字，每一个方面都包含着质量的要求。第四，人民群众的需要不断升级而且呈现出个性化的特点。例如，在人民群众的多方面需要中，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越来越突显。正因为生态环境需要越来越重要，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四个方面需求的变化就反映了人民群众需要已经不是过去的仅仅是物质文化的需要，还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方面的需要。这些变化推动了我们对于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深化。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在新时代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每一次伟大飞跃都会产生伟大的思想，三次伟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精彩的新篇章。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副院长、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辛向阳：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理论建构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在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弱小走向强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在自我革命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自我革命不但是每日每时进行的实践活动，而且是越来越丰富的理论创造。正是我们党有了自我革命的科学理论，才始终生机勃勃地走在正确的道路上。2019年6月24日下午，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举行了第十五次集体学习。XJP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成果，如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从严管党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内监督，接受人民监督，不断纯洁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党的肌体，等等。”【1】在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系统总结和概括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理论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自我革命的思想基础，也有组织基础和作风基础。
一、进行自我革命必须坚定理想信念
坚定理想信念，是进行自我革命的思想基础。自我革命就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这一勇气来自我们党崇高的革命理想。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自我革命是不可能深入推进的。
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理想，它要以生产力的极大丰富和发展实现按需分配，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充分自由又彻底全面的发展。这一理想既超越了各种各样宗教的天国、天堂，又超越了各种空想主义者的理想国、千年王国或者乌托邦、太阳城、法朗吉。这一理想超越了人类思想史上任何思想家所能想象出来的未来景象，是宏大、卓越的。共产主义理想又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现实的理想，它根植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中，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根植于工人阶级伟大的解放运动之中，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向着这一理想前进。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3】思想体系和制度体系，唯独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世界，而葆其青春之美妙，“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4】。有了这一远大理想，眼界高了，能够不畏浮云遮望眼了，也能够不被乱花迷了眼，更能够练就认清历史发展真面目的千里眼。
为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去奋斗，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幸福。我们的人生价值就在于用有限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这一无限伟大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的高低就表现为“为这一理想做出贡献的大小”，贡献越大，生命的价值就越高。XJP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5】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使我们能够无私无畏地面对各种艰险和挑战，甚至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足惜；使我们能够时刻面对自身的问题，用锋利的手术刀割掉身上存在的病症。
二、进行自我革命必须加强党性修养
加强党性修养，是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党性修养就是对党员干部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通过这一教育，使党员干部自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斗争本领和斗争精神。
自我革命的过程就是党性修养的过程。没有党性修养的党，是不可能有战斗力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生命力正是来源于对党性修养的强调和建设。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实现共产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双重历史使命和责任。这一历史使命是由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肩负起来的，没有党性修养，这一使命是难以担负的，因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只有这一基石稳固了，事业才能顺利推进。靠不断加强以党性为主要内容的修养，我们党不但变得组织强大，而且变得思想强大，自我革命的意志因此才会更加坚定。
新时代的自我革命尤其要求加强党性修养。一方面，要弘扬共产党人历来强调党性修养的好传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同志就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回答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进行什么样的修养、如何进行修养等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党的建设的发展。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刘少奇同志严厉批评把个人利益摆在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的种种自私自利的思想。在新时代，我们进行党性修养、推进自我革命就要自觉地把人民利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另一方面，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关于个人修养的思想转化为共产党人的修养。这一点，也是XJP总书记十分强调的。2014年3月7日，XJP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王守仁（王阳明）曾在贵州参学悟道，贵州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有独特优势，肯定“王阳明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XJP在2015年12月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弘扬阳明心学：“‘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6】共产党人的“心学”是以共产主义信仰为基础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的。XJP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7】68当然，这里XJP总书记讲的“心学”已经是共产党人的修养之学，不是封建社会统治者的心学。
三、进行自我革命必须从严管党治党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从严管党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保障。一个政党只有坚持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穿于管党治党全过程，才能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力量和能力革除党内存在的问题。一个政党只有把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起来，才能有自我革命的品格和气质。
从严管党治党，使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勇气和能力大大提升。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全党真正增强了“四个意识”，坚定了“四个自信”，做到了“两个维护”。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和落实，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和贯彻，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和清除。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党的战斗力大大提高。我们逐步解决了组织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的问题。XJP总书记指出，“有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严重，目无组织纪律，跟组织讨价还价，不服从组织安排；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在处理一些应该由中央和上级组织统一决定的重要问题时，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搞先斩后奏、边斩边奏，甚至斩而不奏”【8】。这些问题的解决，使党的凝聚力和组织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在解决自身问题上能够及时达成共识，并且形成步调一致的行动，最大限度地解决了问题。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使我们党自我革命的氛围变得健康。有一段时间，党内政治生活的生态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一些党组织没有凝聚力，党员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党组织变成“大车店”“大卖场”“私人俱乐部”；把党内同志关系异化为人身依附关系，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小码头那一套，搞门客、门宦、门附、门人那一套，出现了“独立王国”现象、“私人领地”做派、“诸侯割据”之风，自我革命的意识淡漠了。谈革命、谈自我革命甚至是讳莫如深，要“告别革命”，要“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等。可以说，党内缺乏进行自我革命的政治氛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一直在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建设，提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伟大斗争、伟大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7】38通过净化政治生态，我们立规明矩，把各项纪律规矩立起来、严起来，使各项纪律规矩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一触即被电击的高压线”，防止了“破窗效应”；通过净化政治生态，让那些阳奉阴违、阿谀逢迎、弄虚作假、不干实事、会跑会要的干部基本上没了市场、受到了惩戒，倡导了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能干事、会干事、干净干事的干部越来越多，全党自我革命的勇气倍增。
四、进行自我革命必须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
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是进行自我革命的有效方式。把两种教育结合起来，既能够通过日常的教育潜移默化地促进党员干部思想觉悟的提高，又能够通过集中的教育啃下一些日常教育中难以解决的难题。两种教育方式相互作用，既有润物细无声之用，又有醍醐灌顶之效。
坚持经常性教育，扎扎实实对党员干部进行政治思想的教育，这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日常化。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9】XJP总书记一直强调抓党员干部日常教育的重要性，通过日常教育，能够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家园。日常教育就是要形成燕子垒窝的恒劲、蚂蚁啃骨的韧劲、老牛爬坡的拼劲、啄木鸟啄木的硬劲。为了使日常教育制度化、规范化，2019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党员教育管理是党的建设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条例》要求党支部应当运用“三会一课”制度，对党员进行经常性的教育管理；党支部应当每月开展一次主题党日，贴近党员思想和工作实际，组织党员集中学习、过组织生活、进行民主议事和开展志愿服务等；基层党组织应当注重分析党员思想状况和心理状态，党组织负责人应当经常同党员谈心谈话，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坚持集中性教育，从深层次上解决党员干部思想上的问题，这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集中性教育一个重要的目的是通过形成风暴式的政治氛围，使党员干部产生一种自觉意识，从而用非常规性的手段解决一些重大的难点焦点问题。这种方式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无论是延安的整风运动，还是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的整党；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整党活动，还是面向新世纪的“三讲”教育活动；无论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还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都很好地促进了党的事业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进行一系列集中性教育。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经历一次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思想受到洗礼，灵魂受到触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用有效的制度机制推动了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当好表率，带头旗帜鲜明讲政治、带头强化党性修养、带头严格自律，切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倡导“三严三实”，强调当个人感情同党性原则、私人关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必须毫不犹豫站稳党性立场，坚定不移维护人民利益。2019年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次主题教育理论学习上的重点就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原有学习的基础上取得新进步，思想政治上的重点是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这些相互衔接的教育活动使党员干部的自我革命意识和本领都增强了。
五、进行自我革命必须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进行自我革命的作风条件。我们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始终能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1923年6月，我们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就出现了“批评”的概念；1928年7月，我们党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七号》鲜明地提出“自我批评”的要求。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确立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进入新时代，XJP总书记明确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必须以整风精神严格党内生活，着力提高领导班子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7】27这种能力恰恰是推进自我革命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勇于开展批评，这是我们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决定的。这种批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批评，是坚持真理和捍卫真理的批评，既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也不是无的放矢的批评，而是为了促进无产阶级事业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同志式的批评，是团结同志的批评，不是为了挟私报复的批评，更不是置人于死地的批评。1943年4月，身为中共华北局书记、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一次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中说，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在政治上应尽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毛泽东看到这篇谈话后，认为这一提法不妥。他在给彭德怀的信中说：“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10】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情怀，是坦诚的思想交流。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11】共产党人的批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2013年9月23日至25日，XJP总书记在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作为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批评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12】
勇于进行自我批评，更是共产党人崇高品格的体现。正是在这种自我批评中，我们党的事业才不断走向胜利。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给我们做出表率。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45周岁的生日，办事处的同志置办了一点瓜子水果，准备为周恩来搞一个简单的祝寿活动。周恩来不仅婉言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还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家庭和参加革命以来的经历，做了深刻的自我剖析，并写下《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做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13】从这里可以看出，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是发自内心的，是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真正能够做到大公无私的。这种自我批评既不是个人的作秀，也不是无病呻吟。这种基于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自我批评不但不会贬损共产党人的形象，而且会极大地提高共产党人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使自我革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六、进行自我革命必须加强党内监督和接受人民监督
加强党内监督和接受人民监督，是进行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历来都强调监督的重要作用，把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有机结合在一起，既强调自我监督的作用，又强调发挥好人民监督的作用。自我监督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犹如数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纵观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能够通过自我监督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严肃惩处党内腐败变质分子，确保党的革命性特质的，可以说少之又少。2016年10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一条例，明确指出：“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14】也就说，没有任何党员可以处在党的监督之外。条例规定了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对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监督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巡视，发挥着全面从严治党利剑作用。我们党的自我监督体系是完整有效的，是推进自我革命的强大保证。
人民监督是党能够长期执政的深厚基础。自我革命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多听听人民群众的意见特别是批评的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黄炎培先生在1947年7月初到延安考察，在与毛泽东的对话中提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希望中国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5】人民监督是我们党永葆生命力的重要力量。XJP总书记多次提及当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这段对话，并强调这番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人民监督是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力，是人民群众发挥创造性的要求。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前提就是党要自觉地接受人民监督。这种监督是全面的，是实质性的。时代是出卷人，党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要能够让人民给我们一个优异的成绩，必须推进自我革命，把“赶考”的事情办好，把答卷答好。
七、进行自我革命必须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
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是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前提。2019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XJP总书记明确指出：“开展这次主题教育，就是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奔着问题去，以刮骨疗伤的勇气、坚忍不拔的韧劲坚决予以整治，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努力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16】如何进行坚决斗争？如何保持新时代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
推进自我革命，就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强大制度保障。什么时候坚持了民主集中制，而且坚持得好，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会大大加强；反之，就会削弱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充分民主的过程就是有效集中的过程，而正确集中的过程也是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那种认为实行民主就会削弱集中的观点，那种认为实行集中就是不用发扬民主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要把二者真正有机统一在一起，就要做到两点：首先，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民主素养。领导干部要把民主素养作为一种领导能力来培养，作为一门领导艺术来掌握。民主素养的高低直接显示出领导干部的能力、水平。民主素养意味着领导干部要有平等待人、与人为善的真诚态度，要反对特权思想，更要反对盛气凌人，要把自己摆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地位；民主素养意味着要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不同意见，力争把各方面的真实意见掌握全、掌握准，进行反复研究、反复比较、择善而从。其次，要善于正确集中，把不同意见统一起来，把各种分散意见中的真知灼见提炼概括出来，把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做出科学决策。
推进自我革命，就要不断纯洁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党的肌体。纯洁党的思想就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问题，对于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言行敢于斗争、敢于批驳。纯洁党的组织，就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加强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建设，包括党组工作建设、工作机关建设、支部工作建设、农村基层组织工作建设、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建设、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建设等，充分发挥每一个组织的坚强堡垒作用。纯洁党的作风，就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三大作风，要同那些人民群众痛恶的作风诸如工作马虎和飘忽、特权行为和独断专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推诿扯皮和上推下卸等进行坚决斗争。纯洁党的肌体，就要建设廉洁政治，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使党永远健康强大。
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是一个永远在自我革命中前行的党。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世界上的绝大部分政党都有自己的党派私利，是无法做到自我革命的。我们要始终保持这种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真正在自我革命中铸就千秋伟业。中国共产党在伟大自我革命中已经走过了近百年历程，百年不是暮年，恰是风华正茂，“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共产党人到中流击水的风华正是来源于自我革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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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27.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0.
【12】XJP总书记讲话精神学习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179.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编.周恩来谈人生【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25.
【14】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
【15】毛泽东传：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29.
【16】XJP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6－0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辛向阳：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1月11日，XJP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从理论和实际、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相结合的高度，深刻分析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科学阐明了新发展阶段的丰富内涵。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建立在准确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XJP总书记指出：“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这表明：一方面，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发展阶段内含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时期，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进入一个站到新起点上的新阶段。新发展阶段的定位，为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人均DP只有100多美元；在改革开放初期，人均DP只有200多美元；经过艰苦努力，到20世纪末达到1000美元，解决了温饱，实现了总体小康；进入21世纪，我国人均DP在2006年达到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20年，人均DP达到10000美元，DP总量超过100万亿元。可以说，我们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届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艰难起步到开启新时期，从跨入新世纪到站上新起点、进入新阶段，是党领导人民风雨同舟、披荆斩棘、砥砺奋进、接续奋斗的结果。这个发展过程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用几十年时间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没有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用勤劳、智慧和勇气创造了人间奇迹。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需要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XJP总书记指出：“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时要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前进征途上我们可能会遇到狂风暴雨、惊涛骇浪，挑战之大前所未有，任务之重不容懈怠。XJP总书记强调：“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这就要求我们在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基础上增强斗争意识、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邢文增：社会不平等与西方左翼复兴的契机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的出版掀起了全球对不平等问题的热议。2020年5月，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更引发了对种族不平等的抗议。实际上，不平等一直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痼疾。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政治问题和社会动荡，使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巨大的挑战与危机，也为西方左翼提供了复兴契机。对左翼而言，针对西方社会不平等现状及其产生的根源来调整斗争策略是其抓住这一契机来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关键。
一、西方不平等日益加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早有论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资本家的手里，而人民群众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2尽管二战后西方国家通过实行累进税、建立和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等措施使社会不平等有所缓和，但并未从根本上消灭不平等产生的根源。近年来，随着资本力量的愈发强大，西方的不平等状况日益加剧。
作为资本主义领头羊的美国，不平等程度一直较高，主要表现为：一是社会总体不平等程度日益恶化。根据美联储报告，美国最富有1％的家庭占有家庭财富总额的比例从1989年的23％上升至2018年的32％，而最底层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摩根大通发布的报告也指出，最富有的10％美国家庭占有近75％的家庭净资产。3在部分地区，不平等的程度更高，如美国人口普查局2018年对美国社区调查的数据显示，以基尼系数0.57而“荣膺”美国“不平等之都”的亚特兰大，2018年顶层5％家庭的平均年收入超过66.3万美元，是底层一半人口（年收入不到6.5万美元）的10.2倍。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民众失业率大幅增加，与顶层家庭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据美国劳工部统计，2020年3月中旬以来，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高达2202万，许多底层民众陷入贫困。二是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根据美国进步中心发布的《系统性不平等》报告，种族不平等一直困扰着美国，即使在种族收入差距最小的1998年，非裔美国人的财富中位数也仅为白人的16％。此后，种族不平等状况日益恶化。2016年，黑人财富中位数为13460美元，同期白人财富中位数为142180美元，二者相差10倍多。从平均财富来看，黑人的平均财富仅为白人的11％。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非裔人群的死亡人数是白人的三倍，且失业比例也远高于白人。例如2020年4月，美国妇女失业率上升至15％，而非裔女性和西班牙裔女性的失业率都高于这一数值，分别上升至16.4％和20.2％。4
即使在相对较为公平的欧洲，不平等也日益加剧。一是两极分化的程度加重。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2019年发布了世界不平等研究机构的托马斯·布兰切特、巴黎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卢卡斯·钱斯尔和法国经济学家阿莫里·格钦对欧洲收入不平等状况的调查报告《欧洲到底有多不平等？———基于1980—2017年国民分配账户的实证分析》。报告指出，1980—2017年间，欧洲最贫穷的50％人口的收入仅增加了30％到40％，收入在50％到90％之间的“欧洲中产阶级”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好处仅略高于50％较贫穷的群体，其收入增长了40％到5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收入最高的0.1％的欧洲人的收入增长超过了100％，而收入最高的0.001％的人现在享受的生活水平是过去的三倍。与此同时，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未能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减少不平等目标。该目标要求，要逐步实现和维持最底层40％人口的收入增长，并确保其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欧洲的数据来看，不平等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加剧。最富有的10％的欧洲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从1980年的29％上升到2017年的34％。同期，生活在贫困线下的欧洲公民则从约20％上升到22％。二是国家间的不平等愈发严重。根据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发布的数据，2017年，东欧成年人人均收入比欧洲平均水平低约35％。南欧国家成年人人均收入相对于欧洲大陆的平均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2017年南欧国家人均收入比欧洲平均水平低10％。北欧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则相对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欧洲平均水平高25％，2017年则高出50％。
欧美的情况表明，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问题。正如卢卡斯·钱斯尔在《发达经济体不平等的十大事实》中所指出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个国家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以不同的速度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未扭转这一趋势。
二、不平等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多方面冲击
不平等尽管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但其影响却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都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对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形成了阻滞。
1.经济萧条与危机难以避免
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5凯恩斯也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由于社会底层群体的消费比例高于上层群体，因而巨大的不平等必然会导致社会总需求疲软。不仅如此，巨大的不平等还会导致经济出现多方面问题，比如“在这样的国家中，税收和其它经济政策更可能去鼓励那些对金融部门更有利的活动，而不是生产性活动”，“不太可能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科技和教育方面开展公共投资”6等等。这些都会导致经济增长缺乏有力支撑，经济动荡与危机必然难以避免。
为使资本主义获得较稳定的发展空间，二战后西方社会曾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通过财政和税收等举措缓解了社会不平等状况。然而，当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思潮后，不平等状况日益加剧，普通民众所获得的社会财富愈发减少，家庭债务逐渐增加。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美国居民家庭债务支付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为13.03％，财务债务支付比例为17.91％，为金融危机的发生埋下了伏笔。法国学者皮凯蒂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速度。金融危机爆发后，本应为危机负责的垄断金融资本却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资助，社会顶层群体不仅未受到损失，反而加快了财富积累的步伐，由此导致的极度不平等必然会在将来带来更为严重的经济动荡与危机。
2.政治极化严重
在政治领域，不平等加剧带来的明显后果就是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
一是资本对政治的控制愈发强烈，西方政党日益演变成“选举机器”。以美国为例。2016年，美国大选支出的竞选资金总和超过80亿美元，选举成本之高刷新了历史纪录。在这种背景下，候选人自身根本无力负担天文数字的竞选支出，而不得不依赖于外围组织尤其是富豪和利益集团的政治献金来开展选举。7这也决定了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必然会以富豪和利益集团的意愿为考量，金钱政治、精英政治已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特征。
二是普通民众难以通过现行政治制度表达自己意愿，政治参与率日益降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民众参与率仅为42.6％，远低于1979年第一次选举时的62％。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选民参与率虽创下了1999年以来的新高，但也仅为50.8％。在美国，尽管民众投票参与率相对稳定，但对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尤其是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而言，参与选举有诸多障碍。如在美国很多地方，少数族裔民众很难在选举日当天投票。2012年，非裔投票等待时间是白人的至少2倍。一些少数族裔人群甚至需要等上6—7小时。8同时，美国还通过实施严格的选民身份认证法、减少投票时间、禁止注册、清除选民名单等“选民压制”手段将部分选民排除在选举之外。根据美国进步中心种族研究项目副主席丹耶尔·所罗门等在其官网上发布的《系统性不平等与美国民主》报告，2016年，美国有950万成年人———其中大部分是有色人种———没有完全投票权，有超过30个州用“选民压制”手段打击选民，导致非裔选民投票率暴跌七个百分点。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赫斯特德诉菲利普·伦道夫研究所的裁决中再次运用“选民压制”手段，将84.6万名非裔选民从未来6年的选民名单中剔除。这一裁定为数百万美国选民名册上的有色人种被除名打开了大门。
三是政治极化和不平等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不平等加剧了政治极化，反过来，政治极化又通过政府政策等方式使不平等状况进一步加剧。2018年6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期间，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阿尔斯顿明确谴责美国政府的政策加剧了贫困和不平等，指出极端贫困和不平等的结合造成了对美国社会弱势群体甚至普通大众人权的践踏，特朗普上台后提出的政策将导致美国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贫困问题、不平等状况变得更糟。
3.民粹主义复兴极大影响西方政治生态
民粹主义近年来在西方呈现复兴态势，尽管这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不平等的加剧所造成的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对立加深无疑是催生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2011年，加拿大“全球研究”网站的专栏作家戴维·德格劳发表“经济精英对决美国人民”一文，对美国民众对精英的不满进行了剖析，“是时候动员99％的美国民众，改变政治改革的一贯做派了。民众对现状并不满意，他们看出来了，共和党与民主党……已经被组织有序的经济精英收买了。”9随着不平等的加剧，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对立愈发明显，以反精英、反建制为主要特征的民粹主义的兴起也就成为必然。2017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基金会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就将西方世界民粹主义盛行列为当前世界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
在欧美许多国家中，民粹主义政党所获支持和影响进一步增强，传统政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譬如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五星运动、英国独立党、德国另类选择党、荷兰自由党等民粹主义政党势力都出现明显增长。在近几年的大选中，许多民粹主义政党都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如法国“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在2017年大选第二轮投票中获得33.9％的支持；在波兰，带有浓重民粹主义色彩的法律与公正党于2015年赢得议会选举，获得了独立组阁的资格；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在2018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获得32％的支持率，大大高于民主党23％的支持率。
除对西方既有的政党形成冲击外，民粹主义还在许多方面影响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态。如以美国茶党为代表的草根运动的兴起，99％对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都可以看到民粹主义的影响。同时，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彰显了强烈的经济国家主义信号。这也是民粹主义复兴在国际合作领域的重要表现。
民粹主义在西方的复兴不仅凸显出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下降，展现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缺陷与不足，由此导致“传统的精英政治开始由中心向边缘移动，现有的政党政治将接受挑战，越来越多的公民直接行动会冲破代议制的限制”10，也表明西方现有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出现了问题，通行的标准世界观在坍塌。9
4.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频繁爆发
随着普通民众的民主权利不断被挤压，不平等正在日益激化和加剧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国家工人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影响深远的新社会运动如“占领华尔街”“黑夜站立”“黄马甲”运动等屡屡发生，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了巨大冲击与挑战。
这种频繁爆发的工人运动与社会运动，尽管与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复苏乏力和大量工人失业有关，但更多是由于危机后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对民众的极度压榨与掠夺所引发，因而许多运动都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垄断资产阶级和普通民众间的极度不平等以及造成这种不平等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抗议者就提出了“99％VS1％”的口号。“占领华尔街”宣言更明确指出，“我们是劳动者，我们是人口的99％，我们创造了国家的财富，我们理应是国家的主人。可是，我们却成了现代化世界的现代化奴隶。1％生活在天堂里，99％生活在地狱里，这哪里有平等？一切权利都不平等。这不是合众国的安排，这是资本的安排。”宣言号召99％团结起来，从而创造美国历史的“光辉明天”。在凸显法国社会分歧与阶层分化加剧的“黄马甲”运动中，也随处可见“打倒资产阶级统治”等标语。
西方社会运动所出现的这种新现象表明，资本主义一贯标榜的“自由”“平等”正日益破灭，极度不平等使普通民众日益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服务于资本家攫取高额利润的目的，其政策受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由此，当前的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出现了一个可喜变化。尤其是对社会运动而言，不再局限于以往由工会组织的罢工运动所设定的谋求工资和福利等经济目标，也不再仅仅将运动局限于企业或行业内部，而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发声，引发全社会公众的共鸣，从而使运动参与者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乃至扩散到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最终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冲击。“占领华尔街”运动和“黄马甲运动”等之所以能在本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巨大影响正是基于此。美国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在其《占领国家》一书中，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诉求和民众基础进行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与至少四分之三个世纪的美国左翼运动不同的是，这场运动一开始就拥有广阔的民众基础……它要求更公正的经济，要求限制富人的权力，这些都深受民众欢迎。”9
5.作为资本主义主导思潮的新自由主义日益受到质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思潮。在其强调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主张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政策。
其一，放松金融管制为金融资本的迅猛发展打开方便之门。20世纪8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推动下，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放松金融管制的法律，如《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等，使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追逐最大利润。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更是实现了金融业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的转变，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从事投资银行活动。同时，在国际上，通过迫使发展中国家放松对资本和金融市场的管制，金融资本得以在全球迅猛扩张。
其二，对工会的限制与打压强化了资本的力量。新自由主义对工会大加批判，认为“工会不仅通过歪曲劳动的正常使用方式，损害了整个社会和工人的利益，而且还通过减少条件最差工人可能有的就业机会，使工人阶级的收入更加不均等”。11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下，欧美国家对工会不断进行打压，导致其影响力逐渐削弱，工人入会率大幅下降。2010年以来，美国共和党控制的密歇根、肯塔基、西弗吉尼亚等6州陆续通过新劳工法律，鼓励劳工不参与工会。
其三，减税、削减福利开支等政策保障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普通民众所获得的经济发展红利越来越少。
近年来，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愈益彰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举措，从表面上看是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原则加强对经济的管控，实际上其本质和内核仍是新自由主义。无论是削减福利开支，还是给垄断金融资本以巨额救助，从而将危机成本转嫁给普通民众，其最终目的都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则陷入贫困与失业中。而在此次新冠疫情中，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思潮的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疫情不力，使广大工人阶级不仅要面临病毒的威胁，更要承受经济衰退带来的苦果。面对上述状况，欧美左翼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批判，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造成民众陷入困境的根源。如英共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斯在英国共产党的官网上发表声明“英共严厉谴责新自由主义对应急管理体系的‘致命破坏’”，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十多年，英国乃至欧盟都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实行削减开支、对富人和大企业减税以及公共服务外包和私有化的政策，这种以利润、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导致公共部门和应急服务部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挑战的能力被严重削弱。美国共产党也于2020年5月22日在其官网发表“大流行和新自由主义正在夺去我们的生命”的文章，指出当前正是结束新自由主义的时刻。
三、不平等加剧为左翼复兴提供契机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与困境，也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这无疑为左翼的复兴提供了有利契机。当然，要想抓住这一机会，左翼必须调整自己的理论与策略，加强对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影响，使其向社会主义运动转化。
1.不平等加剧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与弊端
对于西方不平等的加剧，学界给出了各种解释。有学者将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视作不平等的根源；也有学者认为是近年来工会力量的削弱加剧了不平等；还有学者将西方的政党政治、利益集团视作不平等的政治根源，认为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西方政府采取的各项公共政策无疑是以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主导的，而“政府对公司监管上的失败，可以说提供了顶层财富的过分膨胀是收入失衡加剧的最大的一个原因”。12
学者们的解释对于理解当前西方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无疑有一定作用，然而从根源上讲，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痼疾，造成这一现状的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13，而“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13列宁也认为，“资本主义增长所引起的第一个变化是：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资本家的手里，而人民群众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2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所出台的各项政策必然是以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主导，于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政府不顾民众陷入失业、贫困等境地而大肆救助垄断资本、削减社会福利；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的权力不断被打压；所谓的民主政治日益蜕化为“金钱政治”等。上述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原因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当前西方社会的极度不平等也表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制度弊端正在日益深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修补补已经越来越难以克服其面临的困境。
2.社会主义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日益受到重视
在西方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资本主义本质愈发凸显的背景下，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并指出其发展趋势和历史命运的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尤其是青年人所接受。
随着民众对社会现实日益失望，他们开始探寻资本主义之外的解决方法，《资本论》等著作开始热销，马克思主义成为许多人认识和解释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不少西方主流媒体也对马克思及其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开始介绍和阐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对于许多西方民众尤其是青年人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使他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英共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斯指出，现在英国之所以兴起新一轮马克思受欢迎的热潮，是“因为我们发现，当前的资本主义体制并不能解决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因此，人们在探寻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寻找一种新的制度，而这也鼓励了人们更多地阅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14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优异表现也表明了其制度的优越性，从而使社会主义价值观重新受到重视，向往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的人逐渐增多。即使是在社会主义一直被严重妖魔化的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较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主张更能体现平等、公平等理念。15美国《新闻周刊》2009年2月中旬的一期封面上更是直接宣称，“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在2011年的皮尤调查中，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有49％积极看待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评价积极的则只占47％。2016年，伯尼·桑德斯参与美国大选更是在美国刮起了“社会主义旋风”。尽管这种“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对一种更为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追求却清晰可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马克思思想的回归和“重新发现社会主义”，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趋势16；世界已从“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到寻找各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替代模式”，历史再次叩响社会主义。17
3.针对现状调整理论和斗争策略是扩大左翼影响力的迫切要务
不平等加剧所引发的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与危机为左翼的复兴提供了契机。然而要抓住这一契机，扩大影响力，左翼必须要针对资本主义的现状调整其理论和斗争策略。
从理论上看，必须对不平等的根源做出科学解释，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提升公众对其理论的接受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国家都出现了有利于左翼复兴的契机。然而，由于左翼未能在理论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最终反而使右翼利用危机进一步强化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面对全球不平等的日益加剧，左翼也提出了多方面的解释及对策，但其对策仍多集中于税收等经济手段。尽管这些手段对减缓不平等有一定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源上消除不平等。而且在“资强劳弱”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如美国的税收政策都越来越向资产阶级倾斜，左翼提出的政策越来越难以实现。面对这种状况，左翼必须对造成不平等和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作出科学解释，而不只是将目标对准一些具体政策。
从实践上看，必须要调整斗争策略，积极参与并领导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近年来，随着不平等加剧，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在不同层面上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挑战。但总体来看，这些运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在运动过程中，运动参与者虽然提出了“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但对“另一个世界”的政治定义却模糊不清。要改变上述状况，左翼必须积极参与到运动中去，一方面在运动中宣传其理论，赢得越来越多民众的信赖和支持；另一方面通过与工会等组织的联合引导运动的方向，使其向社会主义运动转变，从而使运动能真正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冲击。
总之，要抓住社会不平等所提供的契机，左翼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调整，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以使其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认可和接受，最终发挥在工人运动中的引领作用。如此，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真正的挑战与冲击。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3－744页。
2（17）《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3钟声：《美国贫富分化现实如此冷酷》，《人民日报》2020年3月16日。
4迈克尔·斯宾塞：《疫情加剧美国不平等，可能带来社会风险》，《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24日。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279页。
6斯蒂格利茨、周建军等：《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1期。
7倪春纳：《政治献金与美国的选举政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5期。
8【美】伯尼·桑德斯著，钟舒婷、周紫君译：《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页。
9（11）（12）【美】约翰·朱迪斯著，马霖译：《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59、ⅷ、61页。
10佟德志：《西方自由民主的困境与民粹主义的兴起》，《北京日报》2017年6月5日。
11（13）MitonFriedman，CapitaismandFreedom，TheUniversityofChicaoPress，1982，p124．
12（14）【美】马修·德雷南著，韩复龄译：《不平等的收入》，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44页。
13（15）（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368页。
14（18）罗俊杰、陈雯莉：《马克思主义对解决现实问题具有指导意义》，《晶报》2018年5月29日。
15（19）周荣国：《当前资本主义的现实困境、内部争论和未来走势》，《当代世界》2017年第1期。
16（20）卫建林：《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17（21）卫建林：《对世界历史基本走向的十个判断》，《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30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杨静：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2016年1月13日，为了深入学习和贯彻XJP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办，本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室共同承办，院内专家学者约70人出席。研讨会重点研讨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学习贯彻XJP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讲话、促进中国社科院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研究、促进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为指导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指出，促进中国社科院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其重要举措是推动中国社科院各相关研究单位实现跨所联合研究，不断加强合作，增加相互了解，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继续使中国社科院保持其在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学术重镇的地位。今后，我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应进一步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规范分析，注重概念、规律和定理的提炼；应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证和定量分析，运用大数据和长时段的客观史料来揭示制度变迁和演化的规律与结果；应加强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等研究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层次研究；应加强完善依据《资本论》等体系所构建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构建对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析体系。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应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理论研究和创新，以便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工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应继续加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创新，以便在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和发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应继续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创新，以便不断缩小财富和收入差距，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发展和公平正义；应继续加强社会分工、国际分工、对外贸易、对外金融、对外投资、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伙伴化的基本理论研究和创新，以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中国社科院原党组成员何秉孟研究员强调，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切实贯彻XJP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核心就是要真信、真用、真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笃信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不是搞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尽快扭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冲击下被边缘化的趋势，不能再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旁落，使这个旗帜旁落。此外，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解答在新时期的经济工作中怎样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问题，这些重大原则到底包括哪些内容，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并明确提出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面，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重塑中国社科院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方面的优势，不断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武力研究员认为，当前我们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恰逢其时，但是也应看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是挑战与机遇并存。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其最大的挑战在于理论滞后于实践，滞后于我们现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从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影响力来说，都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XJP总书记有关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讲话，既是对我们政治经济学界的鞭策，也是一个婉转的批评，这么多年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大大推进了一步，但理论却是相对滞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政治经济学界任重道远、责任重大，需要在这方面加强努力。此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需要各个学科最前沿的理论支持，最前沿的实践探索，因此，要从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历史的角度，通过有效组织、有规划地联合同行学者来共同丰富和完善，离开实际与历史，任何一个学科与理论都很难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许建康研究员指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首先要实现概念范畴与理论体系的创新，破除概念范畴与理论体系仍然沿用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局面，要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是否被坚持，有没有丧失，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理论争论的问题，而是和现实中明天要采取什么政策，后天要采取什么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其次，要着重通过两方面的深入研究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一是加强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要从马克思所提出的从生产资料分配和劳动分配的角度来认识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读供给侧改革；二是深化对马克思有关资源配置基础思想的研究。在马克思看来，市场配置资源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达到均衡来实现的，市场资源配置基础依据的是价值规律，而不仅仅是西方经济学所说的资本黏性和沉淀资本的问题。因此，只有从马克思有关资源配置基础的研究出发，才能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资本论》研究中心主任裴小革研究员强调，当前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最大困难就是人才不足，后继乏力，这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问题。虽然目前中国社科院有一大批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员与队伍，但是从整个国家来看，从事这一研究的研究人员还是非常不足的，更多的是研究西方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者。因此，从长远来看，创新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于对年轻人的培养与引进。此外，要不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视程度，中国社科院尤其是经济学科片所，更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持与发展，其重点就是搞好我院这方面智库的建设，作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研究相关的创新工程项目，扭转个别期刊只刊发计量模型实证类、政策类论文的局面，大力引进、积极培养学科研究新人。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研究员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西方理论和现实，也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本人是非常注重联系现实进行研究的，比如被马克思所预言到的1857年－1858年的那次经济危机，说明马克思本人对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如何运行，包括金融与虚拟经济是如何运行的，都有着非常清楚的见解。因此，必须从现实出发来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此外，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摒弃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的误导。现在很多东西可能走到了一个被误导的方向上，比如怎样科学解释西方所说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还原事情的本貌，作好经济实践分析，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概括。对于中国社科院，要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是先把社科院内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联合起来，通过这种联合，推动中国社科院理论经济学的新发展；二是创办一个理论经济学杂志，不断扩大影响力。
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交流局副局长胡乐明教授提出，发展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未来走向应该在于建设。虽然批判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建设，这个建设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提高它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这是相当重要的。同时，繁荣、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仅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也不能偏废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那个资本主义了，然而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的系统化理论成果较少；二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有意义的借鉴，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应借鉴更多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而非英美的资本主义模式；三是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为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一些新的理论支持。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对世界有所贡献、有所作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包括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需要我们提供理论支持，这应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担负的一个重要使命。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主任余斌研究员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作出生动的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首先就是靠劳动时间的凝结，靠劳动人民的劳动。没有这几亿劳动者劳动时间的凝结，是不可能取得这个成就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现在对劳动者凝结的劳动时间太不爱惜了。比如对于DP的计算，计算的主要是增量而不是存量，比如盖一栋酒店，这里面有一个DP，用两年后把它砸了，砸它也有DP，再盖还有DP，按增量算是三个DP，如果我们从过去的劳动存量来看则是巨大的浪费。再如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是可以深刻理解XJP总书记所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说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是从注重使用价值这个角度或者是从对人的有用性来讲的，而西方经济学只注重交换价值而不要使用价值，对此西方经济学是解释不了的。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室主任欧阳向英研究员介绍了该研究室目前正在尝试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同于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而是要以国际劳动为起点，来研究整个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问题。当然，目前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很多问题的研究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因此，在学科建设上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让更多的研究人员参与进来，联合本院其他单位以及高校来共同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张桥）
杨静：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探析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动因、城市问题成因的基础上对西方城市化进程进行了批判，其中的一些观点能给人以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核心观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比较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及城市问题，其核心观点主要有：
城市化是资本在空间运动中实现积累的重要形式。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认为，城市不再是自然空间而是社会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空间成为一种特殊商品被纳入剩余价值生产体系而具备了投资价值，为生产领域过度积累的资本投资找到了出路。英国学者大卫·哈维认为，资本家受资本利益动机驱动进行空间领域的投资，是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根本动因。
城市问题体现为“集体消费”的供给问题。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泰尔斯认为，工人能够顺利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是住房、教育、交通和医疗保健等的供应，这些“集体消费”只有在城市才能够得到满足。但是，由于这些“集体消费”相对无利可图，因而越来越成为国家事务；国家因“集体消费”支出巨大而产生供给危机，进而引发城市问题。
解决城市问题需要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认为，国家满足“集体消费”、解决城市问题，不仅保证劳动力再生产顺利进行、维护社会稳定，还利用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降低生产成本，促进资本积累，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及其城市形态存在着对劳动阶级的剥削性。因此，国家要有效发挥上述职能作用，就需要保持相对自主性，而不能完全受资产阶级控制，并应对劳动阶级作出妥协让步。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学术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抓住了西方城市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
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资本主义国家依赖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化解资本循环危机，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成为化解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重要出口。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目的仍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而进行的各项社会投入虽然在资本循环中不可缺少，但劳动阶级只是资本循环中的附属角色，不是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更谈不上人的主体地位。
深刻揭示出以解决城市问题为出发点的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二重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是针对资本主义及其城市发展问题而提出的。其对于解决城市问题上国家职能二重性的分析使我们看到，即使在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出发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要相对节制资本利益。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对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揭示的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及城市问题，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坚持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必然要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坚持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使所有参与新型城镇化的主体，无论市民还是农民，都平等地获得尊严、尊重，公平地享有应有的权利，真正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人。
建立健全共建共享机制。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要立足于统筹“人”的各方面发展诉求，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努力探索建立城乡居民共建共享机制。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摒弃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利润导向，摒弃以资本的需要为需要的错误认识，从劳动者的需要出发，维护和扩大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广大劳动人民公平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克服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基于资本利益驱动的市场逻辑容易造成城镇化中出现不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行为。因此，应切实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法治方式不断提高对资本的节制、驾驭能力，解决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等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杨圣明：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学术探索
《郭飞文选——经济理论与经济改革重大问题研究》（上、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汇集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郭飞教授30年来公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科研论文，展现了他对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全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问题导向，以民为本。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呼唤新的理论和新的实践。该书聚焦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深入研究了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和国企改革与发展、培育发展劳动力市场与扩大就业、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合理缩小居民贫富差距、积极合理安全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当代国际投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性质与转轨方式等内容。郭飞教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力求以维护和增进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进行经济理论与经济改革重大问题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例如，他于2006年上半年发表长篇论文，较为全面深刻地论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双重影响，提出了我国应实施以自主创新为基点的科技发展战略、积极合理安全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培育和发展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等顺势而为、趋利避害的对策建议。
二是锐意创新，亮点较多。创新是国家与民族进步之魂，也是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郭飞教授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注重借鉴与吸收国内外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研究的优秀成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是我国确立和完善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基本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劳分配的计量尺度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分别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与企业平均劳动时间的有机统一和企业平均劳动时间等有较大影响力的新观点。他将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概括为性质创新、功能创新、形式创新、体制创新、布局创新和结构创新等六大创新，将我国本世纪初的失业状况概括为总量矛盾、结构矛盾与素质矛盾并存，“需求瓶颈”与“体制瓶颈”并存，非自愿失业与选择性失业并存，隐性失业与隐性就业并存等六大特征，以及深入论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我国低工资制度的阶段特征和双重作用等，都具有明显的新意。
此外，郭飞教授将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结合起来，针对我国所有制结构改革、国企改革与发展、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合理缩小居民贫富差距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较长时期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对政府决策颇有价值的操作建议。
《光明日报》2016年9月14日
于海青：比利时工人党的“逆袭”及其启示
2019年，比利时工人党（PTB／PVDA）成为从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发展困境中脱颖而出的“黑马”。在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工人党的支持率从3.5％快速增至8.7％，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欧洲议会席位，在此次选举成绩普遍下滑的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中表现抢眼。在同月举行的比利时地区议会选举中，工人党在弗拉芒、布鲁塞尔、瓦隆分别获得6.6％、12％、13.5％的支持率以及4个、11个、10个议席。在比利时全国议会选举中，工人党更是史无前例地在联邦议会获得12个议席，在参议院获得4个议席。这样，工人党的议席数从2014年的8席迅速上升至41席，在全国有当选代表的12个政党中位列第五。从近年西方共产党的发展看，如比利时工人党般快速上升的势头绝无仅有，工人党可谓上演了完美“逆袭”，有观点甚至称之为“重要的亮红色突破”和“现象级的社会运动”。
作为当前“欧洲左翼最具活力的力量”，比利时工人党力量从何而来？其何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如此巨大的实力提升？其崛起经历给当前西方乃至世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哪些具有启发性的思考？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进行阐释和分析。
一、比利时工人党的发展进程与阶段
比利时工人党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蔓延西方的学生运动高潮之中，经历了初生、缓慢推进、危机、分裂、重塑与复兴的过程，在曲折中一路前行，主要经过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966～1979年党的初创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在整个西方社会趋向激进化的氛围中，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比利时得到广泛传播，鲁汶大学和根特大学一些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生走上街头，高喊“资产阶级滚出校园”“人民的大学”等口号，呼吁实现高等教育的民主化。与此同时，反父权制、呼吁同工同酬的女权运动，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和平运动，支持美国黑人解放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也在比利时各地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正是在这样一些进步运动中，新型工人政党孕育形成。1970年10月5日，一份名为《所有权力属于工人》（AMADA／TPO）的报纸创刊，同时一个同名新党建立。AMADA／TPO成立之初，努力寻求与学生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积极开展捍卫民主权利、为新移民争取合法权益、反对建立职业军队的斗争，经受了1970～1973年此起彼伏的比利时罢工斗争的洗礼。但作为新生政党其不成熟性也在斗争中逐渐暴露出来，比如源于学生运动的组织混乱、无序，政治宣传空洞、脱离日常生活实际等。因此，AMADA／TPO从1976年开始努力纠偏党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改正传统工会“无用论”等错误认识，在具体问题上与工会开展共同行动、构建联盟阵线，关注环境保护，积极支持城市生态化，以一种自我批判精神寻求实践突破。
第二阶段是1979～1989年党的正式建立与缓慢发展时期。1979年11月4日，在AMADA／TPO组建近10年之后，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正式更名为比利时工人党（PTB／PVDA）。大会通过了工人党首个党纲，强调以社会主义为发展目标，同时制定了实现社会进步、民主、和平和民族独立的最低纲领，比利时工人党成为比利时国内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
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石油危机爆发，西方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终结，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性的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劳工运动受到打压，“告别工人阶级”论盛行，左翼激进主义逐渐退潮。在这一背景下，工人党自70年代末开启的开放性、包容性政策进程有所收缩。1983年召开党的二大，工人党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层面重申政治原则，强化组织核心，维护党的“干部党”形象，对党员身份的要求也更加严格。
在整个80年代，工人党积极参加了众多抗议运动，比如反对比利时政府的紧缩政策、工厂倒闭、企业裁员，支持1985年英国煤矿工人反对撒切尔夫人关闭矿场的罢工行动，支持尼加拉瓜、南非、萨尔瓦多等南方国家的解放斗争，等等，这使得工人党在工会和社会运动中的影响力不断攀升。1988年，工人党三大对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工人斗争进行总结，积极支持工联主义，呼吁工会团结。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工人党未能将其在劳工运动中的号召力转化为有效的选举支持，其在全国大选中支持率一直未能突破1％，在制度层面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第三阶段是1989～1999年党的发展低迷时期。自创建之后，比利时工人党一直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坚定批评者，认为其腐化、堕落，是“最危险的超级大国”。但在1989～1991年面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比利时工人党内部自我解散声音不绝于耳的关键时刻，工人党于1991年召开党的四大，首次对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及其后的新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分析，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对苏联的负面评价，以至于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工人党甚至被称为“不加批判的苏联史捍卫者”。1995年，工人党五大尝试对以往政策进行反思，呼吁党的干部要有更大的责任感，进行更多的政治和策略努力，纠偏党的官僚主义倾向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但从实践看，这些目标并未实现。这次代表大会更多聚焦党自身，既未对柏林墙倒塌6年后的政治形势进行分析，也未对新形势进行批判性反思，而是继续“剪贴”过去的运作原则，没有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形成新纲领，也没有重新制定适应新环境的新战略。工人党对这一状况的自我评价是“思想尚未成熟到发展出新方法”。
在这10年中，与思想理论滞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工人党现实斗争的稳步推进。从反对伊拉克战争等系列新的侵略战争，积极支持和平运动，到反对种族暴力，抗议新法西斯主义组织兴起，发起合法居住5年后自然获得公民地位、持续了两年多的“479917个签名目标”的请愿运动；从作为国内唯一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限制性条款的政党，组织反欧元运动，到积极实践“到人民中去”思想，参加各界的反政府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抗议示威，支持比利时前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和革命力量，工人党的社会声望不断提升。但总体上，这一时期工人党在处理与工会的关系等问题上仍然难脱僵化。在1998年党的六大上，工人党继续坚持内顾型政策导向，从而导致在组建近30年之后，工人党在1999年大选中遭遇历史性挫败，党的支持率仅为0.6％，工人党因而处于内部危机爆发的边缘。
第四阶段是1999～2008年工人党危机深化与战略调整时期。围绕1999年选举失败，工人党领导层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这是过去几十年错误战略累积的结果。工人党在党的支持者中进行了广泛调研，结果显示党的优势在于拥有斗争精神、富有理想、勇于承诺、保持着工人阶级政党的鲜明特征，但宗派主义、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口号化、乐于说教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党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后，工人党党内争论更趋激烈。受奈格里和哈特等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工人党倾向于进行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致力于组织激进的反战联盟，而很少关注日常生活问题。这一战略使工人党进一步陷入发展低谷，在2003年大选中，党的支持率再创新低。这一状况也导致党的领导层面临严峻危机，反对党的发展战略的多数党员，激烈抨击党的领导层“左”倾、教条化，缺乏对物质议题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党发生分裂，一些传统路线的支持者被开除出党，以青年干部为主的新领导层组建起来。此后，党的路线逐渐发生改变，开始转向围绕日常生活需要的斗争，党的“更新运动”随即开启。
党内危机加之这一时期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右”转，工人党的深刻变革成为可能。2005年，工人党积极参与比利时反对养老金改革的10万人游行示威，在工会运动中重获声望，数百名工联主义者入党，极大地推动了党的“更新”运动，这也被视为工人党从“干部党”向“成员党”转型迈出的重要一步。路线的改变也使工人党在2006年市政选举中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对党进行“重新定位”的呼声在党内越来越高。2008年，工人党召开“更新代表大会”，制定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全新发展路线，工人党开始走上崛起之路。
第五阶段是2008年至今工人党的渐进性崛起时期。在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欧债危机中，工人党积极参加反紧缩街头行动，发起向富人征税运动。伴随右翼民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兴起，作为比利时唯一的全国性政党，工人党积极支持“拯救团结”运动；2014年发起反对“昂贵能源”运动，推动政府削减了电费增值税；发起“红即新绿”运动，推动气候问题成为体制性议题。此外，在2010年后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动荡中，工人党作为比利时唯一反对西方干涉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政党，发起了大规模支援难民的团结运动。这些斗争和行动进一步扩大了党的社会影响力。
从组织上看，这一时期工人党规模迅速扩大。2007年末，工人党拥有党员2800人，2015年时增至8500人，到2016年时达到1万人，2019年12月已超过19000人。党的基层支部更加巩固，地区和部门领导层实现新老交替，党的研究部门得到新的发展。党的议会选举也取得实质性突破。在2014年的全国议会选举中，工人党历史上第一次获得2个联邦议会席位，在瓦隆和布鲁塞尔地区议会选举中也分别获得2个和4个席位，并获得了52个地方代表席位。到2018年，工人党更是在地方选举中突飞猛进，各地当选代表也从52人增加到157人。到2019年，工人党在地区、全国各层面实现历史性新突破，工人党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政治力量。
二、党的战略突破：“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比利时工人党的崛起，始于2008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改变了工人党的整个路线和发展方向，塑造了近十年间工人党的发展进程。这次党代会的核心主题是“建设一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党、建设工人阶级的党”。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并重，也成为比利时工人党在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标志性的战略特征。从2008年党的八大到2015年以“团结”为主题的党的九大，“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基本战略一以贯之，并不断充实和完善，为工人党的异军突起构筑了坚实的思想基石。
工人党的“原则性”包括两个关键点，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强调这是工人党在飞速变化世界中的“坚强支柱”。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工人党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奠定的，主要包括五个组成部分，即认识宇宙、世界和人类的客观和科学态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人类阶级斗争进程的阶级分析方法；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既拥有巨大成就也遭遇严重挫折的社会主义历史的深入理解。在工人党看来，随着今天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马克思主义甚至比200年前更加具有相关性。2008年危机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危机分析理论在阐释危机原因及其发展进程方面的有效性。工人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解释框架，同时也以之为构建替代社会的理论工具，以及进行基本社会变革的社会行动和目标指南。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工人党尤其强调应该注意两种危险倾向：一是低估研究理论的重要性。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自发实现的，需进行深入研究。理论对于构建原则、战略和策略非常重要。只有能够进行正确的理论分析，才能在不同环境下提出正确的口号、组织形式和行动建议。二是将研究与实践割裂开来。工人党主张研究的目的是推动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活的科学，而非现成的公式，需要彻底掌握理论并创造性地应用于当前条件，才能使理论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也只有通过大量的试错实践，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另一方面，建立社会主义是党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工人党提出，党的目标是将所有人组织起来，寻求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能够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其看来，资本主义尽管曾经取得过历史成就，但已不再能够确保人类与自然的未来。在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着深刻的经济、生态、民主和文化危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提供一个全球性的答案。这一方案绝非是对一个注定失败的体系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需要一种新的范式转变，一种理解世界、人类和自然的替代方式。为此，工人党提出了构建“21世纪的2.0版社会主义”的构想，认为这种社会主义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工人党描绘了2.0版社会主义的美好蓝图，包括有尊严的生活、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安全的环境、丰富的文化发展、洁净的自然环境、多样性的拓展、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相协调等。2.0版社会主义并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所谓“危险的虚幻”，工人党为之设计了建立在人的社会性以及人的活动作为历史推动力理论基础上的一整套实践框架，比如对经济杠杆的社会化、有计划的发展、可持续的社会模式、积极政治参与的实现、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文化发展和繁荣乃至在国际层面的实现可能性，都进行了细致而翔实的阐释和论证。但工人党也指出，2.0版社会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在新基础上建立一个无剥削社会的开始，其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无阶级社会，抑或真正集体性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
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工人党强调党也要保持“灵活性”，即适应环境的能力。工人党提出，党的行动不能依据“固定的教条”和“不变的蓝图”，而是要像手风琴演奏者那样灵活，才能应对当今世界的变化。与此同时，工人党也辩证地指出，灵活性的党不是无原则的党。相反，恰恰需要更好地理解和洞察原则，才能使党以更加灵活和创造性的方式来回应政治、组织和行动等日常实践问题。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既要坚持原则性，也要保持灵活性，必须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工人党认为，这就像人体既需要强壮的脊骨，也需要灵活的肢体一样。没有血肉的躯体难以存活。同样，如果缺乏灵活性，坚持原则就会变成空有骨架。
在工人党看来，战略与策略就像一对“连体婴”。战略决定发展方向、长期目标，策略则意味着找到前进方向上最合适的道路和方法。策略服务于战略，必须依据环境而改变。工人党认为，策略是一门艺术，自有其规则和规律，学会运用策略对党的发展尤为重要。为此，工人党向全体党员给出了30个“好”策略建议，主要包括每一策略行动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分析基础之上；尽可能构建广泛联系网；充分利用对手间的矛盾；理解道路的曲折性，并适当做出妥协；关注解决民众的日常生活问题；密切联系民众，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积小胜鼓舞士气，不断向既定目标迈进；寻求积极的媒体政策；运用民众能够理解的直接而简练的语言；以事实说话；不断寻找适合环境的组织形式；支持建立广泛的群众性组织；等等。工人党的目标，是能够同时最大化地运用这30个建议，以构建一个具有广泛性、透明性，善于倾听、行动与合作，富于时代气息的现代共产党。
三、比利时工人党政治实践的主要特点
从实践看，过去十年间工人党崛起的过程，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战略的具体落地过程。工人党政治实践的总特征，用党主席梅尔滕斯的话来说，就是努力践行这一战略，坚持“原则、勇气、道德准则和学习欲望”，建设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真正的左派政党。唯有坚持“原则性”，才能敢于发声、敢于迎难而上，不被大资本的游说者收买；唯有善于学习，不断从构建更为公正社会的斗争中汲取经验，保持党的“灵活性”，才能与时俱进、摆脱思想僵化，始终具有生机和活力。在十几年发展进程中，工人党以“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战略为指导，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行动策略，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坚持激进主义政治定位，聚焦“日常生活”问题确定行动方略。比利时工人党是激进主义立场的坚定践行者。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大资本统治，反紧缩、反欧盟的非民主运作机制，捍卫民众基本权益，是工人党始终如一的斗争目标。但与政治实践中的一些“口号党”“标语党”不同，工人党表现得更加务实和脚踏实地，更能够将社会主义变革计划与具体斗争和直接措施结合起来，超越“宏大叙事”，着眼“日常生活”中“小”问题的解决或改善，来确定党的现实斗争任务、建构党的社会基础。正如工人党副主席佩斯蒂奥所言，在每一不同阶段，工人党都在试图使主题具体化，而不是泛化或提出“大概念”。工人党投入大量时间去咨询、了解民众的所思所想，并以此为出发点，研究如何开展社会行动以及如何传递党的信息。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2008年以来，工人党发起了大量反映民意和民生需求的政治行动。除了上文提及的行动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人民提供药物”运动。该运动最早源于20世纪70年代工人党建党之初建立的11个社区医疗中心，致力于为社会提供免费的高质量医疗服务。近十年来，工人党相继发起了基于推广公开招标以降低处方药价格的“猕猴桃模式”以及“免费全科医生咨询”行动等，促进了比利时医疗制度的完善，使全国25万人能够通过加入社区医疗中心享受免费医疗，而其中2.5万人正是直接受益于工人党运作的11个医疗中心。此外，工人党自2019年5月以来在议会选举平台上发起的争取最低1500欧元退休金运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党的影响力。工人党的目标是围绕该议题提出一项公民倡议法，但根据比利时法律，该法案必须在议会中表决，而只有征集到2.5万个签名才能提交众议院。在工人党的积极动员下，仅仅几个月间就吸引了10万多人签名。诸如此类的行动，贴合民众实际需要，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被普遍视为“右翼占主导的比利时政治舞台上的真正的左翼计划”。这些行动也赋予了工人党迥异于其他政党的积极形象，使其赢得了大量反建制者的支持。即使是一些持反共态度的分析观点也不得不承认，工人党的兴起原因在于其现实政策与民众期待息息相关。
第二，捍卫党的身份特征，努力构建与环境相适应的反建制话语体系。与当前西方一些左翼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温和化、模糊化倾向相反，工人党在政治实践中不回避、不掩饰党的身份特征。被社会民主党甚至部分西方共产党所抛弃的一些马克思主义重要概念和原则，如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阶级和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政党等，仍然是工人党显著的身份标识。比如，工人党捍卫列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价值，主张列宁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基本组织原则，要求全党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强调阶级斗争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是以夺取社会权力为目的的政治斗争，绝非接管现有制度，而是废除旧形式以建立新的国家和社会；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强调工人党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且这一选择较以往更为重要，等等。
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工人党也能够从时代与社会环境变化出发，灵活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与社会发展实际相适应、能够体现自身价值认知、争取最广泛支持者的话语体系。具有代表性的是其对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认识和解读。在这个问题上，工人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经典定义，即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但基于团结而非分裂的价值认知，工人党强调工人阶级不仅指工厂工人，还包括白领、公务员、失业者、青年、知识分子、自雇者等广泛社会阶层。因此，它认为比利时工人阶级在某种意义上不是萎缩而是扩大了；不过，较之以往工人阶级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工人阶级变得更加多样和分散，劳资矛盾仍然存在，却变得更加隐蔽、更不集中，工人阶级未能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具有改变社会的能力，等等。在这一形势下，工人党的重要任务就是向分散化的工人阶级灌输阶级意识。在工人党看来，这是一个重新捕获、增强意识、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的过程，因而需要运用一些通俗易懂、直指这一矛盾核心的话语。为此，工人党提出了“以人为本，而非以利润为本”等口号，同时强调这并非表明阶级消失于所谓的“人民”（peope）概念之中，而是重新夺回一些重要概念和词语的文化霸权的努力。此外，反紧缩、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与应对气候变化斗争相结合的“社会气候革命”（sociacimaterevoution），反对右翼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主张国家团结与统一的“我们是一体”（Wijzijnéén），以及诟病欧洲官员的政治“旋转门”及其高薪酬的“左翼反对大资本的欧洲”等创新性话语的提出及其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党的行动空间和社会认同度。
第三，辩证认识议会斗争与社会运动的关系以及执政的可能性。与当今多数西方共产党一样，工人党也是走议会道路的共产党，但比较而言，工人党对议会内外斗争的逻辑关系持有更为清醒的理解。显著的议会存在与持续性的街头斗争相结合，是十几年来工人党独特的政治行动方式。一方面，它承认议会斗争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参与议会，才能提出党的议案，在议会中发声支持社会抗争；另一方面，它也充分认识到议会斗争的局限性，强调参与议会本身并不是工人党的最终目标，议员工作只是工人党解放事业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政治斗争的最后阶段。工人党坚决反对“议会主义”，反对将所有工作都诉诸议会，强调社会斗争是党的基因，变革的动力在于街头活动和群众运动，“民众的实际动态是党的生命线和力量源泉”，主张议会外倡议和行动在党的工作中具有优先权。工人党明确规定党的工作原则是“街道－议会－街道”，要求党的议员把更多精力放在社区、工厂、人民协会，对民众诉求进行细致分析，并将其声音传递回政治机构。工人党非常赞同罗莎·卢森堡在100多年前提出的观点：“尽管特殊的政治形势可能会暂时地使各国工人党更多地专注于实现某些目标，但以政治斗争为基础仍然是我们纲领的永恒基础。”
工人党对于当前阶段党执政及可能面临的问题也有着清晰的认知，体现了该党的务实态度和作风。工人党不反对参与权力和决策，并在地方层面积极参与执政联盟，但也明确提出当前不会寻求在联邦层面执政。因为在其看来，现在缺乏必要的执政条件，即使执政，也不可能左右政治决定，必将处于法国社会党前领导人密特朗所谓“执政但没权”的状态。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政府没有真正的权力，大量跨国集团的游说团体影响决策，一些内阁官员甚至直接就是大资本的代表。同时，在整个欧洲层面，目前也无法打破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在这方面，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政府的经历尤其给工人党提供了有益的教训和启示。工人党认为，激进左翼联盟政府胜选执政，拥有相对激进的反紧缩计划，但选择了“在不触动真正当权者的情况下执政”，从而最终屈服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践表明，要找到解决时代问题的战略，必须质疑整个统治权力，而若要动摇这一权力，则必须拥有强大的反对力量。这种反对力量除了赢得选举，更需要拥有一个社会运动和组织，拥有影响某种意识形态霸权的能力。工人党作为一支社会力量，需要时间成长，也需要时间形成能够实现力量平衡的对策。对工人党而言，这才是更清晰、更务实的策略。
第四，采用“普通工人工资制”，以防止党的领导者异化，保证党的健康运作和独立性。工人党广为人知的一个做法，是将巴黎公社的重要原则“普通工人工资制”付诸实践，规定党的领导人和议员只能拿相当于平均工资的收入，并保证不利用其职位获得其他收益。工人党的逻辑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如果你不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那么你最终会从你的生活出发进行思考。”要作为工人和人民的代表，就必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住在工人阶级社区、拿普通工人的工资，才能深刻了解民众关切。而如果每个月赚取6000～10000欧元的高薪（这是议员和部长的薪资标准），就会丧失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为此，工人党规定，以比利时目前的薪资标准，党的领导人及其议员每月只能拿到1600～1900欧元的工资，剩余部分上缴党费。这一做法树立了工人党清正廉洁的新形象，也使党在财政上具有了一定独立性，保证了党的健康运作。
第五，坚持工人运动导向，以更具开放性、包容性态度对待工会以及其他社会运动和团体。作为工人阶级政党，捍卫工人权利，推动工人运动发展，是工人党的责任和使命。近年来，工人党参加了比利时几乎所有重要的罢工和抗议行动，无论是反对联邦政府的紧缩政策，还是铁路工人、公交司机、清洁工、医疗人员的部门罢工，工人党都积极发挥领导作用或参与其中。而与此同时，工人党也主张广开大门，加强与进步社会组织和人群合作，将国内所有反抗行动和组织团结起来，共同开展反霸斗争，并强调这种共同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因素。2015年，工人党调整党标，除基本的红旗图案外，还添加了多色彩旗，以表达与不同社会运动间的密切联系。
多年来，工人党还围绕特定领域、目标人群和具体议题发展了一整套运动、组织、倡议，比如少儿先锋队（Pioneers）、青年红狐（Redfox）、高中生和大学生的COMAC等青年运动，反对性别歧视、追求性别平等和反对家暴等问题的妇女运动（Marianne），援助难民的“无边界友谊”组织，等等。其中，自2010年开始举办的“Manifiesta”节，迄今已经走过十年历程，每年都有数千名来自比利时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工会成员、进步人士参加，现已成为比利时最大的团结节日。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工人党对工会运动的态度。与一些共产党明显的宗派主义立场不同，工人党强调工会应实现最大限度的团结，认为划分成相互竞争的工会对工人不利，会导致不必要的冲突和分裂，主张各工会应该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加强合作。不管是何种“颜色”的工会，只要是为了捍卫和促进实现工人权利与要求，工人党在重要社会斗争中都将与之进行联合斗争，从而展现了开放、包容、互动、合作的基本精神。
四、思考与启示
作为逆势崛起的一个“例外”，比利时工人党的兴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反思。为什么在当前面临的外部环境大同小异，且在历史传承、组织规模、社会基础等方面远不及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诸多传统大党的情况下，比利时工人党却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异军突起？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战略的提出及其实践，对推动工人党近年来的历史性飞跃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仍然处于发展困境和战略选择迷茫中的西方共产党来说，工人党的成功之路显然也具有重要参考和启示价值。
以理论战略的演进为线索，近30年来西方共产党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传统”与“现代化”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前者以一些相对激进的共产党为代表，对社会主义传统理论继承得比较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作为“左翼之左翼”的身份特点突出；后者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新发展比较多、变革幅度比较大，转型程度较为显著。但从30年来的实践看，这两种发展路径呈现的问题越来越多，且走向“极化”的趋势越来越突出。比如，“传统”类型在思想上越来越僵化、教条化、程式化，将对原则的“坚守”等同于“固守”，拘泥于传统界定、脱离实际，在一些事关党的发展前途的重要问题上不能结合时代环境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和改变。再比如，“现代化”类型在战略策略上过于灵活，过分强调理论的实用性，在战略调整时妥协过多，自身特色保持不足，导致党的原有的一些鲜明特征越来越弱化。从两条路径的发展结果看，目前相关党或者难以打破支持率“天花板”，或者传统选民流失严重，党的力量和影响越来越萎缩，在地区、国家政治中的生存空间愈益狭窄和边缘化。西方共产党要摆脱困境、有所作为，在理论战略上必须进行新探索、努力实现新突破。
比利时工人党近年来的实践，在理论战略上为西方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新范本。“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本身并非什么新主张，在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都有过具体实践和成功运用。工人党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是在当前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两极化”的战略选择困境中走出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以深刻总结自身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基础，从变化的社会环境出发对“原则性”与“灵活性”进行创造性阐释，通过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策略，有效避免了当前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两种极端倾向，在坚持原则与灵活运用策略之间实现了一种动态的平衡。这条“新”路也为长期困扰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提供了“答案”，比如到底应该如何在实际行动中将议会内斗争与议会外运动结合起来；如何正确处理党的具体政治行动策略和党的长远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保持党的独特身份和独立行动与扩大社会联系和支持之间的关系；等等。以之为镜，有利于各国共产党进行深入反思，积极修正和完善自身的战略策略，探索更加适合各自国情党情的发展方向。这条“新”路或可以称为当前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条道路”，或许会成为西方共产党摆脱发展桎梏、实现逆境突围之路。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于海青：当今国外共产党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
近30年国外共产党的发展进程，有两个标志性节点：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遭遇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巨大冲击，一些共产党或解散消亡或改旗易帜，国外共产党一度面临生存危机。二是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结构性危机再现，“历史的终结”论断宣告终结，国外共产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面对新的挑战。这为我们观察当今国外共产党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基本参照点。与上述两个节点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我们很难用简单的线性上升或下降来概括当前国外共产党的发展变化，因为其更多呈现的是复苏与衰退共存、成就与困难交织、合作与分裂并现、挫折与希望相伴的错综复杂的现实景观。只有坚持整体视角和比较方法，才能更加科学、准确地研判当前国外共产党的发展态势与格局走向。
组织力量有所增长，但一些传统大党衰退显著
苏东剧变造成10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国外共产党力量急剧下降，党组织数是从180降至120多个，党员人数从4000多万锐减至600万。经过20余年发展，目前国外共产党总体力量有所恢复，大大小小共产党组织约有130个，党员人数1300多万。但需看到的是，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共产党占据绝大比例（共800多万人），党员近万人以上的国外共产党仅有20多个，多数共产党为各国政治舞台上的边缘化小党，拥有几百、几千党员不等。
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共产党力量提振较为明显。比如，南非共产党从2012年的15万人增至目前的28.5万人，巴西共产党从2009年的32万人增至近40万人（其中6万活跃党员），印度共产党（马）近年党员数保持在100多万，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在2018年合并前拥有普通党员40万（其中组织化党员7.3万）。
前苏东地区共产党分化较大。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近年组织发展形势向好，较危机前增长6万多人，2017年底宣布达到16.2万人。而受国内政局变化、党内分裂、反共势力打压等因素影响，该地区一些共产党力量衰落明显。比如，金融危机前曾两度执政的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从3万多人降至目前1.1万人。一些被取缔的共产党，如格鲁吉亚共产党等，组织力量更是呈现从数万人至数千人的断崖式下降。东欧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近四年党员人数减少1.4万，2018年仅存3.7万党员，且面临严峻的党员老龄化问题。
在发达资本主义地区，希腊、塞浦路斯等共产党组织力量发展较为平稳；一些党由于以活跃度为标准进行重新统计，党员数出现不同程度下滑，比如，日本共产党从危机前约40万人下降到目前30.5万人，葡萄牙共产党从2004年的13万人下降到目前5.4万人。还有一些传统大党力量衰退显著，通过对苏东剧变初、金融危机前和近几年情况比较来看，法国共产党的注册党员人数分别为27万、13.4万和5.6万，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为13万、3万和1万多，西班牙共产党为4万、2万和不足1万。
议会政治实践有亮点，但未能形成规模性和持续性影响力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中，部分共产党仍然能够在各国政治中发挥相对重要的作用。有的共产党一直是国内具有政权竞争力的主要政治力量，比如，尼泊尔共产党、印度共产党、南非共产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等。有的共产党则长期拥有一定政治影响力，比如，日本、葡萄牙、希腊共产党以及拉美诸多参与执政联盟的共产党等。金融危机以来，南非共产党一直作为“三方联盟”成员参政；白俄罗斯共产党虽然仅有为数不多的6000多党员，议会席位也不多（2016年获得8个议席），但其主张能够对国家政策制定产生很大影响；尼泊尔两个共产党多次执政，2017年末尼共（联合马列）、尼共（毛主义中心）组建的左翼联盟更是以压倒性胜利获得执政地位。有的党实现了突破式发展，比如，比利时工人党在2014年全国大选中史无前例地获得2个议席，且在近年的民测和地方选举中支持率明显提升。葡萄牙共产党在2015年大选中获得21世纪以来创新高的8.3％支持率和17个议席。哈萨克共产主义人民党影响有所扩大，从危机前多年未能进入议会，到最近连续两次全国议会选举均获得7个议席。
总体来看，国外共产党当前的这些发展亮点，呈现分散式的点状分布特征，并没有形成规模性效应。同时，危机后国外共产党的片段式、非持续性增长特征也非常明显。有的党在支持率阶段性提升之后迅速回落。比如西班牙共产党2011年较危机前支持率几乎翻倍（从3.8％到6.9％），但受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强势崛起冲击，2015年大选支持率直线跌至创历史新低的3.7％。此外，还有一些共产党在近年大选中频频受挫。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自2008年后一直未能跨越议会门槛，迄今在全国议会中没有任何议席。伴随拉美左翼政治衰退潮，秘鲁、智利、巴西等共产党陆续丧失执政伙伴地位。受国内外因素影响，日共、俄共、捷摩共（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印共（马）等在最近大选中的支持率和议席数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左翼联合与合作趋势加强，但矛盾分歧依旧突出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外共产党一直在探索加强相互间联系与合作斗争的有效形式。从国际与地区层面看，形成了一些日益成熟的沟通、交流机制，比如，至今已召开二十次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成为各国党在独立自主基础上交流彼此经验与联合行动的重要载体。而以欧洲共产党为主要力量创建的欧洲左翼党、以恢复苏联共产党和联盟国家为宗旨的“共产党联盟—苏共”等地区层面的共产党跨国联合组织，也为相关党协调行动搭建了沟通平台。但从具体实践看，各共产党内部在相关问题上一直存在矛盾分歧，这造成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一度几乎发生分裂；而由于质疑欧洲左翼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希腊等共产党甚至组建了一个与欧洲左翼党并存和对立的平行组织——“共产党和工人党‘创议’”。
从国内层面看，一些因历史渊源和观点分歧而分裂的共产党积极相互靠拢，寻求重新实现力量整合。这其中既有成功的范例，比如2016年，尼泊尔多个毛派政党合并为尼泊尔（毛主义中心）。2018年5月，尼共（毛主义中心）又与尼共（联合马列）正式合并，建立了尼泊尔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政党；但也不乏失败的情况，比如意大利共产党人党与重建共产党的统一进程举步维艰，最终共产党人党于2016年独立组建了新意大利共产党。
近年来，国外共产党与其他左翼政党的合作或联合有所加强。这既体现在国家政权层面，比如，南非共产党长期与南非国大和南非工会大会组建“三方执政联盟”，以及拉美一些共产党与主要左翼政党建立联盟政府；也体现在共产党与一些激进左翼政党，比如法国共产党与左翼党、西班牙共产党与“我们能”党、葡萄牙共产党与左翼集团等的选举合作方面。但在目前这些联盟中，共产党大多处于从属或依附地位。此外，国外共产党还建立了一些会议性协调组织，比如黎巴嫩共产党主办的阿拉伯地区共产党和左翼政党间的“阿拉伯左翼论坛”，比利时工人党主办的“国际共产主义者研讨会”等，为共产党与其他左翼政党建立经常性联系搭建了桥梁。当前，加强左翼联合是国外共产党关注的焦点问题。2018年11月，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核心议题，就是探讨工人阶级及其联盟问题。
努力探寻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但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尚需深入探索
苏东剧变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共产党从各自国情出发，积极探索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丰富社会主义理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挑战。
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等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共产党，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就开始陆续通过经济、政治改革来解决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探寻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规律。四国共产党的改革路线，具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发展方向的共同特征，但在具体改革措施上各具特点，在改革程度上也存在差异，因而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局面。目前，四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相对稳固，政权建设明显强化，治国理政能力不断提高，但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和考验，比如，外部与内部和平演变的压力；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等问题；在所有制、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上的争论与分歧；坚持党的领导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深化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改革，等等。在相关问题上，四国共产党不断提出新认识、推出新举措，有的步子迈得比较大，有的认识相对谨慎，但整体上仍处于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过程之中。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求生存和发展的共产党，致力于从本国本党实际出发，探寻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近几十年来，国外共产党的道路探索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以尼共（毛）和印共（毛）为主要代表，试图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而随着尼共（毛）在2008年转向议会政治，印共（毛）受到军事打击，这一选择目前不再具有广泛影响力。二是绝大多数共产党积极参与议会斗争，或者以之作为争取劳动者利益的手段，或者试图以此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尽管少数共产党曾通过议会竞争上台执政，但尚无成功通过和平民主道路实现制度转型的先例。而且不少共产党目前都或多或少面临发展困境，比如党的分裂、影响力持续下滑、政治地位边缘化等。为扭转困局，一些党已开始进行大幅度战略策略调整，比如西班牙共产党从温和转向激进，以民主集中制稳固党的团结与统一，以更积极的议会外反新自由主义行动凸显党的斗争性。还有一些共产党表现出对变革和发展的强烈吁求，比如在2017年大选失败后，法国共产党于2018年11月召开第38次特别代表大会，激辩法共的衰退及21世纪共产主义前景，寻求实现战略重塑。
当前，国外共产党发展变化的一个突出现象，是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以其卓越成就和责任担当，正在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对众多国外共产党也产生着巨大吸引力和影响力。随着近年来双边党际互动频繁，以及“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题研讨会”等重大多边党际交流活动的成功举办，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东看”渐成潮流和趋势。一些国外共产党高度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大力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际行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真诚地学习中国改革开放和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成果，在党的建设中借鉴、吸收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的好做法。但在把中国经验、中国方案正确运用到本国本党实践中，在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的有机结合上，各国共产党尚需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总之，当前国外共产党发展变化的鲜明特征表现在：一方面，不断出现的新实践、新探索、新亮点，孕育着新的力量增长点，推动国外共产党实现新发展和新突破；另一方面，整体发展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又决定了各国共产党面临艰巨挑战，需要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实践创新和战略调整，探寻新的发展方向。这显然也是当今作为整体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写照。从这一意义上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发展低谷走向重新振兴既前途光明，也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闫志民等：《社会主义500年编年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2）顾海良：《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共产党理论研究室）
于海青：西班牙共产党意识形态与理论战略的调整及其原因
无论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大视野看，还是以当前仍面临生存与发展困境的欧洲共产党为观察视角，西班牙共产党无疑是一支极具探索和反思精神的政治力量。从倡导“欧洲共产主义”，寻求多样化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到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共产党的普遍发展危机中率先进行适应性调整，西共一直走在西方共产主义运动变革与创新的潮头。21世纪第二个10年末，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以及自身的巨大发展困境，西共再次迈出革新步伐，对党的意识形态及欧洲政策、政党联盟、政治动员等战略策略进行了近乎颠覆性的重构。本文在简要梳理西共意识形态和理论战略演进轨迹的基础上，尝试对当前西共的这一重要转向进行深入剖析，以帮助我们厘清其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及未来前景。
一、西共意识形态和理论战略的演变
与欧洲多数共产党一样，西班牙共产党也是社会民主党内部斗争与分裂的产物。从1921年正式成立，到2016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召开之前的90多年间，以意识形态与理论战略的重要调整和变化为依据，其发展进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呈现阶段性特征的三个“30年”。
首先，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可称为西共的“布尔什维克化”时期。在这一阶段，无论是党的组建和初期发展，还是战略策略制定、领导层更迭，主要领导人迪亚斯、伊巴露丽流亡国外的活动以及国内共产党人的地下斗争等，都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甚或直接干预）密切相关。而从主观上看，西共也一直努力效仿“布尔什维克榜样”，遵循“列宁主义”范式1。因此，这一时期西共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战略，不可避免地镌刻着“布尔什维主义”的深刻印记。
其次，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是西共致力于摆脱苏联影响，逐渐转向“欧洲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时期。1953年斯大林逝世，尤其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出笼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启了寻求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潮流。在这一背景下，以卡里略为代表的新一代西共领导人深刻反思党的政治路线，提出“全国和解”政策，尝试将包括中产阶级、教会甚至武装部队在内的所有反佛朗哥力量团结起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向民主过渡，成为西共理论战略发展的重要转折点。1960年西共六大第一次明确宣布西班牙“可以沿着议会道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1968年“布拉格之春”导致西共党内“独立派”与“亲苏派”之间对立公开化，而前者的压倒性胜利对西共最终走上独立自主道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973年12月，西共通过新党纲，全面阐释了反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中求团结、民主化和多党制等重要思想，标志着西共全面转向“欧洲共产主义”。70年代中后期，西班牙独裁统治终结、西共实现合法化后，进一步与社会主义传统剥离，不再提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取消指导思想中的列宁主义，反对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等，从而成为“欧洲共产主义新思想的最显著、最明确的代表”2。
再次，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16年西共二十大召开前，可视为西共的后“欧洲共产主义”时期。进入80年代中期后，“欧洲共产主义”影响衰落，随着苏联解体，其作为理论旗帜的意义逐渐丧失。在此后30多年实践中，西共致力于探索摆脱困境和危机的出路，依据国内外环境变化和党的发展状况，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提出了不少新的策略主张。但从根本上看，这些新调整并没有绕开“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线索，一些重要举措与“欧洲共产主义”一脉相承。比如，1986年西共在反对西班牙加入北约斗争基础上与诸激进左翼小党共同建立“联合左翼”，实际上是“欧洲共产主义”左翼联盟思想的延伸和拓展。2009年西共十八大提出以“民主”为核心构建“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与“欧洲共产主义”倡导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异曲同工。而西共在平等和互利基础上维护共产党间国际联系以及在民主基础上推进党的建设等观点，也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新国际主义观”及其党内民主运转原则的继续与深化。从“欧洲共产主义”到后“欧洲共产主义”，西共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战略整体上体现为趋向“温和化”的相对连续性。
必须指出的是，这三个时期的划分是以西共历史演进中总体的、主要的倾向为标准，不排除不同发展时期存在不同观点的分歧和对立。比如，在40年代中期的“布尔什维克化”阶段，西共内部已出现要求摆脱苏联影响的声音；在转向“欧洲共产主义”过程中，西共党内曾发生激烈争论，并因此导致了党的分裂；而在后“欧洲共产主义”整个进程中，党内“革命派”与“温和派”间的对峙也深刻影响着西共和联合左翼的政策制定。但可以看到的是，在特定时期主导性倾向具有决定性影响，从而使西共的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二、西共二十大对意识形态和理论战略的调整
2016年后，以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为标志，西共的发展进入“断裂期”，实现了重大的路线性变化。从形式上看，二十大是西共历史上第一次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在2016年4月和2017年12月）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从内容上看，两阶段会议围绕三个重要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3，以此为核心西共对党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战略进行了全面重构。
（一）重新界定党的指导思想与组织原则
西共二十大通过了新党章4，对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作出重大调整。一方面，重新恢复了“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自1978年九大取消“列宁主义”的提法之后，西共党章一直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指称党的指导思想，直到2009年十八大仍然强调“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实现解放的理论、政策和文化为基础”5.2013年十九大党章有所改变，提出“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同时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理论著作”6。在二十大新党章第1条中，西共明确将党的指导思想更新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现实分析和政治实践的基础”。
另一方面，重新恢复“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西共自转向“欧洲共产主义”后，在是否坚持民主集中制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论。直到1991年党的十三大正式取消民主集中制，转向实行党内民主原则，后来通过的党章大都强调党内以完全实行民主自由为基础。比如，2009年西共党章提出党的运行需遵循民主原则，即党内民主、集体领导、联合行动和党内团结，其中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党内各方面意见整合的结果，是党的积极分子自由参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讨论的结果。在二十大新党章中，西共重新引入“民主集中制”取代“民主运作”，并在党章第18条分十个方面进行全面阐释，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在广泛参与集体讨论的言论自由、批评与自我批评、体现各种观点、所有职位可撤销以及斗争行动的集体方向和团结基础之上，其目的是“确保全党拥有一个总的发展方向以及唯一的中央指挥部”。
2018年初，二十大后新当选为总书记的恩里克·圣地亚哥在党报《工人世界》刊文，大力支持西共重提列宁主义和民主集中制7。他强调，对于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来说，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而自20世纪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确立以来，西共一直在回避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随着苏联解体、两大阵营对立终结，“欧洲共产主义”客观上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主义是基于社会阶级矛盾来分析世界，以及以替代社会模式解决这些矛盾的政治学说。而列宁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正确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并将其改造为建立在新型无产阶级国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学说。这种意识形态界定并非一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脱离实际或开历史倒车，与西共构建“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合拍。相反，马列主义是分析现实的工具，从中能够得出适应当前发展的夺取政权的策略。而且这一意识形态界定本身并非终结，也在不断更新分析方法。作为现实分析的工具，它必然使党的运作结构与之相适应。而恢复民主集中制就是最直接的变化，这一原则也必然使党内运作更富凝聚力和政治效率。
（二）重构欧洲联盟的替代建议
自“欧洲共产主义”诞生以来，西共在欧洲联合问题上一直秉持“温和的”疑欧立场。在20世纪70年代独裁统治时期，西共虽然谴责欧共体的垄断资本主义性质，但同时又声明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完全可以参加欧共体，倡导通过与其他进步力量合作，对欧共体进行民主改革，使垄断资本主义的欧洲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欧洲8。西班牙实现民主转型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共尽管经常批评欧盟的外交、安全及货币政策，指责工人社会党政府未能处理好西班牙的欧盟身份，反对两个版本的《欧盟宪法》等，但对欧洲联盟的总体发展趋向持基本肯定态度：一是强调欧盟作为“应对巨大经济和生态挑战的实质性工具”作用；二是认为阶级斗争不能局限于某一具体国家，只有在欧盟层面才能实现；三是认为缺席欧洲一体化计划不符合西班牙人民的集体利益9。
西共二十大在欧盟问题上的主张发生重要变化，对欧盟的态度更加趋向严厉，激烈批评在欧盟和欧元区难以推动改革，指责其建立在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原则基础之上，服务于经济和金融集团的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地伴随民主赤字，造成财富再分配有效机制的实际消失、劳动者工作条件恶化等，欧洲工人阶级为此遭受了灾难性后果。在二十大第一阶段会议上，西共近年来第一次明确倡导西班牙退出“欧元区”及与欧盟决裂。由于这一倡议的提出必然意味着恢复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主权，因此西共呼吁欧洲左翼各协调组织、会议、论坛共同努力，构建一个使脱欧的经济影响最小化、能够保证国家主权以及实现所有人基本权利尤其是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左翼替代计划10。
（三）寻求实现人民团结的新途径
在二十大上，西共积极呼吁寻求人民团结，强调这不仅是危机下的策略选择，而且是超越选举对抗的战略，要将选举联盟外的各进步政治与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在日常社会冲突中，在反对企业主的斗争中，在捍卫社会和劳动权利的过程中”建立最广泛的人民团结11。从西共的主张看，虽然该党继续坚持“通过议会选举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但把议会外动员和行动提高到重要位置，致力于推动实现两个转型。
一是推动“联合左翼”从选举党向社会运动转型。“联合左翼”自组建后（1992年正式登记为政党），一直就宣称其目标是发展成为能够激发广泛社会动员的“政治与社会运动”。但与预期背离的是，在后来发展中选举逐渐取代社会动员占据优先地位，“联合左翼”越来越变成西共的一种政治选举机制。2009年第九次联盟会议虽然重申恢复“联合左翼”的政治和社会运动身份，但其后并未能顺利实现组织转型，甚至一度由于支持率提升而终止12。西共二十大再次提出推动“联合左翼”转型的任务，致力于使其发展成为直接参与和专注于社会行动、更具灵活性的协调机制，以及实现“最广泛人民团结的发展和巩固过程”13。
二是推动选举联盟向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联盟转型。西共强调继续加强建设两个联盟，即“联合左翼”以及2016年大选中与新兴民粹主义左翼政党“我们能”等建立的“我们能联盟”，并将其作为形成更广泛政治和社会联盟的起始点，提出这一政治和社会联盟的构建，需充分考虑不同社会阶层、组织的政治意识多样性，最广泛动员社会各层面，寻求被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排除在外的群体、小企业主和青年人的支持。2018年1月，西共中央委员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政治和社会联盟的九大主张，主要包括西共在社会冲突中保持实质性的积极存在，优先考虑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条件，坚持联盟与合作方式的灵活性，作为各政治组织和行动者间的联系桥梁，将“我们能联盟”作为实现这种广泛联合的有用工具等14。
三、西共二十大调整意识形态和理论战略的原因
二十大的新变化表明，西共明显开始转向寻求身份政治的策略，更加强调意识形态而非选举政治的优先性，关注通过积极的议会外运动塑造党的反资本主义形象以及争取广泛社会支持，这无疑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调整和变革。现代政党政治的演进历史表明，重大的政党变革往往受到政党自身发展以及客观社会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探究西共意识形态和理论战略变化的原因，必然也要从分析西共面临的内部危机和外部挑战入手。
就西共自身而言，近30年倾向于温和化的政治实践，未能帮助其找到一条可行的发展道路，反而促使其步入持续性衰落的下行轨道。
从党的社会基础看，寻求超越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身份定位，导致党的激进主义拥趸的认同度明显下降，而在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又难以吸引新的支持者，这造成西共的社会基础不断削弱。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伴随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传统蓝领工人极大减少，商业、服务业等新中间阶级迅速兴起，西共开始遭遇社会基础的逐渐瓦解。1986年西班牙加入欧共体，随后很快出现了足以与战后德国经济发展奇迹相媲美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从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定位、社会行为和文化导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西共来说，由于欧共体（以及后来的欧盟）给西班牙提供了大量的结构性资金补贴，造成西共传统工人阶级支持队伍分化，进一步冲击并解构了其社会基础。在这一背景下，西共试图从更广泛社会阶层中争取支持，但在全国各选举层面上，却面临着来自主流左翼政党工人社会党的竞争。尽管西共激烈批评工社党抛弃马克思主义，但二者话语体系的明显趋同，已经使“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社会民主党间的区分几乎消失殆尽”15。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条件下，工社党在选民争夺中明显更占优势。从实践上看，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西共之所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支持率，甚至在1996年达到10.5％的选举天花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选民对工社党执政不满的抗议票。进入21世纪后，西共支持率持续下滑。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西共再次获得选民对工社党执行紧缩政策失望的危机“红利”，在2011年全国议会选举中得票率大幅增加，但很快受到观点更为鲜明和激进的“我们能”党的冲击，2015年全国大选的支持率急速下降至历史新低。与此同时，西共的党员数也持续减少。作为欧洲地区具有传统影响力的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之后以及70年代佛朗哥独裁统治终结之初，西共党员数曾先后两次达到20万之众。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西共党员数很快下降到13万人。此后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西共党员数又急剧减少到3.7万人，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2万人。世界金融危机后党的组织力量继续下滑，目前西共党员数仅约为8800人16，愈益成为边缘化的政治力量。很显然，温和化政策并不能帮助西共确立巩固的社会基础，倾向“中间主义”的策略难以奏效。
从党的内部关系看，西共不断受到内部争论和分裂的困扰，民主化运转造成党极度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西共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在处理与工人社会党的关系、与工会的关系、“联合左翼”的意识形态以及组织界定等问题上，党内认识存在很大差异，从而使西共党内生活充满矛盾和冲突。民主化运转非但未能帮助西共弥合分歧、消解矛盾，反而导致党内派系丛生，各派系间观点对立、争权夺利，力量内耗严重，甚至多次发生分裂危机。西共倡导民主化运转的初衷，是试图破除从反佛朗哥独裁垄断的长期地下斗争中沿袭下来的组织权力高度集中化，激发党员积极性，充分发挥党员作用，发展一种“参与式民主”的组织模式，但在党内民主实践中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党的文件中规定的全国议会选举候选人选拔程序，根本未能得到执行；再如，一些集体决策机制，如吸纳普通党员参与经济、环境等各领域工作决策的“工作组”制度，进展缓慢、参与率低、发展不平衡，与其他制度设计相互重叠。此外，一些民主规定执行走样，如党的地方议会候选人的党内初选程序既未能“强化”也未“制度化”，反而成为党内各派间争权夺利的工具17。多年的民主化运转，造成了西共内部的分裂和分散化，党组织力量极大弱化，进一步深化了党的发展危机。
从与工会和社会运动的关系看，西共迫切需要重建社会联系和沟通渠道，以拓展党的社会生存空间。源于特殊的反独裁斗争历史，西共与西班牙工会组织工人委员会存在一种独特的紧密关系。工人委员会与西共在领导层和成员上交织重叠，从而使西共能够对工人委员会的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共分裂以及工人委员会自治倾向加强，西共对工人委员会的影响极大减弱。为强化党的社会存在，西共将密切与社会运动的联系摆在首要地位，在传统左翼的关注重点之外加入新的政治议题，如女权主义、环境保护等，以从新社会运动等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寻求支持者。同时，通过邀请社会组织参与党的纲领设计以及积极参加社会进步运动，如90年代反对工人社会党政府劳动改革的“公民社会权利纲领”“废除第三世界外债公民网”等，加强党与社会运动的联系，并尝试将社会动员转化为选举动员。但从实践看，党内派系林立使西共不能形成清晰的政治方向和战略，阻碍了其发挥社会需求的沟通桥梁作用，进而使西共在大部分时间里不能有效利用选民的不满情绪。2008年的灾难性大选结果（西共只获得3.8％的支持率），促使党内对立的各派达成了“重建”党的共识，更加强调与各社会运动组织的联系，比如在2010年6月的重建大会上，1000名代表中有约400人是来自于各社会运动组织的非西共党员。但这一政策在其后多年一直未能很好落实，党的许多地方组织根本没有参与这一过程。特别是缺席2011年5月爆发的西班牙近年来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动员“愤怒者运动（经济危机以来西班牙议会政治中最为成功的“我们能”党正是脱胎于这一运动）”，更加弱化了西共与社会运动的联系，西共亟需寻求新的联系渠道与途径。
西班牙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新发展新变化，也推动西共进行理论反思和调整，寻求制定适应性的应对政策。
一方面，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以来，西班牙社会的“欧洲主义”共识面临瓦解，“疑欧主义”抬头，整个社会情绪开始趋向激进。如上所述，自80年代中期加入欧共体后，西班牙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受益良多。无论从物质利益还是从情感上来说，整个西班牙社会一直对欧洲一体化保持着高于欧洲平均水平的认可度和支持率。因此，欧洲一体化在西班牙政党和选民中并不是一个能够引发广泛争议的问题。比如，在2005年的《欧盟宪法条约》公决中，西共等激进左翼政党持反对立场的理由，也不是基于“疑欧主义”，而是认为其不足以保护社会和工人权利，没有体现欧盟的民主赤字。即便如此，宪法条约仍以76.7％的高支持率获得通过，西班牙成为欧盟25个成员国中第一个以全民公决方式通过条约的国家，甚至有1／3的西共支持者选择背离党的立场支持该条约。世界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于欧盟各成员国的欧洲一体化态度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受危机冲击严重的西班牙，民众态度转变尤为明显。欧洲晴雨表的民调显示，在危机最严重的2012年，有67％的西班牙人表示对欧盟不信任18.2016年的数据表明，不支持欧盟的西班牙人高达49％。移民、经济危机、失业、不平等，显然是引发西班牙“疑欧主义”激增的主要变量。相关数据显示，2000－2011年间，西班牙人口从4000万增加到4700万，在新增的700万人中，每年移民增长1.4％。同一时期，西班牙失业率却从8.2％猛增至26.1％，有50％的青年人就业受到影响。收入不平等和贫困风险激增，最富有20％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是最贫困20％人口的6.5倍，西班牙因而成为欧盟中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19。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为了确保党的生存空间，西共显然需要适度调整其政策目标以使党的内外部冲突最小化。
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下西班牙传统政治格局被打破，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对西共形成了巨大冲击和挑战。在经济危机后遍及欧洲的民粹主义浪潮中，西班牙在很长一段时间“独善其身”，没有出现任何有影响的民粹主义力量。但到2014年，“我们能”党强势崛起，很快上升为全国第三大政治力量，取代西共成为西班牙最大的激进左翼政党，这才引起人们对西班牙民粹主义的关注20。“我们能”党兴起对作为传统激进左翼政党的西共的冲击，不仅体现在选举结果上，更表现在其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深刻反映社会不满、反主流情绪的政治主张，以及灵活机动、便利高效的社会动员策略方面。这给西共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成为西共对自己的理论和战略进行反思和调整的重要诱因。
四、余论
作为近半个世纪来一直信奉“和平民主道路”的政党，西共对意识形态和理论战略的重新界定显然不能理解为政策主张的微调，而是几乎具有颠覆性意义的重大变化。有观点称之为一场“组织革命”21，因为这或许将成为西共转向新的政治实践的开始。这种转向不是简单回归传统路线，而是塑造新的形象、内聚党的力量、寻求人民团结的尝试。西共在关注日常生活领域斗争，如薪资、就业、养老金等的同时，也重视女权、环保和能源浪费等新政治议题。西共正在努力探寻构建一种能够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的身份特征。
对试图通过变革摆脱危机的西共而言，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这种转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现实行动。从西共党内看，目前整体上对党的变革必要性的认识还是较为统一的，比如2018年1月圣地亚哥在西共二十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获得了76张支持票，仅有1票反对，2票弃权。但作为仍然高度派系化的政党，这次变革在西共党内自然不乏异议之声。比如一些欧洲共产主义的捍卫者，继续强调欧洲共产主义的有效性，重申欧洲共产主义时期关于列宁主义的争论，提出欧洲共产主义并没有否定十月革命，而只是放弃了列宁主义中的一些关键要素（如世界革命理论），以及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他们认为列宁主义是与当时历史条件相适应的产物，而当今既无革命基础也无革命形势，因此西共二十大重提列宁主义并无必要，列宁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只有部分意义而非全部意义的标志22。显然，西共理论政策调整的有效落实仍然面临阻碍。正如西共国内部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所言，能够产生革命性结果的关键在于，必须将这些建议转化为政治行动，并使之成为每个积极分子的政治自觉23。
二是这种转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党的复兴。从更广泛层面看，当前整个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理论变革和调整期，不少共产党都在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自身发展实际，对党的理论政策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以寻求摆脱困境的新的发展战略和方向。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传统上比较激进的党，如希腊共产党变得更加激进；有的党如西共，对以往理论政策进行了具有明显战略意义的大幅调整；有的党已开始进行党内深入讨论，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实现重要突破和推进，比如法国共产党在2018年11月召开第38次代表大会，围绕何为现时代的共产主义展开大讨论，寻求实现党的战略重塑。这些变化表明，欧洲各国共产党已深刻意识到自身的困境和问题，并在努力寻找发展出路。但从当前国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对比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发展态势看，包括西共在内的欧洲各国共产党的逆境重生之路必然荆棘遍布，充满艰辛和挑战。对于欧洲各国共产党来说，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才能找到一条真正切实可行的前进道路。
注释
1【德】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挑战》，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1页。
2EnriqueSantiao，XXConresodePCE：unPartidoparaaacción，unproyectodeRevoución，29／01／2018，http：／／www.mundoobrero.es／p.php？id＝7741.
3EstatutosAprobados，XXConreso，1，2y3dediciembrede2017，http：／／www.pce.es／descara／20180104＿Estatutos＿XX＿Conreso＿PCE.pdf.
4EstatutosdePartidoComunistadeEspaňa，6，7y8noviembre2009，http：／／www.pce.es／xviiiconreso／p.php？id＝3444.
5EstatutosPartidoComunistadeEspaňa，15，16，17noviembre2013，http：／／www.pce.es／descara／20131115＿17＿docpce＿xix＿con＿estatutos＿def.pdf.
6EnriqueSantiao，XXConresodePCE：unPartidoparaaacción，unproyectodeRevoución，29／01／2018，http：／／www.mundoobrero.es／p.php？id＝7741.
7【德】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挑战》，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8页。
8iorosCharaambous，“Atheshadesofred：examinintheradicaeft’sEuroscepticism，”ContemporaryPoitics，Vo.17，Issue3，2011.
9Documentosaprobadosena1aFasedeXXConresodePCE，19may2016，http：／／www.pce.es／descara／20160409＿xx＿conreso＿pce＿doc＿aprobado.pdf.
10SatoDíaz，EPCEapuestaporromperconaUniónEuropeaysairdeEuro，9／4／2016，https：／／www.cuartopoder.es／espana／2016／04／09／centea.
11XIAsambeaFedera，Madrid，4y5dejuniode2016.
12SatoDíaz，EPCEapuestaporromperconaUniónEuropeaysairdeEuro，9／4／2016，https：／／www.cuartopoder.es／espana／2016／04／09／centea.
13MUNDOOBRERORedacción，NueveideasdePCEparaaconfuenciapoíticaysocia，29／01／2018，http：／／www.mundoobrero.es／p.php？id＝7738.
14MartinJ.Bu（ed.），WestEuropeanCommunistPartiesaftertheRevoutionsof1989，St.Martin’sPress，1994，p.69.
15EvitaraetapafinadeaiquidacióndePCE，20marzo，2017，https：／／www.cronicapopuar.es／2017／03／evitar－a－etapa－fina－de－a－iquidacion－de－pce.
16uisRamiro，TàniaVere，“ImpuseandDecadenceofinkaeProcesses：EvidencefromtheSpanishRadicaeft，”SouthEuropeanSocietyandPoitics，Vo.18，Issue1，2013.
17JoaquínPrieto，SpaindiscoversEuroscepticismamideconomicoom，Jan.26，2012，https：／／www.theuardian.com／word／2012／jan／26／spain－discovers－euroscepticism－crisis－eu.
18HéctorSánchezMaraef，EuroscepticisminSpain：anEverastinExceptionaity？http：／／truies－europe.de／？p＝1326.
19于海青：《西班牙“我们能”党兴起透视》，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5期。
20MUNDOOBRERORedacción，arevouciónoranizativadeXXConreso，29／01／2018，http：／／www.mundoobrero.es／p.php？id＝7742.
21FranciscoJoséMartínez，EdebatedeeninismoenePCE（1972－2018），25／11／2018，http：／／www.mundoobrero.es／p.php？id＝8141.
22MUNDOOBRERORedacción，arevouciónoranizativadeXXConreso，29／01／2018，http：／／www.mundoobrero.es／p.php？id＝7742.
23TimRees，“ivinuptoenin：eadershipCutureandtheSpainCommunistParty，1920－1939，”History，Vo.97，No.326，2012pp.230－255.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于海青：西方政党的“人民”定位及其实践悖论
近年来，西方政党政治遭遇发展困境，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理念与实践脱节。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中介的功能愈益弱化，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分裂愈益严重，其“人民”定位与“去人民化”实践的冲突，导致一些西方政党深陷代表性危机。
西方政党话语中的“人民”表述
在当今西方世界，各类政党五花八门，组织形态千差万别、政治立场迥然相异、思想观点各有不同。如果要在各色政党中找出共同点的话，对于“人民”的宣示性表述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共性的特征。目前，除极少数政党如部分共产党明确表达其阶级属性外，几乎所有西方政党都自我标榜为“全民党”“人民党”，声称自己是全体人民、国民或公民的代表者，以自由、公正、团结互助为基本价值理念，旨在增进普罗大众福祉，实现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西方传统主流政党如保守主义政党、自由主义政党、基督教政党等，都有其政策偏向和特定的选民基础。但各政党在稳定其选民基本盘的前提下，大都积极展现“向所有阶层和群体的所有人”开放的姿态，以在社会各阶层中更广泛吸收支持力量。比如在美国两大党中，民主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劳工、有色人种、少数族裔等，在政策上更加强调福利和公平，倾向维护中产阶级利益；共和党的支持力量主要包括大企业家、保守派、白人至上论者等，政策主张受大资本影响较大。但在各党具有明显倾向性的选举纲领中，为凸显自己的广泛代表性，人民、国民、公民、所有人、普通民众等必是反复提及的词汇。比如，打开民主党官网首页，可以看到异常醒目的宣告即是“我们正在为每个美国人争取一个更美好、更公平、更光明的未来”；而在共和党2016年竞选纲领中，“工人”出现27次、“公民”出现41次，“人民”一词甚至出现了110次之多。
从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到实现“去阶级化”的现代转型，西方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世纪后期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欧洲社民党，主要围绕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活动，以解放工人阶级为使命，以消灭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为最终目标。二战后，为适应社会结构变化以及争取更多选民的需要，社民党放弃工人党定位，普遍塑造了代表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民党”的新形象。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全球化加速发展以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经济社会模式受到质疑的背景下，社民党陆续开启“第三条道路”“新中间道路”改革浪潮，其在社会基础上的核心变化，就是要突破原来的选民基础，扩大支持者范围，与其他政治力量求同存异，尤其是在中间力量中寻求更多支持者。时至今日，偏向保护中下阶层利益的“人民党”一直是西方社民党的政治光谱定位。2018年澳大利亚工党全国纲领提出其使命是“消除阻碍人们全面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障碍，不论其背景、社会阶级或父母的财富如何，每个人都能分享繁荣”。英国工党的2019年竞选纲领则明确其未来目标是“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关心所有人、分享财富和权力的英国”。
主打“生态牌”的西方绿党、生态党，同样将维护更广泛的“人民”利益作为其目标指向。各党党纲在提出“生态优先”、社会正义、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多元平等自由社会等政策立场之后，往往强调这些主张符合所有人、每个人利益，意在“造福于所有人”，使“每个人自由发展”“所有人能够过上美好生活”，等等。德国绿党2020年新党纲草案提出，其“政策将面向所有人”，“不是基于个人利益或少数群体利益，而是将不同利益与未来共同愿景结合起来”，“致力于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实现共同目标”。
“人民”更是西方民粹主义政党天然的政治标签。21世纪以来，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方崛起并不断扩大影响。民粹主义政党构成复杂、政策主张差别很大甚至截然相反，但在反建制、反精英、诉诸民众支持挑战传统权威和政治结构的核心理念上却存在共通性。因此，在民粹主义政党的价值逻辑中，人民／大众被赋予极高地位，成为其一切激进言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比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我们能”党、法国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五星运动等左右翼和议题化的民粹政党，无不是以“人民的代言人”自称，利用引发民众普遍不满的问题，如经济危机、紧缩政策、政治腐败、环境恶化等宣扬“人民的愤怒”，通过提出相应政策主张回应人民变革愿望，吸引民众的目光和认同。有些政党将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立场交织叠加，提出了一些具有煽动性和鼓动力的口号，比如“法国人优先”“奥地利人优先”等，从而使其人民主张带上极端色彩。
话语定位与现实实践的相互矛盾，成为西方政党政治中一个难解的悖论
观察和分析西方政党，如同我们判断一个人，不仅要察其言更要观其行。从西方政党政治的长期实践看，“人民”绝非政党政策清单上的优先项，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大资本利益以及本党利益永远高于、先于民众利益；民粹主义政党也并不能代表人民，其政治动员实质上是对大众意志的裹挟和绑架；走向衰败的西方政党制度日趋僵化和失灵，愈益遭遇民众不满和反对。这种“去人民化”实践，使西方政党高扬的“人民”话语变成了“价值符号”。话语定位与现实实践的相互矛盾成为西方政党政治中一个难解的悖论。
资本利益高于民众利益。从理论上看，任何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其阶级性，都是特定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的代表者。西方竞争性政党同样也不例外。在当代西方，政坛主流政党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通常代表着某个部门或领域的大资本利益。尽管出于稳定统治的目的，可能做出一定程度和范围上的政策改良和利益妥协，但其阶级性决定了维护资本主要、根本利益的目标不可能改变。资本利益始终是西方主流政党的核心利益。从具体实践看，西方主流政党与大资本尤其是利益集团按惯性进行利益捆绑。二者在阶级性上相互勾连，在政治上也相互需要、相互支撑。政党需要利益集团提供竞选所需的财力支持，而利益集团也需要通过培植自己的代言人干预政治过程，实现自身利益。这种相互关系决定了西方政党执政后必然要通过各种或隐蔽或巧妙的方式回馈背后的资本支持者。在这一过程中，当民众利益与资本利益没有产生冲突时，政党会连带实现部分民众利益；但当民众利益与资本和利益集团利益出现矛盾时，政党必然偏向支持资本利益。新冠肺炎疫情在西方世界蔓延之初，各国政府面对关闭边境、“封城”、停工等防控决策之所以犹豫不决，丧失了有效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其最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有利于保护人民健康安全的措施将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负作用，进而影响执政党背后的大资本利益。疫情期间，西方政府的各种决策迟缓、责任推脱、欲盖弥彰和制造谣言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至上”这个不变的法则始终主导着西方主流政党的行为方式。
政党利益超越公众利益。从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的发展逻辑看，各类型政党围绕“人民”的宣示性表述，根本上基于选举竞争的需要。一种形象的说法，是把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比喻为政治上的市场经济，经济市场上兜售的是股票，而政治市场上贩卖的是选票。为了获得执政地位，政党必须在政治市场上争得更多选票，选举因而成为主导政党行为的“指挥棒”，西方政党也日渐丧失了代表和反映民意的中介功能而沦为选举工具，一切主张和行动服从选举需要，向所有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示好，为争夺选民提出各种不切实际甚至难以落实的承诺。而一旦上台执政，各党也是从本党利益最大化以及维护本党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出发确定方针政策，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往往被置之脑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佩戴口罩这个原本单纯的公共卫生问题之所以引发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公开对峙，原因在于有形的口罩已成为两党争夺无形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权的象征。两党争论的出发点不是保护民众生命和健康安全，而是为了各自的政治私利，维护本党的价值观正确，否定竞争对手的政治正当性，相互打压、争夺选民。同样，在疫情呈蔓延形势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政府组织万人集会为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拉票造势，以及联邦政府与各州、市政府之间出于党派利益相互龃龉、推诿扯皮，置民众安危于不顾，为了政治利益牺牲人民利益。对于美国政治社会的此类乱象，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美国国内深刻危机的表现，根本原因就在于执政党利益已经高于整个社会和人民的利益”。
民粹主义裹挟大众意志。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方兴起有其民意基础，是近年来西方社会不平等、移民、安全等问题加剧引发社会撕裂，以及由此带来的信任、认同、参与等一系列危机的集中反映。民粹主义政党打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反移民、反全球化旗号，极力推崇“身份政治”，围绕宗教、文化认同问题大做文章，借助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来塑造自身的政治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粹主义政党并不是真正代表人民，或者说只是通过激化民意中的非理性因素实现对普遍大众意志的裹挟或绑架。从具体实践看，在民粹主义政党和政客上台后，其带有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本国利益优先政策被强制推行，不仅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稳定，甚至直接损害本国人民利益。如美国民粹主义政客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表面看来似乎因关税增加而使国内民众的就业机会扩大，但实际上由于生产成本激增、经济不稳定性加剧以及相关反制措施影响等，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和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实际上反向下滑，最终使美国民众利益受损。与此同时，民粹主义政党和政客逆历史潮流而动，奉行孤立主义、保护主义，以单边主义冲击国际政治秩序稳定，以大国竞争取代国际合作，既对国际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也对本国民众利益造成连带性危害。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亟需世界各国通力合作、携手抗疫的关键时刻，美国民粹主义政府非但不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行动，还做出了退出世卫组织等破坏全球团结的举动。正如西方批评人士所言，这些行为“不会保护美国人民的生命或利益，而是使美国人生病，使美国孤立无援”。
政党制度失去民众信任。作为反映西方民主真谛的政党制度，近年来日益走向衰败，积重难返、危机频现，越来越丧失民众信任。西方两党、多党制的设计初衷，是通过政党竞争来协调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以党派制衡来遏制少数人滥用权力，但由此衍生的决策冗长、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如近年来屡屡爆出的西方政党在教育、移民、财政和医疗改革等关系民生的重要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导致各种决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在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突发紧急性公共灾难面前，一些西方政府执行力差、效率极低，甚至被认为“已经无法承担国家最重要的保护公民职责”等问题，都极大影响了民众的福祉。此外，西方政党制度的内源性弊病也日益凸显，如“赢者通吃”以及设置议会门槛等制度安排，造成获得简单多数的一方即能获得席位，或者一些政坛小党被排斥在外，从而使部分人民的意志无法获得表达。制度上日趋僵化、缺乏灵活性，也成为西方民众对政党政治冷漠，选举参与率不断刷新底线的重要原因。
总之，由于政党与民众之间严重脱节造成政党代表性不足，不仅削弱了西方政党制度的合法性，长远看也在动摇着自由民主制度的根基。因此，多年来西方政党不断开出各种药方提高党的“灵活性”，以加强政党与人民的联系，但种种努力因为其阶级本质而难以达到预期目的，西方政党政治的悖论始终无法得到解决。
鉴戒西方政党政治实践，我们今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要充分论证“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更需要深入思考“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只有把认识切实落实到行动上，并贯穿到党的全部工作中，才能真正诠释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执政底色。这是新时代履践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点问题也是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1）柴尚金：《政党与民主新论》，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年。
（2）周淑真：《政党政治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部）
于海青：照亮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灯塔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出版170周年。最近一段时间，各国共产党开展系列纪念活动，深刻阐释《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理论贡献，探讨其对认识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新变化的方法论价值，并从《宣言》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出发，深入思考推动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谷走向振兴的战略策略。
一、《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与理论价值
2018年初以来，世界各国共产党围绕纪念《宣言》发表和马克思诞辰举行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并以此为契机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主张。美国共产党在其“人民世界”网站的“马克思主义问答”栏目中围绕《宣言》设置专题，以选择题形式帮助人们更好地学习和理解《宣言》内容，同时还连续撰文对展现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政治活动的电影“青年马克思”进行介绍和评析，勾勒了《宣言》的写作背景以及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发展轨迹。澳大利亚共产党在其党报《工人周报》上刊登德国诗人、共产党人布莱希特在一百年前改编自《宣言》的诗作，并于2月22日在珀斯组织纪念《宣言》发表研讨会。2月19日，法国共产党《人道报》与“马克思2018”在巴黎共同主办“马克思论坛”，超过2000人参加，热烈讨论历史与现实中的“马克思的思想”及其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2月24－25日，葡萄牙共产党在里斯本以“遗产、干预和斗争——改造世界”为主题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围绕经济、社会、哲学、文化、政治等主题，对马克思的理论著作、革命活动，特别是其思想遗产对实现当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广泛探讨。2月26日，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同越共中央宣教部、中央理论委员会、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在河内联合举办题为“《共产党宣言》——当今时代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国际研讨会，越共、俄共和老挝人民革命党重要领导人出席。3月14日，古巴召开“纪念马克思逝世135周年”圆桌会议，古共中央第二书记何塞·拉蒙·马查多主持。此外，也有不少共产党组织发表长文，深入剖析《宣言》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现实意义。
总体而言，国外共产党高度评价《宣言》和马克思主义对推动人类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作用。美国共产党指出，《宣言》是在世界上传播最广、译本最多、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文献，“没有哪一个宣称对现代史有深入了解的人，敢说自己不熟悉这部影响深远的革命著作”。《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出生证”。乌克兰共产党认为，《宣言》运用极其简洁但却气度恢弘的语言阐释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为正在兴起的共产主义组织和政党制定了斗争目标、任务和方法。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指出，《宣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主张、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以及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模式。
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格里菲斯深信，即使在今天看来，《宣言》也是极富价值的。而其重要价值之一就是为人类历史提供了至关重要且意义深远的分析，梳理了历史发展脉络，给我们当代实践以启迪。尽管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世界变化巨大，但资本主义的基本发展规律并未改变。我们当前仍然面对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一个财富和权力极端不平等的社会，这表明《宣言》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西班牙共产党将《宣言》比喻为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X光”，强调《宣言》至少有两大理论贡献：一是其宽广的视野。早在资本主义一路凯歌前行的发展之初，《宣言》就敏锐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持久性、不稳定性；二是对资本主义长期历史趋势的精准预测。从21世纪以来尤其是当前经济危机的发展看，《宣言》对在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准确预测令人不可思议，这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没有任何文献能够做到的事情。西共进而将《宣言》的理论价值归结为四个关键方面：其一，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具体的，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非“历史的终结”；其二，《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历史趋势，这是我们分析资本主义具体历史阶段的基本线索。其三，很少有文献拥有《宣言》那般的“语言震撼力”，原因在于《宣言》不是“为自我”而作，而是为新的政治主体——无产阶级而作的政治宣言。它是体现明确立场和支持倾向的著作，蕴含着“作者为其所支持的事业而斗争的全部力量”。其四，从社会分裂为两个对立阶级的理论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政治是《宣言》讨论的核心要素。历史性变革是人们在构建自己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通过革命实践和集体行动实现历史性变革是《宣言》的主要观点，这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区别开来。
巴西共产党强调《宣言》的方法论价值，认为其在当代作为一种方法并没有丧失其重要性。170年来，《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宣传纲领，对青年人、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众多工人党和共产党的发展。同时，在《宣言》出版数十年后，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特别是随着货币资本以及后来金融资本的不断扩张，所有“社会整合”的重要因素被掠夺性自噬，家庭关系、民族性、文化、习惯被改变，最终资本主义陷入周期性经济危机。在这一过程中，《宣言》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分析仍然能够对这些变化做出回应。
葡萄牙共产党引用已故总书记库尼亚尔在1998年纪念《宣言》发表150年时的讲话指出，《宣言》实现了两个基本目标：解释世界以及阐明如何改变世界。而在后一方面，《宣言》提出的道路就是“为解决工人阶级和工人群众的当前问题，即工资、就业、工作时间和环境、住房、医疗而斗争，并将这一斗争与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以及构建一个新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结合起来。这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论宣言，而是如果《宣言》所提出的主客观条件实现将会达到的目标”。
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撰文提出，马克思的思想和观点已经并将继续对当代世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以辩证分析方法为基础，同时其哲学体系保持着“正反合”永恒运动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保持其当代价值，是因为它不仅能够在客观分析基础上解释社会发展问题，而且能够提供解决、克服这些问题的方法。尤其主要提出了工人阶级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主体，也只有工人阶级能够将社会从资本主义剥削的野蛮状态下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历经时间检验，已证明其长久生命力，必将继续在世界工人运动的实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二、《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与指导意义
170年来，诋毁《宣言》和马克思主义过时，以及试图证明其已经不再反映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论调不绝于耳，但这些都不能掩盖这部伟大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划时代价值与影响。《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的诸多重要论断摸准了资本主义的“命脉”。纵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而《宣言》和马克思主义正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把握其本质属性和发展趋势的“钥匙”。一些国外共产党结合当代世界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深刻阐释了《宣言》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现实相关性与指导意义。
首先，《宣言》的重要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强调资本主义通过长期发展成为现代国家的绝对统治力量，“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等论断当前仍然有效。因为除中国、越南、古巴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外，资产阶级现在仍然是其他国家的真正掌权者，掌控着政治和经济管理杠杆，确立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
其次，《宣言》的另一重要论断，即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征与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不断扩张同样是正确的。俄共副主席诺维科夫指出，从人类历史进程看，到20世纪初时，资本主义已将整个世界纳于其统治之下，进入了列宁准确且深刻揭示的帝国主义阶段。然而，十月革命攻破了资本主义的堡垒，在世界1／6的土地上建立起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政权。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占世界1／3的人口和40％的工业生产。这虽然有力遏制了资本的疯狂掠夺，但资本的本性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剧变，使得资本主义扩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苏东多数国家，资产阶级代理人上台执政。他们驯服于大企业家的意愿，与西方国家建立起密切联系，导致国家走上去工业化以及依附性经济模式。前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原料产地和初级产品市场。外资在关键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对外出口成为重要利润来源，民族经济不断“失血”，找不到发展方向。时至今日，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严重依赖原材料开采和对外出口，资本外流日益严重。
再次，《宣言》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财富集中等论断，也在不断被21世纪以来的发展所佐证。比利时工人党批判追捧亚当·斯密的过时理论、相信资本家和市场看不见的手能够解决一切的自由派，指出这种运行机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当今世界最富有8个家庭所拥有的财富超过35亿最贫困家庭。而正是马克思揭穿了自由派的凭空捏造，深刻揭露了资本的贪婪本性，提出工作产生的附加值被少数人所窃取。智利共产党通过分析当前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以及智利本国悬殊的贫富差距，得出劳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主要矛盾的结论。智共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通过所谓民主方式解决这一矛盾。而当工人意识到其阶级角色及其政治变革能力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进行武力反扑。20世纪以及近年来在南美和智利持续不断发生的政变，入侵、干涉他国以及实施各种蛊惑煽动政策等就是其主要表现。
最后，《宣言》关于周期性商业危机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主要表现，及其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等论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诺维科夫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经常招致攻击和责难。批评者以资本主义迄今并未消亡、仍然存在为由来证伪《宣言》的论断。但他们忽略了《宣言》中的另一观点，即资本主义通过“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来维持其霸权，但资产阶级也经由这种方式为自己准备了“更猛烈的”危机。20世纪初，资本主义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耗尽了继续进行领土扩张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制度深陷危机旋涡，发生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兴起、大萧条，尤其是由十月革命开启的系列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条件下，资产阶级展现出特殊的灵活性，实行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部分利润再分配。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本性没有改变。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东国家成为资产阶级再次推迟其死亡的“新市场”。同时，对“旧市场”的剥削也日渐加重。美欧等国社会不平等不断扩大，“福利国家”迅速弱化。资本主义积累规律——资本积累的对面是劳动贫困的积累，在世界各地仍然起着作用。
三、《宣言》和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生命力不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更在于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为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越南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武文赏高度赞扬《宣言》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乃至世界的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巨大理论和实践价值，认为《宣言》问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决定性转折点，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形成。在《宣言》的引导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经历了风风雨雨，但仍取得巨大胜利，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他强调，在过去的88年间，正是在《宣言》、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指导下，越共克服了诸多困难和挑战，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而纪念《宣言》发表170周年也正是重新认识《宣言》的思想价值和生命力的机会，是进一步丰富发展《宣言》以使其与当前形势相适应的机会。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国家政治行政学院院长通沙立·蒙诺梅也指出，老挝一直遵循《宣言》精神，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宣言》作为一种科学基础在老挝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21世纪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机遇与挑战并存。国外一些共产党从《宣言》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中积极探寻推进运动发展的战略策略。
第一，坚守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这是一个半多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经验。一些国外共产党重申《宣言》对共产党人特殊性的总结，即“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总是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等，强调这些论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切和重要。俄共主张，在当前劳资矛盾日益尖锐的俄罗斯社会，只有共产党才能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俄共也一直以此为己任，重视加强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体现俄共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特征，呼吁“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南非共产党指出，《宣言》提出了孕育于旧社会母胎中的新社会生长前景及其可能性，而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继承《宣言》的思想和革命精神，为推动南非和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转型，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社会制度而斗争。
第二，建立工人阶级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西班牙共产党从《宣言》关于两大阶级对立的观点出发，阐释了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社会阶级分析框架，强调在两大基本社会阶级之外，《宣言》也曾运用“阶层”等术语深刻探讨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诸组织化群体的社会地位。西共认为，争取这些“中间阶层”的支持对于21世纪共产党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而分析其发展演进，则是当前构建工人阶级联盟政策的关键因素。
第三，加强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联合与协调行动。《宣言》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强调共产党人必须避免宗派主义，“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其主要任务就是在总的民主纲领基础上将各民主力量联合起来。以此为出发点，基于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的碎片化、分散化的现实，意大利共产党提出构建广泛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权力属于人民”的重要性，强调在南美以及法国、葡萄牙等国的左翼联合实践都是对新自由主义统治秩序最有效的回应。俄共则呼吁不能忘却《宣言》关于共产党人在联盟中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尤其是将所有制问题作为运动基本问题的告诫，认为在当前共产党与各左翼力量的广泛联盟中，这些思想具有突出重要性。也正是基于此，俄共在201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中首先提出的就是国有化问题。
第四，反对教条化对待马克思主义。国外共产党坚信《宣言》关于“两个必然”的重要结论，但同时也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唯物辩证法反对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模式，因此并不存在通往社会主义的单一道路。俄共认为，在《宣言》提出的最终目标，即推翻资本主义不变的前提下，形势的改变要求共产党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创新，寻求新的斗争方法，选择适应现实条件的最优的行动路线。葡萄牙共产党强调，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预言性的学说，而是本质上与实践紧密联系的理论，必须依据新的实际与科学知识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丰富。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提出，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绝对化的，也不是静止不变的，需要在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基础上发展与创新。巴西共产党则明确指出，对待《宣言》的正确态度，不是将其奉为可以生搬硬套的神圣指南，甚至是消除一切罪恶和灾难的万应灵药，而是在不违背和歪曲《宣言》基本思想的前提下，依据历史矛盾的变化，进行批判性反思，深化研究并发展能够解释当前现实的新的理论。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余斌：在伟大思想的指引下努力完成新时代的伟大历史使命
一、新时代之辩
XJP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开篇即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ZW（1〗XJP：《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页）
然而，报告中“新时代”的提法却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有人引用列宁对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的批评认为，列宁曾经指出，“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这种分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里被多次引用过”（《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4页）。“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因此，这些人认为，从大的历史时代来说，现在仍然是处于从1917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谈不上什么“新时代”。但是，一方面，马克思不仅提到过“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8页）这样的大的历史时代，也提到过并不够大的“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些土地被赠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卖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夺的办法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31页）。另一方面，列宁对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的批评重在指出他们“用前天的时代（第一个时代）的条件来偷换现代（第三个时代）的条件”（《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3－144页），而“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现代民主派的当前任务以及斗争的条件和形式已经改变”（《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4页）。因此，考察是否进入新时代，重点在于当前的任务以及斗争的条件和形式与过去（1917年，甚至1949年或1978年）相比是否已经发生了改变。如果发生了改变，那么就可以说：“现在已经进入了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XJP：《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页）这就是说，从大的历史时代来看，当今中国仍然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同一个大的历史时代。但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它“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XJP：《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很显然，这个时代与改革开放之初，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巨大的变化使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党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正确界定。
这个新时代的起点是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2012年11月15日，刚刚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XJP在同采访十八大的中外记者亲切见面时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从而拉开了新时代的序幕。
二、伟大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它就被赋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当时的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社会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艰难曲折，无数革命先烈洒尽热血，经历了28年的时间，终于取得了推翻“三座大山”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面临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经过7年的努力，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完成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初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还指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6页）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历史使命。在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在那里是成功的经验，也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而在探索适合自己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我们走了一些弯路，以致于我们虽然建立起社会主义较高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几乎不存在公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并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成就，但也面临经济发展亟待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有待改善。对此，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5页）
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行了改革开放，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得到快速发展，并且无论是在就业人口的比重上还是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都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很多人提出质疑并表示担忧，但笔者认为，这只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阶段表现出来的特点。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4页）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为了从一种不太完善的剥削形态转变到一种更完善的剥削形态而采取的行动，其革命过程自然是为时短暂的。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要开创一个数千年来不曾有过的、没有剥削的社会形态，因此只能经常自我批判才能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也是如此，即“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而在克服了“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之后，自然是要再一次地飞奔向前。这也是邓小平“两个飞跃”的深刻内涵。
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时曾经指出：“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其实，不仅是农业和农村存在“两个飞跃”，在我国的全面改革和发展上也存在“两个飞跃”。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作为第一个飞跃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作为第二个飞跃的实现共同富裕。
事实上，邓小平早就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但是，今天有些人在谈到邓小平的这一论述时，却往往只谈前两点，而对后三点却采取有意或无意地回避的方式，不仅讳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而且讳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不禁令我们想起马克思的一段话：“我们要公开警告这些虚伪的朋友们，他们虽然声明自己同意原则，但是却怀疑它们能够实现，理由据说是世界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这些原则的地步，而他们甚至也不想去促进世界的成熟，相反地，却宁愿在这个尘世上和一切坏人坏事一起鬼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7页）很显然，今天一些人不愿意进入新时代，其意图也是不想去促进世界的成熟，并想使中国永远停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能发展，拒绝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努力，好使他们在这个世界里与“一切坏人坏事一起鬼混”。
与这些人相对比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吹响了共同富裕的号角，不仅指出这个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而且作出了两个阶段的具体规划。报告指出，到二○三五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是多么伟大的历史使命啊！
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同样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也意味着既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肯定，同时又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否定。毕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是发展的主要问题，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当前发展的主要问题已经转变到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特别是不平衡发展上。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来解决，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三、严峻的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虽然吹响了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号角，但报告同时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XJP：《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页。〖ZW）〗这就意味着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严峻的挑战。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时代仍然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由于这个转变在西方发达国家迟迟未能完成，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弊端被放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滞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由此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对所有国家的和平发展都产生了威胁。而当前的新时代，从世界范围来看，还处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萧条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严重衰退、失业尤其是青年失业问题严重、内部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一贯的应对国内危机的做法，即向外转移矛盾和转嫁危机，美国日益在经济上采取保守主义做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打压，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给其他国家和地区制造麻烦甚至灾难性冲突的危险性做法，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有所恶化，和平演变中国的活动有所加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虚无主义几度泛滥。因此，如何在富起来之后，在激荡的国际风云中强起来，以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就是新时代的中国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从中国国内来看，1993年9月，邓小平与其弟邓垦的谈话中满怀忧虑地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不仅主动引进外来资本，而且以“两个毫不动摇”的决心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然而，马克思早就指出：“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其连续性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并使之永久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7页。）恩格斯更是进一步指出：“财产分配日益不均，贫富对立日益扩大，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是一切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的严酷无情的规律；虽然这一规律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绝非一定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才起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9页）一方面，既然新时代的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自然不可以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永久化，也不可以使这种社会关系成为劳动群众中的普遍的、主要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两极分化既然“绝非一定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才起作用”，而且已经在今天的中国“自然出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的发展”就是其体现。那么，如何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从而走出并走通一条前所未有的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路，就是新时代里我们所面临的一项十分严肃的历史性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XJP：《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页。）然而，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之后，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除了支部建在连上外，在工厂的车间和农村的村子都有支部，党的基层组织与群众是紧密相联的。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劳动者大量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农村的党支部基本上与外出的群众脱节。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大量国有企业消失，城市里的劳动者主要是在私有企业的车间和办公楼里工作，那里几乎没有党支部，从而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达到了历史新高，但是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却没有过去紧密了，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宗教机构趁机大肆活动与党争夺群众，对党的全面领导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私有资本在国内外具有极强的流动性，美国大减税，私有资本就有可能逃往美国，从而在私有资本占有较大比重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党对经济的领导，相比私有资本比重较低的过去，也是新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四、伟大的思想指引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理论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作马克思主义。谁如果不尽力参加研究和运用这种理论，谁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及其一伙歪曲这种理论的行为进行无情的斗争，谁就不能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做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16页）XJP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过专业学习和研究，而且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成果，在此基础上，以XJP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伟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新时代里应对严峻挑战、完成历史使命的行动指南。全党都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刻学习和领会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并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动的顺利进行，否则，就会像列宁所批评的那样不能做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能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
学习和领会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先要把握其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其次要把握其中所体现的新时代的中国国情、党情和当今世界的世情，这样才能理解这一伟大思想，就像恩格斯曾经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样，“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
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是XJP曾经指出的“两个不能动摇”，即“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XJP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5日）。
然而，有人提出：“国有企业后退一步，中国经济海阔天空。”他把邓小平所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及XJP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等论述作为教条去硬套理论依据，认为“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在混合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只要我们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凡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凡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凡是有利于社会的共同富裕，我们都应该大胆探索，大胆实践”（张思平：《国有企业后退一步中国经济海阔天空》，http：／／finance.ifen.com／a／20171210／15856970＿0.shtm）。
但是，XJP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XJP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光明日报》2013年1月6日）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尽管如今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全面实现这个基本原则，但这个基本原则不能丢，而且应当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日益在现实中凸显出来，更不能比进入新时代之前向后退。
事实上，无论是加强党的领导，还是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都必须有物质载体和制度性保证，否则就是空中楼阁。这种物质载体和制度性保证，不可能是随时因别国的减税而逃走的私有资本和大多数劳动者只能按最低工资标准得到收入的既没有工会又没有党的基层组织的私有企业，而只能是党的基层组织和工会组织完善的国有企业和党能够直接领导的国有资本。因此，要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决不能是国有企业后退一步，而必须相反地使国有企业不断前进，否则党的领导就会不断被架空。至于那些认为国有企业的重点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观点，则完全忽略了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知道，在中国，最大的公共服务是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西方国家那种私人资本也经常介入的使私人资本家获取暴利的所谓公用事业。事实上，党的十九大之后，XJP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期间，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时进一步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XJP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扣新时代要求推动改革发展》，《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4日）
由此看来，要使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指引各项工作，还必须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展开严肃的理论斗争，反对一切（包括明褒暗贬）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反对一切歪曲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其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妄图以空谈的方式把它变成教条以束之高阁的言行。
总之，我们要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奋勇前进，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完成新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3】《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XJP：《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5】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
（编辑：张桥）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余斌：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摘要：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中国的近现代史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领导作用，是当之无愧的领导党。但是，领导党并不是只是说说，或单凭权力强行规定就能做到的。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首先是坚决贯彻落实XJP同志的重要讲话，把强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作为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保证党的领导地位的首要的和核心的任务。其次是要强化党内民主建设，真正贯彻落实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真正地教育好党员干部，形成合力，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还要强化组织纪律，把违反政治纪律和财经纪律，不能领导群众反而被群众排斥的党员干部清除出党。我们必须在制度设计上，通过顶层设计，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调整好国家治理体系，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保障。
关键词：党的领导；领导党；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
XJP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1】由此可见，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一、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更是领导党
列宁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特殊阶级，它的生存的经济条件为它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了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在分离和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同时，却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摧残比起无产阶级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独立地进行斗争。”【2】（P23－24）而在无产阶级的组织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3】（P40－41）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盘散沙的无产者组织成为无产阶级的标志，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而无产阶级“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在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即人民群众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即其作为领导党，并不是从其夺得全国政权或大部分地区政权开始的，而是从她诞生后，即在革命时期就开始的，这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地位赋予她的。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其政党也就开始形成和出现。而中国共产党出现后，就帮助中国国民党实行了改组，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外保持共产党的独立存在，这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作用及其成为领导党的一次体现，此后，组织农民运动、支持北伐，更是充分发挥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但是，由于陈独秀等人对国民党上层采取绥靖政策，害怕分裂，不敢斗争，开始丧失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使得国民党上层得以从容地背叛革命，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遭受巨大的挫折，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和军阀割据的时代。随着日本侵略军大规模入侵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4月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得民族解放与独立。而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10年之后的1941年12月9日，才正式对日宣战。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努力争取与国民党最高当局和地方实力派联合抗日【4】，并有利有理有节地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对统一战线的破坏，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和投降，提出“持久战”的抗击日本入侵的重大战略，提升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在最艰难的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组织中国民众进行抗日救亡，从而虽然国民党当时是中国的执政党，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实际的领袖地位是不容质疑的。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身涉险前往重庆出席国共和谈，当时国民党根本没想到中共领导人敢来，没有预备任何和谈方案，又是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方案，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妥协，最终达成和平协议。虽然国民党占有优势，但中共仍然是和谈的领导者，其他党派更是沦为两党的陪衬。此后，国民党撕毁和平协议发起内战，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了反内战的斗争，直至夺取全国政权，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并成为新中国的领导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近些年来，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还有人提出了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这都是妄图消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地位，进而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实行和平演变，让中国共产党下台。事实上，新中国的宪法及整个法律体系，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的修改，也是党领导人民做出的。如今强调依法治国，也是依这样制定和修订出来的法律来治国，是不可能也不能脱离党的领导的。任何资产阶级的执政党，都不可能同时领导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工会、群众团体，甚至参政党派，只有经历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执政党才能做到，因为这样的执政党必然同时是领导党，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201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天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5】
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通过对俄国的经济现实进行分析，得出了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掌握领导权的结论，这样的说法在当时似乎是理论家死啃书本的结果。革命证实了我们的理论，因为它是唯一真正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实际上始终在领导革命。”【6】（P111）中国的近现代史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领导作用，是当之无愧的领导党。
二、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履行好领导党的职责。
列宁曾经指出，“只是自称为‘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走在前面。所以，我们要问问读者：难道其余各‘部队’的人都是些傻瓜，竟会单凭我们说是‘先锋队’就相信我们吗？”【7】（P80）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也写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里同样存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仅仅自居是“先锋队”，而必须走在所有人的前面，也不能仅仅因为有了执政地位，就可以自居是“领导核心”。邓小平于1941年4月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批评一些同志“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时，宋哲元用了自己的权力——军队、监狱、警察、大刀、水龙去对付革命的学生，试问我们能说当时的优势是在宋哲元手上吗？这当然是说不通的。”【8】（P10）而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使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履行好领导党的职责。领导党并不是只是说说，或单凭权力强行规定就能做到的。
邓小平还批评那些同志“尚简单避复杂，主要是他们自己不相信自己的主张正确，怕见人，怕通不过，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8】（P11）显然，那些人之所以不相信自己的主张正确，就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本领不够。数十年后，XJP同志指出，我们仍然面临着延安时期的那种“本领恐慌”状态，为此，他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都要努力增强本领，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而“本领不是天生的，是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的。”就学习而言，“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9】他还进一步指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10】。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2】（P24）因此，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首先是坚决贯彻落实XJP同志的重要讲话，把强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作为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保证党的领导地位的首要的和核心的任务。这不仅是对每个党员干部的要求，也是对各项党委，特别是各个党支部的要求。XJP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这个任务，今天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党面前。”【9】如果说，我们党建党90多年来，还没有100至200个系统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那只能说明我们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的要求，远远没有落到实处，为此，必须采取硬性的规定措施来加以强调，例如，硬性规定每个党员干部，每周必须至少有组织地学习半天即三个小时，撰写读书笔记和读书活动记录，以接受监督和检查，完不成任务的，要按违反“反四风”的规定处理，要强调活到老学到老，直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部读完为止。
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其次是要强化党内民主建设。邓小平在1941年谈到党内外的关系时曾经指出，“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必然发生错误”【8】（P11－12）。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数千万党员组成的超级大党，远远超出了当年解放区的总人口数，党内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列宁曾经提到，“一个人，不管他多么愿意，象俄国这样一个大国，他是管理不了的。管理俄国的不是沙皇，——所谓一人专制，只不过是一种说法罢了！——管理俄国的是一小撮最富有最显贵的官吏。沙皇能够知道的，只是这一小撮人愿意告诉他的事情。……沙皇对全体俄国人民的了解，仅仅限于这些显赫贵族、富裕地主和少数可以出入沙皇宫廷的最富有的商人所了解的情况。”【11】（P115）早些年，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可以有王世喜这样的基层工人和普通党员，如今则都是部级干部，是远远高出普通党员的高级干部。尽管他们可以通过调研和考察来了解一些基层情况，但这种了解，相对于广大普通党员的了解还是有很大欠缺的。因此，如果党内民主建设不足，就容易导致党中央脱离广大基层党员，进而脱离人民群众，无法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失掉对于新事物的知觉和高度的警惕性。对此，应当加强全国党员代表大会的作用，让更多的基层党员成为全国党代表，并通过组织安排分批有序地列席党中央的一切会议，在不拥有表决权的情况下，拥有发言权。与此同时，要在党的机关报上辟出一定的篇幅让党代表和选举出来的党的各级干部以实名的方式发表和交换意见，从而把整个政治舞台都公开摆在大家面前，就象戏剧舞台摆在观众面前一样，于是一个人支持什么和反对什么，甚至他的个人经历，包含他的家人的活动，大家都可以从报纸上看得出来。这样，全体党员自然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或支持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列宁指出，“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制。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7】（P132）
列宁还谈到，“应当经常看到自己的这个或那个‘领导人’的每次‘失败’，哪怕是局部的‘失败’。没有一个政治活动家不是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败的，因此如果我们要认真地谈论怎样影响群众，怎样赢得群众的‘善良愿望’，我们就应当尽力使这些失败不要隐藏在小组和小小组的陈腐气氛中，而要拿出来让大家评论。这乍看起来可能是令人难为情的，有时对个别领导人来说好象是一种‘难堪的事情’，但是这种认为难为情的错觉我们必须克服，这是我们对党，对工人阶级应尽的责任。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全体（而不是由哪个小组或小小组偶然挑选出来的）有影响的党的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自己的领袖，并且把每个领袖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只有开诚布公才能纠正一切莽撞的、片面的、反复无常的偏向，只有这样才能把‘小小组’之间有时荒谬可笑的‘争执’变成有益的和必要的党内自我教育的材料。……只有通过许多这样的公开讨论，才能使我们的领导者形成一个真正合唱得很好的集体”。【12】（P89）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才能通过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和认可来真正地教育好党员干部，形成合力，提升党的领导能力。
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还要强化组织纪律，把违反政治纪律和财经纪律，不能领导群众反而被群众排斥的党员干部清除出党。XJP同志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各级党委要加强监督检查，对不守纪律的行为要严肃处理。”【13】在列宁看来，要使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前进，除了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一个阶级的政权，还必须有这个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力量【14】（P376）。如果不能把那些不是从思想上团结无产阶级，提高无产阶级，反而降低、腐蚀、削弱无产阶级的人清除出党，党的先进性和领导地位就会受到严重的动摇。如果不能把那些把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得高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人清除出党，使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性泛滥，就会使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力量遭到破坏，也就谈不上党的领导。
三、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2】（P24）他还指出，“我们是引导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党，而决不是每逢群众情绪转变或情绪低落的时候就跟着瞎跑的党。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群众抱冷漠态度，或者陷于某种错误，热中于某种时髦思想（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无政府主义、布朗热主义等等），但是坚定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不受任何群众情绪转变的影响。”【15】（P274）
如今有人鼓吹人民主权原则，并以此强调所谓的宪政，其实就是要让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牵着无产阶级政党的鼻子走，让无产阶级政党每逢群众情绪转变或情绪低落的时候就跟着瞎跑，从领导党降格为群众的尾巴党，进而在轮流执政的宪政下丧失已经夺得的执政党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体系之灾，而不是福。事实上，关于人民主权，马克思曾经指出，“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当它不考虑这些差别而宣告人民的每一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的时候，国家是以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尽管如此，国家还是让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以它们固有的方式，即作为私有财产、作为文化程度、作为职业来发挥作用并表现出他们的特殊本质。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16】（P29－30）。这也就是说，所谓人民主权其实就是让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发挥其资本优势，从而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只有在事实上从而彻底地废除了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方面的差别，也就是只有消灭了阶级差别，至少是不再存在资本家和工人的区分，人民主权对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才是有实际意义的。
当然，我们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不是邓小平同志曾经批评过的“以党治国”，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决“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8】（P12）更不能发展成为“党员或高级干部高于一切”。但同时也决不是像某位政府官员在某个国际会议期间所声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要点之一是摆脱党对政府的干扰，相反地，我们要以党内民主引领国家民主，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尤其是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例如，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政府部门的工作重心，以至于不仅政府对自身的行政事务和公共服务的绩效关注不够，造成行政效率不高，公共服务不足，而且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政企不分的后果，政企皆失。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经济，而不是政府所有制经济，更适合由全民的代表即人民代表大会来管理，以便彻底做到政企分开，使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制度设计上，通过顶层设计，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调整好国家治理体系，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保障。
列宁指出，“‘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2】（P24－25）显然，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体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总的来说，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党对政府的直接领导，即便是被称为干扰；另一方面，党要领导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监督和制约政府，以体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从国家治理体系的调整来看，一是要确权或称明晰权力，将不该属于政府的权力收回；二是对政府加强监督和制约，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此，第一是国资委必须划归人大管理，政府无权单独决定出售国有资产，包括出售国有土地和矿产资源的使用权。第二是中国人民银行要划归全国人大监控。对于最为重要的国民经济命脉，人民币的发行和外汇储备以及物资储备，要直接受到党和人民的监控。第三是除了国务院继续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工作报告外，国务院各部委都要向全国人大提交自己的工作报告，直接接受人民代表的监督，避免总体合格的国务院工作报告，掩盖了个别不合格的部委的工作。对于那些工作报告不能让人民代表满意的部委领导，人大即可以直接罢免或撤换。第四是国家信访局划归全国人大管理，以利于根据人民群众的信访意见加强对于政府的监督和制约。第五是国家审计署归全国人大管理，政府部门内部只设自审自查局用于内部管理。归全国人大管理的审计署有对违规政府部门的领导人进行直接处置的权力。第六是国家监察部归全国人大管理，以便强化对于政府官员的监察。
若能如此，理顺了的国家治理体系，必然能够带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因为这样一来，就会从此功过分明，谁也不能推诿责任，谁也不能任性胡来。
列宁还曾经设想，“把工作日减至8—6—4小时；——把人人参加生产劳动同人人参加‘国家’管理结合起来。”【2】（P184）为此，必须严格落实劳动法对于正常工作时间的规定，大力限制各种加班，把用于加班的时间用于组织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讨论国家事务，通过全体民众的觉悟和能力的提升，来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共产党宣言》指出，“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3】（P53）这一点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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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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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余斌：为什么是十月革命而不是七月革命？
关于十月革命的发生，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认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做法，就像“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1】。这种社会主义“早产论”一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末，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早产论”似乎得到了某种“验证”，因而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2】。为进一步阐明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回应所谓社会主义“早产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挑战，本文拟基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进行一个总体性的回溯，给予社会主义“早产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反驳，以正视听。
一、社会主义并未早产
其实，考茨基所说的“早产”，是指俄国社会主义的早产，而并非是指社会主义的早产。社会主义不但未早产，反而有点“过月”了。
恩格斯早在1843年就指出，
【“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是由上述每个国家各自单独得出来的。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3】
在1844年写作《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
【“共产主义，即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美国的许多公社中以及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已经真正实现，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它们还颇有成效”。】【4】
这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被深刻地概括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43这一论断被后人称为“两个必然”。
但是，马克思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指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592
人们据此得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结论，似乎资本主义只要还能发挥出一些生产力，社会主义就决不会出现，似乎马克思放弃了“两个必然”或把“两个必然”无限期推后了。但是，这些人忽略了马克思在这里紧接着写下的这句话：“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592按照这句话，既然《共产党宣言》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任务，那么解决这个任务的物质条件就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从而也就不存在所谓“决不会”的问题。正是如此，马克思在后来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又再次提出同样的任务：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
更进一步地，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指出，
【“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个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45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个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良好的预兆，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3】26
因此，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观点，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早产；反之，就西欧而言，是“过月”了。“过月”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去世后，包括考茨基在内的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彻底成为马克思本人所否定的那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考茨基的背叛，列宁1918年专门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对其进行了清算，此不赘述。
二、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发生的可能性
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5】8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发生也不是不可以想象的事。
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计划在当时相对落后的德国来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并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说明了革命的策略。实事求是地讲，后来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其实都是有意或无意地按照这个策略来进行的。
简而言之，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等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国内就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从而在资产阶级不得不发动资产阶级革命、进而不得不武装无产阶级为他们卖命的时候，无产阶级在帮助资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也获得了抗衡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和政治力量。这个时候，只要外界环境有利、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得当，在落后国家取得甚至率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7】
实际上，马克思曾明确反对别人把自己“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8】466，并明确地指出，
【“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8】464
那么，为什么俄国和其他国家可以不必走那条似乎注定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们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只要这些国家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并且不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对此，马克思解释道：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8】571
显然，只有像考茨基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才会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或不应当在俄国取得胜利。
事实上，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已经指出，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因为这个‘公式’所预见到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9】138
于是，列宁在这里提出的任务，正是十月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务，
【“已是另一个任务，新的任务：使这个专政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反护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公社派的’即主张过渡到公社的分子）同小业主或小资产阶级分子（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社会革命党人等等革命护国派，即反对走向公社，主张‘支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的人）实行分裂”。】【9】138
三、列宁的革命策略
1917年4月，列宁在《论策略书》一文中针对那些对他的“四月提纲”的质疑曾作出过回应。
列宁首先自问：
【“我们会不会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会不会有想‘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尚未失去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呢？”】
然后，他指出，
【“如果我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那就有这种危险。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别的。我是说，在俄国，除了工人、雇农、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外，不能有别的政府（资产阶级政府除开不算）。我是说，目前俄国的政权只能从古契柯夫和李沃夫的手里转到这些苏维埃的手里，而在这些苏维埃中，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农民和士兵，如果不用生活上的、习俗上的、职业上的说法，而用阶级的说法，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说，那么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小资产阶级”】【9】142。
这说明，列宁对俄国的阶级关系状况十分清醒。基于这种状况，列宁认为，俄国就不能冒险从尚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跳跃到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还特别指出，
【“在我的提纲中，绝对保险一点也没有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或整个小资产阶级运动，一点也没有由工人政府‘夺取政权’的儿戏，一点也没有布朗基主义的冒险行动，因为我直接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正像大家所知道的，也正像马克思在1871年、恩格斯在1891年所详细论述过的，这种经验完全排斥布朗基主义，完全根据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充分保证大多数人实行直接的、绝对的统治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我在提纲中非常明确地把问题归结为要在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为了避免对这一点产生任何怀疑，我在提纲中两次着重指出，必须进行耐心的、坚持不懈的、‘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的‘说明’工作”】【9】142－143。
由此可见，列宁根本就没有实行早产社会主义的（军事）冒险主义打算，其策略主要是争取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人的支持，其依据完全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革命理论。
恩格斯曾经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进行探讨。”】【10】538
有人据此歪曲恩格斯的意思，说他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但是，恩格斯在这里所探讨的是：
【“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10】538－539
而历史的事实则表明，
【“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经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而另一方面则使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以致在共同胜利时和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已经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已经有了经验教训从而变得聪明起来的无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下，难道不是完全存在着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的前景吗？”】【10】540
因此，恩格斯所反思的只是如何克服布朗基主义的影响，并去追求多数人的革命；其目的是强调要从表面上的或自称的民主革命转向真正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放弃暴力革命。列宁的革命策略正是这样的：
【“觉悟的工人要取得政权，必须把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因为在没有对群众使用暴力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取得政权。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主张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反对沙文主义—护国主义，反对空谈，反对依赖资产阶级。”】【9】133
这也正是列宁要求“工人阶级的党决不放弃合法活动，但一分钟也不对合法活动抱过高的希望，应当像在1912—1914年那样把合法活动和秘密活动结合起来”【11】5的原因。
四、列宁对七月起义的叫停
俄历1917年7月3—4日（公历1917年7月16—17日），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一战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堡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爆发了群众性游行示威。这场自发的游行示威由第一机枪团带头，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的趋势。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先是决定劝阻群众，然后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又努力将其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列宁本人于1917年7月4日赶回彼得堡，向游行的水兵发表演说，要求群众沉着、坚定和警惕。布尔什维克党于1917年7月5日也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这场和平的游行示威，最后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镇压下去了，临时政府还以德国间谍罪的名义下令逮捕列宁。于是，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里，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12】469这样，七月革命还没有发生，就被各方面的力量扼杀了。列宁事后在答复彼得堡高等法院检察官发出的受审通告时指出，
【“谁也不否认，7月4日出现在彼得堡街头的武装士兵和水兵大多数是站在我们党方面的。由此可以看出检察官所说的‘组织武装暴动’的神话愚蠢到什么程度了。当时我们党完全有可能着手撤换和逮捕几百个官员，占领几十座国家和政府的大厦和机关等等。但是这类事情并没有发生”。】【11】37
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列宁为什么要叫停七月起义，从而使可能的七月革命流产了呢？
这是因为，当时俄国虽然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城市无产阶级，虽然也能够走自己的道路，但是还不能一下子把大多数半无产者争取过来。【12】412而前面我们所阐述的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制定的革命策略意味着，决不能用寻常的方法去推翻当时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因为它依靠第二个政府即工人代表苏维埃对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这第二个政府是直接反映大多数工农的意识和意志的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9】133。而且，“一小批人夺取政权是不够的。俄国革命已更进了一步：除苏维埃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政权。资产阶级正是害怕这一点。只要苏维埃还没有取得政权，我们就不会把政权拿过来。但是必须由有生力量去推动苏维埃执掌政权”【9】240。于是，虽然“这个政府可以推翻，而且应当推翻，但要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9】240－241。】
而正是在这场后来被称为“七月事变”的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布尔什维克只占少数。因此，
【“如果布尔什维克在7月3—4日把取得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那就错了，因为不仅大多数人民，而且大多数工人当时还没有实际体会到军队里的将军、农村里的地主和城市里的资本家所实行的反革命政策，这种政策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的妥协造成的，7月5日以后群众才把它认清了。无论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或地方机关都不仅没有书面或口头提出过在7月3—4日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且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过”。】【11】143
可见，正是基于布尔什维克在当时尚不可能夺取国家政权而起义则会造成无谓牺牲这个原因，列宁作出了叫停七月起义的果断决策。
列宁叫停七月起义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到7月4日之间，革命有朝着和平方向发展的可能。这不仅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种较强的力量能够抗拒和阻碍政权归苏维埃，而且还由于苏维埃内部各阶级间和各政党间的斗争在全部国家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能够最和平、且代价最少地进行。【11】7但是，七月事变之后，“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11】8。
不过，“工人的武装起义，只有同经济破坏和战争延长所引起的反政府反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的巨大高潮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胜利”【11】2。“而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是：不仅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人民群众，而且要人民群众离弃已经背叛革命事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11】9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仍然要实际地争取到多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不是自以为可以代表多数的群众。
五、列宁对十月革命的坚持
1917年9月，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政权首都的工兵代表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之后，列宁提出，“可以而且应当夺取国家政权”【11】232。他指出，
【“如果说在7月3—5日有错误的话，那只是错在我们没有夺取政权。我认为，那时并不存在这个错误，因为那时我们还不是多数。而现在如果还这样，那就是致命的错误，甚至比错误更坏”。】【11】379
列宁还指出，
【“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既然这些条件已经具备，那么不愿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11】235－236
俄历1917年9月27日，列宁在给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主席伊·捷·斯米尔加的信中写道：“我认为，必须在党内进行鼓动，让大家认真对待武装起义，为此应当把这封信打印出来，分寄给彼得堡人和莫斯科人。”【11】259他还直接给斯米尔加布置了军事准备任务。俄历1917年9月29日，列宁又撰写了《危机成熟了》一文。在该文中，列宁指出，“在俄国，革命的转折时机显然已经到来”【11】268。同时，他还批评，
【“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上层分子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或意见。必须制止这种倾向或意见。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11】276
在这里，列宁不仅从六个方面分析了起义的胜利是有保证的，而且
“鉴于中央委员会甚至迄今没有答复我自民主会议开幕以来所坚持的上述精神的主张，鉴于中央机关报删掉了我的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作出参加预备议会的可耻决定，把苏维埃主席团的席位让给孟什维克等等，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几段话”【11】278，甚至提出了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11】278。
这是列宁以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强势推动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
俄历1917年10月1日，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共前身）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以及彼得堡、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委员的信中又进一步强调：
【“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义的把戏，耍可耻的形式主义的把戏，就是背叛革命。既然不起义就不能夺得政权，那就应当立即举行起义。……胜利是有把握的，而且十有八九可以不流血。等待就是对革命犯罪。”】【11】333－334
俄历1917年10月8日，列宁提出了如何把马克思关于起义这种艺术的主要规则运用于俄国的办法，并指出，“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11】375。然而，列宁的这个预期落空了，他关于起义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落实。
俄历1917年10月10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指出，
【“9月初以来，出现了一种对起义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既然我们认真地提出苏维埃夺取政权的口号，这种态度就是不能容许的。因此，早就应当注意这个问题的技术方面。现在看来，大量的时间是放过了”。】【11】383
在列宁的推动下，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尽管有两票反对）：
【“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撤出彼得堡、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发起行动，等等）。”】【11】385
俄历1917年10月16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另一次会议上，
【“列宁同志同米柳亭和绍特曼发生争论，列宁同志证明，问题不在于武装力量，问题不在于同军队作战，而在于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作战。他不认为这里所谈的有什么悲观主义。他证明，资产阶级方面的力量并不强大。事实证明，我们有胜过敌人的优势。为什么中央不能开始行动呢？从所有的材料都得不出这种结论”。】【11】388
会议最后形成决议：
【“号召一切组织、全体工人和士兵从各方面加紧准备武装起义，支持中央委员会为此而成立的总部；会议完全相信中央和苏维埃会及时指出进攻的有利时机和适当方法。”】【11】389
然而，会后，彼得堡流传出一份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表示反对发起行动的手抄传单。对此，列宁愤怒地指出：
【“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在10月20日这一紧要关头的前夕，就最重要的战斗问题，竟在一家非党的而且正好在这个问题上同资产阶级携手反对工人政党的报纸上，抨击党中央没有公布的决定！这可是比普列汉诺夫1906—1907年在非党报刊上发表的那些受到党痛斥的言论还要卑鄙千倍，有害百万倍！因为当时涉及的只是选举的问题，而现在涉及的是举行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在中央作出决定之后，在罗将柯和克伦斯基之流面前，在非党的报纸上反对这项没有公布的决定，——难道还有比这更卑鄙的叛变活动，更可耻的工贼行为吗？”】【11】412
正是这种工贼行为，使原定俄历1917年10月20日发动的十月革命被迫推迟，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得以采取一些对抗革命的有针对性的措施。俄历1917年10月24日晚上，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指出，“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11】430。在列宁的强势推动和坚持下、在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正确领导下，经过革命群众的不懈努力，十月革命终于于俄历10月25日爆发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六、结语
马克思早就指出，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13】
俄国革命是不是社会主义早产，也同样是一个实践问题，即以列宁为核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俄国人民证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实践问题。我们看到，从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到十月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列宁按照“多数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原则，一步步地推进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每一步都坚实有力，根本不存在俄国社会主义早产的问题，更谈不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早产问题，而是恰恰相反，十月革命向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十月革命过去一百多年了，欧美发达国家仍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说明那里本该发生的社会主义“过月”了，这不仅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危害，也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1929年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败和战争破坏，就是突出的例证。而1990年代苏联亡党亡国也不是验证了什么早产论，而是验证了社会主义实践如果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会葬送或中断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进步事业这一真理。今天我们纪念十月革命，首先应当像列宁那样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从中找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正确道路，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
（作者简介：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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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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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0.
余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坚持唯物史观
摘要：在西方公共经济学中，政府是公共经济活动最重要的主体。而政府之所以成为公共经济的主体，是多种判断标准权衡的结果。其实，作为公共经济主体的政府的首要职能就是，把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统治阶级。而在统治阶级内部也会进一步地进行分工，形成专门从事国家事务的官僚集团。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使得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一旦劳动可以平等地、无例外地分配给一切社会成员，那么，不仅资产阶级是多余的，官僚集团也是多余的。当西方经济学用未能实现有效产出来界定市场失灵时，其实谈的是市场经济失灵，它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能是资本主义的。这就使得中国政府不能不干预和引导市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为导向，这样才能实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来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的共同富裕的目标。
关键词：公共经济学；公共经济主体；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官僚集团
一、国家与政府
在西方公共经济学中，政府是公共经济活动最重要的主体。而政府之所以成为公共经济的主体，是多种判断标准权衡的结果。一是，公共产品在投入—产出的过程中成本难以测量，或很难判断消费者的消费量，从而无法向消费者收费；二是，需求对价格的变化缺乏弹性，价格调节不会影响消费；三是，为了解决公平问题；四是，交易费用或者说组织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较低。
但是，从唯物史观来看，我们发现，“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地方和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以色列学者卡西姆认为，每个国家的“公共职能基本上分为两类，一是提供那些非政府主体不会提供的或无法提供的服务；二是通过政府行为（如执法、行政管理、法庭审判）或政治手段（折中和平衡）来处理矛盾、解决问题。”而且在第二类职能涉及强制实施某种解决办法时，“常常要越过道德标准或其他行为准则的界限”。所谓越过道德标准和准则界限，其实就是对被统治阶级采取不同于统治阶级内部处理的残酷措施，就是阶级压迫。
因此，作为公共经济主体的政府的首要职能就是，把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统治阶级。“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斯大林在谈到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时也指出，“我们的国家在这个时期中实现了两个基本的职能。第一个职能是镇压国内被推翻了的阶级。这一点使我们的国家在外表上和从前的国家很相似，因为从前那些国家的职能也是要镇压不顺从的人，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上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为了多数劳动者的利益来镇压少数剥削者，而从前的国家却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来镇压多数被剥削者。第二个职能是保卫国家以防外来的侵犯。这一点也使我们的国家在外表上和从前的国家很相似，因为从前的国家也用武装保护自己，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原则上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国家反对外来的侵犯是为了保护大多数劳动者的成果，而从前的国家反对外来的侵犯，却是为了保护少数剥削者的财富和特权。”
其实，公共产品在投入—产出的过程中成本是否难以测量，能否判断消费者的消费量，需求对价格的变化是否缺乏弹性，有无公平，交易费用是否较低，并不是政府，尤其是资产阶级政府，能否作为公共经济主体的判断标准。所谓成本难以测量，根本难不住资本家，就像有线电视的收看时间也很难判断，但这不妨碍有线电视公司对所有消费者统一收取月租费一样。资本家对自己会付出多少成本远比自己能得到多少收益清楚，而且资本家可以通过议会让国家给自己提供减税或补贴来弥补成本。生活必需品对价格的变化缺乏弹性，但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由私人来经营的。而公平根本不是资产阶级要考虑的事情，他们的做法恰恰是维护阶级差别和不公平。至于交易费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每一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而且也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职能。”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今天的香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国民收入应该是交易费用了。”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交易费用本身是很高的，但这并没有让西方经济学家主张转向公共经济。
另一方面，除了提供政治统治这一公共产品外，政府还需要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所承认的政府的“守夜人”的作用，就包括政府维护市场交易的合法性和结果的不可逆性，从而维护交易中强者方的利益。实际上，“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
在现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经济危机更暴露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这就使得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它们的管理。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要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当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论向股份公司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这里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
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列宁曾经提到，“我们决不责备那些单独去搜寻粮食和用各种手段弄到粮食的受苦挨饿的人，但是我们说，我们工农政府的存在，不是为了鼓励涣散和混乱，不是为了使这种现象合法化。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有政府。政府之所以需要，就是为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自觉地去反对没有觉悟的现象。”斯大林则在提到前面所提及的国家的两个基本职能后指出了国家的第三个职能，“这就是我们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其目的是要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人。”
二、官僚集团
尼斯坎南认为，“从古代的苏美尔和埃及王国到现代的民族国家，官僚制一直是所有拥有广袤领土主权的政府的公共行政的特定形式。与许多其他工业国家一样，大约1／6的美国国家收入现在耗费在官僚机构上。”他把官僚机构定义为同时具有两方面特征的组织：一是这些组织的所有者和被雇佣者并不挪用收益与成本之差的任何一部分作为个人收入；二是这一组织的再生收益的某些部分并不来自于按照单位价格销售产品。一言以蔽之，官僚机构是非营利组织，它至少一定程度上是依靠周期性拨款或赠款获得财政资助的。
在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官僚制会是公共行政的普遍的特定形式，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官僚集团。实际上，“由各社会集团的彼此关系产生出来的各个细小的个别的利益，同社会本身相分离并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独立于社会而且与社会对立的利益，这种国家利益由担任严格规定的、等级分明的职务的国务祭司们管理。”“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高居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这个机构，这个管理别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实力机构，不管这种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现为原始时代的棍棒，或是奴隶制时代较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火器，或是完全利用现代技术最新成果造成的、堪称20世纪技术奇迹的现代化武器，反正都是一样。使用暴力的手段虽然改变，但是只要国家存在，每个社会就总有一个集团进行管理，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把实力强制机构、其装备同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相适应的暴力机构把持在自己手中。”
对于小农经济来说，马克思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这表明，“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只要实际从事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
而在统治阶级内部也会进一步地进行分工，形成专门从事国家事务的官僚集团，同样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并且“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30年来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这种已难忍受的桎梏，可是却在这个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显然，在存在剥削的社会里，官僚集团既然是从追求自身利益的剥削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因此，那种认为他们会“寻求公共利益并且按照公共利益行动”的想法，那种认为“官员们在处理问题时完全没有个人纠葛，没有怨恨，不会感情用事，不会心胸狭窄，也没有人类的弱点”的想法，就是荒谬的了。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公共经济学家也强调要分析政府官员的自私自利行为，而其结论通俗地说，只是要求小政府大社会而已。但是，他们所说的大社会是放任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不仅根本离不开为资产阶级强力镇压无产阶级反抗的官僚机构，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没落还要强化这样的官僚机构，以挽救其衰亡的命运。
相反地，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使得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一旦劳动可以平等地、无例外地分配给一切社会成员，那么，每个人的劳动时间都能大大缩短，从而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公共事务——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不仅资产阶级是多余的，官僚集团也是多余的。
实际上，巴黎公社就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过但从来没有做到过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政府的压迫力量和统治社会的权威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政府应执行的合理职能，则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执行。
三、“市场失灵”
西方公共经济学认为，组织市场的目的就在于使买卖双方能够以互利的方式开展交换。完全竞争市场体系能够使经济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买卖双方均使其交换所得利益最大化，这种市场体系将使产出达到边际私人收益等于边际私人成本。但是，当商品或服务的边际社会收益超过其边际社会成本时，市场失灵，无法提供该类商品或服务。所谓市场失灵即未能实现有效产出的类型包括：在市场上行使垄断力量；市场交易对除买卖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影响；缺乏交易边际社会收益大于边际社会成本的商品的市场；不完全信息；经济稳定化，等等。
关于完全竞争市场体系能够使经济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神话，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福利经济学“定理”，早已受到有力的批判和驳斥。从上述市场失灵的几个类型来看，现代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资本家垄断生产资料，工人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如果有垄断就会市场失灵的话，那么市场从来就是不灵的。而且资本家对于生产资料的垄断还造成，为了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最起码的卫生保健设施，保护工人免受不必要的工伤，维护工人的健康，“也必须由国家颁布强制性的法律。”而恩格斯早就指出，“竞争已经以垄断即所有权的垄断为前提的——这里又暴露了自由主义者的虚伪——，而且只要所有权的垄断存在着，垄断的所有权也同样是正当的，因为垄断一经存在，它就是所有权。可见，攻击小的垄断，保留根本的垄断，这是多么可鄙的不彻底啊！”
同时，市场中的每一个交易都会对第三方产生影响，否则就不存在竞争这回事，而交易成功的获胜者的背后是竞争失败者的毁灭。当工人的劳动力被作为商品每天都在市场上出卖时，当工人们由于工作日的无限制延长而体质孱弱，以至于当年实行征兵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降低整个应征条件时，谈何缺乏交易边际社会收益大于边际社会成本的商品的市场呢？至于不完全信息，英国议会下院“食物搀假”调查委员会承认，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假货贸易，或者用英国人的俏皮说法，是“诡辩品”贸易。也就是说，在自由贸易中，商品的质量信息本来就是不完全的。恩格斯早就指出，“厂主怎么能够确定他的产品在某一个市场上需要多少呢？姑且假定他能够确定这个数字，但是他又怎么能知道他的竞争者送了多少产品到每一个这样的市场上去呢？一个很可能连自己刚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去路都全然不知的厂主，又怎么能够知道他的外国竞争者有多少商品送到每一个这样的市场上去呢？关于这一切，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像自己的竞争者一样，凭猜测进行生产，用别人也必定这样行事的话来安慰自己。除了永远在波动的价格水平，他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遵循的。在他发货的时候，商品价格已经完全不同于人家先前用信告诉他的远方市场上的价格了。而当商品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商品的价格又和启运的时候不同了。在生产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商业中时时产生不景气的现象，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一个国家的工商业愈发达，这种不景气的现象自然也就愈严重。因此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由于商业发达，由于在进行生产的厂主和真正的消费者中间插入了许多投机者和经纪人，所以英国的厂主要比德国的厂主更难于知道现有存货和生产同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何况英国的厂主几乎向全世界的一切市场供应商品，他几乎从来不知道他的商品的去路如何，而且英国工业的生产力又非常巨大，所以经常发生各市场转瞬之间即为商品所充斥的现象。”相比之下，毫无现实感的西方经济学却认为，价格水平包括了一切信息，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调节价格水平的波动来达到生产和消费的完美协调。因此，当沾沾自喜于“帕累托最优”的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面对“商业停顿，工厂开工半天，甚至完全停工，许多人破产了，存货不得不以低得荒唐的价格出售，过去处心积虑地积累起来的资本大部分因为这种商业危机而又重新化为乌有”的现实时，也只好承认存在市场失灵了。其实，这只不过表明市场从来就是不灵的，经济也是不可能稳定的。
此外，即便信息是完全的，也就是说，即便人们能够获得一个公司仅有一名员工、没有收入、没有产品、没有资产的信息，也不妨碍该公司的股价在一个月内暴涨200多倍，市值达到45亿美元，成为美股市场最大的闹剧之一。这样的市场又如何能够是有效的？
而自由市场是如何起作用的，一场袭击美国新奥尔良市的飓风所造成的后果很说明问题。2005年9月4日西班牙《起义报》指出，在新奥尔良遭受的灾害中，自由市场是一个关键因素。在提前得到特大飓风将袭击新奥尔良及其周围地区的预警情况下，官员们让自由市场发挥作用。他们宣布要全部撤出新奥尔良，但是要求每个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撤离灾区，那里没有像古巴岛一样，实行“集体有序”的撤离。去年一次特大飓风袭击古巴时，卡斯特罗政府通过各地党政机关，疏散撤离了13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0％，结果无一人死亡。直到灾害第三天人们才知道，成千上万的人没有撤离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撤往那里，也没有交通工具。自己没有汽车，手里又没有多少钱，他们只好留下来，听天由命。总之，自由市场对他们不起作用。自由市场还以另外一种方式发挥作用。布什的计划是把国家服务的功能限制到最小程度，以迫使人们求助于私营部门来满足其需求。因此，新奥尔良的工程预算削减了7000多万美元，削减幅度达到44％，于是加固堤防和改善排水系统的计划就被束之高阁了。原来的大片沼泽地可以成为新奥尔良与海浪之间的一个天然屏障，可是政府这些年来把这些沼泽地交给建筑商去经商，他们为了追逐私利，将那里的水排干，用于开发建筑工程。于是，沼泽地在迅速消失。在救援方面，政府让私营机构负责。红十字会投入了行动，可是它的方针是“不要送食品和毯子，要送钱”。
由此可见，市场本无灵，谈不上失灵。其实，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不同于生产领域。因此，当西方经济学用未能实现有效产出来界定市场失灵时，其实谈的是市场经济失灵，它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显然，这样的基础性的“市场失灵”是不可能通过引入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政府来弥补的。个别资本家“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也不愿意做。”
而西方经济学家也不打算探讨这种基础性的“市场失灵”，他们只想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小修小补，给资产阶级政府的存在提供一个对于资本家自身来说是合理的理由。而资产阶级政府也的确为了资产阶级整体或其上层的利益而对市场进行了干预。
四、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而机器引起的劳动力买者和卖者之间的法的关系的革命，使全部交易本身失去了自由人之间的契约的外表，也为当年英国议会提供了国家干涉工厂事务的法律上的根据。
虽然，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自由竞争来说，最好是处在一个完全没有国家制度的状态，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无产阶级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资产阶级即使为了使无产阶级就范，也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就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阶级，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
然而，一方面，“有产阶级，即土地贵族和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不仅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官僚和法庭。”另一方面，“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进入竞争的关系，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而在过去，各国只要彼此有了联系，就互相进行和平的交易。从此以后商业便具有了政治意义。”
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发现，英国对世界市场的恶魔般的影响，使国家干涉即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成为必要。而英国的资产阶级则发现，其他国家的禁止性或保护性立法，是他们向这些国家输出工业品的障碍，于是，自由贸易学说，就在英国流行起来。这表明，是否支持政府干预市场，并不依赖于所谓的理论或模型分析与论证，而是取决于各个资产者切身的利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鼓吹自由贸易，但在现实中西方国家对于贸易活动却设置了大量障碍。土耳其的安伊高铁是中国企业在欧洲拿下的第一单高铁生意。由于项目采用欧洲标准，所有高铁部件、监测设备等必须有欧洲实验室进行垄断性认证，仅道岔的认证就要至少花600万元，最后项目部不得不在欧洲采购，而无法采用“熟门熟路”的中国装备。
事实上，“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强权为基础的；人们只要认为哪些条约最有利，他们就甚至会昧着良心使用诡计或暴力强行订立这些条约。”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方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事后承认，在入世协议的反倾销条款方面，谈判时是作出了一些让步。而当经济危机出现时，资本家们也到处请求政府给予“公共支持”，要求牺牲公众的利益来维持自己的“利润权”。
对于政府来说，“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它违反经济发展而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这少数例外就是个别的征服事件：比较野蛮的征服者杀光或者驱逐某个地方的居民，并且由于不会利用生产力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或衰落下去。……如果撇开征服的情况不谈，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权力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
即便是在独裁专制的沙皇俄国，虽然在法律上政府是一个不受限制的、独立的政权机关，但实际上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却有千百种手段影响政府和国家事务。“不受限制的政府如果不给有产阶级种种特权和优待，就不可能管理这样一个大国。”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就更是小心翼翼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例如，为了使习艺所即“济贫法巴士底狱”里所谓受救济的贫民的劳动不致同私人产业竞争，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多半是几乎没有用处的，如男人砸石子，女人、小孩和老头拆旧船索。贪婪的英国厂主们更是“用纠缠不已的请求使议会对东印度的事务进行干涉”。
由于顾及资产阶级的利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的有效性也因此大打折扣。2005年日本最近相继爆出建筑设计师和开发商联手对高层建筑设计数据造假以及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等恶性舞弊事件。这些“豆腐渣工程”远远达不到日本《建筑基准法》规定的抗震强度，其性质之恶劣使地震频发的日本全国为之震惊。然而，当“豆腐渣工程”的建筑设计师在接受日本官方调查时辩称是受到开发商要挟后，日本官方却拒绝透露是哪些公司作出了要挟。大资本家逃脱了惩罚。
正如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生活中也成为商品，资产阶级政府对无产阶级的欺压，也会由于反作用，而转向资产阶级自身，尤其是中小资产阶级的身上。“大资本不愿满足于它用来打败小资本家竞争的经济手段中的优势，在英国大资本也采取了各种法律上的特权和各种特别法”。例如，英国议会曾经立法规定，星期日任何公共娱乐场所除晚上6点到10点以外，一律不准营业。“这个新的强制性措施也得到了大资本的支持，因为星期日做买卖的只是一些小店铺，而大商店总是愿意用议会的手段来消除小店铺的星期日的竞争的。”1848年二月革命所成立的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未到法定偿付期限，就急忙向国债债权人即大资本家付清了高额的国债券的息金，同时却宣布，凡存款在100法郎以上的储蓄银行存折今后不得提取现款。储蓄银行中的存款被没收了，由政府下令变为不予兑现的国债。迫使小资产者不得不把这种债券拿到交易所去出卖，从而直接听任交易所犹太人的宰割，而他们正是为了反对这些人才进行二月革命的。如今，为了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损害中小资产阶级的做法，甚至在美国引起了一场占领华尔街的运动。
由于“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因此，政府能够对市场进行的干预也是十分有限的。
恩格斯指出，“在蒲鲁东看来，最容易不过的就是颁布法令——如果他拥有这种权力的话——把利率降低为一厘。可是，如果其他一切社会条件照旧不变，蒲鲁东的这个法令也就只是一纸空文。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由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能借到钱的人还会像以前那样视情况按两厘、三厘、四厘和更高的利率借钱，不同的地方只是食利者会非常谨慎，只把钱借给那些不会去打官司的人。况且，这种剥夺资本的‘生产性’的伟大计划渊源久远，它同旨在限制利率的反高利贷的法律一样古老，然而这些法律现在到处都已经废除，因为实际上它们经常遭到破坏或规避，而国家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社会生产规律无能为力。”
1844年5月，德国巴伐利亚政府对啤酒规定了新税，由此引发了一场长达四天多的乱子。工人们为了对他们喜爱的饮料涨价进行报复，成群结队，上街游行，袭击酒馆，砸窗户，毁家具，双手所及无不破坏。在慕尼黑这个布满军警的城市、王室朝廷的所在地，尽管出动了那么多军队，骚乱仍然持续了四天——最后，骚乱群众用暴力达到目的。国王下了一道命令，把啤酒的价格降了下来，这才恢复了平静。恩格斯就此事指出，“人民一旦了解到他们能够使政府感到害怕而放弃它的征税办法，他们将很快懂得，在更重大的事情上也不难使政府感到害怕。”
恩格斯还指出，“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自然地，这时也不会存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问题了。
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到来之前，为了促使这样的时刻到来，政府对于经济（包括市场）的干预是难以避免的。即便如此，政府的干预也应当是有限度的，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明了的经济发展规律。例如，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就曾经指出，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还指出，对于当年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给以积极的提倡和适当的指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应当将它们混同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决不应当施行过多的干涉。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将分散的经济混同于集体的经济，就是干涉过多。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针对有人对此断章取义说什么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刘国光指出，应当准确地说，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坚持了资本主义的改革，也是死路一条。他还指出，本来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就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一根本点在1992年就明确地写入了党的十四大文件。这些年来，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水平在不断进步，我们在短期经济波动的控制上，先后取得了治理通货膨胀和治理通货紧缩两方面的一定经验。但是，国家计划对短期和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明显减弱，这影响到宏观调控的实效，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许多方面失衡。现在是到了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加强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指导作用的时候了。
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在政府对市场的营造、推动、干预和引导中进行的。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能是资本主义的。这就使得中国政府不能不干预和引导市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为导向，这样才能实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来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的共同富裕的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4、9－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资本论》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列宁全集》第2卷、第34卷、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5年、1986年版。
【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美】威廉姆•A•尼斯坎南著，王浦劬等译：《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7】【以】柴姆•卡西姆著，余斌等译：《民主制中的以色列地方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黄恒学主编：《公共经济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遇荟：法国左翼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审视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各国实力出现新的消长，政策出现新的变动。在这一背景下，法国左翼学者针对新变化、新特征，再次从多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与反思。
多层次阐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新特征
资本主义利用技术革新、空间拓展、自我调整和矛盾转嫁等手段，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与改良，力图缓和其阶级矛盾，但其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改变。因此，法国左翼站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立场，结合时代特点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新变化进行了解读与阐释。
在经济方面，有关数据显示，2018年法国工业增加值占DP比重约为19.5％，而法国服务业增加值占DP比重约为78.8％，法国经济严重依赖服务业，实体经济有“空心化”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法国共产党在第38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明确指出，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使生产的社会化达到高级阶段，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的突出变化，但并未改变其所有制性质，只是财产所有形式发生了变化。法国经济学者博卡拉表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呈现出三种新的形式：第一，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第二，泡沫化的经济繁荣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生产过剩，表现为相对的生产过剩；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深了工人阶级相对贫困状况。第三，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的企业资本在缺少有效调控的前提下，极易造成生产过剩；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经济矛盾演变成个别跨国生产的有组织性与世界市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但无论表现形式如何演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始终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基本矛盾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在政治方面，随着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变化，这种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漏洞百出，暴露出极端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反映出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和阶级本质。对此，法共新任主席法比安·鲁塞尔在媒体发言中多次表示，当下的西方民主流于形式，只是一种制度、体制、机制和操作程序，是一种为剥削阶级所操控的工具民主。而真正的民主应该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受制于人民。与此同时，他强调法国左翼及至法国整个政坛要高度重视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这种以“人民”为幌子的政治力量，将颠覆法国现有的政治格局，阻碍法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深入发展。法国《人道报》主编勒里雅克也强调，传统政治力量不断边缘化，在近期的两次重大选举中，已然被新兴政党所替代，这可谓法国政坛自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政治新动态。但这对每一个传统政治力量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地震。法国饶勒斯基金会负责人指出，应警惕当下的政治斗争转变为一种以改善工作为条件的斗争，正是资本主义通过经济领域的资本逻辑控制、政治领域的权力介入、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霸权等，使阶级关系更加神秘，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掩盖了剥削真相，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整体统治。
在社会阶层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据统计，截至2018年1月，法国总人口数为6700万，法国本土共有2800万就业人口，人均净收入为2202欧元／月（为法国普通工人月均收入的2.4倍）。法国失业人口数量为280万。近几年25岁以下年龄段的失业率是其他年龄段失业者的2.5倍。由此可见，法国社会各阶层严重分化，社会被严重撕裂，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运动频发。近年的“黄马甲”运动，将法国社会问题再次推向风口浪尖。法国社会学学者让－路易·罗卡针对这一运动分析指出，这场运动背后的支持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表达着不同的社会诉求。但无论如何，这是法国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反映平民阶层对精英阶层的不满。也有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并未实现共享收益，相反法国社会彻底分裂成越来越富有的垄断资产阶级和日益贫穷的无产阶级。
深刻分析陷入制度发展困境的资本主义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法国三届总统均意识到国家改革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但在改革进程中阻力重重甚至有些改革措施半途而废。
对此，法共前任主席皮埃尔·洛朗指出，在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逻辑中，经济与政治已经分离，权力异化和社会不公现象尤为突出。法国经济学者米歇尔·阿里耶塔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人都是经济人，市场来决定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受制于竞争、资本积累和不断提高的生产率，这些竞争法则加剧了由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分离所导致的紧张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索邦大学曼索尔教授认为，资本主义无法保障人权，无法提供真正的超经济产品——自由、民主、平等。资本主义制度社会财产关系恒定性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已商品化，使社会生活都服从于市场的抽象需要，并决定着劳动、闲暇、资源的分配，决定着生产和消费方式及时间的安排。法国政治学院伽罗研究员沿用鲍德里亚“内爆”概念，来解释当下资本主义矛盾不可克服性。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生产设备过剩和生产过剩；第二，降低生产成本导致需求不足和市场萎缩；第三，资本逻辑导致贫富差距加剧；第四，资本逻辑导致生态危机；第五，利润最大化与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矛盾。总之，资本主义的社会财产关系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加剧了其内在矛盾，使资本主义危机周期性和永恒性呈现。不消除资本逻辑，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能消除资本主义根本矛盾。
致力于振兴共产主义力量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理论仍具生命力，仍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深刻的剖析力。因此，法共在第38次代表大会上制定的全新理论纲领，就是在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方法运用于法国社会的实践过程中创立的。纲领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论述，仍适用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尽管资本主义有了新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一矛盾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剧了；它对整个社会的平衡和发展所形成的破坏，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以不同方式、不同的程序受金融资本剥削和异化的人群不仅包括工人阶级，而且包括占工薪阶层90％的绝大多数劳动者；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是减少了，相反是增大了。
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中央委员劳尔则认为，共产主义必然通过人民的力量，由人民选择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并逐步实现。法国左翼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受到金融资本危害的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在法国建立起以公民干预为基础的新左翼联盟。要依靠整个雇佣劳动者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促使法国政府和议会等决策机构制定出更接近于广大劳动者利益的政策。
法国《思想》期刊主编巴里则指出，当下法国左翼发展目标要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从当下法国社会主义思潮及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出社会分享原则、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公开透明政党建设、扩大左翼联盟范围、坚决抵制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等观点都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苑秀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磅礴力量
40年前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展现了勘破思想迷津、改变社会进程的伟大力量，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在改革开放40年风雨历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磅礴力量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上一个一个新台阶，以傲人的成就谱写着一曲一曲时代的华章。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破冰之力
德国诗人海涅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正是这样一场思想的闪电，回应了时代的呼声，抓住了社会变革的脉搏，是行动的先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吹响了前进的号角。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既体现了现实社会发展对科学思想的急切呼唤，也凸显了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品格和实践特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现实是百业待举，人心思变。真理标准大讨论艰难破冰，推动了党和人民的精神觉醒，全国迅速兴起一场全党和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真理标准大讨论破除了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左”倾错误思想的枷锁，把全党上下从“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锤炼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魄力。正是这场大讨论的破冰之举，推动党内外思想迅速活跃，开始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想新方式新道路。真理标准大讨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敢于打破陈规旧念，也勇于大胆探索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秀品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浪前行
解放思想的大门打开不易，凝聚思想的共识，实事求是的道路探索也不简单。真理标准大讨论开辟的思想解放进程并非一片坦途。什么叫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思想不解放，改革难突破，但是，解放和突破都是有原则的。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次思想争锋挑战、一次次道路分歧挑战并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定力和智慧。
面对一个个改革方案的碰撞交锋，一场场社会思潮的汹涌来袭，一次次中国向何处去的质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在解放思想时勇于批判、抛弃错误的思想理论，又在实事求是中牢牢坚持和发展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自己建设的历史来看，不解放思想，不锐意改革，社会主义没有出路，但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也可以看到，没有原则地解放思想，一味地追求改革也必然是代价惨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解放思想，永远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美好的明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乘风破浪的一路前行中，中国共产党依靠解放思想汲取力量，依靠实事求是大胆探索，才不断谱写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扬帆远航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仅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更是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关系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大问题。中国究竟该向何处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建设？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动中国实现新的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最重要的切入点，不能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而应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40年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共同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篇章。今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指引，当前，纪念40年前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就要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列宁斯大林思想研究室主任）
苑秀丽：列宁维护和巩固党的统一的历史事实不容歪曲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与列宁从一开始就号召坚持和巩固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统一是分不开的。在这方面，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是一个很好的体现。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一些人不断对这个决议进行歪曲和抹黑，认为该决议是俄共党内派别斗争的产物，是列宁打击反对派、维护一党制的手段，是列宁“专制思想”的体现。这样的认识既不符合列宁的思想，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应当从历史客观实际出发，弄清楚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俄共（布）党内的实际情况，正确解读列宁起草《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真正目的和意图，批驳对这个决议以及列宁思想的歪曲和抹黑。
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在当时就有一些人攻击、指责《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是一种污蔑，是挑唆党内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对此，列宁明确指出：这不符合事实，决议是“号召统一”，（《列宁全集》第41卷第98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争取大多数，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个决议一方面指出，党内出现了一种危险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肯定了这些派别倾向对党的合理批评和建议。例如承认“工人反对派”的功劳，肯定了他们的一些言论和意见。列宁表示，对于他们提出的“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自主精神等等问题上，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当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检验”。（同上，第82页）由此可以看到，俄共（布）承认由于遇到了种种障碍，对这些问题没有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予以解决，因此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这是一个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该决议只是作了理论上和原则上的指示，丝毫不带诘难或打击色彩。
列宁使用“倾向”这个词表述党内的意见分歧，并表示如果不赞同“倾向”这个词而能找到更缓和的用词，也可以换掉。但是，无论用什么词，都不能无视当时党内的错误倾向、意见分歧对党造成分裂的危险的存在。对于这些倾向，必须加以纠正。同时，党一直持开放的态度，允许这些集团的同志参加主席团的选举，欢迎他们的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这在党内可说是最高的信任了。党对他们持同志式的信任，代表大会选举了“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四位成员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当这些人提出辞职要求时，代表大会号召他们服从党的纪律，责成他们继续担任党委托给他们的职务，不接受任何同志的辞职。这表现了党对他们采取了信任的、争取的态度。列宁深深懂得，在来之不易的和平建设时期，如果党不能实现统一，一切都将是妄谈。党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同心协力地前进。但是，个别集团的代表们并没有认识到派别倾向及其活动的危害，肆意宣传同共产党员身份不相符的理论观点。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样的行为会削弱党的团结和统一。在党面临严重困难的时期，无产阶级的敌人必然会极力利用一切背离共产主义路线的倾向，加深党的分裂，推翻无产阶级政权，党分裂的危害是巨大的。而这正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资产阶级期待着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地主和资本家的旧政权，这是党面临的政治上的危险。
列宁对党内的意见分歧保持开放的、宽容的态度，他认为，如果在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决不能剥夺党和中央委员向全党申诉的权利，他告诫党的同志们：“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和在会外对工人们乱讲是有差别的”，（同上，第99页）“在战斗的政党内部进行思想宣传和在专门的刊物、文集上交换意见是有区别的”。（同上，第94页）党内的同志如果认为中央委员会在理论上错了，可以出版文集来讨论；如果有新的意见要表达，也可以发表文章进行探讨。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上可以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能就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但是，在当时的严重关头，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必须团结一致，不能妨碍党的政治工作，“理论上的辩论是一回事，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则是另一回事。我们这里不是辩论的俱乐部。”（同上，第92页）党内对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探讨和批评，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在党的政治路线范围内进行，而决不能事先交给按某种“纲领”形成的集团去讨论。
但是，“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显露出了明显背离党、背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倾向。他们从痛斥党内的官僚主义，走向了要求实行不加限制、不要集中的民主。他们从要求派别活动的自由，走向了力图成为某种与党相对独立的政治组织。随着分歧的加深，他们公开散发小册子、召开独立会议等，公开反对列宁路线。显然，这已经不再是“党内辩论”了，他们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还在行动上对党的统一构成了严重威胁，使党面临被分裂的危险。列宁对当时的意见分歧的分析是：当前的意见分歧有引起党分裂的危险，党必须如实地说出这种危险，并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可能发生的分裂。他表达了坚决的态度：“我们是一个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进行斗争的党。我们必须对自己说，为了保持巩固的统一，对于明显的倾向必须加以谴责。”（同上，第91页）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列宁相信，结束意见分歧达到高度的统一，党就会更加巩固、更加一致、更加精诚团结。在列宁领导下，党在思想和行动上实现了统一，为新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二、巩固党的领导
在如何对待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方面，一些共产党员产生了动摇情绪、模糊甚至错误认识。比如，“工人反对派”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是：“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来组织，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同上，第34页）这实际上否定了共产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列宁批评了这一论调的错误：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甚至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谈“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是必须坚决彻底地加以斥责的工团主义倾向。“生产者”这个概念既包括无产者，也包括半无产者以及小商品生产者，完全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违背了要明确划分阶级这个基本要求。这种认识既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也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经验南辕北辙。十月革命的实践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只有共产党是“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同上，第85页）
“工人反对派”拒绝党对工会的领导，企图使工会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来管理经济。他们提出“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这样，党对无产阶级工会以及无产阶级对半小市民、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领导、教育和组织作用，就被撇开和架空了。他们不能正确地理解共产党对非党无产阶级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和非党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群众的作用，在理论上违背了共产主义。他们片面地高谈民主，反对集中，却走向了对党的领导的质疑和否定；他们企图用极端民主化来医治官僚主义等弊病，却走向了无政府主义。他们认为，没有不同派别的斗争，没有反对派，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民主。列宁严厉批评了这一错误认识。这些观点不仅是理论错误，也是对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的实际经验的违背，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是一种威胁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存在的直接的政治危险”。（同上，第87页）这样只会使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有机可乘。
列宁早在《国家与革命》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列宁选集》第3卷第131—13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繁重而艰巨的任务，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经济和政治，这是革命的经验，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必须有集中统一的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谈不上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
三、保障最迫切的经济建设任务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一直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在连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又进行了国内战争，国家已经破坏和贫困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人民深感疲惫和绝望。到1921年，国内经济情况异常困难，2月的喀琅施塔得叛乱，更使苏维埃政权面临严峻的政治危机。现实各种困难与危机形势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必须保持高度的团结和统一，迅速恢复和发展陷于困境之中的国家经济，以缓解广大工农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在这种形势下，列宁指出，对处在十分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又肩负着空前重任的党来说，党内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辩论和争论是“一种过分的奢侈行为”。（同上，第11页）党内一些人不顾大局，挑起一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一种十分轻率的错误行为，大大转移了党对严重的、迫在眉睫的危机问题的注意力，妨碍了党集中精力去完成最主要、最迫切的经济恢复任务，使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苏维埃共和国陷入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经济状况的恶化在动摇苏维埃政权，党迫切的任务是要用全部力量来解决转向经济建设的实际问题，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应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复杂问题，在此关头，党内不应该纠缠于并非大是大非的理论倾向问题，必须结束这方面的争论。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不仅要有高度的团结、定力和纪律，同时，在经济上也要有一套办法，才能克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所造成的困难，实现自身在专政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目标。但是，党内一些人对党面临的现实任务及党的政策转变存在曲解、误解和不理解。比如，“工人反对派”反对党领导经济建设，认为党对经济建设是外行，领导经济建设不是党的任务。他们从“左”的方面反对新经济政策，竭力反对列宁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阻挠党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他们主张直接过渡到在生产和分配方面实行共产主义，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应当继续实行，要求实行“毫不妥协的政策”，“迅速地向共产主义兼程前进”。他们认识不到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必要性，认为新经济政策既是对工人利益的背叛，也是对西欧革命的阻挠。无休止的争论严重干扰了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影响了党对当时迫切的经济恢复工作的领导。列宁深刻指出，党内一些人不顾面临的紧张形势和党的处境困难而挑起争论，“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动摇的表现，实际上是削弱共产党的坚定的指导路线，实际上在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同上，第87页）争论变得极其危险，已经构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威胁。布尔什维克党肩负着保障国家安全和建设国家的双重历史重任，党内必须彻底消灭各自为政，统一意志，齐心协力推进党经济建设的新政策的贯彻执行。
1921年春天，在苏维埃政权处于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我们就非有这样一个决议不可”。（同上，第92页）列宁领导全党批判了党内错误观点、错误理论，解决了党内的意见分歧，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巩固了党的领导，保障和推动了苏维埃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列宁还一再告诫全党，新经济政策是“空前困难的退却”，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保证共产主义道路，这就对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这一时期，相比在革命战争最危险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更应当保持坚定的信念、统一的思想以及钢铁般的意志和纪律。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理论创新基地副研究员）
苑秀丽：全覆盖、高标准、严要求
——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也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和指引。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的出台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全党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同时，在小范围内也出现了理解的偏颇、曲解甚至非议。特别是在如何理解党员不能“妄议中央大政方针”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带有情绪性的反对声，也出现了极少数恶意的解读。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搞噤声”、“闭塞言路”，是压制言论自由。这些声音反映出一部分人对党的纪律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理解还不全面、不正确，也反映了极少数人的故意歪曲甚至攻击。为此，应当号召和组织全体党员对《准则》和《条例》进行全面学习、深入研读，真正了解其内容及变化，清楚其修订的目的和重大意义，以端正的态度和有效的行动维护和践行党的纪律。
一、与时俱进完善党规党纪
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变化大。一是篇幅变化大。原《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共4个部分18条3600余字，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共280多字，“四个必须”“八条规范”，要言不烦，一目了然，突出呈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追求。原《条例》共3编15章178条2.4万余字，修订后的《条例》共3编11章133条1.7万余字，内容的修改比例达到80％—90％。二是纪法分开。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实现了“纪法分开、纪法各表”，对国家法律已明确规定的内容，党内法规不再做规定，避免交叉重复。
2.范围广。《准则》成为面向全体党员的廉洁自律规范，适用范围扩大至全体党员，实现了“全覆盖”。同时，又突出“关键少数”，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更高要求。《条例》也对原有条款中违纪情形只针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一些规定做出调整，明确“六大纪律”规范是全体党员的基本遵循和底线。
3.内容新。《准则》针对现阶段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的主要问题，给出了立德向善的“正面清单”。《条例》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将旧条例中十类违纪行为整合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六大类，并列出各类违纪行为的“负面清单”。在政治纪律中，“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对抗组织审查”“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等都是新的提法。廉洁纪律“负面清单”新增内容涵盖了中央八项规定执行中的突出问题，增加了权权交易、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利等违纪条款。组织纪律规定提出，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应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群众纪律规定新增“漠视群众诉求、侵害群众利益”等违纪条款，对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行为明确作出处分规定。党内法规内容的修订鲜明地体现了我们党党纪建设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格。
4.要求严。《准则》树立了崇高的道德标杆，要求广大党员自觉追求高标准，远离违纪红线。《条例》被称为“最严党纪”。“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党员遵守纪律的具体要求上，尺度高于法律。比如，《条例》将党的十八大以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方面的要求，转化为纪律条文，对党员的约束力明显增强。同时《条例》还突出抓小抓早，在法律之前为党员划定纪律底线，不使党纪严于国法沦为空话。二是对党员违纪行为的处理上，尺度严于法律。《条例》明确规定对党员和党组织的违纪行为要依据条例严格查处。例如，对于政治纪律这样以往难以界定和把握的规定，明确列出一系列违反政治纪律的具体行为，并作出相应的处置规定，把软约束变成了硬要求，党纪执行的强制性为之大增，表达出党内法规不是“橡皮泥”“稻草人”，不严格遵守必然会受到惩戒的强大决心。
5.标准高。《准则》坚持正面倡导，变“不准”为“自觉”，紧扣廉洁自律主题，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重在立德。这是我们党执政以来第一部正面倡导、规范全党廉洁自律的重要基础性法规。《准则》的立意一方面表达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向来从高不就低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更是提出了党的先锋队的要求，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够得到的高标准。正如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所指出的，“全面从严治党，光靠纪律是守不住的，必须立根固本，树立高尚精神追求，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努力解决好‘不想’的问题”。《准则》成为向全体党员发出的道德宣示和对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6.可操作。《准则》和《条例》这两部党内法规全面梳理了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要求和纪律要求，是对党章规定的具体化、细化。《条例》对党员和领导干部“不能为的事”逐条进行了规定，内容细、实，方便对照自查自省，而且明确规定了对违纪党员的具体处理，为各级党委、纪委与全体党员提供了全面清晰的制度遵循，克服了以往有些规定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的问题。
二、贯彻实施好两部法规的重要意义
《准则》和《条例》集中全党智慧、凝聚思想共识，是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应当贯彻好、实施好，树立起党内法规法纪的权威性、严肃性，实现依规依纪管党治党，为强化党内监督、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的纪律保证。
1.树立党内法规法纪的权威性、严肃性，吹响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号角。新形势下，党的领导弱化、责任担当缺失、党员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成为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的巡视结果显示，管党治党不严是一个突出问题，不少党组织存在着党内法规约束太宽太松太软，对违规违纪问题查处不及时，没有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甚至对纪律规定置若罔闻等现象。贯彻实施好这两部党内法规，就是要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执行党的纪律不能有任何含糊，凡是违反党章和党的纪律的行为，都不能放过，更不能纵容。《准则》和《条例》将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严明纪律、严纠“四风”、严惩腐败，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规范化、制度化，树立党内法纪法规的权威性、严肃性，传递出“制度笼子越扎越紧、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吹响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号角。
2.推进党内法规制度的完善。XJP总书记强调，管党治党既靠教育，也靠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到了新的高度，着力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2014年11月，我们党完成历史上第一次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集中清理工作。这次清理，解决了党内法规制度中存在的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的问题，推进了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准则》和《条例》的修订是做大做强党的纪律制度化的重要举措。《准则》重在正面倡导、意在立德；《条例》坚持立规，划出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行为“底线”，二者建立起“双轮驱动”、标本兼治管党治党的新格局，是我们党的纪律建设、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3.突出党纪特色，确保党的集中统一。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纪律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突出党纪特色，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放在突出位置，强化和突出了这几个方面的规定要求。新《条例》颁布后，争议最大的就是如何理解“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有声音认为这个规定是限制言论自由、禁止批评。这种认识将正常的批评与党的纪律约束对立起来，显然是错误的。党员必须遵守和执行党规党纪的约束，同时党的纪律并不压制和禁止通过正当渠道和方式提出正常讨论和建议。批评是建设性的，而妄议是破坏性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实际上，全面看待条例就会得到正确的理解。《条例》很清楚地规定，要以具体条件及导致的后果来判定是否构成“妄议”并给予相应处分，对此不可断章取义、故意歪曲。《条例》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分。虽然旧《条例》和其他党内法规没有出现过“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但公开发表反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言论、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行为，是所有党内法规和文件都禁止的，新《条例》对此作了新的表述，与其他党内法规和文件是一脉相承的。
有人担心禁止“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会限制甚至扼杀党内民主，党内不能再有不同声音。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要明白，一方面，党内民主不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不能信口开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的同时，还要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另一方面，我们党一贯强调发扬民主，允许党员提出批评和建议。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这是党员的权利。但是决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党中央的权威，全党都必须自觉维护，决不能违背中央大政方针，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纵容“妄议”将会削弱党的权威和执政能力，破坏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禁止“妄议”的规定上是没有任何值得担心、忧虑和质疑的地方的。
党员干部如果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在这方面犯错误，将会对党的集中统一和凝聚力造成极大危害。《条例》针对现阶段一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不强、政治立场摇摆、理想信念淡漠等突出问题，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并作出了对反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言行的处分规定，这也是恰当的、无可非议的，是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党的集中统一的正确有力的制度安排。
4.使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有规可依。党的纪律建设既要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监督。《准则》和《条例》提出“四个必须、八条规范”，明确“六大纪律”，把监督贯注到日常的管党治党之中，为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提供了对照的标准、衡量的尺子，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监督实现了有规可依、有据可循。
从近年来中央纪委通报的典型案件可以看到，有的党员干部党性不强，纪律意识淡薄，缺少对党的纪律和规矩的敬畏，对中央一再亮明的纪律红线视若无睹、我行我素。然而，从中央纪委对那些在“八项规定”出台以后依然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案例的处理，则可以看到党中央坚定有力落实党纪党规的决心与行动。党的纪律真正成为了触碰不得的“带电的高压线”。《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必将为党的纪律得到刚性执行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徒法不足以自行。监管和问责必须同时严起来，既强化党内监督、用党规党纪管住绝大多数，又要将问责追责这只腕子硬起来，强化违纪查处。只有两端发力、双管齐下，才能真正做到将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条例》加强了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明确了纪委监督执纪问责的要点、标准和尺度，让问责、执纪、监督的内容和目标更加明确有据。
当前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成效有口皆碑，必须驰而不息、坚持巩固深化。《准则》和《条例》的修订实施，既是为全体党员干部制定的行为规范，是有力约束，也是全党向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执行制度最终靠人。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深刻领会这两部法纪法规的立意内涵和精神实质，学深悟透、自觉践行，以实际行动维护党内法规的权威，塑造良好党员干部形象。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理论创新基地副研究员）
苑秀丽：任何党员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重拳反腐，正风肃纪，查处了一批贪腐干部。这些落马的党员干部普遍存在着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丧失，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松弛的突出问题。这也警示广大党员干部，腐败问题和政治纪律问题往往相伴而生，那种习惯于把防线只设置在反对腐败上，认为只要干部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就可忽略不计的认识和做法是片面的、错误的。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向全党再次申明：严明党的纪律是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不能松，任何党员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
一、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极端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高度重视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他一再指出，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当前中国正处在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展中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党肩负着十分艰巨的任务，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具有极端紧迫性。
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中央把守纪律讲规矩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了一系列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新要求，为全体党员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指明了方向。
1.政治纪律在党的纪律中居首要、核心地位。在党的所有纪律中，居于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是最重要的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严明政治纪律，就抓住了党的纪律的根本。如果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得不到遵守，其他党的纪律也会失守，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就无从谈起。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要求全党尊崇党章、依规治党，把贯彻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同执行廉洁自律准则、党纪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贯通起来。全党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高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和战斗性。每一个党组织和党员都要站到党纪国法的高度认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能把防线只设置在反腐败问题上；不能搞一团和气，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错误思想和行为放任不管，要将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问题上升到党纪国法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
2.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内容和要求。严明政治纪律应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开始。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身的一言一行，努力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XJP总书记提出了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五个必须”：“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他还提出了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五个决不允许”：“决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决不允许泄露党和国家秘密，决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决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
3.任何人不能越过政治红线。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党内决不允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是“纸老虎”“稻草人”，不能将其视为软约束或一纸空文。XJP总书记指出，“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全党都要充分认识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4.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有章可依。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修订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法规条例，包括《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遵守党的纪律包括党的政治纪律提供了制度利器。新修订的党规党纪注重将抽象的政治纪律要求细化、具体化，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党的各级组织必须担负起执行、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责任，党的各级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要加强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坚决防止和纠正执行纪律宽松软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则详细规定了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条款，实现了党组织和党员有纪可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执纪有据，对于从根本上解决政治纪律执行中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系列党内法规的颁布实施，体现了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致力于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为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党员干部要严格践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严明政治纪律、严守政治规矩，关键在于贯彻落实。每一位党员都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党纪为基本准绳，自觉践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增强“四个意识”。
1.要对党员干部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是政治纪律的内在支柱，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必然守不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一些党员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源就在于信仰迷茫、精神迷失。要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促进全体党员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保持坚定政治定力，牢记政治责任，把准方向、忠诚于党。
2.党员干部要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心存敬畏、严格遵守。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只有保持了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才能做到身有所循。要自觉对照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表现，逐条进行自查自纠，真正做到对党忠诚，严守底线，心存敬畏，谨言慎行，保持定力，让守纪律、讲规矩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追求、一种常态。
3.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肩负起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各级党组织要强化责任感和自觉性，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的主体责任，加强对党员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教育、管理和考察。对个别党员背离党性的言行要亮出鲜明的态度，不能听之任之、置身事外，要坚决予以制止。明察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及时进行提醒和纠正。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切实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以XJP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和“五个决不允许”为准绳，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的贯彻落实。
4.铁的纪律必须铁的执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强化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纪律要求，以坚决有力的行动昭示了党的政治纪律的威严。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因触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在党内搞团团伙伙，公开散布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不相一致的言论等，被作出开除党籍等纪律处分。实践证明，只有敢于对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行为亮剑，才能形成威慑，才能使广大党员对政治纪律心存敬畏和戒惧。每一位党员都应当坚定地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理论创新基地）
苑秀丽：斯大林时期苏联选择重工业发展战略原因再探讨
一种观点认为，“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力量，使苏俄完全有可能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一种互利互惠的经济文化关系”，但是，斯大林“宣传和夸大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武装干涉的危险”（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5、67页。），对于并不具备必然联系的事件，苏联却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似乎面临着战争威胁。“国际形势被描绘得如此紧张，主要是斯大林有意所为。”（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65页。）笔者认为，当时的历史并非如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建立就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攻。它们发动的武装干涉失败后，一些国家承认了苏联，但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依然对苏联敌视对立，还试图建立反苏阵线。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针对苏联的严重国际事件。西方也有学者承认存在着“真实而又持续很久的敌视苏联的举动”（〔美〕沃尔特·.莫斯：《俄国史（1855－1996）》，张冰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257页。）。本文对斯大林执政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对苏联的敌视与对立进行回顾，对斯大林的判断与行动进行分析，相信会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历史并作出全面的理解与评价。一、2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对苏联的态度和行为
20世纪20年代初期，经过艰难的斗争，苏联和世界资本主义终于形成了均势状态，虽然是极不稳定的。《英苏贸易协定》的签订、《苏德贸易协定》的签订，苏俄与挪威、奥地利、意大利、丹麦、捷克斯洛伐克等欧洲国家签订的贸易协定，以及苏联与一些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世界对苏维埃政府事实上的承认。但是，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依然持敌视敌对苏联的立场，国际上反苏高潮迭起。在这一时期，尽管未爆发大规模的反苏战争，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摩擦、矛盾却依然存在。
1.英国对苏联的敌对
英国对苏联依然持敌对立场。1923年发生了以“寇松通牒”事件为开始的反苏逆流。在这一年的5月，苏俄处决了一名以宗教活动为掩护的英国间谍，并扣留了擅自闯入苏俄领海的英国渔船，英国就以此为借口于5月8日由外交大臣寇松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称苏联进行反英宣传，印度、伊朗、阿富汗的民族民主运动就是受了苏联的煽动。通牒要求苏联停止反英宣传，召回驻伊朗和阿富汗全权代表，赔偿处决英国间谍的损失，释放被扣渔船等；最后要求不经任何谈判，10天内必须答复，否则废除1921年《英苏贸易协定》并断绝两国间一切关系。这一事件的发展显示出通牒是英国掀起反苏行动的信号。英国海军开始向黑海、波罗的海和白海调动，派遣参谋总长和军事代表团到波兰和罗马尼亚检查波罗军队反苏武装干涉的准备工作。5月10日，英国间谍刺杀了苏联出席洛桑会议的代表沃罗夫斯基。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普遍登载了“寇松通牒”，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反苏运动（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17－1929）》第4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46－247页。）。“寇松通牒”遭到苏联人民的坚决反对和苏联政府的有力反击。在英国国内也不得人心，群众广泛开展了抗议运动。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又由于英国统治集团内部存在分歧，最后反苏逆流开始扭转。
英国工党麦克唐纳政府于1924年初上台执政后，当时国内民众强烈要求承认苏联，最终，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签订了条约。但是，在野的保守党和一些反苏势力依然极力反苏、反共，竭力阻挠英苏关系正常化。在野的保守党伪造了所谓“季诺维也夫信件”，对工党发难。这个事件又被称为“红信事件”。事情是这样的：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的一封公开信在英国正在进行的大选中引起很大影响。在信中，季诺维也夫号召英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号召他们加强颠覆活动。这封信后来被证实是伪造的，但却直接影响了选举结果。这封信对工党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工党组成的政府以官方身份承认了苏联。最终，在大选中，工党败北，保守党上台，由鲍里温组成新政府，他上台后拒绝批准工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两个经贸条约。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还走遍欧洲，采用许愿、压迫、威胁等手段，试图建立新的反苏集团。1926年10月，英国保守党斯卡伯勒大会就作出决定要撕毁《英苏贸易协定》，关闭全部苏联在英机构，断绝外交和贸易关系。
1927年，英苏关系急剧紧张起来。在这一年，英国保守党在世界范围内对苏联进行了三次公开打击。第一次打击是指使中国军阀在北京袭击苏联大使馆，目的是找到证明苏联进行破坏和干涉中国内政的文件。苏联驻北京、天津和上海的外交代表也遭到了袭击。第二次打击是英国策划了一起袭击阿尔柯斯和苏联驻英国商务代表处的事件。阿尔柯斯是苏联合作社代表团于1920年在伦敦设立的股份公司的简称。5月12日，英国政府以苏联在英国煤矿工人1926年大罢工中曾鼓动罢工为借口，英国武装警察在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强行占领阿尔柯斯和苏联商务代表处大楼，进行非法搜查并毒打、拘留苏联外交工作人员。他们试图发现可以指控苏联搞颠覆的证据，同时制造了假材料，引起舆论哗然。第三次打击是苏联驻波兰全权大使沃伊柯夫在华沙被暗杀事件。6月7日，波兰籍白卫分子科维尔刺杀了沃伊柯夫。按照主谋者的计划，这次暗杀主要是使苏联和波兰发生军事冲突。挑衅事件激起了苏联人民的反对和世界舆论、进步人士的强烈愤怒。波兰毕苏斯基政府不得不道歉，并正式谴责这次暗杀罪行。英国挑起苏波冲突的企图没有实现。
1927年，英苏关系最终破裂。2月，英国政府向苏联发出了一份照会，指责苏联资助英国罢工的煤矿工人，并威胁要废除贸易协定和断绝外交关系。5月下旬，英国议会下院就英苏关系展开了辩论。5月27日，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宣布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并废除1921年《英苏贸易协定》。接着，资产阶级报刊掀起了猛烈的反苏运动。在苏联有理有节的斗争下，反苏事端逐渐平息。在1929年10月，新的英国工党政府的组建以及在急于与苏联进行贸易的工商界人士的推动下，英国与苏联的关系才得以恢复。
2.美国对苏联的敌视
美国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敌意基本上是毫不掩饰的。美国也有学者认为冷战现象在1920年就开始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苏联政府不可能存在下去，苏俄及其后的苏联政府并不代表人民的意志。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从国会到政府都奉行抵制和反对苏联共产党政权及其制度的政策。1921年－1923年，苏俄遭受严重饥荒的时候，美国救济总署的粮食和药品援助有助于缓解饥荒造成的困难，但是双方在合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摩擦。美国对苏联的饥荒援助被认为是“人道主义与政治动机相结合的饥荒援助”（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美国政府和人民对苏联的人道主义援助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同时，“美国政府试图利用俄国发生严重饥荒，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产生动摇和怀疑之机，通过粮食援助来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政权尽早垮台”（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75－276页。）。苏俄对美国援助机构在俄的活动也抱有高度的戒备。
这一时期美国始终坚持不承认苏联的政策，并且采用了外交孤立和国际封锁等比较隐蔽的手法。苏联方面在与美国政府改善两国关系，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通商关系方面比较积极，美国实业界与苏联建交的要求也很强烈，但是美国政府坚持以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作为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苏联政府曾多次表示愿意以不干涉内政和解决财务问题上的相互要求为前提，同美国政府探讨两国之间的问题。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在有关承认债务、返还被没收的美国公民财产或给予其相应赔偿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认为苏联拒绝承认国际义务，因此不会同它建立关系。美国还认为，苏联一直在进行推翻美国现行制度的宣传活动。后来，美国政府迫于企业家的要求和压力也不得不作出调整和让步。“国务院把对布尔什维克的厌恶同经济扩张的愿望区别开来，允许发展重要的商务关系”，“1928年，美国占外国在俄总投资的24％”（〔美〕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下），李庆余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49－450页。）。但是美俄关系是非常不稳定的。胡佛政府时期还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比如对苏联公民前往美国实行更多的限制，进行“反苏联倾销”运动，抵制苏联商品、实行贸易歧视政策、冻结苏联货物等。1930年，美国财政部长梅隆走访欧洲各国，其目的就是把这些国家联合在美国周围，共同对苏联进行经济抵制。总之，美国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对苏俄采取不承认政策，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苏美才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暂时搁置了分歧和矛盾，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了缓和与合作，建交后两国关系虽然有很大的前进，但是矛盾隔阂依然不少。
在这一时期，美国以“中立”或“不干涉”为幌子，表面上站在一旁，但事实上，它是反苏行动的幕后鼓励者，比如，美国没有参加洛迦诺会议，但它是背后的支持者。美国垄断集团还在财政上、战略原料上帮助德国，由此加强对苏斗争和镇压欧洲革命运动中的军事力量。美国政府不仅自己不承认苏联，在苏联努力与其他国家改善和建立关系时还从中阻挠。早在1920年－1921年苏英进行贸易谈判期间，美国就不断干扰，促使英国工商界对苏联采取强硬措施，并竭力支持英国与苏联断绝关系。1923年底，英国和苏联建交前夕，美国还在向英国施加压力，阻止两国建立关系。美国还干涉1924年苏联与法国的外交谈判，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国务卿休斯毫不掩饰地声称，美国不喜欢法国和苏联接近。美国还不希望苏联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它担心苏中建交会加强这两个大国在远东的地位，削弱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因而不断阻挠两国建交，最终美国如愿以偿。美国还阻碍苏联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正常化。1930年，胡佛政府恶意破坏墨西哥、乌拉圭与苏联的关系，在美国的压力下它们被迫宣布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
3.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联合敌对行动
20世纪20年代，反对苏联是很多国家的共同目标。这一时期曾发生了索菲亚爆炸事件。1925年4月16日，保加利亚索菲亚大教堂发生了爆炸事件，当时以亚·灿科夫为首的保加利亚法西斯政府的成员和其他政界人士正聚集在这里。灿科夫发表声明指责苏联政府是爆炸事件的唆使者。一些国家的反动报刊也掀起了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宣传活动，要求进行反苏干涉。灿科夫政府还借机大肆迫害人民群众，有数万人被捕，数千人被杀害。苏联严厉谴责了灿科夫政府的暴行，揭穿了反动的保加利亚政府的挑衅性质。
一些国家还采取了联合反苏行动。1927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六国外长会议上，英国外长张伯伦提出了“和共产国际作斗争”的口号，提出了一个反苏联合声明草案。所幸，这个声明草案未被会议通过。在这一时期，维护凡尔赛体系确立的国际秩序，阻止和破坏苏徳关系是英国、法国、美国等战胜国关注的中心。在充满不安定因素的欧洲局势下，苏联致力于维护和巩固苏德关系，但是苏德关系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英、美等国家并不希望苏德合作，他们的希望是使德国的经济力量增强而反对苏联。《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就显示了他们对苏联的险恶用心。这一计划将苏联定位为农业国，定位为提供原料的附属地，想让苏联的工业依附于西欧，为欧洲提供原料和粮食，同时从德国和其他国家输入工业品。
英法美还为《洛迦诺公约》而欢呼，认为这一公约是维系战后秩序的新保证，认为“洛迦诺精神”带来了和谐与安全，标志着一个和平的时代降临了。但是，正是《洛迦诺公约》和《道威斯计划》使德国得到了恢复，最终又形成了新的战争策源地。在英国倡议下召开的洛迦诺会议和签订的《洛迦诺公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持凡尔赛体系，是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试图建立安全保障体制。与会国家在会议外交中，竭力发挥“均势政策”的作用。这一公约同时也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反苏倾向，公约实际上要求这些国家在进行反苏战争时彼此将给予援助。公约的签订国还试图通过对德国作出一些让步和承诺，将它拉入反苏阵线。它们意在阻止德国进一步和苏联接近，离间苏德关系，这个公约考验着苏德两国并不稳固的合作关系。洛迦诺会议表明德国已经褪去了战败国的外衣，在欧洲事务中重新同英、法、意处于一个平等伙伴的地位。“洛迦诺公约终于让人舒了一口气，且被誉为新世界秩序的开端。三位外长，法国白里安、英国张伯伦、德国史特瑞斯曼，一起获诺贝尔和平奖。但欢欣鼓舞之余，没有人注意到他们规避了真正的问题；洛迦诺与其说是为欧洲带来了和平，不如说它已导向下一次的战场。”（〔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65页。）在当时国际上危机四伏的时期，苏联必然要重视洛迦诺会议及《洛迦诺公约》对自己的威胁。在苏联看来，“‘道威斯计划’奠定了反苏统一战线的经济基础，而洛迦诺公约则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是反苏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形式”（〔苏〕伊·费·伊瓦辛：《苏联外交简史》，国际问题译丛编辑部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25页。）。
这一时期，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看似想建立和平解决争端、调节冲突的机制，但是，事实上他们都有自己的打算，并且它们之间是矛盾重重、难以协调的。比如1928年签订的《关于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非战公约》，截至1933年，该条约缔结国有62个。但这个貌似维护和平的公约其实际作用无非是粉饰太平。条约从国际法上规定了战争的非法性，但由于英、法、美等国各自怀着自己的政治目的参与签约，同时都提出了为保护本国利益各国政府有权诉诸武力、进行战争的保留条件，因此公约对缔约国并无实际约束作用。比如，在公约中，英国提出“对其政府未被所有国家承认和未能在领土内维持良好秩序和安全状态的某些国家”，英国不能遵守《非战公约》的规定。英国的指向就是苏联和中国。而且，这些发起国对苏联怀有敌意，在长达一年多的筹划过程中把苏联排除在外。苏联对未被邀请参加筹划过程一再表示不满。1928年8月5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指责英、法、美等国孤立和反对苏联的企图。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指出，“排除苏联参加公约谈判一事证明，公约发起国的真实目的，是要把公约变成孤立和反对苏联的工具”（方连庆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1917－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3页。）。苏联于9月5日正式签字加入公约。但是，一直到1928年底，其签字国除苏联外尚无一国批准。1929年7月24日，《非战公约》最终生效。这个公约的签订，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一阵关于和平的喧嚣，一些人认为这将是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实际保证。事实上，这一公约在现代国际法的发展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能有效地制约战争，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17－1929）》第4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469页。）。
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作出了一些努力，试图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如，1927年，资本主义国家为达到“经济利益统一”召开了经济会议，但是毫无结果。这表明，世界资本主义用和平方法解决市场问题已经行不通了。国际联盟从1925年起开始召开的裁军筹备委员会会议，实际上暴露了英法帝国主义假裁军、真扩军的企图。苏联提出了一些倡议，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是直到1927年，世界裁军毫无进展，欧洲再次弥漫着军备竞赛的气息。最终在1930年，在筹备会的第七次会议上才勉强通过了一个对谁都没有严格约束力的裁军公约草案。这时的国际局势实际上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二、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斯大林的判断有所变化。在1924年的执政之初，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还是很乐观的。他认为，过去的一年，苏维埃俄国在国际地位方面发生了新的大变化。一是在欧洲的主要国家里，法西斯化的企图都已经失败了，在法国和英国，这些企图的制造者彭加勒和克逊已经被轰下台去了；二是好战的英法帝国主义者几次孤立苏俄的企图都失败了，苏俄在事实上被承认了，苏维埃俄国在国内国际都赢得了相当的威信。1925年前后，斯大林曾认为世界进入了“平静时期”，出现了“两种稳定：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和苏维埃制度的稳定”（《斯大林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24页。）。12月，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依然表达了这样的认识。1926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包围苏联，政治上孤立苏联的行为，对苏联的暗中封锁与报复，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等，给苏联造成了极大的外部困难。但是，斯大林还保持比较乐观的判断，比如，他认为英国同苏联绝交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对英国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1927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苏联处于风口浪尖，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紧张。斯大林开始认为，这些事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这些事件虽然都失败了，但打击将会更加厉害地重复下去。“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这一问题是现时的基本问题，这是几乎不能怀疑的了”，存在着“一般新战争特别是反苏战争的真正的实在的威胁”（《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91页。）。斯大林在1927年6月的《时事问题简评》中分析了新的国际形势。“现在的整个国际环境，英国政府反苏‘业务’中的一切事实，它组织对苏的财政封锁，它和列强进行关于反苏政策的秘密商谈，它资助乌克兰、格鲁吉亚、阿捷尔拜疆、阿尔明尼亚等等的流亡‘政府’以期在苏联的这些国家内组织暴动，它资助间谍恐怖集团炸坏苏联桥梁、烧毁苏联工厂、恐吓和刺杀苏联驻外使节，这一切都无疑地向我们说明英国保守党政府坚决地走上了组织反苏战争的道路。”（《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95页。）斯大林认为，帝国主义阵营中武装干涉趋向的加强和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是当时形势的基本因素。
斯大林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企图，揭露了它们给世界的和平稳定造成的危害。道威斯计划孕育着德国的革命，洛迦诺公约孕育着欧洲的新战争。洛迦诺会议仿佛消除了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并没有消除，而只是使这些矛盾尖锐化，“洛迦诺精神”的基本内容就是“战争精神”（《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40页。）。斯大林分析当时存在有两种战争危险。一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危险。“最近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对世界的重新分割和对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已经‘过时’了。某些新的国家（美国、日本）跑到前面去了。某些老的国家（英国）落在后面了。在凡尔赛几乎被埋葬了的资本主义德国正在复活、成长并日益强大起来。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怀着嫉视法国的心理正往上爬。”（《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91页。）在这一时期，各战胜国并没有友好的和平，只有武装的和平状态。各战胜国加紧扩充军备，资产阶级政府实行法西斯“管理”方法的总方针，对共产党人的十字军讨伐，对苏联的疯狂攻击，在中国的直接干涉，这一切都是准备重新分割世界的新战争的各种不同方面。另一种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反苏战争的危险。帝国主义和苏联的矛盾在加深。帝国主义国家所谓的和平，只是一种用来掩饰列强准备新战争的幌子，一种用来欺骗人民、欺骗舆论的幌子。1928年，斯大林进一步认为，国内和国外阶级关系的尖锐化暴露得比一两年前更明显了。在国内发生沙赫特事件后，斯大林一再提醒党内外注意危险。斯大林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对苏联经济崩溃和垮台的幻想破灭了，但是，苏联的国际环境比过去更加紧张了，战争的危险正在增长，苏联安全面临着威胁，必须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争。
三、对斯大林有关决策的简要评论
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苏俄即苏联的敌对态度和行为对斯大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斯大林不可能无视一系列敌对事件的指向性及对苏联的威胁。对斯大林的某些失误甚至错误进行分析和批评，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必须保持客观的认识和全面的理解。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点认识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对斯大林的影响及斯大林的意图。
1.斯大林期望推迟战争，维护和平
在这一时期，斯大林的主要意图是维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关系，因为只有在和平的条件下才能以较快的速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希望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间的战争能够推迟。苏联积极谋求和维持和平，改善与英法美等西方大国的关系。斯大林对反苏事件保持冷静态度，尽量避免事态的扩大，努力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但是，英美的长期敌对、一系列反苏事件的发生都使斯大林对于能否保持和平状态充满了担忧。而从国内来看，对于和平的乐观情绪在滋长。当时，苏联已经在和平发展的条件下进行了几年的建设，一些人就产生了乐观情绪，认为会一帆风顺，一直向社会主义前进。斯大林认为，不能这样乐观。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策划的针对苏联的事件必须保持清醒的判断。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发展过程中也有可能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也可能遭到武装干涉。为了巩固国防，苏联在国内经济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在建设资金非常紧张有限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每年花费数亿卢布来供养陆军和海军，不得不相应地缩减了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经费，“不用说，要是没有武装干涉的危险，我们就可以把这笔款项，至少是把其中大部分用在加强工业，改进农业，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改革等等方面。”（《斯大林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1页。）斯大林认为，在国内还存在阶级对立、苏联还受资本主义包围的时候，加强无产阶级战斗准备这样一个任务就应该贯穿在全部工作中。
2．斯大林的根本目的是保卫国家的生存与安全
“由于业已形成的战争威胁，保卫苏联的问题对我们是一个基本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79页。）保卫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斯大林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西方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苏联20－30年代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安全；战前苏联在东方搞军事平衡也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刘金质：《美国学术界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研究》，《世界政治资料》1982年第3期。）。斯大林一方面极力避免卷入英法挑动的战争中去；另一方面，积极为可能面临的战争做准备。斯大林表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看到有遭受侵犯的危险而不作自卫准备，它的人民是不会尊重它的。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全力保卫住国家，不使任何复辟和攻击得逞，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应当肯定斯大林对保障社会主义国家生存与安全的伟大贡献。“从列宁逝世直到30年代初，在革命领袖中也许只有斯大林一个人最彻底、最坚决地维护党关于确立和加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他没有那种能取代列宁的天资，但别人也没有。他在智力和道德上不及许多人；但在争取新制度生存的斗争时刻，极端重要的是目标明确和领袖的政治意志。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列宁，无人能胜过斯大林。”（俞邃：《评价斯大林》，《当代世界》2003年第4期。）斯大林“只想维护苏联的生存。他并没有主动塑造外交事务，而只是对它们做出被动反应。对于当时的苏维埃国家而言，它的存在被视为是对世界上其他强国的挑战，几乎没有可供选择的联盟国家，因而这种外交策略无疑是正确的。斯大林最好的愿望便是抵消针对苏联的‘十字军’威胁”（〔英〕罗伯特·谢伟思：《斯大林传》，李秀芳、李秉中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年，第376页。）。应当说，当时斯大林对于保障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安全与生存的目标是正确的，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3.斯大林对苏联的实力有清醒的判断
斯大林认为将形成两个世界规模的中心：一个是以苏联为中心的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心。显然，斯大林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并存与对立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不认为社会主义会迅速取代资本主义。他的判断是：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制度都已经稳定，达到了暂时的平衡，这对资本有利，而对革命发展不利。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世界革命的延缓而面临很大的困难。苏联的力量尚未强大到足以将社会主义扩展到苏联一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必须按照新的方式做革命准备，而不能进行世界革命。虽然斯大林有时依然表现出对世界革命的期盼，但是，他不得不把胜利寄希望于未来。斯大林立足于实力制定对内对外战略。同时，斯大林还一再表达了绝不会软弱无力的决心，国内外敌对分子希望苏联软弱无力，赤手空拳，向敌人屈服，向敌人投降，苏联是绝不会同意的。4.苏联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在当时是正确选择
资本主义的包围和敌对使斯大林形成了强烈的孤岛意识和危机意识，这是促使斯大林急切地在国内开展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直接原因。斯大林充分认识到了危险：如果苏联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农业附庸，它就将是无以自卫的弱国，这是在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苏联必须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农业国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工业国，成为经济上不依赖其他国家、有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内市场的国家。斯大林的认知就是：资本主义的包围和敌对，使保卫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成为首要任务，而不为国防奠定足够强大的工业基础，就不可能保卫住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苏联必须采取布尔什维克的发展速度，发展强大的工业以增强防卫能力。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农业集体化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辉煌，向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的生机和潜力，为人类开创了一条新的通向未来的道路。
5.斯大林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斯大林预料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面临无数艰难险阻，同时，他对苏联及世界的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他认为苏联的存在和发展在动摇和瓦解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热情和理想支撑着斯大林在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不畏艰难，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1928年，斯大林在《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答弗鲁姆金）》一文中，批评了弗鲁姆金对苏联国际环境的估计。弗鲁姆金认为，资本主义世界进攻苏联的基本的和决定的因素，是苏联力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削弱。这种观点在党内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斯大林批评了这种观点，他指出，恰恰相反，是苏联的胜利发展破坏着世界资本主义基础，使包围苏联的各资产阶级国家出于恐惧而按捺不住要进攻苏联。“苏联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资产阶级希望无产阶级专政蜕化这一幻想的破灭，以及苏联在国际上的革命影响的加强，是这种尖锐化的最主要的因素。”（《斯大林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01页。）斯大林同时清醒地指出，不能低估苏联的困难，必须消灭苏联的落后状况，展开高速度，早日建成社会主义。他期待以苏联的社会主义胜利为开端，早日迎来世界革命的胜利。
参考文献：
【1】秦正为：《斯大林国家利益观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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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苑秀丽：《国际因素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张晓敏）
张伟：论十月革命的三大合理性
自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来，关于十月革命的争论从未停止，尤其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困难的时期，争论更加激烈。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十月革命是否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即十月革命的爆发是否具有理论合理性；二是十月革命是否合乎俄国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即十月革命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三是十月革命对俄国乃至人类文明发展来讲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即十月革命是否具有政治合理性。这三个争论的本质分别指向十月革命是否可能发生、必然发生、应该发生这三个存在某种递进关系的问题。本文将分别回应这些质疑，以期澄清误解，彰显十月革命的合理性。
一、十月革命理论的合理性
1.“早产论”的逻辑错误
对十月革命的理论合理性质疑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当属“早产论”。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撰写的《四月提纲》中提出，要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普列汉诺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对此展开了反对和攻击。他们认为，俄国经济文化落后，并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只有到俄国生产力高度发达时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否则将会给俄国带来历史性的灾难。考茨基延续并强化了这种观点。他在1918年为否定十月革命而撰写的《无产阶级专政》中认为，十月革命好比是“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1】。这一论点就成了后来广为流传的“早产论”。在“早产论”者看来，既然十月革命不具备发生的条件，它就不应该发生。
“早产论”者的重要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592。“早产论”者认为，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强调了生产力在新旧社会形态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也就自然可以作为否定俄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依据。那么，从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能否得出俄国十月革命是“早产”的结论呢？我们不妨先从纯粹的形式逻辑角度进行分析。
十月革命后出现了“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这与“两个决不会”中的第二个“决不会”直接相关，因此我们这里只讨论第二个“决不会”。我们可以将第二个“决不会”，即“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转换成一个逻辑命题——
如果“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未成熟，那么“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决不会出现。
那么，这个命题的逆命题则为——
如果“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出现”，则表明“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已经成熟”。
按照逻辑学的原理，原命题与逆命题为等价命题，即如果原命题成立，则其逆命题也成立。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已经出现。那么我们依据上述逆命题，就可以得出“现实世界产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已经成熟”的结论。由此可以从逻辑上证明：既然在十月革命后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就说明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就不存在所谓的“早产”问题；同理，十月革命的爆发与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并不存在矛盾。【3】
近年来，有人认为，苏联的解体从实践上证明了十月革命的“早产”。这个说法同样是站不住脚的，这如同将一个人英年早逝的原因归结为他的“早产”。我们知道，十月革命后，苏联仅仅通过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通常要用一二百年时间才能实现的工业化，并快速崛起超越了英、法、德等传统资本主义列强。唯其如此，它才能成为二战中战胜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并且在战后成为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世界强国。实践充分证明了苏联及其新的生产关系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因而，十月革命并未“早产”，不是什么“早产儿”。
2.十月革命胜利的物质存在条件的理论说明
前面我们只是依据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从逻辑上证明了十月革命爆发的物质存在条件已经成熟。但十月革命爆发时俄国还是一个封建性很强、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俄国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那么，为何说十月革命的物质存在条件已经成熟了？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析。
首先，我们可以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是否已经成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4】564。由于世界历史的形成，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其产生“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已经不再仅受限于其国内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还受益于世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俄国率先建立了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表面上看似乎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但如果进一步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这种“跨越”实则是以世界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只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有可能在俄国等落后国家出现。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各国摆脱了孤立状态，为俄国等落后国家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成果从而实现生产力水平跳跃式发展提供了可能，使其有可能跳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轨迹。因此，马克思以反诘的语气深刻地指出：“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5】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实施的新经济政策，通过租让制积极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经验，主动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成果，为其巩固革命果实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作了重要的铺垫。
其次，我们可以从生产力要素中劳动者的作用来判断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是否已经成熟。生产力是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个要素的有机结合，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生产力的主体。“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4】655劳动者的素质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决定了其他两个要素从潜在生产力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程度。十月革命胜利后，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得以极大激发，使生产力水平得以实现跳跃性发展。因此，新的生产关系在建立过程中存在着其物质存在基础即生产力的自我强化的过程，劳动者既是这个过程的关键因素，又为这个基础提供了重要的主体条件。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592十月革命的发生是建立在世界资本主义为其准备的、成熟的物质存在条件基础之上的，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表明，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社会形态变革的基本条件，但并非唯一条件，并不存在一个用来衡量某种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是否够条件的绝对的生产力水平标准。促进社会形态变革的革命在何时何地首先出现，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早产论”的理论错误在于其机械地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另外，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社会形态的更替、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往往不是首先发生在旧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最成熟、最发达的地方。例如，封建制度并非首先出现在奴隶制度最成熟的古希腊、古罗马，而是首先产生于奴隶制度并不发达的中国；资本主义制度并非首先出现在封建制度最发达的中国，而是首先产生于封建制度并不特别发达的西欧。可见，“跨越”在社会形态更替中并非罕见。当然，社会形态的跨越并非脱离一定生产力水平的任意跨越，落后国家对资本主义的跨越是以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演进中所取得的成果尤其是其巨大的生产力为前提的。
二、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物质存在条件只是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物质存在条件不具备不可能发生革命，但具备了物质存在条件也并非一定发生革命。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为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准备了物质条件，但某个国家是否能够发生革命，还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因此，十月革命爆发的历史合理性应从俄国当时的社会矛盾中去探寻。
20世纪初的俄国存在四大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俄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俄国“‘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6】。换句话说，沙皇政府的合法性日渐丧失，而不堪重负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力也日趋接近临界点，革命一触即发。对此，沙皇政府束手无策，失去了足以缓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资源。这种情势表明，除进行革命外，俄国已经没有其他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二月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俄历1917年2月19日，彼得堡因缺乏面包开始发生骚乱；23日，出现了自发性罢工，罢工规模在此后两天越来越大；27日，罢工升级为武装起义；3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让位给米哈伊尔，而米哈伊尔在继位后即宣布自己退位，并将政权交给其间成立的临时政府。至此，统治俄国长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7】
然而，二月革命虽然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但它并没有缓解俄罗斯的各种社会矛盾。二月革命胜利后，饥饿的工人、农民和疲惫厌战的士兵都期盼着一个新社会的出现，形势稍为平静了一段时间。然而资产阶级性质的临时政府并没有着力去解决劳动人民迫切关心的和平、面包、土地等问题。临时政府为得到协约国支持而继续对外进行战争，对工人关于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对生产进行监督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对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运动进行镇压，致使工人运动和农民起义愈演愈烈。由于受到人民群众的激烈反抗，临时政府危机不断【8】并很快成了革命的对象，再次发生革命已不可避免。
于是，革命的领导权又历史地落到布尔什维克的手中。当时在俄国主要的革命力量中，除布尔什维克外，还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多个党派，那么革命的领导权何以最终又落到布尔什维克手中？这与其长期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以及革命时机来临时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是分不开的。列宁从建党初期就反复申明，必须建立一个组织严密和纪律严格的职业革命家组织：“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9】95列宁主张，党要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就应当以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善于对一切专制与压迫的现象有所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只有这样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列宁提醒全党要为时刻可能到来的革命做好准备：“我们应当时刻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因为爆发时期和平静时期的交替往往是几乎无法预料的。”【9】168
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使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当时最具号召力和组织性的政治力量，从而使它拥有其他党派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一优势在革命时机到来时势必会转化为强大的战斗力。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积极发挥自己的组织优势，充分利用推翻沙皇后的社会自由形势，十分注重在工人、农民和士兵中间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作，致力于在工厂、工会、农村、军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在各大工厂组建工人赤卫队。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队伍随之迅速扩大，到1917年4月底，布尔什维克已拥有10万名党员；而到七八月间布尔什维克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成为拥有24万党员的政党组织。正是布尔什维克艰辛而又卓越的基层组织和宣传工作积累起来的领导力与影响力，使其在平息1917年9月发生的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使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并因此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城市的苏维埃中占居了多数。而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苏维埃中的胜利加速了其他地区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进程，进一步扩大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到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员已激增至35万人。随着布尔什维克实力与影响力的迅速增加，二月革命以来形成的脆弱的政治平衡被彻底打破，力量对比迅速朝着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方面发展。【7】叛乱平息后，列宁曾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名义，建议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保持民主革命力量在军队进攻彼得堡时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以夺取政权。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因害怕布尔什维克力量的加强，对这一号召没有回应，夺取政权的领导任务自然落到布尔什维克身上【10】。于是，布尔什维克就发动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立即开始实施自己的纲领，兑现对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承诺，由此赢得了俄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从而使其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赢得后来的国内战争和抵御外国干涉战争的胜利，保卫和巩固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由此可见，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俄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而不是某个政党或某个领袖人物的主观选择，更不是什么“密谋”“政变”“冒险主义的结果”。布尔什维克能够成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是俄国广大工农群众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理性思考而作出的选择。【12】
三、十月革命的政治合理性
革命需要打破原有的国家机器，冲破原有法律制度的限制，而统治者则会通过暴力来维护其统治的国家机器和法律制度，这就决定了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会有成功的革命。人类历史上的各种革命，包括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无不是以暴力为后盾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站在封建特权阶级的立场上看是非法的，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本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利于人的解放和进步，它们无疑是具有政治合理性的。考察十月革命的政治合理性，同样不能抽象地站在某个落后阶级的角度去看其是否合法、是否使用了暴力，而应该看它是否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和进步。十月革命的政治合理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十月革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制度创新
十月革命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超越资本主义的重大制度创新。资本主义制度是“物支配人、金钱支配一切”，而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制度，则以“人支配物、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它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是一种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文明的制度。这种制度追求并初步实现了绝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幸福——公平、就业、福利、教育、民主、和谐，展示了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公正、自由、平等、民主、互助、和谐的新社会文明。它通过建立公有制经济，铲除了人剥削人的经济基础，使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需要，从而为社会财富由全体人民共享提供了条件；它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来组织社会生产，避免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的无序和盲目而造成的巨大资源浪费；它建立起了包括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在内的全民普遍享有的社会福利制度，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所能实现的最高程度的社会公平公正。【13】在新自由主义泛滥导致全球经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各西方国家政府穷于应付的今天，回望这些具有革命性的制度创新成果，令人更加认同十月革命伟大的开创意义。
2.十月革命促进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旧殖民体系的瓦解
马克思曾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2】690现代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野蛮的殖民掠夺和奴役基础之上的。残酷的殖民掠夺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造成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极端贫困与落后，使其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发展能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有推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才能摆脱被剥夺和被奴役的状态，才能走向自主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唤醒和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觉醒和革命意识，提振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摆脱被奴役地位的信心，从而极大促进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十月革命后，一些落后国家的革命者和革命政党普遍将“走俄国人的路”“以俄为师”看作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有效途径。1918—1923年，中国、朝鲜、蒙古、越南、印度、印尼、土耳其、伊朗等国都纷纷掀起了规模空前、声势浩大、以反帝反封建为目的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猛烈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并为二战后进一步摧毁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
3.十月革命迫使资本主义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
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全世界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迫于工人运动的压力，同时也为了削弱社会主义俄国的影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开始对工人阶级作一定程度的让步，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在改良过程中，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要素被吸收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资本主义的改良在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同时，客观上提高了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地位，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政府开始承认工会的地位和工会活动的合法化，设定了工人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禁止雇用童工，取缔血汗工厂，一些国家左翼政治力量也得到快速发展，有的还上台执政并主动推行某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改良政策。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加强了政府干预和调节，在某些涉及公共利益的产业设立国有企业，对私人垄断资本进行必要的限制，以减少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和经济波动。在社会方面，普遍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就业救济，实施累进收入所得税，以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缓解贫富差距。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改良，虽然并没有改变其根本性质，但也减褪了其原来野蛮的本色而变得“人性”“文明”起来，劳动者阶级的权益和生存状况得到一定的提升和改善。苏联解体后，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下降，削弱了对资本主义的威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地位又开始下降，工人的很多福利和权利被削弱或被取消，而对资本的管制则以自由化的名义不断放松，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越来越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甚至下降，在社会总财富增长的同时绝对贫困人口却在增加。这些现象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削弱后开始向野蛮方向倒退，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十月革命的政治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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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刚：推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而为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构筑坚实基础。
一、质量变革是推动经济发展阶段升级的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4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33.6元，而到了2017年，前者增长到36396元，后者增长到13432元，扣除价格因素分别增加了15.7倍、17.2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必然导致需求的层次、需求的质量显著提升。我国消费结构正经历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从物质型向精神型的转变、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转变，居民的食品越来越讲究营养和绿色、服装追求个性和时尚、耐用品日趋高档化和多功能化、住宅越来越注重格调和舒适，对旅游、休闲、娱乐、文化等精神生活方面需求越来越多，在教育、医疗、保健等发展资料方面的投资越来越大。随着富裕程度越来越高，消费结构越来越高级化，我国居民消费产品和服务的种类会越来越多，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要求会越来越高，进行质量变革已经成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优先解决的迫切任务。
质量变革是适应我国需求结构升级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进行质量变革，重点要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多方面需要。质量变革要向国际先进质量标准看齐，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使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成为高质量的标志。当前，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绿色环保的农副产品的供给力度，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绿色食品的需求；二是加快对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使其尽快达到排放标准，满足人们对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蔚蓝的天空的渴求；三是加大各行业中高端产品的供给力度，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高档商品的需求；四是加快对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升级，满足人们对个性化、绿色化、智能化产品的需求。
二、效率变革是推动经济发展阶段升级的主线
在1978—2017年的4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加9.59％，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是一个奇迹。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为82.7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2.9万亿美元），约占世界DP的16.5％，过去一年经济增量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约1.2万亿美元），相当于2016年排在全球第14位国家的经济总量。但在高速增长阶段，伴随着粗放型增长模式的是投入产出的较低效率，突出表现是资金利用效率下降，国内生产总值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需要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导致杠杆率大幅提高，低效甚至无效投资和产出的比重上升，金融风险随之不断积累。可以说，我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如此庞大，想再持续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率是非常困难的，原先的那种靠增加要素投入、拼资源的粗放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资源的压力、能源的压力、环境的压力迫切需要我们转变发展方式，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量和资源消耗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经济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从世界范围看，我国能耗强度与世界平均水平及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高、能源利用效率还是比较低，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仍然比较大，不进行效率变革，就难以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市场竞争，归根结底是投入产出比较的竞争、效率高低的竞争。经济高质量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所提供的产品的质量高，还体现在生产的效益好、效率高、消耗低、污染少。经济效益的好坏既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健康的标准，也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有持续发展能力的标准。效率变革，就是要改变以往投入产出率低、能源资源利用率低、劳动生产率低的状况，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打下一个效率和竞争力的稳固基础。效率变革是增强我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需要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不断降低企业的资源、能源消耗量，不断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因此，对于那些产能仍然过剩、竞争仍然过于激烈、经济效益普遍不好的行业，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的工作仍然要常抓不放，不断改善整个行业的经营状况。此外，要加快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改造，不断降低单位产值的能耗和资源消耗量；必须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动力变革是推动经济发展阶段升级的关键
动力变革，就是要在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后，适应高质量、高效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需要，加快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的转换。我国经济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后，增长动力已经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去，我国劳动力成本低，产品在国际市场极具价格优势，出口长期以两倍于DP增长率的速度高速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很大的拉动作用；我国很长时间一直是短缺经济，投资回报率高，投资需求空间巨大，投资长期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关键性的拉动作用。现在，我国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加之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一直低迷，我国出口乏力，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非常微弱；经过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投资后，传统产业和房地产投资相对饱和，很多行业已经产能严重过剩，依靠大规模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已不大可能。
增长的动力从哪里来？创新是动力变革的根本途径，而科技创新又是实现动力转换的关键。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以创新为支撑，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必须以创新为前提。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的问题。科技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新能力的高低，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为此，我们就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市场创新、企业创新，不断研制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探索新模式、打造新业态、形成新产业，把科技实力转化为经济实力，促使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坚持创新发展，既要坚持全面系统的观点，又要抓住关键，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全局。首先，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人才发展体制和政策创新，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实施更加开放的创新人才引进政策。其次，要以重大科技创新为龙头，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增强我国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第三，要强化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一些重点领域取得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使我国科技水平实现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第四，要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新模式，大力支持分享经济、共享经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使它们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第五，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那些需求非常旺盛、发展潜力大、带动作用广、科技含量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及时给予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持，使其迅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副主编）
张建刚：新形势下经济工作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认清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前景。当前，我国国内经济形势已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动力已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外需转变为依靠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发生显著变化，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依然低迷，发达经济体经济结构正进行深度调整，新一轮工业革命已初显端倪；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在新的形势下，做好经济工作，需要处理好以下五大关系。
处理好宏观调控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的关系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平衡发展和克服市场经济自身所固有弊端的重要手段。微观市场主体保持创新活力、生产活力、经营活力，是确保我国经济具有韧性和抗风险能力的根本基础。宏观调控的效果必须通过微观市场主体才能发挥出来，宏观调控的手段必须围绕增加微观市场主体活力来选择，宏观调控的力度要及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我们必须精准把握宏观调控的度，主动预调微调、强化政策协同。宏观政策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的经营运行成本；实施松紧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创新型企业、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结构性政策要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成长；社会政策要强化兜底保障功能，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为企业用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处理好扩大国内市场与开拓国外市场的关系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社会生产力已获得巨大发展，市场规模的大小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和不断开拓稳定的国外市场已成为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4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已大幅提高，消费需求的层次、质量已有显著提升。我国消费结构经历了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从物质型向精神型的转变、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转变，居民的食品越来越讲究营养和绿色、服装越来越追求个性和时尚、耐用品日趋高档化和多功能化、住宅越来越注重格调和舒适，对旅游、休闲、娱乐、文化等精神生活方面需求越来越多，在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越来越大。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能力，让老百姓吃得放心、穿得称心、用得舒心；加快教育、育幼、养老、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发展，让老百姓的生活更有品质、更有品位、更有品调。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开拓国外市场，打造国际知名品牌，助推中国创造走出国门，不断扩大中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我们只有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才能使我国经济更有竞争力和更具活力。
处理好提高经济质量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是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需要进行一场从理念、目标、制度到操作层面的全方位质量变革。我们不仅要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而且要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不仅要提高生活方式的质量，而且要提高生产方式的质量；不仅要提高物质产品的质量，而且要提高精神产品的质量。而要进行质量变革，重点要从供给侧入手，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只有牢牢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不动摇，经济结构才能优化，增长动力才能升级，发展方式才能提升，整个经济的质量才能得到提高。我国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增强供给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使消耗的能源、资源更少，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更加优质。我们要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要不断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不断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不断提升产业链水平，不断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使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更高，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快。
处理好整个制造业升级与打造新产业动能的关系是打造我国经济增长极的先决条件。制造业是发展国家经济、保障国家安全、改善社会民生的重要基石。进入21世纪后，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物联网应用为标志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把人类带入个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时代，而这将彻底颠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我国必须牢牢把握此次工业革命的特点，稳步推进制造业发展战略，加快制造业信息化、智能化改造升级，使我国早日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飞跃，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智造中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优先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商用步伐，为整个制造业的全面升级打好基础。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重点培育一些新兴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例如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等产业。
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与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关系是确保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内在要求。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根本动力，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外部条件。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同样，开放的大门也只会越开越大。在新形势下，我们要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改革走深走实。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我们也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要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强化监管和服务能力，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让市场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我们要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要扩大进出口贸易，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要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使沿线国家实现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开拓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大变局中，中国必须立足自身，解决好经济发展中的活力问题、市场问题、质量问题、动力问题、体制问题，增强中国经济抗击风险的耐力、韧力、定力。只有这样，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才会不断壮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才能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才会不断推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张建云：马克思“价值”范畴的深层解读
“价值”概念是讨论价值问题的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也是一个古老的、有着多重内涵的概念。在讨论价值问题的时候，需要明确是在什么含义上使用“价值”概念，否则就容易产生误解。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提到经济学和哲学两种意义上的价值概念。经济学的“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交换价值是这个价值的表现形式。哲学的“价值”是标志实践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的范畴，是从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中产生的，而经济学的“价值”是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交往关系）中产生的。经济学“价值”与哲学“价值”的研究对象、领域及要解决和说明的问题截然不同。本文主要研究的是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
一、马克思关于价值一般的观点及其启示
关于马克思有没有一般性价值定义的问题，我国学术界曾存在争议。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说，‘按照德语的用法’，这就是指物被‘赋予价值’，那就证明：‘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种概念，而价值的其他一切形态，如化学元素的原子价，只不过是这个概念的属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6页。）20世纪80年代，曾有很多学者引用这段话，认为这是马克思关于价值一般的界定。1987年1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郝晓光《对所谓普遍价值意义的否证》一文，认为这段话并不是马克思本人关于一般价值概念的界定，而是马克思转述所批驳的瓦格纳的观点。这种观点得到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赞同。其后，尽管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但学界普遍认为，纵观上下文，马克思确实没有提出自己的一般价值概念，而且马克思很反感瓦格纳等德国学者的那种价值一般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中，也没有明确定义过价值一般概念。那么，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对瓦格纳的批判，马克思是否反对价值一般概念？这是我们今天研究价值问题需要明确的问题。
事实上，马克思对瓦格纳的批判，并不是马克思否定一般价值概念，而是批判瓦格纳从一般价值概念出发说明具体价值问题的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瓦格纳的一般价值概念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外界物满足人的需要的关系中得出的，确切地说是从物的使用价值中抽象出来的。但是瓦格纳把这种关系理解为一种理论的关系，而马克思认为这是以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页。）瓦格纳得出价值一般概念后，就从这一抽象概念出发去说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现实价值问题，通过对外界物估价，赋予财物或外界物价值，认为商品价值就是使用价值，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批判了瓦格纳这种从抽象规定出发的思维方式，指出：对价值的讨论不能从价值概念出发，而应该从“社会物”出发，从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即“商品”出发。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也经常在一般价值的意义上使用价值概念。例如：“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徒有其表的光辉对于他并没有什么价值，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掌握实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17页。）“这个机构中的辩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甚至也没有任何理论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3页。）等等。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明确提出过哲学意义的价值一般概念，他们的研究任务主要是经济学上的价值概念，而且在理论上大量讨论哲学上的价值一般概念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即从19世纪末，随着经济学价值概念不断向其他领域渗透才开始的。
尽管如此，马克思关于价值一般的相关思想仍为我们今天研究价值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
第一，要从主客体关系角度理解价值。在对价值的理解上，一方面马克思反对将使用价值规定为客体的固有属性：“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是物本身所固有的，虽然羊未必想得到，它的‘有用’性之一，是可作人的食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6页。）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价值也不是主体纯粹观念的东西，“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刚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页。）马克思强调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从客体的属性对主体的意义角度理解价值：“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26页。）尽管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但是“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页。）。可见，使用价值反映的是人与物的自然关系，不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第二，要以物质实践思维理解价值的本质。需要从主客体关系去理解价值，但也要知道这一关系不是抽象的理论关系，而是处于人的对象性活动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因此，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理解价值仅仅是理解价值范畴的前半程工作，后半程工作是要把这种关系放在人的现实实践中、放在主体的活动中去理解。人的自然性不仅包括吃、喝等本能欲求、生理需要，而且内在地包括满足这些自然需要的手段和方式。动物是通过直接占有的方式满足需要，人则通过劳动、实践创造的方式来满足需要。实践是人为满足自然需要而必然与外界发生的客观物质性活动，实践虽然是在人的一定目的支配下的有意识的活动，但不是单纯的精神活动。实践运用物质手段使现实事物直接发生改变，满足人的实际需要，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同时，实践不是个人的、偶然的、零散的活动，而是人们联合起来的社会历史性活动。因此我们说，从人的需要出发，从有需要的人出发是对的，但是这个人不是孤立静坐的，他必然是从事一定实践活动的人，因而必然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人。所以，对价值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主客体的抽象性理论关系上，还必须将这一关系置于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社会关系中，置于人与对象的具体关系和具体实践活动中来理解。
第三，使用价值是价值一般的基础和物质内容。从价值最原始的含义看，从其来源上看，非经济学的价值一般，是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基础作出的拓展、引申和概括，这是一个必须要尊重的理论逻辑。也就是说，人们最初使用“价值”概念的时候，就是在“物对人有用、有意义”这个含义上来使用的。马克思指出，价值“最初无非是表示物对于人的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事实上，‘vaue，vaeur，wert’（即价值，编者注）这些词在词源学上不可能有其他的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26页。）。这就是从价值概念形成的源头出发，说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内在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页。）。财富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价值，不论其形式如何，使用价值都是其物质内容。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基础和核心，只有立足于这一点，才能在此基础上更准确地理解价值一般概念。当然，人的需要是丰富和全面的，既有自然物质需要，也有超越其上的精神文化需要。价值既包括功利价值，更包括超越其上的人的内在的精神价值，很多对人有意义的东西并不能用“有用”或“没用”等功利尺度来衡量。价值一般与使用价值是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价值是一般概念，是抽象层次更高的范畴，使用价值是相对具体性概念。使用价值并不等于价值一般，它只是价值一般的一个特殊。价值除了使用价值，还有道德价值、美的价值等等。我们不能把价值一般等同于使用价值，需要从更高的层次抽象、概括价值概念。为此，我们认为，价值是标志实践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的范畴，客体属性与主体内在尺度相契合、对主体有积极意义，即为正价值，反之为负价值。
二、从对象性实践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角度把握价值的内容
要深刻理解价值一般的内涵及其本质，就需要进一步分析价值所包含的内容。价值的分类有很多种，从不同角度会有不同分类。如从主体需要角度，有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从对人的意义和性质角度，有正价值与负价值、功利价值与非功利价值；从实践活动的内容角度，有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等等。我们说，价值的本质要从处于对象性实践活动之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角度来理解。同样，对价值内容的分类也要从主客体关系及其对象性实践活动角度来分析和概括。因为这样的分类对理解价值的内涵及其本质，对完整揭示价值概念的外延都具有根本性意义。
1.主客体关系及其对象性活动性质
主体与客体是描述人的实践活动关系的一对范畴，马克思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尽管马克思是在讨论生产一般时提出的这个命题，但是我们可以对这个命题进行更深层的理解。
主体是人，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主体，主体是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独立自主地作出选择和判断并组织和从事活动的人。客体则是主体的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客体是自然”中的这个自然，首先是指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界，或者说是“物”。作为有生命的肉体存在，人先天具有吃、喝等本能欲求、生理需要，但是满足这些需要的对象却不在人的身上，人为了活着就要把目标指向外部自然界，不停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以便从自然界中获取物品满足自身的需要。因此，“人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事实上总是把一定的外界物当做‘使用价值’，也就是说把它们当做自己使用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20页。）。这是人生命存在的物质前提，也是主客体关系产生的物质基础。其次，这个自然是指人满足自然欲求的活动方式：社会。有自然需要就必然有满足需要的方式，二者密切相联，是一个整体。一般说来，任何单个动物个体，包括人，都是无法独自生活的，它至少要与另一个异性个体发生关系，才能保持物种的延续和存在。动物的社群行为（也称为群体行为或社会行为）是指两个以上相互关联的生物体的共同行为，包括共同趋向、聚集，共同御敌，合作觅食，照料幼体等等。人的社会性存在方式就是从动物的社会性行为直接进化而来的；社会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不依赖人的意志的客观存在。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因而“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我们改造社会就是要不断超越动物的社会性行为，使之不断人化。最后，这个自然是人本身的自然，即身内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肉体组织、身体器官及其机能（感觉、运动），以及由此而来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通过直接占有满足需要的方式，需要满足与否而带来的情绪、情感体验等等。身内自然具有单纯、直接的物质功利性，即一切活动以实现个体的自然欲求为目的，以满足个体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为自然追求。人的实践活动既是通过劳动创造，不断满足人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的过程，也是对人的个体性、动物欲性的不断控制、协调和升华的过程，是人的生理本能向社会需求的转化、提升和飞跑，更是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增强的过程。
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是主客体之间现实的双向对象化过程。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天然固定的，因为人主要的是以自己的劳动创造物为活动对象。随着人的能力发展，人可以将更多的存在物变成对象，因而在主客体三重对象性关系（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关系）中，都存在着认识、改造、利用等活动形式。从总体上来说，一般是先有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和改造，获得人工产品，再通过对产品的占有和享受，才有了主体对对象的体验、反思、欣赏和评价等活动。其中，解决人与自然界矛盾的物质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实践，是其他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在人与自然界的实践关系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界即物，没有相反；但是在人与自身、人与他人及社会关系的实践中，人既是主体，同时又是客体，因此实践关系要复杂得多，价值关系也复杂得多。
2.从对象性实践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角度对价值的内容进行分类
根据上述主客体关系及其对象性活动性质，我们可以给价值的内容作出如下分类。当然这种分类是理论上的、静态抽象的，因为事实上人对对象的认识、改造和利用活动是一体的，活动的对象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因此价值的分类是相对的。
（1）从人与自然界（人与物）关系角度，分为实物产品和知识。在人与自然界关系中，人通过认识和改造对象获得的使用价值，包括实物形态的产品和观念形态的知识。人的肉体、感官及其本能欲求、生理需要的客观性，决定了人首先必须要为满足这些基本需求而活动。人为满足需要必须要指向自然对象，因而对对象的属性和规律的客观、确切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在自然状态下，人对对象的认识是有限的、缺失的，人的行动也必然是盲目的、被动的。人能超越动物之处在于，人在自然演化的基础上，在劳动实践中创造了语言和文字等中介符号体系，从而使人的意识、思维得以产生、发展和获得质的飞跃。人们在实践中，在大量经验基础上，从许多同类事物中发现和获得该类事物的共同特征，经过抽象、概括等思维活动，借助语言和文字等符号体系，形成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判断和推理，最终形成了新知识。借助于对对象的属性和规律的认识，人类付出自身的体力和智力，通过劳动，改造对象的自然形态，获得日益丰富的劳动产品，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可见，知识和劳动产品作为财富，作为有用物，作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基本内容。
（2）从人与社会关系角度，分为知识和规范。在以人为主体、以社会为客体的实践活动中，价值是通过认识和改造社会而形成的知识和规范（包括社会规范及其践行）。知识是指人作为主体对自然物、社会及人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及成果，社会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社会是由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构成的，但是社会并不是人们随心所欲的对象。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是一个多阶段的历史过程。最先是长期的原始社会，然后进入阶级社会，并且这种文明社会经历过多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的演进和更替，因而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相对于个体来说，社会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社会发展有着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规律，当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规律的时候，社会发展就处于盲目的、自发的状态。只有自觉地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人们才不再是社会的盲目的奴隶，而是自觉的主人。因此，关于社会的知识是人与社会关系中重要的价值内容。
规范是指调节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则和标准。人们在社会中结成一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彼此联合起来面对强大的自然界。人们日常的社会关系是分散的，不可能自发地形成稳定的、范围较大的协调一致性，必须要有超越其上的力量来进行协调和规范。这种力量，首先就是经过无数试验、世代积累巩固而逐渐形成的风俗、习惯、传统、民情等等最初的社会规范；在最初的社会规范基础上提升出来的宗教、道德等规范，以非强制性方式规范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保证社会生产有序进行。随着社会发展，私有观念和私有制的出现，当一般性社会规范失去约束力的时候，具有外在强制性的各项社会制度、法律法规等就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了。制度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它要求人们必须如此，违背了就要受到惩罚，以强制的方式保证社会有序发展。制度、道德等各种社会规范于是成为价值的重要内容。在人与社会的主客体关系中，人与社会互为主客体。在人类经历了几千年阶级社会，即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以后，价值规范的内容既包括个人为他人和社会作贡献，遵守社会规范、制度，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也包括社会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包括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条件，如此等等。
（3）从人与自身关系角度，分为人的能力、艺术与美。在人与自身关系中，人以自身为对象，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人的价值首先表现在人先天具有肉体组织、身体器官及其机能：能思考的大脑、能活动的手和脚，以及感觉、知觉和运动等等。其次，人在动物意识基础上通过劳动进化出思维、意志和主体意识等人类特有的高级心理活动。思维是人在感知认识基础上，通过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等认知操作而达到的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全面认识；意志是人自觉地确定目标并根据这一目标支配和调节自己的行为以及克服障碍实现目标的心理过程，它表现为自我克制、毅力、信心、恒心、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等精神状态。再次，人完成一定活动所具有的本领、能力，体现在人借助于工具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最后，人通过占有、享受劳动产品，“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在体验、反思、欣赏过程中创造艺术和美。艺术和美是主体与客体、理智和情感更高层次的统一，是知识与目的的一致，是效用与需要的契合。艺术、美是人的较高层次的精神价值。人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在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正确理解价值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根本原则出发，客观性与普遍性两个概念的区别在于言说的角度不同，客观性对应的是主观性，普遍性对应的是具体性。这两个概念也是相互联系的，二者互相支持、互为基础。
1.价值的客观性源于人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及需要满足方式
有学者认为，价值的客观性源于客体的属性，这是单纯从客体角度理解价值的客观性，显然与价值的概念及其本质是不相符的。客体属性是价值产生的物质基础，但是如果离开主体需要，价值就不存在了。对价值客观性的理解要从主体需要的客观性角度去思考。
价值的客观性来自人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及需要满足方式（劳动）的客观性。作为有生命的肉体存在，人先天具有本能欲求、生理需要，而满足需要的对象不在其自身，而在身外世界，所以人需要运用“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与对象发生关系，获得相应产品。因此，人的自然需要与需要满足的方式（劳动）是内在相联的，是一体的。人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因为人们感觉到它才产生出来的，也不会因为人们没有感觉到它就消失了。我们的感觉、意识可以体会到、认识到饥渴的需要，但是不能改变、消除饥渴需要。例如，厌食症患者没有饥饿感并不表明其机体就没有饮食需要，如果不进行医药治疗，机体就会因为缺乏营养而死亡。因此我们说，人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固然要成为意识的对象，并以愿望、目的、动机等的主观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其自身具有的客观实在性。
人为满足先天就有的自然欲求，需要不断劳动、创造产品，这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普遍联系，是客观存在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动物满足需要的方式是直接占有，人则通过不断劳动、创造的方式满足需要，从而使直接占有这种纯粹自然的方式不断人化。劳动创造是人类特有的满足需要的方式。无论直接占有还是劳动创造，满足需要的方式都是客观存在的，其客观性和必然性是由本能欲求、生理需要本身的客观性和先天性决定的。由此，人通过劳动创造物质产品来满足自然需要，客体对象（物质产品）是否满足了主体需要，是否与主体内在尺度相切合就有了客观依据；人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是否得到了真正满足就是一个客观事实，并不是根据主体的主观判断决定的。
本能欲求、生理需要是人的活动最根本的原发性动机，是最内在的、最深远的动机。人的一切活动，包括生产实践、生活实践、科学实验、艺术创造和审美活动等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等自然欲求。人的精神需要，包括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艺术欣赏的需要等等，不论看起来多么远离物质，远离人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但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使人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的满足更舒适、更丰富、更完善。
人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及需要满足方式的客观性决定了人的需要的客观性，从而决定了价值的客观性。当然，个体人的本能的、生理欲求的满足，要以社会为中介，并在这个中介中，否定和扬弃了其动物性，而成为人的社会性的需求方式和满足方式。对此，本文就不展开了。
2.价值的普遍性源于人类实践的普遍性
有学者强调价值的根本特性在于属人性、主体性，从而否定价值的普遍性。事实上价值的普遍性无法否定。2015年9月28日，XJP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他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参见《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事实表明，简单地否认共同价值、普遍性价值的存在是不严谨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正确阐明它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不同阶级的人们对它们是如何理解和对待的。
在历史上，我们的先人是从上帝、神那里寻找共同价值、普遍性价值的存在的，例如董仲舒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近代康德认为，至上的道德来自人心中的绝对律令，是先验理性的产物。当前理论界有一种观点，即从人的存在、从主体角度来思考价值的普遍性，依据主体间的共同性和普遍性来解释共同价值和普遍价值，认为世界上存在普遍性的人，存在同一的主体，因此也就存在普遍性的价值。从人的存在角度探讨价值的普遍性是对的，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个人不是孤立、静止地存在的，不是抽象地存在的，而是处于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之中的，社会实践才是人的普遍存在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人的普遍性不是由抽象的普遍性，而是由实践的普遍性决定的；而离开实践来谈人的普遍性，就是抽象的普遍性。因此，关于价值的普遍性的探讨不能停留于普遍性的人，而应该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实践观，从实践的普遍性来探讨价值的普遍性。
我们认为，价值普遍性来自人类总体性实践的普遍性。实践是人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活动，是人根据理想而创造现实的活动。同时，实践也是社会历史性的活动，是实现人与自然统一性的基础和纽带，也是人与人联系起来形成人类社会的基础和纽带。在实践中，后代人总是在前人实践成果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每一代人都把前人实践积累的人的本质力量纳入到自己的活动之中，壮大自己的实践能力。因此，人的实践总是包含着以往发展的全部成果的活动，任何社会中的个人都是凭借人类的力量去实践。实践具有能动创造性、社会历史性，实践活动不是个体的孤立活动，不是偶然、凌乱地发生的，而是彼此相连、内在相关的，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价值的普遍力量是人们在劳动中，在实践创造中，一代一代、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是人类历史积累的结果，是通过实践（就人类整体上说）和教育（就个体说）形成的，由经验而变成的先验。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也是价值的唯一来源。人们在实践中形成了某种价值，实践不断验证它的意义；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个价值的内容也不断地由特殊到普遍，由普遍到更大范围的特殊，再由更大范围的特殊到更高层次的普遍，其内容也不断丰富，其适用的主体范围、抽象层次也越来越高，最终形成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
对于具体时代、具体个人来说，普遍性价值无疑是先于他们的经验而存在的，具有先验性，因为经过亿万次实践的检验，因而获得了公理性。正如列宁所说：“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而且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6页。）知识、道德、美等来自于人类的实践，而不仅仅是来自某个阶级或者个人，即来自人类总体实践，是亿万次实践的反复验证，使这些价值获得了普遍性和某种先验性。当然，价值的普遍性也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一定的界限和范围内，它才是权威的和绝对的。这需要辩证思维来理解。
四、明确区分价值和价值观及其重要意义
1.价值观与价值的区别
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价值观”不是哲学上所谓“关于价值的基本观点”的价值观，而是指“价值观念”。“价值观”就是人作为主体，对客体对象即“价值”的反映，是主体对价值的认识、体验、态度和理想。“价值”作为被主体认识和反映的对象，属于客观实在性范畴，而“价值观”属于人的主观思想、意识范畴。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
价值观作为主体对价值的反映，是主观范畴。这个反映不仅包括人对价值的认识活动，更包括感受、理解、体验、品味、反思、欣赏、评价等活动，这些活动也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反映，但是不同于认识，不同于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反映，但应以这种合规律性、即真理性的认识为前提。主体通过对价值的占有和享受，在主体身上引起满足与否、快乐与否等效果，主体通过感受、体验和品味，把这些效果转化为意识，形成经验；再经过欣赏、反思和评价等理性思维活动，形成对事物、对象的态度，或好或坏，或肯定或否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主体对事物发展的兴趣、理想、信念、信仰等更高层次的价值观念。
价值观的本质特性是主观性、具体性。价值观的主观性表明，不同的主体对相同的价值会有不同的反映，价值观是什么样的与判断价值的主体内在相联；“站在谁的立场上”来评判价值是价值观的核心和灵魂问题。价值观的具体性表明，一个价值判断总是某个主体的判断；一个事物是好还是坏，总是对某个主体来说是好还是坏。当然，正确的价值判断总是以价值事实为依据，是对价值的真实面目的正确反映。
与价值观不同，价值的本质特性是客观性和普遍性。在人与价值的主客体关系中，价值作为客体对象，具有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性。价值的形成是一代又一代人经过亿万次实践的反复验证、积累的结果。
价值观与价值的区分是明确的。价值观的主体是指价值意识、价值评价等活动的承担者，价值观的客体是指价值本身，即客体满足主体需要、与主体内在尺度相切合的客观性、普遍性事实，价值观是人作为主体对价值事实的评价、态度和要求等等。价值是客观的，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而价值观是主观的，是依据不同主体的认识和理解而变化的。
2.明确区分价值观与价值的重要意义
明确区分价值观与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将二者混淆起来，就会造成很多认识上的混乱。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就是价值观，它以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其实质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群众的“自由观”“平等观”“公正观”“法治观”，与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平等观”“公正观”“法治观”有着根本不同的内容。如果将它们理解为价值，就会造成误解，以为我们追求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追求的是相同的价值观。再如，普世价值与普世价值观也是两个概念，西方资产阶级总是把他们的普世价值观说成是普世价值，极具迷惑性。事实上，人类总体实践意义上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同的价值主体立场不同，对普遍性价值的判断也是不同的，绝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
明确区分价值观与价值还具有深层的理论意义，即有利于人们在价值研究上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表现在：（1）价值的客观性、普遍性表明，价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个别的，客体属性与主体内在尺度是否相契合、一个事物是好还是坏，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个主体判定的，就如真理的形成一样，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才得出的结论。当某个客体或事物的价值被普遍确认之前，谈不上这个客体或事物对人的价值；而当某个客体或事物的价值被普遍确认之后，人们再依据具体主体的需要，判断这个客体或事物对这个具体主体是否有价值时，实际上已经不是价值范畴的判断，而是价值观范畴的判断。西红柿最早是不为人知的野生植物，后来是作为观赏植物，再后来才是作为蔬菜而被人们种植。西红柿的价值是经过人们反复实践、反复观察之后才被确认的。当西红柿的价值被普遍确认之前，谈不上西红柿对人的价值；当西红柿的价值被普遍确认之后，西红柿就有了价值；而这时，人们再依据具体主体的需要来判断西红柿价值，如“西红柿对于西红柿过敏的人来说没有价值”，并不是对西红柿的价值判断，而是站在那些西红柿过敏的人的立场上的价值观判断。因此，价值观是多元的，因人而异，依据主体立场不同而有不同判断；而价值是一元的，不会因人而异，不存在多元主体的价值。（2）价值的客观性、普遍性决定了价值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价值的客观实在性不同于物质存在的客观实在性，它是物质存在的根本属性派生出来的，即它是人作为有生命的物质存在所具有的根本属性：吃、喝等本能欲求、生理需要所派生出来的，但就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看，价值的客观实在性与物质存在的客观实在性是一致的。价值的客观普遍性来自于实践，实践的客观普遍性亦是物质存在的根本属性派生出来的。实践作为人的活动，与人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是内在相关、连为一体的，即吃、喝等自然需要迫使人必须要通过自身的活动（劳动、实践）从外界摄取营养物质来满足需要，生存下去；尽管人的自觉活动（实践）超越了动物的本能活动，但是它同样也是人作为有生命的物质存在所具有的根本属性。价值、实践遵循着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原则，这是价值理论研究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价值观是主体对价值的认识、体验、反思、态度和理想，认识、评判价值主体的立场和利益是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一切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因为违背人类总体实践的要求，即便打着“为了全人类”的幌子来宣扬的价值观，也无法实现其价值观和历史的客观价值的统一，始终难以掩盖其欺骗性。而劳动人民、先进阶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主体，他们的利益体现了人类总体实践的要求，因而只有他们的价值观和历史的客观价值才能够实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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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谭晓军）
（作者简介：张建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哲学博士）
张建云：为什么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幸福不会从天降，要靠劳动来创造。XJP总书记多次强调：“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奋斗幸福观”得到了人们普遍赞赏和回应，引起强烈共鸣。
1.什么样的需要满足让人感觉最幸福？
幸福有很多种定义，一般来讲，幸福就是人们在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愉快的情感体验。人的需要有很多种，有物质需要，有精神需要。什么样的需要满足让人感觉最幸福？例如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冬天，赤足行走的人得到两种满足，一种是别人送他一双鞋，他穿上得到满足；一种是他自己千辛万苦找到一双鞋，他穿上也得到满足。这两种满足哪一种更让他感觉到愉快呢？是后者的满足。因为前者是单纯的物欲满足引起的愉快，而后者伴随物质上满足的同时，有一种主体的选择能力得到确证的愉快。这是两种不同境界的快乐。两种不同境界的快乐来源于两种不同的需要满足方式：前一种自己没有付出努力，是通过直接占有的方式满足了需要，满足是被动接受的；后一种满足经过了自己的努力，是他的自由意志自主选择的结果，他选的鞋子中体现了他的意志、愿望和审美情趣，等等，这让他体验到了自己作为主体的自由意志自觉实现了的快乐。
那么，为什么经过自己努力奋斗、主动选择的满足更让人感觉愉快？这要从人所特有的需要满足方式说起。人作为有生命的肉体存在，先天具有本能欲求、生理需要，可是满足需要的对象却不在人自身，而在他身外的外部世界。人为了活着，就必须不断从外界环境中获取营养物质。因此，我们说，人的自然存在与人的活动是一体的，人的存在与人的活动直接同一、不可分割；人是什么样的，不是由他本身的需要、目的等决定的，而是由人的活动方式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活动方式就有什么样的人。所以，对人的问题、对幸福的来源等问题的思考要到人的活动方式中去寻找。
2.劳动是人所特有的满足需要的活动方式。
人满足需要的活动方式与动物满足需要的活动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动物是以“直接占有”的本能方式满足需要，自然界有什么就消费什么；而人则是通过劳动创造的方式来满足需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页）人的本能欲求、生理需要的客观性决定了人的活动方式的客观性，决定了劳动的客观性。劳动是人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活动方式，人是什么样的，是由劳动造就的。对于“幸福是从哪里来的”“如何才能获得幸福”等问题的探讨，要到劳动创造中去寻找；幸福的秘密就在劳动创造中。
如何理解劳动？劳动是人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创造性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化活动，是人的社会历史性的活动。劳动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主体将自身的目的、愿望、经验、理论、知识及情感、意志等灌注到对象中，凝结在劳动成果之上，创造出劳动产品；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对象的内在属性和规律也进入到人的主观世界，积淀成为人的理论、知识等，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劳动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同时，完整的劳动过程还内在地包括占有和享受劳动产品的过程，因为人们创造劳动产品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占有和享受这个劳动产品，以满足自身需要。
3.对劳动成果的占有和享受：人获得幸福的直接环节。
人们经过努力奋斗、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劳动产品中，创造出自然界没有的人工产品，必然要通过对劳动成果的占有和享受来满足现实需要，这是人改造自然、创造产品的根本目的。正是在对劳动成果的占有和享受中，在人的现实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在主客体矛盾得到初步解决的基础上，主体摆脱了客体作为异己力量与自身的对立，摆脱了主客矛盾冲突给主体带来的压抑和焦虑，淡化了主客矛盾对立的紧张心境，人就有了时间和精力去理解、品味、反思和欣赏自己的产品。由此，人与创造成果之间、主体与人工自然之间，由占有关系发展为欣赏的关系，人就超越了对物的直接占有，达到了对物的全面享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在马克思所说的“人化自然”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已经变成现实的主体性和主体力量。由此，他切实感受到自己的意志、愿望和理想变成了现实，感受到自己的理性力量、智慧和审美情趣等，感受到自己作为主体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在他占有和享受劳动成果中，面对自己的创造物，主体享受到一种自身的力量得到自由展现的愉快，体验到自身的主体性、创造性、自主性得到实现的快乐。由此，从劳动、实践出发，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幸福的秘密，这个秘密不是别的，就是人类的幸福不是个人头脑中杜撰的随心所欲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产物，是人在占有和享受劳动产品、实现主客体统一基础上所获得的愉快的情感体验和升华，这是一种高级层次的幸福体验。
因此，我们说，人的幸福来源于人的劳动。没有一种幸福不是经过艰苦的劳动、付出辛勤汗水而得到的，努力奋斗是获得幸福的秘密所在。
4.社会主义对人的幸福实现的根本意义。
在实际生活中，幸福的实现是很复杂的，它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定和制约，也受到社会制度的影响。在阶级社会，剥削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对国家的统治权，直接占有劳动者的生产品。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国家是大资本家阶级的国家，因此国家的意志就是大资本家阶级的意志。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创造的产品不属于工人所有，而是属于大资本家阶级；就是说，工人不能占有和享受自己创造的劳动产品，他们只能获得仅仅是维持生活的必需品，由此工人无法从他们的产品中、从人化自然中感受到自身的主体地位和能力，无法体会到主体创造力实现给劳动者本人带来的愉悦。所以，劳动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4页）工人的幸福感局限于单纯的物欲满足引起的愉快，是低级层次的。而资本家剥削工人，实质上就是通过直接占有他人劳动的方式获得需要的满足；因为没有经过自己劳动奋斗，他们也无法从工人创造的劳动成果中体验到主体性价值得到实现的快乐，他们获得的就如同那个冰天雪地中的赤足乞丐被别人施舍一双鞋子获得的那种满足一样，他们的快乐是有限的，幸福感也是低层次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幸福的实现则完全不同。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土地等生产资料归人民所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属于国家、属于社会，属于人民自己；人民创造的劳动成果真正归人民占有和享受。这就是XJP总书记一再强调的：“人民奋斗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要让人民更有获得感”。我们通过民生建设、扶贫攻坚战、公共服务普惠化和均等化等的建设，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人民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由人民自己占有和享受，人民才能真正在这一过程中体验到自己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感受到自身主体性实现的快乐，这是更高级别的快乐，是高层次的幸福感。
XJP总书记提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很快就得到人们的热烈认同和高度赞赏，引起人们强烈的心理共鸣，“我奋斗，我幸福”回响在中华大地。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张剑：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比较中坚定文化自信
在当代，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加重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的蔓延，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已成为国外左翼运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影响不断扩大。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左翼思潮，它以生态问题为突破口，对当代资本主义体制的非正义性展开全面批判。整体来看，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我们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反思，并区别其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不同。
一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彻底性。无论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绿色理论，还是用绿色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就是柏克特所谓的“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所做的只是对于二者的外在嫁接，这种嫁接产生了第二重矛盾，即双重危机问题，以及要求诉诸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少数群体而不是工人阶级作为反资本主义的依靠力量，等等。从这些理论后果上，可以看出它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尽管它也要求社会主义，但是这种社会主义诉求并不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而得出的，由此也导致了它经常会在绿色经济、后现代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生态自治主义等思潮之间摇摆不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觉得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停留在人道主义批判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源自于它的科学性，体现在它对资本主义批判中的科学分析方法。有别于以往的任何抽象的、人道的、概念性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将这个规律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评。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以及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的天才创见，深刻揭示出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无法容纳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使然，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比如当今的各种政治经济问题、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生态危机问题等，并不是发展到特定阶段才会产生的，而是本身就蕴藏在它的基本矛盾之中的，就像胚胎中蕴藏着生命的所有讯息那样，只有当它长成之后才能明显而易见，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必然是社会化大生产，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是顺应了这一趋势而是完全与之相逆的。
以当今非常突出的生态危机问题为例，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财富，不适用于私有制，它要求共有、共治、共享，但是在资本主义的解决方式中，就是将所有的物品都变成商品，甚至“碳排放”权利和配额也能变成商品进行交易，这是典型的私有制下的思维方式，因此它不可能真正解决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生态环境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各种气候协议的实施都流于失败的根本原因。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局部的、本地的、区域性的问题，而且在气候危机中表现为全球性问题，正如贫富分化也不仅表现为一国内部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分化，而且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为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对立、全球跨国资本家阶级与全球工人阶级的对立，这种种不断尖锐化的对立、冲突和危机突出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展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悖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化大生产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它愈发展，就愈加感受到生产资料私有制对它的束缚，资本家阶级用“资本”这个最一般、也最普遍的载体为社会化大生产创造了条件，而它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又将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即它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自然条件之间造成了既结合又分离的现实，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应用，私有制愈发成为全体人类福祉的障碍和毒瘤，因此必将成为“消失着的中项”，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和自然条件的直接结合，意味着生产资料和自然条件的社会化管理、共治共享，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解，这种共同体主义也是共产主义的内涵。从这个角度来审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我们没有看到对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强调，因此，现阶段在整体上看它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
二
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首先，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是对于历史造成的以及现实经济社会实践所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补救和优化，强调的是建构性。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作为一种当代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垄断帝国主义阶段，对全世界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剥削和掠夺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剧烈程度，使得世界人民无法承受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灾难，从而激发的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左翼运动，它更多地强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这种批判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建构性特征形成鲜明的对照。
其次，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循序渐进而又颇富成效地进行的。历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环境保护、20世纪9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理念、21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等几个大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发展并列提出。“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先进性，因为在国外绿色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历来都是难以兼顾与彼此相容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人民富裕与生态优化的统一，这对于世界环境政治理念都是一种创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更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而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它的确是一种处于上升势头的左翼运动，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其产生的影响仍然处于发展之中。甚至还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具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反抗运动。
再次，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重实践。长久以来，中国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与环境管理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紧密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这一痼疾，党和政府采取了铁腕措施，惩治腐败和惩治环境违法行为是两个重拳，其目标都是为了社会良性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因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重视环境立法执法，强调依法治理。与之相比，生态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思潮和运动，无法在实践中施行其理念，更多的是著书立说，宣传民众，激励大众反对现存的资本主义体制，朝向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宣传迈进。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直接投身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但这些运动的性质仍然是新社会运动，更多地停留在发泄情绪和立场态度的表演上面，而难以真正触动现存的资本主义体制。因此，尽管生态社会主义者们有很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能源、城市、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美好设想，但是由于力所不逮，而无法将这些设想付诸实施，因此，它的实践效用非常苍白。
归根结底，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作为左翼思潮和运动的生态社会主义之间最本质的差异在于指导思想的不同。前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后者思想派系芜杂，即便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思想和立场的交锋，这种争论尽管在理论上也许有助于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深入发展，但是在实践上却无益于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张全景：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斗争
XJP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今天，我们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一、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难探索而作出的正确抉择。毛泽东说过：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70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3－1514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正如XJP总书记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经过28年艰苦曲折的斗争，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马克思列宁主义永远是引领我们不断前进并取得胜利的伟大旗帜。
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际上就是阶级立场、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写得多么深刻、多么透彻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毛泽东是我们的光辉典范。今天，我们也十分迫切需要有这样一篇文章，分析当前我国社会的阶层状况、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指导我们开展新的伟大斗争。对于共产党来说，不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阶级分析，就不是共产党了。特别是在国际上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今天，讲阶级分析是最大的实事求是。这也是敌对势力一听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就火冒三丈，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的关键所在。
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共产主义的纲领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有人说，“你们的纲领实在好，如果你们不叫共产党，我就加入”；“很多美国人也要我们改名称，我们若是改了名称，他们就喜欢了。他们喜欢我们改成国民党，大概世界上最好的名称莫过于国民党了”。（《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324页）说白了，共产党不讲共产主义了，那些反动派才放心。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我们一定要记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是向往共产主义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新的伟大任务，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中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当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如果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否定了，还谈得上什么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如何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是行动的指南，必须与实际紧密结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二、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必须把握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
今年是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1920年，上海的党组织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9—50页）这说明，中国早期觉悟了的共产主义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世界潮流发生的根本变化，并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这条新道路。
20世纪中叶，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逐渐衰退，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符合中华民族和世界的进步潮流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后，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苏联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同时，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更加猖狂、更加多样化，国际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但是，我们要始终坚信，社会主义事业是工人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是世界进步潮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样，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就有了正确方向和充足底气。
三、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本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他始终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作为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和优良作风。
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时，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19—720页）
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指出，“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方向的实现，只有一个人懂或者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要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化，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坚持真理是会遇到困难的。毛主席不仅指出了原则，而且还制定具体的政策、策略来实现这个原则，每个历史时期的政策都是适合这个时期的。”“毛主席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5、338页）
毛泽东思考任何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准则。他不仅考虑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还考虑到柴米油盐等细枝末节。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
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苏联共产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中，曾经引用古希腊英雄安泰的故事——安泰力大无比，但是这力量来源于他的母亲大地之神盖伊。安泰是在空中被对手杀死的，因为他的双脚脱离了大地，也就无法补充和吸取能量了。如果把共产党比作安泰，人民群众就是大地母亲。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会一事无成。回顾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真是一语成谶！
因此，我们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就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四、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毛泽东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伊始就说过：“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实现新的伟大任务，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抓好关键少数。
“纵观千古存亡局，尽在朝中任佞贤。”这是多么深刻的道理和活生生的现实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我们必须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实践证明，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有这个能力的，一定能够使我们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
张伟：试论公有制经济组织在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中的作用
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大局，一切将无从谈起。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是否稳定，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是否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它涉及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等国家最高利益，是我国一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和战略性的问题。境内外各种反共、反华势力也认识到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对我国的极端重要性，因此竭力通过制造民族问题、挑起民族矛盾来遏制、削弱乃至分裂我国，并将此视为其主要的既定战略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华《十条诫令》中有一条就是：“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周珂：《从美国“十条诫令”看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虽然目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大体上处于稳定的状态，但我们仍然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是通过付出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巨大代价获得的。当前这种稳定状态的基础比较脆弱，是一种维护稳定力量与破坏稳定力量处于相持状态下的脆弱平衡，这种平衡有可能在某些极微小事件的触发下被打破。为了维护当前的稳定状态，边疆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族干部群众长期承受着维护稳定的巨大压力，付出了大量的治理资源和高昂的治理成本，目前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要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需要从夯实边疆稳定的基础入手，从根本上增强维护稳定的力量，削弱破坏稳定的力量。
我们知道，边疆地区的稳定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大基础上的，其中党的坚强领导是边疆稳定的政治基础，缩小民族间发展差距是边疆稳定的经济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边疆稳定的文化基础。只有这三大基础筑牢了，边疆的长期稳定才有根本的保障。而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大幅提高边疆地区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对夯实这三大基础均有决定性的作用，应将其作为保障边疆民族地区长期稳定的“长远之策、固本之举”。
一、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是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
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没有坚强有力的中央政治领导，要实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民族工作不断前进的政治保障（参见《XJP的民族观》，http：／／poitics.peope.com.cn／n／2015／0824／c1001－27508701.htm。）。2014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只要我们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我们的民族团结统一在政治上就是有充分保障的。”“边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关键在党，根本靠坚强的干部队伍、严密的基层组织体系、管用的群众工作机制。”（《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
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曾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被纳入特定的社会组织之中，而每一个社会组织中都设立了起领导核心作用的党组织，从而顺利地实现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由此形成了稳定、有序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有和集体等公有制经济组织数量急剧减少，大多数社会公共机构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体制逐渐解体，大多数社会成员逐渐成为市场中一个个分散的“原子”。虽然在城乡基层设立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并相应地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但由于基层组织与群众之间缺乏紧密联系的载体，基层组织往往难以“捕获”处于离散状态下的“原子”，导致无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活动，使得多数基层组织在实践中只能进行一些程序性的应付工作。由于多数基层党组织难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未能有效地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也就难以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战斗堡垒作用，致使许多基层党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领导也就难以真正有效地实现。
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对组织的需求与生俱来，在原来的组织解体和消亡后，人们必然要寻求新的组织依靠。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广人稀的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人们对组织的需求表现得更为强烈。边疆地区各族群众多有宗教信仰，而宗教本身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群众性，在公有制经济组织解体后，宗教就自然而然地填补了公有制经济组织留下的组织真空，成为边疆少数民族群众依靠的社会组织和精神寄托。宗教场所数量迅速增加并逐渐成为很多少数民族群众活动的重要地点，宗教活动成为少数民族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必然被进一步削弱。
那么，能否通过对宗教的管理来实现党对信教群众的有效领导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由于宗教具有自身相对独立、封闭的思想体系，对其他思想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党的思想观点在宗教场所中是难以进入群众头脑中去的，因此对宗教的管理也就仅能停留在行政管理层面，而不能深入到思想领导层次，党就难以在宗教内部占领思想高地、争取群众、实现思想领导。而如果没有党对群众的思想领导，党的领导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不仅如此，具体从事宗教管理的人员若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自身还有可能在与大量宗教人士长期接触中、在宗教思想包围中，被宗教所影响乃至吸引，则更加无法落实党的社会主义宗教政策。由此可见，试图仅通过对宗教的行政管理，而没有党进行直接领导的组织，不但难以实现党对各族信教群众的有效领导，而且还存在部分党员干部被宗教所影响、从而失去对宗教积极管理的可能性。
要加强边疆地区党的领导，就必须要让基层党组织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需要基层党组织能够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吸引并团结在党的周围。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能够服务群众、保障广大群众利益，并且党能够直接领导而非仅仅是间接领导的组织。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最符合这一条件的只能是公有制经济组织。
首先，公有制经济组织是加强边疆地区党的领导的可靠组织保障。公有制经济组织是党可以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经济力量，通过公有制经济组织可以将各族群众广泛地组织起来，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使之成为保障各族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物质生活的主要机构，各族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就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党的领导就有了可靠的组织保障；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公有制经济组织能够贯彻落实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党的主张能够顺利实现。只有公有制经济组织才能主动地去“多搞一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多办一些惠民生的实事，多解决一些各族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使民族地区发展能够“落实到改善民生上、落实到惠及当地上、落实到增进团结上”，从而“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XJP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使中央和其他地方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和帮助转化为少数民族同胞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之情。
其次，公有制经济组织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渠道。XJP总书记强调，要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营造昂扬向上的社会氛围，引导各族群众追求现代文明生活（参见《XJP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人的头脑不被正确的思想占领，就会被错误的思想占领。各种破坏民族团结思想的渗透是危害民族团结的重要因素，错误思想之所以能够渗透，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我们缺乏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渠道。公有制经济组织解体后，群众接受党的思想教育主渠道没有了，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依靠现有的途径和方式已经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有通过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基层党组织才能有效地组织各族群众学习和宣传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批判和抵制各种破坏民族团结的错误思想，培育和强化各族群众对其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认同感。
最后，公有制经济是党密切联系各族群众的载体。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与各族群众可以建立紧密的联系，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各族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让群众感受到党的关怀，起到暖人心、得人心、聚人心的作用，增强对党的向心力，使边疆地区的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党联系和服务各族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成为维护稳定、推动发展的坚实堡垒。也只有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群众组织——共青团、工会、妇联、民兵等才能切实有效地发挥其党的助手作用，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
二、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是缩小民族差距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核心内容是要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平等是团结的基础，团结是共同繁荣的保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面貌显著改善，但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多方面原因，民族差距仍然存在，少数民族群众收入仍然相对较低，民族地区的发展仍然相对滞后。特别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后，虽然一方面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有所增加，起到了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为缩小民族差距带来了挑战，民族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民族差距是民族矛盾的经济根源，缩小民族差距是促进民族团结、保持边疆稳定的经济基础。邓小平曾指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我国的民族差距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边疆民族地区区域内各民族间的收入差距，二是边疆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水平差距。这种具有民族性的差距容易导致不同民族间关系紧张，积累相互间的不满，在某些因素的触发下就可能发生民族冲突，使本来属于普通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演化为复杂的民族问题、民族矛盾。市场的本质决定了由市场自发地发挥决定性作用是难以缩小民族差距的，缩小民族差距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公有制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基础，通过大规模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可以从根本上缩小民族差距。
第一，大规模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能够大幅度缩小各民族间因财产所有权差异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当前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财产收入差异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二是劳动能力差异所带来的收入差距。其中财产收入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因为财产收入对收入差距扩大具有正反馈作用：财产越多，财产收入就越多，所累积的能够产生收入的财产就越多，从而使财产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会使得收入差距呈螺旋式加速上升，最终走向两极分化，直至以各种危机的方式强制解决问题。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财产是共有的、相对平均的，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各民族间财产差异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有效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第二，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有利于提高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释放发展潜力，从而缩小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差距。在2014年3月全国“两会”上，XJP总书记指出：“增强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筑就民族团结进步的中国梦——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心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纪实》，《人民日报》2014年9月28日。）边疆民族地区不仅要发展，而且要跨越式发展，才能缩小乃至消除与内地的差距。民族地区具有资源优势，要将优势资源开发好、利用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就必须要有资源开发能力。由于内地企业拥有市场、品牌、技术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使其具有更强的资源开发能力，如果任由内地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开发利用边疆民族地区的资源，资源的收益就容易流向内地或少部分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就难以获得其应有的收益，从而进一步扩大地区间的差距。如果这样，就会强化少数民族对外来企业的敌视心理，不仅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稳定，甚至还可能出现经济越发展而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越突出的不利局面。而通过在民族地区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一方面能够将民族地区的各种资源整合起来，形成规模优势，提高其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本地各族群众可以成为最大的直接受益者；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组织能够为国家和其他地方的援助提供更有效、更公平的渠道，使援助既能得到更公平的分配，又能够更好地由直接“输血”向提高“造血”能力转变，从而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民族团结。如果离开公有制经济组织，仅仅依靠市场经济手段，民族地区很容易成为只是一个单纯的资源输出地，难以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也难以增强民族地区自身的发展能力。
第三，通过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可以吸收就业困难群体就业，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和收入保障。边疆就业困难群体中以少数民族群众居多，少数民族群众就业困难是民族差距在就业领域的表现，是影响边疆稳定的重要因素。边疆就业困难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是青年人，就业困难使他们容易滋生对社会的不满，再加上民族、宗教因素以及外部敌对势力的渗透与蛊惑，很容易导致边疆地区不稳定。事实表明，参与暴恐事件的多是无业、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人员，可以说暴恐事件与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人就业问题高度相关。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要高度重视充分就业的重要性，“要坚持就业第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以保障所有有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少数民族群众都能就业。但在非公经济组织大量存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就业只是偶然或短暂的现象，而一定数量的失业则是必然。完全依靠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充分就业的，因为市场经济中的非公经济组织在决定雇用劳动力数量时，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即使政府通过财税、金融等优惠政策鼓励非公经济组织增加就业岗位，它仍然只有当享受的政策收益大于增加就业岗位所需承担的成本时，才会增加就业岗位。因此依靠非公经济组织不可能实现持续性的充分就业。只有公有制经济组织，才能够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进行决策，将就业困难的少数民族群众吸收进来，为其提供安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使其成为边疆经济发展的贡献者。
三、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是实现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组织基础
改革开放后，随着边疆地区公有制经济体系的解体，各民族失去了共同生产和生活的组织环境，边疆地区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和风俗习惯等不仅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逐步淡化或趋同，反而呈现出进一步强化的趋势。随着各族群众重新开始强调维护各自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又进一步强化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这就容易滋生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使得各族群众之间因为文化、习惯、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在日常生活中发生摩擦和纠纷，对民族团结非常不利。
在公有制经济组织解体的过程中，边疆地区的非公经济快速发展。那么非公经济组织能够成为民族文化融合的载体吗？尽管理论上非公经济组织也能够吸收各族群众就业，从而成为各族群众交流和融合的场所，但非公经济组织往往以个人或家族为中心，而且规模通常有限，更容易形成以某个民族员工为主体乃至纯粹是某个民族员工的企业。这不仅不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还容易导致经济主体之间正常的商业竞争转化为民族间的对立。此外，非公经济以经济利益为根本目标，这使得企业主也没有动力去为促进民族团结做工作，甚至有的企业主会受经济利益驱使而故意挑动和激化民族矛盾。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存在决定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有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创造和夯实其物质存在条件。共同的经济生活在民族认同形成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要培育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就需要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利益目标。公有制经济组织能够为各族群众的共同经济生活提供有效的载体，各族群众能够以此为基础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拥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有了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经济联系，各民族间语言、文化、人员的交融就会更加频繁和畅通，各族群众就更加容易融为一体，从而就会由对狭隘民族利益的关注转向对各民族共同利益、共同生活的关注，从而能够把民族团结落实到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贯穿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环节各方面，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增进了解、加深感情，使各族同胞能够“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XJP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从而有利于各族同胞在文化上相互借鉴、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进而形成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意识，自觉抵制和反对民族分裂，使破坏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思想失去文化基础。
四、余论
毛泽东针对中国军队的性质和任务曾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公有制经济组织类似于和平时期的军队，虽然它的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但不能将公有制经济组织仅仅视为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它的功能应该而且能够多样化：除了通过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等实现其经济功能外，还能够实现其政治、文化、教育等多重功能。在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公有制经济组织对边疆稳定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就更不能只将其视为一个功能单一的经济组织了。在边疆地区应当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将发展公有制经济作为边疆地区长治久安的战略性举措，恢复公有制经济的数量和规模，使其在边疆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以使其对边疆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能够充分地得到发挥。这与我们现在实行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不矛盾，因为基本经济制度是从整个国家层面上讲的，只要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公有制经济在不同地区的比重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可以存在较大差别。
2014年，XJP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指出：“全党都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来认识新疆工作的重要性，多算大账，少算小账，特别要多算政治账、战略账，少算经济账、眼前账”，“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把祖国的新疆建设得越来越美好——XJP总书记新疆考察纪实》，《人民日报》2014年5月4日。）由于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多干部存有公有制经济“低效论”“无效论”等错误思想，这些思想已成为影响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主要思想障碍。而这些错误思想之所以有市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些人在看待公有制经济时，只算“经济账”“眼前账”，而不算或少算“政治账”“战略账”，只会算小账而不会算大账。既然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能够保障边疆地区“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它就是整个国家的“大账”，要算它的“政治账”“战略账”，从而坚定地将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作为边疆稳定的“长远之策、固本之举”。
当前我们仍然拥有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的选择权和主动权，在边疆地区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也具有一些优势条件，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保留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边疆地区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财政支援可以转化为公有制经济资本金，大型国有企业在边疆地区开展的经济建设项目，以及少数民族群众中存在的公有意识和文化等。只要政策上鼓励，再加上这些有利条件，边疆地区的公有制经济组织一定能够快速发展起来。在边疆地区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也完全符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民族地区有关会议精神和XJP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只要通过解放思想，破除错误思想的干扰，认识到公有制经济组织在保障和巩固边疆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好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就一定能够重建边疆地区的公有制经济，为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稳固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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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延中：《西藏社会稳定新机制建设探索》，《民族研究》2013年第6期。
【3】闫国疆：《信仰教育、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0期。
【4】魏新元：《在新疆大力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意义深远》，《中国集体经济》2012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谭晓军）
张小平：“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传承
XJP总书记在2019年3月22日回答意大利众议长时讲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8个字，表达了大国领袖的治国理念，体现了人民领袖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立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以贯之的精神传承，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高度诠释了领袖与人民的辩证统一关系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高度诠释了领袖与人民的辩证统一关系，表达了XJP总书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社会物质、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就是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方面，人民需要领袖，人民群众必须推举出自己的领袖，才能统一行动，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领袖是组织人民和发动人民的组织者和发动者。另一方面，领袖是从人民中产生的，领袖的智慧和力量来自人民，领袖的历史作用必须通过人民的实践才能实现。领袖必须依靠人民、代表人民和领导人民。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毛泽东同志曾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曾提出“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的理念等，可以说，从毛泽东到XJP，几代领袖均把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视为决定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XJP同志是从人民中产生、在人民中成长起来的领袖，他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多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坚定维护者，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求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同投入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中。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是不能没有领袖的，只有将人民放在心中，与人民鱼水相依的人民领袖，才能使这个政党立于崇高的执政地位，才能使国家和谐繁荣，人民才能享受盛世太平。“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传承，是人民与领袖心连心，人民与共产党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同甘共苦的辩证统一，传承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树立崇高的地位和形象的根本保证。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高度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
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人生价值追求。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为人民无私奉献，是最有价值的人生。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是真正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科学的人生观，是能真正实现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最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的人生观。XJP总书记的执政理念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他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负人民”正是他的担当精神所追求的人生价值目标。
“不负人民”的人生价值观意味着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在XJP总书记多次讲话和文章中，始终贯穿着对民族命运的担当、对人民幸福的担当。他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要求领导干部严以用权，用权为民，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为政清廉等等；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正是XJP总书记担当精神的集中表现，“以百姓心为心”，他的心中时刻装着人民的安危、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复兴，从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
担当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继承的优秀品质，是对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传承和践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担当精神，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满足了人民的期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人生价值追求。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高度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境界
“无我”的状态，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将“我”融入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幸福之中并为之奉献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共产党人“无我”的状态，不是佛家指的个体的我为了摆脱烦恼与痛苦追求真我的修行之境，也不是道家的无为之境，而是将个体的我融入国家、民族、人民中去，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的精神境界。大国领袖的“无我”状态，不仅是心中无私，更是“心中有民”“心中有责”，为民奉献、为民担责。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奉献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共产党人的重要精神特质，是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历史进入新时代，共产党人更要大力弘扬奉献精神，“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定理想信念，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自觉打掉心里的小算盘，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坦荡做人。将个人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自己。
XJP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重要论述为共产党人追求高尚情操、提升精神境界指明了方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张小平：传统古今观的思想内涵及其扬弃
在新时代，XJP总书记多次强调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绝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而是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与今是一对重要概念，对古今概念的认知、对古今关系的解决方式、对古今的价值评判和态度，构成古今观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古今问题也是自古至今始终在被关注、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新时代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都需要建立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传统古今观的思想内涵
对古、今概念的认知。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古”与“今”进行思考时，首先是将二者作为具有相对性的时间概念。比如北宋邵雍提出：“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间犹旦暮也。以今观今，则谓之今矣；以后观今，则今亦谓之古矣；以今观古，则谓之古矣；以古自观，则古亦谓之今矣。”（《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他认识到古与今是不断演进的过程，且具有相对性，因此包含着合理的思想因素。
实际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古今概念更多地被赋予了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古与今各自代表特定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历史沉淀下来的思想文化及价值观。“古”的时间概念背后，承载的是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价值，以及与“今”的关系。以今观古，以古鉴今，相互参照，互为发明。
对古今关系的认识。每个时代的人对所处时代与之前的各个时代之间关系的认识，特别是对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思考，形成了对古今关系的认识，涉及不同时代的人对之前时代历史文化的认识和评价。孔子在社会大变革中提出“损益”概念，“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后代对前代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等既有继承、沿袭，也有改革、变通。总的来讲，传统文化中是将古与今视为连续发展的、因果联系的整体，古今之间有损有益，因时而变，但变中又有不变的“道”，探寻的是历史的发展规律。司马迁讲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古今之变”即是要找出古今之间历史变革的规律。
对古今的态度。“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抑或“古今一体”，充分反映出人们对古和今关系的价值判断。西方历史上也曾出现怀古派与崇今派之争。前者认为人类历史有黄金时代，由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至黑铁时代，世道人心，江河日下；后者则信奉进化史观，相信历史是由低向高发展进步的。中国历史上的古今之争比之西方愈益持久。百家争鸣时期的老子面对“大道废”，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朴真状态，奠定了道家回归自然的价值取向。孔子面对“天下无道”的乱世，感叹世道日衰、人心不古，表现出厚古薄今、崇古抑今的儒家价值取向。“回向三代”一直是儒家对大道流行的理想社会的精神寄托。而主张变革的法家以及历史上肯定法家思想的革新者（如柳宗元、王安石等）的价值取向是厚今薄古。对古今的态度体现出对社会发展历史的观点，历史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崇古或崇今的价值观反映出相应的历史观。同时，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是立足于他所处的时代诉求，来解决古今关系，这里贯穿着人们的文化取向和价值取向，古今观也反映出特定时代的价值观。
传统古今观的思想精华与糟粕
重视对古代典籍的整理，重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重视后世为前朝修史，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借鉴，这是中国几千年绵延不绝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能传承至今的主要原因。
传统古今观不仅与文化传承紧密联系在一起，更与治国安邦紧密联系在一起。探寻“治世”与“乱世”之变动根源，“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以古为镜”的经世功能，也是史学长盛不衰的价值所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提出，历朝历代的兴衰治乱都是有规律的，他清楚地揭示出以民为本的思想，希望宋朝统治者吸取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以得民心为要，从中鉴戒得失。虽然在封建皇权社会，得民心只是手段，维护统治才是目的，但是剥离了封建的外衣，我们看到每一朝每一代都不能完全不顾民心向背，这也让唐太宗说出那句脍炙人口的话：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传统古今观贯穿着儒家“明道”的价值观。“明道”即明“治天下之道”，以史为鉴戒，从属于倡明“天道”和“人道”。《左传》明确指岀孔子著《春秋》是为了“惩恶而劝善”，体现出是非褒贬的价值观。这种“春秋笔法”被后世的史书一以贯之地承袭下来，惩恶劝善的宗旨成为治史者不可置疑的原则。“明天道，正人伦，助治乱”，是以古为镜、以史为鉴的核心，鉴戒、惩劝的资治功能延伸到了以史教化的社会功能，正如顾炎武所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可以看出，儒家德本位思想在历史观领域起主导作用，使封建统治者均希望“流芳百世”而不是“遗臭万年”，均惧怕“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因此，对皇权体系起到一定的监督和约束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儒学纲常伦理的天理化和绝对化，桎梏了人们对古今问题思考的更广阔的视野。明末思想家李贽已经开始了批判，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抨击复古之主张，主张“与世推移”的历史发展观，认为春秋替三代，战国代春秋都是一种正常的历史发展现象。
近现代以来对传统古今观的扬弃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近现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接受了进化论的历史观，强调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五四运动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分析和解释古今变动之原因，论证社会变革的合理性，著《今与古》一文，提出了“今”的历史观，“过去汇集于今，今创造未来。今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中枢”。他自称是“崇今论者”，批判了食古不化、以古为准的思维方式，指出在中国的思想界，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根深蒂固。
毛泽东高度重视历史具有的启示意义和鉴戒意义，深刻把握历史、现实、未来的内在联系，一再强调“不能割断历史”，要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提出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原则处理古今关系，要求“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不仅要通过古为今用发挥史学的社会价值，也要重视它的科学价值，使它具有真实性、全面性和科学性。
在新时代，XJP总书记多次强调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绝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而是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警示。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按照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按照时代的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以古为镜，鉴古知今；会通古今，知古知今。古和今赋予了更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东汉思想家王充有句名言：“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陆沉的意思是泥古而不与时俱进。今天的“以史为鉴”应该站在世界史的宏阔视野之上，对世界各国的兴衰历史进行借鉴，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正如有学者云：“知中而不知外，谓之鹿砦，知外而不知中，谓之转蓬”，意为古今中外都需要了解，否则就会或陈腐愚昧、思想禁锢，或失去根基、随风飘转。
坚持唯物史观为主导，不仅要坚持生产力标准，也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多个角度看古今历史，参照不同的历史观，突破儒家道德的单一标准和价值观。
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中华文明是具有包容性和内在生命力的文明，古往今来不断地延续着生机与活力。在几千年的传承历史中，历经坎坷曲折，遭遇多次严峻挑战，都能凤凰涅槃，民族更加凝聚，文明得以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人民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断改革，锐意进取，必将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辉煌的明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张小平：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继承与创新是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哲学社会科学的持久动力源。
挖掘大国崛起的文化基因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三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一个地区性大国逐渐成为一个新兴世界大国、从主流国际体系外部走向内部、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中国的快速发展超出了唱衰中国的西方预言家的想象，“中国崩溃论”在事实面前崩溃了。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主动修正自己的看法：“‘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中国的快速崛起令世界震憾，也令欧美不安。面对国际上各种肯定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言论，不仅需要从本质上揭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而且迫切需要从文化基因上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继承性。正像XJP总书记所说：“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因此，只有树立起中国价值观、中国话语权，构建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揭示大国崛起背后的文化支撑力，才能从文化深层次上有力阐明中国为什么能够打破西方“国强必霸”的逻辑，才能在国际上有力回击反华势力炮制的“中国制度威胁论”和“中国前景不确定论”，促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
用中国人思维研究中国问题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与创新既非“儒化”，更非“西化”，而是坚持本土化学术立场，研究中国的真问题，也就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譬如，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崛起？怎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道路何以能自信？如何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轨迹？为什么必须要坚持这样一条道路？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不可思议的年代：面对新世界必须具备的关键概念》中提出“后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即中国需要真正源自本土并适应本土的观念，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这样才能让中国人探索和发现自己的模式。他说：“我不相信政治改革必须走西方的模式，它必须是中国自己的设想。”雷默强调，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不能依靠传统的模式和思维来解决国际问题，而需要新的观念和新的机制。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认为，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道路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综观国内外观点，一种倾向是强调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另一种倾向是不主张过分强调中国特色，而应该重视与国际接轨，强调中国发展道路的普遍性意义。
中国学术界认同这样的观点：中国发展道路超越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打破了对西方发展道路的迷思，在全球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表明，独立自主地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走得通，而且比盲目追随西方道路走得更好，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实现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发展道路意味着在“西化”和“被孤立”之间还存在其他选择。
建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又能紧跟时代发展的进步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才能发挥中华民族的优势，才能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既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又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既体现中国特色，又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基于文化自信客观看待自我
中国学术本土化经历了漫长的求索过程。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紧密围绕实现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始终是现代化的学习者、赶超者。不论是苏联、欧洲还是美国，我们本着借鉴吸收、洋为中用的原则，打破“马教条”、“西教条”，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学术发展道路。然而，这一过程还远未结束。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是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与创新，意味着要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从中国特色伟大实践中抽象出原创性的理论成果，以遏制西方理论对中国实践的误导和切割。不是仅仅满足于对“中国特色”进行局部的描述或者解释，而是通过系统深入地研究真问题，令人信服地回答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与创新，决不意味着要“全面儒化”，文化民族主义的路走不通。大陆新儒家以反对西方文化、复兴民族文化的代表姿态出现，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宣称要以儒学挽救世道人心。这对普通民众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好像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只能从儒学、儒教中去找“立国之本”，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这与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激活、萃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包括儒学精华），让它在建设当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南辕北辙的。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与创新，也不意味着要完全拒斥西方理论，相反要借鉴西方学者对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对中国问题来自局外和“他者”的解读，从时空变换的立体视角进行新的中西对话。如加拿大籍学者贝淡宁在其著作《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中，集中讨论了中国的尚贤制能够给西方社会带来哪些启示等问题。美籍学者罗思文在2015年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的发言中，也提出西方自由主义中“孤立个体”理论假设的局限，并提倡从儒家角度再思道德、政治、家庭与宗教的基础。加拿大籍华人马耀邦在其著作《美国衰落：新自由主义的穷途末路》中，以西方人的视角、批判的态度，揭露推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暗中策划的“软战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最新理论成果为我们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实现学术转型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与创新，更意味着中国学者要基于文化自信客观看待自我，用西方学者柯文的话说：“局外人向一种局内的观点靠拢，而局中人却坚持外来因素的极端重要性。”提醒中国学者不仅应该客观看待西方，更应该客观看待我们自己。
张小平：绿色发展新理念的文化底蕴
绿色发展是人类文明的新的发展模式。绿色发展的核心是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协调。绿色发展不是否定人类对于自然的开发利用，而是调整规范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态度和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类的发展不能以破坏自然发展的规律作为代价，绿色发展探寻能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十九大报告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中国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明确了绿色发展新理念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辩证唯物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其他存在物一样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人不是作为自然现象的单纯旁观者，而是自然过程的积极参与者。人不仅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使自然界打上了人的烙印，而且人也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构成人与自然诸种关系中最为基本的关系。自然不仅仅提供物质生产活动的对象和材料，更重要的是，自然构成生产过程中的制约性条件。因为，自然界提供给人类的生产材料是有限的；在生产活动中如果违背了自然规律，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而且，在人类的整个物质生产活动中，始终受到自然界这个制约性条件的限制。因此，“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质，现实的自然界是实践改造的对象和人类历史性实践的结果。人们只能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认识自然界以及认识人自己，建立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辩证世界图景。
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唯物观点清晰地说明：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无限制地向自然界索取，必须不断调整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使之和谐统一，并在这个前提下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由于人在自然界中具有理性和自觉能动性，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即自然的人化过程中，人对于维护自然生态平衡负有主体责任。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人不是抽象孤立地面对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反映在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因此，绿色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回归自然”，将人与自然分离甚至对立起来，而是在合理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衡，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绿色发展新理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辩证唯物观点，正确处理了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与自然生态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反对将生产发展与保护环境对立起来或偏执一端的做法。从根本上说，生态问题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和提高的结果，是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的，也只能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加以解决。绿色发展新理念首先肯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认为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是提高生产力的题中之义，是保持人类生产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那种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长所带来的必定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片面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
二、体现了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的批判反思
人类中心主义是工业文明得以迅速发展和被认同的理论基础，是人类自我觉醒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对于自然的征服和统治，人是自然界的主人，拥有意识的人类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夸大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导致把主体与客体即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割裂了人的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工业文明推动了社会的迅猛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大气污染，资源危机、能源短缺、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物种加速灭绝等等情况，无不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之严重。工业文明对自然界造成的巨大损害，是人类中心义对于人与自然关系错误引导的结果，因此人们开始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深刻的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被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尺度，奉行“人是目的”的思想原则，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的需求作为道德评判的依据。这样的价值观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顾及资源环境约束，导致了消费主义盛行，错误的消费观反过来必然引发生产的无节制，最终导致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化，使它逐渐走向了自然的对立面，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人类中心主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对我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受西方消费文化影响，DP主义、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构成了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约束。中国决心走绿色发展之路，正是摒弃西方工业文明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由对自然的无尽索取转变为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发展理念的转变不仅表明人类对于自然生态价值的再发现、再认识，也包含了人类对于自身行为对自然界征服的反思和批判，将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置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之中。
绿色发展新理念要求我们在考察社会发展进步时，要把经济指标的增长与生态指标的尺度结合起来衡量。通过转变发展理念，构建绿色消费观，促使生产和消费之间实现良性循环；构建绿色产业观，倡导有节制的发展，在资源承载能力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实现生产的良性循环，转变工业文明中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构建绿色价值观，追求自然价值观与人类价值观的和谐统一，促使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和谐统一。
三、继承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表述为天人关系，包含丰富的生态智慧，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西方文化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把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看作是人的主体性的实现。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导下，科学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物质财富快速增加，同时也带来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紧密联系的共生共存的关系。春秋时代的思想家子产就已经明确区分了“天道”与“人道”，在探寻人类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过程中，既肯定了天与人的区别，又肯定了天与人的统一。这里的“天”主要是指自然界及其自然界的规律，也被赋予人的意志能够赏善罚恶表达“天命”，但是所谓的“天命”在人的观念中折射出的也是一种不可违抗的自然力量。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价值是强调人要尊重生命，顺应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突出人文精神，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张载“民胞物与”和王阳明“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均强调了人的主体能动性能够“参赞”“化育”万物、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境界。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反对“天意”可以决定人事吉凶祸福的天命论，但他并不排斥和否定“天人合一”，他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他肯定人有“与天地参”的主体实践力量，同时强调人要遵循自然规律。
以《易传》为代表的天人协调说，在肯定天人区别的基础上再肯定天人的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比较全面的朴素辩证观点。它吸收了道家顺应自然与儒家改造自然中的合理因素，同时又克服了双方的片面性，将改造自然与遵循自然规律结合起来，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观点，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生态智慧。当然，“天人合一”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需要实现其现代转化。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依靠科技进步来控制环境污染，同时也要防止科学技术被滥用导致发展不可持续的恶果。绿色发展新理念汲取的是“天人合一”中体现人与自然辩证唯物思想之精华，并将这一中国特有的古老生态智慧在当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论人类中心论的信》中指出，“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是存在者的看护者”，人类对待自然应该从“征服者”“主宰者”的角色调整为“看护者”。那么，绿色发展新理念正是翻开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新篇章，确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关系。在利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决不能站在自然界之外，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应该铭记恩格斯所言：“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绿色发展新理念通过重塑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展现人类全面发展的和谐诉求，也是合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重要体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坚持和发展，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和异化性的批判，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继承与弘扬。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张小平：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内涵及世界意义
文化发展战略是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所谓战略，是基于历史发展规律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洞察判断，以及基于洞察判断对未来发展的长远谋划。文化发展战略是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引领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导向。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具有三方面的核心内涵：一是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二是坚决维护国家在文化领域独立自主的文化主权；三是确保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传承五千年中华文明，并在新时代发扬光大。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目标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国际文化关系中的新秩序，反对文化霸权，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
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内涵
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与文化多样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和谐发展，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指导，又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多姿多彩的文化繁荣局面。文化多样化，是坚持先进文化一元主导原则下的多样化，是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和价值观引导前提下的多样化。在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上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国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如果动摇了这些根本，就会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也就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文化的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发展相统一，是符合文化发展自身规律的。
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传承与发展的关系。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我们必须不断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是西方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中国之所以能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就是因为能够正确处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从思想观念、传统美德、精神血脉三个层面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起坚固根基。
近现代以来，在处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极端文化倾向，一是文化民族主义者手持传统文化旗帜，强调文化的民族特殊性，只认西方物质文明，不认西方精神文明。这种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引发了对传统文化无限崇拜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是“中体西用”论在作怪。二是文化自由主义者坚持体用一元，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能分开，强调文化的现实作用性，认为传统文化就是封建的、糟粕的文化，必然要在现代化过程中予以抛弃，这也就是著名的“全盘西化”论。这两种倾向性认识在本质上都割裂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在这两种极端意见中，传统文化不但没有成为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反而成为国家现代化的绊脚石。为此，应对中华民族五千年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在辨析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基因，发展出与现代文明相契合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正确处理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冲突与融合的关系。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多样化景观。如何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我们的态度是：一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二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三要正确进行文明的互学互鉴，四要科学对待文化传统。珍惜和维护本民族文化才能确立文化自信，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才能与时俱进。不同文明之间应该互学互鉴、平等交流，要避免文明冲突，要进行不同文化的对话。不同民族文化，都有其各自价值，均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比如，中华文化“以和为贵”的传统价值思想，对构建国际和平发展环境具有永恒价值。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文化的“扬弃”观，吸收融会古今中外的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反对美国的文化霸权，为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世界意义
维护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奉行文化保护主义，将维护本国和本民族文化提高到维护国家主权的高度。许多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把对本民族、本国的文化认同作为自己民族的武器，对民族文化大力保护，视民族文化为自己生存的象征。我们一贯主张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认为民族文化形成的巨大凝聚力和认同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基础屏障。任何民族都是凭借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凝聚力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世界文化多样性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各民族的文化都应该获得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维护民族文化自身的独特性，保障国家文化主权的完整性和自主性，是每一个民族的权利。当今时代，反对和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已成为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呼声，保持和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
捍卫国家的文化主权、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作为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概念，文化主权是发展中国家针对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文化霸权而提出来的。发展中国家强烈地感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经济上和科技上的优势所带来的文化观念的冲击，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全球化异化成了一场霸权色彩浓厚的文化扩张运动。面对西方文化扩张战略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加快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注意到因文化交融规模空前而产生的文化主权问题。文化主权整合了社会制度、价值取向、文化观念等社会深层次问题，对国家的影响愈来愈复杂而又深远，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上。因此，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保护文化市场、文化资源的安全，保护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传承，均是维护民族国家文化主权的需要。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坚决维护国家在文化领域独立自主的文化主权，具有世界意义。
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当今国际文化的重大转折是，国际间的军事与经济技术竞争正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家“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蔽。国际文化应该是包容众多特殊性、具有丰富多样性、允许多元发展的文化生态平衡模式。但是，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霸权威胁和破坏着国际文化的生态平衡，世界文化以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挤压和吞噬为特征，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国际文化秩序。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改变以冷战为主题而形成的国际文化秩序，在新的国际文化关系格局的巨大变动中实现重建，才能确保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的理念指导下，在国际社会上承担起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新责任。
中国正行进在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上，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借鉴，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发展问题，核心是如何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实现发展。在如何实现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上，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所体现的内涵具有世界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张小平：致敬70年：时代由奋斗者书写
导语：70年来，中国人民靠不懈奋斗、勇敢拼搏闯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在面对70年辉煌成就的喜悦中，每一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路上的奋斗者都值得尊重。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时代是奋斗者书写的。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华儿女接力奋斗，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开拓未来，砥砺前行。70年，是中国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自信的70年，是中国精神传承和弘扬的70年，亦是中国力量磅礴迸发的70年。
时代伟业是奋斗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的根本和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起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制度，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在经济还处于困难时期，面对西方封锁的国际环境，决心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自主研发成功了“两弹一星”；从莽莽荒原到大庆新城，一举甩掉“贫油”帽子。改革开放后，中国又在短短的四十年内完成了三次工业革命，现在进入了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通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跻身世界科技先进行列。
今天的中国，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信息畅通，天堑变成通途。中国航天“可上九天揽月”，蛟龙号潜艇“可下五洋捉鳖”，四川凉山的“悬崖村”架起了宽带网络的“信息天路”，南盘江大桥、清水河大桥、港珠澳大桥似条条巨龙腾空而起，这些伟大成就的背后镌刻着的，正是无数奋斗者拼搏的足迹！
我们不能忘记钱学森、邓稼先等一批科学家在西北荒漠中隐姓埋名做科研的毅力，不能忘记铁人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铮铮誓言，也不能忘记那些把青春献给北大荒、红旗渠、共青城、建设兵团的年轻人。
在新时代奋斗者的行列中，更有怀揣理想、几十年坚持“国之重器”北斗导航系统的研发群体，有为中国轨道交通建设奉献青春的工程师，也有在商海里不断突破创新的企业家……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的坚守与奉献，书写了无怨无悔的人生华章。
70年来，中国人民靠不懈奋斗、勇敢拼搏闯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也实现了西方几百年才完成的跨越式发展。
奋斗者体现中国精神
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更是中国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历史实践证明，一个民族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面临多大的困境，民族精神始终是战胜困难、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立数千年不倒的精神支撑。在70年奋斗历程中，一代一代的奋斗者正是中国精神的传承和集中体现。
奋斗者体现改革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求新求变的文化基因，体现在几千年“上下求索”的思想历程中。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重视独立自主的首创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中国40年的改革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时俱进，因时而改，闯出一条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跨越式发展道路。
中国自主开辟的改革模式，扭转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声望，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道路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也动摇了西方中心主义支撑的发展模式的至尊地位，动摇了基于西方经验的制度文明和价值观念的普世地位，改写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发展公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自己的路注入了信心和底气。
正如XJP总书记所说：“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是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特区精神、华为精神等等便是奋斗者体现改革创新精神的最好诠释。
当今时代，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人们生活日新月异的时代，创新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需要敢于“涉险滩”以挣脱思想观念桎梏的勇敢者，需要勇于担当以摆脱利益固化束缚的奋斗者。推动创新、创业、创造，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均需要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而创新精神是我们不断前行的思想源泉，是激励我们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的强大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支撑。
奋斗者体现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繁荣发展不懈奋斗。爱国主义追求人生理想，崇尚国家正义，民族和国家的大义高过个人的荣辱与生死。近代以后，当中国日益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中国人民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抵抗侵略，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百折不挠，前赴后继。一场场气壮山河的斗争，谱写下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史诗，体现着中华儿女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紧紧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在各条战线上涌现了许许多多为祖国现代化事业呕心沥血，乐于奉献的爱国者，他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充分体现。
XJP总书记指出，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推进各项事业都必须更好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当代中华儿女要更好地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更加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维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团结统一，更加热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境界，自觉投入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中。
奋斗者体现自强不息精神。以自强不息为核心的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积极进取、刚健有为、历经磨难而不倒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精神铸就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民族品格。自强不息包含着对人生意义和不朽价值的深刻内涵，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铁肩担道义”，把民族大义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
时代是奋斗者书写的，社会主义是奋斗出来的。新中国70年的奋斗历程充分体现了自强不息精神在社会主义时代的继承与发扬。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等等，使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注入了丰富而又深刻的时代内涵。面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世界，危机与挑战依然严峻，传承自强不息精神，居安思危，积极进取，勇担时代之大任，奏出新时代的最强音。
奋斗者体现无私奉献精神。无私奉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和优良传统，也是无数奋斗者的共同特征。他们为了祖国的尊严、人民的幸福、事业的发展，舍弃了家庭幸福，牺牲了个人利益。XJP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坚守信念，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意识。无私奉献体现在将小我融入大我、将个人利益融入集体利益之中；体现在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在克己奉公，鄙弃一切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争名逐利的腐朽意识。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等等，均是对无私奉献精神的最好诠释。
中国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70年的奋斗，中国日益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的崛起是中国人民发扬改革创新、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爱国主义的中国精神长期奋斗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凝聚力量的结果。中国进入新时代，民生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高涨，科技领域创新捷报频传，华为5技术世界领先，文化惠民插上数字化的翅膀，精准扶贫又精准脱贫，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共筑绿色家园。乡村振兴正在宏图大展，中国发展走上新时代的长征路。
中国是伙伴，而不是威胁，这样的认识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中国崛起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成为时代的引领者。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深化互利共赢格局，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打破旧有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努力寻求一种以平等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新秩序，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经济全球化走向公正合理的发展模式，是为全球治理提供的新思路和新方案。
中国人民只要坚定走中国道路，传承和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华民族必定迎来更加璀璨的明天，必定会对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张英伟：强化党内监督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总结党内监督的历史经验，对党内监督作出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从制度机制上推进了党内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体现了新形势下党内监督的制度创新。贯彻落实《条例》，强化党内监督，要正确处理几个关系。
一、正确处理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关系
党内监督是指党自身的监督，党外监督是相对于党内监督而言的，两者互相依存、互为补充，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从唯物辩证法看，党内监督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党外监督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新修订的《条例》聚焦全面从严治党中监督难、难监督这一难点问题，在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基础上，对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的内容以及如何结合作出具体规定，把党内监督作为党和国家各项监督形式中最基本的、第一位的监督，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时注重发挥党外监督的作用，并从制度和机制上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结合起来，实现了党内监督制度的重大创新。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对于强化党内监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是我们党在加强党的建设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我们党最早关注的是党内监督，始终把党内监督放在首要位置，并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呈不断加强态势。在加强党内监督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党外监督，强调党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接受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监督，并形成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传统，提出了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关系上，我们党进一步厘清了各自的目标指向，强调“强化党内监督是为了保证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化国家监察是为了保证国家机器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强化群众监督是为了保证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在纪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在强化党内监督的同时，必须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在具体方式上，提出并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新修订的《条例》在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基础上，对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等党外监督作出明确规定，并赋予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更加丰富的内涵。
正确处理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关系，要把握好几个原则。一是在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关系上，强调党内监督的根本性。应该说，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党内监督。二是在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的监督体系中，强调党内监督的重要性。党内监督始终居于统摄地位，起着核心作用。三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中，强调党内监督对党外监督的统合性。党内监督要同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同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协调起来，才能形成监督合力。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
二、正确处理党内监督中广义监督与狭义监督的关系
广义监督是指党委履行主体责任的监督；狭义监督是指纪委专责执纪的监督。党内监督既离不开狭义的专责监督，也离不开广义的全面监督，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统一于党内监督全过程。新修订的《条例》对纪委专责监督作出明确规定，强调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同时，又把党委的全面监督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赋予党委监督更加丰富的内涵，凸显了党委在党内监督中的主体责任。特别是把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纳入党委监督，并对党委监督的职责、对象、重点、方式、方法等作出明确规定，使广义监督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等方面，都实现了全覆盖，成为实实在在的全面监督。这一制度安排坚持党委监督与纪委监督的辩证统一，实现了党委监督与纪委监督各居其位、各履其职、各尽其责，相互监督、互相推动、共同提高，形成党内监督的科学体制机制。
对广义监督与狭义监督关系的认识，我们党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20世纪60年代初，党委监督的理念和方式开始确立，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明确提出要重视党委的监督，并把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党委监督的重要方式确立下来。随着党内监督实践的发展，党委监督的内涵也逐步得到丰富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党内专责机关的监督也不断得到加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要有专门监督机构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2003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把各级纪委确定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新修订的《条例》进一步把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明确为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同时提出“建立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实现了党内监督制度的重大创新。
正确处理广义监督与狭义监督的辩证关系，一是要坚持广义监督与狭义监督同时加强、同向发力，相互促进、相互推动。既高度重视广义的全面监督，又高度重视狭义的专责监督、一手抓党委（党组）的全面监督、一手抓纪委的专责监督，从而保证党委监督与纪委监督各在其位、各履其职、各尽其责，把广义监督与狭义监督统一于党内监督全过程。二是要坚持把党委监督作为全面的监督、第一位的监督。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管”和“治”都包含监督。党委监督在党内监督中承担首要的政治责任。三是要坚持纪委监督的权威性。新修订的《条例》第一次把纪委的定位从专门机关发展到专责机关，强调纪委的职责就是监督执纪问责，凸显了纪委专责监督的权威性。
三、正确处理自上而下监督与自下而上监督的关系
党内监督既离不开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又离不开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离开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党内监督就会软弱乏力；离开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党内监督就会失去群众基础和生机活力。在两者关系中，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处于主要方面，重视和发挥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和干部的监督是党内监督的关键。新修订的《条例》在重申坚持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相结合的基础上，强调要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和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并把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突出出来，着力创新自上而下组织监督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实现了党内监督体制机制的重大变革。
我们党对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关系的理性认识经历了长期探索。党的八大明确提出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这对概念，并把它们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原则在党章中确定下来。此后，我们党在积极探索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的同时，着力加强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并逐步实现两方面监督的制度化。一是积极探索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我们党确立了民主生活会制度。1981年8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制度的通知》对民主生活会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初步实现了民主生活会的制度化。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条例》，对民主生活会经常化、民主生活会的重点、上级党组织加强对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指导和监督等提出明确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和规范了民主生活会制度，我们党对开展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的认识和实践走向制度自觉。二是把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监督特别是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作为自上而下组织监督的重点。党的十八大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就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作出规定，要求“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此作了突出强调，要求“党内监督必须突出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强化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防止权力失控和滥用。三是不断创新自上而下组织监督的制度机制，设立巡视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创新巡视制度，修订巡视工作条例，实现巡视工作全覆盖，巡视成为党内监督的利剑。新修订的《条例》把巡视作为自上而下组织监督的重要方式，规定“纪委派驻纪检组对派出机关负责，加强对被监督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其他领导干部的监督”。
正确处理自上而下组织监督与自下而上民主监督的关系，一是要坚持自上而下组织监督与自下而上民主监督的内在统一，既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也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二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要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结合起来，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充分调动起来，确保党内监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二是要突出自上而下组织监督的主导地位。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作用更紧要、更关键，抓好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和干部的监督，也就抓住了党内监督的关键。XJP总书记强调，“上级对下级尤其是上级一把手对下级一把手的监督最管用、最有效。”新修订的《条例》围绕责任设计制度和监督体系，强化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分别就党的中央组织、党委（党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这四类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责以及相应监督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做到责任清晰、主体明确，制度管用、行之有效。三是要坚持自下而上民主监督的基础地位与作用。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要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特别是发挥民主生活会在党内监督中的重要作用。民主生活会应当经常化，遇到重要或者普遍性问题应当及时召开。同时，党员也要履行监督义务。
赵智奎：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XJP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有一篇文章《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这是XJP总书记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要点，内容是要求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文章强调，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摆在面前时，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这对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胜利实现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是相辅相成的。斗争精神的引领作用是巨大的，勇于发扬斗争精神，才能更好地、彻底地发挥斗争本领。没有较强的斗争本领，就会底气不足，心中无数，不能很好地发扬斗争精神。发扬伟大斗争精神，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是以增强斗争本领为前提、为基本要求的。但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有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才能掌握真本领。当前，特别要在年轻干部中彻底解决“本领恐慌”和“本领弱化”、不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问题。在新时代的大潮中，能不能挺立潮头，争当“弄潮儿”，无疑是一个重大检验。
要在理论上清醒。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做到“四真”，即“真信”“真学”“真懂”“真用”，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己，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革命理想高于天”，要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是思想淬炼。
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要始终坚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动摇。特别是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能够始终站稳立场，坚持原则，百炼成钢。在各种风险挑战面前，敢于迎头而上；在各种危害面前，敢于挺身而出。特别是对危害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这就是政治历练。
要坚持在重大斗争中磨砺。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的时候，越要敢于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这就是实践锻炼。
总之，要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敢于坚决斗争，在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中，切实增强斗争本领。
既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
在各种重大斗争中，既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要按照XJP总书记的要求坚持“三个统一”：“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讲求斗争艺术。要善于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
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
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坚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所谓“艺不压身”“艺高人胆大”“艺高本领强”，说的就是增强善于斗争的能力。所谓“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讲的就是从容不迫、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些，都需要长期的锤炼。
适应各种环境。要能文能武，能上能下，虽不一定“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至少在一些领域有过历练，有充分发言权和丰富经验。不论在哪个岗位、担任什么职务，都能够勇于担当、攻坚克难。只有这样，才能披荆斩棘，最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练就科学预判的能力和功夫。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中，还是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重大领域，斗争会越来愈复杂，风险也会越来越大。我们要增强科学的预判能力，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在新时代大潮中彰显斗争本领和英雄本色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不仅要看绩效和效果，更看重最终目标的实现。对于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来说，在新时代的大潮中，是战士，也是勇士，更是考场上的答卷人。而人民是阅卷人，历史则是评判者。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面对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面临新任务，广大干部必须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在守正创新、开拓进取、大胆探索中增长才干，增强斗争本领，大显身手，贡献自己所有的聪明才智和全部力量。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是风云变幻，越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越是要练就一身高超的斗争本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展越是复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越是艰巨，各种危害和风险越是增大，就越要求、也需要广大年轻干部脱颖而出、茁壮成长、百炼成钢，进行伟大斗争也正是他们彰显斗争本领和英雄本色的大好时机。
（作者：重庆三峡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整体性视角下世界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一）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这就决定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和各国具体实践的结合过程中必然会产生适合各国国情的具体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时代化就是各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身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中形成的。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从具体问题出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新探索，其路径和观点因此有所不同；而欧美日俄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内容庞杂、派别众多，其中有些观点还截然相反，但总的来看，它们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基本理念上仍有共通之处。多维度地了解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主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整体性的认识，可以为我们完整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整体性研究的文献综述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内容庞杂。我国目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第一，以西方国家的左翼政党和学者的观点介绍为主，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第二，介绍国外非执政的共产党的最新动态和观点；第三，介绍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最新动态，包括越南、古巴、朝鲜和老挝等国，其中研究最多的是越南，其次是古巴，对朝鲜和老挝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从总体上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党和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研究状况进行介绍和比较的成果不多，而这正是本课题需要突破之处。
而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和研究，可以从两个主要视角进行观察：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要指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这些国家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研究；二是欧、美、日、（苏）俄等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整体性的认识和研究。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由于共产党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唯一的执政党，因此执政党的观点也代表了该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官方观点，并且这些国家的主流理论家的观点与官方的观点一致。尽管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界也还存在一些与官方不一致的观点，例如在越南，在每次党代会召开前后，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争论都非常激烈，但往往是少数人的意见最终并不被认可；而朝鲜国内几乎没有不同的声音。鉴于篇幅限制，本文只介绍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观点。
在欧、美、日、苏（俄）等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非常活跃，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和流派。其中，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欧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研究尤其活跃，从早期卢卡奇提出的“总体性”，到后来阿尔都塞的“整体性”，尽管他们的理解有所偏差，但都认为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总的方法论原则；而日本作为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拥有最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政党——日本共产党，且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名家辈出的国度，其研究更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态势；而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以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作为主要内容，但苏联解体后，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不再具有官方意识形态身份，而是成为各种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当代俄罗斯学者放弃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宏观研究，转向针对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
本文将对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西方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整体性的观点进行梳理、比较和分析，找出其差异性与统一性，并对与此相关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观点和思潮进行辨析。
二、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
（一）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1.越南
越共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是越南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在越南，除了特指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具体观点外，一般都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都是一个整体而不被割裂开来；而胡志明思想则是越共七大上首次正式提出的。
在越南共产党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属性有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越南共产党的一面旗帜，具有标志性意义。越南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越南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它忠实地代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作为思想的基础和行动的指南，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基本组织原则。”可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这表明了越南共产党的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越南共产党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进行越南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活的科学思想，它可以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灵活运用并获得新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胡志明思想。然而，自胡志明以后，越南领导班子经历了多轮更换，尽管每届中央领导班子成员都会发表一些理论文章，但越南共产党始终未突出某位领导人的理论地位，没有采取类似中国的做法，由每届领导班子形成一个时期的新思想，而是不断对胡志明思想加以补充和发展。对此，有人认为越南共产党是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但也有人认为这是越南共产党理论创新能力不足，越共前总书记农德孟也曾表示，越南的理论滞后于实践的发展需要。但实际上，自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共产党在探索本国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以及关于执政党建设等方面的独特认识。
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革命性，尤其是关于落后国家获得民族解放的学说。越南的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从封建主义模式到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救国方式，甚至当时最有活力的越南国民党的救国道路，最后都遭到失败，只有胡志明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才最终使越南获得了独立。胡志明说：“要想救国和民族解放，别无他路，只有无产阶级革命道路。”〔1〕而胡志明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思想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获得解放的道路以及十月革命道路。胡志明从1920年列宁发表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中找到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锦囊法宝”。根据列宁的思想，胡志明总结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就是爱国主义与工人运动紧密相结合、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道路。〔2〕在胡志明革命道路思想指导下，越南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者，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革命成功的经验，为世界上很多落后的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树立了榜样。
第四，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实践性。这不仅表现在胡志明从列宁的思想中吸取了落后民族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启示并成功运用于越南的实践，而且，自1954年开始在北方效仿苏联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模式。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以来，越南一方面开始挖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运用于指导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继续挖掘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执政党的建设、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以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观点，用于指导越南的革新实践，并在每次党代会的文件中加以总结和发展。
第五，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越南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提交越共十一大的报告中，越南理论家、《共产主义杂志》主编左玉晋指出：“过去8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并且将继续作为越南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作为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发展主说’的基础和根基。我们党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是我们党的思想根基和革命行动的指南。”〔3〕越南共产党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将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五个阶段前进，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被共产主义所代替，人类进入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王国。
经过近30年的革新探索，越南共产党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理论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确提出胡志明思想，二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理论，三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观点，四是把越南当前的发展阶段定位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此外，越南共产党还在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以及关于执政党的建设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系列观点。
2.古巴
作为古巴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古巴思想界重要的精神内核和研究方向。由于古巴革命历史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古巴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和鲜明的民族性。批判性主要体现在古巴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全球化、反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理论与现实问题上。尽管深受苏联哲学的影响，但古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仍不乏民族性反思，其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同古巴民族精神和思想传统的结合上。
由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威胁和封锁延续至今，古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逻辑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的线性延续，严峻的现实把古巴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推向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沿阵地。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1961年，古巴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1991年，古巴共产党四大通过的党章决议中规定，古巴共产党是何塞·马蒂思想、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党。1992年通过的《古巴共和国宪法》规定，古巴公民的指导思想是“何塞·马蒂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政治社会思想”。1997年，古巴共产党五大的中心文件指出，古巴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何塞·马蒂学说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为指导的党。
马蒂谙熟马克思著作，认识到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骨干的重要性，但其思想也具有不可克服的时代局限性。马蒂不接受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倡导平等和所有阶层合作的代议制民主，信奉私有财产和不剥削穷人的资本主义，反对阶级或政党的政治支配，其制定的古巴社会政治纲领缺乏经济基础和科学严密性。马蒂倡导的共和政体，政治上是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因而马蒂并非马克思主义者。马蒂认为，马克思应该受到尊敬，因为马克思支持弱者，赞成反抗和斗争，但马蒂误认为马克思是没有变革纲领的批评家，也曾把社会主义理解成为国家效劳的对人的奴役制。古巴官方也并没有设法把马蒂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古巴革命者却力图阐明马蒂的激进思想同古巴社会主义革命思想间的联系。菲德尔·卡斯特罗曾指出，马蒂是作为思想家的玻利瓦尔，七二六运动受惠于马蒂的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但这位19世纪的战士没有认识到，必须消灭这个国家丑恶的资本主义，以实现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变革。〔4〕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古巴革命而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需要与古巴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唯一真正革命的政治科学，而且是自人拥有自我意识以来唯一正确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和辩证的学说，是指导革命行动的思想，而不是教条。菲德尔强调，马列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通过实践加以丰富的科学，是极其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必须根据革命标准，辩证地把它们应用到具体现实之中，如果马列主义原则得到正确地和创造性地运用，革命将不会发生倒退。〔5〕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成形于卡斯特罗早年的革命生涯，其完善与成熟同古巴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密不可分。尽管国外多用“卡斯特罗主义”或“菲德尔主义”来概括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思想体系，但古巴国内却鲜有这样的表述，直到1997年10月，古巴共产党才在古共“五大”的中心文件《团结、民主和捍卫人权的党》中第一次提出“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表述，并首次将其同马列主义、马蒂学说一齐列为古巴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卡斯特罗思想主要体现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革命生涯中数以千计的讲话中。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卡斯特罗的思想具有深刻的革命性、批判性、民族性、实践性与科学性。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主要思想包括争取民族独立、倡导社会公正、主张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辩证看待全球化、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加强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及社会主义宗教思想。由于宗教在拉美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卡斯特罗认为基督教徒的伦理目标、道德规范和历史境遇都同马克思主义者有相似之处；当代拉美的天主教出现了进步思潮；革命政权应吸收拉美解放神学的进步之处，同宗教团体建立战略性联盟；宗教是否是“人民的鸦片”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正是由于菲德尔将马蒂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才成就了古巴革命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实践道路。
3.朝鲜
朝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
首先，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朝鲜充分肯定马克思的历史功绩，认为马克思是一位杰出的思想理论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斗争带来了根本性转变。马克思对人类最大的功绩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为劳动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和理论，反映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和阶级利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其内容包括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基础上阐明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原理、剩余价值学说、关于资本主义灭亡必然性和共产主义胜利必然性的理论。〔6〕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各具独立性，但整体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科学世界观，揭示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会由于阶级矛盾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无产阶级实现阶级解放和建设新社会的光明前景。
其次，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历史局限性，朝鲜根据本国国情和历史条件不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朝鲜批判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其局限性，强调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前滚动了很远，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马克思的学说由世界共产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继承并付诸实践，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列宁根据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朝鲜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发扬主体精神，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并实施了各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朝鲜十分注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朝鲜的国情结合起来，根据革命发展的新要求发展革命理论，从而创立了主体思想。
再次，认为主体思想是朝鲜劳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主体哲学是朝鲜独创性哲学。朝鲜把主体思想定义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以实现人民群众的自主性为目标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是由金日成创立、金正日加以进一步阐述的。根据金正日的阐述，主体思想是金日成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站在主体的立场上，根据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人出现的新时代的要求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创立的。主体思想也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主体哲学（其基本原理是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主体史观（其基本原理是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在革命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群众自主的思想意识）、主体思想的指导原则（指坚持自主立场和创造性立场、加强思想意识的作用，来有效地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原则）。〔7〕
关于主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方面，朝鲜表明主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性。金日成指出，“主体思想……绝不是我们首次发现的，只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都这样认为，只是我特别强调这种思想”。〔8〕金正日认为，主体思想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财富，继承了贯穿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立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原理和科学的理论，〔9〕主体哲学是以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为前提的。〔10〕
另一方面，朝鲜又特别强调主体哲学阐明了新的哲学原理，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根本区别的独创性哲学，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不同，主要体现在：（1）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主体哲学则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即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2）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证的是物质的第一性与存在的第一性原理，在此基础上阐明世界统一于物质，并依靠物质运动而变化发展；主体哲学阐明了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这样一个哲学原理，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开拓人的命运的最正确的道路。（3）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重要课题是阐明物质世界的实质及其运动的普遍规律；主体哲学提出的重要课题则是阐明人的本质特点和人的运动即社会运动的固有规律。（4）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没有正确地阐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本身所固有的特点，因而只能以物质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来说明社会历史运动，以致把社会历史运动看作自然史过程；主体哲学则科学地阐明了人是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社会存在这一人的本质特点，从而崭新地阐明了人在世界上的主人地位和劳动人民群众创造并发展历史的社会历史原理。〔11〕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时代条件和具体情况的变化：马克思主义阐明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主体哲学阐明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和社会不断前进的指导思想。
（二）苏联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1.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明确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
首先，列宁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和完整的阐述。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12〕“马克思的观点及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13〕其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视角下，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分为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几部分内容。在1913年的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而作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科学体系和学科本质，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完备而严密的科学世界观，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在1914年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以下几个部分：马克思的学说（包括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包括价值和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此外，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在已有的理论成果上，要根据不同时代和国情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阶级性、实践性和时代性。
在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亲自撰写的结束语第一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14〕在此基础上，1950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15〕斯大林的这一定义在很长时期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学术界对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定义有着较大争论，认为其优点是从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着眼，缺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判断并没能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世界观的整体性，没能指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和内在逻辑。除了基本定义外，斯大林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实践性、阶级性和时代性。
2.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对列宁斯大林思想及其关系的认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度陷入困境，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遭受到全面而严厉的批判。随着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失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俄罗斯被重启，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组织重拾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对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当代俄罗斯、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建，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
一是关于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当代俄罗斯学者探讨的重要话题。有的学者对列宁持明确和尖锐批评态度，认为列宁过分重视马恩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主要阐释为暴力革命学说。大多数俄罗斯共产党人和左翼学者从整体上肯定列宁的理论和实践，并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思想区别开来（例如布兹加林）。梅茹耶夫对列宁的评价较为客观，从俄国当时面临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考察，认为列宁暴力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形成具有客观历史原因。
二是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实现道路的认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党纲中宣称，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根据劳动的数量、质量和成果分配生活用品的没有人剥削人的自由社会。这是在科学计划和管理、采用知识密集型和资源节约型工艺基础上实现高度劳动生产率和高度生产效率的社会。这是真正人民政权和发达精神文明的、激励个人的创造积极性和劳动者自治的社会。人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目的和因素。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人类的历史未来——共产主义确立的必要前提正在形成和成熟。共产主义的特点是其公有化程度要比社会主义条件下高得多，它是一个无阶级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6〕虽然俄共坚持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自己的目标，但是俄共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就像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说的，当局应当关心人民的需要，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采取反对暴政和压迫的最后手段”。
三是对斯大林的评价。对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理论与建设实践的评价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有的学者主要强调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积极作用，对丑化和妖魔化斯大林的做法予以反击，并肯定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另一些学者则从马克思主义异化的角度，把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并把苏联看作是突变的社会主义和畸形的社会主义。
四是关于全球化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认识。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全球化与人类命运》一书中全面阐释了全球化和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久加诺夫认为，全球化这一进程随着人类历史的开始就产生了。全球化进程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原始社会，原始部落分别在全球定居；第二个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竞争的条件下，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殖民主义的扩张，世界市场快速发展，全球各地间建立起联系；第三个阶段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竞争发展为垄断，金融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形成，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领土开始斗争；第四个阶段就是当前的阶段，即“全球主义”阶段，其特点突出表现为发展的高度不平衡性及矛盾斗争的尖锐化上。在对全球化的几个阶段进行历史划分之后，久加诺夫还进一步依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征加以剖析，他指出：当今全球化时代是资本主义横行的时代，资本主义并没有变得更善良，因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在今天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特点方面，当代俄罗斯学者强调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实质进行挖掘。在《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一书中，梅茹耶夫明确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传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对人的个性自由的强调，对人的创造性本质的实现，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关系的建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布兹加林在《社会主义的复兴》和《俄罗斯的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学派》等著作中，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阐释为“人道主义历史哲学”。〔17〕
而在方法论方面，在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鲜有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著述，只有少数学者对辩证法在学术中的基础地位予以重视。布兹加林明确宣称，要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学术地位，并认为理论研究是以对辩证法的自觉运用为基础的。辩证法不仅不应当放弃，还应积极利用对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复杂问题进行客观辩证地研究。布兹加林认为，辩证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对立统一原则、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18〕
可见，苏联时期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所区别。与苏联时期不同，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不再具有官方意识形态身份，而是成为各种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俄罗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受到苏联领导人以及党和政府政策的影响，虽然发挥了诠释作用，但马克思主义被神圣化和教条化，具有相当的片面性和教条性。有学者指出，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概念当中，列宁的解释是最好的，即“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对实践活动的指导”。在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教条的同时，俄罗斯当代学者重点探讨了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哪些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哪些是后人对他们的歪曲等问题。
当代俄罗斯学者放弃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宏观研究，转向针对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和比较研究，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进行重新阐释、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反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研究的当代意义等问题；重新研究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提出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途径。
（三）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
日本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拥有最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政党——日本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名家辈出的国度，其研究更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
1.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整体性
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一开始就强调跨学术、跨学科的研究，特别注重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科学，努力促进其与自然科学的交流和融合的研究。如二战前，由户坂润等学者组织的“唯物论研究会”虽然只存在了6年（1932－1938年），但该研究会的学术活动从最初开始就是跨学科、跨学术的，其出版的《唯物论研究》杂志、《唯物论全书》著作等研究成果无不显示出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深入。
二战后，天皇制的意识形态被解体，马克思主义研究得以合法化。在当时的劳动运动、左翼运动、共产党的运动中，谋求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并展开活动的是集结在“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简称民科）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主要包括当时日本进步的自然科学研究者、社会科学研究者和人文学研究者。该学会是当时有名的左翼学会，提出的宗旨是发展民主主义科学。此外，另外一些有些人道主义色彩的、温和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则以《季刊理论》杂志为平台展开研究，被称为“季刊理论派”。该学派中的武谷三男等人合著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现代交流：针对社会科学者的现代物理学解说》（理论社，1949年）一书的出版，显示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个领域具有高度的问题意识，以及对于将两者整合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不懈追求。
最后一位试图在整体性方面进行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哲学家岩崎允胤，除了他的研究业绩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宫原将平合著的《现代自然科学与唯物辩证法》（大月书店，1972年）一书。岩崎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是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去世后，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单纯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只是成为一些大学、教授开展的学术活动。
2.日本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发生变化
日本共产党自1922年7月建党以来，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数不多的不曾更改名称、坚守自身信念的共产主义政党之一。该党至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主张“二阶段革命论”，即将现阶段反对美国和大企业控制、争取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将来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成功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截至2012年5月，日本共产党有党员31.8万人（其中交党费人数约为25.4万人），有国会议员19名，其中众议院8名、参议员11名，并有7名党员出任地方政府首脑。
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与日本共产党分离后，日本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1976年党的第3次临时代表大会上，时任日共中央书记局局长的不破哲三提出以“科学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写入党纲。不破对这一修改给出的理由是：“我们认为，将理论与个人的名字相连，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合适。这也体现了我们不是将马克思、列宁所说的话绝对化或是作为金科玉律的立场。”〔19〕从此，日本共产党将党的基础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二是1994年将1961年以来党纲里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改为“社会主义变革”。三是认为虽然一直以来将“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的二阶段发展理论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论，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并不曾做过这样的区分，因此党在2004年修改党纲时，不再分别提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二阶段理论，而直接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3.二战前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
1945年战败后到50年代初期，由于从战前开始展开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的日本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权威，以及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果都使得马克思主义对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形成大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赖、知识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自信、以及日本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巨大影响力的局面，那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黄金时代。〔20〕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世界冷战的开始，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来自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的残酷排挤和打压，被称为“redpure”（清洗赤色分子）〔21〕的行动，使得超过1万人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同情者失去工作，马克思主义研究遭受重创。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日本共产党的方针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日显刻板、教条且公式化的倾向，党在实践中的失败、犯错，使得不少人对党的路线斗争感到失望，一些有良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此开始产生质疑、担忧，他们认为自己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这种为党的公式化的见解“辩护”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背离随着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苏共20大的“斯大林批判”等事件的发生日益加深。60年代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又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的立场，促使更多的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市场上充斥的耐用消费品提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赖，而知识界则对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怀疑。70年代，阶级斗争已无人论及，相比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劳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是环境、生活等新的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将注意力投向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日本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批判现实的思想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到了80年代，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想从国外蜂拥而至，马克思主义被视为老旧过时的理论，越发无人问津。全球化席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近年，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展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才逐渐开始显现重新振作之势。
在现今的日本大学里，并没有专门称为马克思理论或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讲座或课程，因为以这样的名称设置课程的话不会得到教育部门的允许。但在“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名称下的讲座或课程中，学生们却可以听到马克思理论，这主要是因为教授该课程的教师的思想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即如果这位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深厚，并致力于马克思理论研究，则他所教授的“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或其他课程的教师也就心照不宣地知道这位教师的立场。虽然与社会上一样，多遭歧视或排挤，但仍有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坚守着讲坛。不过，随着这批学者的退休、辞世，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明显的后继乏人的状况。
4.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的非阶级修正趋势，导致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困境〔22〕
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学者对于资本家阶级研究的不足。日本阶级理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大问题，是轻易地倾向于得出日本不是阶级社会的结论。日本学者认为，与欧美等国家相比，日本的劳动者阶级没有那么强烈的阶级意识，劳动者与资本之间也并非“分立”关系，而是“融合”关系。〔23〕因此，现今的日本学者大多只从劳动者阶级一个方面去探讨阶级问题，而不去研究更具有阶级意识的资本家阶级。〔24〕
其次，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缺乏对经济上不平等状况的探讨。二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也多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工人运动、工会、农民阶层的分化等问题上，而对于劳动者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社会不平等状况等问题分析得很少。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后，与“增长”“发展”等问题相比，人们不再将“不平等”视为主要问题，学界的研究也呈现这种趋势，如村上泰亮就提出“中间大众”社会论。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学研究者受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M.Bau）和邓肯（O.D.Duncan）的关于“地位获得”研究的影响，日益回避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的研究，着力研究地位获得、社会流动等问题的倾向越发明显，安田三郎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为此，能力主义（meritocracy）和平等主义（eaitarianism）成为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方式，社会学研究者也不再以阶级为分析的主要概念，去阶级概念的研究成为日本社会学研究者的主要特征。
再次，淡化阶级对立，主张“阶级调和”。表现在经济学方面，是以盛山和夫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学者从市场不存在“利害对立”的观点出发，即认为：“市场上的经济交易关系原本并非零和博弈关系，而是正和博弈关系”，因此“以前所认为的在‘根本上’存在的‘客观的’利害对立的东西并不存在”。〔25〕盛山之所以不顾基本共识提出上述观点，其目的在于其“阶级调和”的主张。
此外，还有通过制作“阶级构成表”，达到“脱阶级”的目的。战后日本阶级论的研究的另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制作“阶级构成表”〔26〕。其中以京都大学的社会统计学者大桥隆宪为代表，1971年大桥编著的《日本的阶级构成》一书，书中以日本政府发表的“国情调查”为依据首次制成了日本“阶级构成表”。大桥之后，日本出现了很多相关研究。首先是批判第一种“大桥方式”的研究，以社会学者们的SSN调查（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全国调查）的结果为依据，建立自己的阶级构成表，以社会学者桥本健二为代表。这一流派的特点是，不仅加入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而且在这两个阶级中加入新、旧两个“中间阶级”，组成四阶级图式。此外，在各种企业社会论、市民社会论、福利国家论、性别理论等诸多理论中，已经没有了阶级关系及其相关的分析，因此，这些研究是一种“脱”阶级理论的研究。而社会学者渡边雅男从马克思与韦伯的阶级论中找出二者的契合点，将阶级构成扩展到整个社会中把握，他对制作阶级构成表不感兴趣，反映出部分坚持马克思阶级理论学者的主张。
（四）欧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1.欧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
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欧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落，而英、美、加等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则开始走向繁荣，并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这种地域上的转换实际上对应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主题的转换。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背景主要是俄国胜利而欧洲失败条件下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而当前欧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背景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急剧扩张条件下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80－90年代以来活跃在欧美的一些主要马克思主义派别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以及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英美一些知名大学的教授，如牛津大学的科亨、加州大学的罗默、威斯康星大学的赖特等。他们的基本共识是：从19世纪继承来的马克思主义应该重新以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来关照自身，要通过“分析”的方法剔除不科学的、粗糙的、“死的”方面，使之重构为一种严谨的现代科学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经验；研究公正和伦理，如异化和剥削等问题的规范理论或道德理论；阐述功能论、博弈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运用的方法论问题等。具体来讲：科亨主要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了重新界定，重提生产力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或首要性；罗默则是运用经济分析和博弈论的方法提出了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的概念，并从如何最终消灭剥削形式上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赖特重点研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问题。
政治马克思主义是同时期出现的另一种思潮，其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布伦纳和艾伦·伍德。他们反对科亨等人对生产力决定论的辩护，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思想是否定生产力决定论的。布伦纳虽然承认经济领域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基础性地位，但反对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的首要性。伍德也认为，政治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唯意志论，而是对一种机械论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目的论的克服。他们试图提出一种对现代世界的复杂分析，不仅要超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简单二分法，也要避免落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革命论。他们坚持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而非边缘发挥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问题上，政治马克思主义主张放弃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下降等解释模型，回到对于资本主义过度竞争和无计划性的分析上。
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也被称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其代表人物包括安德烈·弗兰克、萨米尔·阿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不能从个别国家内部的生产、分配和分工关系上来理解资本主义，而要从世界分工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其次，不仅要在空间上以整个世界体系作为资本的分析单位，在时间上也要以一个较长时段考察资本主义的兴衰。弗兰克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在全球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生产和交换紧密相连，外围对于中心的依附并不是一种外部关系，边缘国家的欠发展状态应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必然产物之一。而阿明的主要贡献在于进一部指出了：由于欠发达是中心资本在扩张的要求下对边缘的持续性调整的结果，边缘国家在资本主义逻辑体系内的任何发展尝试都是对全球体系的延续，因此只有和这一体系“脱钩”才能真正超越资本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的观点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兰格模式”，进入80年代之后，一些欧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反思苏东社会主义制度失败的基础之上，重新讨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美国罗耀拉大学哲学系教授戴维·施韦卡特认为，在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市场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即便是当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也没有达到可以实行按需分配的程度，因此只能通过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而市场社会主义以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取代了私有制，因此工人的劳动也就不再具有雇佣劳动的性质；从另一方面来看市场机制的存在又使得竞争、不平等和失业等现象不可避免，因此，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乌托邦，但它克服了资本主义弊端并保留了其成就，因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行的方案。〔27〕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主席詹姆斯·劳勒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过渡阶段仍然存在市场机制，因为无产阶级不可能一下子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革命后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是一种混合经济的社会，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市场社会主义者。
随着90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加剧，一些欧美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转向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如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戴维·佩柏认为，技术中心论者认为人类应该控制自然，生态中心论者认为自然的限制是第一位的，而马克思主义则表明，自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在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中相互作用。他认为，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就要转向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美国学者奥康纳则提出要把历史唯物主义扩展到自然界，他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生态社会主义还要关注第二种矛盾，即生产和外部自然、空间等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
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是80年代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提出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兴衰交替进行制度性考察的理论架构。其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特定发展阶段的资本积累总是对应着一个特殊的社会积累结构，即一整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等制度在内的统一体；社会积累结构的基本功能就是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提供制度性支持；社会积累结构最终将走向衰落，经过较长一段时期的危机和动荡，直到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建立为止。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承接了西方左翼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的讨论，另外也受到长波理论、阶段论、凯恩斯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影响。1982年高登、爱德华和里奇合著的《分割的劳动和分裂的工人》一书首次对社会积累结构的概念进行了完整界定，他们认为，社会积累结构一方面“把资本积累过程自身和它的制度背景区分开”，另一方面又“把和积累过程直接相关的制度背景和其他制度背景区分开”，也就是说，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所关切的既不是资本积累过程本身，也不是整个的外部环境，而是与资本积累相关联的制度体系。〔28〕1994年科兹、麦克唐纳和里奇合编的《社会积累结构》一书对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进行了总结，并把这一理论定位为“当代资本主义增长和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积累结构理论和阶段论、长波理论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具体的考证。
2.欧美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认识
第一，作为一种辩证方法的整体性。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的“总体性”（totaity）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范畴。这一范畴因和黑格尔的观念总体的牵连，最终滑向了一种片面强调主体意志的“抽象总体”。但“总体性”最初是作为一种总的方法论原则提出来的，用卢卡奇话来讲，总体性是“马克思全部著作中间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29〕而所谓“总体性”方法，指的主要就是在认识和研究事物中要坚持“总体对于各个环节在方法论上的优越性”以及“整体对于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30〕在卢卡奇看来，这种强调整体优于部分的研究方法的对立物就是资产阶级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即一种孤立的、分离的、抽象的研究方法。
从“总体性”原则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反对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僵硬的分科式研究。卢卡奇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到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31〕葛兰西也认为：“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作为统一世界观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它们的理论原则中必然包括有一种变为另一种的能力，包括有彼此转译为每一个组成部分的自己专有的语言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个包括在另一个之中”。〔32〕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系统，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就体现在它是一种统摄整个视域的“总问题”（probematic）。所谓“总问题”，就是一种隐藏并贯穿在整个思想和文本当中的“问题架构”。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问题架构，“由其自己的总问题从内部统一起来，只要从中抽出一个成分，整体就不能不改变其意义”。〔33〕因此，阿尔都塞主张用“症候阅读法”去阅读马克思的文本，即深究其“内在整体性和思想的内在本质”。这也是他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出发对整体性问题的基本看法，即不能从历史创生论或编年史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一个思想的萌生和演化，而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总问题”去构建；或者说，在阿尔都塞的理解中，只有历史上的断裂性才赋予了理论在结构上的整体性。
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伯特尔·奥尔曼认为，马克思的辩证的和唯物的整体观具有“内在性”，即整体并不独立于部分，整体和部分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换言之，马克思的整体性方法不仅主张整体对于部分的统摄，也主张部分对于整体的塑造；不仅主张通过整体来认识部分，而且也主张透过部分来思考整体；整体和部分之间是相互成就的内在性关系。
第二，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观的“整体性”。欧美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和“大厦结构”的隐喻是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一环。他们反对一种自第二国际以来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和简单化的倾向，即认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一种简单的还原和决定关系，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则是经济基础的“副现象”或消极反映。他们也反对任何把社会结构作二元“刚性”划分（社会——国家、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研究方法，主张从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的整体上来研究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但由于从根基处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的解读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反对经济决定论走向了片面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决定论。
在卢卡奇等人看来，由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不能把国家、意识形态和经济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只是把经济基础甚至是生产力作为社会唯一根本的决定因素，从而割裂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动态的、辩证的关系从而陷入了机械的决定论，最终走向了宿命论：一味等待客观经济条件的成熟而在革命上无所作为。但令人遗憾的是，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人本主义一脉在反对经济决定论的过程中又片面夸大了主体能动性，总体革命变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最后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
葛兰西早期提出的一种“国家＝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公式，可以视为一种对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离进行弥合的初步尝试，他试图用意识形态和文化作为“社会水泥”来弥合由政治和经济构成的“社会钢构”。他认为，国家的概念中应该有属于市民社会的成分，而市民社会也不是纯粹的乌托邦，而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要栖身之地，二者之间的区别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革命性体现在他是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即复杂结构内部相对独立的要素之间的一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新关系，以代替原来的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社会整体”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以现象归结为本质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而是通过结构本身的复杂性和交互性构建起来的。他反对一种本质主义的一元论，但同时也反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界分。他认为，虽然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隐喻具有一定的刻板性，但它的一大优势就是同时强调了“经济是基础”和“社会是一座不可拆解的大厦”，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旧式术语在此已经被弃之不用了。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总问题”即生产方式概念突出的是各个不同要素之间的“接合”（articuation），生产方式作为构成要素之间接合的特殊方式，是一个社会的原则的和决定性的因素，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对应着结构各个层面的特殊的接合关系。他认为，马克思试图用“大厦隐喻”来表述社会结构，但它的“最大的不足显然在于它是隐喻性的：即它仍然是描述性的”。〔34〕在阿尔都塞那里，生产方式和结构成了同义语，也就是用这种结构来说明社会整体，用上层建筑的主导作用和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来说明结构内部层级之间的具体关系，并用生产方式（结构）来统摄真实的历史领域即社会形态领域。当代著名的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艾伦·伍德认为，阿尔都塞虽然强调各个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相对”的独立性，但他们的讨论又总是指向各个要素的异质性和相对封闭性，这种认识最终会导向政治和经济的彻底分离。伍德认为，要和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论划清界限，就要回到马克思对于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上，即回到马克思用社会因素来定义生产方式和经济规律本身的革命上。在她看来，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带来的实际结果毋宁是：虽然某些法律和政治机构存在于生产关系之外，但是生产关系本身也采取了特殊的法律和政治形式——强制形式、产权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内在于生产关系本身。伍德进而指出，所谓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更确切地说是社会整体内部政治功能本身的分化，即原来较为集中的政治功能现在分给了不同的领域：私人经济领域和国家公共领域。从这个角度出发，她甚至反对使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说法，她指出：“在任何运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以强调它们各自的分离与封闭时，不论在何种程度上坚持二者的联系，都重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秘性，因为它没有把生产领域本身看作是由它的社会规定来界定的，而是在实际上把社会看作是抽象的东西。”
三、世界主要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差异性与统一性
（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指导思想表述的差异性与统一性
首先，越南、古巴、朝鲜和老挝等国执政党指导思想的表述不尽相同，并且随着时间而有所变化。
革新前，越南共产党党章规定，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1991年越共七大提出了胡志明思想，之后几次的党代会尽管对党章进行了修订，但党的指导思想一直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是越南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古巴社会主义强调本土的可行的道路，注重民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1991年古巴共产党四大通过的党章决议中规定，古巴共产党是何塞·马蒂思想、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党；1997年古巴共产党五大的中心文件指出，古巴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何塞·马蒂学说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为指导的党。朝鲜劳动党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突破。1970年朝鲜劳动党五大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金日成同志的伟大的主体思想”作为自己活动的唯一指针；1980年朝鲜劳动党六大通过新的党章规定，朝鲜劳动党以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方针；2012年4月朝鲜劳动党召开第四次代表会议，在新修订的党章中，将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作为朝鲜劳动党的唯一指导思想，所谓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即金日成与金正日的革命思想，其核心分别为主体思想与先军思想。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从字面上没有体现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朝鲜劳动党的指导思想，但朝鲜承认：主体思想是朝鲜劳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老挝人民革命党五大明确党的指导思想是：党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作为自己的思想理论基础，同时结合本国实际条件，完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策和路线；坚持从战争时期就一直落实的党建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党的组织原则，即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三个方面进行党的建设，并与群众组织的作用相结合，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2011年3月老挝人民革命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老挝人民革命党章程》规定，老挝人民革命党坚持以马列主义和党的优良传统为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行动指南；党将发扬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工人阶级纯洁的国际主义相结合；党吸收人类进步的智慧结晶，制定党的路线和政策，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反对多元化和多党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和机会主义。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对党的指导思想的统一之处表现在，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但各国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最为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加上了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践而产生的新思想。这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性，对现实问题有指导意义，不但是领导本民族获得独立解放的科学，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与此同时，各国也认为，执政党需要结合时代条件和各国的具体实践不断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的差异性与统一性
越南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本内容的认识，基本上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越共认为，各国共产党在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原理方面是一致的，与此同时各国要根据本国具体条件和环境，采取不同的形式，走自己的道路，建立自己的模式。越共前总书记长征强调指出：“马列主义原则适用于全世界，但如何结合越南的实际来运用，则是我们自己的事，因为别人不会代替我们来做这些事情。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同越南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古巴共产党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马列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通过实践加以丰富的科学，是极其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必须根据革命标准，辩证地把它们应用到具体现实之中，如果马列主义原则得到正确地和创造性地运用，革命将不会发生倒退。〔35〕马克思在辩证法、分配理论、公民社会、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建成等方面的论述均成为古巴学者的研究对象。
朝鲜劳动党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包括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基础上阐明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原理、剩余价值学说、关于资本主义灭亡必然性和共产主义胜利必然性的理论。〔36〕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各具独立性，但整体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科学世界观，揭示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会由于阶级矛盾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无产阶级实现阶级解放和建设新社会的光明前景。1994年11月金正日在《社会主义是科学》一文中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历史的局限，它“只把物质经济的因素看作革命斗争的根本条件，未能指出加强革命的主体、增强其作用是革命的根本途径”，这个局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所以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人的改造工作即思想改造工作是比创造社会主义物质经济条件的工作更加重要的首要任务”。
老挝人民革命党一向强调以马列主义为指导。2011年召开的老党九大报告提出，继续坚持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重视研究、掌握以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合理的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经常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完善路线，使之满足发展的需求，给党的实践活动和正确解决各类问题以指导。
结合上文欧美日苏俄各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可见，世界主要国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认识的差异性和统一性体现在：首先，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学说，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因而具有阶级性和科学性，同时还具有开放性；其次，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内容可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其原因主要是受到苏联列宁斯大林时期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朝鲜劳动党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突破，更加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和思想改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更注重马克思主义学理性研究，侧重于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等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重建，并且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
（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认识的差异性与统一性
越南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苏东剧变发生后，越南共产党组织了全国党员和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的重新认识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集中体现、是科学地分析社会的方法论基础，是社会科学的奠基石……今天，历史的实践和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有了许多新的补充和发展，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社会科学奠定的科学基础依然保持着它的价值。”〔37〕“经典理论家们的思想和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用以指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这个社会以符合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为特征，并在此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上层建筑。”〔38〕对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阶段，越南共产党认同“五阶段”论，并认为人类社会当前向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过渡。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认为，主体思想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财富，继承了贯穿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立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原理和科学的理论，〔39〕主体哲学是以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为前提的。〔40〕一方面，朝鲜表明主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性。金正日认为，主体思想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财富，继承了贯穿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立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原理和科学的理论，〔41〕主体哲学是以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为前提的。〔42〕另一方面，朝鲜又特别强调主体哲学阐明了新的哲学原理，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根本区别的独创性哲学，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时代条件和具体情况的变化：马克思主义阐明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主体哲学阐明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和社会不断前进的指导思想。
古巴共产党领袖卡斯特罗认为，没有比教条主义更反马克思主义的了，没有比思想僵化更反马克思主义的了。〔43〕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里卡多·阿拉尔孔·德克萨达（RicardoAarcóndeQuesada）在古巴哲学所主办的2006年“马克思著作和21世纪挑战”国际会议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任务不是从马克思著作中截取看似对现实有益、却脱离时代的解释，我们的任务是学习和发展马克思著作的精神，从而构建服务于现实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实践；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没有比界定反资本主义的战略、策略和手段更为紧要的任务了，理论工具必须服务于革命运动中出现的新挑战。
由此可见，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普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与此同时反对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强调结合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而从上文可知，欧美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从整体性上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一开始就强调跨学术、跨学科的研究，特别注重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科学，努力促进其与自然科学的交流和融合的研究，而当代日本学界尽管对马克思主义趋于淡化，但在各大学所教授的“历史学”、“社会学”或“经济学”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则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现实中的具体问题。
（四）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差异性与统一性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更多地从剥削性质等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进行批判，而欧美学者则通过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来预测社会主义的未来。
越南共产党认为，由于应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采取改进管理方法、改变生产结构、调整所有制等各种措施，资本主义还存在着继续发展经济、缓和社会冲突的潜力，资本主义还有不断发展的空间，社会主义不可能短期内取代资本主义。然而，资本主义依然是一种压迫、剥削和不公的制度，“资本主义以其不可调和的矛盾，肯定不是历史的最高阶梯；社会主义命运不会像一些人误认为的那样业已结束”，“不管有多少曲折、复杂，历史终将找到自己的归宿，人类的未来必定属于社会主义”。〔44〕越共认为，根据历史的进化规律，人类一定走向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是一个长期和曲折的历史进程。谈到对当前全球化的看法时，越共理论家阮德平指出：“从理论方面看，全球化阶段的资本主义似乎是增强了生命力，但肯定它的命数不会像某些人想的那样永远延续；相反，在全球范围内每一天都在积累着矛盾，等到矛盾积累到了顶点，‘物极必反’的辩证法必将把资本主义引向瓦解。也许到了某一天，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同时在一批国家取得胜利可能的假说将有机会更加容易形成。同时，全球化世界体系发展很不平衡，并充满了不平等、不公平，不可测。列宁关于首先在‘帝国主义全链条薄弱环节’爆发革命可能的理论，就会更加有基础。”〔45〕
卡斯特罗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特权社会，是堕落的社会，是人剥削人的社会。不管资本主义制度变多少花样，它都是罪恶的，不可维护的。卡斯特罗提出了两个资本主义的概念，即发达的资本主义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后者比前者更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分配是不公平、不平等的，其制度是人剥削人的。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剥削要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可怕得多。卡斯特罗坚信，帝国主义终将消失，资本主义终将消失，“那个超强帝国有朝一日也将像罗马消失一样而不复存在，这是它自身的矛盾支配它的制度的规律本身作用的结果”。他认为，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加速崩溃，资本主义制度是没有前途的世界终将会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把它“引向没落和消亡”。〔46〕卡斯特罗认为，反新自由主义者就是反帝国主义者。〔47〕
朝鲜劳动党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会由于阶级矛盾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发展规律。现代帝国主义的基础不是单纯的垄断，而是垄断体与国家机器紧密结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帝国主义基础的这种变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表现和运动规律。垄断资本的力量和国家权力密切结合，国家机构完全被大垄断体控制，这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不再是整个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工具，而是沦为实现少数大垄断体利益的工具。此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还包括帝国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涉日渐强化、经济军事化的加强以及国家所有制的扩大。〔48〕金正日认为，过去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是站在同等地位上你争我夺并列存在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矛盾和冲突，二战后的现代帝国主义则完全不同，是以美国为首结成从属关系，主要表现为相互勾结与合作，具体体现在通过跨国企业促进资本的国际化进程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经济技术勾结的强化。跨国企业不过是在世界范围内强化资本主义剥削，保障帝国主义的控制权的大垄断资本的存在方式。〔49〕现代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勾结与合作是在极其矛盾的过程中发展前进的，也就是说，这种关系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危机的深化和国际分工的扩大、经济生活的国际化等原因逐渐加强，另一方面由于列强之间力量关系的变化和市场问题的尖锐化等原因走向弱化。金正日指出，现代帝国主义是走入死胡同、腹背受敌、无法自拔的走上灭亡之路的帝国主义。〔50〕
老挝人民革命党对资本主义的论述不多，但在四届八中全会上提出“资本主义本质没有改变”的观点，而最近几年老党一直强调防止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与资产阶自由化作斗争。
而欧美国家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如下特点：一些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本上是建立在当代资本主义尚未走向衰落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容纳和管理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批判的只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基本形态的资本主义。如英国大卫·哈维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呼唤一种重新沿着干预主义路线构建的“新政”，他在2003年出版的《新帝国主义论》一书中这样写到：“尽管这可能是权宜之计，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下，唯一可能的解决方式就是推行某种具有世界影响的‘新政’。这意味着要把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逻辑从新自由主义的锁链下解放出来，重新沿着干预主义和社会再分配的路线构建国家权力”。〔51〕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种趋向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如尼克·比姆斯撰文批评了一些新凯恩斯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所持的一种乐观态度，因为国家干预在本质上与资产阶级利益相冲突。“社会积累结构学派”也提出了理论的重建。如大卫·科兹、麦克唐纳夫等在即将出版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解释：21世纪的社会积累理论》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结构设置并不总是能够保障资本积累和经济的较快增长；在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政策下，虽然阶级斗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却会引发利润挤压危机，而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又会引发有效需求不足、产能利用率低、强制性投资等等问题，最后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大卫·科兹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也指出，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的交替并不能成为拯救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法宝，当前的危机也不能通过国家干预的回归得以解决，“有可能它将不是让位给另一种资本主义的制度形式，而是让位给超越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成果”。〔52〕
可见，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欧美学者，都一致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以及无产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做出了某些调整和妥协，因而还存在发展的空间，社会主义不可能短期内取代资本主义。
（五）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差异性与统一性
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欧美学界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侧重点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欧美学者更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的实践进行批判以及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进行探讨。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结合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形成了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但从总体上看属于大同小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遭受了空前严重的挫折，给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苏东解体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通过对苏联解体问题的认识，都认真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从而使各国执政党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认识不断深化。
越共1986年提出社会主义革新，强调首先是“革新思维”，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越共理论家认为，当前时代的性质依然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苏东剧变后，古巴面临生存威胁。在此情况下，古巴全国上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喊出“拯救祖国、拯救革命、拯救社会主义”“誓死捍卫社会主义、誓死捍卫马列主义”的口号。古巴领导人明确提出，永远不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永远不屈服帝国主义。推行“稳步的改革开放”，但改革不是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改革的目的是“改进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摧毁这个制度”。朝鲜认为，苏东剧变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错误，而朝鲜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必须更加坚定走“朝鲜式社会主义”的道路。老挝党的领导人多次讲，苏东国家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背离社会主义，搞多党制和民主社会主义，违背马列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改革，不改革就不能发展，但是不能搞苏联那样的改革。老党明确提出坚持六项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列主义是党的思想基础；党的领导是一起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坚持集中原则基础上发扬民主；增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和效力；坚持真正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这六项原则表明了老挝人民革命党已经基本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坚定了发展社会主义的信念。2001年召开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七大指出将继续推行“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进一步强调了老挝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2006年召开的八大提出仍然坚持以往对老挝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并强调“在目前老挝的革命建设仍然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期的初期”。
其次，欧美学者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性的论证；二是对于替代性道路的探索。关于第一个方面，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奥尔曼主要运用“内在关系的辩证法”论证了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两个必然”（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而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则从“正当性”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也就是从哲学高度，通过对价值和原则进行阐述从而对社会主义作了道德上的辩护。比如，科亨指出，“从任何在道德上可接受的角度出发，从任何有吸引力的原则（无论是实用，平等，公正，民主还是自我实现）出发，社会主义都明显地比资本主义优越”。〔53〕生态马克思主义则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上进行了论证。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生态危机就会存在，要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就有必要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走向社会主义具有现实必要性。关于第二个方面，替代性道路的探索。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对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提出了关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构想。当前欧美的替代性探索中，比较突出的有萨米尔·阿明的“第五国际”。他在2006年11月发表的《迈向第五国际》一文中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即它的受害者不再仅仅是受它剥削的无产阶级，而是世界上所有生存受到威胁的人们；在这样一个阶段上，资本主义世界的未来只能是“另一个世界”；而为了能够走向“另一个世界”，就必须要形成一个能把全体受害者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起来的组织——“第五国际”。他所设想的“第五国际”和历史上前几个“国际”不同，其主要特征就是“多样性的统一”，也就是说，它会向任何想共同参与建立“多样性统一”的人们开放，并通过联合来构建一个替代性的政治组织。“第五国际”也是一个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国际，因此它要求重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合法性和可信性。〔54〕
可见，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还是欧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都是基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以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划分标准为基础。尽管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各国对本国所建设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特征的认识有所不同，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终将过渡到社会主义，因而并未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五个发展阶段的认识，而是相信社会主义进而共产主义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未来。
四、若干观点辨析
（一）唯我独马论
马克思主义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认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
在通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发展道路千差万别，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历史上，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缺乏认识，不少国家经历了按照统一的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最终难以发展的历史教训。苏东解体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先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被证明是一条成功之路。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与中国道路不同的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根据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条件自己选择。例如，越南和古巴目前正在探索“符合本国发展条件的社会主义”，朝鲜致力于建立“朝鲜式社会主义”，老挝正在建设“人民民主制度”。尽管这些国家都对本国的发展阶段重新进行了定位，认为各国认为正处于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阶段，但各国的目标都是建成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最为重要的成分，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上述国家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邪”我独“正”，并不是科学的和谦逊的态度。历史上搞的“唯我独马”“唯我独革”，曾留下过深刻的教训。〔55〕我们反对别人对中国道路的无端指责，我们当然也不去指责其他国家的道路，更不用说去干涉其他国家的道路。
然而，无论怎样变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那就是：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其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发展方向，离开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方向，就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消解论
对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想的解构始于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姆认为，卢卡奇主客体相统一的思想是黑格尔形而上学的翻版，阿多诺则进一步用本体论意义上的否定性终结了所有关于总体性的神话和主体性革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解构”源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范畴的一种神秘化倾向的纠正，但在他们的具体操作中又矫枉过正，滑向了另一极：即取消任何的“同一性”和“整体性”。阿多诺片面强调否定性，反对同一性，把辩证法归于一种“瓦解的逻辑”，实际上也就取消了辩证法。
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则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整体性范畴的全面解构。他们明确提出要撤销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必然性和社会确定性的逻辑支撑，在他们那里，经典马克思主义就等同于“本质主义”，而要祛除这种“本质主义”，就要对马克思的“社会整体性”概念进行解构，赋予社会以“不完整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社会总是处于生成过程中，没有固定中心，也没有潜在的支配原则，因而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所描述的那种具有完整性、固定性和稳定性的整体。在此基础上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总体不完整的特征必然导致我们放弃分析领域中作为被缝合并且自我规定的总体‘社会’这一前提，‘社会’并不是有效的话语对象，不存在单一根本原则的固定”。〔56〕在他们看来，虽然偶然性领域可以对社会的非整体性来进行暂时的“固定”，但作为整体的社会并不真正存在，因为固定总是暂时的，“最后缝合的时刻永远不会到来”。〔57〕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这种彻底的反整体性，艾伦·伍德曾这样评论道：他们用偶然性、破碎性和异质性取代了整体性、系统、结构、过程和‘宏大叙事’，“否认思维的系统统一性，坚持‘总体化’认识的不可能性，从而荒诞地封闭了通往整体性认识事物的批评性路径”。〔58〕
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消解论”，实际上就是后马克思主义对整体性思想的解构，其本质是反马克思主义。而对这种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回击，就是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三）多元马克思主义论
在当代社会科学的论坛上，“多元论”一度成为时髦的理论口号，诸如多元经济、多元政治、多元文化等等。在此鼓噪声中，马克思主义一元论似乎成为过时的僵化教条，为“能打破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西方的伽罗迪在《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明确提出要搞“多元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应有各种不同观点的竞争”和“它们之间的尖锐对立”。多元主义的唯心主义立场和固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使其必然成为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被其用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
可见，马克思主义“多元论”的本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世界各国结合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即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时代化，如中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论的前提下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多元化”。揭露和批判多元论，指出其对社会主义的危害性，是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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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创新工程“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子课题成果。课题组成员：潘金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范春燕，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
谭晓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贺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康晏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荀寿潇，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强化理论思维
理论修养是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切实做到学懂弄通做实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把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引向深入，要求我们不断强化理论思维，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勃勃生机。
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XJP总书记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具有深刻的理论根据、厚重的理论分量。它始终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论断，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和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它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结合改革开放新的实践，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等，这些科学理论正在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紧密结合时代要求和中国国情，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又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宝库。切实做到学懂弄通做实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求我们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把学习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
深刻把握“8个明确“和“14个坚持”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涵。“8个明确”是有着严密逻辑的理论体系。“8个明确”层层递进，从明确总任务到明确社会主要矛盾，从明确两大布局到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从明确依法治国总目标到明确新时代强军目标，从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到明确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相互衔接，充满着逻辑力量。“8个明确”中的每一个明确都有突出的理论创新之点，如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极大创新。“14个坚持”作为党的行动纲领，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14个坚持”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理论结晶：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等五个方面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科学认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等七个方面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升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两个方面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思想成果。“8个明确”和“14个坚持”充分说明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我们说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是因为它在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战略步骤、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说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新境界，是因为它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和活力；我们说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是因为它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新篇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增强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强调不断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为此，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增强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增强五大思维是提升领导干部理论思维能力的重要载体，增强战略思维就要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其最新成果即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战略逻辑，增强历史思维就要系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就要科学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增强创新思维就要完整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增强底线思维就要全面领会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第二，联系实际学习理论。当今世界，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先导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地把学习理论放在突出的位置加以考虑。学习理论不是空对空的学，而是联系实际来学。实际工作中到处都蕴含着理论的要求，要善于从实际中发现理论的脉动。第三，丰富知识素养强化理论思维。要丰富自身的自然科学知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使自身的知识系统化、整体化，从而把知识转化为理论思维的方式方法。发扬学到底、悟到位的精神，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执笔：辛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新...
党的十九大提出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地确立了今后30多年中要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两个目标的实现不限于单方面的经济发展，需要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就赋予了新时代社会建设新的历史使命和新特点，也决定了其新机制。
一、新时代社会建设新的历史使命
社会建设事关人民的美好生活、社会和谐、社会活力、公平公正，因此，在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基本现代化建设以及现代化强国建设中，负有重大的使命。
第一，社会建设肩负着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使命和功能。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虽然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体现在各个方面和领域，但最根本的还是“民生短板”。十九大报告中两次提到“民生短板”问题，而民生事业是社会建设的首要工作。解决好民生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都能分享到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第二，社会建设肩负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使命和责任。社会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加强社会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可以为国家治理注入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活力，可以更好地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拓展他们参与的空间。只有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性。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拓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拓展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些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第三，社会建设肩负着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顺利推进的使命。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与其他四大建设不仅是同等重要，而且是彼此互相促进、密不可分的关系，任何一方的缺位或者弱化都会削弱其他方面的建设，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基，因此必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是我国几十年发展中所获得的宝贵经验。
二、新时代社会建设的特点
新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新时代社会建设有着鲜明特点，概括起来新时代社会建设具有明确性、系统性、专业性和法治化等特点。
第一，新时代社会建设有着明确的目标指向。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新时代社会建设的目标：到2030年，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到2050年，“社会文明”与其他文明全面提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建设的目标指向，非常明确、清晰，当然任务也相当艰巨。
第二，新时代社会建设的系统性得到明显加强。一方面，社会建设内部的系统性，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社会组织发展、社会治理专业化和精细化、协商民主机制以及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挖掘等，彼此相互关联和支持，形成有系统的建设过程。另一方面，社会建设与其他四大建设之间形成系统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五位一体”，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它们之间具有系统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三，新时代社会建设的专业性要求明显增强。十九大报告对社会治理提出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的“四化”要求。其中专业化对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专业的事由专业人士来做。报告还进一步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通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专业服务，可以有效地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有了这样的社会心态，就可以抵御各种浮躁、短视、急功近利等不良风气，消除社会隐患，养成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新时代社会建设特别需要专业化知识、技能和人才。
第四，法治化是确保新时代社会建设长期永续的重要制度保障。不论是民生事业建设，还是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和社会多元治理、协商民主，不仅需要一套合理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而且需要参与者有法治意识、观念，要在行动上遵守法律规则，“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一体推进。
三、新时代社会建设的新机制
新时代社会建设肩负新的伟大使命，需要有新的建设机制与之相匹配。
第一，党建统领机制。“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把党建贯穿到社会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以党建引领社会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社会建设的重要机制。比如，所有社会组织都要建立党的组织，实现全覆盖，党组织将在社会组织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统领作用。同样，在基层民主治理和社会共建共享的治理中，党组织将起到把握方向、谋大局、定政策的作用。
第二，改革创新机制。改革创新是推进和深化新时代社会建设的关键。只有坚持改革创新，才能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和不利于社会建设推进的体制机制弊端，才能有效地突破阻碍社会建设的利益固化藩篱，才能吸收中外有利于社会建设的各种实践经验、智慧和知识。在社会建设领域，只有改革创新，才能激活社会活力，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才能使广大民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三，多元协同机制。社会建设不可能是单方面的事，而是多方面、多主体的系统干预过程，因此，多元协同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个机制体现在社会建设与其他四大建设之间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也体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里，更体现在社会建设内部的各个领域和方面。没有这样的多元协同，社会建设就会寸步难行。
第四，价值引领机制。新时代社会建设需要价值引领。没有价值引领的社会建设是没有方向的，更不能实现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生活美好和社会文明。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建设的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都是新时代社会建设的遵循。
（执笔：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
XJP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但仍然任重道远。要做到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不改变，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一定要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一、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
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廉洁问题，坚决反对腐败。建党初期，我们党很快淘汰了陈公博、周佛海等投机腐败分子。大革命时期，尽管亟需人才，但党对腐败分子绝不宽宥。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号召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要求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对投机腐败分子“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通过《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制定《中央巡视条例》等规章制度，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等训令，并且依法给予谢步升等腐败分子死刑等惩处。延安时期，我们党坚持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开展整风运动，制定《惩治贪污条例》等规章制度，逐步完善党的监督执纪机构，严肃惩处贪污腐败分子。解放战争时期，相继建立行政监察机构，为新中国纪检监察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坚决反对腐败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提供了坚强保证。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攻击，并提出“两个务必”的明确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开展整风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四清”运动等，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等机构，并不断完善机构设置、体制机制和职能定位，制定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党规国法，将腐败遏制到极低程度，实现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好社会图景。坚决反对腐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提供了坚强保证。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我们党“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等机构基础上，建立并逐步调整完善党和国家纪检监察制度体制机制，制定《关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在案件查处工作中分工协作的暂行规定》等规章，并对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腐败分子毫不动摇地予以严惩，对领导干部及其子女、配偶经商办企业、兼职等活动进行限制，坚决纠正招生招工、“农转非”等过程中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同时逐步深化行政审批、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部门预算、公共资源交易、党务政务公开等改革创新。坚决反对腐败为改革开放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强保证。
二、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从严从细抓管党治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
驰而不息纠正“四风”，作风建设取得突破。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八大后，反腐败打出的“第一拳”就是反“四风”。中央政治局颁布八项规定，从具体行为入手，以身作则立标杆、作示范。抓早抓小，着力解决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四风”问题，坚决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纪检监察机关主动出击，紧盯元旦、春节、中秋、国庆等关键节点，瞄准公款吃喝、公款送礼、公款旅游、公车私用、“会所腐败”等不正之风，信访举报、明察暗访、约谈函询、通报曝光、巡视监督等多管齐下，严格执纪监督。密切关注新动向，不断采取新招数，坚决防止不正之风反弹回潮。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四风”违纪行为呈逐年下降趋势，作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打“虎”拍“蝇”，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打“虎”拍“蝇”不做“选择题”、不搞“烂尾楼”，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高低，都一查到底，决不姑息。严肃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充分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决不是一句空话。织牢织密追逃追赃“天网”，深入开展“天网”行动，红色通缉令头号嫌犯杨秀珠等重点人员被缉拿归案或投案自首。全面加强防逃工作，深化同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的合作，新增外逃人数逐年下降。
扎紧制度“笼子”，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统筹推进、一体建设，不断扎紧扎密扎牢制度笼子。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重拳反腐有了“顶层设计”；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为开展巡视工作提供了基本依据；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监督执纪明确规范；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针对当前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围绕权力、责任、担当设计制度；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把监督执纪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可以清晰看到，以党章为根本、以一系列制度为内容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已经构成从严管党治党的“四梁八柱”，必将为管好党治好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筑牢理想信念，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又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的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着力补足共产党人理想信念这个精神上的“钙”。同时注重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采取多种措施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领导干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放到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部署，要求领导干部注重家庭、家教、家风，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三、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XJP总书记强调，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气力、更大的勇气抓紧抓好。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要坚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腐败不除、“挖山不止”，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深入学习贯彻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思想是行动的先导。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立足推进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来源于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是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XJP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对古今中外反腐败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经验的总结，是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行动指南。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就要深入学习贯彻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XJP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增强思想自觉，“明心见性”，砥砺行动自觉。要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坚持标本兼治这个管党治党的一贯要求。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需要经历一个砥砺淬炼的过程，要严字当头、实字托底，步步深入、善作善成。要坚持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既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要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坚决减少腐败存量，重点遏制增量。同时，坚定旗帜立场、紧盯目标任务，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从不敢、不能到不想，要靠铸牢理想信念这个共产党人的“魂”。要坚持共产党人价值观，不断坚定和提高政治觉悟，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要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坚定理想信念中的“强基固本”作用。党员、干部要不断提升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
进一步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建设。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如何依靠制度有效地防治腐败，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要积极稳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推动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全覆盖，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敢于坚持原则，完善配套措施，推动问责制度落地生根，以强有力问责督促各级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三转”，推进纪检机关内部体制改革，完善派驻工作机制，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执纪方式方法创新，及时将反腐败成果转化成为党纪党规和法律法规，形成可操作性强的反腐败法律体系，推动制定国家监察法。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抓紧构建不敢逃、不能逃的机制。
（执笔：蒋来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世界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
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继续放缓，复苏之路依然崎岖艰辛。一方面，全球价格水平总体稳定，就业状况有所改善，跨国直接投资止跌转增，企业并购活跃；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全球债务水平依然处于历史高位，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贸易保护和货币竞争风险提升。2016年世界经济预计仍会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2015年世界经济总体形势回顾
在世界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的总体态势下，各经济体增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2015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3.1％，比2014年低0.3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增速回升至2.0％，但回升势头减缓。其中，美国预计增长2.6％，比2014年提高0.2个百分点；欧元区增长1.5％，比2014年提高0.6个百分点；日本增长由负转正，预计增长0.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下滑为4.0％。其中，印度维持了增长势头，预计增长7.3％，俄罗斯、巴西则陷入衰退，增速分别为－3.6％和－3.0％。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陷入了整体负增长境地。
全球经济增速的差异性在就业上也有所反映。2015年10月，美国的失业率为5.0％，比一年前下降了0.8个百分点。欧洲劳动力市场也在持续改善过程中，欧盟整体失业率2015年9月降到9.3％，比一年前下降了0.8个百分点。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没有明显改善，也没有恶化。与之形成对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巴西的失业率明显上升，从2014年10月的4.7％上升到2015年10月的7.9％。俄罗斯的失业率为5.5％，与2014年相比变化不大。南非的失业率则仍然徘徊在25％左右的高位。
全球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率持续下降。2015年9月同比增长2.4％，比2014年同期下降0.8个百分点。导致这一结果的主因是发达经济体通胀率下降，2015年9月竟降至0.02％。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率2015年10月为0.1％，欧盟的消费价格调和指数同比增长率2015年10月为0.1％，可见发达经济体通缩风险显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货膨胀率总体保持稳定，2015年10月，南非、印度、巴西、俄罗斯分别增长4.7％、5.0％、9.9％、15.6％，巴西和俄罗斯已表现出典型的滞胀特征。
国际贸易步入负增长。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2015年1—9月全球出口总额按美元计同比增长－11.0％。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和日本的出口下降幅度相对较小，欧盟和加拿大相对较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中国的出口下降幅度相对较小，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阿根廷相对较大。贸易增长大幅度下降，提升了贸易保护和货币竞争风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结束，最早会在2017年生效。这是20多年来首个大规模诸边贸易投资协定，其影响将逐步释放。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有所增长。2015年上半年，全球跨国并购异常活跃，达到4410亿美元，比2014年上半年增长136％。2015年全球投资政策仍然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在各国出台的新投资政策中，85％以投资更加自由或促进投资为方向。投资自由化和促进措施在航空、电信和电子商务领域进展较大；限制措施主要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的投资领域使用一些审批规则。2015年新达成的中韩、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均有关于国际投资的内容。
全球政府债务状况没有明显好转。2015年发达经济体政府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2014年的104.6％微降至104.5％，其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3.4％下降到3.1％。尽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不高，2015年仅为44.3％，但是其引发危机的债务阈值也相对低很多。
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猛烈震荡。2015年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各主要股市均经历了先涨后跌的剧烈波动。全球各主要货币的汇率在2015年发生了较大波动。美元指数在2015年前三个月上涨9％，随后进入长达数月的震荡盘整期，但整体仍处于高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货币在2015年集体走低，巴西雷亚尔累计跌幅超过30％，位居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之首。主要发达经济体超低利率政策，货币政策深度分化特别是美联储加息预期，高债务重压下市场的敏感性与脆弱性，都放大了市场波动，提高了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度。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从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的1年时间里，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共下跌了39％，能源价格指数下跌了49.6％。各类非燃料大宗商品价格在2015年也大致保持了一致的震荡走低趋势。金属类大宗商品初级产品价格指数下降25％，农业原材料价格指数同期下跌了18％。预计2016年大宗商品价格将在低位继续震荡，且略有上扬。
2016年世界经济运行和趋势展望
综合研判后可以得出如下判断：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维持在3％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尽管爆发各种类型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高于20％，但如果金融危机真的爆发并且具有较强传染性，世界经济增长可能还会在此基础上下降1.0个百分点。至于石油价格走势，2016年在低位徘徊后略有上升的概率较高，支持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加大，以及美国加息后对美元汇率预期的相对稳定化。此外，需要引起重视的不确定性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达经济体需求管理的政策效果令人忧虑。为应对金融危机，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从2007年开始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种以降低名义利率和实施非常规量化宽松政策为主要手段的需求管理政策，在危机初期对遏制衰退和促进复苏发挥了一些作用。然而，发达经济体长期增长基础却不甚牢固。据美国大型企业联合会估计，美国全要素生产率过去3年增长速度几乎为零，未来10年工作年龄劳动力增长率将从0.6％降至0.2％，加上目前革命性科技突破仍在酝酿之中，这都意味着美国的潜在增长率将处于趋势性下降通道。在美国已经停止量化宽松政策并且转入加息周期之际，欧洲和日本与美国背道而驰的需求管理政策之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对发达经济体增长前景产生忧虑，更直接的原因还是它们长期过分依赖极度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做法，将会引发一系列有害于甚至断送经济复苏的后果。
第二，超低利率引发危机的风险不断积累。美英等发达经济体的超低利率不仅构成股市持续上涨并且大起大落的直接原因，而且成为不受或较少受到金融监管的影子银行业不断扩张的重要原因。金融稳定委员会最新发布的《全球影子银行监测报告》指出，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总资产2015年已升至全球经济总量的128％，与2008年历史高点仅差两个百分点。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司也受到低利率的诱惑而大举借入美元债，为货币错配进而引发危机埋下了伏笔。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使一些本该倒闭的企业得以勉强维持，同时本该进行的结构改革与调整一再推迟。一旦发生新的危机，各国央行的利率操作空间将十分狭小。
第三，全球超高债务水平对金融稳定带来威胁。低利率和高负债是一个自我强化并终将崩溃的组合。债务水平高企必然要求维持较低水平的利率，这又促使借款成本降低，反过来加速债务累积。低利率还和资产价格上升并存，使资产负债表看上去不那么捉襟见肘。这一方面提升了进一步负债的空间，另一方面刺激了泡沫的形成和积累。然而，一旦利率、负债水平和资产价格组合中的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比如加息、杠杆控制和流动性不足或者资产价格下跌，就会造成连锁反应式的金融市场波动甚至崩溃。一些经济体目前已经出现低利率、低增长和高负债这一“有毒组合”不断积累的趋势。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15年前10个月跨国企业债务违约99起，近15年来仅次于2009年的222起，防止债务进一步积累的趋势已迫在眉睫。
第四，美联储2016年加息的时间、速率和力度仍存在不确定性。促进增长与就业、维持物价稳定，构成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然而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和通胀率所显示的信号是相互矛盾的。2015年10月失业率已经低至5.0％，经济增速也基本令人满意，这和对高额负债的深度担忧一道，成为美联储在2015年底加息的基本原因。与此同时，美联储实现物价稳定的具体目标是把通胀率控制在2％以内。虽然扣除能源和食品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在2015年10月已经同比增长1.9％，但个人消费支出同比仅增长0.1％，相比2014年同期下降了1.3个百分点。这表明美国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余地仍然较大，加息造成通货紧缩的风险依然存在，尤其是加息的时点和力度如选择不当，可能给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造成伤害。
第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出现持续下滑趋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出现了结构性放缓与周期性放缓叠加的局面。结构性放缓是指潜在增长率偏离历史平均水平的变化，即潜在增长率下降，其中起作用的是一些中长期因素；周期性放缓是指实际增长率偏离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其中起作用的是一些短期因素。未来几年，中长期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安排、基础设施、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等四个方面；短期因素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因过度担心通胀和抑制资产泡沫而引发的经济低迷风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自身金融过度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引发的金融动荡风险，以及各国为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可能奉行的竞争性汇率政策。
第六，许多经济体内外政策和结构改革不同程度地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断掣肘。经济政策的政治化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经济问题的解决。但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在那些所谓“民主国家”，内外政策的高度政治化更多是在发挥负面作用，固化或偏袒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必要的改革。一位欧洲政要在希腊债务危机最严重时说的话颇具代表性：“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但不知道做了以后能否获得连任。”在此，政治考虑先于经济考虑，短期需要压倒了长期目标，做正确的事让位于做于己有利的事，党派诉求高于国家诉求，本国利益超越全球利益。这种经济政策不断政治化的倾向迟滞了各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也加大了全球经济问题的解决难度。（执笔：张宇燕）
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拉美左翼执政动向及前景
所谓的左翼和右翼轮流执政的“钟摆效应”，实质上是拉美国家为了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发展起来的调控机制。
当前的拉美左翼政府是指自20世纪末以来拉丁美洲地区国家中由左翼政党执政的政府。一般说来，包括委内瑞拉、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8个国家的政府，这些国家的领土面积总和大约占拉美地区总面积的71.8％，人口大约占拉美地区总人口的53.8％。2015年11月，阿根廷左翼执政党在大选中落败，拉美左翼执政周期很可能终结。当前，拉美左翼政府正面临执政挑战，政策调整和执政周期的变化势必对中拉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拉美左翼的三次执政周期
20世纪初至今，无论是作为政党，还是社会运动，无论是上台执政还是作为反对派，左派一直是拉美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虽然屡遭挫折，但多次东山再起，显示出强大韧性。
20世纪初期以来，拉美左翼出现了三次执政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初，随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拉美出口经济繁荣和现代化的起步，尤其是城市化的发展，传统寡头政治出现危机，新兴社会力量如城市工人、贫民和中间阶层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冲击的传统阶级，如农民、印第安人等纷纷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一些新兴的政治领袖依靠上述社会底层的支持，向传统的寡头集团提出了挑战，掀起了拉美第一次左翼政治运动的高潮。这一时期的左翼取得政权的有乌拉圭的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1903—1907，1911—1915）、秘鲁的吉列尔莫·比林古尔特（1909年任利马市长，1912—1914年任总统）、阿根廷激进党的伊波里托·伊利戈延（1916—1922，1928—1930）。上述政权往往采取措施改善城市贫民处境、发展民族经济和教育等。还有未能上台执政但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左翼政党秘鲁阿普拉党。
第二次是在20世纪40—60年代。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最初的反应是恢复传统的增长模式，右翼和保守派发动了一系列政变，如乌拉圭和阿根廷等国。随着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断发展壮大，再次出现了左翼执政高潮。这一时期取得政权的有墨西哥的拉萨罗·卡德纳斯（1934—1940）、阿根廷的胡安·多明戈·庇隆（1946—1955，1973—1974）、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加斯（1930—1945，1951—1954）、厄瓜多尔的何塞·玛利亚·贝拉斯科·伊瓦拉（1944—1947）。在这个执政周期，左翼政府推动工业化和国有化，鼓励工人建立工会，改善社会福利，扩大政治参与等。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危机逐渐显现，拉美右翼军人在美国等西方势力的支持下通过政变上台，导致此次左翼执政高潮宣告结束。但左翼并没有销声匿迹，1970年智利的阿连德组成人民联盟政府、1973年庇隆第二次当选总统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厄瓜多尔人民力量集中党候选人海梅·罗尔多斯·阿吉莱拉和阿萨德·布卡拉姆相继当选总统。
第三次是20世纪末至今，拉美出现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寻求替代模式的左翼执政高潮。自1999年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执政以来，拉美左翼实现“群体性崛起”，改变了拉美的政治和外交格局。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还打出“21世纪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美国主导的经济一体化，主张拉美地区一体化。正是在左翼的主导下，拉美成立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这是中拉整体合作的前提和基础。然而，最近两年左翼执政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阿根廷左翼政党已经下台，巴西、委内瑞拉等主要左翼执政国家危机重重，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的左翼政府也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
拉美国家左翼势力的本质
当前在拉美国家执政的左翼政党都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而是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左翼力量，拉美地区正在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古巴共产党；拉美左翼政府也不是社会主义政府，当前拉美只有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甚至巴西的执政党也都打出过社会主义的旗号，但这些政党和政府执政以来所推行的变革属于“体制内变革”的范畴。所谓的左翼和右翼轮流执政的“钟摆效应”，实质上是拉美国家为了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发展起来的调控机制。因此，不管是左翼政府还是右翼政府，本质都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控与发展。
在经济上，左翼政治势力重视分配，但往往忽视增长，甚至为了争取政治支持过度分配，损害经济增长，甚至导致经济危机；右翼政治势力往往重视增长，但忽视分配，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在政治上，左翼政治势力鼓励政治动员和参与，但往往无力控制和疏导这种参与，忽视秩序，甚至为了保住执政地位修改宪法，延长任期，破坏民主原则和程序；右翼政治势力则重视秩序，往往限制民众政治动员和参与，甚至不惜为了维持稳定，压制底层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民主权利。当然，左翼和右翼政治势力执政也是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发生的，执政周期与经济上的大周期是一致的。如本轮左翼政治势力执政周期就是在适应经济上反对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作用甚至干预的背景下发生的。
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是通过左右翼政党的轮流执政实现上述调控的，既有政治上的调控，又有经济上的调控。当然，实现上述调控有时也伴随着一定时期的政治动荡甚至流血的政变。但无论是流血的军事独裁，还是激进的社会民主运动，最终都没有脱离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框架。随着拉美地区资本主义民主化的不断发展，军人政治势力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政治上的左翼和右翼政治势力依照竞争性的民主规则轮流执政，巩固了当前拉美地区实行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这一制度的不断巩固，不仅实现了政府对国家多个层面的宏观调控，而且还保持了国家政治运行的相对稳定。
拉美左翼不断崛起的根源
拉美左翼为什么屡遭挫折仍能东山再起，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呢？
第一是拉美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建立。19世纪初的拉美独立运动是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发生的，独立后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拉美左翼有了通过议会斗争和竞争性选举取得政权的可能性。
第二，拉美的精英政治逐渐向大众政治转变。20世纪以来，在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推动下，拉美的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不断提高，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任何政党和政治领导人都不能忽视这种力量。对于底层的政治诉求，左翼和右翼的态度不尽相同，在政治上也就出现了左翼执政和右翼镇压甚至军事政变等不同结果。
第三，拉美左翼历史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在拉美地区的传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中国和古巴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为拉美左翼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第四，拉美国家长期以来缺乏深刻的社会变革，贫富分化现象严重，存在大量中下层人口，中下社会阶层不能合理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而左翼的主张迎合了广大贫困阶层要求社会变革的愿望，为左翼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
第五，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执政，拉美国家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增长与分配、参与和秩序、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这也是拉美政治格局出现“钟摆效应”的重要原因。
当前拉美左翼政府的最新动向及其前景
自查韦斯1999年上台执政以来，拉美出现了左翼政府“群体性崛起”的政治现象，迄今已延续了将近20年。目前来看，这个颇具特色的政治周期可能走向终结。首先，阿根廷的阿里斯蒂娜政府在2015年11月的大选中落败，已被中右翼的马克里政府取代，在内政外交等方面对左翼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2015年12月，马克里就职后立即执行“震荡疗法”，实施汇率自由浮动、废除外汇管制的政策，阿根廷本币一度暴跌41％。有学者认为，拉美“向左转”的动力和社会主义潮流的动力正在消失，该地区将会随着阿根廷的政党轮替启动“向右转”模式。
其次，除阿根廷左翼政党已经下台外，巴西、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左翼执政党也面临严峻挑战。
在巴西，民主运动党脱离执政联盟走向了执政党劳工党的对立面，主张弹劾罗塞夫总统。截至2016年5月，巴西众议院已经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对罗塞夫的弹劾案，参议院则以相当快的速度以过半数通过弹劾案，罗塞夫被暂时停职180天；如果弹劾案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罗塞夫将被弹劾下台。
在2015年12月委内瑞拉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执政的左翼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统一党在选举中失去了多数席位。这是委内瑞拉左翼执政16年来遭到的最重大失败，反对派则以近三分之二的优势控制了议会。目前，委内瑞拉反对派达成共识，要在6个月内迫使马杜罗总统下台。以卡普里莱斯为首的反对派主张通过罢免公投的方式，目前该程序已经启动。
厄瓜多尔也面临油价下跌和经济下行的压力，但科雷亚总统依赖其执政以来经济稳定增长和执政党在国会的控制地位，政权仍然相对稳固。但迫于当前拉美左翼面临的形势，科雷亚在2015年11月宣布不再参加下届总统选举。在玻利维亚，2016年2月的修宪公投否决了莫拉莱斯总统寻求连选连任的可能性。如果上述国家左翼政府“退位”，南美政治版图将再次大改组。
尽管如此，拉美左翼政党下台或面临执政困难并不意味着左翼力量会一蹶不振，不排除其在一定条件下卷土重来。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拉美主要国家仍然处在左翼执政周期。智利左翼执政联盟领导人巴切莱特本届任期到2018年；玻利维亚左翼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莫拉莱斯将执政到2020年；委内瑞拉查韦斯派的马杜罗总统只要在2016年通过罢免公投，将执政到2019年；乌拉圭巴斯克斯领导的广泛阵线也将执政到2019年；巴西劳工党仍然在执政，直到2018年。下一阶段，拉美政治格局可能呈现左、右翼交替当政的局面，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右翼或中右翼政府数量出现的会更多，进而可能出现向右翼执政周期过渡的情况。从一般经验来看，右翼政府可能在政治上更亲近西方，但在经贸合作方面也更具开放色彩。（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杨建民执笔）
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
XJP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红军长征是20世纪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1.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革命道路是极端艰难困苦、曲折复杂的，但革命的正义性和人民性决定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在延安建立牢固的革命根据地，并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正是靠着始终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中国革命走出困境、开创新局；也正是靠着始终闪耀着火热光芒的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
革命理想信念蕴涵着救国救民的真理、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指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道路与方向。革命越是艰难，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则愈加彰显信仰和精神的力量。正是胸怀崇高而伟大的革命理想信念，红军指战员即使在长征的行军途中也不忘学习文化。老红军王定国回忆说，当时，在长征的队伍中，走在前面不少战士的背上都写着字，而且每个人的字都不一样，这样可以一边行军，一边学文化。因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革命理想信念是红军指战员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铸造了红军指战员高尚的思想境界、坚强的意志品质和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张闻天在1938年4月12日发表的《论青年的修养》一文中分析长征胜利的原因时说：“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的表现出了它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不然，长征这一人间奇迹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也是不可以想象的。
2.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成熟起来，并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长征坚持党的领导，克服了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左”倾路线错误，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是中共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随着长征的胜利，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面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抗日民族革命战线。
长征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党的群众观点，紧紧依靠和组织人民群众。长征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红军在长征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维护群众利益，为群众办事，帮助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同时向群众广泛宣传革命道理，宣传“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党”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在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坚持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加强民族团结。如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结为兄弟；又如在四川甘孜建立了革命政权“博巴政府”，成为其后民族区域自治的雏形。红军在长征途中一次次遇到险境，都是在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脱离的。人民群众是长征胜利的坚强后盾，群众路线是长征胜利的生命线。
3.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伟大的长征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传统美德的一种生动写照，并且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红军指战员之所以能够克服千难万险，长征之所以能够胜利，既靠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又靠艰苦奋斗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革命理想与艰苦奋斗精神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转化并形成为红军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漫漫长征，万水千山，千难万险，危机重重。红军指战员既身处国民党数倍于我的兵力的围追堵截，又要经受恶劣自然环境的严峻考验；既面临正确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又面临团结与分裂的斗争。老红军王诚汉回忆说，长征最大的特点“就是打仗、走路”，“最让人心中没底的是不知道今天夜宿何地”。饥饿也是长征的大敌，毛泽东说：“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五十天没有饭吃，吃树皮，这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红四方面军被迫三过草地，作为过草地的最后一批红军的张力雄回忆说，“左右1000米内能吃的野菜早被先头部队吃光了”。于是，他们就以枪皮带、皮腰带和土造牛皮斗篷等充饥。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随时受到敌人、饥饿、伤病、雪山和草地等多重威胁，不仅遭遇生存极限的挑战，而且随时都有倒下去牺牲的可能。
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用“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诗句，生动地描绘了红军指战员面对艰难险阻不畏惧的精神风貌和战天斗地的革命气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长征中，红军指战员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平均每行进1公里，就有3至4名战士牺牲。中央红军到陕北时，从8万多人锐减到七八千人。红军长征惊天地、泣鬼神，冲破了“敌军围困万千重”，经受住了生与死的残酷考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英雄赞歌。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它根植于5000年中华文明，上承井冈山精神，下启并融入于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并不断与时代特征相结合而丰富发展。继承和发扬好长征精神，必须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执笔：宋月红）
钟君：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
XJP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科学阐述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阐明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基本形势、基本思路、根本要求和主要任务，系统论述了事关哲学社会科学性质、方向和前途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深刻回答了发展什么样的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一重要讲话，体现了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指导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献，为做好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真正的哲学社会科学不应只是玩弄概念，也不能只是纯逻辑推演，而是来源于实践，既能够解释和回答现实问题，又能正确解决问题并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就是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有效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界面对“中国奇迹”和“成长烦恼”解释现象、总结经验的能力和解决问题、构建体系的能力，为谱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提供学理支撑。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是真科学、大学问，而不是假标签、空口号。马克思主义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研究对象、以实践为检验标准，是包含着科学本质的名副其实的真理，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和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必然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道的必然规律；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金钥匙。今年是马克思诞辰198周年。多年来，一些人使出浑身解数试图证明马克思“已过时”，却令马克思的“未过时”不证自明。马克思的理论总是“被过时”，恰恰证明马克思主义“没过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境界，谱写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篇章。XJP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系统阐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深刻论述、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正确认识、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新发展理念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当代中国最鲜活、最科学、最有效的中国理论。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其实质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XJP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就始终贯穿着唯物辩证法。例如，他强调要正确看待和处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强调要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战略性、系统性思维，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既看存在问题又看其发展趋势，既看局部又看全局，提出的观点、作出的结论要客观准确、经得起检验，在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强调既向内看又向外看，既向前看又向后看；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强调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强调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把软约束和硬措施结合起来等。
二、坚持问题导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就是时代的呼唤，问题就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理论创新。中国理论的创新只能从中国问题开始。发现和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只求满足自己的思辨爱好、个人兴趣，甚至为了吸引眼球，标新立异，建构这个体系、那个体系，去研究一些所谓的“学术问题”，实际上是吓唬外行的稻草人、纸老虎，其实就是伪问题、假学问。
首先，要发现和解决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存在的问题，要着力解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问题；着力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的问题；着力解决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的问题；着力解决学风方面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的问题；着力解决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高水平成果不多，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问题；着力解决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聚焦我国发展和我们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聚焦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具体说来，就是按照XJP总书记的要求，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经验。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也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明确了当前研究和攻关的方向。
三、坚定文化自信，构建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理论自信来自于实践自信。当前，中国尽管遭遇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放缓，但仍然处于世界前列，经济增量依然相当可观。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得对、走得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立得住、信得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境界。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XJP总书记以非凡的理论勇气、高超的政治智慧、坚韧不拔的历史担当精神，把握时代大趋势，回答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基本遵循，更加彰显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贯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也只有基于这样的文化自信，才有可能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才能让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从而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和“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四、善于融通一切文明资源，不断实现理论创新
在深刻变革的时代，解决中国问题不能简单套用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也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更不能简单套用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和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教科书可用，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葫芦画瓢的做法都无济于事，只有通过融通一切文明资源，不断实现中国理论创新而加以实现。
“融通结合”是重要的创新方式。实践的客观性和历史的承续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理论创新，但其创新的方式绝不是割断历史、否定历史的“独断式”创新，而只能是“综合式”创新，只能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其基本形式只能是“融通结合”。因此，要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进行中国理论的创新，就需要按照XJP总书记的要求，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等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五、创新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理论
话语表达与理论内容绝不是隔绝孤立的，话语概念中蕴含着理论实质，理论逻辑中塑造着话语内涵。当前，中国理论迫切需要使用中国话语进行表达。正因为如此，XJP总书记强调，要不断推进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符合中国实际，概括中国理论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正在不断生成。
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的提出，区分了价值观念与价值事实，既包含了民主、法治、公正、自由等人类共同价值观念，又强调了其社会主义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与偷换价值观念和价值事实的概念，混淆真理性话语与政治性话语，以抽象的共同价值观念为幌子，推销其具体的资本主义观念和制度的虚伪的西方“普世价值”相比，高低自现；“依宪执政、依宪治国”提出，避免了被所谓“宪法政治”的话语所迷惑，防止了罔顾宪政在西方理论上的明确内涵，落入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陷阱；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结果公平和实质正义的内涵，显然比起点公平和形式正义更符合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经济新常态概念的提出，生动准确地概括了当前的经济形势，有力地避免了人们对经济增速放缓的悲观情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显然比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更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更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这些新概念、新表述的不断出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并且正在彰显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钟社文：牢牢把握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的主题
核心要点：
■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过治国理政历史接力棒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无论是封闭僵化的老路，还是改旗易帜的邪路，都是绝路、死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稳定中国，才是一条通往复兴梦想的康庄大道。
■当前，我国发展虽然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科技创新孕育新的突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日益迫切。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我们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越近，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越大。
■以人民为中心，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
■必须不断提高解决改革发展问题的本领，克服“本领恐慌”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需要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为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而必备的看家本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形成的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升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在当今世界深刻复杂变化的情况下，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全面准确把握和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鲜明主题。
一、举旗定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
党的十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会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前行，曾一度成为国内外热议的焦点。有的想拉回到老路上，有的想引导到邪路上。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过治国理政历史接力棒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无论是封闭僵化的老路，还是改旗易帜的邪路，都是绝路、死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稳定中国，才是一条通往复兴梦想的康庄大道。
三年多来，XJP总书记谆谆告诫全党，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其他什么化，“我们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强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它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和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它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因此，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始终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把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贯穿治国理政的主题，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保持清醒坚定，保持强大前进定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虽然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毕竟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深刻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逐步形成了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
丢掉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经”，抛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不仅国治不好、政理不清，而且会重蹈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覆辙。这丝毫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二、谋篇布局：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
明确了“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就要解决“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就是紧紧围绕“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谋篇布局的。
党中央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美好夙愿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树立了居于引领地位、团结人民奋斗的共同梦想。XJP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一奋斗目标的确立，是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是党和国家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这一奋斗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大大提升，意味着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向上、文明开放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意味着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鼓舞下，全体人民辛勤劳动、埋头苦干，各级干部以身作则、真抓实干，“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党中央提出的切合时代特征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符合实践要求的顶层设计。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注重谋划全局性、战略性、长远性的重大问题，逐步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为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党中央提出的符合国情的新发展理念，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破解难题的发展之路。当前，我国发展虽然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科技创新孕育新的突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日益迫切。面对中国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发生的新变化，党中央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创新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新发展理念，是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党中央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了新的格局。党中央提出在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积极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在把握国际战略格局、全球治理体系、全球地缘政治棋局、综合国力竞争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上，建设同中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等等，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成熟定型。
三、接续奋斗：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要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把这篇大文章更好地接续写下去，特别强调以下几个关系全局的根本性原则。
必须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我们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越近，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越大。能否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能否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因此，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从严，要害在治。必须着眼于政治灵魂建设，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理想信念之“钙”，以防“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必须打造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从党性修养出发，把作风建设定位于永远在路上；必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抓好管好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和一般干部“普遍多数”；必须按做合格党员要求，引导每个党员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必须依法治要求，全速推进治党、管权、治吏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唯有如此，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才能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不断保持，进而才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我国发展航船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航道破浪前进。
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了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这与增进人民福祉、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并不矛盾。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紧紧依靠人民，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必须不断提高解决改革发展问题的本领，克服“本领恐慌”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需要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为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而必备的看家本领。要提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本领，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在理论与实践双创良性互动中，发展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提高学习本领，牢固树立、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战略问题，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以应对改革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只有掌握这些本领，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带领人民走对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周淼：国外左翼学者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困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复苏乏力，至今仍然没有结束低迷、走出困境的迹象，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发出预警，指出更大的危机正在酝酿。在这种背景下，西方政治极化、民主失灵、社会动荡、贸易纠纷、地缘政治危机等问题也日益严重。危机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的深层次矛盾，国外许多左翼学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结构性、系统性危机。
一、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危机的复杂性
进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外左翼学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危机的成因和表现形式更具复杂性、结构性。
1.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积累的结构性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是靠资本积累来推动的，资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同一过程。因此，不少国内外学者认为资本积累理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美国的社会结构学派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一整套促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的制度，这一整套制度就被称为“积累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在生产集中和垄断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垄断资本，也形成了以维护金融垄断资本利益为核心的积累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国家愈发明显地以保证金融垄断财团的利益为根本原则。结构性危机的概念最初仅指资本主义经济部门之间结构变动产生的危机。垄断资本的形成使资本主义系统性、整体性增强，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其要素之间的关系譬如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严重失衡，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会引发其他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造成全面结构性、系统性危机。从1973年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入了停滞或低速增长时期。因此，国外学者拓展了结构性危机概念的外延，把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和再分配领域的长期失调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和衰退，乃至整个国家处于危机状态，作为结构性危机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体现在积累过程就是资本积累的矛盾，国外一些左翼经济学家如弗兰克、曼德尔、阿明、福斯特等也把资本主义危机称作一种长期的资本积累的结构性危机。社会结构学派更是直接把资本主义危机称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危机。因此，从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角度，通过分析资本积累体制和机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2.经济危机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危机的周期性特征比较明显，它要经过消沉、繁荣、危机和停滞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危机是一种结构性危机，危机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许多复杂的特点。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加强，虽然阻止了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经济周期四个阶段的交替进程逐渐趋于模糊，却难以解决资本主义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和危机，使得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的相对停滞状态。美国垄断资本学派代表性学者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的绝对数量日趋庞大，而资本的出路却日趋狭窄，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长期停滞趋势。长期停滞和经济危机也引发了社会危机，比利时学者曼德尔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标志，就是社会制度越来越倾向于爆炸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这种危机直接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不能简单地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停滞和腐朽性理解成生产和技术的停滞、不发展、不增长。列宁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二战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长达20年的黄金增长期。对此，巴兰和斯威齐认为，推动资本主义战后经济增长的原因有战后美国霸权的确立增加了对美国商品的需求，战争破坏的恢复重建，战争时期积累的消费力的释放，技术革命的作用等等。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因素的积极作用被耗尽，因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资本主义又陷入生产停滞的状态。美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克莱曼计算了美国1929—2009年的利润率变动趋势，认为这一时期资本的利润率始终没有得到持续性的恢复，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和垄断资本主义深陷结构性危机之中的论断。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也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过去几十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活力的持续下降，整个经济体系资本回报率严重而无可挽回地下降，这一趋势跨越各个经济周期一直延续至今。
二、当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系统性危机
1.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为了走出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了新自由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政策背景下，金融垄断资本没有使强制性的危机自然发生，使多余的资本破产，反而采取经济金融化、泡沫化、全球化的办法使这场危机被拖长，金融垄断资本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通过与实体经济相脱离的虚拟经济主导的全球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种新的资本金融化积累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演化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体系。美国学者福斯特认为，过去30年，资本主义变化的特征通常被人们用三个词概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其中金融化、金融资本是主导力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扩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认为，金融化、放松管制、去工会化和压制劳动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几大要素。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核心，是采取围绕金融垄断资本利益运转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并以此来塑造社会整体结构。因此，一些国外左翼学者认为现代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将西方国家在全球的霸权看作是一种网络型的权力结构，通过网络节点控制国际社会。主导性的民族国家、重要的资本主义公司、超国家的机构，以及其他全球性主导力量构成了帝国霸权网络中的关节点。依托这些网络权力节点和相关制度安排、学术话语生产，美国和西方建立了一整套最大限度服务于美国及国际金融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社会结构，从而获得巨量垄断利润。
2.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结构性、系统性危机。2008年以来发端于美国的金融经济危机，直接原因是资本主义通过新自由主义以经济金融化的方式来克服停滞趋势的后果，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作用和结构性矛盾的爆发，即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发展，导致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的状况越来越恶化，最终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资本主义克服“滞涨”危机，却在资本主义内部造成了更为严重和失衡的结构性矛盾，除资本与劳动关系之外，还有政府与市场，投资与消费，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与实体资本、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极度扭曲，从而使结构性的危机爆发。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重要学者大卫·科茨就认为，当前的危机不是周期性的经济衰退，而是积累结构型危机。每种社会积累结构都是一套旨在促进资本积累的长期而又连贯的体制，当制度下的矛盾加剧，无法促进资本积累的时候，就会引发长期的结构性危机。经济危机也深深地影响到了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和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这些领域出现一系列乱象。因此，这又是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危机。危机的爆发也宣告了西方福利国家制度的衰退，由于主权债务危机和政府财政赤字，西方国家大力紧缩政府开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导致民众不满。同时，族群之间、阶层之间矛盾增长，排外、极右等极端情绪在社会集聚，基于文化、民族、宗教的冲突不断，表明资本主义已经陷入治理的困境。
危机的爆发，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层之间以及资本阶层内部之间的矛盾、内斗，再加之西式周期性选举政治、竞争性政党体制的放大与共振，使西方政坛乱象丛生，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日益衰败和失灵，连弗朗西斯·福山也感叹美国民主已经严重变质，民主政治体制的实际运行过程日益退化为“否决性政体”。危机也使一股强烈的资本主义反思浪潮在全球学界和舆论界涌现。
三、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和困境的前景分析
1.资本主义对危机的调控及前景分析。历史上危机时期大规模的资本消灭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客观条件。但进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如果危机时发生大规模的资本消灭和失业，将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和社会混乱，发生严重的资本主义统治危机。因此，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常要对危机进行调控。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认为，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下美国经济已经空心化和金融化，美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在于重新振兴和发展实体经济，建立劳资妥协的调节式的积累体制和生产关系。但是，美国政府已经被金融资本绑架，财政危机深重、债务高悬，无力也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限制金融资本、加强监管、振兴实业，消除两极分化、促进消费。事实上，此次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的调控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而是首先极力拯救私人银行家和金融家，试图通过拯救金融系统来促进经济复苏。近年来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许多国外左翼学者认为这主要还是依赖量化宽松和印钞等金融、地产泡沫及其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但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程度，不会带来经济实质上的复苏，却使美国经济面临着新的更大的危机。至于依靠和等待新的科技革命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方式，现在新的大规模和大范围的技术进步尚未出现，即使出现也只是在局部缓解资本主义危机，修复和维系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
2.资本主义向世界转嫁危机的分析与展望。内部的调控难以摆脱危机，资本主义霸权国家转嫁危机、制造全球动荡的急迫性更甚。国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发出了预警，他们认为人类现在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艰难、最复杂多变的时刻，帝国主义除了向劳动人民转嫁危机外，还加紧制造国际紧张形势。丹麦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积累导致了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人类历史正走向新的世界战争时代。战争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主要手段，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在大战毁灭造成的大量投资机会的基础上发展了近30年。二战后世界进入核武器时代，资本主义不再敢发动主要大国之间直接的大规模战争，但经常在全球一些重要能源、战略要地，玩弄战争边缘游戏，采取刻意制造地缘政治紧张、策动颜色革命、发动代理人战争等一系列非常规方式，配合其加息、量化宽松等经济金融政策，周期性地制造相关国家的金融经济危机，驱使资本回流以支撑其金融泡沫，收割一些国家的财富以缓解危机。西方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体量巨大危机深重，只能靠瓦解和控制一个大国才能汲取“战略红利”，为其天文数字的金融泡沫买单。近年来，美国在中国周边热点地区不断进行战略挑拨、战略分化、战略挑战和试探，近期又伺机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等，其意图极其险恶，对此我们应有清醒认识并保持战略警惕。
3.危机与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和积累、发展方式转型。许多国外学者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资本主义长波萧条阶段的结尾期，资本主义陷入了一种无所适从的困境之中。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痼疾，是难以摆脱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世界呼唤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制、发展方式和积累体制。近年来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大幅攀升，也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道路的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一条文明型、和谐型、共享型发展道路和积累体制借鉴。一些国外左翼学者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这场危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期待一个强大且团结的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周淼宋丽丹康晏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左翼思潮和运动研究
——2019年国外左翼思想研究概览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呈现新的变化。针对当前世界面临的诸多挑战和紧迫任务，2019年国外左翼学者希望能够回答一些热点问题，以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生命力。
一、国外左翼思想研究最新发展动态
2019年，国外左翼学者发表了大量研究马克思本人及其思想当代价值的文章，对当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批判。2019年也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外左翼也越来越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意义特别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广泛探讨。与此同时，国内学界对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评析，对国外左翼学者关于数字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危机等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译介和讨论。
2019年6月，纽约左翼论坛在布鲁克林召开，会议主题是“左翼还需要做什么”。社会主义大会成为美国当下左派的重要集会场所。7月，美国社会主义大会在芝加哥召开，会议主要围绕资本主义的困境与危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回应现实问题、寻求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斗争与策略等主题展开；“马克思主义节”在伦敦举行，主办方是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主题是“社会主义理念的节日”。10月，“呼吁社会主义”组织在伦敦举办“2019革命节”，纪念英国的革命历史———从19世纪的宪章运动到1926年的总罢工，再到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并就时事、历史、哲学和经济学等问题进行讨论。11月，由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第十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中外学者聚焦论坛主题“新中国七十年与世界社会主义”展开热烈研讨。11月5日，第六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在中国矿业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围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70年”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交流。
二、国外左翼思想重要理论与热点问题研究
1.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帝国主义问题一直是21世纪以来西方左翼理论界的研究热点。近年来，大卫·哈维、约翰·史密斯等学者围绕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适用性及发展展开了争论。史密斯认为，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以及国家政权高度相关，金融资本能够将阶级矛盾转移为地域矛盾。随着利润下滑、国际竞争加剧，当今时代比过去几十年都更具有战争爆发的危险。美国学者因坦·苏万迪、R.J.约恩纳、福斯特从全球商品链的角度，对新帝国主义作了分析。他们认为，21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国家经济的简单集合，各国都深深地内嵌于全球商品链之中。垄断金融资本建立了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国际分工，要剖析当代帝国主义本质，就必须离开自由贸易占主导地位的交换领域，进入存在极高剥削率的生产领域。全球化剥削主要隐藏于劳动价值商品链及其背后的全球劳动套利机制中。1福斯特指出，当今世界处于帝国主义晚期，也是垄断金融资本全球化和经济停滞、美国霸权衰落和世界冲突加剧的时期，预示着地球灾难或新的革命开端。更广泛的人类斗争必须建立在南半球人民的持续革命抵抗的基础上。2谢富胜等人介绍了国外学者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最新争论，认为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未改变，但其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特征。3
2.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深入分析和批判
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是国外左翼学者始终关注的议题。福斯特指出，新自由主义是统治阶级推行政治意识形态建设的综合工程，它与垄断金融资本的崛起相关，其主要战略目标是将国家嵌入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之中，打造绝对资本主义体系，从而使当代人类生存和生态陷入更危险境地。4印度学者罗特萨·帕特内克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已经走入死胡同，其中全球生产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是导致其走入死胡同的主要原因。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还突出表现在世界经济因美国互联网和房地产泡沫遭到重创、第三世界通过增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基本终结、国际收支失衡席卷整个第三世界、法西斯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再次兴起等方面。5印共总书记西塔拉姆·亚秋里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危机造成资本主义政治右倾化，帝国主义的军事和政治侵略及帝国主义之间内部矛盾加剧；全球许多地区对右翼政治势力崛起的抵制增加。6
3.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新变化的探讨
福斯特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及其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刻论述。他指出，进入21世纪还不到20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经失败，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重新抬头。解决眼前危机的方法既是社会的，也是生态的。7苏珊娜·杰弗瑞针对2019年全球气候运动指出，全球帝国主义由于国家和资本利益在减少，化石燃料使用方面未取得任何进展，只有动员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推动上述问题的解决。8数字资本主义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德国学者菲利普·斯塔布、奥利弗·纳赫特韦从对市场和劳动的控制角度，提出数字化已经成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元趋势。一些后资本主义理论家们认为，信息技术使工作的废除成为可能，劳动力摆脱了合理化与控制的枷锁。通过分析亚马逊公司案例，他们认为目前劳动过程合理化是企业竞争战略的关键，数字控制的扩大和数字经济企业所采用的组织结构是资本主义劳动扩大而非其减少的证据。9蓝江对国外学者的数字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了述评。他认为，数字异化劳动正在成为新的抽象统治。为了打破这种数字异化劳动，人类必须实现数据共享，重新从数据的视角来审视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的希望。10
4.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世界意义的研究
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以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积极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中国发展经验表明，凡是真正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都无法绕开中国经验。承担人类进步先驱者角色的，18世纪是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20世纪是俄国的十月革命，21世纪将由中国担当。11俄罗斯学者H.A.斯卢卡等人认为，中国成功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并把经济增长的内外因素相结合是中国经济快速繁荣的关键。12前罗马尼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托马·伊万认为，中国普遍繁荣反映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等领域的众多成就，会成为对世界一些地区非常有吸引力和鼓舞人心的榜样。在中国以外的一些地区，中国的现实和发展前景对它们来说具有行动准则方面的借鉴意义。13
5.对国外左翼思想的评析与思考
有学者介绍了2018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在基本理论上的新进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包括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剥削、利润率和伴随资本积累的宏观经济动态等。14有学者探讨了当代西方左翼思潮中的现代性批判问题，认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潮从资本主义替代到现代性批判之旨趣转换包含着一个重大困境，它们在理论表象上似乎愈发激进了，但在政治上实际退却了。15也有学者对“西方激进左翼理论家”在新时代实践下重新开启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探讨进行了介绍，解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新共产主义思潮形成的原因背景、理论内涵和意义及其历史局限性。16还有学者对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现状进行了评析，认为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看似繁荣，实则发展乏力，且在西方学院体系中存在持续边缘化的风险。繁荣是就作品数量而言，发展则是指新的理论范式、理论流派、学术观点的出现及其产生的实质性影响。17上述论断虽是个人判断，但也指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三、国外左翼发展现状研究
1.北美、欧洲地区左翼研究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左翼思潮和运动逐渐活跃。有学者认为，虽然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导与政策实践使民众在生产、生活和政治参与中积压了大量不满，直接导致社会中左翼运动再度活跃，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左翼运动难以持久地发挥影响力。为突破此种窘境，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联合会提出了“回到工人阶级”的口号，倡导深入劳工群体以巩固自身发展基础。联合会的活动为美国左翼运动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18有学者撰文分析了欧洲左翼阵营的发展现状，认为今后欧洲左翼阵营将发生变化：持温和立场的社会民主党将明显衰落，持极端立场的左翼政党将越来越受选民青睐；在极端左翼政党中，民粹主义政党将显著崛起，甚至有可能取代社会民主党，成为左翼阵营中的主要政党。19还有学者指出了欧洲左翼政党面临的挑战，认为面对金融危机的打击，以追求平等为诉求的中左翼政党并没有出现机会窗口，而是遭遇了创建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与危机。2018年，在28个欧盟成员国中，由中左翼政党执掌政权的从原来的13个降到只有1个。欧洲今日的中左翼政党是统治精英的一部分，其目标、价值观与过去相去甚远。20
另有学者介绍了德国左翼党的发展现状，认为德国左翼党摆脱了当年困境，实现了向“全德党”的转型，填补了德国政党体制中社民党左翼的部分“政治真空”，建立了“双头领导体制”，但依然面临着领导层孱弱、组织缺乏集体认同、意识形态模糊等多种困境。212019年5月，欧盟举行了下一届欧洲议会的选举，中左和中右政党继续保持议会两大政治团体的地位，但失去了绝对优势席位。比利时工人党近年来增长较快，2019年，首次进入欧洲议会，1人当选欧洲议员。2018年，法国爆发了“黄马甲”运动。2019年2月，左翼的“法国总工会”与“黄马甲”首次联合，举行全国性游行示威，抗议法国政府关于退休制度的改革方案。法国著名学者、“新共产主义”领军人物阿兰·巴迪欧认为，“黄马甲”运动是大规模中产阶级的无组织运动，他们虽然并非以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的秩序，但在未来可能产生一股更有组织、更强大的力量。
2.俄罗斯、中东、非洲地区左翼研究
有学者指出，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以“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为思想共识，在资本逻辑全球化背景下展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主张，形成了独特研究路向，主要有回归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方法，深入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历史经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力量博弈与矛盾转化，展开对俄罗斯国家转轨后“边缘资本主义”困境的批判性分析；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与特定民族国家历史道路相结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实性。22还有学者提出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肯定性评价的回升，呈现了社会主义信念的复兴趋势，体现了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深层次要求。23有学者介绍了中东左翼政党的合作问题，出于对现行国际体系的批判、应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以及提高政党理论合法性的动机，中东左翼政党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但受国际形势影响，这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局限性同样明显。24左翼政党是阿尔及利亚的重要政治力量之一。阿尔及利亚政府为左翼政党在制度内开展政治活动提供了一定空间，并确保其制度化政治参与并不会对政权造成冲击。但受历史、民族等因素制约，左翼政党缺乏民众支持，效力不足。25
3.拉美地区左翼研究
2019年，拉美左翼出现了新的变化。在玻利维亚，军警和右翼极端分子发动政变，总统辞职，并飞往墨西哥寻求庇护。关于拉美左翼发展现状，袁东振认为，“左退右进”的效应持续发酵，左翼执政党面临难题增多，“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探索遭遇新挫折。但拉美左翼政治力量的影响仍不可小觑，一些仍继续执政的左翼政府不断调整经济社会政策，执政方针趋于温和化与实用主义化。26有学者认为，拉美左翼政府的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既是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纠偏，也是对新发展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然而，左翼政府施政主要借助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收入，政策调整的基础薄弱而不稳，并未能确立一个真正可以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27近年来，左翼在掌握拉美多国执政权十多年后，逐渐显现出衰弱趋势。
四、国外左翼研究的思考及建议
2019年，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值此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际，国外左翼学者和组织关注的议题十分广泛，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视野及人类关怀。这说明，虽然国外左翼思想和运动的发展面临很多挑战和问题，但只要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仍然存在，在不断增强问题意识、回应时代诉求中全面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和传统，国外左翼思想和运动就会不断迎来发展与进步。同时，对于国内的国外左翼思想研究而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70年形成了重视文本研究的好传统，并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但同时必须明白的一点是过犹不及，研究的目标不是文本，而是其中的思想及其当代中国转化。17国外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对当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等问题的研究，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对国外学者的上述研究成果，亟需予以科学吸收与借鉴，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
近年来，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举办了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等，吸引了许多国外左翼学者和组织参加，意义极为重大。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取得了巨大成功。国内学术界应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加强与国外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合作与交流，以共同回应人类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断发展。
注释
1IntanSuwandi，R.JamiJonnaandJohnBeamyFoster，obaCommodityChainsandtheNewImperiaism，MonthyReviewVoume70，No.10（March2019）.
2JohnBeamyFoster，ateImperiaism：FiftyYearsAfterHarryMadoff'sTheAeofImperiaism，MonthyReviewVoume71，No.3（Juy－Auust2019）.
3谢富胜、李英东：《当代帝国主义发生质变了吗——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最新争论及局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
4JohnBeamyFoster，AbsouteCapitaism，MonthyReviewVoume71，No.1（May2019）.
5UtsaPatnaik，PrabhatPatnaik，NeoiberaCapitaismataDeadEnd，MonthyReviewVoume71，No.3（Juy－Auust2019）.
6西塔拉姆·亚秋里著，陈平、封晓健译：《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及其多元后果》，《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2期。
7JohnBeamyFoster，CapitaismHasFaiedWhatNext？MonthyReviewVoume70，No.9（February2019）.
8SuzanneJeffery，Dirtyenery，capitaismandtheworkincass，InternationaSociaism，Issue162－Sprin2019.
9菲利普·斯塔布、奥利弗·纳赫特韦著，鲁云林译：《数字资本主义对市场和劳动的控制》，《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3期。
10蓝江：《生存的数字之影：数字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3期。
11周淼：《重大历史见证者感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光明日报》2019年8月31日。
12Н．А．Слука，Т．Х．Ткаченко，Китайвызываетпотрясениявзападноммире…，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4，2019г．
13雷晓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访前罗马尼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托马·伊万》，《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1期。
14陈伟凯等：《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新进展（2018）》，《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3期。
15卓承芳、胡大平：《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困境及其出路》，《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6白帆：《新共产主义话语的重启——浅析当代西方左翼新共产主义思潮》，《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4期。
17（28）张亮：《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状况及其中国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
18张彦琛：《美国左翼运动的现状与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6期。
19夏庆宇：《欧洲国家左翼阵营的构成情况及变化趋势》，《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0杨云珍：《欧洲中左翼政党现状及原因》，《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3月27日。
21王军：《当代德国左翼党的嬗变：“全德党”及其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5期。
22户晓坤：《21世纪俄罗斯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2期。
23李瑞琴：《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及苏联评价转变探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24易小明：《中东左翼政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特征分析及其评价》，《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6期。
25易小明：《阿尔及利亚左翼政党的政治参与及其特征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
26袁东振：《拉美政治生态的新变化与基本趋势分析》，《国际论坛》2019年第3期。
27方旭飞：《拉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替代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与成效》，《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周淼、宋丽丹、康晏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左翼思潮和运动研究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呈现新的变化。针对当前世界面临的诸多挑战和紧迫任务，2019年国外左翼学者希望能够回答一些热点问题，以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生命力。
一、国外左翼思想研究最新发展动态
2019年，国外左翼学者发表了大量研究马克思本人及其思想当代价值的文章，对当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批判。2019年也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外左翼也越来越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意义特别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广泛探讨。与此同时，国内学界对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评析，对国外左翼学者关于数字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危机等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译介和讨论。
2019年6月，纽约左翼论坛在布鲁克林召开，会议主题是“左翼还需要做什么”。社会主义大会成为美国当下左派的重要集会场所。7月，美国社会主义大会在芝加哥召开，会议主要围绕资本主义的困境与危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回应现实问题、寻求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斗争与策略等主题展开；“马克思主义节”在伦敦举行，主办方是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主题是“社会主义理念的节日”。10月，“呼吁社会主义”组织在伦敦举办“2019革命节”，纪念英国的革命历史———从19世纪的宪章运动到1926年的总罢工，再到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并就时事、历史、哲学和经济学等问题进行讨论。11月，由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第十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中外学者聚焦论坛主题“新中国七十年与世界社会主义”展开热烈研讨。11月5日，第六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在中国矿业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围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70年”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交流。
二、国外左翼思想重要理论与热点问题研究
1.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帝国主义问题一直是21世纪以来西方左翼理论界的研究热点。近年来，大卫·哈维、约翰·史密斯等学者围绕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适用性及发展展开了争论。史密斯认为，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以及国家政权高度相关，金融资本能够将阶级矛盾转移为地域矛盾。随着利润下滑、国际竞争加剧，当今时代比过去几十年都更具有战争爆发的危险。美国学者因坦·苏万迪、R.J.约恩纳、福斯特从全球商品链的角度，对新帝国主义作了分析。他们认为，21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国家经济的简单集合，各国都深深地内嵌于全球商品链之中。垄断金融资本建立了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国际分工，要剖析当代帝国主义本质，就必须离开自由贸易占主导地位的交换领域，进入存在极高剥削率的生产领域。全球化剥削主要隐藏于劳动价值商品链及其背后的全球劳动套利机制中。1福斯特指出，当今世界处于帝国主义晚期，也是垄断金融资本全球化和经济停滞、美国霸权衰落和世界冲突加剧的时期，预示着地球灾难或新的革命开端。更广泛的人类斗争必须建立在南半球人民的持续革命抵抗的基础上。2谢富胜等人介绍了国外学者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最新争论，认为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未改变，但其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特征。3
2.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深入分析和批判
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是国外左翼学者始终关注的议题。福斯特指出，新自由主义是统治阶级推行政治意识形态建设的综合工程，它与垄断金融资本的崛起相关，其主要战略目标是将国家嵌入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之中，打造绝对资本主义体系，从而使当代人类生存和生态陷入更危险境地。4印度学者罗特萨·帕特内克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已经走入死胡同，其中全球生产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是导致其走入死胡同的主要原因。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还突出表现在世界经济因美国互联网和房地产泡沫遭到重创、第三世界通过增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基本终结、国际收支失衡席卷整个第三世界、法西斯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再次兴起等方面。5印共总书记西塔拉姆·亚秋里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危机造成资本主义政治右倾化，帝国主义的军事和政治侵略及帝国主义之间内部矛盾加剧；全球许多地区对右翼政治势力崛起的抵制增加。6
3.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新变化的探讨
福斯特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及其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刻论述。他指出，进入21世纪还不到20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经失败，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重新抬头。解决眼前危机的方法既是社会的，也是生态的。7苏珊娜·杰弗瑞针对2019年全球气候运动指出，全球帝国主义由于国家和资本利益在减少，化石燃料使用方面未取得任何进展，只有动员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推动上述问题的解决。8数字资本主义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德国学者菲利普·斯塔布、奥利弗·纳赫特韦从对市场和劳动的控制角度，提出数字化已经成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元趋势。一些后资本主义理论家们认为，信息技术使工作的废除成为可能，劳动力摆脱了合理化与控制的枷锁。通过分析亚马逊公司案例，他们认为目前劳动过程合理化是企业竞争战略的关键，数字控制的扩大和数字经济企业所采用的组织结构是资本主义劳动扩大而非其减少的证据。9蓝江对国外学者的数字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了述评。他认为，数字异化劳动正在成为新的抽象统治。为了打破这种数字异化劳动，人类必须实现数据共享，重新从数据的视角来审视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的希望。10
4.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世界意义的研究
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以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积极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中国发展经验表明，凡是真正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都无法绕开中国经验。承担人类进步先驱者角色的，18世纪是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20世纪是俄国的十月革命，21世纪将由中国担当。11俄罗斯学者H.A.斯卢卡等人认为，中国成功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并把经济增长的内外因素相结合是中国经济快速繁荣的关键。12前罗马尼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托马·伊万认为，中国普遍繁荣反映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等领域的众多成就，会成为对世界一些地区非常有吸引力和鼓舞人心的榜样。在中国以外的一些地区，中国的现实和发展前景对它们来说具有行动准则方面的借鉴意义。13
5.对国外左翼思想的评析与思考
有学者介绍了2018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在基本理论上的新进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包括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剥削、利润率和伴随资本积累的宏观经济动态等。14有学者探讨了当代西方左翼思潮中的现代性批判问题，认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潮从资本主义替代到现代性批判之旨趣转换包含着一个重大困境，它们在理论表象上似乎愈发激进了，但在政治上实际退却了。15也有学者对“西方激进左翼理论家”在新时代实践下重新开启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探讨进行了介绍，解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新共产主义思潮形成的原因背景、理论内涵和意义及其历史局限性。16还有学者对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现状进行了评析，认为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看似繁荣，实则发展乏力，且在西方学院体系中存在持续边缘化的风险。繁荣是就作品数量而言，发展则是指新的理论范式、理论流派、学术观点的出现及其产生的实质性影响。17上述论断虽是个人判断，但也指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三、国外左翼发展现状研究
1.北美、欧洲地区左翼研究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左翼思潮和运动逐渐活跃。有学者认为，虽然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导与政策实践使民众在生产、生活和政治参与中积压了大量不满，直接导致社会中左翼运动再度活跃，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左翼运动难以持久地发挥影响力。为突破此种窘境，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联合会提出了“回到工人阶级”的口号，倡导深入劳工群体以巩固自身发展基础。联合会的活动为美国左翼运动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18有学者撰文分析了欧洲左翼阵营的发展现状，认为今后欧洲左翼阵营将发生变化：持温和立场的社会民主党将明显衰落，持极端立场的左翼政党将越来越受选民青睐；在极端左翼政党中，民粹主义政党将显著崛起，甚至有可能取代社会民主党，成为左翼阵营中的主要政党。19还有学者指出了欧洲左翼政党面临的挑战，认为面对金融危机的打击，以追求平等为诉求的中左翼政党并没有出现机会窗口，而是遭遇了创建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与危机。2018年，在28个欧盟成员国中，由中左翼政党执掌政权的从原来的13个降到只有1个。欧洲今日的中左翼政党是统治精英的一部分，其目标、价值观与过去相去甚远。20
另有学者介绍了德国左翼党的发展现状，认为德国左翼党摆脱了当年困境，实现了向“全德党”的转型，填补了德国政党体制中社民党左翼的部分“政治真空”，建立了“双头领导体制”，但依然面临着领导层孱弱、组织缺乏集体认同、意识形态模糊等多种困境。212019年5月，欧盟举行了下一届欧洲议会的选举，中左和中右政党继续保持议会两大政治团体的地位，但失去了绝对优势席位。比利时工人党近年来增长较快，2019年，首次进入欧洲议会，1人当选欧洲议员。2018年，法国爆发了“黄马甲”运动。2019年2月，左翼的“法国总工会”与“黄马甲”首次联合，举行全国性游行示威，抗议法国政府关于退休制度的改革方案。法国著名学者、“新共产主义”领军人物阿兰·巴迪欧认为，“黄马甲”运动是大规模中产阶级的无组织运动，他们虽然并非以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的秩序，但在未来可能产生一股更有组织、更强大的力量。
2.俄罗斯、中东、非洲地区左翼研究
有学者指出，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以“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为思想共识，在资本逻辑全球化背景下展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主张，形成了独特研究路向，主要有回归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方法，深入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历史经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力量博弈与矛盾转化，展开对俄罗斯国家转轨后“边缘资本主义”困境的批判性分析；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与特定民族国家历史道路相结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实性。22还有学者提出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肯定性评价的回升，呈现了社会主义信念的复兴趋势，体现了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深层次要求。23有学者介绍了中东左翼政党的合作问题，出于对现行国际体系的批判、应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以及提高政党理论合法性的动机，中东左翼政党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但受国际形势影响，这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局限性同样明显。24左翼政党是阿尔及利亚的重要政治力量之一。阿尔及利亚政府为左翼政党在制度内开展政治活动提供了一定空间，并确保其制度化政治参与并不会对政权造成冲击。但受历史、民族等因素制约，左翼政党缺乏民众支持，效力不足。25
3.拉美地区左翼研究
2019年，拉美左翼出现了新的变化。在玻利维亚，军警和右翼极端分子发动政变，总统辞职，并飞往墨西哥寻求庇护。关于拉美左翼发展现状，袁东振认为，“左退右进”的效应持续发酵，左翼执政党面临难题增多，“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探索遭遇新挫折。但拉美左翼政治力量的影响仍不可小觑，一些仍继续执政的左翼政府不断调整经济社会政策，执政方针趋于温和化与实用主义化。26有学者认为，拉美左翼政府的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既是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纠偏，也是对新发展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然而，左翼政府施政主要借助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收入，政策调整的基础薄弱而不稳，并未能确立一个真正可以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27近年来，左翼在掌握拉美多国执政权十多年后，逐渐显现出衰弱趋势。
四、国外左翼研究的思考及建议
2019年，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值此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际，国外左翼学者和组织关注的议题十分广泛，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视野及人类关怀。这说明，虽然国外左翼思想和运动的发展面临很多挑战和问题，但只要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仍然存在，在不断增强问题意识、回应时代诉求中全面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和传统，国外左翼思想和运动就会不断迎来发展与进步。同时，对于国内的国外左翼思想研究而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70年形成了重视文本研究的好传统，并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但同时必须明白的一点是过犹不及，研究的目标不是文本，而是其中的思想及其当代中国转化。17国外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对当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等问题的研究，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对国外学者的上述研究成果，亟需予以科学吸收与借鉴，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
近年来，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举办了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等，吸引了许多国外左翼学者和组织参加，意义极为重大。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取得了巨大成功。国内学术界应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加强与国外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合作与交流，以共同回应人类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断发展。
注释
1IntanSuwandi，R.JamiJonnaandJohnBeamyFoster，obaCommodityChainsandtheNewImperiaism，MonthyReviewVoume70，No.10（March2019）.
2JohnBeamyFoster，ateImperiaism：FiftyYearsAfterHarryMadoff'sTheAeofImperiaism，MonthyReviewVoume71，No.3（Juy－Auust2019）.
3谢富胜、李英东：《当代帝国主义发生质变了吗——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最新争论及局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
4JohnBeamyFoster，AbsouteCapitaism，MonthyReviewVoume71，No.1（May2019）.
5UtsaPatnaik，PrabhatPatnaik，NeoiberaCapitaismataDeadEnd，MonthyReviewVoume71，No.3（Juy－Auust2019）.
6西塔拉姆·亚秋里著，陈平、封晓健译：《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及其多元后果》，《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2期。
7JohnBeamyFoster，CapitaismHasFaiedWhatNext？MonthyReviewVoume70，No.9（February2019）.
8SuzanneJeffery，Dirtyenery，capitaismandtheworkincass，InternationaSociaism，Issue162－Sprin2019.
9菲利普·斯塔布、奥利弗·纳赫特韦著，鲁云林译：《数字资本主义对市场和劳动的控制》，《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3期。
10蓝江：《生存的数字之影：数字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3期。
11周淼：《重大历史见证者感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光明日报》2019年8月31日。
12Н．А．Слука，Т．Х．Ткаченко，Китайвызываетпотрясениявзападноммире…，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4，2019г．
13雷晓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访前罗马尼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托马·伊万》，《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1期。
14陈伟凯等：《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新进展（2018）》，《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3期。
15卓承芳、胡大平：《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困境及其出路》，《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6白帆：《新共产主义话语的重启——浅析当代西方左翼新共产主义思潮》，《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4期。
17（28）张亮：《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状况及其中国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
18张彦琛：《美国左翼运动的现状与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6期。
19夏庆宇：《欧洲国家左翼阵营的构成情况及变化趋势》，《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0杨云珍：《欧洲中左翼政党现状及原因》，《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3月27日。
21王军：《当代德国左翼党的嬗变：“全德党”及其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5期。
22户晓坤：《21世纪俄罗斯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2期。
23李瑞琴：《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及苏联评价转变探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24易小明：《中东左翼政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特征分析及其评价》，《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6期。
25易小明：《阿尔及利亚左翼政党的政治参与及其特征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
26袁东振：《拉美政治生态的新变化与基本趋势分析》，《国际论坛》2019年第3期。
27方旭飞：《拉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替代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与成效》，《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左翼思想研究室）
周淼：国外左冀学者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批判
资本主义在过去几百年里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形成了覆盖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性体系，目前这种世界体系已经演变为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和财富的得力工具。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大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和援助的力度，对此，西方一些敌对势力污蔑中国在世界推行所谓“新殖民主义”。国外左翼学者特别是世界体系论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了批判，有助于我们驳斥这些错误认识和诋毁，也为我们在国际社会宣传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社会共同体的
经典论述及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的提出
1.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思想
国外左翼学者特别是世界体系论学者，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回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思想的经典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资本主义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是一种由地域的、民族的向全球相互联系的世界历史形态转变的过程，黑格尔就此曾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方法，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重塑了“世界历史”概念，创立了具有丰富内涵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世界历史的本质属性、内在矛盾与发展规律、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
“世界历史”概念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以来人类社会整体性历史运动过程的概括。“世界历史”形成后，世界日益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性的体系。“世界体系”是一个结构特征性概念，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因相互关联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的整体。“世界历史”、“世界体系”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推动下，以世界市场为纽带形成的，这也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构性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把世界上落后国家卷进来，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一国扩展到全球，使发达国家主导着世界体系，使落后国家从属于西方发达国家，广大亚非拉国家逐渐开始沦为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与生产体系，造成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从属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4这是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最重要的经济根源。此后，发展中国家一直没有摆脱落后的地位，其工业化的道路任重道远。
2.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
社会共同体就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方式和社会规范所联系起来的社会集合体。“共同体”的概念强调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国家和民族是迄今为止最高层次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内涵丰富。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角度来认识社会共同体的，科学地揭示了共同体的本质。在阶级社会中，一些统治阶级往往把自身的特殊利益伪装成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这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这不是代表全社会利益的“真正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5马克思认为，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6“人的依赖关系”时期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时期，“物的依赖关系”时期是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时期，“个人全面发展”时期是共产主义社会共同体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中的“真正的共同体”，只能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民族等较为成熟的共同体尚且是“虚假的共同体”，国际社会的“真正共同体”建设更是任重道远。
3.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弊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
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也形成了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它不像国内社会那样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制度体系以维护基本的秩序。因此，对于国家间事务和国际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一般是一种霸权式的治理，即由霸权国家来保障国际社会的“稳定”。世界主要由居于霸权和支配地位的强国来维持秩序，一些大国在很大程度上将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甚至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世界体系中。在现实中，霸权国在国际上采取单边主义态度，不管是使用强制手段，还是利用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优势来实现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干预，其主要用意都是占据战略上的主动，实现对全球事务的控制，从而最大限度地谋求自己的霸权利益。此外，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常有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动荡，乃至发生世界性战争和剧烈的全球性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持续乏力，充分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的深层次矛盾，国外许多左翼学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结构性、系统性危机。当前，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欧美及一些国家社会动荡、地缘政治危机等问题也日益严重，世界呼唤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制、发展方式和积累体制。英国《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最大的教训是，我们还远未创造出有助于遏制全球化风险的政治和管理制度。如果想让资本、商品和服务继续不受束缚地流动，我们就必须找到一种更加有效的办法来监控全球风险，让各国政府联手应对这些风险。”7
针对这些全球性风险和挑战，2015年，XJP总书记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8XJP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变革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批判
1.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掠夺性积累机制
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左翼学者围绕资本积累学说，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相关理论问题也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世界体系理论认为，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世界体系的根本驱动力。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陷入衰退之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启了经济金融化的进程，以摆脱滞胀危机。意大利世界体系论学者弗朗索瓦·阿锐基把金融化理解为一种积累模式。他指出，资本“金融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突出特征，金融扩张表明了世界规模的积累已经从一种体制转换成为另一种体制。9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沙奈也把当代资本主义的积累称为“金融占统治地位的全球化积累制度”，积累制度的运动首先受新的强大货币资本的集中形式（收集储蓄和金融投资的重要基金）的优先要求所左右。10随着资本金融化的发展，垄断金融资本的利润也越来越多地来源于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等实体经济部门；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具有无法克服的脆弱性和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现代金融与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
金融化的积累模式具有极为野蛮的掠夺性特征，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国际垄断资本的腐朽性决定了它不单单满足于长期投资牟利，更热衷于短期赌博投机。金融的自由化使国际垄断资本能够不断进行“剪羊毛”行动，来制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又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果被大量掠夺，大量民族资产被国际资本猎获。因此，国外左翼学者在原始积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掠夺性积累”的概念，认为掠夺性积累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显著外在特征。世界著名新马克思主义代表性学者大卫·哈维认为，在今天，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所有特征依然在全球范围内大量存在着，甚至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某些原始积累的机制，经过调整以后比过去发挥了更为强大的作用。掠夺性积累就是“以极低的价格（在某些时候甚至完全免费）释放一系列资产（其中包括劳动力）。过度积累的资本能够抓住这些资产，并迅速利用这些资产进行赢利活动”。11大卫·哈维认为，掠夺性积累主要有四个特征：私有化与商品化、金融化、危机的管理与操控、国家再分配。掠夺性积累的主要工具是金融化，金融资本越来越具有掠夺性。哈维还指出，投机通常是欺骗的泡沫，派生出新自由主义许多金融操控新手段，使得“债务陷阱”一跃成为掠夺性积累的首要方式。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制造、危机管理、危机操控，已经发展成为一场精心的再分配表演，将财富从贫穷国家转移到富裕国家。12
埃及著名经济学家、左翼学者萨米尔·阿明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称为“自主中心式积累”，将不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称作是“依附式积累”。正因为落后国家的积累是依附式而不是自主中心式，其发展是“欠发达的发展”，有限度的经济增长为发达国家的金融化积累掠夺机制创造了条件，自身不能完全实现工业化，因而始终落后于发达国家。阿明指出，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根源是“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积累机制中的不平等地位”，“欠发达”现象完全是“有利于中心的原始积累”现象深化的结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最终表现为价值的转移运动，这就是世界性的积累问题的本质。13
2.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
国外左翼学者普遍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构性体系，这个体系首先是以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14“等级性的（而且分布在不同空间的）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个永恒的要素。”15二战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全球传统的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分工体系发生了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经济活动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控制着新型、高附加值产业，在全球形成了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美国学者威廉·罗宾逊指出，生产的全球化已经使得复杂的生产链碎片化和分散化，同时也使得这些链条上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具有世界性范围分布和功能一体化的特点。然而，生产进程的这种世界范围的分散化和碎片化是伴随着跨国资本对全球经济支配和控制的集中化而发生的。16墨西哥学者克莱门特·鲁伊斯·杜兰指出，全球生产网络的出现，通常被称为“全球生产链”或“全球价值链”。协调全球价值链的公司一般都设在发达国家，而它的供应商建在发展中国家，这两类国家集团之间经济活动或经济任务进行了国际分工，反映出它们之间拥有技术水平的不对称。那些附加值相对高的生产阶段（譬如产品概念、设计、研究开发、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被保留在中心经济体，其他环节（生产过程）外包给发展中国家。17
当前，由于各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地位不同，发展中国家依旧处于不利地位。全球分工体系由传统的垂直分工体系向新的垂直混合分工体系转变，从而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固有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地位愈加明显，南北之间的依附关系愈加牢固，并且还演变为一种新型的依附关系。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历史上存在着“殖民地依附”和“工业—金融依附”两种依附形式，而战后的依附形式是第三种依附形式，即“工业—技术依附”。在新的依附形式下，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受到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各种制约：新投资的可能性取决于存在一个创造外汇以购买工业部门所需原材料的出口部门；工业发展受到国际收支波动的严重制约，国际收支由于依附关系而趋于出现逆差；工业发展受到帝国主义中心技术垄断的决定性制约。18因而，正是这种新型的依附关系，战后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时期发展之后又陷入困境之中。
3.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结构性的霸权体系
二战以后，一方面，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使人类渴望和平，希望依靠和发展一些国际准则和国际组织来保障国际秩序。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主权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体系日益紧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日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但却不平等的结构性体系。其中，联合国是国际组织发展的最高水平，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推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当前，一些全球性的国际组织都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建构的。政治方面主要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国际法院等，经济方面主要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
但是，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依旧是不公平、不民主和不合理的旧秩序，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萨米尔·阿明指出，帝国主义的“集体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经济领域，三方有共同的世界体系管理工具，即世贸组织——三边世界的殖民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集体殖民货币组织、世界银行——三边世界的宣传部、经合组织和欧盟；在政治领域，有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美国武装力量以及以北约为首的附庸工具。19
二战以后，美国通过控制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部署马歇尔计划，组建大西洋公约组织，构建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同盟体系，控制或主导了国家间组织和国际体系，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战略服务，建立了霸权体系。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中的霸权是这样一种状况，即所谓“大国”之间进行的竞争是如此不平衡，以至于一个大国能将它的法则和意愿（至少通过有效的否决权）大部分施加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文化领域。20多斯桑托斯指出，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的霸权体系可以概括为：美国及其本国货币、经济援助和军事力量的霸权地位，布雷顿森林协定及其机构形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以及其他由进出口银行推动的“援助”计划的实施，里约热内卢公约、大西洋联盟公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等军事协定，以及使美国军队得以建立一个隐蔽地占领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领土的国际网络的军事关系体制。21
国外左翼学者论及的世界上以发达国家私人垄断资本为主导的具有极强掠夺性的金融化积累模式，以及落后国家的依附性积累，造成了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从而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和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动荡，这是当下全球化面临新困局的根本原因。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7《金融海啸可能催生“新资本主义”》，【英】《泰晤士报》2008年12月9日。
8《XJP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页。
9【意】杰奥瓦尼·阿锐基著，姚乃强等译：《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0【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1【英】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12【美】大卫·哈维著，王钦译：《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69页。
13【埃及】萨米尔·阿明著，杨明柱等译：《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郭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15【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郭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
16【美】威廉·I.罗宾逊著，高明秀译：《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17【墨】克莱门特·鲁伊斯·杜兰著，刘学冬译：《21世纪资本主义的危机与重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页。
18【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19【埃及】萨米尔·阿明著，沈雁南、彭姝祎译：《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45页。
20【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页。
21【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朱继东：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现状如何，存在哪些主要问题，该如何应对？带着这些问题，北京统战理论研究基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状况及对策研究》课题组专家，深入北京市石景山区、西城区、东城区、海淀区、大兴区和山东省、江苏省、河南省、河北省有关部门、单位进行调研，并走访了北京市工商联、民建北京市委等单位，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现状进行了深入了解，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尤其是结合XJP总书记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总体向好
我们通过对200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企业家、管理人员的调查发现，同党的十八大之前相比，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近两三年来的意识形态状况一直在好转，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好。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更加心向祖国、心向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不仅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而且做出了独特贡献。
首先，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积极、认真学习贯彻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各地统战部门、社会主义学院、工商联和各民主党派的各级组织纷纷组织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开展集中学习、讨论，使大家更加从内心深处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正认清了西方的“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本质及危害，进一步凝聚共识，决心为进一步大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87.50％的被调查者表示认真学习过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并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另有11％的被调查者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但却从内心深处非常赞同XJP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其次，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不少人士开始旗帜鲜明地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红色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红色基因培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不少非公企业家非常注意吸收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智慧，尤其是推崇毛泽东思想。西城区、石景山区、大兴区的不少民营企业家公开表示，最敬佩的人是毛泽东。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工委，以“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为出发点，以学习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为主要内容，探索实施“传承红色基因，提高治理能力”主题活动，引导园区非公企业从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进程形成的红色基因中，寻找自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进一步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提高了自身治理能力。园区的一些民营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大力培育红色基因，董事长、总经理带领员工重走红军长征路、唱红歌等，使红色成为企业文化的主流。一些企业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毛泽东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在企业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了很多青年积极申请入党，有的还成为优秀党员。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通过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积极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等形式，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贡献力量。正如XJP总书记所指出的，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是创业成功人士，是社会公众人物。用一句土话讲，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们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对社会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要十分珍视和维护好自身社会形象。调研中发现，不少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都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慈善事业，通过实际行动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好表率。北京市工商联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有73.27％的企业家表示，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有68.18％的企业家认为，参与慈善和光彩事业，是为了扶助弱势群体，使社会更加和谐；43.18％的企业家认为，参与慈善和光彩事业没有任何私利，仅仅是承担作为企业家应尽的责任；此外，选择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以报答党和人民、造福社会的企业家也占到了39.77％。
第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等的蛊惑、收买。西城区一家非公有制企业的总裁是民主党派成员，他应朋友之邀参加一次宗教活动后，活动组织者多次联系介绍他信教，并主动来到企业要给员工进行传教，表示愿意给企业困难员工一定资助，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也跟踪甚至参与此事，但这位老总坚决拒绝了这些活动。调研中，不少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表示，不仅要坚决拒绝西方宗教势力在企业进行传教，而且要坚决拒绝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利益诱惑以及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的蛊惑等。
二、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问题
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状况总体向好，但由于西方近年来不断加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尤其是企业家的思想认识仍存在误区。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依然存在以下几大意识形态问题。
首先，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缺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认识、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有的甚至对西方的制度体制充满向往。由于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长大，再加上对我国近现代历史缺乏深刻的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机会较少，有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缺少基本的了解，再加上西方的“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导致少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缺乏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拥护，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有的甚至认为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会更好。
其次，有些地方的党委、政府、民主党派、工商联等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忽视意识形态建设，导致部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等缺乏正确认识，缺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调研中发现，不少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存在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味强调经济建设而轻视意识形态工作。如某区委统战部的一位负责人就反映：“意识形态工作很重要，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也非常重要。但是上级对我们的考核主要是经济发展的指标，还有维稳等，我们要随着指挥棒转，根本没时间搞意识形态建设！”此外，一些地方在抓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时，不仅思想陈旧、手段单一、方法滞后，而且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导致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意识形态工作有抵触情绪，认为意识形态就是思想管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误解，所以从内心不认可。
第三，受网络上一些“大V”宣扬的流行错误思潮的影响，个别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参与错误思潮的宣扬、传播，有的甚至公然鼓吹“颜色革命”、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前些年，由于意识形态工作抓得不紧，一些网络“大V”比较活跃，其中有一些“大V”是民营企业家，他们中有的人还是民主党派成员甚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这些人不仅在网上公开宣扬错误思潮，而且还经常搞一些讲座、论坛拉拢、影响更多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有个别人甚至公然鼓吹中国应该仿照西方的政治制度搞政治体制改革，更有人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告别社会主义制度等。由于没有真正认清少数所谓“大V”的真面目，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经常邀请这些人搞讲座甚至聘请他们为企业的顾问、独立董事等。
第四，有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在“官”“商”交往中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认为自己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就应得到回报，对国家反腐打击“官”“商”勾结的行为有意见甚至非常不满，进而攻击党的领导和国家的现行政策、举措等。近年来，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对于权钱勾结、权钱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由于不少案件牵扯到部分民营企业家，一些非公经济领域人士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产生担忧，对申请外国绿卡和到国外发展考虑较多。还有的民营企业家在一些公开场合表达对国家反腐的不满，认为反腐影响了经济发展等。这些言论被国外媒体所利用，产生了恶劣影响。此外，还有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抱着较强的目的性去做一些公益慈善活动，做了之后就向有关部门要回报，希望借此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获得其他更多的荣誉等，损害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整体形象，也扰乱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
第五，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忽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织建设，对西方利用文化产品、宗教、网络等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危害认识不足，再加上有关部门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等关心不够，非公有制企业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调研中发现，有的非公企业中的党员、团员找不到组织，失落感较强。有的部门直接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账户中扣交工会费，但却没有开展什么活动，使得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会形同虚设。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第六，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个别人士与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往密切，甚至组建一些私密性很强的社团、会所等组织，发表一些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违背的言论或所谓“研究成果”。调研中发现，由于缺乏正确引导，再加上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诱导，以民营企业主、律师等为代表的部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新社会组织的人士自己组建了“XX会”、“XX堂”、“XX岛”、“XX研究院”等一些私密性很强的社团、会所等组织，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秘密聚会，在交流时直接攻击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甚至宣称中国应该走西方的道路等。
三、如何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
根据几个月的调研和以往的研究积累，课题组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
首先，清醒研判当前的意识形态形势，高度重视、科学应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一步坚定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以及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必然性的认同。要通过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剖析，使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问题、对当前的意识形态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从而深刻认识到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严峻性。有关部门应该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清醒认识到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多年来一直实行和平演变的事实，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和平演变。在此基础上，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各种形式灵活、富有成效的教育、培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尤其是广大民营企业家按照XJP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深入开展以“守法诚信、坚定信心”为重点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始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谱写人生事业的华彩篇章。
其次，各级统战部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等要大力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正确认识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问题等，进一步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识。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通过新的理论观念、理论概括、理论创新来辨别、引领、掌控社会思潮、社会主流意识的实际水平，主要体现为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和话语支配力。有关部门应通过集中学习、培训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大力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使大家深刻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没有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应该坚持和弘扬的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使大家形成共识：积极、主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应有责任。并坚决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与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工作中要注意方式方法，反对生硬的教育、影响和感化方式。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使大家深刻认识到，面对新时期的众多新挑战、新考验，只有高度重视、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高举理想信念的旗帜，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前进道路，坚决反对“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才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力军。
第三，加强新媒体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影响的研究和应对，积极主动宣传中央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大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认清一些在网络受追捧的所谓“大V”、“意见领袖”的真面目，不受其误导甚至主动驳斥其错误言论。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工委联合园内，企业财智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探索了“互联网＋党建创新＋非公经济＋众创空间”的党建O2O模式，创立了“红色星期六”网络党建品牌。财智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在企业实践中，发现党建工作搞好能带动企业文化，我们尝试“互联网＋党建”，通过网络平台召集行业精英、企业高管、党员和员工主动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大讨论活动，并定期组织线下志愿服务活动，有效提升了非公有制企业对党建工作的重视，深化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应该意识到，互联网党建是个大题目，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尤其是新媒体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尤其是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开通官方微博、公众号、网站等，积极主动宣传中共中央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大对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同时，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认清一些“大V”的真面目。
第四，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清醒认识资本对权力的影响及其危害，摆正自己在“官”“商”交往中的位置，坚决支持中央打击“官”“商”勾结行为等反腐败举措，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2013年3月8日，XJP总书记同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江苏代表团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告诫说，“官”“商”交往一定要有道，要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2016年3月4日，XJP总书记又把新型政商关系概括位“亲”“清”两个字，并告诫广大民营企业家，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并指出，靠旁门左道、歪门邪道搞企业是不可能成功的，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做这种事心里也不踏实。同时进一步强调，守法经营，这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遵守的一个大原则。公有制企业也好，非公有制企业也好，各类企业都要把守法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依法经营、依法治企、依法维权。因此，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一定要深刻认识到，自身事业的根在中国，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态的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必将更加公平、公正，只要守法、爱国，一定能有更好的发展，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帮助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解决事业中、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使他们更多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第五，进一步大力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织建设，尽快对西方利用文化产品、宗教、网络等形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和引导。有些地方、单位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积极探索，值得借鉴。如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工委非常重视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针对部分年轻企业家信仰缺失、心灵空虚等问题，积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在非公有制企业中通过采用一对一的定制式微党课等形式开展党课活动，以真诚、务实的态度主动去影响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高管等，使他们不仅支持在企业建立党组织，不少人还主动申请入党。如今，整个园区已经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党支部167家，非公有制企业党委2家，实现了园区党建工作全覆盖，吸引了不少非公有制企业人士积极申请入党，也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此基础上，他们注重充分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使得园区企业对西方利用文化产品、宗教、网络等形式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保持了较高的警惕性。如北京龙达怡和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企业经营无缝融合，通过多方式、多渠道的政治思想培训、业务培训，带动广大员工掌握新时期党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以及新知识、新技能，致力于把员工培养成为政治素质过硬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得到管理层、管理者以及股东的认可，也大大推动了企业的意识形态工作。这些做法值得借鉴和学习。
第六，大力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主动加强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学习、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判，对一些主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企业要进行鼓励、扶持。XJP总书记出席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指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坚持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关注他们的思想，关注他们的困难，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引导，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做到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2016年3月4日，他又强调指出，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并提出，要注重对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教育培养，引导他们继承发扬老一代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听党话、跟党走的光荣传统。而要做到这些，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关键。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学习、贯彻XJP总书记的有关讲话精神，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中青年人士中发现、培养一批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的典型，引导他们创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打造一批坚强有力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同时，各级党委统战部、宣传部等有关部门应该牵头，和社科院、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工商联、民主党派等联合，组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专家库，邀请一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精通意识形态理论、熟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专家成为特邀专家，长期关注、研究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有关部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专家之间的便捷、友好、科学、高效的沟通机制，从而为进一步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朱继东：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坚持的原则
如何进一步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深入学习XJP总书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等，我们不难发现，XJP总书记的论述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创新，尤其是其突出强调了一些基本原则，是进一步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遵循，必须长期坚持好、发展好。
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地朝着共同富裕方向前进
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个经常被提起的根本性问题，不仅是区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重要标准，更是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政党、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也是所有共产党人必须永远牢记和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XJP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因此，只有真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幸福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采取切实、有力的科学举措，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并早日实现共同富裕，才算是真正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些一味追求经济高增长速度的所谓“政绩”、不关心人民冷暖甚至侵害群众权益、不正视甚至漠视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言行，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确发展轨道，必须坚决加以摒弃。
XJP同志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就庄重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并明确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率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2012年12月底，他到河北省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再次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15年6月18日，他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又特别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重要使命这样的高度强调要实现共同富裕，是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又一次庄重宣示，凸显出人民的位置之重要。
XJP总书记强调：“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永远高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旗帜，真正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而不仅仅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享”这一新发展理念第一次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就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和拥护。共享发展，既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因为共享发展不仅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13亿中国人民的热切期盼和共同愿望，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也是最得人心和最让人民满意的号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还强调，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因为只有真正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入贯彻落实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这一重要原则和要求，真正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始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才能不让一个人掉队，才能使改革真正成为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才能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才能真正实现让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从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纠正盲信、迷信市场等错误做法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XJP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这些论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现实中的确有领导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不强，甚至盲信、迷信市场，使其领导的经济工作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社会主义的中国能不能搞好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这是多年来不断有人提出质疑的问题。早在1991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最后一次访华时，得知中国也在搞市场经济，就曾断言：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实行私有化。多年来，不仅在国外，在中国国内也有不少人坚持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果要么是社会主义制度扼杀市场活力，要么是市场经济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直到今天，国内外还有一些人坚持认为，经过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的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尤其是随着环境污染加重、假冒伪劣产品泛滥、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严重、产能过剩问题凸显以及信仰迷失、道德滑坡、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如何克服这些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些多年来积累、遗留下来的难题，就必须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真正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前进方向。
对于这个问题，XJP总书记早就意识到了。早在2003年10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XJP同志在与浙江省委党校部分学员座谈时就强调指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早抓事半功倍，晚抓事倍功半，越晚越被动。那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发展，那种要钱不要命的发展，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发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2005年8月，他又在《浙江日报》上撰文强调：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懂得机会成本，善于选择，学会扬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2014年7月，XJP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真正让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而绝不能让社会主义被市场经济所绑架。
为更好地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当前我们应该深入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发展以来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尤其是深入总结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犯过的错误、所走过的弯路、所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要对环境污染问题、假冒伪劣产品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产能过剩问题以及信仰迷失、道德滑坡、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及其根源有清醒、深刻的认识。科学阐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将市场经济关进社会主义制度和法治的笼子里，使其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又能解决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和弊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继续前进。
三、切实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警惕新自由主义误导深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央一直在强调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但在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误导下，还是有人力主降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声音也丝毫没有减弱。有的人故意制造“国进民退”等谣言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立起来；还有人造谣攻击国有企业是体制怪胎；更有人打着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旗号，企图把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变成又一轮私有化契机。
XJP总书记多次强调，国有企业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党中央、国务院2015年8月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也明确要求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并提出对适宜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要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XJP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2016年3月4日，他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强调，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这些论述，为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指明了方向、确立了准则。
有的人不仅把我国坚持的两个“毫不动摇”曲解为一个“毫不动摇”，而且把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曲解为新自由主义的里根经济学“中国版本”，甚至恶意把“僵尸企业”的帽子戴在国有企业头上，企图借机将其私有化。XJP总书记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实际上，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供给侧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以“供给学派”理论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本质上是大力推行绝对自由化、全面市场化、彻底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
如何进一步切实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好两个“毫不动摇”，尤其是要真正确保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2015年7月，XJP总书记在吉林调研时不仅强调“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而且要求“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并提出了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在今年7月4日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XJP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加强监管，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些重要论述，不但明确了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而且有针性地纠正了一些人的错误认识。应该看到，有的人恶意把“僵尸企业”的帽子戴在国有企业头上不仅是要污名化国有企业，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个旗号下做坏、做空国有企业并将其私有化，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有的人甚至故意把一些优秀的国有企业弄成亏损的“僵尸企业”，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应以XJP总书记相关论述为指导，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四、要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属性，坚持正确理论创新方向
在2012年11月17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XJP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这不仅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所在，而且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本色。在今年“七一”讲话中，他又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并强调要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2015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这些论述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既是提醒也是警示，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属性，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真正坚持正确前进方向，避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要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最重要的是要全面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更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最近一段时间，XJP总书记多次就国有企业改革、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问题作出重要指示、重要部署，针对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多年来存在的片面性，他强调西方经济学中忽视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进一步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不仅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要深入剖析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朱继东：意识形态工作要凝民心聚共识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求我们深入学习贯彻XJP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真正让意识形态工作起到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汇集力量的强有力作用。
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意识形态工作本质上做的是政治工作，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是我们党执政最根本的政治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人民至上理念，站稳人民立场，尤其是一再要求全党必须牢固树立、始终牢记、大力坚持和积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思想也是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灵魂和核心。今天，我们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就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944年9月8日，他在张思德追悼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通过赞扬张思德同志那种为人民而生、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共产主义精神，阐述了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怎样为人民服务等问题，号召大家学习张思德同志那种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年10月，他在接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进一步明确提出，新闻工作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做到全心全意。从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这面旗帜一直被中国共产党人高高举起，成为党的立党之本、兴党之基、强党之魂。XJP总书记在谈到自己的执政理念时说：“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他特别强调：“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也不管环境条件、形势任务怎样变化，我们党都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这也是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遵循。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要求我们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XJP总书记这段话再次警示全党，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要真正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就要坚持发展依靠人民，真正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作为推进发展的根本力量，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要求我们一定要始终相信群众、真正深入群众、紧密联系群众、坚决依靠群众。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更好地了解群众、贴近群众、服务群众、造福群众，永远牢记XJP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在新的长征路上，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这就决定了我们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就必须始终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真正深入人民群众中间访民情、察民意、听民声、汇民智，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把焦点对准基层、把服务落到实处。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不讲大话、空话、套话。既要着眼于大局努力抓大事，又要着力于细节多办实事、好事。公共文化服务等要致力于惠民生、解民忧、造民福，引导广大群众以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眼光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大势。动员人民、鼓舞人民、团结人民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把凝聚人心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意识形态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能否真正起到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作用是衡量意识形态工作成败的最重要标准。这就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始终把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充分肯定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向上向好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复杂利益格局的现实对社会思想意识和人们思想观念生成的影响，看到多元多变多样的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看到以微博、AAA为代表的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对传统主流媒体影响力的对冲，看到西方价值观和错误思潮的渗透影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干扰破坏，并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仅是长期的、复杂的，而且有时甚至是十分尖锐的、激烈的。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和强大的政治定力，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始终把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首先，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正面宣传，努力讲好中国故事、改革故事，及时、准确回应热点问题，加强辨析引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XJP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这就启示我们，面临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新挑战，一定要树立、强化底线思维，深入剖析、准确判断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风险，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既坚定信心又不盲目冒进，科学防范、及时化解各种风险，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我们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这一重要方针，直面前些年在正面宣传中存在的语言生硬、形式刻板、居高临下、空洞说教、思想僵化、套路老化等问题，切实推进内容形式创新、方法手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大力提高正面宣传的质量和水平，努力改进形势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主题宣传等，组织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的宣传阐释，努力讲好中国故事、改革故事，切实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号召力、凝聚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真信真学，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要在工作中始终贯穿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培养更多党员干部具有发现问题的敏锐、正视问题的清醒、解决问题的自觉，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敢于直面，对社会热点问题主动进行精准引导，对群众心中的疑惑科学、仔细解答，对群众质疑的问题及时、准确回应，对群众的不满情绪真诚、耐心疏导，防患于未然，把干部群众的注意力聚焦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努力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其次，要坚定理想信念、强化理论武装，用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导意识形态工作，大力加强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引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好地团结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不管宣传思想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其根本任务一直没有改变，这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正如XJP总书记所指出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因此，我们不仅要始终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强烈信念；而且要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认真学习贯彻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持续深化研究和广泛传播宣讲。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常态等进行重点解读和阐释。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大力加强以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和话语支配力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更好地坚定“四个自信”，引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好地团结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共同努力。
最后，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进一步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旗帜鲜明支持正确思想言论、抵制错误思潮，推动更多党员、干部真正做到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西方国家持续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不少西方错误思潮进入我国并几度泛滥，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这些错误思潮产生的危害越来越大，制造了不小的思想混乱。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既旗帜鲜明支持正确思想言论，大力弘扬正能量，又密切关注、防范错误思潮和政治谣言。通过旗帜鲜明抵制、揭批错误思潮，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坚决把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鼓励和推动更多党员、干部真正做到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不管到了任何时候，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不管形势如何变幻，都要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不能旁落。
意识形态工作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引导更多人以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XJP总书记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同心干，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我国有13亿多人，如果弄成那样一个局面，既不符合人民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面对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情况、新挑战，从事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同志不仅要敢于直面问题、科学回答问题，而且要通过创新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和经济建设领域的同志通力合作、密切配合，组织灵活多样的形势政策教育，切实加强对改革发展和稳中向好经济预期的引导，集中力量做好经济下行压力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注重抓好特定利益群体疏导管控工作等，努力在党内党外形成同心圆。要动员、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号召、引导大家以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共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研究”【编号：2015MZD048】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以防范风险点为抓手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编号：2016mchq007】的阶段性成果）
朱继东：在回答好时代问题中高举共产主义旗帜
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畅谈共产主义本来应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信仰、宣传共产主义也应该是每一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本色和责任，共产主义应该深入到很多人的思想甚至体现在很多人的实际行动中。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不知从什么时候，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谈共产主义，媒体上也极少刊登有关共产主义的文章，就连关于共产主义的学术理论文章也很少，如果你在公开场合说自己信仰共产主义甚至会被视为另类。与此相反，抹黑、丑化甚至公然诋毁、妖魔化共产主义的言论甚至文章却大行其道，尤其是互联网上这样的言论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开始产生迷惑甚至迷茫，就连一些党员干部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讲共产主义甚至对共产主义信仰产生动摇。为什么会有人或势力故意妖魔化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我们在今天又该如何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呢？为什么说共产主义是一块重要的试金石？这些问题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和需要回答的。这不仅关系到我们能否真正打赢新30年的意识形态反击战，而且关系到我们能否在与西方话语体系的较量中占据主动，更关系到能否确保我们党永远不变质这样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一、为什么会有些人或势力故意妖魔化共产主义
首先，讲共产主义被一些人认为是“左”或极左。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始反“左”的历史大背景下，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蔓延，一些人开始谈“左”色变，再加上有的人故意混淆左、“左”的界限，有些人开始左、“左”不分，更有的人开始打着反“左”的旗号公然反左，使得本来是顺应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必然趋势、积极追求进步、要求进行革命的左被严重污名化，有些人甚至患了恐左症。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环境中，一些本来就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满的人就把矛头对准了共产主义，攻击讲共产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的人是“左”或极左，从而达到把共产主义妖魔化的目的。事实上，因为一些地方、单位、部门多年来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忽视甚至漠视，导致错误思潮长期蔓延，很多人担心自己被认为左，更怕被扣上“左”或极左的帽子，不敢讲共产主义竟然成为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偶尔有人讲共产主义就常常会被质问“你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吗？那你为什么不把自己财产都充公呢？”并被攻击、被扣上“左”或极左的帽子。这些问题不仅在社会上存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同样存在，一些党报、党刊也不敢或很少刊登宣扬共产主义的文章，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中也有一部分人很少甚至不在公开场合谈共产主义。笔者调研中就听到不少党员反映，较长一个时期以来，在党内的会议上都很少有人谈共产主义，偶尔有人谈也常常会遭到嘲笑，并且会被认为是思想太“左”、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等等。
其次，共产主义被一些人认为是走弯路的根源。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由于我们是在探索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走一些弯路是难免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上曾出现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甚至喊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苏联更是遭遇了国家解体、苏共亡党的悲惨命运，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波折甚至陷入一个较长时期的低谷。而深入剖析可以发现，对共产主义缺乏科学认识、动摇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放弃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等，是最根本的原因。但是，有些人总结原因时，却对这些根本原因视而不见，故意把矛头对准共产主义，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党和人民被共产主义忽悠了，是被共产主义误导了前进方向、走错了前进道路，错误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目标才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弯路的根本原因。这样的论调，不仅出现在社会上的一些论坛、会议、讲座上，也出现在一些高校、中学、小学的课堂上，尤其是一些高校教师公然在课堂上大讲所谓共产主义的虚伪性、欺骗性，认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的选择。而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上，类似的言论更是大行其道。新浪微博上一个曾经有几千万粉丝的共产党员网络“大V”在评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话题时甚至称自己“曾经被这个口号骗了十几年”，一些居心叵测的人立即起来与之一唱一和，联合起来攻击、抹黑共产主义，同时攻击、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
再者，共产主义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对于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制度等，不少人并不真正了解，甚至将几者混为一谈。有的人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完全实现等同于共产主义理想，以共产主义社会的完全实现需要很多人一代代去努力为理由来否定共产主义理想，进而宣扬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其实，认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的这种说法和思想，并不是今天才有，早在20世纪50年代，英美等西方国家以及一些拉美国家就有人公开宣扬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使得马克思主义宗教化逐渐成为一种潮流。而这种思想的本质就是把共产主义虚幻化，使更多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兴起，这种思想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播，成为污名化甚至妖魔化共产主义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曾担任北京某高校副校长的一位老教授就曾公开撰文认为：“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1】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这种思想受到一些谣言“大V”的追捧，大肆在网上散布“共产主义就是乌托邦”等错误论调，并且有了更大市场，也误导了更多网民，就连一些党员干部也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不能太当真！”
最后，共产主义与西方价值观是根本对立的。为什么国内外某些人或势力要想尽一切办法故意污名化甚至妖魔化共产主义？除了一些人确实是因为不了解而产生误解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共产主义与西方价值观是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要想长期打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共产党人不敢讲、不愿讲共产主义，这样他们才能长期占据道德制高点。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依然长期共存，并且资本主义目前还处于优势地位，这是一个短期内无法改变的事实。如果只是单纯地比较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等，目前社会主义在整体上还不占据优势。但是，如果我们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西方宣扬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就会相形见绌，暴露出其虚伪性和欺骗性，就很难再继续忽悠、欺骗更多的人。并且，还可以让更多人明白，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的人人都享有高度的物质幸福和精神文明的伟大理想，是同任何剥削制度水火不相容的，任何剥削阶级永远不会这样想，也永远不能这样做。【2】（P572）因此，我们如果想要在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同台较量中占据优势，就必须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从而占据道德制高点，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话语优势。也正是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西方国家特别害怕社会主义国家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想尽一切办法抹黑、诋毁、妖魔化共产主义，千方百计阻挠社会主义国家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不惜一切代价诱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共产主义的旗帜。一位美国学者曾这样对笔者说：“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旗帜，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再快、总量再大，我们也不怕。不仅不怕，而且欢迎，因为这样的国家很容易被控制，也很容易被击垮！”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就等于自我背叛和毁灭，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少人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我们自己一些人却还没有认识到。
二、要理直气壮地回击那些抹黑、诋毁、妖魔化共产主义的言行
对国内外一些人或势力想尽一切办法故意污蔑化甚至妖魔化共产主义的言行，XJP总书记早就关注到了。十八大以来，他更是反复强调广大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且旗帜鲜明地回应了这些言行。在与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中，他特别强调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3】（P5）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有力地回击了“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而且强调了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号召一代又一代人为实现共产主义接力奋斗。因此，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研究XJP总书记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理直气壮地回击那些抹黑、诋毁、妖魔化共产主义的言行，理论和实际结合讲清楚如何正确认识共产主义、为什么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等，团结带领更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首先，要旗帜鲜明地向全世界宣示，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我们会永远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马克思、恩格斯一步步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之后，就一直把自己全部学说都定位在共产主义这一伟大基点之上，从未动摇过。不仅《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这两部经典著作以“共产主义”为基调，而且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是承认自己已经是共产主义者。列宁则进一步明确指出：“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4】（P255－256）揭示出共产主义不仅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而且其客观根据就存在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毛泽东更是强调：“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5】（P686）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夏明翰烈士那首著名的《就义诗》能够视死如归地喊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诗让我们每次读起都热血沸腾，就是其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深深地感染和激励了无数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勇于牺牲。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现共产主义一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从未动摇过。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也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6】（P）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大潮的冲击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几度泛滥，共产主义信仰受到极大冲击，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开始动摇。因此，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我们的党员干部旗帜鲜明地向全世界宣示，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在这方面，XJP总书记给全党做出了最好的榜样，期待更多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XJP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揭批那些攻击讲共产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的人是“左”或极左的错误言论，科学地讲清楚什么是左、什么是“左”、什么是右，自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高举起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
其次，要科学讲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运动等，让更多的人在增强科学认同的同时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制度通常也叫共产主义社会，是指我们将来要实现的一种社会制度，这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不仅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而且实现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主义思想等虽然表述不同，但基本含义是一致的，一般是指什么是共产主义、为什么要实现共产主义、怎样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的思想和理论，是科学的、先进的。共产主义运动一般是指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实践，是指从有共产党到共产主义最后完全实现的整个过程。我们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就包括上述三大方面，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从马克思、恩格斯成为共产主义者至今，在170多年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一直是靠实践，而不是靠什么空谈。并且一直是在实践中前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胜利。虽然曾走过弯路，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光辉历史和伟大成就已经雄辩地证明，那些认为共产主义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言论和思想是站不住脚的，是背离了历史和现实的，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较长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把共产主义的三大方面混淆起来，导致不少人弄不清三大方面之间的区别，有的人甚至认为三大方面就是一回事，更有的人以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努力拼搏为理由攻击其科学性、先进性，进而制造、散布“共产主义虚无缥缈”“共产主义就是乌托邦”等错误论调，误导了不少人。因此，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这些错误论调的巨大危害性，利用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移动新媒体等众多平台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讲清楚，使大家明白共产主义运动并不等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尤其是要让广大党员、团员真正做到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在增强科学认同的同时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再者，要让大家明白今天所做的工作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每天的革命实践都是共产主义的实践。对于共产主义的误解、迷茫、迷失，并不是今天才有，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即使是在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之后，一些人思想上依然存在错误认识甚至不认可，把共产主义说成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渺茫的空想”等。在这种背景下，1982年9月24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一文，不仅阐明了共产主义的含义，而且展开了深入论述，指出“我们已经根据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胜利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是共产主义理论的正确性的一个最有力的客观证明。”【2】（P567）并且，他还进一步指出：“所有的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每一天的革命实践，都是共产主义的实践，革命的一举一动，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2】（P568）并以登泰山所走的每一步都是登泰山整个运动过程中的一步做比喻，强调“共产党人领导的任何性质的斗争，都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因而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步骤”。【2】（P569）进而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党从事的全部革命运动，一直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是向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的前进，这一点是不能怀疑的。”【2】（P570）这些话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指明方向、统一思想、鼓舞斗志等重要作用，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可以澄清有些人思想上的错误认识，而且可以吸引和鼓舞更多的人投身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
最后，要理直气壮地强调只有靠共产主义思想才能抵抗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高举共产主义旗帜才能抵御和平演变。防止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毛主席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这一重要任务。虽然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最初提出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矛头是苏联，但毛主席很快就敏锐地觉察到了其巨大危害性，并一直在关注和思考。作为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邓小平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也一直有着深刻认识和比较高的警惕性。尤其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更使他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的巨大危害性。1989年9月，他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公开谈到了和平演变问题，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6】（P325－326）同年11月，他又一次强调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6】（P344）把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比作“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充分表明了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警醒，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全党的警惕。而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又一次向全党敲响警钟：“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6】（P380）今天看来，他的这种担心不仅非常深刻、重要，而且很有预见性、远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一次次旗帜鲜明地讲共产主义，号召全党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他特别强调，我们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等方面都与西方国家存在完全的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同西方国家的斗争和较量是不可调和的，因而必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尖锐的。这些话体现出高度的政治清醒和强大的政治定力，使全党在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方面形成高度共识，并在高举共产主义伟大旗帜前进的征程中逐渐占据制高点。因此，我们在今后的意识形态工作中，一定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之日起，就是靠共产主义思想同各种敌人斗争的，今后，我们要在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依然要靠共产主义思想，必须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
三、共产主义是一块最重要的试金石
回顾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历程和无数革命先辈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英勇奋斗、壮烈牺牲的光辉岁月，我们不难发现，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一直是检验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试金石。共产主义不仅一直是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也是一个人是否热爱人民、是否坚持真理的试金石，是一块最重要的试金石。
首先，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共青团员，只要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必然坚信共产主义。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以共产主义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这是对共产党员的本质所做的重要界定，是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应该牢记的。而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字也是以共产主义命名的，正如共青团团歌《光荣啊，中国共青团》所唱：“母亲用共产主义为我们命名，我们开创新的世界。”因此，共产主义是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心中最神圣的伟大旗帜，当我们在党旗、团旗下宣誓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火种开始在旧中国熊熊燃烧。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确定的远大目标。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特别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7】（P1059）正是在共产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经过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拼搏，我们不仅建立了新中国，而且使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激发起更多人对共产主义的无比向往。这不仅让我们想起恩格斯的那句话：“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8】（P672）也更深刻理解了他为什么说共产主义是“运动”“事实”，更加坚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而作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更要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其次，在那些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青团员的人中，也有不少人坚信共产主义。虽然有一些人对共产主义存在疑惑，甚至有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更有人对共产主义进行攻击、抹黑和诋毁。但只要你真正热爱人民、坚持真理，愿意去学习马克思主义、了解共产主义，就必然能明白共产主义理想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进而坚信共产主义。一位民主党派的中年企业家曾经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非常排斥，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但是，他又是一位能听进不同意见、愿意坚持真理的人。当他认真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和文章后，就彻底改变了自己以前的想法。一次，某党校的一名教授在一个论坛上极力推崇西方的“普世价值”，认为这才是普遍真理，而共产主义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位企业家马上站了起来，毫不客气地指出，党校教授的观点是错误的，不仅不懂马克思主义，而且不懂科学。因为作为体现历史必然性的普遍真理具有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普遍性，如果把大多数人的认同就等同于历史规律，那么人类社会可能就止步于原始社会了。新制度、新道路的开辟总是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历史潮流应该取决于是否遵循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必然实现是历史潮流，也是普遍真理，而“普世价值”则不是！现场观众对他的话报以热烈掌声，不少人还把他当成了学者。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不少亲友、员工甚至合作伙伴，都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认同共产主义，有的人还成为坚定的信仰者，还有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成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由于某些原因，这位企业家至今还是党外人士，但他无疑是一位坚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而且，这样的人并不是少数。
再者，那些误解、怀疑和否定共产主义的人，绝大部分是因为不了解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个时期，能被称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无上的光荣，雷锋、方志敏、欧阳海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一些党员干部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轻视、忽视甚至漠视意识形态工作，在公开场合不愿讲、不敢讲、不会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也使得媒体上对共产主义的宣传一度减少，偶尔有人出来正面谈共产主义，常常会遭到围攻。很少听到、甚至听不到有人正面谈共产主义，自然使得不少人不了解共产主义，再加上一些人或势力的故意误导，使得不少人稀里糊涂地加入到误解、怀疑和否定共产主义的行列中来。随着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以XJP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尤其是XJP总书记多次理直气壮地畅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号召广大共产党员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并明确指出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努力，等等。这些话让更多的人感到振奋、倍受鼓舞，一些曾经误解、怀疑和否定共产主义的人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错了或被人利用了。大家期盼能有更多的党员干部站出来，像XJP总书记那样旗帜鲜明地宣讲共产主义、做坚信共产主义的楷模。2015年9月11日，XJP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9】这些话坚定有力，引发了更多的人对共产主义的关注和思考，更让不少人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最后，恶意攻击、抹黑和诋毁共产主义的人只是少数，但其影响恶劣、危害巨大。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梳理、剖析那些恶意攻击、抹黑和诋毁共产主义的人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谣言“大V”大都是经常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和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基金会有联系。而且，还有一些营销账号、境外机构等也参与了进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恶意攻击、抹黑和诋毁共产主义的行动是有组织、有策划的，并且有人或机构提供金钱等经济支持。这不禁让我们想起2015年4月9日乌克兰议会通过法案禁止共产主义宣传后，中国国内很快就有人将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等同起来，并借机大肆攻击、抹黑和诋毁共产主义。并且，我们还想到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让很多美国人“谈共色变”，想到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残酷打压，想到美国媒体经常将中国称为“CommunistChina”（“共产主义中国”）而故意给中国贴上“共产主义”标签，想到美国的电视新闻在播出中国领导人去南美访问的新闻时故意放出恐怖的背景音乐并配上深红的“共产主义中国”红旗。……国内外一些人或势力勾结起来，恶意攻击、抹黑和诋毁共产主义，目的就是不让中国人宣扬共产主义并进而将共产主义从中国人的脑海里抹去，最终摧毁中国人的信仰根基。这些人的言行影响恶劣、危害巨大，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依法予以惩处。
更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和警醒的是，恶意攻击、抹黑和诋毁共产主义的人中竟然有一些共产党员，并且有的人还毫不掩饰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共产党员应该“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曾在党旗下庄严宣誓，都应该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应该带头宣扬、努力去实现共产主义。而那些攻击、抹黑和诋毁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影响恶劣、危害巨大，已经不配继续留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内。因此，各级党组织应高度重视，坚决将其清除出党，有关部门应依法对其严肃处理，而决不能放纵。
面临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共产主义不仅是真假共产党人的重要试金石，也是一个人是否热爱人民、是否坚持真理的重要试金石。面对攻击、抹黑和诋毁共产主义的言行，党员、团员、干部应带好头，应该有更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紧密团结在以XJP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高举起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不仅在党政机关大力宣扬共产主义，也要在媒体上、学校内、工厂里、社区中大讲特讲共产主义，号召更多的人自觉学习、坚定信仰共产主义，让更多的人坚信共产主义必将在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中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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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乔木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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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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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XJP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时时铭记事事坚持处处上心以严和实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BE／O】.http：／／news.xinhuanet.com／poitics／2015－09／12／c＿1116543029.htm，2015－09－12／2016－03－20.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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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继东：在立破并举中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局面
继党的十九大做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后，在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XJP总书记再次明确要求，必须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并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这些重要论述，为在立破并举中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局面指明了方向。
1.明确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使命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而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围绕这一中心环节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在新时代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进一步开创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就必须充分认识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的重要性、紧迫性，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来部署和推进。
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我们应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入剖析问题的根源，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科学对策。要做好做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要在学懂弄通做实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要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引导全体人民自觉践行。要大力弘扬时代新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深化新时代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
2.立破并举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这一重要原则，要求我们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不懈用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多措并举努力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
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必须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要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贯穿新闻采集、撰写、编排、发布各个环节，落实到每一名采写人员、编辑人员、审看人员、签发人员身上，层层把关，人人负责。真正把握好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舆论导向，管理好、建设好意识形态阵地。
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不仅要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更要敢于亮剑、敢于斗争，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错误思潮。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压实压紧各级党委（党组）责任，做到任务落实不马虎、阵地管理不懈怠、责任追究不含糊。要旗帜鲜明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批驳谬误，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3.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XJP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理念、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等。今天，我们要在立破并举中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局面，就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要积极主动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变化，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紧盯构建同心圆这个重大使命，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把焦点对准基层、把服务落到实处。要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不讲大话、空话、套话，既努力抓大事又多办实事、好事。公共文化服务等要致力于惠民生、解民忧、造民福，引导广大群众以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眼光认识、把握社会发展大势，动员人民、鼓舞人民、团结人民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努力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坚定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在今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XJP总书记要求广大宣传思想工作者“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坚定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脚力就是自觉践行群众路线，努力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真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积极主动在基层一线深入调研、深入采访的能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近年来，有的宣传思想工作者远离基层和群众。XJP总书记在福建宁德工作时曾批评“部分新闻工作者调查研究不够深入，坐在办公室里想点子，靠简报、会议材料编稿子，有时下乡了，也是‘走马观花’”的现象。（XJP：《摆脱贫困》，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当年，穆青等老一辈宣传思想工作者与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写出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样的传世名篇。今天，增强脚力就是要求广大宣传思想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真正做到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多出来自基层一线的优秀作品。
眼力是面对纷繁复杂的情况时对问题的发现力、辨别力、判断力，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言论、观点、思潮、思想等情况进行准确快速辨识、鉴别，善于发现问题、明辨是非、捕捉亮点、抓住根本的能力。就宣传思想工作来说，注重增强眼力不仅是发现更多好素材、好新闻的必要环节，也是进一步增强敏感性的重要途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洞察问题的本质。这是写出好文章、提炼好思想的重要前提。
脑力是在工作中、学习中、生活中愿思考、勤思考、能思考、善思考并作出准确分析、判断的能力。提高脑力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自觉担负起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自觉把党和国家的理论、路线、方略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相结合，从而推动实践创新、理论创新。
笔力就是写得好、说得好、唱得好、演得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欢看、喜欢听并且深受教育、鼓舞的好作品的能力。脚力、眼力、脑力最终要通过笔力体现出来。要增强笔力，就要求我们心中有好思想、胸中有大格局、手中有好文风、文中有好文采，以富有感染力、凝聚力、引领力的好作品作为最好的武器，来唤起群众、武装群众、激励人民、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集力量。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
祝念峰、王雪凌：2015年思想理论领域的热点问题
2015年，广大理论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XJP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研究阐释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同时，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等领域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理论界展开了讨论和争论，形成了若干热点。
热点一：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了今后五年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举措。思想理论界高度关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并围绕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展开热烈讨论。
学者们高度肯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及其审议通过《建议》的重大意义，认为全会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分析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描绘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冲锋号。
学者们认为，鲜明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取得的最突出的成果，集中体现了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的思路、方向、着力点。这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汲取了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把握了发展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特点，顺应了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新要求，点明了破解发展难题的新路径，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牢固树立并贯彻落实好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要一体坚持、一体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的发展理念的认识要立即调整，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的发展理念的行为要坚决纠正，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的发展理念的做法要彻底摒弃。这样才能更好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才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针对全会首次提出的“共享”理念，学者们认为，这揭示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共享”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坚持共享发展，要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实实在在体现在教育、医疗、就业、扶贫、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坚持共享发展，关键是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热点二：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经提出就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内在逻辑以及实践要求，思想理论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阐释。
学者们强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的治国理政总方略和总战略，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学者们认为，这一战略布局，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深化改革这一发展动力、依法治国这一重要保障、从严治党这一政治保证有机联系、科学统筹起来，明确了新形势下党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总框架、总抓手。
学者们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有机联系、环环相扣的整体，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既统揽全局又突出重点，相互之间密切联系、有机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举措，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源泉、法治保障和政治保证。全面深化改革，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也是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全面依法治国，本身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法治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都需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框架下来进行。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学者们强调，要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有机统一的整体来把握，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协调推进新形势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学者们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是工作布局的重大创新，更是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为此，应当强化问题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研究思考，着力研究和解决“四个全面”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激发全社会的活力，紧紧围绕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热点三：关于学习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XJP同志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出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界认真学习贯彻XJP同志讲话精神，对学习、研究、运用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深入研讨。
学者们认为，当前学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更好地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紧密结合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学习、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学者们强调，在当前实施“十三五”规划、应对我国经济发展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时候，特别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正确分析中国经济的现状和走势。
学者们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在西方错误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各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落后的观点。比如，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计划经济的老祖宗，现在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本质经济学，不能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等，造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日益被“边缘化”。学者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和普遍规律，其科学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是认识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最有效工具。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信，不断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扭转部分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逐步淡化、边缘化的趋势。积极汲取和借鉴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各门学科一切可以借鉴的东西，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努力跟上实践发展的步伐，对实践作出科学解释、给出有用指导，从实践中汲取智慧，实现自身的创新和发展。
热点四：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5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多个场合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话题成为思想理论界研讨的热点。
学者们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XJP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同时也要看到，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含义及推进思路，一些人和媒体仍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比如，有的学者和媒体对XJP同志的讲话断章取义，只提“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基本不提“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有的过度强调供给改革满足需求结构升级需要，而忽略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有的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实行需求紧缩。有的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非简单地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本质上是从政府主导和管理经济彻底转向市场主导和调节经济。有的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搞新的“计划经济”。有的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政府退出，大幅度减少税收。有的认为，供给侧改革是新自由主义的新“马甲”，意味着“中国抛弃凯恩斯主义，拥抱供给学派的政策”。还有的把供给侧改革当成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几乎成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万能良药。
有学者认为，分析宏观经济运动不能只停留在人们能感觉到的市场供求状态，因为市场供求关系不过是宏观经济的外部表现或现象形态。《资本论》依据唯物史观阐释的基本原理揭示出，生产资料所有制对市场供求关系起决定性作用，在宏观经济运动和发展中起着基础的作用。面对宏观经济运动出现的供求严重失衡等现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深入分析供求关系状况的深层次原因特别是制度根源，自觉地着眼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经济的深层决定因素，能动地调节它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适应程度，唯有如此，才能标本兼治地解决市场供求出现的诸多问题。
学者们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要科学划清同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所谓供给学派的原则界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能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必须结合我国实际状况，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按照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需要，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热点五：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学界关注的焦点。2015年，先后出台的《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多数学者能够正确理解和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系列文件精神，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支柱，是我国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强调深化改革不是为了削弱国有企业，而是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制度安全的关键；强调国企改革必须遵循中央文件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及相关规定。但也有不少人质疑、曲解甚至否定中央精神，主张国企改革走私有化道路。比如，有的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私人企业的发展，没有存在的必要；有的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让私人资本（“社会资本”）改造国有企业；一些人和媒体以反所谓“僵尸企业”的名义抹黑国企，甚至公开要求清除大中型国企；有的认为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改革方向相悖等。
学者们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决不能搞私有化；坚持国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正确理解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途径，绝不意味着要做弱做劣做小国有企业，更不是要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一些人希望通过混合所有制经济这种形式，逐步销蚀国有经济；有些地方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国企改革的目标而以定时间、定任务、定工作量和考核指标的方式强力推进，“为混而混”，这些曲解或误解直接干扰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必须明确，混合所有制经济并非所有制的简单拼凑，发展混合所有经济必须在保障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既要鼓励、支持私营资本和国有企业混合，也要鼓励、支持国有资本和私营资本混合。稳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从不同类型企业的功能定位和发展需求出发，需要理念、思路等方面的融合，方式和进度要服从于效果，服务于发展。
学者们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国有资产监督，坚持党的领导与国资监督并重，是国有企业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国有企业产权属性与党组织根本属性，都决定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近年来，虽然在加强国有资产监督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从中央企业巡视发现的问题和一些中央企业发生的腐败案件看，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仍十分严重。有的企业权力寻租盛行，侵吞国有资产，损公肥私；有的企业监督管理缺位，违规决策频发，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有的国有企业负责人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奢侈浪费。必须一手抓国有企业改革，一手抓严惩腐败，从体制机制和纪律规矩上堵塞国有资产流失的漏洞，加快形成全面覆盖、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制约有力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
热点六：关于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讨论
2015年9月7日，《学习时报》全文发表了XJP同志与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的重要讲话。讲话强调：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随后，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思想理论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话题。
学者们高度认同XJP同志的讲话精神，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它是一种理论，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是多年来指引中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思想旗帜。共产主义真实地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不懈奋斗中，而不是虚幻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和空想中，更不是遥不可及或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同时，也有少数人质疑、否定、歪曲和攻击共产主义。比如，有的指责当前坚持共产主义是向“左”转，是要再刮“共产风”，是“向后退”“说空话”；有的称自己被“共产主义”骗了几十年；有的将共产主义曲解为“财产充公”；有的把共产主义简单化为“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等。
学者们指出，当前关于“共产主义”争论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极少数人否定和攻击“共产主义”的目的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资本主义永恒化，实质是否定和反对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学者们强调，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性质的需要，更是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需要。放弃共产主义则意味着放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因此，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不是一个脱离实际和现实的口水战，而是一个涉及大是大非的现实问题。那种用我国在前进中所遇到的挫折或某些社会问题来歪曲、否定共产主义的言论值得警惕。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
学者们认为，正确阐释“共产主义”是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迫切需要。近些年来，由于多种原因，尤其受极少数人所抛出的种种所谓“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的影响，不少人包括少数党员干部和部分青年学生对共产主义缺乏科学的认识，没有深入的理解和认知，因此就谈不上真正地信仰共产主义。只有运用唯物史观正确阐释共产主义的本质内涵，坚决回击、批判“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澄清对共产主义的各种错误理解，才能引导人们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热点七：关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者们着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中国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充分体现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主题，展示了我国维护和平正义的国际形象，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但也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言论和问题：一是有的片面强调抗日战争是从1937年开始，只讲8年抗战，而不承认是14年抗战，抹杀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大旗的历史事实。二是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作用，散布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中共利用抗战“坐大”的言论，宣扬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三是片面强调欧洲战场的突出意义，片面强调美国、苏联在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进程中的作用，忽视甚至抹杀中国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有的学者甚至宣称“如果不是美国、苏联帮助，中国早就亡国了，根本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四是编造历史来拔高、美化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比如，有的引用蒋介石日记中骂日本人的话，称其准备与倭寇决一死战，并预留遗嘱，其抗战决心是壮烈的；有的把蒋介石集团和日本的和谈美化成为了延缓日军进攻。五是攻击诋毁狼牙山五壮士等抗日英雄，同时为抗日期间的汉奸、反动派翻案。比如，有人否认赵一曼、杨靖宇、王二小等抗日英雄，有人攻击、诋毁狼牙山五壮士，有人以汪精卫投降日本后曾在诗中哭天抹泪表示忧国为证据颠覆其汉奸形象，还有人为陈公博、周佛海等汉奸及戴笠、张灵甫等反动派翻案，呼吁为其恢复名誉。
学者们强调，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贡献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战的重要地位，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少数人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来放大二者在抗战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否定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学者们强调，把历史事件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历史。
针对错误言论，学者们建议，要坚持唯物史观、把握正确导向、加强舆论引导，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用史实揭穿歪曲抗战的谎言。要从总体上把握局部抗战和全国性抗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重大关系，既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又要研究九一八事变以后14年抗战的历史；既客观准确介绍正面战场作用，又如实反映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既充分宣传各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宝贵贡献，又突出宣传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和付出的巨大牺牲，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警醒世人时刻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歪曲甚至美化其侵略历史的企图，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果和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
热点八：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2015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继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和敏感历史节点大做文章，表现异常活跃，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仍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任务。
不少学者反映，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越来越信息化。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言论积极抢占网络新媒体舆论阵地，呈现出“渗透加速，谣言开路；歪曲历史，诋毁英烈”的特点。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微博AAA等新媒体，越来越深度地介入渗透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网民群体。与此同时，历史虚无主义还吸收了许多“时尚元素”，借用时尚的社会话题，贯以“创新”之名，巧妙包装，借助娱乐化方式渗入多个领域。这一特征使得历史虚无主义用荒诞不经遮蔽历史真相，以虚无颓废亵渎崇高悲壮，用抽象的人性抹杀善恶的区别，用所谓的“温情”改良消解革命的正当性，在戏说、恶搞中达到了哗众取宠的效果。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有学者指出，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已跳出历史领域，正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领域蔓延，与其他错误思潮合流。比如，历史虚无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相呼应，竭力夸大国有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贬低国有企业在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历史作用，意在为私有化制造舆论。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一边宣扬全面私有化、彻底市场化、完全自由化，一边大弹历史虚无主义歪调，他们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开始，进而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从攻击党和国家领袖开始，到全面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学者指出，从根本上看，这两种思潮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都是少数西方国家推行全球霸权战略的理论工具，它们分别从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瓦解社会主义政权，其哲学基础都是唯心主义，其理论出发点都是鼓吹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因此，彻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
学者们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政治思潮，其根本目的是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学者们建议，要从政治高度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严重危害，严肃对待和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根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本质特征，既要一如既往地运用唯物史观的“批判的武器”，更要积极地把理论研究的成果转化为贴近大众、引导大众的作品；既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上的强大功能，也要强化阵地意识，加强对媒体以及出版、文艺作品生产的管理；既要鼓励、保护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亮剑，也要发挥民间正能量群体的作用；既要重视思想教育，又要坚持依法治理；既要积极应战、主动出击，又要精心设置议题，不断提高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和水平。
热点九：关于互联网治理
2015年12月16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开幕，XJP同志出席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出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应该坚持的“四项原则”（即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和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即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学界围绕乌镇峰会和互联网治理的有关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一是关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学者们高度肯定XJP同志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主旨演讲，认为讲话直面世界互联网发展的共同问题，全面阐述了中国关于网络空间发展和安全的基本立场，展示了中国对网络空间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思考，成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学者们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学者们表示，中国是网络空间大国，在参与网络全球治理中，中国兼具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的双重重要身份，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学者们认为，中国参与国际网络治理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要大力发展网络核心技术，二要增强国际网络秩序规范制定上的外交能力，三要加强在网络领域价值观问题的研究。
二是关于网络经济创新发展。2015年，“互联网＋”在党和政府文件中多次出现，互联网经济创新发展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接入互联网以来，催生了许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创造了上千万就业创业岗位，加速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正强力改变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面貌。学者们强调，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开拓发展新境界。中国正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中国人民，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学者们指出，网络经济创新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但也必须看到，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也存在着规则缺失、泡沫过大、网络欺诈行为频发等安全隐患，应深入开展网络经济创新发展研究，加强国家对网络经济创新发展的宏观指导。
三是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学者们强调，加强国内互联网治理要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2015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网络生态进一步好转，网络空间日渐清朗。但同时也要看到，网上意识形态交锋仍然激烈。比如，一些人和网络媒体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切问题，制造各种谣言，放大社会矛盾，煽动群众不满情绪；境外敌对势力插手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程度不断加深，一批背景复杂、整天抹黑煽动的反体制网络“大V”，与境外敌对势力遥相呼应，目标直指国家政权；一些网络黑恶势力正在形成组织化、集团化态势，对正能量网民进行人肉搜索、造谣诋毁，开展定向“狙击”“猎杀”，甚至线下威胁殴打，妄图阻滞网络正面声音。学者们建议，要高度重视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加快推进网络立法，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要主动设置议题，勇于发声、善于发声，抢占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要严防“破窗效应”，严厉法律追究。对用心险恶的话题，应该露头就打，不能任其坐大。对于那些煽动群众对抗党和政府、丑化党和国家历史的各类媒体推手必须依法处置。
热点十：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全球治理
2015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了丰硕成果和重大进展。围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等热点问题，学界展开深入研讨。
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2015年，中国在重视周边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同时，把大国外交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通过XJP同志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对英国进行专访等一系列的大国外交，稳定了中美关系，加强了中俄关系，提升了中英关系。学者们强调，在当前地区冲突加剧、国际协调不足的背景下，中美、中俄、中英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对处理21世纪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学者们认为，XJP同志在多场重大国际活动和国际会议上深入阐释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深刻意义和丰富内涵，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既摈弃强权政治，又不以输出价值观为使命，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关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无论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等国内会议上，还是在博鳌亚洲论坛、联合国系列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等国际活动上，XJP同志都多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并在乌镇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延展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学者们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超越了西方的联盟体系、霸权体系，关心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与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天下情怀一脉相承，展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东方智慧，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中国气派。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亲诚惠容的中国周边外交理念，还是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抑或是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无不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是中国诚心实意谋求和平发展的诉求，表达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愿望。
关于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2015年，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多边双边合作，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契合全球发展和各国发展的实际。
学者们指出，当今世界，多数有关全球治理的机制和规则都是在二战及冷战结束后建立的，是当时世界形势的产物，但明显滞后于今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现实，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新的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充分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使世界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享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XJP同志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命题一脉相承。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在融入现有国际秩序的同时，要积极参与推动改变不合理尤其是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全球治理格局和体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