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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密切联系群众
X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们X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X区别于其他政X的显著标志。1945年4月,毛泽东在X的七大上,把我们X形成的优良作风精辟地概括为“X的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其中,毛泽东在X的长期革命建设实践中对X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毛泽东结合X开展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具体情况,精辟地概括出X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始终重视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坚持和贯彻这种作风,并结合实践加以丰富和发展。
参加革命初期,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初步认识到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作用。早在1919年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就鲜明地提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他深入调研基层民众生活,到湖南开展考察工作,与农民、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听报告获取资料,在此基础上于1927年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答复当时X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其中就提及唤起民众、组织群众的思想。在红军建设问题上,毛泽东阐明红军是执行革命的ZZ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任务“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还要负担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任务,离开这些目标和任务,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针对一段时期内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也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必须包含“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联系群众,X依靠干部和领袖“联系X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共产X的干部政策也要考虑“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的标准,并对共产X员提出具体要求,指出共产X员就应该坚持正确的原则用以“巩固X和群众的联系”,要“关心X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在革命奋斗历程中,共产X员应该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毛泽东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和巩固,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不能离开争取群众的努力,因此要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在X的七大上,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我们的任务和政策,对中国共产X应该具有并已经形成的工作作风作出了精辟的概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X,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并指出,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共产X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X的一个显著标志。毛泽东关于X的三大作风的概括和阐述,对X的作风建设理论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引发社会巨大反响。《新华日报》发表的读者来信中说,“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从重庆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也谈到“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以种子和土地比喻共产X人和人民的关系,指出所有到前方去的同志都要做好准备,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搞好和群众的关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同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他科学预见了东北斗争的艰苦性,认为X在东北的任务是在距离国民X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发动群众、积蓄力量。针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和任务,毛泽东指出干部初到东北,必须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下决心和东北人民打成一片”,并从人民群众中培养出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1947年12月,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是X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此时,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达到一个转折点的历史时刻,毛泽东起草的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纲领性文件,是在X宣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庄严目标下提出来的。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面对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和困难,“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就能够超越障碍、战胜困难,“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丰富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毛泽东一贯重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指出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