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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工作与学术研究是统一的”——历史学家刘大年的治学之道
学人小传
刘大年（1915—1999年），历史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等。著有《美国侵华史》《中国近代史诸问题》《评近代经学》《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等。
刘大年曾谈到对自己的评价：“我的过去，第一，是革命的一个参加者。抗日战争的发生，受爱国思想支配走上前线，是无数知识分子走过的共同道路。这没有什么可说的。第二，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者、宣传者，通过研究历史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是职业上的分工。革命工作与学术研究是统一的。”民族精神是他学术工作的主线。
研究学问，关键在人的追求、奋斗
刘大年说：“研究学问和从事革命事业中的任何其他工作一样，要取得相当成绩，环境当然有关，关键在人的追求、奋斗。”他的很多论著，视野开阔，具有极强的跨文化阐释能力，能够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这与他不论环境如何变换，都能够坚持阅读、学习，保持博大的胸怀对待学术争论，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融通各种优秀学术成果密切相关。
1953年，刘大年开始筹备《历史研究》的创刊，后担任副主编。该刊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历史研究〉的创刊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一文中，刘大年在分析毛泽东首先在历史学问题上提出“百家争鸣”方针的背景时说：“郭沫若和范文澜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他们对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主张不同。他们的书在读者中又都很有影响……古代史争论很大，却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加强领导，有明确的方针。”他认为“双百方针”是国内ZZ形势稳定，国内外科学、文化争论的全面、积极的反映。刘大年指出，学术争论的风气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有力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历史是由人民群众、物质资料生产者决定的”
刘大年史学思想的核心是历史学如何成为科学。他认为历史类比、历史映射根本不是历史学，也不能把历史学当作解释ZZ任务的工具。刘大年反对“历史不存在一定的客观对象”的极端观点和“凡属过去的一切全部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的空泛主张，并对“历史上某些事物、领域或某种状况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等观点进行了辩证分析。他提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与一定的生产力相联系的、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系及其运动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