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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面临的生物安全风险及治理之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指出，“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提升国家生态安全风险研判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应对和处置能力，形成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生态安全防护体系”。新一轮生物科技变革及其与人类社会互动衍生的生物安全问题，已经逐渐触及人类安全观念和现代文明的内源性危机或挑战。因此，全面提升国家生物安全能力、优化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不仅是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也是对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我国生物安全治理面临的风险挑战
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威胁之一。近年来，全球生物安全问题愈加突出，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不断发生，生物技术谬用风险加大，生物安全治理形势日益严峻。
首先，传统生物安全问题和新型生物安全风险相互叠加。当前，国际生物安全风险日益突出，生物安全呈现复杂化、多样化特点。近20年来，全球出现数十种新发传染病，随着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和微生物组等技术的迅速发展，技术门槛不断降低，生物技术误用、谬用、滥用风险剧增。一些生物技术，比如基因编辑由于技术操作简便、易于应用，通过对遗传物质进行改造或修饰，可能造成基因功能的缺失或增强，甚至突破医学治疗界限，为人类健康带来风险隐患。生物技术滥用谬用也可能带来生命伦理道德安全隐患，利用生物技术从事人体基因和人体胚胎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违背社会基本伦理规范和科学道德。
其次，境外生物威胁和内部生物风险交织并存。一方面，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安全存在一定风险。例如，合成生物具有自我复制能力，通过和其他生物相互影响，造成自然资源基因库污染，从而影响生态系统平衡。同时，转基因抗虫作物的大规模种植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农药的使用需求，生物纳米粒子具有生态毒性和不可降解性，释放后可能对周围生物和环境安全造成威胁。此外，基因改造、基因驱动等技术可以改变物种的遗传基因，经人工改造的基因驱动可以实现目标基因在种群中扩散，或者抑制有害物种扩散，但也可能通过基因漂移或渐渗到目标地理范围外的近缘种，引发外来物种入侵，导致遗传多样性丧失，甚至种群瓦解。目前，我国已发现